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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廬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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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廬

  (楚)伍子胥

  (一)

  蓋廬問申胥曰:「凡有天下,何[](毀)何舉,何上何下?治民之道,何慎何守?使民之方,何短何長?盾(循)天之則,何去何服?行地之德,何范何極?用兵之極何服?」

  申胥曰:「凡有天下,無道則[](毀),有道則舉;行義則上,廢義則下。治民之道,食為大葆,刑罰為末,德正(政)為首。

  使民之方,安之則昌,危之則亡,利之則富,害之有央(殃)。循天之時,逆之有[言咼](禍),順之有福。行地之德,得時則歲年孰(熟),百生(姓)飽食;失時則危其國家,頃(傾)其社稷。

  凡用兵之謀,必得天時,王名可成,訞(妖)孽不來,鳳鳥下之,無有疾[哉-口](災),變(蠻)夷賓服,國無盜賊,賢[](愨)則起,暴亂皆伏,此謂順天之時。黃帝之正(征)天下也,大(太)上用意,其次用色,其次用德,其下用兵革,而天下人民、禽獸皆服。建埶(勢)四輔,及皮(彼)大(太)極,行皮(彼)四時,環皮(彼)五德。日為地[徼/糸],月為天則,以治下民,及破不服。其法曰:天為父,地為母,參辰為剛(綱),列星為紀,維斗為擊,轉橦(動)更始。蒼蒼上天,其央安在?羊(洋)羊(洋)下之,孰知其始?央之所至,孰智(知)其止?天之所奪,孰智(知)其已?[言咼](禍)之所發,孰智(知)其起?福之所至,孰智(知)而喜?東方為左,西方為右,南方為表,北方為裏,此胃(謂)順天之道。亂為破亡,治為人長久。」

  (二)

  .蓋廬曰:「何胃(謂)天之時?」申胥曰:「九野為兵,九州為糧,四時五行,以更相攻。天地為方圜,水火為陰陽,日月為刑德,立為四時,分為五行,順者王,逆者亡,此天之時也。」

  (三)

  .蓋廬曰:「凡軍之舉,何處何去?」申胥曰:「軍之道,冬軍軍於高者,夏軍軍於埤者,此其勝也。

  當陵而軍,命曰申固;倍(背)陵而軍,命曰乘埶(勢);前陵而軍,命曰笵光;右陵而軍,命曰大武;左陵而軍,命曰清施。

  倍(背)水而軍,命曰絕紀;前水而軍,命曰增固;右水而軍,命曰大頃;左水而軍,命曰順行。

  軍恐疏遂,軍恐進舍,有前十里,毋後十步。此軍之法也。」

  (四)

  .蓋廬曰:「凡戰之道,何如而順,何如而逆;何如而進,何如而卻?」申胥曰:「凡戰之道,冬戰從高者擊之,夏戰從卑者擊之,此其勝也!

  其時曰:黃麥可以戰,白冬可以戰,德在土、木、在金可以戰;晝倍(背)日、夜倍(背)月可以戰,是胃(謂)用天之八時。

  左太歲、右五行可以戰;前赤鳥、後倍(背)天鼓可以戰,左青龍、右白虎可以戰,[木召](招)榣(搖)在上、大陳其後可以戰,壹左壹右、壹逆再倍(背)可以戰,是胃(謂)順天之時。

  鼓於陰以攻其耳,陳(陣)於陽以觀其耳,目異章惑以非其陳(陣),毋要堤堤之期,毋擊堂堂之陳(陣),毋攻逢逢之氣,是胃(謂)戰有七述(術)。

  大(太)白入月、營(熒)或(惑)入月可以戰,日月[立立]並食可以戰,是胃(謂)從天四央(殃),以戰必慶。

  丙午、丁未可以西鄉(嚮)戰,壬子、癸亥可以南鄉(嚮)戰,庚申、辛酉可以東鄉(嚮)戰,戊辰、己巳可以北鄉(嚮)戰,是胃(謂)日有八勝。

  皮(彼)興之以金,吾擊之以火;皮(彼)興以火,吾擊之以水;皮(彼)興以水,吾擊之以土;皮(彼)興之以土,吾擊之以木;皮(彼)興以木,吾擊之以金。此用五行勝也。

  春擊其右,夏擊其裏,秋擊其左,冬擊其表,此胃(謂)倍(背)生擊死,此四時勝也。」

  (五)

  .蓋廬曰:「凡攻之道,何如而喜,何如而有咎?」申胥曰:「凡攻之道,德義是守,星辰日月,更勝為右。四時五行,周而更始。

  大白金也,秋金強,可以攻木;歲星木【也,春木】強,可以攻土;[土[胗-月]](填)星土也,六月土強,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強,可以攻火;營(熒)或(惑)火也,四月火強,可以攻金。此用五行之道也。

  【秋】生陽也,木死陰也,秋可以攻其左;春生陽也,金死陰也,春可以攻其右;冬生陽也,火死陰也,冬可以攻其表;夏生陽也,水死陰也,夏可以攻其裏。此用四時之道也。

  地橦八日,日橦八日,日舀十二日,皆可以攻,此用日月之道也。」

  (六)

