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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自己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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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月26日

  星期三

  冰点特稿第530期假如自己不行动2005年01月26日 02:10:51

  本报记者 董月玲

  我接到一个电话,邀我

  参加一个研讨会,研讨题目是“农民工的健康与文化”。

  我问对方是干吗的。他在电话里高声道:“我是一个菜农啊!”这让我很意外。

  再一聊,这个31岁,叫陈军的菜农,自己开通了一条“烦忧热线”,专门接听农民工的倾诉。种菜之余搞乡村调研,写调查报告、写书……

  但我也疑惑:一个种菜农民办的热线,能解决什么问题?他写出的调查报告给谁看,有谁理?

  没等到开会那天,我就去了陈军的菜地。

  “虽然遣送制度现在取消了,但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不会忘记,心里永远都有阴影”

  陈军的菜地在北京北五环外的肖家河村,站在菜地里能望见西边的百望山。

  这是片几十亩的菜地,地里盖有蔬菜大棚和几间种菜人住的小砖房,隔条土路是一栋栋刚刚建起的高档商品楼,将菜地包围起来。

  陈军是河北张北县人,他花了一万块钱从别人手里转包下两亩地,在肖家河种菜已有8年。他和父母住在地头一间又小又破的砖房里,有六七平方米,既是卧室厨房,又是陈军的书房。一个土炕,一张小床,加上一张桌子、一座灶台,基本没空地儿了,桌上放了两部电话。

  陈军坐在电话旁边,他说来包地的有四五户,都是从河北、河南、内蒙古来的农民。赶上农忙,早上4点就得起来摘菜,拉出去卖,然后再赶回来种。晚上9点,天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才能回屋。要是在他老家种地,基本上不挣钱。现在种的这两亩菜地每年交两千元钱租金,种得好会有剩余,“但我去年上半年活动多,荒废不少,到年底一算是入不敷出”。

  因家穷,供不起3个孩子同时念书,陈军初中辍学后,出外打工。第一次去的是一家砖厂,干了一个多月,老板没给工钱,只把路费给报了。“人家说不给钱,我们也不问问就走了,没什么维权意识。背着行李又去了保定一个工厂。结果还是不发工资。这次我气了,我找了村里一起来的人,罢工。最后别人拿到了工钱,但老板就不给我发工钱。”

  第一次打工失败后,陈军开始琢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重回老家后,他一边种地,一边遍访村中邻里,写出一份调查报告,说是叫《丁家梁农民现状调查》。

  再出来打工就是来北京肖家河种菜,七八年没动地方。

  “我属于边缘人。回老家,别人认为你待在北京混得不错吧,哪里敢说自己挨打受气这类事……”陈军说。

  来北京后,有一天,他的姨夫上街卖菜,被警察带走。家人以为,到了天黑人就会放出来。可等到晚上七八点,还没人影。母亲急了,让陈军去派出所看看,实在不行花钱也要把人赎出来。

  “进了派出所,人家说我,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这个傻蛋!”姨夫没被赎出来,陈军也被收容。

  被收容的几十号人,被拉到了昌平后关进一座大院里。关了一个星期后,又被遣送回了张家口,几天后才被送回张北。

  “就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就可以随便把人抓起来、关起来。哎呀!我当时的感觉,就跟一个犯人一样。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尊严。虽然遣送制度现在取消了,但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不会忘记,心里永远都有阴影。”

  陈军说自己打小喜欢文学,心性高、好梦想,爱琢磨。被收容这事大大地刺激了他,对许多过去一直坚信的东西,产生了动摇和迷惑。他开始看一些社科书,关心“三农”问题,比从前更爱琢磨了。

  “我现在老琢磨:为什么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农民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还得办暂住证?

  “一个人到美国去,只要住够一定年头,政府还给发张绿卡呢。可我在本国国土上,在北京,现在就是住上100年,我拿的还是暂住证,还不是这地方的人,还享受不到本地人能享受的待遇。

  “曾有个打工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人!’有人说她,没人说你们不是人啊。但我太能理解她的这句话了。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人,可别人并不把你当成人。从别人对你说话的口气,看你的眼神里,都能感觉到多讨厌你,瞧不起你。这座城市不承认你,不属于你。现实太残酷,我深有感触。”

  有一首《我是谁》的诗歌,在打工子弟学校中广为流传。陈军找过打工子弟小勇,问他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小勇用诗里的话告诉他:“你问我是谁,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陈军说如果不是耳闻目睹,很难相信,一个14岁的少年已经感受到生而为人的不平等和低下。

  一个陌生人给陈军打电话说:我现在在北京已经很好了,有房子、有工作、有家庭,但我就是不能提农村这俩字,一提就要流泪。当年,我是眼睁睁地看着妈妈、姐姐,因为交不起医药费,先后死在医院里……

  “我现在琢磨清楚了:比我冤、比我屈的人多的是。受了欺负和不公正对待,又不知道找谁去说,心里更憋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悲剧。这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体制造成的。

  “前年,农妇熊德明在总理面前说了句实话,总理为她家讨回了工钱。我听了又感动又悲哀:一个普通的农民,说了一句尽人皆知的大实话,竟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可是我们农民,又有几个人一辈子能见上总理一回?”

  我问陈军:“见不到,那怎么办?”

