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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打不垮的硬汉—海明威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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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海明威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英雄,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他屡次大难不死,佳作迭出,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事业中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本书用明快、活泼的文字,阐释了世界文坛上的“海明威现象”,生动、形象地介绍了海明威的生平,描述了他的硬汉子性格、他的尚武好斗、他的爱情和坎坷的文学创作之路,毫不隐晦地谈到了他的虚荣、自夸和感情生活中的喜新厌旧。同时,全面、准确地评述了海明威优秀的代表性作品,为读者阅读和理解海明威的作品,进入海明威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值得信赖的指导和帮助。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打不垮的硬汉──海明威评传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什么也不怕

  1899年7月21日,芝加哥郊外的奥克帕克村,盛夏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灿烂。一位普通的母亲欢欣地记下了自己的长子出生的情形:小鸟儿唱着它们最悦耳的歌来欢迎这个幼小的陌生人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个幼小的陌生人生下来身长二尺三,体重八斤六两,头发又浓又黑(长大后变成赤黄色),眼睛深蓝色(长大后变成棕褐色),皮肤赤褐色,胖乎乎的脸颊上一边一个小酒窝,出生后的第一声哭喊孔武有力。他就是日后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坛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的厄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童年的海明威是幸福的。他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非常好奇,活泼好动,顽皮可爱。他喜欢看图画册和听故事,喜欢给家人和他感兴趣的物件取各种各样的名字,甚至于喜欢缝衣服。进入安尼小姐的豪斯·英格利赛幼儿园之后,他对大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加入了由他父亲组织起来的自然学习小组,经常钻到树林中去采集标本,或到第斯普灵河两岸的灌木丛里识别鸟类。五岁生日时,他的外祖父霍尔送给他一台显微镜,他对此爱不释手,用它认真地研究自己采集到的岩石和昆虫标本。有趣的是,这时候的海明威完全被盛装打扮成一个女孩形象。远在维多利亚时代,就有把男孩子打扮成女孩子的风尚,具有英国血统并以此为傲的海明威的母亲,大概出于对这种风尚的留恋,刻意把海明威和他姐姐马塞琳打扮成一对双胞胎,穿着绒毛篷松、镶有花边的衣服,戴着花哨的帽子,留着长长的头发,直到六岁后,他才慢慢改着男装。

  海明威的母亲格莱丝·霍尔,是一位天才的女低音歌手。她金发碧眼,肤色红润,性格开朗。尽管由于疾病 (七岁时患家族的传统病猩红热,有几个月眼睛几乎全瞎了,成年后害怕舞台灯光)和婚姻,使得她未能在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上大放光彩,但她终生没有放弃艺术追求。她厌恶做饭、刷碗、洗衣服、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活,全部精力都贯注在艺术活动中,忙于演出、教声乐学生、绘画等等。

  海明威的父亲埃德,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妇产科大夫,他一生中接生过大约三千个婴儿,包括自己的六个孩子:1898年生玛丝琳,1899年生海明威,1902年生厄休拉,1904年生马德琳,1911年生卡罗尔,1915年生莱斯特。埃德精力充沛,活力非凡,不喜欢沉思梦想,讲求实效,热爱大自然和各种户外运动。他讨厌杂乱无章,要求孩子们生活必须有规律,注意整齐清洁,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检查。

  母亲给予了海明威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艺术才华,父亲则给予了他魁梧的品貌和高超的运动本领。从母亲那里,他学会了歌唱和拉大提琴,从父亲那里,则学会了钓鱼、打猎、游泳和做木工活。

  父亲的言传身教和祖父安森、外祖父霍尔 (两人都参加过南北战争并有英勇非凡的表现)讲述的战争故事的熏陶,造就了海明威一生的特性:喜爱渔猎,勇武好斗。两岁多一点,他就开始玩战争游戏,把拾来的木片、木棍比作大口径短枪、长枪、来福枪、左轮和手枪等。五岁时的一天,他急匆匆地跑进外祖父的房间,欣喜若狂地告诉霍尔,他赤手空拳单手拦住了一匹惊马。霍尔为此大为高兴,对海明威的母亲说:“丫头,你听我说,这孩子总有一天会有名声的。如果他遇事多动脑筋,走正道,将来准能出人头地。但若纵容自己,走邪路,将来坐牢也一定有他的份。”六岁时,他在学校的柴房内,捆住了一条睡着了的豪猪,然后兴致勃勃地用斧头把它砍成了碎块。同年,霍尔被战争中留下来的伤痛折磨得受不了,企图自杀,由于埃德偷偷地把子弹卸下来了,因而自杀未成。幼小的海明威则认为,父亲不让受伤痛折磨的外祖父自杀,是残忍而不可原谅的。

  小海明威的好斗,甚至表现在和父母的可笑的对抗上。有一次,海明威不满父母严格的生活规律,不管父母如何打他,他就是不吃蔬菜,造成便秘、痔疮,一连九天都大便不通。格雷丝曾回忆说:“他常沉醉于射猎狼、熊、狮和野牛的幻想中,也喜欢打扮成军人……他受挫失败时,往往大发雷霆,又跳又踢。作游戏时他却又能忍受各种粗暴的对待……他从第一次在湖中游戏起,就什么也不怕……当别人问他怕什么东西时,他兴致勃勃地大声嚷‘我什么也不怕’。”

  或许是父亲的遗传因子更多于母亲的遗传因子的缘故,海明威对母亲强迫他学习大提琴极为不满。格雷丝坚持要海明威参加家庭的室内小型管弦乐队,并主攻大提琴。海明威则自认为没有音乐天才,断言自己就是练一百年,也成不了一个优秀的大提琴手。他埋怨母亲一年不让他上学,让他在家学音乐。事实上,海明威的大提琴拉得还是不错的,在中学时,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他一直担任学校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手,并且颇能胜任。更主要的是,母亲灌输给他的音乐知识,帮助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海明威自己后来也承认这一点。在 《丧钟为谁而鸣》的对位结构中,我们能清晰地辨认出音乐技巧的痕迹。

  当然,海明威不仅仅是一个在沃伦湖畔和广袤的大草原中学习划船、钓鱼、打猎的顽皮男孩,他也乐于博览群书。他的保姆回忆道:“每天晚上,我为他收拾好房子,拿开所有的书,并安排他睡下,他也会甜甜地与我道晚安,但是,第二天早上,你总会发现床垫下,枕套内,到处都塞满了书。他那种什么时候都读书,什么书都读的情形是超越了他那时的年龄。”

  博览群书使得小海明威喜欢给亲友和自己取一些有趣的绰号。他给外祖父取名“阿爸熊”,给祖母取各“爱德莱德·阿妈熊”,叫女佣人为“莉莉熊”。他的这一嗜好甚至保持终身。他一生中曾给自己取名为“威米兹(Wemedge)”、“塔蒂(Taty)”、“斯泰因(Stein)”、“海明斯坦(Hemingstein)”、“赫莫尔霍依特(Hemorrhoid,意为痔。)”、“爸爸”(PaPa)等,除此之外,他给几个妻子、孩子们和许多的朋友都取过滑稽的绰号。

  海明威在整个小学时代都是非常出色的。他从小就爱动脑筋,想象力非常丰富,喜欢编造故事,而且在每个故事中都把自己塑造成恃强凌弱的英雄人物。他曾经登台表演节目,扮演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他甚至还试着做过诗,描写幼年童子军的生活。

  露天游戏(第一次试笔)

  我们做游戏,一次,二次,三次,童子军的生活丰富多姿。

  挥拍猛击,球儿飞跳穿梭。

  右边障碍已扫清。

  畅通无阻。

  厄内斯特·海明威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还没有人聪明胜过海明威

  奥克帕克和里沃佛斯特市立中学是当时最好的中学之一,海明威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是他青年时代的重要经历。刚进中学的时候,他曾经为自己身高太矮而烦恼。个矮,体重轻,甚至于都不符合足球运动员的要求。幸好这种烦恼并没有缠绕他太久,很快海明威的身高就奇迹般地向上猛长,成为一个高大、英俊、孔武有力的美少年。

  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男孩,海明威热爱所有的体育运动。在足球场上,尽管他奔跑速度慢,踢球的脚又像跳舞时一样的笨,但倚仗着身材魁梧,斗志高昂,最终还是穿上了校队的队服。此外,他组织田径队,参加游泳队,并充任学校水球队的队长。

  拳击是小海明威最痴迷的运动,也是后来海明威经常炫耀自己,在演说、回忆录中夸夸其谈的事情。海明威的性格中,有虚荣、自我吹嘘的一面,他后来编造的许多英勇的拳击故事,大都是子虚乌有的事。真实情况是,1916年春,海明威迷上了拳击,并第一次参加拳击比赛。他经常在母亲的音乐室和同学家里的地下室中,组织一大帮同学练习拳击,学习最基本的击打技巧。

  上中学后的海明威依然象小时候一样,每年都急不可耐地盼望夏天的到来,好和朋友一起作长途徒步旅行。当然,与此相伴随的是钓鱼和打猎。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样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爱好,给海明威带来乐趣和裨益的同时,也给他带来过麻烦。十六岁生日过后的一天,海明威和妹妹一起驾着小汽艇到湖边去郊游野餐。他们到洼地之后,一只蓝色的大苍鹭受惊、从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中鸣叫着飞起,海明威一时兴起,一枪把它打了下来。不巧的是,此事让一位湖边的巡逻员发现了,小海明威因为在禁猎区偷猎而平生第一次在法庭受审,并被罚款十五美元。海明威对此事耿耿于怀,若干年之后,他还十分夸张地经常谈起这次少年时代所遭受的最大的挫折。

  在禁猎区打死苍鹭,只能说明海明威的冲动、鲁莽和好胜,并不能因此而说海明威是个坏孩子。相反,海明威也曾有过侠肝义胆、奋不顾身的救人壮举。1917年2月3日的《橡树叶》报(奥克帕克地方报)曾报道说:“奥克帕克中学餐厅的三个女服务员正在乘坐送菜的升降机时,突然发生故障,非常危险,海明威看到后,他立即跳上去,抓住缆链,一个人赤手空拳地吊住滑轮,直到另外四个男孩跑来一起帮忙,才将那几个女服务员救下来。”

  海明威活泼、好动,而且算得上多才多艺,他还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队,大提琴拉得还算出色。他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戏剧演出活动,并且在台上笨拙地扮演各种角色。此外,他有了第一位女朋友朵拉斯·戴维斯。从此,他生命的旅程中,不断地有新的女性面孔出现,作为朋友、情人或妻子。

  除了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之外,海明威还沉迷于写作。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才华和天赋,使他成为英文教师们最喜爱的学生。他给学校的《特拉伊兹》周报写了许多的通讯报道,讲述一些文化艺术动态和社区活动。在体育报道中,他有意模仿一些著名的体育专栏作家快节奏、口语化的独特文风,并且不吝笔墨地夸耀自己不太出色的运动业绩,以至于他在学校体坛上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一些本校的体育明星。

  海明威最早的三个短篇小说都发表在学校办的杂志《书板报(Tabaja)》上。《对马尼图的判决》描述了一个名叫彼尔的印第安人认为他的白人朋友偷了他的钱包,于是他在那位朋友经常往来的森林里的道路上布置了一个陷阱,企图谋杀那人。但后来他发现他的钱包其实是被松鼠拖走了,他赶紧飞奔前往搭救他的朋友。但悲剧已经发生了,他的白人朋友已经被饿狼吞噬。彼尔极度震惊和悔恨,纵身跳进陷阱里自杀。这种骇人听闻的双重死亡故事,显然从著名作家吉卜林的小说《通道的尽头》中得到了启发。《关于颜色的问题》是一个老拳击手给年青人讲述的一个幽默的故事。这个老拳击手给一次拳击比赛做裁判,比赛双方是白人蒙塔纳·唐摩根和黑人佐·甘斯。他断定唐摩根能赢,下了大笔赌注,并雇佣毕·斯卫德躲在拳击场一边的幕布后面,等佐·甘斯退守到这个角落时,就用垒球棒将他打倒。但斯卫德这次却打错了人。他一棒打倒了唐摩根,使老拳击手失去了一大笔赌注。老拳击手事后训斥他:“你怎么搞的,要你打黑人,你却打了白人?”斯卫特恶狠狠地回答说:“我得了色盲症。”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尾,无疑带上了小说大师欧·亨利作品的影子。另外一个短篇《塞皮·静岗》则是借鉴杰克·伦敦的冒险故事,描述了一起野蛮报复事件。

  尽管海明威醉心于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他的学习成绩还是非常优秀的。具体地讲,英文、历史、法律和代数成绩非常出色,动物和化学也不错,只有几何和拉丁文比较一般。对此,奥克帕克中学年鉴上明确记载道:“还没有人聪明胜过海明威。”同样,因为海明威出色的成绩和文学天赋,在中学毕业典礼上,海明威被大家一致推荐上台演讲。

  毕业典礼上的精彩演讲所赢得的掌声和欢呼,并没有抹去临毕业前的海明威心中的阴影:他差一点又一次被送上法庭。毕业前不久,海明威和朋友杰克·潘特科斯特与莫斯曼在第·普灵斯河岸边露营,凌晨两点钟时,他们突然遭到一群“暴徒”的偷袭。这群人吼叫着砍断帐篷的绳子,抢走他们的东西,并向树林里逃去。海明威和杰克惊醒后奋起反击,海明威抡起斧子就向其中一个砍去,差一点把那人的脑袋砍开了。当“暴徒”把狂怒的海明威推进满是泥浆的河里后,他才弄明白这是一场恶作剧,“暴徒”全是奥克帕克的学生,他们在无聊中演出了这场差一点酿成大祸的恶作剧。这件事,海明威永远也没法子忘记,他常常想,要是他那一斧子真的把那人的头砍掉了,事情该如何了结?

  他极为好胜

  中学时代常和海明威一起作徒步旅行的刘易斯·克拉拉汉,曾经这样评论他的朋友:“海明威极为好胜,对任何人包括他的朋友在内均如此。他从不让任何人,包括其家庭和学校,来约束他的行动自由……他总是雄心勃勃,富于竞争性,想干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高中毕业后的海明威充分地显示了这种自主自立、不受任何人约束的独特个性。因为他出色的学习成绩,奥克帕克中学保送他进入伊利诺伊大学,他的父母亲也极力劝告他到他姐姐玛丝琳正在就读的奥柏林学院学习。但此时的海明威所心醉神迷的,不是上大学,而是惨烈的战争,是正在欧洲打得热火朝天的战争。为此他曾多次应征入伍,但每此都因为视力不合格而未能如愿 (海明威曾多次抱怨他的眼睛不好是因为母亲的遗传,甚至吹嘘过他的眼睛是在拳击比赛中被打坏的)。正在这时,不想上大学,又极想摆脱家庭束缚,一个人外出闯荡一阵子的海明威,在著名的堪萨斯城《星报》得到了一份工作,于是,年轻的海明威雄心勃勃地闯进了堪萨斯城。

  在堪萨斯城,海明威是一个脾气好、心地善良的大男孩,同时也是一个精力充沛、勤勤恳恳的新闻记者。他负责采访报道一些突发性的、有影响的社会治安之类的事件,跑派出所,采访刑事案件,搜集社会名流和一些可疑人物的花边新闻,报道凶杀、暴力、事故和其它的死亡事件,等等。他一天到晚在外边疯跑,无论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他都要跑去看看。甚至新闻编辑室有时也无法同他及时取得联系。

  中学时代,海明威就给学校办的报纸和刊物写过报道和短篇小说,现在,海明威的写作才能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和发挥。《星报》曾经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新闻记者。报社内有一个文学部,专门摘录、搜集报刊杂志上一些优秀的文章和新闻资料供记者们和读者阅读。在报社内部发行的工作手册上,指导记者们“如何避免陈词滥调,如何写得生动活泼”,指导他们“写好新闻报导的关键是文句要简短,要以简短的段落开头,用词恰当,语气有力,作文流畅,从正面着笔。”对此,海明威曾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我在学习写作上,得到的最好锻炼,也是写作的重要原则,我永远不会忘记它。”此外,报社里一些出色的记者和编辑也为海明威的新闻写作提供了知识和经验。

  海明威喜欢搞特写,内容大都是犯罪、暴力、拳击、自杀、吸毒、卖淫、英雄行为和死亡事件等等,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他今后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其中后来被发现并重印的代表性报道是《战争、艺术和舞蹈熔于一炉》。

  在堪萨斯,海明威的侠肝义胆又一次得到了出色的表演。有一天,他因事匆匆忙忙到火车站去,发现一个天花患者发高烧倒在地上,周围的人因害怕传染都躲得远远的,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海明威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背起他走出车站,雇了一辆出租车,把病人送进了医院,并由《星报》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而且,这位大夫的儿子还特意嘱咐出租车司机,建议他对汽车进行消毒。

  海明威在学习写作的同时,关注并向往着欧洲大陆上烽火连天的战争,他的兴趣始终在于如何杀上前线去。然而,视力不好始终是海明威赴欧参战的最大障碍。他在给姐姐玛丝琳的信中写道:“我们都像母亲,眼睛有毛病。”但接下来他又写道:“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一定要到欧洲去。我不能因为眼睛有毛病,就放弃我去欧洲的愿望。”

  机会终于来了。海明威从 《星报》的一位年青同事那里,找到了参军的途径。这位二十二岁的黑发青年叫赛奥多·布伦伯克,上大学时,一个高速飞行的高尔夫球打中了他的眼睛,使他的一只眼睛变成了玻璃做的假眼睛,但他成功地应征参加了美国陆军,并在法国战场上度过了极富传奇色彩的四个月。他的办法是参加红十字车队,因为车队对救护车司机的视力要求不高。海明威立即效法布伦伯克,报名参加了陆军的红十字车队,成为一名救护车志愿司机,对他来说,虽然当司机不如操枪冲锋陷阵过瘾,但毕竟可以赴欧参战了。

  海明威兴高采烈地盼望着奔赴战场。有一天晚上,他喝着红葡萄酒,捧着勃朗宁夫人的诗集,兴致勃勃地朗诵了一个通宵。在这种兴奋难耐和狂热的等待中,海明威对父母玩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幽默。他在家信中宣布自己与有名的电影明星梅·玛莎订婚,声称玛莎答应等他从战场上归来后就结婚,这个消息使海明威的父母非常伤心,他们没有想到海明威在婚姻大事上不与他们通气便自作主张,而且他们担心这位电影界的女妖会毁了海明威一生的幸福。后来,海明威的解释是,这仅仅是一次幻觉,一个玩笑而已。这次幽默造成的震荡在其父亲埃德的信中可以看到:“你半小时前来电话解释这只是开了一场 ‘玩笑’,我听到后,得到了安慰。你这个小小的‘玩笑’,却使你母亲和我连续五个晚上失眠。我希望你尽快给你亲爱的母亲写信,安慰她破碎的心。”

  穿着高领高襟上衣和灯笼裤,戴着军帽,衣领和帽子上缀着红十字徽章,身上佩挂着少尉军衔的海明威,在志愿军行列里接受了威尔逊总统的检阅之后,奔赴欧洲,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七个多月之后,当他的父亲和姐姐流着眼泪高兴地在芝加哥火车站迎接他归来时,海明威已经大不一样了:穿着军装,披着意大利军官的黑色斗篷,领口扣着银色花钩,脚蹬西班牙式高统皮军靴,带着几十个伤疤,带着残留在大腿上的碎弹片,带着三枚银十字军功章,带着缴获的奥地利钢盔、左轮手枪和信号弹枪,活脱脱一个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青年英雄形象。稍为不如人意的是,因为伤痛未完全康复,走起来两腿硬梆梆的,而且一步一瘸。

  在意大利战场上负伤后载誉归来的海明威,受到了家庭、亲友和新闻界的热烈欢迎。堪萨斯城《星报》、《美洲芝加哥报》、《奥克帕克报》、《纽约太阳报》都详细地报道了海明威的战功、受勋、康复以及他回到家乡的情况。为了表示对这位仪表堂堂、高大魁梧并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青年英雄的感激和景仰之情,芝加哥的一些意大利籍的社团成员,为他组织了两次聚会。一些学校、俱乐部和教堂纷纷请他前去讲演,而每次讲演,在血迹斑斑、弹痕累累的裤子和战利品的烘托下,均能赢得热烈的欢迎。

  激情总是短暂的,欢迎的热潮过后,海明威感到了莫名的孤独。从前的朋友们都各有各的工作,他就好象“被关在一只密封的大匣子里的人”(玛丝琳语)一样,依靠朝天打照明弹来驱散无聊的感觉。随着爱情的失落,海明威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海明威受伤后,在米兰的战地医院治伤和疗养期间,和护理他的护士阿格妞丝建立了爱情,尽管他只有十九岁,而阿格妞丝已经二十六岁,他们还是真诚地相爱了。但海明威回国后,情况就变了。刚回国时,他们的通信还情意绵绵、缠绵悱恻,但不久阿格妞丝就来信说她与一个那不勒斯的美貌青年相爱了。那是一位富有的公爵继承人,自然比“毛头小伙子”海明威更适合于托付终身。

  海明威愤恨、恼怒、惶恐不安,直至持续高烧,大病一场。对他来说,女人的背叛是无法容忍和接受的,而解除痛苦,恢复精神的办法除了不停地喝酒之外,就是打猎和创作。

  打猎总是狂放不羁的,而海明威的狂放中,又常常被抹上了一层与法律开玩笑的色彩。一次,海明威和同样是从前线归来的詹金斯以及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去北部森林狩猎。他们带着从奥地利人那里缴获来的卡宾枪和足够的子弹,开着一辆破旧的旅行车,按计划钓鱼、打猎、露营、野炊、喝酒抽烟、放声高歌。或许是太兴奋了,在经过波恩镇时,海明威出了一个有趣的馊主意。当汽车开过路灯下时,开枪把灯泡打碎。在卡宾枪的狂扫下,有五、六个灯泡在子弹的呼啸声中碎裂了。不久,他们就受到了从后面追来的警察的盘问。幸亏警察没有发现他们就是灯泡事件的主角,否则,海明威恐怕又得上法庭。

  这段时间,海明威创作了 《匹克斯·麦克卡蒂冲过去渥皮安的道路》、《滔滔双心河》、《结局》、《风,刮了三天三晚》等各方面都稍嫌粗糙的小说。与创作有关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海明威于1920年1月中旬应邀到多伦多一位商店经理的家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辅导一位瘸腿的孩子。这家的主人拉尔夫·康纳布尔和《多伦多之星周刊》的主编克兰斯顿等人非常要好。在他的引荐之下,尽管克兰斯顿并未感觉到海明威“有可能发展成为不平凡的人物”,但还是安排他在周末娱乐版写一些通俗人情味的小说,每篇稿酬最高十美元。到夏天海明威返回沃伦湖畔时,海明威一共发表了十一篇小说。后来,海明威1920年10月搬到芝加哥独住,一直至1921年12月赴欧洲大陆为《每日星报》作记者时为止,他又在《多伦多之星周刊》上发表了二十二个短篇。其中涉及的题材有出租绘画作品、走私威士忌酒、野营、钓鱼、拳击、小偷、饲养狐狸等等。较为成熟的作品有 《大二心河》、《野蛮的西部也来到了芝加哥》等。

  伤愈后的海明威一如既往地追求着各种各样强烈的刺激。克兰斯顿发现:“仅只为了好奇兴奋,海明威是无事不可为。在吃的方面,他也是为了尝尝味道,什么都可以吃,他吃过鼻涕虫、蚯蚓、蜥蜴以及世界各处野蛮部落的奇珍异馔。”有一次,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和脚板厚实,他故意从一些碎玻璃上走过,即使脚上割破了好几处,他依然若无其事,而且下次照干不误。

  显然,海明威并不是个循规蹈矩的青年。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他与父母亲的关系破裂了。海明威的父母亲,特别是母亲格莱丝,认为海明威除了写作以外别无雄心,而且懒惰、贪图享受,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他们开始不满海明威的种种表现,厌烦情绪与日俱增,终于因一件小事而导致了关系的破裂。海明威刚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的一天晚上,海明威的妹妹和邻居家的女孩策划了一次在湖边树林里的半夜午餐会,邀请海明威和另一位男青年参加,他们假睡骗过家人之后,半夜爬起来,跑到沙地高坡处狂欢,两个男孩子还搂着女孩子在角落里亲吻。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一个女孩的母亲跑到海明威家里闹翻了。痛骂海明威勾引女孩子组织了这次放荡下流的半夜聚会。早已心怀不满的格莱丝和儿子彻底摊牌了:

  亲爱的厄内斯特,我的儿子,你如果还不醒悟过来,停止过那

  好吃懒做的浪荡生活,停止靠他人为生的生活,大吃大喝,赚多少

  吃多少,挥霍浪费,停止用所谓俊俏的脸蛋去勾引容易上当的姑娘

  或者你仍然对救世主上帝、耶稣基督不虔诚,不尽教职。一句话,你如果不自觉到自己已长大成人,应该有男子汉的堂堂气魄,那你

  将一事无成,招致自我毁灭。我对你的爱和耐心完全被你给夺走

  了……

  格莱丝的最后决定是:“只有你学好了,不再给妈丢脸了,才能再进家门。”

  海明威能够毫不畏惧地面对奥地利人射来的子弹,却没有勇气应付母亲的谴责。他收拾好随身用品,带上他那台老掉了牙的打字机,走向外面的世界,尽管前途吉凶未卜,但他坚信自己将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

  巴黎是流动的宴会

  海明威从家里搬出来后,先是寄居在一个朋友的大套间里。这时,失业的海明威日子过得很不景气。他后来曾不无苦涩地回忆说:“那个战后的夏天我穷困潦倒,寄居在供膳宿舍或经济公寓内。酷热的夜晚,我沿湖漫步。有了一点钱,就跑到中国餐馆大嚼一顿。这样穷对付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不过,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海明威找到了一份给《全国互助合作》月刊当编辑的工作,周薪四、五十美元,而且和朋友们一起分租了一套公寓房子。

  在芝加哥,海明威认识并爱上了比他大八岁的漂亮女郎伊丽莎白·哈德莉·理查逊。1921年9月3日,他们在密执安州的霍顿湾的一个卫理分会教堂举行了婚礼。海明威从哈德莉那里获得了阿格妞丝未能给他的一切——一个美丽的女人的爱情和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哈德莉有一小笔信用基金,每年大约有二、三千元钱的收入,结婚后的一个月,她的叔父去世,她又意外地获得了一笔八千美元的遗产。用这笔钱,海明威可以携夫人一起实现去巴黎寻求文学事业的发展的憧憬,而且能在巴黎过得舒舒服服。

  是安德森·舍伍德劝说海明威去巴黎的。海明威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这位刚从巴黎回来的著名作家。安德森把他介绍给了“芝加哥派”的一些作家,并向当时在巴黎的一些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写了友好的介绍信,这些知名人士包括庞德、斯泰因、西尔维亚·比奇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商)和刘易斯·加兰蒂尔等。信中说:“海明威是一个有卓著才华的年轻人,我相信他有一天总会崭露头角的。他曾经是一个颇负盛名的新闻记者。”海明威去巴黎之前,接受了《多伦多每日星报》的聘请,成为它常驻欧洲的记者。

  在从纽约启程开往巴黎的“里奥波迪纳”号轮船上,海明威又一次得到机会展示了他善良、仗义、乐于助人的天性。当他因为兴奋而又喝酒又跳舞时,他发现一个法国姑娘带着一个哭叫不停的婴儿坐在下等舱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美国大兵,遗弃了她和孩子。她身上的钱几乎全部花光了,只剩下最后的十法郎。海明威在愤怒地谴责那个美国大兵的同时,主动组织了三场拳击赛,为这个可怜的法国姑娘募捐。他的对手是来自盐湖城的意大利士兵享利·科迪,海明威依仗身体重量和身高臂长,赢得了比赛。同时,他的募捐义举使得大西洋上枯燥乏味的旅行变得富有人情味了。

  1921年12月22日,海明威夫妇到达巴黎。一开始他们住在雅各布街的雅各布旅馆。半个月之后,他们搬到了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七十四号一幢很简陋的公寓里,这是一个聚集了无数醉汉和贫民的地区,阴暗而又沉闷。尽管如此,海明威为自己到了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而兴奋不已,颇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把自己关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进行写作,对自己的创作天才和文学前途充满了自信,认定自己很快就将进入辉煌的时代,正如他在《午后之死》中所写的那样,“让那些打算拯救世界的人去随心所欲吧,最伟大的事莫过于持续下去并完成你的事业。”

  巴黎时期的青年海明威,是个漂亮、健壮的高个小伙子。他举止文雅(远没有后来那样粗暴),说话轻言细语,具有中西部人那种活泼明快、热情开朗的生活作风。朋友们认为他“一踏进房间,会把整个屋子里的氧气吸尽”,“甚至在怨恨别人时都有一种魅力。”这种善于吸引人的注意力、广交朋友的天性,加上安德森·舍伍德的介绍,使海明威在巴黎很快就结识了许多重要的、很有影响的朋友,如毕加索、埃兹拉·庞德、格特鲁德·斯泰因、西尔维亚·比奇、詹姆斯·乔伊斯、温德姆·刘易斯、莫利·卡拉汉、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杰拉尔德·墨菲等等,其中两个和海明威的文学事业关系最重要的人物便是埃兹拉·庞德和格特鲁德·斯泰因。

  在海明威的眼中,埃兹拉·庞德颇像一个波希米亚主义者,他蓄着山羊胡子,一头棕褐色的波浪式头发,眼睛锐利而有神,喜欢夸夸其谈,生活上放荡不羁。这位高个子的意象主义代表人物是先锋派艺术的热情的鼓吹者,他编辑出版了 T·S·艾略特的《荒原》,极力促成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他虽然比海明威大十四岁,而且从1907年以后就一直住在欧洲,但他与海明威一见面就成了互敬互爱的朋友。对文学事业充满激情的痴迷,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海明威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过:“他教我写作,我教他拳击。”庞德“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最信赖的评论家。他是相信最贴切词汇的人 (只用一个,而且是唯一正确的词),是曾经教导我不要去相信形容词的人。”在教会海明威“怎样写和不能那样写”的同时,庞德竭力扶持这位拳击教师的写作,帮助他出版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新托马斯诗歌》与其它早期的短篇小说和诗歌,都发表在庞德主编的《小评论》、《流放》、《人物简介》、《当代诗选》等书刊上。对于庞德的帮助和友谊,海明威给予了最真诚的回报。尽管海明威在文学领域的声誉和威望很快就超过了庞德,但他始终如一地高度评价庞德的文学创作成就,感谢他最初的帮助。特别是庞德后来处境窘迫时,海明威的友谊更显得珍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庞德百般辱骂罗斯福政府,无耻吹捧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为罗马电台作英语广播,厚颜无耻地攻击自己的祖国。1945年他被在欧洲登陆的美军逮捕,押回美国候审。这时,海明威没有抛弃与庞德的友谊,他与麦克利什、弗罗斯特、艾略特一起,在1958年设法使庞德获释。并在此之前两年,给关在精神病院中的庞德送去了一千美元的支票,这在当时绝非小数目了。庞德去世前,曾感激地说:“海明威没有令我失望……在他得意时,我从未见他只为自己打算。”

  年龄大得足以当海明威母亲的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形象和性格上也酷似海明威的母亲格莱丝,两人都长得轮廓清晰优美,而且都易于冲动,以自我为中心。这位富有的女作家当时在巴黎文坛名气很大,许多人得到过她的帮助。由于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海明威与斯泰因很快就建立了友谊,而且这种友谊发展很快。斯泰因欣赏这位漂亮小伙子对她的尊敬和爱戴,热心地指导他的创作,帮助他在巴黎文坛站稳脚跟。海明威在斯泰因面前则异常地温驯,甚至在“恋母情结”的驱使下,产生非份的念头。海明威承认“我总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她明白这点,这是很健康的感情,比某些言谈更能说明问题。”当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斯泰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同性恋者。或许正是因为斯泰因的同性恋问题,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一方面,海明威不能忍受斯泰因总是把他当作孩子对待,并且对斯泰因疯狂的同性恋性生活感到恶心。另一方面,斯泰因要求海明威总是随着自己的手指转动,她的性伙伴艾丽丝小姐则对海明威十分妒忌。此外,斯泰因创作才华的平庸,也注定了海明威不能忍受别人把他当成斯泰因的门徒。这一切打碎了他们之间迅速建立起来的友谊。互相吹捧和感恩戴德之后,紧接着的便是互相诋毁和谩骂。斯泰因嘲讽海明威是“胆小鬼”,指责他智力迟钝、身体虚弱,甚至命令自己宠爱的白色卷毛狗:“去,装扮成海明威,要表演得凶狠一些。”海明威的反击是抨击斯泰因文学创作上的低能和令人厌恶的同性恋生活,相传他曾经给斯泰因发过一份电报:“一条母狗是一条母狗是一条母狗”。

  海明威是以《多伦多每日星报》驻欧记者的身份去巴黎的,应当说,他始终认真、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短短几年时间,他几乎跑遍了欧洲大陆,到处奔波采访,好在海明威从小就酷爱远游,因此他对于采访工作乐此不疲。

  1922年4月,海明威从巴黎赶到意大利热那亚,采访国际经济会议,这是自1919年凡尔赛和谈之后的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海明威为《多伦多星报》写了十五篇文章,报道了参加会议的政治家的个性及其局限性。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首次返回意大利。同年6月,海明威携夫人哈德莉一起又重访意大利,除了带妻子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己曾到过的地方以外,海明威在这次旅行中,认真考察、研究、报道了亚平宁半岛上如火如荼的法西斯运动,在米兰《意大利人民报》编辑部采访了黑索里尼,感觉到了墨索里尼正坐在火药桶上,并准备亲手点燃导火索。11月,海明威在洛桑第二次访问了这位已经夺取了政权的独裁者。值得注意的是,当国际社会的许多人正高声颂扬这位法西斯领袖时,海明威尖锐地看透了黑索里尼的伪装,他认定墨索里尼是“欧洲最大的骗子”,警告人们“对一个穿黑衬衫、白鞋罩的人,我们犯了某种错误,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他甚至写了一首非常刻薄的诗,发表在1923年春季的《小评论》上:

  墨索里尼有一对

  眼白大瞳孔小

  酷似非洲人的眼睛,保镖时刻紧随身后,那照片上正在看书的人

  拿的却是一本倒着的书。

  海明威的所有采访和报道,都是在愉快的旅行中完成的。1922年10月赴希腊-土耳其战争的战场,写了大约十四篇文章,报道了希腊军队的溃败和土耳其军队的残暴,明确表明了对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和无能将军的痛恨,对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普通百姓的同情。12月在洛桑,报道了确定新的土耳其边界和规定希腊的战争赔偿的国际会议,向《多伦多星报》的读者们描述了契切林 (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等各国的政治领袖。除此之外,1923年1月参观游览了拉帕罗。2月游历意大利北部。3- 4月在科蒂纳滑雪。4- 5月在法国报道法军占领鲁尔工业区。5- 7月周游西班牙,并从此爱上了斗牛运动。在这些频繁的旅游中,海明威写了大量评论欧洲现实生活的文章,向北美大陆的人们介绍欧洲的生活开支、夜生活、外汇市场的变化、法国的时尚、瑞士的名胜、德国的通货膨胀、俄罗斯流亡者等等。另外,他还有许多文章介绍了钓鱼、滑雪、斗牛等他所喜爱的体育运动。应当说,作为记者,海明威是很称职的,他非常勤奋,对新闻报道也很内行。但他的记者朋友们也注意到,海明威对记者工作有点轻慢,经常把最好的材料保存起来作为创作小说之用。“他对此满不在乎,除非新闻工作能为他提供急需的费用,并能使他与其他作家建立联系。”

  海明威一登上欧洲大陆,便雄心勃勃地向文学的滩头堡进攻,并获得了成功。他不仅在巴黎的文学圈子中站住了脚,与众多的文学界名人建立了友谊,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发表了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

  太阳升起来了

  正当海明威沉迷于写作和无休无止地漫游欧洲列国时,哈德莉告诉他,她怀孕了。这个消息没有给海明威带来多少要当父亲的期待和欣喜,相反,海明威对此忧心忡忡,认为哈德莉约束与限制了他的自由,而他自己要作父亲还太年轻了一点。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一旦结婚就倒了霉。”

  由于哈德莉认为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设备、医疗水准以及医生、护士的业务水平都比巴黎要好,海明威不得不离开他极为留恋的巴黎,和哈德莉一起于1923年8月底回到了多伦多。为了承担家庭经济的重担,海明威在《每日星报》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份工作使海明威倍受羞辱,并迫使他提前返回巴黎。

  作为一位颇有名气的驻欧洲记者,海明威无缘无故地遭到助理主编哈里·欣德马什的蓄意迫害。欣德马什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无德无能的蹩脚文人,靠着娶了《每日星报》社长的女儿而爬上助理主编的位置,他妒忌其他人的才华和成就,想方设法挫伤成功者的情绪。虽然他和海明威从来没有什么过节,但海明威的才华和已经取得的成就,足以招来他的迫害。海明威经常被打发去采访一些毫无价值的新闻,甚至发表文章时不能署名,在哈德莉分娩前夕依然被派去其它城市采访,使得海明威不能目睹自己儿子的降生。海明威愤愤地说:“在欣德马什手下工作,如同在德国军队里一位最蹩脚的指挥员手下工作一样。”他厌恶这个耗费精力、乏味无聊的工作,讨厌多伦多这个枯燥的、道德上极为拘谨的城市,怀念巴黎的轻松、活跃,渴望回到那种充满友谊、刺激和成功感的文学圈子中。在他看来,如果不迅速摆脱多伦多和 《每日星报》,不摆脱那个该死的欣德马什,他的灵魂,他的创作灵感将会迅速枯竭,他的文学生命也就会因此完结。这一切,促使海明威最终和《每日星报》决裂。他辞去了每周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匆匆地看望了住在奥克帕克的父母后,携夫人和刚刚三个多月的婴儿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海明威一起,于1924年1月底重返法国。

  回到巴黎后,海明威成为了专业作家,以写作谋生。他接受庞德的建议,协助马多克斯·福特主编短命的《泛大西洋评论》。福特是一位老作家,他在文学界朋友众多,在小说创作和编辑工作上都颇有成就。他对海明威评价甚高,在1925年初版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普及本的护封上,福特写道:“当今美国最优秀的作家,最严肃认真的,写作技巧最娴熟、最精湛的是厄内斯特·海明威。”在后来的 《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福特把海明威与康拉德、W·H·赫德森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我五十多年来所读过的作品中三名无懈可击的英文散文作家之一。”尽管如此,海明威对他称之为“有出息的矮胖子”的福特越来越反感,在他的眼里,福特是个不修边幅、假装斯文、口有恶臭的势利小人。在海明威的许多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中,福特都遭到了指责和攻击。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许多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认为海明威的个性中,有“忘恩负义”这一条。

  由于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又没有固定的薪水,海明威在经济上比较拮据。但他坚定地抵制了金钱的诱惑,努力维护创作的严肃性和艺术上独特的追求。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平静安定中写作对我来说比陷入毁灭美国作家们的金钱陷阱重要得多,我要尽力去创作,从不去考虑销路问题,也从不考虑它会给我带来什么,甚至也不想它能否发表。”

  在海明威看来,文学创作是一项需要终身孜孜以求的事业,它好比是文坛上竞争激烈的职业拳击赛。同时代的人都相互竞争,他们又与前辈大师们竞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作家要作的事情是,写出前人没有写出的作品,或超过已去世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为了在文坛拳击台上威风八面,立于不败之地,海明威认真地研究和学习了前辈大师及同时代卓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伊凡·屠格涅夫、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亨利·菲尔丁、斯蒂芬·克莱思、康拉德、D·H·劳伦斯、马克·吐温、乔伊斯、吉

  卜林、庞德等等,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影响过海明威。其中,托尔斯泰是海明威心目中的文学英雄,在许多文章中,他都高度赞扬了托尔斯泰不朽的艺术成就,并把托翁看作是评判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

  和世界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家一样,海明威在文坛上并非一开始就春风得意,杂志编辑和出版商们对海明威的作品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口是心非》杂志是美国第一份发表海明威诗作的刊物,但1922年6月发表他的四行诗《终极》之后,一分钱稿费也没给他。1923、1924年,海明威虽然设法在《小评论》、《泛大西洋评论》、《横断面》、《本季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和文章,但1924年全年他只拿到了五十美元的稿酬。1925年3月,《打不败的人》被斯科菲尔德·塞耶主编的《日暑》杂志退回。1926年秋末,已经颇有名气的海明威的《阿尔卑斯山牧歌》被共产党刊物《新群众》退回。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沉闷的日子并不太长。海明威世界的第一束曙光,来自于 1923年底。爱德华·奥布赖恩把海明威的《我的老人》编入《1923年最佳短篇小说集》(1924年1月出版)。1923年8月,麦克阿蒙的“康达克特”出版公司出版了海明威的《三篇小说与十首诗》,尽管这是本小册子,而且只印了三百册(这三百册书中的任何一本,目前售价高达数万美元),但它毕竟是海明威的第一个集子,标志着他在文坛已经站稳了脚跟。1924年1月到7月,海明威重返法国,成为专业作家的头六个月,他就完成了九篇小说。这些小说和其它早期作品一起后来收入了《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书中,1925年10月由博奈和利夫莱特出版公司出版,并成为海明威第一部获得稿酬的书。从此,文坛上的海明威火山开始集聚地浆和溶岩。并最终猛烈地喷发出来,震撼了整个世界。

  令海明威非常难堪的是,海明威的创作受到了他父母的鄙弃和谴责。对于海明威小说中关于两性关系、爱恋情形、暴力、流血等等的描写,拘谨、从俗、清教徒式的父母极为反感。他们坚定地声称,宁可看到海明威进入坟墓,也不愿意看到海明威写他那些肮脏的东西。他父亲指导他说:“你把世界描写得兽欲横流,去发掘那些欢跃的、催人向上的、乐观而高尚的特性吧。”海明威成名之后,当读者们热烈欢呼海明威的新作问世时,他父亲总是哀叹:“厄内斯特又写了一部龌龊的作品。”同样,当海明威刚刚尝试写作时,他的母亲就警告他:“你所写的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当赢得广泛赞誉的《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时,她愤怒谴责它是“当年最污秽的图书之一”,并指责他“除‘他妈的’、‘狗娘养的’,在你的字典里肯定还有其它字——每一页都充满了令我恶心的字眼”。父母对海明威作品的厌恶,甚至使海明威的姐妹们也只能偷偷阅读他的作品,并把它们藏起来,而不敢让父母发现。

  在巴黎,海明威继续保持他少年时代以来的爱好:旅游,他和夫人一起以巴黎为根据地,频频地到周围国家去旅行。这时,海明威夫妇经济上很拮据,海明威没有固定的收入,哈德莉的财产 (主要是继承下来的遗产)也被委托管理人损失了好几千美元。银行里的存款急剧减少。经济上的窘迫使哈德莉连一件象样点的衣服都没有,衣服式样过时,而且很破旧,有时甚至连补鞋的钱都没有。即使是在这种穷困的条件下,海明威依然认为:“我们在世上只活一次,让我们痛痛快快玩一下吧。”他们去西班牙看斗牛,去奥地利滑雪,生活依旧充满阳光和多姿多彩。

  阴影很快就来了。正当海明威在文学上不断进击时,他与哈德莉的夫妻关系开始恶化。哈德莉生完小孩后开始发胖,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同时,他们之间八岁的年龄差别也越来越明显。海明威是一个不断追求新的感觉和新的刺激的人。哈德莉不能满足他的这种要求,因此他被别的年轻女人所诱惑,也就不可避免了。菲茨杰拉德 (著名作家《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的作者)认识了海明威,并与他建立了友谊之后,在给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卡拉汉的信中说:“我得出了这么一个论断:海明威每写一部成名的著作就需要一个新的女人。在写短篇小说集和《太阳照样升起》时,他有一个。接着他爱上了波琳,就写出了《永别了,武器》这部巨著。如果他再有新的成名之作问世,我想我们将发现海明威会有另一位妻子。”

  对海明威的第一次婚姻的威胁,首先来自一位同样比海明威大好几岁的已婚妇女玛丽·达芙·特怀斯登。当这位性感的英国女郎拒绝了海明威的求爱之后,波琳·法伊弗填补了她的位置。1926年2月开始,海明威摆脱不了感情的诱惑,与波琳同居。他和哈德莉在经过了痛苦的感情煎熬之后,于8月分居。1927年1月海明威与哈德莉因“性格合不来”离婚,5月,他和波琳结婚。

  在新旧婚姻的变更交替和极度混乱的感情生活中,海明威创作完成了《太阳照样升起》。正当他和达芙·特怀斯登勾勾搭搭时,1925年7月21日他生日那天在巴伦西亚开始动笔写作。接着在马德里和昂代继续写作,两个月之后,在巴黎完成初稿,以后的半年,他仔细地修改了全书,当时,正是他摆脱了对达芙的迷恋,爱上波琳的时候。1926年8月他修改完了校样,并将此书献给被他遗弃的哈德莉和儿子,当时,他与哈德莉已经分居。1926年10月,《太阳照样升起》由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正式出版。

  《太阳照样升起》一出版就赢得了广泛的赞扬,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世界性大作家的声誉。狂热的女大学生们以小说中的主人公布雷特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中西部地区的英俊小伙子们则渴望成为海明威小说中男主角式的人物。传记作家赫伯特·戈尔曼声称,《太阳照样升起》描绘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崩溃”,描绘了“思想上丧失了指导目标的一代人”,描绘了“受时代、命运或勇气驱使而导致狂热的一代人。”《太阳照样升起》无疑是海明威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但因为它的问世,伴随着离婚丑闻和改信天主教 (为了与波琳结婚,改信她的宗教),因此,它在奥克帕克不受欢迎。在他的父母看来,他从此失去了哈德莉在道德方面的约束,陷入到一群勾引人、放纵他的恶习的天主教徒中去了。

  和波琳结婚后,富有的妻子为海明威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他们有了一套优雅、宽敞、设备齐全的住房,有了可靠的经济保障。海明威可以无所顾忌地投入到创作中去。不久,波琳发现,“当他心情好的时候,和他很好相处,在他正要动手写作之前,他是令人害怕的,不发脾气他就写不出东西来。当他说以后再也不写作时,我知道他又要开始写作了。”

  海明威第二次婚姻的最初成果是《没有女人的男人》,这本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27年10月,收集了他那些在《大西洋月刊》、《斯克里布纳》、《新共和》等全国性大杂志上发表过的十篇小说和其它几篇尚未发表过的短篇作品。这部内容参差不齐的选集,有意识地删去了“有关女性方面温柔的内容”,充满了暴力、战争、流血、婚变、吸毒和伤亡。这部集子获得了又一次成功,头六个月就销售了近两万册,评论家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小说中塑造了“具有比较复杂的气质和极为敏感相结合的高度文明的人物”。多萝西·帕克甚至认为这些“确实堪称顶呱呱”的短篇小说,比《太阳照样升起》更有价值、更动人。

  1927年下半年,波琳怀孕了,出于与哈德莉同样的考虑,波琳要求海明威和她一起回美国生孩子。对海明威来说,他的许多朋友已经离开了巴黎,况且巴黎虽然能勾起他对第一次婚姻的回忆,但也能给这些回忆罩上阴影。因此,海明威接受了波琳的建议。1928年3月海明威夫妇乘“奥利塔”号轮船离开法国,4月初抵达佛罗里达。自从离开巴黎以后,海明威再也没有在大城市中定居过。

  我希望成为一个正直的作家

  回到美国后,海明威夫妇选择基韦斯特作为安家的地方。基韦斯特是佛罗里达半岛顶端伸向大西洋中的一系列亚热带小岛中的最后一个,也是美国最南端的小镇。全岛不到七平方英里,离古巴近(离哈瓦那九十英里),离美国远(离大陆本土一百二十英里),具有浓郁的异国风情。海明威对这个小岛充满了热情,他告诉朋友们“这是我所到过的地方中最好的一个,遍地花草树木,罗望子树、番石榴树、椰子树……”漂亮的海湾、沙滩、游泳、钓鱼、斗鸡、华丽的酒吧和走私来的威士忌酒,都使海明威兴奋不已、精神振奋。在基韦斯特的十多年中,海明威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永别了,武器》、《午后之死》、《胜者无所得》、《非洲的青山》、《有的和没有的》、《弗朗西斯·麦康伯》、《乞力马扎罗的雪》、《第五纵队》、《西班牙的土地》以及 《丧钟为谁而鸣》的开头部分等等。

  1928年6月28日,波琳在堪萨斯城医院分娩,在经历了长达十七个小时的难产之后,医生不得不施行剖腹产手术,取出了一个男孩。海明威给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叫帕特里克。

  海明威讨厌婴儿,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因此,帕特里克出生后不到一个月就和他母亲一起被送他外祖父母家里。在海明威看来,婴儿的吵嚷和哭闹,严重地干扰了他的写作,另外,也使他无法外出旅行。旅行是海明威终生的爱好。从基韦斯特出发,海明威频繁地到古巴、美国大陆各地 (特别是西部地区)去旅行,“大牧场和银灰色的山艾树,水渠里湍急的流水和苍翠的苜蓿,还有那伸向群山之巅的蜿蜒小路和好似糜鹿般羞怯的夏日的牛群”,都强烈地吸引着海明威。有时,海明威也重返欧洲做短暂的旅行。当然,与这些旅行相伴相随的是钓鱼、打猎、各种各样的冒险和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故。

  1928年12月6日,海明威夫妇在全国各地奔忙时,得到了海明威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们只得匆匆赶往奥克帕克。

  埃德·海明威是自杀的。他是大夫,但无法治愈自己的病。长期以来,埃德忍受着糖尿病、心绞痛、可怕的头痛病的折磨,常常因此而情绪极度低落,企图自杀。恰在这时,埃德的房地产生意惨败,损失了几乎全部的资金,而当他向兄弟乔治借钱时,富有而卑鄙的乔治残酷地拒绝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埃德笃信宗教,是个相信自杀有罪的虔诚的教徒,但他万念俱灭,还是主动投向了死神的怀抱,用海明威祖父从南北战争中带回来的史密斯和韦森牌32口径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埃德的自杀使海明威非常震惊,一般地讲,他还是比较尊重和爱戴自己的父亲的。他把父亲的自杀归究于他的懦弱,而父亲的懦弱又是强悍而自私的母亲造成的。海明威和母亲原本就不睦,父亲死后,海明威虽然不得不在金钱方面支助母亲,但感情上他对她已经没有任何爱恋了。他把自己列入“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老刁妇”的那一类人之中,这使他的朋友们极为吃惊:“海明威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唯一真正憎恨他母亲的人。”传统的孝道和责任感,与对母亲的敌意,常常使他陷入矛盾之中:“上帝呀!今天是母亲节吗?那么我得给这个老刁妇发份电报。”

  1929年9月27日,《永别了,武器》出版,引起了整个文学界的轰动,小说持续畅销,评论家们高唱赞歌,认为海明威的创作已经成熟,达到了新的高度。小说不仅使海明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额稿酬,而且不久即被改编成话剧和电影,搬上了舞台和银幕。

  多次患病和遭遇意外事故,加上经常酗酒(海明威从未醉过)带来的体力损耗,使海明威不得不经常卧床休息。然而,传奇式的个人经历,超凡脱俗的艺术才华,激动人心的火爆的素材,准确表达同代人观点的能力。使海明威的创作光彩夺目,令世人瞩目。

  如果说《永别了,武器》赢得了几乎广泛一致的赞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午后之死》引起的却是激烈的争论。这部小说出版于1932年9月23日,是介绍西班牙文化,特别是介绍斗牛的经典之作。斗牛作为一种非基督教、充满血腥味的暴力表演活动,本身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午后之死》尽管第一次就印刷了一万多册,(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它对斗牛的欣喜若狂的吹捧,惹恼了反对斗牛的人,引起了评论家的严厉批评。他们指责海明威在这本“斗牛指南”中,塑造了一批狂妄自大的粗俗莽汉,这些人以他们男子汉的气概和睾丸的大小去衡量别人。最恶毒的批评来自马克斯·伊斯门,这位早在1922年在热那亚就认识海明威的文人,攻击海明威对斗牛时那种野蛮、卑鄙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形的嗜好,是“少年传奇式的热情奔放和伤感”,他进而谩骂海明威性无能,海明威的文学风格是“人们也许会称之为胸前戴着假汗毛的文学风格”。海明威对此怒气冲冲。1937年8月,海明威在帕金斯的编辑部偶然遇到伊斯门,立即展示了自己多毛的胸部,并用拳头狠狠地教训了这个“令人作呕”的“下流家伙”。

  严格地讲,海明威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所以我生活过得愉快,我热爱我的妻子和孩子,热爱海洋,热爱读书和写作,热爱一切美好的画,与此同时,也欣赏酒吧生活和妓女,乐于承担责任,支付帐单等等混合在一起的其它各色各样的乐趣。”成名后的海明威竭力使艺术和运动融为一体,使作家敏锐的感觉、洞察力和刚勇的运动技巧融为一体,使孤独的自我和公众心目中的文学英雄融为一体。或许是为声名所累,在自己的私生活成为新闻界和公众所关注的中心以后,海明威性格中消极的一面开始作怪,他大势渲染、夸张了以往的生活经历。他夸夸其谈,爱摆架子。为了满足人们对他的最高期望,他为自己编造了许多富于开拓进取精神的传说和神话,而且他自己似乎也相信这些传说和神话,以至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海明威隐藏到了那神话般的海明威形象的巨大的阴影里。他为自己取了“爸爸”这个绰号,而且很乐意让人们这样称呼他。当然,自高自大的海明威也意识到了编造谎言带来的巨大危险,意识到了有负众望的状况,他为此坦率地对朋友说:“我只愿作为一个作家,而不要被认为是一个打过仗的人、酒吧间的打手、枪手、恶作剧者或者酒鬼。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并希望别人这样评价我。”

  在基韦斯特岛上的海明威,除了勤奋创作、在公众和新闻界面前塑造文学英雄形象、编造海明威传奇之外,也经常去华丽的酒吧间大喝特喝走私的威士忌酒,在一群又一群的崇拜者中间侃侃而谈;频繁地外出旅行,包括重返巴黎和马德里,寻找昔日的友谊和欣赏斗牛。然而,最令海明威着迷的是海上钓鱼和非洲打猎。

  对海明威来说,近海钓鱼已经不过瘾了,他所喜爱的,是自己驾船去深海垂钓。1934年5月,海明威有了自己的渔船“皮拉尔”号,此后,他更加热衷于邀请朋友们一起坐着他的船去捕鱼。他捕鱼的范围从基韦斯特一直延伸到驾快艇的有钱人能够达到的任何地方。尽管有的人心怀恶意地嘲笑“厄内斯特只不过是一个渔贩子”,但海明威的钓鱼技巧还是很不错的,每次出海,他都能有所收获,有时甚至是满载而归。最让他得意地是,他在墨西哥湾流中发现并捕获了大马林鱼。

  到非洲打猎,是海明威狩猎史上最灿烂的一页,也是他童年的梦想。尽管到非洲去不像自己驾船出海一样轻松和容易,但他还是实现了这一梦想。1933年8月,揣着波琳的格斯舅舅慷慨提供的两万五千美元,海明威夫妇踏上了远征非洲丛林、沙漠的征程。途径马德里、巴黎、马赛、赛得港、吉布提、亚丁,12月8日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在一位白人猎手菲利普·珀西瓦尔(他曾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起打过猎)的陪同下,海明威的非洲之行战果辉煌,他在非洲呆了七十二天,一共打死三只狮子、一只野牛和二十七只其它动物。不太美妙的是,正当海明威在非洲原野上大展雄风,显示男子汉力量的时候,严重的阿米巴痢疾击倒了这位猎狮英雄。最厉害的时候,他一天大便一百五十次,大肠拖出体外三英寸长,得用肥皂洗后托回体内,每天屙出的血将近一夸脱。最后,由一架私人飞机把他从狩猎地的帐篷里接回内罗毕,才使他免遭魂归非洲大地的厄运。

  去非洲之前,海明威写下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于1933年10月结集出版,名曰《胜者无所得》。一般认为,这是海明威三个集子中最糟糕的一个。书中的主人公都是下层人物,如士兵、妓女、罪犯、斗牛士之类,主题则是重复过去的那一套:梅毒、卖淫、斗牛、尸体、死亡、离婚、绝望、发烧、阉割等等。

  从非洲回来之后,海明威出版了《非洲的青山》,和《午后之死》一样,这本书的焦点也集中在人物、自传性的回忆、片断的议论和一些外部事物上。这本书带来的批评多于肯定。直到稍后发表的同样反映非洲狩猎生活的 《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才为海明威恢复了最优秀作家的声誉,并为他的第一次非洲之行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们已经提到过,海明威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他的每一部优秀作品,都意味着他生活中一位新的女性的出现。这时的海明威,接连发表的三部作品《午后之死》、《胜者无所得》、《非洲的青山》,尽管销售量可观,但评论界的喝彩声却寥寥无几,这似乎意味着海明威身边的女性将发生更替了。事实上,海明威夫妇赴非洲打猎时,他在基韦斯特岛上的情人珍妮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因跳楼自杀未遂而摔断了自己的脊背。陪海明威去非洲,正是波琳为恢复夫妻感情所做出的可贵的努力。然而,波琳的努力成效不大,珍妮也因种种原因而惹怒了海明威,以至于感情破裂。那么,将要出现在海明威身边的新的女性是谁呢?

