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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亡唐兴七十年》作者:蔡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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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序

  关公战秦琼

  没错,单凭这种极不规范的书名你就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本非驴非马、能将学院里一派端庄的老先生气得吐血的关公战秦琼式的书。

  “你在唐朝我在汉,你我交战为哪般?”相声里的人物都如此这般发问了,笔者就是再“无知者无畏”吧,也决然不敢拿历史当玩笑。更何况前几年戏说成风,有关影视剧乃至图书都已经臭了街,这才有了新一轮捧着正史正襟危坐的“正说”之风。

  物极必反,一切发生了的都是该发生的。

  但仅仅正说就够了吗?如果我们真的只是置身事外,就故事讲故事,就人物说人物,除了能满足一点好奇心外,也依然是所获不多。

  在如今这个物质空前丰富、科技空前进步、信息空前发达、每一天都日新月异的时代,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对过去的人物和事情抱有那么大的兴趣,就是因为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人们明白,历史和我们其实是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的。我们的昨天决定了我们的今天,甚至还要影响到明天。哪怕真的已经“幸福像花儿一样”了,现代人血管里奔腾的,哪里真的完全就是全新的、不带一点昔日印痕的红、白血球和血小板?现代的DNA检测可是能通过从我们身上抽出的血,将我们压根儿就没见过面的老祖宗描绘得八九不离十呢!

  所以,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在关心我们自己。

  读书的乐趣全在于琢磨。古人爱说“功夫在诗外”,其实,不但作诗如此,读诗读史读书莫不如此。之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比前人强,是因为前人的肩膀垫起了我们。

  如果在读史时再加以对照和比较,那就更是乐趣多多收获多多。

  这本书就是如此情境下的产物,主要目的是想对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和唐太宗作一番带有实验性质的拼贴比较。道理既简单又充分,同时还很有趣。因为不管是在正统的官修史书还是在偏爱信马由缰的民间野史中,他们都是形同水火、判若云泥。尽管同是名垂史册,却分别作为坏皇帝和好皇帝的样板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甚至就是唐太宗自己,也动不动就以“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来说事儿,有意无意提醒人们注意自己和隋炀帝的区别。这当然没错,尽管都是皇帝,也尽管两人还是亲戚——隋炀帝是唐太宗之父李渊的表弟,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表叔——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或万世唾骂,或千秋颂扬,这可是马虎不得。只是过犹不及,一个人若是总忘不了撇清在外人看来原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也就多多少少有了种欲盖弥彰的尴尬。

  好皇帝李世民没法儿不尴尬。

  曾是大隋第二代帝王的杨广,死后被大唐君臣追谥为“炀”。这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评价了。《谥法》是这样解释的:“好内远礼曰炀,逆天虐民曰炀。”“炀”,就是既昏庸又残暴的意思。这本身又成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炀”字作为一个糟到不能再糟的谥号,本是隋炀帝自己最早发现,并加之于陈后主这样贪图女色、醉生梦死、毫无建树的亡国之君的。加给别人的谥号转眼间又成了别人加给自己的谥号,杨广若地下有知,还能说些什么呢?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取代大隋而崛起雄立的大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前朝君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隋炀帝的恶名遗臭万年。

  这时候的李世民是坦然的,因为他还只是父皇李渊册封的秦王。

  后来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那当然是在李世民自己也当了皇帝之后。

  汉承秦制,隋唐一家,这原本没什么好说,但这却成了唐太宗李世民自己的心病,尤其是当他回首往昔,检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帝王宝座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因为那竟是一段和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隋炀帝杨广大同小异的喋血之路!

  他们都是老二。次不当立,都是靠阴谋手段篡位坐上龙椅的。

  为了那把椅子,杨广弑父屠兄囚弟。

  为了那把椅子,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

  为了那把椅子,早在还是晋王的时候,杨广就在经略江都的过程中,结党营私大肆活动,刻意培植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

  为了那把椅子,李世民也早在还是秦王的时候,就一边组成了自己的智囊团,一边罗致了大批武将,为日后发难未雨绸缪。

  他们都是王朝的第二代君王,也都文武双全,身兼创守,功业卓著,声名远播。

  他们都早慧聪明,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在辞赋文章方面都是高手。

  他们都想建立不世功业,成为千古一帝。

  甚至就连他们的寿命也差不多,杨广活了五十岁,李世民活了五十二岁。

  ……

  两人如此相似,怪不得后人评价说两人就像是对方的影子。

  但结果却是,一个成了著名的暴君,遗臭万年;一个成了著名的圣王,流芳千古。

  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隋亡唐兴,从杨广的大业到李世民的贞观,也不过一代人几十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何以会出现两个既惊人相似又反差极大、好坏都达于极致而堪称“样板”——好样板与坏样板——的皇帝?

  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就是为解答这个疑问,才有了这本将两个朝代、两代父子放在一起评头论足说长道短的书。因为没有面面俱到的企图,也就没有正襟危坐按部就班,而是采取了一种剪贴拼图的写作方式,叙述上也显得跳跃不定,所以就有了那样一个不无拗口的副标题。如此写法为的只是方便比较及显示效果,并不全是为了标新立异。

  但愿读者能喜欢。

  愿识者有以教我。

  第一章 杨隋李唐:两个王朝的建立

  开皇之前——麻秆打狼两头怕——昏君暴死国丈乐——挟天子以令诸侯——大隋是这样诞生的——李渊其人——韬光养晦——审时度势,举兵晋阳——“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老调重弹成新曲

  开皇之前

  开皇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一个年号,用了二十年,开皇元年也就是公元581年。

  在这之前,杨坚的身份还是承袭父爵的隋国公、北周太子宇文赟的老丈人。随着北周武帝逝世,太子即位成为周宣帝,身为太子妃的女儿杨丽华顺理成章被立为皇后,杨坚因此由大将军之上的柱国晋位上柱国,从南兖州总管任上调回京师任大司马。紧接着,又成为宣帝新设的位在百官之上的四辅官之一的大后丞;刚过半年,再跃升为大前疑,成为四辅官之首。这时候的杨坚还不到四十岁,可谓是恩宠连连飞黄腾达,但杨坚自己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对那个当了皇帝的宝贝女婿,杨坚是既反感又蔑视,但因为在南北朝众多荒淫暴君中,宣帝的凶悍实在名列前茅,让他心惊肉跳,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微妙又紧张。甚至皇后杨丽华与皇帝的关系也是这样。

  早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宇文赟就是个不务正业刚愎自用的纨绔子弟,武帝生前对其颇不放心,但由于其他诸子或年幼或更加不才(例如次子宇文赞),现在的太子哪怕是摊狗屎也得硬往墙上糊。因为将来要托付大任,所以武帝对太子管束极严,痛加捶打的事情时有发生。除了精挑细选太子身边辅臣之外,他还派人在东宫记录太子言行,逐月奏闻。在如此管束之下,太子不得不在人前装模作样,“矫情修饰”,内心却咬牙切齿,巴不得老皇上早日升天。

  北周武帝是公元578年年中,在征伐北齐的路上一病不起、赍志而殁的。这边老皇上刚咽气,那边即位的宣帝就抚摸着被父皇教训留下的杖痕,冲进殡宫,大骂其父死得太迟,当晚就在其父后宫撒野逞泼为所欲为。

  接下来就是改元建号,先叫“大成”。可宣帝真正的爱好在于声色犬马,既想独裁,又不耐烦处理日常政务,不到一年,就将皇位交给七岁幼子(是为静帝),改元“大象”,自己二十岁就自称天元皇帝,当起太上皇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好像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新皇即位,首要的大事就是去掉那些自己看不惯的老家伙,安插自己的心腹。自称天元皇帝的宇文赟更是变本加厉,对武帝朝的重臣大开杀戒,腾出的位子则由自己的亲狎侍从出任。一时间搞得满朝文武惶惶不可终日,大家都开始重找靠山另谋出路。

  杨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升再升,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明星的。也许是在武帝朝中窝憋太久的缘故,眼看着自己的女婿皇帝挥舞屠刀,将那些前朝重臣诛杀殆尽,早有不臣之心的杨坚刚开始还窃喜不已,以为自己可以从容进行政治布局。一次在和自己的亲信交谈时,他曾这样说道:“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

  但杨坚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原因在于天元皇帝虽然没有政治远见,不懂得积德树恩邀买人心,但在铲除异己方面却目光如炬不择手段,只要一发现谁的势力坐大,就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似乎也不能全怪天元皇帝心黑手辣,因为有了变魏为周、功勋殊伟,同时又骄横跋扈、视皇上为手中玩物的权臣宇文护的教训,北周的皇帝对权臣的出现都非常警惕,天元皇帝只不过行事更坚决,目光更敏锐罢了。即位之后,他一方面把武帝朝掌握实权的大臣尽加清除,同时命令宗室亲王各就封国赴任,以免留下隐患;另一方面则重用身边那些无资历威望也不见有什么能力的人,以便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即使如此,天元皇帝还不放心,经常派人秘密查访,将朝臣的言行举止一一记录奏报,略不顺眼,辄加其罪,甚至对大臣鞭笞捶挞,号称“天杖”,每次行杖,起码是百二十下,朝臣几乎无人幸免,直打得“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

  对颇具实力的老丈人杨坚,天元皇帝自然是不能掉以轻心。“必族灭尔家!”他就是这样在自己的皇后杨丽华面前发誓的。那是大象二年(580)五月的一天,天元皇帝和杨皇后生气,气冲冲地说完这句话后,就派人召杨坚入宫,并吩咐左右,只要杨坚神色有异,立刻就将他砍了。那一次杨坚举止合礼,神情自若,所以脑袋也就还长在自己脖子上。

  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杨坚躲得了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麻秆打狼两头怕

  其实,杨坚的日子从来就不好过——如果不说是越来越难过的话。

  身逢乱世,父亲杨忠是真刀真枪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大将军。杨坚出世的时候,父亲是西魏云州刺史、大都督。由于当时战事频仍,同时也是为了祈求神明保佑,杨忠夫妇像当时许多笃信佛教的王公贵族一样,辟出自家宅院一部改作佛寺,将小杨坚交给一个法名叫智仙的尼姑抚养。杨坚就这样又有了个小名——那罗延,在佛典里是护法金刚、大力金刚的意思。一直到十三岁,被认为是金刚转世的杨坚进入当时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太学学习。同年,他又被辟为功曹,由此踏上仕途。

  我们的社会从来都是官本位,也从来都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而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制度更是赤裸裸地对此来了一次集大成。由于出身的原因,加之又是赫赫有名的上柱国、大司马独孤信的乘龙快婿,在太学未满一年,杨坚就因父亲平定江陵的军功,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勋官,封成纪县公。第二年又升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衔。在当时的勋级表中,这已经是最高的九命一级——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一品。不知是不是自惭于自己的外族身份,当时的统治者刻意仿古,中枢官制用《周礼》六官之制,设“三公”、“三孤”、“六卿”及上中下“大夫”、上中下“士”。又定“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具体地说,就是将“命”与“品”结合,品高命多,以一品为九命,九品为一命。

  话扯远了,继续说杨坚。

  少年得志,仕途顺畅如此,杨坚该是一路春风得意吧?否。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实在是波诡云谲,稍不留神就会站错队,导致身败名裂或身首异处,所以夹在皇上与权臣之间的杨家父子小心翼翼不偏不倚,这才得以度过了一次次危机——

  对杨忠来说是亲家、对杨坚来说是岳丈的独孤信,被罢官后又被迫自尽,与他们无涉;

  朝臣李植等人密谋诛杀宇文护归政孝闵帝,结果事泄,连孝闵帝本人也难逃一死,这样的惊天大案也与他们无关。

  有过这样一件事:独孤信自尽之后,把持朝政的权臣宇文护任命杨坚为掌管皇宫宿卫的小宫伯。按官制,小宫伯是宫伯的副职,都隶属于天官大冢宰,而当时担任大冢宰的正是宇文护本人。对宇文护来说,此番任命颇有一石二鸟之效:既可安插亲信监视宫中,又可拉拢杨氏家族。送上门的官自然是要当的,但如何当则另有学问。杨坚特意就此事和父亲商量,老谋深算的杨忠沉吟半晌,建议儿子最好还是与宇文护若即若离,理由也是现成的:“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

  家常话说出了大道理,杨坚心领神会遵行不误。宇文护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暗中窥测,甚至屡次派术士去给杨坚看相,一旦抓住破绽,就要来个猛虎扑食。把柄没有抓着,但杨坚却被冷冻在起家的官职上,整整八年没有变化。

  后来武帝计除宇文护夺回权柄,但杨坚依然没有摆脱被猜忌的命运。深受权臣之害的武帝哪怕就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也不能不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权臣百倍警惕。更何况关于杨坚“相貌非常”、“恐非人下”的议论不断地吹进耳边,以至于他也像当初的宇文护一样,屡次派术士察看杨坚究竟有无反相。

  现在又是暴虐昏聩、治国才情远不及乃父的天元皇帝当家,杨坚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麻秆打狼两头怕,就是对当时君臣关系最形象的描述。

  果然,曾经有过的血光之灾又一次逼近在杨坚面前,起因还是与皇后杨丽华有关。

  按规制,皇帝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但正宫皇后只能有一位,以为国母,以御后宫。但整个南北朝时期荒淫暴君数不胜数,不仅政治一片黑暗混乱,对人类伦理底线的践踏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才有了今日看来无异于动物世界的光怪陆离秽气弥天。为了不污人眼目,让我们剪断截说——

  天元时代,皇宫大内居然同时有五位皇后,整个后宫制度给搅得一塌糊涂。

  杨丽华是天元皇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妃,太子即位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后。

  早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天元皇帝就与一个大他十来岁的宫女生下了后来的静帝,登上皇位后,那宫女母以子贵,被封为天元帝后。

  天元皇帝后来又四下搜括美女,先后立了两位皇后。

  最后一位皇后尉迟氏其实是天元皇帝自己的侄媳妇。她是随宗室命妇按惯例入宫朝拜、参加宫中宴会时被天元皇帝看上的,当晚就被留在宫中,苟合乱伦,逼得其夫家起兵造反,结果尽被抄斩,尉迟氏被迎入宫中,立为皇后。

  杨坚之女杨皇后位居正宫,却也奈何不了夫君,只得听之任之,一体容纳。只是有时见天元皇帝日夜宣淫,精力不济,且喜怒无常疯疯癫癫,不免关心几句,发发牢骚。天元皇帝乘机发作,咆哮如雷,皇后却面不改色,镇静如常,看惯了人人像狗一样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的天元皇帝愈发恼怒,竟至气急败坏要令皇后自裁。天元皇帝要处死皇后的消息由宫中飞报到杨家,杨坚不好出面,便由夫人独孤氏赶赴宫中,对着自己的女婿磕头不止,血流满面,这才让天元皇帝怒气稍解,皇后逃过一劫。

  眼见天元皇帝浑身戾气磨刀霍霍,杨坚悄悄找到天元皇帝面前的头号红人郑译,让他帮自己活动活动,找个外放之职,好歹先保住性命再说。郑译此人原是天元皇帝为太子时的属官,当时迎合太子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被老皇帝除名。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立刻就将他请了回来,拜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上大夫,大有委以朝政的意思。

  有郑译帮忙,事情当然不能不成。很快,就在那年的五月初四日,杨坚被任命为扬州总管,任务是领兵南征,平定江东。

  昏君暴死国丈乐

  按说呢,既然是自己讨来的任命,那就该急速收拾行装,尽快离开京都虎狼之地。但出人意料的是,杨坚却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谎称足疾,闭门养病深藏不出。

  事情也实在是蹊跷得很,就在五天之后,不理朝政、几乎整日都在吃喝玩乐的天元皇帝突然心血来潮,说走就走,备法驾连夜巡幸天兴宫。由于天元皇帝平时就昏聩得可以,常有类似荒诞不经的举动,所以这次夜出避暑,也并没有人拿它当回事儿。但仅仅隔了一天,只有二十二岁的天元皇帝就突发急症且病势沉重,被左右迅速护送回宫。

  史书记载那一天是大象二年(580)五月乙未。

  杨坚可以长长地喘出一口闷气了吧——那口气都快把他憋死了。

  《资治通鉴》中有一段杨坚与其心腹、大将军汝南公宇文庆的谈话,杨坚是这样说的——

  “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又诸藩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剪,何能及远哉!”

  若不是洞悉朝中局势,若不是久怀异志,这哪里是为人臣者所能言、所敢言的?!

  他早就料定当今皇上活不长活不久,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刑政乖僻,昏纵日甚。”

  “居丧才逾年,即恣声乐,鱼龙百戏,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多娶美女以实后宫,增置位号,不可详录;游宴沉湎,或旬日不出,群臣请事者,皆因宦者奏之。”

  通过史书中的这些记载,不难看出自视为天、自称为天元皇帝的那家伙究竟是一副怎样的嘴脸!由于天元皇帝的暴虐无道,巴不得他赶快咽气的实在是大有人在。

  曾经有一个叫杨文佑的侍卫在天元皇帝的酒席前当面且舞且唱:“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

  若不是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若不是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谁会忤逆龙鳞以至于此?更何况还是皇帝的贴身亲随侍卫!重杖之下,杨文佑当场被活活打死。

  自作孽,不可活,上天终于要来收人了。尽管宫中御医想尽办法,但天元皇帝还是未见起色,几日之后,待他想起该对身边亲信交代后事时,却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就算他还能说出话,又有谁愿意听呢?树倒猢狲散,他的那些亲信眼见大厦将倾,此时正忙着另择新主,以便投靠效忠,他们既要保身家性命,也要保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

  一出改朝换代时常见的宫廷好戏就这样紧锣密鼓拉开帷幕——

  参加这场阴谋的有前面已经说过的内史上大夫郑译,以及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谟及御正下士皇甫绩等人,发起人则是小御正刘昉。御正也好,御饰、内史也好,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近侍,其职责是掌管机要、参与决策、沟通内外、承上启下。一句话,都属最接近皇帝的要害机构的要害人物。依靠他们,皇帝既可以加强对朝臣的监视控制,又可确保大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而这些人的职权在天元时期也不断得到充实和提升。自视甚高的天元皇帝到死都没想到,关键时刻出卖了他的,正是他平时最倚重的亲信们,这大概也算作报应吧。由于杨坚早有不臣之心,与郑译等人串通一气也非止一日,再加上杨坚是国丈,在位列朝臣之首的四辅官中领衔靠前,在朝中的威望如日中天,郑译等人扳着指头算来算去,也只有杨坚最适合作他们的新主子。

  杨坚就这样被召进宫中。

  迷雾重重,玄关处处,关于天元皇帝从发病到去世前后的经过,《周书》、《隋书》乃至《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莫衷一是,好在最终的结果和事实并无不同,那就让我们只说结果和事实。

  结果是进宫后的杨坚以奉先皇遗诏的名义,坐镇宫中辅政,并都督内外诸军事。

  据说,由于事出突然,心怀忐忑的杨坚进宫后还可怜巴巴地问迎面碰上的术士来和:“我无灾障不?”

  自宫中而出的来和大约了解了什么情况,立刻喜滋滋地拱手相贺:“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

  来到宫里,郑译和刘昉等人就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杨坚当然还要谦让一番,但由于时间实在是太过紧迫,没工夫装模作样,刘昉出语惊人:“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

  柳裘也在一旁劝道:“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除了点头答应,杨坚还有什么好说?

  接下来就该向天下发布大行皇帝的遗诏了。

  刘昉拿着拟好的所谓遗诏找到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会签,深知有诈的颜之仪拒不签署不说,还义正词严厉声呵斥:

  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

  话说得实在是不能再清楚了。尽管杨坚等人打着辅佐幼主的招牌,但对方一眼就看出他们的真实目的,认定只有宗室亲王入主朝政才是正理,并且摆出一副以死抗争的架势。颜之仪同时还飞召大将军宇文仲入内辅政,胜负一时难料。

  死的是自己的皇帝老公,牵扯的又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位居正宫的皇后杨丽华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史书对此语焉不详,但日后回忆当初,杨坚自己不无侥幸地感叹道:“公主有大功于我。”

  杨坚所说“大功”云云,在《隋书》中就成了这样一句:“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隋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

  皇后一语定乾坤,结果是兴冲冲赶进宫来的宇文仲于御座前被捕,宫内局势得以控制。

  大喜过望的国丈明白,接下来就该控制朝廷与京师,进而掌控全国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其实是一出早就有人——例如秦朝赵高、三国曹孟德——演过的历史剧。

  先学赵高,也来个密不发丧。

  当时的形势是:武帝时期的老臣重臣被天元皇帝杀的杀、贬的贬,一片零落;静帝宇文衍时年不满八岁,不足为虑;其他宗室亲王都被打发到各自的封国,对京师之变鞭长莫及;虽说还有个天元皇帝的御弟汉王宇文赞近在咫尺,但也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简直就是个现成的傀儡。

  一番掂量,一番布置,诸事妥帖之后,杨坚先以将送千金公主往突厥和亲为由,矫诏征宗室五王也就是武帝宇文邕的五个兄弟回京。估计他们已经上路之后,这才于大象二年五月丁未为天元皇帝发丧,扶静帝宇文衍入居天台,大会百官,大赦天下,尊杨后为皇太后,朱后为帝太后,其余陈后、元后、尉迟后一并削发为尼,并宣布以汉王宇文赞为右大丞相,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节制百官。

  当时的规矩是以右为尊,汉王看起来在杨坚之前,尊崇是够尊崇了,但与杨坚相比却并无实权。所谓“黄钺”乃黄金大斧,“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而“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云云更是汉末以来历代权相专用衔名,也就是曹操曹孟德的做派了。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坚玩的什么把戏,当场便是一片议论。

  对此杨坚早有准备,也早有安排,会后径自往正阳宫——也就是以前的东宫、其时的丞相府——而去。

  杨坚此举,其实就是让文武百官选择何去何从。有的人跟上来了,有的人还在犹豫,有的人干脆掉头往外。这时,按杨坚密令领兵在外伺候多时的司武上士卢贲站了出来,大喊一声:“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

  眼见到处都是虎视眈眈全副武装的士兵,不管愿意不愿意,公卿大臣们都只能跟随卢贲,来东宫向杨坚俯首效忠了。

  接着,就是对有关人员论功行赏加官晋爵。

  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昉为丞相府司马,协助处理军政事务。

  两项任命太过明显,以至当时就有人说杨坚上台靠的是郑、刘两人的鼎力相助,并形象地调侃为:“刘昉牵前,郑译推后。”其实,对刘、郑二人的新任命,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刘、郑等人当初之所以选上杨坚,并不是真要将权力拱手相让,而是想将杨坚推至前台遮风挡雨,实际上由他们自己暗操权柄。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推杨坚为名重权轻的冢宰,以郑译为掌握军权的大司马,刘昉则任小冢宰,为杨坚副手。这种人事安排,仿效的还是武帝故智以架空杨坚。杨坚当然知道这种安排的弊病所在,没有军权,自己的地位早晚不保,但碍于刚刚接受了人家的大恩,不好当下就撕破脸皮。好在他身边还有个久在中枢任职且忠心耿耿的李德林,力主杨坚应该当大丞相,还要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然无以压服众心。正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在最后发布的任命里,杨坚才能将郑、刘两人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同时让李德林当了丞相府属,负责日常军机要务,再加上精明强干智勇双全的老相识高颎为丞相府司录,有文有武有内有外,丞相府显然已是固若金汤。

  杨坚的蓄谋已久成熟老到还表现在他以一种近乎神奇的速度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进各个要害部门,尤其是军事和枢要部门。这些人中有堂弟杨弘、姐夫窦荣定、妹夫李礼成、家将李圆通、老部下卢贲,甚至还有岳丈独孤信当年的旧部和已是有家无国的前朝北魏的宗室皇亲。如此布置,京师重地还不成了杨家禁脔!

  再接下来就该清除异己了。

  这一回杨坚用的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的办法。

  首先要革除天元皇帝的苛酷之政,广施恩惠,以收揽人心。除了删略旧律,使法令清简可用外,杨坚还下令立即停止洛阳宫的营造,一反天元皇帝的奢侈淫逸之风;同时还恢复了武帝时被禁毁的佛、道二教,准许以前被迫还俗的出家人重新出家。桩桩件件,都引起赞声一片。

  还记得那个被尊为右大丞相的汉王宇文赞吗?人家杨坚本来只是拿他当个摆设和由头,可不识趣的傻小子当了真,有事没事也大模大样来到禁中,和杨坚同帐而坐,指手画脚又碍手碍脚。同样也是纨绔子弟的刘昉自有对付自己同类的绝招,他找来几个浓妆艳抹的美女,一番招摇,便把汉王勾得魂不守舍,刘昉乘机阿谀道:“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之后,入为天子,此万全之计也!”

  傻小子高兴非常,左拥右搂,带着一班美女回去逍遥自在,一门心思等着让人迎请入宫当天子了。

  内里安顿好了,时间也到了六月,就藩在外的宗室五王先后回来了。这时杨坚早已上台,看着他们就像看着自动走进虎口的羊群一样,发愁的不是吃不吃,而是怎么吃!

  在备受天元皇帝摧残的北周宗室里,这几位王爷辈分高,能力也有,可算是硕果仅存的鹤立鸡群的人物了。五王进京之后,杨坚并没有动他们,而是先瞄准了掌控京师治安、时任雍州牧的明帝长子毕王,加以谋害执政罪,杀其全家,给五位王爷来了个下马威。就在五位王爷惴惴不安不知该如何自保的时候,杨坚让静帝下诏,令五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以示尊崇。先惊后喜,几位王爷还没玩过味来,赵王招和越王盛又被杨坚以刺杀执政未遂罪诛杀,五位王爷至此只剩下三位。

  三位王爷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不是杨坚良心发现不忍下手,而是相州、郧州、益州三大州的总管一齐打着匡复皇室的旗帜领兵反杨,杨坚要忙着救火,暂时顾不上他们了。

  不过构难的三方尽管气势汹汹,但却同床异梦各有打算,很快就被杨坚各个击破。其中势力最大的相州总管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不过六十八天而已。而整个平定叛乱的过程,也不到五个月。随着外间叛乱的渐次平定,杨坚更无顾忌,先后在十月和十二月,分两次以同样的罪名诛杀了陈王、代王和滕王三家。至此,入京的五位藩王及毕王皆为杨坚所杀,这就是北周末期的所谓“六王事件”。

  其后杨坚又大开杀戒,将宇文宗室斩尽杀绝,总数不下五六十人。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接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杨坚何时在攫取最高权力之路上迈出最后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大隋是这样诞生的

  公平地说,杨坚之所以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火中取栗,将乱麻沸汤的局面收拾平稳,实在是既容易又颇不容易。

  先说容易。杨坚所处的南北朝的确是一个政变频繁、王朝和皇帝像走马灯般换来换去直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一般规律是,只要你——不管凭借什么方式——能在旧王朝中站住脚,只要你能渐渐累积起声望和实力——这大抵都是通过战功取得的——你就有了问鼎国家权力——当然也包括最高权力——的可能。

  而马上就要成为大隋天子的杨坚,只不过是凭借先人的军功发迹,他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文治武功,手里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却也成了一代开国之君,这就难免让很多人都不能服气。清人赵翼说道:“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

  这多少有点拾前人牙慧之嫌。类似的话李世民早在他之前一千多年就说过。因为所处时代相去不远,加之隋唐两朝及杨李两家的特殊渊源,李世民动辄就要拿前朝君主说事儿。一本《贞观政要》中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请看他说隋文帝的这一段:“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李世民的轻视简直就是溢于言表。相比之下,《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就要客观公允得多——

  隋作为北周的后继者而崛起。与北周的统治王室一样,开国者杨坚(未来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关陇贵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先后为北魏和西魏效劳,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创建北周的强有力的家族之一。这批家族还包括独孤氏(杨坚之妻的家族)和未来唐王朝的李氏,它们通过复杂的婚姻纽带而互相发生关系和与北周王室发生关系。根据以后发生的大事,隋朝虽然标志着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大断裂,但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即位。后来唐朝的继承也不过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的另一个家族而已。

  说杨坚容易,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成立的。

  当然还有并不容易的许许多多。

  前边说过,杨坚差不多是赤手空拳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的。而当时的形势是,你要不牢牢地抱住这个从天而降的馅饼,并马上加水和面将其做大,不但馅饼会被别人抢走,就连你自己的脑袋也得搬家。换一种说法就是:你要不当个架空皇帝的权臣,你的身家性命就被皇上攥在手里;而你要当了权臣,将皇上的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看起来是稳当了,但潜在的危险却也同时呈几何级数增加,不但别人视你为异类,就是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异类。身为异类,自然人人可得而诛之,且还要遗臭万年。当初的曹阿瞒不就是这样?本朝权臣宇文护不也是难逃身首异处的下场吗?

  “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这是当初杨坚在禁中初掌权柄,何去何从还没有完全想好的时候,其夫人独孤氏派心腹家将李圆通入宫转告的话。

  “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

  差不多与此同时,曾是杨坚太学同窗、后一度为大隋重臣、最终却被人诬以谋反伏诛的元谐也这样对杨坚说过。

  形势显然是异常严峻。接着又是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三大总管举兵公然挑战。好在此前杨坚已经通过三个系统的亲信,分别控制了京师部队、中枢部门以及相府要务,以中央对地方,挟天子以令诸侯,自有得天独厚的强势与优势。

  何况长期动乱,早已是人心思定。

  再何况胡汉杂处,早已是人心思汉。

  更何况昏君暴君连连迭出,人们也想看看新君是否能有副新嘴脸。

  由尉迟迥等人首先发难的武装叛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件好事。好就好在几个武夫的贸然摊牌,反倒让杨坚省却了许多拉拢收买、甄别忠奸的工夫。随着平叛的胜利,从来都是见风使舵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开始纷纷劝进,此事甚至成了文武百官表明自己政治态度和争取晋身之阶的大好机会。

  公元580年九月,司马消难之叛甫平,杨坚就以叛臣之女为由,废静帝司马皇后为庶人,视皇上如无物;接着,他让静帝废除左右丞相之号,只设大丞相一职,由自己担任;再一月,杨坚加大冢宰职,总摄其他五官府,独揽大权;那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四十岁的杨坚晋封隋王。

  第二年一开年,朝廷下诏改元“大定”,以示“四海宁一,八表无尘,元辅执钧,垂风扬化”,就在举国一片歌功颂德之声里,杨坚改称相国,总百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被九锡之礼,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

  如同骚动于母腹中急于坠地的胎儿,只要吉日一到,大隋就要呼之而出。

  术士选定的上上大吉的日子是那一年二月十四甲子之日。

  杨坚就在那一天正式称帝成了开国皇帝。因为原封号“■国公”的那个“■”字有个走之偏旁,显得立足不稳颇为不雅,故改“■”为“隋”,以为国号。

  和后来当了大隋第二代帝王的儿子杨广一样自奉,杨坚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既新奇又不乏深意的年号——开皇。杨坚一直是以护法金刚自诩的,据说这年号的意思是“圣皇启运,像法载兴”,表明新皇乃“祗奉上玄,君临万国”“生为人王”的真命天子。

  而他儿子杨广给自己起的年号是“大业”。

  两代父子都表现出要除旧布新、大治天下、开创万世基业的宏伟抱负。

  只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十来年,对着神州大好河山指指点点、有权自起年号的就换了人。那人姓李,单名一个渊字。

  李渊其人

  和自己曾经的主公也就是大隋前后两代帝王一样,李渊也出生于一个身世显赫的华丽家族,并且还是隋室近亲——比杨广大两岁的李渊还是杨广的亲表哥呢!

  《剑桥中国隋唐史》有论——

  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其他赞助者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有着互相联姻的关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公元557—561年在位)。他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公元581—605年在位)。他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昺,这一对夫妻在公元566年生下了李渊。因此,李渊不仅是著名武人的后代,也不仅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他的母亲又同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就是因为出身显赫,李渊七岁时就袭祖爵为唐国公,显然要比十三岁以前一直待在寺院里的七姨夫杨坚起家早得多!

  “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这是《旧唐书·高祖本纪》对李渊成年后的描述。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开始名正言顺地当起了大隋皇帝,也就在那一年,李渊成了皇上姨父的高级贴身侍卫千牛备身,后来陆续做过几个地方的刺史。表弟杨广即位后,他又做过几个地方的太守,后入职京城,出任掌管京师兵器籍账的正四品的殿内少监——这绝对是个只能由皇亲贵戚担任的要害职位。大约就是在这个职位上,皇上表弟看中了他的才干,后来又令其改任卫尉少卿,掌管京师的兵器和兵器库,在杨广第二次征讨高丽时负责向前线督运粮草。后来贵族杨玄感发动叛乱,李渊奉诏驰往驿西镇弘化郡(今甘肃庆阳一带),兼知关右诸军事,开始职掌兵马。

  这份简历似乎表明,李渊对大隋王朝一直是忠心耿耿的,颇有些“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意思。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种表述,换一种说法就成了这样:李渊胸无大志暮气沉沉愚忠愚孝混吃等死碌碌无为。甚至就是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里也不乏这样的说法,似乎只有后来成了唐太宗的李世民才是创建了李唐王朝的真正元勋。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

  之所以会有那种说法,且还上了官修史书,流传至今,完全是李世民及其臣下给自己涂脂抹粉,为他们一伙用阴谋手段抢班夺权制造说辞开脱罪责而编撰出来的,甚至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以材料翔实、立论公允见长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就是这样的说法。

  这没办法,谁让李世民一伙玄武门政变后真就坐稳了天下,并且还弄出个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呢?按照中国人的历史观,胜利者不但有权决定今后历史的走向,还有权按着自己的口味和需要,对既成事实和过往历史进行修订篡改。原因简单到简直就不用说,谁让人家胜利了呢?以成败论英雄,胜者王侯败者寇,历来就是国中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胜利者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从来不会也不该受到谴责,这似乎已经成了国人的共识。结果就是一切,不仅成了现实,而且更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当然为胜利者挣足了面子,但也为后来的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现成的说辞,这是不是我们的历史始终深陷于一轮轮抢班夺权、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怪圈而无法自拔的原因之一呢?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继续说李渊。

  据记载,袭爵唐国公的李渊长得很帅气,也很有才能,因为与皇室的特殊关系,所以自小就与比自己小两岁的杨广相处友善。后来杨广当了皇帝,两人之间的关系变了,但依然经常被召去参加在宫中举行的宴会。有一次就是在这样的宴会上,皇帝对他当众羞辱,拿他脸上的皱纹说事儿,说他是“阿婆面”,并戏称他为“阿婆”。无辜受辱当然不开心,但在皇帝面前又只能唾面自干,李渊回家后忍不住在夫人窦氏面前发牢骚。窦氏是这样为他排解的:“此可相贺。公是袭唐公,唐之为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

  李渊的抱负哪里仅仅是当个靠祖宗荫庇得来的坐享其成的堂主!

  李渊的老谋深算蓄有大志,甚至在他给几个儿子的命名中也可见端倪: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四李元吉(三子玄霸十六岁时早夭),合起来不就是建功成业、济世安民、元亨利贞上上大吉吗?此说有歪批《三国》之嫌,换成《剑桥中国隋唐史》的学术语言就成了这样:“李渊那一代人对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们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渊和李渊的同时代人在思想上忠于社会秩序远甚于忠于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

  早在李渊还是大隋殿内少监、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为奉御时,两人就互为知己,“深自结托”。李渊当上大唐皇帝第二年,宇文士及前来投奔,李渊对身边亲信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那是武德二年(619)的事,往前推六七年,还是大业九年左右,正是隋炀帝执政中后期,那时就暗中策划“密论时事”,可见李渊其人心机之深。

  韬光养晦

  营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这些都是杨广即位后连兴大役,急于完成的所谓“圣王之业”。这几项都是役民数百万的大工程,再加上其他工程,役民在三千万人次以上,几乎年年都有大役,百姓也就年年都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重压下苟延残喘。好容易盼着这几项的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大都在大业六年(610)前后基本竣工,可还没容人们喘口气呢,朝廷又要征发兵役攻打高丽了,而且兵役徭役超过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差不多真成了全民皆兵,全民皆役。再加上天公不作美,山东、河南水灾成患,那一带原本已“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加上官贪吏残,“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这已经成了官逼民反了。

  民间沸腾如此,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例如后来的唐太宗),都会有所忌惮有所警醒,从而调整方略休养生息,可自视甚高、一心只想早日成就其圣王伟业的大业天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穷兵黩武。也许,他并不是存心要与百姓作对,只是和几百年前气吞八荒声名赫赫的秦皇汉武们一样,在他眼中庸庸碌碌的黔首百姓根本算不得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会说话走路的服劳役时的工具和服兵役时的兵器而已。就这样,民间已是乱麻沸汤,大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却只简单地派兵弹压,依旧沉迷于自己高瞻远瞩高山大河的宏图大业,同时一如既往地对朝廷里所有可能和潜在的敌人倍加警惕严密防范。

  尽管在此之前,大业天子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尽净,但随着东征高丽的一败再败,先有老宰相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造反,虽不及三月即轰然大败,杨玄感本人也被砍了首级,但很快又有了“李氏当王”、“李氏当为天子”的箴言谶语,大隋朝廷从此风声鹤唳谈虎色变,尤其是那些姓李的,更是个个难安人人自危。

  先说杨玄感叛乱引发的大清洗。

  杨玄感是大业九年(613)六月扯起反旗的,九月落败。当时大业天子已经从征讨高丽的前线仓皇而返,闻讯后即驻跸博陵郡,因为东征之心未死,很快改博陵为高阳,将其作为过冬的行在之所,以便来年一雪前耻。就是在高阳,大业天子开始了泄愤般的报复——

  将军王仁恭,两次征讨高丽都立有军功,就因为侄子王仲伯参与叛乱,被免官除爵;

  文士王胄、虞绰曾是大业天子为藩王时的旧臣,在杨广当了皇帝后又成为亲信,时时与之吟诗唱和,就因为平时与杨玄感交善,一并被流放徙边,两人逃亡后分别被执处死;

  司农卿赵元淑在杨玄感起兵之前私自放走了自辽东潜逃南归的杨玄感之弟杨玄纵,大业天子亲临审讯,将其斩首并籍没其家;

  秦王杨浩也因为杨玄感曾打算立其为君,坐以诸侯交通内臣罪废黜。

  对反叛分子的处理更加血腥——

  杨积善、李密、王仲伯、韦福嗣等人被俘后押往高阳,除李密半途逃走外,均被用对付“凶逆之徒”的重法处死。方法是将罪囚人等绑在囚格上,用车轮套于犯人颈上,先让文武九品以上官员持弓引箭而射,万箭穿身后再加以车裂五马分尸,最后则焚尸扬灰令其尸骨无存。至于已经死了的杨玄感,除了所有的兄弟都被株连杀害之外,其死后还被陈尸三日,然后被剁成肉酱焚而扬之。

  留守弘化郡的殿内少监元弘嗣是曾在大业天子身边任兵部侍郎的斛斯政的亲戚,杨玄感起兵前,斛斯政暗中放走了他的两个兄弟,因害怕追查,斛斯政叛投高丽,导致隋炀帝东征无功而返。无处泄愤的大业天子先是派时任卫尉少卿的李渊驰往弘化将元弘嗣逮捕,然后令李渊代为留守,关右之天水、陇西、临洮等一十三郡皆受李渊节制。斛斯政后来的下场也极其可怜,大业天子三征高丽,平壤城朝夕难保时,被作为求和的礼物送还隋军。大业天子下令以杀杨积善之法,将其缚于柱上,让文武百官操弓击射,然后又脔割其肉烹煮,令百官啖之,肉吃完后又将余骨焚而扬之,真是比千刀万剐还要解恨。

  因祸得福的似乎只有一个李渊。

  那边人头落地血流成河,他这里意态扬扬新官上任。多少有点类似当初杨坚请求外放以获喘息的情景,李渊刚想好好喘几口气,大业天子又因为猜忌,下令将其征还行在。君臣双方心知肚明却也都不说破,李渊心惊肉跳不敢奉诏,一边以有疾拖延不行,一边开始纵酒纳贿以自污。刚好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时在宫中,大业天子大有深意地问她:“李渊病了?那死得了死不了呢?”