  .蓋廬曰:「攻軍回眾,何去何就?何如而喜,何如而凶?」申胥曰:「凡攻軍回眾之道,相其前後,與其進芮(退)。

  慎其填(塵)埃,與其緂氣。日望其氣,夕望其埃,清以如雲者,未可軍也。

  埃氣亂孿,濁以高遠者,其中有墥(動)志,戒以須之,不去且來。

  有軍於外,甚風甚雨,道留於野,糧少卒飢,毋以食馬者,攻之。

  甚寒甚暑,軍數進舍,卒有勞苦,道則遼遠,糧食絕者,攻之。

  軍少則恐,眾則亂,舍於易,毋後援者,攻之。

  軍眾則[目/米],將爭以乖者,攻之。

  軍老而不治,將少以疑者,攻之。

  道遠日莫(暮),疾行不舍者,攻之。

  軍急以卻,甚雨甚風,眾有臞(懼)心者,攻之。

  軍少以恐,不□□不墥(動),欲後不敢者,攻之。

  此十者,攻軍之道也。」

  (七)

  .蓋廬曰:「凡擊適(敵)人,何前何後,何取何予?」申胥曰:「凡擊適(敵)人,必以其始至,馬牛未食,卒毋行次,前壘未固,後人未舍,徒卒饑恐,我則疾[口虖](呼),從而擊之,可盡其處。

  適(敵)人侍(待)我以戒,吾侍(待)之以台(怠);皮(彼)欲擊我,我其不能;皮(彼)則數出,有趮(躁)氣,義(我)有靜志,起而擊之,可使毋茲。

  適(敵)人陳(陣)以實,吾禺(遇)以希(虛);皮(彼)有樂志,我示以悲;皮(彼)有勝意,我善侍(待)、我伏侍(待)之;適(敵)人易我,我乃疾擊之。

  適(敵)人鄉(嚮)我以心,吾以胠禺(遇)之;皮(彼)易勝我,我以誘之,適(敵)人逐北,我伏須之。

  皮(彼)人陳(陣)以實,吾禺(遇)以希(虛);皮(彼)有樂志,吾示以悲;皮(彼)有勝意,我善侍(待)之,可使毋歸。

  適(敵)人來進,吾與相誘,數出其眾,予之小利,合則去北,毋使多至,適(敵)人逐北,必毋行次,皮(彼)有勝慮,我環(還)擊之,皮(彼)必不虞,從而觸之,可使毋去。

  適(敵)人來陳(陣),我勿用卻,日且莫(暮),我則不出,皮(彼)必去,將有環(還)志,卒有歸慮,從而擊之,可使毋顧。

  適(敵)人出鹵(虜),毋迎其斥,皮(彼)為戰氣,我戒不鬥,卒鹵(虜)則重,眾環(還)不恐,將去不戒,前者已入,後有至意,從而擊之,可使必北。

  我敬(警)皮(彼)台(怠),何為弗衰!適(敵)人且歸,我勿用追,使之半入,後者則榣(搖),眾有臞(懼)心,我則疾喿(噪),從而擊之,可使毋到。

  兩適(敵)相當,我則必定,皮(彼)有勝志,我擊其後,走者不復,□□□就,皮(彼)則失材,開而擊之,可使甚病。

  適(敵)人進舍,天暨(氣)甚暑,多腸辟者,我侚皮(彼)病,何為弗勝!

  此十者,戰□□(之道)也。」

  (八)

  .蓋廬曰:「天之生民,無有恒親,相利則吉,相害則滅。吾欲殺其害民者,若何?

  」申胥曰:「

  貴而毋義,富而不施者,攻之。

  不孝父兄,不敬長[人>叟]者,攻之。

  不茲(慈)[禾犀]弟(悌),不入倫雉者,攻之。

  商販賈市,約賈(價)強買不已者,攻之。

  居里不正直,強而不聽□正,出入不請者,攻之。

  公耳公孫,與耳□門,暴敖(驁)不鄰者,攻之。

  為吏不直,狂(枉)法式,留難必得者,攻之。

  不喜田作,出入甚客者,攻之。

  常以奪人,眾以無親,喜反人者,攻之。

  此十者,救民道也。」

  (九)

  .蓋廬曰:「以德【攻何如】?」【申胥曰】:「

  □(以)德攻者:

  其毋德者,自置為君,自立為王者,攻之。

  暴而無親,貪而不仁者,攻之。

  賦斂重,強奪人者,攻之。

  刑正(政)危,使民苛者,攻之。

  緩令而急徵,使務勝者,攻之。

  □(外)有虎狼之心,內有盜賊之智者,攻之。

  暴亂毋親而喜相詿者,攻之。

  眾勞卒罷,慮眾患多者,攻之。

  中空守疏而無親□□者,攻之。

  群臣申,三日用暴兵者,攻之。

  地大而無守備,城眾而無合者,攻之。

  國□室毋度,名其臺榭,重其正(征)賦者,攻之。

  國大而德衰,天旱【而】數饑者,攻之。

  此十者,救亂之道也。

  有天下而不治,名曰不能;治而不服,名曰亂則。季春庚辛,夏壬癸,秋甲乙,冬丙

  丁。」

 注:《盖庐》原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墓竹简》一书输入所得,参考了台湾网友朔寒云提供的《盖庐》繁体电子版。为了阅读方便,文章中部分文字按照释读后的正字写出,未依原简。原简模糊不清处用□代替,【】内为阙字,依照《张家山汉简古墓》一书补出。

