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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大海的胸怀—雨果和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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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子

  1870年9月5日下午一点左右,布鲁塞尔火车站售票处门庭冷落,旅客稀少。几位售票员正在山呼海吹,闲聊这一年欧洲发生的不平常事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野心勃勃,西班牙王位的空缺更使他虎视耽耽;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也早已觊觎着那个位置。各国政客们的领土野心和权力扩张欲终于只能通过军事较量来解决。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8月2日,战事爆发,法军节节败退;9月1日,法军在色当大败,拿破仑第三被俘,麦克马洪元帅率八万三千名法国士兵向普军投降;同月4日,愤怒的法国人民走上街头,巴黎爆发革命,当天帝国倾覆,共和国宣告成立。法国的爱国主义热潮是否会蔓延到比利时境内呢?售票员们热烈地争论起来。“请给我一张到巴黎的车票。”

  窗口突然传来一个激动而颤抖的声音。

  众售票员寻声抬起头来,看见窗口出现了一个老人的面庞。只见他年近古稀,白发飘逸,一顶软毡帽直拉到前额,眼中露出热切而焦渴的神情。

  这就是维克多·雨果,举世著名的法国文学家、诗人和人道主义思想斗士。截至此时,他已度过了十九年的颠沛流离的政治流亡生涯。十一年前,他曾蔑视拿破仑三世的恩赦而拒绝回国;如今,帝国大厦已经倒塌,法兰西共和国已经成立,但祖国正处在危急的时刻,是他返回祖国,去为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国人民作战的时候了。

  当晚九时三十五分,雨果搭乘的直达火车抵达巴黎。巴黎火车站内外人声鼎沸,万头攒动,车站大楼的阳台下面响起了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人们高呼着:“维克多·雨果万岁!”

  雨果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登上阳台,向人民发表了演说。“语言已无法表达宽宏大度的巴黎人民给予我的这种使我感到如此激动而无以言喻的接待。公民们,我以前说过,我将在重建共和国之日返回祖国。瞧,现在我回来了……我将履行自己的天职!……同胞们,要捍卫巴黎,保护巴黎。……你们知道巴黎为什么是文明的城市吗?因为它是革命的城市……能够由于野蛮的侵犯而让这个伟大的城市受凌辱破坏、被奴役占领吗?不能,绝对不能!永远,永远,永远不可能!”“不能,不能,永远不能!”人群中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在巴黎城的上空久久回荡。

  从火车北站到不远处雨果下榻的住宅,轿式马车在人群簇拥之中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雨果连续四次向人们发表了演说。“仅仅这一个小时,就足以抵偿我二十年的流亡生活了。”雨果感慨地对身边的同伴们说道。

  内容简介

  在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雨果都是一个光荣的名字。本书详尽介绍了这位浪漫主义文学大师所走过的生活道路,阐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艺术理论。评介了他的代表性的小说、戏剧、诗歌作品,帮助广大读者了解雨果本人及其作品,同时也通过他了解当时的法兰西文学。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大海的胸怀──雨果和他的世界

  如梦的童年

  不速之客

  1802年2月26日,法国东部贝藏松市的一座古老的住宅里,传出了一个婴儿的啼哭声。下莱茵第八营指挥官莱奥波德—西吉斯贝尔·雨果少校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少校的上司,也是少校一家的朋友维克多·拉奥里将军是这个孩子的教父,教母是贝藏松要塞司令夫人玛丽·德塞里埃,为了分别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孩子被取名为维克多—玛丽·雨果。

  少校夫妇本来盼望着一个女儿,他们早已给她取好了名字:维克多丽娜。但来到人间的却是一个瘦小的男孩子。肩宽体健的父亲有些失望,但看了看身边的两个小男孩:四岁的阿贝尔和两岁的欧仁,他又不禁有些得意起来——都是带兵打仗的料!母亲索菲来不及想到失望了,看到婴儿孱弱细瘦的身体,一种强大的母爱驱使着她挣扎着爬起来,将婴儿小心翼翼地抱在自己的怀里。现在她的最大希望,是让孩子健康地活下来。不管是“维克多”,还是“维克多丽娜”,好在都是“胜利”之意,索菲暗暗祝祷,愿教父的名字能给这个孩子带来祥和与成功。

  索菲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她是一个共和国军官的眷属,常年跟随着雨果少校东奔西走,这个瘦弱的婴儿能承受得了么?

  六个星期过去了。孩子竟一天天结实地成长起来。当索菲携带着裹在襁褓中的小维克多,随少校率领的第八营从贝藏松转移到马赛时,小男孩居然平安无事。

  女人总是为别人操心,永远担忧着身边身外的事情。看到孩子时时露出的健康的笑容,她又为丈夫西吉斯贝尔的升迁问题牵肠挂肚起来。

  西吉斯贝尔在十六岁时就投身军界了。那时正值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他为了保卫国民议会,保卫雅各宾共和国,转战南北,不惜流血流汗。由于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三年后被提升为莱茵部队的一名上尉。1793年,上级派他前往旺岱镇压反革命叛乱,同年被任命为下莱茵第八营营长。政事变幻,波拿巴成为首席执政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他驰骋疆场,为军人的荣誉而战。但他的功绩并没有得到上面应有的评价,他的心情变得抑郁沉重起来。小雨果的出生给了他些许慰藉,不过,日子一久,他脸上的愁云又堆积起来。

  看到丈夫一天天消瘦下去,索菲下决心去一趟巴黎,为丈夫助一臂之力。于是,她把三个孩子都留在了军营里,自己单身赴程了。

  索菲走了好几个月,西吉斯贝尔的营队已从马赛调到厄尔巴岛,但巴黎方面仍然没有好消息传来。终于,索菲从巴黎回来了,带着一脸的倦怠和失望。她一无所获。原来,西吉斯贝尔的上司和庇护人,莱茵军团的指挥官莫罗得罪了波拿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属下自然也就只好受到冷遇了。

  为丈夫谋职不成,索菲便把精力倾注到了三个孩子身上。军队的生活是飘忽不定的,索菲带着孩子们随军队不断迁徙。他们先去科西嘉,再转往波托费拉约和巴斯蒂亚。小雨果两岁那年,母亲索菲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哥哥,迁居巴黎。其后几年间,一直不断地在巴黎和丈夫的营防驻地之间穿梭往来。因此,小雨果对地中海群岛的风光是熟悉的。他随母亲到过意大利的热那亚和罗马,也去过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奇妙的异地风情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雨果的父母

  雨果的母亲索菲带孩子迁居巴黎,其主要理由是动荡的军旅生涯有碍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但更重要的原因她并没有宣诸于口。她和丈夫西吉斯贝尔的感情不合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索菲和西吉斯贝尔的婚姻是两个不同政见者的浪漫的结合。

  索菲是一个船主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保皇党人,天主教徒。由于父母早逝,她是在姑母身边长大的。姑母也是保皇派分子、伏尔泰信徒。她把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将自己的刚毅性格传授给了侄女索菲。

  1796年的一个夏日,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的索菲接到通知,雅各宾士兵正在附近丛林中搜索保皇的朱安党人,要她去对付一下那些士兵,将他们的视线转移开去。于是,那天中午时分,正率队执行任务的蓝军上尉雨果看见前方出现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布列塔尼姑娘,她骑着马儿悠悠荡过来。雨果上尉的眼前为之一亮。“她的体格堪称健美,容光焕发,艳丽夺目,咄咄逼人的顾盼招人喜欢。在她那轻盈的步态、从容的举止中,蕴藏着一种和谐、优雅而又富于田园气息的神韵……”上尉和他的士兵顺从地跟着她来到村庄。

  共和国的军官和保皇派的女儿就这样相识了。他们彼此相互激赏。雨果上尉喜欢姑娘新鲜迷人的容貌和刚毅大胆的性格,而索菲则欣赏对方强健的男子体魄和英雄气慨。在他们结识一年多以后,1797年11月15日,索菲来到巴黎,同雨果上尉办了结婚手续。

  雨果上尉出身于一个木工家庭。他受教于南锡牧师会的神父门下,懂拉丁文、数学,也会写情诗歌谣和长篇小说。少年参军使他来不及继承父亲的木匠衣钵,但最后却成了一个将军。在他升任上尉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擢升,直到当他转战南欧各国时,在那不勒斯王国俘获了当地的起义农民领袖,这才重新官运亨通,被提升为科西嘉皇家军团上校。约瑟夫·波拿马还委任他为亚维利诺省的总督;后来又晋升为将军。

  新婚蜜月的生活是令人心醉的。他们很快就有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孩子。不过,日复一日地单调的生活和时时的四目相对,仿佛将时间无限地拉长了,但同时也将双方因婚姻结合而消弥的距离重新拉开了。渐渐地,索菲对丈夫那无休无止的情欲开始厌倦起来。烦琐的家庭生活最能毁灭一切。它能将新鲜的思想和甜蜜的爱情变得枯涩和乏味,它也能侵蚀人的神经和意志。浪漫的情调和激动的情感早就被岁月冲淡了,而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信仰开始产生毒化夫妻感情和家庭气氛的作用。

  他们经常进行辩论。索菲强烈谴责战争,她忘不了姑娘时代所见到的战争的恐怖情景;习惯于童年宁静温馨的乡村生活的她热诚地向往和平和真正的自由。酉吉斯贝尔则总是热烈地为自己的使命而辩护。索菲受不了她所厌恶的军旅生活,她终于带着孩子移居巴黎。独身的军官又回复了原来的本性,西吉斯贝尔的身边总是伴随着一个美丽的科西嘉姑娘。而索菲也同丈夫的上司拉奥里将军成了亲密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

  庭院中的乐趣

  索菲同丈夫分居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在巴黎找到一座古旧的楼房租下,并定居下来。这座楼房坐落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它原是斐扬底纳修道院的旧址,后来成了私人的资产。楼房四周为茂密的灌木丛林所环绕,在这灌木丛中,活跃着无数的小生命,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它也为童年雨果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雨果后来曾在他的小说中描述过这个花园式的灌木林:

  一棵棵大树弯垂,一丛丛灌木昂伸。杂蔓攀爬,乱枝纷披;遍地丛生的植物和悬空盛开的繁花相迎交织……这座花园已不象个花园了,似乎变成了一片庞大的灌木丛,象树林般密不透风,象闹市般人烟稠密,象鸟巢般唯恐惊扰,象教堂般幽暗肃穆,象鲜花般馥郁芳香,象陵园般孤寂僻静,又象一个群体充满生机……

  那时阿贝尔已经上了中学,雨果跟着他的二哥欧仁在一所私人学校学习。课余时间,他们便跑进丛林中躲迷藏,做游戏;或者在地上一蹲就是几个小时,观察蚂蚁搬家、打仗,要不就是自个同昆虫开起战来。玩时自然兴奋得要命,但事后付出的代价也不轻。雨果身上常常披红挂彩:不是头上撞起个拳头大的包,就是身上被蚊虫咬起一片片的红;要不就是从树上溜下来时擦破了皮,或者被荆棘挂破了衣衫。每次回到家中,哥俩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不过还好,母亲并没有过多地埋怨他们,更没有受到体罚。

  因此,雨果身上留下的那些一直保留终身的疤痕,都是调皮的童年生活刻下的印记。他的手指上有一处伤痕,那是他抚弄小狗时,那只不知好歹的小宠物给他的永久纪念。他的膝盖上也有一处疤痕,那是他和同学游戏时受伤的产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额上的小疤。不过,这并不是在巴黎住宅的花园中留下的,那是他小小年纪随军生涯的永恒纪念。那次,母亲带着他们哥仨随军队迁移,前往父亲的驻防地途中,他们在西班牙的萨达拉斯露宿了一晚。孩子们一到晚上就格外兴奋,更何况还让他们露天住宿。他们在碎瓦残壁中捉起迷藏来。雨果年龄最小,但却很机灵。他在石堆中爬上爬下,哥哥们老是抓不着他;他高兴得忘乎所以,情急中跳上了一块不稳的石头,结果连人带石滚了下来,失去知觉。待他被哥哥们抱回家里时,已经满头是血。母亲着急得要死,赶忙找来外科军医。幸而第二天伤口就愈合了,但那条小疤痕却留了下来。

  母亲随军的生活以及她同丈夫分居后移住巴黎的日子并不是畅心如意的,但小雨果似乎却并没有这种童年不幸的阴影。庭院的时光,动荡的生活,似乎只是为孩子好奇爱玩的天性增加了更多的乐趣,让他接触到更广大的世界。童年的一切,在小雨果的脑海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同时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小大人”

  雨果四岁多就开始挟着书包尾随着哥哥上学了。他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课程,八岁时就能流利地阅读和翻译贺拉斯的文章。他和欧仁还在马德里的学校读过书。十二岁时,他进了巴黎圣玛格丽特街的戈蒂埃和德高特寄宿学校学习哲学和数学。

  他喜爱学习,嗜好读书,经常捧起一本书好几个小时舍不得放下。他对文学尤其感兴趣:十二、三岁时,他就尝试着写下了成千上万行诗,还写了一部喜歌剧、一部散文剧、一部史诗和一部五幕诗体悲剧的剧情梗概。他勤奋好学,经常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

  雨果十二岁时,他的母亲和父亲正式分居了。两人的矛盾终于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两人本来性格就不相融洽,政治信仰各异;而且彼此感情早已疏远淡漠,各自有了自己的情人。索菲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趁她不在时取代她的位置,而雨果将军亦无法忍受自己的女人接受另一个男人——尤其这个男人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的接济。约瑟夫国王曾几度从中调解斡旋,但终于不能阻止他们之间关系的恶性发展。

  1814年9月,雨果将军亲自去巴黎,利用做父亲的权利把两个小儿子送到科第埃和德科特的寄宿中学。这所学校坐落在“黑暗阴森的圣玛格丽达大街的僻静小巷,紧夹在修道院监狱和德拉古市场的高墙之间”。为了不让孩子受到他们的母亲的影响,他委托他的姐姐照管欧仁和维克多。但孩子们是不会忘记母亲的。他们痛恨姑母,指责父亲。家庭的不幸使维克多过早地结束了童年的生活。他后来在一首诗中写道:

  父亲让我受的是什么样的罪!

  童年突然结束了……我召唤过去,回答我的只是一片静寂。

  为了摆脱我的痛苦我无路可走,只有梦想,跑进森林和相信奇迹……

  母亲对维克多·雨果的影响是巨大的,母子分离的生活也无法抹掉母亲的身影。维克多生活十分简朴,这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良好习惯。他经常自己打扫楼梯,整理房间。每天早上,他夹着书本走出住宅,到街对角的小店铺里买几个子儿的牛排,然后一边吃着,一边去上学。他将这种简朴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但母亲对儿子的更大影响却是政治上的。青年时代的雨果是一个保皇主义者,这与他母亲的政治倾向相接近。

  不少文学家都有早熟早恋的倾向,这或许与他们天生异质,感情格外丰富复杂有关。但这也可能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过常人没有胆量和机会宣诸于文字,而文学艺术家们更富胆识和激情罢了。不过,对维克多来说,多少有些遗传的因素。他那几乎保持终生的旺盛的情欲似乎得益于他的父亲。据雨果后来在自己的诗中回忆,他在八岁时就曾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那是蒙代·欧莫索伯爵的女儿,约瑟夫国王的情妇——荷比达。九岁时,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哥哥去探视父亲,在巴伊沃纳等待运输队的那一个月里,他又被房东太太的十岁女儿弄得心醉神迷。那小女孩给他念故事,但他却心不在焉,总是盯着女孩的脸庞,被她的呼吸弄得耳红心跳。

  雨果后来谈起与那个房东小女孩的往事时,将它称作心的第一声,爱的晨鸡初唱。他说,每个人在他已往的生命里都能寻出这样的孩童恋爱,这种恋爱之于成年的爱就等于曙光之于太阳。三十三年后,当他故地重游时,他特地去拜访了那曾给了他美好回忆的宅园。门庭依旧,但昔日桃花却已不见芳踪。

  教父拉奥里

  在巴黎居住的日子里,有一天,母亲突然领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已过中年,身材高大,两眼炯炯有神。母亲告诉维克多,这就是他的教父拉奥里。

  拉奥里从此就在他家里住了下来。当然,他并没有住在小楼里,而住在花园深处的一个小祈祷堂里。拉奥里时常跟维克多兄弟一起玩游戏,并帮助他们复习功课。他给小兄弟们念维吉尔的长诗,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他博学多才,知识渊博,维克多完全被他迷住了。

  维克多不仅从教父那里了解历史、战争和远古时代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关于“自由”的观念和对法国当政者“谋权篡位的波拿巴”的仇恨。

  维克多很久以后才知道,居住在他家里的教父,原来是被警察局通缉的政治流亡犯。几年前,他因参与反对拿破仑的密谋活动而被判处死刑。多年来,他一直东躲西藏,现在,住在情人索菲的住宅里,他才感到些许的慰籍并领略到家庭的温暖。

  有一天,拉奥里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一下子就将小维克多抱起来,高高地抛到空中。他兴奋地告诉雨果的母亲,流亡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他偷偷去见过法国警察总监沙瓦利,后者亲口对他说,不用再避难了,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皇帝早已消了怒气;并且,拿破仑此时已征服了大半个欧洲,达到事业和声名的顶峰,眼前正忙着筹备与奥地利公主的婚礼,他理当赦免过去的政敌。

  那天晚餐格外丰盛,教父和母亲都非常高兴。拉奥里在席间给孩子们讲起了笑话。这时,门铃叩响了。几个穿便衣的人走了进来。

  为首的彬彬有礼地问道:“您是拉奥里将军么?”

  教父一脸愕然,默默地点了点头。“对不起,将军阁下。”那人说道,“奉皇帝陛下的命令,您被捕了。”

  那次事件以后,母亲沉默了很多。她出门的时候也变得异乎寻常地多了起来。原来,她在同朋友们秘密商量营救拉奥多出狱的事情。

  拉奥里在狱中与反对拿破仑的军官们取得了联系。他们用谎言骗过了典狱长,声称拿破仑已死,将拉奥里放了出来。但很快事情败露,肇事者全都被抓了起来。

  索菲四处奔波,打探消息。她来到朋友富谢的公寓,审讯造反军官的军事法庭就设在那座大楼的会议大厅里。据说法庭主席要求谋反者说出他们的同谋时,其中一人回答说:“是整个法兰西,先生。如果我们成功了,你们也是……”索菲听说后非常激动,她连连重复着说:“对,对,说得好!是整个法兰西!”半夜两点钟,一直守侯在富谢公寓的索菲终于从富谢先生那里得到了消息:参加叛乱的军官们全部被判处死刑,凌晨四点在格莱涅尔峡谷执行。她悄悄地来到死囚刑车必经的街道口,并尾随在刑车的后面,将拉奥多一直送到公墓。

  第二天,她把维克多带到大街上,在一张布告面前停下来。她指着上面的一张头像,神情凝重地对小儿子说:“记住他,孩子,这是你的教父。”

  维克多·雨果将这一幕情景深深地记在脑海里,连同那个令人难忘的教父。

  时代的歌手

  勤奋的模仿者

  孩子总是模仿着大人的样子,他们在模仿中日渐成熟长大。雨果不仅在模仿大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在模仿着文学创作。与一般模仿者不同的是,他不只对文学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而且表现出一种天生的敏悟和超凡的创造能力。

  后来保存下来的雨果最早写作的一本诗稿,是雨果1815年写成的,那时他才十三岁。当时巴黎上流社会做诗的风气很盛,它也在学童们中流传开来。雨果对诗歌的兴趣是从阅读古拉丁文诗歌开始的。白天,他在教师的讲授下阅读贺拉斯的短歌和维吉尔的农事诗;晚上,他将这些诗一首首译成法文。

  译诗激起了他创作的兴趣。在少年时代,他写过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短歌、讽刺诗、诗柬、咏怀、牧歌、杂诗;维吉尔、贺拉斯、日康、渥松、马西亚尔的作品翻译;传奇、寓言、情歌、隐语、诗谜、回文诗、折字诗、短句和即兴诗,以及一部滑稽歌舞剧。他还试着将他的诗歌向各处投稿。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抒发豪情壮志:“我要成为夏多勃里昂,否则就一事无成。”夏多勃里昂是当时法国最有名的杰出诗人。

  从载入雨果日记中的上面一句话说明,雨果自进入文学生涯的一开始就将目光盯住了同时代最杰出的作家。更值得注意的是1820年他写的一段文学札记:

  我们的时代多么贫乏呵!大量的诗歌,可是没有诗意,那么多喜剧,可是没有戏剧……这个时代何时才能产生具有当代社会运动水平的文学,何时才能产生象伟大事件那样的伟大诗人呢?”

  这样一种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俯瞰当代文学的视点,这样一份急切地期待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出现的心情,足以表明青年雨果宏伟的胸襟和豪放的气魄;同时亦表明雨果是站在很高的创作起点上涉足文学领域的。

  命运初次向他微笑。1817年,法兰西学院有奖征文,雨果作了一首《读书乐》应征,得到了法兰西学院的奖赏,国王路易十八发给他每年一千法郎的助学金。1819年,他参加了法国南部图卢兹文学院的诗歌竞赛,两次获奖。其中在拟题诗歌《亨利四世雕象重塑颂》有奖征文赛中,他获得了该征文的一等奖——金质百合花奖。在他战胜的无数对手当中,包括比他年长十岁、当时已经成名的诗人拉马丁。

  外界的奖励就象最好的润滑剂,推动着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在诗歌的道路上滑行。没有这些早期的成功,就不会造就未来的伟大文学家。

  这些诗歌创作,自然还是停留在模仿的层面,严格按照古典主义诗歌的格律,以程式化的语言写就;但它们却表现出雨果对诗歌音乐性、诗节灵活性的本能追求和对风格的直觉感悟。这些文学拟作的主题和题材是很广泛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诗作,表现出作者对君主制度的拥戴和对天主教会的狂热,如《旺岱》、《贝里公爵之死》、《颂查理十世加冕大典》等诗。在一篇名为 《电报》的讽刺诗里,表露出年轻的作者对帝制政权的仇恨和对王室政权的崇拜;另一首咏滑铁卢战役的诗谴责了战争。一首短歌以“国王万岁”、“法兰西万岁”为迭句;还有一首古体诗歌咏路易十七之死。他写的第一部悲剧以王权复辟为主题。全剧以下面一句歌词结尾:“当人们憎恨暴君的时候,必然就喜爱国王。”他谴责野蛮的战争和暴力,同时也厌恶政治和宗教。除此之外,母爱,友情,也成为他的早期作品中常见的题材。

  由此可见,雨果很早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学才华,同时表现出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广泛关注和开阔的视野。在他那温和的保皇主义倾向中,显露出他早期人道主义思想的萌芽。他对革命的误解和厌恶,既是受自母亲及其朋友的影响,更出自他对暴政和压迫的本能的反感。一旦他对社会的认识更深一层,接触到更多的东西,他将毫不犹豫地抛开那些虚假的观念,而直达事物的本质。

  1819年12月,雨果三兄弟创办了一个名叫《文学保守者》的刊物,雨果自任主编。这个刊物成了雨果文学练兵的演习场。他的早期诗歌大多在这个刊物上出现。他在上面发表了许多文艺批评、戏剧评论以及译介外国文学的文章。从他的评论文章中,人们发现,雨果对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极为全面,文学理论的造诣相当高,显露出他的独特的批评眼光和观察视角。可惜因为经费方面的原因,同时由于社会反响不大,这个刊物在办了一年零三个月后就停办了。据统计,雨果在这个刊物上共发表诗文二百七十二篇。未来的伟大作家,为自己准备了造就文学天才的摇篮。

  嫉妒的恋人

  1819年4月26日,在一棵高大的栗子树下,一对少男少女正在进行一场严肃而激动人心的谈话。“你一定有许多的秘密吧?”少女羞怯地问道。“是的,”少男庄重地点了点头。“如果你能把你那个最大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把我的最大秘密告诉你。”少女鼓起勇气说道。“我最大的秘密是你——我爱你。”少男声音颤栗地说道。“我的最大秘密也是:我爱你。”少女低下了头。

  不用说,那少男就是维克多·雨果;而那女子是年长他一岁半的安黛尔·富谢,雨果童年时代的朋友。

  安黛尔的父亲比埃尔·富谢,是雨果父母的好朋友。在雨果父母结婚的时候,比埃尔任法庭秘书。几天之后,他请刚刚担任新郎的雨果上尉做他的证婚人。在比埃尔的婚宴上,雨果上尉以军人特有的豪爽大声说道:“如果你们生个女儿,我生个儿子,咱们就结成亲家。来,为未来的幸福家庭,干杯!”

  这对少男少女不仅有父母的“指腹为婚”作凭,还有儿时青梅竹马的情谊呢。

  幼时,安黛尔常常和她的哥哥来到费扬提诺修道院,同雨果兄弟一起度过星期日。他们一起捉迷藏,荡秋千,玩家家。每逢荡秋千的时候,总是安黛尔坐在秋千上,雨果在下面推着她荡悠。后来,索菲·雨果搬到了与富谢毗邻的维伊——推伊里街2号,他们俩接触的机会更多了。雨果常去安黛尔家的花园,安黛尔看见他来后,高兴得小脸蛋红扑扑的。她对他说:“咱们比赛,看谁跑得快。”说完撒腿就跑;雨果急忙追上去。经过好一阵追逐,小姑娘终于支持不住了,雨果瞅准机会扑了上去,两人抱在了一块。然后,他俩紧紧地挨在一起,掏出随身携带的书共同阅读,你翻一页,我翻一页,不知不觉地,两人的嘴唇贴在了一起……

  在那次栗子树下的谈话以后,他们开始通起信来。雨果为她写了长诗《最初的叹息》。爱情永远是自私的,情人总希望对方全身心地为自己所有。但在青年雨果身上表现得尤其极端。因为他不能自由地同安黛尔在一起,他也要求对方不能同任何男人接触。他在信中告诉安黛尔:

  你一定要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和其他女人们在一起,我亲爱的安黛尔,你要是知道我多么爱你就好了!我不能看见别人接近你,即使只是接近,因为要是那样,我就会因为受不了嫉妒的折磨而颤抖,我就得为了自持而鼓起全部勇气,警惕自己不要做出什么蠢事……

  我问自己,我不仅不谴责我多疑的嫉妒,而且认定童贞、排他、纯洁的爱情之本质尽在于此,我对你的爱就是这样,我担心不能使你报我以同样的爱。我这样做难道不对吗?……请相信我吧,每见一个女人就爱的人对谁都不会嫉妒的……

  在通信中,他已经以丈夫自居,并将安黛尔看作了雨果将军的儿媳妇。他要求对方不能作任何与身份不相称的事,他甚至为安黛尔的头上少别了一枚别针而生气;他觉得到处都有危险,看到别的男人盯了安黛尔一眼,他就恨不得冲上去打那男人两耳光。

  另一方面,他也在信中不断表白自己对安黛尔的情感的真挚和忠诚,一再申明自己的童贞身分;同时又流露出对对方没有表露出与自己同样激切大胆的热情的不满和疑忌:

  一个妙龄女子,应该对一个青年男子的道德原则和品格气质十分了解,相信他不仅是一个聪颖通达的人,而且是一个童男 (在此,我是就这个词的最完整的含义而言),有如她本人是一个处女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就贸然嫁给他,这样的少女我把她看作最平庸也就是最渺小的女子……

  我向你证明了你对我有多么大的威力,因为只有你的形象才能压倒在我这个年龄上所固有的情欲的激浪……假使我是个女人,我的未婚夫对我说:“你是我抵抗其他所有女人的堡垒,你是我搂入怀中的第一个女人,也是我将永远拥抱的唯一的女人;我将怀着甜美的快活把你搂在我的胸前,我也将恐怖而厌恶地推开其他任何一个女人。”要是这样的话,安黛尔,我就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爱人的这种表白绝不会使我不喜欢。要不,你也许是不爱我吧?……

  安黛尔日后将会发现,她并不是最后一个经受此种雨果式的考验的女人。雨果对他所钟爱的每一个女人都是如此。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他后来与演员尤利叶的感情关系。对尤利叶,他不折不扣地做到了“金屋藏娇”。他给她找到了一处秘密的住屋,要求她深居简出,衣着朴素;每次外出都必须由他陪着,每笔费用都得记帐让他过目。不过,尽管安黛尔没有受到如此苛刻的待遇,但她已经对情郎的这种无休无止的要求弄得够心烦意乱。

  当索菲发现她的儿子同好朋友富谢的女儿眉来眼去时,她恐慌起来。她认定自己的儿子将来必成大器,她不愿与安黛尔的婚事毁了儿子的辉煌前程。安黛尔的父母也禁止自己的女儿与索菲的儿子往来。雨果因此承受着多重的痛苦。直到母亲不幸去世后,雨果转而求助于父亲,取得了那位远在他乡的将军的支持,才排除了这对年轻人走向婚姻之途的障碍。不过,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雨果将军要他的儿子承认他与那位被索菲称作“朵玛女郎”的女人的第二次婚姻。

  初露锋芒

  1822年6月,雨果的第一本诗集《颂歌与民谣》出版了。雨果高兴之至,尽管书的封面只是用的灰色包装纸,封面上的画也是歪歪扭扭。不过,见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印上书籍,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满足感和自信心。

  应该感谢雨果的大哥阿贝尔。他悄悄地将弟弟的诗稿汇集起来,送往印刷厂,用自己的钱给予资助,印了一千五百册。

  这是一个“勤勉的、颇有才华的中学生的优美习作”。在序言中,雨果强调,“不仅要关心诗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关心诗的意境……让人类的历史在宗教思想和宗教信仰之光的照耀下充满诗意”。诗集中的诗歌大多是历史题材,流露出作者的保皇主义倾向。

  书的销路不错,但评论界却保持了令作者本人相当难堪的沉默。他本来期待着文学批评家们的热烈评价,至少那几家保皇派刊物不应保持缄默;但他只读到了寥寥几篇文章。雨果对此相当在意,他忿忿地说:“所有文人都得向新闻记者乞求荣誉,凡是认为这种社会风气应该受到尊重的人是可卑的……我决不乞求他们的那种施舍式的赞扬。”不过,这本诗集被杜依勒里宫的国王读到了,他决定褒奖这位忠心耿耿的年轻保皇党人——他赐给雨果一千法郎的年俸。

  有了这笔钱,雨果可以开始成家立业了。1822年10月12日,在巴黎的圣修尔皮斯大教堂举行了婚礼,雨果和他朝思暮想的安黛尔·富谢成了夫妻。新婚之夜的体验是令人迷醉的,雨果度过了他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个夜晚。然而,在他的喜庆后面却拖着一个不幸的阴影——那天夜里,他的二哥欧仁精神失常了。原来,欧仁和他的弟弟一样迷恋着童年时代的女友,但他羞于表达,更不愿夺走弟弟的幸福。这种巨大而长期的痛苦压抑,终于使他在弟弟的欢乐达到高潮时陷于精神崩溃。

  在雨果的一生中,不幸的阴影似乎总是伴随着他那快乐的情欲。1845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在他刚刚被国王敕令擢升为贵族(子爵)不久,警察敲开了他的秘密公寓的房门,发现他正在和一位画家的妻子“进行犯罪性的谈话”。私通的丑闻并没有影响他的前程,但却让他的那位情人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她的命运后来相当悲惨;这也使雨果的心灵背上了一重镣铐。1843年9月4日,当雨果正在同他心爱的情妇尤丽叶在外地旅游时,一只快艇在大海中沉没,他最喜爱的大女儿列奥波蒂娜和女婿双双溺毙,其时这对小夫妻刚刚成婚半年;雨果是在报纸上读到这则不幸的消息的。屡屡的打击不禁使痛苦不堪的雨果扪心自问:“莫非这是至高无上的主对一个抛弃家庭的情人的报复?”不过,以后的事实证明,雨果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改过自新。

  1823年,《颂歌与民谣集》再版,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这一年,雨果还出版了中篇小说《冰岛莽汉》。这部作品被评论界称为“奇异的集子”,它将“凶杀、魔鬼、刽子手、刑罚、绞架等堆砌在一起”;它算不上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却激起了人们的恐怖和好奇心;而作者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奇特想象力也使评论家为之侧目。尽管这部小说印刷时用的是浅灰色粗质纸和钉头体铅字,分成四册出版,但一下子就销售了一万二千册,人人争欲一读。而且,它还获得了当时著名的小说家和评论家查理·诺弟埃的有保留的赞赏。为此,雨果专程登门拜访,表示谢意。当然,最令雨果欣悦的是他的好友、诗人维尼的来信。信中称:“你创造了一部美妙的、不朽的作品……你已经成了法国的华尔特·司各特式的长篇小说的奠基人……”

  这时期,他的思想逐渐向浪漫主义靠拢。他参加了浪漫派组织的第一个文社,出版同人杂志《法兰西诗神》。雨果开始全面地向文学界出击。

  不过,生活中有喜有忧。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在出生三个月后夭折了。他为此而痛苦了很久,直到第二年(1824)长女列奥波蒂娜出生,笑容重又出现在他的脸上。

  《<克伦威尔>序》

  《法兰西诗神》没有办多久就停刊了,文社因为缺乏明确的纲领,不久也自动解散。但在这几年里,雨果一直没有松劲,他努力地写作诗歌,创作剧本,与文学界的朋友们一起切磋技艺。

  1826年,他与诗人维尼、缪塞和大仲马、诺迪埃等人,一起成立了浪漫派的第二个文社,旗帜鲜明地反对古典主义。1827年雨果发表了《<克伦威尔>序》,在法国文坛激起了极大的反响。这篇长篇序言被誉为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和声讨伪古典主义的檄文;它从此奠定了雨果的浪漫主义领袖地位。

  雨果很早就强调诗歌表达情感和心灵的作用。1821年12月,那时他与安黛尔还未结婚,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指出:“仅仅诗句还不是诗。诗存在于思想之中;思想来自心灵。诗句无非是美丽的身体上的漂亮外衣。诗也可以用散文来表达,不过在诗句的庄严美妙的外表之下,诗才显得更完美。心灵中的诗启发人的高尚情感、高尚行为以及高尚的著作。”他认为,“诗就是爱”。

  这篇序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和特点。雨果认为人类社会分为原初、古代和近代三个阶段;近代文学由于基督教的启示而体现了美与丑、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相对照的原则,它是浪漫主义的标志。第二部分论述对比原则在戏剧中的运用、戏剧反映现实的特点、戏剧的地方色彩、人物塑造等问题。第三部分论述戏剧的风格和语言。整篇序文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浪漫主义文艺理论。

  顺应当时欧洲民主思想的潮流,雨果在 《<克伦威尔>序》中提出了反古典主义的主张。他给浪漫主义重新下了定义,他指出:“浪漫主义,……它真正的意义是:文学的解放,新的人民,新的艺术。”他认为,浪漫主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在序言中,雨果回顾了文学发展的历史,宣称戏剧是当代生活中的主要体裁,而莎士比亚则是戏剧的顶峰——“戏剧之神”。他批评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认为地点、时间和动作的一致律中只应保存动作的一致律,因为它不与现实生活相抵触。而其余的两个一致是荒谬的。他反对模仿别人,他将“模仿”称之为“艺术的灾祸”;因而,他格外推崇自然和真实。

  雨果在序言中认为,为了接近现实生活,戏剧必须通过其本身将崇高伟大和滑稽可笑结合起来。因此,他特别重视对比和怪诞作品,认为这种作品采用达到幻想程度的夸张手法来描绘可怖可笑的事物。“滑稽丑怪是戏剧的一种最崇高的美”,丑美善恶相依相存,粗俗崇高相生相共。值得注意的是,雨果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他在此后其文学创作生涯中贯串始终的对比原则。伪古典主义是将滑稽丑怪排斥在文学之外的,而雨果则将它引入并赋予其崭新的美学意义。他指出:“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比,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他还突出强调了想象和夸张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在他日后的创作实践中,他将想象和夸张与其最重要的对比原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

  这是一篇真正的使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宣言。那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当雨果在诺蒂埃兵工厂向众多的文艺界人士和文学爱好者们宣读了这篇序言后,台下掌声雷动,浪漫主义的拥护者们给予了热烈的支持。

  《<克伦威尔>序》并非无懈可击;但在当时,它对反对保守的古典主义有着积极的影响,推动了进步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而且,了解这篇序文对我们认识雨果的文学创作是大有帮助的。从日后雨果的《欧那尼》、《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篇序言中的许多重要文学主张的具体而生动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雨果政治态度和观点的转变:他开始由保皇主义而走向赞同民主和进步。

  饶有讽刺意义的是,序言在当时及以后都获得了高度的肯定评价,但《克伦威尔》这部戏剧本身,却远没有产生足够的反响。这部剧本以英国十七世纪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克伦威尔拒绝国王王位的故事。由于剧本篇幅太长,人物众多,不适宜舞台演出,因而它从未上演过。

  《死囚末日记》

  1827年12月,《克伦威尔》及序言一起出版了。在书的扉页,雨果特意题词,将该剧本献给自己的父亲。雨果将军深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此时,国王决定让他官复原职,他重新当上了将军和伯爵。老雨果更加春风得意,心情格外舒畅。

  第二年一月的一天傍晚,维克多和妻子安黛尔去看望父亲。老雨果听着儿子讲述《<克伦威尔>序》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笑得非常开心。夜深了,他将儿子和媳妇送出大门。刚一转身,他就觉得头一沉,眼前一片黑暗。他栽倒了……待雨果闻讯赶回来时,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悲痛中的雨果回想起父亲过往给他留下的记忆。父亲一生征战,出生入死,从未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退却;他将强韧的个性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维克多将因此而受益于一生。但更重要的是,老将军还把人道主义的精神传给了雨果。父亲是行伍出身,但并非杀人成性,而是极力反对嗜血,反对任意残害人命。雨果不禁想起父亲曾经向家人讲述过的故事。

  那一年,老雨果率法军驻扎在西班牙境内,同英葡联军交锋。联军很快败退了,投靠联军的一部分当地叛军仍然负隅顽抗。自战事以来,叛军一律被视与盗匪同样看待,捉住即枪毙;叛军也施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老雨果屡次告诫部下,勿杀俘虏;同时也将讯息传递给对方。但叛军却充耳不闻,有一次还枪杀了雨果将军手下的两个仆人作为回答。事后不久,老雨果抓住了一股叛军的首领。他不仅没有杀死那个首领,还给他医治创伤。首领的部下闻讯后,特致信表示感谢。这事传开以后,从此双方互相虐杀俘虏的事情就渐渐绝迹了。

  父亲的这段亲身经历,深深地印在维克多·雨果的脑海里。同时,它也将爱惜人生,反对任意残杀生命的观点,牢牢地植根在雨果的心灵中。

  这年深秋的一天下午,雨果来到市政府广场。他看见一群人正聚集在那个漆着血红颜色的巨大断头台周围。原来,当天晚上有人被处死刑,刽子手正在进行演练;只见他一边给刀槽里加油,一边同看热闹的人闲聊。看到这情景,雨果感慨万端:又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要做刀下之鬼了,此时此刻,那个死囚犯在想些什么呢?