  “那就需要我们农民,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答道。

  陈军说要写一本书,眼下写了近10万字。原本只想写一个人来北京的经历,后来决定写一本“中国农民的书”。

  “我知道现在书太多,不少书出了印刷厂,就进了垃圾厂,所以我的书一定要有价值。”

  “怎样写,你的书才有价值?”我问他。

  “起码要把农民的心声、现状、需要写出来。社会各界要想帮助农民这个群体,首先也得让别人了解我们农民才行啊。”

  “倾听是一种安慰,倾听同时的开导更是一种鼓励”

  陈军居住的肖家河社区,现有本地人4000,外来务工者却有1.2万。

  几个打工青年,3年前,在这个社区成立了“打工者文化协会”,还办了份社区小报《社区快讯》。陈军是热心的参与者,常替社区小报采访、写稿、送报。为此,他花费了不少时间。菜该收的时候,他却任其继续生长、开花,错过采摘的最佳时机。

  陈军喜欢用笔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他这样写“协会”成立时的情景:

  “在一家超市门口,和店主协商后摆开了桌子。当我们把一块写有‘打工者文化协会报名处’的字幅固定在桌子和自行车之间后,围来了一群人。活泼开朗的露露解释道:‘文化协会’是我们打工者自己组建,为打工者服务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话还没说完,一阵大风吹来,展板被刮得四处都是。我们捡起来,在人们的笑声中,用手扶着展板。又一阵大风刮来,自行车倒下了,在大伙儿的笑声中,国良扶起自行车,像木雕一样坐在后架上,一动不动。”

  打工子弟学校为“文化协会”提供了一间教室,作为临时活动场地。一到周日,陈军就跑去参加打工者的聚会和活动。聚会实际上就是聊天,一些年纪小的打工妹喜欢找陈军聊。

  “可能是我年纪大,像个大哥,所以她们喜欢有话跟我说。起先我没太在意,后来发现在外打工的人,好多都是一个人在北京,受了委屈,有了烦恼,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突然冒出一个灵感:毕竟能来“文化协会”聊天的打工者很少,能不能办个热线电话,专门听他们说说心里话?

  2003年11月,菜农陈军的热线电话试开通,叫“烦忧热线”。

  有人问他干吗不叫“解忧热线”啊?陈军老实地说:“我解不了什么忧,起好听的名也没用。烦恼加忧愁,人家一听就明白了。”

  陈军热情洋溢地写下了《烦忧热线宣言》:“新世纪最可爱的人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办―――一个普通农民的呐喊。”

  “城市外来务工的农民,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痛苦和寂寞时时伴随他们。有时,他们想找人诉说一下内心的痛苦,却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因为几乎没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叙说。而与城市有产阶层相比,悬殊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歧视与不公更让其心灵走向自闭。这样的精神状态对一个社会健康的发展和个人的理想追求,造成的损失是难以用金钱来计算的。给广大农民朋友一个掏心窝的地方,让他们说出内心烦忧;倾听是一种安慰,倾听同时的开导更是一种鼓励,这将让他们有信心去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

  “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征途中,你们肯定会遇到困惑、烦恼甚至于失败,请不要气馁、不要回头,010-62829859的主人在用他微薄的力量支持着你。他不是圣人,不是伟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作为你们中的一员,我愿和你们一起走出困境,走向成功!新世纪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陈军手写了一百多张小广告,在肖家河一带散发。

  第一个人打来电话了,电话通了但没吱声。陈军挺激动地等着,又过了一会儿,对方却把电话挂了,连着两次都是这样。

  “他们肯定有话要说,但又不太信任我,所以才把电话放了。”陈军想了个办法,再接电话时,他先声明:“我们谈话的内容绝对保密,如有泄密,可以诉诸法律。”这样,来电话的人才开腔,热线电话也慢慢多起来。

  “有时候,心情稍稍有点好转,突然一个热线电话打过来,又完了”

  开热线,陈军说开始想得太简单,不就是听听电话嘛,而且接电话又不花钱,一个月下来话费不过百元。可是,有了热线电话后,陈军就被拴住了,没事就得赶紧回家。

  到了种菜最忙的时节,白天干一天活,累得像散了架一样,晚上躺在炕上爬不起来。可越是这个时候,热线电话往往一个接一个。有天夜里12点,来了电话,陈军迷迷糊糊起来听电话,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子,一口气儿说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女孩子说:不行了,我瞌睡了,我要睡了。可陈军一夜没合眼,再也睡不着了。

  有人曾给陈军打过这样的电话:“兄弟,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是在往家里抬棺材呢。”陈军说当时听了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这话的意思。

  像他这样没有接受任何心理学训练的人,办“烦忧热线”本身是件冒险的事。消耗体力、精力不说,还可能恶化情绪,损伤心灵。来电话的人多是倾诉苦闷和烦恼,负面信息接受多了,日积月累,陈军感到身心疲惫。他还发现只要自己心情不好,肯定会出点儿事。到后来,他有了承受不住的感觉。

  陈军自己也有很多烦恼,生存没保障,现在种的两亩菜地,随时可能被征用。三十大几的人了,还光棍一条,这事成了父母的心病,天天叨唠。一块儿种菜的人,闲下来就议论陈军,说他不务正业,是大脑有毛病。

  去年年初,陈军的妹妹突遇车祸去世,母亲天天以泪洗面,陈军心情也很悲痛。

  “有时候,心情稍稍有点好转,突然一个热线电话打过来,又完了,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陈军的心理承受力达到极限。

  幸亏,有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心理学老师,这个老师教了陈军一个“转移法”。遇上心情郁闷时,也要想办法倾诉、排解。比如请朋友们吃吃饭、聊聊天,读书,还可以满大街地走走……

  陈军时不时地自我激励一下:想像一下,多年以后,你带着爱人、孩子,重新走在这地方时,你会想,我在这里经历的苦难真是财富,你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他们,当年有多困难,但你是怎样走到了今天。这样一想,就可以把痛苦放到一边了。

  热线电话的内容,大多是生活的烦恼,男人述说的多是生存压力,苦闷时只有喝酒排解;女孩多讲感情上的事,遇上情感挫折,也有人一下想不开的;也有农民工维权问题,像被扣了工钱、随便被辞退找不到工作、工伤或有病没钱治等等,还有不少人说土地问题。