  消息传回李渊那里,李渊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好在不久后又有了大业十一年(615),大业天子再巡突厥,结果被几十万突厥骑兵包围于雁门郡城(今山西代县)的事件。由于其时李渊正在山西、河东,以抚慰大使的名义,在那一带对郡县文武官员进行考核任免,得以就近及时率兵勤王,在各路勤王大军中表现突出,算是暂时打消了皇帝的猜疑,得以转任太原留守。对于早就心怀异志的李渊来讲,此次任命绝对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传说中的上古圣君尧曾在古称为唐的太原之地住过,早就袭爵唐国公、现在又当上太原留守的李渊兴致勃勃地告诉儿子李世民:“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还有一句更加慷慨激昂:“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

  这是《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说法。太原好像真是李渊父子的大吉之地,不仅使其逢凶化吉消灾解难,而且还能龙腾虎跃助其一飞冲天。

  还记得我们前边说过的在此前后流传于国中的所谓“李氏当王”、“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吗?因为形势每况愈下,加之谶语流传,朝廷中姓李的皇亲国戚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手握兵权职掌一方的李渊自然不能不受到皇帝的格外关注,也就是在太原任上,借口与突厥作战失利,大业天子曾三次派来使者要将李渊押送江都治罪。要不是大业天子自己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日后的历史说不定也要改写呢。

  替李渊为“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掉了脑袋的,是朝中另一显贵李浑、李敏、李善衡及其宗族共三十二人,其中甚至还有李敏的妻子、大业天子的外甥女宇文娥英。

  他们都是大隋开国元勋李穆之后。李敏是李穆的侄孙,李浑是李穆的儿子,李善衡又是李浑的侄儿。李穆死后,李浑因为不是长子,未能继承父亲的爵位,后来他想方设法帮着害死了以嫡长孙身份承嗣李穆爵位的侄儿李筠,又找到大舅哥宇文述在隋文帝面前活动,让自己袭得父爵,并答应事成之后以封邑食赋的一半相赠。后来事情办成了,但李浑却并没有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就这么件在一般人那里很可能一笑置之的事情,让宇文述心中好不恼火。但因为诸李同出一门,非显即贵,他只有暂时先忍了。现在好了,有了“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宇文述乘机在皇帝面前诬陷自己的妹夫:“臣与金才(李浑字金才)夙亲,闻其情趣大异,常日数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语,或终夕不寐。浑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愿陛下察之。”

  执掌权柄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轻而易举就能将一件寻常小事变成一桩惊天大案。闻听此言,早已神经过敏的大业天子命宇文述彻查此事,李浑、李敏全家被逮,但总查不出真凭实据。心中有鬼的宇文述不肯放过李氏一家,他从狱中提出李敏之妻宇文娥英,以一副自家人的模样劝道:“夫人,帝甥也,何患无贤夫!李敏、金才,名当妖谶,国家杀之,无可救也。夫人当自求全,若相用语,身当不坐。”

  娇生惯养的宇文娥英早就受不了牢中之苦,闻听此言,急忙请教办法。

  办法宇文述早就替她想好了,那就是诬告:

  可言李家谋反,李金才尝告李敏云:“汝应图箓,当为天子。今主上好兵,劳扰百姓,此亦天亡隋时也,正当共汝取之。若复渡辽,你我必为大将,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又发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并募从征。吾家子弟,决为主帅,分领兵马,散在诸军,伺候间隙,首尾相应。吾与汝前发,袭取御营,子弟响起,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足定矣。”

  就这样,由宇文述口授、宇文娥英记录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政变阴谋被呈给隋炀帝。

  一年前杨玄感反叛的前车之辙还历历在目,如今又有了这么一份规划周详的政变计划,深信不疑的大业天子竟至伤心地哭了起来,然后就是大开杀戒。

  这是大业十一年(615)三月的事,李渊兵败突厥差点儿被押往江都则是大业十三年春,要不是李渊隐藏得好,谁知道结果会是怎样呢?

  无独有偶,同样捕风捉影的事情并不是只有荒淫暴虐的隋炀帝才干得出来,被后人认为是英明伟大的唐太宗李世民面对类似的难题,也曾杀气腾腾磨刀霍霍——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中,白昼屡屡可见太白星,太史令李淳风占卜后得出的结论是:“女主昌。”民间也同时有了“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谣传。李世民知道后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将所有在京师的武将招来宫中,招待他们喝酒吃肉猜拳行令,酒令就是让各人报出自己的小名。当时负责玄武门警卫事宜的是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李君羡,他说自己的小名是“五娘”。“五”、“武”同音,李世民能不愕然?但皇上就是皇上,当场只是笑着说了一句:“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就因为李君羡不管是官衔还是封邑都有个“武”字,为求保险,李世民将其改为华州刺史。后来,又有御史揭发李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结果是“君羡坐诛,籍没其家”。

  即使如此,李世民也依然是放心不下,秘密召来太史令李淳风问说:“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回答是:“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

  这显然是个超级难题,你总不能为了李唐江山,将李唐子孙诛杀殆尽吧?但不杀,那个只有天知道的家伙不就漏网了吗?李世民咬起牙,再问:“疑似者尽杀之,何如?”这就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意思。最后还是李淳风以“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为由劝住了皇帝。皇帝是在为自己的家天下考虑,李淳风劝阻的理由也是从皇帝的家天下考虑,除了天命难违之外,他用来说服皇帝的说辞是:“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

  后来的事情后来的人都知道了,那个侥幸逃过一劫的是当时还在宫中藉藉无闻的才人武媚娘。正因为藉藉无闻,她甚至连藏都不用藏——硬要说藏,那也是天藏。对吧?

  早就崭露头角的李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但他还是成功地将自己藏了起来,果然是深水里才能藏大鱼,也果然是浑水才能摸大鱼。

  李渊果然好功夫。果然。

  审时度势,举兵晋阳

  经过半年多的策划部署,李渊于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正式举兵,汇入了当时已是波澜壮阔反军四起的反隋洪流。

  当时的形势是,翟让与李密的瓦岗军、窦建德的河北义军、杜伏威等人的江淮军已经成为反隋的三大主力军团,龟缩江都(今扬州一带)的大业天子实际上早已无力掌控全国的局势了。李渊所在的河东之地更是群雄并起,光依附北方突厥始毕可汗自立为王进而以天子自命的就有定杨天子刘武周、解事天子梁师都、平杨天子郭子和(后更号“屋利设”)以及自号“刘王”的胡人刘龙儿。

  那些人官卑位低,当然与李渊皇亲国戚朝中重臣的身份地位不一样,其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早在几年前杨玄感举起反旗时李渊就不无想法,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没敢轻动,但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几乎人人都赤膊上阵了,那他还等什么?还何况李密的瓦岗军围攻东都,牵制了隋军主力,无疑给他提供了极为广阔的闪转腾挪的空间。那时李渊身旁已经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小圈子,除了血浓于水的几个儿子暗中“潜结英俊”、“密招豪友”广蓄人才之外,时任晋阳令的姻亲刘文静、马邑郡丞李靖,还有文水县的木材商人武士彟以及夏侯端、许世绪等人都不止一次地向他进言帝业之事。姓武的木头商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武则天的父亲,他甚至还给李渊进上了“兵书符瑞”,一副早投资、早收益的迫不及待模样。因为身边有皇帝安插的耳目,表面上,李渊依然是小心翼翼,但他明白,主庸国乱,哪怕就是为了自保,也不能不有所动作了。

  既然民心可用,那就先用民心。为了激发民众的反隋情绪以便起兵,李渊首先指使刘文静伪造大业天子的诏令——“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

李渊果然聪明,一下就点中了当今天子的死穴,矫诏一出,立即“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这就叫用别人的石头砸别人的脚。当初大业天子在命令李渊留守太原的时候,同时又派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其副手负责监视。两人此时尽管心存疑惑,但一时难辨真伪,只能隐忍不发,暗中加紧调查。

  又是一次天公作美。仗着背后有突厥可汗撑腰,自称定杨天子的原大隋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引突厥兵进逼太原,李渊立即以讨伐刘武周为名,迅速募得私兵万余人。同时派人火速召回滞留在河北的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图举事。

  刘武周兵犯太原固然给李渊提供了公开募兵的借口,但同时也造成太原城防不稳、无法远征,负有监视和牵制李渊之责的王威、高君雅也发现了李渊矫诏聚兵的真相,暗中谋划利用马上就要进行的晋祠祈雨大会,诱杀李渊。可惜王、高两人做事不密,此事被他人告发,李渊先发制人,立刻杀了二人,牢牢控制了太原。随后不久,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也赶回太原,李氏父子开始同僚属商讨行动方略。

  刘文静献计,突厥可汗之所以对各路反隋武装都大力支持,用意无非是要坐收渔利,既然刘武周等人可以结交突厥,那咱们也可以卑词厚礼结交突厥。

  李渊于是给始毕可汗写了封措辞谦恭的信,表示:“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

  这是答应要重开当年隋文帝开皇和亲故事,与突厥修好,同时还表示要将自己在征伐中所得的子女玉帛,尽献于始毕可汗。

  得书大喜的始毕可汗当即复信:“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

  不知始毕可汗是真的看穿了李渊“远迎主上”之说的虚妄,还是被曾经四处巡幸耀武扬威的大业天子吓得不轻,反正他是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希望李渊取隋主而代之的意思,并且不惜助以兵马。始毕可汗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李渊能够成功,自家所费不多就能让其臣服于己,哪怕那其实就是个割据太原一隅的地方天子,自己不是也从大隋版图上割下一块肥肉来?但李渊比他还老辣,对方想假手于人从中渔利,他其实也是要狐假虎威以虎退狼。

  记载了这件事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同时还记载,刘文静、裴寂等群僚都力劝李渊接受此议,但老谋深算的李渊不为所动,只答复说自己准备尊皇帝为太上皇,拥立其时正在隋都的皇孙杨侑为帝。用李渊暗中告诉自己亲信的话就是这样——

  “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

  内忧外患都解决了之后,李渊建大将军府,以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指挥左三统军;二子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指挥右三统军;四子李元吉为镇北大将军、太原留守,委以军政事务。同时,移檄郡县布告天下,正式举兵,直逼关中。

  坐困江都的大业天子接到李渊反叛的消息,又急又气,一边严敕东都、西京“严为备御”,一边深悔自己所用非人,防来防去却把最该防的老贼给漏掉了。太原一带既是天下精兵所居之所,又有朝廷武库官仓,大量的粮秣武器以及甲胄转眼之间成了攻击自己的利器,这局面还能挽回吗?能吗?!

  “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

  (李)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词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

  这话是李渊面对自己的亲信时说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忍不住笑了,为了自己的生存权谋和政治智慧。这话是针对李密的,李密明明已经被自己算计了还浑然不觉洋洋得意,李渊怎能不哑然失笑?尽管说起来李密也能与他扯上些不太牵强的亲戚关系,两人都属陇西李氏,西魏八柱国之后,按李密的话说,就是“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

  李密可以算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当年杨玄感扯起反旗,公然与朝廷叫板之初,李密就投入军中,为其出谋划策,颇见高明。只可惜所献之计大多不被采纳,杨玄感不久兵败。亡命江湖的李密遭人告发被俘,在押解途中用计脱逃,几经辗转,终于投奔瓦岗寨翟让。山头林立的农民军并不是铁板一块,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平民群中也少不了受猜疑,曲曲折折几分几合,到底还是李密熟读兵法韬略在胸,加之又有“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几次胜仗之后威名远播,被公推为各路义军的盟主。李渊之所以起兵之后就先要主动与其联系,目的也与起兵前和突厥可汗暗中勾结大同小异,都是暂时示弱,让对方别与自己为难,甚至能在自己遇到难处时伸以援手,也算是一石二鸟吧。

  李渊另有盘算,李密却大而化之,只以为李渊真想入伙,得信后即兴致勃勃地命人回信李渊,寒暄之后说到正题:“自惟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

  就是看着李密的这封信,李渊才忍不住哑然失笑的:李密果然是拿自己当坐镇公府、有三司六卫还有元帅府拱卫的魏公了,果真以为自己可以“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了。李渊就这么一边笑一边再次致信李密,坚称自己依然是大隋的忠臣义士,起兵只是为了建立秩序,“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他劝说李密:“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至于自己嘛,事成之后能“复封于唐,斯足荣矣”!

  一番吹捧,居然让李密昏昏然加飘飘然,拿着李渊的回信对身边左右亲信笑道:“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于是应允李渊向隋都大兴城进发而不加阻挡,尽管这个决定后来让李密懊恼不迭,但谁也没长前后眼不是?

  以上叙述都是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得来的,一千多年之后遥想当年,可不就显得从容不迫不疼不痒。事实是当时李渊所部在进军关中的路上遭到了官军的强烈抵抗,并且在通向潼关要塞的汾河流域被夏季暴雨所阻,李渊不得不命令部队暂停前进。据说,让他暂停前进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一路鏖战,战马多有损失,突厥可汗在部队离开太原前曾赠送军马一千匹,现在李渊还在等突厥可汗答应送来的另外的马匹。战况远不像起兵前想象的那么顺利,再加上担心刘武周可能会对太原进行袭扰,李渊曾一度打算放弃进军,重回太原,只是由于几个儿子的劝阻才坚持了下来。后来大雨终于停了,突厥可汗送来的两千军马和五百兵士也到了,李渊才得以率部继续向南推进。

  回过头再来说李密。当初杨玄感起兵,李密就为其提出上中下三策,分别为扼皇帝辽东退路、直取长安、拿下东都。可惜杨玄感偏取下策,结果失败。现在李密自己拥众数十万,却也大修营堑,和官军对峙于城防坚固的东都城下,损兵折将劳师无功,真的成了李渊所说的鹬蚌相争、让他渔人得利的态势。李密身旁谋士一再提醒他应先西袭长安:“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

  李密何尝不知道:“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知道是上策却不能行,原因就在于:“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

  原来如此!不先让乌合之众得到些实际利益,别的什么都免谈!于是东都洛阳就成了摆在李密等人眼前的一块骨头,明知无味,却也得啃,还总也啃不动。

  与此同时,李渊却开始顺风顺水,开始只有三万人的队伍也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于当年十月兵临长安,渐次形成的二十万大军,将既乏守军、又无援兵的大隋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年仅十三岁的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就这样成了釜鱼困兽,烹煮由人。

  一心只想“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的李渊果真如愿以偿。

  老调重弹成新曲

  大兴都城被围了将近两个月。以李渊当时的实力而言,不是不能打,也不是不想打,还不是打不下来,而是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身为大隋老臣重臣的历史和现实,还有那么一些心理障碍;同时也不排除还想再等等看,待形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定取舍的现实考虑。于是,兵临城下的李渊还曾特地派人向城内表明自己依然尊隋的意思,显然是想兵不血刃进入大兴都城。如此掩耳盗铃,城里自然未见答复。

  这边李渊兵临隋都围而不打,那边李密的瓦岗军又是另外一番情景——

  先是已自称为“长乐王”的窦建德在河间郡打败了率军三万、要南下参加对李密进行围剿的大隋左御卫大将军薛世雄。薛世雄负伤,与亲随数百人狼狈逃窜,不久即撒手人寰,使得奉隋炀帝之命前往东都会剿李密瓦岗军的官军失去了统帅。大捷之后,窦建德又表示愿受李密领导。同时主动归附李密瓦岗军的,还有其他各部农民军。由于山东、河南连发大水,饿殍遍野,“死者日数万人”,李密派人袭占了黎阳官仓,又一次开仓赈灾,结果饥民蜂拥,官吏归附,不但队伍多了,地盘也扩大了许多。这时又有来自泰山的道士徐洪客献计李密,认为围攻东都得不偿失,“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不如“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计是好计,但李密依然难以采纳,东都久攻不下,若再中途退兵,岂不颜面尽失地位难保?李密骑虎难下,大业天子更是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薛世雄败后,再派王世充为官军统帅,领十万大军向洛口瓦岗军总部进击,迫使李密进行决战。

  第一仗双方各有胜负:瓦岗军大将柴孝和阵亡,但王世充的大营也差点被李密端掉。

  双方整军再战是十一月初九的事。

  也就是那一天,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困,再经过十余天的强攻,隋都大兴城被李渊攻克。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及《隋书》等的记载,攻城前李渊曾严令诸军“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率军守城的大隋左翊卫将军阴世师和京兆郡丞滑仪为了表示城在人在、城破人死的决心,甚至将李渊的祖坟宗庙凿毁,用以激励士气。结果城破后两人被李渊斩首。

  值得注意的是李渊终于撕破脸面下令强攻的时机。

  那正是李密与官军第一次大战后的第二天。史书记载清清楚楚:王世充十月二十五日夜渡洛水,扎营于黑石,第二天也就是二十六日亲率精兵列阵向李密挑战。由于地势对李密的骑兵不利,这才有了初战不利,瓦岗军大将柴孝和溺洛水阵亡的事情。但李密很快就亲率精骑策马直取驻扎在黑石的官军大营,王世充狂奔四十里回救,瓦岗军斩首三千余级。而李渊下令攻城恰恰是在这一天之后的二十七日。

  如此巧合,令人不禁疑窦丛生:究竟是什么让一直投鼠忌器首鼠两端的李渊终于痛下狠手了呢?会不会是李渊一直派人密切监视着瓦岗军中的一举一动,并随时飞马报告呢?会不会?

  李密的瓦岗军再次与王世充大战的日子又恰巧是李渊攻占大隋大兴都城的同一天。那一次王世充全线崩溃,大败西逃。

  进入隋都的李渊将原来住在东宫的代王杨侑迁入大兴殿,自己居长乐宫,并与民约法十二条,宣布废除以前的一切苛法暴令。这时候的李渊像不像当初那个大定关中后驻军霸上以待项王的刘邦?他究竟还在忌惮什么呢?

  第二次打败了王世充的瓦岗军内部又出现了麻烦,差点让人还在、心不死的手下败将王世充也像李渊那样来个坐收渔利。事情还是和权力有关。前边说过,翟让是自己主动把盟主之位让给李密的,但一直有人劝他夺回实权,为人忠厚的翟让一直没有同意。但其兄长翟宽却不乏怨气,不止一次地嘟囔说:“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这话传到李密那里,还能没有想法?于是,本该是大败王世充后的庆功会变成了一次伏兵暗藏的鸿门宴。翟氏兄弟成了刀下之鬼,其部众被李密分与其他部将,事态很快平息了。此事虽说没给官军留下可乘之机,但却未必没有让李渊觉察到一些什么,争权夺利祸起萧墙从来都是大忌,更何况还是胜负未定的前线军中?

  李密的鸿门宴是十一月十一日的事,四天后,李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遥尊远在江都的表弟杨广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帝,并替傀儡皇帝改了一个很有些标榜意味的年号——义宁,李渊是要说自己义薄云天吗?

  再两天后,李渊学当年杨坚的样,由长乐宫入大兴殿,让杨侑任自己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

  水涨船高,李建成也随之成了唐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则成了齐公。

  傀儡皇帝只能可怜巴巴地下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罚赏,咸归相府。”而他自己的任务就只剩下“惟郊祀天地”,与鬼神打交道了。

  越是春风得意就越容易锦上添花,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纷纷遣使请降,无疑又为凯歌高奏的李渊进一步摇旗呐喊擂鼓助威。

  大业十四年(618)正月初一,按着李渊的意思,杨侑再次下诏——“诏唐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羽葆鼓吹。”

  李渊果真是越来越像当年的杨坚和当年的曹操了呢,果然。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一,宇文氏兄弟发动江都宫变,被李渊尊为太上皇的大业天子杨广终于被弑。

  消息传来,仅仅过了十余天,李渊就给自己晋位相国,加九锡,赐殊物,加殊礼,改丞相府为相国府,还给自己从高祖以下的四代先人再立宗庙。

  四月十七日,相国府以银符取代竹符。

  五月十五日,以少帝杨侑之名再次下诏,诏李渊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王后王子爵命之号,一遵旧典。

  五月二十日,伴随着隆重庄严的仪式,李渊在已由隋之大兴城改为长安城的太极殿(由隋之大兴殿改名而来)前殿即皇帝位。同时,设坛于长安城南,柴燎告天,大赦天下,改隋之义宁二年为大唐武德元年。

  又是一次水涨船高,世子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至于已经禅让逊位的隋炀帝之孙杨侑,则被封为酅国公。

  天下就这样由杨姓改成了李姓。

  前后不过三十来年,历史就这样又完成了一次王朝替代兴衰成败的轮回,而且还是以一种出奇一致的方式进行的,谁能说得清,这究竟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还是人视人为刍狗自己作弄自己呢?!

  第五章 大业宏图:杨广的执政生涯

  新皇新都新气象——堑壕驰道与长城——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威加八荒,威服四夷——大业天子,大业奇观——南方的海

  新皇新都新气象

  早在杨广登基之前,随着原太子杨勇的被废黜幽禁,朝廷高层已经有了一次排队划线的政治清洗,结果是人心惶惶流言涌动;现在,他又在父皇不明不白驾崩、几个兄弟或关或杀、分封在外的幼弟汉王杨谅领军叛乱、结果全国震动的情况下登上大位的。即使周围亲信都知趣地不会多说什么,就算杨谅的叛乱很快就被杨广派出的杨素像砍瓜切菜一样三下五除二解决了,但刚刚登上皇位的杨广内心依然是忧虑多于喜悦,忐忑不让张扬,渴望展翅高飞大展宏图之志远甚于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只求苟全之心,目的极其简单,那就是要让全天下所有的人都看看,我杨广既然能龙登九五,那就一定上合天道、下符人望,就一定能成为不让秦皇、不输汉武的千古一帝!

  大业天子真是这样开始他的执政生涯的。

  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混蛋皇帝之一的杨广,其实并不真是个混蛋,起码那时候不是。

  仁寿四年(604)七月二十一日,他在父皇灵前即位;

  紧接着就是汉王杨谅的叛乱,结果“月余而败”;

  同年十月十六日,杨广将父皇安葬于太陵,庙号、谥号一应俱全;

  半个月之后的十一月初三,他就大驾光临洛阳,并于十多天后发布了营建东都的诏令,开始了他执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

  声势浩大的杨谅叛乱被平定后,除杨谅被“屈法恕死”,除名为民,绝其属籍,不承认其为皇家血脉之外,官吏臣民受株连获罪被处死和流放的多达二十余万家,其中大部分被强令迁徙到洛阳附近,以便集中监视控制。

  类似的大规模迁徙流放在杨广之前和杨广之后都算不得新鲜,当时叫做“迁虏”和“谪戍”。例如秦始皇就有过将大批“山东迁虏”也就是统一战争中抓获的六国俘虏迁往蜀地,又将内地数十万曾经逃亡过的贫民、罪犯还有商人迁往南越之地的举措;后来李唐王朝的前期也曾将数十万高丽人迁往内地。但为什么杨广要选择洛阳,而且还要在那里营建新都?

  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在这里又一次用了《春秋》笔法,放着信史收录的原件不用,另采野史《大业杂记》传闻,把杨广此举归结为迷信图谶之说,使得杨广刚一上台就显得昏聩颟顸贻笑大方,注定是个天生的昏君王八蛋。按司马光的说法,还是那个当初曾力谏隋文帝不该再去仁寿宫,否则将有去无回、“是行恐銮舆不返”的章太翼做的怪。

  面对新皇,他这次是这样说的:“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

  结果就是:“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或者不仅仅是这样。

  坐落在黄河中游中原腹心地带的洛阳早就有王城之谓,西周时的首都是镐京(长安),东都就是洛阳,到东周时洛阳更成为王朝都城。就像强行大规模移民其实并不是杨广的独创一样,实行两京制,也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东汉是长安、洛阳两京制,李唐王朝除了京师长安,在东都洛阳也有一套“东京宫”,大名鼎鼎的武则天不就是在洛阳坐朝、君临天下的吗?明朝后来也是北京、南京两京制,满清则是北京、盛京两京制,那为什么杨广营建东都就成了昏暴之举呢?好就好到如贤如圣,坏就坏到全身流脓,或者全好,或者全坏,就是到了今天、到了现在,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依然还有影响和市场,实在不能不说是祖宗留给我们的“负遗产”之一。

  尽管本意也许真的只是要将杨广之“炀”强调到无以复加,以使后人有所警戒,但司马光毕竟不能也无法一手遮天。杨广营建东都的诏令《隋书》全文有录,所以杨广营建东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依然能在后世许多学者那里得到印证和阐释,也使得我们明白,即位之初的新皇亮相的第一个大动作里,究竟有着怎样不乏深远的含义。

  营建东都,首先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由于京师在长安,作为国家军队的府兵大多集中在京畿关中一带,遇有内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由长安调兵,往返费时,不利于迅速作出反应。刚刚平定的杨谅之叛对刚刚即位的新皇的刺激实在是太深了,直到三年后的大业三年(607)杨广北巡河北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地大物博的山东之地实在是关乎整个帝国的安危,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主观上想的也是王朝永固,但实际效果却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奈何?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心要当个好皇上的杨广才在营建东都的诏令中这样说道: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

  大业天子在这里引经据典,表露的也是为皇施政者的拳拳之心,总不能因为他最后功败垂成死于非命,我们就闭起眼睛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吧?因为是出于公心,向往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他又进一步具体阐释了自己要重建饱经战火摧残的洛阳的款款心曲: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惟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公告天下的皇上诏令能与百姓交心到如此程度,所凭借的,哪里只是一支生花妙笔?洛阳自古就是形胜之地,哪里只是到了大隋才让人如此割舍不下?既然我大隋如今九州一统、府库充盈,难道还不该付诸行动吗?既然谈到经济原因,那就索性再就经济问题多说两句: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供;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官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大业天子在这里表明的,是对未来东都的设计和营造的原则要求。他要求有关人员要本着“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的先王之教,要听从宣尼公孔子注意节俭的要求,“务从节俭”,如此才能“称朕意焉”。

  东都洛阳的正式营建开始于改元后的大业元年(605)三月,并组成了一个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宰相重臣参加的工作班子,这几乎就是当初为隋文帝杨坚修建了仁寿宫的原班人马。这些人也真算是摸透了为皇为帝者的心态,早在修建仁寿宫时就搞得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以致隋文帝面色不快,但很快又在独孤皇后的劝说下,欣然笑纳并对有关人等大加赏赐。这次他们也是这样,尤其是作为新都建设总设计师的将作大匠宇文恺,更是不相信自己马屁能拍到马腿上,结果就是:“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

  大业二年(606)正月,东都洛阳的营建工程正式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在中世纪创造了一项几乎是匪夷所思的大跃进奇迹。

  由于宇文恺此前就有修建隋都大兴城的经验,又有仁寿宫建成后大获皇上奖赏的实践,东都洛阳的确是一座精心设计、规模宏大的城市。据后来的考古发现,新都洛阳虽然比京师大兴小三分之一,但依然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而且,新都洛阳的城市布局大体与长安大兴城相仿,也是由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同时更突出了皇城和宫城的至尊地位,显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体现了大隋王朝包容天下的气势。

  为使新都尽快繁盛起来,工程完工后的第二个月,新皇就下诏令“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同时还“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大业二年五月,又“敕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

  大业三年十月,再“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

  皇权就是律法,如此不容置疑雷厉风行,如此全国一盘棋、全国总动员,骂声肯定是有的,不满乃至星星点点的反抗也在所难免。但在新皇建造新都、并很快就使之追撵京师、以至两京并存、整个国家似乎都焕然一新的新气象之中,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欢天喜地,肯定也是真的。

  那是一座怎样的都城啊!抛开宫殿林立金碧辉煌的宫城和衙署齐备警卫森严的皇城不说,单就看看遍布着百官府邸和百姓街坊、被称做郭城或者罗城的东京城区吧——

  有贯通南北的被叫做天津街或干脆就叫天街的大街。街宽一百二十余米(按现在的标准不知是几车道),长约四公里,是全城中轴线上的主干道。两旁种有樱桃、石榴、榆树和柳树,夹道成荫,流水成渠。

  那条叫洛水的河穿城而过,将洛阳分为南北两个区;为连接南北,在洛水上建有天津桥、通济桥、利涉桥等四座桥梁。城内除洛水外,还有瀍水、伊水,并凿有几条漕渠,使得洛阳新城的水陆交通远比京师大兴更为方便。既然是傍着可以行船的河渠,还有可以卸货的码头,于是又有了南、北、西三个商贾云集人流熙熙攘攘的市场。据记载,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周围还有众多的酒店旅馆,可以说是洛阳的繁华之所;南市则“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在上春门外,还建筑了诸郡邸舍百余所,是接待各郡长官朝见天子的住所;建国门外则有四方馆,以接待外国和少数民族使者,相当于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吧。

  那时候的欧洲在干什么?写了那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在几百年以后的元代来的中国,记载的自然也是元朝的景况,可即使那样,马可·波罗笔下神话般的中国还是让欧洲人大跌眼镜,以至认为写书的那家伙八成是个骗子。

  要是他们知道早在他们看到那本书以前的几百年,在古老的中国就有个皇帝的年号叫大业,还有个城市叫洛阳,并且繁华如此,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在权力高度集中,执政者、施政者无法被有效监督的体制下,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头头脑脑们,不仅能决定那里阴晴雨雪的小气候,也能决定那里的发展方向和风格。置民心国力于不顾,一味求大求全,一味大干快上,一味拼死拼活,力求面面俱到,实则面面俱失,最终好事变成坏事,可以说是杨广一朝最大的失误所在。执政之初,大业天子就表现出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端倪,这端倪在以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大隋如同一支长势强劲全线飘红的股票,突然一下就头朝下倒栽葱来了个全面崩盘。但恶果在当时还没有显现,后来的事情不要说别人,就是杨广自己也无法预料。当时的他只是一味沉浸在自己为大隋勾勒的宏伟蓝图里,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一边不时被如同电光火石般涌出的灵感驱使着,这里那里地添加着、描抹着,目的是要使自己的大业宏图更加完美和完善。

  和东都新城同时兴建的,还有规模大大超过长安皇家禁苑大兴苑的新的皇家禁苑——西苑,也叫会通苑或显仁宫。关于显仁宫,《隋书·食货志》记载:“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除营建东都之外,大业天子还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离宫别所——包括对前朝行宫离院的修缮扩建,如北齐的晋阳宫、中山宫、汾阳宫,北周的同州宫、长春宫、蒲州宫等,在数年内建立起以洛阳为中心的宫殿群。据记载,那时候全国各郡有宫室二十六所,还有一个数字说是四十余所。这些当然都可以看做是营建东都的配套工程,也是杨广好大喜功的例证。

  前边刚刚说过,兴建东都洛阳的工程是在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始的,就是在工程已经开始之后,杨广下诏论政刑得失、考课虚实等事时,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提到兴建东都的目的:“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

  躬亲庶政、好做巡游一直是杨广的执政风格和特色。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从洛阳出发,或西走关陇、或东达海岱、或北通燕赵、或南至江淮距离都大体相等的地理优势。也就是说,在杨广看来,经营洛阳,实际上也是在经营天下,他是拿这里当了他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啦。果然,由洛阳出发,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不同的方向巡视,在杨广几乎成了年年必做的功课。他实在是太喜欢在祖国大地走来走去看来看去现场办公了,以致无法理解南北朝时期成年累月泡在后宫女人堆里的陈后主等人,曾纳闷地问自己的大臣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得到的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既然如此,就是为了大隋江山能传世久远,大业天子也不能不更加乐此不疲兴致勃勃。

  说到这里还应该有个补充,南陈亡国之君陈后主是在杨广甫一登基的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中旬死的。杨广追赠他为大将军,封长城县公,立谥号曰“炀”,充分表达了杨广对荒淫无度只知诗酒风流于国家全无建树的昏君陈叔宝的无比蔑视。

  但天道无常,正像宋元之际的史家胡三省后来在《资治通鉴》有关条目上所做的批注那样:“谥法,好内怠政曰炀,帝(指杨广)谥陈叔宝曰炀,岂知己不令终,亦谥曰炀乎!”

  此种现象按唐代诗人杜牧的话说就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堑壕驰道与长城

  与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一样,堑壕驰道以及长城都是颇能说明杨广大业年间执政实绩的颇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体现的也依然是杨广“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治理家国天下的理念。

  大理念自然是大手笔。

  大境界自然是大事业。

  在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当时的构想里,筑长城也好,修驰道也好,甚至也包括开凿大运河,其实都是一个统一国家密不可分的整体部署整体战略。

  作为这个战略的第一步,早在仁寿四年十一月,就有了大业天子杨广即位后的第一个大工程,“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不难看出,这又是一项意在拱卫东都的浩大的国防工事。这里被称作“堑”的,其实就是用来阻断交通——也就是阻隔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长沟。这条动用了数十万民夫挖出的壕沟绵延数千里,横跨如今的山西、河北、山东数省,可谓惊世骇俗匪夷所思,说成是古代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也是可以的吧?

  即位伊始,就又是挖沟又是修墙,大业天子杨广显然是重在防守,并没有想着要对外扩张,这无疑又和他执政后期三征高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而后者又成了导致他丧家失国死于非命的直接诱因。找出这种前矛后盾变化中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真正深入深刻地理解杨广其人,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杨广三征高丽并终至亡国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堑壕挖好了,但毕竟作用有限,再说这条用来给敌人制造障碍的壕沟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了一定的麻烦,所以需要再开驰道。

  大业三年(607)四月,杨广下诏“巡省赵魏”,也就是在这次长达两年的巡幸过程中,大业天子于同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这是要从太行山横截开出一条从河北到并州太原府的驰道,既为了皇帝巡行的车驾能够通过,也方便战时调兵,当时汉王杨谅不就是在这一带举起的反旗吗?据记载,参与这项工程的大约有黄河以北十几个郡,按平均每两户抽一丁计,参与人丁在百万人左右,费时约三个月。

  修建道路的工程哪里就是仅此一项?还有与上述工程有关的穿越太行山通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的九十里直道;连接洛阳与长安也就是崤山与函谷之间,对原有“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的旧路改造后修成的连接东、西两京的新国道;修大运河时在运河岸边修筑的御道;再加上大业六年(610)所开的西起榆林北突厥牙帐,东达于蓟(今北京密云一带)的长达三千里的御道,工程总量与所耗人力物力无疑又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

  专制统一的极权国家,又恰逢政令通畅的黄金时代,最大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皇帝的旨意可以得到迅速而彻底的执行,而这种顺畅又会极大地刺激专制君王更加专制,以为自己的意志真的就是天下人的意志,以为自己顺天应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永远不会有天怒人怨的那一天。当年的大业天子正是这样,一门心思想要让大地山河听从自己的调遣,在适合开河的地方他下令开河,不宜开河的地方他下令修路,为的就是在全国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交通网,让自己的政令和旨意不折不扣地得以执行。

  修筑长城,就是在这样的通盘考虑中被提上大业天子的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的。

  众所周知,万里长城最早是和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将从前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陇西临洮,东到辽东,筑起一条长达万里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从此便成了华夏古国延续千年的一道亮丽雄浑的风景。车同轨,书同文,还有万里长城,是秦始皇的大事业和大手笔,也是他留给后人泽被久远的遗产。尤其是长城,更是成了历代中原王朝薪火传承的接力棒,成了世界奇迹,直到人类登上月球之后,一度还传说长城是在太空中可以看见的人类有数的建筑物之一。

  但当时修长城的人们可没有想要创造什么奇迹,他们只是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具体到后来被称为“隋炀帝”的大业天子杨广,修筑长城的目的也是为了防备和抵御突厥、契丹、吐谷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掳掠。隋文帝在位期间曾五修长城,但规模都不大,人数少则三五万,多不过十余万,一般也都是一旬或二旬而罢。大业天子杨广却是另一种带有鲜明个性的典型风格,虽说他执政期间修筑长城的次数只有两次,但两次都兴师动众——

  一次“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另一次则“发男丁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城上一杆土,手中千万杵。”百万民工以死伤过半的代价,用十天左右的时间修筑了二百多里的长城,考虑到当时的施工条件和设施,如此速度,实在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但古语早就说过:“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地理上的长城就这样矗立起来了,人心也能随之而凝聚一处吗?由于修筑长城时周边各郡恰逢旱灾,此时征服劳役,而且是“发卒百余万”的大动作,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隋书》所说的“百姓失业,道殣相望”,一片凄惨。孟姜女哭长城说的是秦始皇时代,隋炀帝时代的孟姜女们肯定也少不了,肯定也是哭声一片。

  这当然只是我等后来草民的草根观点,甚至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那就继续说事实。

  那两次大修长城的时间分别是在大业三年(607)七月和大业四年七月。

  大业天子并且前往塞北,亲自督促,显得相当重视,好像形势已经火烧眉毛了似的。难道真是突厥或者契丹再或者是吐谷浑又一次兴兵犯境,大隋之地已是狼烟滚滚?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作为西域霸主的突厥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被分化瓦解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已然降服,西突厥当时也没有侵扰之事,至于契丹或者吐谷浑单凭自身之力更是不敢也不能轻举妄动。联系第二次大修长城前后,大业天子曾派使者经略西突厥部和派兵深入吐谷浑之地的举动,这其实可以理解为身为一国之君的大业天子在软硬兼施未雨绸缪。

  但有人却不这么看。《贞观政要》载,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就此批评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筑长城以避胡。”

  这就有点不厚道了。而且,就像李世民总爱贬低父皇来突出自己一样,在这里他用的还是抑人扬己的老套路,尽管他看起来是在表扬自己的手下大将:“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当然不能说李世民没有道理。有唐一代,国力强盛,只是后期才感边患,所修长城也只是沿袭隋长城而已,所以李世民可以这样说。但就皇帝说皇帝,历朝历代哪个君王是真正把百姓利益置于所谓的“国家利益”之上,真正以黔首百姓为本,也就是现在说的以民为本?皇皇几千年的王朝史,从来不都是朕即国家、朕即天下、朕意不容置疑,其他所有人都是皇帝家国天下这个庞大无比的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吗?更何况杨广早就直言不讳有言在先,天子大兴土木是为了天下,“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

  当时的大业天子真是得意洋洋意气风发。早在还是晋王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前呼后拥地到过边关,也不止一次地以前敌统帅的身份领军征伐,但只有在成了皇帝之后,他才切实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心脏的不容置疑的分量,也就真正尝到了言出法随一言九鼎的滋味。长城完工之后,借着亲祠恒岳、巡幸河东河北一带的机会,他还写了一首诗《饮马长城窟行》,副题为“示从征群臣”,一扫先前为太子时所作的出塞诗里弥漫的那股怨妇情怀,大气磅礴气势豪迈,堪称佳作——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候,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阕。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诗是好诗,不但《乐府诗集》选而存之,后世的许多选家也没有漏掉它。清人沈德潜编纂的《古诗源》里甚至还有一句批注:“炀帝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

  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大运河的确是应该也值得好好说一说。

  长城是秦始皇永不离身的标志性饰物,大运河也是隋炀帝身上毁誉参半形同图腾的标志。两个相距八百多年闻名遐迩的暴君又都创建了一项震烁古今闻名世界的宏伟工程,绝不仅仅只是历史偶然的巧合,而是他们大致相同的性格使然。正是这种大体相同的性格,使得相距八百来年的两个王朝的风格一样,结局也一样——

  他们都天赋甚高,自然也就自视甚高。

  他们都大权独揽好大喜功,敢教日月换新天。

  他们都雄心勃勃威加海内,视百姓为群氓视自己为圣主。

  他们都广造宫殿,不知疲倦四处巡幸,意欲使自己的王朝千秋万岁代代相传。

  只有一点不一样,一个驾崩时天下王旗还没有改换颜色,尽管后来也没能支撑几年;一个咽气之日已是皇权零落,整个天下也如同乱麻沸汤……

  长城是秦始皇留给隋炀帝的遗产,隋炀帝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大运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秦始皇留下的一份不太像样的遗产,隋炀帝同样继承下来并且让它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据说是春秋战国时的吴王夫差挖出了大运河的第一筐土。地点是在当年吴国的邗城(今江苏扬州东南)。目的是为了打通向北的水路,以便进攻齐国。时间是在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那实际是一条全长四百多里、充分利用了沿途丰富的湖泊沼泽资源的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当时叫邗沟,又名渠水、中渎水。

  四年后,夫差又命人开掘了一段由淮入泗、北接沂水、西接济水,可以助其挺进中原的被称为黄沟的运河。运河开通了,夫差的仗也打赢了,但就在他于黄池争得诸侯间的霸主地位时,却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端了后方老窝,夫差也就形胜实败无地自处。

  继远在南方的吴王夫差之后,北方的魏惠王也开凿了连接黄河和淮河的鸿沟。鸿沟后来成了中原漕运的重要纽带,把当时各国紧紧联系起来。再后又成了刘邦、项羽争霸时的天然分界线。

  再后又是秦始皇开凿丹徒、曲阿,也就是镇江至丹阳的水道,而这也是大隋江南运河的所经之处。

  汉武帝开疆拓土,为了便于征调闽越贡赋,又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运河百余里,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之间的航运水道。汉朝还对邗沟和鸿沟(亦叫汴渠)进行了多次维修和整治,并使得运河的作用开始从主要为了打仗改成漕运——也就是给京师之地运粮。

  后来就是三国时期。占据北方的曹操曾于建安九年(204)、建安十一年、建安十八年几次在滹沱河、潞水、漳水开沟凿渠,贯通了河北平原的运河网,沟通了海河与黄河水系,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运输,同时也保障了大军的粮草运输。

  南方的孙权凭借着长江天堑与曹魏抗争,因形借势,“凿句容中道”,与春秋时吴国所开渠道相接,使建邺(今南京市)和东南诸郡上下船只得以躲避长江风浪,成为六朝时期吴、会一带漕运的重要水道。

  再后是大隋建国前的南北朝。这时,从长江经邗沟运河、再经淮泗水道到达彭城(今徐州)的水道还可以直通战船,北周武帝的手下大将王轨率领骑兵,以设置障碍截断水道的方法,大破南朝陈宣帝大将吴明彻的水军。可见在江南水乡,水道真的就是生命线。

  以上所说,算是一份有关南北运河的并不完整的前世图谱。

  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就是在前人留下的这般基础上,开始了他大规模开凿运河的事业。好像也正是这项他自己最为看重、最为得意的宏伟工程,却成了将他绑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铁钉和绳索,并且永世无法解脱。大业天子杨广好像就是因为大运河才成为“隋炀帝”的。

  从现在倒回去三十多年,笔者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关于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当时的历史书上的说法不仅惜墨如金,而且褒贬分明。以至于到了现在,我只依稀记得为了说明隋炀帝的暴虐,书上有个例子:民工们长期泡在水里,肉都泡烂了,伤口里还长了蛆……

  这也许是真的。但那样一项在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的工程,只如此这般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不是和我们一贯宣称的历史唯物主义大相径庭呢?