  回到家中,雨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以前目睹的多次断头台行刑的经历。最早的一次是在1820年,那时雨果刚满十八岁,他在路上遇见一个杀人犯正被送往断头台。他痛恨这个杀人凶手;但眼看着这个杀人犯又被人活生生地拉去杀死,他又觉得此人怪可怜的。他认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并非良策。当时他就萌发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反对断头台。

  另一次是在1925年夏末,一个朋友拉着他去市政大厅前面的格莱夫广场观看行刑。死刑犯名叫约翰·马尔丁,他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送犯人的囚车到了,犯人面向车尾,身后站着刽子手和助手。犯人头上蒙着黑布,身着白衬衣和灰布裤子。牧师同他说话,让他吻一个耶稣十字架。接着,犯人下车了,在助手的拖拽下,走上断头台。牧师上去了;书记官也跟上去了,他高声宣读判决书。刽子手除下犯人头上的黑布,露出一个惶恐万状的年轻面孔;刽子手将犯人的右手用铁链固定在木桩上,然后高高举起斧子……雨果不忍再看,把头扭开了。

  后来,他又遇见过两次断头台行刑的情景。那最后一次被处死的是两个人。这两个犯人受刑前的态度绝然不同。一个脸色苍白,神气沮丧,浑身颤抖;另一个却气宇轩昂,抬头挺胸,毫无惧色。……“当”、“当”,时钟敲响十二点了。雨果这才回到现实中来。他决定,要亲自到监狱去,去亲眼观看,并体验死囚犯的全部心理感情。

  雨果去了彼塞特监狱。一次,再次,三次……多次的采访,使他对狱中的囚犯生活以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心灵情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决定写一部关于一个劳役犯的生活的长篇小说。

  三个星期后,这部小说写完了。它被取名为《死囚末日记》。为了显得真实可信,小说采用日记体,不加署名发表。作者有意让书中主角保持绝对非人称形式,使读者不会将其与其他任何罪犯相联系,而看作所有罪犯的代表。这部小说于1829年2月出版。

  《死囚末日记》共四十九节。第一节概述囚犯等待判刑前的痛苦。第二节描述了法庭审判的情景,囚犯经三天审讯后被判处死刑,关入死牢。第三至第十七节,记述死囚在等候上诉回音的六周间的日益增长的恐怖情绪。第十八至四十九节,描写死囚被行刑前的经历和感受。小说展示了一个死囚在行刑前的恐怖心灵历程。作者试图通过对囚犯内心痛苦的生动描绘,突出其反对死刑的主题。

  雨果的这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具有拓荒性的意义。后来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作品比雨果的这部作品更为成功和深刻,但他是最早把注意力投向那被人遗忘的社会黑暗角落的作家,是他将人道主义的思想用生动的文学形式鲜明地表现出来。

  朋友们都为雨果的成功高兴。这部作品也受到了俄国文学家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赞扬。但它也受到了保皇派的咒骂。拥护君主制的《日报》咬牙切齿地写道:“我们永远不能宽恕他那执意玷污人类灵魂,破坏整个民族安定的企图……让我们摆脱这种赤裸裸的真理吧。”

  荣辱毁誉总是相伴相生的。雨果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五年以后,雨果发表了一篇类似主题的短篇小说《克洛德·格》。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穷愁潦倒的善良工人偷了一次东西,被判处五年徒刑,在狱中受到狱吏的虐待而被逼杀人,最后被判处死刑。小说揭示了人物悲剧的发生根源,对当代社会不公正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在《死囚末日记》出版前的一月份,雨果出版了诗集《东方集》。这部诗集中的作品摆脱了古典主义的束缚,具有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情调。诗歌中出现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解放斗争的讴歌。其中一首《被占领的城市》谴责了专制王权的暴虐统治:

  王呵,火焰谨奉王命熊熊燃起,吞没一切,它咆哮如雷,窒息了你的人民的呼喊;

  ……

  那有千只胳膊的凶手象巨人矗立,那被火焰拥抱的宫殿正在化为坟场

  父老、妻女、夫妇,全在它的利刃下倒落;

  群鸦环绕着这个城市号啼不停。

  少女的心怦怦跳动,作母亲的浑身发抖!

  王呵,她们在哭泣她们那凋谢的青春;

  暴戾的战马把她们还未断气的尸体,给了打击和强吻的蹂躏,拖到帐篷的外边!

  所有的幼小孩童被践踏在铺路石板下面,还在喘息;铁蹄浸润在他们的血泊里

  ……

  与作者的第一部诗集相比,雨果的思想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其诗歌形式的变化。那铿锵有力的语言,那和谐一体的诗韵诗节,令人惊赞不已。且让我们引述那首超越时空的《消魂》结束这一小节:

  一天夜里我独立旷野:

  天上无云,海上无帆,我的目光越过了万水千山。

  高山、森林乃至整个大自然

  仿佛随同我向灿烂的群星,向汹涌的海洋一起叩问上苍。

  金灿灿的星辰无穷无尽,时而静寂,时而大声,在永恒的和谐中,垂下了它那辉煌的王冠,蓝色的海浪骄傲地掠过,落下了多沫的波峰——它们一齐反复说:

  它,全能的造物主,就是一切!

  《欧那尼》之战

  1829年2月,法国作家大仲马的浪漫主义戏剧《亨利三世》在巴黎的剧院里举行首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帷幕降下后,雨果走上前去表示祝贺。他紧紧地握着大仲马的手,充满自信地说:“下一回该轮到我了。”

  三个星期后,他写出了剧本《玛丽蓉·德·洛尔美》。剧本梗概是:美丽的玛丽蓉爱上了勇敢的平民狄杰。玛丽蓉没有告诉狄杰自己的高等艺妓身分;狄杰将玛丽蓉看作纯洁和美德的典范。一次,狄杰在同侯爵决斗后,为逃避当局的追捕,带着玛丽蓉躲到了一群喜剧演员之中,这才知道了玛丽蓉的真实身份。他的理想破灭了。狄杰万念俱灰,主动向当局投案自首。绝望的玛丽蓉去向国王求情,狄杰的对手也请求国王开恩。路易十三同意了;但旋即又撤销赦令,用断头台代替了绞架。狄杰被绑缚刑场,他至死也没有宽恕玛丽蓉。

  剧本打破了传统的“三一律”,获得了浪漫主义拥护者们的一致好评。好几个剧院的经理争着要上演这个剧本。但内务部以该剧攻击在位国王及诽谤国王先祖为理由,禁止《玛丽蓉》的上演。查理十世为了安抚雨果,答应再给他两千法郎的年薪。但雨果愤怒地拒绝了。

  雨果不愿轻易放弃阵地,他要与古典派继续战斗。他立即着手写作一部以十六世纪西班牙为背景的戏剧《欧那尼》。不到一个月,剧本完成了。剧本大概内容是,贵族子弟欧那尼一心要刺杀卡洛斯国王,因为是他的父亲下令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欧那尼与公爵的侄女唐娜·莎尔相爱;但国王却将唐娜许配给年老的公爵,他自己也觊觎着唐娜的美色。后来,欧那尼与公爵合谋刺杀国王,结果反被国王悉数活捉。此时卡洛斯当选为日耳曼帝国的皇帝,他宽恕了谋叛者,恩准欧那尼与唐娜完婚。新婚之夜,公爵前来索命,欧那尼和唐娜双双自杀身亡,公爵也同归于尽。

  这个戏剧彻底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情节在同一时间地点进行的规定,同时它也跨越了古典主义戏剧规定的悲、喜剧绝然分开的界限,将悲、喜剧的成分表现在同一个剧里。它还是作者在《<克伦威尔>序》中阐述的文艺原则(如对照原则)的一次成功运用。

  此戏剧还未在剧院上演,人们就已预感到风暴将要来临。在排演过程中,保守势力不断派人前来寻衅滋事,他们还在报刊上开展舆论攻势,进行围剿;政府的检查机关也处处予以刁难。因此,雨果和他的那些浪漫主义运动的拥戴者们,在演出之前,也积极准备,到处联络人马,要同对手较量一番。

  1830年2月25日,《欧那尼》在法兰西剧院举行首场演出。在开演之前,雨果早早地来到了演出大厅,迎接他的支持者们入场。为了挫败反对者的阴谋,他们必须提早入场,以抢占有利地形。演出是在晚上七时开始,拉拉队按照剧院的规定从下午三时起就入场了。只见一群群青年鱼贯而入。他们穿得怪模怪样,其中大都留着长发、络腮胡子,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有工作服,有西班牙外套,有罗伯斯比尔式背心,有亨利三世式帽子,而独不见时装;尤其以青年诗人、画家泰奥菲勒·戈蒂埃的大红缎背心和垂到腰下的一头浓发最引人注目。古典派的拥护者也不甘寂寞,他们从各处搜罗来垃圾,然后自屋顶上向下面的人群倾倒,巴尔扎克的头上也挨了一个白菜根儿的袭击。

  快要开幕了,楼顶上忽然撒下来无数的小白纸片,在空中纷纷扬扬,飞向包厢、月楼、音乐台,粘住在观众的衣服上、鼻子上、女宾的头发上,滑进女人的上衣。全场的人都站起来,扑衣服,抖头发。究竟这是谁干的?是反对派,还是一个恶作剧爱好者,人们始终没有查出来。不过,以后每逢雨果的戏剧上演,都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第一幕开启了。演员刚刚说出第一句台词,月楼和音乐台上即发出哄堂大笑声。当读到第二句时,台下的笑声更厉害了。从第二幕开始,就有人起哄了,并且到处出现了嘘声。青年支持者们毫不气馁,随即进行了反击。每当反对者们发出嘲笑声时,青年们即以大声喝彩予以回应。反对者的嘘声和尖利的笑声更厉害了,但旋即被更强烈的喝彩声所压倒。就这样,每当古典派想表示不满时,便有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声势将他们镇住。那一晚的演出算是成功地结束了。

  第二天,报刊上出现了大量嘲笑《欧那尼》的文章,尤其是那些身着奇装异服的青年人,成为保守文人抨击的主要对象。当天晚上的第二场演出,较之前晚要激烈得多。

  第三晚的演出最为艰苦,因为剧院不能再提供特别的权利,雨果只能分得几张戏票。那时的演出都有专门的鼓掌班,但是习惯于古典派的鼓掌班对这个剧本并不热心。剧院经理只好以私人名义拿了一百张票送给作者。因此,从这一晚起,台下的斗争就要在一百名雨果的支持者与一千五百名传统观众对垒的条件下进行了。

  果然,拥护古典主义戏剧的观众们使尽了各种解数。嘘或笑,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只要演员一开口,他们就发出嘲讽的、奚落的、尖刻的笑声。有的故意拿出报纸当众阅读;有的背转身子表示鄙夷;有的把包厢门踢得山响,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还有些人发出喧嚣的叫声,存心让别的观众听不见,台上的演员没法表演。那一百个勇士也不甘示弱,他们跺着脚,敲着椅子,狂声吼叫,痛骂打嘘发笑的人。

  就是这样,《欧那尼》连续演出了四十五场,场场爆满,场场出现两派激烈的较量。只到剧中女主角告假,方才停止演出。但八年以后,当《欧那尼》重上舞台时,全场只闻掌声和喝彩声,再也听不到那四处冒起的嘘声和尖笑声了。

  《欧那尼》的支持者远远不限于巴黎市区。在图卢兹,一个青年为了捍卫该剧的荣誉而和别人决斗;在力摩日,一位龙骑兵大尉临死时留下遗嘱,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题词:“维克多·雨果的忠实信徒葬于此墓。”

  《欧那尼》的成功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的戏剧战胜了古典主义戏剧,浪漫主义从此在巴黎舞台上占据了主宰地位。在法国文学史上,它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巴黎圣母院》

  1831年1月14日,雨果写完了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最后一行字。

  记得五个多月前,在出版商的一再催促下,雨果下决心摆脱其他种种事务,专心将这部小说完成。据雨果夫人回忆,他买了一瓶墨水和一身灰色毛线衬衣,将全身从头到脚严严包住。他把衣服锁在箱子里,免受出门的诱惑,一心钻进小说里,象钻入监狱一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从不离开书桌一步。

  现在,望着那滴墨不剩的墨水瓶,他伸展腰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为了这部小说,他已准备了三年时间。他读过许多历史著作、编年史、目录索引和文献资料,研究了路易十一时代的巴黎,考察过当时的古老建筑遗迹。他自己知道,这部书不是历史研究,主要想借机写一写十五世纪的风俗民情、宗教法律、艺术文化……而这也不是小说中的重要部分。“如果此书有何优美之处,在于它是想象、奇异和幻觉的结合。”

  《巴黎圣母院》共十一卷。上册六卷,下册五卷。

  故事发生在1842年的巴黎,正值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统治的末期。狂热的人群聚集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欢度宗教节日:愚人节和主显节。这时出现了一场骚动,有人在叫:“爱斯梅哈达来了!”于是,所有人们的眼光都转向了广场中心。在焰火旁,一个美丽的吉普赛女郎正在翩翩起舞,她就是那个万人瞩目的爱斯梅哈达——一个带着一头会耍杂技的小羊在巴黎街头卖艺为生的姑娘。

  夜深了,爱斯梅哈达带着小羊走了,好奇的诗人甘果尔暗暗跟随着她。在偏僻的路角,姑娘突然被人抢走,诗人大喊救命。正在这时,皇家卫队长弗比斯率众弓箭手赶到,将抢人的加西莫多抓获,爱斯梅哈达从此爱上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军官。

  诗人甘果瓦在慌不择路中不幸误入乞丐王国。按照这里的“法律”,对闯进来的“上等人”,要象政府绞死流浪人那样将他绞死,除非有一个乞丐王国的女人愿意嫁给他。就在他即将被杀死时,纯洁善良而又勇敢泼辣的爱斯梅哈达挺身而出,表示愿与他结婚,以四年为期,虽然她并不爱他。

  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知识渊博,与国王颇有交情。他收养了残废丑陋的弃儿加西莫多,后者对他忠心耿耿,并作了圣母院的敲钟人。克洛德无法抑制自己对爱斯梅哈达的欲望——正是在他的指使下,加西莫多抢走了吉普赛姑娘。

  加西莫多被判处绑到格雷勿广场的绞台轮盘上接受鞭挞。烈日暴晒,伤口流血,他发出痛苦的呼号,请求路人给他水喝。他得到的只是路人的咒骂和嘲笑;克洛德假装不认识似地躲开了。这时候,爱斯梅哈达来了,她把盛着水的葫芦送到他的嘴边。代人受过的加西莫多有生以来第一次哭了。

  克洛德每天从圣母院的钟楼顶端窥视着爱斯梅哈达的行踪;他无法得到她的爱,便想毁灭姑娘的爱。在爱斯梅哈达与弗比斯幽会时,他刺伤了弗比斯,并嫁祸于姑娘。爱斯梅哈达因此被判处死刑。

  执刑这一天,克洛德借着听犯人忏悔的机会,告诉姑娘说,只要答应爱他就可把她救下来,爱斯梅哈达拒绝了。她依旧对她的心上人忠贞不二。但当她看到弗比斯目无表情地掉转身子,挽着一个贵族小姐的胳臂走开时,她的心碎了。就在刽子手即将行刑的那一刻,敲钟人自天而降,将爱斯梅哈达救了出来,安置在不受法律管辖的“圣地”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

  加西莫多对姑娘无限爱慕,体贴入微。他对她说:“我使你害怕。我很丑,不是吗?决不要向我看,只听我讲话好了。……你是一道阳光,一颗露珠,一只鸟儿的歌声!——我,我是可怕的东西,不象人,不象兽,不知是一种什么比岩石还坚硬、皱缩和难看的东西。”他尽一切努力要让爱斯梅哈达高兴。当他知道姑娘思念弗比斯时,他设法通知弗比斯前来见面;当他的恩主克洛德发现姑娘后企图施以强暴时,他坚决给以阻止。

  国会将吉普赛女郎视为女巫,国王决定要在三天后将她绞死。法院准备闯入圣母院实施逮捕;闻讯前来保护爱斯梅哈达的乞丐王国的流浪者和穷人开始攻打圣母院,希望救出姑娘。混战中,克洛德将姑娘劫出圣母院,并向姑娘求爱,但被拒绝了。恼羞成怒的克洛德将姑娘交给因失去女儿而疯狂了的女修士居第尔。居第尔正要害死姑娘,突然发现她就是自己在十六年前被吉普赛人偷走了的女儿,她赶紧将女儿藏起来。克洛德指使官兵将爱斯梅哈达抢走了,并在圣母院的钟楼上看着她被绞死。正当他露出魔鬼般的狰狞笑容时,无比悲痛的加西莫多愤怒地将他推下钟楼,他掉进深渊中淹没了。傍晚,加西莫多也失踪了。

  十八个月以后,人们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女尸身上带有珠链,颈上挂着袋子,那是爱斯梅哈达;男尸肢体畸形,驼背瘸腿,紧紧抱着女尸,显然这是敲钟人加西莫多。

  这是雨果按浪漫主义原则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它成功地运用了对照原则,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爱斯梅哈达是美和善的化身。她天真热情,纯洁美丽;她来自社会的底层,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但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纯真的心。无论是斯文的诗人甘果尔,还是丑陋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当他们处于困境中时,爱斯梅哈达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她对爱情无比坚贞,虽然寄托非人,但更足以衬托出她之洁白无暇;她不畏强暴,宁死也不愿屈服于克洛德的淫威。一个至善至美的女子就这样被毁灭了。通过爱斯梅哈达的命运,小说谴责了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和宗教势力的残暴。加西莫多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残废人。他受人戏弄,被人嘲笑,只有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敲钟的事业之中,并倾听到那洪亮浑雄的声音时,他才体味到自身的生命意义。他忠贞善良,同时亦富于正义感,有着一颗向善的心灵。他自己非常丑陋,但却崇敬美丽,甘愿为美牺牲一切。作者在加西莫多身上,表现了正义、爱情、善良的美德,如何战胜和改变了邪恶、丑陋,从而在丑恶的形体上,升腾起美的灵魂。

  克洛德既是教会邪恶势力的化身,也是宗教桎梏下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具有复杂个性的人物。他将弃儿加西莫多收留并抚养长大;但为了占有一个美丽的姑娘竟不惜一切卑劣手段。他那内在的人类天性如渴望爱情、崇尚美丽、向往人生,在禁欲主义的宗教教条的禁锢压抑下扭曲变形,以致使他成为毁灭人间美善理想的恶魔。雨果对人类的观察是深刻的。通过克洛德的悲剧下场,他不仅活画出一个宗教变态迫害狂的丑恶嘴脸,同时更揭露了宗教的反人性性质。

  小说也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法律及其最高代表国王。法律只不过是神权和世俗政权结合的产物,用以维护宗教和政权统治的工具;而表面勤奋简朴的路易十一国王,当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时,立即发出了“把平民斩尽杀绝,把女巫绞死”的残酷命令。

  奇特的想象,浪漫的夸张,充沛的激情,强烈的对比,浓墨重彩的笔调,绚丽多姿的背景描写,这一切都使这部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效果。而建基于现代认知的历史及人性的描写,更使小说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美学价值。

  小说《巴黎圣母院》如同那古代建筑术的奇迹——巴黎圣母院一样,巍峨壮观、高耸入云。

  为共和国而战“明天属于人民”

  就在雨果撰写《巴黎圣母院》之前,轰轰烈烈的“七月革命”爆发了。

  1830年7月26日,政府机关报《通报》上刊登了违宪的敕令和政府法令。敕令规定,政府要加强书刊检查;解散下议院并在今后限制其活动;废除选举法;仅仅保留贵族土地所有者的选举权。

  法国政府首相颁布的这些敕令,显然是旨在巩固王权,维护反动统治,是压制民主与自由的强力措施。在公布的当天,即受到巴黎人民的激烈反对。人们走向街头,并发出阵阵高呼声:“自由万岁!打倒波旁王朝!”

  7月29日,杜伊勒里宫的上空升起了三色旗。波旁王朝推翻了,贵族金融寡头专政的七月王朝建立了。银行家拉菲特和拉法埃特将车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王室后裔的亲王奥尔良公爵被尊为国王,称路易——菲力浦第一。

  雨果穿上了国民自卫军的军服,并准备去服役。对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他是举双手欢迎和赞成的。他认为,目前共和国暂不成熟,因此君主立宪政体应该成为通向未来的过渡阶段:“今天是国王统治,明天便属于人民。”

  8月10日,他写了一首讴歌七月革命的颂诗。在诗中,他满腔热情地写道:

  啊,多么辽远广阔的未来!

  法国人!青年们!朋友们!

  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把我们,引向美好、正义、和平的时代。

  我们前面说过,由于儿时母亲的影响,青年雨果曾经是一个热烈的王权主义者。随着他对现实社会认识的日益真切和深刻,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还是在1821年12月,那时雨果刚刚十九岁,法国西部酝酿一次反对君主制的起义。因起义计划泄露,当局决定逮捕雨果中学时代的同学爱德华·德龙并要将其判处死刑。雨果事先得知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德龙的母亲,让德龙到他家避难。但他的这封信竟被官方私自拆开检查。幸亏德龙已经逃离法国,才免遭灭顶之灾。在这件事上,既反映了雨果对自由主义者的同情;同时,由于亲身体验了政府的卑鄙手段,也动摇了他的保皇主义信念。

  雨果并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有时他会入境随俗地接受当权者的统治;但他从未放弃他的人道主义观念和同情自由主义者的思想。1839年5月的一天,社会主义者巴贝斯和白龙季发动了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巴贝斯被捕,政府的部长们将他判处死刑。雨果是在剧院观看自己的戏剧上演时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二天清晨就要执行了,已经来不及上诉,也不能上诉了。雨果立即走入戏台后面,找来一张吸墨纸,挥笔写上下面的四句诗:

  看象鸽子一样飞去的你那天使的分上!

  看象芦苇一样幼弱的皇家赤子的分上!

  再一次请开天恩;为坟墓增光,开恩吧!

  为摇篮增光,开恩吧!

  写毕,他找来信使,要他立即将此信送给国王。第二天,雨果听说并没有执行死刑,这才松下了一口气。以人类最基本、最普通的情感去打动统治者,唤起对方的怜悯之心,从而达到拯救他人生命的目的,应当说这是成功的一例。雨果面对现实是这样处理的,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同样贯彻了这种道德济世的精神。他赞成七月革命,拥护推翻波旁王朝,正是因为痛切地感受到了封建统治压抑人性、草菅人命的恶弊。

  纷落的秋叶

  1831年秋天,雨果出版了《秋叶集》。这是一部抒情诗集。在迷茫的田野、萧疏的树林、清晨的露珠和残阳夕照的血红景色中,叙述了凄美的回忆。家庭、爱情、大自然,构成了这部诗集的主体。诗人把思绪的目光转向过去。他想起了他的童年以及他死去的亲人;母亲的慈爱,父亲的威武,幼时见到拿破仑的情景,都一一出现在他的笔下。他也以最温柔的笔触,写出了家庭的幸福和他对妻子的感情。譬如他在找出了早年他同安黛尔恋爱时的几封情书后写道:

  啊,青春时代的情书,真挚的爱情的激荡!

  往昔如痴如醉的情感在心田重又荡漾,我噙着泪花亲吻着一封封情书

  ……

  在这几行诗里,诗人抒发了对旧日那热烈真纯的爱情的眷恋和对美丽的青春岁月的回味;同时,也流露出了一种往日不再的惆怅和莫名的伤感。

  事实上,诗人的这种惆怅和伤感是有其来由的。虽然自从《欧那尼》上演大获成功以后,雨果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年收入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镑,他和妻子不用再过以前那种捉襟见肘的穷苦生活了,但他的家庭里也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

  妻子安黛尔常年忙于家务,颇感劳累;她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她害怕再怀孕,对丈夫的情欲也已疲于应付了。她有自己的才情和爱好,她能写作,也善绘画;可这一切在雨果的创作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相形失色,也因为丈夫对她近于自私的严厉管束而无法得到发挥。一个漂亮的女子有一个名声显赫的男人自然会获得某种满足;但一个生性好强、富有进取心的女子也会因此感到某种压抑。加上雨果对家庭日常开销有严格的规定,将钱财抓得很死,安黛尔觉得生活得太累了,颇不开心,因此与丈夫渐渐疏远开来。这时她与雨果的朋友圣勃夫认识了。她与他很谈得来。后者和蔼可亲,富有才情,也爱向安黛尔献殷勤。他对安黛尔总是彬彬有礼,陪着她谈天说地。在安黛尔面前,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常常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日子一久,安黛尔对圣勃夫产生了好感;而圣勃夫也狂热地爱上了朋友的妻子,而且后来他对雨果也没有掩饰这一点。

  圣勃夫是雨果那一时代法国文艺批评的代表人物。他写过诗歌,也发表过好几部长篇小说,但真正使他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坛占有一席重地并扬名后世的却是他的有关法国文学的评论文章和大量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批评论著。在他之前,法国还没有出现专门的文艺批评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文艺批评终于成为一门系统的艺术。作为划时代的文艺批评家,他的评论文章对当时的诗人、作家影响很大。他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并发挥了重大作用。雨果的《短曲与民谣集》增订本出版时,他所在的《地球报》编辑部派他去采访雨果。志趣的相投使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后来,每当雨果的作品出来时,圣勃夫的评论文章都给了他有力的支持,而圣勃夫的评论是极具权威性的。因此,在雨果通向成名并成为伟大文学家的道路上,圣勃夫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说圣勒夫起初在与安黛尔认识时,相当安分守己。他钦慕和敬佩雨果,同时也钦慕和敬佩朋友的美丽的妻子,但后来这种感情逐渐逸出了常轨。他长相丑陋,并患有隐疾,却又才华横溢;这种矛盾使他的心理产生某种变态。正如他喜爱通过对作者的心理分析来阐释作品和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来推断作家的性格,他也喜欢刺探别人家庭的隐秘、习惯和家务琐事,兴致勃勃地确定人们相互关系间最细微的特点。因此,要发现雨果夫人安黛尔的某种不安和孤寂情绪,这对他来说不是难事。许多感情上看来自然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往往有一方趁虚而入,这在圣勃夫身上应验了。他与雨果后来的分裂,也是因为后者无法再容忍之后发生的:因为评论家兼小说家的圣勃夫无法阻止住自己用笔来宣泄自己的欲望;而何况他在情场上屡屡失败,一片空白,与雨果夫人的恋情对他来说是毕生中最大的胜利,每思及此,他就欣喜若狂,他怎能不宣诸于口呢?

  不过在当时,评论家圣勃夫和作家雨果的关系尚未发展到决裂的地步。雨果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妻子对自己的感情淡漠和对评论家的热情,这使他心烦意乱。他期望着与圣勃夫保持友谊,同时也希望保全自己的家庭幸福。因此,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中,流露出淡淡的忧戚和哀伤。

  从 《秋叶集》开始的此后十年间,雨果相继发表了戏剧《国王自娱》、《吕克莱斯·波基亚》、《玛丽·都铎》、《安日洛》、《吕意·布拉斯》;诗集《黄昏歌集》、《心声集》、《光与影集》;小说《克洛德·格》以及杂文集《文学与哲学扎记》。这些作品,或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或者严肃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指出宗教自身内部的矛盾和现存司法制度的不合理性;或者直抒胸臆,表现个人的情感生活。不过,雨果显然还没从浪漫主义文学成就的巨大光环中走出来;更重大的文学成果,还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出现。

  进入法兰西学士院

  有人说,文学家是人类的良心和社会道德的裁判员,这话不无道理。对人类情感生活的关注,对社会现实的干预,是促成文学家创作的最大动力。他要在自己的笔下表达自己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感触,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一般说来,文学家往往是涉世颇深的。正因为他对现实生活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准确的把握能力,他才能发诸于心,诉诸于文字。他不能不参与现实,关注现实;他多半是积极的入世者。这是古往今来,反映现实、表现现实的作品之所以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由于他们实质上是积极入世的,所以他们不仅仅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索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往往也充满了进入现实生活之中,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现的热情。雨果在这一方面,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他对名誉地位,似乎也给予同样热切的关注。

  法兰西学士院是法国最高的文学艺术殿堂和学术权威机构。在人们看来,它集中了当代法国最优秀的人才,因此,一旦进入学士院,就能身价倍增,名利双收。雨果对现实是充满热情的。这种热情不仅仅表现在他对政治的关心和投入,他的文学作品永远与现实人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也表现在他对通常人们孜孜追求的一切的强烈兴趣。他早就瞄准了法兰西学土院——能够进入这里,在他看来,是最大的荣耀。于是,从1836年开始,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这件事情之中。他是把它作为一项事业来进行的。

  国家的最高学术名誉机构,往往也是藏污纳垢之地。经费是由政府提供的,自然也受到它的操纵和控制。它通常是思想陈旧保守的过时权威的大本营。一切不愿与政府合作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是难以进入法兰西学士院的。1832年,一位老院士去世了,于是空出了一个名额。雨果提出参加侯选。2月18日,选举结果出来了。一位不知名的喜剧作家被选上,雨果只得了两票。

  雨果虽然极度失望,但他并不气馁。他明白,一个有才情、有独立思想的艺术家在当代总是难以获得社会尤其是现存统治集团的承认。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成功。他不担心王室的反对,因为他与国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要说服那些已经成为权威的学术界的既得利益者,他相信时间以及他的作品所获得的巨大声誉是最好的证明。他的存在和他的申请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他们不能不正视现实。

  1841年1月17日,这是雨果第五次被提名为侯选人了——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在他进入学士院的那一天,他发表了演说。他赞颂国民议会,赞美拿破仑,赞颂君主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他称颂学院是“精神权力的主要中心之一”。他的发言使在场的院士们大为高兴,他们没有料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竟是这样通情达理,讨人喜欢。他获得了多数票的支持。

  索取是要付出代价的。雨果得到进入法兰西学士院的门票,他交予对方的是对七月王朝的妥协和认同。

  欲求是永无止境的。名誉是得到了,雨果为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向议会进军,获取政治权力。

  你有所欲,我亦有所求。对雨果这种具有巨大影响的诗人作家,统治者是十分欢迎的。任何一个政府,总是需要有那么一批社会文化名流来点缀自己,装饰自己。在雨果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四年后,法王路易·菲力浦任命雨果为上议院议员,封获法国贵族的伯爵爵位。雨果名利双收,终于晋身于权贵阶层。

  但是,人类的道德良心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收买的。雨果这只暂时迷途的羔羊,在人民革命的风暴中,终将挣脱世俗的桎梏,而走向争取自由的光明通途。

  站在人民一边

  在那次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演讲中,雨果曾说过如下一段话:“通过当代的进步而使未来的动荡不知不觉地平息,通过学校、工场和图书馆使风习变得温和,使群众得到修养,通过法律和教育逐步使人们树立美德——这便是每一个好的政府和每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应该给自己提出的重大目标。”

  或许,在雨果的这番话中,有他鉴于前几次的失败而不能不迎合享有投票权的院士们的苦衷;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作家的改良主义意愿。他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道德感化的途径,平息纷争,达到世界的安宁与和谐。因此,他毕生反对死刑,谴责战争和暴力,主张自由和平等。这些思想,如一条红线,贯串在他的全部作品之中。

  不过,1848年以后发生的事件,修正了他的上述想法。当现实逼使他在统治者的暴力和人民的暴力面前进行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

  1848年二月,巴黎爆发了革命。人民走向街头,七月王朝垮台了。

  雨果来到人群之中,他向人民宣布:“国王逊位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将任摄政女王!”

  他的前一句话获得了人们的热烈欢呼,但后一句话却遭到了愤怒的谴责。有人高喊:“绞死法国贵族!”

  雨果困惑了。在内心深处,他与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倡导仁爱,宣传人道主义,反对暴政和压迫,不就是基于对人民的同情以及改变现实世界中不平等状况的美好愿望么?人民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人民的好恶,也就是他的好恶。他怎么能与人民作对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第二天,雨果神色坚定地走进市政厅大楼。临时政府正在开会。政府首脑、著名的自由主义诗人拉马丁迎面走出来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大楼出来后,雨果向人民发表了演讲。他最后振臂高呼:“全世界的自由万岁!世界共和国万岁!”

  不久,他当选为立法议会委员。他在告选民书中宣称:有两个共和国,一个是恐怖的血腥的共和国,一个是没有阶级差别和地位差别的“文明的共和国”。他所向往的是后者。

  但现实生活中只有利益,没有理想。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把唤起人民热情的漂亮言辞抛弃一边。他们把完成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挤出了政权,而孜孜于追求自身的利益。

  人民愤怒了。他们再次走上街头,同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政府开始了枪对枪、刀对刀的斗争。

  雨果心急如焚,他从一个街垒走向另一个街垒,试图说服工人放下武器,与政府和解。他不愿看到流血和暴力,他希望全体法国人实现各阶级之间的和平。但劝解和调停是徒劳的;首先是统治者不愿作出妥协。共和国对起义的工人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在六月战斗的日子里,起义者占领了雨果居住的那个地区。一群衣衫褴褛的起义者闯入了雨果的住宅,当时家里空无一人。他们是来搜寻武器的。当人民被迫与政府进行对抗时,事前毫无准备的他们是无力与用他们的纳税钱财装备起来的政府武装相抗衡的。因此,他们只能求助于那种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便捷的方式——去民间强行敛集武器(历史上的哪一届政府在有可能危及其利益时,不是这样做的呢?)当他们发现那几支古老的火枪和贵重的大刀都是艺术品时,他们又把东西放回了原处。他们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默默地注视着屋子里的一切;然后返身走出,重新投入战斗。

  雨果后来记述这件事时,满怀敬意地写道:“当他们走了以后,房里空无一人的时候,才发现那些人的光脚什么东西也没践踏过,那些人的被火药熏黑了的手什么也没有碰。珍贵的东西一件也没丢,一张手稿也没有挪动过。”

  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国民议会中,赞成镇压六月起义的议员占了压倒多数。只有极少数议员表示反对,维克多·雨果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少数派,无法阻止镇压机器的运转;因此,他只能尽其所能,为被逮捕下狱的起义者辩护,设法努力减轻对他们的刑罚。他终于将其中一些人从死刑和流放中拯救出来。他在日记中倾诉心曲:“无论是叛乱,无论是特别戒严,也无论是国民议会的决议,都不能迫使我去干我认为不公平和不好的事。”

  此后,在国民议会中,他以合法斗争的形式,努力为自由和人道而鸣。当年8月1日,他在国民议会发表了争取出版自由和反对逮捕作家的长篇演说;9月2日,他发言反对政府宣布的戒严令,反对实行军事独裁;9月15日,他又发表了主张废除死刑的著名演说。

  但雨果毕竟不是职业政治家,他缺乏洞察力;他容易被政客的权术和花言巧语所迷惑。当那位貌似谦恭的亲王路易·波拿巴那年年底以总统侯选人的身份亲自前来他家专程进行拜访时,他被迷惑住了。他投了那位亲王一票。

  活着就是斗争

  活着就是斗争!只有那些人才算活着的人——

  他们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

  他们抱定美好的目标,沿着崎岖的险路攀登豪迈的顶峰,好象手中的火炬一样,给未来带去伟大的爱或神圣的劳动!

  这是雨果在1848年的最后一天的午夜写下的几行诗句。

  新上任的总统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路易·波拿巴与欧洲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上台不到半年,便应和教皇庇护九世的呼吁,派兵进攻罗马,推翻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而扶持教皇的权利。在国内,他更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当雨果发现了新总统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后,他旗帜鲜明地展开了斗争。他宣布退出“秩序党”;同议会内的保皇党人进行辩论;他反对通过废除普选法的议案;他反对将学校置于教会监督之下的所谓国民教育改革……

  雨果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活动。他开始酝酿撰写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他也写下了不少政治抒情诗歌。后来这些诗歌被收进了他的著名诗集《惩罚集》中,并于1853年出版。

  1850年8月18日,雨果来到进入弥留状态中的巴尔扎克的身边,同他的这位亲密朋友告别。

  雨果交友是甚为严格的,政治信念的同异往往成为他择友的标准。譬如,因为梅里美与路易·波拿巴过从甚密,雨果同这位过去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断绝了关系。但他从未与自称为君主主义者的巴尔扎克中断过交往。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他所宣称的政治观点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对这一点如何解释,只能留待思想界和文学评论界去争论了。但或许正因为此,成为政治态度亦相对摇摆的雨果与其保持终身友谊的因缘。早在雨果为 《欧那尼》而战的时候,巴尔扎克就是他的坚定支持者;而当巴尔扎克两度参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时,雨果也极尽全力,投票表示赞成。同雨果比起来,巴尔扎克的命运要不幸得多。他一生穷愁潦倒;他始终没有能进入学土院;而当他终于和苦恋已久的波兰伯爵夫人亨斯卡圆了爱情梦不久,竟一病不起。享年五十一岁。

  在将巴尔扎克的灵柩送往拉雪兹公墓安葬的路上,雨果亲自为自己的朋友执缨扶灵。在葬礼上,他代表生前友好致悼词。他语气深沉地说出了如下的话语:

  巴尔扎克是伟大的人物之中最杰出的一个,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中最优秀的一个……他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巨著,一部栩栩如生、意蕴深刻的煌煌巨著……这位卷帙浩繁而且不同凡响的巨著作者,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属于革命作家的强有力的行列。

  当雨果说出这番话时,他显然也将自己划入了革命作家的行列。是的,此时此刻,他的主战场是在议会的讲坛上。谁能说讲坛上的人类正义的捍卫者不是革命者呢?难道革命的唯一斗争方式就是暴力么?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治者永远不会对忤逆者讲仁慈。迫害很快开始了。雨果在国会里受到围攻。每当他在国民议会或立宪议会上发表演讲抨击现政府的各项内外政策时,台下的坐席里就发出了喧哗声和狂喊声;他的演讲动辄被保守的议员们打断;他的两个儿子也因为发表反对现政府政策的文章,而先后被反动当局关进了监狱……雨果不折不挠,仍然顽强地与保守派唇枪舌战地展开斗争。

  被迫流亡国外

  罪恶往往选择在黑暗之中进行。1851年12月1日深夜,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军队占领了国民议会,按名单逮捕了不少议员、将军和部长。次日早晨,人们发现巴黎贴满了路易·波拿巴的布告和告民众书。这位野心家终于原形毕露,他强行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宣布恢复普选法。

  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决定拿起武器,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的成果。人们在街头筑起了堡垒,准备与共和国的敌人决一死战。雨果积极参加了这一场斗争。

  12月3日,雨果来到巴士底广场,向军官和士兵发表演讲。他挥动着三色肩带,高声喊道:“士兵们,路易·波拿巴正在诱惑你们去犯罪!这个野心家正在扼杀共和国。你们要保护她!听着,那位穿将军服的罪犯!我的名字是维克多·雨果!”

