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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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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作者:孙勇进

前言

  “水”边话题,是在下这本小册子的开篇第一话题,这部分内容,也有人说可以统称为“水外线”。

  “水外线”是个怪而有趣的词,是从“红外线”仿造而来的。

  “红外线”也并不是物理学上的那个红外线,而是指《红楼梦》研究的一种路数。热闹非凡的红学研究大致可分两路,一路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这被称为“红内线”,还有一路,专门研究考证《红楼梦》的版本演变、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这也就是“红外线”。

  由此可知,“水外线”,就是要研究《水浒传》的版本问题、作者问题,还有好汉故事背后隐藏的历史。学者在这些方面的辛勤研究,并非可有可无,一般的读者,多了解一点这样的背景知识,对理解欣赏《水浒》,也应当会颇有助益吧。

  好,那么现在就进入“水外线”的第一个话题:

哪一种《水浒》?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怎么还会有两种《水浒》?而且还有两种宋江?

  但它确实有些道理。比如,李逵沂岭杀四虎后回梁山汇报这一段,如果是目前最通行的120回本的《水浒全传》,书中就是这样:“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晁、宋二人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的两个活虎上山,正宜作庆。’”但如果你手中拿的碰巧是《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就会发现,李逵汇报时的情形是这样:“李逵拜了宋江,给还了两把板斧,诉说假李逵剪径一事,众人大笑。又诉说杀虎一事,为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说罢流下泪来。宋江大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得的两个活虎,正宜作庆。’”两相一对照,就会看出,后者里那一段,有点奇怪,李逵诉说老娘被虎吃,伤心得直流泪,宋江连半句安慰也没有,还大笑,只顾扯些新头领上山摆酒相庆的话头,怎么显得这么幸灾乐祸、没有心肝?

  其实何止是没有心肝,如果把这两种《水浒传》从头到尾对读一遍,就不难发现,第二种《水浒》里的宋江,可真真是虚伪可憎,有时更是阴险狡猾。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今确实有不同的《水浒》在流传。

  实际上,几百年来,中国大地上,生生灭灭,不知出现过多少种《水浒》。

  比如,约四百多年前,即明万历年间的前后几十年里,在大明帝国的南部,在苏州、杭州以及福建建安,三地父老手中读的《水浒》,可能就差别非常大:苏州父老手中拿的,可能是一本叫《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的书,是经一个叫杨定见的人改编、一个叫袁无涯的人刊刻的,所以今天的学者又叫它“袁无涯本”。它共120回,收有梁山聚义的故事,也有征讨大辽、王庆、田虎、方腊的故事,大致和今天读者看的120回的《水浒全传》内容最为接近;而杭州读书人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叫《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书名和上面说的袁无涯本差不多,但它只有100回,是杭州容与堂刻本,所以又叫“容与堂本”。这部书里没有征王庆、田虎的故事。和袁无涯本相似的是,书中也有署名李卓吾的批语,但和袁本批语又大不相同。李卓吾是晚明的大思想家,提出过很多精彩的异端见解,但没听说他有分身术,同时批了两本《水浒》,所以,后来的学者推断,评点容与堂本的“李卓吾”是个冒牌货,很可能是叶昼──当时一个和出版商来往密切的穷文人;但也有学者认为,容与堂本的评点才是出自李卓吾之手,倒是袁无涯本,是别人伪托评点的;那么,福建当时的出版中心──建安市面上流行的又是哪一种《水浒》呢?这就很难说了,可能是一种110回本的,也可能是115回本的、124回本的。而今天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还收藏着当时刊刻的另一种120回本的残卷,全书却叫《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而明代流行的《水浒》的不同版本,还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浒》?

  这就得从明代的出版风气说起。明中叶以后,随商品经济的繁荣,各种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也都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印刷业。各地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了大量的私营书坊。这些书坊老板,为了多赚钱,到处挖空心思寻找适销的书籍底本来雕樱同时,为了显示自家的书不同于同行,也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欣赏口味,他们在雕印书籍的同时,往往毫不客气地对原作大加删改、增补。明代随意篡改原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讲过:“万历间人,多好篡改古书。”还有人说得更绝:“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事实也是如此,那时候没有版权一说,对原作的雕印往往成了丝毫没有顾忌的再加工、再创作,还常常毫不脸红地将自己的改装货──很可能非常拙劣──吹嘘成真正的古本、原装,反正作者一般都早已入土,谅他们也没本事钻出棺材板找来算帐。

  但是明代这些出版老板们兴高采烈的再创作,却给后人带来了不尽的麻烦。比如,今天面对那时留存下来的各种《水浒》,首先就得耗费大量心血,来搞清哪种版本最接近、并且多大程度地接近作者创作的原貌,作为专业研究者,当然有义务让广大的一般读者,尽可能地面对原作作者呕心沥血的精彩的手笔,而不是几百年前书商雇佣的三流文人的加工之作。

  今天的研究者,面对留存下来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做了大量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下面一些结论:1、现存的各种《水浒传》版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繁本系统和简本系统。“繁”和“简”都是就行文而言的,繁本细节生动、文学性强,但没有征王庆、田虎故事,上面提到的容与堂本就属于这一系统;简本则叙事简约,细节描写少,文字比较粗糙,但有征王庆、田虎故事,上面提到的福建建安当时流行的几种11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都属于这一系统;2、繁本和简本之间有影响。至于说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还是简本是据繁本加以删削的,现代学者尚无定论;3、两种版本系统有合流。比如袁无涯本,它是在100回繁本的基础上,加上以前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征王庆、田虎的内容,并对这部分内容的文字做了较多的增饰、润色形成的,所以袁无涯本又称“综合本”。

  繁本也好,简本也好,在各地、各时期各领风骚了一阵子,到明末一种新的版本出来后,差不多都从市面上销声匿迹了。而后的三百年,就成了这种新版本的一统天下。

  这种新版本,就是开篇提到过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它是明末清初怪才金圣叹删改、评点的。金圣叹拿来120回本的《水浒传》,大刀阔斧,从七十一回处拦腰一斩,将原书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将第七十一回中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部分保留下来,自己加上一段卢俊义惊噩梦的情节,算作结局的第七十回。除了这拦腰一斩的一板斧外,还对前面七十回的行文做了较多修订,写了大量批语,并将这种新版本称为真正的古本,而后,打着古本的旗号,对自己的增删修订大加称赞。

  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它确实有它的长处,比如,在艺术表现的很多方面比原作大有改进,为原作生色不少,所以这种本子一出来,几乎令它本尽废,一统天下近三百年,以致一般读者只知有70回的《水浒》了。

  到了本世纪,新政权建立后,先是大量地印行70回整理本,后又印了不少100回本和120回本。而目今印数最多、市面上最流行、大家最熟悉的则是120回的《水浒全传》。正因如此,这本小书谈《水浒》主要依据“全传”本。

  不过,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不妨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本子看一看,还有一种《水浒传会评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的,辑有金圣叹、袁无涯本、容与堂本等古本的评语,读一读古人那些精彩的独有会心的评语,对理解欣赏《水浒传》还是大有帮助的。

施耐庵的真假有无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让人头疼。

  说简单,是因为一般人都知道作者是施耐庵,说让人头疼,是因为历史中到底有没有施耐庵这人其实还是个问题,即使是认为有,那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这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鲁迅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施耐庵这一号人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提出,“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也就是说,明代的某书坊老板,在将简本《水浒》补充改造成繁本时,随便弄出了个“施耐庵”的名字挂了上去。

  随后戴不凡先生,进一步提出,施耐庵是郭勋的托名。郭勋何许人也?是明开国名将郭英的后人,封武定侯,喜好小说,写过(很可能是让门客代笔)《明英烈》,将老祖宗郭英抬得格外英雄,还有,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三国演义》刻本中,也有他组织刊刻的。郭勋还刻印了《水浒传》,戴不凡先生在《小说见闻录》中说,在郭刻佣水浒传》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水浒传》是施耐庵作的,郭勋刊本一问世,大家就突然都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的作品了。

  此后张国光教授在此基础上继续论证,认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

  但也有不少认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有人认为是元代著名南戏《幽闺记》的作者施惠,有人认为是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施彦端,还有人说,施耐庵就是南宋末为《靖康稗史》做序署名“耐庵”的那一位。聚讼纷纭,还出土了不少文物,但这些文物,也有不少人说是真,有不少人说是假。

  更麻烦的是除了“施耐庵”,还扯进了个“罗贯中”。有说《水浒传》其实就是罗贯中写的,没施耐庵什么事儿;也有人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俩人合写的,据说罗贯中还是施耐庵的学生。可就是这个罗贯中,他是哪的人,是干什么的,生平如何,现在也不是十分清楚。

  总之,《水浒》的作者问题远不象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到现在还是扯不清,如在烟幕中。

  其实还不只是《水浒》有这个问题,《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乃至《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

  那么是谁放的这一颗颗烟幕弹?

  是古时的思想观念。那时一般文人的观念里,做诗文是雅,写小说,尤其是写白话小说,便俗,不是什么上得了台盘儿的事,甚至在不少一脑门子正统观念的人眼中,干这种事,那就是作孽,定遭报应。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就说,罗贯中编撰《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正是“天道好还之报”。清代又冒出一个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将此说“发扬光大”,其书云: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按: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按:即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颚)撰《红楼》,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按:指其因“哭庙案”而被杀事),且绝嗣。

  一句话,做小说(外带戏曲)就不得好死,祸及子孙,而且还什么“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种种恶毒咒骂,真是阎王爷出告示──鬼话连篇。但这就是当时人的观念,明初李昌祺很有学问,还做了不小的官,但就因写了本短篇小说集《剪灯余话》,被人嘲笑,死后还被取消入家乡庐陵乡贤祠的资格,成了告诫读书人不要写小说的反面教材。

  这就难怪,当时一些颇有才华而又心痒难熬写了小说的人,不愿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真名。

  而且,说到《水浒传》,还有一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作家之手,而是经过长期的民间积累,再编纂而成的,而且在初步编成后,还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前面说到的那时有过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现在讨论的“作者”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最初的编订者问题。关于这个最初编订者,若从外部材料(指生平交游方面的文字、文物资料)来研究,因材料不足,难免如雾中看雾,但是《水浒》的内部,却留下了种种的蛛丝马迹。

炊饼与连环马问题   

  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水浒传》中武大郎在山东阳谷县每日的营生是什么?是卖炊饼,那么炊饼是什么?有人或许会以为是山东煎饼或今天的烤饼、烧饼之类,错了,炊饼不是煎饼,煎饼是摊的;也不是烤饼、烧饼,烤饼、烧饼是烤的、烙的,而炊饼是蒸的,它其实是南方的一种小点心,类似福建的光饼。这就怪了,籍贯山东清河的武大郎怎么在同样属山东的阳谷县卖起了南方点心炊饼?

  可能合理的解释是,《水浒传》的最初编订者是南方人。

  这可以从书中的气象节令方面的描写找到旁证。

  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和“火烧草料潮一段,多次写到彤云密布、朔风大作中纷纷扬扬的大雪,和林冲踏着碎琼乱玉行走于北风中的身影,细腻传神,堪称妙笔。但是再接下来,林冲雪夜上梁山一段,描写便出了毛玻书中交代,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余日,一直是风雪不断,这时北方的河港早已该是冰封三尺,但是林冲到了梁山泊时,见到的却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本人也坐着小喽罗的船,轻快地渡过水泊,上了梁山,这在北方的冬天怎么可能?还不只是林冲上梁山时水泊没有结冰,在水浒故事发生跨越的十个冬天中,梁山泊始终如终年不冻的良港。

  再如杨雄、石秀杀裴如海和潘巧云时是十一月底,他们加上时迁结伴行了不止一日,到梁山脚下的祝家庄时,应是旧历的十二月,可就在这深冬夜半,时迁等因偷鸡和祝家庄的店伙争执动手,店伙喊人相助,从店里竟冲出了几个赤条条的大汉!随后梁山发兵攻打祝家庄,先锋李逵竟也是脱得赤条条的抡动板斧冲杀过来,莫非祝家庄的店伙和李逵都有抗严寒的特异功能?

  还有呼延灼发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也是发生在冬天,这样的时令,梁山哪里还用得着费一番周折请徐宁上山,教练钩镰枪,只要放呼延灼的连环马冲过来,只怕还不等交手,连环马就已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滑倒成一片滚糖葫芦了。

  这些情节说明,《水浒》的最初编订者,极有可能是没在北方度过寒冬的南方人。?

  现在再看《水浒》中的地理描写。

  别的不说,先看著名的智取生辰纲一段,杨志从河北大名府出发,押着十万贯金珠到东京(即今河南开封),那就应径直南下,可杨志竟如晁盖的同谋般向东南走到了山东郓城县境内的黄泥冈!

  再看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和为救史进、鲁智深,出动大军攻打华州两次行动。江州在哪?在今江西九江,离山东境内的梁山可有一千四五百里!而华州是在华山脚下,从梁山到华山要横穿河南省,还要从当时应驻有重兵的都城开封旁经过,但梁山这两次大规模行动又是何等轻松神速,巨大的空间距离丝毫不见,简直就如空降部队。

  这样的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书中比比皆是,南辕北辙,张冠李戴,梁山好汉们几乎个个是地理盲,史进从渭州出发,到延州寻找师父王进,没找到,居然莫名其妙地来到河北大名府居住,住了几时,盘缠用光了,于是又在山东青州境内桃花山附近的赤松林里,劫道“寻些盘缠”,更妙的是,鲁智深离了山西五台山投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竟然也路过(!)了山东境内的赤松林,得与史进重会!北方的山川州府,成了一堆积木,随情节的需要而随意搬移。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水浒》在讲述征方腊之役时,对江南地理的描述竟又是惊人地准确。据浙江籍的《水浒》研究者马成生先生研究发现,《水浒》对浙江境内尤其是杭州地区地理的描述,小到一些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很具体、详细而准确,就象是照着沙盘模型写出来的。?

  如此鲜明的对比说明了什么?说明作者至少在南方,尤其是浙江境内的杭州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

八十万禁军教头休书的文化功底   

  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最初编订者的肚里有多少墨水。

  这个问题乍一看有点多余,在一般人心中,《水浒》这部伟大名著的作者,不用说,肯定是屈原、李白这一级别的大才子,天底下还能有作品伟大作者不伟大的道理?

  但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别的不说,天底下会有哪个伟大作家会在写作必备的地理知识上无知得一塌糊涂?《水浒传》的伟大,不应归功于某个具体作者,实际上,早在南宋,就有说书人讲说“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故事,经过百多年来无数民间说书艺人呕心沥血的锤炼,这些故事日渐丰富,人物也越来越血肉饱满,后来出来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下层文人,将它们编订加工,成了最初的《水浒传》,又经不知多少人对它继续补充加工,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伟大的《水浒传》。

  了解了这些,伟大作品《水浒传》的“作者”--最初的编订者不伟大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这个不伟大的“作者”,在作品中,也确实留下了不少不伟大的痕迹,如林冲发配前,写给娘子的休书,其文曰: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年月日。

  列位看官看出毛病了么?他一个发配上路的“贼配军”,写休书还要这么威风凛凛地写上“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天下有写休书还把自己的职衔也署上而且还是署被罢掉了的前职衔的么?是林冲愚妄可笑,还是这个水浒故事的最初编订者文章功力并不十分到家?

  列位看官如有兴趣,还可以看一看代州雁门县张贴的悬赏捉拿鲁达的告示,那文字也是半通不通。

  再看现存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的回目,这种版本,一般认为最接近早期《水浒传》的原本,它的回目有的是这样:“豹子头刺陆谦富安,林冲投五庄客向火”;“郓哥报知武松,武松杀西门庆”;“夜叉坡前卖麻酒,武松遇救得张青”:“王庆遇龚十五郎,满村嫌黄达闹潮……这种回目的水平,这种对仗功夫,是不是伟大作家的手笔,诸位自有明断,不必在下多说。需要说的是,今天能看到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潮“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这种比较工稳的回目,是后出版本的《水浒传》在早期版本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结果。

  由此大概可以得出结论,那位将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水浒故事整理加工成最初的《水浒传》的编订者,他的文化水准,并不如何高明,绝不是个伟大作家,但是话还得说回来,他对《水浒传》的最初定型,依然功不可没。

好汉故事背后的历史   

  现在再来看《水浒传》中好汉故事的来源。

  可以肯定的是,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中,征田虎、王庆故事是在全书其它内容成书后加入的,最简单的证据是宋江带领梁山人马征田虎时,滚雪球般陆陆续续收了一大堆降将,然后再让他们在大军推进的各战役中陆陆续续死去,没死净的还有好几十人,那就在征王庆时接着死,而梁山好汉的原班人马却无一阵亡,直到征方腊时才如雪崩般纷纷死掉,这种极不合理的情节安排,说明征田虎、王庆部分十九是后人加入的。(征大辽时梁山好汉也无一阵亡,但这是因为此部分内容寄托了特殊的民族意识,和征田虎、王庆性质不同。)除了上述后人插入的情节外,其余的原装货,它的第一个故事来源,是历史中的宋江事迹。

淮南大盗宋江   

  在很多史料里,如《宋史》、《东都事略》、《十朝纲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正史、野史中,都有关于宋江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疑点很多,且多互相矛盾,以至有人怀疑,历史中是不是真有宋江这号人物都很难说。考辨这些史料的真伪,不是这儿能完成的,这里只能大略说一下这些史料中记载的关于宋江的一些基本情况:①照王偁《东都事略》卷11《徽宗本纪》和《宋史》卷22《徽宗本纪》中的叫法,宋江是“淮南盗”,这和《水浒传》中的山东及时雨可不相符;②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这种说法也是见于《东都事略》,和《宋史》卷351《侯蒙传》。这三十六人姓甚名谁,书中没说,他们的身份,有人认为是一支大的农民起义军中的三十六个头目,也有人说这三十六人其实就是宋江的全套人马,宋江领导的并不是什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是一小股只有三四十人的流寇队伍。若据《侯蒙传》的语气,当以小股“悍匪”为是。而说他们横行齐、魏,那就是说他们转战从山东东部到陕西西部横贯四省两千余里的地方,打的是游击战,并没有以梁山为据点。事实上,梁山也确实不足以为据点,梁山由虎头峰和七个支峰组成,但是主峰高仅海拔197.9米,说不上有多雄伟,也无险可守,到了元代,在一些杂剧作家的笔下,一座平平常常的梁山开始化作:“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三十六座宴楼台,聚得百万军马粮草。”(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到了《水浒》中,水泊梁山终于变成:三关雄壮、四面高山,有忠义堂、断金亭、宛子城、蓼儿洼、金沙滩、鸭嘴滩,六关八寨,藏龙卧虎,威震四方,成了强盗乃至一般民众心中的圣地;③历史中的宋江“勇悍狂侠”。这种说法见于元代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光从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出,历史中的宋江是个角色,不愧是纵横千里的强盗头子(《宋史·侯蒙传》中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而不是《水浒》中那个没多少血性让人看着窝囊的郓城小吏。

  由历史中勇悍狂侠的淮南盗宋江一伙三十六人,到后来《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演变过程。据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在当时就已有民间艺人讲说“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故事,南宋末周密《癸辛杂识》中辑录了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出现了宋江、卢俊义、关胜、阮小七、刘唐等三十六好汉的姓名,此外,今天还可以见到的有宋、元之间流传的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中一部分讲述的便是水浒英雄故事,这一部分内容字数不多,但已经有了后来《水浒传》中“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惜”“征方腊”等故事的雏形。再有,就是元杂剧中为数不少的水浒戏,如《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梁山七虎闹铜台》《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等,也为《水浒传》的最初形成做了重要准备。

大名府的奥秘   

  《水浒传》中好汉故事的第二个来源,是南宋初年北方抗金义军的事迹。

  北宋末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南侵,北宋军队一触即溃,有大批大批的散兵游勇流散北方各地。他们在北宋政权覆亡后,自发组织成一支支武装,遥领南宋政权节制,在北方各地进行抗金活动。这些武装,被统称为“忠义军”。由于这些忠义军并不是正规的官方武装,缺少正常的补给,难免依赖于劫掠,且流动不定,因此他们的行事又难免带有强烈的强人色彩。

  但是无论怎样,这些有担当、有血性的强人是在异族铁蹄蹂躏下的北方大地为民族奋勇而战,所以,在他们的抗金活动因南宋岳飞被害、秦桧主政而渐渐沉寂之后,他们的英勇事迹,仍然被民众历久追怀、讴歌。

  渐渐地,北方忠义军的传奇故事与历史中的宋江传说融合了。

  在后来形成的《水浒传》里,仍然可以看到抗金情怀的遗留。

  如扈家庄在被李逵杀进后逃走的扈三娘的哥哥扈成,书中交代他后来在中兴时做了个军官武将,这里说的“中兴”,当是指北宋灭亡后赵构称帝初建南宋王朝时期,查一下《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会发现,在南宋高宗时还真有个将军叫扈成,曾经抗击金人入侵。

  又如呼延灼,《水浒传》结尾说他的最终结局是“领大军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阵亡”,于是后来的《说岳全传》,也说呼延灼以八十高龄与金兀术力战而死,但实际上,历史中并没有呼延灼这号人物。

  但是梁山好汉中的大刀关胜却是如假包换的历史人物。他本是南宋初刘豫的部将,驻守济南,屡屡与金军作战。后来,刘豫降金前将他杀害。

  此外,《水浒传》中还说美髯公朱仝“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还有一个方腊手下的金节,投降了宋江,“后来金节跟随刘光世大破金兀术四太子,多立功劳”。几次提到抗金。

  当然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曾头市。曾头市武装曾射死晁盖,是梁山的头号劲敌,书中说曾头市的曾长者“原是大金国人”。这在情理上是绝对说不通的,在北宋末年,怎么会在宋国境内出现大金国的强大武装势力?何况当时北方的金国和宋国之间还隔着一个大辽呢。但事实上说不通的事,感情上却能讲得过去,因为这都是敌视金国的民族情绪在作品中残留的遗迹。

  除了曾头市,《水浒》中水泊梁山还有个主要的敌对势力就是大名府,而历史中大名府曾是刘豫的伪齐政权的都城。《水浒传》还说大名府梁中书手下有员大将天王李成,使双刀,有万夫不当之勇,而历史中刘豫手下也有员悍将李成,自号“李天王”,也使双刀,《金史》卷七十九《李成传》说他“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屡屡与岳飞做战。这些恐怕不能全说成是巧合吧?

  另外,《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中有为数不少出身于军官,且籍贯遍及今十五个省市,包括四川、湖南、江西、海南等省份,这绝不可能是历史中淮南盗宋江队伍的情形,但如果把这解释成当年北宋官军溃散后重新组成的各忠义军头领的面貌,则至少是说得通的。

  证据还可以找到一些,但不在这里一一列出了。列位看官如有兴趣,可参看孙述宇先生《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此书对这点论说得十分详尽。

朱元璋的身影   

  此外,《水浒传》中还写入了元明之际的时事。

  前面说过,《水浒传》在写宋江征方腊的情节时,对江南地理尤其是杭州地理的描述,精确到了一些桥梁、村落、山头、寺庙,这与它写北方地理时错得几乎找不着北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要说的是,《水浒传》中的征方腊之役,实际上就是历史中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战争的翻版:①据《明史·张士诚传》载,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时“曾遣师攻镇江”,而《水浒》第一百十一回是“宋江智取润州城”,润州即镇江,但历史中的方腊义军只到过秀州(今嘉兴市)城下,是从来没进过今江苏境的;②又据《明史·张士诚传》,朱元璋征张士诚时曾派大将徐达取常州,而《水浒》第一百十二回是“宋公明大战毗陵郡”,毗陵郡就是常州;③《明史·张士诚传》又载:朱元璋与张士诚大战于苏南常熟一带,擒获张士诚弟弟张士德,并押送至京师;而《水浒》第一百十三回中,有宋江与方腊大战于苏南苏州一带,杀方腊弟弟方貌,将首级解赴京师一系列情节,但历史上方腊并没有个弟弟叫方貌;④《明史·张士诚传》中说朱元璋攻打杭州时,他的大将茅成驻军于皋亭山,《水浒》中宋江征方腊时,也是驻扎于皋亭山,而史料中的征方腊之役是只提到杭州这个地名,并没有说到这座山;此外,据《方舆纪要》,朱元璋进攻杭州时,先派兵由独松关袭击张士诚,而《水浒》中则有宋江派卢俊义袭占独松关后到杭州会合;又据民国八年重修《建德县志》,朱元璋大将李文忠在睦州一带与张士诚手下李伯升大战,有乌龙神暗中保佑,又据说这位乌龙神在朱元璋当年与陈友谅鄱阳大战时,也曾暗中保佑,所以,朱元璋敕封此神为乌龙山之神,在睦州北门外,专门为“他”修了座庙。而在《水浒》中,同样可以看到,宋江也与方腊在睦州城外大战,被围困时,也有个乌龙神保佑显灵,接下来,宋江大将关胜与方腊手下郑彪大战,乌龙神再显神威,打败郑彪幻化的金甲神人,关胜才得以砍了郑彪,大获全胜。立了这两桩大功,又经宋江启奏,这乌龙神也被皇帝封了个什么“清靖灵德普佑孚惠龙王”,也在睦州给修了座“乌龙大王庙”……以上这些,列位看官不会把它们全都说成是纯粹偶然的巧合吧?(对这一点的揭示,要感谢马成生先生的细致研究,这些研究被写进了马先生的《水浒试笔集》一书,可参看,)还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道:“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不很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朱元璋靠着一群忠心耿耿的患难之交提着脑袋出生入死无数场血战替他打下了江山,但一爬上皇帝宝座,转过脸就开始挥舞屠刀,大杀功臣,李善长、廖永忠、朱亮祖、郭子兴、蓝玉、费聚、冯胜、王弼、张温……,谋臣武将,几乎给剃了个干净(参加征讨张士诚之役的绝大多数没得好死),有的还给灭了族。从那时起,在民间,朱大麻子的忘恩负义就出了名,而对那些无辜惨死的功臣,人民是表同情的,于是,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这一段历史,也被隐写了进去。

  总之,淮南大盗宋江的三十六人也好,南宋初的抗金忠义军也好,元末朱元璋征讨张士诚的队伍也好,这些曾经活跃过的勇士的身影,最终在历史中消失了,但他们的传奇故事,被以各种方式转化融入了水浒世界中,形成了今天摆在列位案头的《水浒》。

前言   

  在下看来,演绎轰轰烈烈的梁山好汉的非凡人生故事的《水浒》,就是一部“匪魂颂”。

  “匪魂”是借用鲁迅先生语,鲁迅先生在《华盖亭续编·学界三魂》里曾说过,在中国的国魂里,有一个官魂,一个匪魂。

  闻一多先生当年也曾称引英人威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关于儒·道·匪》)据闻一多先生解释,威尔斯所说的“土匪”,包含着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游侠传统。

  《水浒传》歌颂的就是压抑人生中的“匪魂”。

  它既有反抗社会的黑暗不公的一面,如鲁智深的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也有痛快淋漓的物欲追求,如三阮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有非理性的凶险的破坏力量,如李逵将众生砍得血肉横飞的两把板斧,这三者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成为民众精神层面不可小视的构成部分。

  这一部“匪魂”颂沉淀着广大深沉的民族思想,以它为钥,也许可以启开解读中国国民性及民族精神的厚重玄秘的大门。

  现在先要说的是,这部匪魂颂所涵蕴的首要思想--下层社会普遍推崇的义侠精神。

  先看:

四海之内皆兄弟   

  “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是中国民众并不陌生的一句话,它本出自《论语》,是由孔老圣人的弟子子夏提出来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它后来却成了许多大字不识只知杀人放火的草莽人物的人生信条。

  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也信奉这个,他们中的很多是一见之下,义气相投,便结为兄弟,这正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最好注脚,不仅如此,有些好汉还明确讲出了这句话:第二回中,盘踞少华山的跳涧虎陈达带人马要攻打华阴县,来史家庄借路,陈达见到史进,开口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可当时史进还并没有和他“皆兄弟也”的兴趣,反而出马交手捉住了他,不过最终倒是不打不相识,他们还真是成了兄弟;又如第四十四回,石秀对萍水相逢便“赐酒相待”的戴宗、杨林表示感谢时,杨林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有第四回中,鲁达对热情款待的赵员外表示“员外错爱,洒家如何报答”时,赵员外说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在书中也爱刺枪使棒的赵员外算是一个“准好汉”吧。)……还有不少好汉讲不出这话,但结交结拜、称兄道弟却也是家常便饭。于是便有不少人以为水浒世界真的是在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人平等的理想,把这当作水浒世界的一条重大精神。

  例如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她的英译本《水浒传》于一九三三年出版时,即把书名改为《皆兄弟也》,对此,鲁迅先生在《给姚克的信》中表示了看法:“近布克夫人(按:即赛珍珠)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犬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鲁迅先生的话是深刻的。

  实际上,“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是仅限于好汉级别内部的。你可以相信宋江和李逵、和武松是兄弟,也可以相信武松和菜园子张青、和施恩是兄弟,但这绝不意味着李逵和被他一拳打得吐血的店小二、武松和卖水果的乔郓哥、史进和他的庄客是兄弟,甚至鲁智深和被他救护的金翠莲父女间也不是,那是恩人与受恩者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重逢鲁智深时,极为虔敬地分别“插烛也似拜了六拜”“倒地便拜”,兄弟之间哪用如此?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曾就此分析说:“《水浒》虽然到处以兄弟相称,很多萍水相逢的好汉,一见如故,情逾骨肉,但这并不普施于所有人。贪官污吏不必说,他们是水浒英雄的打击对象。就是许多无辜的平民也常常死在好汉们的板斧或朴刀之下,他们心中决不会产生半点兄弟之念。因此,‘兄弟’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予能够互相救助的自己人,或有可能加入自己的群体的游民的。换句话说,就是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属于自己帮派人的。”

  正与在下看法相近。梁山好汉固然有锄强扶弱的一面,但他们还有更为强烈的蔑视众生的心理,这一点,在下将在后面分说。

  此外,即使梁山大寨内部,也决非人人平等的理想国。首先好汉与数万计喽罗间就不能说“皆兄弟”:第二十回林冲火并王伦、晁盖占据梁山后,派人下山去打劫客商,满载而归后,且看梁山大寨是如何论秤分金银的:“众头领看了打劫得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对这种分配制度,民国时期学者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分析道:“他们(按:指梁山众头领)的经济生活是筑在喽罗制度之上。但是喽罗又和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不同,不是用‘汗’来生产主人的生活用品,乃是用‘血’来略掠别人的生活品,以供主人之用。”

  这话让人听着不太舒服,毕竟梁山好汉不是坐享其成,他们作战是身先士卒的,但这话中又确实有合理成分。另外,第四十七回中交代,杨雄、石秀上山后,晁盖拨定两所新屋让他们居住,又“每人拨十个小喽罗伏侍”,杨、石二好汉与伏侍他们的小喽罗恐怕也谈不上“皆兄弟也”。

  也许下面一处叙述可以称得上触目惊心,在第二十回中,黄安率官军征讨梁山军败,大批士卒被俘,梁山“把这新拿到的军健,脸上刺了字号,选壮浪的分拨去各寨喂马砍柴,软弱的,各处看车切草。”这算什么?军用奴隶?普通兵丁还不都是下层出身,受命差遣,不得已而为之,一旦被捉,全成了这种奴隶或准奴隶(注意他们并不是被收编做战斗人员),有何“阶级感情”可言?有些学者是很乐于将梁山描述成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谁知这乌托邦背后一样有残暴和压迫。

  其实即使是好汉内部,也决非如一般想象的那样兄弟友爱、亲如一家,虽然书中在一百单八将大聚义后说“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但列位看官真的相信小旋风柴进、大刀关胜会和白日鼠白胜、鼓上蚤时迁拍着肩膀亲如兄弟吗?一般儿兄弟相称只是令人陶醉的表面现象,实际上至少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就分出了两个等级。

  再看具体的排座次。鼓上蚤时迁屡建奇功,却排名倒数第二,大刀关胜一个打了败仗的降将却高居第六,就连白日鼠白胜这样的酒囊饭袋也排在时迁前面,还不是因为他资格比时迁老?其实还有比白胜更酒囊饭袋的的人物,此人不用远找,宋江的弟弟铁扇子宋清便是。白胜好赖还有些功劳,智取生辰纲时他的比较出色的表演起了重要作用,江州劫法场之役他也是个参与其事的头领,梁山大排座次后,给众好汉分配职务,白胜是“军中走报机密头领”,大概是负责侦察、联络的吧,总还不是个白吃饭的。而宋清哪有半点功劳?排座次前后,两次安排职务,都是“排设筵宴”(也许宋江也知自己这个弟弟草包一个,所以才给安排一个不用上阵无生命危险的后勤美差?)但就是这位铁扇子宋清,却在七十二地煞中排第四十,总排名第七十六。没羽箭张清的两个副手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位居其后。他们原是官军将领,论武艺肯定当在宋清之上。梁山泊初建时的元老宋万、杜迁、朱贵也排在他的后面,至于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更是远在其后。要论身手,大概有三五个宋清也靠不到顾大嫂的身前吧?但宋清既然是总头领宋江的弟弟,排在这个位置,众人也便不觉有何不妥了--倒是我们这些代人抱不平的现代读者多事?

  所以,不要过于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它有真实的一面,在好汉自由地闯荡江湖时,他们往往会因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便“皆兄弟也”。但是一旦都上了山,组织成一个类似帮会的集团,等级便必然要建立,权力的分配也就开始,而分配权力排座次则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一门大学问。

  也许上述关于排座次的议论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更准确,即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诚地希望在他的水浒世界里缔造出一个温暖而又平等的梁山泊的,而且是真的相信已经缔造出来了。但是一旦落笔到排座次,那些久已无形地沉积在他心中的古老的价值信条就在起作用了,悄悄地瓦解了他那初始的人人平等的梦幻,于是一张座次表便传达出他始料不及的丰富的信息,成为了解某些社会历史观念的一把重要钥匙。当然,它也说明了,“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其实只是个美好而不可能全然实现的梦幻。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美国学者杰克逊在他的英译本《水浒》之“序言”这样说道:“《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了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水浒传》也可以作为人类本性反抗非正义现象的一个例证。”

  这种评述符合一般大众对《水浒传》的印象,即有一条重要精神贯穿着《水浒》,这就是:平不平。

  在第四十四回中,挑着一担柴进城来卖的石秀见一群无赖围殴病关索杨雄,便奋勇来助杨雄,将众无赖打得东倒西歪,赢得了路经此地旁观了这一幕的戴宗、杨林的赞赏:“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

  又如第五十八回中说道,大名府画匠王义带女儿到华山进香,被华州贺太守强夺了女儿,并将他刺配远恶军州。途经少华山,恰遇九纹龙史进。史进杀了两个防送公人,将王义救上山,又去华州冒险行刺贺太守,事虽不成,但他奋身所为,正是典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再如第三十回中,武松醉打蒋门神后,对众人宣称:“我从来只打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与此相似的是,戴宗也曾向宋江介绍李逵说他“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

  当然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达。当侠义慷慨的鲁达一开始便在水浒世界里大踏步地出场时,这种平不平的精神就被他一腔热血燃烧着带到了鬼蜮横行的人间:先是救护金翠莲,打死镇关西,此后便亡命江湖展开了一系列锄强诛暴的行动:痛揍小霸王,火焚瓦官寺,大闹野猪林,……一路上“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展示了人间最充分的义侠精神。

  这一切都说明。梁山好汉中确实有可敬、可爱的汉子,如奋身忘我、锄强扶弱的鲁智深,如单纯豪爽、勇敢而富有血性的九纹龙史进,他们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好汉”--好样的汉子。

  只可惜,梁山泊中这样的好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只是因为开篇鲁达故事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使人误以为梁山好汉个个如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梁山好汉的普遍行径。实际上,通读一下《水浒》,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而且即便是拔刀相助,它的正义性有时也要打个折扣,这就是下面要说的:

混乱的侠义观   

  梁山好汉中颇有一些人是喜欢以侠义自居的,尤其是武松,动辄宣称自己专打不明道德的人,而一般人心中,也往往会以为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个个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是他们在溷浊的人间主持着正义。

  这种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如上节所说,梁山好汉中确实有慷慨正直的汉子,奋身忘我地去诛锄人间的邪恶,但这部分人事的比例实在不应高估。

  许多好汉心里,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崇高的道德律令的,这些江湖人物的行事,更多地是为一己之恩怨情感所支配。

  这一切信息在水浒世界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九纹龙史进的故事中就已透出。史进最初在史家庄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无疑是与附近的少华山强人在立场上是相对的。所以跳涧虎陈达带领强人到史家庄借路,跟他扯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时,史进毫不买帐,出马便擒了陈达。但少华山其余两位头领朱武、杨春行了一条“苦计”,来史家庄跪请受缚,愿与陈达同死,史进受了感动,将他们都放了。但再接下来故事的演进就耐人寻味了:过了十数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使两个小喽罗,乘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史进)初时推却,次后寻思道:“既然好意送来,受之为当。”……又过半月有余,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掳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喽罗连夜送来史家庄上。史进受了,不在话下。

  又过了半月,史进寻思到:“也难得三个敬重我,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次日,叫庄客寻个裁缝,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裁成三领锦袄子;又拣肥羊,煮了三个,将大盒子盛了,委两个庄客去送。

  史进虽然单纯,但并不是弱智,他也该当明白,少华山三头领送他的金子和一串珠子,都是打劫来的。但他没有去想这些,或者认为根本不必要想这些,要紧的是他们是“好意”,是“难得敬重我”,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这就是梁山好汉乃至中国人的侠义观、道德观,重人情,遂至立场不分。因此豪侠的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的黑店里,一旦与张青结为兄弟,那就任由他们夫妇将做人肉包子的黑店开下去,不再过问干涉。同样,地方恶霸金眼彪施恩能凭几顿好酒好肉,就请武松平了蒋门神,替他夺回黑道地盘(参见“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金银话题”中“黑道攫财”一节),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更妙的是,任何版本的《水浒》,讲说这一段时,回目统统是:“施恩义夺快活林”。可这“义”字从何说起呢?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三国演义》关羽华容放曹那段的回目是:“关云长义释曹操”,这里的“义”字又是从何说起呢?

  答案很简单,是从个人的情感说起。《水浒》中是频繁地使用“义”字的,如仗义疏财,如聚义,如结义,等等。可这里的义都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正义”,而是指个人义气。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对《水浒》中的“义”剖析得很清楚:“义”字确实有“正”、“宜”、“善”的意思,如“义士”、“义举”、“见义勇为”等,但它还有一个相反的意思,那就是“假”,如义父、义兄、义足、义肢等。因此所谓的结义不是“结伙伸张正义”,而是说“结为义兄弟”,至于结为义兄弟以后干什么,那可就难说了,固然可能是同去伸张正义,但结伙为非作歹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如宋江发配江州时在揭阳镇先后遇到的混江龙李竣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儿张横等这群混世魔王。“聚义”的含义也不外如此,绝不是如某些人一厢情愿地理解得那样“聚而起义”,所以孔明、孔亮两个地主少爷因私忿杀了另一个地主后上山造反,书中也称为“聚义”。

  总之,水浒世界里轰轰烈烈的好汉故事里,真正的侠义精神,虽不能说没有,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少,推动这一幕幕江湖故事演出的,更多的是:

快意恩仇   

  “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

  这些都是在侠义小说中最容易见到的话,把它们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

  早在《史记·刺客列传》里,就可看到对“快意恩仇”的演绎,传中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为报恩慷慨赴死,为报仇亦慷慨赴死。他们惨烈的行动,固然有如荆轲刺秦王那样兼及力抗暴秦的天下公义的,但更多的是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游侠列传》中的大侠郭解,则“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

  到了唐传奇中,快意恩仇更是成了那些来去倏忽的侠士行侠的主要动力,或报主人之恩,或酬知己之情,或复家族之仇,演绎不尽的是个人恩仇,红线、昆仑奴、聂隐娘、古押衙、谢小娥、贾人妻……,莫不如此。

  《水浒传》也不例外。晁盖等为报宋江通风报信活命之恩,一在梁山扎稳了脚跟,就派刘唐给送去百两黄金;宋江为报坑陷之仇,江州法场上刚捡回一条命,就带众好汉攻破无为军,活捉活割了黄文炳;梁山好汉为报朱仝几番相助的情分,不惜使出辣手,派李逵劈死小衙内,强拉朱仝上山;石秀为报被冤屈之仇,怂恿杨雄将老婆潘巧云开膛破肚……水浒世界里,最能体现这种快意恩仇精神的是行者武松。他的人生行旅,几乎就是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为报兄长无辜被害之仇,诛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报施恩几顿好酒好肉之恩,醉打了蒋门神;为雪张都监倾陷之恨,鸳鸯楼连杀十五人,直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刀光血影里,武松俨然如一座威风凛凛的金甲的复仇之神。(在“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里,对此将细为分说,请参看)整个梁山大寨更是要讲究快意恩仇。除了要对宋江、朱仝、柴进等人先后报恩外,更不忘的是血腥报仇:只要是梁山好汉的对头,无论是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还是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只要庄园或城镇被破之日,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一定是不分良贱、满门尽灭!

  说到这里,也许列位看官中有的朋友已经从这“快意恩仇”中嗅出了阴冷的气息。对此加以深省,不能说没有必要。

  在鲁迅先生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頵以病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说的是,三国时期吴国有个叫朱朗的家伙,他的父亲是个专搞一些乌烟瘴气的不法勾当的道士,流窜到会稽郡一带,被乌伤县的县令陈頵抓住杀掉了。这朱朗暗中图谋替他那被正法的老爸报仇,一直没得到机会。等到陈頵病死,朱朗便刺杀了陈頵的儿子,而后逃到魏国。魏国听说了他“孝勇”的名声,便提拔他做了将官。

  对此,鲁迅先生写了一段按语,大加鞭挞,说按道理,一个人犯法该杀,那么其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报仇的义务,况且即使要报仇,也只应找正主,现在朱朗的父亲做了坏事被杀,死有余辜,而朱朗竟为了报仇杀了县令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博得了“孝勇”的好评,且受到提拔重用,充分暴露了国民性中丑陋的一面。

  的确,这件史事的结尾,让今人读了觉得恶心。

  但问题是,今人觉得恶心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却受到了赞美,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心中有一个近乎于天经地义的价值信条,那就是:快意恩仇。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有恩报恩,哪怕这恩人是个恶棍;有仇报仇,哪怕其曲在己,并且不惜滥杀无辜,而理性和良知,从来就是完全缺席的。

  如水浒世界里的青面兽杨志,被发配到大名府后,得到梁中书的赏识,因此列位看官便看到,梁中书要将自己搜刮来的金珠财宝即生辰纲送往东京蔡京处、请杨志押解护送时,好汉杨志是何等的替他的赃官“恩相”竭诚尽力。怪只怪他的运气太坏,遇到老谋深算的吴用,使他这个老江湖竟而栽了,没法交差,最后只得窜入山林。杨志的落草,实在是因此后报恩无门,且不得已而避祸,绝不是因他的觉悟提高了,要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这里不妨做个杀风景的假设,假设梁中书能“明察秋毫”,派人找到流荡江湖的杨志,对其温言劝慰,道些“生辰纲一事原委已尽知,皆系老都管等掣肘误事,闻君匿迹江湖,风波寒苦,不胜悬念,冀速归”之类,那么以杨志的“觉悟水平”,会不会感激涕零呢?哪位看官还能保证此后水泊梁山中照样还会有青面兽杨志这号人物?

  至于说到梁山好汉及整个梁山大寨的复仇,固然有诛锄邪恶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血腥屠戮带来的快意,便如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

  毫无疑问,复仇的杀戮会带来莫大的快感,即所谓“快意”。所以即使在《水浒》之后的武侠小说中,也常可以读到类似的情节,如民国时期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秀莲杀死武功高强的恶霸苗振山,殊无快意,“因为苗振山不过是一个恶霸,并非我的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慕白终于杀死了仇人黄骥北后,“痛快得他要发出狂笑来”;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要求金世遗只能助她复仇而不准替她复仇,仇人孟神通必须得死在她之手。又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弟子农夫听说当年重伤他的欧阳克已死,竟会勃然大怒,怪别人多事,使他不能亲手杀仇人。但若他一直没能力或没机会亲手复仇,那恶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他人又当如何?这却没兴致去考虑。同样,《飞狐外传》中的侠女袁紫衣,为了能对她那恶贯满盈的父亲凤天南快意恩仇,决定救他三次不死,以报生身之恩,然后再亲手杀死他,以报逼害母亲之仇。为了实现这计划,袁紫衣不惜在凤家祠堂外引走了正要杀凤天南的胡斐,导致钟阿四一家惨遭凤的报复而被杀害,但是侠女袁紫衣对钟阿四一家的惨死并无半点内疚,侠肝义胆的胡斐对袁并无半点责怪,素有香港“良知的灯塔”之称的作者金庸在叙事里对此也并无半点批判,读者对此也很少提出异议,这后面的三个“并无”和一个“很少”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它们说明具有悠久传统的快意恩仇对国民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它竟而会造成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

  也正因如此,水浒世界里,宋江攻破祝家庄后,一度要下令洗荡了祝家庄,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了。不过总算有曾得钟离老人之助的石秀求情,祝家庄数千人众,才终于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免遭尸横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梁山大军的刀斧下的厄运。

劫富济贫   

  说起梁山好汉的行事,人们最喜欢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替天行道”是飘扬在水泊梁山杏黄旗上的四个大字,似乎这便是梁山武装的本质。

  可什么是“替天行道”呢?

  书中并无解说。也许是代老天伸张正义?

  但梁山大寨中的众好汉似乎并不太信这个。他们上山的动机,主要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一种是待到朝廷招安,去边庭一刀一枪博功名,前者拿来吸引草莽英豪,后者用以劝诱庙堂将佐。至于纯出于大济苍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动机而上山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

  因此,在下对这“替天行道”,卑之无甚高论,倒是对“劫富济贫”,想说上两句。?

  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多次讲到了好汉的劫富济贫。

  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不需劫富而纯粹的济贫:如鲁达资助金氏父女,如宋江在郓城时,“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一种是没有济贫而纯粹的劫富:如智取生辰纲,如火并王伦后晁盖派人下山打劫客商(第二十回),如梁山人马攻破高唐州、华州、曾头市后,将金帛钱粮尽行装载上车,扬长而去;此外第三种情况就是劫富而又济贫:如宋江打破祝家庄后,本打算屠庄,被石秀劝转了性,反而各家赐粮米一石。(其实这点所为只是牛身上拔了根儿毛,梁山好汉破庄后“得粮五十万石”,而分给祝家庄五七百家佃户的不过每家一石,施舍了千分之一,但好赖也总算是济贫了);如攻破青州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认真地说,这只能叫赔偿损失);如攻陷东平府后,先是“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廒,装载粮米上车,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而后才“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这种济贫更是如九牛拔一毛,比祝家庄那段济贫还不如;再有就是打破东昌府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

  但不管这些具体的描写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心想把梁山人马说成是劫富济贫的仁义之师的,多少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并没有多少象在下这种不怕劳神的主儿,去钻具体情节。而这种对“梁山好汉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一前提想当然的预设和想当然的接受,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是在下所感兴趣的,要与列位看官探讨一下。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和接受,是因为劫富济贫历来就是下层民间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天马行空自掌正义的游侠看重劫富济贫,如《清稗类钞·义侠类》中提到的关东大盗白胜魁、周五等,都专劫富人,散赈无告贫民,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同样将此作为一项极重要的纲领,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天完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割富济贫”“杀富济贫”等等。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

  先看民国时期学者的分析。如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集中,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是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增加工业生产力。而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以及政治手段,来剥削一切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资本集中后,要添置设备,改良技术,个人消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古代富人没这个必要,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都用于个人享乐,所以财富都集中少数人的手里,并不是生产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把它分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所以,照萨先生这番分析,便可得出结论:劫富济贫是必要的、进步的。

  现在再看新政权建立后大陆学者对此的分析。如陈高华先生在《元史研究论稿》中论说道:“‘摧富益贫’口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平均财富,而且在于他明确强调要通过‘摧’即暴力的手段,达到平均财富的目的;而财富的平均,实际上便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摧富’就是用暴力剥夺富人即剥削者的财产,‘益贫’就是将所得的财产在穷苦的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在下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为富不仁。

  “为富不仁”出自《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照这句话的意思,“为富不仁”就不是说“为富可能不仁”,而是说“为富必然不仁”。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对待这种观念呢?

  是持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这富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对自己有恩,那么不妨认为此人富而且仁,至少不会一口咬定他一定不仁。而对那些和自己毫无瓜葛的富人,则在原则上默认他们十九是不仁,并对其有一种潜在的仇富心理。?

  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这双重标准的推行。凡是和好汉做对的财主,那就是不仁,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借粮”;而好汉成员中的阔人,如柴进、卢俊义、李应、晁盖等,那就都不妨假定是富而且仁的。

  其实前者当中可能确实有不仁之辈,如强赖去解珍、解宝兄弟打死的老虎并对他们加以陷害的毛太公。但也未必尽是如此,如祝家庄,书中就没说他们有何劣迹,但宋江却早就打了主意要去破庄抢粮;而梁山好汉中的那些阔人也未必就仁,如柴、卢、李等,他们对好汉级别的人物可能出手大方,“仗义疏财”,但这些人对他们的庄客、佃户来说是否真的就仁,就很难说了,至少可以肯定原揭阳镇的财主恶少穆弘、穆春兄弟,他们荼毒地方,是绝对不仁的,但也没见哪个好汉出头打劫他们的庄园来劫富济贫。

  也许,重要的还不是如何看待梁山好汉对“为富不仁”所持的双重标准,而是“为富不仁”这命题本身,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话题,如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它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是否富人都可以定性为剥削者?是否定为剥削阶级的人包括唐宗、宋祖、包拯、海瑞、李白、杜甫等一概可以斥为不仁?“仁”的标准又是什么?“为富不仁”为什么会为一般大众认同?它对国民心理产生了哪些影响?到了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又该如何看待这四个字呢?等等,等等,这些加起来,那就可以再写一本《漫话为富不仁》了,所以在下这里不可能统统予以解答,那就留给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去思考吧,对此如有何高见,还请不吝赐教。“匪魂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其它内容,且听下回分解。

前言

  上一篇里说到了“匪魂颂”中下层民众普遍推崇的义侠精神,说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说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到混乱的侠义观,说到游侠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劫富济贫,由这些可以看出,梁山好汉中固然有侠肝义胆的角色,他们的所为也确实有除暴安良的成分,但这并不是全部,相反,在水浒世界里,还有些和现代普遍的价值理性远不相融的内容,本篇就将对此继续分说。

失语的众生   

  水浒世界是个唯武是崇的世界,一个人是否拥有武技是决定其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梁山好汉中,关胜、林冲等有万夫不挡之勇,鲁智深、武松神武超凡,张顺水功入圣,花荣飞箭如神,时迁妙手空空,燕青相扑天下无对,这些都不必说,其他的梁山好汉中再不济的角色也得多少会抡几下刀棒,就连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这种纯粹的文职技术人员,书中也还特地说他们一个会“使枪弄棒,舞剑抡刀”,一个“亦会枪棒厮打”。吴用、公孙胜也不例外,第十四回中吴用能使铜链架开正在恶斗的刘唐、雷横的两把朴刀,公孙胜初到晁盖庄园外一出手便打翻十几个庄客。还有那宋江,书中在他一出场时便交代“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

  总之,在水浒世界里,武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武艺是万万不能的,武艺是冲州撞府、行走江湖、啸聚山林的通行证,也是进入好汉级别的身份证。一但进入好汉级别,就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就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就可以杀人越货开黑店而有道德上的豁免权。

  在好汉级别之下的,是些身手欠佳但也能横着膀子耍光棍儿的货色,书中唤作“泼皮”。他们在水浒世界里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这在下面还要专门分说。

  再往下,没有半点一技之长的,就是芸芸众生。

  这芸芸众生包括史家庄、晁家庄、柴家庄、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等数以千百计的庄客,包括店小二、歌女、车夫、船家之流,包括金翠莲父女、武大郎、何九叔之辈,他们的一切生死命运全掌握在别人之手,他们随时要被官府压榨,被泼皮欺凌,甚至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如在书中第六十六回里,先描画了北京大名府上元夜灯节的欢乐景象:“北京三五风光好,膏雨初晴春意早。银花火树不夜城,陆地拥出蓬莱岛。烛龙衔照夜光寒,人民歌舞欣时安。五凤羽扶双贝阙。六鳌背架三神山。红妆女立朱帘下,白面郎骑紫骝马。笙箫嘹亮入青云,月光清射鸳鸯瓦。翠云楼高侵碧天,嬉游来往多婵娟。灯球灿烂若锦绣,王孙公子真神仙。……”充满了诗情画意,真是一派欢乐祥和。

  但是,转瞬之间,恐怖来了!厄运来了!血雨腥风来了!梁山好汉来了!!