 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24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汉竹简,其中,有一部名为《盖庐》的兵书。全书共有竹简55枚,计3000余字,《盖庐》之名题于竹简背面。《盖庐》以盖庐提问、申胥的回答形式写成,每篇一问一答,共分九篇。书中的申胥即春秋时代吴国名将伍子胥,盖庐即吴王阖闾。 出土后,直至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墓竹简》一书,《盖庐》这部千年古兵书才正式得见天日。

  与其他先秦或托名先秦的兵书相比较,《盖庐》具有诸多独一无二的特点。

  首先便是体例奇。古代兵书有问答体,现存的《六韬》、《尉繚子》、《吴子》、《李卫公问对》等等就是问答体兵书的代表作,《孙子兵法》中也有以问答形式阐述的章节。但这些兵书每章之中都有多次问答,以每章一问一答的形式出现的,却仅有《盖庐》而已。

  其次便是题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但《盖庐》一书的书名显然是“不正”的。全书的“主角”当然是伍子胥,应当题为《申胥》或《伍子胥》才符合先秦典籍的惯例。

  第三则是传承。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并无伍子胥著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中录有两部伍子胥的著作,《伍子胥》八篇,归入杂家类;《水战兵法》十篇,归入“兵技巧”类。《盖庐》显然不能归入“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的“兵技巧”类,且与而又比杂家类的《伍子胥》多了一篇。若少于《伍子胥》尚可归因于亡佚,多出一篇,如何解释?显然,《盖庐》至少在司马迁时代便已无存,《艺文志》所收录的两部作品均非《盖庐》。《汉书.艺文志》乃是根据西汉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增删补订而成,可见,刘向父子也不知有《盖庐》的存在。

  据《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研究,出土《盖庐》的古墓 “随葬的各种古书暗示墓主人生前是一名低级官吏”,而同一古墓出土的《历谱》,上始于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下迄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也就是说,《盖庐》一书至少在前186年时尚存留于世。盖庐的消失,是在随后的短短几十年之中,所以不仅司马迁丝毫不知情, 连专门整理学术资料的刘向父子也对它一无所知。

  《盖庐》的作者问题

  

  现存的问答体的兵书多为伪书。伪兵书不外两种,一种是对前人军事思想的整理,杂糅作者的观点,如《吴子》、《六韬》、《李卫公问对》;另一种则是纯属后人作品,托名古人以提高知名度,类似于今日的“炒作”,如汉代以来托名黄石公的诸多兵法。但从《盖庐》的体例来看,可以说全无整理的痕迹——实际上,只要将文中的“盖庐曰”去掉,便是一篇颇见文采的兵书——难以列入前者。《盖庐》一书中包含了丰富的阴阳家思想和深刻的兵学理论,很难想象有如是才学的作伪者,行为居然采用一问一答成章如此古怪的体例,如果说是伪造,未免伪造得太拙劣了。因此也不是后一种伪书。因此,《盖庐》一书书作伪的可能性不大。原简《盖庐》之名题于竹简背面,可见题目为后人所加。我们大可以猜测,题目的添加者并不熟悉先秦典籍的惯例,也并没有真正读懂《盖庐》原文。

  《盖庐》一书,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毫无疑问应当归入“兵阴阳”类。“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而《盖庐》中正包含着丰富而深邃的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之说在这部3000余字的兵书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如第四章,详录如下:

  凡战之道,冬战从高者击之,夏战从卑者击之,此其胜也。

  其时曰:黄麦可以战,白冬可以战,德在土、木、在金可以战;昼背日、夜背月可以战,是谓用天之八时。左太岁、右五行可以战;前赤鸟、后背天鼓可以战,左青龙、右白虎可以战,招摇在上、大陈其后可以战,壹左壹右、壹逆再背可以战,是谓顺天之时。鼓于阴以攻其耳,阵于阳以观其耳,目异章惑以非其阵,毋要堤堤之期,毋击堂堂之阵,毋攻逢逢之气,是谓战有七术。

  太白入月、荧惑入月可以战,日月并食可以战,是谓从天四殃,以战必庆。

    丙午、丁未可以西向战,壬子、癸亥可以南向战,庚申、辛酉可以东向战,戊辰、己巳可以北向战,是谓日有八胜。

    彼兴之以金,吾击之以火;彼兴以火,吾击之以水;彼兴以水,吾击之以土;彼兴之以土,吾击之以木;彼兴以木,吾击之以金。此用五行胜也。

  春击其右,夏击其里,秋击其左,冬击其表,此胃谓背生击死,此四时胜也。

  