  接着,他冒着枪林弹雨,奔走于各街垒之间,鼓舞起义者的战斗士气。枪声响了,议员巴当倒下了。雨果没有回头,他继续动员人民起来反抗。

  12月4日早晨,抗暴委员会收到了亚历山大·仲马的一封急简。上面写道;“当局命令,抓住或打死雨果者可得赏金二万五千法郎。火速通知雨果,迅速转移,千万不要上街!”

  这天上午,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巴黎处于死一般的沉寂之中。这是一种不祥的沉寂,人们从空气中嗅到了血腥的气味。

  午后,有人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镇压开始的信号。紧接着,大屠杀发生了。荷枪实弹的军队,疯狂地向街垒冲去。他们不仅杀死抵抗的起义者,还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开枪……四百多名起义战士和平民倒下了,巴黎沉浸在一片血泊之中。那天深夜,三百二十名被俘的起义战士被押往马尔索野地,在那里惨遭枪杀,无一幸免。

  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反动派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左派领袖雨果有生命之虞。

  12月11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雨果化装成一个印刷工人的模样,乘火车离开了巴黎。到达比利时边境时,海关人员打开他的护照,只见上面写着:

  朗万,印刷排字工,年龄48岁,身高一米七零。头发:灰白色。眉毛:栗色。眼睛:栗色。胡须:灰白色。下巴:圆形。脸庞:椭圆形。

  海关人员挥挥手,他从容地过去了。自此,维克多·雨果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

  流亡者的生活

  雨果到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立即开始动笔撰写《一件罪行的始末》。他要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罪行。他住在一个极其简陋的房间里——一张书桌,一张小铁床,两把椅子,这就是房间中的全部陈设了。但是,他的内心却极其充实,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充满写作的冲动,强烈的责任感催促着他将真相告诉世界各国的人民。

  波拿巴没有抓住雨果,很是恼怒。1852年1月9日,他正式签署法令,宣布将雨果驱逐出境。愤怒的作家也立即写下了一本小册子,以回敬对方。8月5日,这本名叫《小波拿巴》的小书发表了。它立即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迅速在流亡者中流传开来。为了将它带回国内,让其发挥更大作用,这本书被用薄型书写纸印出。人们将它藏在皮箱或衣袋的夹层里,甚至塞在拿破仑三世塑像的肚子里,秘密带入法国。作家手中的笔,今天正式成了投向刽子手的匕首和炸弹。

  此时,尤丽叶已经在他的身边。在巴黎血腥的日子里,正是在尤丽叶的精心照料和掩护下,雨果才得以避过追缉者的耳目,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时光。后来,她又陪同他一起逃亡国外,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住下来。现在雨果担心的是仍然留在法国的妻子安黛尔和他们的儿女们的安全。他知道,在他的那本谴责波拿巴的小册子发表后,反动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家人;因此,他将全家一起迁往大西洋中的英属泽西岛。

  流亡者的生活是艰苦的。没有社交,没有娱乐。每天清晨,家人还在睡梦之中,雨果已经在挥笔写作了。上午十一点钟进早餐。早餐以后,雨果便带着尤丽叶或者他的儿子夏尔出去散步。他还练习骑马。此外,不论酷暑寒冬,天睛下雨,他总坚持下海游泳。

  相比起泽西岛上的其他三百多名流亡者,雨果的手头是阔绰的。他经常对他们给予接济;并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彼此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流亡者并非都是共和党人,其中也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有一次,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叫尤贝尔的人向流亡者求援。他一上岸,就向人们声称自己忠于共和国,对拿破仑破口大骂。他告诉大家,正是因为逃避法国当局的迫害,他才来到了这个小岛。流亡者们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他们给他提供了帮助,每周从互助储蓄会中提取七法郎支持他的生活。事后人们发现,他竟是法国警察当局派来的密探!

  1855年10月27日,英属泽西岛当局正式向雨果下达了逐客令。原来,自从他这个法国的流亡者来到小岛后,这里就不断传出控诉暴君和刽子手的声音。雨果曾致信英国国务活动家帕麦斯顿勋爵,抗议邻近的英属格恩济岛执行的死刑制度;他还不断发表演说,谴责各国的暴君和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英法结盟反对沙俄。英国女皇维多利亚与拿破仑第三你来我往地相互拜访,岛上的流亡者们对此发表文章进行讽刺和揭露。这一次,英属泽西岛当局再也不能容忍了。

  雨果被迫迁往格恩济岛。这是一个古老的流放地,比泽西岛更小、更陡峭。雨果全家住在靠近悬崖顶端的一座三层木楼里。在这里,他保持了在泽西岛时的生活习惯。他经常沿着海岸散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走访当地的渔民,同他们交谈,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岛上的历史。更多的时间里,他在埋头写作。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修改诗集《静观集》的校样;写作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撰写史诗性的《历代传说》;与各国的革命者如赫尔岑等相互通信,相互声援;一如既往地对各国的暴政和死刑加以谴责……

  例如,在1859年,他曾发表《告美利坚合众国书》,要求释放为反抗奴隶制度而被判处绞刑的白人约翰·布朗。1861年,他致信给布特列上尉,谴责英法联军洗劫焚毁中国的圆明园。1866年,他撰文祝贺西班牙共和国成立。1867年,他号召西班牙将自由归还古巴,反对殖民地制度。1869年,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大会洛桑会议名誉主席。

  此时,拿破仑第三在国内早已站稳了脚跟。因此,他搔首弄姿,故作姿态,在1859年颁发了对流亡者包括对维克多·雨果的特赦令。许多流亡者都归国了。雨果非常想念祖国,想念留在祖国的老朋友们。但他不能回去。此时回国就意味着与帝国的妥协与和解。他不想这样做。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他承认:“责任不允许我回国。我感到很痛苦,但我这一行动是正确的。”

  1859年8月18日,英国和比利时的各大报纸上分别刊载了雨果的一则声明:

  在法国目前的情况下,我的责任就是毫无保留,不屈不挠,自始自终地表示抗议。

  我忠于在良心面前承担的责任,我要在有自由的流亡生活中坚持到底。直到法国恢复自由的时候,我才返回。

  维克多·雨果

  大笔如椽

  《悲惨世界》(上)

  自从踏入文坛以来,雨果就一直希望写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社会小说。当他酝酿着撰写《死囚末日记》而去监狱观察和体验囚犯生活的时候;当他经过巴士底广场前面的绞刑柱的时候;当他看见横蛮无理的警察粗暴地追打着街头的妓女的时候;当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时,他在街头目睹起义者英勇地抗击政府军队,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信念的时候;当他从报刊杂志和各种资料中读到一个个令人泣下的故事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就不断萦绕着这个念头了。1840年前,他就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了如下的写作提纲:

  一个圣徒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小姑娘的故事……

  他给这部小说取名为《不幸的人们》。

  1845年,雨果开始撰写这部作品。他曾亲自到巴黎的贫民区和旦尔市的贫民窟进行采访;他还曾在国民议会上发表过《论贫困》的演说。到1848年时,他已写出了其中的若干章节,当时他给这部小说定的名字是《让·特莱让》。后来,由于他投身于革命的斗争之中,无暇顾及此事,这部作品的写作暂时中辍。直到1860年4月26日,那是在他拒绝了拿破仑第三的特赦令而决定继续其国外流亡生活后不久,他打开了他的那只藏有珍贵手稿的铁皮箱子,准备重新开始写作。

  说起这口铁皮箱子,它与它的主人一样也是几经劫难。在雨果被当局从泽西岛驱逐而迁至格恩济岛时,在搬迁途中,这只装有《沉思集》、《撒旦的末日》、《上帝》、《街头与森林之歌》以及《悲惨世界》等手稿和札记资料的箱子险些掉入大海之中。在这之前,当雨果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被迫乔装打扮,逃离巴黎时,紧随着他的尤丽叶将这口箱子时时贴在身边,一直将它带到布鲁塞尔……

  经历过许许多多磨难的雨果,如今他的写作审视点已不再停留在 1848年的时代了。他不仅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要将自己的所思所历写进他的这部人生大书之中。在提笔之时,他已预见到了这部书的成功。这天,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从整体上理解呈现在我想象中的这部作品,为了统一十二年前所写的各章和我预定要描写的主题,我用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而且,一切都应当搞得坚实严整,应当 ‘把目标预先研究清楚’。今天我重新开始了(我希望它不要再被中断)1848年2月21日中断的笔耕。”

  为了完成这部书,雨果离齐格恩济岛,前往比利时,来到拿破仑遭受灭顶之灾的滑铁卢战场附近的圣约翰山,在此埋头写作了六个星期,终于写完了最后一页。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满怀喜悦地写道:“今天,1861年6月30日早晨8时30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我的窗扉上,我写完了《悲惨世界》。”

  小说第一卷于1862年4月3日出版。它立即获得了法国人民的喜爱,《悲惨世界》的声名不胫而走;出售该书的书店门口出现了排队的长龙;报刊上出现了大量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出版商付给了雨果三十万法郎以购买此书的十二年版权。这是雨果有生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巨款。不过,附带一提的是,那位年轻的出版商从1862年到1868年的短短六年间,净获纯利五十一万七千法郎。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真实的生活基础或以真人真事作为写作模特。

  类似小说中的狄涅城的米里哀主教,雨果认识一个名叫米奥里斯主教的圣徒。米奥里斯身边的人跟雨果讲过一个有关主教和一个苦役犯的故事。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兰的穷人,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处五年苦役。当他刑满释放,回到故乡后,由于带着黄色的身份证,竟没有一家旅馆愿意收留他。在他走投无路之际,他走进了主教的家,受到主教的热情款待。主教还带他去见自己的兄弟米奥里斯将军,请他的弟弟给安置一个工作,后来将军让他留下作了勤务员。

  小说中的第三个人物芳汀也有所本。一个严冬的雪夜,雨果参加一个宴会后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街角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寒伦,在刺骨的寒风下浑身发抖,却嗲声嗲气地招呼着过往的行人——这是一个妓女。此时,一个穿着时髦的纨绔子弟悄悄溜到她的身后,将一个雪团塞进她的衣领里。她尖声喊叫着,奋力反抗着,与那个家伙扭打在一起。警察赶来了,那个纨绔子弟闻声而逃,警察不由分说,却把受害的女人抓了起来。她挣扎着为自己辩解:“放开我!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呀!”但警察毫不理会,一边将她往警察局拖,一边凶狠地说:“快走!你得坐六个月的牢。”雨果默默地跟着他们走进警察局,他看到那女人一进去,就跪在警察局长的脚下,一边抽泣着分辩,一边用手揪自己的头发。雨果再也忍不住了,他将自己所见到的事实真相告诉了警察局长,最后说道:“你们应当抓的是那个男人,而不是这位姑娘。”那位可怜的女人抬起头来,感激地连连说道:“这位先生的心肠真好!真好!”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有着作家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马吕斯是雨果青少年时代的肖像。马吕斯和珂赛特一起在卢森堡公园散步,正象当年雨果和安黛尔在费扬提诺修道院的花园里一样。只因风儿将珂赛特的衣裙掀起,露出了白晰的膝盖,马吕斯竟有三天对珂赛特不睬不理,这正是雨果与安黛尔之间发生的事情。马吕斯的父亲彭眉胥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年老赋闲后常常在自己的花园里侍弄花木,他很象雨果自己的父亲——那位郁郁不得志的雨果将军。1832年他所见到的巴黎无产阶级反对七月王朝的巷战场面也进入了他的小说;滑铁卢战役,保皇党人的议论……那一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政治事件,几乎都写进了他的这部煌煌巨著之中。

  《悲惨世界》(中)

  雨果一生关心政治,投入政治斗争之中。但他过于天真纯朴,不谙政坛的翻云覆雨、尔诈我虞,不懂政客狡诈阴险、玩弄权术的阴谋手段。因此,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节节败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当他用笔参与现实斗争,干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为人类正义、自由和进步而斗争的最佳位置和最有效手段。《欧那尼》是这样,《巴黎圣母院》是这样, 《死囚末日记》还是这样;而《悲惨世界》更是这样。

  《悲惨世界》序言起首第一句声称:“这是一部宗教性的著作。”如果从宗教的终极性意义上来理解,这正是该书能够得到普天下读者的厚爱、并在法国以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能流传后世百年不衰的原因所在。正如作者自己所预言的: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文学就是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服务,创作就是要干预现实生活。雨果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谈到创作本书的目的,他在给拉马丁的信中写道:

  如果说作一个激进者意味着为理想服务的话,那么我便是激进派……是的,允许贫苦存在的社会,允许地狱存在的宗教,允许战争存在的人类,在我看来是低劣的社会,低劣的人类和低劣的宗教,而我却是要追求崇高的社会,崇高的人类,崇高的宗教,即没有君主政体的崇高的社会,没有边界的崇高的人类,没有手写的教义的崇高的宗教。是的,我要和以谎言作为交易的神甫,以及践踏正义的法官做斗争……是的,只要一个人可以抱有希望,我便希望消灭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恶运;我要痛斥奴隶制,我要消除贫困,根绝愚昧,我要治疗疾病,我要驱散黑暗,我要憎恶仇恨。这便是我的信念,这正是我要写 《悲惨世界》的原因之所在。

  在写给《悲惨世界》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商达厄利的信中,他坦率而又充满自豪地承认:“我写这部书确实是为了所有的人。凡是男人愚昧无知、陷于绝望的地方,凡是女人为了一块面包而卖身,以及儿童因为没有学习的书籍与取暖的火炉而痛苦的地方,我的《悲惨世界》都会来敲门,说道:‘开门,我找你们来了!’”

  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了多达接近一百的人物。有主教、神甫、修女,有法官、警察、议员、将军,有绅士、商人、大学生和出版商,也有小偷、流氓、妓女,还有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穷人百姓和下层人民;小说中还有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代表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拿破仑和威灵顿。通过这些人物所反映和表现的社会生活面是广阔而宏大的,它构成十九世纪法国的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小说还描写了那一时代最突出、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如1815年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复辟王朝的反动,1830年复辟王朝的覆灭,七月王朝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1832年的共和党人起义,巴黎街头的街垒和巷战等等。其中,滑铁卢战役就占了小说第二部的整整一卷;而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党人保卫街垒的战斗构成了小说最后两部的主体。《悲惨世界》是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与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完美结合,因而,它具有史诗性的意义。

  除了下面将要介绍的小说中人物典型的成功塑造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大段大段的抒情性议论或整章整章的历史事件描写。对此,雨果的出版商在该书出版之时就曾建议作者给以简化或压缩;该书出版后,它们也成为反对或批评者所诟病的主要目标。人们认为这种处理过于枝蔓和冗长,艰涩累赘,削弱了小说的情节结构,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但这种批评还是从纯艺术角度出发的。更多的批评却来自意识形态方面。例如,在当时刊载在《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雨果先生写出的并非社会主义的论文,而是干了一件根据我们经验所知的危险得多的事情。这本书就其趋向而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作品,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行动,我甚至要说,是一个党派的行动;这是一八四八年的真正的示威。”文章称雨果是“法国的头号蛊惑家”。还有的反动报刊攻击说,并没有雨果这个人存在,《悲惨世界》的真正作者是恶魔撒旦。连俄国沙皇也看到了此书潜在的革命意义,他认为该书对社会基础有害,因此阻挠《悲惨世界》的俄文本出版。

  雨果的创作是完全自觉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写作真正目的。如果说在他文学出道之初,他就未曾想过要取悦观众或读者的话,那么,经过了本世纪巴黎革命的风风雨雨之后,他更不会去做一个媚俗的三流作家了。因此,他拒绝了出版商的修改建议,并且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部迅速展开情节的轻松喜剧成功的寿命只有十二个月,而一部思想深刻的戏剧的寿命却是十二年。”历史完全证明了他的预见。

  《悲惨世界》的情节离奇而惊险,极富戏剧性。但真正震撼人心、予人深刻印象的,是小说中的众多典型人物。他们有:冉阿让、米里哀主教、芳汀、珂赛特、沙威、德纳第夫妇、马吕斯等。

  米里哀或卞福汝主教是“善”或“仁爱”的化身。他原是贵族出身,后来当了教士。他全身心地为贫苦的人们造福。他把豪华的住宅献出来充作医院,给穷人治病,而自己却搬进简陋的房子中居住;他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救济穷人,而本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当走投无路的冉阿让来到他门前时,他敞开房门迎接这位被社会遗弃的人;当冉阿让以怨报德,偷走主教家的银器而被警察逮回时,他解救了冉阿让,并送给他一对银烛台,从而感化了“猛兽”般的冉阿让。

  小说中的冉阿让是雨果着重塑造的主角。他的命运变迁及性格转化,表现了作者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和社会理想。贫穷使冉阿让丧失理性而成为小偷;法律使他丧失人性而具有“凶狠残暴的为害欲”;仁爱却使他感化并大彻大悟从而转变成为拯世济贫的道德家。在他因偷窃面包而被判处五年苦役出狱后,他变得更凶残了:他偷走收留他住宿的主教家的银器,又抢走路旁小孩的钱币。当他因卞福汝主教的感化而幡然悔悟后,他彻底获得了新生:他同情和帮助穷人,为小镇人民带来富足和安宁,为了不让别人代他受过,他放弃了一切而挺身自首……冉阿让在经过了由恶而至善并经历了为善的种种考验后,终于完成了人性的升华。

  任何读过小说的读者都不会忘记警探沙威,虽然他在小说中出现的场合不太多,但却象幽灵般始终萦绕在冉阿让的周围。他出生在监狱,是现代社会的弃儿,却成了现行秩序的维护者,当代法律的体现。他忠于职守,执行法律,锲而不舍地完成统治者交予的使命——不管这法律是否公正合理,不管这使命是否反过来危害了秩序本身。最后,在他良心发现,放走了他追捕一生的猎物冉阿让后,他以自己的死来了结他自认为欠下的法律宿债。道德最终战胜了无情的法律,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矛盾却无法调和!雨果正是以沙威的人格分裂悲剧来证明现代法律的荒谬以及现代文明秩序的反人性性质,从而弘扬了作者的道德理想。

  雨果不仅通过人物典型的塑造表现自己的理想追求,而且还通过历史事件的描述表达自己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在小说最后两部关于人民起义和街垒战斗的描写中,作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经突破了他原有的人道主义观念,从而使作品的主题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例如,他透过马吕斯表达了他本人对战争的看法:“内战?这意味着什么?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战争是不是就是兄弟之间的战争?战争的性质只能按它的目的来判断,既没有什么内战,也没有什么外战,只有非正义的战争与正义的战争,直到人类伟大的和约缔结那一天为止,战争,至少是那些代表着将来反对落后的过去的战争,都是不可少的。只有当战争扼杀公理、进步、理性、文明和真理的时候,它才是可耻的。”他还通过共和主义英雄安灼拉向人民发表的演说表现自己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信念:“十九世纪是伟大的,但二十世纪将是幸福的……朋友们,我们所生活的和我向你们讲这番话的这个时刻是黑暗的时刻,但是,这正是为了将来而必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一次革命就是走向未来的通行税……死在这街垒上也就是死于未来的曙光中。”

  《悲惨世界》达到了十九世纪法国小说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同时,它又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完美结合。如前所述,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基础,但也获得了突出的渲染和浪漫的夸张。叙述的浮蔓和描写的夸张以及历史事件的详尽铺陈或许给人以冗赘啰嗦的感觉或印象,但正是通过阅读这部小说,你会真正地理解:小说,就是时间的艺术;只有在《悲惨世界》的浩繁卷帙中,你才能体味到唯有这种史诗性的大著中方才具有的雄浑、阔大、深沉和壮美。

  《悲惨世界》(下)《悲惨世界》共五部,各部下分若干卷,各卷下再列若干章。

  第一部《芳汀》。1815年10月初的一个黄昏,在法国南部一个称作狄涅的小城里,来了一个疲惫不堪的陌生人。他体格健壮,身材中等,年约四十六、七岁;他衣衫褴褛,身上背着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布袋,手里拄着一根多节的粗棍,浑身冒汗,显得狼狈而潦倒。这个人的到来,引起了小城的恐慌,人们对他猜疑纷纷。他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他出身贫困,自幼父母双亡,由姐姐抚养长大。在他成了一个靠剪树枝为生的农业工人后,姐夫不幸去世。他帮助姐姐养活她那七个可怜的孩子。有一年冬天,冉阿让突然失业了,眼看孩子们濒临饿死的边缘,他铤而走险,在一个夜晚,用拳头打破面包店的玻璃窗抓走了一块面包。他因此被捕,被判了五年苦役。他在狱中记挂着姐姐和她那七个穷苦的孩子,在第四年的年末越狱逃跑,但很快被抓了回来。其后,他又逃跑过三次,每次都被加判徒刑。十九年后,当他从狱中释放出来时,他已由当初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变成四十六岁的中年人了,此时已是1815年。他认为自己不是无罪的,但法律对他的处罚太重,这是不公正不平等的。怀着愤激的心情,他从监狱中出来。来到狄涅城时,他已整整走了四天了。由于他带着表明他是苦役犯的黄色身份证,所有的店铺、旅馆和酒店都拒绝收留他。他想去监狱觅一处栖身之地,但守门人不肯开门;他找了一个狗窝,但狗把他咬了出来;他想露宿野外,但天公也不成全他,雨云密布……走投无路之际,一个老婆婆指给他狄涅主教的家,他进去了。他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主教,表示愿意付现金,只要有一间马房睡一宿就行。主教米里哀先生德高望重,慈爱为怀,他热情地款待了冉阿让,为后者提供了很好的住宿条件:他称冉阿让为先生,给他的床上铺上白垫单和褥子,请他吃饭,还不用他付钱。冉阿让惊呆了。但尽管如此,在半夜里,他还是偷走了主教家的一篮子银质餐具。天亮时,他被警察抓住。当警察押着他前来主教家作证时,出乎他的意料,卞福汝主教竟迎上前来,大声地说:“我真高兴见到您。但是,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他还对冉阿让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主教的话语和行动给了冉阿身心以极大的震撼。他如雷击顶,全身颤抖着,呐呐无语……拿着主教送给他的银烛台,他仓惶走出城外。心神恍惚之中,他又抢了一个穷孩子的钱币,那孩子哭着走了。冉阿让这时才突然醒悟过来,他后悔不已,泣不成声……他从此立志向善,重新做人。

  那年年底,他来到法国偏僻的小城蒙特猗。因为冲进火堆救出了警察队长的儿子,警方因此没有对他的身份证进行检验,他从此改名为马德兰。他在工厂中进行了技术发明和革新,并因此而成为当地的大富翁。他修建工厂,招聘工人,兴办慈善事业如幼儿园、小学、医院等等;从而促进了小城的繁荣。人们推举他作市长,尊敬地称他为马德兰老爹。不过,这时一个穿礼服、拄粗棍、头带平边帽的人已经牢牢地盯上他了。此人名叫沙威,是警察局的警探。

  一天早晨,一个名叫割风伯伯的老人被压在车下,马德兰悬赏请别人爬到车下去救老人;但无人敢冒此生命危险。马德兰最后自己趴了下去,用自己的身体将车子顶了起来。马德兰不仅救了割风老伯,还出钱给他治伤,并把他介绍到巴黎一个女修道院里做园丁。

  马德兰的工厂里有一个名叫芳汀的女工,曾遭一个大学生遗弃。她把私生女珂赛特寄养在孟费郡一个酒店主德纳第的家里,自己则来到蒙特猗做工。车间女管理员知道这个秘密后,就将她辞退了。为了应付德纳第的勒索敲诈,她只得拼命干活,还将自己的头发、牙齿卖掉换成钱寄去。可就是这样,还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德纳第夫妇的要求。最后,她无路可走,被迫卖身做了妓女。当她在街上受到流氓的凌辱后,反而被警探沙威抓进警察局,要关她六个月的监禁。目睹事情发生过程的马德兰出面解救了她。在了解了芳汀的身世以后,他答应帮助芳汀,并准备把她的孩子接来。

  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一个名叫商马第的工人,因为拾了道旁带苹果的树枝而被当作盗窃犯关进监狱。当局认为他就是冉阿让而要判他终身流刑。马德兰得悉此事后内心非常矛盾。为了不连累他人,最后他上法庭毅然自首。自首后,冉阿让回到蒙特猗看望重病中的芳汀。这时,沙威星夜赶来逮捕冉阿让;芳汀在惊恐之中死去。冉阿让在芳汀临死前向她保证,一定要把她的女儿抚养成人。沙威将冉阿让抓进了监狱。夜间,冉阿让设法逃出,回到自己的家中。他写下遗书,要求神父将他留下的财产交付诉讼费和芳汀的丧葬费,余款则捐给穷人。最后,冉阿让避过沙威的搜查,连夜离开小城,前往巴黎。

  第二部《珂赛特》。作者以叙述者的口气首先凭吊了1815年的滑铁卢战场。整整一卷的篇幅是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在惊心动魄的厮杀之后,接着是卑鄙的小人勾当:滑铁卢战役结束了,一个盗尸者正在搜括死者身上的财物。此人就是德纳第,他原本是一个法军中士。靠着盗尸所得,他在孟费郡开了一个小酒店。珂赛特就是寄养在他的家里,从此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冉阿让越狱后,从银行提取了巨款埋藏起来。正当他准备前往孟费郡去赎出珂赛特时,他又被捕了,并被判处终身苦役。后来他在救助海员时趁机跳入海中,遂逃出监狱。1823年圣诞节的晚上,他突然出现在珂赛特身边,当时这个八岁的小女孩正在吃力地提水。冉阿让以旅客的身份住进了德纳第的店子,并默默观察可怜的珂赛特在店中所经受的磨难。最后,他以重金赎走了珂赛特。

  冉阿让带着小女孩住进巴黎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以全身心的慈爱照抚珂赛特,两人相依为命,过得极为快活。但好景不长,住宅中的二房东发现了冉阿让的一些秘密;而他行善的名声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天傍晚,冉阿让偶然发现,门前行乞的老头竟是沙威。冉阿让带着小珂赛特迅速转移,最后终于摆脱了追捕,逃进修道院中。在此他意外碰见了他曾救助过的割风老头,后者帮助他在修道院中安置下来,当了这里的一名园林工人,珂赛特也在修道院寄读学校免费读书。

  第三部《马吕斯》。马吕斯的父亲彭眉胥原是拿破仑手下的上校,在滑铁卢战役中身负重伤,并被德纳第盗去金表和钱包。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政治失意,生活潦倒。儿子马吕斯由其外祖父吉诺曼抚养。吉诺曼是保王党,他不许马吕斯与其父接近,并拼命灌输保皇思想。但彭眉胥的去世教育了马吕斯,他开始崇拜拿破仑,并因此导致他与外祖父的决裂。他出走之后,与共和派大学生的秘密团体“人民之友”接触,并参加了其活动,从而促使他形成了共和主义的信仰。

  到了1831年。马吕斯经常在公园中遇见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少女散步,这是冉阿让和珂赛特。他们已经从修道院中出来,隐居在巴黎,并继续行善。马吕斯爱上了美丽的珂赛特,但冉阿让处事谨慎,立即小心地避开了他。冉阿让满怀同情地帮助穷困的容德雷特一家,却不料容德雷特就是德纳第。德纳第破产后流落到巴黎,隐姓埋名住在贫民窟,专以乞讨、行骗和偷盗为生。他发现这个慈善家就是当年的冉阿让,于是设下圈套准备敲诈冉阿让。马吕斯事先知悉此事,并通知了警方。正当德纳第和他的同伙快要得手之时,警方及时赶来;跟随而来的沙威因忙于对付这一群恶棍而未发现被勒索者正是他千方百计追捕的对象,冉阿让趁乱携珂赛特逃了出去。

  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与圣丹尼街的英雄血》。1832年的巴黎气氛十分紧张,这是共和党人起义,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冉阿让此时为了逃避追捕,已迁居卜吕梅街。马吕斯又遇见了珂赛特,两人热烈地相爱了。马吕斯请求外祖父同意他们的婚姻,却遭到了严辞拒绝。这时爆发了人民起义,城市中洋溢着革命的气氛。马吕斯热烈拥护共和主义,同时受到爱情上的挫折,遂投入了圣丹尼街头的战斗。斗争十分惨烈,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街垒。在这一部中,雨果以大量的篇幅,满怀激情地再现了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真实画面。

  第五部《冉阿让》。1848年6月,巴黎再次爆发革命。起义者与反动军队在街头对垒,战斗非常激烈。一个名叫伽弗洛什的少年,在枪林弹雨中跑来跑去。他一边唱着歌儿,一边提着篮子捡拾子弹。最后,他倒下了,罪恶的子弹夺走了他的生命。马吕斯身负重伤;冉阿让此时也加入了保卫街垒的战斗。沙威混进街垒被起义者抓住,由冉阿让负责处决;但冉阿让却将这个对他穷追不舍的死对头放走了。政府军队占居了绝对优势,起义即将失败;共和主义者纷纷倒下。冉阿让背着马吕斯从下水道逃出,却遇见了沙威。沙威再也不忍抓捕冉阿让,放走了他和马吕斯;但沙威自己则无法克服法律职责与道义良心之间的矛盾,最后投入塞纳河自尽。

  冉阿让将马吕斯送回他外祖父的家中,外祖父终于同意了外孙与珂赛特的婚事。冉阿让拿出全部存款作为珂赛特的嫁妆,并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马吕斯;但却遭到了马吕斯的误解。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与冉阿让的关系日益冷淡,冉阿让在痛苦和孤独中重病缠身。德纳第察觉马吕斯的妻子就是当年寄养在他家的珂赛特,便向马吕斯告发了珂赛特与冉阿让的关系,企图以此勒索钱财。马吕斯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后,十分感动,同妻子一道去寻访恩人。当他们找到冉阿让时,后者已经生命垂危。他将珂赛特从前曾穿过的一套衣服和卞福汝主教送给他的一对银烛台留给了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并在他们的怀抱中微笑着死去。

  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人生

  《悲惨世界》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曾心情激动地读过这部大著;它至今仍然受到世界各国包括中国读者的喜爱和赞赏。雨果的目的非常明确:文学是人生的艺术,他是为人生而写作。不仅如此,雨果自己的人生也是艺术的人生,他用自身的实践去追求和履行自己创作中所努力倡导的精神;他也将自己艺术化的人生即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经历和体验,融注于自己的人生的艺术即文学创作之中。这是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悲惨世界》能够永久地载入世界文学宝库的秘密所在。

  《悲惨世界》陆续出版后不久,雨果又写出了长篇文论《莎士比亚论》(1864年出版)。在这本艺术著作中,雨果修正了自己过去的一些文学理论观点,给浪漫主义重新予以定义和阐释。他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对世界文豪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给予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认识和评论。在浩如瀚海的莎学领域,雨果的《莎士比亚论》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雨果仍旧不断地参与现实人生斗争。他致信日内瓦共和国要求废除死刑;他号召俄国军队不要与起义的波兰作战;他发表致培布拉捍卫者的公开信;他发表关于克里特战争的宣言……

  从1863年到1868年,在雨果的家庭生活中接连发生了两件悲痛的事件:女儿小阿黛尔的出走和雨果夫人的去世。在此之前,雨果已经饱尝亲人逝去的痛苦。先是兄长阿贝尔的病逝。阿贝尔性格内向,年轻时与雨果一同爱上了阿黛尔,即后来的雨果夫人。当弟弟成婚的那天晚上,他精神失常了。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被送进精神疗养院,后来在那里悄然死去(1837年)。阿贝尔的精神失常多多少少与雨果有关,哥哥的早逝在雨果的心灵中罩下了一层阴影。更大的打击则是1843年长女莱奥波勒蒂娜与其丈夫的双双溺死。莱奥波勒蒂娜是他最喜爱的女儿。此事发生后雨果在很长的时间里沉溺在悲痛之中,恶劣的心境使他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停止了写作。

  小阿黛尔是趁母亲不在的时候突然离开格恩济岛的。她性格忧郁孤僻,却喜欢音乐。追求她的男子很多,但她却偏偏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军官。那时她还在泽西岛,她是在一个新年松树晚会上遇上她心目中的这位“白马王子”的。小阿黛尔从此固执地爱上了军官。这次,她是得知军官的驻地之后尾随而去的。她不久从加拿大给雨果写来了一封信。随后她又通知父母,说她已在驻军所在地与军官举行了婚礼。郁郁寡欢、性格内向的姑娘往往一见钟情,但也多半是一厢情愿。事后雨果才得知,原来那英国军官并不爱小阿黛尔,并且在她追逐到加拿大后还好几次劝过她回家。他自己也已经结了婚,而且很快就要做父亲了。为了让小阿黛尔死心,他还特意带着妻子从小阿黛尔住处的窗前经过。可是小阿黛尔完全沉溺于幻想之中,于是就有了她与军官结婚的消息;雨果还因此特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洗刷女儿私奔的坏名声。小阿黛尔后来一直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她执拗地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而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

  雨果夫人于1868年8月27日因脑溢血去世。死前她很幸福,这一点令雨果感到宽慰。他们共同经历了四十六年的风风雨雨,其间有过龃龉和矛盾;感情上也一度出现过危机。但他们毕竟挺过来了。雨果夫人后来也终于接纳了尤丽叶,让她象自家人一样来到家里。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能够体会和理解那颗历经磨难而痴情不改的忠贞心灵,也看到了尤丽叶对雨果的宝贵价值——因为她明白,自己有的,尤丽叶未必没有;自己没有的,却正是尤丽叶所有的。作为雨果的结发妻子,她也爱着自己的丈夫。那天为妻子送葬时,雨果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他发誓要永远穿着这身黑色的服装。

  《海上劳工》

  在流亡海岛的日子里,他每天面对大海,同时也观察和体验着岛上渔民的生活。他渐渐熟悉了大海,熟悉了格恩济岛,也熟悉了岛上的人民。他对英吉利海峡群岛的文化习俗和在渔民中口口流传的各种民间传说歌谣材料也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研究。他决心写一部长篇小说,献给他居住的格恩济岛的人民。这部书终于在1866年出版了。它就是《海上劳工》。此书因其主题的新颖和笔调的浪漫而在雨果的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故事发生在格恩济岛。一个以捕鱼、种地为生的青年吉里亚特爱上了船主勒杰利的侄女苔莉雪特,那是在看到这位美丽乐观的少女在雪地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后开始的。但却遭到了勒杰利的反对。勒杰利在同别人合伙做生意时,被合伙人汉丹拐走了巨款。为了重振旗鼓,他购置了一条当时堪称先进的汽船跑运输生意,并雇了以忠厚老实出名的克里班当船长。汉丹卷款出逃时,被克里班持枪威胁抢走了巨款。克里班为了独吞钱财,策划了汽船触礁的事故,并制造人船俱亡的假象,准备携款潜逃。但他在海岸受到章鱼侵袭,结果葬身海底。勒杰利连连遭受打击,在绝望之余,宣称谁能将尚未受损害的机器从触礁的破船中搬出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吉里亚特为了得到她的爱,为了追求理想的婚姻,历尽种种磨难,来到孤岛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斗,他终于将机器运了回来;并在与章鱼的殊死搏斗中,找回了苔莉雪特的七万五千法郎嫁妆费。在他的小船安全抵达岸边后,他迫不及待地上了岸。可是当吉里亚特悄悄走进勒杰利的花园,想看一眼自己为之以生命去冒险的心上人时,却发现苔莉雪特正与一位青年拥在一起,这位青年正是他不久前从大海中救起的神甫。勒杰利履行诺言,同意了吉里亚特与苔莉雪特的婚事。然而吉里亚特却主动地放弃了自己与苔莉雪特结婚的权利,成全她与青年神甫的婚事。在他们缔结婚姻时,他为之提供了帮助,还将他母亲留给他未来妻子的珍贵礼物赠给了苔莉雪特。在将这一对去欢度蜜月的新婚夫妇送往远方后,他忧伤地坐在海岸的岩石上,让自己淹没在渐渐涨潮的大海之中。

  雨果曾在该小说的序言中指出:“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这三大斗争也是人类三大需要……生活中神秘莫测的困难艰险来自这三部类,人类面临着以迷信的形式、偏见的形式、自然原素的形式出现的障碍,有三种宿命压在我们身上,教义的宿命、法律的宿命和物质事物的宿命。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揭示第一种宿命;在《悲惨世界》中,作者指出第二种宿命;而在本书中则要说明最后一种。”吉里亚特正是作者创造的用以表现人类与自然斗争的代表。小说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大自然的险恶:狂暴的海风、汹涌的波涛、凶残的章鱼、寒冷的夜晚、险峻的礁石,但它们最终都被吉里亚特战而胜之。因此,吉里亚特是人类劳动的伟大代表,是“约伯与普罗米修斯的结合”。同鲁宾逊一样,他以劳动创造了奇迹,通过劳动来克服自然的种种巨大力量。需要强调的是,吉里亚特本身就是一个真实具体的劳动者,因此,本书实际上是一首讴歌人类伟大劳动的颂歌,一首劳动者的颂歌。

  不仅如此。吉里亚特的勇敢、智慧和力量来源于爱,来源于他对美的追求。因为爱,他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因为爱,他舍弃一切,成人之美,包括牺牲自己的幸福。因此,《海上劳工》又是一首爱的伟大颂歌:爱能战胜一切,爱能改造一切。雨果通过“爱”的桥梁,把人们引向他崇奉的人道主义的核心。

  小说中的汉丹、克里班等恶棍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他们与吉里亚特的高尚纯洁适成对照。汉丹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的流氓。政治上,他朝三暮四,投机取巧,参加共济会,却又假装信奉天主教,同时拥护王政复辟;生活中,为了攫取财富,他不惜犯罪杀人,卷款潜逃。克里班则是伪善的典型。他的生活信条是:“虚伪是一种投资,魔鬼会付给利息。”靠着伪装忠厚老实,他终于觅得良机,如愿以偿。但这两个人的阴谋最终都未能得逞,并得到了“恶有恶报”的可耻下场。作者通过对汉丹等人物形象的塑造,谴责了邪恶的人性,同时通过他们与统治者千丝万缕的联系,间接地批判了现实社会及其统治者。“我笑,这意思是我在哭”

  从 1866年起,雨果开始收集素材,准备写一部揭露封建政治制度的小说。他拥护共和政体,因此觉得有必要将专制政体的残酷和罪恶加以清算。他找来了大量资料,阅读了不少关于英国的历史著作,通过想象和虚构,终于在第三年完成了这部作品,并于1869年5月出版。经过良久的思索,他给这部书取了个名字: 《笑面人》。

  故事的背景是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安娜女王统治时期的英国。1690年一月的一个黄昏,一伙人贩子匆匆登上一艘海船,逃离英国,行前他们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丢弃在荒凉的海滩上。但船只出海不久就遇上了风暴,轮船快要沉没了,这伙歹徒意识到这是上帝对自己恶行的惩罚。为了表示忏悔,他们将那个被抛弃的小男孩的身世来龙去脉写在羊皮纸上,并同有关文件证明一起放在一个葫芦里封好,然后将葫芦放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原来,这个男孩本是英国贵族克朗查理的合法的财产和爵位继承人。克朗查理坚持共和主义立场,在查理二世复辟后不肯与王朝妥协,被迫外逃,最后客死他乡。克朗查理有一个私生子,名叫大卫·弟利·摩瓦,颇受前国王詹姆士的青睐。克朗查理死后,国王剥夺了他的真正合法儿子的财产和爵位继承权,将其划归大卫·弟利·摩瓦,并打算将自己的私生女约瑟安娜许配给大卫。因此,在克朗查理的合法儿子还只两岁之时,就将他卖给了专门从事儿童买卖的人贩子。人贩子用手术将他的脸变成畸形。毁了容后,他的嘴裂到耳边,露出牙齿,剔除了鼻骨的鼻子塌陷,眼睛则成了一道细缝,就象戴上了一副笑的面具。这就是丑怪的“笑面人”。人贩子带着他到处流浪,充当他们的小丑。他们把他叫做格温普兰。

  被扔在海岸上的格温普兰最后逃出了旷无人烟的海边,被一个卖艺人“熊”收留了,并向“熊”学艺卖艺。同时被收留的还有格温普兰在雪地上一个死去的女乞丐怀中救出的盲女婴。“熊”亲切地照料他们,带着他们四处卖艺为生。十五年过去了,格温普兰和取名为“女神”的女孩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彼此相爱。1705年,他们来到伦敦卖艺,格温普兰的“笑面人”像貌轰动了全伦敦。这时,英国皇家海军从海里打捞到了当年那伙人贩子放入大海中的葫芦。当局将格温普兰秘密带进监狱,以便与囚禁多年的唯一知情人对证,从而最后证实了格温普兰的真正身份。当今的女皇是前国王詹姆士的女儿安娜,她嫉妒私生女妹妹约瑟安娜比自己长得漂亮,同时嫉恨她还有一个漂亮的未婚夫,为了对她进行打击,她借此机会宣布格温普兰是克朗查理的合法继承人,恢复了他的爵位和上议员资格,并命令约瑟安娜嫁给格温普兰。当晚格温普兰去上议院出席会议。在议会表决增加人民的赋税和提高贵族的薪俸时,他挺身而出表示反对,他发表演说,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但格温普兰的举动遭到了贵族们的嘲笑和侮辱。格温普兰不屑与这些贵族老爷为伍,他毅然放弃了一切特权,重新回到底层社会。在他找到亲人时,“女神”已经由于他的离去而一病不起,在见到格温普兰后她很快就去世了。“女神”的死使格温普兰不再眷恋尘世生命,他追随着她,从容地跳进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笑面人》中,雨果仍然是用对照的方式表达他的创作主题和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表现了两个世界的生活与人物:一个是“极度贫贱”的下层社会,一个是“极度富贵”的上流社会。但真正善良美好的人们却恰恰出自贫贱的底层。“熊”外表粗暴,但却内心善良。他经济拮据,靠卖艺为生,但却收留了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他多才多艺,但却饱受磨难。通过“熊”这个人物形象,雨果谴责了社会的不公不正及其荒谬本质。“女神”是小说中的美的化身。她外表和内心的美是统一的。她天真纯洁,她的眼睛看不见世间有形的事物,但却能看清世上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人们把笑面人格温普兰看作小丑,拿他取乐逗笑;格温普兰也坦诚地告诉她自己长得很丑。她回答说:“长得丑,这是什么?这就是做坏事。格温普兰只做好事,他长得挺美。”作者将她处理成盲眼的姑娘,这是颇有寓意的。因为她只看见美,而看不见世上的污浊和丑恶。本书主人公格温普兰虽是贵族的后代,但却是在苦难的人民中长大;他自小即不畏艰难,勇于救人;长大成人后,更是专做好事;他品德高尚,忠于爱情,拒受公爵小姐的诱惑。在命运改变了他的地位,将他推上权力高峰时,他不为利欲所动,充当了人民的代言人。而上流社会的人们却一个赛一个地卑鄙无耻、污浊下流。格温普兰的命运变迁就是统治阶级尔诈我虞、相互倾轧的结果。大卫·弟利·摩瓦是一个贵族恶少,他奢侈浪费,无恶不作,却因善于察言观色、巴结奉承而深得国王欢心,成为王室宠臣。约瑟安娜外表规规矩矩,却内藏邪恶,为了欺骗平民,她本是天主教徒,但却假装信奉新教;为了追求刺激,她还跑到街头去引诱卖艺的小丑。至于那些贵族官吏,一边骑在人民头上享受特权,一边用苦役、赋税、断头台来对付人民。小说正是通过这种种描写,对黑暗的社会进行了讽刺和鞭挞,对正义和美德给予了讴歌和赞美,从而表达了作者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人道主义理想。

  永远辉煌

  重返巴黎

  如果只剩下一千人,我定是其中之一;

  万一只剩下一百个人,我还是不放下武器;

  如果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那第十个人;

  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我就是那最后的一人!