  我问陈军:“打电话的人,知不知道你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事实上,大部分的电话,我根本就插不上嘴,只是在听。他们清楚我就一种菜的普通农民,什么事也办不了。但这也是我的优势,一下就能说到一块儿,相信我不会伤害他们。”

  有一次,陈军接到一位妇女的电话,这个女人告诉他,自己是从内蒙古来。她的女儿是个小学生,原本健康、活泼,上语文课时,未按教师的要求查完字典,遭到体罚,结果成了个植物人。医药费压得一家喘不过气来,最后把房子都卖了,也没治好孩子的病。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一家人被迫走上了漫漫的诉讼路……

  接完电话,陈军找了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一起去探访母女俩,想给她们一些咨询和建议。临走时,这位母亲哭着说:“跟你们这么说说,心里好受多了。起码在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有人肯听我说话啊。”

  “不清楚市场需要什么,价格好时挣点儿,不好就全赔进去,听天由命,恶性循环”

  去年8月,陈军回老家收秋。得空,他就在村子里走亲访友地搞调查。陈军以为自己生在农村,应该很了解农村,可这次回家他发现好多东西自己并不清楚。

  他家的村子叫丁家梁村,位于张北高原。“与十几年前比,村子确实有进步,但总的来说还很贫苦。人均收入低于国家扶贫线,属于贫困地区。”

  因为穷,村民得了病基本不上医院。陈军说他的两个亲戚得了很重的病,根本没钱治。“他们是小病不治、大病小治,再厉害了,干脆坐在家里等死。”

  调查后,陈军写出了1.5万字的报告―――《丁家梁农民现状调查》。全文共分7章,分别讲述了村庄的现状、教育与卫生状况、公共服务、政府扶贫及干群关系、对外交流与交通等,另外还附有20多个个案访问。

  丁家梁村共有105户人家,陈军将全村人家划分为4个类型。

  一类户,年收入超过万元,以干部家为主。他们收入固定,不用担心天灾人祸;二类户,年收入5000~8000元,这部分人最初是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或良好的社会关系积累了一定资金,然后看准市场需求,或开店,或搞运输,或贩卖牲畜等;三类户,占全村人口的26.11%,人均纯收入586.40元。按照国家温饱线标准,此类户尚未解决温饱,是全村经济的难点;四类户基本上无收入,多是老、病人口。

  陈军认为教育和医疗是农民面临的主要难题。越来越高的教育收费,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例如,一名小学生每年的学杂费要500元,而一名中学生的学费则高达1500~2000元。对一个贫困村庄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更让人惊讶的是,“教育的投入与财富的占有量不成正比”,这是陈军此次调查的一个发现。在村里,最贫穷的“四类户”,在纯收入为零或负数的状况下,他们供出的高学历人才反倒是最多的。

  “在生活中,他们深感教育的重要性,哪怕就是负债累累也坚持让子女上学。到目前为止,村里仍有57.14%的家庭未能还清因子女上学所欠下的债。”

  村民丁某,十多年前,是村里的一类户,几十只绵羊每年给他带来不少的收入,加之养牛和加工油料的收入,丁家日子很富裕。可谁也没想到,两个子女昂贵的学费,使丁家最后负债累累。特别是儿子中专毕业后没有工作,时逢当地政府代培兽医,又花去1万多元。女儿高中毕业后,考取了音乐学院,终因家庭经济无法承担这样的重负,放弃学业,在本地打工。更可怕的是,丁某的妻子由于积劳成疾瘫痪在床,沉重的医疗负担使丁家跌入四类户,并且在几年内没有脱贫的希望。丁家的事例,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其他村民继续供子女读书的积极性,对“知识改变命运”这种说法也产生了怀疑。

  陈军说,现在最精明的要属村里的二类户,他们算了一笔账:一个初中生毕业后,如果上中专或高中需要3年,得花两三万元钱。但如果有两年时间,花1万元钱,孩子就可以学会一门过硬的实用技术。无论是外出打工,还是在当地就业,都有明显的优势。而中专或大学毕业的孩子,面临的可能是失业。所以他们从实用角度出发,把靠技术生存的理念从小灌输到孩子们的脑子里。一到初中就让孩子辍学,去学一门实用技术,学完就用,马上就可以帮家里挣钱。

  去年,看村里一些人家养牛挣钱,陈军的弟弟贷了2万块钱,买了3头牛。牛又生了两头小牛,变成5头牛。“可市场价格下滑,他现在5头牛也值不上2万块。不光白忙了一年,还倒贴钱。”

  农民一家一户,势单力薄,没有抗衡市场的能力。电视上的农业频道收不到,也看不到报纸,信息不灵,两眼一摸黑。比如农业部已经发布消息,说玉米价格下滑了,但零售商还按原价卖给农民,等农民知道了,一年都过去了。

  “不清楚市场需要什么,价格好时挣点儿,不好就全赔进去,听天由命,恶性循环。”陈军认为这是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但这次调查,也让陈军看到了新亮点。

  “只要能让他们看到实际利益和好处,他们就会参与,就会干”

  村里有个青年农民叫杨勇,一年前,被认为是全村最能折腾的“败家子”。他先后贷款数万元,购买了农用三轮车,从事水果、蔬菜、奶牛的贩运。由于不懂经营之道,不说水果、蔬菜不挣钱,就连他贩运的奶牛,最后也只好自己养着,亏本卖都没人愿意买。

  “就在这时,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用他的话说,以前从未想过自己究竟该干点儿什么,老是人家怎么干,自己也怎么干,随波逐流。经过思考他发现,村里的土地较多,如果都种上果树,效益一定会很好。但他缺乏资金又没有号召力,这事也没办成。”

  没料到,当年亏本的生意,歪打正着,成了他致富的法宝。杨勇把目光投向奶牛身上,他发现与前些年比,村里奶牛数目有较大增长。为奶户服务,有利可图,他就用三轮车为奶户运送牛奶和饲料。每月能挣到几百元的收入。