  第五章

  大白金也,秋金强,可以攻木;岁星木【也,春木】强,可以攻土;填星土也,六月土强,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强,可以攻火;荧惑火也,四月火强,可以攻金。此用五行之道也。

  【秋】生阳也,木死阴也,秋可以攻其左;春生阳也,金死阴也,春可以攻其右;冬生阳也,火死阴也,冬可以攻其表;夏生阳也,水死阴也,夏可以攻其里。此用四时之道也。

  地橦八日,日橦八日,日舀十二日,皆可以攻,此用日月之道也。

  值得注意的是,《盖庐》一中的问答的主角伍子胥,历史上正是“兵阴阳家”的形象。《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中,开篇便是伍子胥作为兵阴阳家的精彩言论:

  昔者,吴王阖庐始得子胥之时,甘心以贤之,以为上客,曰:“圣人前知乎千岁,后睹万世。深问其国,世何昧昧,得无衰极?子其精焉,寡人垂意,听子之言。”

  ……

  子胥曰:“后必将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谄之臣,将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纪。虹蜺牵牛,其异女,黄气在上,青黑于下。太岁八会,壬子数九。王相之气,自十一倍。死由无气,如法而止。太子无气,其异三世。日月光明,历南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忧在于斯,必将为咎。越有神山,难与为邻。愿王定之,毋泄臣言。”

  虽然《越绝书》为东汉赵晔所撰,且行为多有小说色彩,但其文主体则与《左传》、《春秋》多有相和,因此,伍子胥所言,必有所本。后世也常有托名伍子胥的阴阳数术之书,如《伍子胥试经章句》、《遁甲文》、《遁甲经》等等(《隋书.经籍志》)。伍子胥兵阴阳家的身份,符合《盖庐》作者的条件。

  研究春秋时代,最权威的典籍莫过于《左传》。《盖庐》记录的是伍子胥与吴王阖闾的对话,《左传.昭公三十年》也记载了一则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是我们研究盖庐的重要参照: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

  “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与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思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将伍子胥视为中国游击战略的鼻祖,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对比《盖庐》第七章,论述了十种“战之道”:

  敌人待我以戒,吾待之以怠;彼欲击我,我其不能;彼则数出,有躁气,我有静志,起而击之,可使毋兹。敌人陈以实,吾禺以希;彼有乐志,我示以悲;彼有胜意,我善待、我伏待之;敌人易我,我乃疾击之。敌人向我以心,吾以胠遇之;彼易胜我,我以诱之,敌人逐北,我伏须之。彼人阵以实,吾遇以虚;彼有乐志,吾示以悲;彼有胜意,我善待之,可使毋归。敌人来进,吾与相诱,数出其众,予之小利,合则去北,毋使多至,敌人逐北,必毋行次,彼有胜虑,我还击之,彼必不虞,从而触之,可使毋去。敌人来阵,我勿用却,日且暮,我则不出,彼必去,将有还志,卒有归虑,从而击之,可使毋顾。敌人出虏,毋迎其斥,彼为战气,我戒不斗,卒虏则重,众还不恐,将去不戒,前者已入,后有至意,从而击之,可使必北。我警彼怠,何为弗衰!敌人且归,我勿用追,使之半入,后者则摇,众有惧心,我则疾噪,从而击之,可使毋到。两敌相当,我则必定,彼有胜志,我击其后,走者不复,□□□就,彼则失材,开而击之,可使甚病。

  可见,《盖庐》的第七章, 伍子胥游击战争思想的发挥。其阐述符合伍子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和“多方以误之”的战略思想,绝非后人闭门造车所能为之。

  从文字上看,伍子胥为楚人,而《盖庐》从文字上看,也颇符合楚地优雅灵动的文化风格,如第一章中伍子胥所言“苍苍上天,其央安在?洋洋下之,孰知其始?央之所至,孰知其止?天之所夺,孰知其已?祸之所发,孰知其起?福之所至,孰知而喜”,与屈原《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相比较,几乎是一样的风格。

  《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春秋时代各国均有史官,有记录本国历史的专门资料。晋史曰乘,楚史曰梼杌,鲁史曰春秋。《盖庐》当为吴国史官的“记言”,是关于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原始的资料,为后人辑录所成。《盖庐》书名,当是辑录者或收藏者所加,所以题于竹简背面。由于《左传》的性质属于“记事”,因此,《盖庐》中的文字不见于《左传》的记载。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盖庐》文中不少与《孙子兵法》相似甚至相同。如第六章论述“攻军回众之道”,与《孙子兵法.行军》中论述“处军”之道相通,又如第四章中“毋要堤堤之期,毋击堂堂之陈,毋攻逢逢之气”几乎与《孙子.军争》“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完全相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盖庐》晚于孙子,乃是后人伪造。其实,古今兵法,阐述的都是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作为客观存在的战争,其基本运行规律本身就是有限的。正如刘伯承元帅所言:“古往今来的军事理论,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相同的。”况且,孙子乃是伍子胥引荐于阖闾,二人之间交往很深,相互影响也是正常的。因此,与《孙子兵法》的诸多雷同,不能作为《盖庐》晚出的证据。