  这是雨果在诗集 《惩罚集》中《最后的话》里发出的誓言。它表达了诗人刚正不阿,宁作逐客,而不愿回国、接受统治者的宽恕的决绝态度。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同年9月1日,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八万三千法军在色当被普鲁士军队包围,被迫投降,拿破仑三世沦为阶下囚。9月4日,法国成立了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掌握了临时政府的大权。“我将在重建共和国之日返回祖国。”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雨果立即踏上了前往祖国的旅程。

  去时有内忧,返时是外患。雨果返国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但他此次回国,不是接受鲜花和微笑,而是要与祖国同忧戚,共患难,抵御外侮,抗击普军。他欲投笔从戎,去做一名普通的国民自卫军战士,可他已年近七旬,力不能支;这样,他便责无旁贷地选择了口和笔。于是,当《马赛曲》的乐声响彻法国的上空,伴随着战士奔赴前线的步伐时,雨果的战斗檄文《致法国人》也传遍了共和国的城镇山野:

  起来!起来!别喘息,别休息,别睡觉。专制正向自由进攻。德国企图侵犯法国。让我国大地上悲愤的烈火象融化冰雪一样,把这支庞大的军队熔化掉吧。要寸土必争,步步为营。让我们奋起投入这场保卫祖国的严酷的战斗吧。前进,自由的射手!穿过密林,越过激流,在黑黑的暮色掩护下前进,爬过沟壑,滑行,攀登,瞄准,射击,消灭侵略者。英勇顽强,奋不顾身,满怀深情地捍卫法兰西吧……

  他向德国人民呼吁,只有帝国才要战争,进攻另一个兄弟民族获得的胜利只是耻辱;他向巴黎人民呼吁,号召人们坚守城市,艰苦斗争,拯救祖国。法国人民起来了。无论老人、青年,还是城市市民、郊野农民,都自愿拿起武器,奔赴战场。

  但侵略者仍然在顽强地推进。法国统治者的特点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外国侵略者的凶恶挑衅面前,他们总是节节败退。外交部长悄悄地溜去德国,与德国首相俾斯麦秘密会晤;梯也尔根据政府的密令,也在格外亢奋地延续这种谈判。前方不断传来军队将领和政府要人的叛卖行径的丑闻。巴黎已经陷入四面包围之中。

  10月    日,雨果的20 《惩罚集》再版了。这部诗集的出现适逢其时,它发挥了自己的应有作用。试看下引《月亮》一诗:

  呵,法兰西,虽说你已沉睡,我们仍然向你呼唤,我们这些逐客。

  黑夜不是没有耳朵,沉渊也会发出呼喊。

  残酷而可耻的暴政,力图使失望的人民窒息,它将错误和谬见那座沉重的

  黑色铁门牢牢关起,又把坚定的思想家和英雄,一群群地将他们捉进监狱。

  但当“思想”奋翼展翅,就会把这些牢固的铁栏毁弃,并且如同九一年一样,再一次高高盘旋飞翔;

  欲打破一只铜制鸟笼,这对铁鸟并非难事一桩。

  黑暗笼罩着整个世界,但“思想”毕竟放射出光芒;

  在漆黑昏暗的夜空中,处处可见洁白的天光。

  它是一盏孤独的港口明灯,放射出神圣辉煌的光霰;

  它是地上的一柄灯烛,指向天空才能燃起火焰。

  它使受难的灵魂获得安慰,它引导生命,安息死亡;

  它给邪恶的人指出深渊,给正直的人指明舶碇的海港。

  ……

  呵,全世界的各个民族,注视着这个尊严的“思想”吧!

  它的巨额此刻正顶着一朵圆光,为的是在明天照亮你们的道路!

  这首诗写于1853年7月,那时雨果正在泽西岛上过着流亡的生活。它表达了诗人维护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坚定信念。此时,在祖国处于危险时刻,它同样具有动员人民起来维护民族尊严、保护祖国安全,阻止本国的叛徒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阻止外来的暴政夺去自己的独立自由权利的积极意义。

  夜晚,在围困的巴黎,几乎每个剧场都在演出雨果的诗歌和戏剧。文学家的价值和意义,此时此刻得到了最广泛的承认和最辉煌的体现。雨果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在这场抵御侵略者的战斗中,为了保卫城市,雨果将 《惩罚集》的稿酬和剧院演出的收入全部捐献出来,购买了三门大炮,其中两门分别被命名为“惩罚”和“维克多·雨果”。

  但是,左派共和党人再也无法容忍政府的软弱无能状态。他们发动了起义,将政府首脑特罗胥抓了起来。正当他们在争执着究竟由谁来执掌政权时,特罗胥逃走了。他很快率领着军队开回来,还在争吵的共和党人被关进了监狱,法国政权恢复了原有状态。

  次年1月,布朗基等左派共和党人又发动了一次起义,这次还争取到了国民自卫军的参加。但因为军队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在放弃权利以挽救国家利益或者放弃国家利益而保住权利之间,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政权不是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的。法国统治者发现政权不稳,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于是加快了卖国投降的步伐。法国政府答应了德国人提出的苛刻条件:赔款五十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因为和约必须由国民议会代表批准,于是他们紧急宣布了国民议会的选举。

  雨果以第二多数的票数当选为巴黎选区的代表。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和操纵国民议会的代表,将会议地址特意选在远离具有革命传统的巴黎的地方——波尔多。雨果携全家前往波尔多。

  议会中,右派议员明显占了上风。雨果在信中告诉友人,左派议员与右派议员的人数之比是五十比七百。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左派领袖的雨果,他尽其所能,在委员会力陈已见,明确宣布反对和约的立场:

  巴黎与其可耻地牺牲法国,不如殉难。……占领并不就是统治……阿尔萨斯和洛林希望仍然是法国的领土。它们将一如既往,永远是法国的,因为法兰西是共和与文明的化身。……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威严的脚步声——我们无往而不胜的未来在前进。是的,明天一切都将结束,明天的法兰西将只有一个意念:恢复神志,获得精神的平衡,摆脱绝望的恶梦,在儿童的心间播下神圣的愤怒的种子……巩固,强大,复兴,再做一个1792年那样的法兰西,伟大的法兰西,用思想武装起来的法兰西,用利剑武装起来的法兰西……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她将突然挺身而起!

  然而,雨果毕竟力薄势单,他的努力无济于事。3月8日,在讨论意大利人加里波第的代表资格时,大多数议员表示反对。雨果惊诧人们居然如此健忘,抱有如此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观点,竟不能容忍一个异国的战士,连曾经为危难的法国而奋斗过的功臣也要抛弃!他宣布与议会决裂,愤而辞去了议员职位。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是雨果参与政治活动的最高原则。

  家门为公社社员敞开

  人民起来了。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工人阶级对卖国政府的不满怒火终于爆发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起义者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到晚上,红旗已经在巴黎市政厅的上空高高飘扬——起义者占领了整个城市。

  3月26日,巴黎举行了公社委员会的选举;随即,巴黎公社掌握了政权。这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它的影响将延续到以后的数个世纪。

  巴黎开始沸腾起来。工人阶级第一次当家作主,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公社公布了自己的法律,并宣布建立人民军队。劳动妇女也积极参加到了政治斗争的行列之中。

  但公社的起义者们过于宽宏大量。起义之初,他们没有去缉捕那些旧政权的要员们,同时放任政府军队逃跑。不甘失败的原政府统治者们聚集在凡尔赛,当喘息刚定,他们立即向巴黎公社发动了进攻。

  巴黎被团团包围住了。法国政府的将军抗击外国侵略是懦夫,而镇压本国的人民却是行家里手。军队调集了大炮轰击巴黎,巴黎城内血流成河。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一场注定失败的圣战。男人、妇女、儿童、老人,纷纷拿起武器,顽强驻守着每一条街口,每一座楼房,寸土必争,寸步不让……

  5月28日,巴黎失陷了,梯也尔及法国前政府的官员们又耀武扬威地回到巴黎重掌政权。疯狂的报复立即接踵而来。一批批的公社社员以及老人、妇女和儿童被拉到城墙边不经审讯即被枪毙;很多伤员甚至被政府军队用枪托活活砸死……仅仅被凡尔赛军队枪杀的俘虏就达六千人之多!白色恐怖弥漫着巴黎城和全法国。

  当雨果在国民议会宣布辞职,并收拾行装准备回巴黎时,传来了他的长子夏尔突患脑溢血去世的噩耗。雨果满怀悲痛将儿子殡葬后,随即返回布鲁塞尔处理善后事务。就在这时,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因此,在巴黎工人阶级革命的日子里,南果并没有能给予就近观察,更没有亲身参与这场斗争。事实上,雨果对巴黎公社革命是不太理解的。他一贯主张和平、人道,不愿看到流血和战争,更不愿看到本国同胞的相互拼杀和屠戮。他不赞成公社的暴力行为,同时也反对凡尔赛政府的残酷报复。他曾说过:“简而言之,国民议会多残忍,公社就多疯狂。双方都丧失了理智。”

  然而,当巴黎公社起义失败,法国政府大肆搜捕和剿杀公社社员,法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他勇敢地在比利时的《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欢迎公社社员到他家来避难。他在信中写道:“我不曾和他们在一起,但我接受公社的原则,尽管我不赞成它的领袖……我要为逃亡者敞开我的大门,只要他是无辜的或确实是无意识犯罪的……”“为了维护正义,一个被路易·波拿巴放逐的共和国的人站在被凡尔赛国民议会战败的公社人们一边。”

  就在公开信发表的当晚,一群恶棍袭击了布鲁塞尔街垒广场四号——雨果的住宅。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石头砸坏了,他们还想闯进住宅。直到天亮时,这群害怕阳光的鬼魅魍魉才悻悻离去。

  此事本来是法国现政权的支持者对坚持正义的作家的恶意警告和报复,或许背后正是法国政府所授意的。但它却恰恰给了比利时当局以合谋迫害的口实。或许此事早有预谋,因为比利时的司法机关事后并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当局立即宣布将雨果驱逐出境:

  勒令维克多·雨果先生(男,文学家,现年69岁)立即离开比利时王国,且着即今后不得返回。

  雨果不得不率全家于当年6月1日离开比利时,前往卢森堡,在一个名叫维安登的小城镇中住了下来。不久,雨果收到了一个公社社员的遗孀玛丽·梅尔蒂埃的来信。玛丽的丈夫被反动派杀害了,她请求到雨果家中避难,并请作家为她提供一个工作。雨果答应了,并向她发出了邀请。十八岁的玛丽住进了雨果的家里。她为他带来了有关巴黎的最新消息,同时向他讲述了她自身的遭遇以及在巴黎公社起义的日子里的所见所闻。

  玛丽讲述的故事给了诗人以创作的灵感。雨果满怀激情,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歌颂为抗击普鲁士军队侵略而阵亡的法军将士,歌颂奋起保卫巴黎的人民;歌颂巴黎起义的英雄;描写反动当局的镇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抗议政府的罪行……其中的《国殇》、《在街垒上》等诗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后来,这些诗歌结集为《凶年集》出版。在《凶年集》中,还收集了诗人在这一时期写作的另一些诗歌佳作,如其悼念长子的 《悲哀》等。

  玛丽本人也给了雨果以青春的激情。在玛丽面前,他觉得自己返老还童了。

  九月底,雨果回到了巴黎。物事人非,他再也没有受到象去年那样隆重的欢迎。政府和站在政府一边的人们将他视为眼中钉,恨不能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阵营的人们已经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亦因此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但公社社员的家属亲眷和朋友们很快找上门来。他们早就读到了作家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的公开声明,因此纷纷请他给予帮助。雨果的处境已大不如前,他自身就活得很艰难;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帮助受难的公社社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他在《召唤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求当局对起义的战士予以赦免,呼吁人们为挽救法国而斗争。1871年12月2日,他在《南方民主报》上写道:

  我突然想起,今天是12月2日。二十年前,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放逐,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被抓住,就把我枪毙,但我还是为反对犯罪而进行了斗争。一切都挺过去了,我还将继续进行斗争!

  雨果虽然没有参加巴黎公社的斗争,也并不完全赞同公社的原则,但他却始终站在人道和正义的立场上;并在巴黎革命失败后冒着生命危险向受害者伸出援手。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这是难能可贵的。秉着良心处事,堂堂正正做人,这就是雨果的人生原则,这也是一个作家(不论其政治倾向、思想信仰如何)最可宝贵的地方。

  《九三年》(上)

  雨果早就想写一部反映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当年平定旺岱保王党叛乱的战役,那如火如荼的年代自幼就在他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他酷爱创作那些具有史诗意义的重大题材,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风口浪尖遨游,方能显英雄本色。十年前,也就是1862年,雨果便开始为这件事着手准备了;如今,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分。

  1872年8月,雨果携全家再度离开巴黎,前往当年他曾被放逐过的格恩济岛。

  离开了喧闹的巴黎,他终于能静心创作了。除了继续写作有关《历代传说》的有关片断和其他文学作品外,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九三年》的创作之中。到第二年夏天,雨果终于完成了这部大著。该书于1874年出版。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789年,那是近代世界文明史上第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激烈的暴力斗争形式推翻现存封建统治的大革命。其意义非同凡响,影响深远。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绞刑架,同时宣告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法国封建势力不甘失败,他们与由欧洲君主专制国家如奥地利、普鲁士、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组成的反革命同盟沆瀣一气,在国内煽动叛乱,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疯狂的反扑。在1793年,法国的八十三个郡中,有六十个郡里出现反革命暴乱,尤以发生在法国南部旺岱森林地区有十万农民参加的叛乱最危险、最具威胁性。处在危急中的共和国临时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派出共和国军队,大力平定了旺岱叛乱,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共和国政权。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关键时刻,这一年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大决战,最终决定了法国自身的前途——它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雨果选择了这一年作为小说的标题,并将共和国军队与旺岱保王党势力的斗争作为故事的背景和主线,是具有深刻的意义的。而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进一步奠定了雨果作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地位,而且使世界文学宝库中有了一部生动表现法国大革命的最出色的杰作。

  《九三年》共分三部,分别为《在海上》、《在巴黎》和《在旺岱》。故事情节也分别在上述标题标明的三种环境中展开。

  1793年5月,一支由三十人组成的辖属于巴黎志愿兵红帽子联队的小分队正在布列塔尼的一个森林中进行紧张的搜索。他们在丛林深处发现了农妇米舍尔·佛莱莎和她带着的三个小孩。佛莱莎在大革命前深受封建统治之苦,战乱发生后,她的房子焚于战火,丈夫死于战争,她只好带着三个孩子东躲西藏,其中最大的孩子还只四岁。曹长杜拉和他的士兵们对佛莱莎母子的不幸深表同情,他们收留了这一家子,并宣布这三个小孩是联队的孩子。

  同年6月1日傍晚,一艘英国军舰悄悄驶往旺岱方向。这艘军舰上载有三十尊大炮,更载着一个著名的保王党头子,这就是布列塔尼亲王朗德纳克侯爵。当时旺岱的叛军在共和国军的沉重打击下节节败退,分崩离析,朗德纳克此次赴法的任务就是要重新整合旺岱的叛军力量,统率全境叛军的行动。军舰在行进中出现了事故,大炮大都撞坏了,还死了好几个炮手。为此,朗德纳克下令将那个失职的水手就地处决。这艘军舰后来遭到共和国军的八只战舰的截击包围,但朗德纳克在水手阿尔马罗的帮助下乘舢板逃离险境,并成功抵达布列塔尼。阿尔马罗就是被朗德纳克处决的那个水手的兄弟,他本来打算为哥哥报仇,但却被朗德纳克的人格力量所征服,同时也为朗德纳克的宗教宜传所感动。他放弃了复仇意愿,死心塌地地追随朗德纳克行动。他拿着朗德纳克交给他的绿绶带,去布列塔尼各地联络叛军,传达朗德纳克的命令。而朗德纳克则独自行动。当时到处张贴着共和国军缉拿他本人的布告,但他却得到了一位老乞丐的帮助。朗德纳克后来顺利地找到了旺岱的一支七千人的叛军,他率领他们烧杀掳掠,袭击共和国军。朗德纳克极其冷酷凶残,他不仅下令杀死伤兵俘虏,还下令将女人也一并杀掉。最后叛军向孩子的母亲佛莱莎开了枪,并将三个孩子作为人质劫走。

  此时,在巴黎的革命统帅机关——国民公会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的分歧。共和国三执政中的罗伯斯庇尔认为平定内乱是当务之急,因为旺岱的保王党已经有了统一的领袖,布列塔尼就要成为国王的势力范围;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共和国的危险来自外来侵略,普鲁士是对法国的真正威胁;而三执政中的最后一个马拉却认为真正的危险是革命内部的腐败、投机和宽容。三个人互相攻讦,争论不休。这时,西穆尔登教士出现了。他与罗伯斯庇尔看法相同,认为一个旺岱比十个德国更可怕。最后,三执政一致决定,派出贵族出身的青年指挥员郭文负责追剿旺岱叛乱;同时,由于朗德纳克是郭文的叔祖父,委派西穆尔登任公安委员会驻郭文司令部的全权代表,由他去监督郭文。如果郭文对敌人宽容而放走保王党领袖,西穆尔登有权处死他。西穆尔登听明白后脸色变了。因为革命前他曾在朗德纳克家中任家庭教师,郭文是他心爱的学生,他将郭文视同自己的亲生骨肉一般,有着深厚的感情。

  保王党用死刑威胁逼迫布列塔尼地区的农民参加叛乱,因而被裹挟到旺岱叛乱中的人数达五十万之众。在道尔,蓝军 (共和国军)与白军(保王党叛军)正在进行一场敌众我寡的生死决战。蓝军的将领是年轻的郭文,而白军的头目是七十多岁的朗德纳克。蓝军是为祖国而战的志愿兵,而白军则是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在郭文的精明指挥下,蓝军用计攻进城内,一举击溃了白军;朗德纳克只好率领残兵败将逃进祖传的杜尔格城堡之中。郭文将城堡紧紧围住,限令叛军二十四小时内无条件投降。保王党军拒绝投降,他们提出用三个小孩作交换,让他们安全离开,否则就把三个孩子烧死。郭文下令强攻,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朗德纳克最后只剩下七个人了。这时,城堡已经被攻破,朗德纳克束手待毙。正在此时,曾经救过朗德纳克一命的阿尔马罗从暗道中进来了,他领着朗德纳克等人从秘密地道中逃走。堡垒开始着火了。被叛军打伤的农妇米舍勒·佛莱莎在乞丐退尔马克的照料下已经治愈,她日夜跋涉,来到城堡前面,这时她从楼堡开着的窗子里发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三个孩子,眼见熟睡中的三个孩子就要被烈火吞噬,本可团聚的骨肉却只能是生离死别,她发出了绝望而悲痛的呼号。已经脱险的朗德纳克受到这种痛苦的母性爱的呼号的感动,毅然回转身子进入城堡楼上,将三个孩子救出火海;他自己也因此被捕。

  朗德纳克将被审判处死。郭文得悉此消息后思想上产生了激烈斗争。他认为朗德纳克因为营救三个孩子而被捕,杀死他是不人道的;他也想到自己的家族关系,觉得愧对祖父亡魂。但他又想到祖国,觉得放了朗德纳克无异放虎归山,共和国又将面临旺岱的威胁。最后,他私自将朗德纳克放走,自己则留在了牢中。西穆尔登发现此事后如雷贯顶,震惊非常。他召开军事法庭审判郭文。郭文承认自己有罪,要求判处死刑。表决时,杜拉主张释放,而另一名法官主张判处死刑;西穆尔登投了决定性的一票,郭文的死刑将在次日进行。郭文的部队闻讯后全都表示反对,西穆尔登内心也很痛苦。夜里,他去看望囚在土牢中的郭文,师生两人为了各自的理想热烈地争辩起来。西穆尔登最终没能说服郭文,他黯然神伤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郭文走上了绞刑架。他的士兵们呜咽着替他求情,有的甚至要求代他而死。但西穆尔登铁面无私地坚持执行死刑。郭文引刀就戮前喊出了“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当郭文人头落地时,断头台下响起了手枪声:西穆尔登开枪自杀了。

  小说的基本情节大体如此。

  《九三年》(下)《九三年》中最震撼人心的情节有两个:一是在母亲佛莱莎撕心裂肺的绝叫声中,杀人恶魔朗德纳克返身冲入火海救出三个小孩,自己因此被捕;一是郭文放走朗德纳克而代其受死,西穆尔登在亲自宣判并监斩了自己的学生后而饮弹自尽。可以说,作者意欲在《九三年》中注入的全部意义因为这两个情节而获得升华,这部小说所以成为不朽,在很大意义上也应归功于此。如果说诗有诗眼,画有画韵的话,《九三年》这部描写伟大的法兰西革命的史诗的诗眼就在这两个情节之中,这幅巨大的历史画面含蕴的意韵亦在其中。

  农妇米舍尔·佛莱莎是战争苦难的象征;也是伟大母爱的象征。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但却因战争和封建专制统治而饱受折磨和苦难。战争几乎使她失去了一切:房屋家产、丈夫、还有失踪的孩子。伟大的母爱使她不辞辛劳,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她那伟大的母爱最终也使奇迹出现,给她带来灾难的元凶最后救出了她的孩子,她们母子终于获得团圆。因此,可以说是母爱使佛莱莎能在残酷的战争中得以保全了自己的孩子,是母爱在无情的较量中唤醒了敌猷泯灭的人性。

  朗德纳克是暴虐与凶残的代表,是战争与苦难的渊薮。他出现在哪里,那里就有罪行发生。他在本小说中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命令处决那位失职的水手。在他到了布列塔尼以后,那里迅即变成血与火的战场。他杀人成性,连妇女小孩也不放过。但他本人又极其狡猾,善于玩弄欺骗伎俩,因而能够驱使愚昧的农民为他效命疆场。城堡前与革命军的较量证明他是死不改悔的,他是正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懂得利用宗教信仰,也确实不乏人格感召力,这是一个具有理性色彩的充满兽性的对手。但是,烈火之中传来的母性的呼喊声和熟睡的孩童的可怜状貌,却使他在这一特殊的情形下人格行为发生了突变,成了冒死救人的英雄。在人性与兽性、战争与母爱的较量中,人性战胜了兽性,母爱战胜了战争。通过这一情节和上述两个人物的行为及命运,作者雨果表达了谴责战争和讴歌母爱的人道主义主题。

  郭文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崇高的人道主义者。他有“高尚的思想和动机”,他年轻有为,机智果敢,忠于革命,为正义而战。在大革命爆发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地位,投入共和国的阵营。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相信真理、正义在共和国一边。但他同时还抱有人道主义的理想。他认为“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一个字”;“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宽恕,那么胜利也就不值得争取了。”因此,在封建专制和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以及反革命与革命的较量中,他站在了推翻封建专制和革命的一边;但在他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他正在从事的革命事业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却站在了人道的一边。他坚信,“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所以,他放跑了革命的敌人朗德纳克;而他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革命的惩罚,坦然走上断头台。

  西穆尔登是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派的代表。他无私正直,“满身都是道德和真诚”。他出身贫苦,当过乡村教士,因此能够理解人民,表达人民的意愿和感情。他忠于原则,坚持法纪,但同时也体现了最高的人性规范。他坚定地指出:“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在战场上,他无所畏惧,当一个匪兵举刀砍向郭文时,他冲上去打倒匪兵,自己却因此受了重伤;在军事法庭上,他公私分明,坚决维护革命法治的尊严,将违纪的学生送上了断头台。他的死,既出人意料,又感人至深。从他同郭文的关系看,这一种结局是合情合理的,同时更突出了他忠义两全的崇高品质,也强化了小说的悲剧色彩。这是作者的神来之笔:伦理道德与革命暴力、善与恶之间有一种既对应又矛盾的关系,使用暴力往往是触犯道德的,但道德的秩序常常只有通过暴力的形式才能实现;纵恶并不能为善,并且违反了善的本意,因为与一人为善往往使更多的人受恶,结果反变成行善即行恶。但是,在个人处理这种复杂关系时,往往因行善而在另一层次行了恶,在维护革命原则的同时却违背了伦理原则,这种情节本身即蕴含着悲剧性因素。为了弥合这种矛盾,便只能以人物自身的悲剧结局予以解决。而这样一来,恰恰突出了人物的高尚人格——这正是 《九三年》的感人之处: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上,人人褒贬清晰;而在人性和兽性的分水岭前,也是个个泾渭分明。因此,《九三年》既是一部革命史诗,又是一部闪烁着人格魅力的道德童话。

  《九三年》与雨果的其他小说不同的地方,亦即这部小说的突出之处,是作家引入了人伦冲突。作家将人伦关系与阶级关系结合在一起,人伦冲突在阶级冲突的基础上和大背景中展开。小说的上述三个主要人物或为亲属关系,或为师生关系;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又分别构成敌我关系或原则冲突。小说的这种处理使情节的发展更为复杂而激动人心,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也增加了作品本身的魅力。

  《九三年》是雨果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他一生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活到老,战斗到老

  雨果在完成了《九三年》的写作后,于1873年7月31日返回巴黎。

  这年年底,雨果的第二个儿子弗朗索瓦·维克多病逝。他的家人中,他的长女、夫人、长子相继去世,每次都给老人以沉重的打击;而这一次的打击,更甚于从前。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的灾难,而且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但老雨果并没有颓唐,他仍然是那么坚毅、沉着,仍然继续为人类的事业而斗争。1874年1月,他同一位朋友谈话时说道:“我象一座森林,虽经多少次砍伐,而嫩枝却更加茁壮成长。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用诗歌和散文来表达我的思想,但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够将我头脑中千分之一的思想表达出来……”

  他为实现人类的和平而呼吁。在给1874年及1875年召开的两次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的致词中,他谴责普鲁士帝国的所谓胜利,要求恢复法律,实现和平。他在致词中写道:“有日出才有白昼,有法律才有和平。”

  他一如既往地要求取消死刑。1875年2月,他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布朗辩护,要求予以重新判决;最后,布朗被改判为服刑五年。

  1876年1月,德高望重的雨果冲破保皇党人和教权主义者的重重阻挠,当选为参议院的议员。他不失时机地利用议会讲坛,顽强地为巴黎公社社员辩护,要求实行大赦。当年三月,在参议院的会议上,他登上讲台,发表演讲,要求“全面彻底地赦免所有与3月18日事件有关的人和事”,不加任何附加条件。但他失败了,只有寥寥十票赞成他的提案。然而,老雨果并没有气馁。四年后,在1880年7月3日,他在参议院旧话重提,要求通过赦免公社社员的议案来迎接攻占巴士底狱的周年纪念日。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以颤巍巍的语调动情地说道:“我第一次在法国的讲台上发表演说,是在三十四年前,也就是在现在站立的这个讲台上。秉着上帝的意志,我当时演讲的内容是捍卫进步和真理;同样秉承上帝的意志,我今天演讲的内容是捍卫仁慈和正义——如果考虑到我的年龄关系,或许,这是最后一次。”

  雨果的赦免法案终于被通过了。

  老雨果用口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用笔来配合他的现实战斗。察觉到法国存在着专制复辟、君主政变的危险,他将1852年写作的《一个罪行的始末》及时发表了 (1877年10月出版)。在这部书中,他谴责了路易·波拿巴发动的反动政变。此时此刻,连同道明主旨的序言一道发表,足以警醒世人,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他继续进行创作。在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先后出版了《历代传说》第二集 (1877年)和第三集 (1883年);诗集《做祖父的艺术》(1877年)和《精神的四种风向》(1881年)。《历代传说》是雨果老人以随笔的形式对他一生经历和智慧的记录,它给人以启迪和借鉴;《做祖父的艺术》则是一位满怀爱心的慈祥老人与天真稚嫩的儿童的亲切对话以及同他们的心灵沟通,它同样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当这部诗集第一次出版时,几天之内被一抢而空;诗集中的小主人翁成为巴黎街头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继续发表演说。1876年6月,在给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送葬的墓前葬礼中,他在悼词中说道:“她留下了数不清的杰作精品……现在,法兰西正在遭受凌辱,特别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祖国争取荣誉……” (雨果本人未出席葬礼,其亲笔悼词请别人代念。)1878年5月30日,在纪念伟大思想家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他指出,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是启蒙者的世纪,而“十八世纪开始的运动,十九世纪正在完成”;他号召一切希望创作出人类优秀作品的作家,应该把宣传真理、谴责战争作为自己真正的战场。他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文学家代表大会上大力弘扬文学对人类的进步作用。他指出,文学永远是“人类的理智迈向进步顶峰的进军”;他大声疾呼:“光明!永远是光明!处处是光明!所有的人都需要光明!光明存在于书籍中。把书本翻开吧。让它有可能放射出光明,让它发挥自己的作用吧。”

  日月同光

  伟大的人物往往生前倍受冷落,雨果却是一个例外。虽然他历尽坎坷,饱尝苦难,但同时也获得了人们的崇敬和爱戴。

  1881年2月26日,是雨果八十岁诞辰。全法国的人们将这一天作为国家的盛大节日予以庆祝。所有的中小学都放了假,并取消了对学生的处分。在埃洛大街的雨果寓所门前,人们搭起了一座凯旋门。从这天中午起,人们手捧一束束鲜花,川流不息地走过雨果的窗下,向这位一生笔耕不辍、除恶扬善的“人类良心”和“大海老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在他们中间,有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的巴黎公社社员及其家人;有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汲取人类智慧养料的世界各国的代表;有聆听过他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从而获得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的来自法国各个角落的人民;连法国政府总理也亲自登门表示祝贺……这一天,从老雨果的窗下经过的游行队伍整整行进了六个小时,其人数达六十万人之巨。没有任何人的事前组织和策划,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行政指令和规定。完全是自发而来,出自内心!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以心换心、以真诚换真诚的结果!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后来写道:“对我们来说,老雨果的名字总是和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在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中,他是唯一获得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这种荣誉的人。”

  年过八旬,老雨果的精力和体魄渐渐不如从前了。尤利叶·德鲁埃的去世,更加速了他的衰弱。尤利叶死于1883年5月11日,享年七十七岁。她追随雨果五十年,与雨果相爱五十年,虽然从未享有妻子的名份,但却是真正风雨同舟的爱人。在雨果的几乎所有重要书稿中,都洒有她辛勤劳作的汗水;在雨果最艰难、最危险的日子里,总是她伴随在雨果的身边。但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虚伪礼仪规范,却只能让她处于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尊荣的窘迫地位。当雨果走上讲坛和舞台接受鲜花和欢呼时,她只能远远地站在人群边上默默露出欣慰的微笑……但她毕竟是幸福的。就在她去世前的这一年二月,老雨果将一张签有自己亲笔题词的照片赠送给她,以纪念他俩五十年相爱的珍贵情感。那张照片的背面题写着如下的字句:“相爱五十年,这就是最美满的伉俪。”

  如今,尤利叶先他而去了,老雨果感到了生命的迫力和精神的孤独。他在诗中吐露心曲:

  再也看不到她了,叫我怎么活?

  往后的岁月是一副沉重的负担,主啊,我求你,一天也别让我等待,请你快快召唤,快快把我召去吧!

  他仍然照常参加平时的各种活动,照常在自己的红色沙龙里接待各种客人,但他往往保持沉默,他那深邃的眼神常常注视着某个未知的深处……

  他开始日益关注身边子女和亲人的生活,他更加关注穷人的生活。早在流亡时期,他就将日常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资助周围的穷人;从1862年起,他每周招待圣皮埃尔港的四十个穷苦儿童一顿晚餐。两年前,他就立下遗嘱,留下四万法郎给穷人,并将自己的全部文稿献给巴黎国家图书馆;并希望死后用装载穷人的灵车将他送往公墓埋葬。尤利叶死后,他进一步修改了遗嘱,把留给穷人的钱增加到五万法郎,并重申了用穷人的灵车送葬的要求,拒绝任何教会为其葬礼服务。

  1885年5月15日,雨果感染了肺炎——这是一种最易使老人丧生的疾病。他预感到了死神的降临。他唤来了孙于乔治和孙女让娜,向他们告别。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看见了漆黑的光。”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一句话。

  5月22日夜晚,据罗曼·罗兰记载,当夜巴黎上空暴雨大作,电闪雷鸣,冰雹倾盆而下。就在这一天夜里,在暴风雨最激烈的时刻,维克多·雨果溘然长逝,终年八十三岁。

  次日,法国宣布为雨果进行国葬。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全体代表为之休会,以示哀悼;埃洛大街和埃洛广场被以雨果的名字重新命名;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雨果灵柩安葬先贤祠的决议。

  5月31日夜里,人们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明星广场上搭起了灵台,十二个青年诗人组成了仪仗队,无数的人们在为不朽的诗人守灵,每一个人都在朗诵雨果的诗歌;到处堆满了鲜花和花圈,到处闪烁着盔甲和灯光。6月1日清晨,伴随着隆隆的鸣炮声,“几辆平板车和一辆只有两个白玫瑰小花环的未加装饰的黑色灵车”出现了。没有牧师,没有主教,没有唱诗班;但是在黑色灵车的后面,却有两百万送葬的人们……

  伟大的死者七年前曾在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过下面一段演辞,精辟地概括了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战斗一生。就让我们以它来作为对诗人自己的盖棺论定,并借此表达对这位终身以信奉真理、光明、正义和良心为上帝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崇敬之情:“他虽死犹生。他离开了我们。他经历了长年的忧患,饱尝了创作的艰辛,肩负着最光荣而又最危险的责任,即他预先提出并主动承担的、力图将人们的良心引向正道所负的责任。他离去了,伴随着他的是诅咒和祝福——过去时代的诅咒,未来时代的祝福。这是体现光荣的两种很好的形式。他在弥留之际所听见的,一方面是同代人和后辈人的热烈欢呼,另一方面则是无情的过去时代发泄在与其作斗争的人们身上的那种仇恨的狂叫和咆哮……”

  引 子

  1870年9月5日下午一点左右,布鲁塞尔火车站售票处门庭冷落,旅客稀少。几位售票员正在山呼海吹,闲聊这一年欧洲发生的不平常事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野心勃勃,西班牙王位的空缺更使他虎视耽耽;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也早已觊觎着那个位置。各国政客们的领土野心和权力扩张欲终于只能通过军事较量来解决。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8月2日,战事爆发,法军节节败退;9月1日,法军在色当大败,拿破仑第三被俘,麦克马洪元帅率八万三千名法国士兵向普军投降;同月4日,愤怒的法国人民走上街头,巴黎爆发革命,当天帝国倾覆,共和国宣告成立。法国的爱国主义热潮是否会蔓延到比利时境内呢?售票员们热烈地争论起来。“请给我一张到巴黎的车票。”

  窗口突然传来一个激动而颤抖的声音。

  众售票员寻声抬起头来,看见窗口出现了一个老人的面庞。只见他年近古稀,白发飘逸,一顶软毡帽直拉到前额,眼中露出热切而焦渴的神情。

  这就是维克多·雨果,举世著名的法国文学家、诗人和人道主义思想斗士。截至此时,他已度过了十九年的颠沛流离的政治流亡生涯。十一年前,他曾蔑视拿破仑三世的恩赦而拒绝回国;如今,帝国大厦已经倒塌,法兰西共和国已经成立,但祖国正处在危急的时刻,是他返回祖国,去为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国人民作战的时候了。

  当晚九时三十五分,雨果搭乘的直达火车抵达巴黎。巴黎火车站内外人声鼎沸,万头攒动,车站大楼的阳台下面响起了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人们高呼着:“维克多·雨果万岁!”