  好汉们为救卢俊义和石秀,冲入城中,四处放火,大开杀戒,“此时,北京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蹿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但见烟迷城市,火燎楼台。红光影里碎琉璃,黑焰丛中烧翡翠。……斑毛老子,猖狂燎尽白髭须;绿发儿郎,奔走不收华盖桑踏竹马的暗中刀枪,舞鲍老的难免刃槊。如花仕女,人丛中中金坠玉崩;玩景佳人,片时间星飞云散。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战争场!”一派惨烈恐怖!!

  这时城中的刽子手蔡福实在看不过眼了,对柴进说:“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于是,“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损失一半。”

  使这良宵之夜的大名府变成人间地狱的,不是赃官梁中书,不是泼皮牛二之流,他们都没有这个能量,有这个能量的是自诩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们。虽说为救人有不得已的成分,但从上面引述的内容来看,至少发兵时,就没想到要采取什么措施将波及无辜的程度降到最低,众好汉心中也没有不要伤害百姓的共识,(至于使卢俊义被陷害入狱,梁山好汉也有一份,这且不说了)如果不是连蔡福这种职业刽子手都看得心软了劝了一句,好汉们会不会满城尽屠呢?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此前宋江在终于攻破祝家庄后,就曾和吴用商议,要洗荡了全庄,亏得石秀求情,才没有使祝家庄提前演出大名府这一幕。

  其实在攻打祝家庄之前,宋江就已经有过一次屠戮无辜的“前科”。早在宋江在清风山时,为逼秦明入伙,就定计叫人扮作秦明,带人到青州城外大肆屠杀,“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

  山寨领袖人物如此,下面的好汉就更不必说。李逵江州劫法场时,两把板斧排头砍去,不知砍倒了多少百姓;武松鸳鸯楼十五命除了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该杀外,其余马夫、丫鬟、亲随等十二人全都是无辜冤魂。此外如张青、孙二娘、施恩、李竣李立、张横、穆弘、穆春这些黑道或准黑道人物,被他们欺凌压榨乃至做成人肉料理的芸芸众生更不知有多少,但是,没关系,他们照样还算好汉。

  梁山好汉也不是没有替众生伸冤的举动,如慷慨豪侠的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如勇武威猛的武二郎夜走蜈蚣岭,如九纹龙史进听了素不相识的画匠王义的哭诉,便愤然入华州城行刺贺太守。除了好汉个体,梁山大寨在书中其实也被描述成众生的守护神,如第七十一回中,最为一些研究者喜欢称引的一段话: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的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

  此外,书中也有数处说道,梁山大军攻破城池后,秋毫无犯,在山寨时,也不伤害过往客商,这些都说明,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本意确实是要将好汉们及梁山大寨描述成正面形象的。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如何去追究梁山好汉,而在于故事的讲述者何以一方面歌颂梁山好汉,一方面又毫不避讳地讲述他们诸多凌虐乃至残害众生的行径,这种叙事立场才是值得深究的。

  在下以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里,素有蔑视众生的传统。(西方历史文化是否如此,在下所知不多,不便妄议)如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以仗义疏财、礼贤下士闻于世,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曾赞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等“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认为他们可以看作是侠的鼻祖。但就是这位后世侠士的“不可谓不贤者”的老祖宗,《史记·孟尝君列传》又记载说,他途经赵国过某县时,就因当地人对他那不够威武的块儿头说笑了两句,便赫然震怒,一声令下,一群群门客跳下车来,虎狼出笼般直扑向围观人众,“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而去。”

  又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部将,大名鼎鼎的耿弇,《后汉书·耿弇列传》记载了他的光辉业绩是:“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

  但他们都没有因这些屠戮众生的暴行而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相反,从“未尝挫折”这类的字眼,看到的是须得仰视的笼罩着光环的英雄身影。

  有了这种悠久的传统,在六朝小说《燕丹子》中,就可以看到,燕太子丹是如何厚待荆轲的:荆轲说了句听说千里马的肝很好吃,燕太子丹立刻便杀了千里马,取出肝来烹调,荆轲赞了句那弹琴的美人的手真好看,过了片刻,美人的手便被装在盘子里呈了上来!在故事的讲述人眼里,燕太子丹是何等的礼贤下士、义薄云天啊!可是那不知姓名的美人的痛苦又有谁理睬,她的地位就相当于那千里马吧!

  同样,在唐传奇《无双传》里,也可以看到,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人。”

  随便再举个例子,在民国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里,侠客杨天池扶弱,一把梅花针撒出去,一瞬间便有五六百人中了梅花针,死于非命。

  在列位最熟悉的《三国演义》里,也可以看到,刘备为报个人的兄弟之仇,发动几十万大军伐吴,结果全军覆没。但是刘备的这一举动换来了包括现代学者在内的无数人的凭吊和赞扬,说刘备为给关羽复仇,不惜将江山社稷和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真是够义气,一个皇帝能做到这个份儿上,那还有什么说的?但是在下在这里想说的是,刘备头上那耀眼的义的光环,以及他那“崇高”的悲剧英雄形象,是用几十万条性命换来的,本来战争免不了死人,但问题是刘备的伐吴之战除了成全他的个人义气外,毫无意义,他的可笑的冲动导致数十万年轻的生命殉身火海,抛尸江边,难道这些人便没有兄弟?这些无声的众生、悲哀的众生啊,众生们的声音是永远听不到的,他们在历史中是真正的失语了,历史永远是英雄的历史,英雄的悲欢离合永远会有后世无数人关注、凭吊和传唱,但是小民的悲哀呢?他们在各种文化典籍里,被优雅地措辞为:“蚁民”。

  所以,在水浒世界里,一盘盘人肉包子都成了充满喜剧意味的可笑的布景,宋江在青州城外的屠杀、吴用命李逵砍开四岁的小衙内的脑袋的毒辣、李逵两把板斧排头砍去的凶残都无损于他们好汉的身价,一切都被当成了英雄事业的需要,一切都可笑地被原谅了,一切都事先被豁免了,即使梁山大军受招安后扮演吊民伐罪的角色南征方腊时,仍可以看到,因为“革命需要”,“石秀、阮小七来到江边,杀了一家老小,夺得一只快船”(第一百十二回),在好汉的眼中,在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心中,(在几百年来接受者的观念里?)一家老小的性命又算什么?也值得去计较?

  但也不是没有人去计较,在《三国演义》里可以找到一处难得的笔墨,在第九十回里,诸葛亮南征孟获,设伏火烧藤甲军时,书中说到:满谷中火光乱舞,但逢藤甲,无有不着。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

  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

  读了这一段,在下也一样感叹不荆诸葛亮本是有很多理由开脱自己的,如是为了兴汉灭曹的正义事业平定后方,如是战争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如对方是未受中原礼教沐化的蛮夷,等等,甚至他根本不必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解释,因为这是战争,没有人会和他计较这些,相反,有的是人会愿意从军事的角度、审美的角度欣赏他此役的用兵如神。但是诸葛亮没为自己做任何开脱,虽是战争需要不得已而消灭了敌对部族,但面对一个个惨死的生命,他的心灵仍然受到了拷问。这不是妇人之仁,这是真正的吉光片羽的人道胸怀,只可惜这诸葛亮式的沉重叹息,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中真是太少太少了。

  在许许多多的人眼中、心中,历史永远是各色英雄活跃演出的舞台,英雄的生命和众生的生命永远不会等值。这一点,在演绎英雄故事的《水浒》中,已有了太为充分的展示。

附论:水浒世界中的泼皮   

  水浒世界里除了官府、好汉、众生以外,还活跃着一群特殊货色:泼皮。

  他们包括在相国寺被鲁智深踢下粪窖的过街鼠张三、青草蛇李四,包括被杨志卖刀时解决了的没毛大虫牛二,包括曾领人围殴杨雄的踢杀羊张保,另外被鲁达毙了的镇关西也可算一个,他们或有业或无业,但有一些共通之处:首先,他们多有绰号。这一点不要小看,有了绰号,就表示和众生不在一个层次上,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老实巴交的店小二或寻常庄客会自称什么“镇山太岁”“穿街大虫”?绰号,某种意义上就是能在江湖里混的身份证;第二,他们都为非作歹,欺凌弱小,绝非良善之辈;第三,他们都是有特殊能量的滚刀肉。张三、李四对鲁智深汇报说,他们一伙泼皮靠赌博讨钱为生,此外还拿大相国寺的菜园当衣食饭碗,“大相国寺里几番使钱,要奈何我们不得”。大相国寺“使钱”想来不会是去请武林高手,很有可能是指收买官府,但官府也拿泼皮们没辙。所以后文又冒出个没毛大虫牛二,“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在天子脚下都能照样横行,也因此杨志杀牛二才得到官府同情,存心给他从轻发落。同样,踢杀羊张保领着的一帮围殴杨雄的破落户汉子,也是“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

  泼皮其实就是流氓、无赖,他们和官府、和众生的关系都很差,但和好汉的关系却很微妙。

  他们有可能是好汉修理的对象,如踢杀羊张保等无赖被石秀打得东倒西歪;但他们也有可能和好汉结交,如曾祸害相国寺菜园的众泼皮,高俅差人来捉鲁智深时,就是这一伙泼皮通风报信,鲁智深才及时拔脚走人,没有受到高俅的算计。此外,泼皮之与好汉,还有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什么,不妨以牛二为例:牛二出场,只有一次,在第十二回里。这厮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专在街上行凶,撒泼,撞闹。杨志卖刀,受其百般凌辱,终于忍无可忍,手起一刀,嗓根上搠个正着,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结果了这条没毛大虫的性命。

  这个故事在水浒世界里上演后,牛二的无赖便在人心中扎下了根。这种无赖,凌暴一方,似乎理所当然地是梁山好汉“修理”的对象,所以杨志的为民除害,也似乎是这个故事唯一合理的结局。

  可是一天忽然想到,故事可不可以有另种结局呢?

  比如,牛二不是只会些撒泼、无赖的手段,而是武艺精熟呢?那很可能便是:二人斗了片时,无分高下,心中暗地喝彩,牛二喝声“且妆,跳出圈外:“那汉,怎恁地好手段,可通姓名!”“洒家青面兽杨志便是!”“啊也!原是杨制使!”牛二扑翻身便拜,杨志慌忙答礼:“壮士休恁多礼。”……而后呢?二人同寻一等去处,饮酒,结交,并极有可能结拜。再往后,便是临别牛二以盘缠相赠,至于这盘缠银两是否为诈害良民所得却不必计较。再而后呢?便是牛二依如故我,继续在此横行不法,便如武松离了十字坡,张青、孙二娘照开黑店、照卖人肉包子一样。最后,说不定因了这份交情,牛二也上了梁山,杀官造反,替天行道,(成了农民起义的骨干?)受招安,平四寇,修成正果。

  或者,牛二纵然手段不强,但恰好运气不坏,杨志“修理”他时手中无刀,只一味饱以老拳,正这时,一个认识双方的好汉到场,慌忙劝住杨志,对牛二道:“这个便是……”于是牛二扑翻身便拜,后面的结果便大同小异。

  这样的故事,在水浒世界里,是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

  所以,泼皮牛二居然可能成为梁山好汉,乍一听,滑天下之大稽,还有污蔑农民起义之嫌,其实未必。

  牛二与梁山好汉,实多有相通之处:牛二有绰号──“没毛大虫”,绰号往往便是江湖人物的标志,便如梁山好汉有“母大虫”、“病大虫”,而只有江湖人物或江湖人物化了的军官、僧道、财主,才有资格成为好汉,纯粹的农民(书中称为“村蠢的乡夫”)或市民如寻常店小二之流则不够格;再有,牛二的出场,在杨志眼中看来是:“远远地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先声夺人。而宋江眼中李逵的出场是:“(戴宗)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何其相似也!牛二的身体素质也具备了做好汉的条件;再论出身,牛二是泼皮破落户,这个似不好,高俅便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泼皮”也不是好称呼,即无赖、小流氓是也,但是梁山好汉又何尝没有这等人物,例如参加智取生辰纲的白胜,便是“闲汉”、“赌客”,正是泼皮一流。又如第六十一回,活阎罗阮小七捉拿玉麒麟卢俊义时,持篙立于船头,唱山歌道:“乾坤生我泼皮身,赋性从来要杀人。……”好汉亦以泼皮自居;当然以上三点还都是表面现象,那就再看最后一点,看为人行径:书中说到宋江、李逵等初识后一道饮酒,一歌女──属被凌辱与被损害的阶级──前来卖唱,方唱几句,李逵跳将起来,将歌女打昏;吴用到大名府设计坑陷卢俊义,李逵随同前往,客店中店小二烧火稍迟,被李逵一拳打得吐血。即使是杨志这样军官出身的人物,在第十七回中,也在酒店里用过饭后不给钱便开路,并打翻来讨帐的酒店后生。至于小霸王周通的强抢民女更不必说。这些行径,似乎并不比牛二高明。

  其实梁山人物更有恶过牛二者,《水浒传》第三十六、三十七回里,现摆着两个黑道人物、恶霸典型:穆弘、穆春兄弟。走江湖的好汉“病大虫”薛永来揭阳镇卖艺,只因未先拜见穆氏兄弟,镇上人便得了穆春禁令,不得赏助薛永。宋江不知底细,赏银五两,穆春凶神恶煞般上来便打,被薛永一交攧翻,又补了一脚。结果大祸从天而降,宋、薛欲饮酒,无酒家敢卖,若卖,“把我这店子打得粉碎”,欲投宿,无客店敢收留,偌大的揭阳镇完全被穆氏淫威笼罩。夜里宋江为逃避穆氏兄弟的追杀,又上演了一幕极为恐怖的逃亡,薛永则已被穆春带人捉住,“尽力气打了一顿,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明日送去江边,捆做一块,抛在江里,出那口鸟气。”为报私仇,公堂私设到了都头家里,且肆无忌惮地欲将人投入江中害死,这份勾连官府草菅人命的魄力,又岂是牛二这等寻常泼皮可及?说起荼毒地方,牛二那两下三脚猫的泼皮手段,又何足道哉?

  然而可有哪个好汉出来,为民除害,宰了这比牛二更大号规格的恶霸?

  没有。水浒世界里的结果,是经黑道人物李俊等说合,被穆氏兄弟追杀的宋江有惊无险,化敌为友,住进了穆家庄。临行,穆氏兄弟送了金银,“洒泪而别”。再后来,穆氏兄弟上了梁山,做好汉,受招安,平四寇。征方腊而归后,穆弘病死,没捞到一官半职,穆春活着回来了,和其他偏将一道,授武奕郎、都头领。杀人放火受招安,再做官,修成正果。

  所以,牛二的被杀,实在是因他的运气坏,否则,谁说水泊梁山一定不能有第一百○九条好汉没毛大虫牛二呢?

三打祝家庄的背后   

  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说道:“要讨论《水浒》的所谓反政府主题,就必须把好汉个人与梁山好汉的整体区分开来,这一区分极端重要。单个的好汉恪守英雄信条,然而整个梁山好汉群,则奉行一种行帮道德。”

  什么叫“行帮道德”?行帮道德也可以称为帮派意识,它纯以个人及个人所属的集团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符合自己集团帮派利益的就是正确的,而且为实现这种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和自己帮派集团利益相冲突的,那就是错误的,而且为消灭这种错误,也可以不择手段。

  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信奉推行的就是行帮道德。这里不妨以梁山大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三打祝家庄。

  说到三打祝家庄,列位看官想必非常熟悉,几百年来人们几乎一直将它当作梁山好汉除暴安良的经典的侠义之举,还有些现代研究者将它当作农民起义军镇压地主武装的典范事例。

  说祝家庄是地主武装,这也不能说不对,但问题是水浒世界里的地主武装多的是,梁山好汉中的晁盖、柴进、李应、史进、穆弘穆春兄弟、孔明孔亮兄弟等等,哪一个没经营过地主武装?他们怎么就没给形容成反动势力?

  例如,《水浒》开篇第二回便说到,九纹龙史进在史家庄做地主大少爷时,听说附近少华山上聚集着一伙强人,就有声有色地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并成功地击败了少华山强人跳涧虎陈达的来犯,这与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联防自保以对付梁山强人又有什么区别?在官兵不能确保地方安全的情况下,地方组织自卫武装又有何不可?在水泊梁山几度大举进攻祝家庄时,可并没见有半个官兵来救援。同样道理,如果最初桃花庄的刘太公也有类似的准备,何至于被小霸王周通这路货色黄鼠狼钻鸡窝,来强行做上门女婿?又何需劳动花和尚鲁智深的一对老拳?再则说,若进行阶级分析,刘太公也应算地主吧,那么鲁智深替他出头拳打“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周通一事又该如何定性呢?

  话头回到祝家庄,书中说到祝家庄有什么为非作歹的行径,比如倚势凌弱打劫客商骚扰邻庄的劣迹了吗?没有。要说劣迹昭彰,要说荼毒地方、草菅人命,祝家庄又如何能望梁山好汉中当年经营穆家庄的穆弘、穆春兄弟的项背?同样,杨雄、石秀、时迁在祝家庄吃饭的小客店,也规规矩矩,店小二老实和气,没有象张青、孙二娘以及梁山脚下朱贵的黑店一样,经营烹宰加工人肉的业务。至于宋江攻下祝家庄后要下令将全庄数百家通统洗荡了,用心之残暴更是远非祝家庄可比。

  但战事还是起来了。明明是时迁等因偷鸡而启衅,打着梁山的招牌骚扰村民,放火烧店,又杀伤了不少庄客,水泊梁山竟还大兴问罪之师,出动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杀奔祝家庄去讨公道,这公道又何在?!难怪夏志清先生认为,梁山人马平毁祝家庄,“只能说明他们的暴虐和贪婪”。海外学者马幼垣先生在《水浒论衡》中更对此情节刻薄地讥讽道:“这和三十年代日军驻华部队随时找小事件为藉口以谋扩张势力范围,有何分别?”

  把数百年来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和侵华日军扯到一起,这话让人听着实在别扭。但可惜的是,这是事实。梁山大军大举进犯祝家庄的真实动机,其实大寨的二把手宋江已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

  列位看官听听,仅仅是听得有人说“要和俺山寨敌对”,就动了杀机,仅仅是对方捕拿了一个骚扰村民的偷鸡贼,就要“便起军马去,就洗荡了那个村坊”,这到底是谁在吹毛求疵?三打祝家庄的真实动机,说到底,还是那“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是要为山寨打劫钱粮,猛捞一票。

  此外,还有一层没有明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祝、扈、李三庄联防武装,就盘踞在梁山脚下,成为水泊梁山扩充势力范围的严重障碍,总不能让梁山大军每次出动时都绕道而行吧?或者也和他们讲几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借道?这样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样的几只拦路虎不平掉,大寨的威风体面何在?因此灭祝、扈、李三庄那只是早晚的事儿,时迁这个偷鸡的毛贼闯祸,正好适逢其会,吹响了梁山大军扩张势力实现宿愿的出征号角。

  水浒世界里,充分体现这种行帮道德的行动,远不只三打祝家庄一件。

  随便再举个例子,比如梁山大军进犯东平府。水泊梁山以前扫荡祝家庄,好赖还找了个借口,而这次汹汹来犯,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为了解决宋江、卢俊义谁当山寨一把手这一政治难题,便由二人各领一支人马分别攻打东平府、东昌府,完全视两座城池的生命财产为儿戏。

  宋江统领的一路攻打的是东平府。这一战虽碰到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强劲对手双枪将董平,但战事还是有惊无险,将城池顺利拿下。关键就在于董平因向太守程万里求亲不遂而怀恨在心,竟在被梁山人马俘获后屈膝事敌,马上倒戈。这“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掉转枪头后,赚开城门,杀入城中,直扑衙门,将程万里的女儿夺到手后,再将其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后来位列梁山五虎上将的董平的行事,其卑劣无耻,简直令人发指,统兵将帅如真是要“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这种货色首先就该推出斩首。

  然而,根本就没这一说。也许是因为董平事敌倒戈时已为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据董平讲:“程万里那厮,原是童贯门下门馆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但既如此说,当初又何必定要纠缠“那厮”做自己的老丈?再说,是童贯门下的门馆先生就一定会害民就一定该杀?梁山好汉受招安后,圣手书生萧让不也被大奸臣蔡京调去府中听用了,这又该怎么说?

  书中并没说程万里有任何劣迹。相反,战事前,宋江派郁保四、王定六二好汉来下战书,董平凶性发作,二话不说,就要将二人推出斩首。这当口,倒是程万里劝阻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两条好汉才捡回了性命。二人被董平命人打得皮开肉绽后回到军中,向宋江哭骂,骂的也只是“董平那厮无礼”。仅由这一桩事,列位看官想必也能看出,程万里和董平二人,到底谁更讲道理、谁的为人相对正直一些。

  但是梁山大寨哪有兴趣如在下这般计较这些鸡零狗碎,董平虽人品卑劣,但武艺一流,对水泊梁山这个准帮会武装大有用处,宋江自然一见便爱,要竭力网罗。而说到程万里,那就得另当别论了,他的为人虽无大过,说起来对梁山郁、王两位来下书的好汉还有活命之恩,但问题是他对唯武是尚的梁山大寨毫无用处,难道值当的为他和新入伙的一级战将董平翻脸?更何况杀了程万里反而有一桩妙处,那就是可以将他打作反动人物,然后,再由宋江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至于府库中的金银财帛粮米,宋江已先命人全部取出运上了山),并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无端启衅饱掠府库的梁山大军藉着程万里的人头一下子便成了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真是妙极,这样的买卖实在是太合算啦!

  这些就是梁山好汉的行事,这些就是梁山大寨的“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也许有必要探究一下,何以水浒世界里的好汉一再推行行帮道德。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很有启示意义。《中国流民》一书认为,《水浒传》反映的其实并不是农民阶级的理想和意识,它展示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浪荡底层的游民的价值理想。而游民的性格天生便有多种两面性,如一方面慷慨重义,一方面为非作歹;一方面散漫无羁,一方面又易产生极强烈的帮派意识。这里要说的是游民的帮派意识:游民大多无家无业,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他们不能象士农工商那样,以血缘、地缘、业缘而构成集团,在他们风餐露宿、饱受歧视的人生行旅中,只能靠结拜、拉帮结伙来互相提携,求得发展。他们在社会上是孤立的,但越孤立越增强了帮派的凝聚力,使其帮派意识越强。接下来,书中以《水浒》为例,对帮派意识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帮派意识有着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影响他们正确判断极普通的是非曲直。它表现在一切皆以自己帮派为标准,认为自己的帮派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帮派中的成员习惯于做单线思考,从道德上说,自以为是,从力量上说,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

  书中说道,例如《水浒》中写了许多剪径打劫、杀人放火的绿林豪强,但只对与梁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加以肯定,对于其它山头,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王庆、田虎等等都持否定态度,其根子在于他们与说书人所肯定的梁山不属于一个系统。“另外在《水浒》前七十回中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梁山上的天罡、地煞的态度为界线,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帮派意识。”如为了让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上山,梁山设计之阴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统治者。而秦明、卢俊义等人上梁山后对梁山头领设计的使他们倾家荡产的阴谋并无强烈反感,似乎只要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分析真可说是一针见血。梁山好汉上山前,确实有些人真诚地信奉并推行英雄信条,散发着热血担当的侠义精神,而一旦他们上山后,融入了由军官、财主、贵族、官吏、道士、书生、猎户、渔民、马贼、黑道人物、鼠窃狗偷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组成的鱼龙混杂的大帮会武装,他们个人的英雄色彩就消亡殆尽,个人绝对服从帮会意志,甚至这种帮会意志带有邪恶倾向时,也完全服从。

  所以,正如夏志清先生的《导论》一书所说的那样,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由此可见,一部《水浒》就是行帮道德压倒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

活割黄文炳   

  在《水浒》第七十三回中说到,李逵闹东京后,和燕青回返,途中歇宿到狄太公庄上。听说太公女儿房中闹鬼,李逵便冒充法师,骗了酒肉狂吃一顿,而后闯入闺房,一斧砍死了那个装神弄鬼的后生,又将太公女儿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接下来,只见:(李逵)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尸首相并。李逵道:“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大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李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

  将人砍死后,还要剁着血淋淋的尸体来助消化,来娱乐,次日还强逼狄太公酒食相谢,这李逵可说毫无人性。李逵如此作为,和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还不完全一样,后者起码在最初是被道德义愤驱上行动之路的,而李逵作践人尸体,却并不是出于对通奸二人的道德义愤,而是消遣娱乐,是赤裸裸的嗜血、野蛮、残暴。而故事的讲述人便如李逵的哥们儿一样,说起这事津津乐道,趣味盎然。

  其实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已是不止一次讲述这类血腥行径了,如杨雄在翠屏山处置潘巧云,“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然后扬长而去。

  此外,如武松的鸳鸯楼十五命,如清风山的燕顺等人挖人心做酸辣醒酒汤,如李逵的活割黄文炳,等等,都是。书中细述了李逵炮制黄文炳的过程,“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偌大的活人,绑在那里,如享用生鱼片般血淋淋边割边吃,在下不知若是列位看官身当其境会有何观感。

  说到这,也许会有哪位朋友提出异议,说这黄文炳本就是个反动人物,阴险小人,本就该死,你替这厮叫甚么屈?

  是吗?如果这样说,在下倒要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黄文炳是否真的该死?

  黄文炳人品是极差,说他是阴险小人,也是事实,但问题是,他身为一个官府中人,发现有人公然在饮食营业场所题反诗,并且叫嚣要“血染浔阳江口”时,是否有义务向当地官府报告并穷究到底清除隐患?这个问题古人便有争议,多数是不认可黄的为人,但认可他的作法。那么今天这个问题该怎样看,在下不做答案,请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思考;第二个问题是:就算黄文炳真是的该死,是否就该被如此残酷地活剐?

  如果说“是”,那么在下就提第三个问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行使残忍的手段?

  如果有哪位朋友还说“是”,那么在下便提第四个问题:请问,什么是高尚?是上天厘定的一个放之四海的先验的准则,还是是非由人自定?事实上,古往今来无数光天化日下的暴行有哪些不是在“高尚”的旗号下进行的?为了皇帝万岁,为了日尔曼民族的纯洁,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了革命,为了保卫伟大领袖,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只要目的是神圣的,手段的卑劣和残忍就都不成其为卑劣和残忍,就都是必要的,这样的逻辑,在人类的历史中带来的灾难难道不比单纯鼓吹暴力的强盗逻辑远为巨大和可怕?

  而且,水浒世界里的很多血腥气冲鼻的行为,连追求正义的幌子都没有,完全是为蛮荒的嗜血心理所驱使,如本节开头提到的李逵的所为。

  这样的情节,也不是《水浒》的专利,如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豪气冲天地将仇人心肝切了以后生吃了下酒,如清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中说到如何享用人脑:就是将早已打就的一支铜管伸入人脑,骨嘟嘟一吸,便如今日喝酸奶一般,将脑髓吸进肚里。

  列位看官不要把这些都当作小说家言,实际上,中华民族确实有悠久的吃人历史以及虐杀传统。

  首先,翻检史书,可以开出一长列吃人的名人清单:如春秋时雄才大略的齐桓公,吃了红案大厨易牙先生烹制的婴儿肉,对这位将自己儿子烧成大菜的厨子提出了表扬;如汉高祖刘邦,将开国功臣勇将彭越杀了后,把他剁成肉酱“分赐诸侯”;如后赵石邃发明了一道大菜,以美女肉与牛羊肉合而烹之;如隋炀帝在一次朝会上把一个不听呵(he)的大臣,烧成一道大菜,分给百官;如明代太监高寀为使阳道复生,吃小儿脑千余;……除了这些身居高位者的“精致”吃法,因战乱饥谨而导致的大规模的吃人更是史不绝书,正如鲁迅先生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除了吃人,中国历史上更有种种名目繁多的虐杀,如车裂,如凌迟,如腰斩,如抽肠,如剥皮,如点天灯,如汉高祖的吕后将戚夫人弄成了人彘,如前秦时的苻洪剥了人面皮后仍让人歌舞,如明代朱棣攻陷南京后疯狗一般地用剥皮术、轮奸术残害建文帝旧臣及亲族,如张献忠大掠湖北、四川时剁下人手足堆积如山,等等,这些内容在下实在不便做稍细致一点的描述,如果这样做了,说不定就会有哪位朋友吃不下饭。

  说到这里,想起了过去偶然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作家梁晓声的自叙传《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书中说到文革时,一伙造反派将对方势力的一个成员扔进了滚热的沥青锅里,被害者的亲人子女在旁急得用手伸到锅里,一捧一捧地往外捞沥青;还有一本是美国亨利·莫尔上校的《越战纪实--女人·战争的受害者》,看这本书的时候,简直如在人间地狱,我并不是说书中描写得如人间地狱(当然事实也是如此),我是说我自己当时便如在地狱中,压抑得透不过气,放下书,如梦游般走到室外,好半天才恢复清醒。

  前一本书说明虐杀的传统并没有随历史而远去,后一本书说明,人性中自有凶残与狞恶,非独中国为然。

  所以问题不在于故事的叙述里有没有嗜血凶残的内容,这本就是人性的真实,而在于以何种立场来叙述,有没有反剩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尤其后一本对此做了比较深刻的反剩中国古人也不是没有对此反省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吕后本纪》写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帝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正如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尽管司马迁对吕后残害行为的描写颇为客观,但当他写到吕后的儿子的强烈的反感时,已对吕后做了永久的判决。《史记》肯定文明事业;而《水浒》在对英雄们采取的野蛮报复行为大加赞赏时,却并不是肯定文明。”

  不要怪夏志清先生喝多了洋墨水就回过头来挑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的理,实在是因为一部《水浒》中,值得我们今人深刻反省的内容是太多太多了。

余论   

  从在下这两篇的分析来看,如果通读《水浒》的文本,就会发现,水浒世界里梁山好汉的行事有相当数量是经不起道德理性的审视的,但问题是几百年来,梁山好汉在民众心中却一直是被赞美对象,是英雄侠义的化身,原因何在?

  这一方面,如上所述,可以归因于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价值缺陷如快意恩仇、蔑视众生等造成的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另一方面,与《水浒》一书的叙事顺序也不无关系,《水浒》一开始通过讲述王进与高俅的故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上层,使人们一开始心中便形成一个判断:天下混乱的根源在于高俅这类身居高位的小人,错在朝廷,而不在江湖,接下来书中开头出场的几个人物,又确实都是可爱、可敬或可悯的汉子,如单纯重义的九纹龙史进,如慷慨豪侠诛锄人间邪恶的鲁智深,如无辜善良而被迫害的林冲,他们尤其是鲁达、林冲两位的故事,都是重头戏,在一部《水浒》中分量极重,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人们会有意无意地认为梁山好汉都是这类除暴安良或逼上梁山的人物。接下来书中又演绎了智取生辰纲一段,由于这场行动一开始便将好汉的对手梁中书和官军定为不义的一方,它也便具有了某种正义色彩(在下对好汉们这次通过打劫官府的不义之财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绿林行动也是比较欣赏的,只是反对将它“升华”得过高的评价),而行动的参与者吴用的机智和阮氏兄弟的快人快语、热血担当也都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会无形中影响人们对整部书后面内容的总体判断,很早就将同情赞美放在了梁山好汉这一边。

  再有,全书结尾写的是众好汉受招安后抵抗外侮,吊民伐罪,这都是正面内容,而征方腊时众多勇武的好汉如风扫落叶般凋零殆尽的悲剧结局,无疑也引起了读者深深的伤悼与悲悯。

  这样看来,一部《水浒》,它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正面内容,而现代心理学研究又恰恰指出,在对一个事件的叙述中,开头和结尾对人的记忆和判断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人们阅读按上述顺序来叙事的整部《水浒》时,自然而然地忽略了一些本不该忽略的问题。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水浒》的叙事顺序不是如现有的这种安排,而是把第三十六至第三十八回宋江发配江州遇到那群为非作歹鱼肉众生的好汉的情节放在全书的开头或结尾,人们对整部《水浒》又会是何观感呢?

  但无论怎样,一部《水浒》,几百年来对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产生了绝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所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层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其实受《水浒传》影响的不仅仅是绿林豪杰,它的影响面要远为广远:如饥寒交迫的农民为求生存抵抗黑暗官府的反叛从《水浒》中汲取了力量。如明末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如星火燎原席卷整个帝国,官府疲于奔命镇压,他们捕杀了一个又一个自号“宋江”、“燕青”、“雷横”“一丈青”的义军头领,又不得不目瞪口呆地面对雨后林间的蘑菇般冒出的一个又一个的“贼首宋江”“贼首柴进”;如下层士卒为抵抗异族侵略为国奋战时曾从中汲取力量,据传聂荣臻将军就曾以梁山好汉为榜样,号召带领游击队在梁山脚下痛击日军,除了这一支游击队,在当时中国辽阔的大地上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千千万万的朴实勇敢的下层士卒中,也许会有不知多少人心头闪过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的身影;如现代革命的风云人物曾从《水浒》中汲取过力量。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有些人提出利用当教员来影响后几代,而时年二十四岁的毛泽东的回答是:“学梁山泊好汉。”

  但上面所说的只是《水浒》的影响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正如陈宝良先生在《中国流氓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明清以降的土匪、流氓也同样深受《水浒传》的影响,如明末土匪余士藻,自号“靖海天王”,手下有李肃七、李肃十等同党,分称“十二天王”、“十八罗汉”、“二十四天罡”、“三十六地煞”,“焚杀淫掠,殆无虚日”;明代南京的流氓,也立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残害百姓。

  此外,还有受《水浒传》影响极深的会党等秘密社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更是难以一言褒贬。

  要之,《水浒》是一部功罪相半的文学、文化经典,它的内涵极为深邃复杂,它的影响(正面的、负面的)至为深刻广远,因此,目今当此大时代之转折点,以理性之眼重新解读审视《水浒》精神,探讨了解中国旧有之文化心理、国民性格,以期重建现代之新文化、新精神,也许自有其不可轻忽的意义吧?

  当然,在下这里所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

妖女与魔女

  很早以前就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水浒》的作者,一定是与姓潘的有仇,要不《水浒传》里两个姓潘的女人潘金莲和潘巧云怎么都是淫妇而且还不得好死?

  这话十九是开玩笑,但它也说出了一定道理,即《水浒传》对女性有一种特殊的仇视。

  说“特殊”,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是个男权社会,在现实的伦常生活中,妇女的地位的确是很低,但在文学作品中,又是另外一种情形。实际上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起,就一直待女性不薄,在文学世界里出现了许多可敬、可爱甚至可崇拜的女性,如《西厢记》,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才子佳人小说,如《红楼梦》,尤其是《红楼梦》中的钗、黛、湘云等更是不知颠倒了多少男性。即使是文学作品中金戈铁马的尚武的世界,仍可以有女性大显身手,例如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例如杨家将系列故事里的杨门女将,可说占尽了镜头,无限风光。也有确实不怎么提女性的,如《说岳》、《说唐》,如《三国演义》,但也仅仅是不怎么提而已,对提到的不多的几位女性,如岳母,如徐庶的母亲,如貂蝉,如二乔,还可能多少有些敬意。而象《水浒》这样专门提了又费大力气去丑化的,可说是极少。

  在下以为,水浒世界里的女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妖女,一类是魔女,一类是无面目女性。

  妖女是那些美而不好的女性,如毒死武大郎的潘金莲,如私通裴如海的潘巧云,如私通管家并陷害卢俊义的贾氏,如给宋江带绿头巾的阎婆惜,如卖俏行凶的白秀英,如陷害史进的妓女李瑞兰,等等,等等,这些女人大都薄有姿色,但一个个全都是桃红陷阱,不知陷翻了多少好汉;魔女是“好”而不美的女性。说“好”,是指可以进入好汉级别,能在水泊梁山大寨中坐一把交椅,说“不美”,那就很简单了,是指如注射了极大量的雄性激素,女性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一概全无。水浒世界里就出现了两个此方面的“光辉”典范: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一个是母大虫顾大嫂。只见那孙二娘: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坌(按:通‘笨’)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

  再看那顾大嫂: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有时怒起,提井栓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真是一时瑜亮。有人说《水浒传》让妇女成了跟男子一样的英雄好汉,所以它的妇女观是进步的,不知列位看官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在下是一看这话就想笑:那么,就请发明此高论者将孙二娘、顾大嫂这种规格的女英雄娶进家门何如?他肯干吗?这不是抬杠,因为如果说是要娶穆桂英、樊梨花式的女英雄,大概没有哪位会有意见,但要说到孙、顾这种女英雄,那还是离远点儿好。如果妇女观的进步要通过这种把女性异化成魔女的方式来实现,那也还是不进步的好。再则说,“让妇女成了跟男子一样的英雄好汉”这话也要看怎么说,孙二娘这样的人物能否算英雄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从现代的法律观念来看,潘巧云罪不至死,倒是孙二娘不知麻翻了多少客商做成人肉包子,这样的人才应该送上刑场,只不过水浒世界里奉行的是江湖道德而不是法制观念,二人的命运才完全颠倒了过来。

  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无面目女性。如为赔偿损失而嫁给霹雳火秦明的花荣的妹子,人们或许可以从她的文秀的哥哥花荣来推断,她大概容貌和品德都不错,说不定还是上选,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实情如何,不得而知。此外立地太岁阮小二、扑天雕李应、金枪手徐宁有家小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书中明确写到了她们,梁山好汉中虽然光棍居多,但也还有些人尤其那些原官军将领是有家眷的,她们被搬上山后,从不露面,《水浒》也无兴趣讲述她们和丈夫的卿卿我我,这些女性所起的作用,大概就相当于后勤人员吧?

  无面目女性中还一类,就是梁山好汉对头的家眷。这些女性处理起来就更简单了,那就是无论她们有无过恶,只要丈夫所守的城池或庄园被打破,那就是末日来临:或者如祝家庄覆灭前,“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或者由水浒故事的讲述者道一句“将′′′一家老小满门良贱尽斩于市”便了帐,用不着多花心思照看这些一个大钱也不值的妇人的命运。

  除了上述三大类以外,此外还有王婆和阎婆这两个比较活跃的老年女性角色,至于她们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就不用在下多说了吧?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哪位朋友不服,说“《水浒》里也不见得就没象样的女人吧?比如林冲的娘子可说美而又贤,扈三娘漂亮而又英武,再有那个被鲁智深救了的金翠莲心肠也不坏,知道感恩图报,这又怎么说?”

  对此,在下想说的是,金翠莲是不坏,但她地位低下,她的幸福(而且还只是做人外室的幸福)全出于好汉的恩赐,属于卑微的众生阶层,毫无独立人格可言,根本就不是能跟男性平起平坐的角色;林冲娘子的确是美而又贤,但她的花容玉貌却是惹祸的根由,夏志清先生认为林冲发配上路前写下休书是“下意识地责备妻子为他带来这许多麻烦”,这也许是一种过度诠释,但将林冲故事放在水浒世界这一大“语境”来看,说林冲娘子的美貌客观上给好汉林冲带来了麻烦,也还是说得通的。

  现在再说这扈三娘。说到这位梁山女将,在下倒的确有很多话,要与列位看官分说。

扈三娘的婚事与座次    

  扈三娘英武而又漂亮,这都没问题,但水浒世界赋予她的命运却大成问题。

  扈三娘原是扈家庄千金小姐,她的原许配对象祝彪也年轻勇武,她原本的人生命运,套用一句现代的文艺词儿来说,充满了玫瑰色。谁知造化弄人,三庄联防竟会被各个击破,祝家庄主满门尽灭,她本人被俘,一门老幼又被李逵两把板斧砍瓜切菜般杀了个一干二净,只跑了哥哥扈成。身遭如此灭家惨痛,却又被梁山二寨主宋江做主,许配给了她的手下败将猥琐不堪的王矮虎。

  现在就请列位看官一同来翻一翻扈三娘的老公王矮虎的履历表。这矮脚虎王英“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就此蹿入绿林。王英上清风山为寇后,色心极重。清风山第一次将清风寨文知寨刘高的老婆拿住后,王英命人抬到自己房中,山寨老大燕顺听了,先是大笑,随后不过对宋江说了句“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这些毛脖便丢开不管。由燕顺的反应不难推断,王矮虎如此作为绝非一次两次,山寨对他“这些毛脖也相当纵容,既如此说,王矮虎犯“这些毛脖的对象,总是运气很好地碰到“剥削阶级”的官太太,而绝没有良家妇女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待到清风山将陷害宋江的蛇蝎心肠的刘高的老婆第二次捉住后,王矮虎又想淫乐一番,见燕顺一刀杀了那女人,竟然要拿刀和山寨老大燕顺拼命,以他这种为人,谁又敢保证他一定没有祸害过良家妇女?这样的货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农民起义,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是严打对象,然而他却也上了梁山,成了响当当的梁山好汉。这好汉在攻打祝家庄与扈三娘阵上交手时,竟还色心蠢动,不三不四起来,结果只十余合便被扈三娘阵上活捉。两人无论是人品、武功、相貌都相差甚远,但最后扈三娘竟被宋江极“仗义”地发给了这条色狼好汉王矮虎。

  扈三娘的婚姻极为不幸已不必说,再看她在梁山大寨中的地位。扈三娘归入水泊梁山后,业绩远胜于其他两位女将顾大嫂、孙二娘,屡屡上马冲杀,又屡屡有上乘表现,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梁山大聚义后,排座次时,她的排名仅仅是地煞第二十三,总排名第五十九。乍一看,排名中上,似乎也还过得去,但再一细看,就不对了,因为曾被她阵上活捉的原官军将领、呼延灼的副手天目将彭玘,就排名地煞第七,整高出她十六名,这是凭什么?再看她那低能猥琐的老公王矮虎的排名,不上不下不多不少,正排地煞第二十二,恰好骑在了扈三娘的头上,真是妙极。

  而且,通读《水浒》,又会发现一桩怪事,就是书中扈三娘几乎从未开口说过话,这倒真可套用上“失语”一词。在百二十回本《水浒》中,扈三娘在全书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开口,是在后人插增的征田虎部分。在第九十八回中,说到宋江军和田虎军交兵,田军飞出一骑银鬃马,马上一位少年美貌女将,正是会打飞石的琼英。宋军这边王矮虎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色心蠢动,纵马出战讨便宜,不料又几乎重演了当年祝家庄前的那一幕,十几合后被琼英一戟刺中大腿,倒撞下马来。这时,哑美人扈三娘终于开口说话了--说出了在百二十回《水浒》中唯一的一句话,那便是:贼泼贱小淫妇,焉敢无礼!

  如果说丑诋女性,在下以为全书这方面的笔墨加起来,也比不上这一句话十个字。明明是自己的色狼丈夫邪心大动,讨便宜被打,反而骂对方“淫妇”,骂对方“无礼”,而且还在“小淫妇”前一连外送了三个形容词:“贼”、“泼”、“贱”。对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从女权主义的立场,可以说这是男性叙事,用男性的话语丑化女性;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可以说中国古代女性的思想也同样浸透了父权文化,因此她们横蛮地咒骂伤害自己丈夫--哪怕这丈夫系因品行不端咎由自取--的女性为“淫妇”,也绝非不可能。但无论是女权主义也罢,现实主义也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段插增部分的作者,与水浒前七十故事的最初编辑者,在轻鄙女性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李逵的愤怒   

  水浒世界里的女性观如此,那么众好汉对女性多持冷淡、排斥和仇视的态度,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前面说过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有些人是有家眷的,如军官、财主、文职人员型的好汉,加上草莽或黑道人物中的阮小二、张青、孙新等少数几人。但还有相当数量的好汉是光棍,如史进、鲁智深、武松、杨志、阮小五、阮小七、刘唐、李逵、雷横、石秀、燕青、时迁,又如李竣童威、童猛、张横、张顺以及原来各山头的大王加上走江湖的薛永、石勇、焦挺等等,如果开出一个光棍清单,在下估计不会少于一百零八将的半数。

  梁山众好汉对女色的态度,大抵是有家室的对女人比较冷淡,每日只是刺枪使棒、打熬筋骨,结交江湖朋友,说些豪杰事务,这也就难怪有几位好汉的老婆空闺难耐,红杏出墙,给他们戴了绿头巾,当然,这些好汉也究非卖炊饼的武大郎之辈,最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放出辣手,将枕边人彻底解决。有家室的好汉中,象金枪手徐宁这类军官出身的草莽气不多的人物对待女性也许稍好一些,但稍好到什么程度也不得而知,因为书中根本没兴趣表现他们的家庭生活。

  至于那些原就没有家室浪荡江湖四海为家的好汉,他们对女色的态度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排斥乃至厌憎,尤其是李逵,几乎是一见到美貌的大姑娘就极不耐烦,其他好汉,也是个个身形如虎食量如牛,精力过人却毫无性欲。如第三十二回中,独火星孔亮出场,书中还特地赞了一句“相貌堂堂强壮士,未侵女色少年郎。”

  因此,总的来看,不好女色,是水浒世界极重要的英雄信条,在梁山好汉这边,除了小霸王周通、矮脚虎王英、双枪将董平这几个个别人物以外,其他好汉差不多都能做到这一点。而与众好汉相敌对的江湖人物,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如蜈蚣岭的王道人,再加上后几十回中的淮西巨寇王庆,在这一点上则恰恰相反,个个贪花好色。

  正因如此,武松在蜈蚣岭松树林中,一见到身为出家人的王道人搂着一个妇人看月戏笑,便立刻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杀机大动;也正因为如此,李逵一听到刘太公说抢走他女儿的是宋江,便怒火万丈地冲上大寨,砍倒杏黄旗,要当堂斧劈了宋江。

  李逵负荆这一段,是一些现代研究者最喜欢引用的一段,因为他们从中读出了农民起义的骨干分子的正气磅礴、疾恶如仇。

  其实要细说这一段的思想内涵,则非常复杂。这个故事是从元杂剧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演化而来的,原剧本确乎是要表现梁山众好汉的浩然正气,但这个故事移入《水浒》中,虽然大致的情节没变,但思想蕴涵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说《水浒》里的李逵如此举动是出于疾恶如仇也可以,只是在水浒世界里的李逵眼中,只有好色才是大恶,杀人放火开黑店都不算,就是他自己也常常两把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众生头上砍去。在李逵心中,宋江一直是仗义疏财的完美的好汉偶像,但就是这个偶像,竟还有过与烟花女子阎婆惜同居的前科,这是令李逵一直遗憾地耿耿于怀的地方,而后元夜逛东京,他心目中的“哥哥”竟去钻娼妓李师师的门路,眉来眼去,丑态百出:李逵看见宋江、柴进与李师师对坐饮酒,自肚子里有五分没好气,圆睁怪眼,直瞅他三个。李师师便问道:“这汉是谁?恰象土地庙里对判官立地小鬼。”众人都笑。李逵不省得他说。宋江答道:“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李师师笑道:“我倒不打紧,辱没了太白学士。”……李逵虽是个浑人,听不懂太白学士是哪个庙的和尚,但他肯定知道,他以往无比崇敬视为偶像的“哥哥”,现下正在他无比厌憎的美貌婆娘前拿自己开涮,并且咭咭呱呱笑做一团,原以为是响当当的好汉的“哥哥”竟是这等货色,心中的惊怒和失望可想而知。果然,书中说道“李逵见了宋江、柴进和那美色妇人吃酒,却教他和戴宗看门,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恰逢宋徽宗来此“与民同乐”,李逵打翻了帮嫖贴食的超高级篾片杨太尉,又放了把火,才稍出心中这口鸟气。待到归途中听得刘太公说有梁山强人宋江抢走了他女儿,心中的偶像轰然崩塌,再也压抑不住心中强烈的失望与愤怒,对刘太公的话立刻全信,对燕青道:“他在东京兀自去李师师家去,到这里怕不做出来!”冲上大寨后,又对宋江大叫:“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

  李逵的这句叫骂列位看官不要等闲放过,李逵要砍杀宋江,与其说是出于为民伸冤的道德义愤,不如说是因宋江触犯了他心中不可动摇的神圣的英雄信条,即不贪女色,这才是李逵愤怒的真实动因所在。

  那么,为什么水浒世界里的众好汉对女性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这倒是值得深入探究。

祸水观的由来   

  也许会有哪位朋友说,《水浒传》轻鄙女性,是因为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一向很低,素有轻视女性的文化传统。但这话也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低,并不必然导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地位低,恰恰相反,文学世界里照样可以有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水浒》的作者只熟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绿林强人,不了解女性,不善于写女性,所以才写成那个样子。但这话也不对,通读《水浒》,就会知道,《水浒》写阎婆惜和阎婆以及潘金莲和王婆的几段,相当细致生动,尤其是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一段,笔触极为细致传神,单以艺术性而论,绝不逊于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经典段落,绝对称得上第一流的笔墨,就连《金瓶梅》这样的大手笔之作,对此段也几乎全盘照录,足见作者写女性之能。由此也可见,《水浒》贬低女性的写法,不是因作者才力不足,而是确实别有用心。

  那么这个别有的用心到底是什么?

  有两种见解值得向大家介绍:

  一种是由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提出的看法,认为仇视妇女,着意宣扬一种女人祸水的观念,是强盗文学的典型特征。此书认为,在水浒英雄的故事被写定成书前在民间流传讲述的二、三百年里,南宋初年北方当地的抗金武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这些带有强人色彩的抗金武装的英雄故事与原来的淮南盗宋江的故事融合(参见本小书第一篇之相关部分),一方面,这些亡命之徒又通过讲述水浒故事向民众宣传,获取物质支援和兵员补充,同时又讲给自己人听来自娱并作为行动的指导。既然将水浒故事定为强人的宣传文学,里面的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在这些强人的亡命生涯里,对妇女必然持一种防范疑惧态度:女人可能成为妨碍作战行动的累赘,女人可能使自己伤身,女人可能软化这些汉子强悍的亡命意志,女人可能使汉子们争风吃醋发生内讧,女人还可能和敌对势力的男人发生情感成为内奸而出卖自己人,……因此作为强人宣传文学的水浒故事,通过各种情节反复向这些亡命汉子们灌输“妇女不祥”的观念,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另一种见解是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提出的。此书认为,一部《水浒》,反映的是游民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在它成书过程中,游民知识分子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游民的人生与农民不同,他们闯荡江湖,冲州撞府,流浪已久,家在他们心中早已淡漠了,妻儿对他们没什么吸引力,甚至还可能是他们成大事的累赘。在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四种》里,开篇便讲到,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后,为做一番大事业,关羽、张飞竟然决定互相杀掉对方的家小(刘备此时是光棍儿),于是张飞跑到关羽的老家,一口气杀了关家大小十八口,只因一时不忍才放走了有孕在身的关羽的妻子胡氏,而那边关羽也同时动手,将张飞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个血淋淋的故事今天读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但这就是游民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同样,《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为拉某人上山,也不惜设计锄灭其家室,断绝其对家的依恋,如秦明、卢俊义的上山便是明显例证。既然游民不重家室,对女性采取漠视乃至敌视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水浒》中对女性的种种特殊描写,正是游民心态的典型表现。

  上面两种说法,具体结论不同,但大致思路是非常接近的,即都把《水浒》做为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体现,并认为这一群体或阶层在成书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两种说法都能自圆其说,二者也有相通之处,因为历史中的游民去强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心态本就多有相似之处。至于是否一定要二者间取舍其一,在下以为也未必,文学阐释之道,本就见仁见智,这样两说并存,也不错。

  最后要说的是,这种排斥女性的英雄故事的格局后来出现了重大转变。清代出来个文康发愿要写一部书,既有《水浒传》的侠烈故事,又有《红楼梦》的悱恻情缘,于是女侠十三妹便在《儿女英雄传》中出笼了。这一恋爱加武侠的变局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武侠小说包括目今风靡海内外华人文化圈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蕙质兰心、魅力足以颠倒众生的女侠形象,描画英雄侠骨的同时讲说起缠绵故事,让现代读者大过其瘾。由此,从侠义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亦可觇知时代精神之动向,当然,这也是个有趣话题,且留待异日分解。

成瓮吃酒大块吃肉

  《水浒传》第六回说道,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在瓦官寺外,合力杀死了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人后,进入寺里,“寻到厨房,见有酒有肉,两个都吃饱了。”

  这种举动有点意思,杀人后,不但要卷走对方打劫积下的金银,而且,还专门找到厨房,吃对方剩下的酒肉,这样的情节,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大概不大容易找到吧?

  如果说好汉是杀人后因力乏需补充消耗的体力而有此种举动,那还可以说是平平常常的现实主义,倒也不足为怪,但事实又并非如此。

  就拿鲁智深、史进来说,两条好汉杀人后钻进厨房时,其实并不饥饿,书中已交代,就在双方动手前,史进已拿出干肉烧饼,和鲁智深“都吃饱了”,随后鲁智深和崔道成交手,只八九合就办得崔道成想夺路逃命,接下来丘小乙、史进加入厮拼,以鲁智深数合就斗得对手力怯的身手,两条好汉解决对方,大概用不了太长时间,没有斗得饥饿又需重新吃饱的道理,除非两条好汉患有甲亢,但书中没这样说,这只能说明梁山好汉对酒肉有种特殊的热情。

  又如第三十一回血溅鸳鸯楼一段,武松连杀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后,拿起桌子上酒钟子一饮而尽,又连吃了三、四钟才卷了银酒器走路。对饮酒这一细节,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赞叹不迭,认为“颇有荷马史诗的风格,毫无浪漫传奇华丽的文饰”,“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极致”。

  不过这赞叹是就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中的叙述而言,而在一种一百一十五回的《水浒》中,同一情节里,则说武松杀了三个仇人后,大吃大喝了一顿。

  夏志清认为后种写法不好,还是写只饮了三、四钟酒合乎情理,“因为武松很可能会停下来喝酒,但在那个特别时刻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则是不大可能的。”

  真的不大可能吗?