蓋廬

  (楚)伍子胥

  (一)

  蓋廬問申胥曰:「凡有天下,何[](毀)何舉,何上何下?治民之道,何慎何守?使民之方,何短何長?盾(循)天之則,何去何服?行地之德,何范何極?用兵之極何服?」

  申胥曰:「凡有天下,無道則[](毀),有道則舉;行義則上,廢義則下。治民之道,食為大葆,刑罰為末,德正(政)為首。

  使民之方,安之則昌,危之則亡,利之則富,害之有央(殃)。循天之時,逆之有[言咼](禍),順之有福。行地之德,得時則歲年孰(熟),百生(姓)飽食;失時則危其國家,頃(傾)其社稷。

  凡用兵之謀,必得天時,王名可成,訞(妖)孽不來,鳳鳥下之,無有疾[哉-口](災),變(蠻)夷賓服,國無盜賊,賢[](愨)則起,暴亂皆伏,此謂順天之時。黃帝之正(征)天下也,大(太)上用意,其次用色,其次用德,其下用兵革,而天下人民、禽獸皆服。建埶(勢)四輔,及皮(彼)大(太)極,行皮(彼)四時,環皮(彼)五德。日為地[徼/糸],月為天則,以治下民,及破不服。其法曰:天為父,地為母,參辰為剛(綱),列星為紀,維斗為擊,轉橦(動)更始。蒼蒼上天,其央安在?羊(洋)羊(洋)下之,孰知其始?央之所至,孰智(知)其止?天之所奪,孰智(知)其已?[言咼](禍)之所發,孰智(知)其起?福之所至,孰智(知)而喜?東方為左,西方為右,南方為表,北方為裏,此胃(謂)順天之道。亂為破亡,治為人長久。」

  (二)

  .蓋廬曰:「何胃(謂)天之時?」申胥曰:「九野為兵,九州為糧,四時五行,以更相攻。天地為方圜,水火為陰陽,日月為刑德,立為四時,分為五行,順者王,逆者亡,此天之時也。」

  (三)

  .蓋廬曰:「凡軍之舉,何處何去?」申胥曰:「軍之道,冬軍軍於高者,夏軍軍於埤者,此其勝也。

  當陵而軍,命曰申固;倍(背)陵而軍,命曰乘埶(勢);前陵而軍,命曰笵光;右陵而軍,命曰大武;左陵而軍,命曰清施。

  倍(背)水而軍,命曰絕紀;前水而軍,命曰增固;右水而軍,命曰大頃;左水而軍,命曰順行。

  軍恐疏遂,軍恐進舍,有前十里,毋後十步。此軍之法也。」

  (四)

  .蓋廬曰:「凡戰之道,何如而順,何如而逆;何如而進,何如而卻?」申胥曰:「凡戰之道,冬戰從高者擊之,夏戰從卑者擊之,此其勝也!

  其時曰:黃麥可以戰,白冬可以戰,德在土、木、在金可以戰;晝倍(背)日、夜倍(背)月可以戰,是胃(謂)用天之八時。

  左太歲、右五行可以戰;前赤鳥、後倍(背)天鼓可以戰,左青龍、右白虎可以戰,[木召](招)榣(搖)在上、大陳其後可以戰,壹左壹右、壹逆再倍(背)可以戰,是胃(謂)順天之時。

  鼓於陰以攻其耳,陳(陣)於陽以觀其耳,目異章惑以非其陳(陣),毋要堤堤之期,毋擊堂堂之陳(陣),毋攻逢逢之氣,是胃(謂)戰有七述(術)。

  大(太)白入月、營(熒)或(惑)入月可以戰,日月[立立]並食可以戰,是胃(謂)從天四央(殃),以戰必慶。

  丙午、丁未可以西鄉(嚮)戰,壬子、癸亥可以南鄉(嚮)戰,庚申、辛酉可以東鄉(嚮)戰,戊辰、己巳可以北鄉(嚮)戰,是胃(謂)日有八勝。

  皮(彼)興之以金,吾擊之以火;皮(彼)興以火,吾擊之以水;皮(彼)興以水,吾擊之以土;皮(彼)興之以土,吾擊之以木;皮(彼)興以木,吾擊之以金。此用五行勝也。

  春擊其右,夏擊其裏,秋擊其左,冬擊其表,此胃(謂)倍(背)生擊死,此四時勝也。」

  (五)

  .蓋廬曰:「凡攻之道,何如而喜,何如而有咎?」申胥曰:「凡攻之道,德義是守,星辰日月,更勝為右。四時五行,周而更始。

  大白金也,秋金強,可以攻木;歲星木【也,春木】強,可以攻土;[土[胗-月]](填)星土也,六月土強,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強,可以攻火;營(熒)或(惑)火也,四月火強,可以攻金。此用五行之道也。

  【秋】生陽也,木死陰也,秋可以攻其左;春生陽也,金死陰也,春可以攻其右;冬生陽也,火死陰也,冬可以攻其表;夏生陽也,水死陰也,夏可以攻其裏。此用四時之道也。

  地橦八日,日橦八日,日舀十二日,皆可以攻,此用日月之道也。」

  (六)