  雨果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登上阳台,向人民发表了演说。“语言已无法表达宽宏大度的巴黎人民给予我的这种使我感到如此激动而无以言喻的接待。公民们,我以前说过,我将在重建共和国之日返回祖国。瞧,现在我回来了……我将履行自己的天职!……同胞们,要捍卫巴黎,保护巴黎。……你们知道巴黎为什么是文明的城市吗?因为它是革命的城市……能够由于野蛮的侵犯而让这个伟大的城市受凌辱破坏、被奴役占领吗?不能,绝对不能!永远,永远,永远不可能!”“不能,不能,永远不能!”人群中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在巴黎城的上空久久回荡。

  从火车北站到不远处雨果下榻的住宅,轿式马车在人群簇拥之中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雨果连续四次向人们发表了演说。“仅仅这一个小时,就足以抵偿我二十年的流亡生活了。”雨果感慨地对身边的同伴们说道。

  内容简介

  在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雨果都是一个光荣的名字。本书详尽介绍了这位浪漫主义文学大师所走过的生活道路,阐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艺术理论。评介了他的代表性的小说、戏剧、诗歌作品,帮助广大读者了解雨果本人及其作品,同时也通过他了解当时的法兰西文学。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大海的胸怀──雨果和他的世界

  如梦的童年

  不速之客

  1802年2月26日,法国东部贝藏松市的一座古老的住宅里,传出了一个婴儿的啼哭声。下莱茵第八营指挥官莱奥波德—西吉斯贝尔·雨果少校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少校的上司,也是少校一家的朋友维克多·拉奥里将军是这个孩子的教父,教母是贝藏松要塞司令夫人玛丽·德塞里埃,为了分别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孩子被取名为维克多—玛丽·雨果。

  少校夫妇本来盼望着一个女儿,他们早已给她取好了名字:维克多丽娜。但来到人间的却是一个瘦小的男孩子。肩宽体健的父亲有些失望,但看了看身边的两个小男孩:四岁的阿贝尔和两岁的欧仁,他又不禁有些得意起来——都是带兵打仗的料!母亲索菲来不及想到失望了,看到婴儿孱弱细瘦的身体,一种强大的母爱驱使着她挣扎着爬起来,将婴儿小心翼翼地抱在自己的怀里。现在她的最大希望,是让孩子健康地活下来。不管是“维克多”,还是“维克多丽娜”,好在都是“胜利”之意,索菲暗暗祝祷,愿教父的名字能给这个孩子带来祥和与成功。

  索菲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她是一个共和国军官的眷属,常年跟随着雨果少校东奔西走,这个瘦弱的婴儿能承受得了么?

  六个星期过去了。孩子竟一天天结实地成长起来。当索菲携带着裹在襁褓中的小维克多,随少校率领的第八营从贝藏松转移到马赛时,小男孩居然平安无事。

  女人总是为别人操心,永远担忧着身边身外的事情。看到孩子时时露出的健康的笑容,她又为丈夫西吉斯贝尔的升迁问题牵肠挂肚起来。

  西吉斯贝尔在十六岁时就投身军界了。那时正值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他为了保卫国民议会,保卫雅各宾共和国,转战南北,不惜流血流汗。由于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三年后被提升为莱茵部队的一名上尉。1793年,上级派他前往旺岱镇压反革命叛乱,同年被任命为下莱茵第八营营长。政事变幻,波拿巴成为首席执政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他驰骋疆场,为军人的荣誉而战。但他的功绩并没有得到上面应有的评价,他的心情变得抑郁沉重起来。小雨果的出生给了他些许慰藉,不过,日子一久,他脸上的愁云又堆积起来。

  看到丈夫一天天消瘦下去,索菲下决心去一趟巴黎,为丈夫助一臂之力。于是,她把三个孩子都留在了军营里,自己单身赴程了。

  索菲走了好几个月,西吉斯贝尔的营队已从马赛调到厄尔巴岛,但巴黎方面仍然没有好消息传来。终于,索菲从巴黎回来了,带着一脸的倦怠和失望。她一无所获。原来,西吉斯贝尔的上司和庇护人,莱茵军团的指挥官莫罗得罪了波拿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属下自然也就只好受到冷遇了。

  为丈夫谋职不成,索菲便把精力倾注到了三个孩子身上。军队的生活是飘忽不定的,索菲带着孩子们随军队不断迁徙。他们先去科西嘉,再转往波托费拉约和巴斯蒂亚。小雨果两岁那年,母亲索菲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哥哥,迁居巴黎。其后几年间,一直不断地在巴黎和丈夫的营防驻地之间穿梭往来。因此,小雨果对地中海群岛的风光是熟悉的。他随母亲到过意大利的热那亚和罗马,也去过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奇妙的异地风情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雨果的父母

  雨果的母亲索菲带孩子迁居巴黎,其主要理由是动荡的军旅生涯有碍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但更重要的原因她并没有宣诸于口。她和丈夫西吉斯贝尔的感情不合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索菲和西吉斯贝尔的婚姻是两个不同政见者的浪漫的结合。

  索菲是一个船主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保皇党人,天主教徒。由于父母早逝,她是在姑母身边长大的。姑母也是保皇派分子、伏尔泰信徒。她把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将自己的刚毅性格传授给了侄女索菲。

  1796年的一个夏日,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的索菲接到通知,雅各宾士兵正在附近丛林中搜索保皇的朱安党人,要她去对付一下那些士兵,将他们的视线转移开去。于是,那天中午时分,正率队执行任务的蓝军上尉雨果看见前方出现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布列塔尼姑娘,她骑着马儿悠悠荡过来。雨果上尉的眼前为之一亮。“她的体格堪称健美,容光焕发,艳丽夺目,咄咄逼人的顾盼招人喜欢。在她那轻盈的步态、从容的举止中,蕴藏着一种和谐、优雅而又富于田园气息的神韵……”上尉和他的士兵顺从地跟着她来到村庄。

  共和国的军官和保皇派的女儿就这样相识了。他们彼此相互激赏。雨果上尉喜欢姑娘新鲜迷人的容貌和刚毅大胆的性格,而索菲则欣赏对方强健的男子体魄和英雄气慨。在他们结识一年多以后,1797年11月15日,索菲来到巴黎,同雨果上尉办了结婚手续。

  雨果上尉出身于一个木工家庭。他受教于南锡牧师会的神父门下,懂拉丁文、数学,也会写情诗歌谣和长篇小说。少年参军使他来不及继承父亲的木匠衣钵,但最后却成了一个将军。在他升任上尉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擢升,直到当他转战南欧各国时,在那不勒斯王国俘获了当地的起义农民领袖,这才重新官运亨通,被提升为科西嘉皇家军团上校。约瑟夫·波拿马还委任他为亚维利诺省的总督;后来又晋升为将军。

  新婚蜜月的生活是令人心醉的。他们很快就有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孩子。不过,日复一日地单调的生活和时时的四目相对,仿佛将时间无限地拉长了,但同时也将双方因婚姻结合而消弥的距离重新拉开了。渐渐地,索菲对丈夫那无休无止的情欲开始厌倦起来。烦琐的家庭生活最能毁灭一切。它能将新鲜的思想和甜蜜的爱情变得枯涩和乏味,它也能侵蚀人的神经和意志。浪漫的情调和激动的情感早就被岁月冲淡了,而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信仰开始产生毒化夫妻感情和家庭气氛的作用。

  他们经常进行辩论。索菲强烈谴责战争,她忘不了姑娘时代所见到的战争的恐怖情景;习惯于童年宁静温馨的乡村生活的她热诚地向往和平和真正的自由。酉吉斯贝尔则总是热烈地为自己的使命而辩护。索菲受不了她所厌恶的军旅生活,她终于带着孩子移居巴黎。独身的军官又回复了原来的本性,西吉斯贝尔的身边总是伴随着一个美丽的科西嘉姑娘。而索菲也同丈夫的上司拉奥里将军成了亲密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

  庭院中的乐趣

  索菲同丈夫分居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在巴黎找到一座古旧的楼房租下,并定居下来。这座楼房坐落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它原是斐扬底纳修道院的旧址,后来成了私人的资产。楼房四周为茂密的灌木丛林所环绕,在这灌木丛中,活跃着无数的小生命,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它也为童年雨果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雨果后来曾在他的小说中描述过这个花园式的灌木林:

  一棵棵大树弯垂,一丛丛灌木昂伸。杂蔓攀爬,乱枝纷披;遍地丛生的植物和悬空盛开的繁花相迎交织……这座花园已不象个花园了,似乎变成了一片庞大的灌木丛,象树林般密不透风,象闹市般人烟稠密,象鸟巢般唯恐惊扰,象教堂般幽暗肃穆,象鲜花般馥郁芳香,象陵园般孤寂僻静,又象一个群体充满生机……

  那时阿贝尔已经上了中学,雨果跟着他的二哥欧仁在一所私人学校学习。课余时间,他们便跑进丛林中躲迷藏,做游戏;或者在地上一蹲就是几个小时,观察蚂蚁搬家、打仗,要不就是自个同昆虫开起战来。玩时自然兴奋得要命,但事后付出的代价也不轻。雨果身上常常披红挂彩:不是头上撞起个拳头大的包,就是身上被蚊虫咬起一片片的红;要不就是从树上溜下来时擦破了皮,或者被荆棘挂破了衣衫。每次回到家中,哥俩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不过还好,母亲并没有过多地埋怨他们,更没有受到体罚。

  因此,雨果身上留下的那些一直保留终身的疤痕,都是调皮的童年生活刻下的印记。他的手指上有一处伤痕,那是他抚弄小狗时,那只不知好歹的小宠物给他的永久纪念。他的膝盖上也有一处疤痕,那是他和同学游戏时受伤的产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额上的小疤。不过,这并不是在巴黎住宅的花园中留下的,那是他小小年纪随军生涯的永恒纪念。那次,母亲带着他们哥仨随军队迁移,前往父亲的驻防地途中,他们在西班牙的萨达拉斯露宿了一晚。孩子们一到晚上就格外兴奋,更何况还让他们露天住宿。他们在碎瓦残壁中捉起迷藏来。雨果年龄最小,但却很机灵。他在石堆中爬上爬下,哥哥们老是抓不着他;他高兴得忘乎所以,情急中跳上了一块不稳的石头,结果连人带石滚了下来,失去知觉。待他被哥哥们抱回家里时,已经满头是血。母亲着急得要死,赶忙找来外科军医。幸而第二天伤口就愈合了,但那条小疤痕却留了下来。

  母亲随军的生活以及她同丈夫分居后移住巴黎的日子并不是畅心如意的,但小雨果似乎却并没有这种童年不幸的阴影。庭院的时光,动荡的生活,似乎只是为孩子好奇爱玩的天性增加了更多的乐趣,让他接触到更广大的世界。童年的一切,在小雨果的脑海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同时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小大人”

  雨果四岁多就开始挟着书包尾随着哥哥上学了。他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课程,八岁时就能流利地阅读和翻译贺拉斯的文章。他和欧仁还在马德里的学校读过书。十二岁时,他进了巴黎圣玛格丽特街的戈蒂埃和德高特寄宿学校学习哲学和数学。

  他喜爱学习,嗜好读书,经常捧起一本书好几个小时舍不得放下。他对文学尤其感兴趣:十二、三岁时,他就尝试着写下了成千上万行诗,还写了一部喜歌剧、一部散文剧、一部史诗和一部五幕诗体悲剧的剧情梗概。他勤奋好学,经常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

  雨果十二岁时,他的母亲和父亲正式分居了。两人的矛盾终于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两人本来性格就不相融洽,政治信仰各异;而且彼此感情早已疏远淡漠,各自有了自己的情人。索菲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趁她不在时取代她的位置,而雨果将军亦无法忍受自己的女人接受另一个男人——尤其这个男人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的接济。约瑟夫国王曾几度从中调解斡旋,但终于不能阻止他们之间关系的恶性发展。

  1814年9月,雨果将军亲自去巴黎,利用做父亲的权利把两个小儿子送到科第埃和德科特的寄宿中学。这所学校坐落在“黑暗阴森的圣玛格丽达大街的僻静小巷,紧夹在修道院监狱和德拉古市场的高墙之间”。为了不让孩子受到他们的母亲的影响,他委托他的姐姐照管欧仁和维克多。但孩子们是不会忘记母亲的。他们痛恨姑母,指责父亲。家庭的不幸使维克多过早地结束了童年的生活。他后来在一首诗中写道:

  父亲让我受的是什么样的罪!

  童年突然结束了……我召唤过去,回答我的只是一片静寂。

  为了摆脱我的痛苦我无路可走,只有梦想,跑进森林和相信奇迹……

  母亲对维克多·雨果的影响是巨大的,母子分离的生活也无法抹掉母亲的身影。维克多生活十分简朴,这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良好习惯。他经常自己打扫楼梯,整理房间。每天早上,他夹着书本走出住宅,到街对角的小店铺里买几个子儿的牛排,然后一边吃着,一边去上学。他将这种简朴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但母亲对儿子的更大影响却是政治上的。青年时代的雨果是一个保皇主义者,这与他母亲的政治倾向相接近。

  不少文学家都有早熟早恋的倾向,这或许与他们天生异质,感情格外丰富复杂有关。但这也可能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过常人没有胆量和机会宣诸于文字,而文学艺术家们更富胆识和激情罢了。不过,对维克多来说,多少有些遗传的因素。他那几乎保持终生的旺盛的情欲似乎得益于他的父亲。据雨果后来在自己的诗中回忆,他在八岁时就曾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那是蒙代·欧莫索伯爵的女儿,约瑟夫国王的情妇——荷比达。九岁时,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哥哥去探视父亲,在巴伊沃纳等待运输队的那一个月里,他又被房东太太的十岁女儿弄得心醉神迷。那小女孩给他念故事,但他却心不在焉,总是盯着女孩的脸庞,被她的呼吸弄得耳红心跳。

  雨果后来谈起与那个房东小女孩的往事时,将它称作心的第一声,爱的晨鸡初唱。他说,每个人在他已往的生命里都能寻出这样的孩童恋爱,这种恋爱之于成年的爱就等于曙光之于太阳。三十三年后,当他故地重游时,他特地去拜访了那曾给了他美好回忆的宅园。门庭依旧,但昔日桃花却已不见芳踪。

  教父拉奥里

  在巴黎居住的日子里,有一天,母亲突然领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已过中年,身材高大,两眼炯炯有神。母亲告诉维克多,这就是他的教父拉奥里。

  拉奥里从此就在他家里住了下来。当然,他并没有住在小楼里,而住在花园深处的一个小祈祷堂里。拉奥里时常跟维克多兄弟一起玩游戏,并帮助他们复习功课。他给小兄弟们念维吉尔的长诗,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他博学多才,知识渊博,维克多完全被他迷住了。

  维克多不仅从教父那里了解历史、战争和远古时代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关于“自由”的观念和对法国当政者“谋权篡位的波拿巴”的仇恨。

  维克多很久以后才知道,居住在他家里的教父,原来是被警察局通缉的政治流亡犯。几年前,他因参与反对拿破仑的密谋活动而被判处死刑。多年来,他一直东躲西藏,现在,住在情人索菲的住宅里,他才感到些许的慰籍并领略到家庭的温暖。

  有一天,拉奥里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一下子就将小维克多抱起来,高高地抛到空中。他兴奋地告诉雨果的母亲,流亡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他偷偷去见过法国警察总监沙瓦利,后者亲口对他说,不用再避难了,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皇帝早已消了怒气;并且,拿破仑此时已征服了大半个欧洲,达到事业和声名的顶峰,眼前正忙着筹备与奥地利公主的婚礼,他理当赦免过去的政敌。

  那天晚餐格外丰盛,教父和母亲都非常高兴。拉奥里在席间给孩子们讲起了笑话。这时,门铃叩响了。几个穿便衣的人走了进来。

  为首的彬彬有礼地问道:“您是拉奥里将军么?”

  教父一脸愕然,默默地点了点头。“对不起,将军阁下。”那人说道,“奉皇帝陛下的命令,您被捕了。”

  那次事件以后,母亲沉默了很多。她出门的时候也变得异乎寻常地多了起来。原来,她在同朋友们秘密商量营救拉奥多出狱的事情。

  拉奥里在狱中与反对拿破仑的军官们取得了联系。他们用谎言骗过了典狱长,声称拿破仑已死,将拉奥里放了出来。但很快事情败露,肇事者全都被抓了起来。

  索菲四处奔波,打探消息。她来到朋友富谢的公寓,审讯造反军官的军事法庭就设在那座大楼的会议大厅里。据说法庭主席要求谋反者说出他们的同谋时,其中一人回答说:“是整个法兰西,先生。如果我们成功了,你们也是……”索菲听说后非常激动,她连连重复着说:“对,对,说得好!是整个法兰西!”半夜两点钟,一直守侯在富谢公寓的索菲终于从富谢先生那里得到了消息:参加叛乱的军官们全部被判处死刑,凌晨四点在格莱涅尔峡谷执行。她悄悄地来到死囚刑车必经的街道口,并尾随在刑车的后面,将拉奥多一直送到公墓。

  第二天,她把维克多带到大街上,在一张布告面前停下来。她指着上面的一张头像,神情凝重地对小儿子说:“记住他,孩子,这是你的教父。”

  维克多·雨果将这一幕情景深深地记在脑海里,连同那个令人难忘的教父。

  时代的歌手

  勤奋的模仿者

  孩子总是模仿着大人的样子,他们在模仿中日渐成熟长大。雨果不仅在模仿大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在模仿着文学创作。与一般模仿者不同的是,他不只对文学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而且表现出一种天生的敏悟和超凡的创造能力。

  后来保存下来的雨果最早写作的一本诗稿,是雨果1815年写成的,那时他才十三岁。当时巴黎上流社会做诗的风气很盛,它也在学童们中流传开来。雨果对诗歌的兴趣是从阅读古拉丁文诗歌开始的。白天,他在教师的讲授下阅读贺拉斯的短歌和维吉尔的农事诗;晚上,他将这些诗一首首译成法文。

  译诗激起了他创作的兴趣。在少年时代,他写过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短歌、讽刺诗、诗柬、咏怀、牧歌、杂诗;维吉尔、贺拉斯、日康、渥松、马西亚尔的作品翻译;传奇、寓言、情歌、隐语、诗谜、回文诗、折字诗、短句和即兴诗,以及一部滑稽歌舞剧。他还试着将他的诗歌向各处投稿。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抒发豪情壮志:“我要成为夏多勃里昂,否则就一事无成。”夏多勃里昂是当时法国最有名的杰出诗人。

  从载入雨果日记中的上面一句话说明,雨果自进入文学生涯的一开始就将目光盯住了同时代最杰出的作家。更值得注意的是1820年他写的一段文学札记:

  我们的时代多么贫乏呵!大量的诗歌,可是没有诗意,那么多喜剧,可是没有戏剧……这个时代何时才能产生具有当代社会运动水平的文学,何时才能产生象伟大事件那样的伟大诗人呢?”

  这样一种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俯瞰当代文学的视点,这样一份急切地期待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出现的心情,足以表明青年雨果宏伟的胸襟和豪放的气魄;同时亦表明雨果是站在很高的创作起点上涉足文学领域的。

  命运初次向他微笑。1817年,法兰西学院有奖征文,雨果作了一首《读书乐》应征,得到了法兰西学院的奖赏,国王路易十八发给他每年一千法郎的助学金。1819年,他参加了法国南部图卢兹文学院的诗歌竞赛,两次获奖。其中在拟题诗歌《亨利四世雕象重塑颂》有奖征文赛中,他获得了该征文的一等奖——金质百合花奖。在他战胜的无数对手当中,包括比他年长十岁、当时已经成名的诗人拉马丁。

  外界的奖励就象最好的润滑剂,推动着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在诗歌的道路上滑行。没有这些早期的成功,就不会造就未来的伟大文学家。

  这些诗歌创作,自然还是停留在模仿的层面,严格按照古典主义诗歌的格律,以程式化的语言写就;但它们却表现出雨果对诗歌音乐性、诗节灵活性的本能追求和对风格的直觉感悟。这些文学拟作的主题和题材是很广泛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诗作,表现出作者对君主制度的拥戴和对天主教会的狂热,如《旺岱》、《贝里公爵之死》、《颂查理十世加冕大典》等诗。在一篇名为 《电报》的讽刺诗里,表露出年轻的作者对帝制政权的仇恨和对王室政权的崇拜;另一首咏滑铁卢战役的诗谴责了战争。一首短歌以“国王万岁”、“法兰西万岁”为迭句;还有一首古体诗歌咏路易十七之死。他写的第一部悲剧以王权复辟为主题。全剧以下面一句歌词结尾:“当人们憎恨暴君的时候,必然就喜爱国王。”他谴责野蛮的战争和暴力,同时也厌恶政治和宗教。除此之外,母爱,友情,也成为他的早期作品中常见的题材。

  由此可见,雨果很早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学才华,同时表现出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广泛关注和开阔的视野。在他那温和的保皇主义倾向中,显露出他早期人道主义思想的萌芽。他对革命的误解和厌恶,既是受自母亲及其朋友的影响,更出自他对暴政和压迫的本能的反感。一旦他对社会的认识更深一层,接触到更多的东西,他将毫不犹豫地抛开那些虚假的观念,而直达事物的本质。

  1819年12月,雨果三兄弟创办了一个名叫《文学保守者》的刊物,雨果自任主编。这个刊物成了雨果文学练兵的演习场。他的早期诗歌大多在这个刊物上出现。他在上面发表了许多文艺批评、戏剧评论以及译介外国文学的文章。从他的评论文章中,人们发现,雨果对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极为全面,文学理论的造诣相当高,显露出他的独特的批评眼光和观察视角。可惜因为经费方面的原因,同时由于社会反响不大,这个刊物在办了一年零三个月后就停办了。据统计,雨果在这个刊物上共发表诗文二百七十二篇。未来的伟大作家,为自己准备了造就文学天才的摇篮。

  嫉妒的恋人

  1819年4月26日,在一棵高大的栗子树下,一对少男少女正在进行一场严肃而激动人心的谈话。“你一定有许多的秘密吧?”少女羞怯地问道。“是的,”少男庄重地点了点头。“如果你能把你那个最大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把我的最大秘密告诉你。”少女鼓起勇气说道。“我最大的秘密是你——我爱你。”少男声音颤栗地说道。“我的最大秘密也是:我爱你。”少女低下了头。

  不用说,那少男就是维克多·雨果;而那女子是年长他一岁半的安黛尔·富谢,雨果童年时代的朋友。

  安黛尔的父亲比埃尔·富谢,是雨果父母的好朋友。在雨果父母结婚的时候,比埃尔任法庭秘书。几天之后,他请刚刚担任新郎的雨果上尉做他的证婚人。在比埃尔的婚宴上,雨果上尉以军人特有的豪爽大声说道:“如果你们生个女儿,我生个儿子,咱们就结成亲家。来,为未来的幸福家庭,干杯!”

  这对少男少女不仅有父母的“指腹为婚”作凭,还有儿时青梅竹马的情谊呢。

  幼时,安黛尔常常和她的哥哥来到费扬提诺修道院,同雨果兄弟一起度过星期日。他们一起捉迷藏,荡秋千,玩家家。每逢荡秋千的时候,总是安黛尔坐在秋千上,雨果在下面推着她荡悠。后来,索菲·雨果搬到了与富谢毗邻的维伊——推伊里街2号,他们俩接触的机会更多了。雨果常去安黛尔家的花园,安黛尔看见他来后,高兴得小脸蛋红扑扑的。她对他说:“咱们比赛,看谁跑得快。”说完撒腿就跑;雨果急忙追上去。经过好一阵追逐,小姑娘终于支持不住了,雨果瞅准机会扑了上去,两人抱在了一块。然后,他俩紧紧地挨在一起,掏出随身携带的书共同阅读,你翻一页,我翻一页,不知不觉地,两人的嘴唇贴在了一起……

  在那次栗子树下的谈话以后,他们开始通起信来。雨果为她写了长诗《最初的叹息》。爱情永远是自私的,情人总希望对方全身心地为自己所有。但在青年雨果身上表现得尤其极端。因为他不能自由地同安黛尔在一起,他也要求对方不能同任何男人接触。他在信中告诉安黛尔:

  你一定要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和其他女人们在一起,我亲爱的安黛尔,你要是知道我多么爱你就好了!我不能看见别人接近你,即使只是接近,因为要是那样,我就会因为受不了嫉妒的折磨而颤抖,我就得为了自持而鼓起全部勇气,警惕自己不要做出什么蠢事……

  我问自己,我不仅不谴责我多疑的嫉妒,而且认定童贞、排他、纯洁的爱情之本质尽在于此,我对你的爱就是这样,我担心不能使你报我以同样的爱。我这样做难道不对吗?……请相信我吧,每见一个女人就爱的人对谁都不会嫉妒的……

  在通信中,他已经以丈夫自居,并将安黛尔看作了雨果将军的儿媳妇。他要求对方不能作任何与身份不相称的事,他甚至为安黛尔的头上少别了一枚别针而生气;他觉得到处都有危险,看到别的男人盯了安黛尔一眼,他就恨不得冲上去打那男人两耳光。

  另一方面,他也在信中不断表白自己对安黛尔的情感的真挚和忠诚,一再申明自己的童贞身分;同时又流露出对对方没有表露出与自己同样激切大胆的热情的不满和疑忌:

  一个妙龄女子,应该对一个青年男子的道德原则和品格气质十分了解,相信他不仅是一个聪颖通达的人,而且是一个童男 (在此,我是就这个词的最完整的含义而言),有如她本人是一个处女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就贸然嫁给他,这样的少女我把她看作最平庸也就是最渺小的女子……

  我向你证明了你对我有多么大的威力,因为只有你的形象才能压倒在我这个年龄上所固有的情欲的激浪……假使我是个女人,我的未婚夫对我说:“你是我抵抗其他所有女人的堡垒,你是我搂入怀中的第一个女人,也是我将永远拥抱的唯一的女人;我将怀着甜美的快活把你搂在我的胸前,我也将恐怖而厌恶地推开其他任何一个女人。”要是这样的话,安黛尔,我就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爱人的这种表白绝不会使我不喜欢。要不,你也许是不爱我吧?……

  安黛尔日后将会发现,她并不是最后一个经受此种雨果式的考验的女人。雨果对他所钟爱的每一个女人都是如此。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他后来与演员尤利叶的感情关系。对尤利叶,他不折不扣地做到了“金屋藏娇”。他给她找到了一处秘密的住屋,要求她深居简出,衣着朴素;每次外出都必须由他陪着,每笔费用都得记帐让他过目。不过,尽管安黛尔没有受到如此苛刻的待遇,但她已经对情郎的这种无休无止的要求弄得够心烦意乱。

  当索菲发现她的儿子同好朋友富谢的女儿眉来眼去时,她恐慌起来。她认定自己的儿子将来必成大器,她不愿与安黛尔的婚事毁了儿子的辉煌前程。安黛尔的父母也禁止自己的女儿与索菲的儿子往来。雨果因此承受着多重的痛苦。直到母亲不幸去世后,雨果转而求助于父亲,取得了那位远在他乡的将军的支持,才排除了这对年轻人走向婚姻之途的障碍。不过,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雨果将军要他的儿子承认他与那位被索菲称作“朵玛女郎”的女人的第二次婚姻。

  初露锋芒

  1822年6月,雨果的第一本诗集《颂歌与民谣》出版了。雨果高兴之至,尽管书的封面只是用的灰色包装纸,封面上的画也是歪歪扭扭。不过,见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印上书籍,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满足感和自信心。

  应该感谢雨果的大哥阿贝尔。他悄悄地将弟弟的诗稿汇集起来,送往印刷厂,用自己的钱给予资助,印了一千五百册。

  这是一个“勤勉的、颇有才华的中学生的优美习作”。在序言中,雨果强调,“不仅要关心诗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关心诗的意境……让人类的历史在宗教思想和宗教信仰之光的照耀下充满诗意”。诗集中的诗歌大多是历史题材,流露出作者的保皇主义倾向。

  书的销路不错,但评论界却保持了令作者本人相当难堪的沉默。他本来期待着文学批评家们的热烈评价,至少那几家保皇派刊物不应保持缄默;但他只读到了寥寥几篇文章。雨果对此相当在意,他忿忿地说:“所有文人都得向新闻记者乞求荣誉,凡是认为这种社会风气应该受到尊重的人是可卑的……我决不乞求他们的那种施舍式的赞扬。”不过,这本诗集被杜依勒里宫的国王读到了,他决定褒奖这位忠心耿耿的年轻保皇党人——他赐给雨果一千法郎的年俸。

  有了这笔钱,雨果可以开始成家立业了。1822年10月12日,在巴黎的圣修尔皮斯大教堂举行了婚礼,雨果和他朝思暮想的安黛尔·富谢成了夫妻。新婚之夜的体验是令人迷醉的,雨果度过了他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个夜晚。然而,在他的喜庆后面却拖着一个不幸的阴影——那天夜里,他的二哥欧仁精神失常了。原来,欧仁和他的弟弟一样迷恋着童年时代的女友,但他羞于表达,更不愿夺走弟弟的幸福。这种巨大而长期的痛苦压抑,终于使他在弟弟的欢乐达到高潮时陷于精神崩溃。

  在雨果的一生中,不幸的阴影似乎总是伴随着他那快乐的情欲。1845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在他刚刚被国王敕令擢升为贵族(子爵)不久,警察敲开了他的秘密公寓的房门,发现他正在和一位画家的妻子“进行犯罪性的谈话”。私通的丑闻并没有影响他的前程,但却让他的那位情人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她的命运后来相当悲惨;这也使雨果的心灵背上了一重镣铐。1843年9月4日,当雨果正在同他心爱的情妇尤丽叶在外地旅游时,一只快艇在大海中沉没,他最喜爱的大女儿列奥波蒂娜和女婿双双溺毙,其时这对小夫妻刚刚成婚半年;雨果是在报纸上读到这则不幸的消息的。屡屡的打击不禁使痛苦不堪的雨果扪心自问:“莫非这是至高无上的主对一个抛弃家庭的情人的报复?”不过,以后的事实证明,雨果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改过自新。

  1823年,《颂歌与民谣集》再版,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这一年,雨果还出版了中篇小说《冰岛莽汉》。这部作品被评论界称为“奇异的集子”,它将“凶杀、魔鬼、刽子手、刑罚、绞架等堆砌在一起”;它算不上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却激起了人们的恐怖和好奇心;而作者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奇特想象力也使评论家为之侧目。尽管这部小说印刷时用的是浅灰色粗质纸和钉头体铅字,分成四册出版,但一下子就销售了一万二千册,人人争欲一读。而且,它还获得了当时著名的小说家和评论家查理·诺弟埃的有保留的赞赏。为此,雨果专程登门拜访,表示谢意。当然,最令雨果欣悦的是他的好友、诗人维尼的来信。信中称:“你创造了一部美妙的、不朽的作品……你已经成了法国的华尔特·司各特式的长篇小说的奠基人……”

  这时期,他的思想逐渐向浪漫主义靠拢。他参加了浪漫派组织的第一个文社,出版同人杂志《法兰西诗神》。雨果开始全面地向文学界出击。

  不过,生活中有喜有忧。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在出生三个月后夭折了。他为此而痛苦了很久,直到第二年(1824)长女列奥波蒂娜出生,笑容重又出现在他的脸上。

  《<克伦威尔>序》

  《法兰西诗神》没有办多久就停刊了,文社因为缺乏明确的纲领,不久也自动解散。但在这几年里,雨果一直没有松劲,他努力地写作诗歌,创作剧本,与文学界的朋友们一起切磋技艺。

  1826年,他与诗人维尼、缪塞和大仲马、诺迪埃等人,一起成立了浪漫派的第二个文社,旗帜鲜明地反对古典主义。1827年雨果发表了《<克伦威尔>序》,在法国文坛激起了极大的反响。这篇长篇序言被誉为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和声讨伪古典主义的檄文;它从此奠定了雨果的浪漫主义领袖地位。

  雨果很早就强调诗歌表达情感和心灵的作用。1821年12月,那时他与安黛尔还未结婚,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指出:“仅仅诗句还不是诗。诗存在于思想之中;思想来自心灵。诗句无非是美丽的身体上的漂亮外衣。诗也可以用散文来表达,不过在诗句的庄严美妙的外表之下,诗才显得更完美。心灵中的诗启发人的高尚情感、高尚行为以及高尚的著作。”他认为,“诗就是爱”。

  这篇序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和特点。雨果认为人类社会分为原初、古代和近代三个阶段;近代文学由于基督教的启示而体现了美与丑、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相对照的原则,它是浪漫主义的标志。第二部分论述对比原则在戏剧中的运用、戏剧反映现实的特点、戏剧的地方色彩、人物塑造等问题。第三部分论述戏剧的风格和语言。整篇序文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浪漫主义文艺理论。

  顺应当时欧洲民主思想的潮流,雨果在 《<克伦威尔>序》中提出了反古典主义的主张。他给浪漫主义重新下了定义,他指出:“浪漫主义,……它真正的意义是:文学的解放,新的人民,新的艺术。”他认为,浪漫主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在序言中,雨果回顾了文学发展的历史,宣称戏剧是当代生活中的主要体裁,而莎士比亚则是戏剧的顶峰——“戏剧之神”。他批评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认为地点、时间和动作的一致律中只应保存动作的一致律,因为它不与现实生活相抵触。而其余的两个一致是荒谬的。他反对模仿别人,他将“模仿”称之为“艺术的灾祸”;因而,他格外推崇自然和真实。

  雨果在序言中认为,为了接近现实生活,戏剧必须通过其本身将崇高伟大和滑稽可笑结合起来。因此,他特别重视对比和怪诞作品,认为这种作品采用达到幻想程度的夸张手法来描绘可怖可笑的事物。“滑稽丑怪是戏剧的一种最崇高的美”,丑美善恶相依相存,粗俗崇高相生相共。值得注意的是,雨果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他在此后其文学创作生涯中贯串始终的对比原则。伪古典主义是将滑稽丑怪排斥在文学之外的,而雨果则将它引入并赋予其崭新的美学意义。他指出:“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比,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他还突出强调了想象和夸张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在他日后的创作实践中,他将想象和夸张与其最重要的对比原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

  这是一篇真正的使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宣言。那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当雨果在诺蒂埃兵工厂向众多的文艺界人士和文学爱好者们宣读了这篇序言后,台下掌声雷动,浪漫主义的拥护者们给予了热烈的支持。

  《<克伦威尔>序》并非无懈可击;但在当时,它对反对保守的古典主义有着积极的影响,推动了进步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而且,了解这篇序文对我们认识雨果的文学创作是大有帮助的。从日后雨果的《欧那尼》、《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篇序言中的许多重要文学主张的具体而生动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雨果政治态度和观点的转变:他开始由保皇主义而走向赞同民主和进步。

  饶有讽刺意义的是,序言在当时及以后都获得了高度的肯定评价,但《克伦威尔》这部戏剧本身,却远没有产生足够的反响。这部剧本以英国十七世纪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克伦威尔拒绝国王王位的故事。由于剧本篇幅太长,人物众多,不适宜舞台演出,因而它从未上演过。

  《死囚末日记》

  1827年12月,《克伦威尔》及序言一起出版了。在书的扉页,雨果特意题词,将该剧本献给自己的父亲。雨果将军深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此时,国王决定让他官复原职,他重新当上了将军和伯爵。老雨果更加春风得意,心情格外舒畅。

  第二年一月的一天傍晚,维克多和妻子安黛尔去看望父亲。老雨果听着儿子讲述《<克伦威尔>序》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笑得非常开心。夜深了,他将儿子和媳妇送出大门。刚一转身,他就觉得头一沉,眼前一片黑暗。他栽倒了……待雨果闻讯赶回来时,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悲痛中的雨果回想起父亲过往给他留下的记忆。父亲一生征战,出生入死,从未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退却;他将强韧的个性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维克多将因此而受益于一生。但更重要的是,老将军还把人道主义的精神传给了雨果。父亲是行伍出身,但并非杀人成性,而是极力反对嗜血,反对任意残害人命。雨果不禁想起父亲曾经向家人讲述过的故事。

  那一年,老雨果率法军驻扎在西班牙境内,同英葡联军交锋。联军很快败退了,投靠联军的一部分当地叛军仍然负隅顽抗。自战事以来,叛军一律被视与盗匪同样看待,捉住即枪毙;叛军也施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老雨果屡次告诫部下,勿杀俘虏;同时也将讯息传递给对方。但叛军却充耳不闻,有一次还枪杀了雨果将军手下的两个仆人作为回答。事后不久,老雨果抓住了一股叛军的首领。他不仅没有杀死那个首领,还给他医治创伤。首领的部下闻讯后,特致信表示感谢。这事传开以后,从此双方互相虐杀俘虏的事情就渐渐绝迹了。

  父亲的这段亲身经历,深深地印在维克多·雨果的脑海里。同时,它也将爱惜人生,反对任意残杀生命的观点,牢牢地植根在雨果的心灵中。

  这年深秋的一天下午,雨果来到市政府广场。他看见一群人正聚集在那个漆着血红颜色的巨大断头台周围。原来,当天晚上有人被处死刑,刽子手正在进行演练;只见他一边给刀槽里加油,一边同看热闹的人闲聊。看到这情景,雨果感慨万端:又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要做刀下之鬼了,此时此刻,那个死囚犯在想些什么呢?