  这就要看怎么说了。其实水浒故事的叙述者讲述武松这种举动,未必就是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出发,更有可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趣味,写大吃大喝,或许更合乎这种趣味。

  为了说明这点,不妨再看一下第三十二回夜走蜈蚣岭一段。武松格毙王道人,救下张太公的女儿,听其哭诉自己全家被害及自己被掳的经过后,接下来是:武行者道:“你还有亲眷么?”

  那妇人道:“亲戚自有几家,都是庄农之人,谁敢和他争论?”

  武行者道:“这厮有财帛么?”

  妇人道:“他也积蓄得一二百金银。”

  武行者道:“有时,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烧庵也。”

  救人救彻,杀人放火,几句对话均在情理之中,但再接下来,却突然是:那妇人问道:“师父,你要酒肉吃么?”

  武行者道:“有时,将来请我。”

  那妇人道:“请师父进庵里去吃。”

  此时王道人和小道童的无头尸就横在血泊里,这当儿武松还能有好胃口吃酒吃肉倒也不足为奇,毕竟是好汉嘛,倒是难为“那妇人”,在如此血腥的气氛里,在张皇恐惧之际还能考虑到“师父”──武松在她面前可还是个出家人的面目──对酒肉的兴趣,这可是真真难能,难能得奇哉怪也!

  水浒故事的叙述者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列位看官,好汉们诛杀奸邪,除了可以裹走对方积下的金银补充路费以外,往往还有一番大块朵颐做为酬劳。就连林冲,山神庙手刃仇人后,也是把葫芦里剩的一点冷酒吃尽了才上路。

  还不只是杀人越货后要大吃大喝,好汉们平日便是酒肉不断。吴用往石碣村说三阮撞筹,其时阮小五、阮小七已是赌输得赤条条,阮小二也是精穷,就是这样的三位,为招待吴用,还在村旁小店里要了一桶酒,大块切了十斤(!)花糕也似肥牛肉,直吃到天色渐晚。而这一轮十斤肥牛肉还只是“热身”,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二轮,吴用回请三阮,沽了一瓮酒,又买了二十斤(!!)生熟牛肉,外加一对大鸡,到阮小二家继续朵颐。就在大碗酒、大块肉的气氛中,阮小五道出对强人生活,对“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的强人生活的不尽艳羡和向往,正是有了这种艳羡和向往,吴用才终能说动三人,入伙做下劫夺生辰纲这桩江湖壮举。

  三阮以外,其他好汉如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的人生旅程中也无一不时时散发着酒肉的气息:鲁智深在五台山下的小酒店里放怀大嚼,吃了十来碗酒后,要了半只熟狗肉,“用手扯那熟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吃得口滑,只顾要吃,哪里肯妆;燕顺等清风山好汉款待宋江,“杀羊宰牛,连夜筵席,当夜直吃到五更”;再如武十回中,不知多少处在写武松饮酒吃肉;……好汉上了梁山,更有吃不完的接风酒、饯行酒、庆功酒,……众好汉攻破大名府,救了卢俊义上山后,“连日杀牛宰马,大排筵宴”,“端的肉山酒海”,排座次后,重阳节菊花会,又是“肉山酒海”、“开怀痛饮”……就连梁山好汉破了呼延灼的连环马后,被钩镰枪钩伤的大半战马,书中也特地交代,都被梁山做了菜马。

  据汪远平先生《水浒拾趣》一书统计,《水浒》中写到“酒”的有一百十二处,点明名称的肉食描写有一百零三处。

  因此,有人说《水浒传》是一本用酒浸得湿淋淋的小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酒肉的意义   

  水浒世界的大碗酒、大块肉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

  梁山好汉们饮酒吃肉,首先惹人注目的是他们那惊人的好胃口,惊人的食量,上面已提到三阮和吴用的那连续两轮吃喝,照书中的说法,总得报销了二十几斤肉吧?

  还有武松,景阳岗打虎前喝了十八碗“透瓶香”(又名“出门倒”),外带吃了四斤牛肉;醉打蒋门神前,先一路喝了四五十碗酒,而后修理蒋门神时,照样如猛虎搏羊,哪里有半分酒意!

  正因这种酒量,远远超乎你我常人之量,就有人研究考证武松景阳岗喝的酒是不是烧酒,它的度数是否够得上烈性酒等问题,这种研究当然很有趣,但以在下看来也不必太较真儿,不管宋代的酿酒工艺能不能造出蒸馏酒这样的高度酒,总之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在强调武松喝的是那个时代一般人难以多承受的烈性酒,而且喝的还惊人之多,重要的是这种故事整体上的传奇氛围,这才是欣赏它的要领所在,否则,别说是酒,就是连喝上十八碗凉开水,你我又如何能办到?

  有这种惊人之量的还有鲁智深,两次大闹五台山,第一次在山腰上喝了一大桶酒,第二次在山下,先喝了二十几碗,又要了一桶,无片时,也喝光了。下山后,在桃花村乔扮新娘痛揍小霸王周通前,也喝了二十来碗。

  至于吴用说三阮撞筹时,风卷残云扫荡酒肉的战斗主力当然也是三阮。

  而这些“酒囊饭袋”却都是一点折扣不打的响当当的好汉。几乎可以说,能豪饮者必为豪迈不羁型的好汉。《水浒传》就没说鼓上蚤时迁、神医安道全之流在山呼海饮,我等也绝不会产生这样的想象。

  超凡之量就是超凡的英雄气概的象征,这已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世俗信念。即使新派武侠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如金庸《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和段誉初会时拼酒以及聚贤庄大战前,都喝了几十碗烈酒,而全书第一重头戏--少林寺大决战前,更是着意写萧峰面对数千强敌,痛饮“少说也有二十来斤”的烈酒。给金庸小说挑毛病的很多,但鲜有对这一描写提出异议的,就因它虽不合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但却深合上述的那种中国人的世俗信念。

  但是同样是讲述英雄侠客故事,在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里见不到类似描写,在与《水浒传》较接近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中,也极少见罗宾汉及他手下的绿林好汉在肉山酒海地大块朵颐,书中虽也有个酒肉和尚脱克和尚,但他的胃口和食量与花和尚鲁智深比可相去太远。总之,罗宾汉的天地不象水浒世界那样时不时蒸腾出一股酒肉的气息。

  原因何在?

  还得从中国文化的根儿上来找。中国文化中,饮食文化一脉向来极为发达。

  早在孔圣人时代,就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等诸多讲究,《周礼》、《礼记》、《吕氏春秋》等皇皇典册也辟有专章谈吃,后来更发展出《食经》、《食谱》、《随园食单》等一系列饮食专著,足见重吃的传统,绵远悠长。

  有不少古人的趣闻逸事是围绕着吃展开的。《世说新语》里,张季鹰在外地好好地做着高官,忽然思念起故乡的鲈鱼莼菜,就干脆辞官不做,起驾回乡,这在历代文人高士中被传为美谈;还有一位毕卓,喝着美酒,吃着螃蟹,说如能在酒池里游泳,便足了一生;苏东坡则有诗云“我生涉世本为口”,更是上升到了人生观的高度,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在很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里,就是以美食家的面目出现的。

  而词人骚客的笔下,说到饮食尤其是酒的,更是如河中的石子,数也数不清。

  但同样是受这种重饮食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样是写吃,各种文学作品尤其是古代小说写来也可能各各面目不同,旨趣各异。《金瓶梅》中多处写到吃,如第二十二回写西门庆家中的早餐: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顿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里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透着世俗的细腻。《红楼梦》里也多处描写茶酒饮食,但整体上力图传达出的是一种贵族的精雅的文化氛围。这些都和《水浒传》不同。就连同具阳刚之美的《三国演义》,在这点上,也不同于《水浒传》。《三国》中见不到关羽、赵云在大吃大喝,即使是张飞,也只是偶而写写他贪杯罢了。

  那么《水浒》中为什么频繁地出现大碗儿酒大块儿肉?

  有一种说法,说这是强人文学的宣传策略。水浒故事,在最初本就是说给宋元时的社会下层分子听的,而这些人平日的物质生活应是十分困苦,尤其是汉民族,关内牧地本就极少,肉畜数量相当有限,社会底层分子,经年累月吃的是粗茶淡饭,少有肉类沾唇,酒也难得多喝,而现在,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却突然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个酒池肉林的世界,穷形尽相地描绘那些杀人越货、啸聚山林的好汉们是怎样几乎无休止地享用酒肉,这无疑会在听故事的走卒负贩引车卖浆者流心中唤起油然的向往,发出阮小七曾发过的感叹:“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也许会有一些本是循规蹈矩的心灵突然不再甘于沉沦底层的困苦的命运,终于,抛下了一切,跟着讲述水浒故事的强盗宣传家们走了,加入了啸聚山林的队伍。

  这是由学者孙述宇先生提出的。孙述宇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反复申说,说水浒故事最初是强人说给强人的故事,是强人的宣传文学。

  这是一种有趣的解释,你可以对它的前提,即“《水浒传》是强盗的宣传文学”提出质疑,但应该承认,这种解释至少有合理成分,即《水浒》中的大量的饮酒吃肉,并不纯粹是现实的描写,它的确更多的是表现一种梦想,一种社会底层分子对物质丰盈能尽情享受口腹之乐的人生的梦想。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肉类确实短缺,《礼记·王制》中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当然士以上的贵族未必真是这样艰苦朴素,但当时肉食不多也确实是事实。如果能够保证一般的平民七十岁以上可以吃到肉,在孟子的眼中就是王道乐土了。相对于贵族被称为“肉食者”,平民历来多被称为“蔬食者”。水浒故事产生于宋元社会,当时讲说这些故事的民间说书人和听故事的市井中人,只怕多半是“蔬食者”,因此在讲听好汉故事时以白日梦的方式来一番番精神会餐,那是极有可能的,甚至可以想象,当初说书人口沫横飞地讲述鲁智深如何在连吃了十来碗酒后,又要了半只熟狗,“用手扯那熟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吃得口滑,只顾要吃,那里肯妆这一类情节时,不知会有多少听者,直听得目瞪口呆,舌底生津,心底生出无限的艳羡之情。

消失了大块儿肉   

  不妨就这个酒肉话题再多说几句。

  《水浒传》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描绘草莽人物的小说,自然也免不了要写饮酒吃肉,但奇怪的是却远不如《水浒》这样描写之频繁,也远没有《水浒》时时表现出的对酒肉的强烈兴趣。《水浒》的三部续书--《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是如此,《隋史遗文》、《隋唐演义》等演说瓦岗寨好汉故事的也是如此,莫非因为它们不同于《水浒》经过市井间长期口耳相传的演化积累,带有强烈的市井趣味,而它们却是文人独立的案头创作且别有寄托才会如此?

  而且,有趣的是,这些书中,写江湖豪客饮酒的笔墨还不算少,却很少再有成堆的大块儿肉出现在他们的酒桌上。

  这种变化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尤为明显,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是个落拓的酒鬼,酒葫芦不离手,却从没见他风卷残云地吞食几斤牛肉;《楚留香》中的楚香帅是享乐主义者,但他的饮食却十分精致(见《血海飘香》第一部第一章结尾);梁羽生《萍踪侠影》中跳脱狂放的张丹枫也好,《云海玉弓缘》中独往独来快意恩仇的金世遗也好,这些狂侠也从不以山吃海饮来表示自己的豪迈,其中张丹枫倒是喜欢喝塞外的烈性酒,但是没见他有狂吃几斤牛肉的举动,以他在蒙古部落的地位,如果他想这样做,要比梁山好汉还方便得多,可他没这个兴致(准确一点说,是梁羽生不让他有那个兴致)。

  金庸笔下也是如此,《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极好酒,却从未流露过对肥鹅大肉的兴趣;《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极豪饮,但聚贤庄大战前连饮几十碗烈性酒时喝的却是寡酒,当时聚贤庄大会群雄,不会不备有肉食,但金庸没提;《射雕英雄传》里的洪七公倒是极好吃,按说这位叫花子头最有可能喜欢大块吃肉,可怪就怪在他偏偏似乎是孔圣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铁杆儿信徒,在吃上偏生有无穷的细讲究…………可以大碗喝酒,但是不再大块吃肉,而且与《水浒》相比,新派武侠小说中描写侠客的饮食,总体上是草莽气少,风雅渐增,这一点,金庸的小说尤为明显,《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烧制“好逑汤”和“玉笛谁家听落梅”一段,一字不改地搬入《红楼梦》,似乎也未尝不可吧?

  那么此中种种,奥妙何在呢?

  这些就留给列位看官列位朋友去探究吧,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何如?

郭大路的问题

  记得古龙的新派武侠小说《欢乐英雄》里,侠客郭大路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在江湖上混过,但江湖好汉的故事却也听过不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有人为钱发愁的?……那些人好象随时都有大把大把的银子往外掏,那些银子就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书中给的答案是:“因为说故事的人总以为别人不喜欢听这些故事。”

  其实这只怕未必。在一次新派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参加的座谈会中,就有人问金庸,《笑傲江湖》里的华山派,有岳不群、岳夫人、令狐冲等师父、徒弟一大群人,每日习武练剑,不事产业,他们靠什么养活自己?金庸笑而不答。

  新派武侠小说,刻意描绘、经营的是一个虚拟的、很大程度上理想化的江湖世界,活跃在这个世界里的侠客,既对金珠财货缺乏兴趣,又并不缺大把的银两,似乎只有这样,才既具有飘逸的古典神韵,又暗合潇洒的现代追求。

  但水浒世界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个世界间的梁山好汉,对金银珠宝,有着非常引人注目的强烈兴趣。

好汉爱金银   

  先说智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智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发端。这一段好汉壮举,轰动了水浒世界里的江湖,也为《水浒》读者津津乐道、广为传诵。但是晁盖这一土著地主,联络一伙冒险分子,做下这桩弥天大案,背后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说为了准备“农民革命”?显然都不是。其实吴用说三阮撞筹时早已讲得明明白白:“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果然,黄泥冈上,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万贯金珠,而后大概经过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庄园,三阮则“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们有济贫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旗造反(或曰起义),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保不准他们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因此,黄泥冈上这桩大案,打劫的固然是不义之财,但其实质,说穿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动。

  再看一向慷慨粗豪的鲁智深,也曾从强人窝里卷走了一笔金银。这花和尚在桃花村假扮新娘,一顿老拳,将“帽儿光光,做个新郎”的小霸王周通收拾得晕头转向,随后上桃花山小住几日,却又看不惯李忠、周通二人的抠门小家子相,执意离去,并趁二人下山劫财之际,两拳打翻并捆了伺候饮酒的喽罗,踏扁了两个小气鬼摆阔设放在桌上的金银酒器,打在包裹里,然后,从险峻的后山,干脆一道烟滚(!)了下去;再看鸳鸯楼上那幕血案,武松连刃十数人后,一片血泊之中,同样从容地将桌上银酒器踏扁,揣入怀里带走;即使极是粗心卤莽的角色如李逵,沂岭之上杀了假李逵后,也没忘进房中搜看,“搜得些散碎银两并几件钗环”,都拿了──李逵虽极端厌烦女色,但也知这些沾满了脂粉气的钗环可以换钱换酒,照拿不误。而后,还去李鬼身边,搜回了那锭被骗去的小银子,在这种事儿上,黑旋风也足够细心。

  还有,解珍、解宝及邹闰、邹渊一伙好汉,血洗了毛太公庄上后,也从卧房里搜捡得十数包金银财宝带走;……杀人劫财,这样的故事,在水浒世界里,发生了一幕又一幕。

仗义疏财   

  不过,水浒世界里的好汉们虽然如此看重金银,却不使读者憎厌,因为他们大多同时出手大方,在水浒世界里,仗义疏财是好汉们应具的美德:鲁提辖为救金氏父女,送了二人十五两银子;林冲发配沧州,途中投柴进庄上歇宿,临行,柴进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相送;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

  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如土。”发配江州,酒楼上初见李逵,便将十两银子交与李逵,李逵为此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借十两银子(还不是送)便让李逵如此赞叹,可见十两银子并不是小数。随后,宋江、戴宗、李逵和新结识的张顺又到浔阳江边琵琶亭中饮酒,兴尽而散,宋江又送了李逵五十两一锭大银!诸位看官不要忘了,以柴进之豪富及对林冲之格外相敬,相送的银两,是二十五两,这已应算是很大数目了吧?而宋江一出手竟是五十两,李逵后来对宋江的死心塌地,固然不能全说成是这几十两银子收买所致,但宋江这超乎寻常的慷慨,无疑在李逵心中树立了非同等闲的高大形象。而且,还不只是李逵得过宋江的银两,据有人统计,《水浒传》中写宋江送银子有十七处之多,宋江之仗义疏财名动江湖,谅非偶然。

  此外,还有武松,还有张青,还有史进,……水浒世界里好汉间以银两相赠是极为常见的,往往是十两、二十两,少一点的,宋江赏助走江湖使枪棒卖膏药的薛永五两,也令薛永大加感叹。

  那么这些好汉不时出手相赠的五两、十两、二十两银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这可从书中寻到解答。第二十六回中,武松请郓哥帮忙打官司,答应送他五两银子养家,郓哥心道:“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便陪他吃官司也不妨。”五两银子,够寻常人家过三五个月,而且郓哥应是往宽裕了计算的,否则也不会陪着打官司。再如,第三十九回里,李逵打昏了卖唱的歌女,宋江对歌女的父母道:“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将息女儿,日后嫁个良人,免在这里卖唱。”二十两银子,可以改变这样一家人的命运。

  又据学者孙述宇先生估算,十两银子,大约为封建时代一个农民或工匠太平时候一年的收入。

  这就可以看出,梁山好汉们动辄出手的十两、二十两银子,委实不是小数,的确够义气,够慷慨。但问题是,他们的钱都是哪儿来的?

宋江的钱   

  柴进有钱,这没问题,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庄园中养几十个闲汉谅无困难。此外,卢俊义、李应这样的大财主也应足够阔。晁盖也该有不算太多但也还不少的家财。

  倒是宋江的钱,来路难说。

  按说宋江家里不过是郓城县一个小地主,他本人也只是身为小吏,田里所得和俸禄收入,想来十分有限,但是接济江湖好汉,却又是淌水似的使银子,莫非他接济好汉的钱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常收入和开销相差如此之大,难怪有人推断,这钱,多半不是好来的。理由是,那时的官场,遍布的是贪官污吏,宋江却有本事在其中混得八面玲珑四方讨好(这从杀惜后县衙对他的百般维护可以看出),就说明他绝非清廉耿介之辈,同流合污及在作吏胥中巧取豪夺之类只怕是免不了的了,阎婆惜骂他“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做公的人哪个猫儿不吃腥”,难道都是空穴来风?

  但也有不这样看的,说《水浒传》的主题之一就是反贪官,宋江是贪官的对立面,那就应当是廉吏。至于宋江的大把使银子,不过是作者的近于浪漫之笔,觉得有必要格外突出宋江的仗义疏财,就自然让他的包裹里有取之不尽的银两,这就叫“率性笔写率性人”,作者的本意,倒未必是在暗示宋江的钱来路不正,“思想中有丑陋的因素”。

  其实,以在下浅见看来,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成分。

  《水浒传》是率性笔写率性人(这话说得真好),对宋江仗义疏财的描写浪漫想象的成分居多,这都没问题,但要说宋江因为是贪官污吏的对立面,就定是两袖清风的廉吏,这只怕也未见得。列位看官需牢记,水浒世界里的道德观,与今人的现代观念,每每并不相同,就拿以吏胥的身份捞取外快的行径来说,在那个世界里,就并不被视作德行有亏。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三十回中,武松被张都监陷害,下入孟州大牢,这时知府已得了贿赂,一心要结果武松,多亏有个“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的叶孔目一力反对,武松才得以保全。这样一个正直的小吏,施恩托人转送他一百两银子,他也照单儿全收了,随后,出豁了武松。叶孔目收了银两又怎样呢?水浒故事的讲述者不还是赋诗称颂了他“西厅孔目心如水”吗?连武松,在重过十字坡对张青、孙二娘追述孟州这场牢狱之灾时,也还称赞叶孔目仗义疏财呢!其实,“仗义”是有的,“疏财”可未必,书中说得清清楚楚,叶孔目不是疏而是得了一注横财。

  再如第十四回中,来东溪村投奔晁盖的刘唐被都头雷横捉住,晁盖认作外甥,保了下来,随后又送雷横十两银子,雷横略推了推就收了,揣入腰包。这可就怪了,雷横和晁盖是朋友,捉刘唐又不是捉贼捉赃,只是见偌大一条大汉在庙里睡的蹊跷,便捆了,还吊了小半夜,晁盖既已认作外甥,放人就是,难道误捉了朋友的子侄还要收谢银?要说这种写法仅仅是为了引出下面刘唐追讨银两与雷横厮杀及吴用出场等情节,主要是出于增强故事戏剧性趣味的考虑,那也应有个大致的前提,就是雷横的作法,不会被水浒故事的叙述者视作贪酷无耻,就如同上一个例子中的叶孔目没有被看作口是心非一样。

  也许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就是书中讲武松住进张都监府后,“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都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缎匹等件。武松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不在话下。”武松是《水浒》中最着力描画的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的这种行径,在今人看来也不是那么值得称道吧?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却不带半点贬义口吻地毫不避讳地讲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官场通例就是如此,送者,收者,以及讲此故事者,听此故事者,都视为理所当然,不足为怪。

  因此,从水浒世界通行的道德观来看,宋江的捞取外快,最好还是不要断其必无,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水浒世界里宋江的大把用银,主要还是出自叙述者的浪漫想象。

黑道攫财   

  除了宋江,其他好汉的钱财来路,就好解决了。

  有诛锄奸恶后的副产品。如鲁智深、史进两条好汉,在瓦罐寺毙了强人崔道成、丘小乙后,转到寺里搜了些金银衣裳,背走上路。这钱来得可以说光明正大。

  有做江湖黑道“生意”得来的。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孙二娘,以及他们揭阳岭上的同行催命判官李立,时不时将客商麻翻,打劫钱财,兼做人肉料理。还有水泊梁山,除了明火执杖的打劫客商、杀官攻城以外,山下朱贵的酒店也兼营此项副业。此外,浔阳江上差一点请宋江吃了“馄饨”或“板刀面”的专做“稳善道路”的船火儿张横,也属此类。

  有收取流氓保护费敛来的。揭阳镇上没遮拦穆弘、小遮拦穆春兄弟即属此类,第三十六回中,走江湖使枪棒的好汉病大虫薛永来到揭阳镇地面儿,没有拜穆氏兄弟的山头,就给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还差点送了性命。

  有利用公门权力榨害来的。如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戴院长,新来的配军须向他纳上常例人情。

  有将穆氏道路和戴宗道路二合一的,孟州城安平寨金眼彪施恩便是。施恩及其父牢城管营向安平寨的囚徒榨人情银两自不必说,单说他们开在孟州城外的快活林酒店,施恩如此这般向武松介绍道: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

  这就是施恩的快活林,说是营业场所,还不如说是当地一个黑道总部,施恩把施家军──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分到各店各赌坊里,总不会是让这些亡命徒去发扬风格义务劳动吧?各处赌坊兑坊(即以赌徒为对象的小押当)每朝每日都要纳奉“闲钱”,而且,连过往的妓女,也要先来参见,得到批准,才能在此地讨生活。这一点上,施恩还不及开黑店的菜园子张青。张青尚且时常提醒孙二娘,江湖上的妓女,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才得来些钱物,就不要为难加害了。施恩连这点最起码的恻隐之心也没有,就是靠这种无情的盘剥压榨,“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施恩的父亲老管营却对武松说,他们在快活林做些买卖,“非为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增添豪侠气象。”到底是官府吏员讲话,比他的恶霸儿子有水平,但这种鬼话,除了白痴谁会相信?)后来来了更有背景、身手更猛、更大一规格的恶霸蒋门神,一顿拳脚,夺了这块儿地盘儿及黑道买卖。总算施恩够运气,几顿好酒好肉就搬来身手更横的武松,又将蒋门神修理出局,“自此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黑道营生更加红火。

  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发了最猛一注横财的,还不是施恩,而是大名府的行刑刽子手蔡福、蔡庆兄弟,为了卢俊义的生死,两兄弟吃了原告吃被告,先后收了李固和梁山好汉双方的一千五百两黄金!(当时黄金和白银的兑换率大约为一比十三)虽说这笔钱他们代为上下打点用了一些,但大头总应是归了自己吧?不久,蔡氏兄弟上了梁山,这一注极猛的横财,就此交公了吗?没听说。(附带说一句,水泊梁山并非如人们所想象,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相反,好汉打家劫舍后,是要分金银的,一些被诱裹上山的好汉,如李应和徐宁,他们带上山的家财,大概仍归个人所有。)总之,梁山好汉上山前的财路,黑道,白道,黄道,林林总总,无奇不有。

鬼推磨   

  水浒故事的讲述者,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好汉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银的故事,是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金银实在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别的不说,没有银子,梁山好汉这群快活的享乐主义者,冲州撞府、闯荡江湖时拿什么来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没有钱,军官出身又是江湖上响当当的角色的青面兽杨志,在二龙山下的小酒店里吃了饭后就得赖帐,还打翻讨帐的后生,做出这种不漂亮的近于流氓的行径。可见,没有银子,喝酒吃肉的快乐人生就别想。

  此外,好汉们要仗义疏财,总得有可疏之财吧?

  一旦这些好汉遇到麻烦,吃了官司,就更是片时也离不得金银保命。

  先是在官府老爷审案时要上下打点。林冲下了开封府的大牢,他的丈人要拿银两来买上买下;宋江杀惜,亡命江湖,他的父亲要送银给朱仝代为衙门使用;武松斗杀西门庆,投案前委托四邻变卖家中一应物件(当是指武大郎那点不多的家产,估计也卖不了几个钱),作随衙用度之资,后来在孟州城再度入狱,施恩又为他花了几百两银子。有银子就可以重罪轻判,死罪问成充军发配。

  发配上路,要给押送的公人银子。配军亲眷要给,这不必说,要说的是就连路上结识的好汉,往往也要顺手丢给他们些银两。武松过十字坡,张青、孙二娘送了差点被他们做成包子馅的两个公人几两银子;同样,宋江发配江州,路经梁山上山住了一夜,次日启程,山上好汉取一盘金银送与宋江,同时也外送了两公人银子二十两,而就在头一天,刘唐还一度想砍了这两个男女;公人里最狼心狗肺的莫过于董超、薛霸,在野猪林差一点被鲁智深杖下毙了,鲁智深护送林冲往沧州的路上,对这厮们非打即骂,但是到了沧州地界,鲁智深临走,也还给了两个狗头几两银子。粗豪如鲁智深,也明白,不怕现官,就怕现管。

  到了发配地,更得将银子备好,新一轮的盘剥──牢城差拨、管营的收取常例钱──马上就来。没有钱?那好办,有全国通行的杀威棒,也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土囊、盆吊相候,保证让这榨不出油的贼配军免受牢狱之苦,直接超送上西天净土。有了钱,而且手面如果足够阔,就会满营上下无个不爱,如宋江之到江州,逍遥度日,哪里还象个囚犯?

  如果做下弥天大案,死罪难逃,那就去做强盗。但做强盗也得用钱,晁盖等要投梁山王伦入伙,担心不被收纳,吴学究不慌不忙说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到底是智多星晓事,明白有了金银,买个强盗做有何难哉?

  做了强盗,遇到麻烦,还得用钱!桃花山的李忠、周通被呼延灼攻打得灶上起火山头难保,急请二龙山鲁智深等相助,开出的条件是:“情愿来纳进奉。”

  强盗做腻了,想招安,更要用钱。宋江为招安一事,求高太尉代为美言,钻宿太尉门路,请李师师吹枕边风,哪一路不是金珠财宝铺路?

  招安后,平了四寇,个别好汉想归隐,还得带着银子。燕青临行,收拾了一担金珠宝贝挑着,大概是要做个照旧能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的阔隐了。

  在水浒故事的叙述者眼中,就连义的重要价值,也在于能兑换成利,施恩靠武松的拳脚重霸孟州道快活林后,书中有诗道:“夺人道路人还夺,义气多时利亦多。”

  讲究的不是“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是义要用利来体现,义就等于利,这就是水浒世界的一条重要信念。

市井人生   

  如果放开眼光来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重金银的价值观,不只表现在水浒世界里,在较多地体现了市民趣味的好汉题材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里,也是时时可以看到的:宋代话本《杨温拦路虎传》里,身手不凡的主角好汉杨温,曾流落街头,挨饿受穷,为了回家,不得不向杨员外乞请三贯钱做盘缠;明代拟话本《史弘肇龙虎风云会》里,郭威、史弘肇想搞几个钱买酒吃,办法是连偷带抢;明末清初逐渐成型的瓦岗寨故事里,秦琼卖马一段更是道尽了英雄因穷困而落难的心酸;就连《封神演义》这种神仙题材的故事里,也可以看到,颇有些法术的姜子牙,在一度于朝歌城中讨生活时,是何等的穷困潦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趣味与《水浒》最为接近的《说唐》。《说唐》也是出自说书艺人的底本,其中的“仗义疏财”与“大发横财”同样是浓墨重彩的渲染之处。如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单雄信接济秦琼,是“打一副镏金鞍辔并踏镫,又把三百六十两银子打做数块银板,放在一条缎被内”,另外以“潞绸十匹,白银五十两”送做路费。待秦叔宝老母做寿,各路强盗头子及一些“白道”好汉齐来送礼,仅柴绍一笔就是“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寿诞当日,“厅上摆满寿礼,无非是珠宝、彩缎、金银之类。”

  有令人艳羡的财运还不只是秦叔宝。程咬金出道前卖竹扒,饿得前心贴后背,但是一交江湖朋友便立刻发财。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一个钱逼死英雄汉。

  这就是这些好汉故事背后共同的人生感喟。这些感喟,当主要出于市井中人,因为恰恰是对于他们,货币(而不是土地或官爵)在他们的日常人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须臾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水浒世界里围绕着金银展开的种种故事,散发着强烈的市井人生的气息。

  相形之下,那些主要体现文人情怀理想的文言小说如唐传奇中活跃的侠,则是杀人有之,越货却极鲜见,无他,这些小说中的侠,来去飘忽,神龙见首不见尾,寄托的是文人心中那种一空倚傍纵横六合逍遥天地的不灭的梦想,追求表现的是超逸的精神品格。这些,自然与来自市井的水浒故事大异其趣。

  现在,把话题再延伸一下,看看目今风行海内外的新武侠小说,在这一点上,接近于哪一类。其实这也不难回答,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乔峰、令狐冲或者张丹枫、李寻欢等大侠,在锄暴安良或诛杀仇敌后,也象梁山好汉那样,进入室中翻箱倒柜,拣两套好衣服穿了,搜出金银,揣入腰包,这将是何观感?更不要说偷鸡摸狗、开黑店之类。再试想一下,《笑傲江湖》里向问天和令狐冲结拜后,如果向问天为表示兄弟情谊,塞给令狐冲一把银票,那又是何观感?恰恰相反,《天龙八部》里乔峰和段誉结拜时,乔峰明明已看到段誉阮囊羞涩(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结拜前二人拼酒一番后,段誉无钱结帐,一度想用绣金荷包抵押酒资),但也并不见他捧出银子来接济,这就是新武侠小说中大侠们的行事风范。金庸的笔下,只有《射雕英雄传》以及《神雕侠侣》里的江南七怪,有偷窃和赌博行径,气质上与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最为接近,但有趣的是,他们恰恰是市井中人。还有个无赖韦小宝,莫名其妙地成了江湖豪杰的一方领袖,时不时大发横财,同时也好大把撒钱,在后一点上倒是有点儿象宋江,有点儿象梁山好汉的仗义疏财,但他也恰恰出身于市井(韦小宝的这些行径,就不会发生在正宗的侠如陈近南身上)。

  这样看来,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虽然白话章回体的外在形式近于《水浒传》,但内在的精神旨趣,倒是远承了文人小说中的游侠传统。(新派武侠小说家中,古龙比较注重强调金钱,笔下侠客常常豪阔无比,陆小凤请一朋友帮忙,送了五千两的银票,接下来由叙事者出面说朋友间如此也是天经地义。与金庸、梁羽生比较,古龙的作品也恰好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市井趣味。当然,这个话题不是这里能完全扯清楚的,先就此打祝)除了对金银的态度以外,梁山好汉的整体生活时空也与新派武侠小说笔下虚拟的江湖世界有诸多微妙的差别: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官府(及背后的法)至多是个虚设的乃至可有可无的背景,侠客杀个把人根本不当回事,甚至大开杀戒、屠戮至百计也不会见官府有何响动,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一旦手中有了一条半条人命,就不得不窜入绿林,或在紧张忧惧中极为狼狈地亡命天涯;新派武侠小说中侠客鲜有冻饿之苦,即使个别作品中(如金庸的《侠客行》、《倚天屠龙记》)写到了这方面内容,但也多是出于情节上的安排需要,很少意在传达人生艰难的感喟,侠客们多半衣食无忧(古龙笔下的武林势力常常更是莫名其妙地阔得惊人),他们的浪迹江湖,往往意味着一连串浪漫的冒险,意味着富有人生诗意的旅程,是不折不扣的“潇洒走一回”。而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时时讲述的是,好汉们冲州撞府,在路安歇,免不了“睡死人床,吃不滚汤”,宋江去清风山投靠花荣,路经一座高山,天色晚了,心中便要惊慌:“若是夏月天道,胡乱在林子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气,风霜正冽,夜间寒冷,难于打熬,倘或走出一个青虫虎豹来,如何抵挡?却不害了性命?”江湖行旅,何等艰辛!更不必说途中一个个黑店的无比凶险。而一旦走江湖的好汉(如病大虫薛永)得罪了地头蛇(如穆弘、穆春兄弟)──这种事极有可能,就会无处吃饭无处住店还有性命之忧。强悍如鲁智深,上路后两顿饭不吃,也会饿得手脚发软,在瓦官寺外初斗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人时,敌不过二人且得夺路逃命。这就是好汉出没于其间并演绎了一段段人生故事的水浒世界,它不比现代新武侠小说中一定程度提纯化了、童话化了的江湖世界,更多地传达出的,是那个时代市井中人或游民深刻而又真实的人生体验,正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言:“正是这个熙熙攘攘并且常常是野蛮的世界,使《水浒》迸发出不同凡响的饱含人生真谛的气息。”

前言

  说《水浒》,几百年来说得最热闹的是宋江。

  晚明大异端思想家李卓吾,大赞先造反后招安的宋江是忠义之士、英雄楷模;而清初怪才金圣叹,却又把宋江骂得狗血喷头,说他阴险狡诈,是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强盗头子。

  到了现代,宋江一忽如坐了升空气球,是农民起义雄才大略的领袖,一忽又被打翻地上,踏上一只脚,成了地主阶级的野心家,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皇权的卫道士,赵宋王朝的忠实走狗,鹰犬,刽子手,……,一夜之间身价如从喜马拉雅山主峰狂跌至马里亚纳海沟沟底,一时间,万民声讨,众炮齐发,宋江被架上审判台,遭受批判大凌迟,一下子就成了神人共愤、遗臭万年的一堆狗屎。后来又有人出来说了,不同的《水浒》,里面的宋江也不同,金圣叹评改的七十回本里的宋江,那确实就是放射着万道金光的农民革命的领袖,除此以外,其它有排座次以后受招安、征方腊等情节的《水浒》里的宋江,通统都是坏货,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

  一个宋江,几百年来,身价倏而狂涨,倏而暴跌,这个现象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值得在下和列位看官好好探讨。

  那么,为什么几百年来对宋江的毁誉差别如此之大?

大分裂   

  其实这也不奇怪,《水浒传》中的宋江确实非常难分说。

  还不要说宋江的整个人物形象,就是他的一些局部的具体的作为,也让人很不好解释。比如,随便举一个例子,第四十一回说到,众好汉江州劫法场、智取无为军后,分五起向梁山进发,宋江、晁盖、戴宗、花荣、李逵先行,路经一处黄门山,只听得一声锣响,三五百喽罗拥出四条好汉,正是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四人,拦住去路,指名要留下宋江。既然几个强人指名叫阵了,这时宋江就该有所反应,而书中的宋江也果然有反应了,只见:

  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说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豪杰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

  真是松得不成体统。不要说武松、鲁智深、阮氏兄弟这些响当当的汉子,就是个寻常喽罗也不该如此脓包。下山拦路的四条好汉,后来在梁山泊中也就是二三流的人物,这边现摆着有花荣的神箭和枪法,再加上李逵这个杀人魔王的两把板斧,晁盖的武艺也应还过得去,对付他们,谅已足够,即使稍有不济,后面还有二十几位好汉将带着一干人马陆续赶到,有何必要跪地哀求做此丑态?再说宋江这扑通一跪,又置晁盖、花荣等跟随在旁相护的朋友于何地?难道这几位名动江湖的朋友,都是些木雕泥塑、吃闲饭的饭桶?(而书中宋江同行的几个朋友,包括沾火星就爆的李逵,在这个过程中,也果真如木雕泥塑,就看着宋江跪下去哀求,不发一言,毫无举动。)

  这段叙述就很怪,要说作者这里是存心要在宋江的鼻子上抹一道白粉,似乎没这个道理;要说作者没安这份心,宋江又确实给写成了这副不堪的德行。

  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这里作者本打算是给宋江镀金的,是想说宋江一人做事一人当(所以用了“挺身出去”一语),也算有种,但行文火候欠佳,一道小菜给烧糊了。

  问题就在这里。稍稍细心地翻一遍《水浒》,就不难发现,书中这种因叙事技术处理不当带来的毛病,实在多得是:

  一方面,说宋江“于家大孝”,“人皆称他孝义黑三郎”,是地方上的道德模范,一方面,却又见宋江预先让他父亲“告了他忤逆”,脱离父子关系,这还不算,宋江又在老父家中的佛堂下面挖了地窖,这样一来,一旦犯了事,既不至于牵连家里,又有一个藏身所在。这就怪了,列位看官中有哪位朋友听说过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一个老实巴交的孝子会净转这种鬼花肠子?

  又如,一方面,把宋江说成天下闻名领袖群雄的豪杰,一方面,又时不时说到他的一些给“好汉”二字抹黑的丢人现眼的举动(如上举的例子);再如,一方面,说宋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一方面又让大家看到,宋江几次面临宰割时,几乎从不做最起码的挣扎自卫,唯一会做的就是象兔子一样惊惶逃窜或苦苦哀求;一方面,说晁盖、宋江兄弟情深,一方面又有很多情节,让人疑心宋江大奸巨猾,蓄谋架空晁盖;……

  在这本小书的第一篇“水外线”里,在下就已说过,《水浒传》的作者,并不是象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屈原、李白、杜甫级的伟大作家,他的文学功底其实并不如何高明,书中不那么伟大、不那么高明的笔墨多得是,宋江这号核心人物给描画得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毛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书中种种由于技术处理不当造成的人物形象的分裂,给后人分析评说宋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现在在下要开说宋江,当然也要面对这些麻烦,首先就要解决的是一个阐释立场的问题:如果话说宋江只能以几百年前那个水浒故事的最初编辑者的本意为标准,那么在下其实没多少事可做,只要对列位说一句:“作者是想把宋江写成一个英雄人物,一个正面形象,但没写好,写出了很多毛病。”就可以卷地收摊儿了;但是,如果换一种立场,即干脆不管那个《水浒》最初编辑者的本意如何,就是就《水浒》说《水浒》,将《水浒》当作政治寓言来解读,也许会别有一番发现。这种做法,近于美国学者罗蒂(RICHARD RORTY)所鼓吹的“使用”文本,也未必就不合文学阐释的游戏规则,很多海外学者研究《水浒》的文章,走的都是这个路子,那么在下这里便效颦一回,来个漫说宋江何如?在下姑妄言之,姑妄言之,那么就请列位姑妄听之,姑妄听之,如何?

  在下要漫说的第一句便是:宋江是个奸雄,是个比曹操小一号的乱世奸雄。

宋江的声望问题   

  明代有位托名天都外臣的人物,在为一种版本的《水浒传》做的序中说:

  吴军师善运筹,公孙道人明占候,柴王孙广结纳,三妇能擐甲作娘子军,卢俊义以下俱鸷发枭雄,跳梁跋扈。而江以一人主之,始终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众人,此一人必非庸众人也。

  这话说到了要害所在。水泊梁山,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时迁、白胜之流的鼠窃狗偷,有关胜、呼延灼这样的朝廷名将,有鲁智深、武松一类的老江湖,还有柴进这种金枝玉叶,个个非同等闲,这些人论本事吴用老谋深算,公孙胜呼风唤雨,其他身怀绝技身手不凡之辈也是要多少有多少,有的人即使本事平平,也照样嚣张跋扈,如“天底下老爷只让两个人”的石将军石勇,总之,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但怪就怪在,他们都服宋江。

  此中奥妙何在?

  要想明白宋江为什么能成事,最好多拿他和其他人做些比较,在可能成为领袖这一点上,与他最可一比的,是晁盖和柴进。另外,宋江后来的副手,卢俊义也可拿来一比。

  那就先说晁盖。

长短话晁盖   

  晁盖的身份,王珏先生在《〈水浒传〉的悬案》一书中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晁盖衣服是富民,实际上是地方黑社会首领。

  晁盖身为东溪村里正,薄有家财,再加上如刘唐所说“曾见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哥哥”,说明晁盖暗地里也做些不法勾当,坐地分赃之类只怕也是有的,因此晁盖手面儿虽不能象柴进那么阔,但也足够使他为自己在江湖上赢得了仗义疏财之名。所以刘唐、公孙胜这些流荡江湖的人物,一听说大名府那边有十万贯金珠启程押送东京,马上想到要来东溪村将这套富贵送与晁盖。接下来准备打劫生辰纲,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兄弟等七好汉结盟聚义,晁盖坐了第一把交椅,此后,劫案事发,七好汉上山通同林冲火并王伦后,晁盖更是长期担任水泊梁山大寨主。

  但名义上的山寨寨主、一把手,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好汉领袖。实际上,等到众好汉江州劫法场将宋江迎上山后,大寨的权力中心便开始悄悄转移,山寨上贯彻的完全是宋江的权力意志。

  那么为什么会是如此,这就要从晁盖的为人长短说起。

  先说晁盖这人的长处。

  头一条,就是他作为江湖老大,为人重义。尤其是对宋江,江州劫法场之役,晁盖亲自带队,梁山泊头领几乎倾巢出动,远征江州,真是不惜血本;宋江上山后,回郓城迎取老父,晁盖先派戴宗下山打探,再亲自带六个头领来接应,闻听宋江有危险,便教戴宗上山传令,只留下吴用等几个头领守山,其余共三十余个头领,既包括花荣、秦明这样的军官,也包括萧让、金大坚这种其实并不以武技见长的书生型的好汉,都全部出动,再一次不惜血本来迎宋江,这份义气,真是无可挑剔。

  除此以外,这里要说的是,晁盖还有超出一般江湖义气的特有的温厚。

  有两个典型事例。

  一是救白胜。若拿后世武侠小说的标准,白胜做好汉,根本不合格,首先没听说白胜有什么超凡的武艺,只是一个“闲汉”、“赌客”,其次,公人从白胜家中搜出赃物,白胜吓得“面如土色”,被拿后,终于熬不过拷打,招认了曾伙同晁盖打劫,在义气上,不能说没有欠缺。但晁盖这个江湖老大并不计较,做了梁山寨主,却还惦着当初合伙做事的这个小角色:“白胜陷在济州大牢里,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来。”吴用也果然遵命设法救了白胜上山。

  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宋江对唐牛儿的态度。第二十一回,宋江怒杀阎婆惜,被阎婆骗到县里扭住,全靠卖糟腌的唐牛儿,拆开阎婆的手,宋江才得以逃脱。于是唐牛儿便替宋江顶了缸,被捉拿,被拷打,被刺配,此后却没听说仗义疏财、江湖人称颂不已的宋江设法解救唐牛儿,让这个为自己担了多少委屈的小人物,也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地享享福。也许是因唐牛儿只是个卖糟腌的,不够好汉级别,没有营救价值?还是因事关宋江杀惜这个有桃色背景的血案?血案的背后,有宋江被同僚带绿帽的丑闻,这样的事,在厌烦女色的众好汉眼里,尤为不体面,大家不提不想最好,没必要还特地救了唐牛儿上山,让他到山上多口,有损领袖形象。

  另一个能说明晁盖温厚的事例是,第二十回中,林冲火并了王伦,晁盖做了梁山寨主,又大败来征讨的官军后,众头领正饮宴庆贺时,忽有喽罗来报,有数十客商山下经过,于是三阮、刘唐下山去打劫,这时,晁盖特为叮嘱道:“只可善取金帛财物,且不可伤害客商性命。”打劫成功,小喽罗上山报喜,晁盖又问:“不曾杀人么?”喽罗回报不曾,晁盖便“大喜”,说道:“我等初到山寨,不可伤害于人。”虽说打劫客商,和后来梁山屡屡标榜的只杀贪官不劫客商并不一致,但晁盖对此再三动问,可见晁盖是真心不想伤害客商性命。这很难得,不要忘了,第五回中,桃花山的李忠、周通劫杀客商,“有那走得迟的,尽被搠死七八个”,毫不手软。第十一回中,为人正直的林冲,为了在梁山容身,也一度下山,准备劫杀行人做“投名状”,一个为杨志挑担的庄客,就差点成了林冲刀下的冤魂。

  但是温厚可以看作常人的美德,却是政治人物的短处,政治讲究的是脸厚心黑,必得如宋江那样为达目的不惜心狠手辣(如为拉秦明下水,将青州城外一村百姓尽数屠灭),方能成气候。

  更何况晁盖的为人,还有明显的几短,一是行事有些婆婆妈妈,不够果决,二是幼稚,再有就是粗心大意。

  第一点最典型的事例,是生辰纲事发,宋江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通风报信后晁盖的表现。晁盖从得到消息,到官军来搜捕,当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何观察带着公文来到郓城县时,是“巳牌时分”,即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宋江从何观察那里得到消息,飞马报信,“没半个时辰,早到晁盖庄上。”宋江报信后回返,禀报县令后又提议:“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捉。”所以待到朱仝、雷横到尉司点了马步弓手及一百士兵,再向东溪村进发,到村里观音庵时,“已是一更天气”,约为晚八点左右了。朱、雷二人都是晁盖的朋友,他们消极怠工,带人磨磨蹭蹭走到晁家庄时,按情理,晁盖一伙早该一道烟走得无影无踪才对,可书中却道:

  “朱仝那时到庄后时,兀自晁盖收拾未了。”

  行事如此效率,未免可叹。晁盖得信后,已经让吴用、刘唐带着五六个庄客,将生辰纲打劫来的金珠宝贝挑走,投奔阮氏兄弟,剩下的家财,再多也有限得紧,──晁盖不过是小小的里正,豪富不到哪去。可是从中午到入夜,大半日过去,官军来时,晁盖竟还在收拾,如果不是朱仝义气,设法私放了他们,真不知还能不能有后面轰轰烈烈的梁山故事。

  晁盖的另一弱点是幼稚,晁盖能坐了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完全是吴用推动的结果,自己全无主张。生辰纲事发,宋江报知官府将要来擒捉后:

  晁盖问吴用道:“我们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

  吴学究道:“兄长不须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晁盖道:“却才宋押司也教我们走为上计,却是走那里去好?”

  吴用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径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今急遣一人,先与他弟兄说知。”

  晁盖道:“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

  吴用道:“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

  晁盖道:“这一论极是上策,只恐怕他们不肯收留我们。”

  吴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

  晁数问,吴数答,活画出晁盖的无谋和吴用的老谋深算。事发后晁盖问“事在危急怎地解救”,莫不是说晁盖当初领头做下这桩弥天大案后,却从来没考虑过退路?吴用先说出到石碣村三阮家中,晁盖却还不明白,担心打鱼人家如何安得许多人,吴用只好明确地说出,准备上梁山入伙做强盗,晁盖又担心山上不肯收留,吴用只得再点明献些金银便可入伙。

  上了山,王伦面儿上奏起山寨鼓乐杀牛宰羊酒肉相待,心里却存了武大郎开店的想头,晁盖却毫无察觉,早已给哄得迷迷糊糊,感恩戴德,一味高兴,幸得吴用老于江湖世事洞明,早瞧出王伦肚里那两根儿弯弯肠儿,也看出林冲的不平,设计火并了王伦,晁盖才在血泊之中被拥上寨主之位。

  再说晁盖的粗疏。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生辰纲劫案之所以被官府勘破,一个叫何清的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何清是负责缉捕此案案犯的巡检何涛的弟弟,据他自己讲,他曾跟一个赌汉去投奔过晁盖,正是赌棍、闲汉一流人物。这赌棍凑了一班难兄难弟到城门外十五里安乐村王家客店内碎赌,兼帮店小二抄写歇宿客商登记文簿,一日正赶上晁盖一行七人来歇宿,何清写着文簿,问“客人高姓”,“一个三髭须白净面皮的”(大概是吴用)抢将过来,答说“我等姓李”,何清心疑,此事遂成为案件最终被勘破的突破口。

  按:此事首先是吴用难辞其咎,一行人上路作案,便当早早预先分派身份,哪能临登记时才含糊地说一声“我等姓李”?一行七人形貌各异,怎么可能都姓李?这种低水平的谎话却来骗谁?其次,何清曾投奔过晁盖,晁盖便当识得何清,急思应变之策,然而晁盖居然对何全无印象。这种事想来不会发生在宋江身上,宋江待人,往往屈己结纳,必使每个投奔他的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以他的精细和用心,当不会如晁盖这般居然会和投奔过他的人相逢对面不相识吧?

  如此说来,晁盖做为江湖中人,为人宽洪,疏财仗义,是个够格的好汉,但做为一个政治人物,却全然不合格,后来他的被宋江架空,那就不是偶然的了。

柴进的素质   

  再说柴进。

  柴进一开始几乎和宋江齐名,用流荡江湖的赌徒石将军石勇的话来说就是:“老子天下只让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这两个人,一个是宋江,一个是柴进。

  不要小看柴进的江湖名声,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这是从古到今并无二致的。

  除了名声,柴进与宋江比,更有许多其它优势或优点。

  首先是血统高贵。柴进是大周柴世宗子孙,地道的凤子龙孙金枝玉叶,身上有帝王血统,这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可小觑的政治资本;其次,柴进家底雄厚。一个人要想在江湖上博得仗义疏财之名,不是光有良好的愿望就行的,必须随时都能有大捧白亮亮的银子拿出来,以柴进的身世、地位、家业(书中前后写到了他有东、西两处大庄园),他想仗义疏财,无疑比晁盖、宋江更有条件;再次,论个人的仪表风度教养,柴进当在宋江之上。梁山排座次后,宋江、柴进、燕青等人元夜入东京去钻李师师的门路,这宋江土头巴脑,哄起江湖好汉虽是一套又一套,但到了这种高级风月场所却难免捉襟见肘,“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酒行三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所谓梁山泊手段大概是指猜拳呼喝之类的粗相、野相吧?虽说一个人是不是英雄好汉用不着靠获得高级妓女的赏识来证明,但仅此一事也可证,在下说柴进仪表教养风度当在宋江之上,并非无根之谈;第四,论武艺。从第九回洪教头的口中可知,“大官人好习枪棒”,但柴进的武艺究竟如何,因书中从无柴进与人对阵的镜头,也不得而知。从情理上推想,大概不会甚高,但同样从情理上推想,至少不会比面临宰割时只知哀恳求饶的宋江差吧?

  第五,从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的情节来看,柴进自有其非同小可的一面。柴进与燕青在东京城的酒楼上饮酒,只是偶然见到有班直(宋代御前当值的禁卫军)人等出入宫廷,便能计谋立生,设计混入宫中,转到宋徽宗的御书房,割下屏风上“山东宋江”四字安然而出,这份过人之胆加上超凡之智,在梁山大寨一百单八将中也不见得还能有第二个人物吧?

  因此从个人条件来看,无论是血统、家底、风度还是胆识,柴进都比宋江强,而前面又说过,他在江湖上的名望并不输于宋江,那么最后为什么是宋江而不是他柴进成了水泊梁山大寨主?勘破这一层谜,也就勘破了宋江之谜的部分关键所在。

  答案,其实就在书中。

柴家庄园的一幕   

  请列位看官同看一下第二十二、二十三回。

  第二十二回中说道,宋江杀了阎婆惜后,逃官司投奔到横海郡柴进庄园,柴进设宴款待,饮至傍晚时分,宋江起身去净手,不料下面却风云俄起:

  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趄了,只顾踏去。那廊下有一个大汉,因害疟疾,当不住那寒冷,把一锨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脸,只顾踏将去,正跐在火锨柄上,把那火锨里炭火,都掀在那汉脸上。那汉吃了一惊,惊出一身汗来。那汉气将起来,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消遣我?”宋江也吃一惊。

  正分说不得,那个提灯笼的庄客,慌忙叫道:“不得无礼!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汉道:“‘客官’!‘客官’!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却待要打宋江,那庄客撇了灯笼,便向前来劝。正劝不开,只见两三碗灯笼飞也似来。柴大官人亲赶到说:“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这里闹?”