  “他以良好的服务态度和信誉赢得了奶户的信赖,从不扣押奶户资金,赚取不义之财。到了2004年春节后,村里80%的奶户都转到了他建的牛奶中转站,杨勇也在短短的一年内,由贫困户一跃为一类户。”

  还有一个村民叫许亮。

  12年前许亮也没有任何收入,只靠临时打打工维持生活。不过用村民的话说,他脑袋瓜灵。最初他只做些零散的小生意,但收益不比打工差,于是摆脱了打工,与人合买了一台农用三轮车,一起做生意,虽没有赔钱,但效益不太好。最后自己把车买下,从事各种贩运活动。

  “那时,村里的奶牛业刚刚起步,许亮看到这一行业的发展前景。便为奶户提供中转服务,他把一家一户的牛奶收集起来,由村民轮流配合与监督,由奶粉厂提供经济补偿。这样一来,既省却了村民个个到奶粉厂交奶的劳作之苦,又解决了奶粉厂人满为患等烦忧,许亮也从中得到了实惠。”

  通过每天的服务,许亮对奶户及市场信息了如指掌,经常贩卖一些奶牛,使其经济收入逐渐名列全村之首。不过2004年以来,他的服务受到质疑,大量的奶户转到了杨勇门下。

  许亮意识到竞争的厉害,他主动找到杨勇,希望能够合作,共同为村民服务。经过协商,他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与杨勇合作,建起了全村第一个牛奶储运中转站。

  陈军认为:“许亮与杨勇的合作,是我们村第一个村民经济合作组织,它体现了农村服务业期待更新的要求,也体现了许亮这样的农民,顺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增强了。”

  这件事,让陈军很受启发。眼前,村里的奶牛业已有了一定规模,是村民挣钱的主要手段,能不能在村里成立一个养牛协会,为养牛户提供市场化服务?

  “举一个例子,全村一共有奶牛216头,按每头每天7公斤饲料计算,全村每年共需饲料约55万公斤。现在,单个农户购进饲料的价格是每公斤1.5元,如果成立合作组织,集体购进,原本中间商挣去的1毛钱,就可以省下,仅此一项,全村一年就节约资金5万多元。”

  “我们可以用这钱建一所村幼儿园。虽然离我们村一公里外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但农村幼儿教育却是一片空白。许多小孩上学后,都要在一年级读上两三年,念到初中毕业时,已经十七八岁了。

  “如果村里建了幼儿园,会改变许多孩子的学习现状。据村子的情况,建一所幼儿园是可行的,因为有些中师毕业生,回家后没事做,他们完全可以当教师。”

  陈军打算春节回老家时张罗成立“养牛协会”的事。

  我问他乡亲们肯听他招呼?陈军答:“只要能让他们看到实际利益和好处,他们就会参与,就会干!”

  “虽然我来北京8年了,但感觉跟这座城市没联系,与外界打交道还是很困难”

  1月16日,星期天下午两点,陈军主持的“农民工健康与文化”研讨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农药楼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会上来了30多个人,有大学生志愿者,有农友,还有记者等社会热心人士。

  其中要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农民工文化生活现状及需求调查表》的设计。

  有一次,陈军帮“打工者文化协会”送小报,送到一个小理发店时,店里打工的女孩问他:你能不能采访采访我们,现在社会上认为,凡是做美容美发的女孩,还干些不干不净的事,这是误会。陈军真的写了一篇文章,理发店的打工妹们读后说:虽然不太流畅,但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还有一回在街上卖菜,一个小伙子抓着陈军的手不放,他说我认识你,我看过你在社区小报上写的文章。“他挺激动地说,文章里面说的正是他自己想说的话,可是他不会写,也没勇气写。

  走在肖家河一带的大街小巷,陈军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个衣服上五颜六色的油漆小工,或浑身泥点子的农民工,捡起一张小广告、旧报纸,能坐地上看半天……

  “虽然我来北京8年了,但感觉跟这座城市没联系,与外界打交道还是很困难。现在冬闲,像我们一块儿种菜的老乡,只能凑在一块儿打打牌。没有什么更有益的文化活动。”

  “现在,大批农民进了城,但由于农民自身以及社会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外交流异常艰难。所以,我们想搞一次问卷调查,看看能不能摸清他们的生活现状,有哪些需求。我们势单力薄做不了的事,可以呼吁社会一块儿做。”

  “调查问卷”有这样的内容:

  你的业余文化生活:看电视?看书?逛街?其他?每天工作时间多长?工作环境有无隐患和危险?

  现在有无学习欲望?学习动力来自:找工作?业余爱好?适应时代环境?通过学习成才?最迫切需要学习的技能是什么?

  身边有无专为打工者办的刊物?希望打工刊物是什么样的:反映心声?信息交流?技能培训?法律普及?生活常识?娱乐?

  需要何种文化服务:休闲场所?自己的组织?培训?

  初到北京的感觉是:自信?自卑?试试看?对城里人的看法:友好?他们歧视外乡人?没什么了不起的……

  研讨会开得挺热闹,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7点。除了采纳会上大家提的建议外,陈军还要走访几位专家,尽量把问卷设计得科学。他说要赶在1月28日前印出来,利用眼下冬闲时间,把它们发出去。

  我问陈军,干这些事,比如写了调查报告什么的,有社会反响吗?