  回到家中,雨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以前目睹的多次断头台行刑的经历。最早的一次是在1820年,那时雨果刚满十八岁,他在路上遇见一个杀人犯正被送往断头台。他痛恨这个杀人凶手;但眼看着这个杀人犯又被人活生生地拉去杀死,他又觉得此人怪可怜的。他认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并非良策。当时他就萌发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反对断头台。

  另一次是在1925年夏末,一个朋友拉着他去市政大厅前面的格莱夫广场观看行刑。死刑犯名叫约翰·马尔丁,他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送犯人的囚车到了,犯人面向车尾,身后站着刽子手和助手。犯人头上蒙着黑布,身着白衬衣和灰布裤子。牧师同他说话,让他吻一个耶稣十字架。接着,犯人下车了,在助手的拖拽下,走上断头台。牧师上去了;书记官也跟上去了,他高声宣读判决书。刽子手除下犯人头上的黑布,露出一个惶恐万状的年轻面孔;刽子手将犯人的右手用铁链固定在木桩上,然后高高举起斧子……雨果不忍再看,把头扭开了。

  后来,他又遇见过两次断头台行刑的情景。那最后一次被处死的是两个人。这两个犯人受刑前的态度绝然不同。一个脸色苍白,神气沮丧,浑身颤抖;另一个却气宇轩昂,抬头挺胸,毫无惧色。……“当”、“当”,时钟敲响十二点了。雨果这才回到现实中来。他决定,要亲自到监狱去,去亲眼观看,并体验死囚犯的全部心理感情。

  雨果去了彼塞特监狱。一次,再次,三次……多次的采访,使他对狱中的囚犯生活以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心灵情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决定写一部关于一个劳役犯的生活的长篇小说。

  三个星期后,这部小说写完了。它被取名为《死囚末日记》。为了显得真实可信,小说采用日记体,不加署名发表。作者有意让书中主角保持绝对非人称形式,使读者不会将其与其他任何罪犯相联系,而看作所有罪犯的代表。这部小说于1829年2月出版。

  《死囚末日记》共四十九节。第一节概述囚犯等待判刑前的痛苦。第二节描述了法庭审判的情景,囚犯经三天审讯后被判处死刑,关入死牢。第三至第十七节,记述死囚在等候上诉回音的六周间的日益增长的恐怖情绪。第十八至四十九节,描写死囚被行刑前的经历和感受。小说展示了一个死囚在行刑前的恐怖心灵历程。作者试图通过对囚犯内心痛苦的生动描绘,突出其反对死刑的主题。

  雨果的这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具有拓荒性的意义。后来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作品比雨果的这部作品更为成功和深刻,但他是最早把注意力投向那被人遗忘的社会黑暗角落的作家,是他将人道主义的思想用生动的文学形式鲜明地表现出来。

  朋友们都为雨果的成功高兴。这部作品也受到了俄国文学家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赞扬。但它也受到了保皇派的咒骂。拥护君主制的《日报》咬牙切齿地写道:“我们永远不能宽恕他那执意玷污人类灵魂,破坏整个民族安定的企图……让我们摆脱这种赤裸裸的真理吧。”

  荣辱毁誉总是相伴相生的。雨果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五年以后,雨果发表了一篇类似主题的短篇小说《克洛德·格》。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穷愁潦倒的善良工人偷了一次东西,被判处五年徒刑,在狱中受到狱吏的虐待而被逼杀人,最后被判处死刑。小说揭示了人物悲剧的发生根源,对当代社会不公正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在《死囚末日记》出版前的一月份,雨果出版了诗集《东方集》。这部诗集中的作品摆脱了古典主义的束缚,具有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情调。诗歌中出现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解放斗争的讴歌。其中一首《被占领的城市》谴责了专制王权的暴虐统治:

  王呵,火焰谨奉王命熊熊燃起,吞没一切,它咆哮如雷,窒息了你的人民的呼喊;

  ……

  那有千只胳膊的凶手象巨人矗立,那被火焰拥抱的宫殿正在化为坟场

  父老、妻女、夫妇,全在它的利刃下倒落;

  群鸦环绕着这个城市号啼不停。

  少女的心怦怦跳动,作母亲的浑身发抖!

  王呵,她们在哭泣她们那凋谢的青春;

  暴戾的战马把她们还未断气的尸体,给了打击和强吻的蹂躏,拖到帐篷的外边!

  所有的幼小孩童被践踏在铺路石板下面,还在喘息;铁蹄浸润在他们的血泊里

  ……

  与作者的第一部诗集相比,雨果的思想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其诗歌形式的变化。那铿锵有力的语言,那和谐一体的诗韵诗节,令人惊赞不已。且让我们引述那首超越时空的《消魂》结束这一小节:

  一天夜里我独立旷野:

  天上无云,海上无帆,我的目光越过了万水千山。

  高山、森林乃至整个大自然

  仿佛随同我向灿烂的群星,向汹涌的海洋一起叩问上苍。

  金灿灿的星辰无穷无尽,时而静寂,时而大声,在永恒的和谐中,垂下了它那辉煌的王冠,蓝色的海浪骄傲地掠过,落下了多沫的波峰——它们一齐反复说:

  它,全能的造物主,就是一切!

  《欧那尼》之战

  1829年2月,法国作家大仲马的浪漫主义戏剧《亨利三世》在巴黎的剧院里举行首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帷幕降下后,雨果走上前去表示祝贺。他紧紧地握着大仲马的手,充满自信地说:“下一回该轮到我了。”

  三个星期后,他写出了剧本《玛丽蓉·德·洛尔美》。剧本梗概是:美丽的玛丽蓉爱上了勇敢的平民狄杰。玛丽蓉没有告诉狄杰自己的高等艺妓身分;狄杰将玛丽蓉看作纯洁和美德的典范。一次,狄杰在同侯爵决斗后,为逃避当局的追捕,带着玛丽蓉躲到了一群喜剧演员之中,这才知道了玛丽蓉的真实身份。他的理想破灭了。狄杰万念俱灰,主动向当局投案自首。绝望的玛丽蓉去向国王求情,狄杰的对手也请求国王开恩。路易十三同意了;但旋即又撤销赦令,用断头台代替了绞架。狄杰被绑缚刑场,他至死也没有宽恕玛丽蓉。

  剧本打破了传统的“三一律”,获得了浪漫主义拥护者们的一致好评。好几个剧院的经理争着要上演这个剧本。但内务部以该剧攻击在位国王及诽谤国王先祖为理由,禁止《玛丽蓉》的上演。查理十世为了安抚雨果,答应再给他两千法郎的年薪。但雨果愤怒地拒绝了。

  雨果不愿轻易放弃阵地,他要与古典派继续战斗。他立即着手写作一部以十六世纪西班牙为背景的戏剧《欧那尼》。不到一个月,剧本完成了。剧本大概内容是,贵族子弟欧那尼一心要刺杀卡洛斯国王,因为是他的父亲下令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欧那尼与公爵的侄女唐娜·莎尔相爱;但国王却将唐娜许配给年老的公爵,他自己也觊觎着唐娜的美色。后来,欧那尼与公爵合谋刺杀国王,结果反被国王悉数活捉。此时卡洛斯当选为日耳曼帝国的皇帝,他宽恕了谋叛者,恩准欧那尼与唐娜完婚。新婚之夜,公爵前来索命,欧那尼和唐娜双双自杀身亡,公爵也同归于尽。

  这个戏剧彻底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情节在同一时间地点进行的规定,同时它也跨越了古典主义戏剧规定的悲、喜剧绝然分开的界限,将悲、喜剧的成分表现在同一个剧里。它还是作者在《<克伦威尔>序》中阐述的文艺原则(如对照原则)的一次成功运用。

  此戏剧还未在剧院上演,人们就已预感到风暴将要来临。在排演过程中,保守势力不断派人前来寻衅滋事,他们还在报刊上开展舆论攻势,进行围剿;政府的检查机关也处处予以刁难。因此,雨果和他的那些浪漫主义运动的拥戴者们,在演出之前,也积极准备,到处联络人马,要同对手较量一番。

  1830年2月25日,《欧那尼》在法兰西剧院举行首场演出。在开演之前,雨果早早地来到了演出大厅,迎接他的支持者们入场。为了挫败反对者的阴谋,他们必须提早入场,以抢占有利地形。演出是在晚上七时开始,拉拉队按照剧院的规定从下午三时起就入场了。只见一群群青年鱼贯而入。他们穿得怪模怪样,其中大都留着长发、络腮胡子,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有工作服,有西班牙外套,有罗伯斯比尔式背心,有亨利三世式帽子,而独不见时装;尤其以青年诗人、画家泰奥菲勒·戈蒂埃的大红缎背心和垂到腰下的一头浓发最引人注目。古典派的拥护者也不甘寂寞,他们从各处搜罗来垃圾,然后自屋顶上向下面的人群倾倒,巴尔扎克的头上也挨了一个白菜根儿的袭击。

  快要开幕了,楼顶上忽然撒下来无数的小白纸片,在空中纷纷扬扬,飞向包厢、月楼、音乐台,粘住在观众的衣服上、鼻子上、女宾的头发上,滑进女人的上衣。全场的人都站起来,扑衣服,抖头发。究竟这是谁干的?是反对派,还是一个恶作剧爱好者,人们始终没有查出来。不过,以后每逢雨果的戏剧上演,都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第一幕开启了。演员刚刚说出第一句台词,月楼和音乐台上即发出哄堂大笑声。当读到第二句时,台下的笑声更厉害了。从第二幕开始,就有人起哄了,并且到处出现了嘘声。青年支持者们毫不气馁,随即进行了反击。每当反对者们发出嘲笑声时,青年们即以大声喝彩予以回应。反对者的嘘声和尖利的笑声更厉害了,但旋即被更强烈的喝彩声所压倒。就这样,每当古典派想表示不满时,便有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声势将他们镇住。那一晚的演出算是成功地结束了。

  第二天,报刊上出现了大量嘲笑《欧那尼》的文章,尤其是那些身着奇装异服的青年人,成为保守文人抨击的主要对象。当天晚上的第二场演出,较之前晚要激烈得多。

  第三晚的演出最为艰苦,因为剧院不能再提供特别的权利,雨果只能分得几张戏票。那时的演出都有专门的鼓掌班,但是习惯于古典派的鼓掌班对这个剧本并不热心。剧院经理只好以私人名义拿了一百张票送给作者。因此,从这一晚起,台下的斗争就要在一百名雨果的支持者与一千五百名传统观众对垒的条件下进行了。

  果然,拥护古典主义戏剧的观众们使尽了各种解数。嘘或笑,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只要演员一开口,他们就发出嘲讽的、奚落的、尖刻的笑声。有的故意拿出报纸当众阅读;有的背转身子表示鄙夷;有的把包厢门踢得山响,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还有些人发出喧嚣的叫声,存心让别的观众听不见,台上的演员没法表演。那一百个勇士也不甘示弱,他们跺着脚,敲着椅子,狂声吼叫,痛骂打嘘发笑的人。

  就是这样,《欧那尼》连续演出了四十五场,场场爆满,场场出现两派激烈的较量。只到剧中女主角告假,方才停止演出。但八年以后,当《欧那尼》重上舞台时,全场只闻掌声和喝彩声,再也听不到那四处冒起的嘘声和尖笑声了。

  《欧那尼》的支持者远远不限于巴黎市区。在图卢兹,一个青年为了捍卫该剧的荣誉而和别人决斗;在力摩日,一位龙骑兵大尉临死时留下遗嘱,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题词:“维克多·雨果的忠实信徒葬于此墓。”

  《欧那尼》的成功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的戏剧战胜了古典主义戏剧,浪漫主义从此在巴黎舞台上占据了主宰地位。在法国文学史上,它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巴黎圣母院》

  1831年1月14日,雨果写完了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最后一行字。

  记得五个多月前,在出版商的一再催促下,雨果下决心摆脱其他种种事务,专心将这部小说完成。据雨果夫人回忆,他买了一瓶墨水和一身灰色毛线衬衣,将全身从头到脚严严包住。他把衣服锁在箱子里,免受出门的诱惑,一心钻进小说里,象钻入监狱一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从不离开书桌一步。

  现在,望着那滴墨不剩的墨水瓶,他伸展腰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为了这部小说,他已准备了三年时间。他读过许多历史著作、编年史、目录索引和文献资料,研究了路易十一时代的巴黎,考察过当时的古老建筑遗迹。他自己知道,这部书不是历史研究,主要想借机写一写十五世纪的风俗民情、宗教法律、艺术文化……而这也不是小说中的重要部分。“如果此书有何优美之处,在于它是想象、奇异和幻觉的结合。”

  《巴黎圣母院》共十一卷。上册六卷,下册五卷。

  故事发生在1842年的巴黎,正值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统治的末期。狂热的人群聚集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欢度宗教节日:愚人节和主显节。这时出现了一场骚动,有人在叫:“爱斯梅哈达来了!”于是,所有人们的眼光都转向了广场中心。在焰火旁,一个美丽的吉普赛女郎正在翩翩起舞,她就是那个万人瞩目的爱斯梅哈达——一个带着一头会耍杂技的小羊在巴黎街头卖艺为生的姑娘。

  夜深了,爱斯梅哈达带着小羊走了,好奇的诗人甘果尔暗暗跟随着她。在偏僻的路角,姑娘突然被人抢走,诗人大喊救命。正在这时,皇家卫队长弗比斯率众弓箭手赶到,将抢人的加西莫多抓获,爱斯梅哈达从此爱上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军官。

  诗人甘果瓦在慌不择路中不幸误入乞丐王国。按照这里的“法律”,对闯进来的“上等人”,要象政府绞死流浪人那样将他绞死,除非有一个乞丐王国的女人愿意嫁给他。就在他即将被杀死时,纯洁善良而又勇敢泼辣的爱斯梅哈达挺身而出,表示愿与他结婚,以四年为期,虽然她并不爱他。

  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知识渊博,与国王颇有交情。他收养了残废丑陋的弃儿加西莫多,后者对他忠心耿耿,并作了圣母院的敲钟人。克洛德无法抑制自己对爱斯梅哈达的欲望——正是在他的指使下,加西莫多抢走了吉普赛姑娘。

  加西莫多被判处绑到格雷勿广场的绞台轮盘上接受鞭挞。烈日暴晒,伤口流血,他发出痛苦的呼号,请求路人给他水喝。他得到的只是路人的咒骂和嘲笑;克洛德假装不认识似地躲开了。这时候,爱斯梅哈达来了,她把盛着水的葫芦送到他的嘴边。代人受过的加西莫多有生以来第一次哭了。

  克洛德每天从圣母院的钟楼顶端窥视着爱斯梅哈达的行踪;他无法得到她的爱,便想毁灭姑娘的爱。在爱斯梅哈达与弗比斯幽会时,他刺伤了弗比斯,并嫁祸于姑娘。爱斯梅哈达因此被判处死刑。

  执刑这一天,克洛德借着听犯人忏悔的机会,告诉姑娘说,只要答应爱他就可把她救下来,爱斯梅哈达拒绝了。她依旧对她的心上人忠贞不二。但当她看到弗比斯目无表情地掉转身子,挽着一个贵族小姐的胳臂走开时,她的心碎了。就在刽子手即将行刑的那一刻,敲钟人自天而降,将爱斯梅哈达救了出来,安置在不受法律管辖的“圣地”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

  加西莫多对姑娘无限爱慕,体贴入微。他对她说:“我使你害怕。我很丑,不是吗?决不要向我看,只听我讲话好了。……你是一道阳光,一颗露珠,一只鸟儿的歌声!——我,我是可怕的东西,不象人,不象兽,不知是一种什么比岩石还坚硬、皱缩和难看的东西。”他尽一切努力要让爱斯梅哈达高兴。当他知道姑娘思念弗比斯时,他设法通知弗比斯前来见面;当他的恩主克洛德发现姑娘后企图施以强暴时,他坚决给以阻止。

  国会将吉普赛女郎视为女巫,国王决定要在三天后将她绞死。法院准备闯入圣母院实施逮捕;闻讯前来保护爱斯梅哈达的乞丐王国的流浪者和穷人开始攻打圣母院,希望救出姑娘。混战中,克洛德将姑娘劫出圣母院,并向姑娘求爱,但被拒绝了。恼羞成怒的克洛德将姑娘交给因失去女儿而疯狂了的女修士居第尔。居第尔正要害死姑娘,突然发现她就是自己在十六年前被吉普赛人偷走了的女儿,她赶紧将女儿藏起来。克洛德指使官兵将爱斯梅哈达抢走了,并在圣母院的钟楼上看着她被绞死。正当他露出魔鬼般的狰狞笑容时,无比悲痛的加西莫多愤怒地将他推下钟楼,他掉进深渊中淹没了。傍晚,加西莫多也失踪了。

  十八个月以后,人们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女尸身上带有珠链,颈上挂着袋子,那是爱斯梅哈达;男尸肢体畸形,驼背瘸腿,紧紧抱着女尸,显然这是敲钟人加西莫多。

  这是雨果按浪漫主义原则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它成功地运用了对照原则,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爱斯梅哈达是美和善的化身。她天真热情,纯洁美丽;她来自社会的底层,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但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纯真的心。无论是斯文的诗人甘果尔,还是丑陋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当他们处于困境中时,爱斯梅哈达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她对爱情无比坚贞,虽然寄托非人,但更足以衬托出她之洁白无暇;她不畏强暴,宁死也不愿屈服于克洛德的淫威。一个至善至美的女子就这样被毁灭了。通过爱斯梅哈达的命运,小说谴责了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和宗教势力的残暴。加西莫多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残废人。他受人戏弄,被人嘲笑,只有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敲钟的事业之中,并倾听到那洪亮浑雄的声音时,他才体味到自身的生命意义。他忠贞善良,同时亦富于正义感,有着一颗向善的心灵。他自己非常丑陋,但却崇敬美丽,甘愿为美牺牲一切。作者在加西莫多身上,表现了正义、爱情、善良的美德,如何战胜和改变了邪恶、丑陋,从而在丑恶的形体上,升腾起美的灵魂。

  克洛德既是教会邪恶势力的化身,也是宗教桎梏下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具有复杂个性的人物。他将弃儿加西莫多收留并抚养长大;但为了占有一个美丽的姑娘竟不惜一切卑劣手段。他那内在的人类天性如渴望爱情、崇尚美丽、向往人生,在禁欲主义的宗教教条的禁锢压抑下扭曲变形,以致使他成为毁灭人间美善理想的恶魔。雨果对人类的观察是深刻的。通过克洛德的悲剧下场,他不仅活画出一个宗教变态迫害狂的丑恶嘴脸,同时更揭露了宗教的反人性性质。

  小说也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法律及其最高代表国王。法律只不过是神权和世俗政权结合的产物,用以维护宗教和政权统治的工具;而表面勤奋简朴的路易十一国王,当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时,立即发出了“把平民斩尽杀绝,把女巫绞死”的残酷命令。

  奇特的想象,浪漫的夸张,充沛的激情,强烈的对比,浓墨重彩的笔调,绚丽多姿的背景描写,这一切都使这部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效果。而建基于现代认知的历史及人性的描写,更使小说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美学价值。

  小说《巴黎圣母院》如同那古代建筑术的奇迹——巴黎圣母院一样,巍峨壮观、高耸入云。

  为共和国而战“明天属于人民”

  就在雨果撰写《巴黎圣母院》之前,轰轰烈烈的“七月革命”爆发了。

  1830年7月26日,政府机关报《通报》上刊登了违宪的敕令和政府法令。敕令规定,政府要加强书刊检查;解散下议院并在今后限制其活动;废除选举法;仅仅保留贵族土地所有者的选举权。

  法国政府首相颁布的这些敕令,显然是旨在巩固王权,维护反动统治,是压制民主与自由的强力措施。在公布的当天,即受到巴黎人民的激烈反对。人们走向街头,并发出阵阵高呼声:“自由万岁!打倒波旁王朝!”

  7月29日,杜伊勒里宫的上空升起了三色旗。波旁王朝推翻了,贵族金融寡头专政的七月王朝建立了。银行家拉菲特和拉法埃特将车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王室后裔的亲王奥尔良公爵被尊为国王,称路易——菲力浦第一。

  雨果穿上了国民自卫军的军服,并准备去服役。对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他是举双手欢迎和赞成的。他认为,目前共和国暂不成熟,因此君主立宪政体应该成为通向未来的过渡阶段:“今天是国王统治,明天便属于人民。”

  8月10日,他写了一首讴歌七月革命的颂诗。在诗中,他满腔热情地写道:

  啊,多么辽远广阔的未来!

  法国人!青年们!朋友们!

  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把我们,引向美好、正义、和平的时代。

  我们前面说过,由于儿时母亲的影响,青年雨果曾经是一个热烈的王权主义者。随着他对现实社会认识的日益真切和深刻,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还是在1821年12月,那时雨果刚刚十九岁,法国西部酝酿一次反对君主制的起义。因起义计划泄露,当局决定逮捕雨果中学时代的同学爱德华·德龙并要将其判处死刑。雨果事先得知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德龙的母亲,让德龙到他家避难。但他的这封信竟被官方私自拆开检查。幸亏德龙已经逃离法国,才免遭灭顶之灾。在这件事上,既反映了雨果对自由主义者的同情;同时,由于亲身体验了政府的卑鄙手段,也动摇了他的保皇主义信念。

  雨果并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有时他会入境随俗地接受当权者的统治;但他从未放弃他的人道主义观念和同情自由主义者的思想。1839年5月的一天,社会主义者巴贝斯和白龙季发动了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巴贝斯被捕,政府的部长们将他判处死刑。雨果是在剧院观看自己的戏剧上演时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二天清晨就要执行了,已经来不及上诉,也不能上诉了。雨果立即走入戏台后面,找来一张吸墨纸,挥笔写上下面的四句诗:

  看象鸽子一样飞去的你那天使的分上!

  看象芦苇一样幼弱的皇家赤子的分上!

  再一次请开天恩;为坟墓增光,开恩吧!

  为摇篮增光,开恩吧!

  写毕,他找来信使,要他立即将此信送给国王。第二天,雨果听说并没有执行死刑,这才松下了一口气。以人类最基本、最普通的情感去打动统治者,唤起对方的怜悯之心,从而达到拯救他人生命的目的,应当说这是成功的一例。雨果面对现实是这样处理的,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同样贯彻了这种道德济世的精神。他赞成七月革命,拥护推翻波旁王朝,正是因为痛切地感受到了封建统治压抑人性、草菅人命的恶弊。

  纷落的秋叶

  1831年秋天,雨果出版了《秋叶集》。这是一部抒情诗集。在迷茫的田野、萧疏的树林、清晨的露珠和残阳夕照的血红景色中,叙述了凄美的回忆。家庭、爱情、大自然,构成了这部诗集的主体。诗人把思绪的目光转向过去。他想起了他的童年以及他死去的亲人;母亲的慈爱,父亲的威武,幼时见到拿破仑的情景,都一一出现在他的笔下。他也以最温柔的笔触,写出了家庭的幸福和他对妻子的感情。譬如他在找出了早年他同安黛尔恋爱时的几封情书后写道:

  啊,青春时代的情书,真挚的爱情的激荡!

  往昔如痴如醉的情感在心田重又荡漾,我噙着泪花亲吻着一封封情书

  ……

  在这几行诗里,诗人抒发了对旧日那热烈真纯的爱情的眷恋和对美丽的青春岁月的回味;同时,也流露出了一种往日不再的惆怅和莫名的伤感。

  事实上,诗人的这种惆怅和伤感是有其来由的。虽然自从《欧那尼》上演大获成功以后,雨果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年收入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镑,他和妻子不用再过以前那种捉襟见肘的穷苦生活了,但他的家庭里也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

  妻子安黛尔常年忙于家务,颇感劳累;她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她害怕再怀孕,对丈夫的情欲也已疲于应付了。她有自己的才情和爱好,她能写作,也善绘画;可这一切在雨果的创作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相形失色,也因为丈夫对她近于自私的严厉管束而无法得到发挥。一个漂亮的女子有一个名声显赫的男人自然会获得某种满足;但一个生性好强、富有进取心的女子也会因此感到某种压抑。加上雨果对家庭日常开销有严格的规定,将钱财抓得很死,安黛尔觉得生活得太累了,颇不开心,因此与丈夫渐渐疏远开来。这时她与雨果的朋友圣勃夫认识了。她与他很谈得来。后者和蔼可亲,富有才情,也爱向安黛尔献殷勤。他对安黛尔总是彬彬有礼,陪着她谈天说地。在安黛尔面前,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常常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日子一久,安黛尔对圣勃夫产生了好感;而圣勃夫也狂热地爱上了朋友的妻子,而且后来他对雨果也没有掩饰这一点。

  圣勃夫是雨果那一时代法国文艺批评的代表人物。他写过诗歌,也发表过好几部长篇小说,但真正使他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坛占有一席重地并扬名后世的却是他的有关法国文学的评论文章和大量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批评论著。在他之前,法国还没有出现专门的文艺批评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文艺批评终于成为一门系统的艺术。作为划时代的文艺批评家,他的评论文章对当时的诗人、作家影响很大。他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并发挥了重大作用。雨果的《短曲与民谣集》增订本出版时,他所在的《地球报》编辑部派他去采访雨果。志趣的相投使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后来,每当雨果的作品出来时,圣勃夫的评论文章都给了他有力的支持,而圣勃夫的评论是极具权威性的。因此,在雨果通向成名并成为伟大文学家的道路上,圣勃夫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说圣勒夫起初在与安黛尔认识时,相当安分守己。他钦慕和敬佩雨果,同时也钦慕和敬佩朋友的美丽的妻子,但后来这种感情逐渐逸出了常轨。他长相丑陋,并患有隐疾,却又才华横溢;这种矛盾使他的心理产生某种变态。正如他喜爱通过对作者的心理分析来阐释作品和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来推断作家的性格,他也喜欢刺探别人家庭的隐秘、习惯和家务琐事,兴致勃勃地确定人们相互关系间最细微的特点。因此,要发现雨果夫人安黛尔的某种不安和孤寂情绪,这对他来说不是难事。许多感情上看来自然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往往有一方趁虚而入,这在圣勃夫身上应验了。他与雨果后来的分裂,也是因为后者无法再容忍之后发生的:因为评论家兼小说家的圣勃夫无法阻止住自己用笔来宣泄自己的欲望;而何况他在情场上屡屡失败,一片空白,与雨果夫人的恋情对他来说是毕生中最大的胜利,每思及此,他就欣喜若狂,他怎能不宣诸于口呢?

  不过在当时,评论家圣勃夫和作家雨果的关系尚未发展到决裂的地步。雨果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妻子对自己的感情淡漠和对评论家的热情,这使他心烦意乱。他期望着与圣勃夫保持友谊,同时也希望保全自己的家庭幸福。因此,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中,流露出淡淡的忧戚和哀伤。

  从 《秋叶集》开始的此后十年间,雨果相继发表了戏剧《国王自娱》、《吕克莱斯·波基亚》、《玛丽·都铎》、《安日洛》、《吕意·布拉斯》;诗集《黄昏歌集》、《心声集》、《光与影集》;小说《克洛德·格》以及杂文集《文学与哲学扎记》。这些作品,或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或者严肃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指出宗教自身内部的矛盾和现存司法制度的不合理性;或者直抒胸臆,表现个人的情感生活。不过,雨果显然还没从浪漫主义文学成就的巨大光环中走出来;更重大的文学成果,还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出现。

  进入法兰西学士院

  有人说,文学家是人类的良心和社会道德的裁判员,这话不无道理。对人类情感生活的关注,对社会现实的干预,是促成文学家创作的最大动力。他要在自己的笔下表达自己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感触,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一般说来,文学家往往是涉世颇深的。正因为他对现实生活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准确的把握能力,他才能发诸于心,诉诸于文字。他不能不参与现实,关注现实;他多半是积极的入世者。这是古往今来,反映现实、表现现实的作品之所以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由于他们实质上是积极入世的,所以他们不仅仅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索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往往也充满了进入现实生活之中,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现的热情。雨果在这一方面,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他对名誉地位,似乎也给予同样热切的关注。

  法兰西学士院是法国最高的文学艺术殿堂和学术权威机构。在人们看来,它集中了当代法国最优秀的人才,因此,一旦进入学士院,就能身价倍增,名利双收。雨果对现实是充满热情的。这种热情不仅仅表现在他对政治的关心和投入,他的文学作品永远与现实人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也表现在他对通常人们孜孜追求的一切的强烈兴趣。他早就瞄准了法兰西学土院——能够进入这里,在他看来,是最大的荣耀。于是,从1836年开始,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这件事情之中。他是把它作为一项事业来进行的。

  国家的最高学术名誉机构,往往也是藏污纳垢之地。经费是由政府提供的,自然也受到它的操纵和控制。它通常是思想陈旧保守的过时权威的大本营。一切不愿与政府合作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是难以进入法兰西学士院的。1832年,一位老院士去世了,于是空出了一个名额。雨果提出参加侯选。2月18日,选举结果出来了。一位不知名的喜剧作家被选上,雨果只得了两票。

  雨果虽然极度失望,但他并不气馁。他明白,一个有才情、有独立思想的艺术家在当代总是难以获得社会尤其是现存统治集团的承认。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成功。他不担心王室的反对,因为他与国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要说服那些已经成为权威的学术界的既得利益者,他相信时间以及他的作品所获得的巨大声誉是最好的证明。他的存在和他的申请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他们不能不正视现实。

  1841年1月17日,这是雨果第五次被提名为侯选人了——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在他进入学士院的那一天,他发表了演说。他赞颂国民议会,赞美拿破仑,赞颂君主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他称颂学院是“精神权力的主要中心之一”。他的发言使在场的院士们大为高兴,他们没有料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竟是这样通情达理,讨人喜欢。他获得了多数票的支持。

  索取是要付出代价的。雨果得到进入法兰西学士院的门票,他交予对方的是对七月王朝的妥协和认同。

  欲求是永无止境的。名誉是得到了,雨果为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向议会进军,获取政治权力。

  你有所欲,我亦有所求。对雨果这种具有巨大影响的诗人作家,统治者是十分欢迎的。任何一个政府,总是需要有那么一批社会文化名流来点缀自己,装饰自己。在雨果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四年后,法王路易·菲力浦任命雨果为上议院议员,封获法国贵族的伯爵爵位。雨果名利双收,终于晋身于权贵阶层。

  但是,人类的道德良心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收买的。雨果这只暂时迷途的羔羊,在人民革命的风暴中,终将挣脱世俗的桎梏,而走向争取自由的光明通途。

  站在人民一边

  在那次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演讲中,雨果曾说过如下一段话:“通过当代的进步而使未来的动荡不知不觉地平息,通过学校、工场和图书馆使风习变得温和,使群众得到修养,通过法律和教育逐步使人们树立美德——这便是每一个好的政府和每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应该给自己提出的重大目标。”

  或许,在雨果的这番话中,有他鉴于前几次的失败而不能不迎合享有投票权的院士们的苦衷;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作家的改良主义意愿。他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道德感化的途径,平息纷争,达到世界的安宁与和谐。因此,他毕生反对死刑,谴责战争和暴力,主张自由和平等。这些思想,如一条红线,贯串在他的全部作品之中。

  不过,1848年以后发生的事件,修正了他的上述想法。当现实逼使他在统治者的暴力和人民的暴力面前进行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

  1848年二月,巴黎爆发了革命。人民走向街头,七月王朝垮台了。

  雨果来到人群之中,他向人民宣布:“国王逊位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将任摄政女王!”

  他的前一句话获得了人们的热烈欢呼,但后一句话却遭到了愤怒的谴责。有人高喊:“绞死法国贵族!”

  雨果困惑了。在内心深处,他与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倡导仁爱,宣传人道主义,反对暴政和压迫,不就是基于对人民的同情以及改变现实世界中不平等状况的美好愿望么?人民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人民的好恶,也就是他的好恶。他怎么能与人民作对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第二天,雨果神色坚定地走进市政厅大楼。临时政府正在开会。政府首脑、著名的自由主义诗人拉马丁迎面走出来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大楼出来后,雨果向人民发表了演讲。他最后振臂高呼:“全世界的自由万岁!世界共和国万岁!”

  不久,他当选为立法议会委员。他在告选民书中宣称:有两个共和国,一个是恐怖的血腥的共和国,一个是没有阶级差别和地位差别的“文明的共和国”。他所向往的是后者。

  但现实生活中只有利益,没有理想。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把唤起人民热情的漂亮言辞抛弃一边。他们把完成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挤出了政权,而孜孜于追求自身的利益。

  人民愤怒了。他们再次走上街头,同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政府开始了枪对枪、刀对刀的斗争。

  雨果心急如焚,他从一个街垒走向另一个街垒,试图说服工人放下武器,与政府和解。他不愿看到流血和暴力,他希望全体法国人实现各阶级之间的和平。但劝解和调停是徒劳的;首先是统治者不愿作出妥协。共和国对起义的工人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在六月战斗的日子里,起义者占领了雨果居住的那个地区。一群衣衫褴褛的起义者闯入了雨果的住宅,当时家里空无一人。他们是来搜寻武器的。当人民被迫与政府进行对抗时,事前毫无准备的他们是无力与用他们的纳税钱财装备起来的政府武装相抗衡的。因此,他们只能求助于那种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便捷的方式——去民间强行敛集武器(历史上的哪一届政府在有可能危及其利益时,不是这样做的呢?)当他们发现那几支古老的火枪和贵重的大刀都是艺术品时,他们又把东西放回了原处。他们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默默地注视着屋子里的一切;然后返身走出,重新投入战斗。

  雨果后来记述这件事时,满怀敬意地写道:“当他们走了以后,房里空无一人的时候,才发现那些人的光脚什么东西也没践踏过,那些人的被火药熏黑了的手什么也没有碰。珍贵的东西一件也没丢,一张手稿也没有挪动过。”

  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国民议会中,赞成镇压六月起义的议员占了压倒多数。只有极少数议员表示反对,维克多·雨果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少数派,无法阻止镇压机器的运转;因此,他只能尽其所能,为被逮捕下狱的起义者辩护,设法努力减轻对他们的刑罚。他终于将其中一些人从死刑和流放中拯救出来。他在日记中倾诉心曲:“无论是叛乱,无论是特别戒严,也无论是国民议会的决议,都不能迫使我去干我认为不公平和不好的事。”

  此后,在国民议会中,他以合法斗争的形式,努力为自由和人道而鸣。当年8月1日,他在国民议会发表了争取出版自由和反对逮捕作家的长篇演说;9月2日,他发言反对政府宣布的戒严令,反对实行军事独裁;9月15日,他又发表了主张废除死刑的著名演说。

  但雨果毕竟不是职业政治家,他缺乏洞察力;他容易被政客的权术和花言巧语所迷惑。当那位貌似谦恭的亲王路易·波拿巴那年年底以总统侯选人的身份亲自前来他家专程进行拜访时,他被迷惑住了。他投了那位亲王一票。

  活着就是斗争

  活着就是斗争!只有那些人才算活着的人——

  他们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

  他们抱定美好的目标,沿着崎岖的险路攀登豪迈的顶峰,好象手中的火炬一样,给未来带去伟大的爱或神圣的劳动!

  这是雨果在1848年的最后一天的午夜写下的几行诗句。

  新上任的总统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路易·波拿巴与欧洲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上台不到半年,便应和教皇庇护九世的呼吁,派兵进攻罗马,推翻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而扶持教皇的权利。在国内,他更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当雨果发现了新总统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后,他旗帜鲜明地展开了斗争。他宣布退出“秩序党”;同议会内的保皇党人进行辩论;他反对通过废除普选法的议案;他反对将学校置于教会监督之下的所谓国民教育改革……

  雨果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活动。他开始酝酿撰写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他也写下了不少政治抒情诗歌。后来这些诗歌被收进了他的著名诗集《惩罚集》中,并于1853年出版。

  1850年8月18日,雨果来到进入弥留状态中的巴尔扎克的身边,同他的这位亲密朋友告别。

  雨果交友是甚为严格的,政治信念的同异往往成为他择友的标准。譬如,因为梅里美与路易·波拿巴过从甚密,雨果同这位过去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断绝了关系。但他从未与自称为君主主义者的巴尔扎克中断过交往。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他所宣称的政治观点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对这一点如何解释,只能留待思想界和文学评论界去争论了。但或许正因为此,成为政治态度亦相对摇摆的雨果与其保持终身友谊的因缘。早在雨果为 《欧那尼》而战的时候,巴尔扎克就是他的坚定支持者;而当巴尔扎克两度参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时,雨果也极尽全力,投票表示赞成。同雨果比起来,巴尔扎克的命运要不幸得多。他一生穷愁潦倒;他始终没有能进入学土院;而当他终于和苦恋已久的波兰伯爵夫人亨斯卡圆了爱情梦不久,竟一病不起。享年五十一岁。

  在将巴尔扎克的灵柩送往拉雪兹公墓安葬的路上,雨果亲自为自己的朋友执缨扶灵。在葬礼上,他代表生前友好致悼词。他语气深沉地说出了如下的话语:

  巴尔扎克是伟大的人物之中最杰出的一个,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中最优秀的一个……他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巨著,一部栩栩如生、意蕴深刻的煌煌巨著……这位卷帙浩繁而且不同凡响的巨著作者,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属于革命作家的强有力的行列。

  当雨果说出这番话时,他显然也将自己划入了革命作家的行列。是的,此时此刻,他的主战场是在议会的讲坛上。谁能说讲坛上的人类正义的捍卫者不是革命者呢?难道革命的唯一斗争方式就是暴力么?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治者永远不会对忤逆者讲仁慈。迫害很快开始了。雨果在国会里受到围攻。每当他在国民议会或立宪议会上发表演讲抨击现政府的各项内外政策时,台下的坐席里就发出了喧哗声和狂喊声;他的演讲动辄被保守的议员们打断;他的两个儿子也因为发表反对现政府政策的文章,而先后被反动当局关进了监狱……雨果不折不挠,仍然顽强地与保守派唇枪舌战地展开斗争。

  被迫流亡国外

  罪恶往往选择在黑暗之中进行。1851年12月1日深夜,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军队占领了国民议会,按名单逮捕了不少议员、将军和部长。次日早晨,人们发现巴黎贴满了路易·波拿巴的布告和告民众书。这位野心家终于原形毕露,他强行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宣布恢复普选法。

  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决定拿起武器,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的成果。人们在街头筑起了堡垒,准备与共和国的敌人决一死战。雨果积极参加了这一场斗争。

  12月3日,雨果来到巴士底广场,向军官和士兵发表演讲。他挥动着三色肩带,高声喊道:“士兵们,路易·波拿巴正在诱惑你们去犯罪!这个野心家正在扼杀共和国。你们要保护她!听着,那位穿将军服的罪犯!我的名字是维克多·雨果!”