  那庄客便把跐了火锨的事说一遍。柴进笑道:“大汉你不认得这位奢遮(奢遮:了不起,出色)的押司么?”那汉道:“奢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郓城宋押司少些儿!”柴进大笑道:“大汉,你认得宋押司不?”那汉道:“我虽不曾认的,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且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柴进问道:“如何见的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那汉道:“却才说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去投奔他。”柴进道:“你要见他么?”那汉道:“我可知要见他哩!”柴进道:“大汉,远便十万八千里,近便只在目前。”柴进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时雨宋公明。”那汉道:“真个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汉定睛看了看,纳头便拜,说道:“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宋江道:“何故如此错爱?”那汉道:“却才甚是无礼,万望恕罪,有眼不识泰山!”跪在地下,那里肯起来。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

  柴进指着那汉,说出他姓名,叫甚讳字。有分教:山中猛虎,见时魄散魂离;林下强人,撞着心惊胆裂。正是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毕竟柴大官人说出那汉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无需下回分解,在下这便告诉大家,这“山中猛虎,见时魄散魂离;林下强人,撞着心惊胆裂。”“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的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水浒世界里天神般的第一好汉武松!明白了这一节,也就明白了,上面不惮其烦所引述的这段,乍一看,也不见十分精彩,但它实际上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信息。

  豪侠磊落的武松在水浒世界里如此出场,是一般人始料不及的:同一个柴家庄园,一面是尊客新到,觥筹交错,开怀畅饮,一面却是害了疟疾的武松,因挡不住夜寒,凄凉冷落地一人于廊下烤火,真是咫尺之隔,荣枯肥瘠,相去何啻霄壤。那么武松因何会落到这般田地?书中下面交代说:

  “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也一般接纳管待;次后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

  武二郎在水浒世界里是何等英雄的人物,却“相待得慢了”,柴进之不能识人,令人不胜浩叹。虽说此事也有武松的不是之处,但好酒使性,草莽人物本就难免,柴进本当明白这一节,有所优容才是,奈何却听庄客搬口?

  柴进对武松相待得慢,与此相形对照的却是一味与沧州牢城营的管营、差拨“交厚”,与白衣秀士王伦“交厚”。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发配,投柴进庄歇宿后,临行,柴进道:“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可将这两封书去下,必然看觑教头。”(第九回)那么与柴进“交厚”的管营、差拨是如何看觑林冲的?设计火烧草料场,差拨且亲自点火,此便是二人的“看觑”了;风雪山神庙后,林冲再过柴进庄园,柴进又推荐林冲去投王伦:“(梁山)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我今修一封书与兄长,去投那里入伙如何?”(第十一回)结果与柴进“交厚”的王伦又是如何相待林冲的?这无须在下饶舌了。差拨固是小人,王伦亦是自己量窄,但柴进无识人之明却也是不必再说的了,所谓“交厚”云云不过如此,真真可叹且复可笑。

  所以回过头再看上面宋江、武松初会的一段,字里行间的潜台词真可说无比丰富。

  柴进款待宋江,无限殷勤,无比荣宠,却早把沉疴在身的武松忘在了爪哇国。宋江起身去净手,误踏武松烤火的火锨柄,武松惊怒,要打宋江,庄客过来喝叫:“不得无礼,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庄客只是随口一喝,却不知这“最相待”三个字,最是深深地刺伤了武松的自尊,更激起他心中久郁的冷落不平:“‘客官’,‘客官’!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心中欲怒,欲要动手打,欲是偏要给柴进下不来台,欲是要打柴进这“最相待”的客官。

  柴进赶来了,对武松道:“大汉,你不认的这位奢遮的押司?”“大汉,你认得宋押司不?”称呼里连姓名都没有,只一味叫几声“大汉”,武松在柴进心中的斤两是可想而知的了。(而后面宋江和武松识面后,称武松却是一口一个“二郎”)当柴进问武松为何要投奔宋江时,武松道:“他便是真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便去投奔他。”这话更是直通通、硬邦邦、冷飕飕,当面让柴进下不来台,但这也实在是心性高傲的武松所受委屈太过所致。

  当柴进指点,宋江报名后,只见“那汉定睛看了看,纳头便拜,说道:‘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武松定睛看到的是什么呢,使他认定了眼前的这位便是日思夜想的宋江,便决然下拜?书中没说,但是可以推想而知,那就是宋江谦冲、诚恳的微笑的面容,使武松骤感温暖,一霎时无限委屈、无限心酸涌上心头,最后却都化作一句:“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

  这夜宋江拉上武松同坐一席饮酒,“酒罢,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轩下做一处安歇。”

  “过了数日,宋江将出些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柴进知道,那里肯要他坏钱,自取出一箱缎匹绸绢,门下自有针工,便教做三日的称体衣裳。”柴进此时如此作为,却是为时已晚,人情都已被宋江做了。

  此后,宋江每日都带武松一处饮酒相陪,如温厚的兄长般熨贴武松那受伤的自尊,武松便不再使酒任性。

  接下来,武松思乡,要回清河县探望哥哥,向柴进辞行。柴进赠了金银,置酒送行。饮毕,武松启程,这时:

  宋江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出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宋清两个送武松。待他辞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暂别了便来。”

  按说,宋江与武松一样,也是客,他陪主人柴进一同送客则可,却并没有主人回返后他再送一程的道理,但粗枝大叶的柴进却什么也没想,自己回去了。接下来:

  三个离了柴进东庄,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别道:“尊兄远了,请回。柴大官人必然专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几步。”路上说些闲话,不觉又过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几步。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钟了作别。”三个来到酒店里,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横头坐定。便叫酒保打酒来,且买些盘馔、果品、菜蔬之类,都搬来摆在桌子上。三人饮了几杯,看看红日平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时,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纳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那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缠袋里。宋江取些碎银子,还了酒钱。武松拿了哨棒,三个出酒店前来作别。武松堕泪,拜辞了自去。

  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

  读到“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一句,在下怅怅不已。正如读到《三国》中的一段,即曹操得知关羽终于离开他走了,启程去寻访刘备时,只道了声“云长去矣”,多少无奈,多少恋恋,多少惆怅,尽在这四字之中,每次读到这里,心中总要怅然感动良久。不要怪奸雄心术,如此殷殷相送,放在谁身上不会深受感动?何况武松这样身受其惠的直性汉子?由“尊兄远了,请回”“尊兄不必远送”到“哥哥不弃武二时,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由“尊兄”而“哥哥”,在“哥哥”二字叫出口的那一刻起,武二郎心中便认定了眼前这位将是他永志不忘、生死以之的好大哥,今后为他赴汤蹈火、肝脑涂地那也是甘之如饴了!不要小瞧这几笔,这是真正深写人心、意蕴无限丰富的几笔,这是文学的真功夫。

  武松与宋江相处的短短的几天,得宋江相待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真足以铭心刻骨。而列位看官不要忘了,这仅仅是书中写明了的一幕,宋江杀惜之前在郓城县是如何相待投奔他的好汉的,由此便可推想而知了,那些曾得他如此尽心相待的汉子奔走江湖时,又怎能不替他四海传扬?这样一个及时雨名动江湖谁曰不宜?

  那么柴进呢?柴进可以和林冲这种上层出身的好汉声气相投,却并不真正懂得草莽英雄,很难真正得到他们的心,在这种地方,确实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来说,这是他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这样的人因为还肯接济江湖亡命,故而可能成为强人集团中比较受尊敬的角色(事实也是如此),但却注定成为不了强人真正的领袖。正如看了《三国》中“温酒斩华雄”前后众诸侯的表现便可以断言天下是曹操的了,而不会是袁绍的,同样,看了上面柴家庄园内外那几幕后,就一样可以说,水泊梁山的天下,绝不会是柴进的,而只能是宋江的了。

骆驼卢俊义   

  再说宋江的副手卢俊义。

  金圣叹评卢俊义说:“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这话说得颇有道理,卢俊义在梁山的权力中心中,的确空有一个庞然大物的架子而毫无影响力。

  卢俊义生擒史文恭后,宋江在众好汉面前表示要请卢来做寨主,并陈述自己有三不及卢:“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

  宋江所说大体符合事实。若论个人相貌、出身、武艺,宋江的确都不如卢俊义,尤其是卢俊义的武艺,即使在好手如云的梁山大寨中,也绝对够得上一流水准。

  但卢俊义却绝对做不了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宋江说卢俊义“力敌万人”,这没问题,但接下来所说的“通今博古”就很难说了,一个通今博古的人会被吴用骗题藏头反诗这等小儿科的鬼把戏哄得团团转?吴用拉卢俊义下水那点计谋,根本就骗不过燕青,简直可称拙劣,但卢俊义却乖乖上套,让人怀疑他的智商大有问题。

  至于宋江说卢俊义“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就更不着边际。须知一个人的江湖声望并不纯以武力获得,若论武艺,曾头市的史文恭在与后来位列梁山五虎上将的霹雳火秦明对阵时仅二十余合就将对手刺下马来,这是何等身手,大名府梁中书手下的大刀闻达、天王李成也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却没听说他们有什么江湖威望,恰恰相反,宋江、柴进武艺平平,却名动江湖,可见要想“天下谁不望风而服”,重要的并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急人之困仗义疏财,而书中恰恰没说卢俊义具备这方面的品质,故而卢俊义在江湖中的声望,不但比不了宋江、柴进及已故的晁盖,只怕连原李家庄庄主扑天雕李应都及不上。因此他上了梁山后,除了燕青这一忠仆外,可说毫无人心基础,绝对不足与宋江抗衡。但他各方面条件又确实都不错,又无个人班底,这种人,正是理想的副手人选。

地窖之门   

  现在终于可以回过头来说宋江。

  宋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对王法的态度、对落草的态度乃至他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充满了矛盾。

  宋江,人称孝义黑三郎。这“孝义黑三郎”五个字不可等闲放过,宋江矛盾人生的密码其实尽已揭橥于五字之中。

  关键就在孝、义二字。

  孝是一种垂直的伦理,它注重的是秩序、服从,它的性格是保守的,由孝放大出来,就是忠;义是一种横向的伦理,它追求的是放纵、自由、热血担当,它的性格是开放的,由义推衍开来,就是侠;宋江的人格理想,无疑是孝、义两全,但可惜的是这两者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统一于一体。在生活的常态也许能够,一旦出现了变态,很可能便是孝、义不能两全,依违摇摆于两者之间,因此人格里潜藏的矛盾就已预注了宋江独特的人生轨迹。

  此外,不应忽视宋江官府下层小吏的身份。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严定官与吏的界限,且重官轻吏。在唐之前,州郡藩镇等地方长官可以自己组建一套行政班子,聘来的办事吏员随官而走,可以随时转官,爬入上层社会。到了唐代,官和吏界限渐严,但吏也还有转官的机会。而到了宋代,则限定官、吏不得相越,一旦投身作吏,便意味着终身沉沦吏流,象宋江这样的押司,无论你再有本事,就准备终生献身于押司事业吧,永远也别指望青云直上,进入主流社会,一展鸿图。这也就难怪“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的宋江一腔沉沦不平之气。宋江无疑是自视甚高的,他的胸中有特殊的抱负,自幼所受经史的教化,使他渴望青史留名,但机会却似乎永远将他摒于大门之外了。

  宋江是不甘于僵化琐碎而没有激情、诗意、冒险的吏员生涯的,他广为接纳江湖好汉,其用意并非如晁盖那般坐地分赃,也非如柴进那般作为乏味的贵族人生的点缀,在自幼曾攻经史的他的心中,也许时时浮现的是在春秋战国那个多姿多彩的时代际会而起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四公子的身影。他有特殊的抱负,对自己心中躁动、危险的质素也有清醒的认知,故此他对自己终有一日会逸出常态的人生轨迹似有一种特殊的预感,于是他让老父事先告了他忤逆将他出籍,于是他在宋家庄园的佛堂下面挖了地窖。

  住宅往往就是一个人人格的外化。

  宋家庄园地表之上的田宅,隐喻着宋江心灵的表层,一个安分守法的良民富户,而佛堂下的地窖,那座隐秘的黑暗的地窖,则正隐喻着宋江内心深底的潜意识层,代表着一个江湖强人之梦,蕴藏了一个未来的梁山泊。

  宋江杀惜后,踏上亡命之旅,是为其江湖生涯开端。但此时他依然依违于孝义两者之间,且主要摆向孝之一极,无论是投奔柴家庄,还是孔家庄,清风寨,都还只是消极的逃避,投奔对象都是良民。

  但料想不到的是于清风寨却被刘高陷害,自己的一念之仁换得的却是恩将仇报、险些丧命。生死攸关之后,忠孝一念淡出,宋江初次决意为强人。于是一时温文尔雅尽去,为拉秦明入伙,竟下令于青州城外屠灭一村,而后又有效地组织起一行人等向梁山开进。秦明担心没人引进梁山未必肯收留,“宋江大笑,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一事,直说到’刘唐寄书,将金子谢我,因此上杀了阎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听了大喜道:’恁地,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迟,可以收拾起快去。‘”宋江这一阵大笑及自伐其功,正是强人作态。

  但宋江初上强人之路却很快戛然中止。石勇带来老父亡故的家信,孝之一念,及自幼诗书教育造就的超我,使他瞿然而醒,不再肯带人上山,自己回入了人生的常轨,接受发配江州的命运。

  然而,宋江江州发配的途中,一路所见所历的却全是各色强徒莫不闻名而拜,使他对自己的江湖魅力有了更进一步的深深确认。自信愈增,随后自然便是更为抑郁不平。于是,一日于浔阳楼上,独自闷饮至醉,酩酊之下,表层意识的监控退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得以狰狞地探出头来,驱使他在酒楼的壁上书下了几句反诗: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他年若得报冤仇?向谁报仇?向阎婆?阎婆已死,向张文远?张文远不在江州,为什么要血染浔阳江口?这不是无根之谈么?非也,宋江的报冤仇,是向命运!是向使他不能出人头地屡遭坎坷的命运报冤仇,是要恣肆地伸展自己的生命意志!

  但是题反诗给他带来的却是灭顶之灾,即使是坐在粪便里装疯卖傻,受尽精神上的凌辱,仍难逃一死。

  然而幸运再次垂顾于他,晁盖带着梁山人马来了,李逵从楼上跳下来了,江州结识的朋友也来了,宋江被救出来了!

  鬼门关前再度转了一回,他心灵中那座地窖之门终于被彻底打开了!从此,宋江阴郁的生命意志终将在天地间得到大自由,大舒展,大飞扬。

上山一日   

  宋江刚刚被从江州法场上救出,在城外白龙庙内便立刻反客为主,置晁盖带众人速离险地先回梁山大寨的合理命令于不顾,发号施令,请众好汉为己血腥复仇。此举本是大大冒险,不料竟而一役成功,攻破无为军,活割了黄文炳。斯事遂为宋江此后将不顾一切贯彻自己权力意志之预兆。

  宋江上山了。上山之后喘息未定便对山寨众好汉重排座次一事发号施令:“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须知排座次是梁山大寨极为郑重的组织大事,晁盖还没说话,是谁给了宋江如此拍板的权力?

  结果,便可见重排座次后的格局是: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第二位,吴用第三位,公孙胜第四位,这是梁山大寨的权力核心。其余人等,左边:林冲、刘唐、三阮、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共九人;右边: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燕顺、吕方、郭盛……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共二十七人。

  这一对比,就比出了妙处。因为在宋江上山之前,花荣、秦明、燕顺、王矮虎、吕方、郭盛、石勇等先期上山的好汉,在上山后便议定了座次,已经与林冲、三阮等旧头领融为一体,不料宋江一上山就来了一套“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这样一来,“新”“旧”重新泾渭分明,所谓的“旧”,就是王伦时代和晁盖打劫生辰纲时代的旧班底,才寥寥九人,而所谓的“新”,即坐在右边一带的二十七人,除了萧让、金大坚二人外其余全都是因宋江而来,也可说是宋江的新班底。宋江如此安排,是何居心?金圣叹认为是“欲夸其多也,贼!贼!”“宋江此时,真顾盼自豪矣哉”,也不能说是冤枉了宋江吧?

  然而,宋江的把戏还没完。梁山大寨为给宋江及新入伙的头领压惊、接风大排宴筵,席上,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叵耐黄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乱道,解说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以此拿了小可。……”宋江在众好汉面前讲说这段童谣意欲何为?还不是为了暗示这些直肠汉子,自己其实是上应天命。果然,脑筋缺弦儿又对宋江无限狂热崇拜的李逵立刻跳将起来:“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本来给宋江带来灾难的童谣,现在成了他上应天命的象征,宋江此时是何等的踌躇满志,这也预示着水泊梁山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将由晁盖的守成时代转向宋江的扩张时代。

奸雄本色

  宋江上山不久,便因时迁偷鸡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借端启衅,发动三打祝家庄之役。这是梁山发动的第一场以主动态出击的大规模的集团作战。三战之后,终获大捷,不但为山寨掠得三五年粮食,且网罗了扈三娘、李应、杜兴、孙立、孙新、顾大嫂、解珍、解宝、邹润、邹渊、乐和等一众好汉,使山寨声势大盛,经此一役,由不得众人不对宋江刮目相看。此后攻打高唐州、大破连环马、取青州、征华州,屡屡扩张,累战累捷。每战之前宋江都来一套“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之类将晁盖挡出战事之外,甚而如呼延灼发兵来打时,宋江闻听此信开口便道:“我自有调度,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对当时亦在座的晁盖连“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之类的门面话也懒得讲了就片言而决。而每战之后招降纳叛也都是宋江拍板,根本就没有请示晁盖这个山寨老大一说。长此以往,战事的指挥者宋江自然就不仅以仗义疏财名动江湖,而且以能征惯战招贤纳士而声闻天下。

  宋江上山时,本就有清风寨、江州城两地结识的好汉组成的雄厚班底,又有暂未上山但受过其厚待的武松等好汉为他四海传名,待其掌握梁山的实际军权后,更借战事不择手段地延揽人才。所谓不择手段,无非厚黑学大师李宗吾先生拈出的“厚”、“黑”二字:“厚”,即宋江每每于擒获被俘的官军将领之后,来一个喝退左右,亲解其缚,扶入交椅,纳头便拜,然后可能再加一个“情愿让位于将军”“就请为山寨之主”。宋江这套把戏越练越熟,越玩儿越溜儿,而那些被捉的将领,正如张火庆先生所说:

  “这一捉一放、一扶一拜之下,便把人的自尊和灵魂收买过来了。本是待死之囚,乍为座上之宾,他们被生死攸关激动得糊涂了。”

  于是这些捡了条性命的官军将领一个个迷迷糊糊地说道:“人称忠义宋公明,果然有之。”这真是笑话,宋公明若果然忠义,你带兵来征讨又所为何来?向你磕了两个头,说两句“情愿让位于将军”“就请为山寨之主”,就证明了宋公明果然忠义?还有一层,宋江这套把戏玩了一遍又一遍,先前被哄得迷迷糊糊地投降了的将领亲眼见宋江在后来者面前将这套一演再演,心中又是何滋味?但是没关系,宋江脸皮厚,不厚怎能为梁山这个大军事集团网罗这许多一流战将?

  再说宋江的“黑”。宋江“黑”,在上山前就有在青州城外屠村的前科,上山后最典型的事例是为拉朱仝下水,差遣李逵活活砍开了四岁的小衙内的脑袋。此事吴用也是同谋。砍杀小衙内后,在柴进庄园吴用向朱仝陪罪说:“兄长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将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晓。”待到朱仝果真到了山寨后,宋江却道:“前者杀了小衙内,不干李逵之事。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一时定的计策。”看样子,宋、吴二人也知道他们干的是没天良的事,互相推委,其实正都是一路货色,后来吴用设计拉卢俊义下水之歹毒,正与宋江交相辉映。

  说到这,便请列位看官共赏一段奇文。朱仝被逼上山后,恨李逵入骨,要与李逵厮并,宋江打圆场,先用上引那段话劝解朱仝,复开导李逵,宋曰:

  “兄弟,却是你杀了小衙内,虽是军师严令,论齿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与他伏个礼,我却自拜你便了。”

  若教在下推举《水浒》中写人言语最妙之段落,在下便推举上面这段。列位请看,宋江先说“却是你杀了小衙内”,命李逵替他和吴用背黑锅,又一转,说“虽是军师严令”,这是怕李逵不服叫嚷,又用这话替李逵分点责任,且将刚才对朱仝说的那句“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一时定的计策”变相重复一下,进一步将责任推委坐实到吴用身上,“军师严令”之后却又是再一转,不伦不类地扯出一句“论齿序他也是你哥哥”,随后话头又转到“且看我面,与他伏个礼”,“我却自拜你便了”,抬出个人面子,软压李逵就范。宋江此处短短几句话,连转了好几层意思,连哄带骗让李逵服了个软,这段囫囵语活画出宋江的奸猾与惫赖,正是强人本色。

  最后,无论是厚也罢,黑也罢,总之宋江手腕频耍,该架空的架空,该压服的压服,该拉拢的拉拢,又时不时地向平均文化水准偏低的众好汉兜售童谣、“玄女”之类,终于使自己声望如日中天,成了水泊梁山的真正寨主,而江湖之上,也渐渐地不知有晁,只知有宋。

  于是,列位便可看到,事态发展到何种地步,一日金毛犬段景住这个北地的马贼来到梁山,据他自己讲,他从大金国盗了一匹“照夜玉狮子马”,“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来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不曾想马却被曾头市夺去,“小人称说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料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小人不敢尽说。逃走得脱,特来告知。”段景住是否原打算要将马送给宋江,此事不得而知,千真万确的事实是,这个马贼来到山上在晁盖的大本营里便公然宣称,他在江湖上混,只听说过及时雨的大名,得了宝马,首先想到了要送给宋公明,言下之意,也只有宋公明配用天下至宝,其他人就免谈了。段景住说得很自然,宋江听着很自然,一众头领听了也很自然,唯一不自然的就是晁盖。

  晁盖终于带兵出征了。他别无选择,只有亲冒矢石浴血而战,才能为自己寻回早已失去的威名。然而不幸的是晁盖竟而中伏,受了毒箭,一战而殁。

  晁盖死了。宋江又费了番周折强拉武艺高强、班底全无的卢俊义上山,攻破曾头市,再破东平府、东昌府,网罗足了连己在内的一百单八将,自己也终于名至实归坐上山寨第一把交椅,标志着他的强人事业达到了顶峰。

不归路   

  这样说来,宋江也算是一个颇有心术的乱世奸雄,故而成就了他的一番江湖霸业。

  然而,若与刘邦相比,就会发现,宋江毕竟还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流氓,坏就坏在他“自幼曾攻经史”,忠孝一念尚未完全消除,还要一刀一枪边庭立功,念念不忘的是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若果有桓温那般“大丈夫生于世不能流芳百世便当遗臭万年”的魄力,也许早就成为另外的人物。但是宋江却终于没有成为另外的人物,他的矛盾人格使他无可规避悲剧的宿命,最后经史教育形成的超我又压服了强人的本我,追求不朽的愿望战胜了追求自由的意志,他招安了,无怨无悔地走上了毁灭之路,完成了水浒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宋江的一生。

“胡椒”与内圣外王之梦   

  记得那还是很早以前,看过一篇小品文。说的是一位外国朋友来到一个中国人家里吃饭,饭桌上,南方口音的中国人说了句:“汤里有胡椒。”“胡椒”念成了“Fu-jiao”,老外却听成了“佛教”,大为惊奇赞叹:“东方人真神秘!连汤里都有佛教。”

  这个故事,可以作为文学阐释的寓言来读。“胡椒”代表的是作者意图,“佛教”代表的是接受者自由的解读,它很可能完全悖离作者的本意,但却饶有兴味,富有活力。

  在下上面的漫说宋江,其实就是一种“佛教”式解读。如果进行“胡椒”式的还原,就会发现上面对许多情节的分析,还可以做出另外一种解释。比如说对晁盖的分析:晁盖得宋江报信后,夜半尚未走,那是为了安排美髯公朱仝私放晁天王的情节,好写上朱仝一笔,为后面的情节打伏笔,却忽略了从宋江报信到朱仝带人来捕,时间间隔未免过长这一点,使得在下对作品进行封闭性阅读,得出了晁盖性缓这种“佛教”式的结论。又如唐牛为宋江顶缸,后面却没在交代他的下落,这是行文疏漏,当然可以分析作者这种疏漏背后的忽视众生的民族心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原意并非借此写宋江凉薄,以下其他分析不少可以以此类推。当然,“佛教”与“胡椒”相差太大,首先是作者行文粗疏难辞其咎。

  作者塑造宋江这样一个名动江湖的道德楷模,本意并不是要曲写奸雄(作者还以为他写出的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宋江),而是中国文人内圣外王的古老梦幻的折光。

  《水浒》里的宋江与《三国》里的刘备相似,都不以个人的武技、智谋见长,都代表了作者这样一种理念,靠个人“仁德”的品格,即可以超越武技、智谋,奄有一方天下,或统领一方江湖。这实际就是儒家尤其是孟子极力鼓吹的由内圣而外王的政治理念。

  这种理念,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经不住现实的考验。《韩非子·五蠹》中早就说过,孔子天下圣人,学说风行海内,但只有七十二个弟子追随他,而象鲁哀公这样的下才之主,只要身为君主,境内的百姓,没有敢起不臣之心的,这说明民众真正畏服的是权势,就连孔子不也还得乖乖地给鲁哀公做臣子?这就证明即使“圣”也顶不了什么事,更别说由内圣而外王,完全是痴人说梦。

  韩非子是对的。通观中国历史,大抵圣者不王,王者不圣,由内圣而外王,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即使是《三国》《水浒》想把刘备、宋江说成道德楷模,但也不得不写刘备的赖荆州、夺益州,以及宋江屠村等毒辣手段,而一般读者的接受,也多把刘备看做虚情假义,把宋江看作心怀叵测的乱世奸雄(在下并不是唯一做这种解说的人),这种“胡椒”与“佛教”间的差距本身,就是个意味深长、言说不尽的话题。

前言

  水泊梁山除了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以及前期的晁盖组成的领导核心以外,其他好汉中的骨干力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胜、林冲这样的原朝廷的国手级战将,另一类便是鲁智深、武松、李逵、三阮这种草莽豪杰。本话题将要说的,就是其中几位响当当的汉子,看一看,为什么这几位梁山好汉能久远地活在中国民众的心中。

浮云蔽白日与压抑人生

  乍一看,林冲是《水浒》中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

  林冲身上,似乎有《三国》中三个人物的影子:相貌如张飞,身手如赵云,一开始忍辱求全的性格象刘备。

  说到林冲有像张飞的地方,有人也许会感到突兀,觉得《水浒》中那个谨细而能忍辱的禁军教头,和《三国》中性如烈火、暴躁卤莽的猛张飞实在挨不上,要说李逵像张飞还差不多。但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的绰号是什么,是“豹子头”,第七回中他一出场,就说他的相貌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和《三国》中所写的张飞相貌“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完全相同,就连兵器,也和张飞一样,是丈八蛇矛,此外第四十八回林冲出马擒捉扈三娘时,书中也有诗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这些都说明,《水浒传》的写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想把林冲写成“水浒版”的张飞,甚至还可以推断,在我们今天已见不到的《水浒》成书前早期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里,说不定林冲真就是个张飞型的人物(《大宋宣和遗事》里有林冲的名字,绰号就已经是“豹子头”,但没有他的独立故事),但到《水浒》成书时,已经有了个猛张飞型的黑李逵要写(在晚期水浒题材的元杂剧如《李逵负荆》里,李逵形象已与《水浒传》中的十分接近),于是,就重新写了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人生故事,并在故事里寄托了一些有别于鲁智深、武松、李逵这些草莽人物故事的深沉情怀。

  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这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如何一步步被逼上亡命山林之旅的,可以说,林冲是《水浒》中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水浒传》一开头便先后讲述了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王进和林冲--的颇为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禁军教头,都武艺高强、无辜善良,都是很理想的国家良将,却先后被高俅这象他自己一脚踢起的气毬般轻飘飘直升到高位的无赖小人横加迫害,一个被害得远走异乡,一个被害得家破人亡,最后只得上演一出风雪山神庙血腥复仇,然后蹿入草泽。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就是通过拿他们与奸邪无赖高俅反复对比,传达出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贤处下、不肖居上的黑暗的政治格局的深深的无奈与愤懑。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奈与愤懑。早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千百年来,在诗歌、戏曲、小说里,它不知被反复传写了多少次。因为千百年来屈原放逐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岳飞风波亭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水浒》中王进被逼逐的故事、林冲被迫害的故事和宋江最后被毒杀的故事,千百年来也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

  这种“浮云蔽白日”(“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常被古人用来喻奸邪主政)的格局其实是专制时代永恒的问题。《水浒》通过讲述林冲故事抒发的正是对这浮云蔽白日的深广的忧愤,有了这种忧愤,并把它作为后来众好汉暴烈的反抗的背景和前奏,就使《水浒》这部“强人颂”提升了一层品格。因此,可以说水浒世界里风雪山神庙、林冲夜奔等故事的意味,和鲁智深、武松等草莽豪杰的传奇故事是迥乎不同的,它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及快意恩仇之外别抒怀抱,在水浒世界里独奏了一曲怨郁而又慷慨的悲壮之音。

  另外,从更普适的意义来说,水浒世界里的林冲故事,还传达出中国人--尤其是有才干而善良的中国人那种深重的压抑人生的滋味。

  林冲的被压抑,不仅仅是来自高俅这个身居高位的小人,而是来自各色人等:先是受高俅的陷害,几乎被问成死罪;死里逃生,发配上路,又被董超、薛霸两个人渣百计折磨,然后捆在野猪林,差点给一棍当头打死;到了柴进庄上,虽有柴进热诚相待,但仍不免一度得对趾高气扬的平庸之辈洪教头陪着笑脸;到了沧州牢城营,因拿银子稍慢,就被差拨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一切,林冲都逆来顺受,忍了,可陆虞候又来沧州追杀,终于,林冲忍无可忍,一幕风雪山神庙中,灵魂深处的“匪魂”,如睡狮猛醒,在漫天的风雪中,在火烧草料场的熊熊大火映过来的火光中,猛下杀手,血溅山神庙前的风雪大地,遗下一幅血红雪白的惨烈森冷的图景,而后,踏上了夜奔梁山的不归路。

  风雪之夜,经过柴进的庄园,进入看米囤的草屋烤火,接下来:林冲烘着身上湿衣服,略有些干,只见火炭边煨着一个瓮儿,里面透着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边有些碎银子,望烦回些酒吃。”老庄客道:“我们每夜轮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气正冷,我们这几个吃尚且不够,哪得回与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乱只回三两碗与小人挡寒。”老庄客道:“你那人休缠休缠。”林冲闻得酒香,越要吃,说道:“没奈何,回些罢。”众庄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来要酒吃!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

  为了在风雪之夜饮两碗酒挡寒,再三软语商量,这还有些林冲一向的行事性格的遗留(若是李逵、武松哪有这等耐性一味相求?十九会是径来抢夺),但在遭到喝斥拒绝后,再接下来却是:林冲怒道:“这厮们好无道理!”把手中枪看着块焰焰着的火柴头,望老庄家脸上只一挑将起来,又把枪去火炉里只一搅,那老庄家的髭须焰焰的烧着,众庄客都跳将起来。林冲把枪杆乱打,老庄家先走了;庄家们都动弹不得,被林冲赶打一顿,都走了。

  林冲道:“都去了,老爷快活吃酒。”土炕上却有两个椰瓢,取一个下来,倾那一瓮酒来,吃了一会,剩了一半,提了枪,出门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捉脚不祝走不过一里路,被朔风一掉,随着那山涧边倒了,那里挣得起来。大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当时林冲醉倒在雪地上。

  这是水浒世界里林冲唯一的一次快活饮酒,甚至是他唯一的一次从嘴里道出“快活”二字。梁山好汉中说“快活”说得最多的是李逵,李逵也的确是梁山好汉中最快活的一位,而这时林冲的夺酒及自称“老爷快活饮酒”,那腔调,那行事,正宛如李逵。也许压抑了太久太久的林冲杀过人之后,终于可以一伸郁怀了,那蜷缩了太久的疲惫而沉重的灵魂也终于可以一得舒展了,需要放怀一醉,而这个一向谨细的林冲也果然醉倒了,在唯一一次“快活饮酒”后,醉倒在山涧边的雪地上。?

  但是他的压抑人生还没有结束,为了躲避官府的辑捕,他不得不再次收束起心底已经醒来的恣肆的匪魂,扮成柴进的庄丁,蒙混过关,雪夜投上了梁山;不曾想上了梁山又受尽没本事的王伦的苦苦逼逐和排挤,直到火并王伦,经过再一次的血祭,他的自由意志才终于得以彻底舒张。此后林冲为梁山作战,屡屡奋勇争先,一个如此安分善良的良民终于蜕变成了大泽龙蛇,变成一个强悍的叛盗,这其中传达出的感慨太深沉了,意味深长,让人感叹不荆。

说不尽的黑李逵   

  在今日山东境内的梁山上,塑着一条梁山好汉的像,这好汉不是晁盖,不是宋江、吴用,也不是武松、鲁智深,而是黑旋风李逵。

  让李逵享受如此殊荣,不知道理何在,也许是因为在一些人心中,李逵还被看作是农民起义中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派?

  是不是革命派这且不说,可以肯定的是,李逵是水浒世界里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梁山好汉中十分特殊的一员,一般的梁山好汉上山前,可以演出各种轰轰烈烈的江湖壮剧,而一旦上山,个人的英雄主义就要被山寨的帮会意志所吞没,而只有李逵,上山后却依然能自由地舒张自己的生命意志。

  对于这个水浒世界里异常活跃的黑旋风,究竟可以从他身上读出哪些意味呢?

  也许首先便是:

劫变神学的人格化──一说李逵

  黑旋风李逵的星号是什么?

  是天杀星。

  在第七十一回中梁山英雄排座次时,天门开,石碣出,石碣上赫然刻着一百单八将的星号,其中便有天杀星李逵。

  其实关于黑旋风的这点天机早已泄露,早在第五十二回中,罗真人便对戴宗道:“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

  这样说来,李逵挥向众生头上的两把板斧,竟是天意的体现,是下土众生造孽太重,所以才遭天谴,被黑旋风倏忽挥来的两把板斧砍得血肉横飞。

  当然这种天戮众生的神学观也并不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的新发明,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来就有两种神学观:一种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是至善的本体,赋予万物以生命,此即天地之仁,这种仁贯通于天地人物,周流于六合之间,是众善之本,百行之源,所以程颐劝宋哲宗不要折春天的柳枝,以体现上天的好生之意,二程的弟子谢良佐从作为生命发端的果核桃仁杏仁中领悟到上天令万物生长的一片仁心,而“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句则正是这种观念的诗意的表达;另有一种,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对待众生(包括人类)并无慈爱之意,而是漠不关心,任其生灭的。到了后来,这种观念与佛教的“劫运”之说相结合,高居于众生之上的最高主宰“天”便越发不那么仁慈了,它时常向随世俯仰的衮衮众生露出狞恶的面目,通过各种方式,比如降生些坑赵卒四十万的白起之类的屠夫,来大开杀戒,以惩众生的过错与罪恶。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可说随时可见:“上帝先与如来、诸佛祖、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元运告终,民生应罹兵劫三回,……今又命天狼星下界,计民生应遭杀戮者五百余万。”

  (《女仙外史》第一回)

  “因上帝恨这人人暴殄,就地狱轮回也没处报这些人,以此酿成个劫运,刀兵、水火、盗贼、焚烧,把这人一扫而尽,才完了个大报应。……”(《续金瓶梅》第十三回)“世运将变,人民应该遭劫。一旦付之妖人,助以为乱,此时杀死、饿死、屈死者,不可胜数。……”“天道恶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豆棚闲话》第十二则)在水浒世界里,近似于半神半兽的李逵,承担的就是这种奉天杀戮的使命。

  那么,这种劫变观掺入《水浒》里到底好不好?

  答案很显然,不好!!《水浒》本已在第一回用高太尉逼走王进的故事来强调乱自上作,指明世间动荡祸乱的根源不是那些萑苻啸聚的好汉,而是高俅、蔡京这样身居高位的朝廷显宦,是奸邪主政,才导致天下大乱,这一笔,本是《水浒》难得的深刻一笔,现在又来说下土众生作孽太重所以该杀,两者格调明显不协调。

  这种因为因果、劫运框架的引入而导致的价值判断的混乱,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常出现的弊玻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岳全传》开篇说,在西方极乐世界如来正说法时,忽有一女士蝠在莲台下听讲时撒出一个臭屁,被大鹏金翅明王啄死,那女士蝠一点灵光直奔东土投胎,就是后来秦桧的老婆王氏,而大鹏鸟则被佛爷喝斥一番,命“这孽畜”“降落红尘,偿还冤债”,于是大鹏鸟也去投胎,成了岳飞,后被王氏害死了账。要照这么说,那岳飞被王氏害死就是他前世自找的了,死有其由,这对它表现“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懊恨风波屈不申”的创作初衷有什么好处?但作者还是扯进了这些。这种毛病在中国古代很多小说里时常能见到,《水浒传》赋予黑旋风李逵以天杀星的神学品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本我的象征──二说李逵

  李逵还可以看作梁山人格的本我的象征。

  梁山人格是在下新造的词,它混融了梁山精神的各个侧面,既有替天行道,也有快意恩仇,即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也有血腥嗜杀,有理性追求,也有感性冲动,这些加起来(而不是仅仅其中的某一侧面),就是对中国下层社会影响相当深远的复杂的梁山人格。

  “本我”是借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术语,指一个人人格中体现生物本能冲动的部分,与遵循社会理性规范的超我人格相对,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

  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水浒》里的李逵行事,主要遵循的就是快乐原则,黑旋风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就是“快活”:他生割了黄文炳后称“吃我割得快活”,他屠了扈三娘一家后道“吃我杀得快活”,杀人不是为了复仇,不是出于战阵厮杀的需要,而竟仅仅是为了快活!

  此外,李逵回家接老母时遇到回家的哥哥李达,就劝李达“同上山去快活”。就连黑旋风那最被一些人称道的一番话,即李逵初上梁山时叫嚷的“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做了小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一番话,也远不是出于什么彻底革命的高尚动机,因为就在“夺了鸟位”句后还有最关键的一句:“在那里快活,却不好?”说来说去,所有的目的就在于此,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是为了等贵贱均贫富,不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是为了喝更大碗儿的酒,吃更大块儿的肉,这才是李逵的心思所在,坚决的农民起义者云云根本扯不上。

  总之,李逵行事几乎全凭快活二字,少理性,无算计,率性而为,因此他的举动有近于童趣的天真烂漫的一面,如第七十四回寿张乔坐衙、闯学堂诸事,充满喜剧色彩,隔着一段审美距离来看,你会觉得黑李逵蛮天真,蛮可爱,就如李卓吾所赞的那样:“李大哥做知县,闹学堂,都是逢场作戏,真个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恋,活佛!活佛!”金圣叹也赞李逵“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对李逵这一点大为激赏的人历来就不少。但是,恕在下在这里做一个煞风景的假设,假设黑李逵闯到学堂时,那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的孩童中有列位看官中哪位的公子,您还会觉得这一脸煞气的黑厮可爱么?再假设,你有个亲朋在江州打算看杀头时被李逵没来由地一斧砍倒,那又如何?你还会赞李逵蛮得可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真强盗之可爱,尤其是与伪君子比时之可爱,只是限于审美距离的,但是不应让这种审美趣味迷惑价值的理性判断。《水浒》中的李逵固然可说有赤子童心,但弗洛伊德也指出,所谓的童心,远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般美好,它同样可以表现得非常凶残,因缺少成熟的社会理性规范意识,蛰伏在潜意识深层的破坏性本能往往便毫无避忌地释放出来,儿童虐杀小动物以取乐的行径即是,李逵纯粹为快活而杀人与此不正相似吗?

  所以,话头回到李逵身上,这黑旋风固然有天真烂漫的美学趣味,但不要忘了,他的多出于生物本能冲动的行为多半是反文明的,蛮荒的,强破坏力的,因此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将李逵看作梁山耽于杀戮的凶险的破坏力量的象征,而鲁迅先生也早在《集外集·序言》中说道:“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中去,淹得他两眼翻白。”文革时,鲁迅先生《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一段关于《水浒传》的议论,被无数人引用来骂《水浒传》鼓吹投降,但上面《集外集·序言》中的这段,就只好全当没看见,因为实在不好解释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怎么会对彻底的农民革命派李逵如此反感。

  其实李逵哪里是坚决的农民革命派,他只是梁山人格中强悍而又冲动的本我人格的体现,是个几乎不知理性的价值规范为何物的长不大的孩子。所以一旦离开野性冲动大有用武之地的战场,为了执行诸如搬请公孙胜这类任务进入城市这种文明的社会,他必得有一个外力制约者如戴宗、吴用或燕青同行方可,此类描写便颇具象征意味。

  同样,黑李逵对宋江那种格外的、特殊的忠心与依赖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深具“儿童情结”的李逵同样需要一个价值的标尺,一个能确认他存在的意义的精神之父,于是他那颗天真的心灵仰慕了许久的宋江终于在他的生命里出现了,试看李逵初见宋江时是何等的狂喜,而宋江也是又送银子,又带李逵喝酒,对他那卤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酒保专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这一切都和宋江初会武松时的意味有微妙差别,宋江在柴家庄厚待武松,要出钱给他做衣服,又连着几天带他各处吃酒,这并不是为了满足武松的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熨贴武松那因柴进的慢待而受伤害的自尊,表现的确实如一个温厚的兄长,而宋江初会李逵的那一日,那举止,那神态,却全如外公疼爱外孙。这一日奠定了宋、李二人终生的情感格局。此后,宋江因题反诗入狱,戴宗因受知府差遣进京需离开一段时日,李逵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这是何等情分,须知粗卤的黑李逵能做到这种地步也是绝无仅有,这只怕要比他后来跳楼劫法场还难得多。再往后,二人一个说“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一个道“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宋江带数人元夜上东京时,曾对李师师戏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儿小李”,难道这种玩笑也可移用到武松、鲁智深、大刀关胜身上?所以李逵对宋江,既不是手足之情,也不是部属对统帅的愚忠,而是更近于儿童对父亲的深深的依恋,宋江名义上是他的大哥、首领,而实际上,却是这个具有“儿童情结”的好汉的永远的精神之父。

不可或缺的宣泄功能──三说李逵

  现在不妨再把李逵和宋江做为一组相对照的形象来看。

  从最表层的社会意义来看,可以说李逵和宋江分别代表了反政府武装中的两种倾向,李逵代表的是狂暴、猛烈、破坏力强的一面,宋江代表的是温文、和缓的一面,这两种倾向,历来就共存于各反政府武装中吧?

  但是如果把观察视野再放宽一点,也许还可以再深开掘出些意义。

  多翻一些中国古代小说,就会发现,这种“宋江+李逵”式的组合,或者说这种“儒将+莽将”式的组合,在中国古代类似题材的白话小说中是太多见了,如刘备和张飞,如岳飞和牛皋,杨六郎和孟良或焦赞,秦琼和程咬金等等,现在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种组合如此常见?

  在在下看来,这种组合体现了作品的两种艺术功能。

  先看儒将(当然有些人如刘备、秦琼也称不上儒将,这里为行文方便,先姑用这一词来概称)这一系列,宋江也好,刘备也好,岳飞也好,杨六郎也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行事谨慎,理性,节制,对既定的价值规范如忠义持认同态度,是中国式的榜样、楷模。象岳飞这样的人,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忠臣,甚至还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他的行事都可称模范公民。这一组人物,体现的是作品的引导功能,他们是作品树立给红尘众生的立世样板。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心想招安的宋江、被昏君勒死而不反抗的岳飞、受奸臣陷害而认命的杨六郎、明知道罗成是给人害死而不敢多说的秦琼,如果作品中出现的全是这类忍气吞声的中国式的楷模,列位看官读来那还不得给憋闷死?那怎么办?这时就需要莽将这一系列的人物了,秦琼不敢骂唐天子没良心,让程咬金来骂,杨家受了得势小人的窝囊气不好发作,那就让孟良连夜去杀那小人,岳飞不便犯上反抗昏君,但牛皋可以造反,宋江老是念叨招安,这在那个时代也不能说不应该但让人心烦,那就由李逵来叫喊夺皇帝的鸟位,……不便由样板人物说的话做的事全交给莽将去说去做,这样作品(包括说书这类口头艺术)在大体不冒犯忠义之类社会正统价值的前提下,又能提供宣泄渠道,让作品的接受者通过代入式的审美幻想,获得畅快淋漓的宣泄的满足。这些就体现了作品应具有的宣泄功能的一面。

  因此,李逵、张飞、牛皋、程咬金这类人物,一般不会是大部头作品的第一主角,但他们却又实实在在是作品里不可或缺的异常活跃的角色,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了这一系列的人物,这类作品便少了一大半鲜活的生命。

喜剧趣味及其它──四说李逵

  接着上面的话题要说的是,李逵、牛皋、孟良、程咬金这类莽将形象又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喜剧趣味。

  当然《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不能说是纯粹的民间文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极大程度地体现了下层民众的趣味,这可以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即看它们能否被改造成说书艺术,《儒林外史》、《红楼梦》显然不能,而它们不但毫无问题,而且还多半益见精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说成广义的民间文学也未尝不可。

  而民间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十分强调趣味性,可以说趣味原则是民间文学极重要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上述一类作品中频频出现莽将一系列的人物,讲说它们的滑稽行事,也是这种趣味原则的集中体现。在下少年时代颇听了不少评书,记得几乎每部书中(包括“呼家将”“曹家将”以及“三侠剑”之类)都有这类角色,只要一讲说到这类角色出场,那效果一定就好,听者喜笑颜开,不厌重复,绝不会皱着眉头嘀咕“怎么又出来这么一号人物”。同样,新派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周颠、桃谷六仙之流也是莽将这一系列的变种,他们也使作品趣味盎然,也没见谁计较这类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应否重复出现,以及他们的形象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有多大的合理性之类。

  为什么会是这样?说穿了也很简单:对趣味的追求,本就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要。

  另外,和在下上面说的第二点“本我的象征”相似的是,有一些人把水浒世界里的黑李逵看作宋江的潜意识的人格化,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就说,李逵的叫嚣造反要拥戴宋江做皇帝,“道出了宋江强压着的想当皇帝的心声”,而宋江对李逵的喝斥,则“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夏志清的这一结论也许是受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在评改《水浒》时,一直就认定宋江是满口忠孝心怀不轨的伪君子,而直肠直肚的李逵则常常将宋江那不可告人的心事叫喊出来,比如一般的《水浒》在写到晁盖中箭死后吴用等推宋江为寨主宋江谦让时,说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而到了金圣叹评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李逵叫嚷的一句就变成了:“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你也肯!”这一改,是够毒的。三字之差,意味全变,也开启了后人将李逵解做宋江潜意识的现代阐释思路。

  再有,在下上面多采用泛文化视角分说李逵,对将李逵定为农民起义骨干分子的说法不以为是,这并不等于判定阶级分析法毫无用武之处。恰恰相反,在下以为只要循科学理性之精神,实事求是地从文本出发,而不是理念先行,此法同样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如欧阳舰萧相恺先生于七十年代末所撰之《李逵论》(收入《水浒新议》一书),以游民无产者的两重性分析《水浒》中李逵言行的阶级本质,力抗“农民起义革命派”之权威旧说,客观、精当而有说服力,在下十分感佩。珠玉在先,且阶级分析法究非在下所长,故此处藏拙,就请列位看官多多谅解。

  一句话,《水浒》是说不尽的,李逵也是说不尽的,在下才疏学浅,“说不尽的李逵”便说到这种地步,就此收尾何如?