  海明威有一颗狮子的心

  这位新的女性名叫马莎·盖尔霍恩,她身材颀长苗条,金发碧眼,性感而又略带娃娃气。这位聪明而又野心勃勃的记者、作家,在精心而巧妙的策划之后,成功地得到了海明威的爱,并进而取代波琳,成为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

  海明威和马莎的爱是和西班牙内战分不开的。1937年到1938年,海明威以“北美报纸联盟”记者的身份,曾经四次去烽烟弥漫的西班牙,总共逗留了大约八个月。

  西班牙内战一爆发,海明威就表明了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派的厌恶,他甚至把这种观点毫不掩饰地写信告诉了墨索里尼的无耻的追随者庞德。在西班牙,海明威慷慨大方、勇敢无畏,为共和派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也为自己赢得了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的真诚的赞扬。当他忙于报道围攻马德里之战时,认识了曾是荷兰共产党党员的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写了电影剧本《西班牙的土地》,并和伊文思合作,拍成了纪录片。影片在当时是很成功的。1937年7月8日,已经回到美国的海明威特意从基韦斯特飞到华盛顿,和伊文思一起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放映了这部片子。

  写完《有的和没有的》(这是海明威以美国为背景的唯一的长篇小说)之后,1937年9月初,海明威第二次奔赴西班牙。当佛罗里达旅馆遭到炮击的时侯,海明威写下了他唯一的一个故事片剧本《第五纵队》,讲述了一个令人提心吊胆的故事。潜伏在马德里的法西斯的秘密同情者,准备帮助正在攻打马德里的四个法西斯纵队。1938年1月,气急败坏的波琳到西班牙把海明威拉回家,为弥补夫妻感情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海明威不情愿,他还是在家中呆了一段时间,当然,破碎的恩爱之情再也弥补不好了。1938年 3月到5月,海明威第三次去西班牙,报道埃布罗三角洲的战役。1938年11月,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第四次去西班牙,亲眼目睹了巴塞罗那陷落的局势。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海明威就迫不急待地开始写作《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海明威最终和波琳分手。于是,他又有了一位年轻的新婚妻子——马莎·盖尔霍恩,又有了一部才华横溢的佳作——《丧钟为谁而鸣》。小说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是双重性的:一是销售量,出版五个月就售出了五十万册;一是评论界,多数批评家热情地欢迎此书出版,认为它恢复了海明威在文坛上的声誉,恢复了读者和评论界对他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 《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后,发生了两件饶有趣味的事。1941年4月,普利策奖委员会一致推荐该小说为当年美国最佳小说,却被极端右倾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否决,因此,当年的普利策奖没有颁发。6月,一个叫约翰·德·蒙蒂霍的人控告海明威的小说抄袭了他的一个电影剧本的内容。虽然最后海明威胜诉,但整个诉讼过程让海明威恼火透了。

  在海明威的一生中,他每换一个妻子,就要迁居一次地方。他和阿格妞丝的爱情游戏结束,与哈德莉结婚后,他们迁居巴黎。后来,他和波琳迁居到了基韦斯特。这次,他和马莎一起搬到了古巴哈瓦那附近的眺望农场。在古巴,海明威所交往的不再是作家、编辑、记者,而是一些喜爱户外运动,有一技之长的硬汉子。其中有高贵的闲人,也有一般的水手。他们热衷于狩猎、钓鱼和坐在酒吧间里喝酒闲聊。

  在经历了婚后两个月的感情纠葛之后,海明威与马莎终于从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因为中国之行让他们比去西班牙更兴奋和激动。马莎和海明威一样,向往冒险和旅行,她愉快地接受了为《矿工》杂志赴中国战场采访的任务。海明威则是为 《太平洋邮报》撰写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战略、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判断中日战争如何影响美国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1941年2月1日,海明威夫妇乘“马松尼亚”号从旧金山出发,到火奴鲁鲁后,改坐飞机到香港。在香港的一个多月中,他们意外地遇到了老熟人,蒋介石的连襟,中国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在奥伯林读大学时,就认识了海明威一家。3月25日,他们踏上了中国大陆,从广州到韶关、桂林,再到重庆,他们经历了艰难的旅程。在重庆,蒋介石夫妇接见了海明威夫妇,并请他们吃了一顿午饭,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也秘密会晤了他们 (马莎称周恩来为“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唯一真正的好人。”)。海明威的中国之行并未像他的西班牙之行一样导致大量作品的问世,除了给《太平洋邮报》的报道外,他没有写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有两点还是值得海明威夫妇骄傲的,一是预言战后共产党将在中国取得政权,一是预言日本将向美国开战。

  海明威迁居古巴之后,似乎江郎才尽,文思枯竭了,整个四十年代,他都没有发表什么有影响的作品(1940年的《丧钟为谁而鸣》除外)。在古巴,他远离了文学界和文坛上的朋友,远离了文明生活和现代知识的启发,远离了文化、政治和经济现实。《丧钟为谁而鸣》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包袱。他觉得这部小说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害怕自己再也写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而读者和整个文坛又对他抱有极高的期望。这一切使他特有的创作天赋和感觉受到了压抑,他不敢随随便便地写一本小说,深恐使自己的崇拜者们失望。写不出东西来的懊丧,马莎时常离家去外地采访带来的孤独感和感情纠葛,像硫酸一样腐蚀着硬汉子海明威的心身。除了钓鱼、打猎、到酒吧间狂饮之外,最主要的解脱办法就是热情地投入到战争中,在战争中显出自己的价值。

  战争开始时,海明威就改装了自己的游艇,把它当作反潜舰只,带着美国政府配给他的武器,在大西洋上搜寻德国潜艇,并准备随时与那些被跟踪、发现的潜艇作英勇的搏斗。后来,海明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建立自己的间谍组织和情报网,收集有关岛上亲纳粹分子的情报,发现并揭露德国间谍。海明威精心挑选的业余情报员一共有二十多位,他们中间有牧师、侍者、渔夫、妓女和酒鬼。海明威的谍报工作虽然得到了美国驻哈瓦那使馆的大力支持,但成绩甚微。而且联邦调查局也看不起海明威的工作,认为他所提供的情报要不就是毫无价值,要不就是不符合事实。联邦调查局甚至在胡佛的授意下建立了海明威档案,审查他的“共产党倾向”。只是因为马莎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亲密关系,以及顾及到海明威在美国国内和古巴的巨大声誉,联邦调查局才没有触动海明威,只是和这头“离群的野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时,海明威在古巴极得人心,每当他开车经过街道时,人们都会夹道欢呼,仿佛欢迎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似的。

  当美国海军把德国潜艇从古巴海面上清扫干净以后,海明威驾着游艇在古巴海面上的勇敢巡逻已经失去了意义。于是他把战争热情转向了欧洲。1944年5月,海明威到达英国,同马莎一样为《矿工》杂志提供战争报道。

  海明威的战地报道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主要是来自他的名气而不是报道文章本身,事实上,海明威并不特别在乎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亲自参加战斗。海明威在战争中极为机警,也非常适应各种各样的战斗,他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和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经验。海明威随美军一起登上了欧洲大陆,亲自率领一支法国反法西斯的游击队,随美军一起攻进巴黎。随后又进攻德国,在美军横扫欧洲的战斗中,海明威携带武器,始终在前线部队中战斗。对于海明威在炮火中显示出来的非凡的恿敢精神和在枪林弹雨中满不在乎的情形,美军第四师第二十二步兵团的指挥官查尔斯·特鲁曼·拉纳姆(海明威和他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样评价道:“海明威有一颗狮子的心。在战争中他是第一流的战士,但在和平时期却很惹人厌恶……他是个无所畏惧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无数美好的生命,摧毁了无数代表古老文明的建筑,也摧毁了海明威与马莎的婚姻。马莎是一位典型的女强人,她聪明、能干,她不愿意受名人丈夫的支配,努力保持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独立性,甚至在事业上和海明威竞争。海明威是大男子主义者,要求妻子依附自己、顺从自己。两个个性很强的人的婚姻,注定是短命的。1945年,海明威和马莎离婚,不久,他与玛丽·韦尔什结婚。她陪伴海明威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里程。

  我也是必须那样生活的——要么就不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实实在在地过着名人生活。和百万富翁一起钓鱼、打猎、漫游欧洲大陆,寻找过去美好的年华,参加重要的文化活动,接受各种报刊、杂志记者的拍照和采访。住在各式各样的豪华饭店里,享受年轻美貌的女人们的崇拜,频繁地与各种风格的年轻女人调情,不断地为新闻界制造一些花边绯闻,为了自己和玛丽的荣誉,向“诬蔑”、“诽谤”者提出挑战或接受挑战,用拳斗或手枪的决斗来捍卫尊严与荣誉。此外,作为一名冒险家,经常因意外伤害和病痛进出医院的大门。

  自从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发表之后,海明威足足有十年之久没有出版长篇小说。或许是《丧钟为谁而鸣》的巨大成就压迫着他,使他害怕损害了自己“文学英雄”的形象,不敢轻易提笔,或许是战争破坏了他的写作计划。不管因为什么,海明威确实是歇下来了,没有了新的勤奋写作的计划,以至于某些心怀恶意地人指责海明威沉湎于钓鱼、打猎、喝酒、调情之中,在家里拿枪的时候比拿笔的时候还多。

  为了重振在文坛的雄风,海明威恢复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然而,沉默十年之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过河入林》(1950),却出人意外地失败了,这部海明威小说中最涉及个人、最有启示性的书,实际上是《永别了,武器》的翻版,只不过是拙劣的翻版而已。两部小说的背景都是放在意大利;两部小说都是辛酸地描绘海明威的战争经历;两部小说都是批评英雄气慨的价值;两部小说里的士兵都逃避到浪漫的环境里去;两部小说里的爱情都是作为战争的补偿;两部小说里都有一个理想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情人。

  《过河入林》出版后,遭到了评论界几乎是毁灭性的抨击。十年了,评论界耐心等待着海明威又一部伟大作品的问世,但海明威让他们失望了。批评家们发现海明威在小说中“纵容自己露骨地自怜和露骨地自大”。在激烈的批评声中,马克斯韦尔·盖斯马尔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文章比较中肯:

  这是一部不幸的小说,不论哪一个尊敬海明威的才华和成就的

  人来评论它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这不但是海明威最糟的一部小

  说,也是集他所有以前著作中坏的一面之大成,从而对未来投下了

  阴影。这本书太可怕了,事实正是如此,它自有其病态的魅力,……

  这部小说的意识形态背景是“真实风流韵事”、“超人”和“最后

  边界”的混合物。

  海明威从一开始他的文学事业,就对评论界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在他看来,赞颂似的评论是没有意义的,即是好的评论也令他反胃。而攻击性的批评更使他感到受了伤害,并且怒火中烧。在勤奋地建立自己的文学王国的同时,他始终自认为是自己作品的最权威的批评家。他曾经傲慢地宣布,“我一直认为评论家阉割了艺术”,“所有评论都是狗屁”。评论界对《过河入林》的指责。实实在在地激怒了海明威,以至于和许多朋友翻了脸。

  真正使海明威在文坛上恢复光荣,恢复文学英雄形象的,是稍后不久出版的《老人与海》。在给出版社编辑华莱士·迈耶的信中,海明威自己承认:

  从策略上讲,现在出版它可以使我摆脱批评界说我作为一个作

  家已经完蛋了的这种局面。它可以摧毁批评界说我除了写自己和自

  己的经历外什么都不会写的这种论调……我对什么都不出版这种

  情况已经厌倦了。别的作家还出版一些短小精悍的书,而我好像不

  应该写这些,只能写辉煌的巨著,挤入到《战争与和平》、《罪与

  罚》的行列中去,否则别人就要认为我是个懒汉。

  海明威的自信是有充分理由的。《老人与海》确实把文学界对海明威的批评一扫而光,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这部朴素的小说完完全全摒弃了女人,描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老渔民 (桑提亚哥)与大马林鱼之间壮丽的搏斗,主人公高尚的生活理想和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反应了人类生存的实际状况。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载它的《生活》杂志售出了五百三十万份,单行本的第一版就印了五万册,在畅销书单上保持了半年之久。原来痛骂《过河入林》的评论家们,回过头来热情地赞美《老人与海》,称它为“海明威从未写出过的最佳小说”,“不论在哪里,这本书都被称为是经典著作”。总之《老人与海》使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相信,“海明威的艺术,当它是艺术的时候,是绝对无与伦比的,他毫无疑问是本世纪美国小说的最伟大的名匠。”1952年5月,《老人与海》获普利策奖,这个奖还是当年授予《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而为他所拒绝的。

  《老人与海》恢复了海明威在文坛上的光荣,也使他对自己的体能、运动技巧和狩猎本领有了年青时一样的充分自信。1953年6月24日,也就是获普利策奖后的一个月,海明威一家乘“弗兰德”号轮船从纽约出发,经潘普洛纳、马德里、巴伦西亚、巴黎、马赛,到达肯尼亚,海明威渴望在狩猎中找回威风凛凛的感觉。在途经西班牙的时候,一群又一群的崇拜者总是包围着他,人们把他当作文学大师、名人和恩人来对待,因为他的《太阳照样升起》、《午后之死》给西班牙带来了无数的旅游者,使斗牛这项血淋淋的运动成为西班牙最吸引人的旅游资源。

  海明威的这次狩猎缺少了值得夸耀的东西。成名后开始酗酒,自高自大起来的海明威,没有达到画报、新闻界为他设计好的狩猎英雄形象的标准。为了逃避不光彩的打猎成绩,他沉湎于返祖的尝试。他把头发剃光,用长矛打猎,把自己的衣服染成马萨伊人服装那样的铁锈色,并痴迷地向一位浑身散发着“营地臭垃圾味道”的非洲黑女人求爱。这次非洲之行中最糟糕,也是最有新闻意义的事件,是海明威夫妇在1922年1月23日、24日两天连续经历飞机失事的灾难性事件。当美联社、《纽约每日镜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其它各大报向世界悲哀地宣布海明威死于空难的消息时,他忍受巨大的伤痛,以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再一次乘飞机出现在内罗毕机场。由于连续两次从毁灭性的空难中死里逃生,使得海明威传奇更加具有神话般的魅力,也极大地巩固了他坚不可摧、永远不死的硬汉子形象。

  从非洲返回哈瓦那不久,1954年10月28日,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飞机失事带来的伤痛,使他无法接受去斯德哥尔摩的邀请,但他送去了一份简短的发言稿,请美国驻瑞典大使在授奖仪式上宣读。这份颇有见识的讲演,还没有摆脱飞机失事带来的灰暗的心理,其中谈到了文学事业的艰难和个人的孤独:

  写作,充其量也只是个孤独的生涯,各类作家组织减轻了这种

  孤独感,但是我怀疑它们是否改进了作家的写作。他增加了知名

  度,摆脱了孤独,却往往降低了写作的质量。因为他只是孤军作战,假如他是个好作家,那就必须每日都面对永恒,否则他就不够格。

  海明威一生中曾经多次获奖。1941年11月有限版本俱乐部授与他金质奖章,1953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4月获美国艺术学会勋章。出于不喜欢太正式的仪式的性格,这些授奖仪式海明威一律没有参加。然而在古巴的几次仪式他倒是全部参加了。1947年6月在美国大使馆接受青铜星勋章(这是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地记者所作出的贡献),1952年接受古巴的荣誉勋章,1954年接受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勋章,1955年11月17日接受圣克里斯托巴勋章。

  海明威在古巴名气很大,仿佛他是古巴国王似的。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认识他,并且叫他“爸爸”。海明威对古巴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以至于在1958年12月底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后的十多个月中海明威依然留在古巴,并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对新政权的支持,他说:“至今为止这是场非常纯洁和美好的革命,当然我不知道它将会如何发展。但是我希望能达到最好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正如我们在成立西班牙共和国时所希望要达到的目的(西班牙共和国却未能达到)他们都做到了,我希望一切能往好里发展,那些被枪毙的人罪有应得。”同时,卡斯特罗也表明了对海明威的好感,他告诉记者:“我们把《丧钟为谁而鸣》带到山上去。它教会我们怎样进行游击战争。”1960年5月,卡斯特罗在一次钓鱼比赛中获胜,海明威给他颁了奖。1960年2月,他甚至邀请前苏联贸易部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眺望农场作了两小时的访问。不过,在他颂扬卡斯特罗,吻古巴国旗,接待米高扬的时候,他的美国朋友们非常伤心,有的甚至同他断绝了关系。1960年7月,在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全面恶化之后,海明威终于离开了古巴,迁回爱达荷州。作为一名爱国主义作家,海明威特别看重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和应尽的义务。

  1959年,海明威并没有亲眼看到卡斯特罗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古巴政局剧烈动荡的时候,一位移居西班牙的美国人,邀请海明威到他的庄园来度过“危险夏季”。这位美国人叫比尔·戴维斯,是海明威的崇拜者,海明威亲昵地称其为“我的黑鬼,我的奴隶”,他自己则自称“光荣的唯唯诺诺的人”。在西班牙,海明威为自己安排了六十岁生日的盛大宴会,朋友们从美国和欧洲各地纷纷飞来,参加这次在美国住西班牙领事馆举行的宴会。就在热烈、狂欢的气氛下面,就在玛丽全力组织海明威生日宴庆的时候,海明威制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婚姻危机。老海明威爱上了一位十九岁的爱尔兰少女——瓦莱丽·丹比—史密斯,并成功地使这位迷人的黑发美人成为自己的情人。凭藉着温顺、服从、容忍、大度,玛丽才得以维持自己的婚姻。

  海明威生命中的最后八年,是一个身心崩溃的过程。早在1954年,小说家诺尔曼·刘易斯在海明威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遇到他时,就感觉到:“他有了名……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可怜的一个人了。”无数次意外的事故和疾病,摧毁了他坚强的体魄,体重下降、皮肤病、酒精中毒、视力衰退、糖尿病、可疑的血色素沉着病、阳萎、高血压、肝炎、肾炎等等,多得让人吃惊的疾病恶魔一样地缠绕着他,摧垮了他生存的意志。1960年11月30日,海明威飞往明尼苏达的罗切斯特 (玛丽的故乡),住进了梅奥诊所的圣玛丽医院。然而,痛苦的电震疗法和心理治疗,既没有治好海明威身体上的疾病,也没有治好他心理上的疾病。对此,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马莎·盖尔霍恩表达了亲朋好友们的一致看法:“梅奥在海明威治疗上犯了极大的错误。”

  身心疲惫的海明威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他身体虚弱,满脸病容,充满了可怕的幻想和恐惧。1960年6月,他悲哀地感慨:“一个人所关心的是什么呢,维持健康,好好工作,同朋友们共吃同饮,在床上过得愉快,这些我都没有。”作为硬汉子,海明威有自己的生活准则,那就是骄傲、独立、强有力地生活,“我就是那样生活的,我也是必须那样生活的——要么就不活。”在《老人与海》中,他表达了同样的生活信念:“一个人能够被毁灭,但决不能被打败。”尽管几乎拥有了一切:朋友、女人、财富、诺贝尔奖,但此时的海明威失去了高大强壮的身体、无与伦比的运动能力、文思泉涌的创作才华。海明威需要的是尊严、光荣、强健有力地活着,他不能丢掉“硬汉子”形象,不能容忍自己的软弱无力,不能容忍别人的同情、怜悯和救护,于是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当他已不能让人当做厄内斯特·海明威看待时,他只好选择死。”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醒了,大约七点钟左右,他从地下室里拿出英国制造的博斯猎枪和一箱子弹,然后上梯子回到门厅里,无比冷静地把两颗子弹推进弹舱,把枪管含在嘴里,有他那只写下了大量不朽巨作的手,在一生中最后一次扣动了扳机。

  爱达荷州的枪声震惊了全世界。全球各地的文学界、新闻界和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读者,都表达了对这位世界文坛巨人的最真诚的哀悼。这枪声结束了美国文学史上的海明威时代,也为多姿多彩的海明威神活写下了最壮丽的一笔。

  她们都可爱

  海明威一生中有过许多的女性,除了结过四次婚,有过四个妻子 (他恰好有四个姐妹)以外,还有一些情人。终其一生,他始终在追求新的面孔、新的感觉、新的情爱。另一方面,海明威高大的身躯、英俊的形象和独特的硬汉子风度,也强烈地吸引着不同风格的女性来到他的身边,特别是在他成名之后,更是成了许多女性青睐的目标。可以说,海明威生活中不断变换的新女性,他的多姿多彩的浪漫情爱史,构成了海明威生活的另一半。

  阿格妞丝

  大部分指责海明威的人,总忘不了抨击他“好色”、“喜新厌旧”,海明威的风流艳史,也确实为这些指责提供了论据。有趣的是,青少年时代的海明威却是一个不善于和女朋友交际的腼腆的男孩子。

  海明威的父母都是非常传统、严肃的清教徒。在他们的宗教训练下,海明威少年时对女孩子没有什么兴趣。他中学时代经常一起长途徒步旅行的朋友刘易斯·克拉拉汉曾回忆说:海明威“在约会女孩子上不很积极,有时候似乎还有意地躲着。”埃德大夫还对海明威硬性灌输了对性的恐惧感:“手淫将导致失明、精神错乱以致死亡,嫖妓就会得可怕的性病。”尽管海明威后来吹嘘说,他在中学时代就与印第安姑娘普鲁迪·博尔顿有过性的体验,那是吹牛,实际上,直到1918年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梅斯特雷作短暂休假时,面对一位上前来勾搭他的军妓,他还极其害羞发窘,不知所措。

  海明威的爱情启蒙,来自一位可爱的女护士,她叫阿格妞丝·冯·库罗夫斯基。当时,海明威在意大利战场上负伤后,躺在米兰的医院里,阿格妞丝则是负责照顾他的护士。这位比十九岁的海明威大七岁的女护士,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日耳曼教区,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她风姿绰约,栗发蓝眼,热情活泼,秀丽迷人,是1918年美国在意大利北部一颗闪烁的明星。当时的海明威则是意大利战场上最英俊、坚强、魁梧的男人之一,而且有着传奇般的负伤经历,头上罩着英雄的光环。他们深深地相爱了。为了与海明威在一起多呆一些时间,阿格妞丝经常主动值很辛苦的夜班。

  在阿格妞丝的精心照料下,海明威的身体迅速康复。他们一起参观了大教堂、拉斯卡拉歌剧院等处,一起到圣西罗区去看赛马,一起漫游了加莱里阿,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爱情的足迹和甜言蜜语。即使在阿格妞丝被调到外地去执行任务的日子里,他们也忍受不了短暂分离的寂寞,几乎每天都要向对方写信,诉说相思之苦:“亲爱的,想我吧!紧紧地拥抱着你的人,她的吻也深深地植入你的左眼中……我每天都在想念和回味躺在你那双壮实的臂弯内的甜蜜。你能爱我,我真感到骄傲,有时真狂热到想把这一切都大声说出来……如果此信收到时已是圣诞节,你就想着你会收到我给你的一份礼物的(以后你一定会收到的)。我再一次告诉你,我爱你。”

  不幸的是,他们之间如胶似漆的爱情,就象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初恋一样,没有美妙的结局。1919年1月,海明威伤愈先期回国,分手时,两人信誓旦旦,相约等阿格妞丝一回国就结婚。然而这种相约只是一个七彩的肥皂泡,海明威一走,肥皂泡就破了。阿格妞丝爱上了上尉多梅尼科·卡拉乔洛。阿格妞丝承认,这位拿破仑公爵的继承人“有一个温柔美好的灵魂——对我来说,他远远比那个十九岁的小伙子强。”“十九岁的小伙子”当时只是一个伤愈退伍的大男孩,不仅没有真正开始他的作家生涯,甚至连稳定的职业都还没有,当然不是最佳的结婚人选。阿格妞丝抛弃海明威后,理由是现成的:她比海明威大得太多了。同样不幸的是,阿格妞丝最终并未和那个意大利人卡拉乔洛结婚。因为卡拉乔洛的家庭认为这个美国女人只是追求金钱和爵位,因而强迫卡拉乔洛抛弃了她。

  阿格妞丝的背叛,给海明威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确实,被自己所钟爱的人抛弃,这滋味是够受的。在奥克帕克满怀希望地等待阿格妞丝归来结婚的海明威,一下子变得空虚、无聊和嗜酒,以至于大病一场。在多年以后写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海明威借男主人公哈里的口,说出了阿格妞丝的这次背叛给他带来的深远影响:

  她是他所爱的第一个女人,而且是她抛弃了他。他写信告诉

  她:“这一创伤他无论怎样也永远医治不好了……他与其他女人睡

  觉时只能使他更深深地怀念她。他不可能从对她的爱中自拔出来,因而对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从计较了。”

  阿格妞丝是海明威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女人之一。当他年轻、伤重虚弱、孤独无援时,她让他第一次明白了女性的温柔、体贴;当他沉湎于甜蜜的爱情之中时,又是她第一次使他体会了感情的不可信赖。最主要的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这样的猜想:为了向阿格妞丝表明他非常值得她爱,为了让她感到悔恨,在被抛弃之后,海明威才奋发努力,得以取得辉煌的文学成就,也就是说,是阿格妞丝刺激、促使海明威成为了一代名家。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与阿格妞丝分手之后漫长的岁月中,海明威始终采取感情上的防范措施,为了预防妻子移情别恋,他总是一方面维持现有的婚姻,一方面寻找新的女性,作为未来的妻子预备着,一旦他认为现有婚姻有破裂的危险时,便抢先抛弃妻子,以免被她所抛弃,然后与事先已有了交往的新女性一起营造新的爱巢。此外,和阿格妞丝的感情纠葛,也使海明威生平中形成了另一种模式。每当他受了伤或遇到危险时,总有一位女性来到他身边,悉心照料他,与他共患难,共同度过危机。他与马莎·盖尔霍恩感情的发展,就是在他所住的马德里旅馆遭到轰炸时。而他爱上玛丽也是在伦敦空袭时期,在一场灾难性的车祸之后,玛丽悉心地照料了他。这些女性又促使他创造了一部又一部的优秀作品。阿格妞丝给了他创作《永别了,武器》的灵感,阿格妞丝本人也在其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身上永久地再现了自己。

  哈德莉

  阿格妞丝第一次让海明威领略了女性的温馨,但第一次使海明威感受到爱情完美的,则是哈德莉·里查森。1920年11月初,海明威和父母大吵一次,被赶出家门后,住在芝加哥东大街一位朋友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与哈德莉相识,并且双方一见钟情。

  哈德莉比海明威大八岁,1891年11月出生于圣路易斯。她身材修长,容貌端庄秀丽,满头金发,风度迷人。而且,她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是一个颇有才华的钢琴手,曾经在圣路易斯开过个人音乐会,只是因为身体不行而放弃了音乐生涯 (和海明威之母因眼病而放弃音乐生涯一样)。父母和叔叔去世后,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使得她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哈德莉的美貌和气质很快就打动了海明威的心,海明威的热情活泼、激情洋溢以及战争中的英雄业绩,同样吸引了哈德莉。海明威把哈德莉从一直在别人保护下过生活的状态中拉了出来 (哈德莉小时候曾经从窗户上摔下来,背部受重伤,从此一直被作为病人对待),恢复了她对生活的自信。

  由于海明威住在芝加哥,而哈德莉则住在圣路易斯,因此在他们热恋的十个月中,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六个星期,恋爱的主要内容是通信。在这些情书中,哈德莉诉说自己的相思之苦,充满了痴迷的爱的呓语:

  亲爱的,你要知道,你是如何被深深地爱着——我们在一起总

  如此和谐美满,你和我亲近时,我感到如此幸福,有力量,相信你

  也认识到这一点。啊,亲爱的,我从未如此热烈地爱过别人。厄内

  斯特,没有你,我简直无法活下去……我为你祝福世界上最美好的

  一切,你要什么,我都会尽力满足你。

  1921年9月3日,海明威和哈德莉在密执安州霍顿湾的一个卫理公会教堂举行了婚札。八个月之后,他们去了巴黎。

  海明威始终认为他的母亲控制了他父亲的生活,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决心要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对哈德莉非常严厉,要求她处处屈从于自己,甚至在日常生活开支方面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哈德莉性格极为温顺柔和,非常感谢丈夫对她的爱,完全忠于他,因此,虽然她比海明威大八岁,但从来就没有扮演过他的母亲的角色,有时倒是宁愿把海明威当作父亲对待。严格地讲,海明威不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他有时全身心地沉醉于创作之中,有时又狂热地从事拳击、旅行和其它户外活动。而且他对性生活有一种奇怪而又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性生活和文学创作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为了保证创作精力和灵感,“当我辛勤创作时,我必须减少性行为,因为二者都是同一动力所发动的。”

  在巴黎的婚姻生活,一开始是非常美好的。海明威忙于结交文学界的朋友,写作诗歌和小说,到欧洲各地去采访,为《多伦多星报》撰写有关欧洲各国的报道。哈德莉则完全是一个贤慧的妻子,对于不太舒服的居住条件和专心于工作的海明威毫无怨言。她学会烹饪,法文有了很大的进步,陪伴海明威去意大利探险,去西班牙斗牛,去瑞士滑雪。生活中似乎阳光灿烂。

  阴云很快就飘过来了。1922年12月中旬,哈德莉从巴黎赶往瑞士洛桑,准备和海明威一起度过另一次滑雪休假,她随身携带着海明威尚未发表的原稿、打字稿和复印本,她把它们全部装在一个手提箱内。在巴黎上车时,她先把装满手稿的手提箱放在车箱里,然后下车去看她的衣箱是否装上了车,等她返回车箱时,手提箱不见了,不知是哪个小偷顺手牵羊偷走了。手稿丢失给海明威的打击是巨大的,1951年他曾告诉查尔斯·芬顿:“手稿的丢失使我痛苦万分,我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以求忘却它。”玛丝琳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是彻底地病倒了,这件事几乎置他于死地。”这件事是对他们的婚姻生活的第一次灾难性的打击,也是他们爱情的转折点。海明威认为,哈德莉如此随便地携带和丢失他的文稿,表明了她对他本人和他的事业的漫不经心,他把这次损失与妻子的不贞联系在一起,把失去文稿和失去爱情同等看待,他曾经尽力想原谅她,但始终没有做到。

  他们婚姻生活中的第二次危机是哈德莉的怀孕。年青的海明威当时正沉浸于五彩缤纷的文学梦中,根本没有做爸爸的准备。哈德莉怀孕后,他非常幼稚、自私地责怪哈德莉,认为他约束与限制了他的自由,甚至在他向朋友们宣布他妻子怀孕的消息时,毫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和无可奈何。哈德莉提出回加拿大分娩,也让海明威很不高兴。他留恋巴黎,留恋文学圈子中的朋友们,尽管他顺应哈德莉的要求,随她一起回到了多伦多,但小孩出生后仅三个月,他便迫不及待地携哈德莉母子一起回到了巴黎。

  哈德莉生完小孩后,逐渐发胖,外形越来越像是一个家庭主妇,同时,她与海明威之间八岁的年龄差也越来越明显。哈德莉希望过平稳、安宁的家庭生活,海明威则激情勃发,活力非凡。也就在这时,他认识了一位性感迷人的英国女郎,玛丽·达芙·特怀斯登太太。她“身材婀娜多姿,像赛艇的艇身”,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和一头剪得短短的亚麻色的秀发,而且是一位潇洒、富有情趣的酒友。海明威称她为“嗜酒的迷男狂”,并实实在在地被她迷住了。当自己的妻子穿得又破又旧,穷得连补鞋的钱都没有的时候,海明威却慷慨地把大笔钱借给名声不佳的达芙。为了得到达芙的青睐,海明威甚至愚蠢地和自己的朋友哈罗德·洛布互相争风吃醋,最终发展到想用拳击决斗,来解决争端。

  经历了三次危机——丢失手稿、使人讨厌的多次怀孕以及和达芙·特怀斯登的调情,海明威和哈德莉之间的婚姻依然勉勉强强地维持下来了,因为奥克帕克清教徒似的习俗与教义的残余意识管束着他,使他不敢轻易拆散自己的家庭。然而,堕入婚外恋的海明威在道义上失去了自制力,他摆脱不了感情的诱惑。对妻子的感情日趋淡薄,婚姻的破裂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哈德莉帮助海明威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当海明威不再需要她时,她庄重而高贵地同意离婚,用最后一点精神力量,撑起了自己的自尊,扮演了被抛弃的妻子这个角色。对此,海明威非常感谢,他把《太阳照样升起》的全部版税送给了哈德莉。在给哈德莉的信中,他真诚地写道:

  对我过去的写作,你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要是我没有和你结婚,没有你的忠诚,自我牺牲精神,经常的鼓励和爱情方面的支持,—

  —以及具体的现款支持,我根本写不成 《在我们的时代里》、《春

  潮》、《太阳照样升起》这些著作,一本也写不成……我多么敬佩

  你纯净的思想,你的才智,爱慕你的胸怀以及你那十分可爱的双手,我常常祈求上帝,愿上帝补偿我给你造成的巨大创伤,你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最善良、最诚实、最最可爱的人。

  波琳

  从哈德莉那里抢走海明威的是波琳。这是位娇小玲珑、黑头发、黑眼睛的妙龄女郎,1895年7月22日出生于依阿华州的帕克斯堡,父母和叔叔都非常富有。比海明威大四岁。她并不是个十分美貌的人,但富于性感和讨人喜欢。1925年3月,经朋友的介绍,海明威在巴黎认识了波琳,同年秋天,海明威在摆脱了对达芙的迷恋之后,把感情寄托在了波琳的身上,随即,波琳开始了从哈德莉那里抢走海明威的努力,为此,她曾经不怀好意地向哈德莉写信,炫耀她和海明威的私通:“我喜欢你的丈夫海明威。只要有可能我就想方设法多去看他几次,同样他也尽可能来看我。”

  面对海明威和波琳之间令人羞辱的暧昧关系,哈德莉也激烈地抗争过,但更多的时候,他采取了容忍和默认的策略。她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和不快,希望保护幼小的儿子邦比,希望海明威对波琳的迷恋逐渐冷淡下来。但她失败了。波琳不仅仅富有和衣着入时,而且野心勃勃,抓住海明威之后,她是不会放弃的,除非海明威自己挣脱开来。

  海明威被波琳引诱过去的原因是很多的。他还年轻,感情上尚未完全成熟,以致不能或不愿意承担家庭和作父亲的责任;受到巴黎的放荡生活、西班牙的多次旅行以及和达芙调情的影响;与哈德莉婚姻中的几次危机使他感到厌烦,渴望寻求新欢;他被波琳的风度和财富所吸引,与波琳结合后,能过一种舒适的生活。

  海明威的母亲是圣公会教徒,他本人从幼年时起就是公理会教徒,他和哈德莉是在卫理公会教堂结婚的。波琳则是天主教徒,为了和波琳结婚,海明威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背叛自己原来的信仰,转而成为天主教徒。1927年5月10日,海明威和波琳的婚礼,在埃朗的圣·奥诺雷天主教堂举行。婚后的第一年,他们住在巴黎,波琳的富有给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波琳那个无儿无女且十分富有的格斯叔叔,为他们在卢森堡花园附近一条幽静狭窄的街道上租下了一套优雅的住房。也正是这个叔叔后来出资帮助他们买富丽堂皇的房子、第一辆汽车、渔船和去非洲狩猎。

  1928年3月,海明威陪着怀孕的波琳一道乘“奥利塔”号船返回北美大陆。并定居在基韦斯特。

  婚后几年的生活是温馨的。1928年6月28日,波琳生了第一个儿子(海明威的第二个孩子)帕特里克。产后仅仅六个星期,波琳就把孩子交给了自己的父母。一方面这是因为她和海明威一样讨厌孩子,另一方面,她想尽量使自己陪伴在丈夫身边。他们一起周游美国各地,去欧洲漫游,重温往日的欢乐。波琳尽量使自己顺从海明威的意愿,和他一起钓鱼、打猎、看斗牛,以及观赏拳击、赛马、自行车赛等等。1931年11月,波琳生了第二个儿子格雷戈里·汉考克。波琳本来想生一个女儿让海明威高兴 (海明威有了两个儿子,他渴望有个女儿),但命运还是安排她生了个男孩。这或者预示着波琳将失去海明威的宠爱。

  由于连续两次剖腹产,妇产科大夫劝波琳不要再生孩子了,因为这太危险,但波琳拒绝实行节制生育,从而导致了他们在性生活和夫妻关系上的不和谐。然而,真正的威胁来自珍妮·梅森,海明威夫妇是在1931年9月乘“法国岛”号轮船赴纽约途中,结识这位妙龄女郎的。她年方二十二岁,端庄秀丽,高大健美,举止活泼风趣,文雅高贵,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称她为访问过白宫的最漂亮的女人。更妙的是,她和海明威有几乎完全一样的爱好,喝酒、开快车、到古巴钓鱼、到非洲打猎,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神枪手。此外,她具有艺术天赋,擅长创作歌曲、刺绣和雕塑,她曾经为海明威雕塑了一座胸像。总之,她正如她自己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所说的那样,“才华横溢,无一精通”。海明威一见到珍妮,很快就被她迷住了。他们经常一起喝酒、开车兜风和驾船去深海钓鱼,象一对热恋中的青年人一样毫无顾忌,忘乎所以。

  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和情人一起寻欢作乐,波琳尽管很痛苦,但她竭力克制自己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责怪海明威,而且竭力讨他的欢心。她设法陪海明威一起去游泳池游泳、乘渔船钓鱼、去非洲打猎,甚至把自己的头发染成像珍妮那样的金黄色。波琳在容忍和等待了四年之久之后,终于赢得了这场艰难的竞争。

  海明威准备带波琳去非洲打猎的消息,传到珍妮耳朵里之后,痛苦的嫉妒使她丧失了理智,以至于鲁莽地从二层楼的阳台上跳下来自杀。当她躺在医院病床上治疗摔断的脊背时,海明威却带波琳去了非洲。或许是为了报复情人的负心,1934年底到1935年初,珍妮和海明威的朋友布罗尔·冯·布利克森一起赴非洲猎狮,并且在那里和一位白人猎手理查德·库珀上校发生了性关系。珍妮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显然激怒了海明威。而接下来的另一件事,直接促使了海明威和珍妮的决裂。珍妮在接受心理治疗时,曾向她的精神病医生劳伦斯·库比透露了海明威的一些私生活的内容,而这位大夫却将这些材料用于对海明威的小说进行心理分析,这自然使海明威极为不满。海明威与珍妮的关系破裂了,但我们能从《非洲的青山》、《有的和没有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快乐的生活》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找到珍妮的影子。

  波琳击败了珍妮,但并没有拴住海明威那颗喜新厌旧的心。海明威在同一个女人的爱情遭到失败之后,经常会更强烈地向另一个女人求爱。阿格妞丝同他断绝关系之后,他很快就和哈德莉相爱,达芙的引诱、挑逗,促使他去追求波琳,而1936年4月和珍妮的罗曼史的结束,使得他在同年12月遭到马莎·盖尔霍恩之后,很快就和她一起堕入情网之中。

  波琳一直耐心地等待海明威和马莎的决裂,就象他和珍妮的决裂一样,但这次的等待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显然,马莎不同于珍妮,珍妮嗜酒、情绪不稳定,而且是已婚的有夫之妇,马莎虽然不如珍妮美艳,但她没有珍妮的那些毛病。在年轻的马莎的光耀面前,四十四岁的波琳没有任何优势,她原来击败哈德莉的所有好处:金钱、风度、机智、情趣、善于待人接物、有决断、讨好丈夫的愿望和忘我等等,全都灰暗下来,再也打动不了海明威的心。

  海明威本来想快刀斩乱麻似地与波琳分手,但事与愿违,整个过程拖拖沓沓、悔恨重重,断断续续办了好几年,当所有的努力失败,分手成为定局之后,波琳显示出了她在经济上的敏感。她说:“厄内斯特,如果你要和我离婚,你得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厄内斯特则痛快地回答道:“波琳,如果你同意离婚,我的东西都是你的。”

  马莎

  海明威每爱上一个女人,总是会自己为自己辩护:虽然过去有过几次失败的婚姻,但这一次不一样,他一定会终身爱她,永不变心。实际上,海明威天生就是一位不断结婚——离婚——再结婚的人,他不是一位对爱情专一的情圣。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承认:“在女人问题上,我是个糊涂虫——我总觉得我应该和她结婚。”不过,有一点值得他骄傲:“我要的妻子都是好的。”

  马莎和哈德莉、波琳一样可爱。她于1908年出生于圣路易斯,比海明威小九岁。她身材苗条颀长,金发蓝眼,聪明能干,在事业上野心勃勃,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妇女。三十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当过记者,出版过长篇小说 《疯狂的追求》(1934)和短篇小说集《我见过的麻烦事儿》(1936)。1936年12月,马莎和她的家人一起到基韦斯特度假时,海明威在醉乔酒吧遇见了她,并一见倾心 (海明威的爱情几乎都是一见倾心)。海明威的亲友和许多后来的文学史家都认为,是马莎主动而巧妙地打入了海明威的家庭,追求被动的海明威。而且马莎主要是迷上了海明威在文坛的巨大声誉。但马莎自己并不这么看,她后来始终坚持说海明威从来没教过她写作。

  在海明威的爱情史上,哈德莉是与芝加哥及巴黎联系在一起的,波琳与基韦斯特和非洲密切相关,马莎则与西班牙战争及迁居古巴相关联。海明威四次去西班牙都是和马莎在一起。一开始,他们非常谨慎,秘密通信,分别出门旅行,在公开场合言行检点,从不流露出过份亲热的风言风语。1937年7月8日,马莎通过她和白宫的良好关系,安排海明威和约里斯·伊文思去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放映他们拍摄的《西班牙的土地》。可以说,当他们是情人的时候,他们是甜蜜而快乐的,但结婚之后就不大一样了。

  1939年春,马莎在离哈瓦那东南十二英里的圣佛朗西斯科·德保拉林,为自己和海明威找到了眺望农场作为安家之处。1940年11月21日,海明威和马莎在夏延结了婚。婚后,马莎女强人似的个性,很快就给夫妻关系带来了许多不愉快的因素。哈德莉和波琳过去总认为海明威的生活和工作比她们的重要,因此,她们都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一门心思去照顾他和家庭。马莎则完全不同,她好动不好静,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和记者职业,经常把海明威撇在家里独自出远门采访。海明威是不习惯于一个人独自生活的,马莎的频繁外出,使他异常恼怒,他甚至粗俗地喊道:“难熬的冬天快到了,哪个印第安老头儿愿意让老婆跑开呀?”甚至在他的婚姻破裂之后,海明威还伤感地对朋友说:“我要的是一个在床上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在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上的妻子。”海明威的前两个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他很希望马莎为他生一个女儿,但马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作家和记者的事业上,而且很注意自己的外形,害怕怀孕、生育会影响自己的身材,因此不愿意要孩子。这对海明威来说,是很难堪的,因为哈德丽和波琳都曾因为海明威不想再要孩子而做了人工流产,当他想要孩子时,马莎却不要。此外,海明威的酗酒和马莎的洁癖,以及马莎和别的男人调情,都是海明威和马莎婚姻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

  海明威和马莎的爱情开始于两人一起对西班牙内战的采访,而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报道之中,真可谓成也战争,毁也战争。他们两人卷入战争的初期,感情上的纠葛似乎有所缓解。他们一起到香港和中国大陆采访,马莎通过她对罗斯福总统的影响,帮助正驾船在古巴海面上寻找德国潜艇的海明威得到了他想要的武器。但这只是暂时的,在欧洲战场上,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直至彻底破裂。

  海明威和马莎的性格都很要强,都想处于支配对方的地位。海明威感觉到作为战地记者的马莎名气越来越大,或许是为了使她不至于和自己形成竞争,海明威主动提出为《矿工》杂志提供战地报道。这一举动让《矿工》喜出望外,马莎却怨恨不已,认为海明威是故意拆她的名,因为她自从 1937年以来,就一直为《矿工》写稿,每家杂志只允许有一个记者在前线,这样一来,海明威就成为了马莎在欧洲的上级,并剥夺了她作为《矿工》的首席战地记者的机会。接下来发生的事,更突出表现了海明威的自私和对马莎的不满。马莎主动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空军武官联系,为海明威弄到了一张去英国的机票,在1944年5月17日飞往伦敦。她满以为海明威会施展他的影响为她弄到一个同机的座位,但海明威拒绝了,害得她冒着德国潜艇袭击的危险,乘坐一条装满炸药的货船,在海上漂泊了两个星期,才到达英国。当然,马莎在感情上的报复也很坚决,当马莎到达伦敦时,海明威正因车祸躺在医院里,马莎去看他时,不仅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表现出关切和心痛、同情,反而嘲笑他头上缠满了绷带。马莎的这种狠心和无情,让海明威伤透了心(他忘记了自己对不起马莎的事),他写信告诉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说:

  我对她那种首席女歌星的神气已经看够了。脑壳都撞碎了,头

  痛欲裂,可她对人还不如对一条狗。我大大地看错了她,要不就是

  她变得厉害(我想可能两点都有),但是主要是她变了。我不愿失

  去看上去这么可爱的人,而且我还教会她打枪写书了呢。可是我已

  经把押在她身上的彩票撕掉,和她一刀两断,不愿和她再见面了,马莎是海明威的几个妻子中,唯一和他具有同等意志力和同等才智的女子,也是他一生中,除了他母亲之外,唯一敢于反抗他的女人。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感情上的相互折磨,最终促使马莎在1945年11月3日提出离婚,此后,她对海明威很不好 (正如海明威对她不好一样),她宣布:“我花了七年时间在海明威的轨道上运行。……如果我还摆脱不了那七个年头,就真他妈的不是人了。”

  出于维护大男子汉的自尊心,海明威声称和马莎的离婚是他提出来的。实际上,马莎的离婚要求对海明威并没有多大的伤害,因为他早已选择并准备好了代替马莎的人——玛丽。不过马莎对此的看法可能让海明威很不高兴,她不理解玛丽为什么要跟他,忍受“奴隶的生活——奴隶主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牲。”

  玛丽

  海明威在对女性的选择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年轻的时候,他爱年纪大一点的女人,而年老的时候,他又爱上了年轻的女人。哈德莉比他大八岁,波琳比他大四岁,而马莎和玛丽都比他小九岁。

  海明威的三个前妻都出身于圣路易斯的名门,父母都比较富裕。玛丽不同,她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一个小镇长大,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伐木工,家境平凡。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哈德莉、波琳、马莎和海明威结婚时都是初婚,而玛丽却是第三次结婚了。1946年他们在古巴举行了婚礼,在同海明威结婚之前,玛丽确实犹豫过,特别是有一次海明威把她前夫的照片放在卫生间的马桶里,用自动手枪把照片连同马桶打得粉碎之后,她对海明威的坏脾气感受颇深。不过最后她还是嫁给了他。

  玛丽和波琳、马莎一样,是一个职业记者,她身材娇小玲珑,虽然不漂亮,但很惹人喜爱,充满了活力。和前三次一样,海明威和玛丽也是一见钟情。1944年海明威和她相识之后,他从马莎那里得不到的一切,她几乎都给了他。马莎任性、固执,有自己的主意。玛丽则不同,她虽然衣着普通,不如马莎那样高贵和时髦,但她理解海明威感情上的需要,她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和事业,主动地取悦于他,就象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要他当老板,要他比我强、比我聪明,我要他时时记住他多么伟大,我多么渺小。”与自主性极强的马莎相比,海明威对温柔、体贴的玛丽很满意,认为她:“比马莎女人化四十倍。”他曾经向公众这样介绍玛丽:

  玛丽小姐可长远相处,是一个好妻子,她勇敢、风趣、富有

  魁力,让人看起来光彩夺目,与之相处则更感愉快。她还是一位

  极好的钓鱼妇,很不错的飞鸟射击家,游泳强手,真正的好厨师,善于鉴别好酒,优秀的园艺家,业余的天文学家,艺术的爱好者,政治经济学者,懂斯瓦希里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会划船,会管

  理西班牙家庭或一条西班牙船。

  作为海明威夫人,玛丽是称职的,她尽心尽力地安排好家庭生活,让海明威享受到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她陪着他钓鱼、游泳,到欧洲云游。去非洲打猎,甚至陪着他在非洲遭受了两次可怕的飞机失事。另外,尽管她因为一次危险的宫外孕流产而失去了生育能力,但她对海明威的前妻生的孩子都非常友好,经常关心和帮助他们,从而赢得了孩子们的一致好感。

  然而,海明威在爱情上生来就是不安份的。他总是同时爱上两个 (一个是妻子)或更多的女人。她非常乐意和年轻美丽的姑娘调情,这些风流韵事激起他恢复青春的活力。和玛丽结婚后,不到几年功夫,海明威就常常移情别恋,和其他女人制造出一些花边新闻。其中最主要的是阿德里安娜·伊凡西奇,一位十九岁的意大利姑娘。她美丽、性感,而又聪明,纯真,1948年,海明威一家去意大利逗留期间,他在一个冬夜看到独自站在雨中的阿德里安娜,“就像有什么东西闪电般打中了我”,立即迷上了她,向她写了大量充满狂热的爱的词汇的长信,帮助她发表一些为杂志画的插图。1950年,海明威邀请阿德里安娜从意大利到古巴眺望农场的家中来做客,对他与玛丽的婚姻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海明威的这次热恋,给了他激情和灵感,促使他写出了《过河入林》和《老人与海》,其中《过河入林》中的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阿德里安娜。

  晚年的海明威酗酒、脾气火暴、身体多病,而且经常追逐美丽的妙龄女郎。面对这一切,玛丽都容忍了,她原谅了他的“疏忽、鲁莽、轻率以及刻薄的言语、不公正的批评、无事生非的指责。”这不仅是因为玛丽心甘情愿地做一位文坛巨人的妻子,而且因为她爱他、敬佩他,她是忠贞不渝的,把强烈的爱和忠贞融合在艰难的容忍中,堪称海明威生活中最值得敬佩的女主人公。海明威的第一位妻子曾不无感慨地说:“厄内斯特的最后日子别提有多惨了——我真为他的痛苦而哭泣(主要指海明威的病痛——著者)。他有幸有个像玛丽这样的好妻子。”

  正是依靠自己的温顺、忍耐和宽宏大度,玛丽才得以维持她和海明威的婚姻。她陪伴海明威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成为与他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女性。海明威和哈德莉的婚姻是六年,和波琳是十四年,和马莎是七年,和玛丽则是十七年。

  海明威自杀之后,玛丽仍然尽心尽力地履行着海明威夫人的职责。1964年,她主持出版了海明威生前已经写好,但来不及发表的关于二十年代巴黎生活的回忆录《流动的宴会》。1970年,她又整理发表了海明威的遗著《海流中的岛屿》。

  毋庸讳言,海明威不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文学史家们也常常指责海明威喜新厌旧和好色,指责他对妻子的不忠,对婚姻的不珍惜。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正是这些可爱的女性给了海明威灵感,刺激他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传世佳作。美国著名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我得出这么一个论断:海明威每写一部成名的著作就需要一个新的女人。”确实,不断更新的爱情,是海明威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在每一个女人的名字下面,都可以写出一部或多部优秀作品的名字,他们帮助、促使海明威写出了这些作品,他们自身也因为躲在作品女主人公的后面而得到了永存。

  他真像一头野马

  伟大的拿破仑曾经说过,男人的尊严和骄傲是在马背上和女人的胸脯上。海明威的一生恰似这种论断的最佳注释,除了不断的恋爱、结婚以外,战争、渔猎、冒险是他生命乐章中的另一主旋律。

  二百多块弹片

  海明威最初的战争知识来自他的祖父安森和外祖父霍尔。两位老人都是南北战争中的勇士,他们喜欢回顾过去的辉煌战绩,海明威就是被他们讲述的关于南北战争的英勇故事熏陶长大的。每逢战争纪念日,海明威和姐姐们都要挤到街上去,为旅行队伍中身着戎装、昂首阔步的爷爷喝彩。1914年圣诞节,安森送给他的长孙海明威的礼物是《盖特茨堡的号角》,这是一本关于南北战争的书。当时上映的一部关于南北战争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安森带海明威先后看了三十多遍。最让小海明威兴奋的是,祖父带他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紧紧地与他们握手,高声朗笑。

  在祖父、外祖父的影响下,海明威从小就对战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阅读军事方面的历史书籍和《旧约全书》(其中有不少战争故事)。年幼的海明威对当时的几场战争特别重视:1898年的美国—西班牙之战,1899年至1902年英国与布尔人的战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他搜集了有关这几场战争的图片,常常独自欣赏。

  除了战争以外,另外一件事也是需要拿枪干的,那就是打猎。海明威之父全面培养了海明威对渔猎的兴趣。这位优秀的大夫一方面热心于对人类救死扶伤,另一方面,一有空闲时间就喜欢捕杀野兽禽鸟。海明威最早的血淋淋的捕杀表演是在六岁,当时,他在学校柴房里捆住了一条睡着了的豪猎,然后用斧头十分残忍地把它砍成了碎块。青少年时代,海明威每年都要随父亲外出钓鱼、打猎。中学时代,他甚至因为打死了一只禁猎的蓝色苍鹭,差一点被逮捕入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对烽火连天的欧洲战场十分神往,甚至为此而放弃了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因为眼病,他几次申请入伍都被拒绝。但他还是参加了密苏里国民自卫队,并接受了六个月的军事训练。当时的海明威年轻气盛,傲然视物,给朋友们留下的印象独特而鲜明:

  他真象一头野马,桀骜不驯,傲然户外,昂首

  长啸,警惕地注视着一切陌生的人。

  1917年12月,经人指点,海明威报名参加了对视力要求不高的红十字救护车队,尽管不能参战搏杀,但对海明威来说,能到血肉纷飞的战场上去,总比呆在歌舞升平的美国大陆让人兴奋和感到刺激。

  1918年5月23日,志愿军少尉海明威乘坐“芝加哥”号去法国,在船上,当别的乘客都因为旅行平安而相互庆贺时,海明威却倍觉扫兴,因为他期待中的敌人的潜艇一直没有出现,没有枪炮、鱼雷的袭击,航行也太乏味了。为了补偿这种刺激,到巴黎后,哪里有炮击,哪里有火光,海明威就驱车往哪赶。

  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海明威虽然身处硝烟弥漫的前线,干的却是一些非枪非炮的事。“我常静静地坐在一条挖得很好的战壕内,一个地下掩蔽部前面,那儿离皮亚韦河二十码,离奥地利守卫线四十码,偷听一些胆小鬼们的哭泣抱怨声。……我能做的也就是开办一个收容所,给那些在前线的战士们、伤兵们分发一些巧克力糖和香烟。”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自然不能实现海明威自童年以来的战争梦想,他渴望流血,渴望展示自己作为硬汉子的勇敢和刚强。

  机会总算来了。1918年7月8日午夜,海明威在皮亚韦河畔的福萨尔塔上演了他参战后的辉煌一幕。当他在战壕内分发巧克力糖时,奥地利人打过来的一颗巨大的迫击炮炮弹在他身边八英尺内爆炸了,强大的冲击波把他击倒在地,身上盖满了飞起来的土块,他身边的两个意大利士兵当场被炸死了,还有一个士兵伤势惨重。海明威苏醒过来后,尽管他也伤得不轻,但立即背起那位伤得更重的意大利人跑向地下掩蔽部的急救所,在途中,他又多次被后面追过来的机枪子弹打倒。到急救所时,海明威已血肉模糊。医师初步检查的结论是,海明威身中二百多块弹片,有二百三十七处伤口 (后来有人估计是二百二十七处)。

  对于自己的参战和流血负伤,海明威表现出了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曾经写信给父母说:“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了生命的人,也无需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而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为了表彰海明威的勇敢和舍己救人的精神,意大利政府向海明威颁发了银质英勇勋章,并在正式荣誉奖状上高度评价了他的勇敢行为:“他在遭受敌人许多弹片的创伤后,不是先考虑自己,而首先以高尚的兄弟情谊,向同时受重伤的意大利伤员伸出了救援之手,而且他让这些重伤员先撤离之后,他自己才撤退。”在美国国内,由于海明威是第一个在意大利负伤的美国人,而且身中二百多块弹片尚能奇迹般地不死不残,使得他的英雄事迹得到了广泛的宣扬,同时也在美国公民心目中,第一次树立了硬汉子的形象。

  对于崇尚战争和暴力、迷恋渔猎、尚战好斗的海明威来说,伤痛和意外事故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事实上,伤痛和意外事故象影子一样地伴随了他的一生。早在幼年时,他曾口含一根棍子跑下小山坡,结果摔倒了,棍子戳入他的喉咙,把部分扁桃体都捅出来了。尽管如此,海明威在意大利前线的受伤,对他的一生仍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之一。他经历了战火的考验,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英勇形象,对自己的勇敢,和应付困难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同时,受伤也使他认识到,他可能死去,更有可能活下来,他是不可征服的,应当与命运搏斗,而不是向命运低头。他已经经受住了迫击炮和机关枪的考验,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死他的了。

  压力下的优美风度

  除了战争以外,其它任何带有暴力色彩的事情,都为海明威所忠爱,他喜爱挑战和竞争。在父亲的培养下,海明威从小就热爱打猎、钓鱼,稍大一点以后,他迷上了拳击,到过西班牙之后,又对斗牛如痴如醉。