  .蓋廬曰:「攻軍回眾,何去何就?何如而喜,何如而凶?」申胥曰:「凡攻軍回眾之道,相其前後,與其進芮(退)。

  慎其填(塵)埃,與其緂氣。日望其氣,夕望其埃,清以如雲者,未可軍也。

  埃氣亂孿,濁以高遠者,其中有墥(動)志,戒以須之,不去且來。

  有軍於外,甚風甚雨,道留於野,糧少卒飢,毋以食馬者,攻之。

  甚寒甚暑,軍數進舍,卒有勞苦,道則遼遠,糧食絕者,攻之。

  軍少則恐,眾則亂,舍於易,毋後援者,攻之。

  軍眾則[目/米],將爭以乖者,攻之。

  軍老而不治,將少以疑者,攻之。

  道遠日莫(暮),疾行不舍者,攻之。

  軍急以卻,甚雨甚風,眾有臞(懼)心者,攻之。

  軍少以恐,不□□不墥(動),欲後不敢者,攻之。

  此十者,攻軍之道也。」

  (七)

  .蓋廬曰:「凡擊適(敵)人,何前何後,何取何予?」申胥曰:「凡擊適(敵)人,必以其始至,馬牛未食,卒毋行次,前壘未固,後人未舍,徒卒饑恐,我則疾[口虖](呼),從而擊之,可盡其處。

  適(敵)人侍(待)我以戒,吾侍(待)之以台(怠);皮(彼)欲擊我,我其不能;皮(彼)則數出,有趮(躁)氣,義(我)有靜志,起而擊之,可使毋茲。

  適(敵)人陳(陣)以實,吾禺(遇)以希(虛);皮(彼)有樂志,我示以悲;皮(彼)有勝意,我善侍(待)、我伏侍(待)之;適(敵)人易我,我乃疾擊之。

  適(敵)人鄉(嚮)我以心,吾以胠禺(遇)之;皮(彼)易勝我,我以誘之,適(敵)人逐北,我伏須之。

  皮(彼)人陳(陣)以實,吾禺(遇)以希(虛);皮(彼)有樂志,吾示以悲;皮(彼)有勝意,我善侍(待)之,可使毋歸。

  適(敵)人來進,吾與相誘,數出其眾,予之小利,合則去北,毋使多至,適(敵)人逐北,必毋行次,皮(彼)有勝慮,我環(還)擊之,皮(彼)必不虞,從而觸之,可使毋去。

  適(敵)人來陳(陣),我勿用卻,日且莫(暮),我則不出,皮(彼)必去,將有環(還)志,卒有歸慮,從而擊之,可使毋顧。

  適(敵)人出鹵(虜),毋迎其斥,皮(彼)為戰氣,我戒不鬥,卒鹵(虜)則重,眾環(還)不恐,將去不戒,前者已入,後有至意,從而擊之,可使必北。

  我敬(警)皮(彼)台(怠),何為弗衰!適(敵)人且歸,我勿用追,使之半入,後者則榣(搖),眾有臞(懼)心,我則疾喿(噪),從而擊之,可使毋到。

  兩適(敵)相當,我則必定,皮(彼)有勝志,我擊其後,走者不復,□□□就,皮(彼)則失材,開而擊之,可使甚病。

  適(敵)人進舍,天暨(氣)甚暑,多腸辟者,我侚皮(彼)病,何為弗勝!

  此十者,戰□□(之道)也。」

  (八)

  .蓋廬曰:「天之生民,無有恒親,相利則吉,相害則滅。吾欲殺其害民者,若何?

  」申胥曰:「

  貴而毋義,富而不施者,攻之。

  不孝父兄,不敬長[人>叟]者,攻之。

  不茲(慈)[禾犀]弟(悌),不入倫雉者,攻之。

  商販賈市,約賈(價)強買不已者,攻之。

  居里不正直,強而不聽□正,出入不請者,攻之。

  公耳公孫,與耳□門,暴敖(驁)不鄰者,攻之。

  為吏不直,狂(枉)法式,留難必得者,攻之。

  不喜田作,出入甚客者,攻之。

  常以奪人,眾以無親,喜反人者,攻之。

  此十者,救民道也。」

  (九)

  .蓋廬曰:「以德【攻何如】?」【申胥曰】:「

  □(以)德攻者:

  其毋德者,自置為君,自立為王者,攻之。

  暴而無親,貪而不仁者,攻之。

  賦斂重,強奪人者,攻之。

  刑正(政)危,使民苛者,攻之。

  緩令而急徵,使務勝者,攻之。

  □(外)有虎狼之心,內有盜賊之智者,攻之。

  暴亂毋親而喜相詿者,攻之。

  眾勞卒罷,慮眾患多者,攻之。

  中空守疏而無親□□者,攻之。

  群臣申,三日用暴兵者,攻之。

  地大而無守備,城眾而無合者,攻之。

  國□室毋度,名其臺榭,重其正(征)賦者,攻之。

  國大而德衰,天旱【而】數饑者,攻之。

  此十者,救亂之道也。

  有天下而不治,名曰不能;治而不服,名曰亂則。季春庚辛,夏壬癸,秋甲乙,冬丙

  丁。」

 注:《盖庐》原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墓竹简》一书输入所得,参考了台湾网友朔寒云提供的《盖庐》繁体电子版。为了阅读方便,文章中部分文字按照释读后的正字写出,未依原简。原简模糊不清处用□代替,【】内为阙字,依照《张家山汉简古墓》一书补出。