武松:“完美”的义侠与复仇之神

  某种意义上,武松可看作整个梁山大寨的缩影。

  慷慨重义,神武好胜,快意恩仇,重人伦,轻女色,水泊梁山好汉群体推重的义侠素质,都集中突出地体现在武松身上。

  可以说,武松是《水浒》刻意经营出的一个完美的义侠形象,是下层民众心目中理想的英雄,正义的裁判,是惩恶与复仇之神,胆量、勇武和侠义的化身(在河北某地民间秘密宗教的神堂中,武松是与关帝并列,配祀于弥勒、观音的)。

  清初怪才金圣叹品定梁山人物时,推武松为上上人物,又拿鲁智深和他做比说:“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鲁达是否真的及不上武松,这话要看怎么说,若以侠义胸怀而论,鲁达未必便不及武松,在在下看来,甚至还可说稍胜,但金圣叹所说又有一定道理,若就一般人的阅读感受而论,恐怕对“鲁达不及武松”的说法多会持模糊的认同态度。原因何在?也许是因为水浒中的鲁智深性格还相对单一,对他的描写也相对简单,而武松故事则文戏武戏交错,故事内容更为丰富,性格更为复杂,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给人的印象因之也就更为深刻。

  武松故事主要集中在第二十三回到三十二回即著名的武十回中,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笔墨。

  这部分从柴家庄宋江夜遇武松开始讲起,接下来便讲述了著名的武松打虎的壮举,写出他的神武好胜,从此这位打虎英雄就开始了一系列的锄暴行动: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刀光拳影,自掌正义,俨然是社会正义的裁判。

  武松除了神武过人外,还慷慨坦荡,不拘行迹,以他对财货的态度为例,是既不贪财也不拒财:打虎下山后,县令赏赐了一千贯钱,武松转手便散给了众猎户;夜走蜈蚣岭格毙王道人后,又把王道人历年劫掠来的二三百两金银让被王道人掳来的女子悉数拿走,但同时,江湖朋友的馈赠和他在张都监府上替人通融公事时别人送的人情钱,他也大方自在地收下,在鸳鸯楼连杀十数人后,更是卷了桌上的银酒器才走路,对财货,一切顺其自然,不贪吝,也不矫拒,这才是真正的豪杰行事。

  此外武松故事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分,就是人伦亲情,表现在武松对兄长的骨肉情深。而这种重人伦也同样是水浒世界里好汉所推重的品格。当然,梁山好汉并不是重所有的人伦,比如夫妇一伦,对多数好汉来说是可有可无,说不定没有还更好,但对孝悌尤其是孝,那却是无条件地尊奉。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种重人伦背后的历史蕴涵。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是家族本位,它的稳定很大程度要依赖孝悌等家族伦理来维系,因此经过世间各阶层一代代反复强化,孝悌之念便极为强固地进入民心深处。中国古代虽然向来忠孝并称,但忠这种政治伦理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如魏晋容或还会受到质疑、动摇,即使是太平盛世,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民众和社会结构边缘的游侠也未见得就买它的帐,但是相形之下,孝之一念却极少受到质疑和挑战,即使是游侠者流也不例外:《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聂政事母至孝,《汉书·游侠列传》中的原涉因守父丧而“显名京师”。再看水泊梁山上的一群魔头,他们冲州撞府,杀人放火,不怕天,不怕地,有的宣称“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有的叫喊要夺皇帝的鸟位,个个一副浑不吝的劲儿,在一些好汉心中,“忠”那的确就是个“鸟”,但一说到孝,立刻不一样,却是半点含糊不得:最突出的当然要推宋江,人称孝义黑三郎,他的孝名也是他博得江湖好汉敬意的一项本钱;再如公孙胜,这个神仙般的高人为了侍奉老母也一度下山,还有雷横,见老母被殴便枷打白秀英,就连杀人不眨眼的李逵也知道要接老母上山快活。武松上无双亲,他的重人伦便体现在与兄长的手足情深。

  而且,再深想一步,就又会发现,武松和武大郎间的兄弟组合与书中孔明、孔亮、穆弘、穆春、孙立、孙新等兄弟的组合其实不同,后种组合中的兄弟同属好汉级别,说他们是手足情深,还不如说是血气相投,而武松和武大不一样,武松勇武超凡,而武大却短矮丑陋,懦弱善良,时受欺凌,正是你我众生中人。因此,武松对他这个无辜善良软弱众生中的兄长的骨肉情深,对同属众生的故事接受者们来说,就别具了一种感人的意味。有了这一段刀斧杀伐之外的琐细的伦常生活的描写,就使武松这个复仇之神在刚猛血性之外,还有了一份人伦的温暖与亲切(这是鲁智深故事所没有的)。因此,武松这个人间超人的义侠形象也就更深入了民众心中。

  另外,《水浒》还花了大功夫写武松的不好色。不好色是梁山人物重要的好汉信条,除了王矮虎这种极个别的人物以外,大多数好汉都能做到这一点,极端如李逵更是一见到美貌的大姑娘就极为厌烦。但是《水浒》真正花大功夫写一个堪称大丈夫的好汉是如何抵御女性的诱惑的,还是写武松这段,第二十四回写武松遇嫂和潘金莲勾引武松等几处,是《水浒》这部粗犷之作中少见的精致笔墨,如:那妇人脸上堆下笑来,问武松道:“叔叔,来这里几日了?”武松道:“到此间十数日了。”妇人道:“叔叔在哪里安歇?”武松道:“胡乱权在县衙里安歇。”那妇人道:“叔叔,恁地时,却不便当。”武松道:“独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妇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管顾得到,何不搬来一家里住?早晚要些汤水吃时,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不强似这伙腌脏人。叔叔便吃口清汤,也放心得下。”……“叔叔青春多少?”……“叔叔今番从哪里来?”……那妇人拿起酒来道:“叔叔休怪,没甚管待,请酒一杯。”……那妇人笑容可掬,满口儿叫:“叔叔,怎地鱼和肉也不吃一块?”拣好的递将过来。……笑语盈盈,殷殷相问,潘金莲之绮思荡漾,之妖娆作态,之口角含春,均如在目前,一声声“叔叔”甜腻腻的娇唤,也如在耳畔,--后来潘金莲勾引武松不成,武松临上京前到兄嫂家辞行,用话点了潘金莲几句,潘金莲再开口便是“你这个腌臜混沌”、“你胡言乱语”、“你既是聪明伶俐,却不道’长嫂为母‘”,自称也由“奴家”升格为“老娘”--笔触可谓穷形尽相,又如:过了数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缎子与嫂嫂做衣裳。那妇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与奴家,不敢推辞,只得接了。”

  不要忘了,潘金莲可是个出色的美女,一个美女发动这一轮轮攻势,那冲击力对凡夫俗子来说大概是不能视若等闲的吧?但武松却当真是视若等闲。这一轮轮的攻势,以及直到潘金莲最后发动的“总攻”和最后落得铩羽而归,都叙述得十分细致出色。

  叙述出色就说明作者是花了大心血、充分调动了想象力来写的,如此用力,当然不是出于塑造潘金莲形象的兴趣,作者用意还在于武松,套用一个金圣叹打过的比方来说,看这段就如看狮子滚绣球,狮子使出全副手段,看得人眼花缭乱,而它的心力所在却是绣球,这里潘金莲便是那狮子,武松方是那绣球,穷形尽相地写潘金莲,根本目的还是写出武松不近女色的英雄做派,而这一点也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了武松被奉为水浒世界里的完美义侠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武松性格里还有一种特有的心高气傲。如书中说在他夜上景阳冈时,经过山神庙,见到了阳谷县的印信榜文,得知山中果然有虎,便欲回转到山下店中,但一转念,回下山必被人耻笑,于是又冒死上山。这是值得欣赏的一笔,它写出的并不是武松凡人的怯懦,恰恰相反,而是他心中特有的高傲。若是李逵当此情境,哪里还会有这等周折,必是大叫一声“大虫算甚鸟”之类径直上山。而武松却并非一味莽撞之徒,他是个成熟的谨细的好汉,他后来在十字坡对付孙二娘的手段便足证这一点,因此,当他断定山中确实有老虎时,谨细的性格使他心中转过回返一念,但他性格里特有的高傲,却旋即战胜了这谨细的一面,终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此后,他初发配到安平寨时,拒绝送给差拨分例银两,反而加以嘲骂;他初见管营时,不肯装病,主动请打杀威棒;他醉打蒋门神前,一路连喝数十碗酒;他在打蒋门神前后屡屡声称“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再撞见我时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模样”,以及血溅鸳鸯楼后撕下衣襟蘸血在墙上大大写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等等,等等,都表现出武松特有的高傲。

  这就是武松,一个有强烈个性的成熟的好汉,他不仅不同于李逵的一味莽撞,他性格之丰富也是鲁智深所不及的,而且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下层社会所推崇的义侠应具有的各种道德信条。

  但即使是在这个《水浒》花大力气刻划出的完美义侠身上,以今人的道德理性眼光来审视,也能见到一些阴影,如混乱的侠义观,如快意恩仇。

  混乱的侠义观表现在他的江湖义气。如十字坡张青、孙二娘夫妇开的是杀人劫财的黑店,“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武松随张青参观人肉作坊时,也亲眼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在他一开始制住孙二娘时,如果没有张青赶来,他十九会为民除害,平了这黑店,说不定一把火便烧作白地,但是问题是菜园子张青赶来了,与武二郎攀上交情了,结拜了,那事情就得另说了,此后的结果是武松上路,十字坡的黑店照开不误,后来武松在鸳鸯楼做下那桩大血案后出逃时,还被张青的黑店伙计拿住,差点也被大块切做了黄牛肉。

  又如武松醉打蒋门神时声称:“凭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是的,蒋门神一顿拳脚收拾得施恩在床上趴了两个月,还夺了他的快活林,对施恩来说蒋门神的确是“硬汉”、“不明道德”的人,但是武松在发出他这番侠气凛然的宣言时,却忘了,那金眼彪施恩对孟州道的其他芸芸众生来说又何尝是软汉、明道德的人,他和他父亲老管营一直就在联手诈害囚徒,武松如果不是曾有当年打虎的神勇被施恩看中,只怕他早已被这父子用土囊或盆吊送上了西天,施恩在孟州城外开店也并非纯出于商业动机,而是为了向当地那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收取流氓保护费(请参看此小书的“金银话题”),这样一个鱼肉一方的小恶霸,几顿好酒好肉的管待,便令武松慨然而往,替他夺了黑道地盘,还和他结为兄弟,从此,英雄和恶霸,兄弟情深。

  武松和张青、孙二娘夫妇以及施恩这样的黑道人物、地方恶霸相结交,在水浒世界里是并不被看作违背英雄信条的,因为后者虽然祸害众生,但他们都好赖会几手拳脚,又对武松十分相敬,大家都属于好汉这一级别,于是自然就“四海之内皆兄弟”了。这就是武松的义,这就是水浒世界的义,这也就是中国旧时社会的义,对此种义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就留给列位看官去评说。

  现在再要说的是武松的快意恩仇。

  什么叫快意恩仇,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被视为行事的绝对信条,而无需经过理性、良知的拷问。

  武松是从斗杀西门庆开始他的复仇与报恩行动的:为给无辜被害死的兄长伸冤,武松痛下辣手诛杀潘金莲、西门庆,这是报仇;然后,在他被押往东平府申请发落的上路前,取了十二三两银子送给郓哥的老爹,因为此前他叫乔郓哥帮同打官司时,曾许下给郓哥十几两银子做本钱,这是报恩--列位看官须知武松此时并不宽裕,在他投案前,曾委托四邻变卖家中一应物件(当是指武大郎那点不多的家产,估计也卖不了几个钱)作随衙用度之资,现在要上府城听候最终发落,更是处处需要用钱,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武二郎还能不忘对一个小孩子的许诺,这是他做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的难能之处(这种事列位看官是万万不要指望李忠、周通辈能做到的)。

  此后武松的人生之旅,就更成了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发配到孟州城安平寨,吃了施恩几顿酒肉,就去替他平了蒋门神;张都监赞他两声“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要收他做亲随体己人,就跪下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随鞭执镫,伏侍恩相。”武松是真心感激张都监的“抬举”的,张都监设下圈套,使人诈喊“有贼”时,武松立即做出反应:“都监相公如此爱我,他后堂内里有贼,我如何不去救护?!”是何等的忠心耿耿!简直要让人替张都监的因愚蠢而失一人才而惋惜了。

  但是勇烈的武松一但复仇,那也是彻底血腥:大闹飞云浦,一举诛杀两个公人、两个杀手,而后折返鸳鸯楼,杀马夫、杀丫鬟、杀张都监、杀张团练、杀蒋门神、杀亲随、杀张都监夫人、杀张都监儿女、杀张都监养媳……,月光里,烛影中,刀光霍霍,腰刀砍缺了口,再换朴刀,杀,杀,杀,走出中堂,拴了前门,折返回来,再寻着了--不是撞着了--两三个妇女,都搠死在房中。

  就这样,武松郁积的愤怒终被漫天血雨所冲刷,而在这怒焰冲天的杀戮的背后,正是血祭的快意--恩情应铭心,仇恨也同样要入骨,在复仇的血腥杀戮中,获得了生命尊严强烈的自我认定的快感,便如武松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这正是“快意”二字的最好注脚。

  于是有十几人--多是女人、儿童--成了英雄义侠武松刀下的冤魂。容与堂本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了在房里”句旁,批了个字:“恶!”又批曰:“只合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杀的。”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干脆将此时乱砍乱杀的武松称为被恶魔驱使的代表。

  也许这种评价会让列位看官中喜爱尊崇武松的某些朋友难堪,但遗憾的是这是事实。水浒世界里奉行快意恩仇的也不是武松一人,实际上整个梁山大寨就是如此,试看一部《水浒》中,举凡梁山好汉的对头,如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一但破了庄园和城镇,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哪一次不是“老少悉数不留”、满门尽灭!(前后只逃脱了扈成、梁中书、梁夫人,还有一个被双枪将董平强霸去的东平府太守程万里的女儿。)宋江攻破祝家庄后,还一度与吴用商议要尽屠祝家庄,总算石秀因曾得钟离老人之助而求情,全庄才免了灭顶之灾。

  但是梁山好汉的故事,包括他们这些大肆屠灭的壮举,却一直被传诵着,如清人金圣叹在批点血溅鸳鸯楼这段时,在旁一再批上“杀第一个”“杀第二个”“杀第三个”“杀第七个”“杀第八个”“杀第十一、十二个”“杀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通过这些批语,似乎可以看到他好象一直在得意洋洋地替武松扳着手指头数着,直到最后,在“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句中“我方心满意足”旁,又批上:“六字绝妙好辞!”

  真是恶极!!

  但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无论是“完美”的武松的快意恩仇,还是金圣叹的大唱赞歌,以及血溅鸳鸯楼故事的被久远传诵等背后,都有值得现代中国人深长思之的地方。它实在应被现代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地反剩[参看“匪魂话题(上)”之“快意恩仇”]

吴用的地位与品位

  吴(无?)用,其实是水泊梁山最有用的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秀才领头造反三年不成,并不是说秀才在造反队伍中毫无用处。

  为什么很少见秀才领头造反?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开篇便说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这话说得是。豪族造反这且不说,单说这流氓一类草莽人物的造反,除了刘邦、朱元璋外,其实还大有人在,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十几个开国君主连带他们的从龙将佐,有过偷鸡摸狗放火打劫贩私盐前科的可说是比比皆是,那时真称得上是流氓的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为数不少的流氓成了气候,而同样没有背景的文人却不行?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些有担当的流氓不象文人,满脑子忠孝节义,性格保守,行事又寒酸可厌,他们豪爽豁达,敢于铤而走险,所以天下大乱时往往能应运而起。

  这个历史的奥秘早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便已揭示出:在陈胜、吴广起兵天下汹汹之际,沛县子弟也怂恿县令“反正”,并与因私放刑徒、斩白蛇而拉了一支绺子在外流窜的刘邦取得了联络。可这沛县令一度答应后又旋即反悔,关闭城门,搜拿图谋造反分子。这时刘邦闻讯带人来到城下,威胁城中说如果城里人不杀了县令起兵,等他刘邦攻进城去那可就要挨家灭门。于是沛县父老率子弟杀了县令,造反遂成定局。但是谁来挑头呢?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萧何、曹参--他们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宰相,也应该是万中无一的杰出人材吧,可是他们却无法担当起这历史的使命,“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族其家,尽让刘季(即刘邦)。”他们是文吏,害怕事情不成,秦廷灭他们的族,于是,这支逐鹿天下的队伍的大旗上就飘扬起了大大的“刘”字,而不是“萧”或“曹”,历史重任便落在了刘邦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流氓身上。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文人也不是没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是最上者为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为帝王友,再退而求其次为帝王臣,他们称不了王,只能为佐贰,但他们也很重要,他们无胆也无力去独力破坏,但出谋划策及建设新秩序却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历代聪明的流氓也懂得礼贤下士那一套,需要文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扮演重要角色。

  水泊梁山这个鱼龙混杂的反政府武装,同样也离不开吴用。吴用坐不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他个人的威望不及原东溪村的准黑社会头子托塔天王晁盖,更不及名动江湖的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靠他个人的号召力是不足以缔造梁山泊的,但是可有一样,梁山大寨可以没有白胜,没有王矮虎,甚至鲁智深、武松或关胜、秦明、呼延灼中少一个也无妨,但是不能没有吴用。

  吴用在水浒世界里是智慧的化身,地位近于诸葛亮,重要性近于诸葛亮,在一般民众的心中,他其实就是水浒版的诸葛亮吧?

  但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水浒》中的吴用能否比得上《三国》中的诸葛亮?

  恐怕不能。也许还可以说,是远远比不上。

  原因何在?

  首先应说吴用的智慧,感觉上不及诸葛亮。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吴用跟诸葛亮较量过,输给了诸葛亮,而是说《水浒传》对谋略的描写相对来说是简单化的。《三国演义》展现出的是一个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喧嚣壮伟的历史大动荡时代,这个时代称得上英杰辈出,《三国》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除了诸葛亮用兵如神以外,还有很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如郭嘉,如周瑜,如庞统,如司马懿,等等,等等,诸葛亮的才华和智慧就是在和杰出对手的碰撞中闪出耀眼的光华的,如比较经典的诸葛亮智算华容一段,诸葛亮和戎马倥偬老于用兵的曹操推算对方的军事谋略,双方对对方的用兵方略和决策心理展开一层层军事反推,最后诸葛亮在这场智慧的较量中技胜一筹,使对手落入彀中,这样充满了深刻的辨证法和对策论思想的笔墨,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但是这样精彩的谋略描写《水浒》中有吗?显然没有。水浒世界里的吴用是全无对手的。这句话的意思还不是说对手都不及他,而是说扮演他的对手角色的人根本就没有,只要他竖起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计谋,对手保证就会乖乖上套,听凭梁山人马痛揍,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吴用的计谋中真正可圈可点的大概也只有智取生辰纲吧?

  而且吴用谋略的品位也远不及诸葛亮,行事时常不择手段。为了逼朱仝上山,竟和宋江定下计策,让李逵活活劈死四岁的小衙内。这手段正与宋江屠灭一村来逼反秦明相似,残忍毒辣全无人性;又如为了强拉卢俊义上山,就去骗卢俊义题反诗,又对卢的管家李固谎称卢已立意上山造反,嗾使李固去出首,险险害了卢俊义的性命,这恐怕也只能用阴险二字形容。总之,吴用使的尽是些典型的流寇手段,能成什么气候?或许这些怪不得那个子虚乌有的吴用,怪只该怪作者计谋描写的低劣。无论怎样,《三国》是不会把这些写到诸葛亮身上的,我等也难以这样想象。

  吴用的品位低于诸葛亮,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三国》中,诸葛亮一方面是智慧的化身,但同时,他还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天命的悲剧英雄。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更为了兴汉灭曹的正义事业,一生以欲凭只手将天补、鬼神泣壮烈的奋斗,来与强大的天命做悲壮的抗争,正是在这种奋斗与抗争中,恢弘了生命主体的尊严与伟大,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心愿与向往。《三国》写诸葛亮,颇多动情、感人之笔,如秋风五丈原: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种悲怆情调,数百年来不知令多少人为之深深感动,为之泣下,《三国》中的诸葛亮实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而这些正是《水浒》中的吴用,以及后来作品中的徐懋功、刘伯温这一军师系列形象所没有的。

  因此可以说,《水浒》中的吴用,虽是个重要角色,但只能看作一个单向度的类型人物。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里,宝钗点了一出戏,对戏中的一曲《寄生草》激赏不已:漫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曲词慷慨悲凉,曲中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的人物,便是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这出戏是《鲁智深醉闹五台山》。

  花和尚鲁智深是一部《水浒》中最具光彩的好汉。

  不说是“最具光彩的好汉之一”,而只说是“最具光彩的好汉”,是因为以在下的眼光来看,鲁智深是水浒世界里唯一一个真正具有侠义精神的人。

  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拿金庸、梁羽生笔下的武侠人物的行事作衡量标准,那么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中鲁智深是唯一可以入选新派武侠小说的人物。

  再换一句话来说,就是:鲁智深是一百零八人中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

  在第二回中,鲁智深,准确一点说那时还应叫鲁达,一出场便是“大踏步”地走来。仅这“大踏步”三字,就已预显出此人一生的慷慨磊落。果然,从他的身影在水浒世界里出现以后,从打死镇关西,到大闹野猪林,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精神:在酒楼上一听到金氏父女的哭诉,便立即对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那厮便来。”被两人一把抱住好歹劝住后,又慷慨资助金氏父女,当晚回到住处,“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的睡了”,这种人间鬼蜮的龌龊行径在他那慷慨卤莽而又阔大的心地里无疑激起了如火的义愤(这种义愤在其他好汉身上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十分少见,他们更多的是一己的快意恩仇),终于,他愤然而往打死镇关西,从此踏上亡命之旅,上演了一出出如火如荼的壮剧;直到上了梁山,去少华山欲与史进等人会合时,一旦闻听史进被华州太守捉入狱,又立即不顾武松等劝阻,毅然孤身深入险地去行刺,以致身陷囹圄。这就是鲁智深,他所奋身干预的事情,没有一件和他切身相关,关涉到他个人利害,而他无不慷慨赴之,这才是十足烈火真金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难怪,金圣叹评鲁智深为一百单八将中上上人物,又道:“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说得真好。又如台湾学者乐衡军先生在《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一文里说到了鲁智深,有一段话,饱含着感情,说道: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从他一出场不幸打杀郑屠,直到大闹野猪林,他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热情。……他正义的赫怒,往往狙灭了罪恶(例如郑屠之死,瓦官寺之焚),在他慷慨胸襟中,我们时感一己小利的局促(如李忠之卖药和送行)和丑陋(如小霸王周通的抢亲),在他磊落的行止下,使我们对人性生出真纯的信赖(如对智真长老总坦认过失,如和金翠莲可以相对久处而无避忌,如梁山上见着林冲便动问“阿嫂信息”,这是如武松者所不肯,如李逵者所不能的),而超出一切之上的,水浒赋给梁山人物的唯一的殊荣,是鲁智深那种最充分的人心。在渭州为了等候金老父女安全远去,鲁智深寻思着坐守了两个时辰;在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后,他劝周通不要坏了刘太公养老送终、承继香火的事,“教他老人家失所”;在瓦官寺,面对一群褴褛而自私可厌的老和尚,虽然饥肠如焚,但在听说他们三天未食,就即刻撇下一锅热粥,再不吃它--这对人类苦难情状真诚入微的体悟,是《水浒》中真正用感觉来写的句子。这些琐细的动作,象是一阵和煦的微风熨贴地吹拂过受苦者的灼痛,这种幽微的用心,象毫光一样映照着鲁智深巨大身影,让我们看见他额上广慈的縠皱。这一种救世的怜悯,原本是缔造梁山泊的初始的动机,较之后来宋江大慈善家式的“仗义疏财”,鲁智深这种隐而不显的举动,才更触动了人心。水浒其实已经把最珍惜的笔单独保留给鲁智深了,每当他“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的呵护,笼罩着我们。……是的,每当鲁智深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的呵护,笼罩着我们,这话说得真好。还有一节,乐先生没有说明的是,花和尚虽疾恶如仇,却从无李逵两把板斧排头砍倒一片百姓的凶残,也没有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的血腥,在他“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个人行侠旅程里,从没见他的禅杖挥向无辜弱小,这在梁山众好汉中也属罕见。总之,这是水浒世界里唯一一个真正具有纯正侠者胸怀的好汉,如果水浒世界里少了鲁智深,那么它在品格上将是一大降低。

  但是这里接下来要说的是,鲁智深形象在后来被接受的过程中,发生了作者始料不及的变化。

  就是在后来一些人心中,出现了一个文化化的鲁智深,哲学化的鲁智深,再准确点说,就是狂禅化的鲁智深。

  说到狂禅,这是个大题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在下这里只能粗略地说一下:狂禅是由南宗禅发展而来的,禅宗中土六祖惠能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说,认为人能成佛的根由全在自心,即心即佛,佛性就在你我心中,一旦明心见性,悟了,那就是成佛了,什么拜佛祖、菩萨、观音之类,什么持戒、禁欲、坐禅之类,统统可以免去,只要一心能顿悟,那便成。由这种想法再跨出一步,自然便是反对一切清规戒律、反对一切偶像崇拜,有不少禅师的行事便成了这方面的“光辉典范”:如有位圆悟禅师,爱鼓吹“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房,为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的“事事无碍如意自在”论,只要心中有佛性,啃猪头、逛妓院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有位酒仙遇贤禅师没别的正经修行,成天就喝酒,醉了就唱,唱的一首偈子说:“……醉卧绿杨阴下,起来强说真如。……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吃酒。……只要吃些酒子,所以倒卧街路。死后却产婆娑,不愿超生净土。何以故?西方净土,且无酒酤。”看,多潇洒,没酒喝就不行,西方净土也不去;又有位嵩岳元珪禅师讲过:“若能无心于万物,则罗欲不为淫,福淫祸善不为盗,滥误疑混不为杀,先后违天不为妄,惛荒颠倒不为醉,是谓无心。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心。”只要“无心则无戒”,什么事儿甚至世俗意义上的恶事都可以干。

  总之,什么清规戒律一概不理,简单一点说,就叫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其实能有“佛祖心中留”这就算客气的啦,不少禅师连佛祖都不要了。不光是佛祖,连带什么菩萨、观音、罗汉、达摩等等通统滚蛋,有位德山宣鉴禅师一把火烧了经卷后坐在孤峰顶上放言大骂:达摩是老骚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菩萨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德山宣鉴禅师经这一番“壮举”后名头大响,此后的禅师种种呵佛骂祖的事儿也都跟上,有的禅师拿佛像来烧火取暖,有的禅师说当年如见到佛祖就一棒打死喂狗,有的叫喊说要让文殊、普贤菩萨扫床叠被,有的干脆就宣称,要“见佛杀佛,见祖杀祖,见罗汉杀罗汉。”……反对任何清规戒律,反对任何偶像崇拜,率情任性,惊世骇俗。

  这些就是狂禅。

  这一狂,所有的外在束缚全没有了,心灵达到了空前的解放,生命达到了一种极致的自由。

  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从鲁智深身上读到了狂禅意趣。《水浒》中的鲁智深饮酒吃肉,杀人放火,不受任何约束而终成正果,这正深合狂禅的精神,尤其是他大闹五台山那段,在人们眼中已成了一个旺盛苦闷而渴望自由张扬的生命寻求解脱的象征。

  另外,《水浒》中的一些叙述,确实也提供了和狂禅联想到一起的思路,如第五十七回中,有一首鲁智深的出场诗:自从落发寓禅林,万里曾将壮士寻。

  臂负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杀人心。

  欺佛祖,喝观音,戒刀禅杖冷森森。

  不看经卷花和尚,酒肉沙门鲁智深。

  第九十回,宋江和鲁智深来见智真长老,长老一见鲁智深便道:“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鲁智深默然无言。

  第一百十九回,鲁智深杭州六合寺坐化前,作偈道:“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最有意思的是第五十八回,宋江与鲁智深第一次相见时道:“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今日得识慈颜,平生甚幸。”“清德”“慈颜”云云,用在杀人放火的鲁智深身上未免可笑,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此处是宋江顺口掉文,但结合上引几段来看,说作者此处是有意嘲谑调侃也未尝不可,再进一步,从中读出狂禅意趣也未尝不可。

  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家李卓吾,就是从鲁智深故事读出狂禅精神的文化名流的代表。在容与堂本《水浒传》的批语里,他对花和尚的赞扬可说无以复加,称鲁智深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对他的使气任性赞不绝口:“此回文字(指大闹五台山)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般闭眼合掌的和尚,绝无成佛之理,外面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中,凡书中写到鲁智深狂喝酒、猛打人、骂和尚、吃狗肉、打折山亭、毁倒金刚、大呕吐等行为之处,李卓吾都连连在旁批上“佛”字,就连写到鲁智深赤着脚一道烟走到佛殿后撒屎时,李卓吾也照样毫不吝啬地在此批送了两个“佛”字,在这一回里,李和尚(李卓吾自称)前后奉送给花和尚的“佛”字,大约不下几十个,一句话:“率性不拘小节,是成佛作祖根基”又如《红楼梦》中的宝钗,她对本节开头引的那支《寄生草》甚为欣赏,赞它“极妙”,那么这位大家闺秀欣赏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吃了半条狗腿、连喝十数碗酒、露出一身花绣使一回拳脚、打得满堂僧众差点卷堂大散这类行为本身。那么又是什么?就是上面所说的这种狂放行为背后的那种真性情的发露不为任何外物所限的狂禅精神,是一种生命的奔放与飞扬,也许宝钗这端凝持重的大家闺秀的内心底层,同样流动着对这生命的飞扬自由的赞叹与渴望吧?其实何止是宝钗,这种醉闹五台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背后的冲决网罗的狂放与解脱,召唤的其实也正是随世俯仰的红尘众生心底,一种对生命自由的永远的梦想与追求。

香港三联版后记

  去岁春深,笔者开始于南开园撰写这本小书。撰写的过程是苦乐交并的,北方的春末,风沙粗厉,时或出门寻查资料,值风起漫天,狂沙殴面,若奔马入怀,几不能行;逮及炎夏,则暑蒸如火,汗出如浆,真是备极苦辛。然而亦有其乐,乐之一便是为更深入解读《水浒传》这一中国古典小说范本,展读了海内外前辈及时贤大量的研究成果,或雄谈快论,或洞见深思,每堪垂启愚钝,实感获益良多。故此落笔,凡有借鉴,均于正文或注释中一一彰明致谢。后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以是书浅陋,将其付梓,然因出统一全套书体例之需,将原稿注释悉数删去,注中一些说明申谢也因之未得彰示(正文中的均获保留),这是笔者要深致歉意的。今幸承香港三联书店雅意,愿将此书另版,特藉此良机,补充申谢如下:

  第一章“水边话题”之“炊饼与连环马问题”一节,部分内容借鉴了马幼垣先生《混沌乾坤:从气象看水浒传的作者问题》一文,可参看。收入《水浒论衡》一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第三章“匪魂话题(下)”中“三打祝家庄的背后”一节,申说马幼垣先生所撰《水浒传战争场面的类别和内涵》与《梁山复仇观念辨》二文处良多,特此致谢(二文收入《水浒论衡》);第七章“奸雄话题”中“地窖之门”一节,对“孝义黑三郎”及地窖的隐喻特征的分析,均受教于胡万川先生的《谈水浒--说宋江》一文,收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4》,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主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七“奸雄话题”中“奸雄本色”一节中引用的张火庆先生一语,见《水浒传的天命观念--非抗衡的》一文,收入《中国小说史论丛》,龚鹏程、张火庆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七章“奸雄话题”部分内容参考了马幼垣先生《架空晁盖》一文,收入《水浒论衡》一书,可参看;第八章“好汉话题”中“说不尽的黑李逵”之“本我的象征”一小节,受教于冯文楼先生的精彩文章《义:价值主体的建构与解构--李逵新论》良多(该文见陕西师大学报,1993.4),诚谢!

  此外,书中正文还引述了王学太、马成生以及孙述宇诸先生的见解,虽已于文中说明,但此处仍有必要再次申谢!还有文中没有明确说到的其他学人的相关论述,特别要提的是李殿元、王珏先生的《水浒传中的悬案》一书,也给了笔者很多启发,这里一并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在此学术领域辛勤拓荒的一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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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作者:孙勇进

前言

  “水”边话题,是在下这本小册子的开篇第一话题,这部分内容,也有人说可以统称为“水外线”。

  “水外线”是个怪而有趣的词,是从“红外线”仿造而来的。

  “红外线”也并不是物理学上的那个红外线,而是指《红楼梦》研究的一种路数。热闹非凡的红学研究大致可分两路,一路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这被称为“红内线”,还有一路,专门研究考证《红楼梦》的版本演变、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这也就是“红外线”。

  由此可知,“水外线”,就是要研究《水浒传》的版本问题、作者问题,还有好汉故事背后隐藏的历史。学者在这些方面的辛勤研究,并非可有可无,一般的读者,多了解一点这样的背景知识,对理解欣赏《水浒》,也应当会颇有助益吧。

  好,那么现在就进入“水外线”的第一个话题:

哪一种《水浒》?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怎么还会有两种《水浒》?而且还有两种宋江?

  但它确实有些道理。比如,李逵沂岭杀四虎后回梁山汇报这一段,如果是目前最通行的120回本的《水浒全传》,书中就是这样:“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晁、宋二人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的两个活虎上山,正宜作庆。’”但如果你手中拿的碰巧是《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就会发现,李逵汇报时的情形是这样:“李逵拜了宋江,给还了两把板斧,诉说假李逵剪径一事,众人大笑。又诉说杀虎一事,为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说罢流下泪来。宋江大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得的两个活虎,正宜作庆。’”两相一对照,就会看出,后者里那一段,有点奇怪,李逵诉说老娘被虎吃,伤心得直流泪,宋江连半句安慰也没有,还大笑,只顾扯些新头领上山摆酒相庆的话头,怎么显得这么幸灾乐祸、没有心肝?

  其实何止是没有心肝,如果把这两种《水浒传》从头到尾对读一遍,就不难发现,第二种《水浒》里的宋江,可真真是虚伪可憎,有时更是阴险狡猾。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今确实有不同的《水浒》在流传。

  实际上,几百年来,中国大地上,生生灭灭,不知出现过多少种《水浒》。

  比如,约四百多年前,即明万历年间的前后几十年里,在大明帝国的南部,在苏州、杭州以及福建建安,三地父老手中读的《水浒》,可能就差别非常大:苏州父老手中拿的,可能是一本叫《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的书,是经一个叫杨定见的人改编、一个叫袁无涯的人刊刻的,所以今天的学者又叫它“袁无涯本”。它共120回,收有梁山聚义的故事,也有征讨大辽、王庆、田虎、方腊的故事,大致和今天读者看的120回的《水浒全传》内容最为接近;而杭州读书人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叫《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书名和上面说的袁无涯本差不多,但它只有100回,是杭州容与堂刻本,所以又叫“容与堂本”。这部书里没有征王庆、田虎的故事。和袁无涯本相似的是,书中也有署名李卓吾的批语,但和袁本批语又大不相同。李卓吾是晚明的大思想家,提出过很多精彩的异端见解,但没听说他有分身术,同时批了两本《水浒》,所以,后来的学者推断,评点容与堂本的“李卓吾”是个冒牌货,很可能是叶昼──当时一个和出版商来往密切的穷文人;但也有学者认为,容与堂本的评点才是出自李卓吾之手,倒是袁无涯本,是别人伪托评点的;那么,福建当时的出版中心──建安市面上流行的又是哪一种《水浒》呢?这就很难说了,可能是一种110回本的,也可能是115回本的、124回本的。而今天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还收藏着当时刊刻的另一种120回本的残卷,全书却叫《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而明代流行的《水浒》的不同版本,还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浒》?

  这就得从明代的出版风气说起。明中叶以后,随商品经济的繁荣,各种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也都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印刷业。各地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了大量的私营书坊。这些书坊老板,为了多赚钱,到处挖空心思寻找适销的书籍底本来雕樱同时,为了显示自家的书不同于同行,也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欣赏口味,他们在雕印书籍的同时,往往毫不客气地对原作大加删改、增补。明代随意篡改原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讲过:“万历间人,多好篡改古书。”还有人说得更绝:“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事实也是如此,那时候没有版权一说,对原作的雕印往往成了丝毫没有顾忌的再加工、再创作,还常常毫不脸红地将自己的改装货──很可能非常拙劣──吹嘘成真正的古本、原装,反正作者一般都早已入土,谅他们也没本事钻出棺材板找来算帐。

  但是明代这些出版老板们兴高采烈的再创作,却给后人带来了不尽的麻烦。比如,今天面对那时留存下来的各种《水浒》,首先就得耗费大量心血,来搞清哪种版本最接近、并且多大程度地接近作者创作的原貌,作为专业研究者,当然有义务让广大的一般读者,尽可能地面对原作作者呕心沥血的精彩的手笔,而不是几百年前书商雇佣的三流文人的加工之作。

  今天的研究者,面对留存下来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做了大量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下面一些结论:1、现存的各种《水浒传》版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繁本系统和简本系统。“繁”和“简”都是就行文而言的,繁本细节生动、文学性强,但没有征王庆、田虎故事,上面提到的容与堂本就属于这一系统;简本则叙事简约,细节描写少,文字比较粗糙,但有征王庆、田虎故事,上面提到的福建建安当时流行的几种11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都属于这一系统;2、繁本和简本之间有影响。至于说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还是简本是据繁本加以删削的,现代学者尚无定论;3、两种版本系统有合流。比如袁无涯本,它是在100回繁本的基础上,加上以前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征王庆、田虎的内容,并对这部分内容的文字做了较多的增饰、润色形成的,所以袁无涯本又称“综合本”。

  繁本也好,简本也好,在各地、各时期各领风骚了一阵子,到明末一种新的版本出来后,差不多都从市面上销声匿迹了。而后的三百年,就成了这种新版本的一统天下。

  这种新版本,就是开篇提到过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它是明末清初怪才金圣叹删改、评点的。金圣叹拿来120回本的《水浒传》,大刀阔斧,从七十一回处拦腰一斩,将原书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将第七十一回中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部分保留下来,自己加上一段卢俊义惊噩梦的情节,算作结局的第七十回。除了这拦腰一斩的一板斧外,还对前面七十回的行文做了较多修订,写了大量批语,并将这种新版本称为真正的古本,而后,打着古本的旗号,对自己的增删修订大加称赞。

  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它确实有它的长处,比如,在艺术表现的很多方面比原作大有改进,为原作生色不少,所以这种本子一出来,几乎令它本尽废,一统天下近三百年,以致一般读者只知有70回的《水浒》了。

  到了本世纪,新政权建立后,先是大量地印行70回整理本,后又印了不少100回本和120回本。而目今印数最多、市面上最流行、大家最熟悉的则是120回的《水浒全传》。正因如此,这本小书谈《水浒》主要依据“全传”本。

  不过,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不妨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本子看一看,还有一种《水浒传会评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的,辑有金圣叹、袁无涯本、容与堂本等古本的评语,读一读古人那些精彩的独有会心的评语,对理解欣赏《水浒传》还是大有帮助的。

施耐庵的真假有无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让人头疼。

  说简单,是因为一般人都知道作者是施耐庵,说让人头疼,是因为历史中到底有没有施耐庵这人其实还是个问题,即使是认为有,那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这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鲁迅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施耐庵这一号人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提出,“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也就是说,明代的某书坊老板,在将简本《水浒》补充改造成繁本时,随便弄出了个“施耐庵”的名字挂了上去。

  随后戴不凡先生,进一步提出,施耐庵是郭勋的托名。郭勋何许人也?是明开国名将郭英的后人,封武定侯,喜好小说,写过(很可能是让门客代笔)《明英烈》,将老祖宗郭英抬得格外英雄,还有,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三国演义》刻本中,也有他组织刊刻的。郭勋还刻印了《水浒传》,戴不凡先生在《小说见闻录》中说,在郭刻佣水浒传》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水浒传》是施耐庵作的,郭勋刊本一问世,大家就突然都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的作品了。

  此后张国光教授在此基础上继续论证,认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

  但也有不少认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有人认为是元代著名南戏《幽闺记》的作者施惠,有人认为是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施彦端,还有人说,施耐庵就是南宋末为《靖康稗史》做序署名“耐庵”的那一位。聚讼纷纭,还出土了不少文物,但这些文物,也有不少人说是真,有不少人说是假。

  更麻烦的是除了“施耐庵”,还扯进了个“罗贯中”。有说《水浒传》其实就是罗贯中写的,没施耐庵什么事儿;也有人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俩人合写的,据说罗贯中还是施耐庵的学生。可就是这个罗贯中,他是哪的人,是干什么的,生平如何,现在也不是十分清楚。

  总之,《水浒》的作者问题远不象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到现在还是扯不清,如在烟幕中。

  其实还不只是《水浒》有这个问题,《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乃至《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

  那么是谁放的这一颗颗烟幕弹?

  是古时的思想观念。那时一般文人的观念里,做诗文是雅,写小说,尤其是写白话小说,便俗,不是什么上得了台盘儿的事,甚至在不少一脑门子正统观念的人眼中,干这种事,那就是作孽,定遭报应。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就说,罗贯中编撰《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正是“天道好还之报”。清代又冒出一个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将此说“发扬光大”,其书云: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按: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按:即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颚)撰《红楼》,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按:指其因“哭庙案”而被杀事),且绝嗣。

  一句话,做小说(外带戏曲)就不得好死,祸及子孙,而且还什么“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种种恶毒咒骂,真是阎王爷出告示──鬼话连篇。但这就是当时人的观念,明初李昌祺很有学问,还做了不小的官,但就因写了本短篇小说集《剪灯余话》,被人嘲笑,死后还被取消入家乡庐陵乡贤祠的资格,成了告诫读书人不要写小说的反面教材。

  这就难怪,当时一些颇有才华而又心痒难熬写了小说的人,不愿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真名。

  而且,说到《水浒传》,还有一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作家之手,而是经过长期的民间积累,再编纂而成的,而且在初步编成后,还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前面说到的那时有过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现在讨论的“作者”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最初的编订者问题。关于这个最初编订者,若从外部材料(指生平交游方面的文字、文物资料)来研究,因材料不足,难免如雾中看雾,但是《水浒》的内部,却留下了种种的蛛丝马迹。

炊饼与连环马问题   

  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水浒传》中武大郎在山东阳谷县每日的营生是什么?是卖炊饼,那么炊饼是什么?有人或许会以为是山东煎饼或今天的烤饼、烧饼之类,错了,炊饼不是煎饼,煎饼是摊的;也不是烤饼、烧饼,烤饼、烧饼是烤的、烙的,而炊饼是蒸的,它其实是南方的一种小点心,类似福建的光饼。这就怪了,籍贯山东清河的武大郎怎么在同样属山东的阳谷县卖起了南方点心炊饼?

  可能合理的解释是,《水浒传》的最初编订者是南方人。

  这可以从书中的气象节令方面的描写找到旁证。

  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和“火烧草料潮一段,多次写到彤云密布、朔风大作中纷纷扬扬的大雪,和林冲踏着碎琼乱玉行走于北风中的身影,细腻传神,堪称妙笔。但是再接下来,林冲雪夜上梁山一段,描写便出了毛玻书中交代,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余日,一直是风雪不断,这时北方的河港早已该是冰封三尺,但是林冲到了梁山泊时,见到的却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本人也坐着小喽罗的船,轻快地渡过水泊,上了梁山,这在北方的冬天怎么可能?还不只是林冲上梁山时水泊没有结冰,在水浒故事发生跨越的十个冬天中,梁山泊始终如终年不冻的良港。

  再如杨雄、石秀杀裴如海和潘巧云时是十一月底,他们加上时迁结伴行了不止一日,到梁山脚下的祝家庄时,应是旧历的十二月,可就在这深冬夜半,时迁等因偷鸡和祝家庄的店伙争执动手,店伙喊人相助,从店里竟冲出了几个赤条条的大汉!随后梁山发兵攻打祝家庄,先锋李逵竟也是脱得赤条条的抡动板斧冲杀过来,莫非祝家庄的店伙和李逵都有抗严寒的特异功能?

  还有呼延灼发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也是发生在冬天,这样的时令,梁山哪里还用得着费一番周折请徐宁上山,教练钩镰枪,只要放呼延灼的连环马冲过来,只怕还不等交手,连环马就已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滑倒成一片滚糖葫芦了。

  这些情节说明,《水浒》的最初编订者,极有可能是没在北方度过寒冬的南方人。?

  现在再看《水浒》中的地理描写。

  别的不说,先看著名的智取生辰纲一段,杨志从河北大名府出发,押着十万贯金珠到东京(即今河南开封),那就应径直南下,可杨志竟如晁盖的同谋般向东南走到了山东郓城县境内的黄泥冈!

  再看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和为救史进、鲁智深,出动大军攻打华州两次行动。江州在哪?在今江西九江,离山东境内的梁山可有一千四五百里!而华州是在华山脚下,从梁山到华山要横穿河南省,还要从当时应驻有重兵的都城开封旁经过,但梁山这两次大规模行动又是何等轻松神速,巨大的空间距离丝毫不见,简直就如空降部队。

  这样的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书中比比皆是,南辕北辙,张冠李戴,梁山好汉们几乎个个是地理盲,史进从渭州出发,到延州寻找师父王进,没找到,居然莫名其妙地来到河北大名府居住,住了几时,盘缠用光了,于是又在山东青州境内桃花山附近的赤松林里,劫道“寻些盘缠”,更妙的是,鲁智深离了山西五台山投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竟然也路过(!)了山东境内的赤松林,得与史进重会!北方的山川州府,成了一堆积木,随情节的需要而随意搬移。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水浒》在讲述征方腊之役时,对江南地理的描述竟又是惊人地准确。据浙江籍的《水浒》研究者马成生先生研究发现,《水浒》对浙江境内尤其是杭州地区地理的描述,小到一些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很具体、详细而准确,就象是照着沙盘模型写出来的。?

  如此鲜明的对比说明了什么?说明作者至少在南方,尤其是浙江境内的杭州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

八十万禁军教头休书的文化功底   

  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最初编订者的肚里有多少墨水。

  这个问题乍一看有点多余,在一般人心中,《水浒》这部伟大名著的作者,不用说,肯定是屈原、李白这一级别的大才子,天底下还能有作品伟大作者不伟大的道理?

  但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别的不说,天底下会有哪个伟大作家会在写作必备的地理知识上无知得一塌糊涂?《水浒传》的伟大,不应归功于某个具体作者,实际上,早在南宋,就有说书人讲说“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故事,经过百多年来无数民间说书艺人呕心沥血的锤炼,这些故事日渐丰富,人物也越来越血肉饱满,后来出来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下层文人,将它们编订加工,成了最初的《水浒传》,又经不知多少人对它继续补充加工,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伟大的《水浒传》。

  了解了这些,伟大作品《水浒传》的“作者”--最初的编订者不伟大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这个不伟大的“作者”,在作品中,也确实留下了不少不伟大的痕迹,如林冲发配前,写给娘子的休书,其文曰: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年月日。

  列位看官看出毛病了么?他一个发配上路的“贼配军”,写休书还要这么威风凛凛地写上“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天下有写休书还把自己的职衔也署上而且还是署被罢掉了的前职衔的么?是林冲愚妄可笑,还是这个水浒故事的最初编订者文章功力并不十分到家?

  列位看官如有兴趣,还可以看一看代州雁门县张贴的悬赏捉拿鲁达的告示,那文字也是半通不通。

  再看现存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的回目,这种版本,一般认为最接近早期《水浒传》的原本,它的回目有的是这样:“豹子头刺陆谦富安,林冲投五庄客向火”;“郓哥报知武松,武松杀西门庆”;“夜叉坡前卖麻酒,武松遇救得张青”:“王庆遇龚十五郎,满村嫌黄达闹潮……这种回目的水平,这种对仗功夫,是不是伟大作家的手笔,诸位自有明断,不必在下多说。需要说的是,今天能看到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潮“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这种比较工稳的回目,是后出版本的《水浒传》在早期版本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结果。

  由此大概可以得出结论,那位将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水浒故事整理加工成最初的《水浒传》的编订者,他的文化水准,并不如何高明,绝不是个伟大作家,但是话还得说回来,他对《水浒传》的最初定型,依然功不可没。

好汉故事背后的历史   

  现在再来看《水浒传》中好汉故事的来源。

  可以肯定的是,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中,征田虎、王庆故事是在全书其它内容成书后加入的,最简单的证据是宋江带领梁山人马征田虎时,滚雪球般陆陆续续收了一大堆降将,然后再让他们在大军推进的各战役中陆陆续续死去,没死净的还有好几十人,那就在征王庆时接着死,而梁山好汉的原班人马却无一阵亡,直到征方腊时才如雪崩般纷纷死掉,这种极不合理的情节安排,说明征田虎、王庆部分十九是后人加入的。(征大辽时梁山好汉也无一阵亡,但这是因为此部分内容寄托了特殊的民族意识,和征田虎、王庆性质不同。)除了上述后人插入的情节外,其余的原装货,它的第一个故事来源,是历史中的宋江事迹。

淮南大盗宋江   

  在很多史料里,如《宋史》、《东都事略》、《十朝纲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正史、野史中,都有关于宋江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疑点很多,且多互相矛盾,以至有人怀疑,历史中是不是真有宋江这号人物都很难说。考辨这些史料的真伪,不是这儿能完成的,这里只能大略说一下这些史料中记载的关于宋江的一些基本情况:①照王偁《东都事略》卷11《徽宗本纪》和《宋史》卷22《徽宗本纪》中的叫法,宋江是“淮南盗”,这和《水浒传》中的山东及时雨可不相符;②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这种说法也是见于《东都事略》,和《宋史》卷351《侯蒙传》。这三十六人姓甚名谁,书中没说,他们的身份,有人认为是一支大的农民起义军中的三十六个头目,也有人说这三十六人其实就是宋江的全套人马,宋江领导的并不是什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是一小股只有三四十人的流寇队伍。若据《侯蒙传》的语气,当以小股“悍匪”为是。而说他们横行齐、魏,那就是说他们转战从山东东部到陕西西部横贯四省两千余里的地方,打的是游击战,并没有以梁山为据点。事实上,梁山也确实不足以为据点,梁山由虎头峰和七个支峰组成,但是主峰高仅海拔197.9米,说不上有多雄伟,也无险可守,到了元代,在一些杂剧作家的笔下,一座平平常常的梁山开始化作:“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三十六座宴楼台,聚得百万军马粮草。”(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到了《水浒》中,水泊梁山终于变成:三关雄壮、四面高山,有忠义堂、断金亭、宛子城、蓼儿洼、金沙滩、鸭嘴滩,六关八寨,藏龙卧虎,威震四方,成了强盗乃至一般民众心中的圣地;③历史中的宋江“勇悍狂侠”。这种说法见于元代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光从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出,历史中的宋江是个角色,不愧是纵横千里的强盗头子(《宋史·侯蒙传》中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而不是《水浒》中那个没多少血性让人看着窝囊的郓城小吏。

  由历史中勇悍狂侠的淮南盗宋江一伙三十六人,到后来《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演变过程。据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在当时就已有民间艺人讲说“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故事,南宋末周密《癸辛杂识》中辑录了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出现了宋江、卢俊义、关胜、阮小七、刘唐等三十六好汉的姓名,此外,今天还可以见到的有宋、元之间流传的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中一部分讲述的便是水浒英雄故事,这一部分内容字数不多,但已经有了后来《水浒传》中“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惜”“征方腊”等故事的雏形。再有,就是元杂剧中为数不少的水浒戏,如《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梁山七虎闹铜台》《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等,也为《水浒传》的最初形成做了重要准备。

大名府的奥秘   

  《水浒传》中好汉故事的第二个来源,是南宋初年北方抗金义军的事迹。

  北宋末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南侵,北宋军队一触即溃,有大批大批的散兵游勇流散北方各地。他们在北宋政权覆亡后,自发组织成一支支武装,遥领南宋政权节制,在北方各地进行抗金活动。这些武装,被统称为“忠义军”。由于这些忠义军并不是正规的官方武装,缺少正常的补给,难免依赖于劫掠,且流动不定,因此他们的行事又难免带有强烈的强人色彩。

  但是无论怎样,这些有担当、有血性的强人是在异族铁蹄蹂躏下的北方大地为民族奋勇而战,所以,在他们的抗金活动因南宋岳飞被害、秦桧主政而渐渐沉寂之后,他们的英勇事迹,仍然被民众历久追怀、讴歌。

  渐渐地,北方忠义军的传奇故事与历史中的宋江传说融合了。

  在后来形成的《水浒传》里,仍然可以看到抗金情怀的遗留。

  如扈家庄在被李逵杀进后逃走的扈三娘的哥哥扈成,书中交代他后来在中兴时做了个军官武将,这里说的“中兴”,当是指北宋灭亡后赵构称帝初建南宋王朝时期,查一下《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会发现,在南宋高宗时还真有个将军叫扈成,曾经抗击金人入侵。

  又如呼延灼,《水浒传》结尾说他的最终结局是“领大军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阵亡”,于是后来的《说岳全传》,也说呼延灼以八十高龄与金兀术力战而死,但实际上,历史中并没有呼延灼这号人物。

  但是梁山好汉中的大刀关胜却是如假包换的历史人物。他本是南宋初刘豫的部将,驻守济南,屡屡与金军作战。后来,刘豫降金前将他杀害。

  此外,《水浒传》中还说美髯公朱仝“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还有一个方腊手下的金节,投降了宋江,“后来金节跟随刘光世大破金兀术四太子,多立功劳”。几次提到抗金。

  当然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曾头市。曾头市武装曾射死晁盖,是梁山的头号劲敌,书中说曾头市的曾长者“原是大金国人”。这在情理上是绝对说不通的,在北宋末年,怎么会在宋国境内出现大金国的强大武装势力?何况当时北方的金国和宋国之间还隔着一个大辽呢。但事实上说不通的事,感情上却能讲得过去,因为这都是敌视金国的民族情绪在作品中残留的遗迹。

  除了曾头市,《水浒》中水泊梁山还有个主要的敌对势力就是大名府,而历史中大名府曾是刘豫的伪齐政权的都城。《水浒传》还说大名府梁中书手下有员大将天王李成,使双刀,有万夫不当之勇,而历史中刘豫手下也有员悍将李成,自号“李天王”,也使双刀,《金史》卷七十九《李成传》说他“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屡屡与岳飞做战。这些恐怕不能全说成是巧合吧?