  海明威一生都以拳击手自翊。并对自己的拳击水平非常自信和得意。中学时代他就与伙伴们拚命地练习,期望有朝一日叱咤拳坛。步入文学界后,他曾经兴致勃勃地教庞德等人拳击,同时,他也热衷于与人进行拳击比赛,在痛打别人和被别人痛打时,寻找快感和刺激。此外,他常常用拳头来捍卫自己的名誉,在他的双拳下,曾经倒下过许多作家、诗人、出版商。即使在声名远播之后,类似的斗殴还发生过多次。在海明威看来,用硕大的拳头教训那些诽谤自己的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923年夏天,海明威与两位第一次出版他著作的出版商比尔·伯德和罗伯特·麦克阿蒙一起到西班牙旅行,此后,他曾多次重返西班牙,原因很简单,他迷上了那里的斗牛。他发现了斗牛运动的悲剧性和美学意义,“它并不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残酷,它是一幕伟大的悲剧——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事物,它比干其它任何事情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技能,特别需要勇气。就像在一场大战中坐在场外看戏,对你来说就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迫不及待地投身于这种运动,在与公牛的生死搏斗中,研究和理解死亡的本质:“这里是你能了解到生与死的唯一场所,在战争已经过去的今天,暴死往往发生在斗牛场。我打算去学,去写,从非常简单的事情开始,所有事情中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事是横死。”

  海明威曾体会到战争与创作的关系,他说过:“是拿破仑教会了司汤达如何去写作”。而现在,海明威又发现了斗牛与创作的关系,认为作者应和斗牛士一样,按自己的风格去写作、去生活。他告诉作家菲茨杰拉德,斗牛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一种更重要的但很少外露的气质,他称之为“压力下的优美风度”。他认为斗牛士通过征服恐惧来支配死亡,就会从死亡与恐惧中解脱出来,”斗牛是艺术家面临死亡威胁的唯艺术,在这种艺术中表演精彩程度取决于斗牛士的荣誉感“对斗牛运动的狂热爱好,使海明威成为斗牛运动的鼓吹者和宣传者,随着《午后之死》等大量描写斗牛运动的小说问世,这项充满“甜蜜的”血腥味的残酷运动在全世界声名大振。为此,西班牙人至今仍在感谢海明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作为驻欧记者报道土希战争之外,海明威并没有转入到别的什么战争中去,但伤痛却不停地在折磨他,因为意外事故经常光顾这位似乎连迫击炮弹和机枪子弹都打不死的硬汉子。1922年4月,他采访意大利热那亚的国际经济会议时,卫生间里的热水器突然爆炸,飞溅的金属碎片击伤了海明威。1927年海明威与他的第二位妻子波琳度蜜月时,他的脚被割破,感染了炭疽杆菌后红肿起来,迫使他在床上躺了十天。同年12月,一天夜里他给儿子邦比把尿时,邦比的手指甲戳进了海明威那只视力正常的右眼,在瞳孔上划了一道半月形的伤痕,影响他的视力达几个星期。1928年3月,海明威被掉下来的卫生间的天窗砸破了头,致使小动脉破裂大量出血,缝了九针之后,在眉毛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1930年8月22日,海明威骑马穿过一处牧场的密林时,马脱缰狂奔,他的四肢和脸部被树枝划破,腿上穿了一个洞,脸上缝了十四针。两个月后,11月1日,他驾驶的福特无后坐篷车发生车祸,右手臂严重骨折,右手三个手指头折断,左腕和右手一共缝了十六针。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共和派一边,捐钱、捐救护车,为共和派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他与荷兰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合作拍摄了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讴歌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揭露和谴责佛朗哥和德、意法西斯军队的战争暴行。作为北美报纸联盟的战地记者,海明威深入战争的最前线,报道火线上的消息,这从他的一则战地通讯中可以看出来:

  第一次的进攻发生在塔胡尼亚河畔英拉塔防区那些灰色的密

  布橄榄树的起伏的山丘之间,我和朋友伊文思一起,准备拍下战斗

  中步兵和坦克的镜头。我们跟在步兵后面走,眼看坦克船儿似的爬

  上陡峭的山头,进入阵地,于是就拍下这些镜头。

  通过大量类似的战地通讯,他抨击了法西斯胜利者卑劣的动机——“他们杀人有两个目的:摧毁西班牙人民的士气,并试验各种炸弹的性能,为德、意即将发动的战争作准备。”

  在西班牙战场上,海明威经历了最艰难的战地采访:冷得要命,难得吃一顿像样的饭菜,经常通宵开车、写东西,时不时地注意躲避敌人的子弹。但海明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激情。当然,在西班牙,海明威毕竟只是个记者而不是战士,只是个旁观者而不是参战者,他对武器的狂热爱好,有时也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有人曾经抱怨海明威:“他坐在一架机关枪的护弹壁后面,冲着敌人乱放了整整一盘子弹。结果引起敌人好一阵迫击炮轰,他反倒走了。”

  除了笔和枪以外,海明威最喜欢拿在手上的东西,大概就是钓竿和酒杯了。他四、五岁时,就开始跟随父亲一起去沃伦湖边垂钓。二十年代末移居基韦斯特岛之后,他对于钓鱼的爱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自己买了一条渔船“皮拉尔”号,三天两头地出海捕鱼,而且经常到深海去,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塑造自己硬汉子的形象。而且海明威的捕鱼本领也是令人钦佩的,他能够一口气驾驶“皮拉尔”号十个小时,捉到大鱼时,站着同它搏斗,不必坐在系着安全带的座位上,用鱼绳或鱼竿来拉它上船。其中最让他自豪和津津乐道的是,他在黑西哥湾流中发现并捕获了足有半吨重的大马林鱼。

  酗酒是海明威生活传奇中,最能体现他的粗犷、暴烈性格的情节之一。从青年时代起,酒吧间就是海明威最常光顾的地方,每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要表演他的豪饮。既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后,护士小姐们也经常从他病床上的枕头下、被褥下搜出一个又一个的酒瓶。令人吃惊的是,海明威是一个极为优秀的酒客,不管肚子里倒进去多少酒,他很少醉翻在地。海明威曾经说过,酒精是他最好的朋友。晚年的海明威甚至依赖酒精生存。但海明威最后还是被这位朋友打倒了,酒精加速了他的身体状况的恶化,彻底击垮了他的心脏。

  游击队上校

  海明威认为战争是最好的户外运动,他喜欢打仗,从杀戳中得到很大的乐趣。确实,他一辈子都在面对和制造死亡,从幼年起,他就开始杀鱼、杀鸟、杀各种野兽。长大后,他在斗牛中寻找战争的快乐,不仅观赏斗牛士对公牛的挑逗和杀戳,而且亲自站到斗牛场中,体会与公牛对抗的乐趣。他在古巴海湾捕杀半吨重的大马林鱼,在美国西部和东部非洲猎杀凶猛的野兽,在西班牙亲眼看着士兵们杀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更是亲手杀了人。

  战争刚开始时,海明威陪马莎一起访问了中国大陆,考察和报道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回到哈瓦那郊区的眺望农场之后,他醉心于两件事之中。一件事是组织私人反间谍组织。当时,古巴有三十万西班牙人,其中有一万五千到三万人是亲纳粹的“长枪党暴力分子”,为了监视他们,防止他们干有损于美国利益的事情,海明威组织了一个反间谍队伍,他自己玩笑似地称之为“骗子工厂”。其主要情报人员是当地的渔夫、牧师、酒鬼、妓女和侍者,他们在专业特工人员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只可惜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另外一件事是驾渔船出海巡逻。战争初期,德国人的潜艇经常出没于大西洋中的古巴海面,它们袭击盟军的舰艇,特别是袭击美国人的运输船只,阻止军队和武器运往欧洲战场。对此,海明威极为愤怒,他自告奋勇驾着自己的“皮拉尔”号出海巡逻,船舱里堆着美国海军提供的手榴弹之类的武器,十分英勇地渴望和德国潜艇进行战争。遗憾的是,海明威的这种大无畏行为,与“骗子工厂”一样没有建立什么功勋。

  海明威出色的表演是进入欧洲大陆之后。1944年5月,海明威飞赴伦敦,投入如火如荼的战场。尽管他出师不利,到伦敦后不久就发生车祸。汽车撞到朗兹广场的一个水箱上,头部碰到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得了严重的脑震荡,伤口缝了五十七针。但很快,富有战争经验的海明威就如鱼得水般地投入了战斗中。

  在欧洲战场上,海明威不仅是个战地记者,而且是个真正的战士和指挥官。他与英国皇家空军一起飞往敌战区,执行战斗任务。和美军一起在诺曼底登陆,端着枪向前冲杀。他参加了巴黎西南二十三英里朗布依埃周围一带的战斗,并且赶在正规部队之前,率领一个秘密的自由法国游击队小组进入并占领了朗布依埃,他俨然以指挥官自居,设指挥部,升美国国旗,俘虏敌军,在室内架设武器。法兰西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们则对他忠心耿耿,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领导,称他为“大队长”或“首长”。最重要的是,他侦察、收集了去往巴黎途中敌人防御工事的情况,这是一份出色的情报,为勒克莱尔将军胜利进军巴黎提供了方便。

  尽管海明威并不是 (像他后来吹嘘的那样)第一个攻进巴黎的人,但他确实和大部队一起打进了巴黎,并亲自参加了解放里茨饭店、旅行家俱乐部和巴黎其他重要的酒店的战斗。随后,他又和第一批美国坦克一同进入了德国,报道了齐格菲防线附近施尼—艾菲尔的一场激战。对于海明威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上校军官,后来的美国驻德国大使戴维·布鲁斯作过很中肯的评价:

  我对厄内斯特怀有极大敬意。不仅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是位作

  家,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冷静、机智、富有想象力的军事战术家和战略

  家。我从旁观察,看到他兼有经过考虑的大胆冒险和小心谨慎的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懂得如何恰当地抓住一切稍纵即逝的有利时

  机,他天生有带兵的才能。虽然他有很强的独立的个性,但是个有高度

  纪律性的人,这给我们印象是很深的。

  海明威笔下的一个主人公曾经说过“绝对的自由就是杀人的自由”。他本人也自称杀了许多德国人,实际上也肯定杀了一些。比如,1944年8月3日,在诺曼底的维拉迪约一波埃勒,海明威向一个据说藏有德国兵的地下室扔了几颗手榴弹。同年11月22日,当一些德国人前来袭击海明威所在的美国军队的指挥部时,海明威操起机关枪猛烈扫射,肯定打死了一些德国兵。

  海明威在战场上的潇洒自如和光芒四射,加上他的得意洋洋,激怒了另外的一些记者,引起了他们的嫉妒。他们控告海明威违反了日内瓦国际公约中关于战地记者不得携带武器的规定,指责“海明威先生撕去记者的标志,他的行动俨然是一位法国抵抗部队的上校,他房间里有地雷、手榴弹和军事地图,他派出抵抗部队巡逻队,这种行为应该被认为是破坏了出于对记者的信任而得到的特殊权利的。”他们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取消海明威的战地记者资格,并遣送他回国。为此,海明威在南锡接受了审查。对于这些事实,最高统帅部知道得很清楚,但因为海明威的情报和勇敢无畏确实对盟军有帮助,而且海明威名气太大,又得到法国游击队的拥戴,有许多美国军官主动提供证据,证明海明威“并未破坏有关战地记者的现行规定”,盟军最高统帅部也就没有对海明威采取任何行动。南锡审查之后,海明威等于是得到了特许,喜欢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为了再一次证明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审查后不久,他就兴高采烈地投入了在亚琛和波恩之间的许特根瓦尔德的激烈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场上,海明威充分表现了不怕死的硬汉子性格。1944年9月,当德军炮弹击中一座美国指挥部时,里面的人,包括所有美军指挥官全躲到桌子底下或是躲进地下室去了,海明威却依然坐在那里,若无其事,照吃照喝。有一次,在朗布依埃碰到另一位记者、作家欧文时,他甚至兴致勃勃地跟他说,“我有一辆摩托车,咱们去找德国人,引他们向我们开火好不好?”与此相对映,他曾经愤怒地咒骂一位假装得了战斗疲劳症,实则是怕死的美军联络官,提出“该把那混蛋枪毙”。

  非洲的青山

  直到1961年7月2日海明威用猎枪自杀之前,猎枪一直支撑着他的生活,与飞禽、野兽的斗智斗勇使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和骄傲。当然,对于从十岁起就扛着自己的枪和父亲一起出去打猎的海明威来说,不可能满足于打一些飞鸟和普通走兽,他显然渴望和更凶猛、更庞大的动物对峙和搏杀,于是,他去了非洲。

  1933年底,海明威携夫人波琳乘“麦青格将军”号轮船到达蒙巴萨,首次踏上了黑非洲的土地。在一位名叫菲利普·珀西瓦尔的白人猎手的陪同下,海明威夫妇从蒙巴萨走到内罗毕,在马查可斯 (距内罗毕二十英里)珀西瓦尔的农场附近打了几天猎。12月20日,他们动身往南,到坦噶厄喀的塞伦盖蒂平原,这里邻近非洲最高峰、终年白雪覆盖的乞力马扎罗山,到处可见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海明威的勇敢精神和枪法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生平第一次杀死了凶猛的狮子,还打死了不少其它动物。

  遗憾的是,海明威在非洲的狩猎旅行很快就被迫中断了。1934年1月中旬,他感染上了严重的阿米巴痢疾,大肠因感染而肿胀,拉出体外达三英寸长,每天大便一百五十次,拉出的血将近一夸脱,脱垂体外的大肠得用肥皂洗后,才能托回体内。最后他卧床不起,被抬出帐篷,由珀西瓦尔的助手叫来一架私人飞机把他送回内罗毕进行治疗。

  海明威的第一次非洲之行尽管大病一场,但依然可说是硕果累累。他们呆了七十二天,一共打死了三头狮子,一头野牛,还有二十七只其它动物。这一成绩还是很不错的,以至于海明威回去以后吹嘘了很长时间。

  海明威的再次访问非洲,是在将近二十年之后。1953年8月6日,海明威一家乘“邓诺塔城堡”号邮船从马赛到达蒙巴萨。当时的海明威,身体和心理都已经疲惫了,病痛不断地折磨着他,使他感到了身体的衰老,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衰弱,渴望在打猎中重建自己的英雄形象。但他的这种努力失败了。身体体能 (包括视力、臂力等)的衰弱,加上毫无节制的酗酒,使他无法准确地瞄准,很难打到一只狮子或大象、野猪。这种挫折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甚至于使他失去了杀害动物的兴趣。这么一来,在当地的狩猎监察员丹尼斯·扎费罗的眼里,海明威完全不像是一个勇猛的猎人了:

  厄内斯特并不是那么喜欢打猎,除了打狮子外,他甚至不愿意

  射杀大象,……他喜欢开着车兜圈子看看动物。在任何情况下他都

  不射杀他的狮子。……他热爱非洲,他喜欢坐在那儿注视着它。对

  动物要做什么,它们可能在什么地方,他有一种本能的知识……他

  老是看书,看书。他口袋里总带着软皮书、报告和杂志。什么时候

  放慢脚步了他就什么时候看书。

  没有了丰盛的猎物,没有了与人比赛枪法的豪情。相反,海明威一味地寻求返祖体验的乐趣,他剃光了让他颇为自豪的粗硬的头发,把手上的双管猎枪换成了长矛,身穿土著黑人的衣服,并自得其乐地向一位丑陋、肮脏的黑女人调情求爱。

  与第一次非洲狩猎相同的是,海明威又撞上了厄运,连续两次飞机失事,甚至使各大通讯社和报社都发表了海明威遇难的消息。1954年1月23日,海明威夫妇在从内罗毕飞往刚果的布卡武的途中,他们乘坐的由罗伊·马什驾驶的切塞纳180式飞机遇到了一群大朱鹭。事后,海明威在《圣诞节的礼物》一文中记叙了这件事:

  罗伊·马什在这些大鸟下面猛地往下俯冲……飞机的螺旋桨和

  尾部装备触上一根废置的电线。飞机暂时失去了控制,后来显然是

  损坏了,必须马上着陆……

  在着陆时听得见金属撕裂的声音……玛丽断了两根肋骨,当然

  痛得厉害……

  海明威自己在这次事故中扭伤了右肩。第二天,一架H—89德哈维兰轻型飞机找到了他们,并决定把他们送往乌干达的首都,也就在这时,更大的一次灾难降临了:

  飞机开始沿着地面滑行,蹦跳得像一辆摩托车,然后慢慢地升

  上天空……

  飞机无缘无故地自己飞了起来,不过也就只几秒钟的时间,然

  后又猛烈地下降,只听到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异常声音,是金属断

  裂的声音!只一刹那我们就看到右舷的引擎正在腾起一股火焰。

  这次海明威受了重伤。他的脑壳破了,脊椎骨上的两个椎间盘断裂了,右臂与肩脱了臼,他的肝、右肾和脾脏也破裂了,括约肌由于脊椎骨压在肠骨神经上而失控,双臂、脸和头部被火焰灼伤,视力和听力也都受到了损伤。这些残酷的伤痛从此一直折磨着他的余生。海明威忍受着内出血、恶心、头晕、呕吐和全身痉痛的折磨,同时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在连续两次飞机失事之后,他居然有胆量再乘坐一架切塞纳170式小飞机飞往内罗毕。

  海明威连续两次遭受空难,使得他连续两次被美联社、《纽约每日镜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新闻媒介宣告死亡,而他连续两次死里逃生,又使海明威神话更加神奇。人们不禁会想,经过了迫击炮弹、机枪子弹和无数次意外事故的袭击而安然生存的海明威,是名符其实的美国硬汉,是飞翔的不死鸟,没有什么人和什么力量能打垮和毁灭他——除了他自己。

  海明威一生追求紧张、暴烈的生活。他崇尚战争,迷恋战争,一生中有二十六部作品是以战争为主题的。此外,拳击、钓鱼、打猎、斗牛等充满暴力色彩的题材,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作为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一条硬汉子,海明威在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暴力而又完完全全驾驭了暴力。

  飞越乞力马扎罗

  《在我们的时代里》

  海明威先后出过三个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年)、《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年)、《胜者无所得》(1933年)。在这三个集子里有十几篇是描写同一个人的,他叫尼克·亚当斯,堪称海明威式的第一主人公,他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也可以称为“尼克·亚当斯历险记”。一些研究海明威的权威人士甚至指出,了解海明威的关键就隐藏在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小说里。

  这第一篇叫《印第安人营地》。尼克随当医生的父亲进入印第安人营地,去替一位难产的印地安妇女接生。那位妇女躺在双层床的下铺上,难产已经两天了,一直在叫喊,妇女们都来帮忙,而男人们不堪忍受她的叫喊都跑到了路上。产妇的丈夫三天前腿受伤了,正躺在上铺抽烟。尼克的父亲开始给产妇做剖腹产,由于没有带麻药来,产妇叫得更厉害,四个男人按着产妇,直到婴儿出来。手术完成后,却发现产妇的丈夫已经自杀了,“他把自己的喉管割断了,刀口子拉得好长,鲜血直冒,流成一大滩,他的尸体使床铺往下陷。”

  海明威以极其平淡的语气叙述了一个鲜血淋漓的故事。那么它到底告诉人们什么呢?为什么尼克会因此成为海明威的“第一主人公”呢?其实尼克什么都没干,他一直端着盆子站在旁边,父亲做手术时,“他把头转过去,不敢看他父亲在干什么”,产妇的叫喊早就使他对手术丧失了好奇心。那个印地安男人自杀时,不巧“尼克正好在厨房门口,把上铺看得清清楚楚,那时他父亲正一手提着灯,一手把那个印第安人的脑袋轻轻推过去。”因此,在这篇故事里,作者无意渲染恐怖事件,倒是让读者留心其中的少年目击者——尼克·亚当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目击者在心灵上肯定会受到影响“他干吗要自杀呀,爸爸?”“自杀的男人是不是很多,爸爸?”“死,难不难?爸爸?”

  爸爸最终告诉他:“不,我想死是很容易的吧。尼克,要看情况。”整个故事在尼克“相信他永远不会死”的想象中结束。

  如果我们联系作家的生平来看这篇小说,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里医生与儿子所影射的两个人都是命中注定了要自杀而死的。海明威的父亲埃德·海明威就是一位妇科医生,他于1928年用手枪自杀;尼克·亚当斯就是作者自己,厄内斯特·海明威,他在1961年用他心爱的猎枪把自己的头打掉了大半个。这第一篇小说如此奇异地预言未来,在整个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尼克登场后,便时隐时现地出现在海明威后来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里。在《医生和医生的妻子》中,尼克仍然是个旁观者。印第安人狄克·布尔顿是尼克的父亲雇来运木料的工人,他因为给老婆治病欠了亚当斯医生一大笔诊费。布尔顿无力偿还这笔钱,因此故意寻衅,想要和亚当斯医生打一场,以便赖掉所欠的钱。他坚持说亚当斯医生的木料是偷来的。医生怒不可遏,但最终拒绝了挑战,跑到屋里生闷气去了,避免了一起流血事件。然而尼克的母亲,一位基督教科学家,却不愿相信一个人竟会像那个工人一样行事,并以《圣经》为依据来说服丈夫。当医生告诉尼克他母亲叫他时,尼克不回家,却要跟着父亲去打猎。于是,父子俩一起去打松鼠了,医生的妻子独自在家,她不知道尼克到底去哪儿了。

  这篇故事不如 《印第安人营地》那样暴烈,但同样震撼人心。因为尼克看到了邪恶的所在——赖帐加上寻衅打架,也看到了父母的两种态度:父亲缺乏足够的勇气,拒绝了挑战;母亲过于天真,连邪恶都不能正视。这两种对待邪恶的态度无疑让尼克很失望,相比之下,他对母亲的态度更加不满。

  《某件事情的终结》是指尼克和少女马乔里恋爱的终结。尼克带马乔里去钓鱼时,尼克觉得无聊,便开始卖弄关于鱼和钓鱼的知识,结果话不投机,姑娘便和尼克告吹了。

  在《三天的大风》中,作者进一步叙述了尼克对于《某件事情的终结》的感受:他觉得他和马乔里这段感情的了结正象秋天连刮三日的大风:“突然一场都完了……犹如一连三天的大风,扫掉了所有的树叶。”显然,尼克不乏若有所失之感,因为毕竟一件事情没有做完,但一经朋友比尔指点,尼克又感到轻松起来,因为这件事情,与其做完,还不如半途而废。比尔告诉他,对于一个医生的儿子来说,马乔里出自一个“不相宜”的阶层。比尔还说,你根本不可能把油和水混起来。

  《三天的大风》是一篇精心构制的杰作,它以高超的技巧写了少年之间的一场谈话。尼克和比尔一边若无其事地痛饮比尔父亲的威士忌,一边醉熏熏地谈论运动、饮酒、女人、文学。饮酒在这里对于尼克来说是个开始,但对于海明威的主人公来说却相当重要。

  在《拳击家》中,尼克再次面临暴力。一天,尼克离家外出,偷乘货车,结果被扳闸工狠狠地打了下来,眼睛肿起了一个大疙瘩。尼克在黑夜中一瘸一拐地沿着铁轨向下一个小镇走去,走过一座桥之后,尼克发现铁轨那头有一堆火,他向着火光走去,又发现了一个人,“他坐在那儿,双手捧着脑袋,望着火”。他问尼克:“你哪儿弄来个黑眼圈?”尼克告诉他事情经过后,他又说:“他打了你,我非得叫他好好领教一顿不可。”借着火光,尼克这才看清了那人的面目,“鼻子是塌下去的,眼睛成了两条细缝,两片嘴唇奇形怪状。”而且,“他只有一个耳朵,牢牢贴住脑袋半边。另一个耳朵只剩下个耳根。”这种情景让尼克感到有点恶心。那人说自己是疯子,名叫阿德·弗兰西斯,以前做过职业拳击家,尼克听说过他。阿德又说他的心脏每分钟只跳四十下,坚持要尼克替他测试证明。这时,来了一个叫巴格斯的黑人,他带了一些火腿和鸡蛋,开始在火上煎。与阿德不同,巴格斯非常温和有礼,他始终称尼克为“亚当斯先生”,而且语调很谦卑。“亚当斯先生,请你把那袋子里的面包切几片下来吧。”巴格

  斯从火边回过头来说道。“好咧!”

  尼克把手伸进袋子里,掏出一只面包。他切了六片。阿德眼巴

  巴看着他,探过身去。“尼克,把你的刀子给我。”他说道。“别,别给。亚当斯先生,攥住刀子。”黑人说道。

  那个职业拳击家坐着不动了。

  三明治做好了。他们开始吃热乎乎的火腿煎蛋,黑人不停地说着话张罗着,但阿德打从黑人说起刀子的事后就一直沉默不语,过了好一阵子,阿德突然不宣而战。“你怎么敢这样?”他从压低的帽檐下厉声问尼克道。“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来着?你这个神气活现的杂种。人家没

  请你,你自己找上门来了,还吃了人家的东西,人家问你借刀子,你倒神气啦。”

  尼克一声不吭,阿德却步步紧逼,就在这时,黑人照着阿德的后脑勺用一根裹着布的棍子拍了一下,阿德便扑倒在地。然后,黑人用手往阿德脸上泼水,又轻轻拉他耳朵,直到他眼睛闭上为止。在阿德昏迷躺着的时候,尼克和黑人在火边聊了起来。巴格斯笑着解释说:“我知道怎么办。他一点都记不得的。每当他这样发作,我总是只好给他来一下,叫他换换脑筋。”他们一边喝着咖啡,巴格斯一边介绍拳击家阿德的经历,他说他们俩人是在监狱里认识的,他很喜欢阿德,出狱后便去找他,一起流浪至今。说着说着,他说他得把阿德叫醒了,他彬彬有礼地以抱歉的口吻告诉尼克,他最好就此离去,这样他就无须再一次敲击阿德的后脑勺。他给这孩子指了路并给他一块三明治。尼克走出火光所及的范围,回到路基上,停下脚步倾听着:

  那黑人低柔的谈话声仍在响着,就是听不出说些什么。后来又

  听得小个儿说:“巴格斯,我头疼得厉害。”“弗兰西斯先生,回头就会好的。你只消喝上这么一杯热咖啡

  就好了。”黑人安慰他说。

  这个在悄声细语中结束的故事,再度引起尼克的强烈震憾,以至于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手里还攥着一个三明治,随即把它装入口袋里。

  这篇故事的气氛一直是朦胧的,两个大人对待尼克的态度完全不同,黑人温和、高大、谦卑、细心,拳击家阿德疯狂、变态、蛮横,然而他们相处得又如此融洽,相依为命。尼克一时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觉得有些“古怪”。然而作者的用意是明显的,他在暴力之外加上了一种罪恶的终极气氛。尼克在夜里被人从飞驰的火车上打了下来之后,险些挨了拳击家的打,这时却遇到一个举止文雅的黑人流浪汉,他习惯以一种极其可爱的幽默敲击其伙伴的脑袋,然后再以一种甚至在敲击时都包含着的挚爱将他从昏迷中唤醒过来。当这种罪恶的终结气氛散开时,美好的事物自然就呈现出来了,这正是作者梦寐以求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最后一篇小说是《大二心河》。这篇故事比较晦涩,海明威在1950年还抱怨说这故事写了二十五年了,还没有人懂。但是它实在是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它是写一个年轻人在战争里受了伤,独自旅行去钓鱼,避免一切人。

  出过国也参过战的尼克又回到一年前烧光了的乡间,他对这次旅行感到很激动,因为很久没有看到小溪和鱼了。当尼克垂钓时,他看见“鱼在水流中平稳地停着,搧动着鳍,”而另外一些鱼“在迅速流动着的深水中稍微有点变形”,最后在河底他辨认出一些大鱼。

  尼克有一种幸福感,把所有一切都置至脑后了。他朝着宿营地走去,在路上时而停下来捉蚱蜢作鱼饵。然后他开始平整场地、安置毛毯、钉牢木钉、扯起帆布,搭起了帐篷。他走进帐篷,安安稳稳地躺下来,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好地方。晚饭时,尼克做饭吃饭,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第二天尼克一整天都在钓鱼,单调而又机械。海明威的这一段描写足以使一般读者紧张、恼火,而这里的单调和重复恰恰与尼克的精神状态相吻合。尼克毫无思想地做饭、抛线、上饵,只有在一条大鱼咬钓的时候,尼克才能回到此时此地与鱼儿嬉戏。

  尼克对钓鱼十分在行,他知道怎样巧妙地脱钓,让一条小鱼游回水中而不致痛苦。他还把唾液吐在鱼饵上,相信因此会交好运。他发现了一片沼泽,但没有过去,他想“将来还有许多日子他可以在那片沼泽中垂钓。”

  在这一天中种种忙碌掩盖了尼克精神的病患。他已经成人,尤其是已经经历过战争,他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迫使他必须让身体不断忙碌,双手不停歇,而使思维停止,否则他就会失眠,他不能太激动,否则就会病倒,他不能进入那片沼泽,那地方不象帐篷是个好地方,而是个坏地方,他拼命想办法避免发疯。他过去在肉体上、心理上、道德上、精神上和感情上遭到的打击,已经毁了他,他变得复杂起来,只有创伤是明显的。这大概就是这篇看来毫无意义的小说的全部“意义”所在。这篇小说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对尼克·亚当斯作了一个总结。

  《没有女人的男人》

  1927年,海明威出版了新的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当推《杀人者》。在一家小饭馆刚开门的时候,就走进了两个人,他们挨着柜台坐下。尼克在柜台的另一端看着他们。店主乔治问他们要吃什么,他们刚开始说不知道,后来专点晚餐,但乔治不断提醒他们现在只有三明治。在交谈过程中,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一个名叫艾尔,一个叫麦克斯。他们开始吃喝,并不断拿乔治和尼克取笑逗乐,尼克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后来,艾尔将尼克和厨师萨姆带进了厨房,餐厅里只剩下乔治和麦克斯,他们各就各位后,麦克斯才告诉乔治他们要在这里杀一个名叫奥利·安德烈森的人,他们知道这个人一般六点钟到这里吃晚饭。他们就这样等着,一直等到七点多,那个名叫奥利·安德烈森的人还没有来,艾尔和麦克斯只好走了。他们走后,乔治让尼克把这一消息告诉奥利·安德烈森。尼克找到奥利·安德烈森的家后,发现他和衣躺在床上,并且对尼克提供的消息毫无兴趣,无动于衷。尼克建议他离开这座城市,他却说他已经跑够了。尼克出门时,碰见了贝尔太太,贝尔太太告诉尼克奥利·安德烈森是个好人,是吃拳击饭的。尼克回去后将情况告诉了乔治。尼克十分不安,他说:“他这样等在屋子里,同时知道自己眼看就要碰上什么事情,简直叫人不忍心想象。这太他妈的可怕了。”乔治劝他说:“你还是别想这事情为好。”

  读罢这篇小说,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篇强盗小说,是一篇情节小说,但是不能引人入胜;也有人会认为这是关于奥利·安德烈森的故事,但又纳闷为什么要这样旁敲侧击,漫不经心地东扯西拉?从这两个角度看待这篇小说,显然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满意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小说的结尾部分:“我准备离开这个城市,”尼克说。“好呀,”乔治说,“这是一桩值得干的好事情。”“他这样等在屋子里,同时知道自己眼看就要碰上什么事情,简直叫人不忍心想象。这太他妈的可怕了。”“得了”,乔治说,“你还是别想这事情为好。”

  结论应该是这样的:在海明威的笔下,故事的焦点既不在暴徒,也不在安德烈森身上,而是在餐馆的两个男孩身上。而在这两个男孩中:乔治已经接受了现状;尼克却不能,他受到了刺激。因此这是关于尼克的故事,主题就是发现了邪恶。

  这篇小说十分注重场景的描写,共分一个长的场景和三个短的场景,场景之间的过渡也很简明。叙述部分自始至终都强调客观性,而且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用简单的、现实主义的对话来表现的。在第一个场景中,暴徒的任务是通过细节来点明的:“两个人都戴着手套吃饭”(以免留下指纹);“那个叫做麦克斯的人则和乔治隔着柜台面对面坐在那儿。他眼睛并不看乔治,而是对着镶在柜台后面那排镜子看。”“麦克斯在说话的时候,一直望着镜子”;那个叫艾尔的守候在递菜窗口,布置同伙和乔治在餐厅各占一定的位置,“他象个摄影师在准备拍团体照那样”。有了这些细节的铺垫之后,再写暴徒的任务的具体性质。“你们干吗要杀奥利·安德烈森?他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

  方?”“他从来没有机会对我们怎样过。他连见也从来没有见到过

  我们。

  在乔治与麦克斯的对话中,麦克斯多少有点以自己的生活准则为荣,这套准则使他高居个人恩怨好恶之上,更超越了小镇的生活天地。这套准则是虚构的,又是相当真实的、冷酷无情的。同一个场面,男孩见了感到震惊,暴徒们却能以行家的眼光对待,泰然处之。这种只会在惊险小说和电影里才出现的情形一下子出现在尼克的身边,已经足以令他震惊的了,然而,更令他震惊的是,被追杀的奥利·安德烈森也接受这套准则,他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将要发生的事情。

  贝尔太太的一席话成了这套虚构性准则的反衬,她认为奥利·安德烈森是个好人,天气这么好,他应该出去散散步。贝尔太太代表了正常世界,而此时看来,正常世界是令人震惊的,它一如既往,滚滚向前。

  厨子萨姆胆小怕事,从一开头就力图避免介入,尼克回去后,他一听到尼克的声音就说:“我连听也不要听”。乔治起初建议让尼克去看看安德烈森,然而他同时又对尼克说:“你不愿去就别去。”尼克回来后,他又少年老成地规劝了尼克:“得了,你还是别想这事情为好。”厨子受到的惊吓完全只限于涉及他个人安危的程度;乔治感到的可怕不只是个人安危,但他可以不去想它。最终他们还是各干各的活儿,几乎没有偏离自己日复一日的普普通通的生活。真正看到邪恶的只有尼克一人,他拒绝接受。

  《没有女人的男人》中还有两个名篇《没有被斗败的人》和《五万元》,孤立地看,它们与尼克毫无关系,但如果纵观海明威的全部作品,就一定会发现其中也有尼克的影子,当然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关联。

  《没有被斗败的人》是写老斗牛士的。曼努埃尔·加尔西亚是位老斗牛士,曾经还负过伤,已经不适合出现在斗牛场上了。但他不愿意从事别的职业,他说:“我不想干活儿,我是个斗牛士。”他去找老板雷塔纳,要求出场斗牛。雷塔纳不以为然,他知道曼努埃尔卖不了座,只给他安排了一次晚场,酬金也低得可怜,但曼努埃尔无可奈何,还是接受了。曼努埃尔开始物色一位和他合作的长茅手,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那便是舒里托。他到一家咖啡馆去找舒里托,但舒里托还没来。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侍者们议论斗牛,不知不觉他困了,便趴在桌上睡着了。一觉睡醒,有一个人已经坐在他的桌子对面了,那就是他要找的舒里托。这个曾经有“铁手”之称的舒里托已经不扎牛了,他说自己太老了。同时,舒里托还劝曼努埃尔也退出斗牛这一行,把辫子剪掉。曼努埃尔毫不动摇,耐心说服舒里托。在曼努埃尔的坚持下,舒里托终于同意加入。在斗牛场上,曼努埃尔表现得很勇猛,开始时也博得观众的喝采,但在最后阶段,他用剑刺牛时屡次失手,剑甚至被反弹到观众席上,自己也多次摔倒在地上。最后一个回合,他被牛角抵伤了,然而他没有下场,继续向牛扑去,把剑扎了进去,牛的鲜血喷涌而出,他终于得手了。曼努埃尔被抬到医务室去了,雷塔纳也在那儿。舒里托手里拿着一把剪刀、要剪掉曼努埃尔的辫子,这时曼努埃尔从手术台上坐起来制止他,他说:“你不能干这样的事,铁手。”他还反复说:“我干得好,我只是不走运罢了。”“我干得好,我干得出色。”最后,医生把个圆锥形的东西罩在曼努埃尔脸上,他深深地吸着。

  读罢这篇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象桑提亚哥一样,曼努埃尔年纪大了,已经不能适应自己热爱的事业,但他就是不服输,精神永不败。这是非常典型的“海明威的主角”,他们有一套生存的原则,只要依照它,就是落到狂暴混乱悲惨的世界里,仍然可以生活得当。他们总是表现出“压力下的优美风度”,代表着光荣、毅力、忍耐。这些“海明威的主角”与海明威的“第一主角”尼克往往有着必然的联系,他们个个都有过尼克的童年、少年、青年的生活,或者恰巧有着相同的经验。

  与《没有被斗败的人》相似,《五万元》也是描写硬汉的。杰克是个职业拳击家,他的下一个对手是沃尔科特。此刻杰克正在郊外的健身场练习,但他的心情不是很好,非常挂念城里的老婆孩子,晚上睡不着觉。一天下午,杰克的经纪人约翰从城里带来了两个人:摩根和斯坦菲尔特,这两个人是开赌场的。他们在杰克的房间里密谈了半个小时,走的时候喜形于色,杰克却没有笑。晚上,杰克要他的朋友杰里陪他喝酒,杰克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嘴里说个不停。最后他突然告诉杰里他在沃尔科特身上下了五万元的赌注,他说:“我怎么能打败他呢?干吗不在这里面弄点钱呢?”他表示他打完这场后就不干了,但得从中弄点钱。杰克醉醺醺地睡了。在比赛的头七个回合,杰克占有优势,把沃尔科特接得鲜血直流。但后来杰克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但他不想被打垮。在第十一个回合,杰克摔倒了,数到八的时候,他又站了起来,这时沃尔科特突然用足力气向杰克腰带下面五英时的地方猛击了一拳,这是故意犯规,想让杰克赢得这场比赛。但杰克没有倒下,他知道这时如果倒下,五万元就没有了。他阻止裁判判罚沃尔科特犯规,他说这是个意外,要让比赛继续下去。接着杰克向沃尔科特反击,以牙还牙,一拳打在沃尔科特打中他的那个部位,沃尔科特倒下来,扭曲着身子在地上滚来滚去,杰克终于因犯规输掉了这场比赛。赛后杰克的经纪人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双重骗局:摩根和斯坦菲尔特预先同杰克约定,让杰克打输,所以杰克把巨额赌注押在沃尔科特打赢上。他们又通知沃尔科特犯规,这样杰克就会被判打赢,杰克将输去他那五万元的赌注。杰克忍住剧烈的痛苦,不接受沃尔科特的犯规,而他自己犯规打倒了沃尔科特,就这样他输掉了这场比赛,却赢得了两万五千元,破坏了一个双重骗局。杰克最后说;“真有趣,事情牵涉到那么多钱的时候,你的思路会变得那么敏捷。”

  海明威本人非常喜欢拳击,也喜欢用拳击来解释生活和写作,他说:“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就象拳击场,每个人都在场内。你只有还击才能生存,所以,我时刻准备拿起拳击手套戴上就打。我当然一直参加拳击。我要打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那时我就要跟自己打,目的是要把死亡当作一种美的事物来接受。”《五万元》中的杰克和《没有被斗败的人》中的曼努埃尔就是这样不怕死的硬汉子,他们奠定了海明威作为“硬汉子”作家的基础。

  《胜者无所得》

  1933年,海明威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出版了。集中有一篇叫 《世上之光》。海明威说,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别人喜欢它。这篇小说又将我们带回尼克的“流浪”时期。一天晚上,尼克和汤姆到一家小酒馆闲逛喝酒,汤姆故意要吃酒馆里用来招徕顾客的“免费菜”,酒保不许,发生了小小的冲突,酒保说他们是阿飞,要他们滚蛋,他们俩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们逛到火车站,只见“车站上有五个窑姐儿在等火车进站,还有六个白人,四个印第安人。车站很挤,火炉烧得烫人,烟雾腾腾,一股混浊的气味。”尼克和汤姆走进候车室,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在那些人中有一个厨子是同性恋者,不时被旁人取笑逗乐。而另外有两位胖妓女为一位拳王展开了舌战,她们都声称自己和他睡过觉,她们的谈话粗俗污秽。最后,尼克和汤姆离开了这伙放荡潦倒的人群。

  这个候车室无疑是当时社会的一角和宿影。在这里,尼克一直处在对于通奸、同性恋及异性恋的“性心理反常”等问题的讨论之中,他和一个高大的妓女进行了比较内行的谈话,并对她产生了兴趣。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小孩呆在家里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东西,尼克对此的感受应该说是比较困惑的。具有讽刺意味地是,《世上之光》这个篇名取自《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中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之光。”作者的用意就更加清楚了。

  《你们决不会这样》是写尼克的战争经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奥前线上,尼克骑着一辆自行车走过部队刚刚进行过战斗的地方,他看见尸横遍野,一片狼藉。“根据地上遗尸的位置,他揣摩出了战斗的经过情景”。尼克向前又经过了一座空无一人的小镇,来到了河边。部队就布署在河的左岸,一位少尉上来查询尼克的身份,并将他带到了营部。营长帕拉维契尼上尉认出了尼克,尼克告诉他:“我的任务就是到处走走,让大家看看我这一身军装。”尼克还说,在意大利人的军营中,“要是看到有这么一个身穿美军制服的人,大家就会相信美国军队快要大批开到了。”然后他们又谈起饮酒和打仗,尼克说:“我每次进攻前都要灌个醉。”上尉让尼克在洞里睡个觉,尼克却说他有点小毛病,要点着灯睡觉。上尉觉得尼克有点问题,又不便明着指出。

  尼克躺在床铺上。他身上不大对劲,心里本来就很不痛快,何

  况这都叫帕拉维契尼上尉一眼看出来了,所以越发感到灰心丧气。

  接下来尼克的大脑便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浮现出一幅幅可怕的画面:

  刚开始是在阵地上打仗,他带领的那个排都是1899年出生的新兵,遭到炮击后便发起歇斯低里来。帕拉维契尼上尉命令他带他们每两人一批,出洞走走……

  接着尼克又变成哈利·皮尔塞,看见他的女朋友盖蓓·台里斯来了,而且盖蓓满身都是羽毛……

  尼克又梦见一所黄漆矮屋,四周柳树环绕,旁边还有一间矮矮的马棚,屋前还有一条运河。他感觉这个地方他到过千儿八百次了,可从来没见过有这么一所屋子……

  尼克醒来后看到许多士兵在指挥所里围着他看,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开始和他们攀谈起来,他说:“很抱歉,我没带巧克力来,也没带明信片和香烟,不过我还是穿着这身军装来了。”他还解释说他已经经历过战争,现在退役了。一位副官觉得不对劲,先后派了两名传令兵去找营长。这时尼克又做起关于美国蝗虫的学术报告来了,在这方面他的学识相当渊博。上尉回来时,尼克已经有些好转了。上尉感到尼克在这里闲荡也不是个事儿,就劝尼克回去,尼克答应了。走之前尼克准备再睡一会儿,刚合上眼,尼克又梦见了那座黄漆矮屋……很快他就惊醒了,“天哪,”他说,“我还是走吧。”尼克走了。

  当尼克陷入混乱时曾两度梦见一座黄房子和一条河,这个细节对于研究尼克是相当重要的。大约在二十年以后,海明威才在《过河入林》中说明这一景象是尼克受过伤的地方。另外,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大二心河》,就知道为什么尼克觉得沼泽入口处是个坏地方,而不敢过去。这种地貌上的相似,引起他的联想,如同再度遭受打击。显然,海明威正是以这样的手法,紧紧围绕着对于主人公的震击这一核心,时前时后,忽明忽暗地展开故事的。

  海明威无意写成一个“尼克历险记”式的系列作品,有关尼克的故事毫无秩序地分散在三个小说集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着到:从《印地安人营地》到《大二心河》写的是一个少年成长的过程。在《印地安人营地》中尼克看到了男人的自戕,引起了他对死亡的思考。在《医生和医生的妻子》中,尼克对父母感到失望。从《某件事情的终结》和《三天的大风》中可以看出,尼克的恋爱不尽人意。而 《拳击家》、《杀人者》和《世上之光》又表现出尼克的出走行为和叛逆精神。在《你们决不会这样》和《大二心河》中,我们看到尼克的战争创伤。

  总的来看,尼克是个敏感的少年,他热爱生活,但生活得很不愉快。因为从一开始他就与他所面临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冲突,他扮演了众多暴力和罪恶的目击者,变得早熟和复杂。由于战争的直接打击,尼克又由目击者《成长》为完全的受害者,他夜不能寐,半疯半癫。他没有真正疯狂,但他受的伤永远不会完全痊愈。

  因此,尼克作为海明威的“第一主人公”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他与“海明威式的主人公”关系十分亲近。《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永别了,武器》中的佛雷德里克·亨利中尉、《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罗勃特·乔丹都有过与尼克类似的经验。

  显而易见,尼克这个形象还具有较强的自传色彩,了解海明威生平的人都可以发现,尼克的历险与海明威本人的历险有许多相似之处。作者最初甚至用真人真名来写作,只是后来发表时才做了改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尼克是我们探索海明威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

  狮子·猎枪·雪

  1935年,海明威出版了他在非洲打猎的专著《非洲的青山》,但是他非洲之行的真正收获是《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这是海明威最负盛誉的两个短篇小说。

  海明威依据他本人在非洲打猎的经验以及他的熟人的一些生活情况写出了《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弗朗西斯·麦康勃三十五岁,他富有、健康,也被认为挺漂亮;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是个极为标致、保养得极好的女人。他们俩到非洲打猎冒险,雇佣了名叫威尔逊的白人猎手。这个威尔逊有一双极冷的蓝眼睛,但脸膛总是红通通的。

  现在他们三人都坐在帐篷里吃饭,他们有些漫不经心,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们边吃边聊。威尔逊谈到了刚刚猎获的那头狮子,他显得很快活。玛格丽特对这个话题十分敏感,故意将话题引开。麦康勃一直很尴尬,玛格丽特走开后,麦康勃感叹道:“我想,这后半辈子我算是洗刷不掉了。”威尔逊劝他忘掉一切。麦康勃又担心这事情被张扬出去,威尔逊有些火了,他说:“不用担心我讲出去,我得挣钱谋生。你知道,在非洲,决没有一个女人错过她的狮子,也决没有一个白种男人会临阵逃脱。”麦康勃却说:“我就逃跑得象只兔子。”麦康勃深受侮辱却一点脾气也没有,威尔逊拿他没有办法。玛格丽特回来后,他们又商量明天打野牛的事,在交谈过程中玛格丽特变得阴阳怪气起来。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威尔逊和麦康勃出去打羚羊,麦康勃一枪就打中了一只。当天晚上,麦康勃躺在吊床上一直忘不了狮子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昨天晚上。麦康勃醒来时听到狮子一直在吼叫。拂晓时狮子又叫了,麦康勃和威尔逊商量着去收拾它,玛格丽特也要去看看。他们乘车来到河边,很快就发现了狮子,麦康勃十分害怕,甚至忘了打开枪的保险。威尔逊首先打中了两枪,狮子奔跑起来,接着麦康勃也打中了一枪,但狮子又钻进了一片高草丛。威尔逊说必须找到这头受了伤的狮子,麦康勃惊魂未定,甚至说出了“我不想进那里去”的丢人的话。麦康勃寄希望于放火烧草或者派追猎夫去找,但这两点都被威尔逊否定了。在威尔逊看来,麦康勃不仅不够勇敢,还挺自私。麦康勃只好跟着威尔逊往前走,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正在车上看着他们。狮子平伏在草丛里已经很久了,它一直在伺机反扑。“他们刚进入草地,麦康勃就听到被血咽住的咳嗽般的咆哮,看见草里有个什么刷地冲来。往下,他所意识到的,只是自己拔腿在跑,发狂地跑,没命地跑出草地,跑向小河。”这时威尔逊的枪声响了,他连发数弹,将狮子打死了,而这一切玛格丽特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

  麦康勃躺在床上一会想着狮子的事情,一会又想起和妻子的关系问题。过去他们若即若离,但谁也没有离开谁,还以比较幸福的一对而闻名。可现在由于狮子的事情,新的危机已经出现了。麦康勃就这样胡思乱想,时睡时醒。有一次他醒过来时,发现妻子不在她的吊床上。玛格丽特从威尔逊那里回来后,完全不理会麦康勃的气愤,独自睡去。

  第二天早上,他们三人又在一起吃早餐,气氛当然很不融洽。但麦康勃毕竟没有大发雷霆,他忍气吞声了,他决心在今天打野牛时再恢复他的尊严。威尔逊却有些担心,他想“但愿这个家伙没打主意把我的后脑勺崩掉”。他们上路了。玛格丽特又跟着去了。这回麦康勃和威尔逊很顺利,连续打中三头野牛,正当他们喝酒庆贺时,有人报告说第一头野牛爬起来钻进灌木丛了。现在麦康勃不再害怕了,甚至有一种快感,他兴奋极了。接近野牛后,野牛向他们冲来,麦康勃朝它开枪,他连开三枪后,野牛正要倒下去时,麦康勃自己的脑袋却开了花,这是玛格丽特从车上射来的子弹。

  这篇故事充分显示了海明威的小说技巧。它的节奏舒缓,但结构紧凑严谨。一开篇就端出了一个难堪的人生处境,发生了一件非常丢脸的事,三个人物都不知该怎样面对它,各有各的心思。然后小说再追叙早上麦康勃打狮子时被吓得逃跑的事,接着是晚上夫妻争吵的情景,最后写第二天三人去打野牛的经过。麦康勃的死也巧妙地在其中安下了伏笔,威尔逊给麦康勃戴了一顶绿帽子后,暗想“但愿这家伙没打主意把我的后脑勺崩掉”。结果被崩掉的却不是他。眼看着麦康勃由懦夫变成男子汉大丈夫时,他的妻子从背后一枪结果了他。

  对话历来是海明威所擅长的,在这里表现得漓淋尽致。麦康勃的惊恐,玛格丽特的残忍,威尔逊的冷峻,都是靠对话传达出来的,但又尽在不言中。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对话是采用经过精简、修整的口语,另外说话人的语气平淡,几乎不带感情色彩。

  在这篇小说中,麦康勃代表了一种类型的人,他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在打猎之前就一直存在着。麦康勃相当富有,但精神空虚,在威尔逊面前,他不得不承认“有好多事情我不懂”。他只知道他很有钱,知道摩托车,知道打野鸭,知道钓鱼、鳟鱼、鲑鱼、大海鱼,知道书里讲的性问题,知道紧紧抓着他的钱不放,知道妻子不会离开他。他的婚烟也有危机,得以维持的理由十分简单:“玛格丽特太漂亮,麦康勃不会离开她,麦康勃钱太多,玛格丽特也绝不会离开他。”

  对于麦康勃来说,非洲之行并非浪漫之旅。由于他的临阵逃脱,他倍受周围人的轻蔑和侮辱。在妻子玛格丽特面前,他不仅要屈从于她的美貌,而且还要屈从于她对他的男子气概丧失的鄙视。玛格丽特抓住这一点,公然上了威尔逊的床,给已经丢人现眼的丈夫再戴上一顶绿帽子,正象威尔逊所判断地那样,玛格丽特这样的女人是“世间最狠心的了;最最狠心,最最残酷,最最劫夺成性”。后来玛格丽特亲手开枪打死丈夫,更证明了这一点。

  白人猎手威尔逊则代表了海明威式的主人公。他随身带着一张双人帆布床,准备享受可能有的艳福。但在打猎上,威尔逊有自己的标准而且严格遵守它。当麦康勃想叫追猎夫走进树丛去替他找受伤的狮子时,威尔逊说,当然可以这样做,只不过“那就有点害人了”。那么不去找行不行,回答是:“一个,它肯定在受罪。再一个,别人可能会撞上它。”威尔逊非常清楚,他的雇主们之所以尊重他,就是因为他严格按自己的标准打猎。

  在生死问题上,他也坚持一个既定的看法:“最坏不过弄死你。怎么说的来着?莎士比亚真他妈的好。看看我还记不记得。啊,真他妈的好。有个时期我常常给自己引用。咱们试试。 ‘凭良心说,我倒并不在乎;死了一次不死第二次,我们谁都欠着上帝一条命。无论如何,今年死了明年总不会再死。’真他妈的好,呃?”在威尔逊看来,麦康勃是个美国大孩子,但他愿意看到麦康勃“长大成人”。当麦康勃打野牛毫不畏惧,兴高采烈时,威尔逊能体会到,这时候,“恐惧象动过手术一样被去掉了。什么别的东西在它的地方生长起来。男人最重要的东西。使人成男子汉的东西。”他甚至相信麦康勃会从此离开玛格丽特,不再回到过去的生活里去,然而玛格丽特不给麦康勃这个机会。

  如果说这篇小说有一个引人入胜开头,那么它更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玛格丽特打出的那一枪被看作是意外事故,只有威尔逊知道真情,但他也没有揭穿它。所有的一切留给读者评判、回味。

  和《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不同,《乞力马扎罗的雪》带有自传性,有相当的篇幅是回忆和内心独白,故事由现在和过去两条线索交叉展开。

  在非洲一个背倚山岭、面向草原的宿营地里,作家哈里正躺在一张帆布床上,望着平原上的鸟群。他的腿受伤了,他和妻子海伦等待飞机营救。由于伤口的感染,哈里感到死到临头了,他对在附近盘旋的鸟儿十分在意,感到某种不祥的预兆。他尽量和她谈话,但还是谈到了死。妻子想让哈里乐观一些,提议给他读点儿什么,但哈里不感兴趣。哈里不顾妻子的阻拦,坚持要喝酒,他感到一切就这样完了。海伦十分懊丧,后悔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哈里对她大加指责和反驳,甚至说从来没有爱过妻子。哈里彻底厌倦了。

  哈里脑海里开始闪现出几幅有关下雪的几个画面:他看他他站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卡拉加奇的一座火车站上,接着又想起了几个姑娘丧身于保加利亚群山的积雪中的情节。他又看见正在下着大雪的高厄塔耳山,一个逃兵的两只脚在雪里冻得鲜血直流。接着在希伦兹的圣诞节那天,他阒无声息地滑雪,仿佛象一只飞鸟。在“梅德纳尔之家”被大雪封住的时候,他看到伦特先生在赌博,最后输得精光。在另一个圣诞节,巴克去轰炸运送奥地利军官去休假的火车……接下来在福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他快速滑行。

  哈里又回到了现在,他看见海伦正坐在他身边的一张帆布椅里。他又开始对海伦出言不逊,说了一些十分伤害感情的话。直到海伦哭了,哈里才略有劝慰之辞。傍晚时,哈里已熟睡了一会。这时海伦去打猎去了,她想搞一点兽肉。哈里又开始内省,认为自己曾经扮演了自己所鄙视的角色,意志松懈,贪图安逸,他正想改变这种状况。他又发现了自己爱过的女人总是一个比一个有钱,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发现撒谎居然比他过去真心恋爱的时候得到的还要多些,他还想到金钱对于人的危害,尤其是对作家的危害。

  海伦打了一只野羊回来,她打算为哈里做一碗好汤。他们一起交谈喝酒,气氛比较融洽。这时天色已晚,哈里看见一只鬣狗从附近跑过,哈里显然很在意,他说:“那个杂种每天晚上都跑过那儿,两个星期以来,每晚都是这样。”他又有了不祥之感。这时海伦进帐篷洗澡去了。

  他又想起在君士坦丁堡的情景“那一阵他夜夜宿娼,而事后他仍然无法排遣寂寞,相反更加感到难忍的寂寞……有一次,他在街头踯躅,搞上了一个风骚的亚美尼亚女郎,为了她,他还和一位英国炮手打了一架……“他想起他同所有这些女人在一起时的欢乐和争吵。她们总是挑选最妙的场合跟他吵嘴。为什么她们总是在他心情最愉快的时候跟他吵嘴呢?”他感到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海伦洗完澡出来了。她让哈里喝肉汤来恢复体力,哈里不以为然,但还是顺从了。他还打算整个晚上都睡在外面,在悄声低语中死去。

  哈里接下来又有三段泛泛的回忆:有森林里的猎枪,小溪边的垂钓;有客店的老板,城堡护墙广场的人群。有大牧场里发生的故事。有战场上的悲惨情景。

  哈里又感到了死神的呼吸。他告诉海伦:“你可千万别相信死神是镰刀和骷髅,它很可能是两个从从容容骑着自行车的警察或者是一只鸟儿。或者是象鬣狗一样有一只大鼻子。”

  就在哈里垂危之际,忽然一切又正常了。第二天营救的飞机载着他向西飞去,“他看到,像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垠,在阳光中显得那么高耸、宏大,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那是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的山巅。”

  也就在这个时刻,鬣狗发出奇怪的叫声,将海伦吵醒。海伦喊着睡着了的哈里,但他没有回答,再也听不见他的呼吸声。

  这篇小说篇幅长,容量大,有人称它是“浓缩的长篇小说”。它的结构极为特别:讲一个人临死想象他逃了出去,想得那么真实,读者都信以为真,以为他逃了出去。故事以死到临头的局面开场,然后倒叙这局面怎么来的,然后笔锋一转,写幻想中的逃走,而结论是客观地报道已经死了。

  作家哈里因一次偶然的小事故,把腿擦伤了,不料伤口日益恶化,生命垂危。但他并不盼望营救的飞机,看见飞鸟和鬣狗这些不祥之物,他也不十分害怕。他宁愿喝酒,以减轻对自己肉体死亡过程的厌倦感。他这样做并非视死如归,而是意识到如果灵魂先期毁灭,肉体的死亡就毫无意义了。

  哈里在临终前想得最多的是写作和爱情,他发现在这两方面他早就不钟情了。在回首往事中,哈里感到自己的失职和堕落,“他目睹过世界的变化;不仅是那些事件而已;尽管他也曾目睹过许多事件,观察过人们,但是他目睹过更微妙的变化,而且记得人们在不同的时刻又是怎样表现的。他自己就曾经置身于这种变化之中,他观察过这种变化,写这种变化,正是他的责任,可是现在他再也不会写了。”死到临头,他才知道一再延宕,迟迟没有动笔的缘故。“他虽然有才能,但是因为弃而不用,因为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所信仰的一切,因为酗酒过度而磨钝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懒散,因为怠惰,因为势利,因为傲慢与偏见,因为其它种种缘故,他毁灭了自己的才能。”在爱情上,他靠谎言为生,海伦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新生活时,“而他则出售他旧生活的残余”。

  哈里这次到非洲来,就是想重新进行训练,把心灵上的脂肪去掉。但为时已晚,他不可能再写了。就在死亡降临的一刹那,他灵魂出窍,飞向乞力马扎罗的雪峰,与雪山共存。

  哈里的幻觉,是海明威最深情的一笔。海明威曾经解释过,小说中行将就死的作家具有他的影子。任何了解海明威生平的人也能看出来,小说中很多描写都是海明威过去生活的再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忠实地记录了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良心和品德。

  《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脍灸人口的两个短篇小说,也是海明威的得意之作,他曾经在信中指出:“如果你写了一篇又强烈又含蓄的短篇小说,人家读了就象读了一部长篇小说似的,那个短篇就能经久。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经久不衰的。”

  冰山原则

  海明威不仅严于律己,保持着艺术家应有的品德,而且他在创作手法上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创造了一种极有个性的散文风格。英国小说家赫·欧·贝茨曾经指出,海明威的小说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因为“海明威是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他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了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从历史上看,“这以前,在好几代人的岁月中——几乎可以说有一百年或者一百多年之久书面英语有增无已地变得日益浮华、罗唆,只适用于一国一地,偏狭得叫人难受;它继续演进的趋势是要探讨和解释什么东西,而不是表现和描绘一个对象。它满载着一大堆不起作用的字,现在终于到了把这堆文字割爱的时候了。”

  在创作中,海明威力图使“眼睛和对象之间、对象和读者之间直接相通,产生光鲜如画的感受”: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边搭

  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

  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

  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中踯

  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这是短篇小说 《桥边的老人》的开头部分,看上去这些画面跟原来生活中一样自然,没有任何矫饰和比喻。这也不是一般的场景描写,而是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小说的背景是西班牙内战,作者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都浓缩进桥边这个小画面上,有一种以小见大的效果。海明威没有写老人的心情,但读者已经感受到老人的凄凉和绝望了。可见,这不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形象的内涵。海明威采用简约含蓄的笔墨,为的是追求深远的效果。这种情况在海明威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陡直的沙土路穿过树林从山上向下通到港湾。从史密斯家的后

  门朝外望出去,视线可以穿过那一片直伸到湖滨的树林,还可以看

  过港湾那边去。春、夏季里景色美极了,港湾蓝里透亮,从查理伏

  克斯和密执安湖有风吹来时湖上常泛起波浪的白帽来。从史密斯家

  的后门,莉芝看得到矿砂船由湖里开出来,驶向博伊恩城。她看着

  这些船的时候,它们象是根本不动似地,可要是她进屋去擦干几只

  盆子然后再出来的时候,它们就已经老远,看不到了。

  这是短篇小说《在密执安北部》的一段,即便是没有读过这篇小说的人,读完上面一段后,也会感受莉芝一定是位很单纯的少女,而且她心里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海明威历来都很注重场景的描写,他能够把场景描写成积极、主动的有机体,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

  海明威的简洁文风,还不只是表现在写景上。在对话方面,海明威采用经过提炼的美国口语,朴实贴切,富有生气。在他的小说中看不见过去众多小说中的文字填料:“他带着明显表示的愤怒又重复了一遍”;“她鼓起勇气,用忧郁的音调说”;“他犹豫不决地宣称”;“他声音惊恐、结结巴巴地讲”;“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如此等等。“它们看上去像一群白象”,她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一头象,”男人把啤酒一饮而尽。“你是不会见过。”“我也许见到过的,”男人说。“光凭你说我不会

  见过,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始娘看着珠帘子。“他们在上面画了东西,”她

  说。“那上面写的什么?”“Anis del Toro。是一种饮料。”“咱们能尝尝吗?”