  现在的情况似乎要好一些了。关于大运河,现在中学教科书上的说法要客观许多了,尽管依然不忘揭露隋炀帝的残暴,但毕竟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开凿运河的必要性。只是,我们许多人早已人云亦云形成的对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纯负面的看法,还能有机会得到纠正吗?

  毕竟,大运河是一项集全国之力、耗时六年才得以完成的浩大无比、死人无数的工程。

  毕竟,修成后的大运河成了隋炀帝大造龙舟、数次巡幸江南、惹得天下怨声载道的实实在在的纪念碑般的载体。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皮日休《汴河怀古》)

  这算是一种看法。

  也是唐代诗人的杜牧同样也有一首《汴河怀古》,似乎是有意在和皮日休唱对台戏:

  锦缆龙舟隋炀帝,

  平台复道汉梁王。

  游人闲起前朝念,

  折柳孤吟断杀肠。

  围绕着隋炀帝和大运河,哪里只是一个诗人在与杨广过不去?

  种柳开河为胜游,

  堤前常使路人愁。

  阴埋野色万条思,

  翠束塞声千里秋。

  西日至今悲兔苑,

  东波终不返龙舟。

  远山应见繁华事,

  不语青山对水流。

  (唐·秦韬玉《隋堤》)

  这又是一种看法,而且是数量远远占优的看法。

  笔者当然不想也不敢与大多数人为敌,但若是说杨广开运河、造龙舟就是为了耀武扬威四处巡游,也未必全部符合事实吧?

  事实是,早在大业元年(605)下诏营建东都的同时,大业天子杨广就“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这就清楚地表明,修凿运河如同修驰道、筑长城一样,依然是大业天子经营东都并进而经营天下的整个战略构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征发百万民工,开挖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这是大业元年的事。

  在那一年稍晚一些的时候,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开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

  到大业四年,开挖北至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连接黄河与海河。

  大业六年,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

  费时六年,用工无数,南起余杭,中途经过江都、洛阳,北至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就这样成形了,完工了。这条从北到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穿了如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二市六省,全长近五千里的大运河无疑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人工河。且不说它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单就大分裂之后重新大统一的政治意义而言,它的政治正确也是毋庸置疑的吧?

  国家建设、国家工程,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只是小算盘算小账,这已经是如今人们的共识了,那为什么面对当时的杨广,我们不能也这样认识呢?难道就因为他后来变成了“隋炀帝”?而且,即使是在隋炀帝时代,长江三角洲以及浙东三吴一带已经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作为鱼米之乡的富饶程度早已远远超过关中八百里秦川的首善之区。将作为政治中心的关陇地区和财富中心的江南连接起来,其经济意义也是显而易见。

  由大业天子杨广倾全力打造成功的大运河,给古老中国造成的影响和变化,实在是怎么估量都算不得过分。

  我们曾经说过,导致杨广成了后来的隋炀帝的,还有他发动并领导的一败再败的东征高丽的战争。这场战争和运河北段的永济渠有关。永济渠是南北大运河四段渠道中最长的一段,虽说有旧渠道可以利用,但工程量依然十分浩大,其间役使了河北百万民众,“男丁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去修河,因“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也就是男女老少总动员。永济渠修成后,成了调运河北地区粮食的主要渠道,同时也加强了对北方的军事控制。因为永济渠的终点涿郡蓟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北方军事重镇,杨广征伐高丽时,这里就是屯兵之地,而永济渠也就成了给粮运兵的主要通道。

  正是因为有了永济渠,有了北运河,远离黄河的涿郡蓟城后来才有了成为元大都的可能,也才有了后来和现在的北京。

  古城杭州早就是中华版图上一颗十分耀眼的明珠,它的光彩照人熠熠生辉也是在与运河系统连接起来之后。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正是运河本身“大大地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南有杭州,北有北京,这一南一北闪耀在南北大运河两端的古城至今依然风情万种。可是不要说别人了,就是生活在这两个城市里的人们,能知道并偶尔想起杨广的又有几人呢?

  开凿南北大运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业天子杨广成全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偏偏没有成全他。

  大业年间,一条大运河使得天下百姓“不胜其害”,却又使得唐宋以后历代朝廷百姓“不胜其利”,杨广就这样集功过于一身,让人欲赞不能、欲骂不忍,不说不休、欲说还休!

  《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大业元年,杨广从洛阳巡幸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这已经是极尽招摇一路鸡飞狗跳了,就这犹嫌不足,还要向沿途各地开列征用物品清单,而且是珍禽异兽催要甚急,“征发仓促,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值十缣”。

  缣者,细绢也。当年绢、缣之类布匹的计量单位大都为段,一根野鸡尾巴上的长毛,就可以卖出十段缣的天价,除了皇帝,还有谁能有如此大的能量,让全国和他一起发疯?

  杨广是不是就是这样成了“隋炀帝”的?

  一个人就这样与一座城、一条河乃至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难解难分纠缠一处,这能不能说成是“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呢?

  《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在书中也引用了上述文字,同时又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不是真的,之所以会有那么夸张的叙述,是因为——

  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究竟是西方人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呢,还是他们真的是旁观者清?

  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后者。

  哪怕是贵为天子身为皇帝,在历史中他其实也是不自由的。信然!

  不管人们如何对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工程说三道四评头论足,静静流淌着的大运河就那么一路流着,大隋被它抛远了,大唐被它抛远了,宋元明清也被它抛远了;一个个王朝渐行渐远,大运河也告别了它无比辉煌的元明两朝的黄金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了一道需要着力加以保护的远去的风景。

  报纸报道,在2006年的全国政协十次会议期间,有数十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认为京杭大运河应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5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京杭大运河作为其流域内的浙江等八省市联合申报的项目而名列榜首。

  做总比不做要好。好得多。

  威加八荒,威服四夷

  把自己的年号叫做“大业”,这绝对是大业天子杨广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表现的也是他意欲超越秦皇、不让汉武的雄心壮志。大业之大,不仅要大兴土木大兴工役大修文治,同时还要威加八荒威服四夷方勤远略威震寰宇。

  对杨广来说,这也叫内外都不放,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

  和也许是“稍逊风骚”的唐太宗李世民相比,隋炀帝杨广自身的武功显然要差好几个等级,他用来威服四夷的方略手段也是以文为主重在礼教,颇有些扬长避短避实就虚的意味。个性鲜明的大业天子,就是在治国上,也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历朝历代的天子皇帝都认为自己雄踞于天地正中,而四周的异族就分别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大隋朝的外患主要来自北狄。《隋书·北狄传》载:“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

  再具体一点说,所谓的北狄除了突厥外,还有铁勒、契丹等。由于后者基本上是惟前者马首是瞻,所以突厥就成了大隋朝对外经略的最大课题。

  隋文帝后期,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与招抚,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已经臣服,同时还有铁勒、契丹等部向隋要求内附,大隋将他们统统置于由朝廷支持的启民可汗的直接管辖之下。由于背靠着强大的中原朝廷,曾经在部族内乱中落荒而逃的启民可汗逐渐稳固地控制了蒙古草原,启民可汗感激不已,一再向文帝表示“愿保塞下”,朝廷对突厥的政策也由最初的制造和利用矛盾以分化离间改为羁縻。

  启民可汗果然对大隋王朝忠心耿耿。大业初年,契丹入抄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杨广诏韦云起率突厥兵讨伐,启民可汗发骑兵二万交其调遣,大胜而归。

  大业二年(606),启民可汗以臣属身份入东都朝觐,大业天子为了让其更加心悦诚服,有意大肆夸耀中原的文明繁盛,不仅“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也就是让各地的绝活表演都来露一手的意思,同时还下令“大陈文物”。无数千变万化匪夷所思的玩意儿让来自草原的启民可汗等人大开眼界乐不思蜀,熠熠生辉的中华文物典章更是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启民可汗甚至两次向大隋皇帝“请袭衣冠”,也就是要移风易俗改穿汉装的意思。当年汉武帝经营西域,曾派使者给匈奴人带去中原的丝绸布匹以及服装,显然也有夸耀的意思,结果却被匈奴人马踏人踩,成了踏不坏踩不烂的兽皮猎装的反衬,现在的情形可是反过来啦!夸耀成功,大业天子得意之余不无感慨:“昔汉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贵,今衣冠大备,足致单于解辫。”

  那一次大业天子虽然没有答应启民可汗的请求,但为了更进一步展示中原的物质财富,炫耀天朝大国的国力强盛,让更多的普通突厥人对天朝更加敬畏,大业天子决定要出塞巡狩,预定路线是先到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旗黄河南岸边),再出塞外,绕道由突厥走草原东至涿郡,也就是要在现在的内蒙古草原上兜一个大圈子。时间则在大业三年(607)三月。

  由于本意就在耀武扬威,所以巡行队伍无比庞大,不仅文武百官跟随,还有军队五十余万,战马十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另外还有和尚、尼姑、道士、女官和百戏班子随行。五十万大军出塞,实属前所未有的亘古之举,为了怕启民可汗及其部众惊恐,事先还特地派出了宣喻使。

  这次巡狩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耗时长久,从阳春三月一直到云淡风轻的九月,就这还没有走完预定的从涿郡回朝的路线,而是就近从楼烦关先入山西,后到太原。为了方便明年再次北巡,杨广下诏营建晋阳宫,并于返回途中开直道上太行山。一路巡游,所费极为浩大,于九月将近月底的时候回到东都。

  这次巡游,除了打猎游玩、凭吊当年胡汉交兵的古战场,大发思古之幽情外,也的确做了一些“统战工作”。不仅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率突厥各部首领来行宫朝见,吐谷浑、高昌也遣使入贡。后来,在启民可汗的牙帐里,大业天子不仅接见了附属于突厥的契丹、室韦等各部酋长首领,还见到了高丽派来私通突厥的使者。由于高丽并未臣服,杨广特意让人宣旨警告:“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这其实是一段插曲。高丽王的本意只想私下与突厥交好,但启民可汗亲眼目睹了大业天子威风凛凛的巡行场面,不敢隐瞒,这才将高丽来使引来见了杨广。

  趁着拜见大业天子的机会,启民可汗又一次上表奏请“变服袭冠带”,且言辞诚恳,一心想要“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但大业天子的目的哪里就是要让草原变郡县、牧民成编户?当时虽然没有民族自治一说,但大业天子实际就是那么做的,不顾群臣都认为应当同意启民可汗奏请的意见,大业天子以“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为由,答复启民可汗说:“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

  哪怕就是到了现在,我们也不能轻率地指责启民可汗数典忘祖,面对一种远远领先于自己部族的另外一种文明,他的反应不也是很正常吗?看看穿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西装、T恤衫吧,谁又能说我们也是数典忘祖?

  让当年的启民可汗目瞪口呆艳羡不已的,哪里仅仅是宽袍大袖的大隋衣装?

  就是在榆林郡城的草地上,按着大业天子的命令,将作大匠宇文恺率领来自中原的能工巧匠,仿照突厥可汗的牙帐形式,设立了一个能容纳数千人的大帐,与前者相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可以拆装离合,下边装有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直让突厥人觉得自己只会骑马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本事。

  更让突厥人五体投地震骇莫名的还是大业天子的仪仗。

  粗犷的草原马背民族对中原礼仪是生疏而隔膜的,为了迎接大业天子的到来,启民可汗亦步亦趋,但不仅忘了开御道不说,还连自己牙帐前的杂草也没有除。为皇上打前站的隋使长孙晟不好明说,便来了一次启发式教学,指着帐前杂草说:“这草很香啊?”

  启民急忙去闻:“不香呀?”

  长孙乘机开导:“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

  启民可汗醒悟了,拔刀亲自除草,所部酋领“争仿效之”,启民可汗还发动全境牧民“举国就役”,为大业天子“开御道”。

  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就这样诞生了。

  大业天子的大驾就这样光临了——

  宫掖百官列成方阵,外围是士兵,滚滚向北行进。天子与后、妃乘着“观风行殿”,百官乘“行城”,城周围两千步,四周有板,蒙上布,饰以丹青,有楼撸。行殿又和行城连接,外围铁骑,形成固若金汤之势。

  如此阵势,让牧民们在十里之外就连马也不敢骑了,启民可汗更是“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大业天子又走了一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棋:发男丁百余万修榆林以东的长城。这段长城既显示了大隋帝国的凛凛雄风,又显示了大隋天子的高深莫测,东突厥人能不敬畏有加,对大隋更加忠心耿耿?

  启民可汗于大业四年(608)冬因病去世,其子咄吉世为始毕可汗,继续与隋友好。

  大业天子的目光也由东突厥转向控制了西域的西突厥。

  基于成功分裂突厥汗国的历史经验,这次大业天子杨广采取的是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策略。

  由于西突厥当时内乱不止,处罗可汗面临崩盘之局,而他的母亲向氏是内地汉人,当时正留居长安,处罗又是个孝子,招怀处罗可汗便有了相当的条件。

  大业四年二月,大业天子派司朝谒者崔君肃持诏书前往处罗可汗处慰谕,并求致汗血马。虽然处境艰难,但处罗可汗开始时对隋使依然十分傲慢,甚至不肯跪受诏书。崔君肃用东突厥启民可汗的故事晓以利害,并软硬兼施,用奉诏则母子平安,否则便发兵征讨、母子难免遭殃进行劝说,处罗终于向隋使“流涕再拜,跪受诏书”。

  崔君肃趁热打铁,劝说处罗可汗应该立功以“深结于天子”,如此既可与早已归附的启民可汗争宠,也能厚得赏赐,有利部族。处罗问如何立功,崔君肃按着皇上的谕旨,要处罗率西突厥骑兵助大隋军队东攻吐谷浑,立功后入朝,如此就可以既受嘉奖又与老母相见,一举两得。

  就这样,兵不血刃,大隋不仅得到了汗血马,还招抚了处罗可汗,同时还在理论上又得到了一支讨伐吐谷浑的生力军。

  后来的事实是,虽然处罗可汗并未出师以助隋军,但隋军在新建立的铁勒部落莫何可汗的协助下,与其东西夹击吐谷浑,吐谷浑第二十代王伏允元气大伤,其地皆为大隋所有。伏允率余众数千骑客居于曾经役属于己的党项羌人,成了苟延残喘的穷寇。由于山高路远,大业天子对党项羌人也没有轻易用兵,而是坚持招抚,“自是朝贡不绝”。

  大业天子,大业奇观

  大业五年(609)三月初二,离上一年北巡还不到一年,大业天子又一次从京师大兴城出发,踏上了新的风尘仆仆的征程。还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依然是甲士森严,百官罗列,还有掖庭后妃、僧尼道士及百戏乐舞演员。

  这次不是北巡,也不是南巡,而是要去西域。

  早在即位之初,大业天子就“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通西域、略四夷”。现在,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加之原来的吐谷浑之地已尽归大隋所有,西巡自然就成为现实。

  这一次大业天子亲自到了远天远地的青海,还去了河西走廊,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是八次巡狩中的第四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似乎一直对杨广颇不感冒的司马光对此行也没有掉以轻心,特意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强调:“隋代之盛,极于此也。”

  那的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出巡。雪山戈壁,大漠苦寒,就是在历代大一统的王朝帝王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

  “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罕遵法度,多蹈刑纲。”

  这是大业天子后来在诏书中说的话,也可以说是他一路视事听政现场办公的记录吧。

  那一路大业天子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围猎。一次是在出大兴、走武功、过扶风、出天水继续西行,到了陇西郡的时候。有两个官员因为对大行围猎有“难言”,结果一个处死、一个免官,皇上显然不想让别人扫了自己的兴,不管那个人是谁。

  第二次大规模的狩猎则是在先过洮河、再于临津关渡过黄河、沿黄河西行至西平郡(今青海乐都)之时,为了向当地羌人夸示,杨广下令“陈兵讲武”。那次投入的军队达十数万人,猎场周长达二百多里,算是让当地人领略了一下大业天子的气魄。

  再后就到了现在的西宁一带。大业天子大宴群臣和领兵将帅,部署对吐谷浑的最后围剿。由于伏允可汗早已逃入积石山,被隋军在现今的俄博河南一带团团围困的吐谷浑仙头王率部落男女十余万、牲畜三十万投降,隋军大获全胜。

  十几万大军跋山涉水,在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千里行军,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既已全胜,就该班师凯旋了吧?然而没有,因为这远不是大业天子此番西行的目的。在大业天子的亲自率领下,大军继续西进,在祁连山脚下,十几万人排成一字长蛇阵,开始了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今民乐县扁都口)的壮举。

  那真的是一次壮举。祁连山海拔本来就高,山顶积雪终年不化,六月飞雪在这里虽说不是司空见惯,但也绝非什么稀罕事。贯通祁连山的大斗拔谷南北纵深达四十公里不说,天气还变化无常,白天穿纱嫌热,夜晚裹着皮袍还冷,这就要求天黑之前必须走出山口,否则后果难料。杨广率领的是一支包括后宫嫔妃宫女在内的多达十几万人的队伍,此举无异就是一次与死神的亲密接触。但贵为天子的杨广就是不信邪,也不惜命,非要闯过这道鬼门关不可。由于路太窄,很多时候只容一人通过,队伍像一条一字长蛇,从早至晚,鱼贯而行,到夜幕降临,还在山中盘旋。结果天气骤变,“风霰晦冥”,文武百官“饥馁沾湿”,原本是金枝玉叶的嫔妃公主也只好与士兵们抱成一团,“杂宿山间”,结果“士卒冻死者太半”,牲畜死伤占十之八九。

  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我们的大业天子才好。

  是说他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呢,还是说他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豪华铺张穷奢极欲巡幸江南的是他;

  兴师动众耀武扬威北出边关的也是他;

  如今,不避艰险亲蹈绝地生死不惧的还是他!

  为了他心中的大业宏图,大业天子可真是把什么都豁出去了。历朝历代哪个坐稳了皇位江山的天子如此玩过命?

  穿过祁连山就到了河西的张掖郡,至此也就结束了对吐谷浑之地的巡行。这次巡幸,大隋在原吐谷浑的辖地新置四郡,第一次将几乎全部的青海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当年两汉极盛之时,也只在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设置过郡县,大业天子一心要追撵汉武大帝,此时可以说是大大超越啦!

  在水草丰盛的柴达木盆地,大业天子又突发奇想,设置了专职牧马的“马牧”不说,还纵牡马两千匹于草原川谷,希望能育得龙种良马。此事后来“无效而止”,但大业天子的想象力还是让人叹为观止。

  但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边。

  早在河西的时候,大业天子就以盛大威严的中华礼仪接见了高昌王等西域二十七国(也有说三十多国的)来朝的使者。那是一次大陈中华文物、大摆宴席、大奏九州古乐并表演百戏的热闹非凡的盛会。张掖、武威两郡的百姓被命令穿上节日的盛装来看热闹,衣服车马不鲜亮者,地方官还要“课之”。荒凉的戈壁滩上何时有过这样的场面,西域胡人能不个个目瞪口呆?这些西域各国使节,还有大批胡商,后来又随着大业天子一起到了长安,到了洛阳。为了进一步让四夷威服,东都又大演百戏,盛陈文物,大开市禁,着力渲染大隋的富庶,以期进一步提高大隋王朝的威望。

  大业六年(610)正月十五,好戏才正式开锣。

  按照皇帝的命令,端门外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有执丝竹器乐者一万八千人同时表演,声闻数十里,令人耳晕目眩。入夜更是灯光烛火照耀天地,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皇帝同时命令,百官及仕女百姓都得坐在街旁搭好的“棚阁”上观看表演,并且个个“被服鲜亮”,这样的表演一直持续到正月结束,直看得西域胡人神魂颠倒。

  因为来了大批西域胡商,诸国使者又向皇上请求允许他们入市交易。皇上当然不会不准。为了款待西域胡商,官府先命整个东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就连卖菜人的坐席也用上等的龙须草编成。胡人客商皆由官府人员带领,“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值”。

  贵客临门,走到哪都是盛情款待,走到哪都是酒醉饭饱且不要一分钱。客商临走,主人还要再加一句:“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

  如此弥天大谎当然难免有漏洞,有胡商就指着大街上缠着缯丝的树木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这样的问题自然没有人能回答。

  也没人敢回答。

  别以为这只是古代才有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仅仅就在三十多年前的1972年,古老的中国就又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故事。

  那次来访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双方暌违已久,加上中国政府的刻意安排,走过世界许多国家的尼克松一下飞机就感到了“怪诞”。尼克松后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按我们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划分,巴基斯坦是友邦,而美国是最大的帝国主义敌人,所以政府不会组织群众欢迎尼克松。按尼克松自己的说法,他得到的待遇是:“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窗帘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空空荡荡。”

  那人们都干什么去了?

  那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尼克松的到来让从上到下的所有官员如临大敌。在他访问北京期间,所有的机关学校等单位都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前放学或下班回家。那时候正是日短夜长的二月,八点天早就黑了,天黑了自然就不会上街了。这是一个叫周大伟的当时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一学生的回忆。据他回忆,“在尼克松到达前的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还是周大伟的回忆:“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紧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尼克松后来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上海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借我一生》中对此也有述及。据他回忆,因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上海市政府虽然没有像北京那样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却居然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去“占领”那里的每一个商店橱窗。这并不是出于对这些人的绝对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至于南京路两边的居民,也得到通知,窗户只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又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而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客人。余秋雨的母亲也被安排在窗户后边挥手,多年以后,老太太依然记得很清楚,“居委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多难拿捏的尺度。也真难为三十多年前那些百姓以及官员们了。

  同样深感为难的,还有一千多年前大业天子手下的百姓商贩以及那些官员们。

  时代毕竟不同了,三十多年前被小心翼翼打开三分之一的窗户早就豁然洞开,许多有形无形的围墙栅栏乃至紧闭的铁门都早已被改革的洪流冲得稀里哗啦,所以我们现在才能拿那些事当笑话讲。

  但一千多年前大业天子手下的官员与百姓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劳民伤财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大业天子夸示四夷的做法虽然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却没能长久地维系华夷朝贡的体制。就在大业天子西巡归来后不久,曾经是一片大好的西域形势就发生了逆转。这当然与民族问题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业天子的兴趣很快转向了东边的高丽,政策不能一以贯之,又要四处出击,难免顾此失彼,最终使经营西域的成就前功尽弃。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凉州都督李大亮后来是这样评价的:“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

  李大都督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大唐贞观天子也碰到了类似的难题,英明神武的贞观天子也有并不英明的时候。当然,那是后来了,后来的事以后再说。

  南方的海

  大业天子实在是个精力过分充沛、思维过分活跃、干事情过分追求完美的人。他实在是太想太想当好一个皇帝了,而想要将偌大的中国经营好,实在又是极其的不容易。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的他经常是四面出击多头并进,在经略西域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南疆海域。《隋书》是这样介绍的:“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

  差不多与他同时代的唐太宗手下著名的谏臣魏徵则评价说:“(隋)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

  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对杨广总是贬多于褒,或者干脆就是有贬无褒,魏徵这样的说法充其量也就是褒贬相当吧。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术语里,秦皇汉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穷兵黩武的代名词。但大业天子本来的志向就是要追秦撵汉,魏徵之流的评说别说他听不见,就是听见了也会拿它当了耳旁风,反正他要干的事谁也拦不住。

  流求也写作琉求,是台湾的古代称谓,也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所以不说也罢。

  被称作林邑的则是如今的越南中南部一带。早在隋文帝时代就对其有过攻略,只是由于气候差距过大,隋军水土不服,统帅病死,杨广即位后停止了这场战争。但大业天子的目光并没有真的离开南部那片蔚蓝的水域,还有那片浩渺水域中或大或小的岛屿。皇帝的目光如此深邃邈远,所以《隋书》也就有了这样的记载:“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不知有国近远。”

  既然是那样的一个大国,大业天子当然不会视而不见。后来被派遣率领使团出使南洋的是大隋屯田主事常骏。那次出访前后历时一年之久,既大大促进了大隋与南洋诸国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与南洋诸国的海上贸易,同时还招徕了南洋十余国入中土朝贡,当然也就提高了大隋王朝的中心地位,极大地满足了大业天子万王之王的圣王追求。

  和东邻日本——当时被称为倭国——的关系也在那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日关系现在依然是许多国人的心结,那完全是近现代以来几次让国人大感耻辱深受刺激的战争的结果。也就是明朝郑和几下南洋之后,大明朝廷宣布海禁,后来的大清朝廷变本加厉,终于导致“海上已无寸板”的自我封闭的恶果。我们越活越抽抽好像也就是自那以后的事。正像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他的《发现者》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有充分的技术、智力和资源,足以成为发现者,但是却使自己注定成为被发现者。”

  发现者成了被发现者,还有比这更让人尴尬的蜕变吗?后世那些动不动就爱拿康乾盛世说事儿的官员学者,为什么总是对此讳莫如深呢?

  当年的中日关系可不是这样,这有至今依然矗立在日本福冈市的徐福塑像可以佐证。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发现并来到日本,可是公元前二百多年的事呢!后来的汉武帝还在与日本近在咫尺的朝鲜设立郡县,更是直接地影响了日本。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动荡,或叫倭国或叫大和的日本都没有中断向中国遣使朝贡。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倭国遣使向隋进贡,在他们只是延续了南北朝时向南朝的中国皇帝进贡的惯例,但对刚统一全国不久的大隋却完全是一次意外。隋文帝这才知道东方大海中有个倭国,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寻访倭国风俗。这中间甚至还闹了个笑话——

  情报报告,倭国国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倭王天未明时出朝听政,日出后停止理政,说是要把政务交给太阳弟弟去处理。文帝觉得大无道理,居然训令倭王改正工作作风。

  杨广的大业时代正是日本高速发展的飞鸟时代。当时执政的圣德太子也和杨广一样年轻有为,对处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等周边小国来说,日本已经成了一个大国,所以自我感觉颇为不错,在和中国的交往中也开始改换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双方互相遣使互有来往,尤其是日本大量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他们在中国留学少则十来年,多则三十年,许多人直到唐贞观年间才学成回国。也就是说,发生在唐代,被说成是贞观之治成就之一的日本大规模派遣遣唐使的浪潮,其实是大业天子开的头、铺的路。

  据记载,当时中日两国的交往,并不完全是中方所喜欢的方式,也就是日本并不承认他们遣使来隋就是前来“朝贡”、请求册封的。这从倭方遣隋使代表倭王递交的国书也可以看出端倪,抬头居然是“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完全是平起平坐的意思。已经被四夷称作是“圣人可汗”而傲视一切的大业天子虽然内心不悦,却并没有过多表露,只是告诉负责接待远夷朝贡的官员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也就是让下面官员将不识礼仪的蛮夷挡驾在外之意。后来要正式接见的时候,又故意将倭国使者和其他朝贡使者安排在一起,也就是依然拿你当进贡者的意思。

  但也就仅此而已。

  难道大业天子性情大变,甚至能容忍外人对自己至高无上地位发起的挑战?后来的事情表明,大业天子还是大业天子,之所以一反常态,容忍了以前绝难容忍的东西,关键在于他正在酝酿一项事关国家朝廷和自己威望的新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当然要深藏不露——而这又正是他修炼多年的拿手好戏。

  再直白一些说,尽管烟波浩渺的大海围裹着中国东部与南部,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者说制约了大业天子权杖的延伸以及挥舞权杖的方式,但从来都是高瞻远瞩颇有心计的大业天子当然不会鼠目寸光只知就事论事,远交近攻是策略,树敌过多更是兵家大忌,大业天子瞄准的下一个目标不是别的,正是在辽东与大隋接壤的高丽!

  当时的形势是,经过多年的经略,北边也好,西域也罢,甚至包括东南海域都已经是万国来朝,惟独小小的高丽始终不肯遣使前来,他们甚至跟已经臣服大隋的东突厥启民可汗私下交通,却就是不愿意光明正大地寻求大隋天子的庇护,难道他们真以为靠一个突厥首领就能够自保?他们难道不知道,就是突厥的启民可汗自己——也包括他死后继承汗位的儿子——也是靠大隋的庇护才得以安然无恙的?

  早在大业五年(609)西巡的时候,堂堂大业天子杨广就已经在启民可汗的牙帐里派人警告过高丽来使:“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有言在先,当然算不得不教而诛,正是“勿谓言之不预”也。

  第六章 贞观之治:李世民的巅峰时刻

  噩梦醒来是早晨——贞观之辩与贞观之变——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文成公主及其他

  噩梦醒来是早晨

  由于性格的差异,更由于破门而出亲执权柄的背景与隋炀帝大不一样,所以贞观天子李世民登上前台后,首先要做的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收拾为攫取政权而喋血禁门造成的人心浮动流言汹汹的局面。

  首先需要重新礼葬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对贞观天子李世民来说,这绝对是一项既可笼络人心又能表白自己政治正确的势在必行的政治举措。

  玄武门事变发生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

  三天之后,唐高祖李渊下诏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完全是出自李世民一伙之手的册立诏书,拿皇帝当了他们的肉喇叭和传声筒,以“孝惟德本,周于百行,仁为重任,以安万物”为说辞,来了一番宏大叙事,竭尽全力替玄武门流血事件打掩护,为新太子涂脂抹粉。但包括李世民在内的所有人都明白,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绝对掩盖不了光天化日下实际发生的事实,哪怕就是真的如愿以偿当了皇帝,这也依然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心中最难化解也始终无法化解开的心结、死结!

  满打满算,连头带尾李世民只当了两个月零一天的太子,就即位登基成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时间是这一年的八月八日。

  再两个月之后的十月,朝廷下诏追封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追封故齐王李元吉为海陵王,前者谥号曰“隐”,后者谥号为“刺”,并依礼重新改葬。已经成了皇帝的李世民还在千秋殿西边的宜秋门痛哭志哀,同时又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后嗣。

  好像是中规中矩。也好像的确是兄弟情深。

  那是不是说李世民自己在和自己掰腕子,今天的李世民在打昨天的李世民耳光?奥妙全在《谥法》:“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

  如此做法,既重申了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表露了当今皇上的仁爱之心,也就扎扎实实收获了一回亡羊补牢的实效。

  其实,意在稳定局势安抚人心的工作早在玄武门事变之后就开始了。例如李建成手下将领薛万彻,事变之时为救主曾带兵攻打玄武门和秦王府,失败后与数十骑逃亡京师附近的终南山,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世民派人好言相劝请了回来,理由当然是现成的:各为其主嘛!又如原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明知故主遇难大势已去,依然领兵反抗,杀死了李世民的屯营将军敬君弘,他的理由也很感人:“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也就是愿以一死“以报太子”的意思。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变时没能舍生取义的冯立第二天就来向李世民请罪,表示愿意悔改,李世民一番慰勉,又任其为左屯卫中郎将。冯将军当即信誓旦旦:“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

  还有那个在历史上几乎和唐太宗同样有名、被唐太宗作为镜子时时检点为政之失的魏徵。玄武门之变后,为避免杀戮,太子党人纷纷逃匿,只有身为太子洗马的魏徵依然故我,好像没事人一般。当初他可是以秦王为大敌,在故太子面前出了许多主意的智囊人物啊!就是换了谁,也饶不了这样在背后摇鹅毛扇的人。

  终于有一天,李世民当众拉下脸来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呢?

  在场人等战战兢兢,以为魏徵就要人头落地了,魏徵本人也以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超然,从容不迫地回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

  魏徵此言其实是刚中有柔,看起来生死不惧大义凛然,但在表明自己的重要性的同时又主动称臣,就看李世民能不能破解其中的玄妙了。反正他已经伺候过一个太子了,结果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使他空怀壮烈颇感失落;现在他面对的又是一个不仅能决定自己生死,还能决定自己此生能否真的有所建树的主子,若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价值,自己此生就真是立言不能、立功无望,那还真不如让人给杀了,起码也能在道德上成全了自己。当时的魏徵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成了贞观天子的李世民却闻言大喜,对他倍加器重,先封其为詹事主簿,后又升为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因为山东、河北一带曾是李建成苦心经营的地区,为了消除政敌的政治影响,李世民又派魏徵前往宣慰,可谓信任有加。

  就是这个魏徵,在皇帝重新礼葬故太子与齐王前夕,从山东返回京师,与当初曾为东宫官属、现在又成了新皇手下黄门侍郎的王珪联名上表,认为不仅应该礼葬,而且应该越隆重越好。道理很简单,拿死人做文章,将死了的人再葬一回,原本就是给活人看的呀!

  皇帝自然是欣然答应,不仅亲自痛哭志哀,并且命令原东宫、齐王府的僚属统统参加。原本不乏激烈的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之间的矛盾,也就在皇上泪雨滂沱和一场浩大的葬礼后,渐渐趋于平复。

  按《贞观政要》的记载就成了这样:“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

  好像是接受了教训,新皇同时还册立时年八岁的嫡长子李承乾为新太子。

  当然,仅靠一抹淡薄的亮色是绘制不出新皇即位后丽日蓝天云蒸霞蔚的绚烂景象的,所以即位后的新皇一直殚精竭虑苦苦思索,朝廷高层的人事变动自然也是应有的题中之意。

  在武德年间长期执掌朝政、深受唐高祖李渊信任的裴寂的下台与下场前边已经讲过,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位深受先皇器重并也曾让新皇赞不绝口的前朝重臣的结局吧。

  记得玄武门血流遍地之时,正陪着唐高祖在宫中湖面悠然泛舟的,除了一个裴寂,还有萧瑀与陈叔达。因为事出意外,望着杀气腾腾持剑而来、名为讨诏实则逼宫的尉迟敬德,当时的李渊只会一连叠声地问怎么办?

  事已至此,乖巧的裴寂当然不会再说什么,萧、陈两人的答复差不多就是异口同声,认为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李世民大功告成后认为裴寂有“佐命之功”;视萧瑀为“真社稷臣也”,并为其题字赐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还在正式登基前就任命其为左仆射;陈叔达更是早在原太子与秦王还没有公开摊牌前就不断在皇上面前为秦王说好话,使李世民不止一次逃过了“贬责”,李世民对此很是感激,封他为礼部尚书时还有说法:“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怪不得大家都想说话算话,原来顺昌逆亡的感觉就是爽,爽得很!

  陈叔达的官甚至都没能当到第二年新皇改元建号,就因为政见不一,与萧瑀在朝堂争辩而被免官。那一次两人都是声色俱厉,萧瑀也“坐不敬,免官”。贞观元年(627),萧瑀又以太子少师为左仆射,但半年后“左仆射萧瑀坐事免”。

  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说辞,真正的理由应该不难理解,那就是这些老臣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了。当然,这几个人毕竟大有功于新皇,所以能始终得到皇上的礼遇,萧瑀其人更是屡落屡起,在让贞观天子过足了予取予求福祸由朕的天子之瘾后,最后还是得以善终,与裴寂的结局不好同日而语。

  稳定了朝廷,还要稳定地方,尤其是山东与河北一带。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当年窦建德战败投降后,还有部属五万余人,其时的秦王李世民将那些人“即日遣散之,使还乡里”,但对大战之后的河北、山东地区并未作出妥善安置,也就没能有效地控制那一带。尤其是窦建德被杀,散居各地的部属动辄被“唐官吏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部将皆惊惧不安”,很快又导致窦建德的少年好友、军中部将刘黑闼设坛祭祀窦建德,自称大将军,要为窦建德“报仇”,一时间窦之旧部纷纷归附。

  刘黑闼很快就闹出了动静,居然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并且还有了自己的首都。其法律制度和政权体制都是窦建德当年的模式,俨然“窦建德第二”。

  二次出征的李世民心中的恼恨可想而知。为了平定刘黑闼,他竟然先派人堰塞河水,待刘部渡水布阵,再决堰放水,深达丈余的河水淹死刘部士卒数千,后又斩首万余。乱局好像是又被镇压下去了,李世民再次班师。但未及两月,刘黑闼又重新起兵,形象地演绎了一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活剧。

  再后出面平叛的是当时的皇太子李建成。当时还是太子幕僚的魏徵终于明白地说出刘黑闼屡败屡反的真情:“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他同时还建议:“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

  后来的事实果然如魏徵所料,虽然刘黑闼其时部众犹盛,但在李建成的安抚政策的感召下,“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被俘的刘黑闼被判处死刑,临刑之前,曾在家中种菜度日的刘黑闼也开始怀念起当初自由自在当个草民百姓的安然恬静。

  肯定的,当年的统一事业不会也不可能是一曲温情脉脉的田园诗,金戈铁马铁血交织应该而且必定是其中的主旋律。站在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立场上,就是在今天,这也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但是,拿当初的大唐王朝秦王和大隋王朝的晋王相比,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大隋晋王远比看不上他的大唐秦王高明得多。

  同样面对统一大业,当年的杨广文武兼备,尤其是在坐镇江都时期,杨广更是将重点放在人心教化上,并为此做了许多既高明又不露声色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至于长达数百年的分裂之后,南方的局面很快就稳定了不说,又很快就成了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

  和杨广相比,李世民似乎更像个赳赳武夫,马背上打来的天下也在马背上治理。孰优孰劣,原本已经很清楚了,但就因为最终坐稳江山的是李世民,所以,明明是李世民手段太辣,才使得刘黑闼屡逼屡反,但《新唐书·太宗本纪》里却不露声色将这些全算在唐高祖李渊名下,说是刘黑闼二次造反,李渊大发雷霆,下令“命太子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驱其小弱妇女以实关中。太宗切谏,以为不可,遂已”。

  瞧瞧,当初史官为了美化他们心中的圣皇明君,连皇帝的老子都敢拿来说事儿,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说的?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他们笔下都如此不堪,身为亡国之君的前朝帝王在他们笔下不就更是狗屎不如。

  这没办法,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按上世纪某个外国大人物的话说,享有一切特权的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任何责怪的。

  其实当时也没有人想要责怪谁。只是已经成了贞观天子的李世民自己发现,由于自己的残酷镇压,山东、河北之地的人们对李建成颇有好感,在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之后,“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如那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之叛即为一例。再加上玄武门之变后太子党羽逃至关东,倘若他们再与地方势力相勾结,危害将不言自明。

  既是山东人,同时又是故太子手下谋士的魏徵,因为与当地各种社会势力有密切联系,便成了代表新皇前往宣慰的不二人选。他的新身份是谏议大夫,并且有新皇亲授的“便宜从事”之权。

  魏徵果然堪当大任。刚到磁州,就碰见州县官把曾是东宫、齐王府属官的李志安、李思行等人五花大绑,准备解送京师请功。魏徵不避嫌疑,认为朝廷已经有了大赦的意见,如今却又将李思行等人逮捕,怎么能不让人起疑呢?“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他就这样自说自话自作主张地把人给放了。得知魏徵能如此活学活用,替自己树立信义,新皇上当然高兴万分,对他也更加信任了。

  还是那年八月,还是为了争取人心,新皇下诏免关东赋税一年,不久却又不知听了什么人的意见变了卦,要求关东照常纳贡,“明年总为准折”,也就是第二年再说的意思。新皇也许是真有难处,广大的山东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同时也是当时中央财政的命脉所在,所以才有了这样朝令夕改之事。刚刚还且歌且舞老幼尽欢的百姓自然是大失所望,发牢骚说怪话在所难免。正在宣慰山东的魏徵当即上书,以为不可,理由当然极其充分,陛下刚刚上台,天下的百姓可全都眼巴巴、情切切地看着您呐——

  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

  魏徵果然见识不凡,所虑者既深且远,由他来宣慰两地,还愁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妥善地解决其他可能滋生的问题?