  另外,《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中有为数不少出身于军官,且籍贯遍及今十五个省市,包括四川、湖南、江西、海南等省份,这绝不可能是历史中淮南盗宋江队伍的情形,但如果把这解释成当年北宋官军溃散后重新组成的各忠义军头领的面貌,则至少是说得通的。

  证据还可以找到一些,但不在这里一一列出了。列位看官如有兴趣,可参看孙述宇先生《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此书对这点论说得十分详尽。

朱元璋的身影   

  此外,《水浒传》中还写入了元明之际的时事。

  前面说过,《水浒传》在写宋江征方腊的情节时,对江南地理尤其是杭州地理的描述,精确到了一些桥梁、村落、山头、寺庙,这与它写北方地理时错得几乎找不着北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要说的是,《水浒传》中的征方腊之役,实际上就是历史中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战争的翻版:①据《明史·张士诚传》载,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时“曾遣师攻镇江”,而《水浒》第一百十一回是“宋江智取润州城”,润州即镇江,但历史中的方腊义军只到过秀州(今嘉兴市)城下,是从来没进过今江苏境的;②又据《明史·张士诚传》,朱元璋征张士诚时曾派大将徐达取常州,而《水浒》第一百十二回是“宋公明大战毗陵郡”,毗陵郡就是常州;③《明史·张士诚传》又载:朱元璋与张士诚大战于苏南常熟一带,擒获张士诚弟弟张士德,并押送至京师;而《水浒》第一百十三回中,有宋江与方腊大战于苏南苏州一带,杀方腊弟弟方貌,将首级解赴京师一系列情节,但历史上方腊并没有个弟弟叫方貌;④《明史·张士诚传》中说朱元璋攻打杭州时,他的大将茅成驻军于皋亭山,《水浒》中宋江征方腊时,也是驻扎于皋亭山,而史料中的征方腊之役是只提到杭州这个地名,并没有说到这座山;此外,据《方舆纪要》,朱元璋进攻杭州时,先派兵由独松关袭击张士诚,而《水浒》中则有宋江派卢俊义袭占独松关后到杭州会合;又据民国八年重修《建德县志》,朱元璋大将李文忠在睦州一带与张士诚手下李伯升大战,有乌龙神暗中保佑,又据说这位乌龙神在朱元璋当年与陈友谅鄱阳大战时,也曾暗中保佑,所以,朱元璋敕封此神为乌龙山之神,在睦州北门外,专门为“他”修了座庙。而在《水浒》中,同样可以看到,宋江也与方腊在睦州城外大战,被围困时,也有个乌龙神保佑显灵,接下来,宋江大将关胜与方腊手下郑彪大战,乌龙神再显神威,打败郑彪幻化的金甲神人,关胜才得以砍了郑彪,大获全胜。立了这两桩大功,又经宋江启奏,这乌龙神也被皇帝封了个什么“清靖灵德普佑孚惠龙王”,也在睦州给修了座“乌龙大王庙”……以上这些,列位看官不会把它们全都说成是纯粹偶然的巧合吧?(对这一点的揭示,要感谢马成生先生的细致研究,这些研究被写进了马先生的《水浒试笔集》一书,可参看,)还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道:“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不很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朱元璋靠着一群忠心耿耿的患难之交提着脑袋出生入死无数场血战替他打下了江山,但一爬上皇帝宝座,转过脸就开始挥舞屠刀,大杀功臣,李善长、廖永忠、朱亮祖、郭子兴、蓝玉、费聚、冯胜、王弼、张温……,谋臣武将,几乎给剃了个干净(参加征讨张士诚之役的绝大多数没得好死),有的还给灭了族。从那时起,在民间,朱大麻子的忘恩负义就出了名,而对那些无辜惨死的功臣,人民是表同情的,于是,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这一段历史,也被隐写了进去。

  总之,淮南大盗宋江的三十六人也好,南宋初的抗金忠义军也好,元末朱元璋征讨张士诚的队伍也好,这些曾经活跃过的勇士的身影,最终在历史中消失了,但他们的传奇故事,被以各种方式转化融入了水浒世界中,形成了今天摆在列位案头的《水浒》。

前言   

  在下看来,演绎轰轰烈烈的梁山好汉的非凡人生故事的《水浒》,就是一部“匪魂颂”。

  “匪魂”是借用鲁迅先生语,鲁迅先生在《华盖亭续编·学界三魂》里曾说过,在中国的国魂里,有一个官魂,一个匪魂。

  闻一多先生当年也曾称引英人威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关于儒·道·匪》)据闻一多先生解释,威尔斯所说的“土匪”,包含着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游侠传统。

  《水浒传》歌颂的就是压抑人生中的“匪魂”。

  它既有反抗社会的黑暗不公的一面,如鲁智深的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也有痛快淋漓的物欲追求,如三阮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有非理性的凶险的破坏力量,如李逵将众生砍得血肉横飞的两把板斧,这三者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成为民众精神层面不可小视的构成部分。

  这一部“匪魂”颂沉淀着广大深沉的民族思想,以它为钥,也许可以启开解读中国国民性及民族精神的厚重玄秘的大门。

  现在先要说的是,这部匪魂颂所涵蕴的首要思想--下层社会普遍推崇的义侠精神。

  先看:

四海之内皆兄弟   

  “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是中国民众并不陌生的一句话,它本出自《论语》,是由孔老圣人的弟子子夏提出来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它后来却成了许多大字不识只知杀人放火的草莽人物的人生信条。

  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也信奉这个,他们中的很多是一见之下,义气相投,便结为兄弟,这正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最好注脚,不仅如此,有些好汉还明确讲出了这句话:第二回中,盘踞少华山的跳涧虎陈达带人马要攻打华阴县,来史家庄借路,陈达见到史进,开口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可当时史进还并没有和他“皆兄弟也”的兴趣,反而出马交手捉住了他,不过最终倒是不打不相识,他们还真是成了兄弟;又如第四十四回,石秀对萍水相逢便“赐酒相待”的戴宗、杨林表示感谢时,杨林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有第四回中,鲁达对热情款待的赵员外表示“员外错爱,洒家如何报答”时,赵员外说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在书中也爱刺枪使棒的赵员外算是一个“准好汉”吧。)……还有不少好汉讲不出这话,但结交结拜、称兄道弟却也是家常便饭。于是便有不少人以为水浒世界真的是在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人平等的理想,把这当作水浒世界的一条重大精神。

  例如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她的英译本《水浒传》于一九三三年出版时,即把书名改为《皆兄弟也》,对此,鲁迅先生在《给姚克的信》中表示了看法:“近布克夫人(按:即赛珍珠)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犬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鲁迅先生的话是深刻的。

  实际上,“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是仅限于好汉级别内部的。你可以相信宋江和李逵、和武松是兄弟,也可以相信武松和菜园子张青、和施恩是兄弟,但这绝不意味着李逵和被他一拳打得吐血的店小二、武松和卖水果的乔郓哥、史进和他的庄客是兄弟,甚至鲁智深和被他救护的金翠莲父女间也不是,那是恩人与受恩者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重逢鲁智深时,极为虔敬地分别“插烛也似拜了六拜”“倒地便拜”,兄弟之间哪用如此?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曾就此分析说:“《水浒》虽然到处以兄弟相称,很多萍水相逢的好汉,一见如故,情逾骨肉,但这并不普施于所有人。贪官污吏不必说,他们是水浒英雄的打击对象。就是许多无辜的平民也常常死在好汉们的板斧或朴刀之下,他们心中决不会产生半点兄弟之念。因此,‘兄弟’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予能够互相救助的自己人,或有可能加入自己的群体的游民的。换句话说,就是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属于自己帮派人的。”

  正与在下看法相近。梁山好汉固然有锄强扶弱的一面,但他们还有更为强烈的蔑视众生的心理,这一点,在下将在后面分说。

  此外,即使梁山大寨内部,也决非人人平等的理想国。首先好汉与数万计喽罗间就不能说“皆兄弟”:第二十回林冲火并王伦、晁盖占据梁山后,派人下山去打劫客商,满载而归后,且看梁山大寨是如何论秤分金银的:“众头领看了打劫得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对这种分配制度,民国时期学者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分析道:“他们(按:指梁山众头领)的经济生活是筑在喽罗制度之上。但是喽罗又和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不同,不是用‘汗’来生产主人的生活用品,乃是用‘血’来略掠别人的生活品,以供主人之用。”

  这话让人听着不太舒服,毕竟梁山好汉不是坐享其成,他们作战是身先士卒的,但这话中又确实有合理成分。另外,第四十七回中交代,杨雄、石秀上山后,晁盖拨定两所新屋让他们居住,又“每人拨十个小喽罗伏侍”,杨、石二好汉与伏侍他们的小喽罗恐怕也谈不上“皆兄弟也”。

  也许下面一处叙述可以称得上触目惊心,在第二十回中,黄安率官军征讨梁山军败,大批士卒被俘,梁山“把这新拿到的军健,脸上刺了字号,选壮浪的分拨去各寨喂马砍柴,软弱的,各处看车切草。”这算什么?军用奴隶?普通兵丁还不都是下层出身,受命差遣,不得已而为之,一旦被捉,全成了这种奴隶或准奴隶(注意他们并不是被收编做战斗人员),有何“阶级感情”可言?有些学者是很乐于将梁山描述成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谁知这乌托邦背后一样有残暴和压迫。

  其实即使是好汉内部,也决非如一般想象的那样兄弟友爱、亲如一家,虽然书中在一百单八将大聚义后说“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但列位看官真的相信小旋风柴进、大刀关胜会和白日鼠白胜、鼓上蚤时迁拍着肩膀亲如兄弟吗?一般儿兄弟相称只是令人陶醉的表面现象,实际上至少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就分出了两个等级。

  再看具体的排座次。鼓上蚤时迁屡建奇功,却排名倒数第二,大刀关胜一个打了败仗的降将却高居第六,就连白日鼠白胜这样的酒囊饭袋也排在时迁前面,还不是因为他资格比时迁老?其实还有比白胜更酒囊饭袋的的人物,此人不用远找,宋江的弟弟铁扇子宋清便是。白胜好赖还有些功劳,智取生辰纲时他的比较出色的表演起了重要作用,江州劫法场之役他也是个参与其事的头领,梁山大排座次后,给众好汉分配职务,白胜是“军中走报机密头领”,大概是负责侦察、联络的吧,总还不是个白吃饭的。而宋清哪有半点功劳?排座次前后,两次安排职务,都是“排设筵宴”(也许宋江也知自己这个弟弟草包一个,所以才给安排一个不用上阵无生命危险的后勤美差?)但就是这位铁扇子宋清,却在七十二地煞中排第四十,总排名第七十六。没羽箭张清的两个副手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位居其后。他们原是官军将领,论武艺肯定当在宋清之上。梁山泊初建时的元老宋万、杜迁、朱贵也排在他的后面,至于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更是远在其后。要论身手,大概有三五个宋清也靠不到顾大嫂的身前吧?但宋清既然是总头领宋江的弟弟,排在这个位置,众人也便不觉有何不妥了--倒是我们这些代人抱不平的现代读者多事?

  所以,不要过于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它有真实的一面,在好汉自由地闯荡江湖时,他们往往会因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便“皆兄弟也”。但是一旦都上了山,组织成一个类似帮会的集团,等级便必然要建立,权力的分配也就开始,而分配权力排座次则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一门大学问。

  也许上述关于排座次的议论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更准确,即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诚地希望在他的水浒世界里缔造出一个温暖而又平等的梁山泊的,而且是真的相信已经缔造出来了。但是一旦落笔到排座次,那些久已无形地沉积在他心中的古老的价值信条就在起作用了,悄悄地瓦解了他那初始的人人平等的梦幻,于是一张座次表便传达出他始料不及的丰富的信息,成为了解某些社会历史观念的一把重要钥匙。当然,它也说明了,“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其实只是个美好而不可能全然实现的梦幻。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美国学者杰克逊在他的英译本《水浒》之“序言”这样说道:“《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了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水浒传》也可以作为人类本性反抗非正义现象的一个例证。”

  这种评述符合一般大众对《水浒传》的印象,即有一条重要精神贯穿着《水浒》,这就是:平不平。

  在第四十四回中,挑着一担柴进城来卖的石秀见一群无赖围殴病关索杨雄,便奋勇来助杨雄,将众无赖打得东倒西歪,赢得了路经此地旁观了这一幕的戴宗、杨林的赞赏:“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

  又如第五十八回中说道,大名府画匠王义带女儿到华山进香,被华州贺太守强夺了女儿,并将他刺配远恶军州。途经少华山,恰遇九纹龙史进。史进杀了两个防送公人,将王义救上山,又去华州冒险行刺贺太守,事虽不成,但他奋身所为,正是典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再如第三十回中,武松醉打蒋门神后,对众人宣称:“我从来只打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与此相似的是,戴宗也曾向宋江介绍李逵说他“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

  当然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达。当侠义慷慨的鲁达一开始便在水浒世界里大踏步地出场时,这种平不平的精神就被他一腔热血燃烧着带到了鬼蜮横行的人间:先是救护金翠莲,打死镇关西,此后便亡命江湖展开了一系列锄强诛暴的行动:痛揍小霸王,火焚瓦官寺,大闹野猪林,……一路上“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展示了人间最充分的义侠精神。

  这一切都说明。梁山好汉中确实有可敬、可爱的汉子,如奋身忘我、锄强扶弱的鲁智深,如单纯豪爽、勇敢而富有血性的九纹龙史进,他们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好汉”--好样的汉子。

  只可惜,梁山泊中这样的好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只是因为开篇鲁达故事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使人误以为梁山好汉个个如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梁山好汉的普遍行径。实际上,通读一下《水浒》,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而且即便是拔刀相助,它的正义性有时也要打个折扣,这就是下面要说的:

混乱的侠义观   

  梁山好汉中颇有一些人是喜欢以侠义自居的,尤其是武松,动辄宣称自己专打不明道德的人,而一般人心中,也往往会以为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个个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是他们在溷浊的人间主持着正义。

  这种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如上节所说,梁山好汉中确实有慷慨正直的汉子,奋身忘我地去诛锄人间的邪恶,但这部分人事的比例实在不应高估。

  许多好汉心里,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崇高的道德律令的,这些江湖人物的行事,更多地是为一己之恩怨情感所支配。

  这一切信息在水浒世界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九纹龙史进的故事中就已透出。史进最初在史家庄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无疑是与附近的少华山强人在立场上是相对的。所以跳涧虎陈达带领强人到史家庄借路,跟他扯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时,史进毫不买帐,出马便擒了陈达。但少华山其余两位头领朱武、杨春行了一条“苦计”,来史家庄跪请受缚,愿与陈达同死,史进受了感动,将他们都放了。但再接下来故事的演进就耐人寻味了:过了十数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使两个小喽罗,乘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史进)初时推却,次后寻思道:“既然好意送来,受之为当。”……又过半月有余,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掳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喽罗连夜送来史家庄上。史进受了,不在话下。

  又过了半月,史进寻思到:“也难得三个敬重我,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次日,叫庄客寻个裁缝,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裁成三领锦袄子;又拣肥羊,煮了三个,将大盒子盛了,委两个庄客去送。

  史进虽然单纯,但并不是弱智,他也该当明白,少华山三头领送他的金子和一串珠子,都是打劫来的。但他没有去想这些,或者认为根本不必要想这些,要紧的是他们是“好意”,是“难得敬重我”,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这就是梁山好汉乃至中国人的侠义观、道德观,重人情,遂至立场不分。因此豪侠的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的黑店里,一旦与张青结为兄弟,那就任由他们夫妇将做人肉包子的黑店开下去,不再过问干涉。同样,地方恶霸金眼彪施恩能凭几顿好酒好肉,就请武松平了蒋门神,替他夺回黑道地盘(参见“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金银话题”中“黑道攫财”一节),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更妙的是,任何版本的《水浒》,讲说这一段时,回目统统是:“施恩义夺快活林”。可这“义”字从何说起呢?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三国演义》关羽华容放曹那段的回目是:“关云长义释曹操”,这里的“义”字又是从何说起呢?

  答案很简单,是从个人的情感说起。《水浒》中是频繁地使用“义”字的,如仗义疏财,如聚义,如结义,等等。可这里的义都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正义”,而是指个人义气。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对《水浒》中的“义”剖析得很清楚:“义”字确实有“正”、“宜”、“善”的意思,如“义士”、“义举”、“见义勇为”等,但它还有一个相反的意思,那就是“假”,如义父、义兄、义足、义肢等。因此所谓的结义不是“结伙伸张正义”,而是说“结为义兄弟”,至于结为义兄弟以后干什么,那可就难说了,固然可能是同去伸张正义,但结伙为非作歹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如宋江发配江州时在揭阳镇先后遇到的混江龙李竣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儿张横等这群混世魔王。“聚义”的含义也不外如此,绝不是如某些人一厢情愿地理解得那样“聚而起义”,所以孔明、孔亮两个地主少爷因私忿杀了另一个地主后上山造反,书中也称为“聚义”。

  总之,水浒世界里轰轰烈烈的好汉故事里,真正的侠义精神,虽不能说没有,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少,推动这一幕幕江湖故事演出的,更多的是:

快意恩仇   

  “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

  这些都是在侠义小说中最容易见到的话,把它们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

  早在《史记·刺客列传》里,就可看到对“快意恩仇”的演绎,传中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为报恩慷慨赴死,为报仇亦慷慨赴死。他们惨烈的行动,固然有如荆轲刺秦王那样兼及力抗暴秦的天下公义的,但更多的是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游侠列传》中的大侠郭解,则“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

  到了唐传奇中,快意恩仇更是成了那些来去倏忽的侠士行侠的主要动力,或报主人之恩,或酬知己之情,或复家族之仇,演绎不尽的是个人恩仇,红线、昆仑奴、聂隐娘、古押衙、谢小娥、贾人妻……,莫不如此。

  《水浒传》也不例外。晁盖等为报宋江通风报信活命之恩,一在梁山扎稳了脚跟,就派刘唐给送去百两黄金;宋江为报坑陷之仇,江州法场上刚捡回一条命,就带众好汉攻破无为军,活捉活割了黄文炳;梁山好汉为报朱仝几番相助的情分,不惜使出辣手,派李逵劈死小衙内,强拉朱仝上山;石秀为报被冤屈之仇,怂恿杨雄将老婆潘巧云开膛破肚……水浒世界里,最能体现这种快意恩仇精神的是行者武松。他的人生行旅,几乎就是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为报兄长无辜被害之仇,诛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报施恩几顿好酒好肉之恩,醉打了蒋门神;为雪张都监倾陷之恨,鸳鸯楼连杀十五人,直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刀光血影里,武松俨然如一座威风凛凛的金甲的复仇之神。(在“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里,对此将细为分说,请参看)整个梁山大寨更是要讲究快意恩仇。除了要对宋江、朱仝、柴进等人先后报恩外,更不忘的是血腥报仇:只要是梁山好汉的对头,无论是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还是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只要庄园或城镇被破之日,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一定是不分良贱、满门尽灭!

  说到这里,也许列位看官中有的朋友已经从这“快意恩仇”中嗅出了阴冷的气息。对此加以深省,不能说没有必要。

  在鲁迅先生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頵以病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说的是,三国时期吴国有个叫朱朗的家伙,他的父亲是个专搞一些乌烟瘴气的不法勾当的道士,流窜到会稽郡一带,被乌伤县的县令陈頵抓住杀掉了。这朱朗暗中图谋替他那被正法的老爸报仇,一直没得到机会。等到陈頵病死,朱朗便刺杀了陈頵的儿子,而后逃到魏国。魏国听说了他“孝勇”的名声,便提拔他做了将官。

  对此,鲁迅先生写了一段按语,大加鞭挞,说按道理,一个人犯法该杀,那么其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报仇的义务,况且即使要报仇,也只应找正主,现在朱朗的父亲做了坏事被杀,死有余辜,而朱朗竟为了报仇杀了县令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博得了“孝勇”的好评,且受到提拔重用,充分暴露了国民性中丑陋的一面。

  的确,这件史事的结尾,让今人读了觉得恶心。

  但问题是,今人觉得恶心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却受到了赞美,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心中有一个近乎于天经地义的价值信条,那就是:快意恩仇。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有恩报恩,哪怕这恩人是个恶棍;有仇报仇,哪怕其曲在己,并且不惜滥杀无辜,而理性和良知,从来就是完全缺席的。

  如水浒世界里的青面兽杨志,被发配到大名府后,得到梁中书的赏识,因此列位看官便看到,梁中书要将自己搜刮来的金珠财宝即生辰纲送往东京蔡京处、请杨志押解护送时,好汉杨志是何等的替他的赃官“恩相”竭诚尽力。怪只怪他的运气太坏,遇到老谋深算的吴用,使他这个老江湖竟而栽了,没法交差,最后只得窜入山林。杨志的落草,实在是因此后报恩无门,且不得已而避祸,绝不是因他的觉悟提高了,要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这里不妨做个杀风景的假设,假设梁中书能“明察秋毫”,派人找到流荡江湖的杨志,对其温言劝慰,道些“生辰纲一事原委已尽知,皆系老都管等掣肘误事,闻君匿迹江湖,风波寒苦,不胜悬念,冀速归”之类,那么以杨志的“觉悟水平”,会不会感激涕零呢?哪位看官还能保证此后水泊梁山中照样还会有青面兽杨志这号人物?

  至于说到梁山好汉及整个梁山大寨的复仇,固然有诛锄邪恶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血腥屠戮带来的快意,便如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

  毫无疑问,复仇的杀戮会带来莫大的快感,即所谓“快意”。所以即使在《水浒》之后的武侠小说中,也常可以读到类似的情节,如民国时期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秀莲杀死武功高强的恶霸苗振山,殊无快意,“因为苗振山不过是一个恶霸,并非我的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慕白终于杀死了仇人黄骥北后,“痛快得他要发出狂笑来”;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要求金世遗只能助她复仇而不准替她复仇,仇人孟神通必须得死在她之手。又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弟子农夫听说当年重伤他的欧阳克已死,竟会勃然大怒,怪别人多事,使他不能亲手杀仇人。但若他一直没能力或没机会亲手复仇,那恶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他人又当如何?这却没兴致去考虑。同样,《飞狐外传》中的侠女袁紫衣,为了能对她那恶贯满盈的父亲凤天南快意恩仇,决定救他三次不死,以报生身之恩,然后再亲手杀死他,以报逼害母亲之仇。为了实现这计划,袁紫衣不惜在凤家祠堂外引走了正要杀凤天南的胡斐,导致钟阿四一家惨遭凤的报复而被杀害,但是侠女袁紫衣对钟阿四一家的惨死并无半点内疚,侠肝义胆的胡斐对袁并无半点责怪,素有香港“良知的灯塔”之称的作者金庸在叙事里对此也并无半点批判,读者对此也很少提出异议,这后面的三个“并无”和一个“很少”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它们说明具有悠久传统的快意恩仇对国民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它竟而会造成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

  也正因如此,水浒世界里,宋江攻破祝家庄后,一度要下令洗荡了祝家庄,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了。不过总算有曾得钟离老人之助的石秀求情,祝家庄数千人众,才终于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免遭尸横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梁山大军的刀斧下的厄运。

劫富济贫   

  说起梁山好汉的行事,人们最喜欢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替天行道”是飘扬在水泊梁山杏黄旗上的四个大字,似乎这便是梁山武装的本质。

  可什么是“替天行道”呢?

  书中并无解说。也许是代老天伸张正义?

  但梁山大寨中的众好汉似乎并不太信这个。他们上山的动机,主要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一种是待到朝廷招安,去边庭一刀一枪博功名,前者拿来吸引草莽英豪,后者用以劝诱庙堂将佐。至于纯出于大济苍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动机而上山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

  因此,在下对这“替天行道”,卑之无甚高论,倒是对“劫富济贫”,想说上两句。?

  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多次讲到了好汉的劫富济贫。

  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不需劫富而纯粹的济贫:如鲁达资助金氏父女,如宋江在郓城时,“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一种是没有济贫而纯粹的劫富:如智取生辰纲,如火并王伦后晁盖派人下山打劫客商(第二十回),如梁山人马攻破高唐州、华州、曾头市后,将金帛钱粮尽行装载上车,扬长而去;此外第三种情况就是劫富而又济贫:如宋江打破祝家庄后,本打算屠庄,被石秀劝转了性,反而各家赐粮米一石。(其实这点所为只是牛身上拔了根儿毛,梁山好汉破庄后“得粮五十万石”,而分给祝家庄五七百家佃户的不过每家一石,施舍了千分之一,但好赖也总算是济贫了);如攻破青州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认真地说,这只能叫赔偿损失);如攻陷东平府后,先是“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廒,装载粮米上车,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而后才“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这种济贫更是如九牛拔一毛,比祝家庄那段济贫还不如;再有就是打破东昌府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

  但不管这些具体的描写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心想把梁山人马说成是劫富济贫的仁义之师的,多少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并没有多少象在下这种不怕劳神的主儿,去钻具体情节。而这种对“梁山好汉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一前提想当然的预设和想当然的接受,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是在下所感兴趣的,要与列位看官探讨一下。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和接受,是因为劫富济贫历来就是下层民间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天马行空自掌正义的游侠看重劫富济贫,如《清稗类钞·义侠类》中提到的关东大盗白胜魁、周五等,都专劫富人,散赈无告贫民,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同样将此作为一项极重要的纲领,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天完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割富济贫”“杀富济贫”等等。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

  先看民国时期学者的分析。如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集中,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是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增加工业生产力。而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以及政治手段,来剥削一切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资本集中后,要添置设备,改良技术,个人消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古代富人没这个必要,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都用于个人享乐,所以财富都集中少数人的手里,并不是生产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把它分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所以,照萨先生这番分析,便可得出结论:劫富济贫是必要的、进步的。

  现在再看新政权建立后大陆学者对此的分析。如陈高华先生在《元史研究论稿》中论说道:“‘摧富益贫’口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平均财富,而且在于他明确强调要通过‘摧’即暴力的手段,达到平均财富的目的;而财富的平均,实际上便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摧富’就是用暴力剥夺富人即剥削者的财产,‘益贫’就是将所得的财产在穷苦的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在下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为富不仁。

  “为富不仁”出自《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照这句话的意思,“为富不仁”就不是说“为富可能不仁”,而是说“为富必然不仁”。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对待这种观念呢?

  是持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这富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对自己有恩,那么不妨认为此人富而且仁,至少不会一口咬定他一定不仁。而对那些和自己毫无瓜葛的富人,则在原则上默认他们十九是不仁,并对其有一种潜在的仇富心理。?

  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这双重标准的推行。凡是和好汉做对的财主,那就是不仁,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借粮”;而好汉成员中的阔人,如柴进、卢俊义、李应、晁盖等,那就都不妨假定是富而且仁的。

  其实前者当中可能确实有不仁之辈,如强赖去解珍、解宝兄弟打死的老虎并对他们加以陷害的毛太公。但也未必尽是如此,如祝家庄,书中就没说他们有何劣迹,但宋江却早就打了主意要去破庄抢粮;而梁山好汉中的那些阔人也未必就仁,如柴、卢、李等,他们对好汉级别的人物可能出手大方,“仗义疏财”,但这些人对他们的庄客、佃户来说是否真的就仁,就很难说了,至少可以肯定原揭阳镇的财主恶少穆弘、穆春兄弟,他们荼毒地方,是绝对不仁的,但也没见哪个好汉出头打劫他们的庄园来劫富济贫。

  也许,重要的还不是如何看待梁山好汉对“为富不仁”所持的双重标准,而是“为富不仁”这命题本身,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话题,如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它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是否富人都可以定性为剥削者?是否定为剥削阶级的人包括唐宗、宋祖、包拯、海瑞、李白、杜甫等一概可以斥为不仁?“仁”的标准又是什么?“为富不仁”为什么会为一般大众认同?它对国民心理产生了哪些影响?到了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又该如何看待这四个字呢?等等,等等,这些加起来,那就可以再写一本《漫话为富不仁》了,所以在下这里不可能统统予以解答,那就留给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去思考吧,对此如有何高见,还请不吝赐教。“匪魂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其它内容,且听下回分解。

前言

  上一篇里说到了“匪魂颂”中下层民众普遍推崇的义侠精神,说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说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到混乱的侠义观,说到游侠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劫富济贫,由这些可以看出,梁山好汉中固然有侠肝义胆的角色,他们的所为也确实有除暴安良的成分,但这并不是全部,相反,在水浒世界里,还有些和现代普遍的价值理性远不相融的内容,本篇就将对此继续分说。

失语的众生   

  水浒世界是个唯武是崇的世界,一个人是否拥有武技是决定其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梁山好汉中,关胜、林冲等有万夫不挡之勇,鲁智深、武松神武超凡,张顺水功入圣,花荣飞箭如神,时迁妙手空空,燕青相扑天下无对,这些都不必说,其他的梁山好汉中再不济的角色也得多少会抡几下刀棒,就连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这种纯粹的文职技术人员,书中也还特地说他们一个会“使枪弄棒,舞剑抡刀”,一个“亦会枪棒厮打”。吴用、公孙胜也不例外,第十四回中吴用能使铜链架开正在恶斗的刘唐、雷横的两把朴刀,公孙胜初到晁盖庄园外一出手便打翻十几个庄客。还有那宋江,书中在他一出场时便交代“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

  总之,在水浒世界里,武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武艺是万万不能的,武艺是冲州撞府、行走江湖、啸聚山林的通行证,也是进入好汉级别的身份证。一但进入好汉级别,就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就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就可以杀人越货开黑店而有道德上的豁免权。

  在好汉级别之下的,是些身手欠佳但也能横着膀子耍光棍儿的货色,书中唤作“泼皮”。他们在水浒世界里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这在下面还要专门分说。

  再往下,没有半点一技之长的,就是芸芸众生。

  这芸芸众生包括史家庄、晁家庄、柴家庄、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等数以千百计的庄客,包括店小二、歌女、车夫、船家之流,包括金翠莲父女、武大郎、何九叔之辈,他们的一切生死命运全掌握在别人之手,他们随时要被官府压榨,被泼皮欺凌,甚至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如在书中第六十六回里,先描画了北京大名府上元夜灯节的欢乐景象:“北京三五风光好,膏雨初晴春意早。银花火树不夜城,陆地拥出蓬莱岛。烛龙衔照夜光寒,人民歌舞欣时安。五凤羽扶双贝阙。六鳌背架三神山。红妆女立朱帘下,白面郎骑紫骝马。笙箫嘹亮入青云,月光清射鸳鸯瓦。翠云楼高侵碧天,嬉游来往多婵娟。灯球灿烂若锦绣,王孙公子真神仙。……”充满了诗情画意,真是一派欢乐祥和。

  但是,转瞬之间,恐怖来了!厄运来了!血雨腥风来了!梁山好汉来了!!

  好汉们为救卢俊义和石秀,冲入城中,四处放火,大开杀戒,“此时,北京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蹿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但见烟迷城市,火燎楼台。红光影里碎琉璃,黑焰丛中烧翡翠。……斑毛老子,猖狂燎尽白髭须;绿发儿郎,奔走不收华盖桑踏竹马的暗中刀枪,舞鲍老的难免刃槊。如花仕女,人丛中中金坠玉崩;玩景佳人,片时间星飞云散。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战争场!”一派惨烈恐怖!!

  这时城中的刽子手蔡福实在看不过眼了,对柴进说:“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于是,“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损失一半。”

  使这良宵之夜的大名府变成人间地狱的,不是赃官梁中书,不是泼皮牛二之流,他们都没有这个能量,有这个能量的是自诩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们。虽说为救人有不得已的成分,但从上面引述的内容来看,至少发兵时,就没想到要采取什么措施将波及无辜的程度降到最低,众好汉心中也没有不要伤害百姓的共识,(至于使卢俊义被陷害入狱,梁山好汉也有一份,这且不说了)如果不是连蔡福这种职业刽子手都看得心软了劝了一句,好汉们会不会满城尽屠呢?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此前宋江在终于攻破祝家庄后,就曾和吴用商议,要洗荡了全庄,亏得石秀求情,才没有使祝家庄提前演出大名府这一幕。

  其实在攻打祝家庄之前,宋江就已经有过一次屠戮无辜的“前科”。早在宋江在清风山时,为逼秦明入伙,就定计叫人扮作秦明,带人到青州城外大肆屠杀,“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

  山寨领袖人物如此,下面的好汉就更不必说。李逵江州劫法场时,两把板斧排头砍去,不知砍倒了多少百姓;武松鸳鸯楼十五命除了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该杀外,其余马夫、丫鬟、亲随等十二人全都是无辜冤魂。此外如张青、孙二娘、施恩、李竣李立、张横、穆弘、穆春这些黑道或准黑道人物,被他们欺凌压榨乃至做成人肉料理的芸芸众生更不知有多少,但是,没关系,他们照样还算好汉。

  梁山好汉也不是没有替众生伸冤的举动,如慷慨豪侠的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如勇武威猛的武二郎夜走蜈蚣岭,如九纹龙史进听了素不相识的画匠王义的哭诉,便愤然入华州城行刺贺太守。除了好汉个体,梁山大寨在书中其实也被描述成众生的守护神,如第七十一回中,最为一些研究者喜欢称引的一段话: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的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

  此外,书中也有数处说道,梁山大军攻破城池后,秋毫无犯,在山寨时,也不伤害过往客商,这些都说明,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本意确实是要将好汉们及梁山大寨描述成正面形象的。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如何去追究梁山好汉,而在于故事的讲述者何以一方面歌颂梁山好汉,一方面又毫不避讳地讲述他们诸多凌虐乃至残害众生的行径,这种叙事立场才是值得深究的。

  在下以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里,素有蔑视众生的传统。(西方历史文化是否如此,在下所知不多,不便妄议)如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以仗义疏财、礼贤下士闻于世,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曾赞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等“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认为他们可以看作是侠的鼻祖。但就是这位后世侠士的“不可谓不贤者”的老祖宗,《史记·孟尝君列传》又记载说,他途经赵国过某县时,就因当地人对他那不够威武的块儿头说笑了两句,便赫然震怒,一声令下,一群群门客跳下车来,虎狼出笼般直扑向围观人众,“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而去。”

  又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部将,大名鼎鼎的耿弇,《后汉书·耿弇列传》记载了他的光辉业绩是:“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

  但他们都没有因这些屠戮众生的暴行而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相反,从“未尝挫折”这类的字眼,看到的是须得仰视的笼罩着光环的英雄身影。

  有了这种悠久的传统,在六朝小说《燕丹子》中,就可以看到,燕太子丹是如何厚待荆轲的:荆轲说了句听说千里马的肝很好吃,燕太子丹立刻便杀了千里马,取出肝来烹调,荆轲赞了句那弹琴的美人的手真好看,过了片刻,美人的手便被装在盘子里呈了上来!在故事的讲述人眼里,燕太子丹是何等的礼贤下士、义薄云天啊!可是那不知姓名的美人的痛苦又有谁理睬,她的地位就相当于那千里马吧!

  同样,在唐传奇《无双传》里,也可以看到,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人。”

  随便再举个例子,在民国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里,侠客杨天池扶弱,一把梅花针撒出去,一瞬间便有五六百人中了梅花针,死于非命。

  在列位最熟悉的《三国演义》里,也可以看到,刘备为报个人的兄弟之仇,发动几十万大军伐吴,结果全军覆没。但是刘备的这一举动换来了包括现代学者在内的无数人的凭吊和赞扬,说刘备为给关羽复仇,不惜将江山社稷和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真是够义气,一个皇帝能做到这个份儿上,那还有什么说的?但是在下在这里想说的是,刘备头上那耀眼的义的光环,以及他那“崇高”的悲剧英雄形象,是用几十万条性命换来的,本来战争免不了死人,但问题是刘备的伐吴之战除了成全他的个人义气外,毫无意义,他的可笑的冲动导致数十万年轻的生命殉身火海,抛尸江边,难道这些人便没有兄弟?这些无声的众生、悲哀的众生啊,众生们的声音是永远听不到的,他们在历史中是真正的失语了,历史永远是英雄的历史,英雄的悲欢离合永远会有后世无数人关注、凭吊和传唱,但是小民的悲哀呢?他们在各种文化典籍里,被优雅地措辞为:“蚁民”。

  所以,在水浒世界里,一盘盘人肉包子都成了充满喜剧意味的可笑的布景,宋江在青州城外的屠杀、吴用命李逵砍开四岁的小衙内的脑袋的毒辣、李逵两把板斧排头砍去的凶残都无损于他们好汉的身价,一切都被当成了英雄事业的需要,一切都可笑地被原谅了,一切都事先被豁免了,即使梁山大军受招安后扮演吊民伐罪的角色南征方腊时,仍可以看到,因为“革命需要”,“石秀、阮小七来到江边,杀了一家老小,夺得一只快船”(第一百十二回),在好汉的眼中,在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心中,(在几百年来接受者的观念里?)一家老小的性命又算什么?也值得去计较?

  但也不是没有人去计较,在《三国演义》里可以找到一处难得的笔墨,在第九十回里,诸葛亮南征孟获,设伏火烧藤甲军时,书中说到:满谷中火光乱舞,但逢藤甲,无有不着。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

  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

  读了这一段,在下也一样感叹不荆诸葛亮本是有很多理由开脱自己的,如是为了兴汉灭曹的正义事业平定后方,如是战争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如对方是未受中原礼教沐化的蛮夷,等等,甚至他根本不必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解释,因为这是战争,没有人会和他计较这些,相反,有的是人会愿意从军事的角度、审美的角度欣赏他此役的用兵如神。但是诸葛亮没为自己做任何开脱,虽是战争需要不得已而消灭了敌对部族,但面对一个个惨死的生命,他的心灵仍然受到了拷问。这不是妇人之仁,这是真正的吉光片羽的人道胸怀,只可惜这诸葛亮式的沉重叹息,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中真是太少太少了。

  在许许多多的人眼中、心中,历史永远是各色英雄活跃演出的舞台,英雄的生命和众生的生命永远不会等值。这一点,在演绎英雄故事的《水浒》中,已有了太为充分的展示。

附论:水浒世界中的泼皮   

  水浒世界里除了官府、好汉、众生以外,还活跃着一群特殊货色:泼皮。

  他们包括在相国寺被鲁智深踢下粪窖的过街鼠张三、青草蛇李四,包括被杨志卖刀时解决了的没毛大虫牛二,包括曾领人围殴杨雄的踢杀羊张保,另外被鲁达毙了的镇关西也可算一个,他们或有业或无业,但有一些共通之处:首先,他们多有绰号。这一点不要小看,有了绰号,就表示和众生不在一个层次上,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老实巴交的店小二或寻常庄客会自称什么“镇山太岁”“穿街大虫”?绰号,某种意义上就是能在江湖里混的身份证;第二,他们都为非作歹,欺凌弱小,绝非良善之辈;第三,他们都是有特殊能量的滚刀肉。张三、李四对鲁智深汇报说,他们一伙泼皮靠赌博讨钱为生,此外还拿大相国寺的菜园当衣食饭碗,“大相国寺里几番使钱,要奈何我们不得”。大相国寺“使钱”想来不会是去请武林高手,很有可能是指收买官府,但官府也拿泼皮们没辙。所以后文又冒出个没毛大虫牛二,“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在天子脚下都能照样横行,也因此杨志杀牛二才得到官府同情,存心给他从轻发落。同样,踢杀羊张保领着的一帮围殴杨雄的破落户汉子,也是“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

  泼皮其实就是流氓、无赖,他们和官府、和众生的关系都很差,但和好汉的关系却很微妙。

  他们有可能是好汉修理的对象,如踢杀羊张保等无赖被石秀打得东倒西歪;但他们也有可能和好汉结交,如曾祸害相国寺菜园的众泼皮,高俅差人来捉鲁智深时,就是这一伙泼皮通风报信,鲁智深才及时拔脚走人,没有受到高俅的算计。此外,泼皮之与好汉,还有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什么,不妨以牛二为例:牛二出场,只有一次,在第十二回里。这厮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专在街上行凶,撒泼,撞闹。杨志卖刀,受其百般凌辱,终于忍无可忍,手起一刀,嗓根上搠个正着,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结果了这条没毛大虫的性命。

  这个故事在水浒世界里上演后,牛二的无赖便在人心中扎下了根。这种无赖,凌暴一方,似乎理所当然地是梁山好汉“修理”的对象,所以杨志的为民除害,也似乎是这个故事唯一合理的结局。

  可是一天忽然想到,故事可不可以有另种结局呢?

  比如,牛二不是只会些撒泼、无赖的手段,而是武艺精熟呢?那很可能便是:二人斗了片时,无分高下,心中暗地喝彩,牛二喝声“且妆,跳出圈外:“那汉,怎恁地好手段,可通姓名!”“洒家青面兽杨志便是!”“啊也!原是杨制使!”牛二扑翻身便拜,杨志慌忙答礼:“壮士休恁多礼。”……而后呢?二人同寻一等去处,饮酒,结交,并极有可能结拜。再往后,便是临别牛二以盘缠相赠,至于这盘缠银两是否为诈害良民所得却不必计较。再而后呢?便是牛二依如故我,继续在此横行不法,便如武松离了十字坡,张青、孙二娘照开黑店、照卖人肉包子一样。最后,说不定因了这份交情,牛二也上了梁山,杀官造反,替天行道,(成了农民起义的骨干?)受招安,平四寇,修成正果。

  或者,牛二纵然手段不强,但恰好运气不坏,杨志“修理”他时手中无刀,只一味饱以老拳,正这时,一个认识双方的好汉到场,慌忙劝住杨志,对牛二道:“这个便是……”于是牛二扑翻身便拜,后面的结果便大同小异。

  这样的故事,在水浒世界里,是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

  所以,泼皮牛二居然可能成为梁山好汉,乍一听,滑天下之大稽,还有污蔑农民起义之嫌,其实未必。

  牛二与梁山好汉,实多有相通之处:牛二有绰号──“没毛大虫”,绰号往往便是江湖人物的标志,便如梁山好汉有“母大虫”、“病大虫”,而只有江湖人物或江湖人物化了的军官、僧道、财主,才有资格成为好汉,纯粹的农民(书中称为“村蠢的乡夫”)或市民如寻常店小二之流则不够格;再有,牛二的出场,在杨志眼中看来是:“远远地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先声夺人。而宋江眼中李逵的出场是:“(戴宗)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何其相似也!牛二的身体素质也具备了做好汉的条件;再论出身,牛二是泼皮破落户,这个似不好,高俅便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泼皮”也不是好称呼,即无赖、小流氓是也,但是梁山好汉又何尝没有这等人物,例如参加智取生辰纲的白胜,便是“闲汉”、“赌客”,正是泼皮一流。又如第六十一回,活阎罗阮小七捉拿玉麒麟卢俊义时,持篙立于船头,唱山歌道:“乾坤生我泼皮身,赋性从来要杀人。……”好汉亦以泼皮自居;当然以上三点还都是表面现象,那就再看最后一点,看为人行径:书中说到宋江、李逵等初识后一道饮酒,一歌女──属被凌辱与被损害的阶级──前来卖唱,方唱几句,李逵跳将起来,将歌女打昏;吴用到大名府设计坑陷卢俊义,李逵随同前往,客店中店小二烧火稍迟,被李逵一拳打得吐血。即使是杨志这样军官出身的人物,在第十七回中,也在酒店里用过饭后不给钱便开路,并打翻来讨帐的酒店后生。至于小霸王周通的强抢民女更不必说。这些行径,似乎并不比牛二高明。

  其实梁山人物更有恶过牛二者,《水浒传》第三十六、三十七回里,现摆着两个黑道人物、恶霸典型:穆弘、穆春兄弟。走江湖的好汉“病大虫”薛永来揭阳镇卖艺,只因未先拜见穆氏兄弟,镇上人便得了穆春禁令,不得赏助薛永。宋江不知底细,赏银五两,穆春凶神恶煞般上来便打,被薛永一交攧翻,又补了一脚。结果大祸从天而降,宋、薛欲饮酒,无酒家敢卖,若卖,“把我这店子打得粉碎”,欲投宿,无客店敢收留,偌大的揭阳镇完全被穆氏淫威笼罩。夜里宋江为逃避穆氏兄弟的追杀,又上演了一幕极为恐怖的逃亡,薛永则已被穆春带人捉住,“尽力气打了一顿,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明日送去江边,捆做一块,抛在江里,出那口鸟气。”为报私仇,公堂私设到了都头家里,且肆无忌惮地欲将人投入江中害死,这份勾连官府草菅人命的魄力,又岂是牛二这等寻常泼皮可及?说起荼毒地方,牛二那两下三脚猫的泼皮手段,又何足道哉?

  然而可有哪个好汉出来,为民除害,宰了这比牛二更大号规格的恶霸?

  没有。水浒世界里的结果,是经黑道人物李俊等说合,被穆氏兄弟追杀的宋江有惊无险,化敌为友,住进了穆家庄。临行,穆氏兄弟送了金银,“洒泪而别”。再后来,穆氏兄弟上了梁山,做好汉,受招安,平四寇。征方腊而归后,穆弘病死,没捞到一官半职,穆春活着回来了,和其他偏将一道,授武奕郎、都头领。杀人放火受招安,再做官,修成正果。

  所以,牛二的被杀,实在是因他的运气坏,否则,谁说水泊梁山一定不能有第一百○九条好汉没毛大虫牛二呢?

三打祝家庄的背后   

  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说道:“要讨论《水浒》的所谓反政府主题,就必须把好汉个人与梁山好汉的整体区分开来,这一区分极端重要。单个的好汉恪守英雄信条,然而整个梁山好汉群,则奉行一种行帮道德。”

  什么叫“行帮道德”?行帮道德也可以称为帮派意识,它纯以个人及个人所属的集团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符合自己集团帮派利益的就是正确的,而且为实现这种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和自己帮派集团利益相冲突的,那就是错误的,而且为消灭这种错误,也可以不择手段。

  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信奉推行的就是行帮道德。这里不妨以梁山大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三打祝家庄。

  说到三打祝家庄,列位看官想必非常熟悉,几百年来人们几乎一直将它当作梁山好汉除暴安良的经典的侠义之举,还有些现代研究者将它当作农民起义军镇压地主武装的典范事例。

  说祝家庄是地主武装,这也不能说不对,但问题是水浒世界里的地主武装多的是,梁山好汉中的晁盖、柴进、李应、史进、穆弘穆春兄弟、孔明孔亮兄弟等等,哪一个没经营过地主武装?他们怎么就没给形容成反动势力?

  例如,《水浒》开篇第二回便说到,九纹龙史进在史家庄做地主大少爷时,听说附近少华山上聚集着一伙强人,就有声有色地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并成功地击败了少华山强人跳涧虎陈达的来犯,这与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联防自保以对付梁山强人又有什么区别?在官兵不能确保地方安全的情况下,地方组织自卫武装又有何不可?在水泊梁山几度大举进攻祝家庄时,可并没见有半个官兵来救援。同样道理,如果最初桃花庄的刘太公也有类似的准备,何至于被小霸王周通这路货色黄鼠狼钻鸡窝,来强行做上门女婿?又何需劳动花和尚鲁智深的一对老拳?再则说,若进行阶级分析,刘太公也应算地主吧,那么鲁智深替他出头拳打“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周通一事又该如何定性呢?

  话头回到祝家庄,书中说到祝家庄有什么为非作歹的行径,比如倚势凌弱打劫客商骚扰邻庄的劣迹了吗?没有。要说劣迹昭彰,要说荼毒地方、草菅人命,祝家庄又如何能望梁山好汉中当年经营穆家庄的穆弘、穆春兄弟的项背?同样,杨雄、石秀、时迁在祝家庄吃饭的小客店,也规规矩矩,店小二老实和气,没有象张青、孙二娘以及梁山脚下朱贵的黑店一样,经营烹宰加工人肉的业务。至于宋江攻下祝家庄后要下令将全庄数百家通统洗荡了,用心之残暴更是远非祝家庄可比。

  但战事还是起来了。明明是时迁等因偷鸡而启衅,打着梁山的招牌骚扰村民,放火烧店,又杀伤了不少庄客,水泊梁山竟还大兴问罪之师,出动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杀奔祝家庄去讨公道,这公道又何在?!难怪夏志清先生认为,梁山人马平毁祝家庄,“只能说明他们的暴虐和贪婪”。海外学者马幼垣先生在《水浒论衡》中更对此情节刻薄地讥讽道:“这和三十年代日军驻华部队随时找小事件为藉口以谋扩张势力范围,有何分别?”

  把数百年来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和侵华日军扯到一起,这话让人听着实在别扭。但可惜的是,这是事实。梁山大军大举进犯祝家庄的真实动机,其实大寨的二把手宋江已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

  列位看官听听,仅仅是听得有人说“要和俺山寨敌对”,就动了杀机,仅仅是对方捕拿了一个骚扰村民的偷鸡贼,就要“便起军马去,就洗荡了那个村坊”,这到底是谁在吹毛求疵?三打祝家庄的真实动机,说到底,还是那“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是要为山寨打劫钱粮,猛捞一票。

  此外,还有一层没有明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祝、扈、李三庄联防武装,就盘踞在梁山脚下,成为水泊梁山扩充势力范围的严重障碍,总不能让梁山大军每次出动时都绕道而行吧?或者也和他们讲几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借道?这样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样的几只拦路虎不平掉,大寨的威风体面何在?因此灭祝、扈、李三庄那只是早晚的事儿,时迁这个偷鸡的毛贼闯祸,正好适逢其会,吹响了梁山大军扩张势力实现宿愿的出征号角。

  水浒世界里,充分体现这种行帮道德的行动,远不只三打祝家庄一件。

  随便再举个例子,比如梁山大军进犯东平府。水泊梁山以前扫荡祝家庄,好赖还找了个借口,而这次汹汹来犯,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为了解决宋江、卢俊义谁当山寨一把手这一政治难题,便由二人各领一支人马分别攻打东平府、东昌府,完全视两座城池的生命财产为儿戏。

  宋江统领的一路攻打的是东平府。这一战虽碰到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强劲对手双枪将董平,但战事还是有惊无险,将城池顺利拿下。关键就在于董平因向太守程万里求亲不遂而怀恨在心,竟在被梁山人马俘获后屈膝事敌,马上倒戈。这“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掉转枪头后,赚开城门,杀入城中,直扑衙门,将程万里的女儿夺到手后,再将其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后来位列梁山五虎上将的董平的行事,其卑劣无耻,简直令人发指,统兵将帅如真是要“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这种货色首先就该推出斩首。

  然而,根本就没这一说。也许是因为董平事敌倒戈时已为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据董平讲:“程万里那厮,原是童贯门下门馆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但既如此说,当初又何必定要纠缠“那厮”做自己的老丈?再说,是童贯门下的门馆先生就一定会害民就一定该杀?梁山好汉受招安后,圣手书生萧让不也被大奸臣蔡京调去府中听用了,这又该怎么说?

  书中并没说程万里有任何劣迹。相反,战事前,宋江派郁保四、王定六二好汉来下战书,董平凶性发作,二话不说,就要将二人推出斩首。这当口,倒是程万里劝阻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两条好汉才捡回了性命。二人被董平命人打得皮开肉绽后回到军中,向宋江哭骂,骂的也只是“董平那厮无礼”。仅由这一桩事,列位看官想必也能看出,程万里和董平二人,到底谁更讲道理、谁的为人相对正直一些。

  但是梁山大寨哪有兴趣如在下这般计较这些鸡零狗碎,董平虽人品卑劣,但武艺一流,对水泊梁山这个准帮会武装大有用处,宋江自然一见便爱,要竭力网罗。而说到程万里,那就得另当别论了,他的为人虽无大过,说起来对梁山郁、王两位来下书的好汉还有活命之恩,但问题是他对唯武是尚的梁山大寨毫无用处,难道值当的为他和新入伙的一级战将董平翻脸?更何况杀了程万里反而有一桩妙处,那就是可以将他打作反动人物,然后,再由宋江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至于府库中的金银财帛粮米,宋江已先命人全部取出运上了山),并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无端启衅饱掠府库的梁山大军藉着程万里的人头一下子便成了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真是妙极,这样的买卖实在是太合算啦!

  这些就是梁山好汉的行事,这些就是梁山大寨的“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也许有必要探究一下,何以水浒世界里的好汉一再推行行帮道德。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很有启示意义。《中国流民》一书认为,《水浒传》反映的其实并不是农民阶级的理想和意识,它展示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浪荡底层的游民的价值理想。而游民的性格天生便有多种两面性,如一方面慷慨重义,一方面为非作歹;一方面散漫无羁,一方面又易产生极强烈的帮派意识。这里要说的是游民的帮派意识:游民大多无家无业,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他们不能象士农工商那样,以血缘、地缘、业缘而构成集团,在他们风餐露宿、饱受歧视的人生行旅中,只能靠结拜、拉帮结伙来互相提携,求得发展。他们在社会上是孤立的,但越孤立越增强了帮派的凝聚力,使其帮派意识越强。接下来,书中以《水浒》为例,对帮派意识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帮派意识有着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影响他们正确判断极普通的是非曲直。它表现在一切皆以自己帮派为标准,认为自己的帮派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帮派中的成员习惯于做单线思考,从道德上说,自以为是,从力量上说,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

  书中说道,例如《水浒》中写了许多剪径打劫、杀人放火的绿林豪强,但只对与梁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加以肯定,对于其它山头,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王庆、田虎等等都持否定态度,其根子在于他们与说书人所肯定的梁山不属于一个系统。“另外在《水浒》前七十回中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梁山上的天罡、地煞的态度为界线,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帮派意识。”如为了让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上山,梁山设计之阴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统治者。而秦明、卢俊义等人上梁山后对梁山头领设计的使他们倾家荡产的阴谋并无强烈反感,似乎只要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分析真可说是一针见血。梁山好汉上山前,确实有些人真诚地信奉并推行英雄信条,散发着热血担当的侠义精神,而一旦他们上山后,融入了由军官、财主、贵族、官吏、道士、书生、猎户、渔民、马贼、黑道人物、鼠窃狗偷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组成的鱼龙混杂的大帮会武装,他们个人的英雄色彩就消亡殆尽,个人绝对服从帮会意志,甚至这种帮会意志带有邪恶倾向时,也完全服从。

  所以,正如夏志清先生的《导论》一书所说的那样,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由此可见,一部《水浒》就是行帮道德压倒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

活割黄文炳   

  在《水浒》第七十三回中说到,李逵闹东京后,和燕青回返,途中歇宿到狄太公庄上。听说太公女儿房中闹鬼,李逵便冒充法师,骗了酒肉狂吃一顿,而后闯入闺房,一斧砍死了那个装神弄鬼的后生,又将太公女儿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接下来,只见:(李逵)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尸首相并。李逵道:“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大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李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

  将人砍死后,还要剁着血淋淋的尸体来助消化,来娱乐,次日还强逼狄太公酒食相谢,这李逵可说毫无人性。李逵如此作为,和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还不完全一样,后者起码在最初是被道德义愤驱上行动之路的,而李逵作践人尸体,却并不是出于对通奸二人的道德义愤,而是消遣娱乐,是赤裸裸的嗜血、野蛮、残暴。而故事的讲述人便如李逵的哥们儿一样,说起这事津津乐道,趣味盎然。

  其实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已是不止一次讲述这类血腥行径了,如杨雄在翠屏山处置潘巧云,“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然后扬长而去。

  此外,如武松的鸳鸯楼十五命,如清风山的燕顺等人挖人心做酸辣醒酒汤,如李逵的活割黄文炳,等等,都是。书中细述了李逵炮制黄文炳的过程,“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偌大的活人,绑在那里,如享用生鱼片般血淋淋边割边吃,在下不知若是列位看官身当其境会有何观感。

  说到这,也许会有哪位朋友提出异议,说这黄文炳本就是个反动人物,阴险小人,本就该死,你替这厮叫甚么屈?

  是吗?如果这样说,在下倒要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黄文炳是否真的该死?

  黄文炳人品是极差,说他是阴险小人,也是事实,但问题是,他身为一个官府中人,发现有人公然在饮食营业场所题反诗,并且叫嚣要“血染浔阳江口”时,是否有义务向当地官府报告并穷究到底清除隐患?这个问题古人便有争议,多数是不认可黄的为人,但认可他的作法。那么今天这个问题该怎样看,在下不做答案,请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思考;第二个问题是:就算黄文炳真是的该死,是否就该被如此残酷地活剐?

  如果说“是”,那么在下就提第三个问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行使残忍的手段?