  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通篇几乎由对话构成。故事说的是一个男人带一位姑娘到马德里去让她做堕胎手术。但全篇没有正面提起此事,没有介绍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讲姑娘的恐惧和辛酸,其实也没有讲任何别的感受。这对男女在路边的车站等待开往马德里的快车;天气很热,他俩喝啤酒、说话。读者只能从对话中揣摩整个故事,体会他们各自的心情。对于姑娘来说,显然有什么东西被毁了;不但她的过去,而且她的将来都是这样。姑娘说:“样样东西都甜丝丝的像甘草。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姑娘在谈论酒的味道时,故意暗示起孕育在身的胎儿。男人一直想回避这个话题。姑娘原本指望“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中的一切”,但眼下,男人改变主意了,一旦胎儿被打掉,姑娘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用姑娘的话来说,“这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姑娘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她吓坏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海明威自始至终没有作丝毫努力来影响读者们的思想、印象、结论。他本人从来不在作品里,他一时半刻也不挤到对象和读者当中去碍事。

  海明威之所以不在他的作品中说明自己的倾向性,是因为他不愿意读者一下子就看懂他的作品。他注重把握读者对感情暗示的感觉,通过作品激起读者的想象力和同情心,让读者感觉到的东西比让读者理解的东西多一些。

  1932年,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做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他所强调的是“水面以下的八分之七”。这便是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海明威不赞成逐节铺陈而讲究意境,宁可留下很多空间也要突出人物的动作和神态,让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空白的天地。由于海明威的小说经常是以少胜多,意在言外,所以难怪有人说他的小说是寓言小说,或者说他是象征主义。可见海明威给读者留下的空间该有多么大了。

  《大二心河》看上去几乎象一本钓鱼手册。主人公尼克·亚当斯返回一年前被大火烧光了的乡间,来到小溪旁钓鱼。接下来长达数页的描写都是有关尼克钓鱼、吃饭、睡觉的细节,看上去毫无意义。这显然是一种表面现象,海明威的真正立意就象深藏于水中的鱼一样,等待读者去发现。

  《杀人者》这篇小说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作者的用意。读了开头第一部分,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惊险小说;再往下看,又可能觉得这是一篇喻世小说,说明人生在世,常常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看完全书,又觉得前面的分析不能令人满意,结论到底是什么?海明威又将它留给了读者。

  《桥边老人》是一个非常短的短篇小说。焦点集中在一个逃难的老人身上,他没有家眷,不关心政治,他唯一关心的是他丢在家里的两只山羊、一只猫和四对鸽子的命运,因为他的家是在炮火之下。他相信猫会照顾自己,鸽笼没锁上,鸽子也会飞出去,可是山羊呢?在这篇小说中,海明威没有直接说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但在这一点上读者已深受感动,大有四两胜千斤的效果。

  作为一代文风大师,海明威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凡是知道他的作品的地方,就有人用他的笔法:模仿、改造、或者吸收。他是全世界作家的坚不可摧的偶像。

  从大洋回归

  《太阳照样升起》

  随着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出版,海明威已跻身于巴黎文坛,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然而真正使海明威名声大振的,是他1926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这篇小说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也预示着他一生将把战争作为主要创作题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的海明威,终于在事隔八年之后,开始回首那场他曾经参加过但当时又一无所知的战争。在《太阳照样升起》中,他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是从战争对于人们深远而又复杂的影响入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英美青年云集巴黎,他们大都参过战,身心都受到过创伤。他们见多识广,但对现实不满,在绝望之中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故事在杰克——布莱特——科恩的一场三角恋爱上展开,刻画了四个寓言性的角色:杰克和布莱特是因为战争而缺乏性爱能力的一对情人;科恩是向他们的绝望情绪挑战的虚构骑士;而年轻的西班牙斗牛士皮得罗,则象征着将会跨越他们失败的美好生活。“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头脑里摆脱不了性的问题。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悠。”这便是杰克的朋友为我们描绘出的杰克的肖像。杰克·巴恩斯这个形象有着作者的影子,体现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经历和他战争刚结束时的迷惘心情以及性格上的许多特点。这个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了重伤,成了一名性机能残废者。战后他旅居法国巴黎,为美国一家报馆当驻欧记者。他在生活中没有目标和理想,被一种毁灭感所吞食。他追求布莱特女士,渴望爱情,企图获得生活中他所能够得到的一切,但负伤造成的残疾使他对性爱可望而不可及,不能与自己所钟情的女人结合。强烈的求生愿望和欲生不能的现实给杰克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嗜酒如命,企图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却精神的痛苦,但是这也无济于事。

  作家罗伯特·科恩堪称最后一位骑士英雄,陈腐信仰的最后一位捍卫者,他用荒唐的行为向我们表明,浪漫主义的爱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以往的主要指导法则之一也不再起作用了。但他固执己见,向那些明智的同代人发起了挑战。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会了拳击,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一方面,作为时常受冷遇的犹太人,他可以把强悍的体魄当成捍卫自己信仰和尊严的资本;另一方面,这也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武装起来的浪漫者,一个为捍卫自己信仰可以摧毁别人的人。在大学的拳击比赛中,他无论输赢都感到高兴,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显示他所喜爱的男子汉的气派。“男子汉气概”的其他标志后来也给了他愉快感,他时常把这些同真正的丈夫气混为一团。他缺乏对人生实际意义的理解,只热衷于书本的美妙理想: “他读了不少威·亨·赫德森的小说。这似乎是桩无可指责的事情,但是科恩把《紫色的土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成年人读《紫色的土地》是非常有害的。这本书描述一位完美无缺的英国绅士在一个富有浓厚浪漫色彩的国度里的种种虚构的风流韵事,故事编得绚烂多彩,自然风光描写得非常出色。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把它作为生活指南是很不可靠的,就象一个同龄男人带了一整套更注重实际的阿尔杰的著作(注:主要以苦儿发迹为题材)从法国修道院直接来到华尔街一样。我相信科恩把《紫色的土地》里的每句话都象读罗·格·邓恩(注:美国商业信贷问题专家)的报告那样逐词领会。”

  正是依据这个生活指南,科恩调整了自己的生活。离开普林斯顿时,他“从大学里的……倒霉生活中振作起来结了婚”。但是五年之内这场婚姻烟消云散,他又回到他现在的情妇身边。之后,为了逃避她的统治和自己的烦燥心境,他开始去遥远的国度追求浪漫生活。

  科恩是不现实的。杰克和他那些经历过战争的朋友们不可能选取科恩的信仰。然而,如果我们把杰克私下的忧伤与科恩公开的痛苦、杰克的自制与科恩的自我表露加以对比,姑且抛开性机能丧失不谈,就会发现杰克并没有办法去度量或控制爱情的局面,即使他诚心地承认它,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感情深处,杰克和科恩是一样的。每当杰克极端苦闷或者失眠的时候,他就盼望布莱特女士在他身边。而当他和布莱特单独相处时,他又希望同她一起到乡间生活,一起去西班牙,想上她的房间,想把她留在自己的房间里,想和她热烈地接吻和拥抱。为了布莱特,杰克甘愿付出一切,每次他和布莱特在一起时,布莱特的花费都由他支出。杰克曾经一语双关地总结说:“我觉得我为任何事情都付出了代价”。在这里杰克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并非只是一个悲怆无能的男人的热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杰克至多是个受束缚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在不可能相爱的局面中保持风度的男人,可是又仿佛与科恩有着同样一种潜在的虚弱。

  对于巴黎的那些“天涯沦落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按照在一个共同问题面前的忍耐程度去衡量他们的全体,那么杰克就是一种尺度,谁忍受得住自己的疾病,谁就与杰克相似类同;谁采取虚伪姿态,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谁就不及他的楷模。杰克作为寓言角色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布莱特女士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她曾经在意大利前线当护士。战争夺走了她第一个情人的生命。又把她目前的丈夫在危险的惊惧状况下送回了家乡。那场战争如此富有戏剧性。它使杰克及其同代人丧失了男性气质,却又使布莱特这样的人改变了女性特征,开始行使男性的酗酒和放纵的特权。

  布莱特女士在男孩子气的短发上戴着男式毡帽,亲昵地称男人们为“伙计”。她还与一帮女同性恋者为伍取乐。在一个男子气质十分匮乏的环境中,她感到一种道德和情感上的空虚,她不得不放弃浪漫主义的幻想,选择了来去自由的生活方式,充满自信地与新伙伴并肩而立。布莱特战后的变化还揭示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当男人们不再博得尊敬,女人们把天生的温情代之以男性的自由和流动后,严肃意义上的爱情是不可能再有了。而布莱特的追求者科恩根本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他仍然相信布莱特是女性化的,因而对男女温情抱极严肃的态度。他俩初次见面后,他把她形容为“绝对高尚规矩的”,还差点因为杰克不以为然而打了他;后来,他俩在农村有过短时间的同居,他依然不信“这不说明任何问题”。

  和尼克·亚当斯一样,杰克开着灯睡觉,以免在沉思默想中陷入更深的痛苦。这样的生活最终是不堪忍受的。他需要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于是,小说的第二部的活动离开了巴黎而转向柏古埃的钓鱼小溪和潘普伦那的斗牛场。

  在短篇小说《大二心河》中,海明威曾经对尼克的钓鱼活动作了详尽的描写。尼克把自己的营地看作“好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排除干扰,忘掉一切。他整天垂钓,乐在其中。尼克曾经在战争中遭受创伤,而他的钓鱼活动可以看作医治这种创伤的一个组成部份,因为它带来了健康、快乐、美和秩序。在《太阳照样升起》中的钓鱼旅行也是如此,杰克来到了“好地方”,“……我坐在一根刨成方形的木材上,注视着坝内尚未形成瀑布的那潭平静的河水。坝脚下,白沫四溅的河水非常深。当我挂鱼饵的时候,一条鳟鱼向瀑布窜去,在空中画出一条同样美丽的弧线,消失在轰隆隆地奔泻而下的水流中。我装上一个大铅坠子,把钓丝投入紧靠水坝水闸边泛着白沫的河水中”。在那里,杰克和他的朋友比尔一边垂钓,一边轻松地谈话,其乐无穷。在这样的直接欢乐面前,连浪漫的爱情也显得逊色了:“这时中午刚过,树荫的面积不大,但是我背靠着两根长在一起的树,坐着看书。这是艾·爱·伍·梅森写的一本东西,我在看的是一篇奇妙的故事,讲到有个男人在阿尔卑斯山中冻僵了,掉进一条冰川里,就此失踪了,他的新娘为了看到他的尸体在冰川堆石里显露出来,打算等上整整二十四年,在此期间,那个真心爱她的情人也等待着。当比尔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等着哩。”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杰克在钓鱼活动中更深沉的态度。显然,杰克钓鱼旅行的外在过程正是他自我治愈的疗程。

  后来,杰克及其同伴又来到潘普伦那,参加为期七天的圣福明节的狂欢活动。他们心情欢畅,被跳舞者包围起来,一边唱歌,一边狂饮,随着成群的庄稼汉高声大喊。然而,在这里最吸引杰克的是一位年轻的西班牙斗牛士,他叫皮得罗·罗莫洛,年仅十九岁。“罗莫洛的斗牛使人真正动情,因为他的动作保持绝对洗练,每次总是沉着冷静地让牛角紧靠身边擦过去。他不必强调牛角离他的身子多近。”

  皮得罗成了故事中新的焦点,也成了科恩爱情上的劲敌。但是皮得罗无论在斗牛中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还是在爱情上表现出来的深沉含蓄,都是令科恩望尘莫及的。在这一点上,杰克看得非常清楚:“那天整个下午,他把他表演斗牛的一招一式的地点控制在布莱特座位的面前。他一次也没有抬头看她。这样他表演得就更出色了,不仅是为了她表演,也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没有抬头用目光探询对方是否满意,所以一门心思地为自己而表演,这给了他力量,然而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她。但是并没有为了她而有损于自己。那天整个下午他因此而占了上风。”显然,皮得罗也是一个寓言角色,他坚守自己的生活法则,他的男子气慨是件独立于女人之外的东西。

  而科恩为了爱情,宁愿当众吃亏,接受人身侮辱。当“战斗”的机会来临时,他也能象真正的游侠骑士那样将对手击败。在巴斯克人欢度狂欢节的时候,科恩对麦克·坎贝尔、杰克·巴恩斯以及皮得罗·罗莫洛大打出手,他在体力上获得了胜利,而在道德上却遭到彻底失败。皮得罗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战,虽败犹荣。而科恩却在精神上被击碎了,他一直把他的男子气概建立在拳击技术或女人的爱情上,从未放在内在力量的基础上,而如今到了既无技术可言又无爱情支撑的时候了。他只能对杰克说:“我感到糟透了。我结束得一塌糊涂。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

  如果说科恩和皮得罗是两个极端的话,那么杰克便是他们不幸的中间体。一方面杰克与皮得罗十分相象,共有一个同样的法则,都相信男子的尊严有赖于他自己的智慧;另一方面杰克与科恩也有许多微妙的相似之处:在布莱特面前,科恩把自己下降到一个茫然无措的青年那样的地位,杰克也被贬成了一个奴隶般的男妾了。当布莱特要求杰克帮助处理她与皮得罗的关系时,杰克无法保持完整的人格,只能象科恩那样为她服务。他甚至愿意由她把自己当作皮条来利用,让她用自己的朋友蒙托雅来羞辱自己,腐蚀罗莫洛,从而使整个狂欢节失去了意义。

  布莱特出于一时狂热,爱上了年轻的斗牛士皮得罗,但是冷静下来后,终于发现两人年龄相差悬殊,不得不把他打发走,她觉得这样至少能避免去做“一只糟蹋孩子的母狗”。她独自呆在马德里的旅馆里,准备召回杰克。这时杰克在圣赛巴斯莱恩,他正试图恢复自己的尊严。但是一接到布蒂特的电报,他立即又象科恩一样了,准备为他的情人效劳,将自尊心抛在脑后。

  在马德里,杰克彻底幻灭了。他现在才意识到:布莱特不可能恢复自己失去的女性气质,也不可能和一个好男人同居而不摧毁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杰克没有丧失性爱能力,他与布莱特也不会成为一对真正的爱人。全书在浓重的悲观主义和哀伤痛苦的情调中结束:“唉,杰克,”布莱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

  前面,有个穿着卡其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车

  子突然慢下来,使布莱特紧偎在我身上。“是啊,”我说。“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警察具有象征意义,他象征着战争以及制造战争的社会,因为他有力量命令情人们的汽车停下,又能剥夺他们正常的性别角色。杰克和他的同代人已经到了最清醒的时刻,他们都不能去爱。

  总之,书中的人物一事无成,他们的生命仿佛是一场空,就象鲁迅的《在酒楼上》所形容的那样:“……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只有皮得罗能显示出力量和希望。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海明威用了两段题词。一段是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说过的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但海明威认为这只是句听上去很入耳的空话,他否认这是他的创作意图。他又引用《圣经·传道书》的一段话来加以纠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海有威写信告诉他的编辑麦克斯威·柏金斯,说这本小说的真正寓意是“他却永远长存”。尽管读者最强烈的感觉不是大地永远存在,而是所有动作的周而复始,徒劳无益,但这部小说依然完美而有意义,也是海明威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永别了,武器》

  二十年代是海明威由一名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位著名作家的重要时期。他先后推出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年)和《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年),一个中篇《春潮》(1926年),两个长篇《太阳照样升起》(1926年)和 《永别了,武器》,(1929年),除了《春潮》不尽人意外,其它的都是成功之作。毫无疑问,继 《太阳照样升起》之后的《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二十年代创作的一个顶峰。

  海明威写《太阳照样升起》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而写《永别了,武器》则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他反复修改删节,甚至重写,据说结尾就写了十七次,表现出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1948年海明威在新版的序言中回忆说:“在我写初稿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帕特里克通过剖腹产在堪萨斯城出生;在我重写的时候,我父亲在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自杀……。我记得发生的一切事件,记得所有我们居住过的地方,记得那一年我们度过的美好时刻和不幸时刻。但是我更清楚地记得生活在作品里,记着描写作品里每天发生的事件。描写乡间、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感高兴。每天我都把作品从头读到我要继续写下去的地方,而且每天我停下来的时候,我都感到写得顺手,知道下一步写什么事情。作品是一场悲剧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相信生活就是一场悲剧,而且知道它只能有一个结果。但是,发现你能够写出某些事件,真实地创作使你读起来感到高兴的作品,而且为此你天天都在工作,确实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愉快的事情。除此之外,任何别的事情都无关紧要。”

  《永别了,武器》的英文名字是《A Farewell to Arms》,可作两种解释:一是“永别了,武器”,二是“永别了,怀抱”,它暗示了两个主题,战争和爱情。曾经也有人将它译作《战地春梦》。

  这篇小说是海明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的一个延续。美国青年弗雷德里克·亨利满怀热情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作为一名救护队的志愿人员来到意大利前线,他的军衔是中尉。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亨利的朋友雷那蒂军医把英国籍护士凯瑟琳·巴克莱小姐介绍给他。巴克莱小姐“金黄的头发,皮肤给阳光晒成黄褐色,灰色的眼睛。”亨利认为她相当迷人。但在交往过程中,亨利对爱情的态度是消极的,他觉得他并非真正爱巴克莱小姐:“我亲一亲她那一对合拢的眼睛,我心里想,她大概有点疯疯癫癫的。就是有点神经也没有关系,我何必计较这个。这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在他看来,他和巴克莱小姐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性的消遣而已。巴克莱小姐有过未婚夫,但不久前在法国战场上阵亡了,在这种背景下,巴克莱小姐尽管需要爱情,但也不敢抱过多的幻想。战争使这两个精神空虚的青年成为一对恋人,但战争又不允许他们严肃认真地面对爱情的出现。

  亨利接到了出发的命令,他和巴克莱小姐匆匆告别,巴克莱小姐送给他一个圣安东尼像,亨利把它塞在衬衫里面,不久就将这事儿忘了。亨利随部队在一处砖场隐蔽起来,他和几个救护车司机谈论战况。在交谈过程中,大伙儿渐渐流露出厌战情绪,亨利觉得战争虽然不好,但总得打完才是。他说:“如果只有一方面停止战争,战争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如果我们停住不打,一定更糟糕。”司机巴西尼反驳他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就在他们争论时,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砖场附近,传来一阵阵爆炸声。当他们在掩蔽壕里吃饭时,一发炮弹落了下来,亨利的腿被炸伤了,巴西尼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亨利住进了一家野战医院。雷那蒂来看他,还说要给他“弄个英国奖章”,亨利对这种随便颁发奖章的状况感到惊奇。后来他们又谈起巴克莱小姐和女人的事。傍晚,一位教士来看亨利,谈到了有关战争、上帝和爱的问题。不久,亨利转到了米兰的美国医院,在这里他与巴克莱小姐再度重逢,在巴克莱小的美丽和温柔的感召下,亨利开始感到真正的爱情了,他想:“天知道我本不想爱她。我本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他觉得非常愉快幸福。亨利在这家医院里一边养伤,一边继续着和巴克莱的爱情,“夜间除了凯瑟琳工作时间以外,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我很爱她,她也爱我。我白天睡觉,我们醒时互相通信札……”亨利能走动时,他们便在公园里赶马车玩。他们谈到了结婚的问题,但一方面巴克莱小姐会因此而被调离,另一方面还得遵守意大利的法律和繁杂的礼节,因此未能实现。

  亨利的伤痊愈后就接到了返回前线的通知。临别之际,巴克莱告诉亨利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了,这使得他们的分手与上次大不相同。亨利在旅馆租了一间房子,巴克莱精心地把它布置得十分温馨。他们谈论孩子和战争,这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在相互安慰中又匆匆分别了。

  这次重返前线后,亨利对战争的认识更加清醒了。“我每逢听见人家提起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总觉得不好意思……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到前线不久,德奥军队突破了意军北面的阵地,沿着山谷直冲下来,意军狼狈地溃退下来。亨利率领的救护车队加入了大撤退的行列。

  在连绵不断的秋雨中,许多从附近乡间小径上来的农民也和部队混杂在一起,马车、鸡鸭、缝纫机、狗、汽车、人群一片混乱。由于敌机轰炸公路,救护车队屡屡受阻,再加上道路泥泞,有的车辆已经陷入泥中。两名搭车的工兵见势不妙企图逃走,亨利开枪击伤了其中一个。司机波尼罗接着将这个受伤的逃兵击毙了。亨利他们不得不弃车步行,他们沿着铁路走去。途中一人被远处射来的子弹打死,而司机波尼罗这次也逃跑了。在撤退队伍中,士兵们厌战情绪十分强烈,不断出现“打倒军官”、“和平万岁”、“回家去”等口号,很多士兵甚至还扔掉了自己的步枪。

  在塔利亚门托河大桥,亨利发现意军的宪兵在桥头检查过桥的官兵。所有军官都被抓起来进行审问,有一名中校因“擅离部队”被宪兵枪决了。见此情形亨利毅然跳河脱身。他漂浮到圣维多的对岸,上岸后他摘掉了星徽,爬上了一列开往美斯特列的火车。火车开进米兰车站时,亨利跳下车去医院找巴克莱小姐,但巴克莱小姐到施特雷沙去了。

  在施特雷沙的巴罗美岛大旅馆,亨利和巴克莱度过了一段蜜月般的日子。“……那时心情,好比我们回了家,不再感觉孤独,夜间醒来,爱人仍在并没有发觉梦醒人去;除了这以外,一切事物都是不真实的。”然而好景不长,地方治安部门发觉亨利是“擅离职守”的军官,决定逮捕他。在旅馆伙计的协助下,亨利和巴克莱乘小船划过日内瓦湖,逃往瑞士。不久,巴克莱小姐快要临产了,他们从一个小镇搬到洛桑。在一家医院里,巴克莱终因难产而死。故事在这里嘎然而止。

  恋爱和战争虽然常在同一部书里出现,但未必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常常是格格不入的两件事。但是在海明威精心结构的这部小说里,恋爱与战争经过微妙而绝对地并行,使人看了觉得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两个故事。亨利与战争的关系可分六个阶段:断断续续地参加——严峻地作战——受伤——米兰养伤——撤退—一逃跑。巴克莱小姐也经过了与此相符的六个阶段:性消遣——真正恋爱——怀孕——临产——住院——死亡。这两条线索小心地交织在一起,寓意完全一致。

  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海明威就指出战争的荒诞:战争使杰克这样的男人丧失了男于气质,又使布莱特这样的女人丧失了女性特征。他们无法相爱,一事无成,生活得更加荒诞。在《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采用讽刺手法,进一步描写了战争过程中的种种荒诞。他使人们相信,亨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一个讽刺性的差距。

  海明威关于大撤退的描写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在一幅展示战争的愚蠢和混乱的画面上,海明威及时插入了一段讽刺特写。在满是雨水的路上,一辆救护车深深地陷在泥里,两位乘车的工兵急于追赶撤退的队伍,不肯留下来砍些灌木来垫好打滑的轮子,想徒步逃跑。这时亨利开枪打中一个上士,这个上士只是被打伤了,但在亨利的默许下,接着就被救护车司机波尼罗击毙。波尼罗还骄傲地说:“我一直想杀死个上土。”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也跑了,主动让自己被敌人捉去,以免被打死。在塔利亚门托河大桥,亨利意识到战场警察将以他对待上士的那种方式对待他,“我看得出他们的脑子是怎样想的,要是他们有脑子而且他们的脑子管用的话。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正在拯救祖国。……我们站在雨中,一次提一个出去受审和枪决。凡是他们问过话的都枪决。审判官偿本身全没危险,所以办事漂亮、客观,坚持严峻的正义。”亨利纵身跳进塔利亚门托河大桥,将这个残酷喜剧推向高潮。

  我们再回头去看,就会发现战争中的荒诞一直存在着。亨利第一次上前线时,他所指挥的野战医院正在为接收伤员做准备,可是这时一枚敌人的炮弹正好落在他们中间,于是亨利本人就成了第一批运往后方的伤员中的一个。他还听说,因为这件事他要获得一枚铜质勋章;而他的朋友雷那蒂希望那是一枚银质勋章。

  亨利在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讽刺性差距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只不过比较模糊奇怪罢了。身为一名非战斗人员,他住在舒适的房子里,有吃有喝,常常光顾妓院。并且他还在一个有同情心的指挥官的支持下得到了很长的休假。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满意,而且这种乐事越多,他的这种心情就越加明显。显然,亨利这时的心情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反映,而且也是被战争所破坏的人类文明的整个悲惨事件的反映。

  女主人公凯瑟琳·巴克莱则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人物。她可以与《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布莱特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她们俩有一些相似之处:十分漂亮,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都是英国人;都曾在战争初期就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爱人,而且在感情上或生活方式都变得复杂起来。除此之外,她们就大相径庭了。

  布莱特终究是个有一半自暴自弃的半女性的人。她留着跟男人一样的短发,戴一顶男式毡帽;把男人们称作“伙计”。皮得罗要她把头发留起来,让她更女性化一些,跟他结婚,结果遭到了她的拒绝。布莱特反对这种女性化,也不喜欢别的女人,在女人中间,她没有也不希望有真正的朋友。她只能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从一个酒吧间到另一个酒巴间,从一个男人投向另一个男人,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周而复始,不能停止。

  凯瑟琳·巴克莱则是一个完全的女人。她温柔体贴,有求必应,对亨利的爱明显含有母爱的成份。她很少喝酒,也不需要任何别的男人。她只要求与亨利一起生活,这样她就会很幸福。她的气质十分符合一夫一妻制。她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这一点在米兰的旅馆里有非常细致的描写:

  凯瑟琳坐在床上,望着吊灯。她已经脱了帽子,头发在灯光下

  粲然发光。她在一个镜子里照着,用双手理着头发。我在其他三个

  镜子里看到她。她的样子闷闷不乐。她任凭她的斗篷掉在床上。“怎么啦,亲爱的?”“我从来没有当妓女的感觉,”她说。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幔

  向外望望。想不到会这样子。“你并不是妓女。”“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感觉到自己好象是妓女,并不是愉快

  的事。”

  我走过去,挨着她身边坐下,吻她。“你是我的好姑娘。”“我的确是你的,”她说。

  我们吃了晚饭以后,精神愉快,过一会儿,我们快乐自在,仿

  佛这房间就是我们的家。医院里我那间房间,过去是我们的家,现

  在这房间又是我们的家了。

  巴克莱用女性完整的柔情,为不知所措的亨利营造了一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她使亨利得到完善,并使他们的结合也完善起来。因此,凯瑟琳·巴克莱之死标志着亨利的最后幻灭: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上门,灭了灯,这也不顶什么用。那

  简直是在跟塑像道别。过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

  回旅馆。

  亨利先是“永别了,武器”,接着又“永别了,怀抱”,但亨利对待这两者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亨利和巴克莱的悲剧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悲剧,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是这四位主人公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幸的情人,虽然这两个故事一个以奥意战争为背景,一个以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世仇为背景。

  凯瑟琳和朱丽叶一样,都死于偶然事件,并非邪恶社会环境的直接结果,也不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凯瑟琳的身体条件妨碍了她的正常分娩,她的死纯属生理上的偶然原因。朱丽叶的死是因为误会,更主要的是带消息的修士耽误了时间。如果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凯瑟琳和朱丽叶之死都表现了一种艺术上的必然。正象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因世仇而形成的邪恶势力一样,第一世界大战决不会从根本上促成亨利和凯瑟琳的结合,尽管他们心心相印,情投意合。

  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还特别注重烘托气氛,他用阴雨的天气给全书奠定了低沉悲凉的格调。连绵不断的阴雨一直伴随着灾难和不幸。亨利伤愈后还没有重返前线时,雨就开始下了,连绵不断,继之又断断续续。亨利从大撤退到逃往施特雷沙,到与凯瑟琳重新团聚的时候,整段时间都在下雨。当他们俩重逢时,雨就停了,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窗上洒满阳光。这时晴朗起来的天气,益发衬托出他们爱情的美好。气候的好坏和主题的发展直接相关。然而晴天是短暂的,到了三月冬天开始消退,夜晚又开始下雨了,一直到凯瑟琳死去。最后,亨利冒雨走回旅馆。

  《丧钟为谁而鸣》

  三、四十年代,卓有成就的海明威在创作上毫不松懈,满怀热情地耕耘和收获,先后发表了关于西班牙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1932年)、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1933年)、关于非洲狩猎的专著《非洲的青山》(1935年)、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1937年)、剧本 《第五纵队》(1938年)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

  海明威的小说历来有这么一个特点:主人公是美国人,但故事发生的背景却远离美国,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或者非洲。这自然与作者的经历密切相关。海明威从欧洲返回美国定居大约十年后,试图写一本反映美国的小说,这便是《有的和没有的》。但在这部小说中仍然有一部分事件发生在古巴。

  主人公哈利·摩根的名字取自英国十七世纪海盗亨利·摩根。摩根为了养活老婆孩子,不惜铤而走险,违法从古巴往美国贩运甜酒和人口。最后他在抢钱中和人发生火井被打死。临终前他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人不行……他妈的干不出事。”他认识到一个人单独行动绝对没有希望。然而这个结论不是从情节上发展出来的,让人毫无必然的感觉。书中将有钱的与无钱的人进行对照,用来构造与支持这小说和它的教训,但这整个事件不能使人信服。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不成功的。

  但对于揭示海明威的思想来说,这部小说又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是他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标志。他从尼克·亚当斯私订和约开始的流放历程至此告终;海明威在思想上不再与世界分离。实际上到了1937年,这部小说出版那年,海明威已经再度接受他二十年前抛弃了的社会,又回到另一个“为民主而战”的战争。

  1938年发表的剧本《第五纵队》证实了这一点。《第五纵队》的主人公菲利普·罗林斯是为忠于共和政府者作间谍工作的。他伪装成一个酗酒、放荡的战地记者,很难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一篇报道。后来美国女记者多萝西·布里奇斯爱上了他,决定改造他,同时也要与他结婚。对待那场战争他们两人有很大的差距:菲利普无论是在喝威士忌时,还是和妓女上床时,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完全沉浸在政府军的斗争里。女记者多萝西·布里奇斯则是个旁观者,她对菲利普缺乏理解。当多萝西提出他们离开西班牙到圣卓别兹去寻欢作乐时,菲利普建议她玩点儿别的:春天钓鲑鱼;秋天去匈牙利打猎:在马林第海滨玩冲浪板等等。菲利普告诉她:“你可以去。但是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我已经把它们抛到脑后。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我一个人去,或者与那些有共同的理由的人一块去。”《第五纵队》虽然也不是一部杰作,但它无疑指明了海明威思想的流向。

  因此当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出版时,人们就不会对这本书扉页上的题词感到突然了。海明威在这里引用的是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一段话:“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褒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丧钟为谁而鸣》也是反映西班牙内战的。故事的背景是:由于1937年3月中旬,政府军在首都东北瓜达拉哈拉城附近大败意大利侵略军,首都已转危为安。俄国上将戈尔兹这时正准备在首都西北向瓜达拉马山区叛军山上防线发动进攻,为了切断敌人的增援路线,派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到敌后深山中和游击队接上关系,等战斗一打响,就炸毁一座铁桥。

  乔丹在老向导安塞尔莫的引导下,与住在山谷下面山边洞里的一伙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并与他们为伍。游击队员的“士气”很低。他们的领袖巴勃罗当年曾是个马贩子,给部队和斗牛场供应马匹,后来在斗牛场做帮手时结识了和斗牛士菲尼托同居的比拉尔,菲尼托被牛挑死后,比拉尔就跟巴勃罗待在一起。革命爆发时,巴勃罗在家乡率领群众包围了民防军的兵营,逮捕了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并将他们处死。但三天后,遭到反动军队的反扑,巴勃罗和他的队伍被迫撤到深山中打游击。一年来,他们袭击了几次敌人的据点,炸了一次火车,弄到几匹马。巴勃罗开始酗酒,意气日益消沉,只求能在这山里混下去。当他得知乔丹的来意时,他深知炸了桥就会迫使他放弃他的藏身之地,他明白离开这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没有足够的马匹供大伙骑。于是他当场提出他所谓的狐狸的原则:要在一个地区待得下去,就只能到别的地区去活动,不然就会被敌人赶走。巴勃罗的女人比拉尔热情豪爽,她眼看着巴勃罗逐渐堕落成一个鼠目寸光的酒鬼和胆小鬼,心里非常不满。于是在当天晚上大家聚集在山洞里时,比拉尔带头反对巴勃罗,赞成炸桥,大家一致表态支持她。但是乔丹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未能杀死巴勃罗,尽管大家都指望他能做到这一点。后来,当巴勃罗喝了一天的酒,又与游击队员们发生争吵时,乔丹也同意杀他了。然而巴勃罗偷听了他的话,他声称他已经制订好了撤退的计划,因为要解冻了,他们的行动最终可能实行。这时新的灾难又来了,一个法西斯骑兵迷了路,意外地冲进游击队的营地,他们不得不将他打死,这样肯定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找他。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游击队领袖艾尔·索多曾经答应派四个靠得住的人来支持乔丹。当艾尔·索多带着他盗窃的马匹跨过雪地归来时,被敌人的骑兵追踪。他们把守山顶,将敌人消灭。但法西斯又派轰炸机进行猛烈攻击,他们不幸中弹身亡。安塞尔莫从城里带回消息说,咖啡馆里盛传戈尔兹将军的进攻计划和法西斯的反攻。乔丹派信使警告戈尔兹将军尽可能取消进攻计划。然而,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之前,乔丹还得继续按计划行动。当天晚上一直想阻绕这次行动的巴勃罗带着乔丹的雷管不见了。第二天早上他回来后承认他曾一度胆怯,现在准备帮助乔丹用由手榴弹临时凑起来的起爆剂来执行任务。信使未能及时到达戈尔兹将军的司令部,没有使他取消原定的作战计划。当忠于共和国的轰炸机发起进攻时,乔丹和巴勃罗的队伍炸掉了桥梁和岗哨。在撤退时,乔丹走在最后面,他负了重伤,他用冲锋枪掩护游击队的撤退,最后不幸以身殉职。

  在这个故事中还穿插了一条副线:乔丹和玛丽亚的恋爱。乔丹到达营地的头天下午,玛丽亚端来饭食时,他们俩就一见钟情了。玛丽亚是个苦命的孩子,她的父母被民防军枪杀了,自己随后被长枪党匪徒们剪掉了头发,然后遭到轮奸。当玛丽亚被解往南方时,火车半路上被炸,比拉尔吩咐将她带回营地,做了她的保护人。为了治疗玛丽亚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比拉尔成全了这对年轻人的爱情,是她把玛丽亚送到乔丹的睡袋中。在山洞的那三天,比拉尔教导玛丽亚作为乔丹的妻子应尽的责任。比拉尔还擅长看相,已经在乔丹的手纹中看出了死亡的征兆。为了乔丹,同时也是为了玛丽亚,她毅然促成他们的结合。

  这个恋爱故事在小说中只是个浪漫主义的次要情节,但它在丰富乔丹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的结构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使乔丹对巴勃罗队伍的可靠性更加不安,因为巴勃罗早已对玛丽亚居心叵测,只是有比拉尔在,他才不敢妄动。乔丹深知,他和玛丽亚的相爱,将使他面临巴勃罗进一步的背叛。玛丽亚曾经是乔丹与比拉尔之间的纽带,他们因为对这个女孩子怀有共同的感情而加固了彼此的关系。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也曾一度引起了他们之间关系的紧张,直到比拉尔最后放弃了对玛丽亚的控制。

  当这场恋爱强烈地震撼着乔丹时,实际上它已经协助扩展了小说中涉及情况的范围。刚开始时,乔丹虽然知道此行任务艰险,凶多吉少,但他认为“只要炸掉桥,送命不送命关系不大”。当玛丽亚出现后,这一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他憧憬着和玛丽亚一起到马德里度假,甚至战后带她回蒙大拿,做他的妻子。从这一点上,他的思想迅速地展开,回顾了他过去的生活。

  十二年来,罗伯特·乔丹这位美国蒙大拿大学西班牙语系的青年教师,经常到西班牙度假,寻访名胜古迹,走遍了西班牙大地,他了解和热爱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他痛恨法西斯主义,1936年夏天,他向校方请了一年假,志愿赴西班牙,怀着“为全世界被压迫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反对所有的暴政,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他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后来转到西部敌后搞爆破,炸火车和铁桥。他的祖父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的骑兵军官,他从小深受其熏陶和影响,他认为他现在表现出来的勇气是秉承其祖的。在战斗中,他服从命令,机智勇敢,忘我地为保卫西班牙共和事业贡献力量。当他接受戈尔兹将军交给的炸桥任务时,尽管他深知这项任务艰巨异常,但他还是接受了,并想方设法去完成它。虽然乔丹不是共产党人,但他能把西班牙的共和事业同自己及人类命运联系起来,妥善地处理了个人与全局、感情与理智的关系,为完成任务创造了条件。

  尤其令乔丹思想难以平静的是对玛丽亚的爱情,他必须在个人幸福和社会责任之间作出选择。一方面,乔丹以自己的爱情给玛丽亚带来了希望,使她获得了重新生活的勇气;但另一方面,玛丽亚的美也给乔丹带来了“生”的欲望。以至于乔丹看见她,感到自己的喉咙都哽塞了。乔丹需要玛丽亚,但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这导致他坚定不移地去完全任务却又不愿意去迎接一个英雄的死亡:“然而他巴不得活在人间。他愿意欣然放弃英雄或烈士的结局。他不想打一场德摩比利式的保卫战,也不想当桥头阻敌的罗马壮士霍拉修斯,更不想成为那个用手指堵塞堤坝窟窿的荷兰孩子。不,他乐意和玛丽亚一起生活。说得最简单,就是这样。他乐意和她共度一段漫长的岁月”。

  乔丹心中无法平静,他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忘不了玛丽亚的不幸遭遇,忘不了比拉尔对法西斯的残忍的痛斥。他更想起了他的祖父,一位英勇的老兵,他曾经把为自由而战的艰苦岁月当成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自己身边的这些朴实的游击队员,象安塞尔莫老人、费尔南多、拉菲尔,也甘愿为了民主事业牺牲一切。在乔丹的理智和感情的冲突过程中,理智得到了肯定,感情也因此升华。在炸桥行动中,乔丹腿部受了重伤,他不愿意连累大家,决意独自留下掩护大家撤退。他伏在松林高地上,无依无助地、毫不畏惧地面临着死亡:“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已经战斗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儿获胜,在每个地方就都能获胜。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你很走运,他对自己说,你度过了这样美好的一生。你度过的一生和你祖父的一样美好,虽然时间没有他的那么长。凭着最后的这几天,你度过的一生比谁的都不差。你这样走运,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除了乔丹外,这部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西班牙人。比拉尔体现了西班牙劳动妇女正直纯朴的优秀品德。她爽朗泼辣,嫉恶如仇,眼看巴勃罗的革命意志渐渐消沉,她恨铁不成钢,又着急,又气愤。在后来的斗争中,比拉尔成了这支游击队实际上的决策人。比拉尔爱憎分明,对法西斯敌人刻骨仇恨,对游击队员则十分爱护。当玛丽亚遭受法西斯长枪党的蹂躏,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时,比拉尔不顾战斗中的危险,坚持把玛丽亚带回游击队营地。在她的精心照料下,玛丽亚渐渐康复了。乔丹来到营地后,比拉尔看出玛丽亚对乔丹的爱意,就要求他爱护这姑娘,炸桥后把她带到共和国去。她主动创造条件成全他们,但看到他们相亲相爱,又不禁有些妒忌。她缅怀起自己过去的好时光,她自称曾和西班牙三个收入最少的斗牛士生活过九年。当有人说她当初的相好菲尼托患着肺病,长得矮小,本来就不是一块做斗牛士的料时,比拉尔十分不平,她满怀激情地讲述菲尼托如何为了出人头地,发奋苦学,好歹当上斗牛士的经过。菲尼托生病时,她当他孩子似地疼他,一直侍侯到他悲惨地死去。比拉尔热爱生活,热爱共和国,当乔丹传达了炸桥指示后,她坚决支持这一行动,她说,“我拥护共和国,桥关系到共和国的命运”。她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一直保持着坚强的意志,是乔丹执行任务时最可靠的中坚力量。

  全书实际上只写了两个女人:一个是比拉尔,另一个是玛丽亚。玛丽亚生性温柔,天真无邪,在性格上刚好与比拉尔相反。在身心受到粗暴的摧残后,她遇到了乔丹这样的意中人,便毫无保留地以身相许。听到了青年哨兵华金的悲惨家史后,她搂着他说,“我把你当哥哥,……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一家人。”乔丹也感动地搂着他说,“我们都是兄弟”。她告诉乔丹,她父亲喊着“共和国万岁”被枪杀,她母亲接着高呼“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而从容就义。想到这些,乔丹吻着熟睡中的玛丽亚,小声地说,“我为你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玛丽亚与乔丹的爱情与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安塞尔莫老人在这部作品中是仁慈的化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位老人的心情一直很矛盾。他对法西斯滥杀无辜的暴行十分痛恨,然而当需要他拿起武器对准敌人的时候,他又于心不忍,因为杀生违背了基督徒的信念。这对安塞尔莫来说,与其说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无法磨灭,还不如说这是无邪的心灵在被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所折磨。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安塞尔莫寻求这样的内心平衡:“杀人是必要的,我知道,可是对一个人来说,这种事总是缺德的。我看哪,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取得了胜利,一定会有一种苦行赎罪的办法,来涤除我们大家的罪孽。”最后炸桥时,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标后面,被碎铁片击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着那圈引爆的电线。他为共和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海明威开始写作《丧钟为谁而鸣》时,他已经积累了近二十年的西班牙的生活经验,他爱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他说他们的语言几乎象本地人一样,他是他们民族热情的一个“狂热爱好者”,这也许就是他的政治立场。因此他在表现政治与哲学问题时,并不把它们黑白对比。他的人物不是美德或邪恶的原型,而是普通人,是由善与恶按照不定的比例混合起来的,很矛盾,却栩栩如生。例如:费尔南多,这个心地朴实、整洁而热情的说土话的人;艾尔·索多,这个健壮、爱讽刺的游击队领袖;热情的奥古斯汀;拉菲尔,这个讨人喜欢的、靠不住的、魔鬼可能喜欢的吉卜赛人;俄国将军戈尔兹也是如此,他能“开非常有力的玩笑”,因为他是那么严肃。当出了问题时,他以勇气和克制来应付灾难,在听到进攻注定要失败的消息之后,他说:“咱们完蛋了。是的。像往常一样。是的。糟了。……没有办法,没有。用不着想了。必须接受。好!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在叙述结构方面的一次新的探索。全书的情节局限于三天之内(1937年5月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二上午);地点(除了安德烈斯到戈尔兹的总司令部的旅行以外)只局限于圭达拉马的一个山谷的上部;主要人物局限于一小群游击队员和一个志愿军人。但是小说扩展到这些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范围之外,达到了海明威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乔丹对其祖父的回忆,将旧世界与新世界,美利坚合众国与西班牙共和国,在两次内战中联系在一起了。海明威深入主人公的思想之流,还使比拉尔以及其他游击队的成员叙述战争较早阶段的情况,将我们带人各种人物的思想和回忆之中,扩展了小说的范围和深度,几乎达到了史诗的规模。这部小说结构严密、高度集中、毫不散漫,同时生动、真切,充满人情味,确确实实是一部杰作。

  《老人与海》

  海明威一生在创作上十分勤奋,而且总是要力争取胜。他也曾多次遭到失败,但每次失败之后,他很快就能扭转局面,推出新的成功之作。1926年他的中篇小说《春潮》失败后,他当年就推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37年他的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受到了冷遇,但1940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 《丧钟为谁而鸣》,及时挽回了声誉。19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过河入林》被认为是他写得最差的一部作品,当时很多批评家都断言,海明威的伟大天才已经死了,但1952年海明威用《老人与海》有力地反驳了这一点,他再次证明自己宝刀未老,雄风依然。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后期的代表作,也是典型的描写“硬汉”的作品。从创作的道路上看,《老人与海》和他早期的作品《没有被斗败的人》、《五万元》等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主人公都是硬汉,他们临危不惧,处之泰然,表现出一种“压力下的优美风度”。象老斗牛士曼努埃尔一样,桑提亚哥是一位老渔夫,但是他更老一些,生活也更糟糕。所以海明威在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写道:“他是个独自在湾流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

  桑提亚哥这位老渔夫,没有妻儿老小,孤苦伶仃。他坚持出海捕鱼,但每次都是空手而归,十分倒霉,甚至他那张用好多面粉袋补过的旧帆,看上去也象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单就干活来说,老人的神智依然清醒;但在打发日子时,他感到往事如烟,他看不清那些岁月,无牵无挂。“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伟迹,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搏斗,不再梦见角力,不再梦见他的老婆。”除了操心每天的面包,跟小男孩曼诺林聊聊棒球,还有梦见非洲的狮子之外,他什么也没剩下,万事皆空。四十天过去了,老人还没有捕到鱼。曼诺林的父母觉得让孩子跟着这么一个倒霉的老头儿是不会有指望的,所以让曼诺林也离开了他。

  但老人依旧我行我素。第八十五天,他早早就出发了。他心想“八十五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他把船划到深海处,在三个不同深度布下鱼网。这天果真是吉星高照,心想事成,一条非常大的马林鱼上钓了。但这条大鱼并不肯轻易就范,反而拖着小船游起来。直到老人被这条鱼在海上拖出很远的地方,他才明白这条鱼有多大。他激动万分,欣喜若狂。老人一边在与它搏斗着,一边在心中增长对这条鱼的伟大和高贵的敬意。他爱这条鱼,把它看作兄弟,但他必须杀死它。“鱼啊,你要把我给弄死啦。话又说回来,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兄弟,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了。来,把我给弄死吧。管它谁弄死谁。”出于老人的命运感,老人深知只有捕获这条鱼,才能证明和显示他的力量。

  这一点和老人此次出海时的心情是一致的。由于过去八十四天都没有捕到鱼,老人的自信心多少被蒙上了一点怀疑的阴影,这种怀疑甚至使他相信自己不会再有好运了。然而老人不打算屈服这种宿命论的想法,很快他又对自己说:“可是谁知道呢?也许今天就要走运。每一天是新的一天啊。”所以他越是意识到这条鱼的“伟大和壮观”,他要弄死它的决心就越强烈。“他证明了一千次都落了空。现在他又要去证明了。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也决不去回想过去他这样做的时候。”

  老人最终征服了马林鱼,但是马林鱼的血又召来了成群的鲨鱼,它们把马林鱼咬得千疮百孔,当老人回到静静的港湾时,一条硕大的马林鱼只剩下一副骨架了。鲨鱼使老人的“第八十五天”没有成为真正的吉祥日,他最终没有逃脱他捕不到鱼的命运。他在物质上是失败者,但在精神上是胜利者,因为他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而且他不在乎“谁弄死谁”,海明威正是借老人之口喊出了他的心愿:“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

  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表现了他对大海的思索。海对于年轻渔夫来说,只是一个具体的捕捞领域;但对桑提亚哥老人来说,却是一种人格。老人认为海是一个女性,因为她任性,既仁慈,又残忍。但还不仅如此,海还蕴含着大量的生殖力和可能性,它的深处就藏有老人从未见过的大鱼。它的宽广和浩大,可以使老人了解和体验不可知的和未知的现实奥秘,而且允许老人生活在永恒之中。

  《老人与海》还是一部面向未来的作品。男孩子曼诺林的最后到来给老人带来了希望。他准备充当老人的助手,再次出海捕鱼。海明威在这里找到了返回他起点的一条新路,回到《太阳照样升起》引言中说的那样:“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留传下来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人类的劳动,它既是成就了的功业,又是代代相传的技能。

  由于批评界有人指出《老人与海》是象征主义的作品,海明威在一封信中予以了反驳:“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是鱼。鲨鱼全是鲨鱼,不比别的鲨鱼好,也不比别的鲨鱼坏。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说。更深的东西是你看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海明威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试图塑造一位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一片真正的海、一条真正的鱼和真正的鲨鱼。如果我能将他们塑造得十分出色和真实,他们将意味许多东西。”实际上,海明威比较赞同的观点是,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象征意味。

  关于《老人与海》,海明威后来还谈到了以下的创作体会:“《老人与海》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小说里有村庄中的每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的一切过程。这些东西别的作家们做得非常拿手非常好。在写作中,你受到已经被人写得令人满意的东西所限制。所以我试图学习去做别的事情。首先,我试图删去没有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一切事情,以便他或她读过什么以后,这就成为他或她的经验的一部分,好象真的发生过似的。……运气是我有一个好老头儿和一个好孩子而近来作家们已经忘记还有这些事情。再者,海洋也跟人一样值得写。所以我是幸运的。我曾经看见过马林鱼伙伴,知道那些事情。所以我把他删去了。在同样一片水面上,我看见五十多条巨头鲸的鲸群,一次用鱼叉叉住了几乎有六十英尺长的一条鲸鱼,但又被它逃走了。所以我把它删去。我从渔村中知道的一切故事,都删去了。”海明威那简洁的文风在《老人与海》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小说发表的当年(1952年)海明威获得了普利策奖,1954年海明威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

  《老人与海》对世界和对他本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时的海明威情绪饱满,乘胜前进。 1956年,他与华纳兄弟合作,改编《老人与海》的电影脚本,将其搬上了银幕。然后他又去西班牙,想再写一部类似1932年发表的《午后之死》那样的斗牛专著。他描写了两位有名的斗牛士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多明奎之间的竞争,标题为《危险的夏天》,以两段连续性的报道的形式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结果写得苍白无力,十分乏味。五十年代初,海明威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这部小说原本是他的“海洋、天空、陆地”三部曲中的一部。实际上他已经无力完成这个三部曲了,就连这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也写得令人失望,所以海明威生前没想发表它,而是把它存在哈瓦那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五十年代中期,海明威还写了回忆录《流动的宴会》,追忆他早年在巴黎学艺时的情景。这本书的命运同《海流中的岛屿》一样,写完后便被作者束之高阁了。海明威自杀之后,他的妻子玛丽·威尔什于1964年将《流动的宴会》发表了,1970年玛丽·威尔什又与出版者整理出版了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

  战争与硬汉

  纵观海明威的全部小说作品,我们就会发现战争是海明威创作的一大题材, 《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分别描写了两次世界大战。海明威说过:“我这一辈子见过不少战争,我对它深恶痛绝。但是还有比战争更坏的事情;而且都没有好结果。你越恨战争,你就越明白:一旦被迫卷入战争,不论可能出于何种原因,你只得打赢。你只得打赢,干掉那些发动战争的人,而且要注意,要使这一次战争结束后永远不会再有大战。我们这些参加过上次‘为了结束一切战争’的大战的人不会再受骗了。”这里的上次大战指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明威参过战、负过伤,对那次世界大战印象很坏。他写《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时,像当时欧美许多反战作家一样,用怀疑、否定的态度去描写它,带有强烈的反战色彩。和其它反战作家不同的是,海明威的特点在于他把这场掠夺战争看成残酷的、冷漠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表现,他的憎恶和否定并不只是局限于战争,而扩展到当时整个社会现实及其精神价值。显然这是富有独创性的创作,这样的主题当然也就比一般反战小说高出一筹。最有典型意义的是,海明威从厌恶战争、怀疑社会出发,锻铸成一种痛苦到了麻木程度,除了个人感觉,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恰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社会文明崩溃的精神面貌。

  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海明威始终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一边,坚决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与海明威二十年代的反战小说迥然不同,《丧钟为谁而鸣》充分肯定了这场战争的意义,甚至将其与美国的南北战争联系起来。海明威在作品中妥善处理了个人与全局、爱情与责任之间的矛盾,赞扬了为正义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然而,海明威并没有放弃个人特色,他仍然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场战争。在他的笔下出现的不是一幅黑白分明的画面,反法西斯阵营并不因为它反法西斯就一切都美好。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既有朴实、勇敢的游击队员,也有自私、卑劣的游击队长;主人公既有强烈的正义感与责任感,又有无法挽回危局的失败感;支持共和政府方面的国际军事领导机构内部不协调,又面临巨大的客观困难等等。海明威在作品中以其独有的方式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一位评论家曾经指出:“如果说海明威站在任何人一边,他是站在人这一边……”这大概是战争中作家的最好立场,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如此。

  海明威在创作中还有一个显著特色:他塑造了一系列的“硬汉”形象,并一再肯定其内在精神力量。海明威喜爱的斗牛士、猎人、拳击家和渔夫都是这种人物形象。他们或者为了保持个人的荣誉、职业的尊严,或者为了生计,表现出临危不惧、与厄运斗争到底的“硬汉”精神。这“硬汉”第一次出现是在短篇小说里,他是《五万元》中的拳击家杰克。在拳击比赛中,他忍住剧痛,以牙还牙,犯规击倒了对手,达到了打输的目的,从而破坏了一个双重骗局。《没有被斗败的人》中的曼努埃尔是个老斗牛士,身上又有伤,但他打败了仍旧不肯认输。在《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中,英籍狩猎向导威尔逊把打猎的标准教给他的雇主,使他在死前获得了一个短促的快乐生活。卡叶塔诺是《赌徒、修女和收音机》里的赌徒,两颗子弹打进他肚子里,却看不出他有痛苦的神色。当然,最好、最出名的“硬汉”是桑提亚哥,他是《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他在同象征着厄运的大鱼的斗争中,完美地表现了海明威所谓的“压力下的优美风度”,老人是失败了,但是他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取得了胜利。他那句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已经成了海明威式硬汉的一种精神标志。

