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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傳 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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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是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书,作者是吴晗。本书讲述了明太祖朱元璋从一名贫穷放牛娃,经过自身努力奋斗,最终创立明朝,成为明太祖的传奇一生。
1948年写定的版本,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在他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本书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而吴晗的《朱元璋传》却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显然没有贯彻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 [1] 
吴晗(1909~1969)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因此与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代表作有《朱元璋传》,先后写作四稿,投入了毕生精力,是明史研究的权威经典之作。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章立凡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札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作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1949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最广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札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廷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轶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其间,从上到下最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二十世纪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络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须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或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务。
2008年7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从乞丐到皇帝
吴晗毕生心血的经典之作,明朝历史读物的最佳选择,帝王传记的巅峰巨制
毛泽东主席亲自披阅与提奖,终成不朽名著
这是目前市面唯一的解放前吴晗写定,毛主席阅读并提出修订意见的版本,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在他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本书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它0世纪四大传记之首,对朱元璋这个创立大明霸业的封建帝王的多疑、猜忌、阴冷、狡猾、老谋深算的性格的刻画无人能及。看了本书就能明白朱元璋是怎样由一个乞丐成为皇帝的。朱元璋的聪明、毅力、手段及手腕让你既惊叹又惋惜,对他反腐的坚决及勤政爱民的一生充满敬意,但对他的极权、残暴又很痛恨。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人。
本书还配有反映明代政治军事生活的图片,有助于对明代政治生活的理解,给您精美大气及权威经典的双重享受。
毛主席写给吴晗(字辰伯)的信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统一中国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在位期间实行特务政治,大兴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此书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中国士大夫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结果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
——章立凡
吴晗和《朱元璋传》
-苏双碧
吴晗写成1949年版的《朱元璋传》是有个过程的。1944年,吴晗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和发泄政治上的愤懑曾写成《由僧钵到皇权》一书,交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由潘公展、印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又决定收入此稿,书名叫《明太祖》。吴晗以为一书两名不好,就让夫人袁震写成《明太祖》一书,交《胜利出版社》,并嘱以袁震署名出版,结果出版社以已登广告为名,仍用原书稿原书原名出版。《由僧钵到皇权》写作时由于当时时局动荡,生活不安定,可供参考的史料有限,科学分析也很不够。书出版后,吴晗总感到心有负疚,他说:"个人感情上对前两本书实在太坏,简直是痛恨。"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重新写一本《朱元璋传》。1946年从昆明回到北平之后,就着手写作《朱元璋传》。
1948年吴晗到石家庄解放区,曾把《朱元璋传》稿本呈送毛泽东。百忙当中的毛泽东认真地读了《朱元璋传》稿本,并两次和吴晗晤谈,最后还就对此书的意见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吴晗。主要提了这么两条意见:其一,吴晗认为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功成不居,革命成功之后"回到人民中间去了",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彭莹玉这样坚强的领导者,不应有回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第二,毛泽东认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平心而论,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引起毛泽东如此关注,在毛泽东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吴晗十分感激毛泽东对他写作《朱元璋传》的关心,并"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吴晗并由此引伸出自己犯了"超阶级观点"的错误,以此来鞭策自己。其实,彭莹玉的归宿问题不过是个史料问题,史料发现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毛泽东所指有关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方法论的问题,则主要是指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这一点,吴晗似乎并没有真正领会到。他在重新修改《朱元璋传》时,十分注意史料运用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来修改《朱元璋传》。
朱元璋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又是维持二百多年统治的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作为这场革命的领袖,关注史家对朱元璋的评价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在评价历史人物上,政治家和学者立足点往往是不同的,政治家注重的是对现实的得失和影响,学者注意的是史料的准确和科学的分析。所以,作为史学家吴晗,更多地是忠于史实,按照史料分析,来评价朱元璋。《朱元璋传》较真实地描写了朱元璋年轻时候的苦难生活。他从家乡闹灾,得了瘟疫,弄得家破人亡,到走投无路,当了和尚,过着极端贫困、低下的苦难生活,终于被逼上梁山,走上了农民革命战争的道路。时势造英雄,朱元璋能够成为元末农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代表,正是他亲身体察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驾驭了解决这两大矛盾的手段,他才能从一个农民军中的普通士兵比较顺利地升到大元帅。吴晗生动而简要地描写了朱元璋的成长过程,特别是朱元璋的机智、勇敢,以及过人的谋略、深厚的群众基础,说明朱元璋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朱元璋传》充分肯定了朱元璋在推翻蒙古和色目人的残酷统治,作出的重大贡献。
当然,对朱元璋的评价,重点应是在他成了明皇朝的开国皇帝之后的种种表现。由于朱元璋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对于元末封建政权的腐败,以及人民群众以什么样的方式起而反对元王朝,他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他在取得政权之后,主要精力便是放在巩固政权和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上。对于这些问题《朱元璋传》都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辩证的分析。