  他说《丁家梁忧思录》寄给老家的县委宣传部,没回音。媒体对他有报道,还有人给他拍了部纪录片―――《特种农民》。

  “我现在做事,就好像身后有种力量在推动,我想证明:虽然国家、社会重视‘三农’问题,不少人愿意帮助农民,但是,假如农民自己不行动,不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别人再怎么帮也白搭,不能真正改变。”

  

  2005年1月26日

  星期三

  冰点特稿第530期假如自己不行动2005年01月26日 02:10:51

  本报记者 董月玲

  我接到一个电话,邀我

  参加一个研讨会,研讨题目是“农民工的健康与文化”。

  我问对方是干吗的。他在电话里高声道:“我是一个菜农啊!”这让我很意外。

  再一聊,这个31岁,叫陈军的菜农,自己开通了一条“烦忧热线”,专门接听农民工的倾诉。种菜之余搞乡村调研,写调查报告、写书……

  但我也疑惑:一个种菜农民办的热线,能解决什么问题?他写出的调查报告给谁看,有谁理?

  没等到开会那天,我就去了陈军的菜地。

  “虽然遣送制度现在取消了,但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不会忘记,心里永远都有阴影”

  陈军的菜地在北京北五环外的肖家河村,站在菜地里能望见西边的百望山。

  这是片几十亩的菜地,地里盖有蔬菜大棚和几间种菜人住的小砖房,隔条土路是一栋栋刚刚建起的高档商品楼,将菜地包围起来。

  陈军是河北张北县人,他花了一万块钱从别人手里转包下两亩地,在肖家河种菜已有8年。他和父母住在地头一间又小又破的砖房里,有六七平方米,既是卧室厨房,又是陈军的书房。一个土炕,一张小床,加上一张桌子、一座灶台,基本没空地儿了,桌上放了两部电话。

  陈军坐在电话旁边,他说来包地的有四五户,都是从河北、河南、内蒙古来的农民。赶上农忙,早上4点就得起来摘菜,拉出去卖,然后再赶回来种。晚上9点,天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才能回屋。要是在他老家种地,基本上不挣钱。现在种的这两亩菜地每年交两千元钱租金,种得好会有剩余,“但我去年上半年活动多,荒废不少,到年底一算是入不敷出”。

  因家穷,供不起3个孩子同时念书,陈军初中辍学后,出外打工。第一次去的是一家砖厂,干了一个多月,老板没给工钱,只把路费给报了。“人家说不给钱,我们也不问问就走了,没什么维权意识。背着行李又去了保定一个工厂。结果还是不发工资。这次我气了,我找了村里一起来的人,罢工。最后别人拿到了工钱,但老板就不给我发工钱。”

  第一次打工失败后,陈军开始琢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重回老家后,他一边种地,一边遍访村中邻里,写出一份调查报告,说是叫《丁家梁农民现状调查》。

  再出来打工就是来北京肖家河种菜,七八年没动地方。

  “我属于边缘人。回老家,别人认为你待在北京混得不错吧,哪里敢说自己挨打受气这类事……”陈军说。

  来北京后,有一天,他的姨夫上街卖菜,被警察带走。家人以为,到了天黑人就会放出来。可等到晚上七八点,还没人影。母亲急了,让陈军去派出所看看,实在不行花钱也要把人赎出来。

  “进了派出所,人家说我,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这个傻蛋!”姨夫没被赎出来,陈军也被收容。

  被收容的几十号人,被拉到了昌平后关进一座大院里。关了一个星期后,又被遣送回了张家口,几天后才被送回张北。

  “就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就可以随便把人抓起来、关起来。哎呀!我当时的感觉,就跟一个犯人一样。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尊严。虽然遣送制度现在取消了,但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不会忘记,心里永远都有阴影。”

  陈军说自己打小喜欢文学,心性高、好梦想,爱琢磨。被收容这事大大地刺激了他,对许多过去一直坚信的东西,产生了动摇和迷惑。他开始看一些社科书,关心“三农”问题,比从前更爱琢磨了。

  “我现在老琢磨:为什么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农民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还得办暂住证?

  “一个人到美国去,只要住够一定年头,政府还给发张绿卡呢。可我在本国国土上,在北京,现在就是住上100年,我拿的还是暂住证,还不是这地方的人,还享受不到本地人能享受的待遇。

  “曾有个打工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人!’有人说她,没人说你们不是人啊。但我太能理解她的这句话了。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人,可别人并不把你当成人。从别人对你说话的口气,看你的眼神里,都能感觉到多讨厌你,瞧不起你。这座城市不承认你,不属于你。现实太残酷,我深有感触。”

  有一首《我是谁》的诗歌,在打工子弟学校中广为流传。陈军找过打工子弟小勇,问他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小勇用诗里的话告诉他:“你问我是谁,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陈军说如果不是耳闻目睹,很难相信,一个14岁的少年已经感受到生而为人的不平等和低下。

  一个陌生人给陈军打电话说:我现在在北京已经很好了,有房子、有工作、有家庭,但我就是不能提农村这俩字,一提就要流泪。当年,我是眼睁睁地看着妈妈、姐姐,因为交不起医药费,先后死在医院里……

  “我现在琢磨清楚了:比我冤、比我屈的人多的是。受了欺负和不公正对待,又不知道找谁去说,心里更憋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悲剧。这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体制造成的。

  “前年,农妇熊德明在总理面前说了句实话,总理为她家讨回了工钱。我听了又感动又悲哀:一个普通的农民,说了一句尽人皆知的大实话,竟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可是我们农民,又有几个人一辈子能见上总理一回?”

  我问陈军:“见不到,那怎么办?”