 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24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汉竹简,其中,有一部名为《盖庐》的兵书。全书共有竹简55枚,计3000余字,《盖庐》之名题于竹简背面。《盖庐》以盖庐提问、申胥的回答形式写成,每篇一问一答,共分九篇。书中的申胥即春秋时代吴国名将伍子胥,盖庐即吴王阖闾。 出土后,直至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墓竹简》一书,《盖庐》这部千年古兵书才正式得见天日。

  与其他先秦或托名先秦的兵书相比较,《盖庐》具有诸多独一无二的特点。

  首先便是体例奇。古代兵书有问答体,现存的《六韬》、《尉繚子》、《吴子》、《李卫公问对》等等就是问答体兵书的代表作,《孙子兵法》中也有以问答形式阐述的章节。但这些兵书每章之中都有多次问答,以每章一问一答的形式出现的,却仅有《盖庐》而已。

  其次便是题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但《盖庐》一书的书名显然是“不正”的。全书的“主角”当然是伍子胥,应当题为《申胥》或《伍子胥》才符合先秦典籍的惯例。

  第三则是传承。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并无伍子胥著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中录有两部伍子胥的著作,《伍子胥》八篇,归入杂家类;《水战兵法》十篇,归入“兵技巧”类。《盖庐》显然不能归入“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的“兵技巧”类,且与而又比杂家类的《伍子胥》多了一篇。若少于《伍子胥》尚可归因于亡佚,多出一篇,如何解释?显然,《盖庐》至少在司马迁时代便已无存,《艺文志》所收录的两部作品均非《盖庐》。《汉书.艺文志》乃是根据西汉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增删补订而成,可见,刘向父子也不知有《盖庐》的存在。

  据《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研究,出土《盖庐》的古墓 “随葬的各种古书暗示墓主人生前是一名低级官吏”,而同一古墓出土的《历谱》,上始于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下迄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也就是说,《盖庐》一书至少在前186年时尚存留于世。盖庐的消失,是在随后的短短几十年之中,所以不仅司马迁丝毫不知情, 连专门整理学术资料的刘向父子也对它一无所知。

  《盖庐》的作者问题

  

  现存的问答体的兵书多为伪书。伪兵书不外两种,一种是对前人军事思想的整理,杂糅作者的观点,如《吴子》、《六韬》、《李卫公问对》;另一种则是纯属后人作品,托名古人以提高知名度,类似于今日的“炒作”,如汉代以来托名黄石公的诸多兵法。但从《盖庐》的体例来看,可以说全无整理的痕迹——实际上,只要将文中的“盖庐曰”去掉,便是一篇颇见文采的兵书——难以列入前者。《盖庐》一书中包含了丰富的阴阳家思想和深刻的兵学理论,很难想象有如是才学的作伪者,行为居然采用一问一答成章如此古怪的体例,如果说是伪造,未免伪造得太拙劣了。因此也不是后一种伪书。因此,《盖庐》一书书作伪的可能性不大。原简《盖庐》之名题于竹简背面,可见题目为后人所加。我们大可以猜测,题目的添加者并不熟悉先秦典籍的惯例,也并没有真正读懂《盖庐》原文。

  《盖庐》一书,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毫无疑问应当归入“兵阴阳”类。“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而《盖庐》中正包含着丰富而深邃的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之说在这部3000余字的兵书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如第四章,详录如下:

  凡战之道,冬战从高者击之,夏战从卑者击之,此其胜也。

  其时曰:黄麦可以战,白冬可以战,德在土、木、在金可以战;昼背日、夜背月可以战,是谓用天之八时。左太岁、右五行可以战;前赤鸟、后背天鼓可以战,左青龙、右白虎可以战,招摇在上、大陈其后可以战,壹左壹右、壹逆再背可以战,是谓顺天之时。鼓于阴以攻其耳,阵于阳以观其耳,目异章惑以非其阵,毋要堤堤之期,毋击堂堂之阵,毋攻逢逢之气,是谓战有七术。

  太白入月、荧惑入月可以战,日月并食可以战,是谓从天四殃,以战必庆。

    丙午、丁未可以西向战,壬子、癸亥可以南向战,庚申、辛酉可以东向战,戊辰、己巳可以北向战,是谓日有八胜。

    彼兴之以金,吾击之以火;彼兴以火,吾击之以水;彼兴以水,吾击之以土;彼兴之以土,吾击之以木;彼兴以木,吾击之以金。此用五行胜也。

  春击其右,夏击其里,秋击其左,冬击其表,此胃谓背生击死,此四时胜也。

  