  彻底解决并清除当初玄武门事件留下的隐患阴影,仅仅靠魏徵的宣慰当然远远不够,就在那一年,青州又发生了谋反事件。这一次新皇派去处理此事的还是山东人——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崔仁师。崔御史依然是采用宽慰的方法,很快就平息了动乱。从史料记载看,此后那里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众所周知,李唐皇室出于关陇,以往用人也是既看地域又挑门第,完全承袭了南北朝时期小国寡君的小家子气。执政初期的李世民一改弊端,被他拔擢任用的山东人氏当然不只魏徵与崔仁师两位,其他如张行成、张亮、戴胄、马周等都是山东才俊,而且包括魏、崔在内,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出自普通寒门。对山东人才的量才任用,并且不计较出身与来历,不仅表明李世民的眼光和手段,也反映出他的胸怀与气度。

  有这样的君王与臣下,别说是安抚局部之地的山东、河北,就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尽管一切才刚开始。

  “黄河安,天下安;黄河怨,天下怨;黄河反,天下反。”这样的民谣反映的当然是山东之地对整个国家的决定作用,既然稳定了那里,全国局势的稳定也就指日可待了。

  鱼肚白般的亮色已然出现在大唐帝国的东方天际线上,贞观天子的贞观之治已经是呼之欲出!

  贞观之辩与贞观之变

  很早很早以前,“贞观之治”的说法就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标志性符号与其如影随形密不可分了。那是后人对一个特定时代的肯定,也是对一位一心想当好皇帝也确实当好了皇帝的天子的肯定。

  在此之前好像只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可以和它相媲美。但即使是这样,两相比较,结论依然是贞观“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章是如何评价大业天子杨广的么?用亲身参与创造了贞观之治盛景的名臣魏徵的话说,被他们称作隋炀帝的杨广的功业可是“威加八荒,过于秦汉远矣”!

  比较之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清,大业和贞观两个时代的分水岭究竟何在。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前者靠的主要是一个耀武扬威威加八荒的“威”字,突出的是天子的皇权皇威;而后者,凭借的主要是一个扎扎实实不事张扬的“治”字。尽管与恨不能事事亲力亲为、总在大张旗鼓大干快上的大业天子相比,贞观天子李世民几乎可以说是无为而治,也尽管作为皇帝,李世民总爱不失时机地自我表扬,但贞观时期皇帝求谏纳言、君臣群策群力却也是有目共睹。

  贞观之年确实是大治之年。皇帝政绩卓著,百姓安居乐业,用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最爱用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当年该是这样一幅君民相安其乐融融的景象——

  一片波澜不兴平滑如镜的水面,岸边垂柳成行花飞蝶舞,有白羊吃草黄牛反刍;水面上,叶叶轻舟随风而荡互不相妨,有渔夫撒网官爷吃酒,还有公子吟诗仕女簪花……

  应当承认,这段文字其实是对东晋陶渊明先生《桃花源记》的拙劣模仿,身逢乱世,欲语难言,陶老先生只能以笔下乌托邦聊以自慰,但这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所有渴望正常生活的人们的共同理想!大业末年的情况实在是一次对刚刚结束的战乱不止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克隆,贞观年间人心思静人心思安已是大势所趋,想起陶渊明也是在所难免。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曹操笔下三国时期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苍生图。

  “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敝之后,饥寒重切。”

  这是见于《隋书》和《全唐文》的对隋末社会现状的描绘。

  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大唐王朝的主要任务还在于统一国家、“削平区宇”,即使到了贞观初年,按《贞观政要》的说法,国家依然是:“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这就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即位后面临的异常严峻的社会现状。

  何必再从前朝典籍里寻找蛛丝马迹,单单就是根据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的一般逻辑,笔者也敢断定,尽管贞观天子在大业天子死后颇为不屑地将其称之为“隋炀帝”,但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刚刚灰飞烟灭的朝代,尤其是对那个将天子意志尽情挥洒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地步的大业天子,贞观天子私下里的感情要复杂得多。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拐弯抹角的亲戚,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代天牧民的天子。还因为他们都雄心勃勃,都想成为独领风骚的千古一帝。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布衣出身、以小小的泗水亭长起家的流民刘老三都能在当了皇上后如此意气扬扬气吞山河,何况杨广和李世民都是天生贵胄,其起点与刘邦之流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更何况不管是杨广还是李世民,他们登上至高无上的皇位的手段都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所以还有一个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资格与能力的问题。

  杨广用来证明自己的方法我们已经说过了。

  史料记载确凿无疑,当年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巡幸场面曾经让刘邦、项羽艳羡不已,分别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乎”和“彼可取而代也”的感慨。那么同样的,一年四季总是奔波在外,其天子仪仗更是皇皇赫赫的大业天子的排场李世民也不可能没有见过,也就不可能没有想法与感慨。尤其是大业天子治下那种国力强盛四夷宾服贡使来朝的场面,更是无法不让年轻的李世民叹为观止。

  他真正想做的,正是这样对民族国家有大想法大贡献的大唐天子!

  但他没有这样的条件。隋末战乱,不仅耗光了曾经很充裕的各项国家储备,同时狼烟四起,群雄割据,国家重又四分五裂。而父皇在位连头带尾只有短短的九年,这就逼使着他不得不谨慎从事,尤其在执政之初的贞观初年。

  承认并且尊重现实,承认并且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哪怕是贵为天子,一个人的能力也毕竟有限,鼓励臣下直言进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是贞观天子高于大业天子的地方。就是这点点滴滴的小小不同,导致的却是判若云泥的差别。

  贞观天子就这样成全了贞观之治,也将自己成全为青史留名的唐太宗。

  早在改元贞观之前的武德九年(626)十月,刚登基两个月的李世民就召集并亲自主持了一场有关“自古理政得失”的讨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

  那其实是一次讨论国策、决定大唐向何处去的高层辩论。所有的参与者都直言不讳,大家脸红脖子粗地互相辩论乃至争吵,气氛可以说是相当激烈。在李世民看来,这样的争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见于《贞观政要》的这段李世民语录表明,贞观天子的执政方式已经有些近现代欧洲国家决策之前充分讨论的议会政治的端倪了,就是现在是不是也值得学习呢?

  由于大乱刚过,百废待兴百端待举,以乱求治难度颇大,以至于皇帝自己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参加廷议的大臣们更是七嘴八舌,“人皆异论”。

  皇帝当时提出的论点是:“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造次者,急遽之谓也,也就是皇帝以为大乱之后人心大坏,光以仁厚宽和的儒道行秩,只怕急忙间不好收拾。

  魏徵以为不然:乱后人心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不挑食,很容易就会吃饱一样。

  皇帝依然并不乐观,以“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为例,再次强调“致理”不易。

  魏徵侃侃而谈:“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可言,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魏徵在这里用的是孔老夫子的典。当年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老先生也曾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魏徵是在劝皇上一定要有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信心。

  皇上频频点头,显然是已经认可了的意思。

  但时任右仆射的封德彝也引经据典,从夏商周三代一直说到秦汉,结论是:“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并指责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意思很明白,封大宰相等人主张用严刑峻法的高压政策,罔顾民间百姓人心欲静人心欲安的现实。

  面对指责,魏徵再次援古引今,也从三皇五帝说起,论证“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反复说明大乱后达到大治的事例多得很,指出社会其实就是在一乱一治乱中求治里得到发展的。否则的话:“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因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持反对意见的人这才哑口无言。

  但类似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平息。如果说魏徵、房玄龄等人是当时的少壮改革派的话,那么封德彝、萧瑀等人就是当时的元老反对派。哪怕就是在封德彝去世之后,接替他职务的萧瑀也依然坚持己见。尽管皇上鼓励争论,但大政方针不容分歧,元老派最终还是淡出了政治舞台。《旧唐书》有一段话记载了萧瑀后来的落寞之态:“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弥怏怏。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

  千万不要看轻了当时那场争论,其实际上牵涉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把握机遇的大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场辩论,才确定了后来“抚民以静”的与前隋大相径庭的贞观之变。《贞观政要》的编撰者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才有了一段长长的感慨,其中几句是这样说的——

  帝王兴治之道,在观时而为之。观时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则理无不通,至公则事无不正。通于理,故能变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观魏公之论,诚得圣人之意。文皇能纳其言,力变时弊,以行王道,呜呼明哉!大乱之后,兴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时太平,德流于后,呜呼公哉!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这话是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讲的,时间在上节讲的廷辩之后一个月。原话当然不止这八个字,但一样明白畅晓如同大白话:“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话是大白话,道理也浅显明白似乎不用多讲,但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前朝后代的许多帝王却就是搞不明白,这才显得贞观天子鹤立鸡群远见卓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以“存百姓”为宗旨、以“清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才被确定下来,也就由此形成了贞观年间“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的国泰民安的景象。

  引号里的话是贞观天子自己说的,原文前后相接的是这样的句子:“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一次次引用当年的皇帝语录,实在是因为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时总在实话实说,显得颇为可爱可敬。难道不是吗,在此前此后太多太多打着各种旗号、以各种名目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自吹自擂自我膨胀的帝王中,贞观天子难道不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吗?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明白其实不是百姓离不开帝王,而是帝王离不开百姓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啊!

  那个上古时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老者是这样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继他之后,承上启下的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你当然可以说那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农耕社会的原始理想。但你又该如何解释,甚至就是在物质极其丰富、科技高度发达、成就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方针呢?

  和先人们相比,今天的我们其实并没有聪明多少。真的没有。

  话扯远了,还是继续说贞观天子“安人理国”的贞观新政。

  简简单单就是四条。

  一曰“去奢省费”;

  二曰“轻徭薄赋”;

  三曰“选用廉吏”;

  四曰“使民衣食有余”。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以人为本”。

  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重点就放在乡村。因为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所以贞观天子不但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应该“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已过丧期的鳏寡“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同时又以身作则,先后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年(628)两次释放宫女出宫,“任其婚娶”,总数达三五千人之多。考虑到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现状,贞观天子此举既可贯彻去奢省费、不滥用人力财力的原则,又可以让宫女们返回人间,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真可谓一举多得。

  应当承认,尽管“轻徭薄赋”已经成了“安人理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由于贞观初年社会积累不够,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其实并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隋炀帝滥征民力的行径,反对劳役无时。《唐律疏议》特地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这就叫以法治国有法可依。未见薄赋,却见轻徭,隋炀帝时代那种动不动就全民皆役全国皆役的弊政算是被革了命。

  尽量不让百姓服徭役的目的在于劝课农桑。自西晋以后,中原分裂,战火绵延,加之统治北方的多是恃强斗狠的马背民族,早已有之的天子亲耕籍田的古代礼仪也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现在,贞观天子又将这种古老的仪式恢复了。以帝王之尊,躬耕耒耜,亲祭先农,其象征意义当然远远大于实际作用,所以贞观天子还特地颁布了《籍田诏》,大造舆论。施行之日,自然是盛况空前。《旧唐书·礼仪志》说:“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

  “骇跃”连用,实属新鲜:欢呼雀跃、跃跃欲试之“跃”不难理解;那个“骇”字却大有讲究,围观的官员与百姓显然是颇感新鲜与吃惊,以至于“骇”。据史书记载,隋末唐初,长期战乱动荡不已,不事稼樯“人多浮伪”已成流习,以至于为了贯彻朝廷劝课农桑的旨意,不少地方大员要令属下严加巡查,“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

  要想彻底扭转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实在不是朝夕就可立见功效之事。贞观天子也并没有做完籍田秀之后就以为大功告成,他依然不断地派遣使臣去各地劝课农桑,并且亲自在苑囿里种了几亩庄稼,用意依然在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贞观四年(630),他在接见即将分赴各州考察农桑的使臣时,又一次以自己为例:“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亲力亲为躬耕田亩,贞观天子当然会觉得累,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会觉得疲乏不堪,“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

  昔日公子,今日天子,从落地之日就锦衣玉食高高在上的李世民能有如此感悟实属不易——还记得那个听说百姓无以为食只能靠草根树皮充饥,居然傻兮兮地问那为什么不吃肉饼的西晋混蛋皇帝司马邺吗?两相比较,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深知民间疾苦、农人不易,贞观天子还再三强调从中央下到州县的使者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不得令有送迎”。理由极其现实:“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体会,才有了《贞观政要》里记载的贞观二年(628)“京师大旱,蝗虫大起”,贞观天子诅咒而吞之的举动。贞观天子的咒蝗之辞是这样的:“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有一段不乏轻松诙谐的议论: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毫无疑问,太宗具有做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

  他当然是在作秀表演,但依然是心里还装有百姓的表现。身为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总比拿百姓不当人只当工具好得多吧?

  还有贞观五年(631),为不违农时而特意将皇太子的行冠礼改期举行的事件。当时有关部门选择的日期是阴阳家认定的上上大吉的二月,但二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春耕大忙季节,贞观天子以“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为由,下令“改用十月”。

  既然是以农事为本,当时的土地政策也就有必要交代两句。

  唐高祖时期曾颁布过计口授田“丁男、中男给一顷”的均田令。当时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也就是说,每户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继承的,剩下的部分则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不断重新分配。这种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地广人稀。荒闲之田当然好分,人多地少的“狭乡”又该怎么办?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的土改,所以又有了鼓励农户由“狭乡”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宽乡”的政策。并且还有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以及适当免除赋役的配套优惠条件。

  千万别看轻了这些在贞观君臣手下才开始切实施行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政策,要是没有真真切切想要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拳拳之心,你会连想也想不到这些似乎并不复杂的举措。上世纪80年代初,多年动乱之后,我们的共和国也面临着百端待兴百废待举的局面。因为真正开始脚踏实地考虑民生问题,也才有了建国后最为纯粹的、不以政治为说辞的、由政府出面组织并实施的区域性移民。那次被动员迁移的是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户,当时被称为“两西移民”。

  那次“两西移民”让许多农户至今受益无穷。

  贞观年间当然也是这样。

  更何况贞观天子之时还有兴修水利、设置义仓等的善举善政。

  总之一句话,贞观年间尤其是贞观初年(大约以贞观十一年左右为前后分界)的贞观天子绝对是一个兢兢业业忧勤惕厉不忘百姓的好皇上,所以也就有了出自《贞观政要》的贞观盛世图——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那么,人心究竟是怎么得到的呢?原因就在于“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就这样,短短几年之后,“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今两广之地),自山东至于沧海(东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路,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粮价一跌再跌,现在的人们免不了有谷贱伤农之慨叹,但联系到当时曾有物以稀为贵的斗米匹绢的高价,此中变化,反映的不正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的现实吗?当然,“马牛布野,外户不闭”云云显然是一种已成经典的老套夸张,但出门在外的行商旅人不用背着干粮,还能一路热汤热饭地解决肚子问题,显然真的是社会安定富庶的一种象征。

  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则是这样说的:“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

  很难说踌躇满志的贞观天子是在表扬他人还是在表扬自己,但事实如此,谁不服气也不行,对吧?还有,即使是到了一千多年之后的现在,贞观天子李世民用来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理由也依然可以成立,尤其对于那些手握重权、能够决定他人升迁荣辱的人来说,让不让并且听不听别人说话也依然是个让人挠头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把这叫做一言堂、家长制,还有忠言逆耳之类的说法,也提醒我们此类封建遗风并未完全绝迹。贞观时期之所以能迅速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李世民来说,也真的不乏傲人傲世的极为充足的理由。因为他真的明白,并且真的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公平地说,不管是在李世民之前还是之后,摆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模样求谏纳言的帝王实在是算不得少,有的甚至还信誓旦旦,例如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就一再鼓励属下放胆直言,申明自己一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结果却是许多说了真话的人在他手上掉了脑袋,而他自己也最终因为自堵言路而走投无路,落得个煤山自缢的下场。

  继贞观之治一千多年以后,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实际也是一场求言者对发言者的整肃运动。

  在秦始皇的故乡能出一个唐太宗,其难能可贵于此可见一斑!

  雄才大略而从谏如流,位居九五而兼听纳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得承认贞观天子李世民真的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

  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值得在后人心中千年万年地活下去。

  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可以傲立于林林总总的帝王行列的前排而问心无愧。

  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应该得到一枚大大的镌刻有“实事求是”字样的奖章。

  “实事求是”是现代人的现代表达。李世民的难能可贵首先表现在他有极其清醒的自知之明上。

  擅长弓箭并自以为对弓箭颇有研究的他,早在贞观元年(627)就给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

  因为有了这个教训,当时还执政不久的贞观天子就下诏让京中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设于禁中的中书内省值班,随时召见咨询。“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君臣对坐,相商国事,其情其景,能不融洽?

  这中间也曾有过一个小插曲。刚当了皇上的贞观天子每次上朝,都是威容严峻、咄咄逼人的样子,以至于有些臣僚上书奏事,举止失措,顾虑重重。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也有描述:“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夺取帝位的多年的艰苦野战时期。他确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显得很庄严威武。他好冲动,易被激怒,当他发怒时面色紫涨,使周围的人不寒而栗。”后来经别人提醒后,这才有意改正,显得轻松和蔼了不少。

  成书于唐代的《贞观政要》的编撰体例颇似“文革”中流行的语录本,里边满是贞观天子谈政论事臧否人物说古道今的言论,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贞观二年(628),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

  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惟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

  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这算是当时选拔和任用干部的标准吧!

  贞观三年(629),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人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须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按唐代官制,中书、门下,再加尚书,合为三省,职责分别为发令、审查和执行。具体地说,中书省是朝廷发布敕旨册制的机构,有“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的决策权;门下省则负责对中书省发下的文件政策进行复核审议,没有问题便签署放行,如觉不妥,可将原件批注送还,也叫“封驳”“封还”;“掌典领百官”的尚书省就是实际执行者。三省既互有制约,又各有实权,所以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不像汉代那样只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宰相,也算是集体领导吧。因为握有重权,所以贞观天子才不能容许他们“阿旨顺情,唯唯苟过”,不事谏诤。他要让他们明白:你们不是一般的抄抄写写、收收发发的小秘书,那种活儿差不多是个人就能干,还用得着你们来当宰相?话说得很重,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吧。

  贞观四年(630),在和一位老臣就前朝隋文帝的执政得失谈论了一番之后,对隋文帝其人很不以为然的贞观天子感慨道:“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我们早就知道,隋文帝也就是隋高祖杨坚除了节俭还很勤政,好像也就是这两点让他在史书中的形象还算可以,但贞观天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勤政无非就是出于多疑,既然他可以从人家孤儿寡妇手里骗来个皇位,当然也怕别人再骗了他。所谓“小人眼里无君子,君子眼里无小人”吧。贞观天子拿自己和他比,山高水低自然是早有定论。而且,贞观天子的逻辑也是成立的,一直到现在,日理万机如何如何,还是我们讴歌领导英明的现成词汇,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日万机,所失岂不更甚?再假以时日,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蚁穴成溃,“不亡何待”?

  正因为确实明白了个人能力有限、群众才是英雄的道理,所以贞观天子很有些不怕人说话、只怕人不说话的急切、迫切与热切。

  贞观五年(631)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必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632)又道:“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这段话是和魏徵说的。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魏徵此人值得多说两句。被用来作为本节标题的那八个字最早就是出自魏徵之口,时间也早在贞观二年(628)正月。

  那一次贞观天子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叫明君、暗君?

  魏徵的回答就是那八个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一直到现在,魏徵作为一个著名的正直敢言的忠谏之臣的名声依然颇为响亮。和他同样有名甚至比他还要有名的,还有一个大明王朝的海瑞海刚峰。

  由于充当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在当代中国曾经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与此有关的许多人最后都死于非命;而当年准备好棺材开骂、当即就被皇帝打入死牢的海瑞后来却复职升官,最后安享天年寿终正寝。

  他的一夜成名和最后的结局都与皇帝有摆脱不了的干系。

  同样的,魏徵的名垂青史也与贞观天子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他成全了贞观天子李世民。

  贞观天子李世民也成全了他。

  君臣相处的十七年里,魏徵始终以直谏著称,而李世民尽管有过牢骚、有过不快,有过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的念头,但总算还是有始有终相得益彰。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相当漫长的皇权就是一切、皇权高于一切的时代。在那个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据说是天子象征的张牙舞爪的龙成了整个国家的图腾性标志。皇帝穿龙袍、坐龙椅,生气也叫龙颜大怒。据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贞观时代,敢犯龙鳞的何止一个魏徵?总不能说那时的人都疯了,都敢拿脑袋不当脑袋吧?还是魏徵自己把话说破了:“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

  魏徵因病于贞观十七年(643)正月去世,贞观天子致了一篇不是悼词的悼词:“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为了号召向直言无隐、积极进谏的魏徵学习,贞观天子还作了一首诗——

  劲条逢霜摧美质,

  台星失位夭良臣。

  惟当掩泣云台上,

  空对余形无复人。

  笔者过去、现在不是保皇派,将来也不会是保皇派,之所以对贞观天子情有独钟,实在是因为太明白太明白身为皇帝的李世民的难能可贵了。别看所有人都有两只耳朵,理应正反皆听,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确实并不容易,而且是官越大越不容易。对皇帝来说,那两只耳朵差不多就是专门用来听山呼海啸的万岁之声的。

  谁能真正说得清,“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已经喊了多少年了?

  声嘶力竭地喊了无数遍“万寿无疆”之后才仅仅过了三十多年,我们就集体噤声、集体失忆,好像在当代中国真的压根就没有过那种说起来欣欣向荣、实际上每况愈下的荒唐加荒诞的岁月。如此健忘,谁敢保证一旦气候适合,“万岁”之声不会卷土重来再次甚嚣尘上?

  正是因为经历过那样不堪回首的岁月,深感于在秦始皇的故乡移植马克思主义的艰辛艰巨,当代诗人北岛曾经百感交集地写下过这样锥心刺血的诗句——

  万岁/我他妈的只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

  我的胡子也早就长出来了,而且渐渐花白,一天不刮就面目狰狞看无可看。

  文成公主及其他

  应当承认,关于贞观天子的这一专章好像没有专写大业天子的上一章那么好看、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有趣。原因就在于两位传主的执政风格大相径庭——

  贞观天子登基后总是不忘抚民以静,要让百姓休养生息,表现在治国指导方略上,也就是一动不如一静,既然是大病初愈之人,当然需要能躺不坐、能坐不站、能站不走、能走不跑。

  而大业天子则完全相反,干什么都是大场面、大声势,从来都是越大越要大,越大越不怕大。因为他是皇帝,整个国家天下都是他的,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会有人来跟他计较行政成本,人力成本就更是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了。

  大业天子最终还是毁在让他风头出尽的大手笔上了。

  铁血秦王出身的贞观天子并非没有大手笔,但却该出手时才出手,而且总是有奇有正有软有硬审时度势软硬兼施,尽管可能影响赏心悦目的观感,但实际成效却一点也不差。国内旧貌新颜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就再来看看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唐版图吧。

  《资治通鉴》载:“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这里说的只是贞观十四年(640)那些正式受大唐王朝管辖及向大唐王朝表示臣服的地域。如果考虑到一年后的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后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大唐王朝的政治影响已经翻越唐古拉山,到达了即使在今天也该算是远天远地的西藏。

  还有鉴真东渡、玄奘西行所产生的极其深远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呢?

  据说,本身只喜欢道教而对佛教并不太感兴趣的贞观天子曾经力劝在印度生活了十五年的玄奘还俗,在朝中为官,就因为后者是当时国中惟一对印度和中亚的地理、风俗、物产及政治有相当了解的人物。玄奘最后当然没有还俗,而是留在长安的弘福寺专心从事佛经翻译,并且享受着来自朝廷的颇为优厚的特殊津贴。

  作为一项政府行为的结果,远嫁吐蕃的大唐文成公主享受的待遇当然远远超过了玄奘。甚至就是到了今天,到了现在,文成公主也依然是大多数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和她同样有名的,至少还有一个出自汉朝的、被认为是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

  王昭君出了京师长安后一路北上,嫁的是匈奴单于。

  文成公主出了京师长安后一路西行,嫁的是吐蕃的松赞干布,也就是“刚毅深沉的赞王”。

  那其实是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为了这次婚事,吐蕃甚至还先后和吐谷浑、大唐朝廷各打了一仗。松赞干布先是于贞观八年(634)向大唐派出了他的第一批使节,对方也有回访。这就算是认识了,但并不等于就互相了解了。听说突厥和吐谷浑都娶了大唐公主,松赞干布也在贞观十二年(638)派人带了许多财宝,到大唐求婚,却未获应允,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碰了一鼻子灰。贞观天子当时是怎么想的,已经无从知晓了,但有辱使命的吐蕃使节回去后需要交差,他是这样向自己的赞王说的:本来呢,求婚都已经成了,大唐对我们也很好;可是后来吐谷浑王也去了,因为他的挑拨离间,大唐对我们变得冷淡不说,还连公主也不同意嫁了。

  血气方刚的松赞干布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不是吐蕃的对手,逃到今天的青海湖北部一带,牲畜和人口也被吐蕃掠走许多。松赞干布乘胜前进,先后攻破党项、白兰,也就是从今天的青海果洛一直打到四川阿坝,然后率二十万兵马屯于松州(今松藩之地),再派使者携带厚礼去长安求婚,并且还有警告:不给公主,刀兵相见!

  松赞干布这就有点欺人太甚了,但原因还在于他对大唐和大唐的贞观天子太缺乏了解。他那时大概并不知道,吐谷浑尽管败在他手下,但自己多少有点胜之不武,因为早在他第一次向大唐派出使节进行接触的时候,在隋朝时就被灭了一回、只是趁着隋末唐初天下大乱才又再度崛起的吐谷浑已经又一次元气大伤,败于大唐,表示了归附。还有,就是骄横不可一世,曾经多次向大唐索要财物,稍不如意就侵边犯境,给大唐王朝找了不少麻烦的东突厥,也早在贞观三年(629)十一月至第二年三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贞观天子给征服了。东突厥当年多厉害,甚至还在贞观天子刚登帝位时就发精兵二十万犯唐,前锋直抵大唐京师附近的武功,迫使贞观天子急中生智,大摆疑兵之计,以渭桥之盟化险为夷。曾一统吐蕃域内的松赞干布对这些概不知情,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无往不胜呢,但刚与大唐官军的前锋接战,就损兵折将死了一千多人,于是,还未与大唐官军主力碰面,松赞干布就急急忙忙退兵了。

  领教了大唐王朝厉害的松赞干布更加坚定了要娶上国公主为妻的决心,很快派人入唐谢罪,并带着礼物再次求婚。

  也许真是不打不相识,贞观天子这一次恩准了,于是也就有了贞观十五年(641)年初,在长安城外特地为文成公主举行的盛大的欢送仪式。

  那是一次规格很高的官方行为,大唐派出礼部尚书李道宗持节护送。

  松赞干布则亲率军队和文武大臣来到与吐谷浑交界的柏海(现青海扎陵湖)边迎接。

  松赞干布向代表大唐朝廷的李道宗行了子婿之礼。自此,大唐和吐蕃成了翁婿,后来发展为宗藩,最终成为中央与地方。

  由和亲而始的一段难能可贵的佳话流传至今,且还要代代流传。

  和亲之策当然不是贞观天子的发明,但也只是在他手上,才有了如此巨大的成效。

  千万不要小看了当时所谓的和亲之策,有时候,一位公主的作用的确能让人匪夷所思。文成公主固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正面典型,但时移事易,当初的安边之举成了后来的麻烦之源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这样的麻烦代北周而立的隋文帝遇见过,代隋而立的李唐王朝也遇见过。

  给隋文帝制造麻烦的是嫁给突厥的北周千金公主。大隋建国后,就是她日夜在突厥沙钵略可汗面前哭诉,请求出兵为其娘家报仇。后来由于突厥内乱,沙钵略可汗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下只好向大隋请降,千金公主也忍辱上书,“自请改姓,乞为帝女”。隋文帝同意所请,改封北周千金公主为大隋大义公主,算是拿大义灭亲的说辞揶揄了突厥一把。

  给后来的大唐制造麻烦的则是由隋文帝嫁给突厥启民可汗的义成公主。启民可汗死后,她按照突厥“妻后母,报寡嫂”的风俗,先后嫁给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以及始毕可汗的弟弟处罗可汗和颉利可汗。她在突厥为大隋做了不少事,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之前就是她设法送的信。隋炀帝在江都死于宇文化及之手,萧皇后也成了宇文化及的囚虏,后宇文化及败于窦建德,又是义成公主把萧皇后等人接来突厥。因为视唐朝为灭国仇敌,义成公主坚决支持突厥对大唐的不断侵扰。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突厥一直是令大唐最初两代帝王寝食难安的祸乱之源。用贞观天子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正是因为忍无可忍,贞观天子才痛下决心,彻底摆平了东突厥,然后是吐谷浑。后来才有了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和亲吐蕃的举措。再后来,贞观天子的锋芒又指向了横行西域俨然是西域霸主的西突厥,甚至也包括占据如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的高昌国。那都是打出了大唐国威、军威的大仗、硬仗,以至大战之后,当地有童谣这样唱道——

  高昌兵马如霜雪,

  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

  回首自消灭。

  也就是在这之后,才有了东西近万里、南北过万里的辽阔广袤的大唐疆域。

  又出兵,又和亲,一手硬,一手软,贞观天子大治天下靠的就是审时度势的这两手。

  关于和亲,贞观天子有过这样的说法:“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

  下边的话也是贞观天子自己说的:“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

  看见了吧,一女可抵十万兵,如此良策,为何不用呢?贞观天子的这番话,针对的是十分具体的对象——延陀。所谓“延陀”,就是薛延陀,铁勒十五部中最强的一部。他们本来住在现今的新疆北部乌伦古河和塔尔巴哈台流域,正是由于他们和铁勒另一属部回纥共同起兵,为大唐征服东突厥提供了大好良机,后来他们就占据了原来东突厥的领土。贞观天子本来就是要跟他们和亲的,但他们却总是和贞观天子闹别扭,甚至不愿接受被大唐朝廷遣送的突厥人回到自己的游牧故地。突厥人转而被安置在长城以外,成了薛延陀攻击的目标,但又不时侵扰大唐边境。

  那一次贞观天子真是伤透了心。征服了东突厥后,他曾是那么真心地对待东突厥人,不仅妥善地安置了众多余部,而且还封官授职,他们中的许多头面人物更是被安排在自己身边,目的当然也还是为了教化。但谁料想得到,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竟会纠集一批部落子弟,乘夜突袭皇帝御帐。叛乱被当场镇压,贞观天子对外族人的信任也同时大打折扣,这才有了将他们迁回原住地的举措,也算是眼不见心不烦,求个平安保险吧。但占了他们地盘的薛延陀不接受他们,这不是明摆着与朝廷为难吗?跟这样的家伙和亲,贞观天子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就因为他曾经应允过和亲,所以后来变卦赖婚的举动又让他的臣子们非议不已,就连一直对贞观天子大加赞赏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里批评说:“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

  此说笔者却不敢苟同。和亲既然只是一种基于政治考虑的谋略,对象是否合适、时机有否变化当然都在考虑之列。当初之所以采纳群臣建议,考虑要对薛延陀和亲,贞观天子主要担心的还是自己的手下爱将在交战中被对方俘虏,为了换回爱将,才有了联姻之允。爱将既已安然而归,且自己也有了消灭对方的办法,那又何苦毁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好姑娘呢?哪怕是皇帝呢,也应该有点人之常情吧?贞观天子的赖婚之举倒让我们于无意中见识了他的真感情真性情,让我们多了些认同感与亲切感。

  不错,我们是在说历史,历史也的确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它毕竟又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演绎而成的一件件活生生的事情,大历史中的小细节有时反而更能表现一个人的真性情。被我们当做榜样说了半天的文成公主当年远嫁吐蕃时只有十六岁,从繁华异常的京师去那么一个远天远地不无神秘的地方,她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但一百多年后唐肃宗李亨的宁国公主去回纥和亲时哭着说的那句话,难道还不让人揪心吗?

  泪眼滂沱的宁国公主当时说的是:“国家事重,死而无恨。”

  显然,远嫁异邦的公主知道,自己的婚配与爱情无关,自己只是在完成一项政治正确的国家任务,个人的幸福与否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还记得早在蔡文姬流落匈奴之前就远嫁异邦乌孙王,因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悲秋歌》的乌孙公主吗?

  也是肩负和亲重任的公主,在诗里压根就没提什么国家民族之类的字眼,她只是满腹哀怨地告诉我们,她嫁的地方她嫁的人,她只是告诉我们,她在那里吃的什么喝的又是什么。于是,一个住不惯帐篷,吃不惯牛羊肉,喝不惯酸牛奶,可能也洗不上热水澡的公主形象跃然纸上。诗不长,抄录如下,也算用了一次陈寅恪老先生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方法吧——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常思汉土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看见了,就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婚姻但又诉说无门,曾经是公主、后来又成了王妃的她,居然只想变成一只能自由自在飞回故乡的鸟儿!

  讲古堂

  薛万彻

  初唐名将。投奔李渊后进入李建成东宫为将,玄武门之变后,归顺李世民,是贞观年间的重要军事将领。

  宇文恺

  博览群书,多技艺。杨坚时领营建新都副监,除了仁寿宫之外,还有许多宫廷建筑也出自其手。杨广时官拜工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

  隋朝的灭亡跟隋炀帝大兴工程、横征暴敛是分不开的,大运河也是导致隋炀帝败亡的因素之一。不过,大运河对全国政治、经济的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

  隋炀帝像。隋炀帝在历史上以暴君昏君留名,其贡献往往为人所忽视。

  李大亮

  唐初名将,随李渊入关,授土门令。性烈如火,不善言辞,讨吐谷浑有大功。贞观时累官至剑南道巡省大使,拜右卫大将军兼右率卫、工部尚书等,后封武阳公。

  文成公主

  她并不是李世民的亲女儿,有人推测她可能是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虽无确证,但总是宗室之女当无疑问。

  王珪

  曾与魏徵一起辅佐李建成。李世民即位后,仍受重用,曾任宰相。

  阎立本《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松赞干布的求婚使者的场面。

  魏徵像。

  马周以酒洗脚。马周出身贫寒,但经苦学之后,学识渊博,因给中郎将常何捉刀写奏折而为太宗赏识,最后官至宰相。图中所画的马周以酒洗脚之事,取材自杂剧,其人之特立独行与放浪不羁由此可见一斑。

  薛延陀

  隋唐时北方游牧民族,铁勒诸部之一,由薛部和延陀部合并而成。初属突厥,后归唐,隶于唐燕然都护府。

  独孤信

  既是贵戚,也是重臣。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昺。后被宇文护罢官并被逼自尽。

  来和

  著名术士。杨坚请其看相,他答说公当王天下,愿忍诛杀。而在回答武帝时,却说杨坚并无异相,只能当个将军,不必多疑。杨坚称帝后,两人都对此津津乐道。

  后记 历史给了我们第三只眼睛

  一

  第三只眼睛的说法也许真是算不得新鲜了,但若不如此表述,又的确无法说清在对历史的阅读中曾经有过的那种如同醍醐灌顶的大彻大悟,获得天眼的感觉在我真的像是睁开了第三只眼睛。

  都说是文史不分家,但学中文的我在三十岁之前,除了《史记》和一些古代文论,对前人留下的真正的史学著述却一直兴趣不大。记得那本比砖头还厚许多的《旧唐书》放在书桌上长达半年之久,读了还不到十页;父亲书橱里有一套二十本的《资治通鉴》,我曾打算一本一本看完的,但一次一次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在厚今薄古、将文明世界的许多成果和遗产一概斥之为“封、资、修”的年代里长大成人,突然有一天身处改革年代,那感觉真的是八面来风应接不暇。于是我就以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往的历史真的已经成了历史,真的已经成了只该躺在图书馆里蒙尘蒙垢的前朝典籍;我以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进行,将要降临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上空的,一定是一轮全新的红彤彤的太阳,我以为空前绝后的新纪元从此真的开始啦!

  但我很快就不这样想了。

  因为事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娘胎里孕育成形,靠的是那根输送养分的脐带;落地后那根脐带是剪掉了,但那个标志性的印痕却从此牢牢地跟定了我们。历史与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这种关系吗?

  就是为了搞清楚我们将要往何处去,我们也有必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现在的共和国是上世纪40年代末宣告成立的。她的第一代领袖曾经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不管别人对此如何理解,我认为他其实是在对自己一生的业绩进行定性——

  在秦始皇的故乡移植马克思主义。

  这才叫任重道远呢。甚至就是在今天,关于这个任务,我们也只能说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二

  唐朝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而持久影响力的朝代。贞观盛世、大唐雄风之类的说辞在今天仍然耳熟能详,不少侨居海外的同胞直到现在还以唐人自居,而作为一种国粹的象征,改进后的花团锦簇的唐装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在由我们做东的亚太地区首脑峰会上也是大放异彩。

  关于这个朝代,有多少文人墨客讴之歌之吟之颂之舞之蹈之赞之扬之了啊!

  关于这个朝代,有多少专家学者写出了多少专著专论多少皇皇大作了啊!

  但我依然有话可说,而且自认并不是在炒冷饭。

  是历史给了我第三只眼睛,这第三只眼睛让我看见了以前视而不见的许多东西,同时也就让我找到了将这一切表述出来的最适合的方法:就事论事,就唐朝说唐朝。作为历史的门外汉我能说的也许极其有限,但历史既然是一条有因有果环环相扣浪浪相叠的长河,那么,为了搞清楚某一段河面的水情水文水质,与此相互关联的上下游的信息又怎能视而不见呢?同时,将隋唐两朝放在一起说,也并不是我的发明,《隋唐演义》虽然不如《三国演义》那么著名,但也成书甚早,在时间上并不输于后者。

  作为真正的后来者,笔者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捡拾前人牙慧的尴尬,就在于如今已是21世纪,而国内八面来风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啦。

  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三十年的时间实在是算不得短,更何况对我个人而言,这又是一段从二十岁到五十岁的人生最为重要的三十年。

  时代待我等不薄,我等能不能真的无愧于这个时代呢?

  前后用了开皇、仁寿、大业、义宁四个年号的大隋从始至终由盛而衰前后还不到四十年,与国祚绵延近三百年的大唐相比,它真可以说是一个短命王朝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两个前后相连的王朝如此天上地下判若云泥?将它们放在一起来一番比较,在比较中来一番重新认识,我们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早就不是前人写《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的时候了,也早就不是闭关锁国自说自话自成一体的时候了。经历了长期的进化演变磨合震荡之后,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社会各种不同形态的文明真的开始彼此认同携手并进了。

  在以过往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领域,也有一种人类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这种随着人类文明而进步发展完善的规则不仅让我们加深了对过往历史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有了相当程度的把握。

  由西方人编纂的以东方中国为对象的分朝断代的“剑桥中国史”是这样,汤因比研究比照几种文明撰写的《历史研究》是这样,美国人丹尼尔·布尔斯廷撰写的《美国人》三部曲还是这样,甚至就是问世于上世纪30年代末的法国人勒尼·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也是这样。正是《草原帝国》的作者这样说道:“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的。”

  幸运就在于有这样一些前辈和他们的书在。

  幸运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能看到这些书。

  哪怕就是照猫画虎呢,我们的眼光、胸襟甚至是笔触也和往日大不一样啦。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和贞观之治一样,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迄今为止许多国人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的我们历史的黄金时代。可是,你一旦看过那本出自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笔下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旦你知道就是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我们的祖先面对暌违已久的异域文明,竟会表现得如此左支右绌大失水准,你就会明白,总是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自我表扬,只会让我们自己和文明世界渐行渐远南辕北辙,直至丧失了平等对话的资格。坦白地说,我的这本小书想要表达的思想其实只在一点——

  纯粹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完完全全就是撞大运般撞来的一个难能可贵的好皇上李世民,带给我们的贞观之治早已结束,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有坚实的制度作保证的永不凋零无法逆转的贞观盛世才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所在!