  “那就需要我们农民,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答道。

  陈军说要写一本书,眼下写了近10万字。原本只想写一个人来北京的经历,后来决定写一本“中国农民的书”。

  “我知道现在书太多,不少书出了印刷厂,就进了垃圾厂,所以我的书一定要有价值。”

  “怎样写,你的书才有价值?”我问他。

  “起码要把农民的心声、现状、需要写出来。社会各界要想帮助农民这个群体,首先也得让别人了解我们农民才行啊。”

  “倾听是一种安慰,倾听同时的开导更是一种鼓励”

  陈军居住的肖家河社区,现有本地人4000,外来务工者却有1.2万。

  几个打工青年,3年前,在这个社区成立了“打工者文化协会”,还办了份社区小报《社区快讯》。陈军是热心的参与者,常替社区小报采访、写稿、送报。为此,他花费了不少时间。菜该收的时候,他却任其继续生长、开花,错过采摘的最佳时机。

  陈军喜欢用笔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他这样写“协会”成立时的情景:

  “在一家超市门口,和店主协商后摆开了桌子。当我们把一块写有‘打工者文化协会报名处’的字幅固定在桌子和自行车之间后,围来了一群人。活泼开朗的露露解释道:‘文化协会’是我们打工者自己组建,为打工者服务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话还没说完,一阵大风吹来,展板被刮得四处都是。我们捡起来,在人们的笑声中,用手扶着展板。又一阵大风刮来,自行车倒下了,在大伙儿的笑声中,国良扶起自行车,像木雕一样坐在后架上,一动不动。”

  打工子弟学校为“文化协会”提供了一间教室,作为临时活动场地。一到周日,陈军就跑去参加打工者的聚会和活动。聚会实际上就是聊天,一些年纪小的打工妹喜欢找陈军聊。

  “可能是我年纪大,像个大哥,所以她们喜欢有话跟我说。起先我没太在意,后来发现在外打工的人,好多都是一个人在北京,受了委屈,有了烦恼,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突然冒出一个灵感:毕竟能来“文化协会”聊天的打工者很少,能不能办个热线电话,专门听他们说说心里话?

  2003年11月,菜农陈军的热线电话试开通,叫“烦忧热线”。

  有人问他干吗不叫“解忧热线”啊?陈军老实地说:“我解不了什么忧,起好听的名也没用。烦恼加忧愁,人家一听就明白了。”

  陈军热情洋溢地写下了《烦忧热线宣言》:“新世纪最可爱的人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办―――一个普通农民的呐喊。”

  “城市外来务工的农民,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痛苦和寂寞时时伴随他们。有时,他们想找人诉说一下内心的痛苦,却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因为几乎没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叙说。而与城市有产阶层相比,悬殊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歧视与不公更让其心灵走向自闭。这样的精神状态对一个社会健康的发展和个人的理想追求,造成的损失是难以用金钱来计算的。给广大农民朋友一个掏心窝的地方,让他们说出内心烦忧;倾听是一种安慰,倾听同时的开导更是一种鼓励,这将让他们有信心去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

  “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征途中,你们肯定会遇到困惑、烦恼甚至于失败,请不要气馁、不要回头,010-62829859的主人在用他微薄的力量支持着你。他不是圣人,不是伟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作为你们中的一员,我愿和你们一起走出困境,走向成功!新世纪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陈军手写了一百多张小广告,在肖家河一带散发。

  第一个人打来电话了,电话通了但没吱声。陈军挺激动地等着,又过了一会儿,对方却把电话挂了,连着两次都是这样。

  “他们肯定有话要说,但又不太信任我,所以才把电话放了。”陈军想了个办法,再接电话时,他先声明:“我们谈话的内容绝对保密,如有泄密,可以诉诸法律。”这样,来电话的人才开腔,热线电话也慢慢多起来。

  “有时候,心情稍稍有点好转,突然一个热线电话打过来,又完了”

  开热线,陈军说开始想得太简单,不就是听听电话嘛,而且接电话又不花钱,一个月下来话费不过百元。可是,有了热线电话后,陈军就被拴住了,没事就得赶紧回家。

  到了种菜最忙的时节,白天干一天活,累得像散了架一样,晚上躺在炕上爬不起来。可越是这个时候,热线电话往往一个接一个。有天夜里12点,来了电话,陈军迷迷糊糊起来听电话,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子,一口气儿说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女孩子说:不行了,我瞌睡了,我要睡了。可陈军一夜没合眼,再也睡不着了。

  有人曾给陈军打过这样的电话:“兄弟,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是在往家里抬棺材呢。”陈军说当时听了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这话的意思。

  像他这样没有接受任何心理学训练的人,办“烦忧热线”本身是件冒险的事。消耗体力、精力不说,还可能恶化情绪,损伤心灵。来电话的人多是倾诉苦闷和烦恼,负面信息接受多了,日积月累,陈军感到身心疲惫。他还发现只要自己心情不好,肯定会出点儿事。到后来,他有了承受不住的感觉。

  陈军自己也有很多烦恼,生存没保障,现在种的两亩菜地,随时可能被征用。三十大几的人了,还光棍一条,这事成了父母的心病,天天叨唠。一块儿种菜的人,闲下来就议论陈军,说他不务正业,是大脑有毛病。

  去年年初,陈军的妹妹突遇车祸去世,母亲天天以泪洗面,陈军心情也很悲痛。

  “有时候,心情稍稍有点好转,突然一个热线电话打过来,又完了,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陈军的心理承受力达到极限。

  幸亏,有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心理学老师,这个老师教了陈军一个“转移法”。遇上心情郁闷时,也要想办法倾诉、排解。比如请朋友们吃吃饭、聊聊天,读书,还可以满大街地走走……

  陈军时不时地自我激励一下:想像一下,多年以后,你带着爱人、孩子,重新走在这地方时,你会想,我在这里经历的苦难真是财富,你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他们,当年有多困难,但你是怎样走到了今天。这样一想,就可以把痛苦放到一边了。

  热线电话的内容,大多是生活的烦恼,男人述说的多是生存压力,苦闷时只有喝酒排解;女孩多讲感情上的事,遇上情感挫折,也有人一下想不开的;也有农民工维权问题,像被扣了工钱、随便被辞退找不到工作、工伤或有病没钱治等等,还有不少人说土地问题。