  第五章

  大白金也,秋金强,可以攻木;岁星木【也,春木】强,可以攻土;填星土也,六月土强,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强,可以攻火;荧惑火也,四月火强,可以攻金。此用五行之道也。

  【秋】生阳也,木死阴也,秋可以攻其左;春生阳也,金死阴也,春可以攻其右;冬生阳也,火死阴也,冬可以攻其表;夏生阳也,水死阴也,夏可以攻其里。此用四时之道也。

  地橦八日,日橦八日,日舀十二日,皆可以攻,此用日月之道也。

  值得注意的是,《盖庐》一中的问答的主角伍子胥,历史上正是“兵阴阳家”的形象。《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中,开篇便是伍子胥作为兵阴阳家的精彩言论:

  昔者,吴王阖庐始得子胥之时,甘心以贤之,以为上客,曰:“圣人前知乎千岁,后睹万世。深问其国,世何昧昧,得无衰极?子其精焉,寡人垂意,听子之言。”

  ……

  子胥曰:“后必将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谄之臣,将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纪。虹蜺牵牛,其异女,黄气在上,青黑于下。太岁八会,壬子数九。王相之气,自十一倍。死由无气,如法而止。太子无气,其异三世。日月光明,历南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忧在于斯,必将为咎。越有神山,难与为邻。愿王定之,毋泄臣言。”

  虽然《越绝书》为东汉赵晔所撰,且行为多有小说色彩,但其文主体则与《左传》、《春秋》多有相和,因此,伍子胥所言,必有所本。后世也常有托名伍子胥的阴阳数术之书,如《伍子胥试经章句》、《遁甲文》、《遁甲经》等等(《隋书.经籍志》)。伍子胥兵阴阳家的身份,符合《盖庐》作者的条件。

  研究春秋时代,最权威的典籍莫过于《左传》。《盖庐》记录的是伍子胥与吴王阖闾的对话,《左传.昭公三十年》也记载了一则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是我们研究盖庐的重要参照: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

  “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与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思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将伍子胥视为中国游击战略的鼻祖,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对比《盖庐》第七章,论述了十种“战之道”:

  敌人待我以戒,吾待之以怠;彼欲击我,我其不能;彼则数出,有躁气,我有静志,起而击之,可使毋兹。敌人陈以实,吾禺以希;彼有乐志,我示以悲;彼有胜意,我善待、我伏待之;敌人易我,我乃疾击之。敌人向我以心,吾以胠遇之;彼易胜我,我以诱之,敌人逐北,我伏须之。彼人阵以实,吾遇以虚;彼有乐志,吾示以悲;彼有胜意,我善待之,可使毋归。敌人来进,吾与相诱,数出其众,予之小利,合则去北,毋使多至,敌人逐北,必毋行次,彼有胜虑,我还击之,彼必不虞,从而触之,可使毋去。敌人来阵,我勿用却,日且暮,我则不出,彼必去,将有还志,卒有归虑,从而击之,可使毋顾。敌人出虏,毋迎其斥,彼为战气,我戒不斗,卒虏则重,众还不恐,将去不戒,前者已入,后有至意,从而击之,可使必北。我警彼怠,何为弗衰!敌人且归,我勿用追,使之半入,后者则摇,众有惧心,我则疾噪,从而击之,可使毋到。两敌相当,我则必定,彼有胜志,我击其后,走者不复,□□□就,彼则失材,开而击之,可使甚病。

  可见,《盖庐》的第七章, 伍子胥游击战争思想的发挥。其阐述符合伍子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和“多方以误之”的战略思想,绝非后人闭门造车所能为之。

  从文字上看,伍子胥为楚人,而《盖庐》从文字上看,也颇符合楚地优雅灵动的文化风格,如第一章中伍子胥所言“苍苍上天,其央安在?洋洋下之,孰知其始?央之所至,孰知其止?天之所夺,孰知其已?祸之所发,孰知其起?福之所至,孰知而喜”,与屈原《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相比较,几乎是一样的风格。

  《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春秋时代各国均有史官,有记录本国历史的专门资料。晋史曰乘,楚史曰梼杌,鲁史曰春秋。《盖庐》当为吴国史官的“记言”,是关于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原始的资料,为后人辑录所成。《盖庐》书名,当是辑录者或收藏者所加,所以题于竹简背面。由于《左传》的性质属于“记事”,因此,《盖庐》中的文字不见于《左传》的记载。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盖庐》文中不少与《孙子兵法》相似甚至相同。如第六章论述“攻军回众之道”,与《孙子兵法.行军》中论述“处军”之道相通,又如第四章中“毋要堤堤之期,毋击堂堂之陈,毋攻逢逢之气”几乎与《孙子.军争》“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完全相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盖庐》晚于孙子,乃是后人伪造。其实,古今兵法,阐述的都是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作为客观存在的战争,其基本运行规律本身就是有限的。正如刘伯承元帅所言:“古往今来的军事理论,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相同的。”况且,孙子乃是伍子胥引荐于阖闾,二人之间交往很深,相互影响也是正常的。因此,与《孙子兵法》的诸多雷同,不能作为《盖庐》晚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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