  本书是我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讲古堂”系列写的第二本书。如果说第一次是误打误撞狐狸碰上了猎人的话,那么这一次就是心甘情愿地刻意为之。原因当然也很简单,那就是这家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尤其是我的责任编辑表现出的职业素质、敬业精神以及工作效率,令人感佩万分。自觉还算满意的书稿要是不交给他们,会让我觉得不但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自己。在这样的时代有这样的出版社和这样的编辑,应该说,不但是广大作者的幸运,也是更为广大的读者的幸运。

  2007年8月9日于京东一统斋

(全文完)

  自 序

  关公战秦琼

  没错,单凭这种极不规范的书名你就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本非驴非马、能将学院里一派端庄的老先生气得吐血的关公战秦琼式的书。

  “你在唐朝我在汉,你我交战为哪般?”相声里的人物都如此这般发问了,笔者就是再“无知者无畏”吧,也决然不敢拿历史当玩笑。更何况前几年戏说成风,有关影视剧乃至图书都已经臭了街,这才有了新一轮捧着正史正襟危坐的“正说”之风。

  物极必反,一切发生了的都是该发生的。

  但仅仅正说就够了吗?如果我们真的只是置身事外,就故事讲故事,就人物说人物,除了能满足一点好奇心外,也依然是所获不多。

  在如今这个物质空前丰富、科技空前进步、信息空前发达、每一天都日新月异的时代,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对过去的人物和事情抱有那么大的兴趣,就是因为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人们明白,历史和我们其实是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的。我们的昨天决定了我们的今天,甚至还要影响到明天。哪怕真的已经“幸福像花儿一样”了,现代人血管里奔腾的,哪里真的完全就是全新的、不带一点昔日印痕的红、白血球和血小板?现代的DNA检测可是能通过从我们身上抽出的血,将我们压根儿就没见过面的老祖宗描绘得八九不离十呢!

  所以,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在关心我们自己。

  读书的乐趣全在于琢磨。古人爱说“功夫在诗外”,其实,不但作诗如此,读诗读史读书莫不如此。之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比前人强,是因为前人的肩膀垫起了我们。

  如果在读史时再加以对照和比较,那就更是乐趣多多收获多多。

  这本书就是如此情境下的产物,主要目的是想对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和唐太宗作一番带有实验性质的拼贴比较。道理既简单又充分,同时还很有趣。因为不管是在正统的官修史书还是在偏爱信马由缰的民间野史中,他们都是形同水火、判若云泥。尽管同是名垂史册,却分别作为坏皇帝和好皇帝的样板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甚至就是唐太宗自己,也动不动就以“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来说事儿,有意无意提醒人们注意自己和隋炀帝的区别。这当然没错,尽管都是皇帝,也尽管两人还是亲戚——隋炀帝是唐太宗之父李渊的表弟,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表叔——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或万世唾骂,或千秋颂扬,这可是马虎不得。只是过犹不及,一个人若是总忘不了撇清在外人看来原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也就多多少少有了种欲盖弥彰的尴尬。

  好皇帝李世民没法儿不尴尬。

  曾是大隋第二代帝王的杨广,死后被大唐君臣追谥为“炀”。这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评价了。《谥法》是这样解释的:“好内远礼曰炀,逆天虐民曰炀。”“炀”,就是既昏庸又残暴的意思。这本身又成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炀”字作为一个糟到不能再糟的谥号,本是隋炀帝自己最早发现,并加之于陈后主这样贪图女色、醉生梦死、毫无建树的亡国之君的。加给别人的谥号转眼间又成了别人加给自己的谥号,杨广若地下有知,还能说些什么呢?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取代大隋而崛起雄立的大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前朝君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隋炀帝的恶名遗臭万年。

  这时候的李世民是坦然的,因为他还只是父皇李渊册封的秦王。

  后来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那当然是在李世民自己也当了皇帝之后。

  汉承秦制,隋唐一家,这原本没什么好说,但这却成了唐太宗李世民自己的心病,尤其是当他回首往昔,检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帝王宝座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因为那竟是一段和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隋炀帝杨广大同小异的喋血之路!

  他们都是老二。次不当立,都是靠阴谋手段篡位坐上龙椅的。

  为了那把椅子,杨广弑父屠兄囚弟。

  为了那把椅子,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

  为了那把椅子,早在还是晋王的时候,杨广就在经略江都的过程中,结党营私大肆活动,刻意培植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

  为了那把椅子,李世民也早在还是秦王的时候,就一边组成了自己的智囊团,一边罗致了大批武将,为日后发难未雨绸缪。

  他们都是王朝的第二代君王,也都文武双全,身兼创守,功业卓著,声名远播。

  他们都早慧聪明,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在辞赋文章方面都是高手。

  他们都想建立不世功业,成为千古一帝。

  甚至就连他们的寿命也差不多,杨广活了五十岁,李世民活了五十二岁。

  ……

  两人如此相似,怪不得后人评价说两人就像是对方的影子。

  但结果却是,一个成了著名的暴君,遗臭万年;一个成了著名的圣王,流芳千古。

  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隋亡唐兴,从杨广的大业到李世民的贞观,也不过一代人几十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何以会出现两个既惊人相似又反差极大、好坏都达于极致而堪称“样板”——好样板与坏样板——的皇帝?

  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就是为解答这个疑问,才有了这本将两个朝代、两代父子放在一起评头论足说长道短的书。因为没有面面俱到的企图,也就没有正襟危坐按部就班,而是采取了一种剪贴拼图的写作方式,叙述上也显得跳跃不定,所以就有了那样一个不无拗口的副标题。如此写法为的只是方便比较及显示效果,并不全是为了标新立异。

  但愿读者能喜欢。

  愿识者有以教我。

  第一章 杨隋李唐:两个王朝的建立

  开皇之前——麻秆打狼两头怕——昏君暴死国丈乐——挟天子以令诸侯——大隋是这样诞生的——李渊其人——韬光养晦——审时度势,举兵晋阳——“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老调重弹成新曲

  开皇之前

  开皇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一个年号,用了二十年,开皇元年也就是公元581年。

  在这之前,杨坚的身份还是承袭父爵的隋国公、北周太子宇文赟的老丈人。随着北周武帝逝世,太子即位成为周宣帝,身为太子妃的女儿杨丽华顺理成章被立为皇后,杨坚因此由大将军之上的柱国晋位上柱国,从南兖州总管任上调回京师任大司马。紧接着,又成为宣帝新设的位在百官之上的四辅官之一的大后丞;刚过半年,再跃升为大前疑,成为四辅官之首。这时候的杨坚还不到四十岁,可谓是恩宠连连飞黄腾达,但杨坚自己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对那个当了皇帝的宝贝女婿,杨坚是既反感又蔑视,但因为在南北朝众多荒淫暴君中,宣帝的凶悍实在名列前茅,让他心惊肉跳,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微妙又紧张。甚至皇后杨丽华与皇帝的关系也是这样。

  早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宇文赟就是个不务正业刚愎自用的纨绔子弟,武帝生前对其颇不放心,但由于其他诸子或年幼或更加不才(例如次子宇文赞),现在的太子哪怕是摊狗屎也得硬往墙上糊。因为将来要托付大任,所以武帝对太子管束极严,痛加捶打的事情时有发生。除了精挑细选太子身边辅臣之外,他还派人在东宫记录太子言行,逐月奏闻。在如此管束之下,太子不得不在人前装模作样,“矫情修饰”,内心却咬牙切齿,巴不得老皇上早日升天。

  北周武帝是公元578年年中,在征伐北齐的路上一病不起、赍志而殁的。这边老皇上刚咽气,那边即位的宣帝就抚摸着被父皇教训留下的杖痕,冲进殡宫,大骂其父死得太迟,当晚就在其父后宫撒野逞泼为所欲为。

  接下来就是改元建号,先叫“大成”。可宣帝真正的爱好在于声色犬马,既想独裁,又不耐烦处理日常政务,不到一年,就将皇位交给七岁幼子(是为静帝),改元“大象”,自己二十岁就自称天元皇帝,当起太上皇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好像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新皇即位,首要的大事就是去掉那些自己看不惯的老家伙,安插自己的心腹。自称天元皇帝的宇文赟更是变本加厉,对武帝朝的重臣大开杀戒,腾出的位子则由自己的亲狎侍从出任。一时间搞得满朝文武惶惶不可终日,大家都开始重找靠山另谋出路。

  杨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升再升,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明星的。也许是在武帝朝中窝憋太久的缘故,眼看着自己的女婿皇帝挥舞屠刀,将那些前朝重臣诛杀殆尽,早有不臣之心的杨坚刚开始还窃喜不已,以为自己可以从容进行政治布局。一次在和自己的亲信交谈时,他曾这样说道:“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

  但杨坚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原因在于天元皇帝虽然没有政治远见,不懂得积德树恩邀买人心,但在铲除异己方面却目光如炬不择手段,只要一发现谁的势力坐大,就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似乎也不能全怪天元皇帝心黑手辣,因为有了变魏为周、功勋殊伟,同时又骄横跋扈、视皇上为手中玩物的权臣宇文护的教训,北周的皇帝对权臣的出现都非常警惕,天元皇帝只不过行事更坚决,目光更敏锐罢了。即位之后,他一方面把武帝朝掌握实权的大臣尽加清除,同时命令宗室亲王各就封国赴任,以免留下隐患;另一方面则重用身边那些无资历威望也不见有什么能力的人,以便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即使如此,天元皇帝还不放心,经常派人秘密查访,将朝臣的言行举止一一记录奏报,略不顺眼,辄加其罪,甚至对大臣鞭笞捶挞,号称“天杖”,每次行杖,起码是百二十下,朝臣几乎无人幸免,直打得“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

  对颇具实力的老丈人杨坚,天元皇帝自然是不能掉以轻心。“必族灭尔家!”他就是这样在自己的皇后杨丽华面前发誓的。那是大象二年(580)五月的一天,天元皇帝和杨皇后生气,气冲冲地说完这句话后,就派人召杨坚入宫,并吩咐左右,只要杨坚神色有异,立刻就将他砍了。那一次杨坚举止合礼,神情自若,所以脑袋也就还长在自己脖子上。

  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杨坚躲得了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麻秆打狼两头怕

  其实,杨坚的日子从来就不好过——如果不说是越来越难过的话。

  身逢乱世,父亲杨忠是真刀真枪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大将军。杨坚出世的时候,父亲是西魏云州刺史、大都督。由于当时战事频仍,同时也是为了祈求神明保佑,杨忠夫妇像当时许多笃信佛教的王公贵族一样,辟出自家宅院一部改作佛寺,将小杨坚交给一个法名叫智仙的尼姑抚养。杨坚就这样又有了个小名——那罗延,在佛典里是护法金刚、大力金刚的意思。一直到十三岁,被认为是金刚转世的杨坚进入当时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太学学习。同年,他又被辟为功曹,由此踏上仕途。

  我们的社会从来都是官本位,也从来都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而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制度更是赤裸裸地对此来了一次集大成。由于出身的原因,加之又是赫赫有名的上柱国、大司马独孤信的乘龙快婿,在太学未满一年,杨坚就因父亲平定江陵的军功,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勋官,封成纪县公。第二年又升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衔。在当时的勋级表中,这已经是最高的九命一级——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一品。不知是不是自惭于自己的外族身份,当时的统治者刻意仿古,中枢官制用《周礼》六官之制,设“三公”、“三孤”、“六卿”及上中下“大夫”、上中下“士”。又定“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具体地说,就是将“命”与“品”结合,品高命多,以一品为九命,九品为一命。

  话扯远了,继续说杨坚。

  少年得志,仕途顺畅如此,杨坚该是一路春风得意吧?否。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实在是波诡云谲,稍不留神就会站错队,导致身败名裂或身首异处,所以夹在皇上与权臣之间的杨家父子小心翼翼不偏不倚,这才得以度过了一次次危机——

  对杨忠来说是亲家、对杨坚来说是岳丈的独孤信,被罢官后又被迫自尽,与他们无涉;

  朝臣李植等人密谋诛杀宇文护归政孝闵帝,结果事泄,连孝闵帝本人也难逃一死,这样的惊天大案也与他们无关。

  有过这样一件事:独孤信自尽之后,把持朝政的权臣宇文护任命杨坚为掌管皇宫宿卫的小宫伯。按官制,小宫伯是宫伯的副职,都隶属于天官大冢宰,而当时担任大冢宰的正是宇文护本人。对宇文护来说,此番任命颇有一石二鸟之效:既可安插亲信监视宫中,又可拉拢杨氏家族。送上门的官自然是要当的,但如何当则另有学问。杨坚特意就此事和父亲商量,老谋深算的杨忠沉吟半晌,建议儿子最好还是与宇文护若即若离,理由也是现成的:“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

  家常话说出了大道理,杨坚心领神会遵行不误。宇文护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暗中窥测,甚至屡次派术士去给杨坚看相,一旦抓住破绽,就要来个猛虎扑食。把柄没有抓着,但杨坚却被冷冻在起家的官职上,整整八年没有变化。

  后来武帝计除宇文护夺回权柄,但杨坚依然没有摆脱被猜忌的命运。深受权臣之害的武帝哪怕就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也不能不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权臣百倍警惕。更何况关于杨坚“相貌非常”、“恐非人下”的议论不断地吹进耳边,以至于他也像当初的宇文护一样,屡次派术士察看杨坚究竟有无反相。

  现在又是暴虐昏聩、治国才情远不及乃父的天元皇帝当家,杨坚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麻秆打狼两头怕,就是对当时君臣关系最形象的描述。

  果然,曾经有过的血光之灾又一次逼近在杨坚面前,起因还是与皇后杨丽华有关。

  按规制,皇帝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但正宫皇后只能有一位,以为国母,以御后宫。但整个南北朝时期荒淫暴君数不胜数,不仅政治一片黑暗混乱,对人类伦理底线的践踏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才有了今日看来无异于动物世界的光怪陆离秽气弥天。为了不污人眼目,让我们剪断截说——

  天元时代,皇宫大内居然同时有五位皇后,整个后宫制度给搅得一塌糊涂。

  杨丽华是天元皇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妃,太子即位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后。

  早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天元皇帝就与一个大他十来岁的宫女生下了后来的静帝,登上皇位后,那宫女母以子贵,被封为天元帝后。

  天元皇帝后来又四下搜括美女,先后立了两位皇后。

  最后一位皇后尉迟氏其实是天元皇帝自己的侄媳妇。她是随宗室命妇按惯例入宫朝拜、参加宫中宴会时被天元皇帝看上的,当晚就被留在宫中,苟合乱伦,逼得其夫家起兵造反,结果尽被抄斩,尉迟氏被迎入宫中,立为皇后。

  杨坚之女杨皇后位居正宫,却也奈何不了夫君,只得听之任之,一体容纳。只是有时见天元皇帝日夜宣淫,精力不济,且喜怒无常疯疯癫癫,不免关心几句,发发牢骚。天元皇帝乘机发作,咆哮如雷,皇后却面不改色,镇静如常,看惯了人人像狗一样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的天元皇帝愈发恼怒,竟至气急败坏要令皇后自裁。天元皇帝要处死皇后的消息由宫中飞报到杨家,杨坚不好出面,便由夫人独孤氏赶赴宫中,对着自己的女婿磕头不止,血流满面,这才让天元皇帝怒气稍解,皇后逃过一劫。

  眼见天元皇帝浑身戾气磨刀霍霍,杨坚悄悄找到天元皇帝面前的头号红人郑译,让他帮自己活动活动,找个外放之职,好歹先保住性命再说。郑译此人原是天元皇帝为太子时的属官,当时迎合太子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被老皇帝除名。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立刻就将他请了回来,拜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上大夫,大有委以朝政的意思。

  有郑译帮忙,事情当然不能不成。很快,就在那年的五月初四日,杨坚被任命为扬州总管,任务是领兵南征,平定江东。

  昏君暴死国丈乐

  按说呢,既然是自己讨来的任命,那就该急速收拾行装,尽快离开京都虎狼之地。但出人意料的是,杨坚却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谎称足疾,闭门养病深藏不出。

  事情也实在是蹊跷得很,就在五天之后,不理朝政、几乎整日都在吃喝玩乐的天元皇帝突然心血来潮,说走就走,备法驾连夜巡幸天兴宫。由于天元皇帝平时就昏聩得可以,常有类似荒诞不经的举动,所以这次夜出避暑,也并没有人拿它当回事儿。但仅仅隔了一天,只有二十二岁的天元皇帝就突发急症且病势沉重,被左右迅速护送回宫。

  史书记载那一天是大象二年(580)五月乙未。

  杨坚可以长长地喘出一口闷气了吧——那口气都快把他憋死了。

  《资治通鉴》中有一段杨坚与其心腹、大将军汝南公宇文庆的谈话,杨坚是这样说的——

  “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又诸藩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剪,何能及远哉!”

  若不是洞悉朝中局势,若不是久怀异志,这哪里是为人臣者所能言、所敢言的?!

  他早就料定当今皇上活不长活不久,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刑政乖僻,昏纵日甚。”

  “居丧才逾年,即恣声乐,鱼龙百戏,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多娶美女以实后宫,增置位号,不可详录;游宴沉湎,或旬日不出,群臣请事者,皆因宦者奏之。”

  通过史书中的这些记载,不难看出自视为天、自称为天元皇帝的那家伙究竟是一副怎样的嘴脸!由于天元皇帝的暴虐无道,巴不得他赶快咽气的实在是大有人在。

  曾经有一个叫杨文佑的侍卫在天元皇帝的酒席前当面且舞且唱:“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

  若不是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若不是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谁会忤逆龙鳞以至于此?更何况还是皇帝的贴身亲随侍卫!重杖之下,杨文佑当场被活活打死。

  自作孽,不可活,上天终于要来收人了。尽管宫中御医想尽办法,但天元皇帝还是未见起色,几日之后,待他想起该对身边亲信交代后事时,却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就算他还能说出话,又有谁愿意听呢?树倒猢狲散,他的那些亲信眼见大厦将倾,此时正忙着另择新主,以便投靠效忠,他们既要保身家性命,也要保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

  一出改朝换代时常见的宫廷好戏就这样紧锣密鼓拉开帷幕——

  参加这场阴谋的有前面已经说过的内史上大夫郑译,以及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谟及御正下士皇甫绩等人,发起人则是小御正刘昉。御正也好,御饰、内史也好,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近侍,其职责是掌管机要、参与决策、沟通内外、承上启下。一句话,都属最接近皇帝的要害机构的要害人物。依靠他们,皇帝既可以加强对朝臣的监视控制,又可确保大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而这些人的职权在天元时期也不断得到充实和提升。自视甚高的天元皇帝到死都没想到,关键时刻出卖了他的,正是他平时最倚重的亲信们,这大概也算作报应吧。由于杨坚早有不臣之心,与郑译等人串通一气也非止一日,再加上杨坚是国丈,在位列朝臣之首的四辅官中领衔靠前,在朝中的威望如日中天,郑译等人扳着指头算来算去,也只有杨坚最适合作他们的新主子。

  杨坚就这样被召进宫中。

  迷雾重重,玄关处处,关于天元皇帝从发病到去世前后的经过,《周书》、《隋书》乃至《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莫衷一是,好在最终的结果和事实并无不同,那就让我们只说结果和事实。

  结果是进宫后的杨坚以奉先皇遗诏的名义,坐镇宫中辅政,并都督内外诸军事。

  据说,由于事出突然,心怀忐忑的杨坚进宫后还可怜巴巴地问迎面碰上的术士来和:“我无灾障不?”

  自宫中而出的来和大约了解了什么情况,立刻喜滋滋地拱手相贺:“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

  来到宫里,郑译和刘昉等人就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杨坚当然还要谦让一番,但由于时间实在是太过紧迫,没工夫装模作样,刘昉出语惊人:“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

  柳裘也在一旁劝道:“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除了点头答应,杨坚还有什么好说?

  接下来就该向天下发布大行皇帝的遗诏了。

  刘昉拿着拟好的所谓遗诏找到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会签,深知有诈的颜之仪拒不签署不说,还义正词严厉声呵斥:

  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

  话说得实在是不能再清楚了。尽管杨坚等人打着辅佐幼主的招牌,但对方一眼就看出他们的真实目的,认定只有宗室亲王入主朝政才是正理,并且摆出一副以死抗争的架势。颜之仪同时还飞召大将军宇文仲入内辅政,胜负一时难料。

  死的是自己的皇帝老公,牵扯的又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位居正宫的皇后杨丽华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史书对此语焉不详,但日后回忆当初,杨坚自己不无侥幸地感叹道:“公主有大功于我。”

  杨坚所说“大功”云云,在《隋书》中就成了这样一句:“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隋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

  皇后一语定乾坤,结果是兴冲冲赶进宫来的宇文仲于御座前被捕,宫内局势得以控制。

  大喜过望的国丈明白,接下来就该控制朝廷与京师,进而掌控全国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其实是一出早就有人——例如秦朝赵高、三国曹孟德——演过的历史剧。

  先学赵高,也来个密不发丧。

  当时的形势是:武帝时期的老臣重臣被天元皇帝杀的杀、贬的贬,一片零落;静帝宇文衍时年不满八岁,不足为虑;其他宗室亲王都被打发到各自的封国,对京师之变鞭长莫及;虽说还有个天元皇帝的御弟汉王宇文赞近在咫尺,但也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简直就是个现成的傀儡。

  一番掂量,一番布置,诸事妥帖之后,杨坚先以将送千金公主往突厥和亲为由,矫诏征宗室五王也就是武帝宇文邕的五个兄弟回京。估计他们已经上路之后,这才于大象二年五月丁未为天元皇帝发丧,扶静帝宇文衍入居天台,大会百官,大赦天下,尊杨后为皇太后,朱后为帝太后,其余陈后、元后、尉迟后一并削发为尼,并宣布以汉王宇文赞为右大丞相,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节制百官。

  当时的规矩是以右为尊,汉王看起来在杨坚之前,尊崇是够尊崇了,但与杨坚相比却并无实权。所谓“黄钺”乃黄金大斧,“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而“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云云更是汉末以来历代权相专用衔名,也就是曹操曹孟德的做派了。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坚玩的什么把戏,当场便是一片议论。

  对此杨坚早有准备,也早有安排,会后径自往正阳宫——也就是以前的东宫、其时的丞相府——而去。

  杨坚此举,其实就是让文武百官选择何去何从。有的人跟上来了,有的人还在犹豫,有的人干脆掉头往外。这时,按杨坚密令领兵在外伺候多时的司武上士卢贲站了出来,大喊一声:“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

  眼见到处都是虎视眈眈全副武装的士兵,不管愿意不愿意,公卿大臣们都只能跟随卢贲,来东宫向杨坚俯首效忠了。

  接着,就是对有关人员论功行赏加官晋爵。

  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昉为丞相府司马,协助处理军政事务。

  两项任命太过明显,以至当时就有人说杨坚上台靠的是郑、刘两人的鼎力相助,并形象地调侃为:“刘昉牵前,郑译推后。”其实,对刘、郑二人的新任命,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刘、郑等人当初之所以选上杨坚,并不是真要将权力拱手相让,而是想将杨坚推至前台遮风挡雨,实际上由他们自己暗操权柄。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推杨坚为名重权轻的冢宰,以郑译为掌握军权的大司马,刘昉则任小冢宰,为杨坚副手。这种人事安排,仿效的还是武帝故智以架空杨坚。杨坚当然知道这种安排的弊病所在,没有军权,自己的地位早晚不保,但碍于刚刚接受了人家的大恩,不好当下就撕破脸皮。好在他身边还有个久在中枢任职且忠心耿耿的李德林,力主杨坚应该当大丞相,还要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然无以压服众心。正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在最后发布的任命里,杨坚才能将郑、刘两人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同时让李德林当了丞相府属,负责日常军机要务,再加上精明强干智勇双全的老相识高颎为丞相府司录,有文有武有内有外,丞相府显然已是固若金汤。

  杨坚的蓄谋已久成熟老到还表现在他以一种近乎神奇的速度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进各个要害部门,尤其是军事和枢要部门。这些人中有堂弟杨弘、姐夫窦荣定、妹夫李礼成、家将李圆通、老部下卢贲,甚至还有岳丈独孤信当年的旧部和已是有家无国的前朝北魏的宗室皇亲。如此布置,京师重地还不成了杨家禁脔!

  再接下来就该清除异己了。

  这一回杨坚用的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的办法。

  首先要革除天元皇帝的苛酷之政,广施恩惠,以收揽人心。除了删略旧律,使法令清简可用外,杨坚还下令立即停止洛阳宫的营造,一反天元皇帝的奢侈淫逸之风;同时还恢复了武帝时被禁毁的佛、道二教,准许以前被迫还俗的出家人重新出家。桩桩件件,都引起赞声一片。

  还记得那个被尊为右大丞相的汉王宇文赞吗?人家杨坚本来只是拿他当个摆设和由头,可不识趣的傻小子当了真,有事没事也大模大样来到禁中,和杨坚同帐而坐,指手画脚又碍手碍脚。同样也是纨绔子弟的刘昉自有对付自己同类的绝招,他找来几个浓妆艳抹的美女,一番招摇,便把汉王勾得魂不守舍,刘昉乘机阿谀道:“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之后,入为天子,此万全之计也!”

  傻小子高兴非常,左拥右搂,带着一班美女回去逍遥自在,一门心思等着让人迎请入宫当天子了。

  内里安顿好了,时间也到了六月,就藩在外的宗室五王先后回来了。这时杨坚早已上台,看着他们就像看着自动走进虎口的羊群一样,发愁的不是吃不吃,而是怎么吃!

  在备受天元皇帝摧残的北周宗室里,这几位王爷辈分高,能力也有,可算是硕果仅存的鹤立鸡群的人物了。五王进京之后,杨坚并没有动他们,而是先瞄准了掌控京师治安、时任雍州牧的明帝长子毕王,加以谋害执政罪,杀其全家,给五位王爷来了个下马威。就在五位王爷惴惴不安不知该如何自保的时候,杨坚让静帝下诏,令五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以示尊崇。先惊后喜,几位王爷还没玩过味来,赵王招和越王盛又被杨坚以刺杀执政未遂罪诛杀,五位王爷至此只剩下三位。

  三位王爷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不是杨坚良心发现不忍下手,而是相州、郧州、益州三大州的总管一齐打着匡复皇室的旗帜领兵反杨,杨坚要忙着救火,暂时顾不上他们了。

  不过构难的三方尽管气势汹汹,但却同床异梦各有打算,很快就被杨坚各个击破。其中势力最大的相州总管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不过六十八天而已。而整个平定叛乱的过程,也不到五个月。随着外间叛乱的渐次平定,杨坚更无顾忌,先后在十月和十二月,分两次以同样的罪名诛杀了陈王、代王和滕王三家。至此,入京的五位藩王及毕王皆为杨坚所杀,这就是北周末期的所谓“六王事件”。

  其后杨坚又大开杀戒,将宇文宗室斩尽杀绝,总数不下五六十人。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接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杨坚何时在攫取最高权力之路上迈出最后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大隋是这样诞生的

  公平地说,杨坚之所以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火中取栗,将乱麻沸汤的局面收拾平稳,实在是既容易又颇不容易。

  先说容易。杨坚所处的南北朝的确是一个政变频繁、王朝和皇帝像走马灯般换来换去直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一般规律是,只要你——不管凭借什么方式——能在旧王朝中站住脚,只要你能渐渐累积起声望和实力——这大抵都是通过战功取得的——你就有了问鼎国家权力——当然也包括最高权力——的可能。

  而马上就要成为大隋天子的杨坚,只不过是凭借先人的军功发迹,他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文治武功,手里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却也成了一代开国之君,这就难免让很多人都不能服气。清人赵翼说道:“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

  这多少有点拾前人牙慧之嫌。类似的话李世民早在他之前一千多年就说过。因为所处时代相去不远,加之隋唐两朝及杨李两家的特殊渊源,李世民动辄就要拿前朝君主说事儿。一本《贞观政要》中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请看他说隋文帝的这一段:“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李世民的轻视简直就是溢于言表。相比之下,《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就要客观公允得多——

  隋作为北周的后继者而崛起。与北周的统治王室一样,开国者杨坚(未来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关陇贵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先后为北魏和西魏效劳,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创建北周的强有力的家族之一。这批家族还包括独孤氏(杨坚之妻的家族)和未来唐王朝的李氏,它们通过复杂的婚姻纽带而互相发生关系和与北周王室发生关系。根据以后发生的大事,隋朝虽然标志着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大断裂,但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即位。后来唐朝的继承也不过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的另一个家族而已。

  说杨坚容易,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成立的。

  当然还有并不容易的许许多多。

  前边说过,杨坚差不多是赤手空拳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的。而当时的形势是,你要不牢牢地抱住这个从天而降的馅饼,并马上加水和面将其做大,不但馅饼会被别人抢走,就连你自己的脑袋也得搬家。换一种说法就是:你要不当个架空皇帝的权臣,你的身家性命就被皇上攥在手里;而你要当了权臣,将皇上的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看起来是稳当了,但潜在的危险却也同时呈几何级数增加,不但别人视你为异类,就是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异类。身为异类,自然人人可得而诛之,且还要遗臭万年。当初的曹阿瞒不就是这样?本朝权臣宇文护不也是难逃身首异处的下场吗?

  “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这是当初杨坚在禁中初掌权柄,何去何从还没有完全想好的时候,其夫人独孤氏派心腹家将李圆通入宫转告的话。

  “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

  差不多与此同时,曾是杨坚太学同窗、后一度为大隋重臣、最终却被人诬以谋反伏诛的元谐也这样对杨坚说过。

  形势显然是异常严峻。接着又是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三大总管举兵公然挑战。好在此前杨坚已经通过三个系统的亲信,分别控制了京师部队、中枢部门以及相府要务,以中央对地方,挟天子以令诸侯,自有得天独厚的强势与优势。

  何况长期动乱,早已是人心思定。

  再何况胡汉杂处,早已是人心思汉。

  更何况昏君暴君连连迭出,人们也想看看新君是否能有副新嘴脸。

  由尉迟迥等人首先发难的武装叛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件好事。好就好在几个武夫的贸然摊牌,反倒让杨坚省却了许多拉拢收买、甄别忠奸的工夫。随着平叛的胜利,从来都是见风使舵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开始纷纷劝进,此事甚至成了文武百官表明自己政治态度和争取晋身之阶的大好机会。

  公元580年九月,司马消难之叛甫平,杨坚就以叛臣之女为由,废静帝司马皇后为庶人,视皇上如无物;接着,他让静帝废除左右丞相之号,只设大丞相一职,由自己担任;再一月,杨坚加大冢宰职,总摄其他五官府,独揽大权;那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四十岁的杨坚晋封隋王。

  第二年一开年,朝廷下诏改元“大定”,以示“四海宁一,八表无尘,元辅执钧,垂风扬化”,就在举国一片歌功颂德之声里,杨坚改称相国,总百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被九锡之礼,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

  如同骚动于母腹中急于坠地的胎儿,只要吉日一到,大隋就要呼之而出。

  术士选定的上上大吉的日子是那一年二月十四甲子之日。

  杨坚就在那一天正式称帝成了开国皇帝。因为原封号“■国公”的那个“■”字有个走之偏旁,显得立足不稳颇为不雅,故改“■”为“隋”,以为国号。

  和后来当了大隋第二代帝王的儿子杨广一样自奉,杨坚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既新奇又不乏深意的年号——开皇。杨坚一直是以护法金刚自诩的,据说这年号的意思是“圣皇启运,像法载兴”,表明新皇乃“祗奉上玄,君临万国”“生为人王”的真命天子。

  而他儿子杨广给自己起的年号是“大业”。

  两代父子都表现出要除旧布新、大治天下、开创万世基业的宏伟抱负。

  只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十来年,对着神州大好河山指指点点、有权自起年号的就换了人。那人姓李,单名一个渊字。

  李渊其人

  和自己曾经的主公也就是大隋前后两代帝王一样,李渊也出生于一个身世显赫的华丽家族,并且还是隋室近亲——比杨广大两岁的李渊还是杨广的亲表哥呢!

  《剑桥中国隋唐史》有论——

  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其他赞助者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有着互相联姻的关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公元557—561年在位)。他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公元581—605年在位)。他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昺,这一对夫妻在公元566年生下了李渊。因此,李渊不仅是著名武人的后代,也不仅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他的母亲又同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就是因为出身显赫,李渊七岁时就袭祖爵为唐国公,显然要比十三岁以前一直待在寺院里的七姨夫杨坚起家早得多!

  “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这是《旧唐书·高祖本纪》对李渊成年后的描述。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开始名正言顺地当起了大隋皇帝,也就在那一年,李渊成了皇上姨父的高级贴身侍卫千牛备身,后来陆续做过几个地方的刺史。表弟杨广即位后,他又做过几个地方的太守,后入职京城,出任掌管京师兵器籍账的正四品的殿内少监——这绝对是个只能由皇亲贵戚担任的要害职位。大约就是在这个职位上,皇上表弟看中了他的才干,后来又令其改任卫尉少卿,掌管京师的兵器和兵器库,在杨广第二次征讨高丽时负责向前线督运粮草。后来贵族杨玄感发动叛乱,李渊奉诏驰往驿西镇弘化郡(今甘肃庆阳一带),兼知关右诸军事,开始职掌兵马。

  这份简历似乎表明,李渊对大隋王朝一直是忠心耿耿的,颇有些“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意思。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种表述,换一种说法就成了这样:李渊胸无大志暮气沉沉愚忠愚孝混吃等死碌碌无为。甚至就是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里也不乏这样的说法,似乎只有后来成了唐太宗的李世民才是创建了李唐王朝的真正元勋。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

  之所以会有那种说法,且还上了官修史书,流传至今,完全是李世民及其臣下给自己涂脂抹粉,为他们一伙用阴谋手段抢班夺权制造说辞开脱罪责而编撰出来的,甚至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以材料翔实、立论公允见长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就是这样的说法。

  这没办法,谁让李世民一伙玄武门政变后真就坐稳了天下,并且还弄出个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呢?按照中国人的历史观,胜利者不但有权决定今后历史的走向,还有权按着自己的口味和需要,对既成事实和过往历史进行修订篡改。原因简单到简直就不用说,谁让人家胜利了呢?以成败论英雄,胜者王侯败者寇,历来就是国中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胜利者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从来不会也不该受到谴责,这似乎已经成了国人的共识。结果就是一切,不仅成了现实,而且更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当然为胜利者挣足了面子,但也为后来的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现成的说辞,这是不是我们的历史始终深陷于一轮轮抢班夺权、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怪圈而无法自拔的原因之一呢?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继续说李渊。

  据记载,袭爵唐国公的李渊长得很帅气,也很有才能,因为与皇室的特殊关系,所以自小就与比自己小两岁的杨广相处友善。后来杨广当了皇帝,两人之间的关系变了,但依然经常被召去参加在宫中举行的宴会。有一次就是在这样的宴会上,皇帝对他当众羞辱,拿他脸上的皱纹说事儿,说他是“阿婆面”,并戏称他为“阿婆”。无辜受辱当然不开心,但在皇帝面前又只能唾面自干,李渊回家后忍不住在夫人窦氏面前发牢骚。窦氏是这样为他排解的:“此可相贺。公是袭唐公,唐之为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

  李渊的抱负哪里仅仅是当个靠祖宗荫庇得来的坐享其成的堂主!

  李渊的老谋深算蓄有大志,甚至在他给几个儿子的命名中也可见端倪: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四李元吉(三子玄霸十六岁时早夭),合起来不就是建功成业、济世安民、元亨利贞上上大吉吗?此说有歪批《三国》之嫌,换成《剑桥中国隋唐史》的学术语言就成了这样:“李渊那一代人对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们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渊和李渊的同时代人在思想上忠于社会秩序远甚于忠于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

  早在李渊还是大隋殿内少监、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为奉御时,两人就互为知己,“深自结托”。李渊当上大唐皇帝第二年,宇文士及前来投奔,李渊对身边亲信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那是武德二年(619)的事,往前推六七年,还是大业九年左右,正是隋炀帝执政中后期,那时就暗中策划“密论时事”,可见李渊其人心机之深。

  韬光养晦

  营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这些都是杨广即位后连兴大役,急于完成的所谓“圣王之业”。这几项都是役民数百万的大工程,再加上其他工程,役民在三千万人次以上,几乎年年都有大役,百姓也就年年都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重压下苟延残喘。好容易盼着这几项的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大都在大业六年(610)前后基本竣工,可还没容人们喘口气呢,朝廷又要征发兵役攻打高丽了,而且兵役徭役超过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差不多真成了全民皆兵,全民皆役。再加上天公不作美,山东、河南水灾成患,那一带原本已“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加上官贪吏残,“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这已经成了官逼民反了。

  民间沸腾如此,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例如后来的唐太宗),都会有所忌惮有所警醒,从而调整方略休养生息,可自视甚高、一心只想早日成就其圣王伟业的大业天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穷兵黩武。也许,他并不是存心要与百姓作对,只是和几百年前气吞八荒声名赫赫的秦皇汉武们一样,在他眼中庸庸碌碌的黔首百姓根本算不得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会说话走路的服劳役时的工具和服兵役时的兵器而已。就这样,民间已是乱麻沸汤,大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却只简单地派兵弹压,依旧沉迷于自己高瞻远瞩高山大河的宏图大业,同时一如既往地对朝廷里所有可能和潜在的敌人倍加警惕严密防范。

  尽管在此之前,大业天子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尽净,但随着东征高丽的一败再败,先有老宰相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造反,虽不及三月即轰然大败,杨玄感本人也被砍了首级,但很快又有了“李氏当王”、“李氏当为天子”的箴言谶语,大隋朝廷从此风声鹤唳谈虎色变,尤其是那些姓李的,更是个个难安人人自危。

  先说杨玄感叛乱引发的大清洗。

  杨玄感是大业九年(613)六月扯起反旗的,九月落败。当时大业天子已经从征讨高丽的前线仓皇而返,闻讯后即驻跸博陵郡,因为东征之心未死,很快改博陵为高阳,将其作为过冬的行在之所,以便来年一雪前耻。就是在高阳,大业天子开始了泄愤般的报复——

  将军王仁恭,两次征讨高丽都立有军功,就因为侄子王仲伯参与叛乱,被免官除爵;

  文士王胄、虞绰曾是大业天子为藩王时的旧臣,在杨广当了皇帝后又成为亲信,时时与之吟诗唱和,就因为平时与杨玄感交善,一并被流放徙边,两人逃亡后分别被执处死;

  司农卿赵元淑在杨玄感起兵之前私自放走了自辽东潜逃南归的杨玄感之弟杨玄纵,大业天子亲临审讯,将其斩首并籍没其家;

  秦王杨浩也因为杨玄感曾打算立其为君,坐以诸侯交通内臣罪废黜。

  对反叛分子的处理更加血腥——

  杨积善、李密、王仲伯、韦福嗣等人被俘后押往高阳,除李密半途逃走外,均被用对付“凶逆之徒”的重法处死。方法是将罪囚人等绑在囚格上,用车轮套于犯人颈上,先让文武九品以上官员持弓引箭而射,万箭穿身后再加以车裂五马分尸,最后则焚尸扬灰令其尸骨无存。至于已经死了的杨玄感,除了所有的兄弟都被株连杀害之外,其死后还被陈尸三日,然后被剁成肉酱焚而扬之。

  留守弘化郡的殿内少监元弘嗣是曾在大业天子身边任兵部侍郎的斛斯政的亲戚,杨玄感起兵前,斛斯政暗中放走了他的两个兄弟,因害怕追查,斛斯政叛投高丽,导致隋炀帝东征无功而返。无处泄愤的大业天子先是派时任卫尉少卿的李渊驰往弘化将元弘嗣逮捕,然后令李渊代为留守,关右之天水、陇西、临洮等一十三郡皆受李渊节制。斛斯政后来的下场也极其可怜,大业天子三征高丽,平壤城朝夕难保时,被作为求和的礼物送还隋军。大业天子下令以杀杨积善之法,将其缚于柱上,让文武百官操弓击射,然后又脔割其肉烹煮,令百官啖之,肉吃完后又将余骨焚而扬之,真是比千刀万剐还要解恨。

  因祸得福的似乎只有一个李渊。

  那边人头落地血流成河,他这里意态扬扬新官上任。多少有点类似当初杨坚请求外放以获喘息的情景,李渊刚想好好喘几口气,大业天子又因为猜忌,下令将其征还行在。君臣双方心知肚明却也都不说破,李渊心惊肉跳不敢奉诏,一边以有疾拖延不行,一边开始纵酒纳贿以自污。刚好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时在宫中,大业天子大有深意地问她:“李渊病了?那死得了死不了呢?”