  我问陈军:“打电话的人,知不知道你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事实上,大部分的电话,我根本就插不上嘴,只是在听。他们清楚我就一种菜的普通农民,什么事也办不了。但这也是我的优势,一下就能说到一块儿,相信我不会伤害他们。”

  有一次,陈军接到一位妇女的电话,这个女人告诉他,自己是从内蒙古来。她的女儿是个小学生,原本健康、活泼,上语文课时,未按教师的要求查完字典,遭到体罚,结果成了个植物人。医药费压得一家喘不过气来,最后把房子都卖了,也没治好孩子的病。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一家人被迫走上了漫漫的诉讼路……

  接完电话,陈军找了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一起去探访母女俩,想给她们一些咨询和建议。临走时,这位母亲哭着说:“跟你们这么说说,心里好受多了。起码在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有人肯听我说话啊。”

  “不清楚市场需要什么,价格好时挣点儿,不好就全赔进去,听天由命,恶性循环”

  去年8月,陈军回老家收秋。得空,他就在村子里走亲访友地搞调查。陈军以为自己生在农村,应该很了解农村,可这次回家他发现好多东西自己并不清楚。

  他家的村子叫丁家梁村,位于张北高原。“与十几年前比,村子确实有进步,但总的来说还很贫苦。人均收入低于国家扶贫线,属于贫困地区。”

  因为穷,村民得了病基本不上医院。陈军说他的两个亲戚得了很重的病,根本没钱治。“他们是小病不治、大病小治,再厉害了,干脆坐在家里等死。”

  调查后,陈军写出了1.5万字的报告―――《丁家梁农民现状调查》。全文共分7章,分别讲述了村庄的现状、教育与卫生状况、公共服务、政府扶贫及干群关系、对外交流与交通等,另外还附有20多个个案访问。

  丁家梁村共有105户人家,陈军将全村人家划分为4个类型。

  一类户,年收入超过万元,以干部家为主。他们收入固定,不用担心天灾人祸;二类户,年收入5000~8000元,这部分人最初是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或良好的社会关系积累了一定资金,然后看准市场需求,或开店,或搞运输,或贩卖牲畜等;三类户,占全村人口的26.11%,人均纯收入586.40元。按照国家温饱线标准,此类户尚未解决温饱,是全村经济的难点;四类户基本上无收入,多是老、病人口。

  陈军认为教育和医疗是农民面临的主要难题。越来越高的教育收费,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例如,一名小学生每年的学杂费要500元,而一名中学生的学费则高达1500~2000元。对一个贫困村庄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更让人惊讶的是,“教育的投入与财富的占有量不成正比”,这是陈军此次调查的一个发现。在村里,最贫穷的“四类户”,在纯收入为零或负数的状况下,他们供出的高学历人才反倒是最多的。

  “在生活中,他们深感教育的重要性,哪怕就是负债累累也坚持让子女上学。到目前为止,村里仍有57.14%的家庭未能还清因子女上学所欠下的债。”

  村民丁某,十多年前,是村里的一类户,几十只绵羊每年给他带来不少的收入,加之养牛和加工油料的收入,丁家日子很富裕。可谁也没想到,两个子女昂贵的学费,使丁家最后负债累累。特别是儿子中专毕业后没有工作,时逢当地政府代培兽医,又花去1万多元。女儿高中毕业后,考取了音乐学院,终因家庭经济无法承担这样的重负,放弃学业,在本地打工。更可怕的是,丁某的妻子由于积劳成疾瘫痪在床,沉重的医疗负担使丁家跌入四类户,并且在几年内没有脱贫的希望。丁家的事例,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其他村民继续供子女读书的积极性,对“知识改变命运”这种说法也产生了怀疑。

  陈军说,现在最精明的要属村里的二类户,他们算了一笔账:一个初中生毕业后,如果上中专或高中需要3年,得花两三万元钱。但如果有两年时间,花1万元钱,孩子就可以学会一门过硬的实用技术。无论是外出打工,还是在当地就业,都有明显的优势。而中专或大学毕业的孩子,面临的可能是失业。所以他们从实用角度出发,把靠技术生存的理念从小灌输到孩子们的脑子里。一到初中就让孩子辍学,去学一门实用技术,学完就用,马上就可以帮家里挣钱。

  去年,看村里一些人家养牛挣钱,陈军的弟弟贷了2万块钱,买了3头牛。牛又生了两头小牛,变成5头牛。“可市场价格下滑,他现在5头牛也值不上2万块。不光白忙了一年,还倒贴钱。”

  农民一家一户,势单力薄,没有抗衡市场的能力。电视上的农业频道收不到,也看不到报纸,信息不灵,两眼一摸黑。比如农业部已经发布消息,说玉米价格下滑了,但零售商还按原价卖给农民,等农民知道了,一年都过去了。

  “不清楚市场需要什么,价格好时挣点儿,不好就全赔进去,听天由命,恶性循环。”陈军认为这是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但这次调查,也让陈军看到了新亮点。

  “只要能让他们看到实际利益和好处,他们就会参与,就会干”

  村里有个青年农民叫杨勇,一年前,被认为是全村最能折腾的“败家子”。他先后贷款数万元,购买了农用三轮车,从事水果、蔬菜、奶牛的贩运。由于不懂经营之道,不说水果、蔬菜不挣钱,就连他贩运的奶牛,最后也只好自己养着,亏本卖都没人愿意买。

  “就在这时,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用他的话说,以前从未想过自己究竟该干点儿什么,老是人家怎么干,自己也怎么干,随波逐流。经过思考他发现,村里的土地较多,如果都种上果树,效益一定会很好。但他缺乏资金又没有号召力,这事也没办成。”

  没料到,当年亏本的生意,歪打正着,成了他致富的法宝。杨勇把目光投向奶牛身上,他发现与前些年比,村里奶牛数目有较大增长。为奶户服务,有利可图,他就用三轮车为奶户运送牛奶和饲料。每月能挣到几百元的收入。