其一,关于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急速医治历经劫难的社会创伤。朱元璋采取减免赋税,清丈田亩,与民屯田,开垦荒地,以及兴修水利,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凡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免征三年。
朱元璋防止群众造反的另一措施,就是下令取缔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认为这些都是"左道惑众",为首者斩。吴晗指出: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所标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朱元璋深知这类预言富有鼓动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弥勒教获得成功的,因而也决不允许别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他的统治。有人指责朱元璋背叛白莲教,吴晗却认为,明封建王朝用严刑取缔压制秘密宗教,目的却是维护、巩固明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是说,朱元璋取缔"邪教"是无可非议的,是巩固政权的需要。
其二,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是巩固统治基础的重要手段。吴晗认为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朱元璋让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一面又指责富民多豪强,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迁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势力。同时,通过田地和户口的普查,制定了鱼鳞图册和黄册,颁布了租税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户口通过登记固定下来,皇朝从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三,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无限加强。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他对贪官污吏采取严刑惩治的办法。他说,过去在民间,见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对"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此,制定了很严厉的法律。朱元璋痛斥这些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应该承认,在朱元璋执政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较清正的。
朱元璋搞封建集权,除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外,其中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吴晗指出,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掌握,"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诛杀胡惟庸对朱元璋搞封建集权有重要意义,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至于胡惟庸是否罪必当诛,这并不重要。所以《朱元璋传》非常明白地指出:"所谓胡惟庸私通日本,串通李善长谋反等罪名全查无实据。"
为了搞封建集权,朱元璋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手段。诛杀胡惟庸之后,又以谋反罪诛杀大将蓝玉,两案被牵涉其中的达数万人之多,几乎把明初的功臣都杀光了。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许多政绩为史家所称许,但诛杀功臣一事却为历史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页。吴晗在写了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和蓝玉之后,又绘声绘色地写了这么一段话:"不但列将依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臣功报予极大不满。
特务统治是朱元璋搞封建集权的另一重要手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朱元璋搞特务统治是最突出的。吴晗在《朱元璋传》中生动地描绘了朱元璋的特务足迹"无处不到"的情况。其中有这么一段:"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元璋对他说:'昨日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汗,磕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朱元璋目的是利用特务网在大臣中构成一种威慑力量,使他们不敢背着他干有损于皇权的事。朱元璋的特务网是由检校和锦衣卫组成的,检校是朱元璋专设的特务人员,任务是"专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最著名的特务头子高见贤等人,专门搜集和告发人家稳私的勾当,使官员人心自危,都很害怕他们。朱元璋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确实,在高见贤等人得势时,就连朱元璋亲信的元勋李善长也怕他们,日夜提心吊胆。当然,特务统治名声不大好,加上大小特务假借皇威作恶多端,特别是后来迁都北京,演化成东厂,成为明皇朝黑暗势力的一角,遗臭于后代。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吴晗在斥责了朱元璋的特务统治之后,同时对朱元璋使用特务统治加强封建集权,作了颇有见地的评价:"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须的监督工作。差不多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斗争,朱元璋和他的助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
至于文字狱,《朱元璋传》见解也有独到之处。吴晗认为这种历史现象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引起的。"是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文人对新兴皇朝臣属关系的斗争。他们的阶级立场很坚定,认为造反的穷苦农民怎能作皇帝,对地主进行统治,因而拒绝和新朝合作。"贵溪儒士夏伯启,苏州文人姚润、王谟都拒绝和新皇朝合作,宁死不为新朝效劳。朱元璋兴文字狱惩处这些对新朝抱敌对态度的人是情有可原的:从历史的进程看,朱元璋推翻腐败的元王朝,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拒绝合作的地主阶级文人,就其立场和态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至于朱元璋用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来兴文字狱,把这场本来是新旧势力的斗争,演变成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戮大批知识分子,那又暴露出朱元璋残暴的一面。吴晗指出: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读各种体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作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造成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浩劫,这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政权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建树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他用了无数的功臣、无辜的文人、官吏、百姓的血来巩固他的政权。《朱元璋传》对这段历史作了这样的概括性的描述:"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生、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这样分析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手段是比较客观的,对朱元璋采取过多的指责和不加分析的美化,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一章 小流氓/001
一 小沙弥/002
一 游方僧/002
三 逼上梁山/002
第二章 红军大帅/001
一 小亲兵/002
一 小军官/002
三 大元帅、大丞相 /002
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001
一 鄱阳湖决战/002
二 取东吴/002
三 南征北伐/002
第四章 大皇帝的统治术/001
一 大明帝国和明教/002
二 农民被出卖了/002
三 新官僚养成所/002
四 皇权的轮子—军队/002
五 皇权的轮子—新官僚机构/002
六 建都和国防/002
七 大一统和分化政策/002
第五章 恐怖政治/001
一 大屠杀/002
二 文字狱/002
三 特务网/002
四 皇权的极峰/002
第六章 家庭生活/001
一 马皇后/002
二 皇子皇孙/002
三 教养和性格/002
四 晚年的悲哀/002
附录 朱元璋年表/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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