  消息传回李渊那里,李渊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好在不久后又有了大业十一年(615),大业天子再巡突厥,结果被几十万突厥骑兵包围于雁门郡城(今山西代县)的事件。由于其时李渊正在山西、河东,以抚慰大使的名义,在那一带对郡县文武官员进行考核任免,得以就近及时率兵勤王,在各路勤王大军中表现突出,算是暂时打消了皇帝的猜疑,得以转任太原留守。对于早就心怀异志的李渊来讲,此次任命绝对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传说中的上古圣君尧曾在古称为唐的太原之地住过,早就袭爵唐国公、现在又当上太原留守的李渊兴致勃勃地告诉儿子李世民:“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还有一句更加慷慨激昂:“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

  这是《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说法。太原好像真是李渊父子的大吉之地,不仅使其逢凶化吉消灾解难,而且还能龙腾虎跃助其一飞冲天。

  还记得我们前边说过的在此前后流传于国中的所谓“李氏当王”、“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吗?因为形势每况愈下,加之谶语流传,朝廷中姓李的皇亲国戚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手握兵权职掌一方的李渊自然不能不受到皇帝的格外关注,也就是在太原任上,借口与突厥作战失利,大业天子曾三次派来使者要将李渊押送江都治罪。要不是大业天子自己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日后的历史说不定也要改写呢。

  替李渊为“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掉了脑袋的,是朝中另一显贵李浑、李敏、李善衡及其宗族共三十二人,其中甚至还有李敏的妻子、大业天子的外甥女宇文娥英。

  他们都是大隋开国元勋李穆之后。李敏是李穆的侄孙,李浑是李穆的儿子,李善衡又是李浑的侄儿。李穆死后,李浑因为不是长子,未能继承父亲的爵位,后来他想方设法帮着害死了以嫡长孙身份承嗣李穆爵位的侄儿李筠,又找到大舅哥宇文述在隋文帝面前活动,让自己袭得父爵,并答应事成之后以封邑食赋的一半相赠。后来事情办成了,但李浑却并没有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就这么件在一般人那里很可能一笑置之的事情,让宇文述心中好不恼火。但因为诸李同出一门,非显即贵,他只有暂时先忍了。现在好了,有了“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宇文述乘机在皇帝面前诬陷自己的妹夫:“臣与金才(李浑字金才)夙亲,闻其情趣大异,常日数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语,或终夕不寐。浑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愿陛下察之。”

  执掌权柄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轻而易举就能将一件寻常小事变成一桩惊天大案。闻听此言,早已神经过敏的大业天子命宇文述彻查此事,李浑、李敏全家被逮,但总查不出真凭实据。心中有鬼的宇文述不肯放过李氏一家,他从狱中提出李敏之妻宇文娥英,以一副自家人的模样劝道:“夫人,帝甥也,何患无贤夫!李敏、金才,名当妖谶,国家杀之,无可救也。夫人当自求全,若相用语,身当不坐。”

  娇生惯养的宇文娥英早就受不了牢中之苦,闻听此言,急忙请教办法。

  办法宇文述早就替她想好了,那就是诬告:

  可言李家谋反,李金才尝告李敏云:“汝应图箓,当为天子。今主上好兵,劳扰百姓,此亦天亡隋时也,正当共汝取之。若复渡辽,你我必为大将,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又发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并募从征。吾家子弟,决为主帅,分领兵马,散在诸军,伺候间隙,首尾相应。吾与汝前发,袭取御营,子弟响起,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足定矣。”

  就这样,由宇文述口授、宇文娥英记录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政变阴谋被呈给隋炀帝。

  一年前杨玄感反叛的前车之辙还历历在目,如今又有了这么一份规划周详的政变计划,深信不疑的大业天子竟至伤心地哭了起来,然后就是大开杀戒。

  这是大业十一年(615)三月的事,李渊兵败突厥差点儿被押往江都则是大业十三年春,要不是李渊隐藏得好,谁知道结果会是怎样呢?

  无独有偶,同样捕风捉影的事情并不是只有荒淫暴虐的隋炀帝才干得出来,被后人认为是英明伟大的唐太宗李世民面对类似的难题,也曾杀气腾腾磨刀霍霍——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中,白昼屡屡可见太白星,太史令李淳风占卜后得出的结论是:“女主昌。”民间也同时有了“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谣传。李世民知道后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将所有在京师的武将招来宫中,招待他们喝酒吃肉猜拳行令,酒令就是让各人报出自己的小名。当时负责玄武门警卫事宜的是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李君羡,他说自己的小名是“五娘”。“五”、“武”同音,李世民能不愕然?但皇上就是皇上,当场只是笑着说了一句:“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就因为李君羡不管是官衔还是封邑都有个“武”字,为求保险,李世民将其改为华州刺史。后来,又有御史揭发李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结果是“君羡坐诛,籍没其家”。

  即使如此,李世民也依然是放心不下,秘密召来太史令李淳风问说:“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回答是:“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

  这显然是个超级难题,你总不能为了李唐江山,将李唐子孙诛杀殆尽吧?但不杀,那个只有天知道的家伙不就漏网了吗?李世民咬起牙,再问:“疑似者尽杀之,何如?”这就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意思。最后还是李淳风以“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为由劝住了皇帝。皇帝是在为自己的家天下考虑,李淳风劝阻的理由也是从皇帝的家天下考虑,除了天命难违之外,他用来说服皇帝的说辞是:“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

  后来的事情后来的人都知道了,那个侥幸逃过一劫的是当时还在宫中藉藉无闻的才人武媚娘。正因为藉藉无闻,她甚至连藏都不用藏——硬要说藏,那也是天藏。对吧?

  早就崭露头角的李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但他还是成功地将自己藏了起来,果然是深水里才能藏大鱼,也果然是浑水才能摸大鱼。

  李渊果然好功夫。果然。

  审时度势,举兵晋阳

  经过半年多的策划部署,李渊于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正式举兵,汇入了当时已是波澜壮阔反军四起的反隋洪流。

  当时的形势是,翟让与李密的瓦岗军、窦建德的河北义军、杜伏威等人的江淮军已经成为反隋的三大主力军团,龟缩江都(今扬州一带)的大业天子实际上早已无力掌控全国的局势了。李渊所在的河东之地更是群雄并起,光依附北方突厥始毕可汗自立为王进而以天子自命的就有定杨天子刘武周、解事天子梁师都、平杨天子郭子和(后更号“屋利设”)以及自号“刘王”的胡人刘龙儿。

  那些人官卑位低,当然与李渊皇亲国戚朝中重臣的身份地位不一样,其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早在几年前杨玄感举起反旗时李渊就不无想法,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没敢轻动,但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几乎人人都赤膊上阵了,那他还等什么?还何况李密的瓦岗军围攻东都,牵制了隋军主力,无疑给他提供了极为广阔的闪转腾挪的空间。那时李渊身旁已经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小圈子,除了血浓于水的几个儿子暗中“潜结英俊”、“密招豪友”广蓄人才之外,时任晋阳令的姻亲刘文静、马邑郡丞李靖,还有文水县的木材商人武士彟以及夏侯端、许世绪等人都不止一次地向他进言帝业之事。姓武的木头商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武则天的父亲,他甚至还给李渊进上了“兵书符瑞”,一副早投资、早收益的迫不及待模样。因为身边有皇帝安插的耳目,表面上,李渊依然是小心翼翼,但他明白,主庸国乱,哪怕就是为了自保,也不能不有所动作了。

  既然民心可用,那就先用民心。为了激发民众的反隋情绪以便起兵,李渊首先指使刘文静伪造大业天子的诏令——“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

李渊果然聪明,一下就点中了当今天子的死穴,矫诏一出,立即“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这就叫用别人的石头砸别人的脚。当初大业天子在命令李渊留守太原的时候,同时又派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其副手负责监视。两人此时尽管心存疑惑,但一时难辨真伪,只能隐忍不发,暗中加紧调查。

  又是一次天公作美。仗着背后有突厥可汗撑腰,自称定杨天子的原大隋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引突厥兵进逼太原,李渊立即以讨伐刘武周为名,迅速募得私兵万余人。同时派人火速召回滞留在河北的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图举事。

  刘武周兵犯太原固然给李渊提供了公开募兵的借口,但同时也造成太原城防不稳、无法远征,负有监视和牵制李渊之责的王威、高君雅也发现了李渊矫诏聚兵的真相,暗中谋划利用马上就要进行的晋祠祈雨大会,诱杀李渊。可惜王、高两人做事不密,此事被他人告发,李渊先发制人,立刻杀了二人,牢牢控制了太原。随后不久,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也赶回太原,李氏父子开始同僚属商讨行动方略。

  刘文静献计,突厥可汗之所以对各路反隋武装都大力支持,用意无非是要坐收渔利,既然刘武周等人可以结交突厥,那咱们也可以卑词厚礼结交突厥。

  李渊于是给始毕可汗写了封措辞谦恭的信,表示:“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

  这是答应要重开当年隋文帝开皇和亲故事,与突厥修好,同时还表示要将自己在征伐中所得的子女玉帛,尽献于始毕可汗。

  得书大喜的始毕可汗当即复信:“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

  不知始毕可汗是真的看穿了李渊“远迎主上”之说的虚妄,还是被曾经四处巡幸耀武扬威的大业天子吓得不轻,反正他是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希望李渊取隋主而代之的意思,并且不惜助以兵马。始毕可汗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李渊能够成功,自家所费不多就能让其臣服于己,哪怕那其实就是个割据太原一隅的地方天子,自己不是也从大隋版图上割下一块肥肉来?但李渊比他还老辣,对方想假手于人从中渔利,他其实也是要狐假虎威以虎退狼。

  记载了这件事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同时还记载,刘文静、裴寂等群僚都力劝李渊接受此议,但老谋深算的李渊不为所动,只答复说自己准备尊皇帝为太上皇,拥立其时正在隋都的皇孙杨侑为帝。用李渊暗中告诉自己亲信的话就是这样——

  “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

  内忧外患都解决了之后,李渊建大将军府,以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指挥左三统军;二子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指挥右三统军;四子李元吉为镇北大将军、太原留守,委以军政事务。同时,移檄郡县布告天下,正式举兵,直逼关中。

  坐困江都的大业天子接到李渊反叛的消息,又急又气,一边严敕东都、西京“严为备御”,一边深悔自己所用非人,防来防去却把最该防的老贼给漏掉了。太原一带既是天下精兵所居之所,又有朝廷武库官仓,大量的粮秣武器以及甲胄转眼之间成了攻击自己的利器,这局面还能挽回吗?能吗?!

  “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

  (李)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词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

  这话是李渊面对自己的亲信时说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忍不住笑了,为了自己的生存权谋和政治智慧。这话是针对李密的,李密明明已经被自己算计了还浑然不觉洋洋得意,李渊怎能不哑然失笑?尽管说起来李密也能与他扯上些不太牵强的亲戚关系,两人都属陇西李氏,西魏八柱国之后,按李密的话说,就是“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

  李密可以算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当年杨玄感扯起反旗,公然与朝廷叫板之初,李密就投入军中,为其出谋划策,颇见高明。只可惜所献之计大多不被采纳,杨玄感不久兵败。亡命江湖的李密遭人告发被俘,在押解途中用计脱逃,几经辗转,终于投奔瓦岗寨翟让。山头林立的农民军并不是铁板一块,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平民群中也少不了受猜疑,曲曲折折几分几合,到底还是李密熟读兵法韬略在胸,加之又有“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几次胜仗之后威名远播,被公推为各路义军的盟主。李渊之所以起兵之后就先要主动与其联系,目的也与起兵前和突厥可汗暗中勾结大同小异,都是暂时示弱,让对方别与自己为难,甚至能在自己遇到难处时伸以援手,也算是一石二鸟吧。

  李渊另有盘算,李密却大而化之,只以为李渊真想入伙,得信后即兴致勃勃地命人回信李渊,寒暄之后说到正题:“自惟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

  就是看着李密的这封信,李渊才忍不住哑然失笑的:李密果然是拿自己当坐镇公府、有三司六卫还有元帅府拱卫的魏公了,果真以为自己可以“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了。李渊就这么一边笑一边再次致信李密,坚称自己依然是大隋的忠臣义士,起兵只是为了建立秩序,“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他劝说李密:“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至于自己嘛,事成之后能“复封于唐,斯足荣矣”!

  一番吹捧,居然让李密昏昏然加飘飘然,拿着李渊的回信对身边左右亲信笑道:“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于是应允李渊向隋都大兴城进发而不加阻挡,尽管这个决定后来让李密懊恼不迭,但谁也没长前后眼不是?

  以上叙述都是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得来的,一千多年之后遥想当年,可不就显得从容不迫不疼不痒。事实是当时李渊所部在进军关中的路上遭到了官军的强烈抵抗,并且在通向潼关要塞的汾河流域被夏季暴雨所阻,李渊不得不命令部队暂停前进。据说,让他暂停前进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一路鏖战,战马多有损失,突厥可汗在部队离开太原前曾赠送军马一千匹,现在李渊还在等突厥可汗答应送来的另外的马匹。战况远不像起兵前想象的那么顺利,再加上担心刘武周可能会对太原进行袭扰,李渊曾一度打算放弃进军,重回太原,只是由于几个儿子的劝阻才坚持了下来。后来大雨终于停了,突厥可汗送来的两千军马和五百兵士也到了,李渊才得以率部继续向南推进。

  回过头再来说李密。当初杨玄感起兵,李密就为其提出上中下三策,分别为扼皇帝辽东退路、直取长安、拿下东都。可惜杨玄感偏取下策,结果失败。现在李密自己拥众数十万,却也大修营堑,和官军对峙于城防坚固的东都城下,损兵折将劳师无功,真的成了李渊所说的鹬蚌相争、让他渔人得利的态势。李密身旁谋士一再提醒他应先西袭长安:“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

  李密何尝不知道:“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知道是上策却不能行,原因就在于:“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

  原来如此!不先让乌合之众得到些实际利益,别的什么都免谈!于是东都洛阳就成了摆在李密等人眼前的一块骨头,明知无味,却也得啃,还总也啃不动。

  与此同时,李渊却开始顺风顺水,开始只有三万人的队伍也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于当年十月兵临长安,渐次形成的二十万大军,将既乏守军、又无援兵的大隋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年仅十三岁的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就这样成了釜鱼困兽,烹煮由人。

  一心只想“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的李渊果真如愿以偿。

  老调重弹成新曲

  大兴都城被围了将近两个月。以李渊当时的实力而言,不是不能打,也不是不想打,还不是打不下来,而是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身为大隋老臣重臣的历史和现实,还有那么一些心理障碍;同时也不排除还想再等等看,待形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定取舍的现实考虑。于是,兵临城下的李渊还曾特地派人向城内表明自己依然尊隋的意思,显然是想兵不血刃进入大兴都城。如此掩耳盗铃,城里自然未见答复。

  这边李渊兵临隋都围而不打,那边李密的瓦岗军又是另外一番情景——

  先是已自称为“长乐王”的窦建德在河间郡打败了率军三万、要南下参加对李密进行围剿的大隋左御卫大将军薛世雄。薛世雄负伤,与亲随数百人狼狈逃窜,不久即撒手人寰,使得奉隋炀帝之命前往东都会剿李密瓦岗军的官军失去了统帅。大捷之后,窦建德又表示愿受李密领导。同时主动归附李密瓦岗军的,还有其他各部农民军。由于山东、河南连发大水,饿殍遍野,“死者日数万人”,李密派人袭占了黎阳官仓,又一次开仓赈灾,结果饥民蜂拥,官吏归附,不但队伍多了,地盘也扩大了许多。这时又有来自泰山的道士徐洪客献计李密,认为围攻东都得不偿失,“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不如“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计是好计,但李密依然难以采纳,东都久攻不下,若再中途退兵,岂不颜面尽失地位难保?李密骑虎难下,大业天子更是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薛世雄败后,再派王世充为官军统帅,领十万大军向洛口瓦岗军总部进击,迫使李密进行决战。

  第一仗双方各有胜负:瓦岗军大将柴孝和阵亡,但王世充的大营也差点被李密端掉。

  双方整军再战是十一月初九的事。

  也就是那一天,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困,再经过十余天的强攻,隋都大兴城被李渊攻克。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及《隋书》等的记载,攻城前李渊曾严令诸军“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率军守城的大隋左翊卫将军阴世师和京兆郡丞滑仪为了表示城在人在、城破人死的决心,甚至将李渊的祖坟宗庙凿毁,用以激励士气。结果城破后两人被李渊斩首。

  值得注意的是李渊终于撕破脸面下令强攻的时机。

  那正是李密与官军第一次大战后的第二天。史书记载清清楚楚:王世充十月二十五日夜渡洛水,扎营于黑石,第二天也就是二十六日亲率精兵列阵向李密挑战。由于地势对李密的骑兵不利,这才有了初战不利,瓦岗军大将柴孝和溺洛水阵亡的事情。但李密很快就亲率精骑策马直取驻扎在黑石的官军大营,王世充狂奔四十里回救,瓦岗军斩首三千余级。而李渊下令攻城恰恰是在这一天之后的二十七日。

  如此巧合,令人不禁疑窦丛生:究竟是什么让一直投鼠忌器首鼠两端的李渊终于痛下狠手了呢?会不会是李渊一直派人密切监视着瓦岗军中的一举一动,并随时飞马报告呢?会不会?

  李密的瓦岗军再次与王世充大战的日子又恰巧是李渊攻占大隋大兴都城的同一天。那一次王世充全线崩溃,大败西逃。

  进入隋都的李渊将原来住在东宫的代王杨侑迁入大兴殿,自己居长乐宫,并与民约法十二条,宣布废除以前的一切苛法暴令。这时候的李渊像不像当初那个大定关中后驻军霸上以待项王的刘邦?他究竟还在忌惮什么呢?

  第二次打败了王世充的瓦岗军内部又出现了麻烦,差点让人还在、心不死的手下败将王世充也像李渊那样来个坐收渔利。事情还是和权力有关。前边说过,翟让是自己主动把盟主之位让给李密的,但一直有人劝他夺回实权,为人忠厚的翟让一直没有同意。但其兄长翟宽却不乏怨气,不止一次地嘟囔说:“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这话传到李密那里,还能没有想法?于是,本该是大败王世充后的庆功会变成了一次伏兵暗藏的鸿门宴。翟氏兄弟成了刀下之鬼,其部众被李密分与其他部将,事态很快平息了。此事虽说没给官军留下可乘之机,但却未必没有让李渊觉察到一些什么,争权夺利祸起萧墙从来都是大忌,更何况还是胜负未定的前线军中?

  李密的鸿门宴是十一月十一日的事,四天后,李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遥尊远在江都的表弟杨广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帝,并替傀儡皇帝改了一个很有些标榜意味的年号——义宁,李渊是要说自己义薄云天吗?

  再两天后,李渊学当年杨坚的样,由长乐宫入大兴殿,让杨侑任自己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

  水涨船高,李建成也随之成了唐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则成了齐公。

  傀儡皇帝只能可怜巴巴地下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罚赏,咸归相府。”而他自己的任务就只剩下“惟郊祀天地”,与鬼神打交道了。

  越是春风得意就越容易锦上添花,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纷纷遣使请降,无疑又为凯歌高奏的李渊进一步摇旗呐喊擂鼓助威。

  大业十四年(618)正月初一,按着李渊的意思,杨侑再次下诏——“诏唐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羽葆鼓吹。”

  李渊果真是越来越像当年的杨坚和当年的曹操了呢,果然。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一,宇文氏兄弟发动江都宫变,被李渊尊为太上皇的大业天子杨广终于被弑。

  消息传来,仅仅过了十余天,李渊就给自己晋位相国,加九锡,赐殊物,加殊礼,改丞相府为相国府,还给自己从高祖以下的四代先人再立宗庙。

  四月十七日,相国府以银符取代竹符。

  五月十五日,以少帝杨侑之名再次下诏,诏李渊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王后王子爵命之号,一遵旧典。

  五月二十日,伴随着隆重庄严的仪式,李渊在已由隋之大兴城改为长安城的太极殿(由隋之大兴殿改名而来)前殿即皇帝位。同时,设坛于长安城南,柴燎告天,大赦天下,改隋之义宁二年为大唐武德元年。

  又是一次水涨船高,世子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至于已经禅让逊位的隋炀帝之孙杨侑,则被封为酅国公。

  天下就这样由杨姓改成了李姓。

  前后不过三十来年,历史就这样又完成了一次王朝替代兴衰成败的轮回,而且还是以一种出奇一致的方式进行的,谁能说得清,这究竟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还是人视人为刍狗自己作弄自己呢?!

  第五章 大业宏图:杨广的执政生涯

  新皇新都新气象——堑壕驰道与长城——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威加八荒,威服四夷——大业天子,大业奇观——南方的海

  新皇新都新气象

  早在杨广登基之前,随着原太子杨勇的被废黜幽禁,朝廷高层已经有了一次排队划线的政治清洗,结果是人心惶惶流言涌动;现在,他又在父皇不明不白驾崩、几个兄弟或关或杀、分封在外的幼弟汉王杨谅领军叛乱、结果全国震动的情况下登上大位的。即使周围亲信都知趣地不会多说什么,就算杨谅的叛乱很快就被杨广派出的杨素像砍瓜切菜一样三下五除二解决了,但刚刚登上皇位的杨广内心依然是忧虑多于喜悦,忐忑不让张扬,渴望展翅高飞大展宏图之志远甚于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只求苟全之心,目的极其简单,那就是要让全天下所有的人都看看,我杨广既然能龙登九五,那就一定上合天道、下符人望,就一定能成为不让秦皇、不输汉武的千古一帝!

  大业天子真是这样开始他的执政生涯的。

  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混蛋皇帝之一的杨广,其实并不真是个混蛋,起码那时候不是。

  仁寿四年(604)七月二十一日,他在父皇灵前即位;

  紧接着就是汉王杨谅的叛乱,结果“月余而败”;

  同年十月十六日,杨广将父皇安葬于太陵,庙号、谥号一应俱全;

  半个月之后的十一月初三,他就大驾光临洛阳,并于十多天后发布了营建东都的诏令,开始了他执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

  声势浩大的杨谅叛乱被平定后,除杨谅被“屈法恕死”,除名为民,绝其属籍,不承认其为皇家血脉之外,官吏臣民受株连获罪被处死和流放的多达二十余万家,其中大部分被强令迁徙到洛阳附近,以便集中监视控制。

  类似的大规模迁徙流放在杨广之前和杨广之后都算不得新鲜,当时叫做“迁虏”和“谪戍”。例如秦始皇就有过将大批“山东迁虏”也就是统一战争中抓获的六国俘虏迁往蜀地,又将内地数十万曾经逃亡过的贫民、罪犯还有商人迁往南越之地的举措;后来李唐王朝的前期也曾将数十万高丽人迁往内地。但为什么杨广要选择洛阳,而且还要在那里营建新都?

  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在这里又一次用了《春秋》笔法,放着信史收录的原件不用,另采野史《大业杂记》传闻,把杨广此举归结为迷信图谶之说,使得杨广刚一上台就显得昏聩颟顸贻笑大方,注定是个天生的昏君王八蛋。按司马光的说法,还是那个当初曾力谏隋文帝不该再去仁寿宫,否则将有去无回、“是行恐銮舆不返”的章太翼做的怪。

  面对新皇,他这次是这样说的:“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

  结果就是:“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或者不仅仅是这样。

  坐落在黄河中游中原腹心地带的洛阳早就有王城之谓,西周时的首都是镐京(长安),东都就是洛阳,到东周时洛阳更成为王朝都城。就像强行大规模移民其实并不是杨广的独创一样,实行两京制,也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东汉是长安、洛阳两京制,李唐王朝除了京师长安,在东都洛阳也有一套“东京宫”,大名鼎鼎的武则天不就是在洛阳坐朝、君临天下的吗?明朝后来也是北京、南京两京制,满清则是北京、盛京两京制,那为什么杨广营建东都就成了昏暴之举呢?好就好到如贤如圣,坏就坏到全身流脓,或者全好,或者全坏,就是到了今天、到了现在,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依然还有影响和市场,实在不能不说是祖宗留给我们的“负遗产”之一。

  尽管本意也许真的只是要将杨广之“炀”强调到无以复加,以使后人有所警戒,但司马光毕竟不能也无法一手遮天。杨广营建东都的诏令《隋书》全文有录,所以杨广营建东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依然能在后世许多学者那里得到印证和阐释,也使得我们明白,即位之初的新皇亮相的第一个大动作里,究竟有着怎样不乏深远的含义。

  营建东都,首先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由于京师在长安,作为国家军队的府兵大多集中在京畿关中一带,遇有内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由长安调兵,往返费时,不利于迅速作出反应。刚刚平定的杨谅之叛对刚刚即位的新皇的刺激实在是太深了,直到三年后的大业三年(607)杨广北巡河北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地大物博的山东之地实在是关乎整个帝国的安危,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主观上想的也是王朝永固,但实际效果却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奈何?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心要当个好皇上的杨广才在营建东都的诏令中这样说道: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

  大业天子在这里引经据典,表露的也是为皇施政者的拳拳之心,总不能因为他最后功败垂成死于非命,我们就闭起眼睛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吧?因为是出于公心,向往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他又进一步具体阐释了自己要重建饱经战火摧残的洛阳的款款心曲: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惟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公告天下的皇上诏令能与百姓交心到如此程度,所凭借的,哪里只是一支生花妙笔?洛阳自古就是形胜之地,哪里只是到了大隋才让人如此割舍不下?既然我大隋如今九州一统、府库充盈,难道还不该付诸行动吗?既然谈到经济原因,那就索性再就经济问题多说两句: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供;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官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大业天子在这里表明的,是对未来东都的设计和营造的原则要求。他要求有关人员要本着“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的先王之教,要听从宣尼公孔子注意节俭的要求,“务从节俭”,如此才能“称朕意焉”。

  东都洛阳的正式营建开始于改元后的大业元年(605)三月,并组成了一个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宰相重臣参加的工作班子,这几乎就是当初为隋文帝杨坚修建了仁寿宫的原班人马。这些人也真算是摸透了为皇为帝者的心态,早在修建仁寿宫时就搞得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以致隋文帝面色不快,但很快又在独孤皇后的劝说下,欣然笑纳并对有关人等大加赏赐。这次他们也是这样,尤其是作为新都建设总设计师的将作大匠宇文恺,更是不相信自己马屁能拍到马腿上,结果就是:“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

  大业二年(606)正月,东都洛阳的营建工程正式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在中世纪创造了一项几乎是匪夷所思的大跃进奇迹。

  由于宇文恺此前就有修建隋都大兴城的经验,又有仁寿宫建成后大获皇上奖赏的实践,东都洛阳的确是一座精心设计、规模宏大的城市。据后来的考古发现,新都洛阳虽然比京师大兴小三分之一,但依然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而且,新都洛阳的城市布局大体与长安大兴城相仿,也是由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同时更突出了皇城和宫城的至尊地位,显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体现了大隋王朝包容天下的气势。

  为使新都尽快繁盛起来,工程完工后的第二个月,新皇就下诏令“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同时还“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大业二年五月,又“敕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

  大业三年十月,再“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

  皇权就是律法,如此不容置疑雷厉风行,如此全国一盘棋、全国总动员,骂声肯定是有的,不满乃至星星点点的反抗也在所难免。但在新皇建造新都、并很快就使之追撵京师、以至两京并存、整个国家似乎都焕然一新的新气象之中,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欢天喜地,肯定也是真的。

  那是一座怎样的都城啊!抛开宫殿林立金碧辉煌的宫城和衙署齐备警卫森严的皇城不说,单就看看遍布着百官府邸和百姓街坊、被称做郭城或者罗城的东京城区吧——

  有贯通南北的被叫做天津街或干脆就叫天街的大街。街宽一百二十余米(按现在的标准不知是几车道),长约四公里,是全城中轴线上的主干道。两旁种有樱桃、石榴、榆树和柳树,夹道成荫,流水成渠。

  那条叫洛水的河穿城而过,将洛阳分为南北两个区;为连接南北,在洛水上建有天津桥、通济桥、利涉桥等四座桥梁。城内除洛水外,还有瀍水、伊水,并凿有几条漕渠,使得洛阳新城的水陆交通远比京师大兴更为方便。既然是傍着可以行船的河渠,还有可以卸货的码头,于是又有了南、北、西三个商贾云集人流熙熙攘攘的市场。据记载,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周围还有众多的酒店旅馆,可以说是洛阳的繁华之所;南市则“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在上春门外,还建筑了诸郡邸舍百余所,是接待各郡长官朝见天子的住所;建国门外则有四方馆,以接待外国和少数民族使者,相当于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吧。

  那时候的欧洲在干什么?写了那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在几百年以后的元代来的中国,记载的自然也是元朝的景况,可即使那样,马可·波罗笔下神话般的中国还是让欧洲人大跌眼镜,以至认为写书的那家伙八成是个骗子。

  要是他们知道早在他们看到那本书以前的几百年,在古老的中国就有个皇帝的年号叫大业,还有个城市叫洛阳,并且繁华如此,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在权力高度集中,执政者、施政者无法被有效监督的体制下,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头头脑脑们,不仅能决定那里阴晴雨雪的小气候,也能决定那里的发展方向和风格。置民心国力于不顾,一味求大求全,一味大干快上,一味拼死拼活,力求面面俱到,实则面面俱失,最终好事变成坏事,可以说是杨广一朝最大的失误所在。执政之初,大业天子就表现出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端倪,这端倪在以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大隋如同一支长势强劲全线飘红的股票,突然一下就头朝下倒栽葱来了个全面崩盘。但恶果在当时还没有显现,后来的事情不要说别人,就是杨广自己也无法预料。当时的他只是一味沉浸在自己为大隋勾勒的宏伟蓝图里,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一边不时被如同电光火石般涌出的灵感驱使着,这里那里地添加着、描抹着,目的是要使自己的大业宏图更加完美和完善。

  和东都新城同时兴建的,还有规模大大超过长安皇家禁苑大兴苑的新的皇家禁苑——西苑,也叫会通苑或显仁宫。关于显仁宫,《隋书·食货志》记载:“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除营建东都之外,大业天子还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离宫别所——包括对前朝行宫离院的修缮扩建,如北齐的晋阳宫、中山宫、汾阳宫,北周的同州宫、长春宫、蒲州宫等,在数年内建立起以洛阳为中心的宫殿群。据记载,那时候全国各郡有宫室二十六所,还有一个数字说是四十余所。这些当然都可以看做是营建东都的配套工程,也是杨广好大喜功的例证。

  前边刚刚说过,兴建东都洛阳的工程是在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始的,就是在工程已经开始之后,杨广下诏论政刑得失、考课虚实等事时,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提到兴建东都的目的:“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

  躬亲庶政、好做巡游一直是杨广的执政风格和特色。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从洛阳出发,或西走关陇、或东达海岱、或北通燕赵、或南至江淮距离都大体相等的地理优势。也就是说,在杨广看来,经营洛阳,实际上也是在经营天下,他是拿这里当了他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啦。果然,由洛阳出发,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不同的方向巡视,在杨广几乎成了年年必做的功课。他实在是太喜欢在祖国大地走来走去看来看去现场办公了,以致无法理解南北朝时期成年累月泡在后宫女人堆里的陈后主等人,曾纳闷地问自己的大臣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得到的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既然如此,就是为了大隋江山能传世久远,大业天子也不能不更加乐此不疲兴致勃勃。

  说到这里还应该有个补充,南陈亡国之君陈后主是在杨广甫一登基的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中旬死的。杨广追赠他为大将军,封长城县公,立谥号曰“炀”,充分表达了杨广对荒淫无度只知诗酒风流于国家全无建树的昏君陈叔宝的无比蔑视。

  但天道无常,正像宋元之际的史家胡三省后来在《资治通鉴》有关条目上所做的批注那样:“谥法,好内怠政曰炀,帝(指杨广)谥陈叔宝曰炀,岂知己不令终,亦谥曰炀乎!”

  此种现象按唐代诗人杜牧的话说就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堑壕驰道与长城

  与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一样,堑壕驰道以及长城都是颇能说明杨广大业年间执政实绩的颇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体现的也依然是杨广“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治理家国天下的理念。

  大理念自然是大手笔。

  大境界自然是大事业。

  在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当时的构想里,筑长城也好,修驰道也好,甚至也包括开凿大运河,其实都是一个统一国家密不可分的整体部署整体战略。

  作为这个战略的第一步,早在仁寿四年十一月,就有了大业天子杨广即位后的第一个大工程,“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不难看出,这又是一项意在拱卫东都的浩大的国防工事。这里被称作“堑”的,其实就是用来阻断交通——也就是阻隔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长沟。这条动用了数十万民夫挖出的壕沟绵延数千里,横跨如今的山西、河北、山东数省,可谓惊世骇俗匪夷所思,说成是古代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也是可以的吧?

  即位伊始,就又是挖沟又是修墙,大业天子杨广显然是重在防守,并没有想着要对外扩张,这无疑又和他执政后期三征高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而后者又成了导致他丧家失国死于非命的直接诱因。找出这种前矛后盾变化中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真正深入深刻地理解杨广其人,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杨广三征高丽并终至亡国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堑壕挖好了,但毕竟作用有限,再说这条用来给敌人制造障碍的壕沟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了一定的麻烦,所以需要再开驰道。

  大业三年(607)四月,杨广下诏“巡省赵魏”,也就是在这次长达两年的巡幸过程中,大业天子于同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这是要从太行山横截开出一条从河北到并州太原府的驰道,既为了皇帝巡行的车驾能够通过,也方便战时调兵,当时汉王杨谅不就是在这一带举起的反旗吗?据记载,参与这项工程的大约有黄河以北十几个郡,按平均每两户抽一丁计,参与人丁在百万人左右,费时约三个月。

  修建道路的工程哪里就是仅此一项?还有与上述工程有关的穿越太行山通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的九十里直道;连接洛阳与长安也就是崤山与函谷之间,对原有“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的旧路改造后修成的连接东、西两京的新国道;修大运河时在运河岸边修筑的御道;再加上大业六年(610)所开的西起榆林北突厥牙帐,东达于蓟(今北京密云一带)的长达三千里的御道,工程总量与所耗人力物力无疑又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

  专制统一的极权国家,又恰逢政令通畅的黄金时代,最大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皇帝的旨意可以得到迅速而彻底的执行,而这种顺畅又会极大地刺激专制君王更加专制,以为自己的意志真的就是天下人的意志,以为自己顺天应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永远不会有天怒人怨的那一天。当年的大业天子正是这样,一门心思想要让大地山河听从自己的调遣,在适合开河的地方他下令开河,不宜开河的地方他下令修路,为的就是在全国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交通网,让自己的政令和旨意不折不扣地得以执行。

  修筑长城,就是在这样的通盘考虑中被提上大业天子的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的。

  众所周知,万里长城最早是和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将从前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陇西临洮,东到辽东,筑起一条长达万里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从此便成了华夏古国延续千年的一道亮丽雄浑的风景。车同轨,书同文,还有万里长城,是秦始皇的大事业和大手笔,也是他留给后人泽被久远的遗产。尤其是长城,更是成了历代中原王朝薪火传承的接力棒,成了世界奇迹,直到人类登上月球之后,一度还传说长城是在太空中可以看见的人类有数的建筑物之一。

  但当时修长城的人们可没有想要创造什么奇迹,他们只是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具体到后来被称为“隋炀帝”的大业天子杨广,修筑长城的目的也是为了防备和抵御突厥、契丹、吐谷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掳掠。隋文帝在位期间曾五修长城,但规模都不大,人数少则三五万,多不过十余万,一般也都是一旬或二旬而罢。大业天子杨广却是另一种带有鲜明个性的典型风格,虽说他执政期间修筑长城的次数只有两次,但两次都兴师动众——

  一次“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另一次则“发男丁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城上一杆土,手中千万杵。”百万民工以死伤过半的代价,用十天左右的时间修筑了二百多里的长城,考虑到当时的施工条件和设施,如此速度,实在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但古语早就说过:“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地理上的长城就这样矗立起来了,人心也能随之而凝聚一处吗?由于修筑长城时周边各郡恰逢旱灾,此时征服劳役,而且是“发卒百余万”的大动作,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隋书》所说的“百姓失业,道殣相望”,一片凄惨。孟姜女哭长城说的是秦始皇时代,隋炀帝时代的孟姜女们肯定也少不了,肯定也是哭声一片。

  这当然只是我等后来草民的草根观点,甚至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那就继续说事实。

  那两次大修长城的时间分别是在大业三年(607)七月和大业四年七月。

  大业天子并且前往塞北,亲自督促,显得相当重视,好像形势已经火烧眉毛了似的。难道真是突厥或者契丹再或者是吐谷浑又一次兴兵犯境,大隋之地已是狼烟滚滚?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作为西域霸主的突厥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被分化瓦解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已然降服,西突厥当时也没有侵扰之事,至于契丹或者吐谷浑单凭自身之力更是不敢也不能轻举妄动。联系第二次大修长城前后,大业天子曾派使者经略西突厥部和派兵深入吐谷浑之地的举动,这其实可以理解为身为一国之君的大业天子在软硬兼施未雨绸缪。

  但有人却不这么看。《贞观政要》载,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就此批评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筑长城以避胡。”

  这就有点不厚道了。而且,就像李世民总爱贬低父皇来突出自己一样,在这里他用的还是抑人扬己的老套路,尽管他看起来是在表扬自己的手下大将:“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当然不能说李世民没有道理。有唐一代,国力强盛,只是后期才感边患,所修长城也只是沿袭隋长城而已,所以李世民可以这样说。但就皇帝说皇帝,历朝历代哪个君王是真正把百姓利益置于所谓的“国家利益”之上,真正以黔首百姓为本,也就是现在说的以民为本?皇皇几千年的王朝史,从来不都是朕即国家、朕即天下、朕意不容置疑,其他所有人都是皇帝家国天下这个庞大无比的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吗?更何况杨广早就直言不讳有言在先,天子大兴土木是为了天下,“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

  当时的大业天子真是得意洋洋意气风发。早在还是晋王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前呼后拥地到过边关,也不止一次地以前敌统帅的身份领军征伐,但只有在成了皇帝之后,他才切实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心脏的不容置疑的分量,也就真正尝到了言出法随一言九鼎的滋味。长城完工之后,借着亲祠恒岳、巡幸河东河北一带的机会,他还写了一首诗《饮马长城窟行》,副题为“示从征群臣”,一扫先前为太子时所作的出塞诗里弥漫的那股怨妇情怀,大气磅礴气势豪迈,堪称佳作——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候,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阕。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诗是好诗,不但《乐府诗集》选而存之,后世的许多选家也没有漏掉它。清人沈德潜编纂的《古诗源》里甚至还有一句批注:“炀帝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

  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大运河的确是应该也值得好好说一说。

  长城是秦始皇永不离身的标志性饰物,大运河也是隋炀帝身上毁誉参半形同图腾的标志。两个相距八百多年闻名遐迩的暴君又都创建了一项震烁古今闻名世界的宏伟工程,绝不仅仅只是历史偶然的巧合,而是他们大致相同的性格使然。正是这种大体相同的性格,使得相距八百来年的两个王朝的风格一样,结局也一样——

  他们都天赋甚高,自然也就自视甚高。

  他们都大权独揽好大喜功,敢教日月换新天。

  他们都雄心勃勃威加海内,视百姓为群氓视自己为圣主。

  他们都广造宫殿,不知疲倦四处巡幸,意欲使自己的王朝千秋万岁代代相传。

  只有一点不一样,一个驾崩时天下王旗还没有改换颜色,尽管后来也没能支撑几年;一个咽气之日已是皇权零落,整个天下也如同乱麻沸汤……

  长城是秦始皇留给隋炀帝的遗产,隋炀帝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大运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秦始皇留下的一份不太像样的遗产,隋炀帝同样继承下来并且让它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据说是春秋战国时的吴王夫差挖出了大运河的第一筐土。地点是在当年吴国的邗城(今江苏扬州东南)。目的是为了打通向北的水路,以便进攻齐国。时间是在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那实际是一条全长四百多里、充分利用了沿途丰富的湖泊沼泽资源的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当时叫邗沟,又名渠水、中渎水。

  四年后,夫差又命人开掘了一段由淮入泗、北接沂水、西接济水,可以助其挺进中原的被称为黄沟的运河。运河开通了,夫差的仗也打赢了,但就在他于黄池争得诸侯间的霸主地位时,却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端了后方老窝,夫差也就形胜实败无地自处。

  继远在南方的吴王夫差之后,北方的魏惠王也开凿了连接黄河和淮河的鸿沟。鸿沟后来成了中原漕运的重要纽带,把当时各国紧紧联系起来。再后又成了刘邦、项羽争霸时的天然分界线。

  再后又是秦始皇开凿丹徒、曲阿,也就是镇江至丹阳的水道,而这也是大隋江南运河的所经之处。

  汉武帝开疆拓土,为了便于征调闽越贡赋,又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运河百余里,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之间的航运水道。汉朝还对邗沟和鸿沟(亦叫汴渠)进行了多次维修和整治,并使得运河的作用开始从主要为了打仗改成漕运——也就是给京师之地运粮。

  后来就是三国时期。占据北方的曹操曾于建安九年(204)、建安十一年、建安十八年几次在滹沱河、潞水、漳水开沟凿渠,贯通了河北平原的运河网,沟通了海河与黄河水系,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运输,同时也保障了大军的粮草运输。

  南方的孙权凭借着长江天堑与曹魏抗争,因形借势,“凿句容中道”,与春秋时吴国所开渠道相接,使建邺(今南京市)和东南诸郡上下船只得以躲避长江风浪,成为六朝时期吴、会一带漕运的重要水道。

  再后是大隋建国前的南北朝。这时,从长江经邗沟运河、再经淮泗水道到达彭城(今徐州)的水道还可以直通战船,北周武帝的手下大将王轨率领骑兵,以设置障碍截断水道的方法,大破南朝陈宣帝大将吴明彻的水军。可见在江南水乡,水道真的就是生命线。

  以上所说,算是一份有关南北运河的并不完整的前世图谱。

  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就是在前人留下的这般基础上,开始了他大规模开凿运河的事业。好像也正是这项他自己最为看重、最为得意的宏伟工程,却成了将他绑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铁钉和绳索,并且永世无法解脱。大业天子杨广好像就是因为大运河才成为“隋炀帝”的。

  从现在倒回去三十多年,笔者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关于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当时的历史书上的说法不仅惜墨如金,而且褒贬分明。以至于到了现在,我只依稀记得为了说明隋炀帝的暴虐,书上有个例子:民工们长期泡在水里,肉都泡烂了,伤口里还长了蛆……

  这也许是真的。但那样一项在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的工程,只如此这般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不是和我们一贯宣称的历史唯物主义大相径庭呢?