  “他以良好的服务态度和信誉赢得了奶户的信赖,从不扣押奶户资金,赚取不义之财。到了2004年春节后,村里80%的奶户都转到了他建的牛奶中转站,杨勇也在短短的一年内,由贫困户一跃为一类户。”

  还有一个村民叫许亮。

  12年前许亮也没有任何收入,只靠临时打打工维持生活。不过用村民的话说,他脑袋瓜灵。最初他只做些零散的小生意,但收益不比打工差,于是摆脱了打工,与人合买了一台农用三轮车,一起做生意,虽没有赔钱,但效益不太好。最后自己把车买下,从事各种贩运活动。

  “那时,村里的奶牛业刚刚起步,许亮看到这一行业的发展前景。便为奶户提供中转服务,他把一家一户的牛奶收集起来,由村民轮流配合与监督,由奶粉厂提供经济补偿。这样一来,既省却了村民个个到奶粉厂交奶的劳作之苦,又解决了奶粉厂人满为患等烦忧,许亮也从中得到了实惠。”

  通过每天的服务,许亮对奶户及市场信息了如指掌,经常贩卖一些奶牛,使其经济收入逐渐名列全村之首。不过2004年以来,他的服务受到质疑,大量的奶户转到了杨勇门下。

  许亮意识到竞争的厉害,他主动找到杨勇,希望能够合作,共同为村民服务。经过协商,他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与杨勇合作,建起了全村第一个牛奶储运中转站。

  陈军认为:“许亮与杨勇的合作,是我们村第一个村民经济合作组织,它体现了农村服务业期待更新的要求,也体现了许亮这样的农民,顺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增强了。”

  这件事,让陈军很受启发。眼前,村里的奶牛业已有了一定规模,是村民挣钱的主要手段,能不能在村里成立一个养牛协会,为养牛户提供市场化服务?

  “举一个例子,全村一共有奶牛216头,按每头每天7公斤饲料计算,全村每年共需饲料约55万公斤。现在,单个农户购进饲料的价格是每公斤1.5元,如果成立合作组织,集体购进,原本中间商挣去的1毛钱,就可以省下,仅此一项,全村一年就节约资金5万多元。”

  “我们可以用这钱建一所村幼儿园。虽然离我们村一公里外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但农村幼儿教育却是一片空白。许多小孩上学后,都要在一年级读上两三年,念到初中毕业时,已经十七八岁了。

  “如果村里建了幼儿园,会改变许多孩子的学习现状。据村子的情况,建一所幼儿园是可行的,因为有些中师毕业生,回家后没事做,他们完全可以当教师。”

  陈军打算春节回老家时张罗成立“养牛协会”的事。

  我问他乡亲们肯听他招呼?陈军答:“只要能让他们看到实际利益和好处,他们就会参与,就会干!”

  “虽然我来北京8年了,但感觉跟这座城市没联系,与外界打交道还是很困难”

  1月16日,星期天下午两点,陈军主持的“农民工健康与文化”研讨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农药楼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会上来了30多个人,有大学生志愿者,有农友,还有记者等社会热心人士。

  其中要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农民工文化生活现状及需求调查表》的设计。

  有一次,陈军帮“打工者文化协会”送小报,送到一个小理发店时,店里打工的女孩问他:你能不能采访采访我们,现在社会上认为,凡是做美容美发的女孩,还干些不干不净的事,这是误会。陈军真的写了一篇文章,理发店的打工妹们读后说:虽然不太流畅,但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还有一回在街上卖菜,一个小伙子抓着陈军的手不放,他说我认识你,我看过你在社区小报上写的文章。“他挺激动地说,文章里面说的正是他自己想说的话,可是他不会写,也没勇气写。

  走在肖家河一带的大街小巷,陈军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个衣服上五颜六色的油漆小工,或浑身泥点子的农民工,捡起一张小广告、旧报纸,能坐地上看半天……

  “虽然我来北京8年了,但感觉跟这座城市没联系,与外界打交道还是很困难。现在冬闲,像我们一块儿种菜的老乡,只能凑在一块儿打打牌。没有什么更有益的文化活动。”

  “现在,大批农民进了城,但由于农民自身以及社会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外交流异常艰难。所以,我们想搞一次问卷调查,看看能不能摸清他们的生活现状,有哪些需求。我们势单力薄做不了的事,可以呼吁社会一块儿做。”

  “调查问卷”有这样的内容:

  你的业余文化生活:看电视?看书?逛街?其他?每天工作时间多长?工作环境有无隐患和危险?

  现在有无学习欲望?学习动力来自:找工作?业余爱好?适应时代环境?通过学习成才?最迫切需要学习的技能是什么?

  身边有无专为打工者办的刊物?希望打工刊物是什么样的:反映心声?信息交流?技能培训?法律普及?生活常识?娱乐?

  需要何种文化服务:休闲场所?自己的组织?培训?

  初到北京的感觉是:自信?自卑?试试看?对城里人的看法:友好?他们歧视外乡人?没什么了不起的……

  研讨会开得挺热闹,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7点。除了采纳会上大家提的建议外,陈军还要走访几位专家,尽量把问卷设计得科学。他说要赶在1月28日前印出来,利用眼下冬闲时间,把它们发出去。

  我问陈军,干这些事,比如写了调查报告什么的,有社会反响吗?

  他说《丁家梁忧思录》寄给老家的县委宣传部,没回音。媒体对他有报道,还有人给他拍了部纪录片―――《特种农民》。

  “我现在做事,就好像身后有种力量在推动,我想证明:虽然国家、社会重视‘三农’问题,不少人愿意帮助农民,但是,假如农民自己不行动,不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别人再怎么帮也白搭,不能真正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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