  接着,他冒着枪林弹雨,奔走于各街垒之间,鼓舞起义者的战斗士气。枪声响了,议员巴当倒下了。雨果没有回头,他继续动员人民起来反抗。

  12月4日早晨,抗暴委员会收到了亚历山大·仲马的一封急简。上面写道;“当局命令,抓住或打死雨果者可得赏金二万五千法郎。火速通知雨果,迅速转移,千万不要上街!”

  这天上午,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巴黎处于死一般的沉寂之中。这是一种不祥的沉寂,人们从空气中嗅到了血腥的气味。

  午后,有人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镇压开始的信号。紧接着,大屠杀发生了。荷枪实弹的军队,疯狂地向街垒冲去。他们不仅杀死抵抗的起义者,还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开枪……四百多名起义战士和平民倒下了,巴黎沉浸在一片血泊之中。那天深夜,三百二十名被俘的起义战士被押往马尔索野地,在那里惨遭枪杀,无一幸免。

  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反动派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左派领袖雨果有生命之虞。

  12月11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雨果化装成一个印刷工人的模样,乘火车离开了巴黎。到达比利时边境时,海关人员打开他的护照,只见上面写着:

  朗万,印刷排字工,年龄48岁,身高一米七零。头发:灰白色。眉毛:栗色。眼睛:栗色。胡须:灰白色。下巴:圆形。脸庞:椭圆形。

  海关人员挥挥手,他从容地过去了。自此,维克多·雨果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

  流亡者的生活

  雨果到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立即开始动笔撰写《一件罪行的始末》。他要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罪行。他住在一个极其简陋的房间里——一张书桌,一张小铁床,两把椅子,这就是房间中的全部陈设了。但是,他的内心却极其充实,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充满写作的冲动,强烈的责任感催促着他将真相告诉世界各国的人民。

  波拿巴没有抓住雨果,很是恼怒。1852年1月9日,他正式签署法令,宣布将雨果驱逐出境。愤怒的作家也立即写下了一本小册子,以回敬对方。8月5日,这本名叫《小波拿巴》的小书发表了。它立即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迅速在流亡者中流传开来。为了将它带回国内,让其发挥更大作用,这本书被用薄型书写纸印出。人们将它藏在皮箱或衣袋的夹层里,甚至塞在拿破仑三世塑像的肚子里,秘密带入法国。作家手中的笔,今天正式成了投向刽子手的匕首和炸弹。

  此时,尤丽叶已经在他的身边。在巴黎血腥的日子里,正是在尤丽叶的精心照料和掩护下,雨果才得以避过追缉者的耳目,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时光。后来,她又陪同他一起逃亡国外,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住下来。现在雨果担心的是仍然留在法国的妻子安黛尔和他们的儿女们的安全。他知道,在他的那本谴责波拿巴的小册子发表后,反动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家人;因此,他将全家一起迁往大西洋中的英属泽西岛。

  流亡者的生活是艰苦的。没有社交,没有娱乐。每天清晨,家人还在睡梦之中,雨果已经在挥笔写作了。上午十一点钟进早餐。早餐以后,雨果便带着尤丽叶或者他的儿子夏尔出去散步。他还练习骑马。此外,不论酷暑寒冬,天睛下雨,他总坚持下海游泳。

  相比起泽西岛上的其他三百多名流亡者,雨果的手头是阔绰的。他经常对他们给予接济;并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彼此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流亡者并非都是共和党人,其中也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有一次,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叫尤贝尔的人向流亡者求援。他一上岸,就向人们声称自己忠于共和国,对拿破仑破口大骂。他告诉大家,正是因为逃避法国当局的迫害,他才来到了这个小岛。流亡者们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他们给他提供了帮助,每周从互助储蓄会中提取七法郎支持他的生活。事后人们发现,他竟是法国警察当局派来的密探!

  1855年10月27日,英属泽西岛当局正式向雨果下达了逐客令。原来,自从他这个法国的流亡者来到小岛后,这里就不断传出控诉暴君和刽子手的声音。雨果曾致信英国国务活动家帕麦斯顿勋爵,抗议邻近的英属格恩济岛执行的死刑制度;他还不断发表演说,谴责各国的暴君和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英法结盟反对沙俄。英国女皇维多利亚与拿破仑第三你来我往地相互拜访,岛上的流亡者们对此发表文章进行讽刺和揭露。这一次,英属泽西岛当局再也不能容忍了。

  雨果被迫迁往格恩济岛。这是一个古老的流放地,比泽西岛更小、更陡峭。雨果全家住在靠近悬崖顶端的一座三层木楼里。在这里,他保持了在泽西岛时的生活习惯。他经常沿着海岸散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走访当地的渔民,同他们交谈,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岛上的历史。更多的时间里,他在埋头写作。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修改诗集《静观集》的校样;写作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撰写史诗性的《历代传说》;与各国的革命者如赫尔岑等相互通信,相互声援;一如既往地对各国的暴政和死刑加以谴责……

  例如,在1859年,他曾发表《告美利坚合众国书》,要求释放为反抗奴隶制度而被判处绞刑的白人约翰·布朗。1861年,他致信给布特列上尉,谴责英法联军洗劫焚毁中国的圆明园。1866年,他撰文祝贺西班牙共和国成立。1867年,他号召西班牙将自由归还古巴,反对殖民地制度。1869年,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大会洛桑会议名誉主席。

  此时,拿破仑第三在国内早已站稳了脚跟。因此,他搔首弄姿,故作姿态,在1859年颁发了对流亡者包括对维克多·雨果的特赦令。许多流亡者都归国了。雨果非常想念祖国,想念留在祖国的老朋友们。但他不能回去。此时回国就意味着与帝国的妥协与和解。他不想这样做。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他承认:“责任不允许我回国。我感到很痛苦,但我这一行动是正确的。”

  1859年8月18日,英国和比利时的各大报纸上分别刊载了雨果的一则声明:

  在法国目前的情况下,我的责任就是毫无保留,不屈不挠,自始自终地表示抗议。

  我忠于在良心面前承担的责任,我要在有自由的流亡生活中坚持到底。直到法国恢复自由的时候,我才返回。

  维克多·雨果

  大笔如椽

  《悲惨世界》(上)

  自从踏入文坛以来,雨果就一直希望写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社会小说。当他酝酿着撰写《死囚末日记》而去监狱观察和体验囚犯生活的时候;当他经过巴士底广场前面的绞刑柱的时候;当他看见横蛮无理的警察粗暴地追打着街头的妓女的时候;当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时,他在街头目睹起义者英勇地抗击政府军队,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信念的时候;当他从报刊杂志和各种资料中读到一个个令人泣下的故事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就不断萦绕着这个念头了。1840年前,他就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了如下的写作提纲:

  一个圣徒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小姑娘的故事……

  他给这部小说取名为《不幸的人们》。

  1845年,雨果开始撰写这部作品。他曾亲自到巴黎的贫民区和旦尔市的贫民窟进行采访;他还曾在国民议会上发表过《论贫困》的演说。到1848年时,他已写出了其中的若干章节,当时他给这部小说定的名字是《让·特莱让》。后来,由于他投身于革命的斗争之中,无暇顾及此事,这部作品的写作暂时中辍。直到1860年4月26日,那是在他拒绝了拿破仑第三的特赦令而决定继续其国外流亡生活后不久,他打开了他的那只藏有珍贵手稿的铁皮箱子,准备重新开始写作。

  说起这口铁皮箱子,它与它的主人一样也是几经劫难。在雨果被当局从泽西岛驱逐而迁至格恩济岛时,在搬迁途中,这只装有《沉思集》、《撒旦的末日》、《上帝》、《街头与森林之歌》以及《悲惨世界》等手稿和札记资料的箱子险些掉入大海之中。在这之前,当雨果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被迫乔装打扮,逃离巴黎时,紧随着他的尤丽叶将这口箱子时时贴在身边,一直将它带到布鲁塞尔……

  经历过许许多多磨难的雨果,如今他的写作审视点已不再停留在 1848年的时代了。他不仅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要将自己的所思所历写进他的这部人生大书之中。在提笔之时,他已预见到了这部书的成功。这天,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从整体上理解呈现在我想象中的这部作品,为了统一十二年前所写的各章和我预定要描写的主题,我用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而且,一切都应当搞得坚实严整,应当 ‘把目标预先研究清楚’。今天我重新开始了(我希望它不要再被中断)1848年2月21日中断的笔耕。”

  为了完成这部书,雨果离齐格恩济岛,前往比利时,来到拿破仑遭受灭顶之灾的滑铁卢战场附近的圣约翰山,在此埋头写作了六个星期,终于写完了最后一页。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满怀喜悦地写道:“今天,1861年6月30日早晨8时30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我的窗扉上,我写完了《悲惨世界》。”

  小说第一卷于1862年4月3日出版。它立即获得了法国人民的喜爱,《悲惨世界》的声名不胫而走;出售该书的书店门口出现了排队的长龙;报刊上出现了大量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出版商付给了雨果三十万法郎以购买此书的十二年版权。这是雨果有生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巨款。不过,附带一提的是,那位年轻的出版商从1862年到1868年的短短六年间,净获纯利五十一万七千法郎。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真实的生活基础或以真人真事作为写作模特。

  类似小说中的狄涅城的米里哀主教,雨果认识一个名叫米奥里斯主教的圣徒。米奥里斯身边的人跟雨果讲过一个有关主教和一个苦役犯的故事。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兰的穷人,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处五年苦役。当他刑满释放,回到故乡后,由于带着黄色的身份证,竟没有一家旅馆愿意收留他。在他走投无路之际,他走进了主教的家,受到主教的热情款待。主教还带他去见自己的兄弟米奥里斯将军,请他的弟弟给安置一个工作,后来将军让他留下作了勤务员。

  小说中的第三个人物芳汀也有所本。一个严冬的雪夜,雨果参加一个宴会后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街角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寒伦,在刺骨的寒风下浑身发抖,却嗲声嗲气地招呼着过往的行人——这是一个妓女。此时,一个穿着时髦的纨绔子弟悄悄溜到她的身后,将一个雪团塞进她的衣领里。她尖声喊叫着,奋力反抗着,与那个家伙扭打在一起。警察赶来了,那个纨绔子弟闻声而逃,警察不由分说,却把受害的女人抓了起来。她挣扎着为自己辩解:“放开我!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呀!”但警察毫不理会,一边将她往警察局拖,一边凶狠地说:“快走!你得坐六个月的牢。”雨果默默地跟着他们走进警察局,他看到那女人一进去,就跪在警察局长的脚下,一边抽泣着分辩,一边用手揪自己的头发。雨果再也忍不住了,他将自己所见到的事实真相告诉了警察局长,最后说道:“你们应当抓的是那个男人,而不是这位姑娘。”那位可怜的女人抬起头来,感激地连连说道:“这位先生的心肠真好!真好!”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有着作家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马吕斯是雨果青少年时代的肖像。马吕斯和珂赛特一起在卢森堡公园散步,正象当年雨果和安黛尔在费扬提诺修道院的花园里一样。只因风儿将珂赛特的衣裙掀起,露出了白晰的膝盖,马吕斯竟有三天对珂赛特不睬不理,这正是雨果与安黛尔之间发生的事情。马吕斯的父亲彭眉胥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年老赋闲后常常在自己的花园里侍弄花木,他很象雨果自己的父亲——那位郁郁不得志的雨果将军。1832年他所见到的巴黎无产阶级反对七月王朝的巷战场面也进入了他的小说;滑铁卢战役,保皇党人的议论……那一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政治事件,几乎都写进了他的这部煌煌巨著之中。

  《悲惨世界》(中)

  雨果一生关心政治,投入政治斗争之中。但他过于天真纯朴,不谙政坛的翻云覆雨、尔诈我虞,不懂政客狡诈阴险、玩弄权术的阴谋手段。因此,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节节败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当他用笔参与现实斗争,干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为人类正义、自由和进步而斗争的最佳位置和最有效手段。《欧那尼》是这样,《巴黎圣母院》是这样, 《死囚末日记》还是这样;而《悲惨世界》更是这样。

  《悲惨世界》序言起首第一句声称:“这是一部宗教性的著作。”如果从宗教的终极性意义上来理解,这正是该书能够得到普天下读者的厚爱、并在法国以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能流传后世百年不衰的原因所在。正如作者自己所预言的: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文学就是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服务,创作就是要干预现实生活。雨果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谈到创作本书的目的,他在给拉马丁的信中写道:

  如果说作一个激进者意味着为理想服务的话,那么我便是激进派……是的,允许贫苦存在的社会,允许地狱存在的宗教,允许战争存在的人类,在我看来是低劣的社会,低劣的人类和低劣的宗教,而我却是要追求崇高的社会,崇高的人类,崇高的宗教,即没有君主政体的崇高的社会,没有边界的崇高的人类,没有手写的教义的崇高的宗教。是的,我要和以谎言作为交易的神甫,以及践踏正义的法官做斗争……是的,只要一个人可以抱有希望,我便希望消灭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恶运;我要痛斥奴隶制,我要消除贫困,根绝愚昧,我要治疗疾病,我要驱散黑暗,我要憎恶仇恨。这便是我的信念,这正是我要写 《悲惨世界》的原因之所在。

  在写给《悲惨世界》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商达厄利的信中,他坦率而又充满自豪地承认:“我写这部书确实是为了所有的人。凡是男人愚昧无知、陷于绝望的地方,凡是女人为了一块面包而卖身,以及儿童因为没有学习的书籍与取暖的火炉而痛苦的地方,我的《悲惨世界》都会来敲门,说道:‘开门,我找你们来了!’”

  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了多达接近一百的人物。有主教、神甫、修女,有法官、警察、议员、将军,有绅士、商人、大学生和出版商,也有小偷、流氓、妓女,还有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穷人百姓和下层人民;小说中还有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代表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拿破仑和威灵顿。通过这些人物所反映和表现的社会生活面是广阔而宏大的,它构成十九世纪法国的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小说还描写了那一时代最突出、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如1815年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复辟王朝的反动,1830年复辟王朝的覆灭,七月王朝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1832年的共和党人起义,巴黎街头的街垒和巷战等等。其中,滑铁卢战役就占了小说第二部的整整一卷;而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党人保卫街垒的战斗构成了小说最后两部的主体。《悲惨世界》是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与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完美结合,因而,它具有史诗性的意义。

  除了下面将要介绍的小说中人物典型的成功塑造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大段大段的抒情性议论或整章整章的历史事件描写。对此,雨果的出版商在该书出版之时就曾建议作者给以简化或压缩;该书出版后,它们也成为反对或批评者所诟病的主要目标。人们认为这种处理过于枝蔓和冗长,艰涩累赘,削弱了小说的情节结构,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但这种批评还是从纯艺术角度出发的。更多的批评却来自意识形态方面。例如,在当时刊载在《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雨果先生写出的并非社会主义的论文,而是干了一件根据我们经验所知的危险得多的事情。这本书就其趋向而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作品,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行动,我甚至要说,是一个党派的行动;这是一八四八年的真正的示威。”文章称雨果是“法国的头号蛊惑家”。还有的反动报刊攻击说,并没有雨果这个人存在,《悲惨世界》的真正作者是恶魔撒旦。连俄国沙皇也看到了此书潜在的革命意义,他认为该书对社会基础有害,因此阻挠《悲惨世界》的俄文本出版。

  雨果的创作是完全自觉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写作真正目的。如果说在他文学出道之初,他就未曾想过要取悦观众或读者的话,那么,经过了本世纪巴黎革命的风风雨雨之后,他更不会去做一个媚俗的三流作家了。因此,他拒绝了出版商的修改建议,并且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部迅速展开情节的轻松喜剧成功的寿命只有十二个月,而一部思想深刻的戏剧的寿命却是十二年。”历史完全证明了他的预见。

  《悲惨世界》的情节离奇而惊险,极富戏剧性。但真正震撼人心、予人深刻印象的,是小说中的众多典型人物。他们有:冉阿让、米里哀主教、芳汀、珂赛特、沙威、德纳第夫妇、马吕斯等。

  米里哀或卞福汝主教是“善”或“仁爱”的化身。他原是贵族出身,后来当了教士。他全身心地为贫苦的人们造福。他把豪华的住宅献出来充作医院,给穷人治病,而自己却搬进简陋的房子中居住;他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救济穷人,而本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当走投无路的冉阿让来到他门前时,他敞开房门迎接这位被社会遗弃的人;当冉阿让以怨报德,偷走主教家的银器而被警察逮回时,他解救了冉阿让,并送给他一对银烛台,从而感化了“猛兽”般的冉阿让。

  小说中的冉阿让是雨果着重塑造的主角。他的命运变迁及性格转化,表现了作者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和社会理想。贫穷使冉阿让丧失理性而成为小偷;法律使他丧失人性而具有“凶狠残暴的为害欲”;仁爱却使他感化并大彻大悟从而转变成为拯世济贫的道德家。在他因偷窃面包而被判处五年苦役出狱后,他变得更凶残了:他偷走收留他住宿的主教家的银器,又抢走路旁小孩的钱币。当他因卞福汝主教的感化而幡然悔悟后,他彻底获得了新生:他同情和帮助穷人,为小镇人民带来富足和安宁,为了不让别人代他受过,他放弃了一切而挺身自首……冉阿让在经过了由恶而至善并经历了为善的种种考验后,终于完成了人性的升华。

  任何读过小说的读者都不会忘记警探沙威,虽然他在小说中出现的场合不太多,但却象幽灵般始终萦绕在冉阿让的周围。他出生在监狱,是现代社会的弃儿,却成了现行秩序的维护者,当代法律的体现。他忠于职守,执行法律,锲而不舍地完成统治者交予的使命——不管这法律是否公正合理,不管这使命是否反过来危害了秩序本身。最后,在他良心发现,放走了他追捕一生的猎物冉阿让后,他以自己的死来了结他自认为欠下的法律宿债。道德最终战胜了无情的法律,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矛盾却无法调和!雨果正是以沙威的人格分裂悲剧来证明现代法律的荒谬以及现代文明秩序的反人性性质,从而弘扬了作者的道德理想。

  雨果不仅通过人物典型的塑造表现自己的理想追求,而且还通过历史事件的描述表达自己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在小说最后两部关于人民起义和街垒战斗的描写中,作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经突破了他原有的人道主义观念,从而使作品的主题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例如,他透过马吕斯表达了他本人对战争的看法:“内战?这意味着什么?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战争是不是就是兄弟之间的战争?战争的性质只能按它的目的来判断,既没有什么内战,也没有什么外战,只有非正义的战争与正义的战争,直到人类伟大的和约缔结那一天为止,战争,至少是那些代表着将来反对落后的过去的战争,都是不可少的。只有当战争扼杀公理、进步、理性、文明和真理的时候,它才是可耻的。”他还通过共和主义英雄安灼拉向人民发表的演说表现自己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信念:“十九世纪是伟大的,但二十世纪将是幸福的……朋友们,我们所生活的和我向你们讲这番话的这个时刻是黑暗的时刻,但是,这正是为了将来而必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一次革命就是走向未来的通行税……死在这街垒上也就是死于未来的曙光中。”

  《悲惨世界》达到了十九世纪法国小说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同时,它又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完美结合。如前所述,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基础,但也获得了突出的渲染和浪漫的夸张。叙述的浮蔓和描写的夸张以及历史事件的详尽铺陈或许给人以冗赘啰嗦的感觉或印象,但正是通过阅读这部小说,你会真正地理解:小说,就是时间的艺术;只有在《悲惨世界》的浩繁卷帙中,你才能体味到唯有这种史诗性的大著中方才具有的雄浑、阔大、深沉和壮美。

  《悲惨世界》(下)《悲惨世界》共五部,各部下分若干卷,各卷下再列若干章。

  第一部《芳汀》。1815年10月初的一个黄昏,在法国南部一个称作狄涅的小城里,来了一个疲惫不堪的陌生人。他体格健壮,身材中等,年约四十六、七岁;他衣衫褴褛,身上背着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布袋,手里拄着一根多节的粗棍,浑身冒汗,显得狼狈而潦倒。这个人的到来,引起了小城的恐慌,人们对他猜疑纷纷。他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他出身贫困,自幼父母双亡,由姐姐抚养长大。在他成了一个靠剪树枝为生的农业工人后,姐夫不幸去世。他帮助姐姐养活她那七个可怜的孩子。有一年冬天,冉阿让突然失业了,眼看孩子们濒临饿死的边缘,他铤而走险,在一个夜晚,用拳头打破面包店的玻璃窗抓走了一块面包。他因此被捕,被判了五年苦役。他在狱中记挂着姐姐和她那七个穷苦的孩子,在第四年的年末越狱逃跑,但很快被抓了回来。其后,他又逃跑过三次,每次都被加判徒刑。十九年后,当他从狱中释放出来时,他已由当初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变成四十六岁的中年人了,此时已是1815年。他认为自己不是无罪的,但法律对他的处罚太重,这是不公正不平等的。怀着愤激的心情,他从监狱中出来。来到狄涅城时,他已整整走了四天了。由于他带着表明他是苦役犯的黄色身份证,所有的店铺、旅馆和酒店都拒绝收留他。他想去监狱觅一处栖身之地,但守门人不肯开门;他找了一个狗窝,但狗把他咬了出来;他想露宿野外,但天公也不成全他,雨云密布……走投无路之际,一个老婆婆指给他狄涅主教的家,他进去了。他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主教,表示愿意付现金,只要有一间马房睡一宿就行。主教米里哀先生德高望重,慈爱为怀,他热情地款待了冉阿让,为后者提供了很好的住宿条件:他称冉阿让为先生,给他的床上铺上白垫单和褥子,请他吃饭,还不用他付钱。冉阿让惊呆了。但尽管如此,在半夜里,他还是偷走了主教家的一篮子银质餐具。天亮时,他被警察抓住。当警察押着他前来主教家作证时,出乎他的意料,卞福汝主教竟迎上前来,大声地说:“我真高兴见到您。但是,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他还对冉阿让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主教的话语和行动给了冉阿身心以极大的震撼。他如雷击顶,全身颤抖着,呐呐无语……拿着主教送给他的银烛台,他仓惶走出城外。心神恍惚之中,他又抢了一个穷孩子的钱币,那孩子哭着走了。冉阿让这时才突然醒悟过来,他后悔不已,泣不成声……他从此立志向善,重新做人。

  那年年底,他来到法国偏僻的小城蒙特猗。因为冲进火堆救出了警察队长的儿子,警方因此没有对他的身份证进行检验,他从此改名为马德兰。他在工厂中进行了技术发明和革新,并因此而成为当地的大富翁。他修建工厂,招聘工人,兴办慈善事业如幼儿园、小学、医院等等;从而促进了小城的繁荣。人们推举他作市长,尊敬地称他为马德兰老爹。不过,这时一个穿礼服、拄粗棍、头带平边帽的人已经牢牢地盯上他了。此人名叫沙威,是警察局的警探。

  一天早晨,一个名叫割风伯伯的老人被压在车下,马德兰悬赏请别人爬到车下去救老人;但无人敢冒此生命危险。马德兰最后自己趴了下去,用自己的身体将车子顶了起来。马德兰不仅救了割风老伯,还出钱给他治伤,并把他介绍到巴黎一个女修道院里做园丁。

  马德兰的工厂里有一个名叫芳汀的女工,曾遭一个大学生遗弃。她把私生女珂赛特寄养在孟费郡一个酒店主德纳第的家里,自己则来到蒙特猗做工。车间女管理员知道这个秘密后,就将她辞退了。为了应付德纳第的勒索敲诈,她只得拼命干活,还将自己的头发、牙齿卖掉换成钱寄去。可就是这样,还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德纳第夫妇的要求。最后,她无路可走,被迫卖身做了妓女。当她在街上受到流氓的凌辱后,反而被警探沙威抓进警察局,要关她六个月的监禁。目睹事情发生过程的马德兰出面解救了她。在了解了芳汀的身世以后,他答应帮助芳汀,并准备把她的孩子接来。

  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一个名叫商马第的工人,因为拾了道旁带苹果的树枝而被当作盗窃犯关进监狱。当局认为他就是冉阿让而要判他终身流刑。马德兰得悉此事后内心非常矛盾。为了不连累他人,最后他上法庭毅然自首。自首后,冉阿让回到蒙特猗看望重病中的芳汀。这时,沙威星夜赶来逮捕冉阿让;芳汀在惊恐之中死去。冉阿让在芳汀临死前向她保证,一定要把她的女儿抚养成人。沙威将冉阿让抓进了监狱。夜间,冉阿让设法逃出,回到自己的家中。他写下遗书,要求神父将他留下的财产交付诉讼费和芳汀的丧葬费,余款则捐给穷人。最后,冉阿让避过沙威的搜查,连夜离开小城,前往巴黎。

  第二部《珂赛特》。作者以叙述者的口气首先凭吊了1815年的滑铁卢战场。整整一卷的篇幅是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在惊心动魄的厮杀之后,接着是卑鄙的小人勾当:滑铁卢战役结束了,一个盗尸者正在搜括死者身上的财物。此人就是德纳第,他原本是一个法军中士。靠着盗尸所得,他在孟费郡开了一个小酒店。珂赛特就是寄养在他的家里,从此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冉阿让越狱后,从银行提取了巨款埋藏起来。正当他准备前往孟费郡去赎出珂赛特时,他又被捕了,并被判处终身苦役。后来他在救助海员时趁机跳入海中,遂逃出监狱。1823年圣诞节的晚上,他突然出现在珂赛特身边,当时这个八岁的小女孩正在吃力地提水。冉阿让以旅客的身份住进了德纳第的店子,并默默观察可怜的珂赛特在店中所经受的磨难。最后,他以重金赎走了珂赛特。

  冉阿让带着小女孩住进巴黎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以全身心的慈爱照抚珂赛特,两人相依为命,过得极为快活。但好景不长,住宅中的二房东发现了冉阿让的一些秘密;而他行善的名声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天傍晚,冉阿让偶然发现,门前行乞的老头竟是沙威。冉阿让带着小珂赛特迅速转移,最后终于摆脱了追捕,逃进修道院中。在此他意外碰见了他曾救助过的割风老头,后者帮助他在修道院中安置下来,当了这里的一名园林工人,珂赛特也在修道院寄读学校免费读书。

  第三部《马吕斯》。马吕斯的父亲彭眉胥原是拿破仑手下的上校,在滑铁卢战役中身负重伤,并被德纳第盗去金表和钱包。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政治失意,生活潦倒。儿子马吕斯由其外祖父吉诺曼抚养。吉诺曼是保王党,他不许马吕斯与其父接近,并拼命灌输保皇思想。但彭眉胥的去世教育了马吕斯,他开始崇拜拿破仑,并因此导致他与外祖父的决裂。他出走之后,与共和派大学生的秘密团体“人民之友”接触,并参加了其活动,从而促使他形成了共和主义的信仰。

  到了1831年。马吕斯经常在公园中遇见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少女散步,这是冉阿让和珂赛特。他们已经从修道院中出来,隐居在巴黎,并继续行善。马吕斯爱上了美丽的珂赛特,但冉阿让处事谨慎,立即小心地避开了他。冉阿让满怀同情地帮助穷困的容德雷特一家,却不料容德雷特就是德纳第。德纳第破产后流落到巴黎,隐姓埋名住在贫民窟,专以乞讨、行骗和偷盗为生。他发现这个慈善家就是当年的冉阿让,于是设下圈套准备敲诈冉阿让。马吕斯事先知悉此事,并通知了警方。正当德纳第和他的同伙快要得手之时,警方及时赶来;跟随而来的沙威因忙于对付这一群恶棍而未发现被勒索者正是他千方百计追捕的对象,冉阿让趁乱携珂赛特逃了出去。

  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与圣丹尼街的英雄血》。1832年的巴黎气氛十分紧张,这是共和党人起义,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冉阿让此时为了逃避追捕,已迁居卜吕梅街。马吕斯又遇见了珂赛特,两人热烈地相爱了。马吕斯请求外祖父同意他们的婚姻,却遭到了严辞拒绝。这时爆发了人民起义,城市中洋溢着革命的气氛。马吕斯热烈拥护共和主义,同时受到爱情上的挫折,遂投入了圣丹尼街头的战斗。斗争十分惨烈,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街垒。在这一部中,雨果以大量的篇幅,满怀激情地再现了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真实画面。

  第五部《冉阿让》。1848年6月,巴黎再次爆发革命。起义者与反动军队在街头对垒,战斗非常激烈。一个名叫伽弗洛什的少年,在枪林弹雨中跑来跑去。他一边唱着歌儿,一边提着篮子捡拾子弹。最后,他倒下了,罪恶的子弹夺走了他的生命。马吕斯身负重伤;冉阿让此时也加入了保卫街垒的战斗。沙威混进街垒被起义者抓住,由冉阿让负责处决;但冉阿让却将这个对他穷追不舍的死对头放走了。政府军队占居了绝对优势,起义即将失败;共和主义者纷纷倒下。冉阿让背着马吕斯从下水道逃出,却遇见了沙威。沙威再也不忍抓捕冉阿让,放走了他和马吕斯;但沙威自己则无法克服法律职责与道义良心之间的矛盾,最后投入塞纳河自尽。

  冉阿让将马吕斯送回他外祖父的家中,外祖父终于同意了外孙与珂赛特的婚事。冉阿让拿出全部存款作为珂赛特的嫁妆,并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马吕斯;但却遭到了马吕斯的误解。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与冉阿让的关系日益冷淡,冉阿让在痛苦和孤独中重病缠身。德纳第察觉马吕斯的妻子就是当年寄养在他家的珂赛特,便向马吕斯告发了珂赛特与冉阿让的关系,企图以此勒索钱财。马吕斯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后,十分感动,同妻子一道去寻访恩人。当他们找到冉阿让时,后者已经生命垂危。他将珂赛特从前曾穿过的一套衣服和卞福汝主教送给他的一对银烛台留给了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并在他们的怀抱中微笑着死去。

  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人生

  《悲惨世界》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曾心情激动地读过这部大著;它至今仍然受到世界各国包括中国读者的喜爱和赞赏。雨果的目的非常明确:文学是人生的艺术,他是为人生而写作。不仅如此,雨果自己的人生也是艺术的人生,他用自身的实践去追求和履行自己创作中所努力倡导的精神;他也将自己艺术化的人生即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经历和体验,融注于自己的人生的艺术即文学创作之中。这是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悲惨世界》能够永久地载入世界文学宝库的秘密所在。

  《悲惨世界》陆续出版后不久,雨果又写出了长篇文论《莎士比亚论》(1864年出版)。在这本艺术著作中,雨果修正了自己过去的一些文学理论观点,给浪漫主义重新予以定义和阐释。他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对世界文豪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给予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认识和评论。在浩如瀚海的莎学领域,雨果的《莎士比亚论》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雨果仍旧不断地参与现实人生斗争。他致信日内瓦共和国要求废除死刑;他号召俄国军队不要与起义的波兰作战;他发表致培布拉捍卫者的公开信;他发表关于克里特战争的宣言……

  从1863年到1868年,在雨果的家庭生活中接连发生了两件悲痛的事件:女儿小阿黛尔的出走和雨果夫人的去世。在此之前,雨果已经饱尝亲人逝去的痛苦。先是兄长阿贝尔的病逝。阿贝尔性格内向,年轻时与雨果一同爱上了阿黛尔,即后来的雨果夫人。当弟弟成婚的那天晚上,他精神失常了。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被送进精神疗养院,后来在那里悄然死去(1837年)。阿贝尔的精神失常多多少少与雨果有关,哥哥的早逝在雨果的心灵中罩下了一层阴影。更大的打击则是1843年长女莱奥波勒蒂娜与其丈夫的双双溺死。莱奥波勒蒂娜是他最喜爱的女儿。此事发生后雨果在很长的时间里沉溺在悲痛之中,恶劣的心境使他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停止了写作。

  小阿黛尔是趁母亲不在的时候突然离开格恩济岛的。她性格忧郁孤僻,却喜欢音乐。追求她的男子很多,但她却偏偏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军官。那时她还在泽西岛,她是在一个新年松树晚会上遇上她心目中的这位“白马王子”的。小阿黛尔从此固执地爱上了军官。这次,她是得知军官的驻地之后尾随而去的。她不久从加拿大给雨果写来了一封信。随后她又通知父母,说她已在驻军所在地与军官举行了婚礼。郁郁寡欢、性格内向的姑娘往往一见钟情,但也多半是一厢情愿。事后雨果才得知,原来那英国军官并不爱小阿黛尔,并且在她追逐到加拿大后还好几次劝过她回家。他自己也已经结了婚,而且很快就要做父亲了。为了让小阿黛尔死心,他还特意带着妻子从小阿黛尔住处的窗前经过。可是小阿黛尔完全沉溺于幻想之中,于是就有了她与军官结婚的消息;雨果还因此特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洗刷女儿私奔的坏名声。小阿黛尔后来一直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她执拗地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而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

  雨果夫人于1868年8月27日因脑溢血去世。死前她很幸福,这一点令雨果感到宽慰。他们共同经历了四十六年的风风雨雨,其间有过龃龉和矛盾;感情上也一度出现过危机。但他们毕竟挺过来了。雨果夫人后来也终于接纳了尤丽叶,让她象自家人一样来到家里。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能够体会和理解那颗历经磨难而痴情不改的忠贞心灵,也看到了尤丽叶对雨果的宝贵价值——因为她明白,自己有的,尤丽叶未必没有;自己没有的,却正是尤丽叶所有的。作为雨果的结发妻子,她也爱着自己的丈夫。那天为妻子送葬时,雨果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他发誓要永远穿着这身黑色的服装。

  《海上劳工》

  在流亡海岛的日子里,他每天面对大海,同时也观察和体验着岛上渔民的生活。他渐渐熟悉了大海,熟悉了格恩济岛,也熟悉了岛上的人民。他对英吉利海峡群岛的文化习俗和在渔民中口口流传的各种民间传说歌谣材料也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研究。他决心写一部长篇小说,献给他居住的格恩济岛的人民。这部书终于在1866年出版了。它就是《海上劳工》。此书因其主题的新颖和笔调的浪漫而在雨果的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故事发生在格恩济岛。一个以捕鱼、种地为生的青年吉里亚特爱上了船主勒杰利的侄女苔莉雪特,那是在看到这位美丽乐观的少女在雪地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后开始的。但却遭到了勒杰利的反对。勒杰利在同别人合伙做生意时,被合伙人汉丹拐走了巨款。为了重振旗鼓,他购置了一条当时堪称先进的汽船跑运输生意,并雇了以忠厚老实出名的克里班当船长。汉丹卷款出逃时,被克里班持枪威胁抢走了巨款。克里班为了独吞钱财,策划了汽船触礁的事故,并制造人船俱亡的假象,准备携款潜逃。但他在海岸受到章鱼侵袭,结果葬身海底。勒杰利连连遭受打击,在绝望之余,宣称谁能将尚未受损害的机器从触礁的破船中搬出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吉里亚特为了得到她的爱,为了追求理想的婚姻,历尽种种磨难,来到孤岛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斗,他终于将机器运了回来;并在与章鱼的殊死搏斗中,找回了苔莉雪特的七万五千法郎嫁妆费。在他的小船安全抵达岸边后,他迫不及待地上了岸。可是当吉里亚特悄悄走进勒杰利的花园,想看一眼自己为之以生命去冒险的心上人时,却发现苔莉雪特正与一位青年拥在一起,这位青年正是他不久前从大海中救起的神甫。勒杰利履行诺言,同意了吉里亚特与苔莉雪特的婚事。然而吉里亚特却主动地放弃了自己与苔莉雪特结婚的权利,成全她与青年神甫的婚事。在他们缔结婚姻时,他为之提供了帮助,还将他母亲留给他未来妻子的珍贵礼物赠给了苔莉雪特。在将这一对去欢度蜜月的新婚夫妇送往远方后,他忧伤地坐在海岸的岩石上,让自己淹没在渐渐涨潮的大海之中。

  雨果曾在该小说的序言中指出:“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这三大斗争也是人类三大需要……生活中神秘莫测的困难艰险来自这三部类,人类面临着以迷信的形式、偏见的形式、自然原素的形式出现的障碍,有三种宿命压在我们身上,教义的宿命、法律的宿命和物质事物的宿命。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揭示第一种宿命;在《悲惨世界》中,作者指出第二种宿命;而在本书中则要说明最后一种。”吉里亚特正是作者创造的用以表现人类与自然斗争的代表。小说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大自然的险恶:狂暴的海风、汹涌的波涛、凶残的章鱼、寒冷的夜晚、险峻的礁石,但它们最终都被吉里亚特战而胜之。因此,吉里亚特是人类劳动的伟大代表,是“约伯与普罗米修斯的结合”。同鲁宾逊一样,他以劳动创造了奇迹,通过劳动来克服自然的种种巨大力量。需要强调的是,吉里亚特本身就是一个真实具体的劳动者,因此,本书实际上是一首讴歌人类伟大劳动的颂歌,一首劳动者的颂歌。

  不仅如此。吉里亚特的勇敢、智慧和力量来源于爱,来源于他对美的追求。因为爱,他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因为爱,他舍弃一切,成人之美,包括牺牲自己的幸福。因此,《海上劳工》又是一首爱的伟大颂歌:爱能战胜一切,爱能改造一切。雨果通过“爱”的桥梁,把人们引向他崇奉的人道主义的核心。

  小说中的汉丹、克里班等恶棍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他们与吉里亚特的高尚纯洁适成对照。汉丹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的流氓。政治上,他朝三暮四,投机取巧,参加共济会,却又假装信奉天主教,同时拥护王政复辟;生活中,为了攫取财富,他不惜犯罪杀人,卷款潜逃。克里班则是伪善的典型。他的生活信条是:“虚伪是一种投资,魔鬼会付给利息。”靠着伪装忠厚老实,他终于觅得良机,如愿以偿。但这两个人的阴谋最终都未能得逞,并得到了“恶有恶报”的可耻下场。作者通过对汉丹等人物形象的塑造,谴责了邪恶的人性,同时通过他们与统治者千丝万缕的联系,间接地批判了现实社会及其统治者。“我笑,这意思是我在哭”

  从 1866年起,雨果开始收集素材,准备写一部揭露封建政治制度的小说。他拥护共和政体,因此觉得有必要将专制政体的残酷和罪恶加以清算。他找来了大量资料,阅读了不少关于英国的历史著作,通过想象和虚构,终于在第三年完成了这部作品,并于1869年5月出版。经过良久的思索,他给这部书取了个名字: 《笑面人》。

  故事的背景是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安娜女王统治时期的英国。1690年一月的一个黄昏,一伙人贩子匆匆登上一艘海船,逃离英国,行前他们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丢弃在荒凉的海滩上。但船只出海不久就遇上了风暴,轮船快要沉没了,这伙歹徒意识到这是上帝对自己恶行的惩罚。为了表示忏悔,他们将那个被抛弃的小男孩的身世来龙去脉写在羊皮纸上,并同有关文件证明一起放在一个葫芦里封好,然后将葫芦放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原来,这个男孩本是英国贵族克朗查理的合法的财产和爵位继承人。克朗查理坚持共和主义立场,在查理二世复辟后不肯与王朝妥协,被迫外逃,最后客死他乡。克朗查理有一个私生子,名叫大卫·弟利·摩瓦,颇受前国王詹姆士的青睐。克朗查理死后,国王剥夺了他的真正合法儿子的财产和爵位继承权,将其划归大卫·弟利·摩瓦,并打算将自己的私生女约瑟安娜许配给大卫。因此,在克朗查理的合法儿子还只两岁之时,就将他卖给了专门从事儿童买卖的人贩子。人贩子用手术将他的脸变成畸形。毁了容后,他的嘴裂到耳边,露出牙齿,剔除了鼻骨的鼻子塌陷,眼睛则成了一道细缝,就象戴上了一副笑的面具。这就是丑怪的“笑面人”。人贩子带着他到处流浪,充当他们的小丑。他们把他叫做格温普兰。

  被扔在海岸上的格温普兰最后逃出了旷无人烟的海边,被一个卖艺人“熊”收留了,并向“熊”学艺卖艺。同时被收留的还有格温普兰在雪地上一个死去的女乞丐怀中救出的盲女婴。“熊”亲切地照料他们,带着他们四处卖艺为生。十五年过去了,格温普兰和取名为“女神”的女孩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彼此相爱。1705年,他们来到伦敦卖艺,格温普兰的“笑面人”像貌轰动了全伦敦。这时,英国皇家海军从海里打捞到了当年那伙人贩子放入大海中的葫芦。当局将格温普兰秘密带进监狱,以便与囚禁多年的唯一知情人对证,从而最后证实了格温普兰的真正身份。当今的女皇是前国王詹姆士的女儿安娜,她嫉妒私生女妹妹约瑟安娜比自己长得漂亮,同时嫉恨她还有一个漂亮的未婚夫,为了对她进行打击,她借此机会宣布格温普兰是克朗查理的合法继承人,恢复了他的爵位和上议员资格,并命令约瑟安娜嫁给格温普兰。当晚格温普兰去上议院出席会议。在议会表决增加人民的赋税和提高贵族的薪俸时,他挺身而出表示反对,他发表演说,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但格温普兰的举动遭到了贵族们的嘲笑和侮辱。格温普兰不屑与这些贵族老爷为伍,他毅然放弃了一切特权,重新回到底层社会。在他找到亲人时,“女神”已经由于他的离去而一病不起,在见到格温普兰后她很快就去世了。“女神”的死使格温普兰不再眷恋尘世生命,他追随着她,从容地跳进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笑面人》中,雨果仍然是用对照的方式表达他的创作主题和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表现了两个世界的生活与人物:一个是“极度贫贱”的下层社会,一个是“极度富贵”的上流社会。但真正善良美好的人们却恰恰出自贫贱的底层。“熊”外表粗暴,但却内心善良。他经济拮据,靠卖艺为生,但却收留了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他多才多艺,但却饱受磨难。通过“熊”这个人物形象,雨果谴责了社会的不公不正及其荒谬本质。“女神”是小说中的美的化身。她外表和内心的美是统一的。她天真纯洁,她的眼睛看不见世间有形的事物,但却能看清世上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人们把笑面人格温普兰看作小丑,拿他取乐逗笑;格温普兰也坦诚地告诉她自己长得很丑。她回答说:“长得丑,这是什么?这就是做坏事。格温普兰只做好事,他长得挺美。”作者将她处理成盲眼的姑娘,这是颇有寓意的。因为她只看见美,而看不见世上的污浊和丑恶。本书主人公格温普兰虽是贵族的后代,但却是在苦难的人民中长大;他自小即不畏艰难,勇于救人;长大成人后,更是专做好事;他品德高尚,忠于爱情,拒受公爵小姐的诱惑。在命运改变了他的地位,将他推上权力高峰时,他不为利欲所动,充当了人民的代言人。而上流社会的人们却一个赛一个地卑鄙无耻、污浊下流。格温普兰的命运变迁就是统治阶级尔诈我虞、相互倾轧的结果。大卫·弟利·摩瓦是一个贵族恶少,他奢侈浪费,无恶不作,却因善于察言观色、巴结奉承而深得国王欢心,成为王室宠臣。约瑟安娜外表规规矩矩,却内藏邪恶,为了欺骗平民,她本是天主教徒,但却假装信奉新教;为了追求刺激,她还跑到街头去引诱卖艺的小丑。至于那些贵族官吏,一边骑在人民头上享受特权,一边用苦役、赋税、断头台来对付人民。小说正是通过这种种描写,对黑暗的社会进行了讽刺和鞭挞,对正义和美德给予了讴歌和赞美,从而表达了作者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人道主义理想。

  永远辉煌

  重返巴黎

  如果只剩下一千人,我定是其中之一;

  万一只剩下一百个人,我还是不放下武器;

  如果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那第十个人;

  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我就是那最后的一人!