  内容简介

  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海明威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英雄,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他屡次大难不死,佳作迭出,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事业中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本书用明快、活泼的文字,阐释了世界文坛上的“海明威现象”,生动、形象地介绍了海明威的生平,描述了他的硬汉子性格、他的尚武好斗、他的爱情和坎坷的文学创作之路,毫不隐晦地谈到了他的虚荣、自夸和感情生活中的喜新厌旧。同时,全面、准确地评述了海明威优秀的代表性作品,为读者阅读和理解海明威的作品,进入海明威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值得信赖的指导和帮助。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打不垮的硬汉──海明威评传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什么也不怕

  1899年7月21日,芝加哥郊外的奥克帕克村,盛夏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灿烂。一位普通的母亲欢欣地记下了自己的长子出生的情形:小鸟儿唱着它们最悦耳的歌来欢迎这个幼小的陌生人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个幼小的陌生人生下来身长二尺三,体重八斤六两,头发又浓又黑(长大后变成赤黄色),眼睛深蓝色(长大后变成棕褐色),皮肤赤褐色,胖乎乎的脸颊上一边一个小酒窝,出生后的第一声哭喊孔武有力。他就是日后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坛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的厄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童年的海明威是幸福的。他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非常好奇,活泼好动,顽皮可爱。他喜欢看图画册和听故事,喜欢给家人和他感兴趣的物件取各种各样的名字,甚至于喜欢缝衣服。进入安尼小姐的豪斯·英格利赛幼儿园之后,他对大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加入了由他父亲组织起来的自然学习小组,经常钻到树林中去采集标本,或到第斯普灵河两岸的灌木丛里识别鸟类。五岁生日时,他的外祖父霍尔送给他一台显微镜,他对此爱不释手,用它认真地研究自己采集到的岩石和昆虫标本。有趣的是,这时候的海明威完全被盛装打扮成一个女孩形象。远在维多利亚时代,就有把男孩子打扮成女孩子的风尚,具有英国血统并以此为傲的海明威的母亲,大概出于对这种风尚的留恋,刻意把海明威和他姐姐马塞琳打扮成一对双胞胎,穿着绒毛篷松、镶有花边的衣服,戴着花哨的帽子,留着长长的头发,直到六岁后,他才慢慢改着男装。

  海明威的母亲格莱丝·霍尔,是一位天才的女低音歌手。她金发碧眼,肤色红润,性格开朗。尽管由于疾病 (七岁时患家族的传统病猩红热,有几个月眼睛几乎全瞎了,成年后害怕舞台灯光)和婚姻,使得她未能在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上大放光彩,但她终生没有放弃艺术追求。她厌恶做饭、刷碗、洗衣服、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活,全部精力都贯注在艺术活动中,忙于演出、教声乐学生、绘画等等。

  海明威的父亲埃德,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妇产科大夫,他一生中接生过大约三千个婴儿,包括自己的六个孩子:1898年生玛丝琳,1899年生海明威,1902年生厄休拉,1904年生马德琳,1911年生卡罗尔,1915年生莱斯特。埃德精力充沛,活力非凡,不喜欢沉思梦想,讲求实效,热爱大自然和各种户外运动。他讨厌杂乱无章,要求孩子们生活必须有规律,注意整齐清洁,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检查。

  母亲给予了海明威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艺术才华,父亲则给予了他魁梧的品貌和高超的运动本领。从母亲那里,他学会了歌唱和拉大提琴,从父亲那里,则学会了钓鱼、打猎、游泳和做木工活。

  父亲的言传身教和祖父安森、外祖父霍尔 (两人都参加过南北战争并有英勇非凡的表现)讲述的战争故事的熏陶,造就了海明威一生的特性:喜爱渔猎,勇武好斗。两岁多一点,他就开始玩战争游戏,把拾来的木片、木棍比作大口径短枪、长枪、来福枪、左轮和手枪等。五岁时的一天,他急匆匆地跑进外祖父的房间,欣喜若狂地告诉霍尔,他赤手空拳单手拦住了一匹惊马。霍尔为此大为高兴,对海明威的母亲说:“丫头,你听我说,这孩子总有一天会有名声的。如果他遇事多动脑筋,走正道,将来准能出人头地。但若纵容自己,走邪路,将来坐牢也一定有他的份。”六岁时,他在学校的柴房内,捆住了一条睡着了的豪猪,然后兴致勃勃地用斧头把它砍成了碎块。同年,霍尔被战争中留下来的伤痛折磨得受不了,企图自杀,由于埃德偷偷地把子弹卸下来了,因而自杀未成。幼小的海明威则认为,父亲不让受伤痛折磨的外祖父自杀,是残忍而不可原谅的。

  小海明威的好斗,甚至表现在和父母的可笑的对抗上。有一次,海明威不满父母严格的生活规律,不管父母如何打他,他就是不吃蔬菜,造成便秘、痔疮,一连九天都大便不通。格雷丝曾回忆说:“他常沉醉于射猎狼、熊、狮和野牛的幻想中,也喜欢打扮成军人……他受挫失败时,往往大发雷霆,又跳又踢。作游戏时他却又能忍受各种粗暴的对待……他从第一次在湖中游戏起,就什么也不怕……当别人问他怕什么东西时,他兴致勃勃地大声嚷‘我什么也不怕’。”

  或许是父亲的遗传因子更多于母亲的遗传因子的缘故,海明威对母亲强迫他学习大提琴极为不满。格雷丝坚持要海明威参加家庭的室内小型管弦乐队,并主攻大提琴。海明威则自认为没有音乐天才,断言自己就是练一百年,也成不了一个优秀的大提琴手。他埋怨母亲一年不让他上学,让他在家学音乐。事实上,海明威的大提琴拉得还是不错的,在中学时,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他一直担任学校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手,并且颇能胜任。更主要的是,母亲灌输给他的音乐知识,帮助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海明威自己后来也承认这一点。在 《丧钟为谁而鸣》的对位结构中,我们能清晰地辨认出音乐技巧的痕迹。

  当然,海明威不仅仅是一个在沃伦湖畔和广袤的大草原中学习划船、钓鱼、打猎的顽皮男孩,他也乐于博览群书。他的保姆回忆道:“每天晚上,我为他收拾好房子,拿开所有的书,并安排他睡下,他也会甜甜地与我道晚安,但是,第二天早上,你总会发现床垫下,枕套内,到处都塞满了书。他那种什么时候都读书,什么书都读的情形是超越了他那时的年龄。”

  博览群书使得小海明威喜欢给亲友和自己取一些有趣的绰号。他给外祖父取名“阿爸熊”,给祖母取各“爱德莱德·阿妈熊”,叫女佣人为“莉莉熊”。他的这一嗜好甚至保持终身。他一生中曾给自己取名为“威米兹(Wemedge)”、“塔蒂(Taty)”、“斯泰因(Stein)”、“海明斯坦(Hemingstein)”、“赫莫尔霍依特(Hemorrhoid,意为痔。)”、“爸爸”(PaPa)等,除此之外,他给几个妻子、孩子们和许多的朋友都取过滑稽的绰号。

  海明威在整个小学时代都是非常出色的。他从小就爱动脑筋,想象力非常丰富,喜欢编造故事,而且在每个故事中都把自己塑造成恃强凌弱的英雄人物。他曾经登台表演节目,扮演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他甚至还试着做过诗,描写幼年童子军的生活。

  露天游戏(第一次试笔)

  我们做游戏,一次,二次,三次,童子军的生活丰富多姿。

  挥拍猛击,球儿飞跳穿梭。

  右边障碍已扫清。

  畅通无阻。

  厄内斯特·海明威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还没有人聪明胜过海明威

  奥克帕克和里沃佛斯特市立中学是当时最好的中学之一,海明威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是他青年时代的重要经历。刚进中学的时候,他曾经为自己身高太矮而烦恼。个矮,体重轻,甚至于都不符合足球运动员的要求。幸好这种烦恼并没有缠绕他太久,很快海明威的身高就奇迹般地向上猛长,成为一个高大、英俊、孔武有力的美少年。

  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男孩,海明威热爱所有的体育运动。在足球场上,尽管他奔跑速度慢,踢球的脚又像跳舞时一样的笨,但倚仗着身材魁梧,斗志高昂,最终还是穿上了校队的队服。此外,他组织田径队,参加游泳队,并充任学校水球队的队长。

  拳击是小海明威最痴迷的运动,也是后来海明威经常炫耀自己,在演说、回忆录中夸夸其谈的事情。海明威的性格中,有虚荣、自我吹嘘的一面,他后来编造的许多英勇的拳击故事,大都是子虚乌有的事。真实情况是,1916年春,海明威迷上了拳击,并第一次参加拳击比赛。他经常在母亲的音乐室和同学家里的地下室中,组织一大帮同学练习拳击,学习最基本的击打技巧。

  上中学后的海明威依然象小时候一样,每年都急不可耐地盼望夏天的到来,好和朋友一起作长途徒步旅行。当然,与此相伴随的是钓鱼和打猎。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样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爱好,给海明威带来乐趣和裨益的同时,也给他带来过麻烦。十六岁生日过后的一天,海明威和妹妹一起驾着小汽艇到湖边去郊游野餐。他们到洼地之后,一只蓝色的大苍鹭受惊、从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中鸣叫着飞起,海明威一时兴起,一枪把它打了下来。不巧的是,此事让一位湖边的巡逻员发现了,小海明威因为在禁猎区偷猎而平生第一次在法庭受审,并被罚款十五美元。海明威对此事耿耿于怀,若干年之后,他还十分夸张地经常谈起这次少年时代所遭受的最大的挫折。

  在禁猎区打死苍鹭,只能说明海明威的冲动、鲁莽和好胜,并不能因此而说海明威是个坏孩子。相反,海明威也曾有过侠肝义胆、奋不顾身的救人壮举。1917年2月3日的《橡树叶》报(奥克帕克地方报)曾报道说:“奥克帕克中学餐厅的三个女服务员正在乘坐送菜的升降机时,突然发生故障,非常危险,海明威看到后,他立即跳上去,抓住缆链,一个人赤手空拳地吊住滑轮,直到另外四个男孩跑来一起帮忙,才将那几个女服务员救下来。”

  海明威活泼、好动,而且算得上多才多艺,他还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队,大提琴拉得还算出色。他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戏剧演出活动,并且在台上笨拙地扮演各种角色。此外,他有了第一位女朋友朵拉斯·戴维斯。从此,他生命的旅程中,不断地有新的女性面孔出现,作为朋友、情人或妻子。

  除了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之外,海明威还沉迷于写作。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才华和天赋,使他成为英文教师们最喜爱的学生。他给学校的《特拉伊兹》周报写了许多的通讯报道,讲述一些文化艺术动态和社区活动。在体育报道中,他有意模仿一些著名的体育专栏作家快节奏、口语化的独特文风,并且不吝笔墨地夸耀自己不太出色的运动业绩,以至于他在学校体坛上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一些本校的体育明星。

  海明威最早的三个短篇小说都发表在学校办的杂志《书板报(Tabaja)》上。《对马尼图的判决》描述了一个名叫彼尔的印第安人认为他的白人朋友偷了他的钱包,于是他在那位朋友经常往来的森林里的道路上布置了一个陷阱,企图谋杀那人。但后来他发现他的钱包其实是被松鼠拖走了,他赶紧飞奔前往搭救他的朋友。但悲剧已经发生了,他的白人朋友已经被饿狼吞噬。彼尔极度震惊和悔恨,纵身跳进陷阱里自杀。这种骇人听闻的双重死亡故事,显然从著名作家吉卜林的小说《通道的尽头》中得到了启发。《关于颜色的问题》是一个老拳击手给年青人讲述的一个幽默的故事。这个老拳击手给一次拳击比赛做裁判,比赛双方是白人蒙塔纳·唐摩根和黑人佐·甘斯。他断定唐摩根能赢,下了大笔赌注,并雇佣毕·斯卫德躲在拳击场一边的幕布后面,等佐·甘斯退守到这个角落时,就用垒球棒将他打倒。但斯卫德这次却打错了人。他一棒打倒了唐摩根,使老拳击手失去了一大笔赌注。老拳击手事后训斥他:“你怎么搞的,要你打黑人,你却打了白人?”斯卫特恶狠狠地回答说:“我得了色盲症。”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尾,无疑带上了小说大师欧·亨利作品的影子。另外一个短篇《塞皮·静岗》则是借鉴杰克·伦敦的冒险故事,描述了一起野蛮报复事件。

  尽管海明威醉心于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他的学习成绩还是非常优秀的。具体地讲,英文、历史、法律和代数成绩非常出色,动物和化学也不错,只有几何和拉丁文比较一般。对此,奥克帕克中学年鉴上明确记载道:“还没有人聪明胜过海明威。”同样,因为海明威出色的成绩和文学天赋,在中学毕业典礼上,海明威被大家一致推荐上台演讲。

  毕业典礼上的精彩演讲所赢得的掌声和欢呼,并没有抹去临毕业前的海明威心中的阴影:他差一点又一次被送上法庭。毕业前不久,海明威和朋友杰克·潘特科斯特与莫斯曼在第·普灵斯河岸边露营,凌晨两点钟时,他们突然遭到一群“暴徒”的偷袭。这群人吼叫着砍断帐篷的绳子,抢走他们的东西,并向树林里逃去。海明威和杰克惊醒后奋起反击,海明威抡起斧子就向其中一个砍去,差一点把那人的脑袋砍开了。当“暴徒”把狂怒的海明威推进满是泥浆的河里后,他才弄明白这是一场恶作剧,“暴徒”全是奥克帕克的学生,他们在无聊中演出了这场差一点酿成大祸的恶作剧。这件事,海明威永远也没法子忘记,他常常想,要是他那一斧子真的把那人的头砍掉了,事情该如何了结?

  他极为好胜

  中学时代常和海明威一起作徒步旅行的刘易斯·克拉拉汉,曾经这样评论他的朋友:“海明威极为好胜,对任何人包括他的朋友在内均如此。他从不让任何人,包括其家庭和学校,来约束他的行动自由……他总是雄心勃勃,富于竞争性,想干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高中毕业后的海明威充分地显示了这种自主自立、不受任何人约束的独特个性。因为他出色的学习成绩,奥克帕克中学保送他进入伊利诺伊大学,他的父母亲也极力劝告他到他姐姐玛丝琳正在就读的奥柏林学院学习。但此时的海明威所心醉神迷的,不是上大学,而是惨烈的战争,是正在欧洲打得热火朝天的战争。为此他曾多次应征入伍,但每此都因为视力不合格而未能如愿 (海明威曾多次抱怨他的眼睛不好是因为母亲的遗传,甚至吹嘘过他的眼睛是在拳击比赛中被打坏的)。正在这时,不想上大学,又极想摆脱家庭束缚,一个人外出闯荡一阵子的海明威,在著名的堪萨斯城《星报》得到了一份工作,于是,年轻的海明威雄心勃勃地闯进了堪萨斯城。

  在堪萨斯城,海明威是一个脾气好、心地善良的大男孩,同时也是一个精力充沛、勤勤恳恳的新闻记者。他负责采访报道一些突发性的、有影响的社会治安之类的事件,跑派出所,采访刑事案件,搜集社会名流和一些可疑人物的花边新闻,报道凶杀、暴力、事故和其它的死亡事件,等等。他一天到晚在外边疯跑,无论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他都要跑去看看。甚至新闻编辑室有时也无法同他及时取得联系。

  中学时代,海明威就给学校办的报纸和刊物写过报道和短篇小说,现在,海明威的写作才能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和发挥。《星报》曾经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新闻记者。报社内有一个文学部,专门摘录、搜集报刊杂志上一些优秀的文章和新闻资料供记者们和读者阅读。在报社内部发行的工作手册上,指导记者们“如何避免陈词滥调,如何写得生动活泼”,指导他们“写好新闻报导的关键是文句要简短,要以简短的段落开头,用词恰当,语气有力,作文流畅,从正面着笔。”对此,海明威曾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我在学习写作上,得到的最好锻炼,也是写作的重要原则,我永远不会忘记它。”此外,报社里一些出色的记者和编辑也为海明威的新闻写作提供了知识和经验。

  海明威喜欢搞特写,内容大都是犯罪、暴力、拳击、自杀、吸毒、卖淫、英雄行为和死亡事件等等,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他今后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其中后来被发现并重印的代表性报道是《战争、艺术和舞蹈熔于一炉》。

  在堪萨斯,海明威的侠肝义胆又一次得到了出色的表演。有一天,他因事匆匆忙忙到火车站去,发现一个天花患者发高烧倒在地上,周围的人因害怕传染都躲得远远的,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海明威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背起他走出车站,雇了一辆出租车,把病人送进了医院,并由《星报》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而且,这位大夫的儿子还特意嘱咐出租车司机,建议他对汽车进行消毒。

  海明威在学习写作的同时,关注并向往着欧洲大陆上烽火连天的战争,他的兴趣始终在于如何杀上前线去。然而,视力不好始终是海明威赴欧参战的最大障碍。他在给姐姐玛丝琳的信中写道:“我们都像母亲,眼睛有毛病。”但接下来他又写道:“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一定要到欧洲去。我不能因为眼睛有毛病,就放弃我去欧洲的愿望。”

  机会终于来了。海明威从 《星报》的一位年青同事那里,找到了参军的途径。这位二十二岁的黑发青年叫赛奥多·布伦伯克,上大学时,一个高速飞行的高尔夫球打中了他的眼睛,使他的一只眼睛变成了玻璃做的假眼睛,但他成功地应征参加了美国陆军,并在法国战场上度过了极富传奇色彩的四个月。他的办法是参加红十字车队,因为车队对救护车司机的视力要求不高。海明威立即效法布伦伯克,报名参加了陆军的红十字车队,成为一名救护车志愿司机,对他来说,虽然当司机不如操枪冲锋陷阵过瘾,但毕竟可以赴欧参战了。

  海明威兴高采烈地盼望着奔赴战场。有一天晚上,他喝着红葡萄酒,捧着勃朗宁夫人的诗集,兴致勃勃地朗诵了一个通宵。在这种兴奋难耐和狂热的等待中,海明威对父母玩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幽默。他在家信中宣布自己与有名的电影明星梅·玛莎订婚,声称玛莎答应等他从战场上归来后就结婚,这个消息使海明威的父母非常伤心,他们没有想到海明威在婚姻大事上不与他们通气便自作主张,而且他们担心这位电影界的女妖会毁了海明威一生的幸福。后来,海明威的解释是,这仅仅是一次幻觉,一个玩笑而已。这次幽默造成的震荡在其父亲埃德的信中可以看到:“你半小时前来电话解释这只是开了一场 ‘玩笑’,我听到后,得到了安慰。你这个小小的‘玩笑’,却使你母亲和我连续五个晚上失眠。我希望你尽快给你亲爱的母亲写信,安慰她破碎的心。”

  穿着高领高襟上衣和灯笼裤,戴着军帽,衣领和帽子上缀着红十字徽章,身上佩挂着少尉军衔的海明威,在志愿军行列里接受了威尔逊总统的检阅之后,奔赴欧洲,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七个多月之后,当他的父亲和姐姐流着眼泪高兴地在芝加哥火车站迎接他归来时,海明威已经大不一样了:穿着军装,披着意大利军官的黑色斗篷,领口扣着银色花钩,脚蹬西班牙式高统皮军靴,带着几十个伤疤,带着残留在大腿上的碎弹片,带着三枚银十字军功章,带着缴获的奥地利钢盔、左轮手枪和信号弹枪,活脱脱一个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青年英雄形象。稍为不如人意的是,因为伤痛未完全康复,走起来两腿硬梆梆的,而且一步一瘸。

  在意大利战场上负伤后载誉归来的海明威,受到了家庭、亲友和新闻界的热烈欢迎。堪萨斯城《星报》、《美洲芝加哥报》、《奥克帕克报》、《纽约太阳报》都详细地报道了海明威的战功、受勋、康复以及他回到家乡的情况。为了表示对这位仪表堂堂、高大魁梧并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青年英雄的感激和景仰之情,芝加哥的一些意大利籍的社团成员,为他组织了两次聚会。一些学校、俱乐部和教堂纷纷请他前去讲演,而每次讲演,在血迹斑斑、弹痕累累的裤子和战利品的烘托下,均能赢得热烈的欢迎。

  激情总是短暂的,欢迎的热潮过后,海明威感到了莫名的孤独。从前的朋友们都各有各的工作,他就好象“被关在一只密封的大匣子里的人”(玛丝琳语)一样,依靠朝天打照明弹来驱散无聊的感觉。随着爱情的失落,海明威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海明威受伤后,在米兰的战地医院治伤和疗养期间,和护理他的护士阿格妞丝建立了爱情,尽管他只有十九岁,而阿格妞丝已经二十六岁,他们还是真诚地相爱了。但海明威回国后,情况就变了。刚回国时,他们的通信还情意绵绵、缠绵悱恻,但不久阿格妞丝就来信说她与一个那不勒斯的美貌青年相爱了。那是一位富有的公爵继承人,自然比“毛头小伙子”海明威更适合于托付终身。

  海明威愤恨、恼怒、惶恐不安,直至持续高烧,大病一场。对他来说,女人的背叛是无法容忍和接受的,而解除痛苦,恢复精神的办法除了不停地喝酒之外,就是打猎和创作。

  打猎总是狂放不羁的,而海明威的狂放中,又常常被抹上了一层与法律开玩笑的色彩。一次,海明威和同样是从前线归来的詹金斯以及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去北部森林狩猎。他们带着从奥地利人那里缴获来的卡宾枪和足够的子弹,开着一辆破旧的旅行车,按计划钓鱼、打猎、露营、野炊、喝酒抽烟、放声高歌。或许是太兴奋了,在经过波恩镇时,海明威出了一个有趣的馊主意。当汽车开过路灯下时,开枪把灯泡打碎。在卡宾枪的狂扫下,有五、六个灯泡在子弹的呼啸声中碎裂了。不久,他们就受到了从后面追来的警察的盘问。幸亏警察没有发现他们就是灯泡事件的主角,否则,海明威恐怕又得上法庭。

  这段时间,海明威创作了 《匹克斯·麦克卡蒂冲过去渥皮安的道路》、《滔滔双心河》、《结局》、《风,刮了三天三晚》等各方面都稍嫌粗糙的小说。与创作有关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海明威于1920年1月中旬应邀到多伦多一位商店经理的家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辅导一位瘸腿的孩子。这家的主人拉尔夫·康纳布尔和《多伦多之星周刊》的主编克兰斯顿等人非常要好。在他的引荐之下,尽管克兰斯顿并未感觉到海明威“有可能发展成为不平凡的人物”,但还是安排他在周末娱乐版写一些通俗人情味的小说,每篇稿酬最高十美元。到夏天海明威返回沃伦湖畔时,海明威一共发表了十一篇小说。后来,海明威1920年10月搬到芝加哥独住,一直至1921年12月赴欧洲大陆为《每日星报》作记者时为止,他又在《多伦多之星周刊》上发表了二十二个短篇。其中涉及的题材有出租绘画作品、走私威士忌酒、野营、钓鱼、拳击、小偷、饲养狐狸等等。较为成熟的作品有 《大二心河》、《野蛮的西部也来到了芝加哥》等。

  伤愈后的海明威一如既往地追求着各种各样强烈的刺激。克兰斯顿发现:“仅只为了好奇兴奋,海明威是无事不可为。在吃的方面,他也是为了尝尝味道,什么都可以吃,他吃过鼻涕虫、蚯蚓、蜥蜴以及世界各处野蛮部落的奇珍异馔。”有一次,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和脚板厚实,他故意从一些碎玻璃上走过,即使脚上割破了好几处,他依然若无其事,而且下次照干不误。

  显然,海明威并不是个循规蹈矩的青年。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他与父母亲的关系破裂了。海明威的父母亲,特别是母亲格莱丝,认为海明威除了写作以外别无雄心,而且懒惰、贪图享受,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他们开始不满海明威的种种表现,厌烦情绪与日俱增,终于因一件小事而导致了关系的破裂。海明威刚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的一天晚上,海明威的妹妹和邻居家的女孩策划了一次在湖边树林里的半夜午餐会,邀请海明威和另一位男青年参加,他们假睡骗过家人之后,半夜爬起来,跑到沙地高坡处狂欢,两个男孩子还搂着女孩子在角落里亲吻。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一个女孩的母亲跑到海明威家里闹翻了。痛骂海明威勾引女孩子组织了这次放荡下流的半夜聚会。早已心怀不满的格莱丝和儿子彻底摊牌了:

  亲爱的厄内斯特,我的儿子,你如果还不醒悟过来,停止过那

  好吃懒做的浪荡生活,停止靠他人为生的生活,大吃大喝,赚多少

  吃多少,挥霍浪费,停止用所谓俊俏的脸蛋去勾引容易上当的姑娘

  或者你仍然对救世主上帝、耶稣基督不虔诚,不尽教职。一句话,你如果不自觉到自己已长大成人,应该有男子汉的堂堂气魄,那你

  将一事无成,招致自我毁灭。我对你的爱和耐心完全被你给夺走

  了……

  格莱丝的最后决定是:“只有你学好了,不再给妈丢脸了,才能再进家门。”

  海明威能够毫不畏惧地面对奥地利人射来的子弹,却没有勇气应付母亲的谴责。他收拾好随身用品,带上他那台老掉了牙的打字机,走向外面的世界,尽管前途吉凶未卜,但他坚信自己将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

  巴黎是流动的宴会

  海明威从家里搬出来后,先是寄居在一个朋友的大套间里。这时,失业的海明威日子过得很不景气。他后来曾不无苦涩地回忆说:“那个战后的夏天我穷困潦倒,寄居在供膳宿舍或经济公寓内。酷热的夜晚,我沿湖漫步。有了一点钱,就跑到中国餐馆大嚼一顿。这样穷对付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不过,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海明威找到了一份给《全国互助合作》月刊当编辑的工作,周薪四、五十美元,而且和朋友们一起分租了一套公寓房子。

  在芝加哥,海明威认识并爱上了比他大八岁的漂亮女郎伊丽莎白·哈德莉·理查逊。1921年9月3日,他们在密执安州的霍顿湾的一个卫理分会教堂举行了婚礼。海明威从哈德莉那里获得了阿格妞丝未能给他的一切——一个美丽的女人的爱情和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哈德莉有一小笔信用基金,每年大约有二、三千元钱的收入,结婚后的一个月,她的叔父去世,她又意外地获得了一笔八千美元的遗产。用这笔钱,海明威可以携夫人一起实现去巴黎寻求文学事业的发展的憧憬,而且能在巴黎过得舒舒服服。

  是安德森·舍伍德劝说海明威去巴黎的。海明威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这位刚从巴黎回来的著名作家。安德森把他介绍给了“芝加哥派”的一些作家,并向当时在巴黎的一些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写了友好的介绍信,这些知名人士包括庞德、斯泰因、西尔维亚·比奇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商)和刘易斯·加兰蒂尔等。信中说:“海明威是一个有卓著才华的年轻人,我相信他有一天总会崭露头角的。他曾经是一个颇负盛名的新闻记者。”海明威去巴黎之前,接受了《多伦多每日星报》的聘请,成为它常驻欧洲的记者。

  在从纽约启程开往巴黎的“里奥波迪纳”号轮船上,海明威又一次得到机会展示了他善良、仗义、乐于助人的天性。当他因为兴奋而又喝酒又跳舞时,他发现一个法国姑娘带着一个哭叫不停的婴儿坐在下等舱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美国大兵,遗弃了她和孩子。她身上的钱几乎全部花光了,只剩下最后的十法郎。海明威在愤怒地谴责那个美国大兵的同时,主动组织了三场拳击赛,为这个可怜的法国姑娘募捐。他的对手是来自盐湖城的意大利士兵享利·科迪,海明威依仗身体重量和身高臂长,赢得了比赛。同时,他的募捐义举使得大西洋上枯燥乏味的旅行变得富有人情味了。

  1921年12月22日,海明威夫妇到达巴黎。一开始他们住在雅各布街的雅各布旅馆。半个月之后,他们搬到了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七十四号一幢很简陋的公寓里,这是一个聚集了无数醉汉和贫民的地区,阴暗而又沉闷。尽管如此,海明威为自己到了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而兴奋不已,颇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把自己关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进行写作,对自己的创作天才和文学前途充满了自信,认定自己很快就将进入辉煌的时代,正如他在《午后之死》中所写的那样,“让那些打算拯救世界的人去随心所欲吧,最伟大的事莫过于持续下去并完成你的事业。”

  巴黎时期的青年海明威,是个漂亮、健壮的高个小伙子。他举止文雅(远没有后来那样粗暴),说话轻言细语,具有中西部人那种活泼明快、热情开朗的生活作风。朋友们认为他“一踏进房间,会把整个屋子里的氧气吸尽”,“甚至在怨恨别人时都有一种魅力。”这种善于吸引人的注意力、广交朋友的天性,加上安德森·舍伍德的介绍,使海明威在巴黎很快就结识了许多重要的、很有影响的朋友,如毕加索、埃兹拉·庞德、格特鲁德·斯泰因、西尔维亚·比奇、詹姆斯·乔伊斯、温德姆·刘易斯、莫利·卡拉汉、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杰拉尔德·墨菲等等,其中两个和海明威的文学事业关系最重要的人物便是埃兹拉·庞德和格特鲁德·斯泰因。

  在海明威的眼中,埃兹拉·庞德颇像一个波希米亚主义者,他蓄着山羊胡子,一头棕褐色的波浪式头发,眼睛锐利而有神,喜欢夸夸其谈,生活上放荡不羁。这位高个子的意象主义代表人物是先锋派艺术的热情的鼓吹者,他编辑出版了 T·S·艾略特的《荒原》,极力促成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他虽然比海明威大十四岁,而且从1907年以后就一直住在欧洲,但他与海明威一见面就成了互敬互爱的朋友。对文学事业充满激情的痴迷,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海明威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过:“他教我写作,我教他拳击。”庞德“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最信赖的评论家。他是相信最贴切词汇的人 (只用一个,而且是唯一正确的词),是曾经教导我不要去相信形容词的人。”在教会海明威“怎样写和不能那样写”的同时,庞德竭力扶持这位拳击教师的写作,帮助他出版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新托马斯诗歌》与其它早期的短篇小说和诗歌,都发表在庞德主编的《小评论》、《流放》、《人物简介》、《当代诗选》等书刊上。对于庞德的帮助和友谊,海明威给予了最真诚的回报。尽管海明威在文学领域的声誉和威望很快就超过了庞德,但他始终如一地高度评价庞德的文学创作成就,感谢他最初的帮助。特别是庞德后来处境窘迫时,海明威的友谊更显得珍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庞德百般辱骂罗斯福政府,无耻吹捧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为罗马电台作英语广播,厚颜无耻地攻击自己的祖国。1945年他被在欧洲登陆的美军逮捕,押回美国候审。这时,海明威没有抛弃与庞德的友谊,他与麦克利什、弗罗斯特、艾略特一起,在1958年设法使庞德获释。并在此之前两年,给关在精神病院中的庞德送去了一千美元的支票,这在当时绝非小数目了。庞德去世前,曾感激地说:“海明威没有令我失望……在他得意时,我从未见他只为自己打算。”

  年龄大得足以当海明威母亲的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形象和性格上也酷似海明威的母亲格莱丝,两人都长得轮廓清晰优美,而且都易于冲动,以自我为中心。这位富有的女作家当时在巴黎文坛名气很大,许多人得到过她的帮助。由于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海明威与斯泰因很快就建立了友谊,而且这种友谊发展很快。斯泰因欣赏这位漂亮小伙子对她的尊敬和爱戴,热心地指导他的创作,帮助他在巴黎文坛站稳脚跟。海明威在斯泰因面前则异常地温驯,甚至在“恋母情结”的驱使下,产生非份的念头。海明威承认“我总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她明白这点,这是很健康的感情,比某些言谈更能说明问题。”当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斯泰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同性恋者。或许正是因为斯泰因的同性恋问题,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一方面,海明威不能忍受斯泰因总是把他当作孩子对待,并且对斯泰因疯狂的同性恋性生活感到恶心。另一方面,斯泰因要求海明威总是随着自己的手指转动,她的性伙伴艾丽丝小姐则对海明威十分妒忌。此外,斯泰因创作才华的平庸,也注定了海明威不能忍受别人把他当成斯泰因的门徒。这一切打碎了他们之间迅速建立起来的友谊。互相吹捧和感恩戴德之后,紧接着的便是互相诋毁和谩骂。斯泰因嘲讽海明威是“胆小鬼”,指责他智力迟钝、身体虚弱,甚至命令自己宠爱的白色卷毛狗:“去,装扮成海明威,要表演得凶狠一些。”海明威的反击是抨击斯泰因文学创作上的低能和令人厌恶的同性恋生活,相传他曾经给斯泰因发过一份电报:“一条母狗是一条母狗是一条母狗”。

  海明威是以《多伦多每日星报》驻欧记者的身份去巴黎的,应当说,他始终认真、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短短几年时间,他几乎跑遍了欧洲大陆,到处奔波采访,好在海明威从小就酷爱远游,因此他对于采访工作乐此不疲。

  1922年4月,海明威从巴黎赶到意大利热那亚,采访国际经济会议,这是自1919年凡尔赛和谈之后的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海明威为《多伦多星报》写了十五篇文章,报道了参加会议的政治家的个性及其局限性。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首次返回意大利。同年6月,海明威携夫人哈德莉一起又重访意大利,除了带妻子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己曾到过的地方以外,海明威在这次旅行中,认真考察、研究、报道了亚平宁半岛上如火如荼的法西斯运动,在米兰《意大利人民报》编辑部采访了黑索里尼,感觉到了墨索里尼正坐在火药桶上,并准备亲手点燃导火索。11月,海明威在洛桑第二次访问了这位已经夺取了政权的独裁者。值得注意的是,当国际社会的许多人正高声颂扬这位法西斯领袖时,海明威尖锐地看透了黑索里尼的伪装,他认定墨索里尼是“欧洲最大的骗子”,警告人们“对一个穿黑衬衫、白鞋罩的人,我们犯了某种错误,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他甚至写了一首非常刻薄的诗,发表在1923年春季的《小评论》上:

  墨索里尼有一对

  眼白大瞳孔小

  酷似非洲人的眼睛,保镖时刻紧随身后,那照片上正在看书的人

  拿的却是一本倒着的书。

  海明威的所有采访和报道,都是在愉快的旅行中完成的。1922年10月赴希腊-土耳其战争的战场,写了大约十四篇文章,报道了希腊军队的溃败和土耳其军队的残暴,明确表明了对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和无能将军的痛恨,对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普通百姓的同情。12月在洛桑,报道了确定新的土耳其边界和规定希腊的战争赔偿的国际会议,向《多伦多星报》的读者们描述了契切林 (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等各国的政治领袖。除此之外,1923年1月参观游览了拉帕罗。2月游历意大利北部。3- 4月在科蒂纳滑雪。4- 5月在法国报道法军占领鲁尔工业区。5- 7月周游西班牙,并从此爱上了斗牛运动。在这些频繁的旅游中,海明威写了大量评论欧洲现实生活的文章,向北美大陆的人们介绍欧洲的生活开支、夜生活、外汇市场的变化、法国的时尚、瑞士的名胜、德国的通货膨胀、俄罗斯流亡者等等。另外,他还有许多文章介绍了钓鱼、滑雪、斗牛等他所喜爱的体育运动。应当说,作为记者,海明威是很称职的,他非常勤奋,对新闻报道也很内行。但他的记者朋友们也注意到,海明威对记者工作有点轻慢,经常把最好的材料保存起来作为创作小说之用。“他对此满不在乎,除非新闻工作能为他提供急需的费用,并能使他与其他作家建立联系。”

  海明威一登上欧洲大陆,便雄心勃勃地向文学的滩头堡进攻,并获得了成功。他不仅在巴黎的文学圈子中站住了脚,与众多的文学界名人建立了友谊,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发表了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

  太阳升起来了

  正当海明威沉迷于写作和无休无止地漫游欧洲列国时,哈德莉告诉他,她怀孕了。这个消息没有给海明威带来多少要当父亲的期待和欣喜,相反,海明威对此忧心忡忡,认为哈德莉约束与限制了他的自由,而他自己要作父亲还太年轻了一点。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一旦结婚就倒了霉。”

  由于哈德莉认为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设备、医疗水准以及医生、护士的业务水平都比巴黎要好,海明威不得不离开他极为留恋的巴黎,和哈德莉一起于1923年8月底回到了多伦多。为了承担家庭经济的重担,海明威在《每日星报》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份工作使海明威倍受羞辱,并迫使他提前返回巴黎。

  作为一位颇有名气的驻欧洲记者,海明威无缘无故地遭到助理主编哈里·欣德马什的蓄意迫害。欣德马什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无德无能的蹩脚文人,靠着娶了《每日星报》社长的女儿而爬上助理主编的位置,他妒忌其他人的才华和成就,想方设法挫伤成功者的情绪。虽然他和海明威从来没有什么过节,但海明威的才华和已经取得的成就,足以招来他的迫害。海明威经常被打发去采访一些毫无价值的新闻,甚至发表文章时不能署名,在哈德莉分娩前夕依然被派去其它城市采访,使得海明威不能目睹自己儿子的降生。海明威愤愤地说:“在欣德马什手下工作,如同在德国军队里一位最蹩脚的指挥员手下工作一样。”他厌恶这个耗费精力、乏味无聊的工作,讨厌多伦多这个枯燥的、道德上极为拘谨的城市,怀念巴黎的轻松、活跃,渴望回到那种充满友谊、刺激和成功感的文学圈子中。在他看来,如果不迅速摆脱多伦多和 《每日星报》,不摆脱那个该死的欣德马什,他的灵魂,他的创作灵感将会迅速枯竭,他的文学生命也就会因此完结。这一切,促使海明威最终和《每日星报》决裂。他辞去了每周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匆匆地看望了住在奥克帕克的父母后,携夫人和刚刚三个多月的婴儿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海明威一起,于1924年1月底重返法国。

  回到巴黎后,海明威成为了专业作家,以写作谋生。他接受庞德的建议,协助马多克斯·福特主编短命的《泛大西洋评论》。福特是一位老作家,他在文学界朋友众多,在小说创作和编辑工作上都颇有成就。他对海明威评价甚高,在1925年初版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普及本的护封上,福特写道:“当今美国最优秀的作家,最严肃认真的,写作技巧最娴熟、最精湛的是厄内斯特·海明威。”在后来的 《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福特把海明威与康拉德、W·H·赫德森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我五十多年来所读过的作品中三名无懈可击的英文散文作家之一。”尽管如此,海明威对他称之为“有出息的矮胖子”的福特越来越反感,在他的眼里,福特是个不修边幅、假装斯文、口有恶臭的势利小人。在海明威的许多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中,福特都遭到了指责和攻击。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许多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认为海明威的个性中,有“忘恩负义”这一条。

  由于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又没有固定的薪水,海明威在经济上比较拮据。但他坚定地抵制了金钱的诱惑,努力维护创作的严肃性和艺术上独特的追求。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平静安定中写作对我来说比陷入毁灭美国作家们的金钱陷阱重要得多,我要尽力去创作,从不去考虑销路问题,也从不考虑它会给我带来什么,甚至也不想它能否发表。”

  在海明威看来,文学创作是一项需要终身孜孜以求的事业,它好比是文坛上竞争激烈的职业拳击赛。同时代的人都相互竞争,他们又与前辈大师们竞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作家要作的事情是,写出前人没有写出的作品,或超过已去世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为了在文坛拳击台上威风八面,立于不败之地,海明威认真地研究和学习了前辈大师及同时代卓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伊凡·屠格涅夫、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亨利·菲尔丁、斯蒂芬·克莱思、康拉德、D·H·劳伦斯、马克·吐温、乔伊斯、吉

  卜林、庞德等等,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影响过海明威。其中,托尔斯泰是海明威心目中的文学英雄,在许多文章中,他都高度赞扬了托尔斯泰不朽的艺术成就,并把托翁看作是评判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

  和世界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家一样,海明威在文坛上并非一开始就春风得意,杂志编辑和出版商们对海明威的作品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口是心非》杂志是美国第一份发表海明威诗作的刊物,但1922年6月发表他的四行诗《终极》之后,一分钱稿费也没给他。1923、1924年,海明威虽然设法在《小评论》、《泛大西洋评论》、《横断面》、《本季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和文章,但1924年全年他只拿到了五十美元的稿酬。1925年3月,《打不败的人》被斯科菲尔德·塞耶主编的《日暑》杂志退回。1926年秋末,已经颇有名气的海明威的《阿尔卑斯山牧歌》被共产党刊物《新群众》退回。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沉闷的日子并不太长。海明威世界的第一束曙光,来自于 1923年底。爱德华·奥布赖恩把海明威的《我的老人》编入《1923年最佳短篇小说集》(1924年1月出版)。1923年8月,麦克阿蒙的“康达克特”出版公司出版了海明威的《三篇小说与十首诗》,尽管这是本小册子,而且只印了三百册(这三百册书中的任何一本,目前售价高达数万美元),但它毕竟是海明威的第一个集子,标志着他在文坛已经站稳了脚跟。1924年1月到7月,海明威重返法国,成为专业作家的头六个月,他就完成了九篇小说。这些小说和其它早期作品一起后来收入了《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书中,1925年10月由博奈和利夫莱特出版公司出版,并成为海明威第一部获得稿酬的书。从此,文坛上的海明威火山开始集聚地浆和溶岩。并最终猛烈地喷发出来,震撼了整个世界。

  令海明威非常难堪的是,海明威的创作受到了他父母的鄙弃和谴责。对于海明威小说中关于两性关系、爱恋情形、暴力、流血等等的描写,拘谨、从俗、清教徒式的父母极为反感。他们坚定地声称,宁可看到海明威进入坟墓,也不愿意看到海明威写他那些肮脏的东西。他父亲指导他说:“你把世界描写得兽欲横流,去发掘那些欢跃的、催人向上的、乐观而高尚的特性吧。”海明威成名之后,当读者们热烈欢呼海明威的新作问世时,他父亲总是哀叹:“厄内斯特又写了一部龌龊的作品。”同样,当海明威刚刚尝试写作时,他的母亲就警告他:“你所写的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当赢得广泛赞誉的《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时,她愤怒谴责它是“当年最污秽的图书之一”,并指责他“除‘他妈的’、‘狗娘养的’,在你的字典里肯定还有其它字——每一页都充满了令我恶心的字眼”。父母对海明威作品的厌恶,甚至使海明威的姐妹们也只能偷偷阅读他的作品,并把它们藏起来,而不敢让父母发现。

  在巴黎,海明威继续保持他少年时代以来的爱好:旅游,他和夫人一起以巴黎为根据地,频频地到周围国家去旅行。这时,海明威夫妇经济上很拮据,海明威没有固定的收入,哈德莉的财产 (主要是继承下来的遗产)也被委托管理人损失了好几千美元。银行里的存款急剧减少。经济上的窘迫使哈德莉连一件象样点的衣服都没有,衣服式样过时,而且很破旧,有时甚至连补鞋的钱都没有。即使是在这种穷困的条件下,海明威依然认为:“我们在世上只活一次,让我们痛痛快快玩一下吧。”他们去西班牙看斗牛,去奥地利滑雪,生活依旧充满阳光和多姿多彩。

  阴影很快就来了。正当海明威在文学上不断进击时,他与哈德莉的夫妻关系开始恶化。哈德莉生完小孩后开始发胖,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同时,他们之间八岁的年龄差别也越来越明显。海明威是一个不断追求新的感觉和新的刺激的人。哈德莉不能满足他的这种要求,因此他被别的年轻女人所诱惑,也就不可避免了。菲茨杰拉德 (著名作家《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的作者)认识了海明威,并与他建立了友谊之后,在给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卡拉汉的信中说:“我得出了这么一个论断:海明威每写一部成名的著作就需要一个新的女人。在写短篇小说集和《太阳照样升起》时,他有一个。接着他爱上了波琳,就写出了《永别了,武器》这部巨著。如果他再有新的成名之作问世,我想我们将发现海明威会有另一位妻子。”

  对海明威的第一次婚姻的威胁,首先来自一位同样比海明威大好几岁的已婚妇女玛丽·达芙·特怀斯登。当这位性感的英国女郎拒绝了海明威的求爱之后,波琳·法伊弗填补了她的位置。1926年2月开始,海明威摆脱不了感情的诱惑,与波琳同居。他和哈德莉在经过了痛苦的感情煎熬之后,于8月分居。1927年1月海明威与哈德莉因“性格合不来”离婚,5月,他和波琳结婚。

  在新旧婚姻的变更交替和极度混乱的感情生活中,海明威创作完成了《太阳照样升起》。正当他和达芙·特怀斯登勾勾搭搭时,1925年7月21日他生日那天在巴伦西亚开始动笔写作。接着在马德里和昂代继续写作,两个月之后,在巴黎完成初稿,以后的半年,他仔细地修改了全书,当时,正是他摆脱了对达芙的迷恋,爱上波琳的时候。1926年8月他修改完了校样,并将此书献给被他遗弃的哈德莉和儿子,当时,他与哈德莉已经分居。1926年10月,《太阳照样升起》由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正式出版。

  《太阳照样升起》一出版就赢得了广泛的赞扬,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世界性大作家的声誉。狂热的女大学生们以小说中的主人公布雷特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中西部地区的英俊小伙子们则渴望成为海明威小说中男主角式的人物。传记作家赫伯特·戈尔曼声称,《太阳照样升起》描绘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崩溃”,描绘了“思想上丧失了指导目标的一代人”,描绘了“受时代、命运或勇气驱使而导致狂热的一代人。”《太阳照样升起》无疑是海明威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但因为它的问世,伴随着离婚丑闻和改信天主教 (为了与波琳结婚,改信她的宗教),因此,它在奥克帕克不受欢迎。在他的父母看来,他从此失去了哈德莉在道德方面的约束,陷入到一群勾引人、放纵他的恶习的天主教徒中去了。

  和波琳结婚后,富有的妻子为海明威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他们有了一套优雅、宽敞、设备齐全的住房,有了可靠的经济保障。海明威可以无所顾忌地投入到创作中去。不久,波琳发现,“当他心情好的时候,和他很好相处,在他正要动手写作之前,他是令人害怕的,不发脾气他就写不出东西来。当他说以后再也不写作时,我知道他又要开始写作了。”

  海明威第二次婚姻的最初成果是《没有女人的男人》,这本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27年10月,收集了他那些在《大西洋月刊》、《斯克里布纳》、《新共和》等全国性大杂志上发表过的十篇小说和其它几篇尚未发表过的短篇作品。这部内容参差不齐的选集,有意识地删去了“有关女性方面温柔的内容”,充满了暴力、战争、流血、婚变、吸毒和伤亡。这部集子获得了又一次成功,头六个月就销售了近两万册,评论家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小说中塑造了“具有比较复杂的气质和极为敏感相结合的高度文明的人物”。多萝西·帕克甚至认为这些“确实堪称顶呱呱”的短篇小说,比《太阳照样升起》更有价值、更动人。

  1927年下半年,波琳怀孕了,出于与哈德莉同样的考虑,波琳要求海明威和她一起回美国生孩子。对海明威来说,他的许多朋友已经离开了巴黎,况且巴黎虽然能勾起他对第一次婚姻的回忆,但也能给这些回忆罩上阴影。因此,海明威接受了波琳的建议。1928年3月海明威夫妇乘“奥利塔”号轮船离开法国,4月初抵达佛罗里达。自从离开巴黎以后,海明威再也没有在大城市中定居过。

  我希望成为一个正直的作家

  回到美国后,海明威夫妇选择基韦斯特作为安家的地方。基韦斯特是佛罗里达半岛顶端伸向大西洋中的一系列亚热带小岛中的最后一个,也是美国最南端的小镇。全岛不到七平方英里,离古巴近(离哈瓦那九十英里),离美国远(离大陆本土一百二十英里),具有浓郁的异国风情。海明威对这个小岛充满了热情,他告诉朋友们“这是我所到过的地方中最好的一个,遍地花草树木,罗望子树、番石榴树、椰子树……”漂亮的海湾、沙滩、游泳、钓鱼、斗鸡、华丽的酒吧和走私来的威士忌酒,都使海明威兴奋不已、精神振奋。在基韦斯特的十多年中,海明威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永别了,武器》、《午后之死》、《胜者无所得》、《非洲的青山》、《有的和没有的》、《弗朗西斯·麦康伯》、《乞力马扎罗的雪》、《第五纵队》、《西班牙的土地》以及 《丧钟为谁而鸣》的开头部分等等。

  1928年6月28日,波琳在堪萨斯城医院分娩,在经历了长达十七个小时的难产之后,医生不得不施行剖腹产手术,取出了一个男孩。海明威给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叫帕特里克。

  海明威讨厌婴儿,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因此,帕特里克出生后不到一个月就和他母亲一起被送他外祖父母家里。在海明威看来,婴儿的吵嚷和哭闹,严重地干扰了他的写作,另外,也使他无法外出旅行。旅行是海明威终生的爱好。从基韦斯特出发,海明威频繁地到古巴、美国大陆各地 (特别是西部地区)去旅行,“大牧场和银灰色的山艾树,水渠里湍急的流水和苍翠的苜蓿,还有那伸向群山之巅的蜿蜒小路和好似糜鹿般羞怯的夏日的牛群”,都强烈地吸引着海明威。有时,海明威也重返欧洲做短暂的旅行。当然,与这些旅行相伴相随的是钓鱼、打猎、各种各样的冒险和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故。

  1928年12月6日,海明威夫妇在全国各地奔忙时,得到了海明威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们只得匆匆赶往奥克帕克。

  埃德·海明威是自杀的。他是大夫,但无法治愈自己的病。长期以来,埃德忍受着糖尿病、心绞痛、可怕的头痛病的折磨,常常因此而情绪极度低落,企图自杀。恰在这时,埃德的房地产生意惨败,损失了几乎全部的资金,而当他向兄弟乔治借钱时,富有而卑鄙的乔治残酷地拒绝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埃德笃信宗教,是个相信自杀有罪的虔诚的教徒,但他万念俱灭,还是主动投向了死神的怀抱,用海明威祖父从南北战争中带回来的史密斯和韦森牌32口径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埃德的自杀使海明威非常震惊,一般地讲,他还是比较尊重和爱戴自己的父亲的。他把父亲的自杀归究于他的懦弱,而父亲的懦弱又是强悍而自私的母亲造成的。海明威和母亲原本就不睦,父亲死后,海明威虽然不得不在金钱方面支助母亲,但感情上他对她已经没有任何爱恋了。他把自己列入“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老刁妇”的那一类人之中,这使他的朋友们极为吃惊:“海明威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唯一真正憎恨他母亲的人。”传统的孝道和责任感,与对母亲的敌意,常常使他陷入矛盾之中:“上帝呀!今天是母亲节吗?那么我得给这个老刁妇发份电报。”

  1929年9月27日,《永别了,武器》出版,引起了整个文学界的轰动,小说持续畅销,评论家们高唱赞歌,认为海明威的创作已经成熟,达到了新的高度。小说不仅使海明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额稿酬,而且不久即被改编成话剧和电影,搬上了舞台和银幕。

  多次患病和遭遇意外事故,加上经常酗酒(海明威从未醉过)带来的体力损耗,使海明威不得不经常卧床休息。然而,传奇式的个人经历,超凡脱俗的艺术才华,激动人心的火爆的素材,准确表达同代人观点的能力。使海明威的创作光彩夺目,令世人瞩目。

  如果说《永别了,武器》赢得了几乎广泛一致的赞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午后之死》引起的却是激烈的争论。这部小说出版于1932年9月23日,是介绍西班牙文化,特别是介绍斗牛的经典之作。斗牛作为一种非基督教、充满血腥味的暴力表演活动,本身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午后之死》尽管第一次就印刷了一万多册,(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它对斗牛的欣喜若狂的吹捧,惹恼了反对斗牛的人,引起了评论家的严厉批评。他们指责海明威在这本“斗牛指南”中,塑造了一批狂妄自大的粗俗莽汉,这些人以他们男子汉的气概和睾丸的大小去衡量别人。最恶毒的批评来自马克斯·伊斯门,这位早在1922年在热那亚就认识海明威的文人,攻击海明威对斗牛时那种野蛮、卑鄙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形的嗜好,是“少年传奇式的热情奔放和伤感”,他进而谩骂海明威性无能,海明威的文学风格是“人们也许会称之为胸前戴着假汗毛的文学风格”。海明威对此怒气冲冲。1937年8月,海明威在帕金斯的编辑部偶然遇到伊斯门,立即展示了自己多毛的胸部,并用拳头狠狠地教训了这个“令人作呕”的“下流家伙”。

  严格地讲,海明威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所以我生活过得愉快,我热爱我的妻子和孩子,热爱海洋,热爱读书和写作,热爱一切美好的画,与此同时,也欣赏酒吧生活和妓女,乐于承担责任,支付帐单等等混合在一起的其它各色各样的乐趣。”成名后的海明威竭力使艺术和运动融为一体,使作家敏锐的感觉、洞察力和刚勇的运动技巧融为一体,使孤独的自我和公众心目中的文学英雄融为一体。或许是为声名所累,在自己的私生活成为新闻界和公众所关注的中心以后,海明威性格中消极的一面开始作怪,他大势渲染、夸张了以往的生活经历。他夸夸其谈,爱摆架子。为了满足人们对他的最高期望,他为自己编造了许多富于开拓进取精神的传说和神话,而且他自己似乎也相信这些传说和神话,以至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海明威隐藏到了那神话般的海明威形象的巨大的阴影里。他为自己取了“爸爸”这个绰号,而且很乐意让人们这样称呼他。当然,自高自大的海明威也意识到了编造谎言带来的巨大危险,意识到了有负众望的状况,他为此坦率地对朋友说:“我只愿作为一个作家,而不要被认为是一个打过仗的人、酒吧间的打手、枪手、恶作剧者或者酒鬼。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并希望别人这样评价我。”

  在基韦斯特岛上的海明威,除了勤奋创作、在公众和新闻界面前塑造文学英雄形象、编造海明威传奇之外,也经常去华丽的酒吧间大喝特喝走私的威士忌酒,在一群又一群的崇拜者中间侃侃而谈;频繁地外出旅行,包括重返巴黎和马德里,寻找昔日的友谊和欣赏斗牛。然而,最令海明威着迷的是海上钓鱼和非洲打猎。

  对海明威来说,近海钓鱼已经不过瘾了,他所喜爱的,是自己驾船去深海垂钓。1934年5月,海明威有了自己的渔船“皮拉尔”号,此后,他更加热衷于邀请朋友们一起坐着他的船去捕鱼。他捕鱼的范围从基韦斯特一直延伸到驾快艇的有钱人能够达到的任何地方。尽管有的人心怀恶意地嘲笑“厄内斯特只不过是一个渔贩子”,但海明威的钓鱼技巧还是很不错的,每次出海,他都能有所收获,有时甚至是满载而归。最让他得意地是,他在墨西哥湾流中发现并捕获了大马林鱼。

  到非洲打猎,是海明威狩猎史上最灿烂的一页,也是他童年的梦想。尽管到非洲去不像自己驾船出海一样轻松和容易,但他还是实现了这一梦想。1933年8月,揣着波琳的格斯舅舅慷慨提供的两万五千美元,海明威夫妇踏上了远征非洲丛林、沙漠的征程。途径马德里、巴黎、马赛、赛得港、吉布提、亚丁,12月8日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在一位白人猎手菲利普·珀西瓦尔(他曾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起打过猎)的陪同下,海明威的非洲之行战果辉煌,他在非洲呆了七十二天,一共打死三只狮子、一只野牛和二十七只其它动物。不太美妙的是,正当海明威在非洲原野上大展雄风,显示男子汉力量的时候,严重的阿米巴痢疾击倒了这位猎狮英雄。最厉害的时候,他一天大便一百五十次,大肠拖出体外三英寸长,得用肥皂洗后托回体内,每天屙出的血将近一夸脱。最后,由一架私人飞机把他从狩猎地的帐篷里接回内罗毕,才使他免遭魂归非洲大地的厄运。

  去非洲之前,海明威写下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于1933年10月结集出版,名曰《胜者无所得》。一般认为,这是海明威三个集子中最糟糕的一个。书中的主人公都是下层人物,如士兵、妓女、罪犯、斗牛士之类,主题则是重复过去的那一套:梅毒、卖淫、斗牛、尸体、死亡、离婚、绝望、发烧、阉割等等。

  从非洲回来之后,海明威出版了《非洲的青山》,和《午后之死》一样,这本书的焦点也集中在人物、自传性的回忆、片断的议论和一些外部事物上。这本书带来的批评多于肯定。直到稍后发表的同样反映非洲狩猎生活的 《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才为海明威恢复了最优秀作家的声誉,并为他的第一次非洲之行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们已经提到过,海明威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他的每一部优秀作品,都意味着他生活中一位新的女性的出现。这时的海明威,接连发表的三部作品《午后之死》、《胜者无所得》、《非洲的青山》,尽管销售量可观,但评论界的喝彩声却寥寥无几,这似乎意味着海明威身边的女性将发生更替了。事实上,海明威夫妇赴非洲打猎时,他在基韦斯特岛上的情人珍妮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因跳楼自杀未遂而摔断了自己的脊背。陪海明威去非洲,正是波琳为恢复夫妻感情所做出的可贵的努力。然而,波琳的努力成效不大,珍妮也因种种原因而惹怒了海明威,以至于感情破裂。那么,将要出现在海明威身边的新的女性是谁呢?