  如果有哪位朋友还说“是”,那么在下便提第四个问题:请问,什么是高尚?是上天厘定的一个放之四海的先验的准则,还是是非由人自定?事实上,古往今来无数光天化日下的暴行有哪些不是在“高尚”的旗号下进行的?为了皇帝万岁,为了日尔曼民族的纯洁,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了革命,为了保卫伟大领袖,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只要目的是神圣的,手段的卑劣和残忍就都不成其为卑劣和残忍,就都是必要的,这样的逻辑,在人类的历史中带来的灾难难道不比单纯鼓吹暴力的强盗逻辑远为巨大和可怕?

  而且,水浒世界里的很多血腥气冲鼻的行为,连追求正义的幌子都没有,完全是为蛮荒的嗜血心理所驱使,如本节开头提到的李逵的所为。

  这样的情节,也不是《水浒》的专利,如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豪气冲天地将仇人心肝切了以后生吃了下酒,如清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中说到如何享用人脑:就是将早已打就的一支铜管伸入人脑,骨嘟嘟一吸,便如今日喝酸奶一般,将脑髓吸进肚里。

  列位看官不要把这些都当作小说家言,实际上,中华民族确实有悠久的吃人历史以及虐杀传统。

  首先,翻检史书,可以开出一长列吃人的名人清单:如春秋时雄才大略的齐桓公,吃了红案大厨易牙先生烹制的婴儿肉,对这位将自己儿子烧成大菜的厨子提出了表扬;如汉高祖刘邦,将开国功臣勇将彭越杀了后,把他剁成肉酱“分赐诸侯”;如后赵石邃发明了一道大菜,以美女肉与牛羊肉合而烹之;如隋炀帝在一次朝会上把一个不听呵(he)的大臣,烧成一道大菜,分给百官;如明代太监高寀为使阳道复生,吃小儿脑千余;……除了这些身居高位者的“精致”吃法,因战乱饥谨而导致的大规模的吃人更是史不绝书,正如鲁迅先生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除了吃人,中国历史上更有种种名目繁多的虐杀,如车裂,如凌迟,如腰斩,如抽肠,如剥皮,如点天灯,如汉高祖的吕后将戚夫人弄成了人彘,如前秦时的苻洪剥了人面皮后仍让人歌舞,如明代朱棣攻陷南京后疯狗一般地用剥皮术、轮奸术残害建文帝旧臣及亲族,如张献忠大掠湖北、四川时剁下人手足堆积如山,等等,这些内容在下实在不便做稍细致一点的描述,如果这样做了,说不定就会有哪位朋友吃不下饭。

  说到这里,想起了过去偶然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作家梁晓声的自叙传《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书中说到文革时,一伙造反派将对方势力的一个成员扔进了滚热的沥青锅里,被害者的亲人子女在旁急得用手伸到锅里,一捧一捧地往外捞沥青;还有一本是美国亨利·莫尔上校的《越战纪实--女人·战争的受害者》,看这本书的时候,简直如在人间地狱,我并不是说书中描写得如人间地狱(当然事实也是如此),我是说我自己当时便如在地狱中,压抑得透不过气,放下书,如梦游般走到室外,好半天才恢复清醒。

  前一本书说明虐杀的传统并没有随历史而远去,后一本书说明,人性中自有凶残与狞恶,非独中国为然。

  所以问题不在于故事的叙述里有没有嗜血凶残的内容,这本就是人性的真实,而在于以何种立场来叙述,有没有反剩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尤其后一本对此做了比较深刻的反剩中国古人也不是没有对此反省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吕后本纪》写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帝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正如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尽管司马迁对吕后残害行为的描写颇为客观,但当他写到吕后的儿子的强烈的反感时,已对吕后做了永久的判决。《史记》肯定文明事业;而《水浒》在对英雄们采取的野蛮报复行为大加赞赏时,却并不是肯定文明。”

  不要怪夏志清先生喝多了洋墨水就回过头来挑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的理,实在是因为一部《水浒》中,值得我们今人深刻反省的内容是太多太多了。

余论   

  从在下这两篇的分析来看,如果通读《水浒》的文本,就会发现,水浒世界里梁山好汉的行事有相当数量是经不起道德理性的审视的,但问题是几百年来,梁山好汉在民众心中却一直是被赞美对象,是英雄侠义的化身,原因何在?

  这一方面,如上所述,可以归因于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价值缺陷如快意恩仇、蔑视众生等造成的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另一方面,与《水浒》一书的叙事顺序也不无关系,《水浒》一开始通过讲述王进与高俅的故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上层,使人们一开始心中便形成一个判断:天下混乱的根源在于高俅这类身居高位的小人,错在朝廷,而不在江湖,接下来书中开头出场的几个人物,又确实都是可爱、可敬或可悯的汉子,如单纯重义的九纹龙史进,如慷慨豪侠诛锄人间邪恶的鲁智深,如无辜善良而被迫害的林冲,他们尤其是鲁达、林冲两位的故事,都是重头戏,在一部《水浒》中分量极重,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人们会有意无意地认为梁山好汉都是这类除暴安良或逼上梁山的人物。接下来书中又演绎了智取生辰纲一段,由于这场行动一开始便将好汉的对手梁中书和官军定为不义的一方,它也便具有了某种正义色彩(在下对好汉们这次通过打劫官府的不义之财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绿林行动也是比较欣赏的,只是反对将它“升华”得过高的评价),而行动的参与者吴用的机智和阮氏兄弟的快人快语、热血担当也都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会无形中影响人们对整部书后面内容的总体判断,很早就将同情赞美放在了梁山好汉这一边。

  再有,全书结尾写的是众好汉受招安后抵抗外侮,吊民伐罪,这都是正面内容,而征方腊时众多勇武的好汉如风扫落叶般凋零殆尽的悲剧结局,无疑也引起了读者深深的伤悼与悲悯。

  这样看来,一部《水浒》,它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正面内容,而现代心理学研究又恰恰指出,在对一个事件的叙述中,开头和结尾对人的记忆和判断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人们阅读按上述顺序来叙事的整部《水浒》时,自然而然地忽略了一些本不该忽略的问题。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水浒》的叙事顺序不是如现有的这种安排,而是把第三十六至第三十八回宋江发配江州遇到那群为非作歹鱼肉众生的好汉的情节放在全书的开头或结尾,人们对整部《水浒》又会是何观感呢?

  但无论怎样,一部《水浒》,几百年来对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产生了绝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所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层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其实受《水浒传》影响的不仅仅是绿林豪杰,它的影响面要远为广远:如饥寒交迫的农民为求生存抵抗黑暗官府的反叛从《水浒》中汲取了力量。如明末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如星火燎原席卷整个帝国,官府疲于奔命镇压,他们捕杀了一个又一个自号“宋江”、“燕青”、“雷横”“一丈青”的义军头领,又不得不目瞪口呆地面对雨后林间的蘑菇般冒出的一个又一个的“贼首宋江”“贼首柴进”;如下层士卒为抵抗异族侵略为国奋战时曾从中汲取力量,据传聂荣臻将军就曾以梁山好汉为榜样,号召带领游击队在梁山脚下痛击日军,除了这一支游击队,在当时中国辽阔的大地上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千千万万的朴实勇敢的下层士卒中,也许会有不知多少人心头闪过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的身影;如现代革命的风云人物曾从《水浒》中汲取过力量。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有些人提出利用当教员来影响后几代,而时年二十四岁的毛泽东的回答是:“学梁山泊好汉。”

  但上面所说的只是《水浒》的影响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正如陈宝良先生在《中国流氓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明清以降的土匪、流氓也同样深受《水浒传》的影响,如明末土匪余士藻,自号“靖海天王”,手下有李肃七、李肃十等同党,分称“十二天王”、“十八罗汉”、“二十四天罡”、“三十六地煞”,“焚杀淫掠,殆无虚日”;明代南京的流氓,也立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残害百姓。

  此外,还有受《水浒传》影响极深的会党等秘密社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更是难以一言褒贬。

  要之,《水浒》是一部功罪相半的文学、文化经典,它的内涵极为深邃复杂,它的影响(正面的、负面的)至为深刻广远,因此,目今当此大时代之转折点,以理性之眼重新解读审视《水浒》精神,探讨了解中国旧有之文化心理、国民性格,以期重建现代之新文化、新精神,也许自有其不可轻忽的意义吧?

  当然,在下这里所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

妖女与魔女

  很早以前就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水浒》的作者,一定是与姓潘的有仇,要不《水浒传》里两个姓潘的女人潘金莲和潘巧云怎么都是淫妇而且还不得好死?

  这话十九是开玩笑,但它也说出了一定道理,即《水浒传》对女性有一种特殊的仇视。

  说“特殊”,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是个男权社会,在现实的伦常生活中,妇女的地位的确是很低,但在文学作品中,又是另外一种情形。实际上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起,就一直待女性不薄,在文学世界里出现了许多可敬、可爱甚至可崇拜的女性,如《西厢记》,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才子佳人小说,如《红楼梦》,尤其是《红楼梦》中的钗、黛、湘云等更是不知颠倒了多少男性。即使是文学作品中金戈铁马的尚武的世界,仍可以有女性大显身手,例如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例如杨家将系列故事里的杨门女将,可说占尽了镜头,无限风光。也有确实不怎么提女性的,如《说岳》、《说唐》,如《三国演义》,但也仅仅是不怎么提而已,对提到的不多的几位女性,如岳母,如徐庶的母亲,如貂蝉,如二乔,还可能多少有些敬意。而象《水浒》这样专门提了又费大力气去丑化的,可说是极少。

  在下以为,水浒世界里的女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妖女,一类是魔女,一类是无面目女性。

  妖女是那些美而不好的女性,如毒死武大郎的潘金莲,如私通裴如海的潘巧云,如私通管家并陷害卢俊义的贾氏,如给宋江带绿头巾的阎婆惜,如卖俏行凶的白秀英,如陷害史进的妓女李瑞兰,等等,等等,这些女人大都薄有姿色,但一个个全都是桃红陷阱,不知陷翻了多少好汉;魔女是“好”而不美的女性。说“好”,是指可以进入好汉级别,能在水泊梁山大寨中坐一把交椅,说“不美”,那就很简单了,是指如注射了极大量的雄性激素,女性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一概全无。水浒世界里就出现了两个此方面的“光辉”典范: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一个是母大虫顾大嫂。只见那孙二娘: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坌(按:通‘笨’)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

  再看那顾大嫂: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有时怒起,提井栓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真是一时瑜亮。有人说《水浒传》让妇女成了跟男子一样的英雄好汉,所以它的妇女观是进步的,不知列位看官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在下是一看这话就想笑:那么,就请发明此高论者将孙二娘、顾大嫂这种规格的女英雄娶进家门何如?他肯干吗?这不是抬杠,因为如果说是要娶穆桂英、樊梨花式的女英雄,大概没有哪位会有意见,但要说到孙、顾这种女英雄,那还是离远点儿好。如果妇女观的进步要通过这种把女性异化成魔女的方式来实现,那也还是不进步的好。再则说,“让妇女成了跟男子一样的英雄好汉”这话也要看怎么说,孙二娘这样的人物能否算英雄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从现代的法律观念来看,潘巧云罪不至死,倒是孙二娘不知麻翻了多少客商做成人肉包子,这样的人才应该送上刑场,只不过水浒世界里奉行的是江湖道德而不是法制观念,二人的命运才完全颠倒了过来。

  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无面目女性。如为赔偿损失而嫁给霹雳火秦明的花荣的妹子,人们或许可以从她的文秀的哥哥花荣来推断,她大概容貌和品德都不错,说不定还是上选,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实情如何,不得而知。此外立地太岁阮小二、扑天雕李应、金枪手徐宁有家小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书中明确写到了她们,梁山好汉中虽然光棍居多,但也还有些人尤其那些原官军将领是有家眷的,她们被搬上山后,从不露面,《水浒》也无兴趣讲述她们和丈夫的卿卿我我,这些女性所起的作用,大概就相当于后勤人员吧?

  无面目女性中还一类,就是梁山好汉对头的家眷。这些女性处理起来就更简单了,那就是无论她们有无过恶,只要丈夫所守的城池或庄园被打破,那就是末日来临:或者如祝家庄覆灭前,“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或者由水浒故事的讲述者道一句“将′′′一家老小满门良贱尽斩于市”便了帐,用不着多花心思照看这些一个大钱也不值的妇人的命运。

  除了上述三大类以外,此外还有王婆和阎婆这两个比较活跃的老年女性角色,至于她们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就不用在下多说了吧?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哪位朋友不服,说“《水浒》里也不见得就没象样的女人吧?比如林冲的娘子可说美而又贤,扈三娘漂亮而又英武,再有那个被鲁智深救了的金翠莲心肠也不坏,知道感恩图报,这又怎么说?”

  对此,在下想说的是,金翠莲是不坏,但她地位低下,她的幸福(而且还只是做人外室的幸福)全出于好汉的恩赐,属于卑微的众生阶层,毫无独立人格可言,根本就不是能跟男性平起平坐的角色;林冲娘子的确是美而又贤,但她的花容玉貌却是惹祸的根由,夏志清先生认为林冲发配上路前写下休书是“下意识地责备妻子为他带来这许多麻烦”,这也许是一种过度诠释,但将林冲故事放在水浒世界这一大“语境”来看,说林冲娘子的美貌客观上给好汉林冲带来了麻烦,也还是说得通的。

  现在再说这扈三娘。说到这位梁山女将,在下倒的确有很多话,要与列位看官分说。

扈三娘的婚事与座次    

  扈三娘英武而又漂亮,这都没问题,但水浒世界赋予她的命运却大成问题。

  扈三娘原是扈家庄千金小姐,她的原许配对象祝彪也年轻勇武,她原本的人生命运,套用一句现代的文艺词儿来说,充满了玫瑰色。谁知造化弄人,三庄联防竟会被各个击破,祝家庄主满门尽灭,她本人被俘,一门老幼又被李逵两把板斧砍瓜切菜般杀了个一干二净,只跑了哥哥扈成。身遭如此灭家惨痛,却又被梁山二寨主宋江做主,许配给了她的手下败将猥琐不堪的王矮虎。

  现在就请列位看官一同来翻一翻扈三娘的老公王矮虎的履历表。这矮脚虎王英“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就此蹿入绿林。王英上清风山为寇后,色心极重。清风山第一次将清风寨文知寨刘高的老婆拿住后,王英命人抬到自己房中,山寨老大燕顺听了,先是大笑,随后不过对宋江说了句“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这些毛脖便丢开不管。由燕顺的反应不难推断,王矮虎如此作为绝非一次两次,山寨对他“这些毛脖也相当纵容,既如此说,王矮虎犯“这些毛脖的对象,总是运气很好地碰到“剥削阶级”的官太太,而绝没有良家妇女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待到清风山将陷害宋江的蛇蝎心肠的刘高的老婆第二次捉住后,王矮虎又想淫乐一番,见燕顺一刀杀了那女人,竟然要拿刀和山寨老大燕顺拼命,以他这种为人,谁又敢保证他一定没有祸害过良家妇女?这样的货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农民起义,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是严打对象,然而他却也上了梁山,成了响当当的梁山好汉。这好汉在攻打祝家庄与扈三娘阵上交手时,竟还色心蠢动,不三不四起来,结果只十余合便被扈三娘阵上活捉。两人无论是人品、武功、相貌都相差甚远,但最后扈三娘竟被宋江极“仗义”地发给了这条色狼好汉王矮虎。

  扈三娘的婚姻极为不幸已不必说,再看她在梁山大寨中的地位。扈三娘归入水泊梁山后,业绩远胜于其他两位女将顾大嫂、孙二娘,屡屡上马冲杀,又屡屡有上乘表现,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梁山大聚义后,排座次时,她的排名仅仅是地煞第二十三,总排名第五十九。乍一看,排名中上,似乎也还过得去,但再一细看,就不对了,因为曾被她阵上活捉的原官军将领、呼延灼的副手天目将彭玘,就排名地煞第七,整高出她十六名,这是凭什么?再看她那低能猥琐的老公王矮虎的排名,不上不下不多不少,正排地煞第二十二,恰好骑在了扈三娘的头上,真是妙极。

  而且,通读《水浒》,又会发现一桩怪事,就是书中扈三娘几乎从未开口说过话,这倒真可套用上“失语”一词。在百二十回本《水浒》中,扈三娘在全书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开口,是在后人插增的征田虎部分。在第九十八回中,说到宋江军和田虎军交兵,田军飞出一骑银鬃马,马上一位少年美貌女将,正是会打飞石的琼英。宋军这边王矮虎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色心蠢动,纵马出战讨便宜,不料又几乎重演了当年祝家庄前的那一幕,十几合后被琼英一戟刺中大腿,倒撞下马来。这时,哑美人扈三娘终于开口说话了--说出了在百二十回《水浒》中唯一的一句话,那便是:贼泼贱小淫妇,焉敢无礼!

  如果说丑诋女性,在下以为全书这方面的笔墨加起来,也比不上这一句话十个字。明明是自己的色狼丈夫邪心大动,讨便宜被打,反而骂对方“淫妇”,骂对方“无礼”,而且还在“小淫妇”前一连外送了三个形容词:“贼”、“泼”、“贱”。对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从女权主义的立场,可以说这是男性叙事,用男性的话语丑化女性;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可以说中国古代女性的思想也同样浸透了父权文化,因此她们横蛮地咒骂伤害自己丈夫--哪怕这丈夫系因品行不端咎由自取--的女性为“淫妇”,也绝非不可能。但无论是女权主义也罢,现实主义也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段插增部分的作者,与水浒前七十故事的最初编辑者,在轻鄙女性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李逵的愤怒   

  水浒世界里的女性观如此,那么众好汉对女性多持冷淡、排斥和仇视的态度,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前面说过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有些人是有家眷的,如军官、财主、文职人员型的好汉,加上草莽或黑道人物中的阮小二、张青、孙新等少数几人。但还有相当数量的好汉是光棍,如史进、鲁智深、武松、杨志、阮小五、阮小七、刘唐、李逵、雷横、石秀、燕青、时迁,又如李竣童威、童猛、张横、张顺以及原来各山头的大王加上走江湖的薛永、石勇、焦挺等等,如果开出一个光棍清单,在下估计不会少于一百零八将的半数。

  梁山众好汉对女色的态度,大抵是有家室的对女人比较冷淡,每日只是刺枪使棒、打熬筋骨,结交江湖朋友,说些豪杰事务,这也就难怪有几位好汉的老婆空闺难耐,红杏出墙,给他们戴了绿头巾,当然,这些好汉也究非卖炊饼的武大郎之辈,最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放出辣手,将枕边人彻底解决。有家室的好汉中,象金枪手徐宁这类军官出身的草莽气不多的人物对待女性也许稍好一些,但稍好到什么程度也不得而知,因为书中根本没兴趣表现他们的家庭生活。

  至于那些原就没有家室浪荡江湖四海为家的好汉,他们对女色的态度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排斥乃至厌憎,尤其是李逵,几乎是一见到美貌的大姑娘就极不耐烦,其他好汉,也是个个身形如虎食量如牛,精力过人却毫无性欲。如第三十二回中,独火星孔亮出场,书中还特地赞了一句“相貌堂堂强壮士,未侵女色少年郎。”

  因此,总的来看,不好女色,是水浒世界极重要的英雄信条,在梁山好汉这边,除了小霸王周通、矮脚虎王英、双枪将董平这几个个别人物以外,其他好汉差不多都能做到这一点。而与众好汉相敌对的江湖人物,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如蜈蚣岭的王道人,再加上后几十回中的淮西巨寇王庆,在这一点上则恰恰相反,个个贪花好色。

  正因如此,武松在蜈蚣岭松树林中,一见到身为出家人的王道人搂着一个妇人看月戏笑,便立刻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杀机大动;也正因为如此,李逵一听到刘太公说抢走他女儿的是宋江,便怒火万丈地冲上大寨,砍倒杏黄旗,要当堂斧劈了宋江。

  李逵负荆这一段,是一些现代研究者最喜欢引用的一段,因为他们从中读出了农民起义的骨干分子的正气磅礴、疾恶如仇。

  其实要细说这一段的思想内涵,则非常复杂。这个故事是从元杂剧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演化而来的,原剧本确乎是要表现梁山众好汉的浩然正气,但这个故事移入《水浒》中,虽然大致的情节没变,但思想蕴涵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说《水浒》里的李逵如此举动是出于疾恶如仇也可以,只是在水浒世界里的李逵眼中,只有好色才是大恶,杀人放火开黑店都不算,就是他自己也常常两把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众生头上砍去。在李逵心中,宋江一直是仗义疏财的完美的好汉偶像,但就是这个偶像,竟还有过与烟花女子阎婆惜同居的前科,这是令李逵一直遗憾地耿耿于怀的地方,而后元夜逛东京,他心目中的“哥哥”竟去钻娼妓李师师的门路,眉来眼去,丑态百出:李逵看见宋江、柴进与李师师对坐饮酒,自肚子里有五分没好气,圆睁怪眼,直瞅他三个。李师师便问道:“这汉是谁?恰象土地庙里对判官立地小鬼。”众人都笑。李逵不省得他说。宋江答道:“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李师师笑道:“我倒不打紧,辱没了太白学士。”……李逵虽是个浑人,听不懂太白学士是哪个庙的和尚,但他肯定知道,他以往无比崇敬视为偶像的“哥哥”,现下正在他无比厌憎的美貌婆娘前拿自己开涮,并且咭咭呱呱笑做一团,原以为是响当当的好汉的“哥哥”竟是这等货色,心中的惊怒和失望可想而知。果然,书中说道“李逵见了宋江、柴进和那美色妇人吃酒,却教他和戴宗看门,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恰逢宋徽宗来此“与民同乐”,李逵打翻了帮嫖贴食的超高级篾片杨太尉,又放了把火,才稍出心中这口鸟气。待到归途中听得刘太公说有梁山强人宋江抢走了他女儿,心中的偶像轰然崩塌,再也压抑不住心中强烈的失望与愤怒,对刘太公的话立刻全信,对燕青道:“他在东京兀自去李师师家去,到这里怕不做出来!”冲上大寨后,又对宋江大叫:“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

  李逵的这句叫骂列位看官不要等闲放过,李逵要砍杀宋江,与其说是出于为民伸冤的道德义愤,不如说是因宋江触犯了他心中不可动摇的神圣的英雄信条,即不贪女色,这才是李逵愤怒的真实动因所在。

  那么,为什么水浒世界里的众好汉对女性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这倒是值得深入探究。

祸水观的由来   

  也许会有哪位朋友说,《水浒传》轻鄙女性,是因为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一向很低,素有轻视女性的文化传统。但这话也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低,并不必然导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地位低,恰恰相反,文学世界里照样可以有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水浒》的作者只熟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绿林强人,不了解女性,不善于写女性,所以才写成那个样子。但这话也不对,通读《水浒》,就会知道,《水浒》写阎婆惜和阎婆以及潘金莲和王婆的几段,相当细致生动,尤其是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一段,笔触极为细致传神,单以艺术性而论,绝不逊于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经典段落,绝对称得上第一流的笔墨,就连《金瓶梅》这样的大手笔之作,对此段也几乎全盘照录,足见作者写女性之能。由此也可见,《水浒》贬低女性的写法,不是因作者才力不足,而是确实别有用心。

  那么这个别有的用心到底是什么?

  有两种见解值得向大家介绍:

  一种是由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提出的看法,认为仇视妇女,着意宣扬一种女人祸水的观念,是强盗文学的典型特征。此书认为,在水浒英雄的故事被写定成书前在民间流传讲述的二、三百年里,南宋初年北方当地的抗金武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这些带有强人色彩的抗金武装的英雄故事与原来的淮南盗宋江的故事融合(参见本小书第一篇之相关部分),一方面,这些亡命之徒又通过讲述水浒故事向民众宣传,获取物质支援和兵员补充,同时又讲给自己人听来自娱并作为行动的指导。既然将水浒故事定为强人的宣传文学,里面的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在这些强人的亡命生涯里,对妇女必然持一种防范疑惧态度:女人可能成为妨碍作战行动的累赘,女人可能使自己伤身,女人可能软化这些汉子强悍的亡命意志,女人可能使汉子们争风吃醋发生内讧,女人还可能和敌对势力的男人发生情感成为内奸而出卖自己人,……因此作为强人宣传文学的水浒故事,通过各种情节反复向这些亡命汉子们灌输“妇女不祥”的观念,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另一种见解是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提出的。此书认为,一部《水浒》,反映的是游民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在它成书过程中,游民知识分子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游民的人生与农民不同,他们闯荡江湖,冲州撞府,流浪已久,家在他们心中早已淡漠了,妻儿对他们没什么吸引力,甚至还可能是他们成大事的累赘。在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四种》里,开篇便讲到,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后,为做一番大事业,关羽、张飞竟然决定互相杀掉对方的家小(刘备此时是光棍儿),于是张飞跑到关羽的老家,一口气杀了关家大小十八口,只因一时不忍才放走了有孕在身的关羽的妻子胡氏,而那边关羽也同时动手,将张飞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个血淋淋的故事今天读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但这就是游民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同样,《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为拉某人上山,也不惜设计锄灭其家室,断绝其对家的依恋,如秦明、卢俊义的上山便是明显例证。既然游民不重家室,对女性采取漠视乃至敌视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水浒》中对女性的种种特殊描写,正是游民心态的典型表现。

  上面两种说法,具体结论不同,但大致思路是非常接近的,即都把《水浒》做为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体现,并认为这一群体或阶层在成书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两种说法都能自圆其说,二者也有相通之处,因为历史中的游民去强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心态本就多有相似之处。至于是否一定要二者间取舍其一,在下以为也未必,文学阐释之道,本就见仁见智,这样两说并存,也不错。

  最后要说的是,这种排斥女性的英雄故事的格局后来出现了重大转变。清代出来个文康发愿要写一部书,既有《水浒传》的侠烈故事,又有《红楼梦》的悱恻情缘,于是女侠十三妹便在《儿女英雄传》中出笼了。这一恋爱加武侠的变局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武侠小说包括目今风靡海内外华人文化圈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蕙质兰心、魅力足以颠倒众生的女侠形象,描画英雄侠骨的同时讲说起缠绵故事,让现代读者大过其瘾。由此,从侠义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亦可觇知时代精神之动向,当然,这也是个有趣话题,且留待异日分解。

成瓮吃酒大块吃肉

  《水浒传》第六回说道,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在瓦官寺外,合力杀死了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人后,进入寺里,“寻到厨房,见有酒有肉,两个都吃饱了。”

  这种举动有点意思,杀人后,不但要卷走对方打劫积下的金银,而且,还专门找到厨房,吃对方剩下的酒肉,这样的情节,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大概不大容易找到吧?

  如果说好汉是杀人后因力乏需补充消耗的体力而有此种举动,那还可以说是平平常常的现实主义,倒也不足为怪,但事实又并非如此。

  就拿鲁智深、史进来说,两条好汉杀人后钻进厨房时,其实并不饥饿,书中已交代,就在双方动手前,史进已拿出干肉烧饼,和鲁智深“都吃饱了”,随后鲁智深和崔道成交手,只八九合就办得崔道成想夺路逃命,接下来丘小乙、史进加入厮拼,以鲁智深数合就斗得对手力怯的身手,两条好汉解决对方,大概用不了太长时间,没有斗得饥饿又需重新吃饱的道理,除非两条好汉患有甲亢,但书中没这样说,这只能说明梁山好汉对酒肉有种特殊的热情。

  又如第三十一回血溅鸳鸯楼一段,武松连杀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后,拿起桌子上酒钟子一饮而尽,又连吃了三、四钟才卷了银酒器走路。对饮酒这一细节,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赞叹不迭,认为“颇有荷马史诗的风格,毫无浪漫传奇华丽的文饰”,“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极致”。

  不过这赞叹是就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中的叙述而言,而在一种一百一十五回的《水浒》中,同一情节里,则说武松杀了三个仇人后,大吃大喝了一顿。

  夏志清认为后种写法不好,还是写只饮了三、四钟酒合乎情理,“因为武松很可能会停下来喝酒,但在那个特别时刻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则是不大可能的。”

  真的不大可能吗?

  这就要看怎么说了。其实水浒故事的叙述者讲述武松这种举动,未必就是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出发,更有可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趣味,写大吃大喝,或许更合乎这种趣味。

  为了说明这点,不妨再看一下第三十二回夜走蜈蚣岭一段。武松格毙王道人,救下张太公的女儿,听其哭诉自己全家被害及自己被掳的经过后,接下来是:武行者道:“你还有亲眷么?”

  那妇人道:“亲戚自有几家,都是庄农之人,谁敢和他争论?”

  武行者道:“这厮有财帛么?”

  妇人道:“他也积蓄得一二百金银。”

  武行者道:“有时,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烧庵也。”

  救人救彻,杀人放火,几句对话均在情理之中,但再接下来,却突然是:那妇人问道:“师父,你要酒肉吃么?”

  武行者道:“有时,将来请我。”

  那妇人道:“请师父进庵里去吃。”

  此时王道人和小道童的无头尸就横在血泊里,这当儿武松还能有好胃口吃酒吃肉倒也不足为奇,毕竟是好汉嘛,倒是难为“那妇人”,在如此血腥的气氛里,在张皇恐惧之际还能考虑到“师父”──武松在她面前可还是个出家人的面目──对酒肉的兴趣,这可是真真难能,难能得奇哉怪也!

  水浒故事的叙述者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列位看官,好汉们诛杀奸邪,除了可以裹走对方积下的金银补充路费以外,往往还有一番大块朵颐做为酬劳。就连林冲,山神庙手刃仇人后,也是把葫芦里剩的一点冷酒吃尽了才上路。

  还不只是杀人越货后要大吃大喝,好汉们平日便是酒肉不断。吴用往石碣村说三阮撞筹,其时阮小五、阮小七已是赌输得赤条条,阮小二也是精穷,就是这样的三位,为招待吴用,还在村旁小店里要了一桶酒,大块切了十斤(!)花糕也似肥牛肉,直吃到天色渐晚。而这一轮十斤肥牛肉还只是“热身”,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二轮,吴用回请三阮,沽了一瓮酒,又买了二十斤(!!)生熟牛肉,外加一对大鸡,到阮小二家继续朵颐。就在大碗酒、大块肉的气氛中,阮小五道出对强人生活,对“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的强人生活的不尽艳羡和向往,正是有了这种艳羡和向往,吴用才终能说动三人,入伙做下劫夺生辰纲这桩江湖壮举。

  三阮以外,其他好汉如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的人生旅程中也无一不时时散发着酒肉的气息:鲁智深在五台山下的小酒店里放怀大嚼,吃了十来碗酒后,要了半只熟狗肉,“用手扯那熟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吃得口滑,只顾要吃,哪里肯妆;燕顺等清风山好汉款待宋江,“杀羊宰牛,连夜筵席,当夜直吃到五更”;再如武十回中,不知多少处在写武松饮酒吃肉;……好汉上了梁山,更有吃不完的接风酒、饯行酒、庆功酒,……众好汉攻破大名府,救了卢俊义上山后,“连日杀牛宰马,大排筵宴”,“端的肉山酒海”,排座次后,重阳节菊花会,又是“肉山酒海”、“开怀痛饮”……就连梁山好汉破了呼延灼的连环马后,被钩镰枪钩伤的大半战马,书中也特地交代,都被梁山做了菜马。

  据汪远平先生《水浒拾趣》一书统计,《水浒》中写到“酒”的有一百十二处,点明名称的肉食描写有一百零三处。

  因此,有人说《水浒传》是一本用酒浸得湿淋淋的小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酒肉的意义   

  水浒世界的大碗酒、大块肉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

  梁山好汉们饮酒吃肉,首先惹人注目的是他们那惊人的好胃口,惊人的食量,上面已提到三阮和吴用的那连续两轮吃喝,照书中的说法,总得报销了二十几斤肉吧?

  还有武松,景阳岗打虎前喝了十八碗“透瓶香”(又名“出门倒”),外带吃了四斤牛肉;醉打蒋门神前,先一路喝了四五十碗酒,而后修理蒋门神时,照样如猛虎搏羊,哪里有半分酒意!

  正因这种酒量,远远超乎你我常人之量,就有人研究考证武松景阳岗喝的酒是不是烧酒,它的度数是否够得上烈性酒等问题,这种研究当然很有趣,但以在下看来也不必太较真儿,不管宋代的酿酒工艺能不能造出蒸馏酒这样的高度酒,总之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在强调武松喝的是那个时代一般人难以多承受的烈性酒,而且喝的还惊人之多,重要的是这种故事整体上的传奇氛围,这才是欣赏它的要领所在,否则,别说是酒,就是连喝上十八碗凉开水,你我又如何能办到?

  有这种惊人之量的还有鲁智深,两次大闹五台山,第一次在山腰上喝了一大桶酒,第二次在山下,先喝了二十几碗,又要了一桶,无片时,也喝光了。下山后,在桃花村乔扮新娘痛揍小霸王周通前,也喝了二十来碗。

  至于吴用说三阮撞筹时,风卷残云扫荡酒肉的战斗主力当然也是三阮。

  而这些“酒囊饭袋”却都是一点折扣不打的响当当的好汉。几乎可以说,能豪饮者必为豪迈不羁型的好汉。《水浒传》就没说鼓上蚤时迁、神医安道全之流在山呼海饮,我等也绝不会产生这样的想象。

  超凡之量就是超凡的英雄气概的象征,这已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世俗信念。即使新派武侠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如金庸《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和段誉初会时拼酒以及聚贤庄大战前,都喝了几十碗烈酒,而全书第一重头戏--少林寺大决战前,更是着意写萧峰面对数千强敌,痛饮“少说也有二十来斤”的烈酒。给金庸小说挑毛病的很多,但鲜有对这一描写提出异议的,就因它虽不合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但却深合上述的那种中国人的世俗信念。

  但是同样是讲述英雄侠客故事,在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里见不到类似描写,在与《水浒传》较接近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中,也极少见罗宾汉及他手下的绿林好汉在肉山酒海地大块朵颐,书中虽也有个酒肉和尚脱克和尚,但他的胃口和食量与花和尚鲁智深比可相去太远。总之,罗宾汉的天地不象水浒世界那样时不时蒸腾出一股酒肉的气息。

  原因何在?

  还得从中国文化的根儿上来找。中国文化中,饮食文化一脉向来极为发达。

  早在孔圣人时代,就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等诸多讲究,《周礼》、《礼记》、《吕氏春秋》等皇皇典册也辟有专章谈吃,后来更发展出《食经》、《食谱》、《随园食单》等一系列饮食专著,足见重吃的传统,绵远悠长。

  有不少古人的趣闻逸事是围绕着吃展开的。《世说新语》里,张季鹰在外地好好地做着高官,忽然思念起故乡的鲈鱼莼菜,就干脆辞官不做,起驾回乡,这在历代文人高士中被传为美谈;还有一位毕卓,喝着美酒,吃着螃蟹,说如能在酒池里游泳,便足了一生;苏东坡则有诗云“我生涉世本为口”,更是上升到了人生观的高度,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在很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里,就是以美食家的面目出现的。

  而词人骚客的笔下,说到饮食尤其是酒的,更是如河中的石子,数也数不清。

  但同样是受这种重饮食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样是写吃,各种文学作品尤其是古代小说写来也可能各各面目不同,旨趣各异。《金瓶梅》中多处写到吃,如第二十二回写西门庆家中的早餐: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顿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里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透着世俗的细腻。《红楼梦》里也多处描写茶酒饮食,但整体上力图传达出的是一种贵族的精雅的文化氛围。这些都和《水浒传》不同。就连同具阳刚之美的《三国演义》,在这点上,也不同于《水浒传》。《三国》中见不到关羽、赵云在大吃大喝,即使是张飞,也只是偶而写写他贪杯罢了。

  那么《水浒》中为什么频繁地出现大碗儿酒大块儿肉?

  有一种说法,说这是强人文学的宣传策略。水浒故事,在最初本就是说给宋元时的社会下层分子听的,而这些人平日的物质生活应是十分困苦,尤其是汉民族,关内牧地本就极少,肉畜数量相当有限,社会底层分子,经年累月吃的是粗茶淡饭,少有肉类沾唇,酒也难得多喝,而现在,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却突然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个酒池肉林的世界,穷形尽相地描绘那些杀人越货、啸聚山林的好汉们是怎样几乎无休止地享用酒肉,这无疑会在听故事的走卒负贩引车卖浆者流心中唤起油然的向往,发出阮小七曾发过的感叹:“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也许会有一些本是循规蹈矩的心灵突然不再甘于沉沦底层的困苦的命运,终于,抛下了一切,跟着讲述水浒故事的强盗宣传家们走了,加入了啸聚山林的队伍。

  这是由学者孙述宇先生提出的。孙述宇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反复申说,说水浒故事最初是强人说给强人的故事,是强人的宣传文学。

  这是一种有趣的解释,你可以对它的前提,即“《水浒传》是强盗的宣传文学”提出质疑,但应该承认,这种解释至少有合理成分,即《水浒》中的大量的饮酒吃肉,并不纯粹是现实的描写,它的确更多的是表现一种梦想,一种社会底层分子对物质丰盈能尽情享受口腹之乐的人生的梦想。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肉类确实短缺,《礼记·王制》中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当然士以上的贵族未必真是这样艰苦朴素,但当时肉食不多也确实是事实。如果能够保证一般的平民七十岁以上可以吃到肉,在孟子的眼中就是王道乐土了。相对于贵族被称为“肉食者”,平民历来多被称为“蔬食者”。水浒故事产生于宋元社会,当时讲说这些故事的民间说书人和听故事的市井中人,只怕多半是“蔬食者”,因此在讲听好汉故事时以白日梦的方式来一番番精神会餐,那是极有可能的,甚至可以想象,当初说书人口沫横飞地讲述鲁智深如何在连吃了十来碗酒后,又要了半只熟狗,“用手扯那熟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吃得口滑,只顾要吃,那里肯妆这一类情节时,不知会有多少听者,直听得目瞪口呆,舌底生津,心底生出无限的艳羡之情。

消失了大块儿肉   

  不妨就这个酒肉话题再多说几句。

  《水浒传》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描绘草莽人物的小说,自然也免不了要写饮酒吃肉,但奇怪的是却远不如《水浒》这样描写之频繁,也远没有《水浒》时时表现出的对酒肉的强烈兴趣。《水浒》的三部续书--《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是如此,《隋史遗文》、《隋唐演义》等演说瓦岗寨好汉故事的也是如此,莫非因为它们不同于《水浒》经过市井间长期口耳相传的演化积累,带有强烈的市井趣味,而它们却是文人独立的案头创作且别有寄托才会如此?

  而且,有趣的是,这些书中,写江湖豪客饮酒的笔墨还不算少,却很少再有成堆的大块儿肉出现在他们的酒桌上。

  这种变化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尤为明显,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是个落拓的酒鬼,酒葫芦不离手,却从没见他风卷残云地吞食几斤牛肉;《楚留香》中的楚香帅是享乐主义者,但他的饮食却十分精致(见《血海飘香》第一部第一章结尾);梁羽生《萍踪侠影》中跳脱狂放的张丹枫也好,《云海玉弓缘》中独往独来快意恩仇的金世遗也好,这些狂侠也从不以山吃海饮来表示自己的豪迈,其中张丹枫倒是喜欢喝塞外的烈性酒,但是没见他有狂吃几斤牛肉的举动,以他在蒙古部落的地位,如果他想这样做,要比梁山好汉还方便得多,可他没这个兴致(准确一点说,是梁羽生不让他有那个兴致)。

  金庸笔下也是如此,《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极好酒,却从未流露过对肥鹅大肉的兴趣;《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极豪饮,但聚贤庄大战前连饮几十碗烈性酒时喝的却是寡酒,当时聚贤庄大会群雄,不会不备有肉食,但金庸没提;《射雕英雄传》里的洪七公倒是极好吃,按说这位叫花子头最有可能喜欢大块吃肉,可怪就怪在他偏偏似乎是孔圣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铁杆儿信徒,在吃上偏生有无穷的细讲究…………可以大碗喝酒,但是不再大块吃肉,而且与《水浒》相比,新派武侠小说中描写侠客的饮食,总体上是草莽气少,风雅渐增,这一点,金庸的小说尤为明显,《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烧制“好逑汤”和“玉笛谁家听落梅”一段,一字不改地搬入《红楼梦》,似乎也未尝不可吧?

  那么此中种种,奥妙何在呢?

  这些就留给列位看官列位朋友去探究吧,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何如?

郭大路的问题

  记得古龙的新派武侠小说《欢乐英雄》里,侠客郭大路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在江湖上混过,但江湖好汉的故事却也听过不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有人为钱发愁的?……那些人好象随时都有大把大把的银子往外掏,那些银子就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书中给的答案是:“因为说故事的人总以为别人不喜欢听这些故事。”

  其实这只怕未必。在一次新派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参加的座谈会中,就有人问金庸,《笑傲江湖》里的华山派,有岳不群、岳夫人、令狐冲等师父、徒弟一大群人,每日习武练剑,不事产业,他们靠什么养活自己?金庸笑而不答。

  新派武侠小说,刻意描绘、经营的是一个虚拟的、很大程度上理想化的江湖世界,活跃在这个世界里的侠客,既对金珠财货缺乏兴趣,又并不缺大把的银两,似乎只有这样,才既具有飘逸的古典神韵,又暗合潇洒的现代追求。

  但水浒世界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个世界间的梁山好汉,对金银珠宝,有着非常引人注目的强烈兴趣。

好汉爱金银   

  先说智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智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发端。这一段好汉壮举,轰动了水浒世界里的江湖,也为《水浒》读者津津乐道、广为传诵。但是晁盖这一土著地主,联络一伙冒险分子,做下这桩弥天大案,背后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说为了准备“农民革命”?显然都不是。其实吴用说三阮撞筹时早已讲得明明白白:“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果然,黄泥冈上,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万贯金珠,而后大概经过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庄园,三阮则“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们有济贫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旗造反(或曰起义),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保不准他们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因此,黄泥冈上这桩大案,打劫的固然是不义之财,但其实质,说穿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动。

  再看一向慷慨粗豪的鲁智深,也曾从强人窝里卷走了一笔金银。这花和尚在桃花村假扮新娘,一顿老拳,将“帽儿光光,做个新郎”的小霸王周通收拾得晕头转向,随后上桃花山小住几日,却又看不惯李忠、周通二人的抠门小家子相,执意离去,并趁二人下山劫财之际,两拳打翻并捆了伺候饮酒的喽罗,踏扁了两个小气鬼摆阔设放在桌上的金银酒器,打在包裹里,然后,从险峻的后山,干脆一道烟滚(!)了下去;再看鸳鸯楼上那幕血案,武松连刃十数人后,一片血泊之中,同样从容地将桌上银酒器踏扁,揣入怀里带走;即使极是粗心卤莽的角色如李逵,沂岭之上杀了假李逵后,也没忘进房中搜看,“搜得些散碎银两并几件钗环”,都拿了──李逵虽极端厌烦女色,但也知这些沾满了脂粉气的钗环可以换钱换酒,照拿不误。而后,还去李鬼身边,搜回了那锭被骗去的小银子,在这种事儿上,黑旋风也足够细心。

  还有,解珍、解宝及邹闰、邹渊一伙好汉,血洗了毛太公庄上后,也从卧房里搜捡得十数包金银财宝带走;……杀人劫财,这样的故事,在水浒世界里,发生了一幕又一幕。

仗义疏财   

  不过,水浒世界里的好汉们虽然如此看重金银,却不使读者憎厌,因为他们大多同时出手大方,在水浒世界里,仗义疏财是好汉们应具的美德:鲁提辖为救金氏父女,送了二人十五两银子;林冲发配沧州,途中投柴进庄上歇宿,临行,柴进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相送;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

  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如土。”发配江州,酒楼上初见李逵,便将十两银子交与李逵,李逵为此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借十两银子(还不是送)便让李逵如此赞叹,可见十两银子并不是小数。随后,宋江、戴宗、李逵和新结识的张顺又到浔阳江边琵琶亭中饮酒,兴尽而散,宋江又送了李逵五十两一锭大银!诸位看官不要忘了,以柴进之豪富及对林冲之格外相敬,相送的银两,是二十五两,这已应算是很大数目了吧?而宋江一出手竟是五十两,李逵后来对宋江的死心塌地,固然不能全说成是这几十两银子收买所致,但宋江这超乎寻常的慷慨,无疑在李逵心中树立了非同等闲的高大形象。而且,还不只是李逵得过宋江的银两,据有人统计,《水浒传》中写宋江送银子有十七处之多,宋江之仗义疏财名动江湖,谅非偶然。

  此外,还有武松,还有张青,还有史进,……水浒世界里好汉间以银两相赠是极为常见的,往往是十两、二十两,少一点的,宋江赏助走江湖使枪棒卖膏药的薛永五两,也令薛永大加感叹。

  那么这些好汉不时出手相赠的五两、十两、二十两银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这可从书中寻到解答。第二十六回中,武松请郓哥帮忙打官司,答应送他五两银子养家,郓哥心道:“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便陪他吃官司也不妨。”五两银子,够寻常人家过三五个月,而且郓哥应是往宽裕了计算的,否则也不会陪着打官司。再如,第三十九回里,李逵打昏了卖唱的歌女,宋江对歌女的父母道:“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将息女儿,日后嫁个良人,免在这里卖唱。”二十两银子,可以改变这样一家人的命运。

  又据学者孙述宇先生估算,十两银子,大约为封建时代一个农民或工匠太平时候一年的收入。

  这就可以看出,梁山好汉们动辄出手的十两、二十两银子,委实不是小数,的确够义气,够慷慨。但问题是,他们的钱都是哪儿来的?

宋江的钱   

  柴进有钱,这没问题,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庄园中养几十个闲汉谅无困难。此外,卢俊义、李应这样的大财主也应足够阔。晁盖也该有不算太多但也还不少的家财。

  倒是宋江的钱,来路难说。

  按说宋江家里不过是郓城县一个小地主,他本人也只是身为小吏,田里所得和俸禄收入,想来十分有限,但是接济江湖好汉,却又是淌水似的使银子,莫非他接济好汉的钱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常收入和开销相差如此之大,难怪有人推断,这钱,多半不是好来的。理由是,那时的官场,遍布的是贪官污吏,宋江却有本事在其中混得八面玲珑四方讨好(这从杀惜后县衙对他的百般维护可以看出),就说明他绝非清廉耿介之辈,同流合污及在作吏胥中巧取豪夺之类只怕是免不了的了,阎婆惜骂他“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做公的人哪个猫儿不吃腥”,难道都是空穴来风?

  但也有不这样看的,说《水浒传》的主题之一就是反贪官,宋江是贪官的对立面,那就应当是廉吏。至于宋江的大把使银子,不过是作者的近于浪漫之笔,觉得有必要格外突出宋江的仗义疏财,就自然让他的包裹里有取之不尽的银两,这就叫“率性笔写率性人”,作者的本意,倒未必是在暗示宋江的钱来路不正,“思想中有丑陋的因素”。

  其实,以在下浅见看来,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成分。

  《水浒传》是率性笔写率性人(这话说得真好),对宋江仗义疏财的描写浪漫想象的成分居多,这都没问题,但要说宋江因为是贪官污吏的对立面,就定是两袖清风的廉吏,这只怕也未见得。列位看官需牢记,水浒世界里的道德观,与今人的现代观念,每每并不相同,就拿以吏胥的身份捞取外快的行径来说,在那个世界里,就并不被视作德行有亏。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三十回中,武松被张都监陷害,下入孟州大牢,这时知府已得了贿赂,一心要结果武松,多亏有个“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的叶孔目一力反对,武松才得以保全。这样一个正直的小吏,施恩托人转送他一百两银子,他也照单儿全收了,随后,出豁了武松。叶孔目收了银两又怎样呢?水浒故事的讲述者不还是赋诗称颂了他“西厅孔目心如水”吗?连武松,在重过十字坡对张青、孙二娘追述孟州这场牢狱之灾时,也还称赞叶孔目仗义疏财呢!其实,“仗义”是有的,“疏财”可未必,书中说得清清楚楚,叶孔目不是疏而是得了一注横财。

  再如第十四回中,来东溪村投奔晁盖的刘唐被都头雷横捉住,晁盖认作外甥,保了下来,随后又送雷横十两银子,雷横略推了推就收了,揣入腰包。这可就怪了,雷横和晁盖是朋友,捉刘唐又不是捉贼捉赃,只是见偌大一条大汉在庙里睡的蹊跷,便捆了,还吊了小半夜,晁盖既已认作外甥,放人就是,难道误捉了朋友的子侄还要收谢银?要说这种写法仅仅是为了引出下面刘唐追讨银两与雷横厮杀及吴用出场等情节,主要是出于增强故事戏剧性趣味的考虑,那也应有个大致的前提,就是雷横的作法,不会被水浒故事的叙述者视作贪酷无耻,就如同上一个例子中的叶孔目没有被看作口是心非一样。

  也许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就是书中讲武松住进张都监府后,“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都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缎匹等件。武松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不在话下。”武松是《水浒》中最着力描画的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的这种行径,在今人看来也不是那么值得称道吧?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却不带半点贬义口吻地毫不避讳地讲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官场通例就是如此,送者,收者,以及讲此故事者,听此故事者,都视为理所当然,不足为怪。

  因此,从水浒世界通行的道德观来看,宋江的捞取外快,最好还是不要断其必无,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水浒世界里宋江的大把用银,主要还是出自叙述者的浪漫想象。

黑道攫财   

  除了宋江,其他好汉的钱财来路,就好解决了。

  有诛锄奸恶后的副产品。如鲁智深、史进两条好汉,在瓦罐寺毙了强人崔道成、丘小乙后,转到寺里搜了些金银衣裳,背走上路。这钱来得可以说光明正大。

  有做江湖黑道“生意”得来的。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孙二娘,以及他们揭阳岭上的同行催命判官李立,时不时将客商麻翻,打劫钱财,兼做人肉料理。还有水泊梁山,除了明火执杖的打劫客商、杀官攻城以外,山下朱贵的酒店也兼营此项副业。此外,浔阳江上差一点请宋江吃了“馄饨”或“板刀面”的专做“稳善道路”的船火儿张横,也属此类。

  有收取流氓保护费敛来的。揭阳镇上没遮拦穆弘、小遮拦穆春兄弟即属此类,第三十六回中,走江湖使枪棒的好汉病大虫薛永来到揭阳镇地面儿,没有拜穆氏兄弟的山头,就给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还差点送了性命。

  有利用公门权力榨害来的。如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戴院长,新来的配军须向他纳上常例人情。

  有将穆氏道路和戴宗道路二合一的,孟州城安平寨金眼彪施恩便是。施恩及其父牢城管营向安平寨的囚徒榨人情银两自不必说,单说他们开在孟州城外的快活林酒店,施恩如此这般向武松介绍道: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

  这就是施恩的快活林,说是营业场所,还不如说是当地一个黑道总部,施恩把施家军──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分到各店各赌坊里,总不会是让这些亡命徒去发扬风格义务劳动吧?各处赌坊兑坊(即以赌徒为对象的小押当)每朝每日都要纳奉“闲钱”,而且,连过往的妓女,也要先来参见,得到批准,才能在此地讨生活。这一点上,施恩还不及开黑店的菜园子张青。张青尚且时常提醒孙二娘,江湖上的妓女,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才得来些钱物,就不要为难加害了。施恩连这点最起码的恻隐之心也没有,就是靠这种无情的盘剥压榨,“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施恩的父亲老管营却对武松说,他们在快活林做些买卖,“非为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增添豪侠气象。”到底是官府吏员讲话,比他的恶霸儿子有水平,但这种鬼话,除了白痴谁会相信?)后来来了更有背景、身手更猛、更大一规格的恶霸蒋门神,一顿拳脚,夺了这块儿地盘儿及黑道买卖。总算施恩够运气,几顿好酒好肉就搬来身手更横的武松,又将蒋门神修理出局,“自此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黑道营生更加红火。

  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发了最猛一注横财的,还不是施恩,而是大名府的行刑刽子手蔡福、蔡庆兄弟,为了卢俊义的生死,两兄弟吃了原告吃被告,先后收了李固和梁山好汉双方的一千五百两黄金!(当时黄金和白银的兑换率大约为一比十三)虽说这笔钱他们代为上下打点用了一些,但大头总应是归了自己吧?不久,蔡氏兄弟上了梁山,这一注极猛的横财,就此交公了吗?没听说。(附带说一句,水泊梁山并非如人们所想象,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相反,好汉打家劫舍后,是要分金银的,一些被诱裹上山的好汉,如李应和徐宁,他们带上山的家财,大概仍归个人所有。)总之,梁山好汉上山前的财路,黑道,白道,黄道,林林总总,无奇不有。

鬼推磨   

  水浒故事的讲述者,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好汉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银的故事,是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金银实在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别的不说,没有银子,梁山好汉这群快活的享乐主义者,冲州撞府、闯荡江湖时拿什么来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没有钱,军官出身又是江湖上响当当的角色的青面兽杨志,在二龙山下的小酒店里吃了饭后就得赖帐,还打翻讨帐的后生,做出这种不漂亮的近于流氓的行径。可见,没有银子,喝酒吃肉的快乐人生就别想。

  此外,好汉们要仗义疏财,总得有可疏之财吧?