  这是雨果在诗集 《惩罚集》中《最后的话》里发出的誓言。它表达了诗人刚正不阿,宁作逐客,而不愿回国、接受统治者的宽恕的决绝态度。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同年9月1日,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八万三千法军在色当被普鲁士军队包围,被迫投降,拿破仑三世沦为阶下囚。9月4日,法国成立了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掌握了临时政府的大权。“我将在重建共和国之日返回祖国。”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雨果立即踏上了前往祖国的旅程。

  去时有内忧,返时是外患。雨果返国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但他此次回国,不是接受鲜花和微笑,而是要与祖国同忧戚,共患难,抵御外侮,抗击普军。他欲投笔从戎,去做一名普通的国民自卫军战士,可他已年近七旬,力不能支;这样,他便责无旁贷地选择了口和笔。于是,当《马赛曲》的乐声响彻法国的上空,伴随着战士奔赴前线的步伐时,雨果的战斗檄文《致法国人》也传遍了共和国的城镇山野:

  起来!起来!别喘息,别休息,别睡觉。专制正向自由进攻。德国企图侵犯法国。让我国大地上悲愤的烈火象融化冰雪一样,把这支庞大的军队熔化掉吧。要寸土必争,步步为营。让我们奋起投入这场保卫祖国的严酷的战斗吧。前进,自由的射手!穿过密林,越过激流,在黑黑的暮色掩护下前进,爬过沟壑,滑行,攀登,瞄准,射击,消灭侵略者。英勇顽强,奋不顾身,满怀深情地捍卫法兰西吧……

  他向德国人民呼吁,只有帝国才要战争,进攻另一个兄弟民族获得的胜利只是耻辱;他向巴黎人民呼吁,号召人们坚守城市,艰苦斗争,拯救祖国。法国人民起来了。无论老人、青年,还是城市市民、郊野农民,都自愿拿起武器,奔赴战场。

  但侵略者仍然在顽强地推进。法国统治者的特点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外国侵略者的凶恶挑衅面前,他们总是节节败退。外交部长悄悄地溜去德国,与德国首相俾斯麦秘密会晤;梯也尔根据政府的密令,也在格外亢奋地延续这种谈判。前方不断传来军队将领和政府要人的叛卖行径的丑闻。巴黎已经陷入四面包围之中。

  10月    日,雨果的20 《惩罚集》再版了。这部诗集的出现适逢其时,它发挥了自己的应有作用。试看下引《月亮》一诗:

  呵,法兰西,虽说你已沉睡,我们仍然向你呼唤,我们这些逐客。

  黑夜不是没有耳朵,沉渊也会发出呼喊。

  残酷而可耻的暴政,力图使失望的人民窒息,它将错误和谬见那座沉重的

  黑色铁门牢牢关起,又把坚定的思想家和英雄,一群群地将他们捉进监狱。

  但当“思想”奋翼展翅,就会把这些牢固的铁栏毁弃,并且如同九一年一样,再一次高高盘旋飞翔;

  欲打破一只铜制鸟笼,这对铁鸟并非难事一桩。

  黑暗笼罩着整个世界,但“思想”毕竟放射出光芒;

  在漆黑昏暗的夜空中,处处可见洁白的天光。

  它是一盏孤独的港口明灯,放射出神圣辉煌的光霰;

  它是地上的一柄灯烛,指向天空才能燃起火焰。

  它使受难的灵魂获得安慰,它引导生命,安息死亡;

  它给邪恶的人指出深渊,给正直的人指明舶碇的海港。

  ……

  呵,全世界的各个民族,注视着这个尊严的“思想”吧!

  它的巨额此刻正顶着一朵圆光,为的是在明天照亮你们的道路!

  这首诗写于1853年7月,那时雨果正在泽西岛上过着流亡的生活。它表达了诗人维护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坚定信念。此时,在祖国处于危险时刻,它同样具有动员人民起来维护民族尊严、保护祖国安全,阻止本国的叛徒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阻止外来的暴政夺去自己的独立自由权利的积极意义。

  夜晚,在围困的巴黎,几乎每个剧场都在演出雨果的诗歌和戏剧。文学家的价值和意义,此时此刻得到了最广泛的承认和最辉煌的体现。雨果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在这场抵御侵略者的战斗中,为了保卫城市,雨果将 《惩罚集》的稿酬和剧院演出的收入全部捐献出来,购买了三门大炮,其中两门分别被命名为“惩罚”和“维克多·雨果”。

  但是,左派共和党人再也无法容忍政府的软弱无能状态。他们发动了起义,将政府首脑特罗胥抓了起来。正当他们在争执着究竟由谁来执掌政权时,特罗胥逃走了。他很快率领着军队开回来,还在争吵的共和党人被关进了监狱,法国政权恢复了原有状态。

  次年1月,布朗基等左派共和党人又发动了一次起义,这次还争取到了国民自卫军的参加。但因为军队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在放弃权利以挽救国家利益或者放弃国家利益而保住权利之间,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政权不是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的。法国统治者发现政权不稳,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于是加快了卖国投降的步伐。法国政府答应了德国人提出的苛刻条件:赔款五十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因为和约必须由国民议会代表批准,于是他们紧急宣布了国民议会的选举。

  雨果以第二多数的票数当选为巴黎选区的代表。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和操纵国民议会的代表,将会议地址特意选在远离具有革命传统的巴黎的地方——波尔多。雨果携全家前往波尔多。

  议会中,右派议员明显占了上风。雨果在信中告诉友人,左派议员与右派议员的人数之比是五十比七百。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左派领袖的雨果,他尽其所能,在委员会力陈已见,明确宣布反对和约的立场:

  巴黎与其可耻地牺牲法国,不如殉难。……占领并不就是统治……阿尔萨斯和洛林希望仍然是法国的领土。它们将一如既往,永远是法国的,因为法兰西是共和与文明的化身。……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威严的脚步声——我们无往而不胜的未来在前进。是的,明天一切都将结束,明天的法兰西将只有一个意念:恢复神志,获得精神的平衡,摆脱绝望的恶梦,在儿童的心间播下神圣的愤怒的种子……巩固,强大,复兴,再做一个1792年那样的法兰西,伟大的法兰西,用思想武装起来的法兰西,用利剑武装起来的法兰西……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她将突然挺身而起!

  然而,雨果毕竟力薄势单,他的努力无济于事。3月8日,在讨论意大利人加里波第的代表资格时,大多数议员表示反对。雨果惊诧人们居然如此健忘,抱有如此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观点,竟不能容忍一个异国的战士,连曾经为危难的法国而奋斗过的功臣也要抛弃!他宣布与议会决裂,愤而辞去了议员职位。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是雨果参与政治活动的最高原则。

  家门为公社社员敞开

  人民起来了。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工人阶级对卖国政府的不满怒火终于爆发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起义者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到晚上,红旗已经在巴黎市政厅的上空高高飘扬——起义者占领了整个城市。

  3月26日,巴黎举行了公社委员会的选举;随即,巴黎公社掌握了政权。这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它的影响将延续到以后的数个世纪。

  巴黎开始沸腾起来。工人阶级第一次当家作主,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公社公布了自己的法律,并宣布建立人民军队。劳动妇女也积极参加到了政治斗争的行列之中。

  但公社的起义者们过于宽宏大量。起义之初,他们没有去缉捕那些旧政权的要员们,同时放任政府军队逃跑。不甘失败的原政府统治者们聚集在凡尔赛,当喘息刚定,他们立即向巴黎公社发动了进攻。

  巴黎被团团包围住了。法国政府的将军抗击外国侵略是懦夫,而镇压本国的人民却是行家里手。军队调集了大炮轰击巴黎,巴黎城内血流成河。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一场注定失败的圣战。男人、妇女、儿童、老人,纷纷拿起武器,顽强驻守着每一条街口,每一座楼房,寸土必争,寸步不让……

  5月28日,巴黎失陷了,梯也尔及法国前政府的官员们又耀武扬威地回到巴黎重掌政权。疯狂的报复立即接踵而来。一批批的公社社员以及老人、妇女和儿童被拉到城墙边不经审讯即被枪毙;很多伤员甚至被政府军队用枪托活活砸死……仅仅被凡尔赛军队枪杀的俘虏就达六千人之多!白色恐怖弥漫着巴黎城和全法国。

  当雨果在国民议会宣布辞职,并收拾行装准备回巴黎时,传来了他的长子夏尔突患脑溢血去世的噩耗。雨果满怀悲痛将儿子殡葬后,随即返回布鲁塞尔处理善后事务。就在这时,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因此,在巴黎工人阶级革命的日子里,南果并没有能给予就近观察,更没有亲身参与这场斗争。事实上,雨果对巴黎公社革命是不太理解的。他一贯主张和平、人道,不愿看到流血和战争,更不愿看到本国同胞的相互拼杀和屠戮。他不赞成公社的暴力行为,同时也反对凡尔赛政府的残酷报复。他曾说过:“简而言之,国民议会多残忍,公社就多疯狂。双方都丧失了理智。”

  然而,当巴黎公社起义失败,法国政府大肆搜捕和剿杀公社社员,法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他勇敢地在比利时的《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欢迎公社社员到他家来避难。他在信中写道:“我不曾和他们在一起,但我接受公社的原则,尽管我不赞成它的领袖……我要为逃亡者敞开我的大门,只要他是无辜的或确实是无意识犯罪的……”“为了维护正义,一个被路易·波拿巴放逐的共和国的人站在被凡尔赛国民议会战败的公社人们一边。”

  就在公开信发表的当晚,一群恶棍袭击了布鲁塞尔街垒广场四号——雨果的住宅。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石头砸坏了,他们还想闯进住宅。直到天亮时,这群害怕阳光的鬼魅魍魉才悻悻离去。

  此事本来是法国现政权的支持者对坚持正义的作家的恶意警告和报复,或许背后正是法国政府所授意的。但它却恰恰给了比利时当局以合谋迫害的口实。或许此事早有预谋,因为比利时的司法机关事后并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当局立即宣布将雨果驱逐出境:

  勒令维克多·雨果先生(男,文学家,现年69岁)立即离开比利时王国,且着即今后不得返回。

  雨果不得不率全家于当年6月1日离开比利时,前往卢森堡,在一个名叫维安登的小城镇中住了下来。不久,雨果收到了一个公社社员的遗孀玛丽·梅尔蒂埃的来信。玛丽的丈夫被反动派杀害了,她请求到雨果家中避难,并请作家为她提供一个工作。雨果答应了,并向她发出了邀请。十八岁的玛丽住进了雨果的家里。她为他带来了有关巴黎的最新消息,同时向他讲述了她自身的遭遇以及在巴黎公社起义的日子里的所见所闻。

  玛丽讲述的故事给了诗人以创作的灵感。雨果满怀激情,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歌颂为抗击普鲁士军队侵略而阵亡的法军将士,歌颂奋起保卫巴黎的人民;歌颂巴黎起义的英雄;描写反动当局的镇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抗议政府的罪行……其中的《国殇》、《在街垒上》等诗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后来,这些诗歌结集为《凶年集》出版。在《凶年集》中,还收集了诗人在这一时期写作的另一些诗歌佳作,如其悼念长子的 《悲哀》等。

  玛丽本人也给了雨果以青春的激情。在玛丽面前,他觉得自己返老还童了。

  九月底,雨果回到了巴黎。物事人非,他再也没有受到象去年那样隆重的欢迎。政府和站在政府一边的人们将他视为眼中钉,恨不能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阵营的人们已经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亦因此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但公社社员的家属亲眷和朋友们很快找上门来。他们早就读到了作家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的公开声明,因此纷纷请他给予帮助。雨果的处境已大不如前,他自身就活得很艰难;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帮助受难的公社社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他在《召唤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求当局对起义的战士予以赦免,呼吁人们为挽救法国而斗争。1871年12月2日,他在《南方民主报》上写道:

  我突然想起,今天是12月2日。二十年前,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放逐,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被抓住,就把我枪毙,但我还是为反对犯罪而进行了斗争。一切都挺过去了,我还将继续进行斗争!

  雨果虽然没有参加巴黎公社的斗争,也并不完全赞同公社的原则,但他却始终站在人道和正义的立场上;并在巴黎革命失败后冒着生命危险向受害者伸出援手。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这是难能可贵的。秉着良心处事,堂堂正正做人,这就是雨果的人生原则,这也是一个作家(不论其政治倾向、思想信仰如何)最可宝贵的地方。

  《九三年》(上)

  雨果早就想写一部反映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当年平定旺岱保王党叛乱的战役,那如火如荼的年代自幼就在他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他酷爱创作那些具有史诗意义的重大题材,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风口浪尖遨游,方能显英雄本色。十年前,也就是1862年,雨果便开始为这件事着手准备了;如今,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分。

  1872年8月,雨果携全家再度离开巴黎,前往当年他曾被放逐过的格恩济岛。

  离开了喧闹的巴黎,他终于能静心创作了。除了继续写作有关《历代传说》的有关片断和其他文学作品外,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九三年》的创作之中。到第二年夏天,雨果终于完成了这部大著。该书于1874年出版。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789年,那是近代世界文明史上第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激烈的暴力斗争形式推翻现存封建统治的大革命。其意义非同凡响,影响深远。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绞刑架,同时宣告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法国封建势力不甘失败,他们与由欧洲君主专制国家如奥地利、普鲁士、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组成的反革命同盟沆瀣一气,在国内煽动叛乱,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疯狂的反扑。在1793年,法国的八十三个郡中,有六十个郡里出现反革命暴乱,尤以发生在法国南部旺岱森林地区有十万农民参加的叛乱最危险、最具威胁性。处在危急中的共和国临时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派出共和国军队,大力平定了旺岱叛乱,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共和国政权。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关键时刻,这一年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大决战,最终决定了法国自身的前途——它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雨果选择了这一年作为小说的标题,并将共和国军队与旺岱保王党势力的斗争作为故事的背景和主线,是具有深刻的意义的。而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进一步奠定了雨果作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地位,而且使世界文学宝库中有了一部生动表现法国大革命的最出色的杰作。

  《九三年》共分三部,分别为《在海上》、《在巴黎》和《在旺岱》。故事情节也分别在上述标题标明的三种环境中展开。

  1793年5月,一支由三十人组成的辖属于巴黎志愿兵红帽子联队的小分队正在布列塔尼的一个森林中进行紧张的搜索。他们在丛林深处发现了农妇米舍尔·佛莱莎和她带着的三个小孩。佛莱莎在大革命前深受封建统治之苦,战乱发生后,她的房子焚于战火,丈夫死于战争,她只好带着三个孩子东躲西藏,其中最大的孩子还只四岁。曹长杜拉和他的士兵们对佛莱莎母子的不幸深表同情,他们收留了这一家子,并宣布这三个小孩是联队的孩子。

  同年6月1日傍晚,一艘英国军舰悄悄驶往旺岱方向。这艘军舰上载有三十尊大炮,更载着一个著名的保王党头子,这就是布列塔尼亲王朗德纳克侯爵。当时旺岱的叛军在共和国军的沉重打击下节节败退,分崩离析,朗德纳克此次赴法的任务就是要重新整合旺岱的叛军力量,统率全境叛军的行动。军舰在行进中出现了事故,大炮大都撞坏了,还死了好几个炮手。为此,朗德纳克下令将那个失职的水手就地处决。这艘军舰后来遭到共和国军的八只战舰的截击包围,但朗德纳克在水手阿尔马罗的帮助下乘舢板逃离险境,并成功抵达布列塔尼。阿尔马罗就是被朗德纳克处决的那个水手的兄弟,他本来打算为哥哥报仇,但却被朗德纳克的人格力量所征服,同时也为朗德纳克的宗教宜传所感动。他放弃了复仇意愿,死心塌地地追随朗德纳克行动。他拿着朗德纳克交给他的绿绶带,去布列塔尼各地联络叛军,传达朗德纳克的命令。而朗德纳克则独自行动。当时到处张贴着共和国军缉拿他本人的布告,但他却得到了一位老乞丐的帮助。朗德纳克后来顺利地找到了旺岱的一支七千人的叛军,他率领他们烧杀掳掠,袭击共和国军。朗德纳克极其冷酷凶残,他不仅下令杀死伤兵俘虏,还下令将女人也一并杀掉。最后叛军向孩子的母亲佛莱莎开了枪,并将三个孩子作为人质劫走。

  此时,在巴黎的革命统帅机关——国民公会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的分歧。共和国三执政中的罗伯斯庇尔认为平定内乱是当务之急,因为旺岱的保王党已经有了统一的领袖,布列塔尼就要成为国王的势力范围;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共和国的危险来自外来侵略,普鲁士是对法国的真正威胁;而三执政中的最后一个马拉却认为真正的危险是革命内部的腐败、投机和宽容。三个人互相攻讦,争论不休。这时,西穆尔登教士出现了。他与罗伯斯庇尔看法相同,认为一个旺岱比十个德国更可怕。最后,三执政一致决定,派出贵族出身的青年指挥员郭文负责追剿旺岱叛乱;同时,由于朗德纳克是郭文的叔祖父,委派西穆尔登任公安委员会驻郭文司令部的全权代表,由他去监督郭文。如果郭文对敌人宽容而放走保王党领袖,西穆尔登有权处死他。西穆尔登听明白后脸色变了。因为革命前他曾在朗德纳克家中任家庭教师,郭文是他心爱的学生,他将郭文视同自己的亲生骨肉一般,有着深厚的感情。

  保王党用死刑威胁逼迫布列塔尼地区的农民参加叛乱,因而被裹挟到旺岱叛乱中的人数达五十万之众。在道尔,蓝军 (共和国军)与白军(保王党叛军)正在进行一场敌众我寡的生死决战。蓝军的将领是年轻的郭文,而白军的头目是七十多岁的朗德纳克。蓝军是为祖国而战的志愿兵,而白军则是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在郭文的精明指挥下,蓝军用计攻进城内,一举击溃了白军;朗德纳克只好率领残兵败将逃进祖传的杜尔格城堡之中。郭文将城堡紧紧围住,限令叛军二十四小时内无条件投降。保王党军拒绝投降,他们提出用三个小孩作交换,让他们安全离开,否则就把三个孩子烧死。郭文下令强攻,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朗德纳克最后只剩下七个人了。这时,城堡已经被攻破,朗德纳克束手待毙。正在此时,曾经救过朗德纳克一命的阿尔马罗从暗道中进来了,他领着朗德纳克等人从秘密地道中逃走。堡垒开始着火了。被叛军打伤的农妇米舍勒·佛莱莎在乞丐退尔马克的照料下已经治愈,她日夜跋涉,来到城堡前面,这时她从楼堡开着的窗子里发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三个孩子,眼见熟睡中的三个孩子就要被烈火吞噬,本可团聚的骨肉却只能是生离死别,她发出了绝望而悲痛的呼号。已经脱险的朗德纳克受到这种痛苦的母性爱的呼号的感动,毅然回转身子进入城堡楼上,将三个孩子救出火海;他自己也因此被捕。

  朗德纳克将被审判处死。郭文得悉此消息后思想上产生了激烈斗争。他认为朗德纳克因为营救三个孩子而被捕,杀死他是不人道的;他也想到自己的家族关系,觉得愧对祖父亡魂。但他又想到祖国,觉得放了朗德纳克无异放虎归山,共和国又将面临旺岱的威胁。最后,他私自将朗德纳克放走,自己则留在了牢中。西穆尔登发现此事后如雷贯顶,震惊非常。他召开军事法庭审判郭文。郭文承认自己有罪,要求判处死刑。表决时,杜拉主张释放,而另一名法官主张判处死刑;西穆尔登投了决定性的一票,郭文的死刑将在次日进行。郭文的部队闻讯后全都表示反对,西穆尔登内心也很痛苦。夜里,他去看望囚在土牢中的郭文,师生两人为了各自的理想热烈地争辩起来。西穆尔登最终没能说服郭文,他黯然神伤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郭文走上了绞刑架。他的士兵们呜咽着替他求情,有的甚至要求代他而死。但西穆尔登铁面无私地坚持执行死刑。郭文引刀就戮前喊出了“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当郭文人头落地时,断头台下响起了手枪声:西穆尔登开枪自杀了。

  小说的基本情节大体如此。

  《九三年》(下)《九三年》中最震撼人心的情节有两个:一是在母亲佛莱莎撕心裂肺的绝叫声中,杀人恶魔朗德纳克返身冲入火海救出三个小孩,自己因此被捕;一是郭文放走朗德纳克而代其受死,西穆尔登在亲自宣判并监斩了自己的学生后而饮弹自尽。可以说,作者意欲在《九三年》中注入的全部意义因为这两个情节而获得升华,这部小说所以成为不朽,在很大意义上也应归功于此。如果说诗有诗眼,画有画韵的话,《九三年》这部描写伟大的法兰西革命的史诗的诗眼就在这两个情节之中,这幅巨大的历史画面含蕴的意韵亦在其中。

  农妇米舍尔·佛莱莎是战争苦难的象征;也是伟大母爱的象征。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但却因战争和封建专制统治而饱受折磨和苦难。战争几乎使她失去了一切:房屋家产、丈夫、还有失踪的孩子。伟大的母爱使她不辞辛劳,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她那伟大的母爱最终也使奇迹出现,给她带来灾难的元凶最后救出了她的孩子,她们母子终于获得团圆。因此,可以说是母爱使佛莱莎能在残酷的战争中得以保全了自己的孩子,是母爱在无情的较量中唤醒了敌猷泯灭的人性。

  朗德纳克是暴虐与凶残的代表,是战争与苦难的渊薮。他出现在哪里,那里就有罪行发生。他在本小说中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命令处决那位失职的水手。在他到了布列塔尼以后,那里迅即变成血与火的战场。他杀人成性,连妇女小孩也不放过。但他本人又极其狡猾,善于玩弄欺骗伎俩,因而能够驱使愚昧的农民为他效命疆场。城堡前与革命军的较量证明他是死不改悔的,他是正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懂得利用宗教信仰,也确实不乏人格感召力,这是一个具有理性色彩的充满兽性的对手。但是,烈火之中传来的母性的呼喊声和熟睡的孩童的可怜状貌,却使他在这一特殊的情形下人格行为发生了突变,成了冒死救人的英雄。在人性与兽性、战争与母爱的较量中,人性战胜了兽性,母爱战胜了战争。通过这一情节和上述两个人物的行为及命运,作者雨果表达了谴责战争和讴歌母爱的人道主义主题。

  郭文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崇高的人道主义者。他有“高尚的思想和动机”,他年轻有为,机智果敢,忠于革命,为正义而战。在大革命爆发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地位,投入共和国的阵营。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相信真理、正义在共和国一边。但他同时还抱有人道主义的理想。他认为“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一个字”;“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宽恕,那么胜利也就不值得争取了。”因此,在封建专制和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以及反革命与革命的较量中,他站在了推翻封建专制和革命的一边;但在他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他正在从事的革命事业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却站在了人道的一边。他坚信,“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所以,他放跑了革命的敌人朗德纳克;而他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革命的惩罚,坦然走上断头台。

  西穆尔登是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派的代表。他无私正直,“满身都是道德和真诚”。他出身贫苦,当过乡村教士,因此能够理解人民,表达人民的意愿和感情。他忠于原则,坚持法纪,但同时也体现了最高的人性规范。他坚定地指出:“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在战场上,他无所畏惧,当一个匪兵举刀砍向郭文时,他冲上去打倒匪兵,自己却因此受了重伤;在军事法庭上,他公私分明,坚决维护革命法治的尊严,将违纪的学生送上了断头台。他的死,既出人意料,又感人至深。从他同郭文的关系看,这一种结局是合情合理的,同时更突出了他忠义两全的崇高品质,也强化了小说的悲剧色彩。这是作者的神来之笔:伦理道德与革命暴力、善与恶之间有一种既对应又矛盾的关系,使用暴力往往是触犯道德的,但道德的秩序常常只有通过暴力的形式才能实现;纵恶并不能为善,并且违反了善的本意,因为与一人为善往往使更多的人受恶,结果反变成行善即行恶。但是,在个人处理这种复杂关系时,往往因行善而在另一层次行了恶,在维护革命原则的同时却违背了伦理原则,这种情节本身即蕴含着悲剧性因素。为了弥合这种矛盾,便只能以人物自身的悲剧结局予以解决。而这样一来,恰恰突出了人物的高尚人格——这正是 《九三年》的感人之处: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上,人人褒贬清晰;而在人性和兽性的分水岭前,也是个个泾渭分明。因此,《九三年》既是一部革命史诗,又是一部闪烁着人格魅力的道德童话。

  《九三年》与雨果的其他小说不同的地方,亦即这部小说的突出之处,是作家引入了人伦冲突。作家将人伦关系与阶级关系结合在一起,人伦冲突在阶级冲突的基础上和大背景中展开。小说的上述三个主要人物或为亲属关系,或为师生关系;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又分别构成敌我关系或原则冲突。小说的这种处理使情节的发展更为复杂而激动人心,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也增加了作品本身的魅力。

  《九三年》是雨果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他一生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活到老,战斗到老

  雨果在完成了《九三年》的写作后,于1873年7月31日返回巴黎。

  这年年底,雨果的第二个儿子弗朗索瓦·维克多病逝。他的家人中,他的长女、夫人、长子相继去世,每次都给老人以沉重的打击;而这一次的打击,更甚于从前。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的灾难,而且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但老雨果并没有颓唐,他仍然是那么坚毅、沉着,仍然继续为人类的事业而斗争。1874年1月,他同一位朋友谈话时说道:“我象一座森林,虽经多少次砍伐,而嫩枝却更加茁壮成长。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用诗歌和散文来表达我的思想,但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够将我头脑中千分之一的思想表达出来……”

  他为实现人类的和平而呼吁。在给1874年及1875年召开的两次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的致词中,他谴责普鲁士帝国的所谓胜利,要求恢复法律,实现和平。他在致词中写道:“有日出才有白昼,有法律才有和平。”

  他一如既往地要求取消死刑。1875年2月,他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布朗辩护,要求予以重新判决;最后,布朗被改判为服刑五年。

  1876年1月,德高望重的雨果冲破保皇党人和教权主义者的重重阻挠,当选为参议院的议员。他不失时机地利用议会讲坛,顽强地为巴黎公社社员辩护,要求实行大赦。当年三月,在参议院的会议上,他登上讲台,发表演讲,要求“全面彻底地赦免所有与3月18日事件有关的人和事”,不加任何附加条件。但他失败了,只有寥寥十票赞成他的提案。然而,老雨果并没有气馁。四年后,在1880年7月3日,他在参议院旧话重提,要求通过赦免公社社员的议案来迎接攻占巴士底狱的周年纪念日。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以颤巍巍的语调动情地说道:“我第一次在法国的讲台上发表演说,是在三十四年前,也就是在现在站立的这个讲台上。秉着上帝的意志,我当时演讲的内容是捍卫进步和真理;同样秉承上帝的意志,我今天演讲的内容是捍卫仁慈和正义——如果考虑到我的年龄关系,或许,这是最后一次。”

  雨果的赦免法案终于被通过了。

  老雨果用口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用笔来配合他的现实战斗。察觉到法国存在着专制复辟、君主政变的危险,他将1852年写作的《一个罪行的始末》及时发表了 (1877年10月出版)。在这部书中,他谴责了路易·波拿巴发动的反动政变。此时此刻,连同道明主旨的序言一道发表,足以警醒世人,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他继续进行创作。在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先后出版了《历代传说》第二集 (1877年)和第三集 (1883年);诗集《做祖父的艺术》(1877年)和《精神的四种风向》(1881年)。《历代传说》是雨果老人以随笔的形式对他一生经历和智慧的记录,它给人以启迪和借鉴;《做祖父的艺术》则是一位满怀爱心的慈祥老人与天真稚嫩的儿童的亲切对话以及同他们的心灵沟通,它同样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当这部诗集第一次出版时,几天之内被一抢而空;诗集中的小主人翁成为巴黎街头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继续发表演说。1876年6月,在给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送葬的墓前葬礼中,他在悼词中说道:“她留下了数不清的杰作精品……现在,法兰西正在遭受凌辱,特别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祖国争取荣誉……” (雨果本人未出席葬礼,其亲笔悼词请别人代念。)1878年5月30日,在纪念伟大思想家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他指出,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是启蒙者的世纪,而“十八世纪开始的运动,十九世纪正在完成”;他号召一切希望创作出人类优秀作品的作家,应该把宣传真理、谴责战争作为自己真正的战场。他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文学家代表大会上大力弘扬文学对人类的进步作用。他指出,文学永远是“人类的理智迈向进步顶峰的进军”;他大声疾呼:“光明!永远是光明!处处是光明!所有的人都需要光明!光明存在于书籍中。把书本翻开吧。让它有可能放射出光明,让它发挥自己的作用吧。”

  日月同光

  伟大的人物往往生前倍受冷落,雨果却是一个例外。虽然他历尽坎坷,饱尝苦难,但同时也获得了人们的崇敬和爱戴。

  1881年2月26日,是雨果八十岁诞辰。全法国的人们将这一天作为国家的盛大节日予以庆祝。所有的中小学都放了假,并取消了对学生的处分。在埃洛大街的雨果寓所门前,人们搭起了一座凯旋门。从这天中午起,人们手捧一束束鲜花,川流不息地走过雨果的窗下,向这位一生笔耕不辍、除恶扬善的“人类良心”和“大海老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在他们中间,有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的巴黎公社社员及其家人;有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汲取人类智慧养料的世界各国的代表;有聆听过他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从而获得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的来自法国各个角落的人民;连法国政府总理也亲自登门表示祝贺……这一天,从老雨果的窗下经过的游行队伍整整行进了六个小时,其人数达六十万人之巨。没有任何人的事前组织和策划,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行政指令和规定。完全是自发而来,出自内心!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以心换心、以真诚换真诚的结果!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后来写道:“对我们来说,老雨果的名字总是和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在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中,他是唯一获得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这种荣誉的人。”

  年过八旬,老雨果的精力和体魄渐渐不如从前了。尤利叶·德鲁埃的去世,更加速了他的衰弱。尤利叶死于1883年5月11日,享年七十七岁。她追随雨果五十年,与雨果相爱五十年,虽然从未享有妻子的名份,但却是真正风雨同舟的爱人。在雨果的几乎所有重要书稿中,都洒有她辛勤劳作的汗水;在雨果最艰难、最危险的日子里,总是她伴随在雨果的身边。但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虚伪礼仪规范,却只能让她处于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尊荣的窘迫地位。当雨果走上讲坛和舞台接受鲜花和欢呼时,她只能远远地站在人群边上默默露出欣慰的微笑……但她毕竟是幸福的。就在她去世前的这一年二月,老雨果将一张签有自己亲笔题词的照片赠送给她,以纪念他俩五十年相爱的珍贵情感。那张照片的背面题写着如下的字句:“相爱五十年,这就是最美满的伉俪。”

  如今,尤利叶先他而去了,老雨果感到了生命的迫力和精神的孤独。他在诗中吐露心曲:

  再也看不到她了,叫我怎么活?

  往后的岁月是一副沉重的负担,主啊,我求你,一天也别让我等待,请你快快召唤,快快把我召去吧!

  他仍然照常参加平时的各种活动,照常在自己的红色沙龙里接待各种客人,但他往往保持沉默,他那深邃的眼神常常注视着某个未知的深处……

  他开始日益关注身边子女和亲人的生活,他更加关注穷人的生活。早在流亡时期,他就将日常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资助周围的穷人;从1862年起,他每周招待圣皮埃尔港的四十个穷苦儿童一顿晚餐。两年前,他就立下遗嘱,留下四万法郎给穷人,并将自己的全部文稿献给巴黎国家图书馆;并希望死后用装载穷人的灵车将他送往公墓埋葬。尤利叶死后,他进一步修改了遗嘱,把留给穷人的钱增加到五万法郎,并重申了用穷人的灵车送葬的要求,拒绝任何教会为其葬礼服务。

  1885年5月15日,雨果感染了肺炎——这是一种最易使老人丧生的疾病。他预感到了死神的降临。他唤来了孙于乔治和孙女让娜,向他们告别。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看见了漆黑的光。”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一句话。

  5月22日夜晚,据罗曼·罗兰记载,当夜巴黎上空暴雨大作,电闪雷鸣,冰雹倾盆而下。就在这一天夜里,在暴风雨最激烈的时刻,维克多·雨果溘然长逝,终年八十三岁。

  次日,法国宣布为雨果进行国葬。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全体代表为之休会,以示哀悼;埃洛大街和埃洛广场被以雨果的名字重新命名;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雨果灵柩安葬先贤祠的决议。

  5月31日夜里,人们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明星广场上搭起了灵台,十二个青年诗人组成了仪仗队,无数的人们在为不朽的诗人守灵,每一个人都在朗诵雨果的诗歌;到处堆满了鲜花和花圈,到处闪烁着盔甲和灯光。6月1日清晨,伴随着隆隆的鸣炮声,“几辆平板车和一辆只有两个白玫瑰小花环的未加装饰的黑色灵车”出现了。没有牧师,没有主教,没有唱诗班;但是在黑色灵车的后面,却有两百万送葬的人们……

  伟大的死者七年前曾在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过下面一段演辞,精辟地概括了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战斗一生。就让我们以它来作为对诗人自己的盖棺论定,并借此表达对这位终身以信奉真理、光明、正义和良心为上帝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崇敬之情:“他虽死犹生。他离开了我们。他经历了长年的忧患,饱尝了创作的艰辛,肩负着最光荣而又最危险的责任,即他预先提出并主动承担的、力图将人们的良心引向正道所负的责任。他离去了,伴随着他的是诅咒和祝福——过去时代的诅咒,未来时代的祝福。这是体现光荣的两种很好的形式。他在弥留之际所听见的,一方面是同代人和后辈人的热烈欢呼,另一方面则是无情的过去时代发泄在与其作斗争的人们身上的那种仇恨的狂叫和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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