  海明威有一颗狮子的心

  这位新的女性名叫马莎·盖尔霍恩,她身材颀长苗条,金发碧眼,性感而又略带娃娃气。这位聪明而又野心勃勃的记者、作家,在精心而巧妙的策划之后,成功地得到了海明威的爱,并进而取代波琳,成为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

  海明威和马莎的爱是和西班牙内战分不开的。1937年到1938年,海明威以“北美报纸联盟”记者的身份,曾经四次去烽烟弥漫的西班牙,总共逗留了大约八个月。

  西班牙内战一爆发,海明威就表明了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派的厌恶,他甚至把这种观点毫不掩饰地写信告诉了墨索里尼的无耻的追随者庞德。在西班牙,海明威慷慨大方、勇敢无畏,为共和派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也为自己赢得了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的真诚的赞扬。当他忙于报道围攻马德里之战时,认识了曾是荷兰共产党党员的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写了电影剧本《西班牙的土地》,并和伊文思合作,拍成了纪录片。影片在当时是很成功的。1937年7月8日,已经回到美国的海明威特意从基韦斯特飞到华盛顿,和伊文思一起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放映了这部片子。

  写完《有的和没有的》(这是海明威以美国为背景的唯一的长篇小说)之后,1937年9月初,海明威第二次奔赴西班牙。当佛罗里达旅馆遭到炮击的时侯,海明威写下了他唯一的一个故事片剧本《第五纵队》,讲述了一个令人提心吊胆的故事。潜伏在马德里的法西斯的秘密同情者,准备帮助正在攻打马德里的四个法西斯纵队。1938年1月,气急败坏的波琳到西班牙把海明威拉回家,为弥补夫妻感情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海明威不情愿,他还是在家中呆了一段时间,当然,破碎的恩爱之情再也弥补不好了。1938年 3月到5月,海明威第三次去西班牙,报道埃布罗三角洲的战役。1938年11月,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第四次去西班牙,亲眼目睹了巴塞罗那陷落的局势。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海明威就迫不急待地开始写作《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海明威最终和波琳分手。于是,他又有了一位年轻的新婚妻子——马莎·盖尔霍恩,又有了一部才华横溢的佳作——《丧钟为谁而鸣》。小说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是双重性的:一是销售量,出版五个月就售出了五十万册;一是评论界,多数批评家热情地欢迎此书出版,认为它恢复了海明威在文坛上的声誉,恢复了读者和评论界对他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 《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后,发生了两件饶有趣味的事。1941年4月,普利策奖委员会一致推荐该小说为当年美国最佳小说,却被极端右倾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否决,因此,当年的普利策奖没有颁发。6月,一个叫约翰·德·蒙蒂霍的人控告海明威的小说抄袭了他的一个电影剧本的内容。虽然最后海明威胜诉,但整个诉讼过程让海明威恼火透了。

  在海明威的一生中,他每换一个妻子,就要迁居一次地方。他和阿格妞丝的爱情游戏结束,与哈德莉结婚后,他们迁居巴黎。后来,他和波琳迁居到了基韦斯特。这次,他和马莎一起搬到了古巴哈瓦那附近的眺望农场。在古巴,海明威所交往的不再是作家、编辑、记者,而是一些喜爱户外运动,有一技之长的硬汉子。其中有高贵的闲人,也有一般的水手。他们热衷于狩猎、钓鱼和坐在酒吧间里喝酒闲聊。

  在经历了婚后两个月的感情纠葛之后,海明威与马莎终于从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因为中国之行让他们比去西班牙更兴奋和激动。马莎和海明威一样,向往冒险和旅行,她愉快地接受了为《矿工》杂志赴中国战场采访的任务。海明威则是为 《太平洋邮报》撰写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战略、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判断中日战争如何影响美国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1941年2月1日,海明威夫妇乘“马松尼亚”号从旧金山出发,到火奴鲁鲁后,改坐飞机到香港。在香港的一个多月中,他们意外地遇到了老熟人,蒋介石的连襟,中国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在奥伯林读大学时,就认识了海明威一家。3月25日,他们踏上了中国大陆,从广州到韶关、桂林,再到重庆,他们经历了艰难的旅程。在重庆,蒋介石夫妇接见了海明威夫妇,并请他们吃了一顿午饭,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也秘密会晤了他们 (马莎称周恩来为“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唯一真正的好人。”)。海明威的中国之行并未像他的西班牙之行一样导致大量作品的问世,除了给《太平洋邮报》的报道外,他没有写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有两点还是值得海明威夫妇骄傲的,一是预言战后共产党将在中国取得政权,一是预言日本将向美国开战。

  海明威迁居古巴之后,似乎江郎才尽,文思枯竭了,整个四十年代,他都没有发表什么有影响的作品(1940年的《丧钟为谁而鸣》除外)。在古巴,他远离了文学界和文坛上的朋友,远离了文明生活和现代知识的启发,远离了文化、政治和经济现实。《丧钟为谁而鸣》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包袱。他觉得这部小说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害怕自己再也写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而读者和整个文坛又对他抱有极高的期望。这一切使他特有的创作天赋和感觉受到了压抑,他不敢随随便便地写一本小说,深恐使自己的崇拜者们失望。写不出东西来的懊丧,马莎时常离家去外地采访带来的孤独感和感情纠葛,像硫酸一样腐蚀着硬汉子海明威的心身。除了钓鱼、打猎、到酒吧间狂饮之外,最主要的解脱办法就是热情地投入到战争中,在战争中显出自己的价值。

  战争开始时,海明威就改装了自己的游艇,把它当作反潜舰只,带着美国政府配给他的武器,在大西洋上搜寻德国潜艇,并准备随时与那些被跟踪、发现的潜艇作英勇的搏斗。后来,海明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建立自己的间谍组织和情报网,收集有关岛上亲纳粹分子的情报,发现并揭露德国间谍。海明威精心挑选的业余情报员一共有二十多位,他们中间有牧师、侍者、渔夫、妓女和酒鬼。海明威的谍报工作虽然得到了美国驻哈瓦那使馆的大力支持,但成绩甚微。而且联邦调查局也看不起海明威的工作,认为他所提供的情报要不就是毫无价值,要不就是不符合事实。联邦调查局甚至在胡佛的授意下建立了海明威档案,审查他的“共产党倾向”。只是因为马莎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亲密关系,以及顾及到海明威在美国国内和古巴的巨大声誉,联邦调查局才没有触动海明威,只是和这头“离群的野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时,海明威在古巴极得人心,每当他开车经过街道时,人们都会夹道欢呼,仿佛欢迎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似的。

  当美国海军把德国潜艇从古巴海面上清扫干净以后,海明威驾着游艇在古巴海面上的勇敢巡逻已经失去了意义。于是他把战争热情转向了欧洲。1944年5月,海明威到达英国,同马莎一样为《矿工》杂志提供战争报道。

  海明威的战地报道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主要是来自他的名气而不是报道文章本身,事实上,海明威并不特别在乎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亲自参加战斗。海明威在战争中极为机警,也非常适应各种各样的战斗,他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和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经验。海明威随美军一起登上了欧洲大陆,亲自率领一支法国反法西斯的游击队,随美军一起攻进巴黎。随后又进攻德国,在美军横扫欧洲的战斗中,海明威携带武器,始终在前线部队中战斗。对于海明威在炮火中显示出来的非凡的恿敢精神和在枪林弹雨中满不在乎的情形,美军第四师第二十二步兵团的指挥官查尔斯·特鲁曼·拉纳姆(海明威和他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样评价道:“海明威有一颗狮子的心。在战争中他是第一流的战士,但在和平时期却很惹人厌恶……他是个无所畏惧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无数美好的生命,摧毁了无数代表古老文明的建筑,也摧毁了海明威与马莎的婚姻。马莎是一位典型的女强人,她聪明、能干,她不愿意受名人丈夫的支配,努力保持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独立性,甚至在事业上和海明威竞争。海明威是大男子主义者,要求妻子依附自己、顺从自己。两个个性很强的人的婚姻,注定是短命的。1945年,海明威和马莎离婚,不久,他与玛丽·韦尔什结婚。她陪伴海明威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里程。

  我也是必须那样生活的——要么就不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实实在在地过着名人生活。和百万富翁一起钓鱼、打猎、漫游欧洲大陆,寻找过去美好的年华,参加重要的文化活动,接受各种报刊、杂志记者的拍照和采访。住在各式各样的豪华饭店里,享受年轻美貌的女人们的崇拜,频繁地与各种风格的年轻女人调情,不断地为新闻界制造一些花边绯闻,为了自己和玛丽的荣誉,向“诬蔑”、“诽谤”者提出挑战或接受挑战,用拳斗或手枪的决斗来捍卫尊严与荣誉。此外,作为一名冒险家,经常因意外伤害和病痛进出医院的大门。

  自从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发表之后,海明威足足有十年之久没有出版长篇小说。或许是《丧钟为谁而鸣》的巨大成就压迫着他,使他害怕损害了自己“文学英雄”的形象,不敢轻易提笔,或许是战争破坏了他的写作计划。不管因为什么,海明威确实是歇下来了,没有了新的勤奋写作的计划,以至于某些心怀恶意地人指责海明威沉湎于钓鱼、打猎、喝酒、调情之中,在家里拿枪的时候比拿笔的时候还多。

  为了重振在文坛的雄风,海明威恢复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然而,沉默十年之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过河入林》(1950),却出人意外地失败了,这部海明威小说中最涉及个人、最有启示性的书,实际上是《永别了,武器》的翻版,只不过是拙劣的翻版而已。两部小说的背景都是放在意大利;两部小说都是辛酸地描绘海明威的战争经历;两部小说都是批评英雄气慨的价值;两部小说里的士兵都逃避到浪漫的环境里去;两部小说里的爱情都是作为战争的补偿;两部小说里都有一个理想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情人。

  《过河入林》出版后,遭到了评论界几乎是毁灭性的抨击。十年了,评论界耐心等待着海明威又一部伟大作品的问世,但海明威让他们失望了。批评家们发现海明威在小说中“纵容自己露骨地自怜和露骨地自大”。在激烈的批评声中,马克斯韦尔·盖斯马尔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文章比较中肯:

  这是一部不幸的小说,不论哪一个尊敬海明威的才华和成就的

  人来评论它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这不但是海明威最糟的一部小

  说,也是集他所有以前著作中坏的一面之大成,从而对未来投下了

  阴影。这本书太可怕了,事实正是如此,它自有其病态的魅力,……

  这部小说的意识形态背景是“真实风流韵事”、“超人”和“最后

  边界”的混合物。

  海明威从一开始他的文学事业,就对评论界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在他看来,赞颂似的评论是没有意义的,即是好的评论也令他反胃。而攻击性的批评更使他感到受了伤害,并且怒火中烧。在勤奋地建立自己的文学王国的同时,他始终自认为是自己作品的最权威的批评家。他曾经傲慢地宣布,“我一直认为评论家阉割了艺术”,“所有评论都是狗屁”。评论界对《过河入林》的指责。实实在在地激怒了海明威,以至于和许多朋友翻了脸。

  真正使海明威在文坛上恢复光荣,恢复文学英雄形象的,是稍后不久出版的《老人与海》。在给出版社编辑华莱士·迈耶的信中,海明威自己承认:

  从策略上讲,现在出版它可以使我摆脱批评界说我作为一个作

  家已经完蛋了的这种局面。它可以摧毁批评界说我除了写自己和自

  己的经历外什么都不会写的这种论调……我对什么都不出版这种

  情况已经厌倦了。别的作家还出版一些短小精悍的书,而我好像不

  应该写这些,只能写辉煌的巨著,挤入到《战争与和平》、《罪与

  罚》的行列中去,否则别人就要认为我是个懒汉。

  海明威的自信是有充分理由的。《老人与海》确实把文学界对海明威的批评一扫而光,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这部朴素的小说完完全全摒弃了女人,描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老渔民 (桑提亚哥)与大马林鱼之间壮丽的搏斗,主人公高尚的生活理想和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反应了人类生存的实际状况。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载它的《生活》杂志售出了五百三十万份,单行本的第一版就印了五万册,在畅销书单上保持了半年之久。原来痛骂《过河入林》的评论家们,回过头来热情地赞美《老人与海》,称它为“海明威从未写出过的最佳小说”,“不论在哪里,这本书都被称为是经典著作”。总之《老人与海》使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相信,“海明威的艺术,当它是艺术的时候,是绝对无与伦比的,他毫无疑问是本世纪美国小说的最伟大的名匠。”1952年5月,《老人与海》获普利策奖,这个奖还是当年授予《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而为他所拒绝的。

  《老人与海》恢复了海明威在文坛上的光荣,也使他对自己的体能、运动技巧和狩猎本领有了年青时一样的充分自信。1953年6月24日,也就是获普利策奖后的一个月,海明威一家乘“弗兰德”号轮船从纽约出发,经潘普洛纳、马德里、巴伦西亚、巴黎、马赛,到达肯尼亚,海明威渴望在狩猎中找回威风凛凛的感觉。在途经西班牙的时候,一群又一群的崇拜者总是包围着他,人们把他当作文学大师、名人和恩人来对待,因为他的《太阳照样升起》、《午后之死》给西班牙带来了无数的旅游者,使斗牛这项血淋淋的运动成为西班牙最吸引人的旅游资源。

  海明威的这次狩猎缺少了值得夸耀的东西。成名后开始酗酒,自高自大起来的海明威,没有达到画报、新闻界为他设计好的狩猎英雄形象的标准。为了逃避不光彩的打猎成绩,他沉湎于返祖的尝试。他把头发剃光,用长矛打猎,把自己的衣服染成马萨伊人服装那样的铁锈色,并痴迷地向一位浑身散发着“营地臭垃圾味道”的非洲黑女人求爱。这次非洲之行中最糟糕,也是最有新闻意义的事件,是海明威夫妇在1922年1月23日、24日两天连续经历飞机失事的灾难性事件。当美联社、《纽约每日镜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其它各大报向世界悲哀地宣布海明威死于空难的消息时,他忍受巨大的伤痛,以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再一次乘飞机出现在内罗毕机场。由于连续两次从毁灭性的空难中死里逃生,使得海明威传奇更加具有神话般的魅力,也极大地巩固了他坚不可摧、永远不死的硬汉子形象。

  从非洲返回哈瓦那不久,1954年10月28日,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飞机失事带来的伤痛,使他无法接受去斯德哥尔摩的邀请,但他送去了一份简短的发言稿,请美国驻瑞典大使在授奖仪式上宣读。这份颇有见识的讲演,还没有摆脱飞机失事带来的灰暗的心理,其中谈到了文学事业的艰难和个人的孤独:

  写作,充其量也只是个孤独的生涯,各类作家组织减轻了这种

  孤独感,但是我怀疑它们是否改进了作家的写作。他增加了知名

  度,摆脱了孤独,却往往降低了写作的质量。因为他只是孤军作战,假如他是个好作家,那就必须每日都面对永恒,否则他就不够格。

  海明威一生中曾经多次获奖。1941年11月有限版本俱乐部授与他金质奖章,1953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4月获美国艺术学会勋章。出于不喜欢太正式的仪式的性格,这些授奖仪式海明威一律没有参加。然而在古巴的几次仪式他倒是全部参加了。1947年6月在美国大使馆接受青铜星勋章(这是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地记者所作出的贡献),1952年接受古巴的荣誉勋章,1954年接受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勋章,1955年11月17日接受圣克里斯托巴勋章。

  海明威在古巴名气很大,仿佛他是古巴国王似的。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认识他,并且叫他“爸爸”。海明威对古巴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以至于在1958年12月底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后的十多个月中海明威依然留在古巴,并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对新政权的支持,他说:“至今为止这是场非常纯洁和美好的革命,当然我不知道它将会如何发展。但是我希望能达到最好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正如我们在成立西班牙共和国时所希望要达到的目的(西班牙共和国却未能达到)他们都做到了,我希望一切能往好里发展,那些被枪毙的人罪有应得。”同时,卡斯特罗也表明了对海明威的好感,他告诉记者:“我们把《丧钟为谁而鸣》带到山上去。它教会我们怎样进行游击战争。”1960年5月,卡斯特罗在一次钓鱼比赛中获胜,海明威给他颁了奖。1960年2月,他甚至邀请前苏联贸易部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眺望农场作了两小时的访问。不过,在他颂扬卡斯特罗,吻古巴国旗,接待米高扬的时候,他的美国朋友们非常伤心,有的甚至同他断绝了关系。1960年7月,在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全面恶化之后,海明威终于离开了古巴,迁回爱达荷州。作为一名爱国主义作家,海明威特别看重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和应尽的义务。

  1959年,海明威并没有亲眼看到卡斯特罗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古巴政局剧烈动荡的时候,一位移居西班牙的美国人,邀请海明威到他的庄园来度过“危险夏季”。这位美国人叫比尔·戴维斯,是海明威的崇拜者,海明威亲昵地称其为“我的黑鬼,我的奴隶”,他自己则自称“光荣的唯唯诺诺的人”。在西班牙,海明威为自己安排了六十岁生日的盛大宴会,朋友们从美国和欧洲各地纷纷飞来,参加这次在美国住西班牙领事馆举行的宴会。就在热烈、狂欢的气氛下面,就在玛丽全力组织海明威生日宴庆的时候,海明威制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婚姻危机。老海明威爱上了一位十九岁的爱尔兰少女——瓦莱丽·丹比—史密斯,并成功地使这位迷人的黑发美人成为自己的情人。凭藉着温顺、服从、容忍、大度,玛丽才得以维持自己的婚姻。

  海明威生命中的最后八年,是一个身心崩溃的过程。早在1954年,小说家诺尔曼·刘易斯在海明威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遇到他时,就感觉到:“他有了名……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可怜的一个人了。”无数次意外的事故和疾病,摧毁了他坚强的体魄,体重下降、皮肤病、酒精中毒、视力衰退、糖尿病、可疑的血色素沉着病、阳萎、高血压、肝炎、肾炎等等,多得让人吃惊的疾病恶魔一样地缠绕着他,摧垮了他生存的意志。1960年11月30日,海明威飞往明尼苏达的罗切斯特 (玛丽的故乡),住进了梅奥诊所的圣玛丽医院。然而,痛苦的电震疗法和心理治疗,既没有治好海明威身体上的疾病,也没有治好他心理上的疾病。对此,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马莎·盖尔霍恩表达了亲朋好友们的一致看法:“梅奥在海明威治疗上犯了极大的错误。”

  身心疲惫的海明威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他身体虚弱,满脸病容,充满了可怕的幻想和恐惧。1960年6月,他悲哀地感慨:“一个人所关心的是什么呢,维持健康,好好工作,同朋友们共吃同饮,在床上过得愉快,这些我都没有。”作为硬汉子,海明威有自己的生活准则,那就是骄傲、独立、强有力地生活,“我就是那样生活的,我也是必须那样生活的——要么就不活。”在《老人与海》中,他表达了同样的生活信念:“一个人能够被毁灭,但决不能被打败。”尽管几乎拥有了一切:朋友、女人、财富、诺贝尔奖,但此时的海明威失去了高大强壮的身体、无与伦比的运动能力、文思泉涌的创作才华。海明威需要的是尊严、光荣、强健有力地活着,他不能丢掉“硬汉子”形象,不能容忍自己的软弱无力,不能容忍别人的同情、怜悯和救护,于是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当他已不能让人当做厄内斯特·海明威看待时,他只好选择死。”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醒了,大约七点钟左右,他从地下室里拿出英国制造的博斯猎枪和一箱子弹,然后上梯子回到门厅里,无比冷静地把两颗子弹推进弹舱,把枪管含在嘴里,有他那只写下了大量不朽巨作的手,在一生中最后一次扣动了扳机。

  爱达荷州的枪声震惊了全世界。全球各地的文学界、新闻界和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读者,都表达了对这位世界文坛巨人的最真诚的哀悼。这枪声结束了美国文学史上的海明威时代,也为多姿多彩的海明威神活写下了最壮丽的一笔。

  她们都可爱

  海明威一生中有过许多的女性,除了结过四次婚,有过四个妻子 (他恰好有四个姐妹)以外,还有一些情人。终其一生,他始终在追求新的面孔、新的感觉、新的情爱。另一方面,海明威高大的身躯、英俊的形象和独特的硬汉子风度,也强烈地吸引着不同风格的女性来到他的身边,特别是在他成名之后,更是成了许多女性青睐的目标。可以说,海明威生活中不断变换的新女性,他的多姿多彩的浪漫情爱史,构成了海明威生活的另一半。

  阿格妞丝

  大部分指责海明威的人,总忘不了抨击他“好色”、“喜新厌旧”,海明威的风流艳史,也确实为这些指责提供了论据。有趣的是,青少年时代的海明威却是一个不善于和女朋友交际的腼腆的男孩子。

  海明威的父母都是非常传统、严肃的清教徒。在他们的宗教训练下,海明威少年时对女孩子没有什么兴趣。他中学时代经常一起长途徒步旅行的朋友刘易斯·克拉拉汉曾回忆说:海明威“在约会女孩子上不很积极,有时候似乎还有意地躲着。”埃德大夫还对海明威硬性灌输了对性的恐惧感:“手淫将导致失明、精神错乱以致死亡,嫖妓就会得可怕的性病。”尽管海明威后来吹嘘说,他在中学时代就与印第安姑娘普鲁迪·博尔顿有过性的体验,那是吹牛,实际上,直到1918年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梅斯特雷作短暂休假时,面对一位上前来勾搭他的军妓,他还极其害羞发窘,不知所措。

  海明威的爱情启蒙,来自一位可爱的女护士,她叫阿格妞丝·冯·库罗夫斯基。当时,海明威在意大利战场上负伤后,躺在米兰的医院里,阿格妞丝则是负责照顾他的护士。这位比十九岁的海明威大七岁的女护士,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日耳曼教区,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她风姿绰约,栗发蓝眼,热情活泼,秀丽迷人,是1918年美国在意大利北部一颗闪烁的明星。当时的海明威则是意大利战场上最英俊、坚强、魁梧的男人之一,而且有着传奇般的负伤经历,头上罩着英雄的光环。他们深深地相爱了。为了与海明威在一起多呆一些时间,阿格妞丝经常主动值很辛苦的夜班。

  在阿格妞丝的精心照料下,海明威的身体迅速康复。他们一起参观了大教堂、拉斯卡拉歌剧院等处,一起到圣西罗区去看赛马,一起漫游了加莱里阿,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爱情的足迹和甜言蜜语。即使在阿格妞丝被调到外地去执行任务的日子里,他们也忍受不了短暂分离的寂寞,几乎每天都要向对方写信,诉说相思之苦:“亲爱的,想我吧!紧紧地拥抱着你的人,她的吻也深深地植入你的左眼中……我每天都在想念和回味躺在你那双壮实的臂弯内的甜蜜。你能爱我,我真感到骄傲,有时真狂热到想把这一切都大声说出来……如果此信收到时已是圣诞节,你就想着你会收到我给你的一份礼物的(以后你一定会收到的)。我再一次告诉你,我爱你。”

  不幸的是,他们之间如胶似漆的爱情,就象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初恋一样,没有美妙的结局。1919年1月,海明威伤愈先期回国,分手时,两人信誓旦旦,相约等阿格妞丝一回国就结婚。然而这种相约只是一个七彩的肥皂泡,海明威一走,肥皂泡就破了。阿格妞丝爱上了上尉多梅尼科·卡拉乔洛。阿格妞丝承认,这位拿破仑公爵的继承人“有一个温柔美好的灵魂——对我来说,他远远比那个十九岁的小伙子强。”“十九岁的小伙子”当时只是一个伤愈退伍的大男孩,不仅没有真正开始他的作家生涯,甚至连稳定的职业都还没有,当然不是最佳的结婚人选。阿格妞丝抛弃海明威后,理由是现成的:她比海明威大得太多了。同样不幸的是,阿格妞丝最终并未和那个意大利人卡拉乔洛结婚。因为卡拉乔洛的家庭认为这个美国女人只是追求金钱和爵位,因而强迫卡拉乔洛抛弃了她。

  阿格妞丝的背叛,给海明威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确实,被自己所钟爱的人抛弃,这滋味是够受的。在奥克帕克满怀希望地等待阿格妞丝归来结婚的海明威,一下子变得空虚、无聊和嗜酒,以至于大病一场。在多年以后写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海明威借男主人公哈里的口,说出了阿格妞丝的这次背叛给他带来的深远影响:

  她是他所爱的第一个女人,而且是她抛弃了他。他写信告诉

  她:“这一创伤他无论怎样也永远医治不好了……他与其他女人睡

  觉时只能使他更深深地怀念她。他不可能从对她的爱中自拔出来,因而对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从计较了。”

  阿格妞丝是海明威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女人之一。当他年轻、伤重虚弱、孤独无援时,她让他第一次明白了女性的温柔、体贴;当他沉湎于甜蜜的爱情之中时,又是她第一次使他体会了感情的不可信赖。最主要的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这样的猜想:为了向阿格妞丝表明他非常值得她爱,为了让她感到悔恨,在被抛弃之后,海明威才奋发努力,得以取得辉煌的文学成就,也就是说,是阿格妞丝刺激、促使海明威成为了一代名家。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与阿格妞丝分手之后漫长的岁月中,海明威始终采取感情上的防范措施,为了预防妻子移情别恋,他总是一方面维持现有的婚姻,一方面寻找新的女性,作为未来的妻子预备着,一旦他认为现有婚姻有破裂的危险时,便抢先抛弃妻子,以免被她所抛弃,然后与事先已有了交往的新女性一起营造新的爱巢。此外,和阿格妞丝的感情纠葛,也使海明威生平中形成了另一种模式。每当他受了伤或遇到危险时,总有一位女性来到他身边,悉心照料他,与他共患难,共同度过危机。他与马莎·盖尔霍恩感情的发展,就是在他所住的马德里旅馆遭到轰炸时。而他爱上玛丽也是在伦敦空袭时期,在一场灾难性的车祸之后,玛丽悉心地照料了他。这些女性又促使他创造了一部又一部的优秀作品。阿格妞丝给了他创作《永别了,武器》的灵感,阿格妞丝本人也在其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身上永久地再现了自己。

  哈德莉

  阿格妞丝第一次让海明威领略了女性的温馨,但第一次使海明威感受到爱情完美的,则是哈德莉·里查森。1920年11月初,海明威和父母大吵一次,被赶出家门后,住在芝加哥东大街一位朋友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与哈德莉相识,并且双方一见钟情。

  哈德莉比海明威大八岁,1891年11月出生于圣路易斯。她身材修长,容貌端庄秀丽,满头金发,风度迷人。而且,她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是一个颇有才华的钢琴手,曾经在圣路易斯开过个人音乐会,只是因为身体不行而放弃了音乐生涯 (和海明威之母因眼病而放弃音乐生涯一样)。父母和叔叔去世后,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使得她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哈德莉的美貌和气质很快就打动了海明威的心,海明威的热情活泼、激情洋溢以及战争中的英雄业绩,同样吸引了哈德莉。海明威把哈德莉从一直在别人保护下过生活的状态中拉了出来 (哈德莉小时候曾经从窗户上摔下来,背部受重伤,从此一直被作为病人对待),恢复了她对生活的自信。

  由于海明威住在芝加哥,而哈德莉则住在圣路易斯,因此在他们热恋的十个月中,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六个星期,恋爱的主要内容是通信。在这些情书中,哈德莉诉说自己的相思之苦,充满了痴迷的爱的呓语:

  亲爱的,你要知道,你是如何被深深地爱着——我们在一起总

  如此和谐美满,你和我亲近时,我感到如此幸福,有力量,相信你

  也认识到这一点。啊,亲爱的,我从未如此热烈地爱过别人。厄内

  斯特,没有你,我简直无法活下去……我为你祝福世界上最美好的

  一切,你要什么,我都会尽力满足你。

  1921年9月3日,海明威和哈德莉在密执安州霍顿湾的一个卫理公会教堂举行了婚札。八个月之后,他们去了巴黎。

  海明威始终认为他的母亲控制了他父亲的生活,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决心要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对哈德莉非常严厉,要求她处处屈从于自己,甚至在日常生活开支方面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哈德莉性格极为温顺柔和,非常感谢丈夫对她的爱,完全忠于他,因此,虽然她比海明威大八岁,但从来就没有扮演过他的母亲的角色,有时倒是宁愿把海明威当作父亲对待。严格地讲,海明威不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他有时全身心地沉醉于创作之中,有时又狂热地从事拳击、旅行和其它户外活动。而且他对性生活有一种奇怪而又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性生活和文学创作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为了保证创作精力和灵感,“当我辛勤创作时,我必须减少性行为,因为二者都是同一动力所发动的。”

  在巴黎的婚姻生活,一开始是非常美好的。海明威忙于结交文学界的朋友,写作诗歌和小说,到欧洲各地去采访,为《多伦多星报》撰写有关欧洲各国的报道。哈德莉则完全是一个贤慧的妻子,对于不太舒服的居住条件和专心于工作的海明威毫无怨言。她学会烹饪,法文有了很大的进步,陪伴海明威去意大利探险,去西班牙斗牛,去瑞士滑雪。生活中似乎阳光灿烂。

  阴云很快就飘过来了。1922年12月中旬,哈德莉从巴黎赶往瑞士洛桑,准备和海明威一起度过另一次滑雪休假,她随身携带着海明威尚未发表的原稿、打字稿和复印本,她把它们全部装在一个手提箱内。在巴黎上车时,她先把装满手稿的手提箱放在车箱里,然后下车去看她的衣箱是否装上了车,等她返回车箱时,手提箱不见了,不知是哪个小偷顺手牵羊偷走了。手稿丢失给海明威的打击是巨大的,1951年他曾告诉查尔斯·芬顿:“手稿的丢失使我痛苦万分,我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以求忘却它。”玛丝琳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是彻底地病倒了,这件事几乎置他于死地。”这件事是对他们的婚姻生活的第一次灾难性的打击,也是他们爱情的转折点。海明威认为,哈德莉如此随便地携带和丢失他的文稿,表明了她对他本人和他的事业的漫不经心,他把这次损失与妻子的不贞联系在一起,把失去文稿和失去爱情同等看待,他曾经尽力想原谅她,但始终没有做到。

  他们婚姻生活中的第二次危机是哈德莉的怀孕。年青的海明威当时正沉浸于五彩缤纷的文学梦中,根本没有做爸爸的准备。哈德莉怀孕后,他非常幼稚、自私地责怪哈德莉,认为他约束与限制了他的自由,甚至在他向朋友们宣布他妻子怀孕的消息时,毫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和无可奈何。哈德莉提出回加拿大分娩,也让海明威很不高兴。他留恋巴黎,留恋文学圈子中的朋友们,尽管他顺应哈德莉的要求,随她一起回到了多伦多,但小孩出生后仅三个月,他便迫不及待地携哈德莉母子一起回到了巴黎。

  哈德莉生完小孩后,逐渐发胖,外形越来越像是一个家庭主妇,同时,她与海明威之间八岁的年龄差也越来越明显。哈德莉希望过平稳、安宁的家庭生活,海明威则激情勃发,活力非凡。也就在这时,他认识了一位性感迷人的英国女郎,玛丽·达芙·特怀斯登太太。她“身材婀娜多姿,像赛艇的艇身”,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和一头剪得短短的亚麻色的秀发,而且是一位潇洒、富有情趣的酒友。海明威称她为“嗜酒的迷男狂”,并实实在在地被她迷住了。当自己的妻子穿得又破又旧,穷得连补鞋的钱都没有的时候,海明威却慷慨地把大笔钱借给名声不佳的达芙。为了得到达芙的青睐,海明威甚至愚蠢地和自己的朋友哈罗德·洛布互相争风吃醋,最终发展到想用拳击决斗,来解决争端。

  经历了三次危机——丢失手稿、使人讨厌的多次怀孕以及和达芙·特怀斯登的调情,海明威和哈德莉之间的婚姻依然勉勉强强地维持下来了,因为奥克帕克清教徒似的习俗与教义的残余意识管束着他,使他不敢轻易拆散自己的家庭。然而,堕入婚外恋的海明威在道义上失去了自制力,他摆脱不了感情的诱惑。对妻子的感情日趋淡薄,婚姻的破裂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哈德莉帮助海明威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当海明威不再需要她时,她庄重而高贵地同意离婚,用最后一点精神力量,撑起了自己的自尊,扮演了被抛弃的妻子这个角色。对此,海明威非常感谢,他把《太阳照样升起》的全部版税送给了哈德莉。在给哈德莉的信中,他真诚地写道:

  对我过去的写作,你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要是我没有和你结婚,没有你的忠诚,自我牺牲精神,经常的鼓励和爱情方面的支持,—

  —以及具体的现款支持,我根本写不成 《在我们的时代里》、《春

  潮》、《太阳照样升起》这些著作,一本也写不成……我多么敬佩

  你纯净的思想,你的才智,爱慕你的胸怀以及你那十分可爱的双手,我常常祈求上帝,愿上帝补偿我给你造成的巨大创伤,你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最善良、最诚实、最最可爱的人。

  波琳

  从哈德莉那里抢走海明威的是波琳。这是位娇小玲珑、黑头发、黑眼睛的妙龄女郎,1895年7月22日出生于依阿华州的帕克斯堡,父母和叔叔都非常富有。比海明威大四岁。她并不是个十分美貌的人,但富于性感和讨人喜欢。1925年3月,经朋友的介绍,海明威在巴黎认识了波琳,同年秋天,海明威在摆脱了对达芙的迷恋之后,把感情寄托在了波琳的身上,随即,波琳开始了从哈德莉那里抢走海明威的努力,为此,她曾经不怀好意地向哈德莉写信,炫耀她和海明威的私通:“我喜欢你的丈夫海明威。只要有可能我就想方设法多去看他几次,同样他也尽可能来看我。”

  面对海明威和波琳之间令人羞辱的暧昧关系,哈德莉也激烈地抗争过,但更多的时候,他采取了容忍和默认的策略。她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和不快,希望保护幼小的儿子邦比,希望海明威对波琳的迷恋逐渐冷淡下来。但她失败了。波琳不仅仅富有和衣着入时,而且野心勃勃,抓住海明威之后,她是不会放弃的,除非海明威自己挣脱开来。

  海明威被波琳引诱过去的原因是很多的。他还年轻,感情上尚未完全成熟,以致不能或不愿意承担家庭和作父亲的责任;受到巴黎的放荡生活、西班牙的多次旅行以及和达芙调情的影响;与哈德莉婚姻中的几次危机使他感到厌烦,渴望寻求新欢;他被波琳的风度和财富所吸引,与波琳结合后,能过一种舒适的生活。

  海明威的母亲是圣公会教徒,他本人从幼年时起就是公理会教徒,他和哈德莉是在卫理公会教堂结婚的。波琳则是天主教徒,为了和波琳结婚,海明威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背叛自己原来的信仰,转而成为天主教徒。1927年5月10日,海明威和波琳的婚礼,在埃朗的圣·奥诺雷天主教堂举行。婚后的第一年,他们住在巴黎,波琳的富有给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波琳那个无儿无女且十分富有的格斯叔叔,为他们在卢森堡花园附近一条幽静狭窄的街道上租下了一套优雅的住房。也正是这个叔叔后来出资帮助他们买富丽堂皇的房子、第一辆汽车、渔船和去非洲狩猎。

  1928年3月,海明威陪着怀孕的波琳一道乘“奥利塔”号船返回北美大陆。并定居在基韦斯特。

  婚后几年的生活是温馨的。1928年6月28日,波琳生了第一个儿子(海明威的第二个孩子)帕特里克。产后仅仅六个星期,波琳就把孩子交给了自己的父母。一方面这是因为她和海明威一样讨厌孩子,另一方面,她想尽量使自己陪伴在丈夫身边。他们一起周游美国各地,去欧洲漫游,重温往日的欢乐。波琳尽量使自己顺从海明威的意愿,和他一起钓鱼、打猎、看斗牛,以及观赏拳击、赛马、自行车赛等等。1931年11月,波琳生了第二个儿子格雷戈里·汉考克。波琳本来想生一个女儿让海明威高兴 (海明威有了两个儿子,他渴望有个女儿),但命运还是安排她生了个男孩。这或者预示着波琳将失去海明威的宠爱。

  由于连续两次剖腹产,妇产科大夫劝波琳不要再生孩子了,因为这太危险,但波琳拒绝实行节制生育,从而导致了他们在性生活和夫妻关系上的不和谐。然而,真正的威胁来自珍妮·梅森,海明威夫妇是在1931年9月乘“法国岛”号轮船赴纽约途中,结识这位妙龄女郎的。她年方二十二岁,端庄秀丽,高大健美,举止活泼风趣,文雅高贵,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称她为访问过白宫的最漂亮的女人。更妙的是,她和海明威有几乎完全一样的爱好,喝酒、开快车、到古巴钓鱼、到非洲打猎,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神枪手。此外,她具有艺术天赋,擅长创作歌曲、刺绣和雕塑,她曾经为海明威雕塑了一座胸像。总之,她正如她自己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所说的那样,“才华横溢,无一精通”。海明威一见到珍妮,很快就被她迷住了。他们经常一起喝酒、开车兜风和驾船去深海钓鱼,象一对热恋中的青年人一样毫无顾忌,忘乎所以。

  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和情人一起寻欢作乐,波琳尽管很痛苦,但她竭力克制自己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责怪海明威,而且竭力讨他的欢心。她设法陪海明威一起去游泳池游泳、乘渔船钓鱼、去非洲打猎,甚至把自己的头发染成像珍妮那样的金黄色。波琳在容忍和等待了四年之久之后,终于赢得了这场艰难的竞争。

  海明威准备带波琳去非洲打猎的消息,传到珍妮耳朵里之后,痛苦的嫉妒使她丧失了理智,以至于鲁莽地从二层楼的阳台上跳下来自杀。当她躺在医院病床上治疗摔断的脊背时,海明威却带波琳去了非洲。或许是为了报复情人的负心,1934年底到1935年初,珍妮和海明威的朋友布罗尔·冯·布利克森一起赴非洲猎狮,并且在那里和一位白人猎手理查德·库珀上校发生了性关系。珍妮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显然激怒了海明威。而接下来的另一件事,直接促使了海明威和珍妮的决裂。珍妮在接受心理治疗时,曾向她的精神病医生劳伦斯·库比透露了海明威的一些私生活的内容,而这位大夫却将这些材料用于对海明威的小说进行心理分析,这自然使海明威极为不满。海明威与珍妮的关系破裂了,但我们能从《非洲的青山》、《有的和没有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快乐的生活》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找到珍妮的影子。

  波琳击败了珍妮,但并没有拴住海明威那颗喜新厌旧的心。海明威在同一个女人的爱情遭到失败之后,经常会更强烈地向另一个女人求爱。阿格妞丝同他断绝关系之后,他很快就和哈德莉相爱,达芙的引诱、挑逗,促使他去追求波琳,而1936年4月和珍妮的罗曼史的结束,使得他在同年12月遭到马莎·盖尔霍恩之后,很快就和她一起堕入情网之中。

  波琳一直耐心地等待海明威和马莎的决裂,就象他和珍妮的决裂一样,但这次的等待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显然,马莎不同于珍妮,珍妮嗜酒、情绪不稳定,而且是已婚的有夫之妇,马莎虽然不如珍妮美艳,但她没有珍妮的那些毛病。在年轻的马莎的光耀面前,四十四岁的波琳没有任何优势,她原来击败哈德莉的所有好处:金钱、风度、机智、情趣、善于待人接物、有决断、讨好丈夫的愿望和忘我等等,全都灰暗下来,再也打动不了海明威的心。

  海明威本来想快刀斩乱麻似地与波琳分手,但事与愿违,整个过程拖拖沓沓、悔恨重重,断断续续办了好几年,当所有的努力失败,分手成为定局之后,波琳显示出了她在经济上的敏感。她说:“厄内斯特,如果你要和我离婚,你得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厄内斯特则痛快地回答道:“波琳,如果你同意离婚,我的东西都是你的。”

  马莎

  海明威每爱上一个女人,总是会自己为自己辩护:虽然过去有过几次失败的婚姻,但这一次不一样,他一定会终身爱她,永不变心。实际上,海明威天生就是一位不断结婚——离婚——再结婚的人,他不是一位对爱情专一的情圣。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承认:“在女人问题上,我是个糊涂虫——我总觉得我应该和她结婚。”不过,有一点值得他骄傲:“我要的妻子都是好的。”

  马莎和哈德莉、波琳一样可爱。她于1908年出生于圣路易斯,比海明威小九岁。她身材苗条颀长,金发蓝眼,聪明能干,在事业上野心勃勃,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妇女。三十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当过记者,出版过长篇小说 《疯狂的追求》(1934)和短篇小说集《我见过的麻烦事儿》(1936)。1936年12月,马莎和她的家人一起到基韦斯特度假时,海明威在醉乔酒吧遇见了她,并一见倾心 (海明威的爱情几乎都是一见倾心)。海明威的亲友和许多后来的文学史家都认为,是马莎主动而巧妙地打入了海明威的家庭,追求被动的海明威。而且马莎主要是迷上了海明威在文坛的巨大声誉。但马莎自己并不这么看,她后来始终坚持说海明威从来没教过她写作。

  在海明威的爱情史上,哈德莉是与芝加哥及巴黎联系在一起的,波琳与基韦斯特和非洲密切相关,马莎则与西班牙战争及迁居古巴相关联。海明威四次去西班牙都是和马莎在一起。一开始,他们非常谨慎,秘密通信,分别出门旅行,在公开场合言行检点,从不流露出过份亲热的风言风语。1937年7月8日,马莎通过她和白宫的良好关系,安排海明威和约里斯·伊文思去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放映他们拍摄的《西班牙的土地》。可以说,当他们是情人的时候,他们是甜蜜而快乐的,但结婚之后就不大一样了。

  1939年春,马莎在离哈瓦那东南十二英里的圣佛朗西斯科·德保拉林,为自己和海明威找到了眺望农场作为安家之处。1940年11月21日,海明威和马莎在夏延结了婚。婚后,马莎女强人似的个性,很快就给夫妻关系带来了许多不愉快的因素。哈德莉和波琳过去总认为海明威的生活和工作比她们的重要,因此,她们都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一门心思去照顾他和家庭。马莎则完全不同,她好动不好静,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和记者职业,经常把海明威撇在家里独自出远门采访。海明威是不习惯于一个人独自生活的,马莎的频繁外出,使他异常恼怒,他甚至粗俗地喊道:“难熬的冬天快到了,哪个印第安老头儿愿意让老婆跑开呀?”甚至在他的婚姻破裂之后,海明威还伤感地对朋友说:“我要的是一个在床上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在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上的妻子。”海明威的前两个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他很希望马莎为他生一个女儿,但马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作家和记者的事业上,而且很注意自己的外形,害怕怀孕、生育会影响自己的身材,因此不愿意要孩子。这对海明威来说,是很难堪的,因为哈德丽和波琳都曾因为海明威不想再要孩子而做了人工流产,当他想要孩子时,马莎却不要。此外,海明威的酗酒和马莎的洁癖,以及马莎和别的男人调情,都是海明威和马莎婚姻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

  海明威和马莎的爱情开始于两人一起对西班牙内战的采访,而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报道之中,真可谓成也战争,毁也战争。他们两人卷入战争的初期,感情上的纠葛似乎有所缓解。他们一起到香港和中国大陆采访,马莎通过她对罗斯福总统的影响,帮助正驾船在古巴海面上寻找德国潜艇的海明威得到了他想要的武器。但这只是暂时的,在欧洲战场上,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直至彻底破裂。

  海明威和马莎的性格都很要强,都想处于支配对方的地位。海明威感觉到作为战地记者的马莎名气越来越大,或许是为了使她不至于和自己形成竞争,海明威主动提出为《矿工》杂志提供战地报道。这一举动让《矿工》喜出望外,马莎却怨恨不已,认为海明威是故意拆她的名,因为她自从 1937年以来,就一直为《矿工》写稿,每家杂志只允许有一个记者在前线,这样一来,海明威就成为了马莎在欧洲的上级,并剥夺了她作为《矿工》的首席战地记者的机会。接下来发生的事,更突出表现了海明威的自私和对马莎的不满。马莎主动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空军武官联系,为海明威弄到了一张去英国的机票,在1944年5月17日飞往伦敦。她满以为海明威会施展他的影响为她弄到一个同机的座位,但海明威拒绝了,害得她冒着德国潜艇袭击的危险,乘坐一条装满炸药的货船,在海上漂泊了两个星期,才到达英国。当然,马莎在感情上的报复也很坚决,当马莎到达伦敦时,海明威正因车祸躺在医院里,马莎去看他时,不仅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表现出关切和心痛、同情,反而嘲笑他头上缠满了绷带。马莎的这种狠心和无情,让海明威伤透了心(他忘记了自己对不起马莎的事),他写信告诉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说:

  我对她那种首席女歌星的神气已经看够了。脑壳都撞碎了,头

  痛欲裂,可她对人还不如对一条狗。我大大地看错了她,要不就是

  她变得厉害(我想可能两点都有),但是主要是她变了。我不愿失

  去看上去这么可爱的人,而且我还教会她打枪写书了呢。可是我已

  经把押在她身上的彩票撕掉,和她一刀两断,不愿和她再见面了,马莎是海明威的几个妻子中,唯一和他具有同等意志力和同等才智的女子,也是他一生中,除了他母亲之外,唯一敢于反抗他的女人。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感情上的相互折磨,最终促使马莎在1945年11月3日提出离婚,此后,她对海明威很不好 (正如海明威对她不好一样),她宣布:“我花了七年时间在海明威的轨道上运行。……如果我还摆脱不了那七个年头,就真他妈的不是人了。”

  出于维护大男子汉的自尊心,海明威声称和马莎的离婚是他提出来的。实际上,马莎的离婚要求对海明威并没有多大的伤害,因为他早已选择并准备好了代替马莎的人——玛丽。不过马莎对此的看法可能让海明威很不高兴,她不理解玛丽为什么要跟他,忍受“奴隶的生活——奴隶主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牲。”

  玛丽

  海明威在对女性的选择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年轻的时候,他爱年纪大一点的女人,而年老的时候,他又爱上了年轻的女人。哈德莉比他大八岁,波琳比他大四岁,而马莎和玛丽都比他小九岁。

  海明威的三个前妻都出身于圣路易斯的名门,父母都比较富裕。玛丽不同,她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一个小镇长大,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伐木工,家境平凡。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哈德莉、波琳、马莎和海明威结婚时都是初婚,而玛丽却是第三次结婚了。1946年他们在古巴举行了婚礼,在同海明威结婚之前,玛丽确实犹豫过,特别是有一次海明威把她前夫的照片放在卫生间的马桶里,用自动手枪把照片连同马桶打得粉碎之后,她对海明威的坏脾气感受颇深。不过最后她还是嫁给了他。

  玛丽和波琳、马莎一样,是一个职业记者,她身材娇小玲珑,虽然不漂亮,但很惹人喜爱,充满了活力。和前三次一样,海明威和玛丽也是一见钟情。1944年海明威和她相识之后,他从马莎那里得不到的一切,她几乎都给了他。马莎任性、固执,有自己的主意。玛丽则不同,她虽然衣着普通,不如马莎那样高贵和时髦,但她理解海明威感情上的需要,她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和事业,主动地取悦于他,就象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要他当老板,要他比我强、比我聪明,我要他时时记住他多么伟大,我多么渺小。”与自主性极强的马莎相比,海明威对温柔、体贴的玛丽很满意,认为她:“比马莎女人化四十倍。”他曾经向公众这样介绍玛丽:

  玛丽小姐可长远相处,是一个好妻子,她勇敢、风趣、富有

  魁力,让人看起来光彩夺目,与之相处则更感愉快。她还是一位

  极好的钓鱼妇,很不错的飞鸟射击家,游泳强手,真正的好厨师,善于鉴别好酒,优秀的园艺家,业余的天文学家,艺术的爱好者,政治经济学者,懂斯瓦希里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会划船,会管

  理西班牙家庭或一条西班牙船。

  作为海明威夫人,玛丽是称职的,她尽心尽力地安排好家庭生活,让海明威享受到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她陪着他钓鱼、游泳,到欧洲云游。去非洲打猎,甚至陪着他在非洲遭受了两次可怕的飞机失事。另外,尽管她因为一次危险的宫外孕流产而失去了生育能力,但她对海明威的前妻生的孩子都非常友好,经常关心和帮助他们,从而赢得了孩子们的一致好感。

  然而,海明威在爱情上生来就是不安份的。他总是同时爱上两个 (一个是妻子)或更多的女人。她非常乐意和年轻美丽的姑娘调情,这些风流韵事激起他恢复青春的活力。和玛丽结婚后,不到几年功夫,海明威就常常移情别恋,和其他女人制造出一些花边新闻。其中最主要的是阿德里安娜·伊凡西奇,一位十九岁的意大利姑娘。她美丽、性感,而又聪明,纯真,1948年,海明威一家去意大利逗留期间,他在一个冬夜看到独自站在雨中的阿德里安娜,“就像有什么东西闪电般打中了我”,立即迷上了她,向她写了大量充满狂热的爱的词汇的长信,帮助她发表一些为杂志画的插图。1950年,海明威邀请阿德里安娜从意大利到古巴眺望农场的家中来做客,对他与玛丽的婚姻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海明威的这次热恋,给了他激情和灵感,促使他写出了《过河入林》和《老人与海》,其中《过河入林》中的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阿德里安娜。

  晚年的海明威酗酒、脾气火暴、身体多病,而且经常追逐美丽的妙龄女郎。面对这一切,玛丽都容忍了,她原谅了他的“疏忽、鲁莽、轻率以及刻薄的言语、不公正的批评、无事生非的指责。”这不仅是因为玛丽心甘情愿地做一位文坛巨人的妻子,而且因为她爱他、敬佩他,她是忠贞不渝的,把强烈的爱和忠贞融合在艰难的容忍中,堪称海明威生活中最值得敬佩的女主人公。海明威的第一位妻子曾不无感慨地说:“厄内斯特的最后日子别提有多惨了——我真为他的痛苦而哭泣(主要指海明威的病痛——著者)。他有幸有个像玛丽这样的好妻子。”

  正是依靠自己的温顺、忍耐和宽宏大度,玛丽才得以维持她和海明威的婚姻。她陪伴海明威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成为与他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女性。海明威和哈德莉的婚姻是六年,和波琳是十四年,和马莎是七年,和玛丽则是十七年。

  海明威自杀之后,玛丽仍然尽心尽力地履行着海明威夫人的职责。1964年,她主持出版了海明威生前已经写好,但来不及发表的关于二十年代巴黎生活的回忆录《流动的宴会》。1970年,她又整理发表了海明威的遗著《海流中的岛屿》。

  毋庸讳言,海明威不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文学史家们也常常指责海明威喜新厌旧和好色,指责他对妻子的不忠,对婚姻的不珍惜。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正是这些可爱的女性给了海明威灵感,刺激他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传世佳作。美国著名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我得出这么一个论断:海明威每写一部成名的著作就需要一个新的女人。”确实,不断更新的爱情,是海明威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在每一个女人的名字下面,都可以写出一部或多部优秀作品的名字,他们帮助、促使海明威写出了这些作品,他们自身也因为躲在作品女主人公的后面而得到了永存。

  他真像一头野马

  伟大的拿破仑曾经说过,男人的尊严和骄傲是在马背上和女人的胸脯上。海明威的一生恰似这种论断的最佳注释,除了不断的恋爱、结婚以外,战争、渔猎、冒险是他生命乐章中的另一主旋律。

  二百多块弹片

  海明威最初的战争知识来自他的祖父安森和外祖父霍尔。两位老人都是南北战争中的勇士,他们喜欢回顾过去的辉煌战绩,海明威就是被他们讲述的关于南北战争的英勇故事熏陶长大的。每逢战争纪念日,海明威和姐姐们都要挤到街上去,为旅行队伍中身着戎装、昂首阔步的爷爷喝彩。1914年圣诞节,安森送给他的长孙海明威的礼物是《盖特茨堡的号角》,这是一本关于南北战争的书。当时上映的一部关于南北战争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安森带海明威先后看了三十多遍。最让小海明威兴奋的是,祖父带他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紧紧地与他们握手,高声朗笑。

  在祖父、外祖父的影响下,海明威从小就对战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阅读军事方面的历史书籍和《旧约全书》(其中有不少战争故事)。年幼的海明威对当时的几场战争特别重视:1898年的美国—西班牙之战,1899年至1902年英国与布尔人的战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他搜集了有关这几场战争的图片,常常独自欣赏。

  除了战争以外,另外一件事也是需要拿枪干的,那就是打猎。海明威之父全面培养了海明威对渔猎的兴趣。这位优秀的大夫一方面热心于对人类救死扶伤,另一方面,一有空闲时间就喜欢捕杀野兽禽鸟。海明威最早的血淋淋的捕杀表演是在六岁,当时,他在学校柴房里捆住了一条睡着了的豪猎,然后用斧头十分残忍地把它砍成了碎块。青少年时代,海明威每年都要随父亲外出钓鱼、打猎。中学时代,他甚至因为打死了一只禁猎的蓝色苍鹭,差一点被逮捕入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对烽火连天的欧洲战场十分神往,甚至为此而放弃了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因为眼病,他几次申请入伍都被拒绝。但他还是参加了密苏里国民自卫队,并接受了六个月的军事训练。当时的海明威年轻气盛,傲然视物,给朋友们留下的印象独特而鲜明:

  他真象一头野马,桀骜不驯,傲然户外,昂首

  长啸,警惕地注视着一切陌生的人。

  1917年12月,经人指点,海明威报名参加了对视力要求不高的红十字救护车队,尽管不能参战搏杀,但对海明威来说,能到血肉纷飞的战场上去,总比呆在歌舞升平的美国大陆让人兴奋和感到刺激。

  1918年5月23日,志愿军少尉海明威乘坐“芝加哥”号去法国,在船上,当别的乘客都因为旅行平安而相互庆贺时,海明威却倍觉扫兴,因为他期待中的敌人的潜艇一直没有出现,没有枪炮、鱼雷的袭击,航行也太乏味了。为了补偿这种刺激,到巴黎后,哪里有炮击,哪里有火光,海明威就驱车往哪赶。

  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海明威虽然身处硝烟弥漫的前线,干的却是一些非枪非炮的事。“我常静静地坐在一条挖得很好的战壕内,一个地下掩蔽部前面,那儿离皮亚韦河二十码,离奥地利守卫线四十码,偷听一些胆小鬼们的哭泣抱怨声。……我能做的也就是开办一个收容所,给那些在前线的战士们、伤兵们分发一些巧克力糖和香烟。”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自然不能实现海明威自童年以来的战争梦想,他渴望流血,渴望展示自己作为硬汉子的勇敢和刚强。

  机会总算来了。1918年7月8日午夜,海明威在皮亚韦河畔的福萨尔塔上演了他参战后的辉煌一幕。当他在战壕内分发巧克力糖时,奥地利人打过来的一颗巨大的迫击炮炮弹在他身边八英尺内爆炸了,强大的冲击波把他击倒在地,身上盖满了飞起来的土块,他身边的两个意大利士兵当场被炸死了,还有一个士兵伤势惨重。海明威苏醒过来后,尽管他也伤得不轻,但立即背起那位伤得更重的意大利人跑向地下掩蔽部的急救所,在途中,他又多次被后面追过来的机枪子弹打倒。到急救所时,海明威已血肉模糊。医师初步检查的结论是,海明威身中二百多块弹片,有二百三十七处伤口 (后来有人估计是二百二十七处)。

  对于自己的参战和流血负伤,海明威表现出了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曾经写信给父母说:“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了生命的人,也无需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而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为了表彰海明威的勇敢和舍己救人的精神,意大利政府向海明威颁发了银质英勇勋章,并在正式荣誉奖状上高度评价了他的勇敢行为:“他在遭受敌人许多弹片的创伤后,不是先考虑自己,而首先以高尚的兄弟情谊,向同时受重伤的意大利伤员伸出了救援之手,而且他让这些重伤员先撤离之后,他自己才撤退。”在美国国内,由于海明威是第一个在意大利负伤的美国人,而且身中二百多块弹片尚能奇迹般地不死不残,使得他的英雄事迹得到了广泛的宣扬,同时也在美国公民心目中,第一次树立了硬汉子的形象。

  对于崇尚战争和暴力、迷恋渔猎、尚战好斗的海明威来说,伤痛和意外事故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事实上,伤痛和意外事故象影子一样地伴随了他的一生。早在幼年时,他曾口含一根棍子跑下小山坡,结果摔倒了,棍子戳入他的喉咙,把部分扁桃体都捅出来了。尽管如此,海明威在意大利前线的受伤,对他的一生仍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之一。他经历了战火的考验,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英勇形象,对自己的勇敢,和应付困难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同时,受伤也使他认识到,他可能死去,更有可能活下来,他是不可征服的,应当与命运搏斗,而不是向命运低头。他已经经受住了迫击炮和机关枪的考验,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死他的了。

  压力下的优美风度

  除了战争以外,其它任何带有暴力色彩的事情,都为海明威所忠爱,他喜爱挑战和竞争。在父亲的培养下,海明威从小就热爱打猎、钓鱼,稍大一点以后,他迷上了拳击,到过西班牙之后,又对斗牛如痴如醉。