  现在的情况似乎要好一些了。关于大运河,现在中学教科书上的说法要客观许多了,尽管依然不忘揭露隋炀帝的残暴,但毕竟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开凿运河的必要性。只是,我们许多人早已人云亦云形成的对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纯负面的看法,还能有机会得到纠正吗?

  毕竟,大运河是一项集全国之力、耗时六年才得以完成的浩大无比、死人无数的工程。

  毕竟,修成后的大运河成了隋炀帝大造龙舟、数次巡幸江南、惹得天下怨声载道的实实在在的纪念碑般的载体。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皮日休《汴河怀古》)

  这算是一种看法。

  也是唐代诗人的杜牧同样也有一首《汴河怀古》,似乎是有意在和皮日休唱对台戏:

  锦缆龙舟隋炀帝,

  平台复道汉梁王。

  游人闲起前朝念,

  折柳孤吟断杀肠。

  围绕着隋炀帝和大运河,哪里只是一个诗人在与杨广过不去?

  种柳开河为胜游,

  堤前常使路人愁。

  阴埋野色万条思,

  翠束塞声千里秋。

  西日至今悲兔苑,

  东波终不返龙舟。

  远山应见繁华事,

  不语青山对水流。

  (唐·秦韬玉《隋堤》)

  这又是一种看法,而且是数量远远占优的看法。

  笔者当然不想也不敢与大多数人为敌,但若是说杨广开运河、造龙舟就是为了耀武扬威四处巡游,也未必全部符合事实吧?

  事实是,早在大业元年(605)下诏营建东都的同时,大业天子杨广就“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这就清楚地表明,修凿运河如同修驰道、筑长城一样,依然是大业天子经营东都并进而经营天下的整个战略构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征发百万民工,开挖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这是大业元年的事。

  在那一年稍晚一些的时候,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开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

  到大业四年,开挖北至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连接黄河与海河。

  大业六年,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

  费时六年,用工无数,南起余杭,中途经过江都、洛阳,北至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就这样成形了,完工了。这条从北到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穿了如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二市六省,全长近五千里的大运河无疑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人工河。且不说它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单就大分裂之后重新大统一的政治意义而言,它的政治正确也是毋庸置疑的吧?

  国家建设、国家工程,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只是小算盘算小账,这已经是如今人们的共识了,那为什么面对当时的杨广,我们不能也这样认识呢?难道就因为他后来变成了“隋炀帝”?而且,即使是在隋炀帝时代,长江三角洲以及浙东三吴一带已经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作为鱼米之乡的富饶程度早已远远超过关中八百里秦川的首善之区。将作为政治中心的关陇地区和财富中心的江南连接起来,其经济意义也是显而易见。

  由大业天子杨广倾全力打造成功的大运河,给古老中国造成的影响和变化,实在是怎么估量都算不得过分。

  我们曾经说过,导致杨广成了后来的隋炀帝的,还有他发动并领导的一败再败的东征高丽的战争。这场战争和运河北段的永济渠有关。永济渠是南北大运河四段渠道中最长的一段,虽说有旧渠道可以利用,但工程量依然十分浩大,其间役使了河北百万民众,“男丁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去修河,因“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也就是男女老少总动员。永济渠修成后,成了调运河北地区粮食的主要渠道,同时也加强了对北方的军事控制。因为永济渠的终点涿郡蓟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北方军事重镇,杨广征伐高丽时,这里就是屯兵之地,而永济渠也就成了给粮运兵的主要通道。

  正是因为有了永济渠,有了北运河,远离黄河的涿郡蓟城后来才有了成为元大都的可能,也才有了后来和现在的北京。

  古城杭州早就是中华版图上一颗十分耀眼的明珠,它的光彩照人熠熠生辉也是在与运河系统连接起来之后。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正是运河本身“大大地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南有杭州,北有北京,这一南一北闪耀在南北大运河两端的古城至今依然风情万种。可是不要说别人了,就是生活在这两个城市里的人们,能知道并偶尔想起杨广的又有几人呢?

  开凿南北大运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业天子杨广成全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偏偏没有成全他。

  大业年间,一条大运河使得天下百姓“不胜其害”,却又使得唐宋以后历代朝廷百姓“不胜其利”,杨广就这样集功过于一身,让人欲赞不能、欲骂不忍,不说不休、欲说还休!

  《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大业元年,杨广从洛阳巡幸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这已经是极尽招摇一路鸡飞狗跳了,就这犹嫌不足,还要向沿途各地开列征用物品清单,而且是珍禽异兽催要甚急,“征发仓促,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值十缣”。

  缣者,细绢也。当年绢、缣之类布匹的计量单位大都为段,一根野鸡尾巴上的长毛,就可以卖出十段缣的天价,除了皇帝,还有谁能有如此大的能量,让全国和他一起发疯?

  杨广是不是就是这样成了“隋炀帝”的?

  一个人就这样与一座城、一条河乃至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难解难分纠缠一处,这能不能说成是“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呢?

  《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在书中也引用了上述文字,同时又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不是真的,之所以会有那么夸张的叙述,是因为——

  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究竟是西方人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呢,还是他们真的是旁观者清?

  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后者。

  哪怕是贵为天子身为皇帝,在历史中他其实也是不自由的。信然!

  不管人们如何对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工程说三道四评头论足,静静流淌着的大运河就那么一路流着,大隋被它抛远了,大唐被它抛远了,宋元明清也被它抛远了;一个个王朝渐行渐远,大运河也告别了它无比辉煌的元明两朝的黄金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了一道需要着力加以保护的远去的风景。

  报纸报道,在2006年的全国政协十次会议期间,有数十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认为京杭大运河应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5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京杭大运河作为其流域内的浙江等八省市联合申报的项目而名列榜首。

  做总比不做要好。好得多。

  威加八荒,威服四夷

  把自己的年号叫做“大业”,这绝对是大业天子杨广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表现的也是他意欲超越秦皇、不让汉武的雄心壮志。大业之大,不仅要大兴土木大兴工役大修文治,同时还要威加八荒威服四夷方勤远略威震寰宇。

  对杨广来说,这也叫内外都不放,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

  和也许是“稍逊风骚”的唐太宗李世民相比,隋炀帝杨广自身的武功显然要差好几个等级,他用来威服四夷的方略手段也是以文为主重在礼教,颇有些扬长避短避实就虚的意味。个性鲜明的大业天子,就是在治国上,也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历朝历代的天子皇帝都认为自己雄踞于天地正中,而四周的异族就分别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大隋朝的外患主要来自北狄。《隋书·北狄传》载:“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

  再具体一点说,所谓的北狄除了突厥外,还有铁勒、契丹等。由于后者基本上是惟前者马首是瞻,所以突厥就成了大隋朝对外经略的最大课题。

  隋文帝后期,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与招抚,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已经臣服,同时还有铁勒、契丹等部向隋要求内附,大隋将他们统统置于由朝廷支持的启民可汗的直接管辖之下。由于背靠着强大的中原朝廷,曾经在部族内乱中落荒而逃的启民可汗逐渐稳固地控制了蒙古草原,启民可汗感激不已,一再向文帝表示“愿保塞下”,朝廷对突厥的政策也由最初的制造和利用矛盾以分化离间改为羁縻。

  启民可汗果然对大隋王朝忠心耿耿。大业初年,契丹入抄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杨广诏韦云起率突厥兵讨伐,启民可汗发骑兵二万交其调遣,大胜而归。

  大业二年(606),启民可汗以臣属身份入东都朝觐,大业天子为了让其更加心悦诚服,有意大肆夸耀中原的文明繁盛,不仅“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也就是让各地的绝活表演都来露一手的意思,同时还下令“大陈文物”。无数千变万化匪夷所思的玩意儿让来自草原的启民可汗等人大开眼界乐不思蜀,熠熠生辉的中华文物典章更是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启民可汗甚至两次向大隋皇帝“请袭衣冠”,也就是要移风易俗改穿汉装的意思。当年汉武帝经营西域,曾派使者给匈奴人带去中原的丝绸布匹以及服装,显然也有夸耀的意思,结果却被匈奴人马踏人踩,成了踏不坏踩不烂的兽皮猎装的反衬,现在的情形可是反过来啦!夸耀成功,大业天子得意之余不无感慨:“昔汉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贵,今衣冠大备,足致单于解辫。”

  那一次大业天子虽然没有答应启民可汗的请求,但为了更进一步展示中原的物质财富,炫耀天朝大国的国力强盛,让更多的普通突厥人对天朝更加敬畏,大业天子决定要出塞巡狩,预定路线是先到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旗黄河南岸边),再出塞外,绕道由突厥走草原东至涿郡,也就是要在现在的内蒙古草原上兜一个大圈子。时间则在大业三年(607)三月。

  由于本意就在耀武扬威,所以巡行队伍无比庞大,不仅文武百官跟随,还有军队五十余万,战马十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另外还有和尚、尼姑、道士、女官和百戏班子随行。五十万大军出塞,实属前所未有的亘古之举,为了怕启民可汗及其部众惊恐,事先还特地派出了宣喻使。

  这次巡狩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耗时长久,从阳春三月一直到云淡风轻的九月,就这还没有走完预定的从涿郡回朝的路线,而是就近从楼烦关先入山西,后到太原。为了方便明年再次北巡,杨广下诏营建晋阳宫,并于返回途中开直道上太行山。一路巡游,所费极为浩大,于九月将近月底的时候回到东都。

  这次巡游,除了打猎游玩、凭吊当年胡汉交兵的古战场,大发思古之幽情外,也的确做了一些“统战工作”。不仅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率突厥各部首领来行宫朝见,吐谷浑、高昌也遣使入贡。后来,在启民可汗的牙帐里,大业天子不仅接见了附属于突厥的契丹、室韦等各部酋长首领,还见到了高丽派来私通突厥的使者。由于高丽并未臣服,杨广特意让人宣旨警告:“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这其实是一段插曲。高丽王的本意只想私下与突厥交好,但启民可汗亲眼目睹了大业天子威风凛凛的巡行场面,不敢隐瞒,这才将高丽来使引来见了杨广。

  趁着拜见大业天子的机会,启民可汗又一次上表奏请“变服袭冠带”,且言辞诚恳,一心想要“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但大业天子的目的哪里就是要让草原变郡县、牧民成编户?当时虽然没有民族自治一说,但大业天子实际就是那么做的,不顾群臣都认为应当同意启民可汗奏请的意见,大业天子以“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为由,答复启民可汗说:“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

  哪怕就是到了现在,我们也不能轻率地指责启民可汗数典忘祖,面对一种远远领先于自己部族的另外一种文明,他的反应不也是很正常吗?看看穿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西装、T恤衫吧,谁又能说我们也是数典忘祖?

  让当年的启民可汗目瞪口呆艳羡不已的,哪里仅仅是宽袍大袖的大隋衣装?

  就是在榆林郡城的草地上,按着大业天子的命令,将作大匠宇文恺率领来自中原的能工巧匠,仿照突厥可汗的牙帐形式,设立了一个能容纳数千人的大帐,与前者相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可以拆装离合,下边装有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直让突厥人觉得自己只会骑马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本事。

  更让突厥人五体投地震骇莫名的还是大业天子的仪仗。

  粗犷的草原马背民族对中原礼仪是生疏而隔膜的,为了迎接大业天子的到来,启民可汗亦步亦趋,但不仅忘了开御道不说,还连自己牙帐前的杂草也没有除。为皇上打前站的隋使长孙晟不好明说,便来了一次启发式教学,指着帐前杂草说:“这草很香啊?”

  启民急忙去闻:“不香呀?”

  长孙乘机开导:“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

  启民可汗醒悟了,拔刀亲自除草,所部酋领“争仿效之”,启民可汗还发动全境牧民“举国就役”,为大业天子“开御道”。

  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就这样诞生了。

  大业天子的大驾就这样光临了——

  宫掖百官列成方阵,外围是士兵,滚滚向北行进。天子与后、妃乘着“观风行殿”,百官乘“行城”,城周围两千步,四周有板,蒙上布,饰以丹青,有楼撸。行殿又和行城连接,外围铁骑,形成固若金汤之势。

  如此阵势,让牧民们在十里之外就连马也不敢骑了,启民可汗更是“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大业天子又走了一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棋:发男丁百余万修榆林以东的长城。这段长城既显示了大隋帝国的凛凛雄风,又显示了大隋天子的高深莫测,东突厥人能不敬畏有加,对大隋更加忠心耿耿?

  启民可汗于大业四年(608)冬因病去世,其子咄吉世为始毕可汗,继续与隋友好。

  大业天子的目光也由东突厥转向控制了西域的西突厥。

  基于成功分裂突厥汗国的历史经验,这次大业天子杨广采取的是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策略。

  由于西突厥当时内乱不止,处罗可汗面临崩盘之局,而他的母亲向氏是内地汉人,当时正留居长安,处罗又是个孝子,招怀处罗可汗便有了相当的条件。

  大业四年二月,大业天子派司朝谒者崔君肃持诏书前往处罗可汗处慰谕,并求致汗血马。虽然处境艰难,但处罗可汗开始时对隋使依然十分傲慢,甚至不肯跪受诏书。崔君肃用东突厥启民可汗的故事晓以利害,并软硬兼施,用奉诏则母子平安,否则便发兵征讨、母子难免遭殃进行劝说,处罗终于向隋使“流涕再拜,跪受诏书”。

  崔君肃趁热打铁,劝说处罗可汗应该立功以“深结于天子”,如此既可与早已归附的启民可汗争宠,也能厚得赏赐,有利部族。处罗问如何立功,崔君肃按着皇上的谕旨,要处罗率西突厥骑兵助大隋军队东攻吐谷浑,立功后入朝,如此就可以既受嘉奖又与老母相见,一举两得。

  就这样,兵不血刃,大隋不仅得到了汗血马,还招抚了处罗可汗,同时还在理论上又得到了一支讨伐吐谷浑的生力军。

  后来的事实是,虽然处罗可汗并未出师以助隋军,但隋军在新建立的铁勒部落莫何可汗的协助下,与其东西夹击吐谷浑,吐谷浑第二十代王伏允元气大伤,其地皆为大隋所有。伏允率余众数千骑客居于曾经役属于己的党项羌人,成了苟延残喘的穷寇。由于山高路远,大业天子对党项羌人也没有轻易用兵,而是坚持招抚,“自是朝贡不绝”。

  大业天子,大业奇观

  大业五年(609)三月初二,离上一年北巡还不到一年,大业天子又一次从京师大兴城出发,踏上了新的风尘仆仆的征程。还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依然是甲士森严,百官罗列,还有掖庭后妃、僧尼道士及百戏乐舞演员。

  这次不是北巡,也不是南巡,而是要去西域。

  早在即位之初,大业天子就“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通西域、略四夷”。现在,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加之原来的吐谷浑之地已尽归大隋所有,西巡自然就成为现实。

  这一次大业天子亲自到了远天远地的青海,还去了河西走廊,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是八次巡狩中的第四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似乎一直对杨广颇不感冒的司马光对此行也没有掉以轻心,特意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强调:“隋代之盛,极于此也。”

  那的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出巡。雪山戈壁,大漠苦寒,就是在历代大一统的王朝帝王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

  “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罕遵法度,多蹈刑纲。”

  这是大业天子后来在诏书中说的话,也可以说是他一路视事听政现场办公的记录吧。

  那一路大业天子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围猎。一次是在出大兴、走武功、过扶风、出天水继续西行,到了陇西郡的时候。有两个官员因为对大行围猎有“难言”,结果一个处死、一个免官,皇上显然不想让别人扫了自己的兴,不管那个人是谁。

  第二次大规模的狩猎则是在先过洮河、再于临津关渡过黄河、沿黄河西行至西平郡(今青海乐都)之时,为了向当地羌人夸示,杨广下令“陈兵讲武”。那次投入的军队达十数万人,猎场周长达二百多里,算是让当地人领略了一下大业天子的气魄。

  再后就到了现在的西宁一带。大业天子大宴群臣和领兵将帅,部署对吐谷浑的最后围剿。由于伏允可汗早已逃入积石山,被隋军在现今的俄博河南一带团团围困的吐谷浑仙头王率部落男女十余万、牲畜三十万投降,隋军大获全胜。

  十几万大军跋山涉水,在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千里行军,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既已全胜,就该班师凯旋了吧?然而没有,因为这远不是大业天子此番西行的目的。在大业天子的亲自率领下,大军继续西进,在祁连山脚下,十几万人排成一字长蛇阵,开始了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今民乐县扁都口)的壮举。

  那真的是一次壮举。祁连山海拔本来就高,山顶积雪终年不化,六月飞雪在这里虽说不是司空见惯,但也绝非什么稀罕事。贯通祁连山的大斗拔谷南北纵深达四十公里不说,天气还变化无常,白天穿纱嫌热,夜晚裹着皮袍还冷,这就要求天黑之前必须走出山口,否则后果难料。杨广率领的是一支包括后宫嫔妃宫女在内的多达十几万人的队伍,此举无异就是一次与死神的亲密接触。但贵为天子的杨广就是不信邪,也不惜命,非要闯过这道鬼门关不可。由于路太窄,很多时候只容一人通过,队伍像一条一字长蛇,从早至晚,鱼贯而行,到夜幕降临,还在山中盘旋。结果天气骤变,“风霰晦冥”,文武百官“饥馁沾湿”,原本是金枝玉叶的嫔妃公主也只好与士兵们抱成一团,“杂宿山间”,结果“士卒冻死者太半”,牲畜死伤占十之八九。

  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我们的大业天子才好。

  是说他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呢,还是说他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豪华铺张穷奢极欲巡幸江南的是他;

  兴师动众耀武扬威北出边关的也是他;

  如今,不避艰险亲蹈绝地生死不惧的还是他!

  为了他心中的大业宏图,大业天子可真是把什么都豁出去了。历朝历代哪个坐稳了皇位江山的天子如此玩过命?

  穿过祁连山就到了河西的张掖郡,至此也就结束了对吐谷浑之地的巡行。这次巡幸,大隋在原吐谷浑的辖地新置四郡,第一次将几乎全部的青海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当年两汉极盛之时,也只在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设置过郡县,大业天子一心要追撵汉武大帝,此时可以说是大大超越啦!

  在水草丰盛的柴达木盆地,大业天子又突发奇想,设置了专职牧马的“马牧”不说,还纵牡马两千匹于草原川谷,希望能育得龙种良马。此事后来“无效而止”,但大业天子的想象力还是让人叹为观止。

  但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边。

  早在河西的时候,大业天子就以盛大威严的中华礼仪接见了高昌王等西域二十七国(也有说三十多国的)来朝的使者。那是一次大陈中华文物、大摆宴席、大奏九州古乐并表演百戏的热闹非凡的盛会。张掖、武威两郡的百姓被命令穿上节日的盛装来看热闹,衣服车马不鲜亮者,地方官还要“课之”。荒凉的戈壁滩上何时有过这样的场面,西域胡人能不个个目瞪口呆?这些西域各国使节,还有大批胡商,后来又随着大业天子一起到了长安,到了洛阳。为了进一步让四夷威服,东都又大演百戏,盛陈文物,大开市禁,着力渲染大隋的富庶,以期进一步提高大隋王朝的威望。

  大业六年(610)正月十五,好戏才正式开锣。

  按照皇帝的命令,端门外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有执丝竹器乐者一万八千人同时表演,声闻数十里,令人耳晕目眩。入夜更是灯光烛火照耀天地,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皇帝同时命令,百官及仕女百姓都得坐在街旁搭好的“棚阁”上观看表演,并且个个“被服鲜亮”,这样的表演一直持续到正月结束,直看得西域胡人神魂颠倒。

  因为来了大批西域胡商,诸国使者又向皇上请求允许他们入市交易。皇上当然不会不准。为了款待西域胡商,官府先命整个东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就连卖菜人的坐席也用上等的龙须草编成。胡人客商皆由官府人员带领,“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值”。

  贵客临门,走到哪都是盛情款待,走到哪都是酒醉饭饱且不要一分钱。客商临走,主人还要再加一句:“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

  如此弥天大谎当然难免有漏洞,有胡商就指着大街上缠着缯丝的树木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这样的问题自然没有人能回答。

  也没人敢回答。

  别以为这只是古代才有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仅仅就在三十多年前的1972年,古老的中国就又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故事。

  那次来访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双方暌违已久,加上中国政府的刻意安排,走过世界许多国家的尼克松一下飞机就感到了“怪诞”。尼克松后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按我们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划分,巴基斯坦是友邦,而美国是最大的帝国主义敌人,所以政府不会组织群众欢迎尼克松。按尼克松自己的说法,他得到的待遇是:“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窗帘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空空荡荡。”

  那人们都干什么去了?

  那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尼克松的到来让从上到下的所有官员如临大敌。在他访问北京期间,所有的机关学校等单位都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前放学或下班回家。那时候正是日短夜长的二月,八点天早就黑了,天黑了自然就不会上街了。这是一个叫周大伟的当时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一学生的回忆。据他回忆,“在尼克松到达前的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还是周大伟的回忆:“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紧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尼克松后来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上海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借我一生》中对此也有述及。据他回忆,因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上海市政府虽然没有像北京那样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却居然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去“占领”那里的每一个商店橱窗。这并不是出于对这些人的绝对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至于南京路两边的居民,也得到通知,窗户只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又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而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客人。余秋雨的母亲也被安排在窗户后边挥手,多年以后,老太太依然记得很清楚,“居委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多难拿捏的尺度。也真难为三十多年前那些百姓以及官员们了。

  同样深感为难的,还有一千多年前大业天子手下的百姓商贩以及那些官员们。

  时代毕竟不同了,三十多年前被小心翼翼打开三分之一的窗户早就豁然洞开,许多有形无形的围墙栅栏乃至紧闭的铁门都早已被改革的洪流冲得稀里哗啦,所以我们现在才能拿那些事当笑话讲。

  但一千多年前大业天子手下的官员与百姓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劳民伤财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大业天子夸示四夷的做法虽然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却没能长久地维系华夷朝贡的体制。就在大业天子西巡归来后不久,曾经是一片大好的西域形势就发生了逆转。这当然与民族问题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业天子的兴趣很快转向了东边的高丽,政策不能一以贯之,又要四处出击,难免顾此失彼,最终使经营西域的成就前功尽弃。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凉州都督李大亮后来是这样评价的:“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

  李大都督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大唐贞观天子也碰到了类似的难题,英明神武的贞观天子也有并不英明的时候。当然,那是后来了,后来的事以后再说。

  南方的海

  大业天子实在是个精力过分充沛、思维过分活跃、干事情过分追求完美的人。他实在是太想太想当好一个皇帝了,而想要将偌大的中国经营好,实在又是极其的不容易。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的他经常是四面出击多头并进,在经略西域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南疆海域。《隋书》是这样介绍的:“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

  差不多与他同时代的唐太宗手下著名的谏臣魏徵则评价说:“(隋)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

  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对杨广总是贬多于褒,或者干脆就是有贬无褒,魏徵这样的说法充其量也就是褒贬相当吧。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术语里,秦皇汉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穷兵黩武的代名词。但大业天子本来的志向就是要追秦撵汉,魏徵之流的评说别说他听不见,就是听见了也会拿它当了耳旁风,反正他要干的事谁也拦不住。

  流求也写作琉求,是台湾的古代称谓,也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所以不说也罢。

  被称作林邑的则是如今的越南中南部一带。早在隋文帝时代就对其有过攻略,只是由于气候差距过大,隋军水土不服,统帅病死,杨广即位后停止了这场战争。但大业天子的目光并没有真的离开南部那片蔚蓝的水域,还有那片浩渺水域中或大或小的岛屿。皇帝的目光如此深邃邈远,所以《隋书》也就有了这样的记载:“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不知有国近远。”

  既然是那样的一个大国,大业天子当然不会视而不见。后来被派遣率领使团出使南洋的是大隋屯田主事常骏。那次出访前后历时一年之久,既大大促进了大隋与南洋诸国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与南洋诸国的海上贸易,同时还招徕了南洋十余国入中土朝贡,当然也就提高了大隋王朝的中心地位,极大地满足了大业天子万王之王的圣王追求。

  和东邻日本——当时被称为倭国——的关系也在那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日关系现在依然是许多国人的心结,那完全是近现代以来几次让国人大感耻辱深受刺激的战争的结果。也就是明朝郑和几下南洋之后,大明朝廷宣布海禁,后来的大清朝廷变本加厉,终于导致“海上已无寸板”的自我封闭的恶果。我们越活越抽抽好像也就是自那以后的事。正像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他的《发现者》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有充分的技术、智力和资源,足以成为发现者,但是却使自己注定成为被发现者。”

  发现者成了被发现者,还有比这更让人尴尬的蜕变吗?后世那些动不动就爱拿康乾盛世说事儿的官员学者,为什么总是对此讳莫如深呢?

  当年的中日关系可不是这样,这有至今依然矗立在日本福冈市的徐福塑像可以佐证。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发现并来到日本,可是公元前二百多年的事呢!后来的汉武帝还在与日本近在咫尺的朝鲜设立郡县,更是直接地影响了日本。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动荡,或叫倭国或叫大和的日本都没有中断向中国遣使朝贡。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倭国遣使向隋进贡,在他们只是延续了南北朝时向南朝的中国皇帝进贡的惯例,但对刚统一全国不久的大隋却完全是一次意外。隋文帝这才知道东方大海中有个倭国,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寻访倭国风俗。这中间甚至还闹了个笑话——

  情报报告,倭国国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倭王天未明时出朝听政,日出后停止理政,说是要把政务交给太阳弟弟去处理。文帝觉得大无道理,居然训令倭王改正工作作风。

  杨广的大业时代正是日本高速发展的飞鸟时代。当时执政的圣德太子也和杨广一样年轻有为,对处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等周边小国来说,日本已经成了一个大国,所以自我感觉颇为不错,在和中国的交往中也开始改换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双方互相遣使互有来往,尤其是日本大量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他们在中国留学少则十来年,多则三十年,许多人直到唐贞观年间才学成回国。也就是说,发生在唐代,被说成是贞观之治成就之一的日本大规模派遣遣唐使的浪潮,其实是大业天子开的头、铺的路。

  据记载,当时中日两国的交往,并不完全是中方所喜欢的方式,也就是日本并不承认他们遣使来隋就是前来“朝贡”、请求册封的。这从倭方遣隋使代表倭王递交的国书也可以看出端倪,抬头居然是“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完全是平起平坐的意思。已经被四夷称作是“圣人可汗”而傲视一切的大业天子虽然内心不悦,却并没有过多表露,只是告诉负责接待远夷朝贡的官员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也就是让下面官员将不识礼仪的蛮夷挡驾在外之意。后来要正式接见的时候,又故意将倭国使者和其他朝贡使者安排在一起,也就是依然拿你当进贡者的意思。

  但也就仅此而已。

  难道大业天子性情大变,甚至能容忍外人对自己至高无上地位发起的挑战?后来的事情表明,大业天子还是大业天子,之所以一反常态,容忍了以前绝难容忍的东西,关键在于他正在酝酿一项事关国家朝廷和自己威望的新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当然要深藏不露——而这又正是他修炼多年的拿手好戏。

  再直白一些说,尽管烟波浩渺的大海围裹着中国东部与南部,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者说制约了大业天子权杖的延伸以及挥舞权杖的方式,但从来都是高瞻远瞩颇有心计的大业天子当然不会鼠目寸光只知就事论事,远交近攻是策略,树敌过多更是兵家大忌,大业天子瞄准的下一个目标不是别的,正是在辽东与大隋接壤的高丽!

  当时的形势是,经过多年的经略,北边也好,西域也罢,甚至包括东南海域都已经是万国来朝,惟独小小的高丽始终不肯遣使前来,他们甚至跟已经臣服大隋的东突厥启民可汗私下交通,却就是不愿意光明正大地寻求大隋天子的庇护,难道他们真以为靠一个突厥首领就能够自保?他们难道不知道,就是突厥的启民可汗自己——也包括他死后继承汗位的儿子——也是靠大隋的庇护才得以安然无恙的?

  早在大业五年(609)西巡的时候,堂堂大业天子杨广就已经在启民可汗的牙帐里派人警告过高丽来使:“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有言在先,当然算不得不教而诛,正是“勿谓言之不预”也。

  第六章 贞观之治:李世民的巅峰时刻

  噩梦醒来是早晨——贞观之辩与贞观之变——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文成公主及其他

  噩梦醒来是早晨

  由于性格的差异,更由于破门而出亲执权柄的背景与隋炀帝大不一样,所以贞观天子李世民登上前台后,首先要做的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收拾为攫取政权而喋血禁门造成的人心浮动流言汹汹的局面。

  首先需要重新礼葬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对贞观天子李世民来说,这绝对是一项既可笼络人心又能表白自己政治正确的势在必行的政治举措。

  玄武门事变发生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

  三天之后,唐高祖李渊下诏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完全是出自李世民一伙之手的册立诏书,拿皇帝当了他们的肉喇叭和传声筒,以“孝惟德本,周于百行,仁为重任,以安万物”为说辞,来了一番宏大叙事,竭尽全力替玄武门流血事件打掩护,为新太子涂脂抹粉。但包括李世民在内的所有人都明白,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绝对掩盖不了光天化日下实际发生的事实,哪怕就是真的如愿以偿当了皇帝,这也依然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心中最难化解也始终无法化解开的心结、死结!

  满打满算,连头带尾李世民只当了两个月零一天的太子,就即位登基成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时间是这一年的八月八日。

  再两个月之后的十月,朝廷下诏追封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追封故齐王李元吉为海陵王,前者谥号曰“隐”,后者谥号为“刺”,并依礼重新改葬。已经成了皇帝的李世民还在千秋殿西边的宜秋门痛哭志哀,同时又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后嗣。

  好像是中规中矩。也好像的确是兄弟情深。

  那是不是说李世民自己在和自己掰腕子,今天的李世民在打昨天的李世民耳光?奥妙全在《谥法》:“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

  如此做法,既重申了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表露了当今皇上的仁爱之心,也就扎扎实实收获了一回亡羊补牢的实效。

  其实,意在稳定局势安抚人心的工作早在玄武门事变之后就开始了。例如李建成手下将领薛万彻,事变之时为救主曾带兵攻打玄武门和秦王府,失败后与数十骑逃亡京师附近的终南山,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世民派人好言相劝请了回来,理由当然是现成的:各为其主嘛!又如原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明知故主遇难大势已去,依然领兵反抗,杀死了李世民的屯营将军敬君弘,他的理由也很感人:“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也就是愿以一死“以报太子”的意思。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变时没能舍生取义的冯立第二天就来向李世民请罪,表示愿意悔改,李世民一番慰勉,又任其为左屯卫中郎将。冯将军当即信誓旦旦:“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

  还有那个在历史上几乎和唐太宗同样有名、被唐太宗作为镜子时时检点为政之失的魏徵。玄武门之变后,为避免杀戮,太子党人纷纷逃匿,只有身为太子洗马的魏徵依然故我,好像没事人一般。当初他可是以秦王为大敌,在故太子面前出了许多主意的智囊人物啊!就是换了谁,也饶不了这样在背后摇鹅毛扇的人。

  终于有一天,李世民当众拉下脸来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呢?

  在场人等战战兢兢,以为魏徵就要人头落地了,魏徵本人也以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超然,从容不迫地回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

  魏徵此言其实是刚中有柔,看起来生死不惧大义凛然,但在表明自己的重要性的同时又主动称臣,就看李世民能不能破解其中的玄妙了。反正他已经伺候过一个太子了,结果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使他空怀壮烈颇感失落;现在他面对的又是一个不仅能决定自己生死,还能决定自己此生能否真的有所建树的主子,若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价值,自己此生就真是立言不能、立功无望,那还真不如让人给杀了,起码也能在道德上成全了自己。当时的魏徵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成了贞观天子的李世民却闻言大喜,对他倍加器重,先封其为詹事主簿,后又升为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因为山东、河北一带曾是李建成苦心经营的地区,为了消除政敌的政治影响,李世民又派魏徵前往宣慰,可谓信任有加。

  就是这个魏徵,在皇帝重新礼葬故太子与齐王前夕,从山东返回京师,与当初曾为东宫官属、现在又成了新皇手下黄门侍郎的王珪联名上表,认为不仅应该礼葬,而且应该越隆重越好。道理很简单,拿死人做文章,将死了的人再葬一回,原本就是给活人看的呀!

  皇帝自然是欣然答应,不仅亲自痛哭志哀,并且命令原东宫、齐王府的僚属统统参加。原本不乏激烈的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之间的矛盾,也就在皇上泪雨滂沱和一场浩大的葬礼后,渐渐趋于平复。

  按《贞观政要》的记载就成了这样:“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

  好像是接受了教训,新皇同时还册立时年八岁的嫡长子李承乾为新太子。

  当然,仅靠一抹淡薄的亮色是绘制不出新皇即位后丽日蓝天云蒸霞蔚的绚烂景象的,所以即位后的新皇一直殚精竭虑苦苦思索,朝廷高层的人事变动自然也是应有的题中之意。

  在武德年间长期执掌朝政、深受唐高祖李渊信任的裴寂的下台与下场前边已经讲过,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位深受先皇器重并也曾让新皇赞不绝口的前朝重臣的结局吧。

  记得玄武门血流遍地之时,正陪着唐高祖在宫中湖面悠然泛舟的,除了一个裴寂,还有萧瑀与陈叔达。因为事出意外,望着杀气腾腾持剑而来、名为讨诏实则逼宫的尉迟敬德,当时的李渊只会一连叠声地问怎么办?

  事已至此,乖巧的裴寂当然不会再说什么,萧、陈两人的答复差不多就是异口同声,认为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李世民大功告成后认为裴寂有“佐命之功”;视萧瑀为“真社稷臣也”,并为其题字赐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还在正式登基前就任命其为左仆射;陈叔达更是早在原太子与秦王还没有公开摊牌前就不断在皇上面前为秦王说好话,使李世民不止一次逃过了“贬责”,李世民对此很是感激,封他为礼部尚书时还有说法:“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怪不得大家都想说话算话,原来顺昌逆亡的感觉就是爽,爽得很!

  陈叔达的官甚至都没能当到第二年新皇改元建号,就因为政见不一,与萧瑀在朝堂争辩而被免官。那一次两人都是声色俱厉,萧瑀也“坐不敬,免官”。贞观元年(627),萧瑀又以太子少师为左仆射,但半年后“左仆射萧瑀坐事免”。

  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说辞,真正的理由应该不难理解,那就是这些老臣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了。当然,这几个人毕竟大有功于新皇,所以能始终得到皇上的礼遇,萧瑀其人更是屡落屡起,在让贞观天子过足了予取予求福祸由朕的天子之瘾后,最后还是得以善终,与裴寂的结局不好同日而语。

  稳定了朝廷,还要稳定地方,尤其是山东与河北一带。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当年窦建德战败投降后,还有部属五万余人,其时的秦王李世民将那些人“即日遣散之,使还乡里”,但对大战之后的河北、山东地区并未作出妥善安置,也就没能有效地控制那一带。尤其是窦建德被杀,散居各地的部属动辄被“唐官吏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部将皆惊惧不安”,很快又导致窦建德的少年好友、军中部将刘黑闼设坛祭祀窦建德,自称大将军,要为窦建德“报仇”,一时间窦之旧部纷纷归附。

  刘黑闼很快就闹出了动静,居然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并且还有了自己的首都。其法律制度和政权体制都是窦建德当年的模式,俨然“窦建德第二”。

  二次出征的李世民心中的恼恨可想而知。为了平定刘黑闼,他竟然先派人堰塞河水,待刘部渡水布阵,再决堰放水,深达丈余的河水淹死刘部士卒数千,后又斩首万余。乱局好像是又被镇压下去了,李世民再次班师。但未及两月,刘黑闼又重新起兵,形象地演绎了一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活剧。

  再后出面平叛的是当时的皇太子李建成。当时还是太子幕僚的魏徵终于明白地说出刘黑闼屡败屡反的真情:“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他同时还建议:“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

  后来的事实果然如魏徵所料,虽然刘黑闼其时部众犹盛,但在李建成的安抚政策的感召下,“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被俘的刘黑闼被判处死刑,临刑之前,曾在家中种菜度日的刘黑闼也开始怀念起当初自由自在当个草民百姓的安然恬静。

  肯定的,当年的统一事业不会也不可能是一曲温情脉脉的田园诗,金戈铁马铁血交织应该而且必定是其中的主旋律。站在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立场上,就是在今天,这也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但是,拿当初的大唐王朝秦王和大隋王朝的晋王相比,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大隋晋王远比看不上他的大唐秦王高明得多。

  同样面对统一大业,当年的杨广文武兼备,尤其是在坐镇江都时期,杨广更是将重点放在人心教化上,并为此做了许多既高明又不露声色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至于长达数百年的分裂之后,南方的局面很快就稳定了不说,又很快就成了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

  和杨广相比,李世民似乎更像个赳赳武夫,马背上打来的天下也在马背上治理。孰优孰劣,原本已经很清楚了,但就因为最终坐稳江山的是李世民,所以,明明是李世民手段太辣,才使得刘黑闼屡逼屡反,但《新唐书·太宗本纪》里却不露声色将这些全算在唐高祖李渊名下,说是刘黑闼二次造反,李渊大发雷霆,下令“命太子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驱其小弱妇女以实关中。太宗切谏,以为不可,遂已”。

  瞧瞧,当初史官为了美化他们心中的圣皇明君,连皇帝的老子都敢拿来说事儿,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说的?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他们笔下都如此不堪,身为亡国之君的前朝帝王在他们笔下不就更是狗屎不如。

  这没办法,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按上世纪某个外国大人物的话说,享有一切特权的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任何责怪的。

  其实当时也没有人想要责怪谁。只是已经成了贞观天子的李世民自己发现,由于自己的残酷镇压,山东、河北之地的人们对李建成颇有好感,在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之后,“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如那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之叛即为一例。再加上玄武门之变后太子党羽逃至关东,倘若他们再与地方势力相勾结,危害将不言自明。

  既是山东人,同时又是故太子手下谋士的魏徵,因为与当地各种社会势力有密切联系,便成了代表新皇前往宣慰的不二人选。他的新身份是谏议大夫,并且有新皇亲授的“便宜从事”之权。

  魏徵果然堪当大任。刚到磁州,就碰见州县官把曾是东宫、齐王府属官的李志安、李思行等人五花大绑,准备解送京师请功。魏徵不避嫌疑,认为朝廷已经有了大赦的意见,如今却又将李思行等人逮捕,怎么能不让人起疑呢?“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他就这样自说自话自作主张地把人给放了。得知魏徵能如此活学活用,替自己树立信义,新皇上当然高兴万分,对他也更加信任了。

  还是那年八月,还是为了争取人心,新皇下诏免关东赋税一年,不久却又不知听了什么人的意见变了卦,要求关东照常纳贡,“明年总为准折”,也就是第二年再说的意思。新皇也许是真有难处,广大的山东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同时也是当时中央财政的命脉所在,所以才有了这样朝令夕改之事。刚刚还且歌且舞老幼尽欢的百姓自然是大失所望,发牢骚说怪话在所难免。正在宣慰山东的魏徵当即上书,以为不可,理由当然极其充分,陛下刚刚上台,天下的百姓可全都眼巴巴、情切切地看着您呐——

  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

  魏徵果然见识不凡,所虑者既深且远,由他来宣慰两地,还愁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妥善地解决其他可能滋生的问题?

  彻底解决并清除当初玄武门事件留下的隐患阴影,仅仅靠魏徵的宣慰当然远远不够,就在那一年,青州又发生了谋反事件。这一次新皇派去处理此事的还是山东人——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崔仁师。崔御史依然是采用宽慰的方法,很快就平息了动乱。从史料记载看,此后那里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众所周知,李唐皇室出于关陇,以往用人也是既看地域又挑门第,完全承袭了南北朝时期小国寡君的小家子气。执政初期的李世民一改弊端,被他拔擢任用的山东人氏当然不只魏徵与崔仁师两位,其他如张行成、张亮、戴胄、马周等都是山东才俊,而且包括魏、崔在内,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出自普通寒门。对山东人才的量才任用,并且不计较出身与来历,不仅表明李世民的眼光和手段,也反映出他的胸怀与气度。

  有这样的君王与臣下,别说是安抚局部之地的山东、河北,就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尽管一切才刚开始。

  “黄河安,天下安;黄河怨,天下怨;黄河反,天下反。”这样的民谣反映的当然是山东之地对整个国家的决定作用,既然稳定了那里,全国局势的稳定也就指日可待了。

  鱼肚白般的亮色已然出现在大唐帝国的东方天际线上,贞观天子的贞观之治已经是呼之欲出!

  贞观之辩与贞观之变

  很早很早以前,“贞观之治”的说法就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标志性符号与其如影随形密不可分了。那是后人对一个特定时代的肯定,也是对一位一心想当好皇帝也确实当好了皇帝的天子的肯定。

  在此之前好像只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可以和它相媲美。但即使是这样,两相比较,结论依然是贞观“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章是如何评价大业天子杨广的么?用亲身参与创造了贞观之治盛景的名臣魏徵的话说,被他们称作隋炀帝的杨广的功业可是“威加八荒,过于秦汉远矣”!

  比较之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清,大业和贞观两个时代的分水岭究竟何在。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前者靠的主要是一个耀武扬威威加八荒的“威”字,突出的是天子的皇权皇威;而后者,凭借的主要是一个扎扎实实不事张扬的“治”字。尽管与恨不能事事亲力亲为、总在大张旗鼓大干快上的大业天子相比,贞观天子李世民几乎可以说是无为而治,也尽管作为皇帝,李世民总爱不失时机地自我表扬,但贞观时期皇帝求谏纳言、君臣群策群力却也是有目共睹。

  贞观之年确实是大治之年。皇帝政绩卓著,百姓安居乐业,用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最爱用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当年该是这样一幅君民相安其乐融融的景象——

  一片波澜不兴平滑如镜的水面,岸边垂柳成行花飞蝶舞,有白羊吃草黄牛反刍;水面上,叶叶轻舟随风而荡互不相妨,有渔夫撒网官爷吃酒,还有公子吟诗仕女簪花……

  应当承认,这段文字其实是对东晋陶渊明先生《桃花源记》的拙劣模仿,身逢乱世,欲语难言,陶老先生只能以笔下乌托邦聊以自慰,但这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所有渴望正常生活的人们的共同理想!大业末年的情况实在是一次对刚刚结束的战乱不止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克隆,贞观年间人心思静人心思安已是大势所趋,想起陶渊明也是在所难免。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曹操笔下三国时期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苍生图。

  “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敝之后,饥寒重切。”

  这是见于《隋书》和《全唐文》的对隋末社会现状的描绘。

  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大唐王朝的主要任务还在于统一国家、“削平区宇”,即使到了贞观初年,按《贞观政要》的说法,国家依然是:“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这就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即位后面临的异常严峻的社会现状。

  何必再从前朝典籍里寻找蛛丝马迹,单单就是根据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的一般逻辑,笔者也敢断定,尽管贞观天子在大业天子死后颇为不屑地将其称之为“隋炀帝”,但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刚刚灰飞烟灭的朝代,尤其是对那个将天子意志尽情挥洒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地步的大业天子,贞观天子私下里的感情要复杂得多。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拐弯抹角的亲戚,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代天牧民的天子。还因为他们都雄心勃勃,都想成为独领风骚的千古一帝。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布衣出身、以小小的泗水亭长起家的流民刘老三都能在当了皇上后如此意气扬扬气吞山河,何况杨广和李世民都是天生贵胄,其起点与刘邦之流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更何况不管是杨广还是李世民,他们登上至高无上的皇位的手段都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所以还有一个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资格与能力的问题。

  杨广用来证明自己的方法我们已经说过了。

  史料记载确凿无疑,当年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巡幸场面曾经让刘邦、项羽艳羡不已,分别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乎”和“彼可取而代也”的感慨。那么同样的,一年四季总是奔波在外,其天子仪仗更是皇皇赫赫的大业天子的排场李世民也不可能没有见过,也就不可能没有想法与感慨。尤其是大业天子治下那种国力强盛四夷宾服贡使来朝的场面,更是无法不让年轻的李世民叹为观止。

  他真正想做的,正是这样对民族国家有大想法大贡献的大唐天子!

  但他没有这样的条件。隋末战乱,不仅耗光了曾经很充裕的各项国家储备,同时狼烟四起,群雄割据,国家重又四分五裂。而父皇在位连头带尾只有短短的九年,这就逼使着他不得不谨慎从事,尤其在执政之初的贞观初年。

  承认并且尊重现实,承认并且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哪怕是贵为天子,一个人的能力也毕竟有限,鼓励臣下直言进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是贞观天子高于大业天子的地方。就是这点点滴滴的小小不同,导致的却是判若云泥的差别。

  贞观天子就这样成全了贞观之治,也将自己成全为青史留名的唐太宗。

  早在改元贞观之前的武德九年(626)十月,刚登基两个月的李世民就召集并亲自主持了一场有关“自古理政得失”的讨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

  那其实是一次讨论国策、决定大唐向何处去的高层辩论。所有的参与者都直言不讳,大家脸红脖子粗地互相辩论乃至争吵,气氛可以说是相当激烈。在李世民看来,这样的争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见于《贞观政要》的这段李世民语录表明,贞观天子的执政方式已经有些近现代欧洲国家决策之前充分讨论的议会政治的端倪了,就是现在是不是也值得学习呢?

  由于大乱刚过,百废待兴百端待举,以乱求治难度颇大,以至于皇帝自己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参加廷议的大臣们更是七嘴八舌,“人皆异论”。

  皇帝当时提出的论点是:“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造次者,急遽之谓也,也就是皇帝以为大乱之后人心大坏,光以仁厚宽和的儒道行秩,只怕急忙间不好收拾。

  魏徵以为不然:乱后人心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不挑食,很容易就会吃饱一样。

  皇帝依然并不乐观,以“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为例,再次强调“致理”不易。

  魏徵侃侃而谈:“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可言,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魏徵在这里用的是孔老夫子的典。当年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老先生也曾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魏徵是在劝皇上一定要有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信心。

  皇上频频点头,显然是已经认可了的意思。

  但时任右仆射的封德彝也引经据典,从夏商周三代一直说到秦汉,结论是:“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并指责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意思很明白,封大宰相等人主张用严刑峻法的高压政策,罔顾民间百姓人心欲静人心欲安的现实。

  面对指责,魏徵再次援古引今,也从三皇五帝说起,论证“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反复说明大乱后达到大治的事例多得很,指出社会其实就是在一乱一治乱中求治里得到发展的。否则的话:“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因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持反对意见的人这才哑口无言。

  但类似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平息。如果说魏徵、房玄龄等人是当时的少壮改革派的话,那么封德彝、萧瑀等人就是当时的元老反对派。哪怕就是在封德彝去世之后,接替他职务的萧瑀也依然坚持己见。尽管皇上鼓励争论,但大政方针不容分歧,元老派最终还是淡出了政治舞台。《旧唐书》有一段话记载了萧瑀后来的落寞之态:“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弥怏怏。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

  千万不要看轻了当时那场争论,其实际上牵涉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把握机遇的大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场辩论,才确定了后来“抚民以静”的与前隋大相径庭的贞观之变。《贞观政要》的编撰者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才有了一段长长的感慨,其中几句是这样说的——

  帝王兴治之道,在观时而为之。观时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则理无不通,至公则事无不正。通于理,故能变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观魏公之论,诚得圣人之意。文皇能纳其言,力变时弊,以行王道,呜呼明哉!大乱之后,兴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时太平,德流于后,呜呼公哉!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这话是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讲的,时间在上节讲的廷辩之后一个月。原话当然不止这八个字,但一样明白畅晓如同大白话:“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话是大白话,道理也浅显明白似乎不用多讲,但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前朝后代的许多帝王却就是搞不明白,这才显得贞观天子鹤立鸡群远见卓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以“存百姓”为宗旨、以“清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才被确定下来,也就由此形成了贞观年间“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的国泰民安的景象。

  引号里的话是贞观天子自己说的,原文前后相接的是这样的句子:“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一次次引用当年的皇帝语录,实在是因为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时总在实话实说,显得颇为可爱可敬。难道不是吗,在此前此后太多太多打着各种旗号、以各种名目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自吹自擂自我膨胀的帝王中,贞观天子难道不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吗?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明白其实不是百姓离不开帝王,而是帝王离不开百姓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啊!

  那个上古时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老者是这样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继他之后,承上启下的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你当然可以说那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农耕社会的原始理想。但你又该如何解释,甚至就是在物质极其丰富、科技高度发达、成就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方针呢?

  和先人们相比,今天的我们其实并没有聪明多少。真的没有。

  话扯远了,还是继续说贞观天子“安人理国”的贞观新政。

  简简单单就是四条。

  一曰“去奢省费”;

  二曰“轻徭薄赋”;

  三曰“选用廉吏”;

  四曰“使民衣食有余”。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以人为本”。

  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重点就放在乡村。因为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所以贞观天子不但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应该“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已过丧期的鳏寡“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同时又以身作则,先后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年(628)两次释放宫女出宫,“任其婚娶”,总数达三五千人之多。考虑到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现状,贞观天子此举既可贯彻去奢省费、不滥用人力财力的原则,又可以让宫女们返回人间,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真可谓一举多得。

  应当承认,尽管“轻徭薄赋”已经成了“安人理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由于贞观初年社会积累不够,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其实并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隋炀帝滥征民力的行径,反对劳役无时。《唐律疏议》特地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这就叫以法治国有法可依。未见薄赋,却见轻徭,隋炀帝时代那种动不动就全民皆役全国皆役的弊政算是被革了命。

  尽量不让百姓服徭役的目的在于劝课农桑。自西晋以后,中原分裂,战火绵延,加之统治北方的多是恃强斗狠的马背民族,早已有之的天子亲耕籍田的古代礼仪也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现在,贞观天子又将这种古老的仪式恢复了。以帝王之尊,躬耕耒耜,亲祭先农,其象征意义当然远远大于实际作用,所以贞观天子还特地颁布了《籍田诏》,大造舆论。施行之日,自然是盛况空前。《旧唐书·礼仪志》说:“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

  “骇跃”连用,实属新鲜:欢呼雀跃、跃跃欲试之“跃”不难理解;那个“骇”字却大有讲究,围观的官员与百姓显然是颇感新鲜与吃惊,以至于“骇”。据史书记载,隋末唐初,长期战乱动荡不已,不事稼樯“人多浮伪”已成流习,以至于为了贯彻朝廷劝课农桑的旨意,不少地方大员要令属下严加巡查,“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

  要想彻底扭转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实在不是朝夕就可立见功效之事。贞观天子也并没有做完籍田秀之后就以为大功告成,他依然不断地派遣使臣去各地劝课农桑,并且亲自在苑囿里种了几亩庄稼,用意依然在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贞观四年(630),他在接见即将分赴各州考察农桑的使臣时,又一次以自己为例:“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亲力亲为躬耕田亩,贞观天子当然会觉得累,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会觉得疲乏不堪,“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

  昔日公子,今日天子,从落地之日就锦衣玉食高高在上的李世民能有如此感悟实属不易——还记得那个听说百姓无以为食只能靠草根树皮充饥,居然傻兮兮地问那为什么不吃肉饼的西晋混蛋皇帝司马邺吗?两相比较,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深知民间疾苦、农人不易,贞观天子还再三强调从中央下到州县的使者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不得令有送迎”。理由极其现实:“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体会,才有了《贞观政要》里记载的贞观二年(628)“京师大旱,蝗虫大起”,贞观天子诅咒而吞之的举动。贞观天子的咒蝗之辞是这样的:“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有一段不乏轻松诙谐的议论: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毫无疑问,太宗具有做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

  他当然是在作秀表演,但依然是心里还装有百姓的表现。身为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总比拿百姓不当人只当工具好得多吧?

  还有贞观五年(631),为不违农时而特意将皇太子的行冠礼改期举行的事件。当时有关部门选择的日期是阴阳家认定的上上大吉的二月,但二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春耕大忙季节,贞观天子以“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为由,下令“改用十月”。

  既然是以农事为本,当时的土地政策也就有必要交代两句。

  唐高祖时期曾颁布过计口授田“丁男、中男给一顷”的均田令。当时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也就是说,每户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继承的,剩下的部分则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不断重新分配。这种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地广人稀。荒闲之田当然好分,人多地少的“狭乡”又该怎么办?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的土改,所以又有了鼓励农户由“狭乡”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宽乡”的政策。并且还有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以及适当免除赋役的配套优惠条件。

  千万别看轻了这些在贞观君臣手下才开始切实施行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政策,要是没有真真切切想要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拳拳之心,你会连想也想不到这些似乎并不复杂的举措。上世纪80年代初,多年动乱之后,我们的共和国也面临着百端待兴百废待举的局面。因为真正开始脚踏实地考虑民生问题,也才有了建国后最为纯粹的、不以政治为说辞的、由政府出面组织并实施的区域性移民。那次被动员迁移的是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户,当时被称为“两西移民”。

  那次“两西移民”让许多农户至今受益无穷。

  贞观年间当然也是这样。

  更何况贞观天子之时还有兴修水利、设置义仓等的善举善政。

  总之一句话,贞观年间尤其是贞观初年(大约以贞观十一年左右为前后分界)的贞观天子绝对是一个兢兢业业忧勤惕厉不忘百姓的好皇上,所以也就有了出自《贞观政要》的贞观盛世图——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那么,人心究竟是怎么得到的呢?原因就在于“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就这样,短短几年之后,“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今两广之地),自山东至于沧海(东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路,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粮价一跌再跌,现在的人们免不了有谷贱伤农之慨叹,但联系到当时曾有物以稀为贵的斗米匹绢的高价,此中变化,反映的不正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的现实吗?当然,“马牛布野,外户不闭”云云显然是一种已成经典的老套夸张,但出门在外的行商旅人不用背着干粮,还能一路热汤热饭地解决肚子问题,显然真的是社会安定富庶的一种象征。

  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则是这样说的:“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

  很难说踌躇满志的贞观天子是在表扬他人还是在表扬自己,但事实如此,谁不服气也不行,对吧?还有,即使是到了一千多年之后的现在,贞观天子李世民用来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理由也依然可以成立,尤其对于那些手握重权、能够决定他人升迁荣辱的人来说,让不让并且听不听别人说话也依然是个让人挠头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把这叫做一言堂、家长制,还有忠言逆耳之类的说法,也提醒我们此类封建遗风并未完全绝迹。贞观时期之所以能迅速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李世民来说,也真的不乏傲人傲世的极为充足的理由。因为他真的明白,并且真的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公平地说,不管是在李世民之前还是之后,摆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模样求谏纳言的帝王实在是算不得少,有的甚至还信誓旦旦,例如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就一再鼓励属下放胆直言,申明自己一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结果却是许多说了真话的人在他手上掉了脑袋,而他自己也最终因为自堵言路而走投无路,落得个煤山自缢的下场。

  继贞观之治一千多年以后,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实际也是一场求言者对发言者的整肃运动。

  在秦始皇的故乡能出一个唐太宗,其难能可贵于此可见一斑!

  雄才大略而从谏如流,位居九五而兼听纳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得承认贞观天子李世民真的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

  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值得在后人心中千年万年地活下去。

  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可以傲立于林林总总的帝王行列的前排而问心无愧。

  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应该得到一枚大大的镌刻有“实事求是”字样的奖章。

  “实事求是”是现代人的现代表达。李世民的难能可贵首先表现在他有极其清醒的自知之明上。

  擅长弓箭并自以为对弓箭颇有研究的他,早在贞观元年(627)就给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

  因为有了这个教训,当时还执政不久的贞观天子就下诏让京中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设于禁中的中书内省值班,随时召见咨询。“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君臣对坐,相商国事,其情其景,能不融洽?

  这中间也曾有过一个小插曲。刚当了皇上的贞观天子每次上朝,都是威容严峻、咄咄逼人的样子,以至于有些臣僚上书奏事,举止失措,顾虑重重。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也有描述:“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夺取帝位的多年的艰苦野战时期。他确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显得很庄严威武。他好冲动,易被激怒,当他发怒时面色紫涨,使周围的人不寒而栗。”后来经别人提醒后,这才有意改正,显得轻松和蔼了不少。

  成书于唐代的《贞观政要》的编撰体例颇似“文革”中流行的语录本,里边满是贞观天子谈政论事臧否人物说古道今的言论,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贞观二年(628),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

  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惟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

  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这算是当时选拔和任用干部的标准吧!

  贞观三年(629),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人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须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按唐代官制,中书、门下,再加尚书,合为三省,职责分别为发令、审查和执行。具体地说,中书省是朝廷发布敕旨册制的机构,有“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的决策权;门下省则负责对中书省发下的文件政策进行复核审议,没有问题便签署放行,如觉不妥,可将原件批注送还,也叫“封驳”“封还”;“掌典领百官”的尚书省就是实际执行者。三省既互有制约,又各有实权,所以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不像汉代那样只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宰相,也算是集体领导吧。因为握有重权,所以贞观天子才不能容许他们“阿旨顺情,唯唯苟过”,不事谏诤。他要让他们明白:你们不是一般的抄抄写写、收收发发的小秘书,那种活儿差不多是个人就能干,还用得着你们来当宰相?话说得很重,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吧。

  贞观四年(630),在和一位老臣就前朝隋文帝的执政得失谈论了一番之后,对隋文帝其人很不以为然的贞观天子感慨道:“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我们早就知道,隋文帝也就是隋高祖杨坚除了节俭还很勤政,好像也就是这两点让他在史书中的形象还算可以,但贞观天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勤政无非就是出于多疑,既然他可以从人家孤儿寡妇手里骗来个皇位,当然也怕别人再骗了他。所谓“小人眼里无君子,君子眼里无小人”吧。贞观天子拿自己和他比,山高水低自然是早有定论。而且,贞观天子的逻辑也是成立的,一直到现在,日理万机如何如何,还是我们讴歌领导英明的现成词汇,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日万机,所失岂不更甚?再假以时日,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蚁穴成溃,“不亡何待”?

  正因为确实明白了个人能力有限、群众才是英雄的道理,所以贞观天子很有些不怕人说话、只怕人不说话的急切、迫切与热切。

  贞观五年(631)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必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632)又道:“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这段话是和魏徵说的。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魏徵此人值得多说两句。被用来作为本节标题的那八个字最早就是出自魏徵之口,时间也早在贞观二年(628)正月。

  那一次贞观天子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叫明君、暗君?

  魏徵的回答就是那八个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一直到现在,魏徵作为一个著名的正直敢言的忠谏之臣的名声依然颇为响亮。和他同样有名甚至比他还要有名的,还有一个大明王朝的海瑞海刚峰。

  由于充当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在当代中国曾经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与此有关的许多人最后都死于非命;而当年准备好棺材开骂、当即就被皇帝打入死牢的海瑞后来却复职升官,最后安享天年寿终正寝。

  他的一夜成名和最后的结局都与皇帝有摆脱不了的干系。

  同样的,魏徵的名垂青史也与贞观天子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他成全了贞观天子李世民。

  贞观天子李世民也成全了他。

  君臣相处的十七年里,魏徵始终以直谏著称,而李世民尽管有过牢骚、有过不快,有过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的念头,但总算还是有始有终相得益彰。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相当漫长的皇权就是一切、皇权高于一切的时代。在那个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据说是天子象征的张牙舞爪的龙成了整个国家的图腾性标志。皇帝穿龙袍、坐龙椅,生气也叫龙颜大怒。据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贞观时代,敢犯龙鳞的何止一个魏徵?总不能说那时的人都疯了,都敢拿脑袋不当脑袋吧?还是魏徵自己把话说破了:“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

  魏徵因病于贞观十七年(643)正月去世,贞观天子致了一篇不是悼词的悼词:“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为了号召向直言无隐、积极进谏的魏徵学习,贞观天子还作了一首诗——

  劲条逢霜摧美质,

  台星失位夭良臣。

  惟当掩泣云台上,

  空对余形无复人。

  笔者过去、现在不是保皇派,将来也不会是保皇派,之所以对贞观天子情有独钟,实在是因为太明白太明白身为皇帝的李世民的难能可贵了。别看所有人都有两只耳朵,理应正反皆听,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确实并不容易,而且是官越大越不容易。对皇帝来说,那两只耳朵差不多就是专门用来听山呼海啸的万岁之声的。

  谁能真正说得清,“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已经喊了多少年了?

  声嘶力竭地喊了无数遍“万寿无疆”之后才仅仅过了三十多年,我们就集体噤声、集体失忆,好像在当代中国真的压根就没有过那种说起来欣欣向荣、实际上每况愈下的荒唐加荒诞的岁月。如此健忘,谁敢保证一旦气候适合,“万岁”之声不会卷土重来再次甚嚣尘上?

  正是因为经历过那样不堪回首的岁月,深感于在秦始皇的故乡移植马克思主义的艰辛艰巨,当代诗人北岛曾经百感交集地写下过这样锥心刺血的诗句——

  万岁/我他妈的只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

  我的胡子也早就长出来了,而且渐渐花白,一天不刮就面目狰狞看无可看。

  文成公主及其他

  应当承认,关于贞观天子的这一专章好像没有专写大业天子的上一章那么好看、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有趣。原因就在于两位传主的执政风格大相径庭——

  贞观天子登基后总是不忘抚民以静,要让百姓休养生息,表现在治国指导方略上,也就是一动不如一静,既然是大病初愈之人,当然需要能躺不坐、能坐不站、能站不走、能走不跑。

  而大业天子则完全相反,干什么都是大场面、大声势,从来都是越大越要大,越大越不怕大。因为他是皇帝,整个国家天下都是他的,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会有人来跟他计较行政成本,人力成本就更是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了。

  大业天子最终还是毁在让他风头出尽的大手笔上了。

  铁血秦王出身的贞观天子并非没有大手笔,但却该出手时才出手,而且总是有奇有正有软有硬审时度势软硬兼施,尽管可能影响赏心悦目的观感,但实际成效却一点也不差。国内旧貌新颜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就再来看看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唐版图吧。

  《资治通鉴》载:“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这里说的只是贞观十四年(640)那些正式受大唐王朝管辖及向大唐王朝表示臣服的地域。如果考虑到一年后的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后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大唐王朝的政治影响已经翻越唐古拉山,到达了即使在今天也该算是远天远地的西藏。

  还有鉴真东渡、玄奘西行所产生的极其深远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呢?

  据说,本身只喜欢道教而对佛教并不太感兴趣的贞观天子曾经力劝在印度生活了十五年的玄奘还俗,在朝中为官,就因为后者是当时国中惟一对印度和中亚的地理、风俗、物产及政治有相当了解的人物。玄奘最后当然没有还俗,而是留在长安的弘福寺专心从事佛经翻译,并且享受着来自朝廷的颇为优厚的特殊津贴。

  作为一项政府行为的结果,远嫁吐蕃的大唐文成公主享受的待遇当然远远超过了玄奘。甚至就是到了今天,到了现在,文成公主也依然是大多数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和她同样有名的,至少还有一个出自汉朝的、被认为是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

  王昭君出了京师长安后一路北上,嫁的是匈奴单于。

  文成公主出了京师长安后一路西行,嫁的是吐蕃的松赞干布,也就是“刚毅深沉的赞王”。

  那其实是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为了这次婚事,吐蕃甚至还先后和吐谷浑、大唐朝廷各打了一仗。松赞干布先是于贞观八年(634)向大唐派出了他的第一批使节,对方也有回访。这就算是认识了,但并不等于就互相了解了。听说突厥和吐谷浑都娶了大唐公主,松赞干布也在贞观十二年(638)派人带了许多财宝,到大唐求婚,却未获应允,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碰了一鼻子灰。贞观天子当时是怎么想的,已经无从知晓了,但有辱使命的吐蕃使节回去后需要交差,他是这样向自己的赞王说的:本来呢,求婚都已经成了,大唐对我们也很好;可是后来吐谷浑王也去了,因为他的挑拨离间,大唐对我们变得冷淡不说,还连公主也不同意嫁了。

  血气方刚的松赞干布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不是吐蕃的对手,逃到今天的青海湖北部一带,牲畜和人口也被吐蕃掠走许多。松赞干布乘胜前进,先后攻破党项、白兰,也就是从今天的青海果洛一直打到四川阿坝,然后率二十万兵马屯于松州(今松藩之地),再派使者携带厚礼去长安求婚,并且还有警告:不给公主,刀兵相见!

  松赞干布这就有点欺人太甚了,但原因还在于他对大唐和大唐的贞观天子太缺乏了解。他那时大概并不知道,吐谷浑尽管败在他手下,但自己多少有点胜之不武,因为早在他第一次向大唐派出使节进行接触的时候,在隋朝时就被灭了一回、只是趁着隋末唐初天下大乱才又再度崛起的吐谷浑已经又一次元气大伤,败于大唐,表示了归附。还有,就是骄横不可一世,曾经多次向大唐索要财物,稍不如意就侵边犯境,给大唐王朝找了不少麻烦的东突厥,也早在贞观三年(629)十一月至第二年三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贞观天子给征服了。东突厥当年多厉害,甚至还在贞观天子刚登帝位时就发精兵二十万犯唐,前锋直抵大唐京师附近的武功,迫使贞观天子急中生智,大摆疑兵之计,以渭桥之盟化险为夷。曾一统吐蕃域内的松赞干布对这些概不知情,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无往不胜呢,但刚与大唐官军的前锋接战,就损兵折将死了一千多人,于是,还未与大唐官军主力碰面,松赞干布就急急忙忙退兵了。

  领教了大唐王朝厉害的松赞干布更加坚定了要娶上国公主为妻的决心,很快派人入唐谢罪,并带着礼物再次求婚。

  也许真是不打不相识,贞观天子这一次恩准了,于是也就有了贞观十五年(641)年初,在长安城外特地为文成公主举行的盛大的欢送仪式。

  那是一次规格很高的官方行为,大唐派出礼部尚书李道宗持节护送。

  松赞干布则亲率军队和文武大臣来到与吐谷浑交界的柏海(现青海扎陵湖)边迎接。

  松赞干布向代表大唐朝廷的李道宗行了子婿之礼。自此,大唐和吐蕃成了翁婿,后来发展为宗藩,最终成为中央与地方。

  由和亲而始的一段难能可贵的佳话流传至今,且还要代代流传。

  和亲之策当然不是贞观天子的发明,但也只是在他手上,才有了如此巨大的成效。

  千万不要小看了当时所谓的和亲之策,有时候,一位公主的作用的确能让人匪夷所思。文成公主固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正面典型,但时移事易,当初的安边之举成了后来的麻烦之源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这样的麻烦代北周而立的隋文帝遇见过,代隋而立的李唐王朝也遇见过。

  给隋文帝制造麻烦的是嫁给突厥的北周千金公主。大隋建国后,就是她日夜在突厥沙钵略可汗面前哭诉,请求出兵为其娘家报仇。后来由于突厥内乱,沙钵略可汗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下只好向大隋请降,千金公主也忍辱上书,“自请改姓,乞为帝女”。隋文帝同意所请,改封北周千金公主为大隋大义公主,算是拿大义灭亲的说辞揶揄了突厥一把。

  给后来的大唐制造麻烦的则是由隋文帝嫁给突厥启民可汗的义成公主。启民可汗死后,她按照突厥“妻后母,报寡嫂”的风俗,先后嫁给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以及始毕可汗的弟弟处罗可汗和颉利可汗。她在突厥为大隋做了不少事,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之前就是她设法送的信。隋炀帝在江都死于宇文化及之手,萧皇后也成了宇文化及的囚虏,后宇文化及败于窦建德,又是义成公主把萧皇后等人接来突厥。因为视唐朝为灭国仇敌,义成公主坚决支持突厥对大唐的不断侵扰。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突厥一直是令大唐最初两代帝王寝食难安的祸乱之源。用贞观天子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正是因为忍无可忍,贞观天子才痛下决心,彻底摆平了东突厥,然后是吐谷浑。后来才有了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和亲吐蕃的举措。再后来,贞观天子的锋芒又指向了横行西域俨然是西域霸主的西突厥,甚至也包括占据如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的高昌国。那都是打出了大唐国威、军威的大仗、硬仗,以至大战之后,当地有童谣这样唱道——

  高昌兵马如霜雪,

  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

  回首自消灭。

  也就是在这之后,才有了东西近万里、南北过万里的辽阔广袤的大唐疆域。

  又出兵,又和亲,一手硬,一手软,贞观天子大治天下靠的就是审时度势的这两手。

  关于和亲,贞观天子有过这样的说法:“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

  下边的话也是贞观天子自己说的:“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

  看见了吧,一女可抵十万兵,如此良策,为何不用呢?贞观天子的这番话,针对的是十分具体的对象——延陀。所谓“延陀”,就是薛延陀,铁勒十五部中最强的一部。他们本来住在现今的新疆北部乌伦古河和塔尔巴哈台流域,正是由于他们和铁勒另一属部回纥共同起兵,为大唐征服东突厥提供了大好良机,后来他们就占据了原来东突厥的领土。贞观天子本来就是要跟他们和亲的,但他们却总是和贞观天子闹别扭,甚至不愿接受被大唐朝廷遣送的突厥人回到自己的游牧故地。突厥人转而被安置在长城以外,成了薛延陀攻击的目标,但又不时侵扰大唐边境。

  那一次贞观天子真是伤透了心。征服了东突厥后,他曾是那么真心地对待东突厥人,不仅妥善地安置了众多余部,而且还封官授职,他们中的许多头面人物更是被安排在自己身边,目的当然也还是为了教化。但谁料想得到,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竟会纠集一批部落子弟,乘夜突袭皇帝御帐。叛乱被当场镇压,贞观天子对外族人的信任也同时大打折扣,这才有了将他们迁回原住地的举措,也算是眼不见心不烦,求个平安保险吧。但占了他们地盘的薛延陀不接受他们,这不是明摆着与朝廷为难吗?跟这样的家伙和亲,贞观天子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就因为他曾经应允过和亲,所以后来变卦赖婚的举动又让他的臣子们非议不已,就连一直对贞观天子大加赞赏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里批评说:“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

  此说笔者却不敢苟同。和亲既然只是一种基于政治考虑的谋略,对象是否合适、时机有否变化当然都在考虑之列。当初之所以采纳群臣建议,考虑要对薛延陀和亲,贞观天子主要担心的还是自己的手下爱将在交战中被对方俘虏,为了换回爱将,才有了联姻之允。爱将既已安然而归,且自己也有了消灭对方的办法,那又何苦毁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好姑娘呢?哪怕是皇帝呢,也应该有点人之常情吧?贞观天子的赖婚之举倒让我们于无意中见识了他的真感情真性情,让我们多了些认同感与亲切感。

  不错,我们是在说历史,历史也的确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它毕竟又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演绎而成的一件件活生生的事情,大历史中的小细节有时反而更能表现一个人的真性情。被我们当做榜样说了半天的文成公主当年远嫁吐蕃时只有十六岁,从繁华异常的京师去那么一个远天远地不无神秘的地方,她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但一百多年后唐肃宗李亨的宁国公主去回纥和亲时哭着说的那句话,难道还不让人揪心吗?

  泪眼滂沱的宁国公主当时说的是:“国家事重,死而无恨。”

  显然,远嫁异邦的公主知道,自己的婚配与爱情无关,自己只是在完成一项政治正确的国家任务,个人的幸福与否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还记得早在蔡文姬流落匈奴之前就远嫁异邦乌孙王,因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悲秋歌》的乌孙公主吗?

  也是肩负和亲重任的公主,在诗里压根就没提什么国家民族之类的字眼,她只是满腹哀怨地告诉我们,她嫁的地方她嫁的人,她只是告诉我们,她在那里吃的什么喝的又是什么。于是,一个住不惯帐篷,吃不惯牛羊肉,喝不惯酸牛奶,可能也洗不上热水澡的公主形象跃然纸上。诗不长,抄录如下,也算用了一次陈寅恪老先生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方法吧——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常思汉土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看见了,就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婚姻但又诉说无门,曾经是公主、后来又成了王妃的她,居然只想变成一只能自由自在飞回故乡的鸟儿!

  讲古堂

  薛万彻

  初唐名将。投奔李渊后进入李建成东宫为将,玄武门之变后,归顺李世民,是贞观年间的重要军事将领。

  宇文恺

  博览群书,多技艺。杨坚时领营建新都副监,除了仁寿宫之外,还有许多宫廷建筑也出自其手。杨广时官拜工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

  隋朝的灭亡跟隋炀帝大兴工程、横征暴敛是分不开的,大运河也是导致隋炀帝败亡的因素之一。不过,大运河对全国政治、经济的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

  隋炀帝像。隋炀帝在历史上以暴君昏君留名,其贡献往往为人所忽视。

  李大亮

  唐初名将,随李渊入关,授土门令。性烈如火,不善言辞,讨吐谷浑有大功。贞观时累官至剑南道巡省大使,拜右卫大将军兼右率卫、工部尚书等,后封武阳公。

  文成公主

  她并不是李世民的亲女儿,有人推测她可能是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虽无确证,但总是宗室之女当无疑问。

  王珪

  曾与魏徵一起辅佐李建成。李世民即位后,仍受重用,曾任宰相。

  阎立本《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松赞干布的求婚使者的场面。

  魏徵像。

  马周以酒洗脚。马周出身贫寒,但经苦学之后,学识渊博,因给中郎将常何捉刀写奏折而为太宗赏识,最后官至宰相。图中所画的马周以酒洗脚之事,取材自杂剧,其人之特立独行与放浪不羁由此可见一斑。

  薛延陀

  隋唐时北方游牧民族,铁勒诸部之一,由薛部和延陀部合并而成。初属突厥,后归唐,隶于唐燕然都护府。

  独孤信

  既是贵戚,也是重臣。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昺。后被宇文护罢官并被逼自尽。

  来和

  著名术士。杨坚请其看相,他答说公当王天下,愿忍诛杀。而在回答武帝时,却说杨坚并无异相,只能当个将军,不必多疑。杨坚称帝后,两人都对此津津乐道。

  后记 历史给了我们第三只眼睛

  一

  第三只眼睛的说法也许真是算不得新鲜了,但若不如此表述,又的确无法说清在对历史的阅读中曾经有过的那种如同醍醐灌顶的大彻大悟,获得天眼的感觉在我真的像是睁开了第三只眼睛。

  都说是文史不分家,但学中文的我在三十岁之前,除了《史记》和一些古代文论,对前人留下的真正的史学著述却一直兴趣不大。记得那本比砖头还厚许多的《旧唐书》放在书桌上长达半年之久,读了还不到十页;父亲书橱里有一套二十本的《资治通鉴》,我曾打算一本一本看完的,但一次一次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在厚今薄古、将文明世界的许多成果和遗产一概斥之为“封、资、修”的年代里长大成人,突然有一天身处改革年代,那感觉真的是八面来风应接不暇。于是我就以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往的历史真的已经成了历史,真的已经成了只该躺在图书馆里蒙尘蒙垢的前朝典籍;我以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进行,将要降临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上空的,一定是一轮全新的红彤彤的太阳,我以为空前绝后的新纪元从此真的开始啦!

  但我很快就不这样想了。

  因为事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娘胎里孕育成形,靠的是那根输送养分的脐带;落地后那根脐带是剪掉了,但那个标志性的印痕却从此牢牢地跟定了我们。历史与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这种关系吗?

  就是为了搞清楚我们将要往何处去,我们也有必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现在的共和国是上世纪40年代末宣告成立的。她的第一代领袖曾经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不管别人对此如何理解,我认为他其实是在对自己一生的业绩进行定性——

  在秦始皇的故乡移植马克思主义。

  这才叫任重道远呢。甚至就是在今天,关于这个任务,我们也只能说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二

  唐朝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而持久影响力的朝代。贞观盛世、大唐雄风之类的说辞在今天仍然耳熟能详,不少侨居海外的同胞直到现在还以唐人自居,而作为一种国粹的象征,改进后的花团锦簇的唐装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在由我们做东的亚太地区首脑峰会上也是大放异彩。

  关于这个朝代,有多少文人墨客讴之歌之吟之颂之舞之蹈之赞之扬之了啊!

  关于这个朝代,有多少专家学者写出了多少专著专论多少皇皇大作了啊!

  但我依然有话可说,而且自认并不是在炒冷饭。

  是历史给了我第三只眼睛,这第三只眼睛让我看见了以前视而不见的许多东西,同时也就让我找到了将这一切表述出来的最适合的方法:就事论事,就唐朝说唐朝。作为历史的门外汉我能说的也许极其有限,但历史既然是一条有因有果环环相扣浪浪相叠的长河,那么,为了搞清楚某一段河面的水情水文水质,与此相互关联的上下游的信息又怎能视而不见呢?同时,将隋唐两朝放在一起说,也并不是我的发明,《隋唐演义》虽然不如《三国演义》那么著名,但也成书甚早,在时间上并不输于后者。

  作为真正的后来者,笔者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捡拾前人牙慧的尴尬,就在于如今已是21世纪,而国内八面来风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啦。

  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三十年的时间实在是算不得短,更何况对我个人而言,这又是一段从二十岁到五十岁的人生最为重要的三十年。

  时代待我等不薄,我等能不能真的无愧于这个时代呢?

  前后用了开皇、仁寿、大业、义宁四个年号的大隋从始至终由盛而衰前后还不到四十年,与国祚绵延近三百年的大唐相比,它真可以说是一个短命王朝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两个前后相连的王朝如此天上地下判若云泥?将它们放在一起来一番比较,在比较中来一番重新认识,我们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早就不是前人写《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的时候了,也早就不是闭关锁国自说自话自成一体的时候了。经历了长期的进化演变磨合震荡之后,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社会各种不同形态的文明真的开始彼此认同携手并进了。

  在以过往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领域,也有一种人类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这种随着人类文明而进步发展完善的规则不仅让我们加深了对过往历史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有了相当程度的把握。

  由西方人编纂的以东方中国为对象的分朝断代的“剑桥中国史”是这样,汤因比研究比照几种文明撰写的《历史研究》是这样,美国人丹尼尔·布尔斯廷撰写的《美国人》三部曲还是这样,甚至就是问世于上世纪30年代末的法国人勒尼·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也是这样。正是《草原帝国》的作者这样说道:“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的。”

  幸运就在于有这样一些前辈和他们的书在。

  幸运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能看到这些书。

  哪怕就是照猫画虎呢,我们的眼光、胸襟甚至是笔触也和往日大不一样啦。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和贞观之治一样,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迄今为止许多国人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的我们历史的黄金时代。可是,你一旦看过那本出自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笔下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旦你知道就是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我们的祖先面对暌违已久的异域文明,竟会表现得如此左支右绌大失水准,你就会明白,总是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自我表扬,只会让我们自己和文明世界渐行渐远南辕北辙,直至丧失了平等对话的资格。坦白地说,我的这本小书想要表达的思想其实只在一点——

  纯粹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完完全全就是撞大运般撞来的一个难能可贵的好皇上李世民,带给我们的贞观之治早已结束,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有坚实的制度作保证的永不凋零无法逆转的贞观盛世才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所在!

  本书是我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讲古堂”系列写的第二本书。如果说第一次是误打误撞狐狸碰上了猎人的话,那么这一次就是心甘情愿地刻意为之。原因当然也很简单,那就是这家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尤其是我的责任编辑表现出的职业素质、敬业精神以及工作效率,令人感佩万分。自觉还算满意的书稿要是不交给他们,会让我觉得不但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自己。在这样的时代有这样的出版社和这样的编辑,应该说,不但是广大作者的幸运,也是更为广大的读者的幸运。

  2007年8月9日于京东一统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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