  海明威一生都以拳击手自翊。并对自己的拳击水平非常自信和得意。中学时代他就与伙伴们拚命地练习,期望有朝一日叱咤拳坛。步入文学界后,他曾经兴致勃勃地教庞德等人拳击,同时,他也热衷于与人进行拳击比赛,在痛打别人和被别人痛打时,寻找快感和刺激。此外,他常常用拳头来捍卫自己的名誉,在他的双拳下,曾经倒下过许多作家、诗人、出版商。即使在声名远播之后,类似的斗殴还发生过多次。在海明威看来,用硕大的拳头教训那些诽谤自己的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923年夏天,海明威与两位第一次出版他著作的出版商比尔·伯德和罗伯特·麦克阿蒙一起到西班牙旅行,此后,他曾多次重返西班牙,原因很简单,他迷上了那里的斗牛。他发现了斗牛运动的悲剧性和美学意义,“它并不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残酷,它是一幕伟大的悲剧——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事物,它比干其它任何事情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技能,特别需要勇气。就像在一场大战中坐在场外看戏,对你来说就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迫不及待地投身于这种运动,在与公牛的生死搏斗中,研究和理解死亡的本质:“这里是你能了解到生与死的唯一场所,在战争已经过去的今天,暴死往往发生在斗牛场。我打算去学,去写,从非常简单的事情开始,所有事情中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事是横死。”

  海明威曾体会到战争与创作的关系,他说过:“是拿破仑教会了司汤达如何去写作”。而现在,海明威又发现了斗牛与创作的关系,认为作者应和斗牛士一样,按自己的风格去写作、去生活。他告诉作家菲茨杰拉德,斗牛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一种更重要的但很少外露的气质,他称之为“压力下的优美风度”。他认为斗牛士通过征服恐惧来支配死亡,就会从死亡与恐惧中解脱出来,”斗牛是艺术家面临死亡威胁的唯艺术,在这种艺术中表演精彩程度取决于斗牛士的荣誉感“对斗牛运动的狂热爱好,使海明威成为斗牛运动的鼓吹者和宣传者,随着《午后之死》等大量描写斗牛运动的小说问世,这项充满“甜蜜的”血腥味的残酷运动在全世界声名大振。为此,西班牙人至今仍在感谢海明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作为驻欧记者报道土希战争之外,海明威并没有转入到别的什么战争中去,但伤痛却不停地在折磨他,因为意外事故经常光顾这位似乎连迫击炮弹和机枪子弹都打不死的硬汉子。1922年4月,他采访意大利热那亚的国际经济会议时,卫生间里的热水器突然爆炸,飞溅的金属碎片击伤了海明威。1927年海明威与他的第二位妻子波琳度蜜月时,他的脚被割破,感染了炭疽杆菌后红肿起来,迫使他在床上躺了十天。同年12月,一天夜里他给儿子邦比把尿时,邦比的手指甲戳进了海明威那只视力正常的右眼,在瞳孔上划了一道半月形的伤痕,影响他的视力达几个星期。1928年3月,海明威被掉下来的卫生间的天窗砸破了头,致使小动脉破裂大量出血,缝了九针之后,在眉毛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1930年8月22日,海明威骑马穿过一处牧场的密林时,马脱缰狂奔,他的四肢和脸部被树枝划破,腿上穿了一个洞,脸上缝了十四针。两个月后,11月1日,他驾驶的福特无后坐篷车发生车祸,右手臂严重骨折,右手三个手指头折断,左腕和右手一共缝了十六针。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共和派一边,捐钱、捐救护车,为共和派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他与荷兰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合作拍摄了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讴歌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揭露和谴责佛朗哥和德、意法西斯军队的战争暴行。作为北美报纸联盟的战地记者,海明威深入战争的最前线,报道火线上的消息,这从他的一则战地通讯中可以看出来:

  第一次的进攻发生在塔胡尼亚河畔英拉塔防区那些灰色的密

  布橄榄树的起伏的山丘之间,我和朋友伊文思一起,准备拍下战斗

  中步兵和坦克的镜头。我们跟在步兵后面走,眼看坦克船儿似的爬

  上陡峭的山头,进入阵地,于是就拍下这些镜头。

  通过大量类似的战地通讯,他抨击了法西斯胜利者卑劣的动机——“他们杀人有两个目的:摧毁西班牙人民的士气,并试验各种炸弹的性能,为德、意即将发动的战争作准备。”

  在西班牙战场上,海明威经历了最艰难的战地采访:冷得要命,难得吃一顿像样的饭菜,经常通宵开车、写东西,时不时地注意躲避敌人的子弹。但海明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激情。当然,在西班牙,海明威毕竟只是个记者而不是战士,只是个旁观者而不是参战者,他对武器的狂热爱好,有时也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有人曾经抱怨海明威:“他坐在一架机关枪的护弹壁后面,冲着敌人乱放了整整一盘子弹。结果引起敌人好一阵迫击炮轰,他反倒走了。”

  除了笔和枪以外,海明威最喜欢拿在手上的东西,大概就是钓竿和酒杯了。他四、五岁时,就开始跟随父亲一起去沃伦湖边垂钓。二十年代末移居基韦斯特岛之后,他对于钓鱼的爱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自己买了一条渔船“皮拉尔”号,三天两头地出海捕鱼,而且经常到深海去,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塑造自己硬汉子的形象。而且海明威的捕鱼本领也是令人钦佩的,他能够一口气驾驶“皮拉尔”号十个小时,捉到大鱼时,站着同它搏斗,不必坐在系着安全带的座位上,用鱼绳或鱼竿来拉它上船。其中最让他自豪和津津乐道的是,他在黑西哥湾流中发现并捕获了足有半吨重的大马林鱼。

  酗酒是海明威生活传奇中,最能体现他的粗犷、暴烈性格的情节之一。从青年时代起,酒吧间就是海明威最常光顾的地方,每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要表演他的豪饮。既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后,护士小姐们也经常从他病床上的枕头下、被褥下搜出一个又一个的酒瓶。令人吃惊的是,海明威是一个极为优秀的酒客,不管肚子里倒进去多少酒,他很少醉翻在地。海明威曾经说过,酒精是他最好的朋友。晚年的海明威甚至依赖酒精生存。但海明威最后还是被这位朋友打倒了,酒精加速了他的身体状况的恶化,彻底击垮了他的心脏。

  游击队上校

  海明威认为战争是最好的户外运动,他喜欢打仗,从杀戳中得到很大的乐趣。确实,他一辈子都在面对和制造死亡,从幼年起,他就开始杀鱼、杀鸟、杀各种野兽。长大后,他在斗牛中寻找战争的快乐,不仅观赏斗牛士对公牛的挑逗和杀戳,而且亲自站到斗牛场中,体会与公牛对抗的乐趣。他在古巴海湾捕杀半吨重的大马林鱼,在美国西部和东部非洲猎杀凶猛的野兽,在西班牙亲眼看着士兵们杀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更是亲手杀了人。

  战争刚开始时,海明威陪马莎一起访问了中国大陆,考察和报道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回到哈瓦那郊区的眺望农场之后,他醉心于两件事之中。一件事是组织私人反间谍组织。当时,古巴有三十万西班牙人,其中有一万五千到三万人是亲纳粹的“长枪党暴力分子”,为了监视他们,防止他们干有损于美国利益的事情,海明威组织了一个反间谍队伍,他自己玩笑似地称之为“骗子工厂”。其主要情报人员是当地的渔夫、牧师、酒鬼、妓女和侍者,他们在专业特工人员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只可惜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另外一件事是驾渔船出海巡逻。战争初期,德国人的潜艇经常出没于大西洋中的古巴海面,它们袭击盟军的舰艇,特别是袭击美国人的运输船只,阻止军队和武器运往欧洲战场。对此,海明威极为愤怒,他自告奋勇驾着自己的“皮拉尔”号出海巡逻,船舱里堆着美国海军提供的手榴弹之类的武器,十分英勇地渴望和德国潜艇进行战争。遗憾的是,海明威的这种大无畏行为,与“骗子工厂”一样没有建立什么功勋。

  海明威出色的表演是进入欧洲大陆之后。1944年5月,海明威飞赴伦敦,投入如火如荼的战场。尽管他出师不利,到伦敦后不久就发生车祸。汽车撞到朗兹广场的一个水箱上,头部碰到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得了严重的脑震荡,伤口缝了五十七针。但很快,富有战争经验的海明威就如鱼得水般地投入了战斗中。

  在欧洲战场上,海明威不仅是个战地记者,而且是个真正的战士和指挥官。他与英国皇家空军一起飞往敌战区,执行战斗任务。和美军一起在诺曼底登陆,端着枪向前冲杀。他参加了巴黎西南二十三英里朗布依埃周围一带的战斗,并且赶在正规部队之前,率领一个秘密的自由法国游击队小组进入并占领了朗布依埃,他俨然以指挥官自居,设指挥部,升美国国旗,俘虏敌军,在室内架设武器。法兰西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们则对他忠心耿耿,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领导,称他为“大队长”或“首长”。最重要的是,他侦察、收集了去往巴黎途中敌人防御工事的情况,这是一份出色的情报,为勒克莱尔将军胜利进军巴黎提供了方便。

  尽管海明威并不是 (像他后来吹嘘的那样)第一个攻进巴黎的人,但他确实和大部队一起打进了巴黎,并亲自参加了解放里茨饭店、旅行家俱乐部和巴黎其他重要的酒店的战斗。随后,他又和第一批美国坦克一同进入了德国,报道了齐格菲防线附近施尼—艾菲尔的一场激战。对于海明威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上校军官,后来的美国驻德国大使戴维·布鲁斯作过很中肯的评价:

  我对厄内斯特怀有极大敬意。不仅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是位作

  家,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冷静、机智、富有想象力的军事战术家和战略

  家。我从旁观察,看到他兼有经过考虑的大胆冒险和小心谨慎的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懂得如何恰当地抓住一切稍纵即逝的有利时

  机,他天生有带兵的才能。虽然他有很强的独立的个性,但是个有高度

  纪律性的人,这给我们印象是很深的。

  海明威笔下的一个主人公曾经说过“绝对的自由就是杀人的自由”。他本人也自称杀了许多德国人,实际上也肯定杀了一些。比如,1944年8月3日,在诺曼底的维拉迪约一波埃勒,海明威向一个据说藏有德国兵的地下室扔了几颗手榴弹。同年11月22日,当一些德国人前来袭击海明威所在的美国军队的指挥部时,海明威操起机关枪猛烈扫射,肯定打死了一些德国兵。

  海明威在战场上的潇洒自如和光芒四射,加上他的得意洋洋,激怒了另外的一些记者,引起了他们的嫉妒。他们控告海明威违反了日内瓦国际公约中关于战地记者不得携带武器的规定,指责“海明威先生撕去记者的标志,他的行动俨然是一位法国抵抗部队的上校,他房间里有地雷、手榴弹和军事地图,他派出抵抗部队巡逻队,这种行为应该被认为是破坏了出于对记者的信任而得到的特殊权利的。”他们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取消海明威的战地记者资格,并遣送他回国。为此,海明威在南锡接受了审查。对于这些事实,最高统帅部知道得很清楚,但因为海明威的情报和勇敢无畏确实对盟军有帮助,而且海明威名气太大,又得到法国游击队的拥戴,有许多美国军官主动提供证据,证明海明威“并未破坏有关战地记者的现行规定”,盟军最高统帅部也就没有对海明威采取任何行动。南锡审查之后,海明威等于是得到了特许,喜欢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为了再一次证明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审查后不久,他就兴高采烈地投入了在亚琛和波恩之间的许特根瓦尔德的激烈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场上,海明威充分表现了不怕死的硬汉子性格。1944年9月,当德军炮弹击中一座美国指挥部时,里面的人,包括所有美军指挥官全躲到桌子底下或是躲进地下室去了,海明威却依然坐在那里,若无其事,照吃照喝。有一次,在朗布依埃碰到另一位记者、作家欧文时,他甚至兴致勃勃地跟他说,“我有一辆摩托车,咱们去找德国人,引他们向我们开火好不好?”与此相对映,他曾经愤怒地咒骂一位假装得了战斗疲劳症,实则是怕死的美军联络官,提出“该把那混蛋枪毙”。

  非洲的青山

  直到1961年7月2日海明威用猎枪自杀之前,猎枪一直支撑着他的生活,与飞禽、野兽的斗智斗勇使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和骄傲。当然,对于从十岁起就扛着自己的枪和父亲一起出去打猎的海明威来说,不可能满足于打一些飞鸟和普通走兽,他显然渴望和更凶猛、更庞大的动物对峙和搏杀,于是,他去了非洲。

  1933年底,海明威携夫人波琳乘“麦青格将军”号轮船到达蒙巴萨,首次踏上了黑非洲的土地。在一位名叫菲利普·珀西瓦尔的白人猎手的陪同下,海明威夫妇从蒙巴萨走到内罗毕,在马查可斯 (距内罗毕二十英里)珀西瓦尔的农场附近打了几天猎。12月20日,他们动身往南,到坦噶厄喀的塞伦盖蒂平原,这里邻近非洲最高峰、终年白雪覆盖的乞力马扎罗山,到处可见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海明威的勇敢精神和枪法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生平第一次杀死了凶猛的狮子,还打死了不少其它动物。

  遗憾的是,海明威在非洲的狩猎旅行很快就被迫中断了。1934年1月中旬,他感染上了严重的阿米巴痢疾,大肠因感染而肿胀,拉出体外达三英寸长,每天大便一百五十次,拉出的血将近一夸脱,脱垂体外的大肠得用肥皂洗后,才能托回体内。最后他卧床不起,被抬出帐篷,由珀西瓦尔的助手叫来一架私人飞机把他送回内罗毕进行治疗。

  海明威的第一次非洲之行尽管大病一场,但依然可说是硕果累累。他们呆了七十二天,一共打死了三头狮子,一头野牛,还有二十七只其它动物。这一成绩还是很不错的,以至于海明威回去以后吹嘘了很长时间。

  海明威的再次访问非洲,是在将近二十年之后。1953年8月6日,海明威一家乘“邓诺塔城堡”号邮船从马赛到达蒙巴萨。当时的海明威,身体和心理都已经疲惫了,病痛不断地折磨着他,使他感到了身体的衰老,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衰弱,渴望在打猎中重建自己的英雄形象。但他的这种努力失败了。身体体能 (包括视力、臂力等)的衰弱,加上毫无节制的酗酒,使他无法准确地瞄准,很难打到一只狮子或大象、野猪。这种挫折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甚至于使他失去了杀害动物的兴趣。这么一来,在当地的狩猎监察员丹尼斯·扎费罗的眼里,海明威完全不像是一个勇猛的猎人了:

  厄内斯特并不是那么喜欢打猎,除了打狮子外,他甚至不愿意

  射杀大象,……他喜欢开着车兜圈子看看动物。在任何情况下他都

  不射杀他的狮子。……他热爱非洲,他喜欢坐在那儿注视着它。对

  动物要做什么,它们可能在什么地方,他有一种本能的知识……他

  老是看书,看书。他口袋里总带着软皮书、报告和杂志。什么时候

  放慢脚步了他就什么时候看书。

  没有了丰盛的猎物,没有了与人比赛枪法的豪情。相反,海明威一味地寻求返祖体验的乐趣,他剃光了让他颇为自豪的粗硬的头发,把手上的双管猎枪换成了长矛,身穿土著黑人的衣服,并自得其乐地向一位丑陋、肮脏的黑女人调情求爱。

  与第一次非洲狩猎相同的是,海明威又撞上了厄运,连续两次飞机失事,甚至使各大通讯社和报社都发表了海明威遇难的消息。1954年1月23日,海明威夫妇在从内罗毕飞往刚果的布卡武的途中,他们乘坐的由罗伊·马什驾驶的切塞纳180式飞机遇到了一群大朱鹭。事后,海明威在《圣诞节的礼物》一文中记叙了这件事:

  罗伊·马什在这些大鸟下面猛地往下俯冲……飞机的螺旋桨和

  尾部装备触上一根废置的电线。飞机暂时失去了控制,后来显然是

  损坏了,必须马上着陆……

  在着陆时听得见金属撕裂的声音……玛丽断了两根肋骨,当然

  痛得厉害……

  海明威自己在这次事故中扭伤了右肩。第二天,一架H—89德哈维兰轻型飞机找到了他们,并决定把他们送往乌干达的首都,也就在这时,更大的一次灾难降临了:

  飞机开始沿着地面滑行,蹦跳得像一辆摩托车,然后慢慢地升

  上天空……

  飞机无缘无故地自己飞了起来,不过也就只几秒钟的时间,然

  后又猛烈地下降,只听到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异常声音,是金属断

  裂的声音!只一刹那我们就看到右舷的引擎正在腾起一股火焰。

  这次海明威受了重伤。他的脑壳破了,脊椎骨上的两个椎间盘断裂了,右臂与肩脱了臼,他的肝、右肾和脾脏也破裂了,括约肌由于脊椎骨压在肠骨神经上而失控,双臂、脸和头部被火焰灼伤,视力和听力也都受到了损伤。这些残酷的伤痛从此一直折磨着他的余生。海明威忍受着内出血、恶心、头晕、呕吐和全身痉痛的折磨,同时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在连续两次飞机失事之后,他居然有胆量再乘坐一架切塞纳170式小飞机飞往内罗毕。

  海明威连续两次遭受空难,使得他连续两次被美联社、《纽约每日镜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新闻媒介宣告死亡,而他连续两次死里逃生,又使海明威神话更加神奇。人们不禁会想,经过了迫击炮弹、机枪子弹和无数次意外事故的袭击而安然生存的海明威,是名符其实的美国硬汉,是飞翔的不死鸟,没有什么人和什么力量能打垮和毁灭他——除了他自己。

  海明威一生追求紧张、暴烈的生活。他崇尚战争,迷恋战争,一生中有二十六部作品是以战争为主题的。此外,拳击、钓鱼、打猎、斗牛等充满暴力色彩的题材,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作为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一条硬汉子,海明威在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暴力而又完完全全驾驭了暴力。

  飞越乞力马扎罗

  《在我们的时代里》

  海明威先后出过三个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年)、《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年)、《胜者无所得》(1933年)。在这三个集子里有十几篇是描写同一个人的,他叫尼克·亚当斯,堪称海明威式的第一主人公,他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也可以称为“尼克·亚当斯历险记”。一些研究海明威的权威人士甚至指出,了解海明威的关键就隐藏在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小说里。

  这第一篇叫《印第安人营地》。尼克随当医生的父亲进入印第安人营地,去替一位难产的印地安妇女接生。那位妇女躺在双层床的下铺上,难产已经两天了,一直在叫喊,妇女们都来帮忙,而男人们不堪忍受她的叫喊都跑到了路上。产妇的丈夫三天前腿受伤了,正躺在上铺抽烟。尼克的父亲开始给产妇做剖腹产,由于没有带麻药来,产妇叫得更厉害,四个男人按着产妇,直到婴儿出来。手术完成后,却发现产妇的丈夫已经自杀了,“他把自己的喉管割断了,刀口子拉得好长,鲜血直冒,流成一大滩,他的尸体使床铺往下陷。”

  海明威以极其平淡的语气叙述了一个鲜血淋漓的故事。那么它到底告诉人们什么呢?为什么尼克会因此成为海明威的“第一主人公”呢?其实尼克什么都没干,他一直端着盆子站在旁边,父亲做手术时,“他把头转过去,不敢看他父亲在干什么”,产妇的叫喊早就使他对手术丧失了好奇心。那个印地安男人自杀时,不巧“尼克正好在厨房门口,把上铺看得清清楚楚,那时他父亲正一手提着灯,一手把那个印第安人的脑袋轻轻推过去。”因此,在这篇故事里,作者无意渲染恐怖事件,倒是让读者留心其中的少年目击者——尼克·亚当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目击者在心灵上肯定会受到影响“他干吗要自杀呀,爸爸?”“自杀的男人是不是很多,爸爸?”“死,难不难?爸爸?”

  爸爸最终告诉他:“不,我想死是很容易的吧。尼克,要看情况。”整个故事在尼克“相信他永远不会死”的想象中结束。

  如果我们联系作家的生平来看这篇小说,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里医生与儿子所影射的两个人都是命中注定了要自杀而死的。海明威的父亲埃德·海明威就是一位妇科医生,他于1928年用手枪自杀;尼克·亚当斯就是作者自己,厄内斯特·海明威,他在1961年用他心爱的猎枪把自己的头打掉了大半个。这第一篇小说如此奇异地预言未来,在整个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尼克登场后,便时隐时现地出现在海明威后来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里。在《医生和医生的妻子》中,尼克仍然是个旁观者。印第安人狄克·布尔顿是尼克的父亲雇来运木料的工人,他因为给老婆治病欠了亚当斯医生一大笔诊费。布尔顿无力偿还这笔钱,因此故意寻衅,想要和亚当斯医生打一场,以便赖掉所欠的钱。他坚持说亚当斯医生的木料是偷来的。医生怒不可遏,但最终拒绝了挑战,跑到屋里生闷气去了,避免了一起流血事件。然而尼克的母亲,一位基督教科学家,却不愿相信一个人竟会像那个工人一样行事,并以《圣经》为依据来说服丈夫。当医生告诉尼克他母亲叫他时,尼克不回家,却要跟着父亲去打猎。于是,父子俩一起去打松鼠了,医生的妻子独自在家,她不知道尼克到底去哪儿了。

  这篇故事不如 《印第安人营地》那样暴烈,但同样震撼人心。因为尼克看到了邪恶的所在——赖帐加上寻衅打架,也看到了父母的两种态度:父亲缺乏足够的勇气,拒绝了挑战;母亲过于天真,连邪恶都不能正视。这两种对待邪恶的态度无疑让尼克很失望,相比之下,他对母亲的态度更加不满。

  《某件事情的终结》是指尼克和少女马乔里恋爱的终结。尼克带马乔里去钓鱼时,尼克觉得无聊,便开始卖弄关于鱼和钓鱼的知识,结果话不投机,姑娘便和尼克告吹了。

  在《三天的大风》中,作者进一步叙述了尼克对于《某件事情的终结》的感受:他觉得他和马乔里这段感情的了结正象秋天连刮三日的大风:“突然一场都完了……犹如一连三天的大风,扫掉了所有的树叶。”显然,尼克不乏若有所失之感,因为毕竟一件事情没有做完,但一经朋友比尔指点,尼克又感到轻松起来,因为这件事情,与其做完,还不如半途而废。比尔告诉他,对于一个医生的儿子来说,马乔里出自一个“不相宜”的阶层。比尔还说,你根本不可能把油和水混起来。

  《三天的大风》是一篇精心构制的杰作,它以高超的技巧写了少年之间的一场谈话。尼克和比尔一边若无其事地痛饮比尔父亲的威士忌,一边醉熏熏地谈论运动、饮酒、女人、文学。饮酒在这里对于尼克来说是个开始,但对于海明威的主人公来说却相当重要。

  在《拳击家》中,尼克再次面临暴力。一天,尼克离家外出,偷乘货车,结果被扳闸工狠狠地打了下来,眼睛肿起了一个大疙瘩。尼克在黑夜中一瘸一拐地沿着铁轨向下一个小镇走去,走过一座桥之后,尼克发现铁轨那头有一堆火,他向着火光走去,又发现了一个人,“他坐在那儿,双手捧着脑袋,望着火”。他问尼克:“你哪儿弄来个黑眼圈?”尼克告诉他事情经过后,他又说:“他打了你,我非得叫他好好领教一顿不可。”借着火光,尼克这才看清了那人的面目,“鼻子是塌下去的,眼睛成了两条细缝,两片嘴唇奇形怪状。”而且,“他只有一个耳朵,牢牢贴住脑袋半边。另一个耳朵只剩下个耳根。”这种情景让尼克感到有点恶心。那人说自己是疯子,名叫阿德·弗兰西斯,以前做过职业拳击家,尼克听说过他。阿德又说他的心脏每分钟只跳四十下,坚持要尼克替他测试证明。这时,来了一个叫巴格斯的黑人,他带了一些火腿和鸡蛋,开始在火上煎。与阿德不同,巴格斯非常温和有礼,他始终称尼克为“亚当斯先生”,而且语调很谦卑。“亚当斯先生,请你把那袋子里的面包切几片下来吧。”巴格

  斯从火边回过头来说道。“好咧!”

  尼克把手伸进袋子里,掏出一只面包。他切了六片。阿德眼巴

  巴看着他,探过身去。“尼克,把你的刀子给我。”他说道。“别,别给。亚当斯先生,攥住刀子。”黑人说道。

  那个职业拳击家坐着不动了。

  三明治做好了。他们开始吃热乎乎的火腿煎蛋,黑人不停地说着话张罗着,但阿德打从黑人说起刀子的事后就一直沉默不语,过了好一阵子,阿德突然不宣而战。“你怎么敢这样?”他从压低的帽檐下厉声问尼克道。“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来着?你这个神气活现的杂种。人家没

  请你,你自己找上门来了,还吃了人家的东西,人家问你借刀子,你倒神气啦。”

  尼克一声不吭,阿德却步步紧逼,就在这时,黑人照着阿德的后脑勺用一根裹着布的棍子拍了一下,阿德便扑倒在地。然后,黑人用手往阿德脸上泼水,又轻轻拉他耳朵,直到他眼睛闭上为止。在阿德昏迷躺着的时候,尼克和黑人在火边聊了起来。巴格斯笑着解释说:“我知道怎么办。他一点都记不得的。每当他这样发作,我总是只好给他来一下,叫他换换脑筋。”他们一边喝着咖啡,巴格斯一边介绍拳击家阿德的经历,他说他们俩人是在监狱里认识的,他很喜欢阿德,出狱后便去找他,一起流浪至今。说着说着,他说他得把阿德叫醒了,他彬彬有礼地以抱歉的口吻告诉尼克,他最好就此离去,这样他就无须再一次敲击阿德的后脑勺。他给这孩子指了路并给他一块三明治。尼克走出火光所及的范围,回到路基上,停下脚步倾听着:

  那黑人低柔的谈话声仍在响着,就是听不出说些什么。后来又

  听得小个儿说:“巴格斯,我头疼得厉害。”“弗兰西斯先生,回头就会好的。你只消喝上这么一杯热咖啡

  就好了。”黑人安慰他说。

  这个在悄声细语中结束的故事,再度引起尼克的强烈震憾,以至于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手里还攥着一个三明治,随即把它装入口袋里。

  这篇故事的气氛一直是朦胧的,两个大人对待尼克的态度完全不同,黑人温和、高大、谦卑、细心,拳击家阿德疯狂、变态、蛮横,然而他们相处得又如此融洽,相依为命。尼克一时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觉得有些“古怪”。然而作者的用意是明显的,他在暴力之外加上了一种罪恶的终极气氛。尼克在夜里被人从飞驰的火车上打了下来之后,险些挨了拳击家的打,这时却遇到一个举止文雅的黑人流浪汉,他习惯以一种极其可爱的幽默敲击其伙伴的脑袋,然后再以一种甚至在敲击时都包含着的挚爱将他从昏迷中唤醒过来。当这种罪恶的终结气氛散开时,美好的事物自然就呈现出来了,这正是作者梦寐以求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最后一篇小说是《大二心河》。这篇故事比较晦涩,海明威在1950年还抱怨说这故事写了二十五年了,还没有人懂。但是它实在是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它是写一个年轻人在战争里受了伤,独自旅行去钓鱼,避免一切人。

  出过国也参过战的尼克又回到一年前烧光了的乡间,他对这次旅行感到很激动,因为很久没有看到小溪和鱼了。当尼克垂钓时,他看见“鱼在水流中平稳地停着,搧动着鳍,”而另外一些鱼“在迅速流动着的深水中稍微有点变形”,最后在河底他辨认出一些大鱼。

  尼克有一种幸福感,把所有一切都置至脑后了。他朝着宿营地走去,在路上时而停下来捉蚱蜢作鱼饵。然后他开始平整场地、安置毛毯、钉牢木钉、扯起帆布,搭起了帐篷。他走进帐篷,安安稳稳地躺下来,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好地方。晚饭时,尼克做饭吃饭,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第二天尼克一整天都在钓鱼,单调而又机械。海明威的这一段描写足以使一般读者紧张、恼火,而这里的单调和重复恰恰与尼克的精神状态相吻合。尼克毫无思想地做饭、抛线、上饵,只有在一条大鱼咬钓的时候,尼克才能回到此时此地与鱼儿嬉戏。

  尼克对钓鱼十分在行,他知道怎样巧妙地脱钓,让一条小鱼游回水中而不致痛苦。他还把唾液吐在鱼饵上,相信因此会交好运。他发现了一片沼泽,但没有过去,他想“将来还有许多日子他可以在那片沼泽中垂钓。”

  在这一天中种种忙碌掩盖了尼克精神的病患。他已经成人,尤其是已经经历过战争,他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迫使他必须让身体不断忙碌,双手不停歇,而使思维停止,否则他就会失眠,他不能太激动,否则就会病倒,他不能进入那片沼泽,那地方不象帐篷是个好地方,而是个坏地方,他拼命想办法避免发疯。他过去在肉体上、心理上、道德上、精神上和感情上遭到的打击,已经毁了他,他变得复杂起来,只有创伤是明显的。这大概就是这篇看来毫无意义的小说的全部“意义”所在。这篇小说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对尼克·亚当斯作了一个总结。

  《没有女人的男人》

  1927年,海明威出版了新的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当推《杀人者》。在一家小饭馆刚开门的时候,就走进了两个人,他们挨着柜台坐下。尼克在柜台的另一端看着他们。店主乔治问他们要吃什么,他们刚开始说不知道,后来专点晚餐,但乔治不断提醒他们现在只有三明治。在交谈过程中,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一个名叫艾尔,一个叫麦克斯。他们开始吃喝,并不断拿乔治和尼克取笑逗乐,尼克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后来,艾尔将尼克和厨师萨姆带进了厨房,餐厅里只剩下乔治和麦克斯,他们各就各位后,麦克斯才告诉乔治他们要在这里杀一个名叫奥利·安德烈森的人,他们知道这个人一般六点钟到这里吃晚饭。他们就这样等着,一直等到七点多,那个名叫奥利·安德烈森的人还没有来,艾尔和麦克斯只好走了。他们走后,乔治让尼克把这一消息告诉奥利·安德烈森。尼克找到奥利·安德烈森的家后,发现他和衣躺在床上,并且对尼克提供的消息毫无兴趣,无动于衷。尼克建议他离开这座城市,他却说他已经跑够了。尼克出门时,碰见了贝尔太太,贝尔太太告诉尼克奥利·安德烈森是个好人,是吃拳击饭的。尼克回去后将情况告诉了乔治。尼克十分不安,他说:“他这样等在屋子里,同时知道自己眼看就要碰上什么事情,简直叫人不忍心想象。这太他妈的可怕了。”乔治劝他说:“你还是别想这事情为好。”

  读罢这篇小说,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篇强盗小说,是一篇情节小说,但是不能引人入胜;也有人会认为这是关于奥利·安德烈森的故事,但又纳闷为什么要这样旁敲侧击,漫不经心地东扯西拉?从这两个角度看待这篇小说,显然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满意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小说的结尾部分:“我准备离开这个城市,”尼克说。“好呀,”乔治说,“这是一桩值得干的好事情。”“他这样等在屋子里,同时知道自己眼看就要碰上什么事情,简直叫人不忍心想象。这太他妈的可怕了。”“得了”,乔治说,“你还是别想这事情为好。”

  结论应该是这样的:在海明威的笔下,故事的焦点既不在暴徒,也不在安德烈森身上,而是在餐馆的两个男孩身上。而在这两个男孩中:乔治已经接受了现状;尼克却不能,他受到了刺激。因此这是关于尼克的故事,主题就是发现了邪恶。

  这篇小说十分注重场景的描写,共分一个长的场景和三个短的场景,场景之间的过渡也很简明。叙述部分自始至终都强调客观性,而且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用简单的、现实主义的对话来表现的。在第一个场景中,暴徒的任务是通过细节来点明的:“两个人都戴着手套吃饭”(以免留下指纹);“那个叫做麦克斯的人则和乔治隔着柜台面对面坐在那儿。他眼睛并不看乔治,而是对着镶在柜台后面那排镜子看。”“麦克斯在说话的时候,一直望着镜子”;那个叫艾尔的守候在递菜窗口,布置同伙和乔治在餐厅各占一定的位置,“他象个摄影师在准备拍团体照那样”。有了这些细节的铺垫之后,再写暴徒的任务的具体性质。“你们干吗要杀奥利·安德烈森?他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

  方?”“他从来没有机会对我们怎样过。他连见也从来没有见到过

  我们。

  在乔治与麦克斯的对话中,麦克斯多少有点以自己的生活准则为荣,这套准则使他高居个人恩怨好恶之上,更超越了小镇的生活天地。这套准则是虚构的,又是相当真实的、冷酷无情的。同一个场面,男孩见了感到震惊,暴徒们却能以行家的眼光对待,泰然处之。这种只会在惊险小说和电影里才出现的情形一下子出现在尼克的身边,已经足以令他震惊的了,然而,更令他震惊的是,被追杀的奥利·安德烈森也接受这套准则,他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将要发生的事情。

  贝尔太太的一席话成了这套虚构性准则的反衬,她认为奥利·安德烈森是个好人,天气这么好,他应该出去散散步。贝尔太太代表了正常世界,而此时看来,正常世界是令人震惊的,它一如既往,滚滚向前。

  厨子萨姆胆小怕事,从一开头就力图避免介入,尼克回去后,他一听到尼克的声音就说:“我连听也不要听”。乔治起初建议让尼克去看看安德烈森,然而他同时又对尼克说:“你不愿去就别去。”尼克回来后,他又少年老成地规劝了尼克:“得了,你还是别想这事情为好。”厨子受到的惊吓完全只限于涉及他个人安危的程度;乔治感到的可怕不只是个人安危,但他可以不去想它。最终他们还是各干各的活儿,几乎没有偏离自己日复一日的普普通通的生活。真正看到邪恶的只有尼克一人,他拒绝接受。

  《没有女人的男人》中还有两个名篇《没有被斗败的人》和《五万元》,孤立地看,它们与尼克毫无关系,但如果纵观海明威的全部作品,就一定会发现其中也有尼克的影子,当然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关联。

  《没有被斗败的人》是写老斗牛士的。曼努埃尔·加尔西亚是位老斗牛士,曾经还负过伤,已经不适合出现在斗牛场上了。但他不愿意从事别的职业,他说:“我不想干活儿,我是个斗牛士。”他去找老板雷塔纳,要求出场斗牛。雷塔纳不以为然,他知道曼努埃尔卖不了座,只给他安排了一次晚场,酬金也低得可怜,但曼努埃尔无可奈何,还是接受了。曼努埃尔开始物色一位和他合作的长茅手,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那便是舒里托。他到一家咖啡馆去找舒里托,但舒里托还没来。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侍者们议论斗牛,不知不觉他困了,便趴在桌上睡着了。一觉睡醒,有一个人已经坐在他的桌子对面了,那就是他要找的舒里托。这个曾经有“铁手”之称的舒里托已经不扎牛了,他说自己太老了。同时,舒里托还劝曼努埃尔也退出斗牛这一行,把辫子剪掉。曼努埃尔毫不动摇,耐心说服舒里托。在曼努埃尔的坚持下,舒里托终于同意加入。在斗牛场上,曼努埃尔表现得很勇猛,开始时也博得观众的喝采,但在最后阶段,他用剑刺牛时屡次失手,剑甚至被反弹到观众席上,自己也多次摔倒在地上。最后一个回合,他被牛角抵伤了,然而他没有下场,继续向牛扑去,把剑扎了进去,牛的鲜血喷涌而出,他终于得手了。曼努埃尔被抬到医务室去了,雷塔纳也在那儿。舒里托手里拿着一把剪刀、要剪掉曼努埃尔的辫子,这时曼努埃尔从手术台上坐起来制止他,他说:“你不能干这样的事,铁手。”他还反复说:“我干得好,我只是不走运罢了。”“我干得好,我干得出色。”最后,医生把个圆锥形的东西罩在曼努埃尔脸上,他深深地吸着。

  读罢这篇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象桑提亚哥一样,曼努埃尔年纪大了,已经不能适应自己热爱的事业,但他就是不服输,精神永不败。这是非常典型的“海明威的主角”,他们有一套生存的原则,只要依照它,就是落到狂暴混乱悲惨的世界里,仍然可以生活得当。他们总是表现出“压力下的优美风度”,代表着光荣、毅力、忍耐。这些“海明威的主角”与海明威的“第一主角”尼克往往有着必然的联系,他们个个都有过尼克的童年、少年、青年的生活,或者恰巧有着相同的经验。

  与《没有被斗败的人》相似,《五万元》也是描写硬汉的。杰克是个职业拳击家,他的下一个对手是沃尔科特。此刻杰克正在郊外的健身场练习,但他的心情不是很好,非常挂念城里的老婆孩子,晚上睡不着觉。一天下午,杰克的经纪人约翰从城里带来了两个人:摩根和斯坦菲尔特,这两个人是开赌场的。他们在杰克的房间里密谈了半个小时,走的时候喜形于色,杰克却没有笑。晚上,杰克要他的朋友杰里陪他喝酒,杰克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嘴里说个不停。最后他突然告诉杰里他在沃尔科特身上下了五万元的赌注,他说:“我怎么能打败他呢?干吗不在这里面弄点钱呢?”他表示他打完这场后就不干了,但得从中弄点钱。杰克醉醺醺地睡了。在比赛的头七个回合,杰克占有优势,把沃尔科特接得鲜血直流。但后来杰克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但他不想被打垮。在第十一个回合,杰克摔倒了,数到八的时候,他又站了起来,这时沃尔科特突然用足力气向杰克腰带下面五英时的地方猛击了一拳,这是故意犯规,想让杰克赢得这场比赛。但杰克没有倒下,他知道这时如果倒下,五万元就没有了。他阻止裁判判罚沃尔科特犯规,他说这是个意外,要让比赛继续下去。接着杰克向沃尔科特反击,以牙还牙,一拳打在沃尔科特打中他的那个部位,沃尔科特倒下来,扭曲着身子在地上滚来滚去,杰克终于因犯规输掉了这场比赛。赛后杰克的经纪人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双重骗局:摩根和斯坦菲尔特预先同杰克约定,让杰克打输,所以杰克把巨额赌注押在沃尔科特打赢上。他们又通知沃尔科特犯规,这样杰克就会被判打赢,杰克将输去他那五万元的赌注。杰克忍住剧烈的痛苦,不接受沃尔科特的犯规,而他自己犯规打倒了沃尔科特,就这样他输掉了这场比赛,却赢得了两万五千元,破坏了一个双重骗局。杰克最后说;“真有趣,事情牵涉到那么多钱的时候,你的思路会变得那么敏捷。”

  海明威本人非常喜欢拳击,也喜欢用拳击来解释生活和写作,他说:“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就象拳击场,每个人都在场内。你只有还击才能生存,所以,我时刻准备拿起拳击手套戴上就打。我当然一直参加拳击。我要打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那时我就要跟自己打,目的是要把死亡当作一种美的事物来接受。”《五万元》中的杰克和《没有被斗败的人》中的曼努埃尔就是这样不怕死的硬汉子,他们奠定了海明威作为“硬汉子”作家的基础。

  《胜者无所得》

  1933年,海明威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出版了。集中有一篇叫 《世上之光》。海明威说,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别人喜欢它。这篇小说又将我们带回尼克的“流浪”时期。一天晚上,尼克和汤姆到一家小酒馆闲逛喝酒,汤姆故意要吃酒馆里用来招徕顾客的“免费菜”,酒保不许,发生了小小的冲突,酒保说他们是阿飞,要他们滚蛋,他们俩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们逛到火车站,只见“车站上有五个窑姐儿在等火车进站,还有六个白人,四个印第安人。车站很挤,火炉烧得烫人,烟雾腾腾,一股混浊的气味。”尼克和汤姆走进候车室,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在那些人中有一个厨子是同性恋者,不时被旁人取笑逗乐。而另外有两位胖妓女为一位拳王展开了舌战,她们都声称自己和他睡过觉,她们的谈话粗俗污秽。最后,尼克和汤姆离开了这伙放荡潦倒的人群。

  这个候车室无疑是当时社会的一角和宿影。在这里,尼克一直处在对于通奸、同性恋及异性恋的“性心理反常”等问题的讨论之中,他和一个高大的妓女进行了比较内行的谈话,并对她产生了兴趣。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小孩呆在家里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东西,尼克对此的感受应该说是比较困惑的。具有讽刺意味地是,《世上之光》这个篇名取自《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中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之光。”作者的用意就更加清楚了。

  《你们决不会这样》是写尼克的战争经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奥前线上,尼克骑着一辆自行车走过部队刚刚进行过战斗的地方,他看见尸横遍野,一片狼藉。“根据地上遗尸的位置,他揣摩出了战斗的经过情景”。尼克向前又经过了一座空无一人的小镇,来到了河边。部队就布署在河的左岸,一位少尉上来查询尼克的身份,并将他带到了营部。营长帕拉维契尼上尉认出了尼克,尼克告诉他:“我的任务就是到处走走,让大家看看我这一身军装。”尼克还说,在意大利人的军营中,“要是看到有这么一个身穿美军制服的人,大家就会相信美国军队快要大批开到了。”然后他们又谈起饮酒和打仗,尼克说:“我每次进攻前都要灌个醉。”上尉让尼克在洞里睡个觉,尼克却说他有点小毛病,要点着灯睡觉。上尉觉得尼克有点问题,又不便明着指出。

  尼克躺在床铺上。他身上不大对劲,心里本来就很不痛快,何

  况这都叫帕拉维契尼上尉一眼看出来了,所以越发感到灰心丧气。

  接下来尼克的大脑便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浮现出一幅幅可怕的画面:

  刚开始是在阵地上打仗,他带领的那个排都是1899年出生的新兵,遭到炮击后便发起歇斯低里来。帕拉维契尼上尉命令他带他们每两人一批,出洞走走……

  接着尼克又变成哈利·皮尔塞,看见他的女朋友盖蓓·台里斯来了,而且盖蓓满身都是羽毛……

  尼克又梦见一所黄漆矮屋,四周柳树环绕,旁边还有一间矮矮的马棚,屋前还有一条运河。他感觉这个地方他到过千儿八百次了,可从来没见过有这么一所屋子……

  尼克醒来后看到许多士兵在指挥所里围着他看,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开始和他们攀谈起来,他说:“很抱歉,我没带巧克力来,也没带明信片和香烟,不过我还是穿着这身军装来了。”他还解释说他已经经历过战争,现在退役了。一位副官觉得不对劲,先后派了两名传令兵去找营长。这时尼克又做起关于美国蝗虫的学术报告来了,在这方面他的学识相当渊博。上尉回来时,尼克已经有些好转了。上尉感到尼克在这里闲荡也不是个事儿,就劝尼克回去,尼克答应了。走之前尼克准备再睡一会儿,刚合上眼,尼克又梦见了那座黄漆矮屋……很快他就惊醒了,“天哪,”他说,“我还是走吧。”尼克走了。

  当尼克陷入混乱时曾两度梦见一座黄房子和一条河,这个细节对于研究尼克是相当重要的。大约在二十年以后,海明威才在《过河入林》中说明这一景象是尼克受过伤的地方。另外,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大二心河》,就知道为什么尼克觉得沼泽入口处是个坏地方,而不敢过去。这种地貌上的相似,引起他的联想,如同再度遭受打击。显然,海明威正是以这样的手法,紧紧围绕着对于主人公的震击这一核心,时前时后,忽明忽暗地展开故事的。

  海明威无意写成一个“尼克历险记”式的系列作品,有关尼克的故事毫无秩序地分散在三个小说集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着到:从《印地安人营地》到《大二心河》写的是一个少年成长的过程。在《印地安人营地》中尼克看到了男人的自戕,引起了他对死亡的思考。在《医生和医生的妻子》中,尼克对父母感到失望。从《某件事情的终结》和《三天的大风》中可以看出,尼克的恋爱不尽人意。而 《拳击家》、《杀人者》和《世上之光》又表现出尼克的出走行为和叛逆精神。在《你们决不会这样》和《大二心河》中,我们看到尼克的战争创伤。

  总的来看,尼克是个敏感的少年,他热爱生活,但生活得很不愉快。因为从一开始他就与他所面临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冲突,他扮演了众多暴力和罪恶的目击者,变得早熟和复杂。由于战争的直接打击,尼克又由目击者《成长》为完全的受害者,他夜不能寐,半疯半癫。他没有真正疯狂,但他受的伤永远不会完全痊愈。

  因此,尼克作为海明威的“第一主人公”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他与“海明威式的主人公”关系十分亲近。《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永别了,武器》中的佛雷德里克·亨利中尉、《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罗勃特·乔丹都有过与尼克类似的经验。

  显而易见,尼克这个形象还具有较强的自传色彩,了解海明威生平的人都可以发现,尼克的历险与海明威本人的历险有许多相似之处。作者最初甚至用真人真名来写作,只是后来发表时才做了改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尼克是我们探索海明威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

  狮子·猎枪·雪

  1935年,海明威出版了他在非洲打猎的专著《非洲的青山》,但是他非洲之行的真正收获是《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这是海明威最负盛誉的两个短篇小说。

  海明威依据他本人在非洲打猎的经验以及他的熟人的一些生活情况写出了《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弗朗西斯·麦康勃三十五岁,他富有、健康,也被认为挺漂亮;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是个极为标致、保养得极好的女人。他们俩到非洲打猎冒险,雇佣了名叫威尔逊的白人猎手。这个威尔逊有一双极冷的蓝眼睛,但脸膛总是红通通的。

  现在他们三人都坐在帐篷里吃饭,他们有些漫不经心,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们边吃边聊。威尔逊谈到了刚刚猎获的那头狮子,他显得很快活。玛格丽特对这个话题十分敏感,故意将话题引开。麦康勃一直很尴尬,玛格丽特走开后,麦康勃感叹道:“我想,这后半辈子我算是洗刷不掉了。”威尔逊劝他忘掉一切。麦康勃又担心这事情被张扬出去,威尔逊有些火了,他说:“不用担心我讲出去,我得挣钱谋生。你知道,在非洲,决没有一个女人错过她的狮子,也决没有一个白种男人会临阵逃脱。”麦康勃却说:“我就逃跑得象只兔子。”麦康勃深受侮辱却一点脾气也没有,威尔逊拿他没有办法。玛格丽特回来后,他们又商量明天打野牛的事,在交谈过程中玛格丽特变得阴阳怪气起来。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威尔逊和麦康勃出去打羚羊,麦康勃一枪就打中了一只。当天晚上,麦康勃躺在吊床上一直忘不了狮子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昨天晚上。麦康勃醒来时听到狮子一直在吼叫。拂晓时狮子又叫了,麦康勃和威尔逊商量着去收拾它,玛格丽特也要去看看。他们乘车来到河边,很快就发现了狮子,麦康勃十分害怕,甚至忘了打开枪的保险。威尔逊首先打中了两枪,狮子奔跑起来,接着麦康勃也打中了一枪,但狮子又钻进了一片高草丛。威尔逊说必须找到这头受了伤的狮子,麦康勃惊魂未定,甚至说出了“我不想进那里去”的丢人的话。麦康勃寄希望于放火烧草或者派追猎夫去找,但这两点都被威尔逊否定了。在威尔逊看来,麦康勃不仅不够勇敢,还挺自私。麦康勃只好跟着威尔逊往前走,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正在车上看着他们。狮子平伏在草丛里已经很久了,它一直在伺机反扑。“他们刚进入草地,麦康勃就听到被血咽住的咳嗽般的咆哮,看见草里有个什么刷地冲来。往下,他所意识到的,只是自己拔腿在跑,发狂地跑,没命地跑出草地,跑向小河。”这时威尔逊的枪声响了,他连发数弹,将狮子打死了,而这一切玛格丽特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

  麦康勃躺在床上一会想着狮子的事情,一会又想起和妻子的关系问题。过去他们若即若离,但谁也没有离开谁,还以比较幸福的一对而闻名。可现在由于狮子的事情,新的危机已经出现了。麦康勃就这样胡思乱想,时睡时醒。有一次他醒过来时,发现妻子不在她的吊床上。玛格丽特从威尔逊那里回来后,完全不理会麦康勃的气愤,独自睡去。

  第二天早上,他们三人又在一起吃早餐,气氛当然很不融洽。但麦康勃毕竟没有大发雷霆,他忍气吞声了,他决心在今天打野牛时再恢复他的尊严。威尔逊却有些担心,他想“但愿这个家伙没打主意把我的后脑勺崩掉”。他们上路了。玛格丽特又跟着去了。这回麦康勃和威尔逊很顺利,连续打中三头野牛,正当他们喝酒庆贺时,有人报告说第一头野牛爬起来钻进灌木丛了。现在麦康勃不再害怕了,甚至有一种快感,他兴奋极了。接近野牛后,野牛向他们冲来,麦康勃朝它开枪,他连开三枪后,野牛正要倒下去时,麦康勃自己的脑袋却开了花,这是玛格丽特从车上射来的子弹。

  这篇故事充分显示了海明威的小说技巧。它的节奏舒缓,但结构紧凑严谨。一开篇就端出了一个难堪的人生处境,发生了一件非常丢脸的事,三个人物都不知该怎样面对它,各有各的心思。然后小说再追叙早上麦康勃打狮子时被吓得逃跑的事,接着是晚上夫妻争吵的情景,最后写第二天三人去打野牛的经过。麦康勃的死也巧妙地在其中安下了伏笔,威尔逊给麦康勃戴了一顶绿帽子后,暗想“但愿这家伙没打主意把我的后脑勺崩掉”。结果被崩掉的却不是他。眼看着麦康勃由懦夫变成男子汉大丈夫时,他的妻子从背后一枪结果了他。

  对话历来是海明威所擅长的,在这里表现得漓淋尽致。麦康勃的惊恐,玛格丽特的残忍,威尔逊的冷峻,都是靠对话传达出来的,但又尽在不言中。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对话是采用经过精简、修整的口语,另外说话人的语气平淡,几乎不带感情色彩。

  在这篇小说中,麦康勃代表了一种类型的人,他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在打猎之前就一直存在着。麦康勃相当富有,但精神空虚,在威尔逊面前,他不得不承认“有好多事情我不懂”。他只知道他很有钱,知道摩托车,知道打野鸭,知道钓鱼、鳟鱼、鲑鱼、大海鱼,知道书里讲的性问题,知道紧紧抓着他的钱不放,知道妻子不会离开他。他的婚烟也有危机,得以维持的理由十分简单:“玛格丽特太漂亮,麦康勃不会离开她,麦康勃钱太多,玛格丽特也绝不会离开他。”

  对于麦康勃来说,非洲之行并非浪漫之旅。由于他的临阵逃脱,他倍受周围人的轻蔑和侮辱。在妻子玛格丽特面前,他不仅要屈从于她的美貌,而且还要屈从于她对他的男子气概丧失的鄙视。玛格丽特抓住这一点,公然上了威尔逊的床,给已经丢人现眼的丈夫再戴上一顶绿帽子,正象威尔逊所判断地那样,玛格丽特这样的女人是“世间最狠心的了;最最狠心,最最残酷,最最劫夺成性”。后来玛格丽特亲手开枪打死丈夫,更证明了这一点。

  白人猎手威尔逊则代表了海明威式的主人公。他随身带着一张双人帆布床,准备享受可能有的艳福。但在打猎上,威尔逊有自己的标准而且严格遵守它。当麦康勃想叫追猎夫走进树丛去替他找受伤的狮子时,威尔逊说,当然可以这样做,只不过“那就有点害人了”。那么不去找行不行,回答是:“一个,它肯定在受罪。再一个,别人可能会撞上它。”威尔逊非常清楚,他的雇主们之所以尊重他,就是因为他严格按自己的标准打猎。

  在生死问题上,他也坚持一个既定的看法:“最坏不过弄死你。怎么说的来着?莎士比亚真他妈的好。看看我还记不记得。啊,真他妈的好。有个时期我常常给自己引用。咱们试试。 ‘凭良心说,我倒并不在乎;死了一次不死第二次,我们谁都欠着上帝一条命。无论如何,今年死了明年总不会再死。’真他妈的好,呃?”在威尔逊看来,麦康勃是个美国大孩子,但他愿意看到麦康勃“长大成人”。当麦康勃打野牛毫不畏惧,兴高采烈时,威尔逊能体会到,这时候,“恐惧象动过手术一样被去掉了。什么别的东西在它的地方生长起来。男人最重要的东西。使人成男子汉的东西。”他甚至相信麦康勃会从此离开玛格丽特,不再回到过去的生活里去,然而玛格丽特不给麦康勃这个机会。

  如果说这篇小说有一个引人入胜开头,那么它更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玛格丽特打出的那一枪被看作是意外事故,只有威尔逊知道真情,但他也没有揭穿它。所有的一切留给读者评判、回味。

  和《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不同,《乞力马扎罗的雪》带有自传性,有相当的篇幅是回忆和内心独白,故事由现在和过去两条线索交叉展开。

  在非洲一个背倚山岭、面向草原的宿营地里,作家哈里正躺在一张帆布床上,望着平原上的鸟群。他的腿受伤了,他和妻子海伦等待飞机营救。由于伤口的感染,哈里感到死到临头了,他对在附近盘旋的鸟儿十分在意,感到某种不祥的预兆。他尽量和她谈话,但还是谈到了死。妻子想让哈里乐观一些,提议给他读点儿什么,但哈里不感兴趣。哈里不顾妻子的阻拦,坚持要喝酒,他感到一切就这样完了。海伦十分懊丧,后悔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哈里对她大加指责和反驳,甚至说从来没有爱过妻子。哈里彻底厌倦了。

  哈里脑海里开始闪现出几幅有关下雪的几个画面:他看他他站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卡拉加奇的一座火车站上,接着又想起了几个姑娘丧身于保加利亚群山的积雪中的情节。他又看见正在下着大雪的高厄塔耳山,一个逃兵的两只脚在雪里冻得鲜血直流。接着在希伦兹的圣诞节那天,他阒无声息地滑雪,仿佛象一只飞鸟。在“梅德纳尔之家”被大雪封住的时候,他看到伦特先生在赌博,最后输得精光。在另一个圣诞节,巴克去轰炸运送奥地利军官去休假的火车……接下来在福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他快速滑行。

  哈里又回到了现在,他看见海伦正坐在他身边的一张帆布椅里。他又开始对海伦出言不逊,说了一些十分伤害感情的话。直到海伦哭了,哈里才略有劝慰之辞。傍晚时,哈里已熟睡了一会。这时海伦去打猎去了,她想搞一点兽肉。哈里又开始内省,认为自己曾经扮演了自己所鄙视的角色,意志松懈,贪图安逸,他正想改变这种状况。他又发现了自己爱过的女人总是一个比一个有钱,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发现撒谎居然比他过去真心恋爱的时候得到的还要多些,他还想到金钱对于人的危害,尤其是对作家的危害。

  海伦打了一只野羊回来,她打算为哈里做一碗好汤。他们一起交谈喝酒,气氛比较融洽。这时天色已晚,哈里看见一只鬣狗从附近跑过,哈里显然很在意,他说:“那个杂种每天晚上都跑过那儿,两个星期以来,每晚都是这样。”他又有了不祥之感。这时海伦进帐篷洗澡去了。

  他又想起在君士坦丁堡的情景“那一阵他夜夜宿娼,而事后他仍然无法排遣寂寞,相反更加感到难忍的寂寞……有一次,他在街头踯躅,搞上了一个风骚的亚美尼亚女郎,为了她,他还和一位英国炮手打了一架……“他想起他同所有这些女人在一起时的欢乐和争吵。她们总是挑选最妙的场合跟他吵嘴。为什么她们总是在他心情最愉快的时候跟他吵嘴呢?”他感到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海伦洗完澡出来了。她让哈里喝肉汤来恢复体力,哈里不以为然,但还是顺从了。他还打算整个晚上都睡在外面,在悄声低语中死去。

  哈里接下来又有三段泛泛的回忆:有森林里的猎枪,小溪边的垂钓;有客店的老板,城堡护墙广场的人群。有大牧场里发生的故事。有战场上的悲惨情景。

  哈里又感到了死神的呼吸。他告诉海伦:“你可千万别相信死神是镰刀和骷髅,它很可能是两个从从容容骑着自行车的警察或者是一只鸟儿。或者是象鬣狗一样有一只大鼻子。”

  就在哈里垂危之际,忽然一切又正常了。第二天营救的飞机载着他向西飞去,“他看到,像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垠,在阳光中显得那么高耸、宏大,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那是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的山巅。”

  也就在这个时刻,鬣狗发出奇怪的叫声,将海伦吵醒。海伦喊着睡着了的哈里,但他没有回答,再也听不见他的呼吸声。

  这篇小说篇幅长,容量大,有人称它是“浓缩的长篇小说”。它的结构极为特别:讲一个人临死想象他逃了出去,想得那么真实,读者都信以为真,以为他逃了出去。故事以死到临头的局面开场,然后倒叙这局面怎么来的,然后笔锋一转,写幻想中的逃走,而结论是客观地报道已经死了。

  作家哈里因一次偶然的小事故,把腿擦伤了,不料伤口日益恶化,生命垂危。但他并不盼望营救的飞机,看见飞鸟和鬣狗这些不祥之物,他也不十分害怕。他宁愿喝酒,以减轻对自己肉体死亡过程的厌倦感。他这样做并非视死如归,而是意识到如果灵魂先期毁灭,肉体的死亡就毫无意义了。

  哈里在临终前想得最多的是写作和爱情,他发现在这两方面他早就不钟情了。在回首往事中,哈里感到自己的失职和堕落,“他目睹过世界的变化;不仅是那些事件而已;尽管他也曾目睹过许多事件,观察过人们,但是他目睹过更微妙的变化,而且记得人们在不同的时刻又是怎样表现的。他自己就曾经置身于这种变化之中,他观察过这种变化,写这种变化,正是他的责任,可是现在他再也不会写了。”死到临头,他才知道一再延宕,迟迟没有动笔的缘故。“他虽然有才能,但是因为弃而不用,因为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所信仰的一切,因为酗酒过度而磨钝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懒散,因为怠惰,因为势利,因为傲慢与偏见,因为其它种种缘故,他毁灭了自己的才能。”在爱情上,他靠谎言为生,海伦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新生活时,“而他则出售他旧生活的残余”。

  哈里这次到非洲来,就是想重新进行训练,把心灵上的脂肪去掉。但为时已晚,他不可能再写了。就在死亡降临的一刹那,他灵魂出窍,飞向乞力马扎罗的雪峰,与雪山共存。

  哈里的幻觉,是海明威最深情的一笔。海明威曾经解释过,小说中行将就死的作家具有他的影子。任何了解海明威生平的人也能看出来,小说中很多描写都是海明威过去生活的再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忠实地记录了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良心和品德。

  《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脍灸人口的两个短篇小说,也是海明威的得意之作,他曾经在信中指出:“如果你写了一篇又强烈又含蓄的短篇小说,人家读了就象读了一部长篇小说似的,那个短篇就能经久。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经久不衰的。”

  冰山原则

  海明威不仅严于律己,保持着艺术家应有的品德,而且他在创作手法上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创造了一种极有个性的散文风格。英国小说家赫·欧·贝茨曾经指出,海明威的小说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因为“海明威是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他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了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从历史上看,“这以前,在好几代人的岁月中——几乎可以说有一百年或者一百多年之久书面英语有增无已地变得日益浮华、罗唆,只适用于一国一地,偏狭得叫人难受;它继续演进的趋势是要探讨和解释什么东西,而不是表现和描绘一个对象。它满载着一大堆不起作用的字,现在终于到了把这堆文字割爱的时候了。”

  在创作中,海明威力图使“眼睛和对象之间、对象和读者之间直接相通,产生光鲜如画的感受”: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边搭

  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

  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

  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中踯

  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这是短篇小说 《桥边的老人》的开头部分,看上去这些画面跟原来生活中一样自然,没有任何矫饰和比喻。这也不是一般的场景描写,而是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小说的背景是西班牙内战,作者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都浓缩进桥边这个小画面上,有一种以小见大的效果。海明威没有写老人的心情,但读者已经感受到老人的凄凉和绝望了。可见,这不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形象的内涵。海明威采用简约含蓄的笔墨,为的是追求深远的效果。这种情况在海明威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陡直的沙土路穿过树林从山上向下通到港湾。从史密斯家的后

  门朝外望出去,视线可以穿过那一片直伸到湖滨的树林,还可以看

  过港湾那边去。春、夏季里景色美极了,港湾蓝里透亮,从查理伏

  克斯和密执安湖有风吹来时湖上常泛起波浪的白帽来。从史密斯家

  的后门,莉芝看得到矿砂船由湖里开出来,驶向博伊恩城。她看着

  这些船的时候,它们象是根本不动似地,可要是她进屋去擦干几只

  盆子然后再出来的时候,它们就已经老远,看不到了。

  这是短篇小说《在密执安北部》的一段,即便是没有读过这篇小说的人,读完上面一段后,也会感受莉芝一定是位很单纯的少女,而且她心里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海明威历来都很注重场景的描写,他能够把场景描写成积极、主动的有机体,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

  海明威的简洁文风,还不只是表现在写景上。在对话方面,海明威采用经过提炼的美国口语,朴实贴切,富有生气。在他的小说中看不见过去众多小说中的文字填料:“他带着明显表示的愤怒又重复了一遍”;“她鼓起勇气,用忧郁的音调说”;“他犹豫不决地宣称”;“他声音惊恐、结结巴巴地讲”;“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如此等等。“它们看上去像一群白象”,她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一头象,”男人把啤酒一饮而尽。“你是不会见过。”“我也许见到过的,”男人说。“光凭你说我不会

  见过,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始娘看着珠帘子。“他们在上面画了东西,”她

  说。“那上面写的什么?”“Anis del Toro。是一种饮料。”“咱们能尝尝吗?”

  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通篇几乎由对话构成。故事说的是一个男人带一位姑娘到马德里去让她做堕胎手术。但全篇没有正面提起此事,没有介绍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讲姑娘的恐惧和辛酸,其实也没有讲任何别的感受。这对男女在路边的车站等待开往马德里的快车;天气很热,他俩喝啤酒、说话。读者只能从对话中揣摩整个故事,体会他们各自的心情。对于姑娘来说,显然有什么东西被毁了;不但她的过去,而且她的将来都是这样。姑娘说:“样样东西都甜丝丝的像甘草。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姑娘在谈论酒的味道时,故意暗示起孕育在身的胎儿。男人一直想回避这个话题。姑娘原本指望“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中的一切”,但眼下,男人改变主意了,一旦胎儿被打掉,姑娘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用姑娘的话来说,“这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姑娘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她吓坏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海明威自始至终没有作丝毫努力来影响读者们的思想、印象、结论。他本人从来不在作品里,他一时半刻也不挤到对象和读者当中去碍事。

  海明威之所以不在他的作品中说明自己的倾向性,是因为他不愿意读者一下子就看懂他的作品。他注重把握读者对感情暗示的感觉,通过作品激起读者的想象力和同情心,让读者感觉到的东西比让读者理解的东西多一些。

  1932年,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做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他所强调的是“水面以下的八分之七”。这便是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海明威不赞成逐节铺陈而讲究意境,宁可留下很多空间也要突出人物的动作和神态,让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空白的天地。由于海明威的小说经常是以少胜多,意在言外,所以难怪有人说他的小说是寓言小说,或者说他是象征主义。可见海明威给读者留下的空间该有多么大了。

  《大二心河》看上去几乎象一本钓鱼手册。主人公尼克·亚当斯返回一年前被大火烧光了的乡间,来到小溪旁钓鱼。接下来长达数页的描写都是有关尼克钓鱼、吃饭、睡觉的细节,看上去毫无意义。这显然是一种表面现象,海明威的真正立意就象深藏于水中的鱼一样,等待读者去发现。

  《杀人者》这篇小说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作者的用意。读了开头第一部分,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惊险小说;再往下看,又可能觉得这是一篇喻世小说,说明人生在世,常常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看完全书,又觉得前面的分析不能令人满意,结论到底是什么?海明威又将它留给了读者。

  《桥边老人》是一个非常短的短篇小说。焦点集中在一个逃难的老人身上,他没有家眷,不关心政治,他唯一关心的是他丢在家里的两只山羊、一只猫和四对鸽子的命运,因为他的家是在炮火之下。他相信猫会照顾自己,鸽笼没锁上,鸽子也会飞出去,可是山羊呢?在这篇小说中,海明威没有直接说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但在这一点上读者已深受感动,大有四两胜千斤的效果。

  作为一代文风大师,海明威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凡是知道他的作品的地方,就有人用他的笔法:模仿、改造、或者吸收。他是全世界作家的坚不可摧的偶像。

  从大洋回归

  《太阳照样升起》

  随着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出版,海明威已跻身于巴黎文坛,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然而真正使海明威名声大振的,是他1926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这篇小说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也预示着他一生将把战争作为主要创作题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的海明威,终于在事隔八年之后,开始回首那场他曾经参加过但当时又一无所知的战争。在《太阳照样升起》中,他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是从战争对于人们深远而又复杂的影响入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英美青年云集巴黎,他们大都参过战,身心都受到过创伤。他们见多识广,但对现实不满,在绝望之中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故事在杰克——布莱特——科恩的一场三角恋爱上展开,刻画了四个寓言性的角色:杰克和布莱特是因为战争而缺乏性爱能力的一对情人;科恩是向他们的绝望情绪挑战的虚构骑士;而年轻的西班牙斗牛士皮得罗,则象征着将会跨越他们失败的美好生活。“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头脑里摆脱不了性的问题。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悠。”这便是杰克的朋友为我们描绘出的杰克的肖像。杰克·巴恩斯这个形象有着作者的影子,体现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经历和他战争刚结束时的迷惘心情以及性格上的许多特点。这个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了重伤,成了一名性机能残废者。战后他旅居法国巴黎,为美国一家报馆当驻欧记者。他在生活中没有目标和理想,被一种毁灭感所吞食。他追求布莱特女士,渴望爱情,企图获得生活中他所能够得到的一切,但负伤造成的残疾使他对性爱可望而不可及,不能与自己所钟情的女人结合。强烈的求生愿望和欲生不能的现实给杰克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嗜酒如命,企图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却精神的痛苦,但是这也无济于事。

  作家罗伯特·科恩堪称最后一位骑士英雄,陈腐信仰的最后一位捍卫者,他用荒唐的行为向我们表明,浪漫主义的爱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以往的主要指导法则之一也不再起作用了。但他固执己见,向那些明智的同代人发起了挑战。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会了拳击,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一方面,作为时常受冷遇的犹太人,他可以把强悍的体魄当成捍卫自己信仰和尊严的资本;另一方面,这也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武装起来的浪漫者,一个为捍卫自己信仰可以摧毁别人的人。在大学的拳击比赛中,他无论输赢都感到高兴,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显示他所喜爱的男子汉的气派。“男子汉气概”的其他标志后来也给了他愉快感,他时常把这些同真正的丈夫气混为一团。他缺乏对人生实际意义的理解,只热衷于书本的美妙理想: “他读了不少威·亨·赫德森的小说。这似乎是桩无可指责的事情,但是科恩把《紫色的土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成年人读《紫色的土地》是非常有害的。这本书描述一位完美无缺的英国绅士在一个富有浓厚浪漫色彩的国度里的种种虚构的风流韵事,故事编得绚烂多彩,自然风光描写得非常出色。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把它作为生活指南是很不可靠的,就象一个同龄男人带了一整套更注重实际的阿尔杰的著作(注:主要以苦儿发迹为题材)从法国修道院直接来到华尔街一样。我相信科恩把《紫色的土地》里的每句话都象读罗·格·邓恩(注:美国商业信贷问题专家)的报告那样逐词领会。”

  正是依据这个生活指南,科恩调整了自己的生活。离开普林斯顿时,他“从大学里的……倒霉生活中振作起来结了婚”。但是五年之内这场婚姻烟消云散,他又回到他现在的情妇身边。之后,为了逃避她的统治和自己的烦燥心境,他开始去遥远的国度追求浪漫生活。

  科恩是不现实的。杰克和他那些经历过战争的朋友们不可能选取科恩的信仰。然而,如果我们把杰克私下的忧伤与科恩公开的痛苦、杰克的自制与科恩的自我表露加以对比,姑且抛开性机能丧失不谈,就会发现杰克并没有办法去度量或控制爱情的局面,即使他诚心地承认它,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感情深处,杰克和科恩是一样的。每当杰克极端苦闷或者失眠的时候,他就盼望布莱特女士在他身边。而当他和布莱特单独相处时,他又希望同她一起到乡间生活,一起去西班牙,想上她的房间,想把她留在自己的房间里,想和她热烈地接吻和拥抱。为了布莱特,杰克甘愿付出一切,每次他和布莱特在一起时,布莱特的花费都由他支出。杰克曾经一语双关地总结说:“我觉得我为任何事情都付出了代价”。在这里杰克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并非只是一个悲怆无能的男人的热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杰克至多是个受束缚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在不可能相爱的局面中保持风度的男人,可是又仿佛与科恩有着同样一种潜在的虚弱。

  对于巴黎的那些“天涯沦落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按照在一个共同问题面前的忍耐程度去衡量他们的全体,那么杰克就是一种尺度,谁忍受得住自己的疾病,谁就与杰克相似类同;谁采取虚伪姿态,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谁就不及他的楷模。杰克作为寓言角色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布莱特女士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她曾经在意大利前线当护士。战争夺走了她第一个情人的生命。又把她目前的丈夫在危险的惊惧状况下送回了家乡。那场战争如此富有戏剧性。它使杰克及其同代人丧失了男性气质,却又使布莱特这样的人改变了女性特征,开始行使男性的酗酒和放纵的特权。

  布莱特女士在男孩子气的短发上戴着男式毡帽,亲昵地称男人们为“伙计”。她还与一帮女同性恋者为伍取乐。在一个男子气质十分匮乏的环境中,她感到一种道德和情感上的空虚,她不得不放弃浪漫主义的幻想,选择了来去自由的生活方式,充满自信地与新伙伴并肩而立。布莱特战后的变化还揭示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当男人们不再博得尊敬,女人们把天生的温情代之以男性的自由和流动后,严肃意义上的爱情是不可能再有了。而布莱特的追求者科恩根本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他仍然相信布莱特是女性化的,因而对男女温情抱极严肃的态度。他俩初次见面后,他把她形容为“绝对高尚规矩的”,还差点因为杰克不以为然而打了他;后来,他俩在农村有过短时间的同居,他依然不信“这不说明任何问题”。

  和尼克·亚当斯一样,杰克开着灯睡觉,以免在沉思默想中陷入更深的痛苦。这样的生活最终是不堪忍受的。他需要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于是,小说的第二部的活动离开了巴黎而转向柏古埃的钓鱼小溪和潘普伦那的斗牛场。

  在短篇小说《大二心河》中,海明威曾经对尼克的钓鱼活动作了详尽的描写。尼克把自己的营地看作“好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排除干扰,忘掉一切。他整天垂钓,乐在其中。尼克曾经在战争中遭受创伤,而他的钓鱼活动可以看作医治这种创伤的一个组成部份,因为它带来了健康、快乐、美和秩序。在《太阳照样升起》中的钓鱼旅行也是如此,杰克来到了“好地方”,“……我坐在一根刨成方形的木材上,注视着坝内尚未形成瀑布的那潭平静的河水。坝脚下,白沫四溅的河水非常深。当我挂鱼饵的时候,一条鳟鱼向瀑布窜去,在空中画出一条同样美丽的弧线,消失在轰隆隆地奔泻而下的水流中。我装上一个大铅坠子,把钓丝投入紧靠水坝水闸边泛着白沫的河水中”。在那里,杰克和他的朋友比尔一边垂钓,一边轻松地谈话,其乐无穷。在这样的直接欢乐面前,连浪漫的爱情也显得逊色了:“这时中午刚过,树荫的面积不大,但是我背靠着两根长在一起的树,坐着看书。这是艾·爱·伍·梅森写的一本东西,我在看的是一篇奇妙的故事,讲到有个男人在阿尔卑斯山中冻僵了,掉进一条冰川里,就此失踪了,他的新娘为了看到他的尸体在冰川堆石里显露出来,打算等上整整二十四年,在此期间,那个真心爱她的情人也等待着。当比尔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等着哩。”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杰克在钓鱼活动中更深沉的态度。显然,杰克钓鱼旅行的外在过程正是他自我治愈的疗程。

  后来,杰克及其同伴又来到潘普伦那,参加为期七天的圣福明节的狂欢活动。他们心情欢畅,被跳舞者包围起来,一边唱歌,一边狂饮,随着成群的庄稼汉高声大喊。然而,在这里最吸引杰克的是一位年轻的西班牙斗牛士,他叫皮得罗·罗莫洛,年仅十九岁。“罗莫洛的斗牛使人真正动情,因为他的动作保持绝对洗练,每次总是沉着冷静地让牛角紧靠身边擦过去。他不必强调牛角离他的身子多近。”

  皮得罗成了故事中新的焦点,也成了科恩爱情上的劲敌。但是皮得罗无论在斗牛中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还是在爱情上表现出来的深沉含蓄,都是令科恩望尘莫及的。在这一点上,杰克看得非常清楚:“那天整个下午,他把他表演斗牛的一招一式的地点控制在布莱特座位的面前。他一次也没有抬头看她。这样他表演得就更出色了,不仅是为了她表演,也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没有抬头用目光探询对方是否满意,所以一门心思地为自己而表演,这给了他力量,然而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她。但是并没有为了她而有损于自己。那天整个下午他因此而占了上风。”显然,皮得罗也是一个寓言角色,他坚守自己的生活法则,他的男子气慨是件独立于女人之外的东西。

  而科恩为了爱情,宁愿当众吃亏,接受人身侮辱。当“战斗”的机会来临时,他也能象真正的游侠骑士那样将对手击败。在巴斯克人欢度狂欢节的时候,科恩对麦克·坎贝尔、杰克·巴恩斯以及皮得罗·罗莫洛大打出手,他在体力上获得了胜利,而在道德上却遭到彻底失败。皮得罗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战,虽败犹荣。而科恩却在精神上被击碎了,他一直把他的男子气概建立在拳击技术或女人的爱情上,从未放在内在力量的基础上,而如今到了既无技术可言又无爱情支撑的时候了。他只能对杰克说:“我感到糟透了。我结束得一塌糊涂。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

  如果说科恩和皮得罗是两个极端的话,那么杰克便是他们不幸的中间体。一方面杰克与皮得罗十分相象,共有一个同样的法则,都相信男子的尊严有赖于他自己的智慧;另一方面杰克与科恩也有许多微妙的相似之处:在布莱特面前,科恩把自己下降到一个茫然无措的青年那样的地位,杰克也被贬成了一个奴隶般的男妾了。当布莱特要求杰克帮助处理她与皮得罗的关系时,杰克无法保持完整的人格,只能象科恩那样为她服务。他甚至愿意由她把自己当作皮条来利用,让她用自己的朋友蒙托雅来羞辱自己,腐蚀罗莫洛,从而使整个狂欢节失去了意义。

  布莱特出于一时狂热,爱上了年轻的斗牛士皮得罗,但是冷静下来后,终于发现两人年龄相差悬殊,不得不把他打发走,她觉得这样至少能避免去做“一只糟蹋孩子的母狗”。她独自呆在马德里的旅馆里,准备召回杰克。这时杰克在圣赛巴斯莱恩,他正试图恢复自己的尊严。但是一接到布蒂特的电报,他立即又象科恩一样了,准备为他的情人效劳,将自尊心抛在脑后。

  在马德里,杰克彻底幻灭了。他现在才意识到:布莱特不可能恢复自己失去的女性气质,也不可能和一个好男人同居而不摧毁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杰克没有丧失性爱能力,他与布莱特也不会成为一对真正的爱人。全书在浓重的悲观主义和哀伤痛苦的情调中结束:“唉,杰克,”布莱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

  前面,有个穿着卡其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车

  子突然慢下来,使布莱特紧偎在我身上。“是啊,”我说。“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警察具有象征意义,他象征着战争以及制造战争的社会,因为他有力量命令情人们的汽车停下,又能剥夺他们正常的性别角色。杰克和他的同代人已经到了最清醒的时刻,他们都不能去爱。

  总之,书中的人物一事无成,他们的生命仿佛是一场空,就象鲁迅的《在酒楼上》所形容的那样:“……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只有皮得罗能显示出力量和希望。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海明威用了两段题词。一段是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说过的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但海明威认为这只是句听上去很入耳的空话,他否认这是他的创作意图。他又引用《圣经·传道书》的一段话来加以纠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海有威写信告诉他的编辑麦克斯威·柏金斯,说这本小说的真正寓意是“他却永远长存”。尽管读者最强烈的感觉不是大地永远存在,而是所有动作的周而复始,徒劳无益,但这部小说依然完美而有意义,也是海明威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永别了,武器》

  二十年代是海明威由一名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位著名作家的重要时期。他先后推出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年)和《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年),一个中篇《春潮》(1926年),两个长篇《太阳照样升起》(1926年)和 《永别了,武器》,(1929年),除了《春潮》不尽人意外,其它的都是成功之作。毫无疑问,继 《太阳照样升起》之后的《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二十年代创作的一个顶峰。

  海明威写《太阳照样升起》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而写《永别了,武器》则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他反复修改删节,甚至重写,据说结尾就写了十七次,表现出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1948年海明威在新版的序言中回忆说:“在我写初稿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帕特里克通过剖腹产在堪萨斯城出生;在我重写的时候,我父亲在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自杀……。我记得发生的一切事件,记得所有我们居住过的地方,记得那一年我们度过的美好时刻和不幸时刻。但是我更清楚地记得生活在作品里,记着描写作品里每天发生的事件。描写乡间、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感高兴。每天我都把作品从头读到我要继续写下去的地方,而且每天我停下来的时候,我都感到写得顺手,知道下一步写什么事情。作品是一场悲剧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相信生活就是一场悲剧,而且知道它只能有一个结果。但是,发现你能够写出某些事件,真实地创作使你读起来感到高兴的作品,而且为此你天天都在工作,确实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愉快的事情。除此之外,任何别的事情都无关紧要。”

  《永别了,武器》的英文名字是《A Farewell to Arms》,可作两种解释:一是“永别了,武器”,二是“永别了,怀抱”,它暗示了两个主题,战争和爱情。曾经也有人将它译作《战地春梦》。

  这篇小说是海明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的一个延续。美国青年弗雷德里克·亨利满怀热情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作为一名救护队的志愿人员来到意大利前线,他的军衔是中尉。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亨利的朋友雷那蒂军医把英国籍护士凯瑟琳·巴克莱小姐介绍给他。巴克莱小姐“金黄的头发,皮肤给阳光晒成黄褐色,灰色的眼睛。”亨利认为她相当迷人。但在交往过程中,亨利对爱情的态度是消极的,他觉得他并非真正爱巴克莱小姐:“我亲一亲她那一对合拢的眼睛,我心里想,她大概有点疯疯癫癫的。就是有点神经也没有关系,我何必计较这个。这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在他看来,他和巴克莱小姐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性的消遣而已。巴克莱小姐有过未婚夫,但不久前在法国战场上阵亡了,在这种背景下,巴克莱小姐尽管需要爱情,但也不敢抱过多的幻想。战争使这两个精神空虚的青年成为一对恋人,但战争又不允许他们严肃认真地面对爱情的出现。

  亨利接到了出发的命令,他和巴克莱小姐匆匆告别,巴克莱小姐送给他一个圣安东尼像,亨利把它塞在衬衫里面,不久就将这事儿忘了。亨利随部队在一处砖场隐蔽起来,他和几个救护车司机谈论战况。在交谈过程中,大伙儿渐渐流露出厌战情绪,亨利觉得战争虽然不好,但总得打完才是。他说:“如果只有一方面停止战争,战争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如果我们停住不打,一定更糟糕。”司机巴西尼反驳他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就在他们争论时,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砖场附近,传来一阵阵爆炸声。当他们在掩蔽壕里吃饭时,一发炮弹落了下来,亨利的腿被炸伤了,巴西尼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亨利住进了一家野战医院。雷那蒂来看他,还说要给他“弄个英国奖章”,亨利对这种随便颁发奖章的状况感到惊奇。后来他们又谈起巴克莱小姐和女人的事。傍晚,一位教士来看亨利,谈到了有关战争、上帝和爱的问题。不久,亨利转到了米兰的美国医院,在这里他与巴克莱小姐再度重逢,在巴克莱小的美丽和温柔的感召下,亨利开始感到真正的爱情了,他想:“天知道我本不想爱她。我本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他觉得非常愉快幸福。亨利在这家医院里一边养伤,一边继续着和巴克莱的爱情,“夜间除了凯瑟琳工作时间以外,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我很爱她,她也爱我。我白天睡觉,我们醒时互相通信札……”亨利能走动时,他们便在公园里赶马车玩。他们谈到了结婚的问题,但一方面巴克莱小姐会因此而被调离,另一方面还得遵守意大利的法律和繁杂的礼节,因此未能实现。

  亨利的伤痊愈后就接到了返回前线的通知。临别之际,巴克莱告诉亨利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了,这使得他们的分手与上次大不相同。亨利在旅馆租了一间房子,巴克莱精心地把它布置得十分温馨。他们谈论孩子和战争,这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在相互安慰中又匆匆分别了。

  这次重返前线后,亨利对战争的认识更加清醒了。“我每逢听见人家提起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总觉得不好意思……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到前线不久,德奥军队突破了意军北面的阵地,沿着山谷直冲下来,意军狼狈地溃退下来。亨利率领的救护车队加入了大撤退的行列。

  在连绵不断的秋雨中,许多从附近乡间小径上来的农民也和部队混杂在一起,马车、鸡鸭、缝纫机、狗、汽车、人群一片混乱。由于敌机轰炸公路,救护车队屡屡受阻,再加上道路泥泞,有的车辆已经陷入泥中。两名搭车的工兵见势不妙企图逃走,亨利开枪击伤了其中一个。司机波尼罗接着将这个受伤的逃兵击毙了。亨利他们不得不弃车步行,他们沿着铁路走去。途中一人被远处射来的子弹打死,而司机波尼罗这次也逃跑了。在撤退队伍中,士兵们厌战情绪十分强烈,不断出现“打倒军官”、“和平万岁”、“回家去”等口号,很多士兵甚至还扔掉了自己的步枪。

  在塔利亚门托河大桥,亨利发现意军的宪兵在桥头检查过桥的官兵。所有军官都被抓起来进行审问,有一名中校因“擅离部队”被宪兵枪决了。见此情形亨利毅然跳河脱身。他漂浮到圣维多的对岸,上岸后他摘掉了星徽,爬上了一列开往美斯特列的火车。火车开进米兰车站时,亨利跳下车去医院找巴克莱小姐,但巴克莱小姐到施特雷沙去了。

  在施特雷沙的巴罗美岛大旅馆,亨利和巴克莱度过了一段蜜月般的日子。“……那时心情,好比我们回了家,不再感觉孤独,夜间醒来,爱人仍在并没有发觉梦醒人去;除了这以外,一切事物都是不真实的。”然而好景不长,地方治安部门发觉亨利是“擅离职守”的军官,决定逮捕他。在旅馆伙计的协助下,亨利和巴克莱乘小船划过日内瓦湖,逃往瑞士。不久,巴克莱小姐快要临产了,他们从一个小镇搬到洛桑。在一家医院里,巴克莱终因难产而死。故事在这里嘎然而止。

  恋爱和战争虽然常在同一部书里出现,但未必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常常是格格不入的两件事。但是在海明威精心结构的这部小说里,恋爱与战争经过微妙而绝对地并行,使人看了觉得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两个故事。亨利与战争的关系可分六个阶段:断断续续地参加——严峻地作战——受伤——米兰养伤——撤退—一逃跑。巴克莱小姐也经过了与此相符的六个阶段:性消遣——真正恋爱——怀孕——临产——住院——死亡。这两条线索小心地交织在一起,寓意完全一致。

  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海明威就指出战争的荒诞:战争使杰克这样的男人丧失了男于气质,又使布莱特这样的女人丧失了女性特征。他们无法相爱,一事无成,生活得更加荒诞。在《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采用讽刺手法,进一步描写了战争过程中的种种荒诞。他使人们相信,亨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一个讽刺性的差距。

  海明威关于大撤退的描写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在一幅展示战争的愚蠢和混乱的画面上,海明威及时插入了一段讽刺特写。在满是雨水的路上,一辆救护车深深地陷在泥里,两位乘车的工兵急于追赶撤退的队伍,不肯留下来砍些灌木来垫好打滑的轮子,想徒步逃跑。这时亨利开枪打中一个上士,这个上士只是被打伤了,但在亨利的默许下,接着就被救护车司机波尼罗击毙。波尼罗还骄傲地说:“我一直想杀死个上土。”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也跑了,主动让自己被敌人捉去,以免被打死。在塔利亚门托河大桥,亨利意识到战场警察将以他对待上士的那种方式对待他,“我看得出他们的脑子是怎样想的,要是他们有脑子而且他们的脑子管用的话。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正在拯救祖国。……我们站在雨中,一次提一个出去受审和枪决。凡是他们问过话的都枪决。审判官偿本身全没危险,所以办事漂亮、客观,坚持严峻的正义。”亨利纵身跳进塔利亚门托河大桥,将这个残酷喜剧推向高潮。

  我们再回头去看,就会发现战争中的荒诞一直存在着。亨利第一次上前线时,他所指挥的野战医院正在为接收伤员做准备,可是这时一枚敌人的炮弹正好落在他们中间,于是亨利本人就成了第一批运往后方的伤员中的一个。他还听说,因为这件事他要获得一枚铜质勋章;而他的朋友雷那蒂希望那是一枚银质勋章。

  亨利在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讽刺性差距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只不过比较模糊奇怪罢了。身为一名非战斗人员,他住在舒适的房子里,有吃有喝,常常光顾妓院。并且他还在一个有同情心的指挥官的支持下得到了很长的休假。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满意,而且这种乐事越多,他的这种心情就越加明显。显然,亨利这时的心情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反映,而且也是被战争所破坏的人类文明的整个悲惨事件的反映。

  女主人公凯瑟琳·巴克莱则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人物。她可以与《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布莱特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她们俩有一些相似之处:十分漂亮,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都是英国人;都曾在战争初期就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爱人,而且在感情上或生活方式都变得复杂起来。除此之外,她们就大相径庭了。

  布莱特终究是个有一半自暴自弃的半女性的人。她留着跟男人一样的短发,戴一顶男式毡帽;把男人们称作“伙计”。皮得罗要她把头发留起来,让她更女性化一些,跟他结婚,结果遭到了她的拒绝。布莱特反对这种女性化,也不喜欢别的女人,在女人中间,她没有也不希望有真正的朋友。她只能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从一个酒吧间到另一个酒巴间,从一个男人投向另一个男人,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周而复始,不能停止。

  凯瑟琳·巴克莱则是一个完全的女人。她温柔体贴,有求必应,对亨利的爱明显含有母爱的成份。她很少喝酒,也不需要任何别的男人。她只要求与亨利一起生活,这样她就会很幸福。她的气质十分符合一夫一妻制。她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这一点在米兰的旅馆里有非常细致的描写:

  凯瑟琳坐在床上,望着吊灯。她已经脱了帽子,头发在灯光下

  粲然发光。她在一个镜子里照着,用双手理着头发。我在其他三个

  镜子里看到她。她的样子闷闷不乐。她任凭她的斗篷掉在床上。“怎么啦,亲爱的?”“我从来没有当妓女的感觉,”她说。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幔

  向外望望。想不到会这样子。“你并不是妓女。”“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感觉到自己好象是妓女,并不是愉快

  的事。”

  我走过去,挨着她身边坐下,吻她。“你是我的好姑娘。”“我的确是你的,”她说。

  我们吃了晚饭以后,精神愉快,过一会儿,我们快乐自在,仿

  佛这房间就是我们的家。医院里我那间房间,过去是我们的家,现

  在这房间又是我们的家了。

  巴克莱用女性完整的柔情,为不知所措的亨利营造了一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她使亨利得到完善,并使他们的结合也完善起来。因此,凯瑟琳·巴克莱之死标志着亨利的最后幻灭: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上门,灭了灯,这也不顶什么用。那

  简直是在跟塑像道别。过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

  回旅馆。

  亨利先是“永别了,武器”,接着又“永别了,怀抱”,但亨利对待这两者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亨利和巴克莱的悲剧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悲剧,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是这四位主人公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幸的情人,虽然这两个故事一个以奥意战争为背景,一个以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世仇为背景。

  凯瑟琳和朱丽叶一样,都死于偶然事件,并非邪恶社会环境的直接结果,也不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凯瑟琳的身体条件妨碍了她的正常分娩,她的死纯属生理上的偶然原因。朱丽叶的死是因为误会,更主要的是带消息的修士耽误了时间。如果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凯瑟琳和朱丽叶之死都表现了一种艺术上的必然。正象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因世仇而形成的邪恶势力一样,第一世界大战决不会从根本上促成亨利和凯瑟琳的结合,尽管他们心心相印,情投意合。

  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还特别注重烘托气氛,他用阴雨的天气给全书奠定了低沉悲凉的格调。连绵不断的阴雨一直伴随着灾难和不幸。亨利伤愈后还没有重返前线时,雨就开始下了,连绵不断,继之又断断续续。亨利从大撤退到逃往施特雷沙,到与凯瑟琳重新团聚的时候,整段时间都在下雨。当他们俩重逢时,雨就停了,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窗上洒满阳光。这时晴朗起来的天气,益发衬托出他们爱情的美好。气候的好坏和主题的发展直接相关。然而晴天是短暂的,到了三月冬天开始消退,夜晚又开始下雨了,一直到凯瑟琳死去。最后,亨利冒雨走回旅馆。

  《丧钟为谁而鸣》

  三、四十年代,卓有成就的海明威在创作上毫不松懈,满怀热情地耕耘和收获,先后发表了关于西班牙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1932年)、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1933年)、关于非洲狩猎的专著《非洲的青山》(1935年)、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1937年)、剧本 《第五纵队》(1938年)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

  海明威的小说历来有这么一个特点:主人公是美国人,但故事发生的背景却远离美国,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或者非洲。这自然与作者的经历密切相关。海明威从欧洲返回美国定居大约十年后,试图写一本反映美国的小说,这便是《有的和没有的》。但在这部小说中仍然有一部分事件发生在古巴。

  主人公哈利·摩根的名字取自英国十七世纪海盗亨利·摩根。摩根为了养活老婆孩子,不惜铤而走险,违法从古巴往美国贩运甜酒和人口。最后他在抢钱中和人发生火井被打死。临终前他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人不行……他妈的干不出事。”他认识到一个人单独行动绝对没有希望。然而这个结论不是从情节上发展出来的,让人毫无必然的感觉。书中将有钱的与无钱的人进行对照,用来构造与支持这小说和它的教训,但这整个事件不能使人信服。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不成功的。

  但对于揭示海明威的思想来说,这部小说又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是他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标志。他从尼克·亚当斯私订和约开始的流放历程至此告终;海明威在思想上不再与世界分离。实际上到了1937年,这部小说出版那年,海明威已经再度接受他二十年前抛弃了的社会,又回到另一个“为民主而战”的战争。

  1938年发表的剧本《第五纵队》证实了这一点。《第五纵队》的主人公菲利普·罗林斯是为忠于共和政府者作间谍工作的。他伪装成一个酗酒、放荡的战地记者,很难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一篇报道。后来美国女记者多萝西·布里奇斯爱上了他,决定改造他,同时也要与他结婚。对待那场战争他们两人有很大的差距:菲利普无论是在喝威士忌时,还是和妓女上床时,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完全沉浸在政府军的斗争里。女记者多萝西·布里奇斯则是个旁观者,她对菲利普缺乏理解。当多萝西提出他们离开西班牙到圣卓别兹去寻欢作乐时,菲利普建议她玩点儿别的:春天钓鲑鱼;秋天去匈牙利打猎:在马林第海滨玩冲浪板等等。菲利普告诉她:“你可以去。但是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我已经把它们抛到脑后。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我一个人去,或者与那些有共同的理由的人一块去。”《第五纵队》虽然也不是一部杰作,但它无疑指明了海明威思想的流向。

  因此当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出版时,人们就不会对这本书扉页上的题词感到突然了。海明威在这里引用的是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一段话:“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褒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丧钟为谁而鸣》也是反映西班牙内战的。故事的背景是:由于1937年3月中旬,政府军在首都东北瓜达拉哈拉城附近大败意大利侵略军,首都已转危为安。俄国上将戈尔兹这时正准备在首都西北向瓜达拉马山区叛军山上防线发动进攻,为了切断敌人的增援路线,派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到敌后深山中和游击队接上关系,等战斗一打响,就炸毁一座铁桥。

  乔丹在老向导安塞尔莫的引导下,与住在山谷下面山边洞里的一伙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并与他们为伍。游击队员的“士气”很低。他们的领袖巴勃罗当年曾是个马贩子,给部队和斗牛场供应马匹,后来在斗牛场做帮手时结识了和斗牛士菲尼托同居的比拉尔,菲尼托被牛挑死后,比拉尔就跟巴勃罗待在一起。革命爆发时,巴勃罗在家乡率领群众包围了民防军的兵营,逮捕了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并将他们处死。但三天后,遭到反动军队的反扑,巴勃罗和他的队伍被迫撤到深山中打游击。一年来,他们袭击了几次敌人的据点,炸了一次火车,弄到几匹马。巴勃罗开始酗酒,意气日益消沉,只求能在这山里混下去。当他得知乔丹的来意时,他深知炸了桥就会迫使他放弃他的藏身之地,他明白离开这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没有足够的马匹供大伙骑。于是他当场提出他所谓的狐狸的原则:要在一个地区待得下去,就只能到别的地区去活动,不然就会被敌人赶走。巴勃罗的女人比拉尔热情豪爽,她眼看着巴勃罗逐渐堕落成一个鼠目寸光的酒鬼和胆小鬼,心里非常不满。于是在当天晚上大家聚集在山洞里时,比拉尔带头反对巴勃罗,赞成炸桥,大家一致表态支持她。但是乔丹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未能杀死巴勃罗,尽管大家都指望他能做到这一点。后来,当巴勃罗喝了一天的酒,又与游击队员们发生争吵时,乔丹也同意杀他了。然而巴勃罗偷听了他的话,他声称他已经制订好了撤退的计划,因为要解冻了,他们的行动最终可能实行。这时新的灾难又来了,一个法西斯骑兵迷了路,意外地冲进游击队的营地,他们不得不将他打死,这样肯定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找他。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游击队领袖艾尔·索多曾经答应派四个靠得住的人来支持乔丹。当艾尔·索多带着他盗窃的马匹跨过雪地归来时,被敌人的骑兵追踪。他们把守山顶,将敌人消灭。但法西斯又派轰炸机进行猛烈攻击,他们不幸中弹身亡。安塞尔莫从城里带回消息说,咖啡馆里盛传戈尔兹将军的进攻计划和法西斯的反攻。乔丹派信使警告戈尔兹将军尽可能取消进攻计划。然而,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之前,乔丹还得继续按计划行动。当天晚上一直想阻绕这次行动的巴勃罗带着乔丹的雷管不见了。第二天早上他回来后承认他曾一度胆怯,现在准备帮助乔丹用由手榴弹临时凑起来的起爆剂来执行任务。信使未能及时到达戈尔兹将军的司令部,没有使他取消原定的作战计划。当忠于共和国的轰炸机发起进攻时,乔丹和巴勃罗的队伍炸掉了桥梁和岗哨。在撤退时,乔丹走在最后面,他负了重伤,他用冲锋枪掩护游击队的撤退,最后不幸以身殉职。

  在这个故事中还穿插了一条副线:乔丹和玛丽亚的恋爱。乔丹到达营地的头天下午,玛丽亚端来饭食时,他们俩就一见钟情了。玛丽亚是个苦命的孩子,她的父母被民防军枪杀了,自己随后被长枪党匪徒们剪掉了头发,然后遭到轮奸。当玛丽亚被解往南方时,火车半路上被炸,比拉尔吩咐将她带回营地,做了她的保护人。为了治疗玛丽亚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比拉尔成全了这对年轻人的爱情,是她把玛丽亚送到乔丹的睡袋中。在山洞的那三天,比拉尔教导玛丽亚作为乔丹的妻子应尽的责任。比拉尔还擅长看相,已经在乔丹的手纹中看出了死亡的征兆。为了乔丹,同时也是为了玛丽亚,她毅然促成他们的结合。

  这个恋爱故事在小说中只是个浪漫主义的次要情节,但它在丰富乔丹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的结构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使乔丹对巴勃罗队伍的可靠性更加不安,因为巴勃罗早已对玛丽亚居心叵测,只是有比拉尔在,他才不敢妄动。乔丹深知,他和玛丽亚的相爱,将使他面临巴勃罗进一步的背叛。玛丽亚曾经是乔丹与比拉尔之间的纽带,他们因为对这个女孩子怀有共同的感情而加固了彼此的关系。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也曾一度引起了他们之间关系的紧张,直到比拉尔最后放弃了对玛丽亚的控制。

  当这场恋爱强烈地震撼着乔丹时,实际上它已经协助扩展了小说中涉及情况的范围。刚开始时,乔丹虽然知道此行任务艰险,凶多吉少,但他认为“只要炸掉桥,送命不送命关系不大”。当玛丽亚出现后,这一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他憧憬着和玛丽亚一起到马德里度假,甚至战后带她回蒙大拿,做他的妻子。从这一点上,他的思想迅速地展开,回顾了他过去的生活。

  十二年来,罗伯特·乔丹这位美国蒙大拿大学西班牙语系的青年教师,经常到西班牙度假,寻访名胜古迹,走遍了西班牙大地,他了解和热爱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他痛恨法西斯主义,1936年夏天,他向校方请了一年假,志愿赴西班牙,怀着“为全世界被压迫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反对所有的暴政,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他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后来转到西部敌后搞爆破,炸火车和铁桥。他的祖父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的骑兵军官,他从小深受其熏陶和影响,他认为他现在表现出来的勇气是秉承其祖的。在战斗中,他服从命令,机智勇敢,忘我地为保卫西班牙共和事业贡献力量。当他接受戈尔兹将军交给的炸桥任务时,尽管他深知这项任务艰巨异常,但他还是接受了,并想方设法去完成它。虽然乔丹不是共产党人,但他能把西班牙的共和事业同自己及人类命运联系起来,妥善地处理了个人与全局、感情与理智的关系,为完成任务创造了条件。

  尤其令乔丹思想难以平静的是对玛丽亚的爱情,他必须在个人幸福和社会责任之间作出选择。一方面,乔丹以自己的爱情给玛丽亚带来了希望,使她获得了重新生活的勇气;但另一方面,玛丽亚的美也给乔丹带来了“生”的欲望。以至于乔丹看见她,感到自己的喉咙都哽塞了。乔丹需要玛丽亚,但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这导致他坚定不移地去完全任务却又不愿意去迎接一个英雄的死亡:“然而他巴不得活在人间。他愿意欣然放弃英雄或烈士的结局。他不想打一场德摩比利式的保卫战,也不想当桥头阻敌的罗马壮士霍拉修斯,更不想成为那个用手指堵塞堤坝窟窿的荷兰孩子。不,他乐意和玛丽亚一起生活。说得最简单,就是这样。他乐意和她共度一段漫长的岁月”。

  乔丹心中无法平静,他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忘不了玛丽亚的不幸遭遇,忘不了比拉尔对法西斯的残忍的痛斥。他更想起了他的祖父,一位英勇的老兵,他曾经把为自由而战的艰苦岁月当成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自己身边的这些朴实的游击队员,象安塞尔莫老人、费尔南多、拉菲尔,也甘愿为了民主事业牺牲一切。在乔丹的理智和感情的冲突过程中,理智得到了肯定,感情也因此升华。在炸桥行动中,乔丹腿部受了重伤,他不愿意连累大家,决意独自留下掩护大家撤退。他伏在松林高地上,无依无助地、毫不畏惧地面临着死亡:“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已经战斗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儿获胜,在每个地方就都能获胜。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你很走运,他对自己说,你度过了这样美好的一生。你度过的一生和你祖父的一样美好,虽然时间没有他的那么长。凭着最后的这几天,你度过的一生比谁的都不差。你这样走运,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除了乔丹外,这部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西班牙人。比拉尔体现了西班牙劳动妇女正直纯朴的优秀品德。她爽朗泼辣,嫉恶如仇,眼看巴勃罗的革命意志渐渐消沉,她恨铁不成钢,又着急,又气愤。在后来的斗争中,比拉尔成了这支游击队实际上的决策人。比拉尔爱憎分明,对法西斯敌人刻骨仇恨,对游击队员则十分爱护。当玛丽亚遭受法西斯长枪党的蹂躏,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时,比拉尔不顾战斗中的危险,坚持把玛丽亚带回游击队营地。在她的精心照料下,玛丽亚渐渐康复了。乔丹来到营地后,比拉尔看出玛丽亚对乔丹的爱意,就要求他爱护这姑娘,炸桥后把她带到共和国去。她主动创造条件成全他们,但看到他们相亲相爱,又不禁有些妒忌。她缅怀起自己过去的好时光,她自称曾和西班牙三个收入最少的斗牛士生活过九年。当有人说她当初的相好菲尼托患着肺病,长得矮小,本来就不是一块做斗牛士的料时,比拉尔十分不平,她满怀激情地讲述菲尼托如何为了出人头地,发奋苦学,好歹当上斗牛士的经过。菲尼托生病时,她当他孩子似地疼他,一直侍侯到他悲惨地死去。比拉尔热爱生活,热爱共和国,当乔丹传达了炸桥指示后,她坚决支持这一行动,她说,“我拥护共和国,桥关系到共和国的命运”。她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一直保持着坚强的意志,是乔丹执行任务时最可靠的中坚力量。

  全书实际上只写了两个女人:一个是比拉尔,另一个是玛丽亚。玛丽亚生性温柔,天真无邪,在性格上刚好与比拉尔相反。在身心受到粗暴的摧残后,她遇到了乔丹这样的意中人,便毫无保留地以身相许。听到了青年哨兵华金的悲惨家史后,她搂着他说,“我把你当哥哥,……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一家人。”乔丹也感动地搂着他说,“我们都是兄弟”。她告诉乔丹,她父亲喊着“共和国万岁”被枪杀,她母亲接着高呼“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而从容就义。想到这些,乔丹吻着熟睡中的玛丽亚,小声地说,“我为你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玛丽亚与乔丹的爱情与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安塞尔莫老人在这部作品中是仁慈的化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位老人的心情一直很矛盾。他对法西斯滥杀无辜的暴行十分痛恨,然而当需要他拿起武器对准敌人的时候,他又于心不忍,因为杀生违背了基督徒的信念。这对安塞尔莫来说,与其说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无法磨灭,还不如说这是无邪的心灵在被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所折磨。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安塞尔莫寻求这样的内心平衡:“杀人是必要的,我知道,可是对一个人来说,这种事总是缺德的。我看哪,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取得了胜利,一定会有一种苦行赎罪的办法,来涤除我们大家的罪孽。”最后炸桥时,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标后面,被碎铁片击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着那圈引爆的电线。他为共和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海明威开始写作《丧钟为谁而鸣》时,他已经积累了近二十年的西班牙的生活经验,他爱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他说他们的语言几乎象本地人一样,他是他们民族热情的一个“狂热爱好者”,这也许就是他的政治立场。因此他在表现政治与哲学问题时,并不把它们黑白对比。他的人物不是美德或邪恶的原型,而是普通人,是由善与恶按照不定的比例混合起来的,很矛盾,却栩栩如生。例如:费尔南多,这个心地朴实、整洁而热情的说土话的人;艾尔·索多,这个健壮、爱讽刺的游击队领袖;热情的奥古斯汀;拉菲尔,这个讨人喜欢的、靠不住的、魔鬼可能喜欢的吉卜赛人;俄国将军戈尔兹也是如此,他能“开非常有力的玩笑”,因为他是那么严肃。当出了问题时,他以勇气和克制来应付灾难,在听到进攻注定要失败的消息之后,他说:“咱们完蛋了。是的。像往常一样。是的。糟了。……没有办法,没有。用不着想了。必须接受。好!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在叙述结构方面的一次新的探索。全书的情节局限于三天之内(1937年5月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二上午);地点(除了安德烈斯到戈尔兹的总司令部的旅行以外)只局限于圭达拉马的一个山谷的上部;主要人物局限于一小群游击队员和一个志愿军人。但是小说扩展到这些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范围之外,达到了海明威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乔丹对其祖父的回忆,将旧世界与新世界,美利坚合众国与西班牙共和国,在两次内战中联系在一起了。海明威深入主人公的思想之流,还使比拉尔以及其他游击队的成员叙述战争较早阶段的情况,将我们带人各种人物的思想和回忆之中,扩展了小说的范围和深度,几乎达到了史诗的规模。这部小说结构严密、高度集中、毫不散漫,同时生动、真切,充满人情味,确确实实是一部杰作。

  《老人与海》

  海明威一生在创作上十分勤奋,而且总是要力争取胜。他也曾多次遭到失败,但每次失败之后,他很快就能扭转局面,推出新的成功之作。1926年他的中篇小说《春潮》失败后,他当年就推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37年他的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受到了冷遇,但1940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 《丧钟为谁而鸣》,及时挽回了声誉。19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过河入林》被认为是他写得最差的一部作品,当时很多批评家都断言,海明威的伟大天才已经死了,但1952年海明威用《老人与海》有力地反驳了这一点,他再次证明自己宝刀未老,雄风依然。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后期的代表作,也是典型的描写“硬汉”的作品。从创作的道路上看,《老人与海》和他早期的作品《没有被斗败的人》、《五万元》等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主人公都是硬汉,他们临危不惧,处之泰然,表现出一种“压力下的优美风度”。象老斗牛士曼努埃尔一样,桑提亚哥是一位老渔夫,但是他更老一些,生活也更糟糕。所以海明威在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写道:“他是个独自在湾流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

  桑提亚哥这位老渔夫,没有妻儿老小,孤苦伶仃。他坚持出海捕鱼,但每次都是空手而归,十分倒霉,甚至他那张用好多面粉袋补过的旧帆,看上去也象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单就干活来说,老人的神智依然清醒;但在打发日子时,他感到往事如烟,他看不清那些岁月,无牵无挂。“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伟迹,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搏斗,不再梦见角力,不再梦见他的老婆。”除了操心每天的面包,跟小男孩曼诺林聊聊棒球,还有梦见非洲的狮子之外,他什么也没剩下,万事皆空。四十天过去了,老人还没有捕到鱼。曼诺林的父母觉得让孩子跟着这么一个倒霉的老头儿是不会有指望的,所以让曼诺林也离开了他。

  但老人依旧我行我素。第八十五天,他早早就出发了。他心想“八十五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他把船划到深海处,在三个不同深度布下鱼网。这天果真是吉星高照,心想事成,一条非常大的马林鱼上钓了。但这条大鱼并不肯轻易就范,反而拖着小船游起来。直到老人被这条鱼在海上拖出很远的地方,他才明白这条鱼有多大。他激动万分,欣喜若狂。老人一边在与它搏斗着,一边在心中增长对这条鱼的伟大和高贵的敬意。他爱这条鱼,把它看作兄弟,但他必须杀死它。“鱼啊,你要把我给弄死啦。话又说回来,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兄弟,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了。来,把我给弄死吧。管它谁弄死谁。”出于老人的命运感,老人深知只有捕获这条鱼,才能证明和显示他的力量。

  这一点和老人此次出海时的心情是一致的。由于过去八十四天都没有捕到鱼,老人的自信心多少被蒙上了一点怀疑的阴影,这种怀疑甚至使他相信自己不会再有好运了。然而老人不打算屈服这种宿命论的想法,很快他又对自己说:“可是谁知道呢?也许今天就要走运。每一天是新的一天啊。”所以他越是意识到这条鱼的“伟大和壮观”,他要弄死它的决心就越强烈。“他证明了一千次都落了空。现在他又要去证明了。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也决不去回想过去他这样做的时候。”

  老人最终征服了马林鱼,但是马林鱼的血又召来了成群的鲨鱼,它们把马林鱼咬得千疮百孔,当老人回到静静的港湾时,一条硕大的马林鱼只剩下一副骨架了。鲨鱼使老人的“第八十五天”没有成为真正的吉祥日,他最终没有逃脱他捕不到鱼的命运。他在物质上是失败者,但在精神上是胜利者,因为他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而且他不在乎“谁弄死谁”,海明威正是借老人之口喊出了他的心愿:“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

  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表现了他对大海的思索。海对于年轻渔夫来说,只是一个具体的捕捞领域;但对桑提亚哥老人来说,却是一种人格。老人认为海是一个女性,因为她任性,既仁慈,又残忍。但还不仅如此,海还蕴含着大量的生殖力和可能性,它的深处就藏有老人从未见过的大鱼。它的宽广和浩大,可以使老人了解和体验不可知的和未知的现实奥秘,而且允许老人生活在永恒之中。

  《老人与海》还是一部面向未来的作品。男孩子曼诺林的最后到来给老人带来了希望。他准备充当老人的助手,再次出海捕鱼。海明威在这里找到了返回他起点的一条新路,回到《太阳照样升起》引言中说的那样:“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留传下来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人类的劳动,它既是成就了的功业,又是代代相传的技能。

  由于批评界有人指出《老人与海》是象征主义的作品,海明威在一封信中予以了反驳:“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是鱼。鲨鱼全是鲨鱼,不比别的鲨鱼好,也不比别的鲨鱼坏。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说。更深的东西是你看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海明威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试图塑造一位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一片真正的海、一条真正的鱼和真正的鲨鱼。如果我能将他们塑造得十分出色和真实,他们将意味许多东西。”实际上,海明威比较赞同的观点是,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象征意味。

  关于《老人与海》,海明威后来还谈到了以下的创作体会:“《老人与海》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小说里有村庄中的每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的一切过程。这些东西别的作家们做得非常拿手非常好。在写作中,你受到已经被人写得令人满意的东西所限制。所以我试图学习去做别的事情。首先,我试图删去没有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一切事情,以便他或她读过什么以后,这就成为他或她的经验的一部分,好象真的发生过似的。……运气是我有一个好老头儿和一个好孩子而近来作家们已经忘记还有这些事情。再者,海洋也跟人一样值得写。所以我是幸运的。我曾经看见过马林鱼伙伴,知道那些事情。所以我把他删去了。在同样一片水面上,我看见五十多条巨头鲸的鲸群,一次用鱼叉叉住了几乎有六十英尺长的一条鲸鱼,但又被它逃走了。所以我把它删去。我从渔村中知道的一切故事,都删去了。”海明威那简洁的文风在《老人与海》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小说发表的当年(1952年)海明威获得了普利策奖,1954年海明威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

  《老人与海》对世界和对他本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时的海明威情绪饱满,乘胜前进。 1956年,他与华纳兄弟合作,改编《老人与海》的电影脚本,将其搬上了银幕。然后他又去西班牙,想再写一部类似1932年发表的《午后之死》那样的斗牛专著。他描写了两位有名的斗牛士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多明奎之间的竞争,标题为《危险的夏天》,以两段连续性的报道的形式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结果写得苍白无力,十分乏味。五十年代初,海明威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这部小说原本是他的“海洋、天空、陆地”三部曲中的一部。实际上他已经无力完成这个三部曲了,就连这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也写得令人失望,所以海明威生前没想发表它,而是把它存在哈瓦那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五十年代中期,海明威还写了回忆录《流动的宴会》,追忆他早年在巴黎学艺时的情景。这本书的命运同《海流中的岛屿》一样,写完后便被作者束之高阁了。海明威自杀之后,他的妻子玛丽·威尔什于1964年将《流动的宴会》发表了,1970年玛丽·威尔什又与出版者整理出版了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

  战争与硬汉

  纵观海明威的全部小说作品,我们就会发现战争是海明威创作的一大题材, 《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分别描写了两次世界大战。海明威说过:“我这一辈子见过不少战争,我对它深恶痛绝。但是还有比战争更坏的事情;而且都没有好结果。你越恨战争,你就越明白:一旦被迫卷入战争,不论可能出于何种原因,你只得打赢。你只得打赢,干掉那些发动战争的人,而且要注意,要使这一次战争结束后永远不会再有大战。我们这些参加过上次‘为了结束一切战争’的大战的人不会再受骗了。”这里的上次大战指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明威参过战、负过伤,对那次世界大战印象很坏。他写《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时,像当时欧美许多反战作家一样,用怀疑、否定的态度去描写它,带有强烈的反战色彩。和其它反战作家不同的是,海明威的特点在于他把这场掠夺战争看成残酷的、冷漠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表现,他的憎恶和否定并不只是局限于战争,而扩展到当时整个社会现实及其精神价值。显然这是富有独创性的创作,这样的主题当然也就比一般反战小说高出一筹。最有典型意义的是,海明威从厌恶战争、怀疑社会出发,锻铸成一种痛苦到了麻木程度,除了个人感觉,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恰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社会文明崩溃的精神面貌。

  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海明威始终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一边,坚决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与海明威二十年代的反战小说迥然不同,《丧钟为谁而鸣》充分肯定了这场战争的意义,甚至将其与美国的南北战争联系起来。海明威在作品中妥善处理了个人与全局、爱情与责任之间的矛盾,赞扬了为正义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然而,海明威并没有放弃个人特色,他仍然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场战争。在他的笔下出现的不是一幅黑白分明的画面,反法西斯阵营并不因为它反法西斯就一切都美好。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既有朴实、勇敢的游击队员,也有自私、卑劣的游击队长;主人公既有强烈的正义感与责任感,又有无法挽回危局的失败感;支持共和政府方面的国际军事领导机构内部不协调,又面临巨大的客观困难等等。海明威在作品中以其独有的方式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一位评论家曾经指出:“如果说海明威站在任何人一边,他是站在人这一边……”这大概是战争中作家的最好立场,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如此。

  海明威在创作中还有一个显著特色:他塑造了一系列的“硬汉”形象,并一再肯定其内在精神力量。海明威喜爱的斗牛士、猎人、拳击家和渔夫都是这种人物形象。他们或者为了保持个人的荣誉、职业的尊严,或者为了生计,表现出临危不惧、与厄运斗争到底的“硬汉”精神。这“硬汉”第一次出现是在短篇小说里,他是《五万元》中的拳击家杰克。在拳击比赛中,他忍住剧痛,以牙还牙,犯规击倒了对手,达到了打输的目的,从而破坏了一个双重骗局。《没有被斗败的人》中的曼努埃尔是个老斗牛士,身上又有伤,但他打败了仍旧不肯认输。在《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中,英籍狩猎向导威尔逊把打猎的标准教给他的雇主,使他在死前获得了一个短促的快乐生活。卡叶塔诺是《赌徒、修女和收音机》里的赌徒,两颗子弹打进他肚子里,却看不出他有痛苦的神色。当然,最好、最出名的“硬汉”是桑提亚哥,他是《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他在同象征着厄运的大鱼的斗争中,完美地表现了海明威所谓的“压力下的优美风度”,老人是失败了,但是他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取得了胜利。他那句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已经成了海明威式硬汉的一种精神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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