  一旦这些好汉遇到麻烦,吃了官司,就更是片时也离不得金银保命。

  先是在官府老爷审案时要上下打点。林冲下了开封府的大牢,他的丈人要拿银两来买上买下;宋江杀惜,亡命江湖,他的父亲要送银给朱仝代为衙门使用;武松斗杀西门庆,投案前委托四邻变卖家中一应物件(当是指武大郎那点不多的家产,估计也卖不了几个钱),作随衙用度之资,后来在孟州城再度入狱,施恩又为他花了几百两银子。有银子就可以重罪轻判,死罪问成充军发配。

  发配上路,要给押送的公人银子。配军亲眷要给,这不必说,要说的是就连路上结识的好汉,往往也要顺手丢给他们些银两。武松过十字坡,张青、孙二娘送了差点被他们做成包子馅的两个公人几两银子;同样,宋江发配江州,路经梁山上山住了一夜,次日启程,山上好汉取一盘金银送与宋江,同时也外送了两公人银子二十两,而就在头一天,刘唐还一度想砍了这两个男女;公人里最狼心狗肺的莫过于董超、薛霸,在野猪林差一点被鲁智深杖下毙了,鲁智深护送林冲往沧州的路上,对这厮们非打即骂,但是到了沧州地界,鲁智深临走,也还给了两个狗头几两银子。粗豪如鲁智深,也明白,不怕现官,就怕现管。

  到了发配地,更得将银子备好,新一轮的盘剥──牢城差拨、管营的收取常例钱──马上就来。没有钱?那好办,有全国通行的杀威棒,也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土囊、盆吊相候,保证让这榨不出油的贼配军免受牢狱之苦,直接超送上西天净土。有了钱,而且手面如果足够阔,就会满营上下无个不爱,如宋江之到江州,逍遥度日,哪里还象个囚犯?

  如果做下弥天大案,死罪难逃,那就去做强盗。但做强盗也得用钱,晁盖等要投梁山王伦入伙,担心不被收纳,吴学究不慌不忙说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到底是智多星晓事,明白有了金银,买个强盗做有何难哉?

  做了强盗,遇到麻烦,还得用钱!桃花山的李忠、周通被呼延灼攻打得灶上起火山头难保,急请二龙山鲁智深等相助,开出的条件是:“情愿来纳进奉。”

  强盗做腻了,想招安,更要用钱。宋江为招安一事,求高太尉代为美言,钻宿太尉门路,请李师师吹枕边风,哪一路不是金珠财宝铺路?

  招安后,平了四寇,个别好汉想归隐,还得带着银子。燕青临行,收拾了一担金珠宝贝挑着,大概是要做个照旧能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的阔隐了。

  在水浒故事的叙述者眼中,就连义的重要价值,也在于能兑换成利,施恩靠武松的拳脚重霸孟州道快活林后,书中有诗道:“夺人道路人还夺,义气多时利亦多。”

  讲究的不是“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是义要用利来体现,义就等于利,这就是水浒世界的一条重要信念。

市井人生   

  如果放开眼光来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重金银的价值观,不只表现在水浒世界里,在较多地体现了市民趣味的好汉题材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里,也是时时可以看到的:宋代话本《杨温拦路虎传》里,身手不凡的主角好汉杨温,曾流落街头,挨饿受穷,为了回家,不得不向杨员外乞请三贯钱做盘缠;明代拟话本《史弘肇龙虎风云会》里,郭威、史弘肇想搞几个钱买酒吃,办法是连偷带抢;明末清初逐渐成型的瓦岗寨故事里,秦琼卖马一段更是道尽了英雄因穷困而落难的心酸;就连《封神演义》这种神仙题材的故事里,也可以看到,颇有些法术的姜子牙,在一度于朝歌城中讨生活时,是何等的穷困潦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趣味与《水浒》最为接近的《说唐》。《说唐》也是出自说书艺人的底本,其中的“仗义疏财”与“大发横财”同样是浓墨重彩的渲染之处。如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单雄信接济秦琼,是“打一副镏金鞍辔并踏镫,又把三百六十两银子打做数块银板,放在一条缎被内”,另外以“潞绸十匹,白银五十两”送做路费。待秦叔宝老母做寿,各路强盗头子及一些“白道”好汉齐来送礼,仅柴绍一笔就是“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寿诞当日,“厅上摆满寿礼,无非是珠宝、彩缎、金银之类。”

  有令人艳羡的财运还不只是秦叔宝。程咬金出道前卖竹扒,饿得前心贴后背,但是一交江湖朋友便立刻发财。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一个钱逼死英雄汉。

  这就是这些好汉故事背后共同的人生感喟。这些感喟,当主要出于市井中人,因为恰恰是对于他们,货币(而不是土地或官爵)在他们的日常人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须臾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水浒世界里围绕着金银展开的种种故事,散发着强烈的市井人生的气息。

  相形之下,那些主要体现文人情怀理想的文言小说如唐传奇中活跃的侠,则是杀人有之,越货却极鲜见,无他,这些小说中的侠,来去飘忽,神龙见首不见尾,寄托的是文人心中那种一空倚傍纵横六合逍遥天地的不灭的梦想,追求表现的是超逸的精神品格。这些,自然与来自市井的水浒故事大异其趣。

  现在,把话题再延伸一下,看看目今风行海内外的新武侠小说,在这一点上,接近于哪一类。其实这也不难回答,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乔峰、令狐冲或者张丹枫、李寻欢等大侠,在锄暴安良或诛杀仇敌后,也象梁山好汉那样,进入室中翻箱倒柜,拣两套好衣服穿了,搜出金银,揣入腰包,这将是何观感?更不要说偷鸡摸狗、开黑店之类。再试想一下,《笑傲江湖》里向问天和令狐冲结拜后,如果向问天为表示兄弟情谊,塞给令狐冲一把银票,那又是何观感?恰恰相反,《天龙八部》里乔峰和段誉结拜时,乔峰明明已看到段誉阮囊羞涩(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结拜前二人拼酒一番后,段誉无钱结帐,一度想用绣金荷包抵押酒资),但也并不见他捧出银子来接济,这就是新武侠小说中大侠们的行事风范。金庸的笔下,只有《射雕英雄传》以及《神雕侠侣》里的江南七怪,有偷窃和赌博行径,气质上与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最为接近,但有趣的是,他们恰恰是市井中人。还有个无赖韦小宝,莫名其妙地成了江湖豪杰的一方领袖,时不时大发横财,同时也好大把撒钱,在后一点上倒是有点儿象宋江,有点儿象梁山好汉的仗义疏财,但他也恰恰出身于市井(韦小宝的这些行径,就不会发生在正宗的侠如陈近南身上)。

  这样看来,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虽然白话章回体的外在形式近于《水浒传》,但内在的精神旨趣,倒是远承了文人小说中的游侠传统。(新派武侠小说家中,古龙比较注重强调金钱,笔下侠客常常豪阔无比,陆小凤请一朋友帮忙,送了五千两的银票,接下来由叙事者出面说朋友间如此也是天经地义。与金庸、梁羽生比较,古龙的作品也恰好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市井趣味。当然,这个话题不是这里能完全扯清楚的,先就此打祝)除了对金银的态度以外,梁山好汉的整体生活时空也与新派武侠小说笔下虚拟的江湖世界有诸多微妙的差别: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官府(及背后的法)至多是个虚设的乃至可有可无的背景,侠客杀个把人根本不当回事,甚至大开杀戒、屠戮至百计也不会见官府有何响动,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一旦手中有了一条半条人命,就不得不窜入绿林,或在紧张忧惧中极为狼狈地亡命天涯;新派武侠小说中侠客鲜有冻饿之苦,即使个别作品中(如金庸的《侠客行》、《倚天屠龙记》)写到了这方面内容,但也多是出于情节上的安排需要,很少意在传达人生艰难的感喟,侠客们多半衣食无忧(古龙笔下的武林势力常常更是莫名其妙地阔得惊人),他们的浪迹江湖,往往意味着一连串浪漫的冒险,意味着富有人生诗意的旅程,是不折不扣的“潇洒走一回”。而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时时讲述的是,好汉们冲州撞府,在路安歇,免不了“睡死人床,吃不滚汤”,宋江去清风山投靠花荣,路经一座高山,天色晚了,心中便要惊慌:“若是夏月天道,胡乱在林子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气,风霜正冽,夜间寒冷,难于打熬,倘或走出一个青虫虎豹来,如何抵挡?却不害了性命?”江湖行旅,何等艰辛!更不必说途中一个个黑店的无比凶险。而一旦走江湖的好汉(如病大虫薛永)得罪了地头蛇(如穆弘、穆春兄弟)──这种事极有可能,就会无处吃饭无处住店还有性命之忧。强悍如鲁智深,上路后两顿饭不吃,也会饿得手脚发软,在瓦官寺外初斗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人时,敌不过二人且得夺路逃命。这就是好汉出没于其间并演绎了一段段人生故事的水浒世界,它不比现代新武侠小说中一定程度提纯化了、童话化了的江湖世界,更多地传达出的,是那个时代市井中人或游民深刻而又真实的人生体验,正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言:“正是这个熙熙攘攘并且常常是野蛮的世界,使《水浒》迸发出不同凡响的饱含人生真谛的气息。”

前言

  说《水浒》,几百年来说得最热闹的是宋江。

  晚明大异端思想家李卓吾,大赞先造反后招安的宋江是忠义之士、英雄楷模;而清初怪才金圣叹,却又把宋江骂得狗血喷头,说他阴险狡诈,是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强盗头子。

  到了现代,宋江一忽如坐了升空气球,是农民起义雄才大略的领袖,一忽又被打翻地上,踏上一只脚,成了地主阶级的野心家,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皇权的卫道士,赵宋王朝的忠实走狗,鹰犬,刽子手,……,一夜之间身价如从喜马拉雅山主峰狂跌至马里亚纳海沟沟底,一时间,万民声讨,众炮齐发,宋江被架上审判台,遭受批判大凌迟,一下子就成了神人共愤、遗臭万年的一堆狗屎。后来又有人出来说了,不同的《水浒》,里面的宋江也不同,金圣叹评改的七十回本里的宋江,那确实就是放射着万道金光的农民革命的领袖,除此以外,其它有排座次以后受招安、征方腊等情节的《水浒》里的宋江,通统都是坏货,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

  一个宋江,几百年来,身价倏而狂涨,倏而暴跌,这个现象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值得在下和列位看官好好探讨。

  那么,为什么几百年来对宋江的毁誉差别如此之大?

大分裂   

  其实这也不奇怪,《水浒传》中的宋江确实非常难分说。

  还不要说宋江的整个人物形象,就是他的一些局部的具体的作为,也让人很不好解释。比如,随便举一个例子,第四十一回说到,众好汉江州劫法场、智取无为军后,分五起向梁山进发,宋江、晁盖、戴宗、花荣、李逵先行,路经一处黄门山,只听得一声锣响,三五百喽罗拥出四条好汉,正是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四人,拦住去路,指名要留下宋江。既然几个强人指名叫阵了,这时宋江就该有所反应,而书中的宋江也果然有反应了,只见:

  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说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豪杰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

  真是松得不成体统。不要说武松、鲁智深、阮氏兄弟这些响当当的汉子,就是个寻常喽罗也不该如此脓包。下山拦路的四条好汉,后来在梁山泊中也就是二三流的人物,这边现摆着有花荣的神箭和枪法,再加上李逵这个杀人魔王的两把板斧,晁盖的武艺也应还过得去,对付他们,谅已足够,即使稍有不济,后面还有二十几位好汉将带着一干人马陆续赶到,有何必要跪地哀求做此丑态?再说宋江这扑通一跪,又置晁盖、花荣等跟随在旁相护的朋友于何地?难道这几位名动江湖的朋友,都是些木雕泥塑、吃闲饭的饭桶?(而书中宋江同行的几个朋友,包括沾火星就爆的李逵,在这个过程中,也果真如木雕泥塑,就看着宋江跪下去哀求,不发一言,毫无举动。)

  这段叙述就很怪,要说作者这里是存心要在宋江的鼻子上抹一道白粉,似乎没这个道理;要说作者没安这份心,宋江又确实给写成了这副不堪的德行。

  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这里作者本打算是给宋江镀金的,是想说宋江一人做事一人当(所以用了“挺身出去”一语),也算有种,但行文火候欠佳,一道小菜给烧糊了。

  问题就在这里。稍稍细心地翻一遍《水浒》,就不难发现,书中这种因叙事技术处理不当带来的毛病,实在多得是:

  一方面,说宋江“于家大孝”,“人皆称他孝义黑三郎”,是地方上的道德模范,一方面,却又见宋江预先让他父亲“告了他忤逆”,脱离父子关系,这还不算,宋江又在老父家中的佛堂下面挖了地窖,这样一来,一旦犯了事,既不至于牵连家里,又有一个藏身所在。这就怪了,列位看官中有哪位朋友听说过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一个老实巴交的孝子会净转这种鬼花肠子?

  又如,一方面,把宋江说成天下闻名领袖群雄的豪杰,一方面,又时不时说到他的一些给“好汉”二字抹黑的丢人现眼的举动(如上举的例子);再如,一方面,说宋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一方面又让大家看到,宋江几次面临宰割时,几乎从不做最起码的挣扎自卫,唯一会做的就是象兔子一样惊惶逃窜或苦苦哀求;一方面,说晁盖、宋江兄弟情深,一方面又有很多情节,让人疑心宋江大奸巨猾,蓄谋架空晁盖;……

  在这本小书的第一篇“水外线”里,在下就已说过,《水浒传》的作者,并不是象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屈原、李白、杜甫级的伟大作家,他的文学功底其实并不如何高明,书中不那么伟大、不那么高明的笔墨多得是,宋江这号核心人物给描画得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毛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书中种种由于技术处理不当造成的人物形象的分裂,给后人分析评说宋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现在在下要开说宋江,当然也要面对这些麻烦,首先就要解决的是一个阐释立场的问题:如果话说宋江只能以几百年前那个水浒故事的最初编辑者的本意为标准,那么在下其实没多少事可做,只要对列位说一句:“作者是想把宋江写成一个英雄人物,一个正面形象,但没写好,写出了很多毛病。”就可以卷地收摊儿了;但是,如果换一种立场,即干脆不管那个《水浒》最初编辑者的本意如何,就是就《水浒》说《水浒》,将《水浒》当作政治寓言来解读,也许会别有一番发现。这种做法,近于美国学者罗蒂(RICHARD RORTY)所鼓吹的“使用”文本,也未必就不合文学阐释的游戏规则,很多海外学者研究《水浒》的文章,走的都是这个路子,那么在下这里便效颦一回,来个漫说宋江何如?在下姑妄言之,姑妄言之,那么就请列位姑妄听之,姑妄听之,如何?

  在下要漫说的第一句便是:宋江是个奸雄,是个比曹操小一号的乱世奸雄。

宋江的声望问题   

  明代有位托名天都外臣的人物,在为一种版本的《水浒传》做的序中说:

  吴军师善运筹,公孙道人明占候,柴王孙广结纳,三妇能擐甲作娘子军,卢俊义以下俱鸷发枭雄,跳梁跋扈。而江以一人主之,始终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众人,此一人必非庸众人也。

  这话说到了要害所在。水泊梁山,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时迁、白胜之流的鼠窃狗偷,有关胜、呼延灼这样的朝廷名将,有鲁智深、武松一类的老江湖,还有柴进这种金枝玉叶,个个非同等闲,这些人论本事吴用老谋深算,公孙胜呼风唤雨,其他身怀绝技身手不凡之辈也是要多少有多少,有的人即使本事平平,也照样嚣张跋扈,如“天底下老爷只让两个人”的石将军石勇,总之,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但怪就怪在,他们都服宋江。

  此中奥妙何在?

  要想明白宋江为什么能成事,最好多拿他和其他人做些比较,在可能成为领袖这一点上,与他最可一比的,是晁盖和柴进。另外,宋江后来的副手,卢俊义也可拿来一比。

  那就先说晁盖。

长短话晁盖   

  晁盖的身份,王珏先生在《〈水浒传〉的悬案》一书中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晁盖衣服是富民,实际上是地方黑社会首领。

  晁盖身为东溪村里正,薄有家财,再加上如刘唐所说“曾见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哥哥”,说明晁盖暗地里也做些不法勾当,坐地分赃之类只怕也是有的,因此晁盖手面儿虽不能象柴进那么阔,但也足够使他为自己在江湖上赢得了仗义疏财之名。所以刘唐、公孙胜这些流荡江湖的人物,一听说大名府那边有十万贯金珠启程押送东京,马上想到要来东溪村将这套富贵送与晁盖。接下来准备打劫生辰纲,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兄弟等七好汉结盟聚义,晁盖坐了第一把交椅,此后,劫案事发,七好汉上山通同林冲火并王伦后,晁盖更是长期担任水泊梁山大寨主。

  但名义上的山寨寨主、一把手,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好汉领袖。实际上,等到众好汉江州劫法场将宋江迎上山后,大寨的权力中心便开始悄悄转移,山寨上贯彻的完全是宋江的权力意志。

  那么为什么会是如此,这就要从晁盖的为人长短说起。

  先说晁盖这人的长处。

  头一条,就是他作为江湖老大,为人重义。尤其是对宋江,江州劫法场之役,晁盖亲自带队,梁山泊头领几乎倾巢出动,远征江州,真是不惜血本;宋江上山后,回郓城迎取老父,晁盖先派戴宗下山打探,再亲自带六个头领来接应,闻听宋江有危险,便教戴宗上山传令,只留下吴用等几个头领守山,其余共三十余个头领,既包括花荣、秦明这样的军官,也包括萧让、金大坚这种其实并不以武技见长的书生型的好汉,都全部出动,再一次不惜血本来迎宋江,这份义气,真是无可挑剔。

  除此以外,这里要说的是,晁盖还有超出一般江湖义气的特有的温厚。

  有两个典型事例。

  一是救白胜。若拿后世武侠小说的标准,白胜做好汉,根本不合格,首先没听说白胜有什么超凡的武艺,只是一个“闲汉”、“赌客”,其次,公人从白胜家中搜出赃物,白胜吓得“面如土色”,被拿后,终于熬不过拷打,招认了曾伙同晁盖打劫,在义气上,不能说没有欠缺。但晁盖这个江湖老大并不计较,做了梁山寨主,却还惦着当初合伙做事的这个小角色:“白胜陷在济州大牢里,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来。”吴用也果然遵命设法救了白胜上山。

  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宋江对唐牛儿的态度。第二十一回,宋江怒杀阎婆惜,被阎婆骗到县里扭住,全靠卖糟腌的唐牛儿,拆开阎婆的手,宋江才得以逃脱。于是唐牛儿便替宋江顶了缸,被捉拿,被拷打,被刺配,此后却没听说仗义疏财、江湖人称颂不已的宋江设法解救唐牛儿,让这个为自己担了多少委屈的小人物,也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地享享福。也许是因唐牛儿只是个卖糟腌的,不够好汉级别,没有营救价值?还是因事关宋江杀惜这个有桃色背景的血案?血案的背后,有宋江被同僚带绿帽的丑闻,这样的事,在厌烦女色的众好汉眼里,尤为不体面,大家不提不想最好,没必要还特地救了唐牛儿上山,让他到山上多口,有损领袖形象。

  另一个能说明晁盖温厚的事例是,第二十回中,林冲火并了王伦,晁盖做了梁山寨主,又大败来征讨的官军后,众头领正饮宴庆贺时,忽有喽罗来报,有数十客商山下经过,于是三阮、刘唐下山去打劫,这时,晁盖特为叮嘱道:“只可善取金帛财物,且不可伤害客商性命。”打劫成功,小喽罗上山报喜,晁盖又问:“不曾杀人么?”喽罗回报不曾,晁盖便“大喜”,说道:“我等初到山寨,不可伤害于人。”虽说打劫客商,和后来梁山屡屡标榜的只杀贪官不劫客商并不一致,但晁盖对此再三动问,可见晁盖是真心不想伤害客商性命。这很难得,不要忘了,第五回中,桃花山的李忠、周通劫杀客商,“有那走得迟的,尽被搠死七八个”,毫不手软。第十一回中,为人正直的林冲,为了在梁山容身,也一度下山,准备劫杀行人做“投名状”,一个为杨志挑担的庄客,就差点成了林冲刀下的冤魂。

  但是温厚可以看作常人的美德,却是政治人物的短处,政治讲究的是脸厚心黑,必得如宋江那样为达目的不惜心狠手辣(如为拉秦明下水,将青州城外一村百姓尽数屠灭),方能成气候。

  更何况晁盖的为人,还有明显的几短,一是行事有些婆婆妈妈,不够果决,二是幼稚,再有就是粗心大意。

  第一点最典型的事例,是生辰纲事发,宋江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通风报信后晁盖的表现。晁盖从得到消息,到官军来搜捕,当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何观察带着公文来到郓城县时,是“巳牌时分”,即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宋江从何观察那里得到消息,飞马报信,“没半个时辰,早到晁盖庄上。”宋江报信后回返,禀报县令后又提议:“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捉。”所以待到朱仝、雷横到尉司点了马步弓手及一百士兵,再向东溪村进发,到村里观音庵时,“已是一更天气”,约为晚八点左右了。朱、雷二人都是晁盖的朋友,他们消极怠工,带人磨磨蹭蹭走到晁家庄时,按情理,晁盖一伙早该一道烟走得无影无踪才对,可书中却道:

  “朱仝那时到庄后时,兀自晁盖收拾未了。”

  行事如此效率,未免可叹。晁盖得信后,已经让吴用、刘唐带着五六个庄客,将生辰纲打劫来的金珠宝贝挑走,投奔阮氏兄弟,剩下的家财,再多也有限得紧,──晁盖不过是小小的里正,豪富不到哪去。可是从中午到入夜,大半日过去,官军来时,晁盖竟还在收拾,如果不是朱仝义气,设法私放了他们,真不知还能不能有后面轰轰烈烈的梁山故事。

  晁盖的另一弱点是幼稚,晁盖能坐了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完全是吴用推动的结果,自己全无主张。生辰纲事发,宋江报知官府将要来擒捉后:

  晁盖问吴用道:“我们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

  吴学究道:“兄长不须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晁盖道:“却才宋押司也教我们走为上计,却是走那里去好?”

  吴用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径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今急遣一人,先与他弟兄说知。”

  晁盖道:“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

  吴用道:“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

  晁盖道:“这一论极是上策,只恐怕他们不肯收留我们。”

  吴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

  晁数问,吴数答,活画出晁盖的无谋和吴用的老谋深算。事发后晁盖问“事在危急怎地解救”,莫不是说晁盖当初领头做下这桩弥天大案后,却从来没考虑过退路?吴用先说出到石碣村三阮家中,晁盖却还不明白,担心打鱼人家如何安得许多人,吴用只好明确地说出,准备上梁山入伙做强盗,晁盖又担心山上不肯收留,吴用只得再点明献些金银便可入伙。

  上了山,王伦面儿上奏起山寨鼓乐杀牛宰羊酒肉相待,心里却存了武大郎开店的想头,晁盖却毫无察觉,早已给哄得迷迷糊糊,感恩戴德,一味高兴,幸得吴用老于江湖世事洞明,早瞧出王伦肚里那两根儿弯弯肠儿,也看出林冲的不平,设计火并了王伦,晁盖才在血泊之中被拥上寨主之位。

  再说晁盖的粗疏。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生辰纲劫案之所以被官府勘破,一个叫何清的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何清是负责缉捕此案案犯的巡检何涛的弟弟,据他自己讲,他曾跟一个赌汉去投奔过晁盖,正是赌棍、闲汉一流人物。这赌棍凑了一班难兄难弟到城门外十五里安乐村王家客店内碎赌,兼帮店小二抄写歇宿客商登记文簿,一日正赶上晁盖一行七人来歇宿,何清写着文簿,问“客人高姓”,“一个三髭须白净面皮的”(大概是吴用)抢将过来,答说“我等姓李”,何清心疑,此事遂成为案件最终被勘破的突破口。

  按:此事首先是吴用难辞其咎,一行人上路作案,便当早早预先分派身份,哪能临登记时才含糊地说一声“我等姓李”?一行七人形貌各异,怎么可能都姓李?这种低水平的谎话却来骗谁?其次,何清曾投奔过晁盖,晁盖便当识得何清,急思应变之策,然而晁盖居然对何全无印象。这种事想来不会发生在宋江身上,宋江待人,往往屈己结纳,必使每个投奔他的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以他的精细和用心,当不会如晁盖这般居然会和投奔过他的人相逢对面不相识吧?

  如此说来,晁盖做为江湖中人,为人宽洪,疏财仗义,是个够格的好汉,但做为一个政治人物,却全然不合格,后来他的被宋江架空,那就不是偶然的了。

柴进的素质   

  再说柴进。

  柴进一开始几乎和宋江齐名,用流荡江湖的赌徒石将军石勇的话来说就是:“老子天下只让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这两个人,一个是宋江,一个是柴进。

  不要小看柴进的江湖名声,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这是从古到今并无二致的。

  除了名声,柴进与宋江比,更有许多其它优势或优点。

  首先是血统高贵。柴进是大周柴世宗子孙,地道的凤子龙孙金枝玉叶,身上有帝王血统,这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可小觑的政治资本;其次,柴进家底雄厚。一个人要想在江湖上博得仗义疏财之名,不是光有良好的愿望就行的,必须随时都能有大捧白亮亮的银子拿出来,以柴进的身世、地位、家业(书中前后写到了他有东、西两处大庄园),他想仗义疏财,无疑比晁盖、宋江更有条件;再次,论个人的仪表风度教养,柴进当在宋江之上。梁山排座次后,宋江、柴进、燕青等人元夜入东京去钻李师师的门路,这宋江土头巴脑,哄起江湖好汉虽是一套又一套,但到了这种高级风月场所却难免捉襟见肘,“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酒行三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所谓梁山泊手段大概是指猜拳呼喝之类的粗相、野相吧?虽说一个人是不是英雄好汉用不着靠获得高级妓女的赏识来证明,但仅此一事也可证,在下说柴进仪表教养风度当在宋江之上,并非无根之谈;第四,论武艺。从第九回洪教头的口中可知,“大官人好习枪棒”,但柴进的武艺究竟如何,因书中从无柴进与人对阵的镜头,也不得而知。从情理上推想,大概不会甚高,但同样从情理上推想,至少不会比面临宰割时只知哀恳求饶的宋江差吧?

  第五,从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的情节来看,柴进自有其非同小可的一面。柴进与燕青在东京城的酒楼上饮酒,只是偶然见到有班直(宋代御前当值的禁卫军)人等出入宫廷,便能计谋立生,设计混入宫中,转到宋徽宗的御书房,割下屏风上“山东宋江”四字安然而出,这份过人之胆加上超凡之智,在梁山大寨一百单八将中也不见得还能有第二个人物吧?

  因此从个人条件来看,无论是血统、家底、风度还是胆识,柴进都比宋江强,而前面又说过,他在江湖上的名望并不输于宋江,那么最后为什么是宋江而不是他柴进成了水泊梁山大寨主?勘破这一层谜,也就勘破了宋江之谜的部分关键所在。

  答案,其实就在书中。

柴家庄园的一幕   

  请列位看官同看一下第二十二、二十三回。

  第二十二回中说道,宋江杀了阎婆惜后,逃官司投奔到横海郡柴进庄园,柴进设宴款待,饮至傍晚时分,宋江起身去净手,不料下面却风云俄起:

  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趄了,只顾踏去。那廊下有一个大汉,因害疟疾,当不住那寒冷,把一锨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脸,只顾踏将去,正跐在火锨柄上,把那火锨里炭火,都掀在那汉脸上。那汉吃了一惊,惊出一身汗来。那汉气将起来,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消遣我?”宋江也吃一惊。

  正分说不得,那个提灯笼的庄客,慌忙叫道:“不得无礼!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汉道:“‘客官’!‘客官’!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却待要打宋江,那庄客撇了灯笼,便向前来劝。正劝不开,只见两三碗灯笼飞也似来。柴大官人亲赶到说:“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这里闹?”

  那庄客便把跐了火锨的事说一遍。柴进笑道:“大汉你不认得这位奢遮(奢遮:了不起,出色)的押司么?”那汉道:“奢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郓城宋押司少些儿!”柴进大笑道:“大汉,你认得宋押司不?”那汉道:“我虽不曾认的,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且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柴进问道:“如何见的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那汉道:“却才说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去投奔他。”柴进道:“你要见他么?”那汉道:“我可知要见他哩!”柴进道:“大汉,远便十万八千里,近便只在目前。”柴进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时雨宋公明。”那汉道:“真个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汉定睛看了看,纳头便拜,说道:“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宋江道:“何故如此错爱?”那汉道:“却才甚是无礼,万望恕罪,有眼不识泰山!”跪在地下,那里肯起来。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

  柴进指着那汉,说出他姓名,叫甚讳字。有分教:山中猛虎,见时魄散魂离;林下强人,撞着心惊胆裂。正是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毕竟柴大官人说出那汉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无需下回分解,在下这便告诉大家,这“山中猛虎,见时魄散魂离;林下强人,撞着心惊胆裂。”“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的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水浒世界里天神般的第一好汉武松!明白了这一节,也就明白了,上面不惮其烦所引述的这段,乍一看,也不见十分精彩,但它实际上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信息。

  豪侠磊落的武松在水浒世界里如此出场,是一般人始料不及的:同一个柴家庄园,一面是尊客新到,觥筹交错,开怀畅饮,一面却是害了疟疾的武松,因挡不住夜寒,凄凉冷落地一人于廊下烤火,真是咫尺之隔,荣枯肥瘠,相去何啻霄壤。那么武松因何会落到这般田地?书中下面交代说:

  “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也一般接纳管待;次后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

  武二郎在水浒世界里是何等英雄的人物,却“相待得慢了”,柴进之不能识人,令人不胜浩叹。虽说此事也有武松的不是之处,但好酒使性,草莽人物本就难免,柴进本当明白这一节,有所优容才是,奈何却听庄客搬口?

  柴进对武松相待得慢,与此相形对照的却是一味与沧州牢城营的管营、差拨“交厚”,与白衣秀士王伦“交厚”。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发配,投柴进庄歇宿后,临行,柴进道:“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可将这两封书去下,必然看觑教头。”(第九回)那么与柴进“交厚”的管营、差拨是如何看觑林冲的?设计火烧草料场,差拨且亲自点火,此便是二人的“看觑”了;风雪山神庙后,林冲再过柴进庄园,柴进又推荐林冲去投王伦:“(梁山)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我今修一封书与兄长,去投那里入伙如何?”(第十一回)结果与柴进“交厚”的王伦又是如何相待林冲的?这无须在下饶舌了。差拨固是小人,王伦亦是自己量窄,但柴进无识人之明却也是不必再说的了,所谓“交厚”云云不过如此,真真可叹且复可笑。

  所以回过头再看上面宋江、武松初会的一段,字里行间的潜台词真可说无比丰富。

  柴进款待宋江,无限殷勤,无比荣宠,却早把沉疴在身的武松忘在了爪哇国。宋江起身去净手,误踏武松烤火的火锨柄,武松惊怒,要打宋江,庄客过来喝叫:“不得无礼,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庄客只是随口一喝,却不知这“最相待”三个字,最是深深地刺伤了武松的自尊,更激起他心中久郁的冷落不平:“‘客官’,‘客官’!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心中欲怒,欲要动手打,欲是偏要给柴进下不来台,欲是要打柴进这“最相待”的客官。

  柴进赶来了,对武松道:“大汉,你不认的这位奢遮的押司?”“大汉,你认得宋押司不?”称呼里连姓名都没有,只一味叫几声“大汉”,武松在柴进心中的斤两是可想而知的了。(而后面宋江和武松识面后,称武松却是一口一个“二郎”)当柴进问武松为何要投奔宋江时,武松道:“他便是真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便去投奔他。”这话更是直通通、硬邦邦、冷飕飕,当面让柴进下不来台,但这也实在是心性高傲的武松所受委屈太过所致。

  当柴进指点,宋江报名后,只见“那汉定睛看了看,纳头便拜,说道:‘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武松定睛看到的是什么呢,使他认定了眼前的这位便是日思夜想的宋江,便决然下拜?书中没说,但是可以推想而知,那就是宋江谦冲、诚恳的微笑的面容,使武松骤感温暖,一霎时无限委屈、无限心酸涌上心头,最后却都化作一句:“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

  这夜宋江拉上武松同坐一席饮酒,“酒罢,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轩下做一处安歇。”

  “过了数日,宋江将出些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柴进知道,那里肯要他坏钱,自取出一箱缎匹绸绢,门下自有针工,便教做三日的称体衣裳。”柴进此时如此作为,却是为时已晚,人情都已被宋江做了。

  此后,宋江每日都带武松一处饮酒相陪,如温厚的兄长般熨贴武松那受伤的自尊,武松便不再使酒任性。

  接下来,武松思乡,要回清河县探望哥哥,向柴进辞行。柴进赠了金银,置酒送行。饮毕,武松启程,这时:

  宋江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出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宋清两个送武松。待他辞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暂别了便来。”

  按说,宋江与武松一样,也是客,他陪主人柴进一同送客则可,却并没有主人回返后他再送一程的道理,但粗枝大叶的柴进却什么也没想,自己回去了。接下来:

  三个离了柴进东庄,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别道:“尊兄远了,请回。柴大官人必然专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几步。”路上说些闲话,不觉又过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几步。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钟了作别。”三个来到酒店里,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横头坐定。便叫酒保打酒来,且买些盘馔、果品、菜蔬之类,都搬来摆在桌子上。三人饮了几杯,看看红日平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时,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纳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那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缠袋里。宋江取些碎银子,还了酒钱。武松拿了哨棒,三个出酒店前来作别。武松堕泪,拜辞了自去。

  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

  读到“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一句,在下怅怅不已。正如读到《三国》中的一段,即曹操得知关羽终于离开他走了,启程去寻访刘备时,只道了声“云长去矣”,多少无奈,多少恋恋,多少惆怅,尽在这四字之中,每次读到这里,心中总要怅然感动良久。不要怪奸雄心术,如此殷殷相送,放在谁身上不会深受感动?何况武松这样身受其惠的直性汉子?由“尊兄远了,请回”“尊兄不必远送”到“哥哥不弃武二时,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由“尊兄”而“哥哥”,在“哥哥”二字叫出口的那一刻起,武二郎心中便认定了眼前这位将是他永志不忘、生死以之的好大哥,今后为他赴汤蹈火、肝脑涂地那也是甘之如饴了!不要小瞧这几笔,这是真正深写人心、意蕴无限丰富的几笔,这是文学的真功夫。

  武松与宋江相处的短短的几天,得宋江相待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真足以铭心刻骨。而列位看官不要忘了,这仅仅是书中写明了的一幕,宋江杀惜之前在郓城县是如何相待投奔他的好汉的,由此便可推想而知了,那些曾得他如此尽心相待的汉子奔走江湖时,又怎能不替他四海传扬?这样一个及时雨名动江湖谁曰不宜?

  那么柴进呢?柴进可以和林冲这种上层出身的好汉声气相投,却并不真正懂得草莽英雄,很难真正得到他们的心,在这种地方,确实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来说,这是他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这样的人因为还肯接济江湖亡命,故而可能成为强人集团中比较受尊敬的角色(事实也是如此),但却注定成为不了强人真正的领袖。正如看了《三国》中“温酒斩华雄”前后众诸侯的表现便可以断言天下是曹操的了,而不会是袁绍的,同样,看了上面柴家庄园内外那几幕后,就一样可以说,水泊梁山的天下,绝不会是柴进的,而只能是宋江的了。

骆驼卢俊义   

  再说宋江的副手卢俊义。

  金圣叹评卢俊义说:“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这话说得颇有道理,卢俊义在梁山的权力中心中,的确空有一个庞然大物的架子而毫无影响力。

  卢俊义生擒史文恭后,宋江在众好汉面前表示要请卢来做寨主,并陈述自己有三不及卢:“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

  宋江所说大体符合事实。若论个人相貌、出身、武艺,宋江的确都不如卢俊义,尤其是卢俊义的武艺,即使在好手如云的梁山大寨中,也绝对够得上一流水准。

  但卢俊义却绝对做不了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宋江说卢俊义“力敌万人”,这没问题,但接下来所说的“通今博古”就很难说了,一个通今博古的人会被吴用骗题藏头反诗这等小儿科的鬼把戏哄得团团转?吴用拉卢俊义下水那点计谋,根本就骗不过燕青,简直可称拙劣,但卢俊义却乖乖上套,让人怀疑他的智商大有问题。

  至于宋江说卢俊义“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就更不着边际。须知一个人的江湖声望并不纯以武力获得,若论武艺,曾头市的史文恭在与后来位列梁山五虎上将的霹雳火秦明对阵时仅二十余合就将对手刺下马来,这是何等身手,大名府梁中书手下的大刀闻达、天王李成也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却没听说他们有什么江湖威望,恰恰相反,宋江、柴进武艺平平,却名动江湖,可见要想“天下谁不望风而服”,重要的并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急人之困仗义疏财,而书中恰恰没说卢俊义具备这方面的品质,故而卢俊义在江湖中的声望,不但比不了宋江、柴进及已故的晁盖,只怕连原李家庄庄主扑天雕李应都及不上。因此他上了梁山后,除了燕青这一忠仆外,可说毫无人心基础,绝对不足与宋江抗衡。但他各方面条件又确实都不错,又无个人班底,这种人,正是理想的副手人选。

地窖之门   

  现在终于可以回过头来说宋江。

  宋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对王法的态度、对落草的态度乃至他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充满了矛盾。

  宋江,人称孝义黑三郎。这“孝义黑三郎”五个字不可等闲放过,宋江矛盾人生的密码其实尽已揭橥于五字之中。

  关键就在孝、义二字。

  孝是一种垂直的伦理,它注重的是秩序、服从,它的性格是保守的,由孝放大出来,就是忠;义是一种横向的伦理,它追求的是放纵、自由、热血担当,它的性格是开放的,由义推衍开来,就是侠;宋江的人格理想,无疑是孝、义两全,但可惜的是这两者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统一于一体。在生活的常态也许能够,一旦出现了变态,很可能便是孝、义不能两全,依违摇摆于两者之间,因此人格里潜藏的矛盾就已预注了宋江独特的人生轨迹。

  此外,不应忽视宋江官府下层小吏的身份。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严定官与吏的界限,且重官轻吏。在唐之前,州郡藩镇等地方长官可以自己组建一套行政班子,聘来的办事吏员随官而走,可以随时转官,爬入上层社会。到了唐代,官和吏界限渐严,但吏也还有转官的机会。而到了宋代,则限定官、吏不得相越,一旦投身作吏,便意味着终身沉沦吏流,象宋江这样的押司,无论你再有本事,就准备终生献身于押司事业吧,永远也别指望青云直上,进入主流社会,一展鸿图。这也就难怪“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的宋江一腔沉沦不平之气。宋江无疑是自视甚高的,他的胸中有特殊的抱负,自幼所受经史的教化,使他渴望青史留名,但机会却似乎永远将他摒于大门之外了。

  宋江是不甘于僵化琐碎而没有激情、诗意、冒险的吏员生涯的,他广为接纳江湖好汉,其用意并非如晁盖那般坐地分赃,也非如柴进那般作为乏味的贵族人生的点缀,在自幼曾攻经史的他的心中,也许时时浮现的是在春秋战国那个多姿多彩的时代际会而起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四公子的身影。他有特殊的抱负,对自己心中躁动、危险的质素也有清醒的认知,故此他对自己终有一日会逸出常态的人生轨迹似有一种特殊的预感,于是他让老父事先告了他忤逆将他出籍,于是他在宋家庄园的佛堂下面挖了地窖。

  住宅往往就是一个人人格的外化。

  宋家庄园地表之上的田宅,隐喻着宋江心灵的表层,一个安分守法的良民富户,而佛堂下的地窖,那座隐秘的黑暗的地窖,则正隐喻着宋江内心深底的潜意识层,代表着一个江湖强人之梦,蕴藏了一个未来的梁山泊。

  宋江杀惜后,踏上亡命之旅,是为其江湖生涯开端。但此时他依然依违于孝义两者之间,且主要摆向孝之一极,无论是投奔柴家庄,还是孔家庄,清风寨,都还只是消极的逃避,投奔对象都是良民。

  但料想不到的是于清风寨却被刘高陷害,自己的一念之仁换得的却是恩将仇报、险些丧命。生死攸关之后,忠孝一念淡出,宋江初次决意为强人。于是一时温文尔雅尽去,为拉秦明入伙,竟下令于青州城外屠灭一村,而后又有效地组织起一行人等向梁山开进。秦明担心没人引进梁山未必肯收留,“宋江大笑,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一事,直说到’刘唐寄书,将金子谢我,因此上杀了阎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听了大喜道:’恁地,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迟,可以收拾起快去。‘”宋江这一阵大笑及自伐其功,正是强人作态。

  但宋江初上强人之路却很快戛然中止。石勇带来老父亡故的家信,孝之一念,及自幼诗书教育造就的超我,使他瞿然而醒,不再肯带人上山,自己回入了人生的常轨,接受发配江州的命运。

  然而,宋江江州发配的途中,一路所见所历的却全是各色强徒莫不闻名而拜,使他对自己的江湖魅力有了更进一步的深深确认。自信愈增,随后自然便是更为抑郁不平。于是,一日于浔阳楼上,独自闷饮至醉,酩酊之下,表层意识的监控退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得以狰狞地探出头来,驱使他在酒楼的壁上书下了几句反诗: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他年若得报冤仇?向谁报仇?向阎婆?阎婆已死,向张文远?张文远不在江州,为什么要血染浔阳江口?这不是无根之谈么?非也,宋江的报冤仇,是向命运!是向使他不能出人头地屡遭坎坷的命运报冤仇,是要恣肆地伸展自己的生命意志!

  但是题反诗给他带来的却是灭顶之灾,即使是坐在粪便里装疯卖傻,受尽精神上的凌辱,仍难逃一死。

  然而幸运再次垂顾于他,晁盖带着梁山人马来了,李逵从楼上跳下来了,江州结识的朋友也来了,宋江被救出来了!

  鬼门关前再度转了一回,他心灵中那座地窖之门终于被彻底打开了!从此,宋江阴郁的生命意志终将在天地间得到大自由,大舒展,大飞扬。

上山一日   

  宋江刚刚被从江州法场上救出,在城外白龙庙内便立刻反客为主,置晁盖带众人速离险地先回梁山大寨的合理命令于不顾,发号施令,请众好汉为己血腥复仇。此举本是大大冒险,不料竟而一役成功,攻破无为军,活割了黄文炳。斯事遂为宋江此后将不顾一切贯彻自己权力意志之预兆。

  宋江上山了。上山之后喘息未定便对山寨众好汉重排座次一事发号施令:“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须知排座次是梁山大寨极为郑重的组织大事,晁盖还没说话,是谁给了宋江如此拍板的权力?

  结果,便可见重排座次后的格局是: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第二位,吴用第三位,公孙胜第四位,这是梁山大寨的权力核心。其余人等,左边:林冲、刘唐、三阮、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共九人;右边: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燕顺、吕方、郭盛……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共二十七人。

  这一对比,就比出了妙处。因为在宋江上山之前,花荣、秦明、燕顺、王矮虎、吕方、郭盛、石勇等先期上山的好汉,在上山后便议定了座次,已经与林冲、三阮等旧头领融为一体,不料宋江一上山就来了一套“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这样一来,“新”“旧”重新泾渭分明,所谓的“旧”,就是王伦时代和晁盖打劫生辰纲时代的旧班底,才寥寥九人,而所谓的“新”,即坐在右边一带的二十七人,除了萧让、金大坚二人外其余全都是因宋江而来,也可说是宋江的新班底。宋江如此安排,是何居心?金圣叹认为是“欲夸其多也,贼!贼!”“宋江此时,真顾盼自豪矣哉”,也不能说是冤枉了宋江吧?

  然而,宋江的把戏还没完。梁山大寨为给宋江及新入伙的头领压惊、接风大排宴筵,席上,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叵耐黄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乱道,解说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以此拿了小可。……”宋江在众好汉面前讲说这段童谣意欲何为?还不是为了暗示这些直肠汉子,自己其实是上应天命。果然,脑筋缺弦儿又对宋江无限狂热崇拜的李逵立刻跳将起来:“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本来给宋江带来灾难的童谣,现在成了他上应天命的象征,宋江此时是何等的踌躇满志,这也预示着水泊梁山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将由晁盖的守成时代转向宋江的扩张时代。

奸雄本色

  宋江上山不久,便因时迁偷鸡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借端启衅,发动三打祝家庄之役。这是梁山发动的第一场以主动态出击的大规模的集团作战。三战之后,终获大捷,不但为山寨掠得三五年粮食,且网罗了扈三娘、李应、杜兴、孙立、孙新、顾大嫂、解珍、解宝、邹润、邹渊、乐和等一众好汉,使山寨声势大盛,经此一役,由不得众人不对宋江刮目相看。此后攻打高唐州、大破连环马、取青州、征华州,屡屡扩张,累战累捷。每战之前宋江都来一套“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之类将晁盖挡出战事之外,甚而如呼延灼发兵来打时,宋江闻听此信开口便道:“我自有调度,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对当时亦在座的晁盖连“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之类的门面话也懒得讲了就片言而决。而每战之后招降纳叛也都是宋江拍板,根本就没有请示晁盖这个山寨老大一说。长此以往,战事的指挥者宋江自然就不仅以仗义疏财名动江湖,而且以能征惯战招贤纳士而声闻天下。

  宋江上山时,本就有清风寨、江州城两地结识的好汉组成的雄厚班底,又有暂未上山但受过其厚待的武松等好汉为他四海传名,待其掌握梁山的实际军权后,更借战事不择手段地延揽人才。所谓不择手段,无非厚黑学大师李宗吾先生拈出的“厚”、“黑”二字:“厚”,即宋江每每于擒获被俘的官军将领之后,来一个喝退左右,亲解其缚,扶入交椅,纳头便拜,然后可能再加一个“情愿让位于将军”“就请为山寨之主”。宋江这套把戏越练越熟,越玩儿越溜儿,而那些被捉的将领,正如张火庆先生所说:

  “这一捉一放、一扶一拜之下,便把人的自尊和灵魂收买过来了。本是待死之囚,乍为座上之宾,他们被生死攸关激动得糊涂了。”

  于是这些捡了条性命的官军将领一个个迷迷糊糊地说道:“人称忠义宋公明,果然有之。”这真是笑话,宋公明若果然忠义,你带兵来征讨又所为何来?向你磕了两个头,说两句“情愿让位于将军”“就请为山寨之主”,就证明了宋公明果然忠义?还有一层,宋江这套把戏玩了一遍又一遍,先前被哄得迷迷糊糊地投降了的将领亲眼见宋江在后来者面前将这套一演再演,心中又是何滋味?但是没关系,宋江脸皮厚,不厚怎能为梁山这个大军事集团网罗这许多一流战将?

  再说宋江的“黑”。宋江“黑”,在上山前就有在青州城外屠村的前科,上山后最典型的事例是为拉朱仝下水,差遣李逵活活砍开了四岁的小衙内的脑袋。此事吴用也是同谋。砍杀小衙内后,在柴进庄园吴用向朱仝陪罪说:“兄长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将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晓。”待到朱仝果真到了山寨后,宋江却道:“前者杀了小衙内,不干李逵之事。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一时定的计策。”看样子,宋、吴二人也知道他们干的是没天良的事,互相推委,其实正都是一路货色,后来吴用设计拉卢俊义下水之歹毒,正与宋江交相辉映。

  说到这,便请列位看官共赏一段奇文。朱仝被逼上山后,恨李逵入骨,要与李逵厮并,宋江打圆场,先用上引那段话劝解朱仝,复开导李逵,宋曰:

  “兄弟,却是你杀了小衙内,虽是军师严令,论齿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与他伏个礼,我却自拜你便了。”

  若教在下推举《水浒》中写人言语最妙之段落,在下便推举上面这段。列位请看,宋江先说“却是你杀了小衙内”,命李逵替他和吴用背黑锅,又一转,说“虽是军师严令”,这是怕李逵不服叫嚷,又用这话替李逵分点责任,且将刚才对朱仝说的那句“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一时定的计策”变相重复一下,进一步将责任推委坐实到吴用身上,“军师严令”之后却又是再一转,不伦不类地扯出一句“论齿序他也是你哥哥”,随后话头又转到“且看我面,与他伏个礼”,“我却自拜你便了”,抬出个人面子,软压李逵就范。宋江此处短短几句话,连转了好几层意思,连哄带骗让李逵服了个软,这段囫囵语活画出宋江的奸猾与惫赖,正是强人本色。

  最后,无论是厚也罢,黑也罢,总之宋江手腕频耍,该架空的架空,该压服的压服,该拉拢的拉拢,又时不时地向平均文化水准偏低的众好汉兜售童谣、“玄女”之类,终于使自己声望如日中天,成了水泊梁山的真正寨主,而江湖之上,也渐渐地不知有晁,只知有宋。

  于是,列位便可看到,事态发展到何种地步,一日金毛犬段景住这个北地的马贼来到梁山,据他自己讲,他从大金国盗了一匹“照夜玉狮子马”,“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来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不曾想马却被曾头市夺去,“小人称说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料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小人不敢尽说。逃走得脱,特来告知。”段景住是否原打算要将马送给宋江,此事不得而知,千真万确的事实是,这个马贼来到山上在晁盖的大本营里便公然宣称,他在江湖上混,只听说过及时雨的大名,得了宝马,首先想到了要送给宋公明,言下之意,也只有宋公明配用天下至宝,其他人就免谈了。段景住说得很自然,宋江听着很自然,一众头领听了也很自然,唯一不自然的就是晁盖。

  晁盖终于带兵出征了。他别无选择,只有亲冒矢石浴血而战,才能为自己寻回早已失去的威名。然而不幸的是晁盖竟而中伏,受了毒箭,一战而殁。

  晁盖死了。宋江又费了番周折强拉武艺高强、班底全无的卢俊义上山,攻破曾头市,再破东平府、东昌府,网罗足了连己在内的一百单八将,自己也终于名至实归坐上山寨第一把交椅,标志着他的强人事业达到了顶峰。

不归路   

  这样说来,宋江也算是一个颇有心术的乱世奸雄,故而成就了他的一番江湖霸业。

  然而,若与刘邦相比,就会发现,宋江毕竟还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流氓,坏就坏在他“自幼曾攻经史”,忠孝一念尚未完全消除,还要一刀一枪边庭立功,念念不忘的是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若果有桓温那般“大丈夫生于世不能流芳百世便当遗臭万年”的魄力,也许早就成为另外的人物。但是宋江却终于没有成为另外的人物,他的矛盾人格使他无可规避悲剧的宿命,最后经史教育形成的超我又压服了强人的本我,追求不朽的愿望战胜了追求自由的意志,他招安了,无怨无悔地走上了毁灭之路,完成了水浒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宋江的一生。

“胡椒”与内圣外王之梦   

  记得那还是很早以前,看过一篇小品文。说的是一位外国朋友来到一个中国人家里吃饭,饭桌上,南方口音的中国人说了句:“汤里有胡椒。”“胡椒”念成了“Fu-jiao”,老外却听成了“佛教”,大为惊奇赞叹:“东方人真神秘!连汤里都有佛教。”

  这个故事,可以作为文学阐释的寓言来读。“胡椒”代表的是作者意图,“佛教”代表的是接受者自由的解读,它很可能完全悖离作者的本意,但却饶有兴味,富有活力。

  在下上面的漫说宋江,其实就是一种“佛教”式解读。如果进行“胡椒”式的还原,就会发现上面对许多情节的分析,还可以做出另外一种解释。比如说对晁盖的分析:晁盖得宋江报信后,夜半尚未走,那是为了安排美髯公朱仝私放晁天王的情节,好写上朱仝一笔,为后面的情节打伏笔,却忽略了从宋江报信到朱仝带人来捕,时间间隔未免过长这一点,使得在下对作品进行封闭性阅读,得出了晁盖性缓这种“佛教”式的结论。又如唐牛为宋江顶缸,后面却没在交代他的下落,这是行文疏漏,当然可以分析作者这种疏漏背后的忽视众生的民族心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原意并非借此写宋江凉薄,以下其他分析不少可以以此类推。当然,“佛教”与“胡椒”相差太大,首先是作者行文粗疏难辞其咎。

  作者塑造宋江这样一个名动江湖的道德楷模,本意并不是要曲写奸雄(作者还以为他写出的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宋江),而是中国文人内圣外王的古老梦幻的折光。

  《水浒》里的宋江与《三国》里的刘备相似,都不以个人的武技、智谋见长,都代表了作者这样一种理念,靠个人“仁德”的品格,即可以超越武技、智谋,奄有一方天下,或统领一方江湖。这实际就是儒家尤其是孟子极力鼓吹的由内圣而外王的政治理念。

  这种理念,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经不住现实的考验。《韩非子·五蠹》中早就说过,孔子天下圣人,学说风行海内,但只有七十二个弟子追随他,而象鲁哀公这样的下才之主,只要身为君主,境内的百姓,没有敢起不臣之心的,这说明民众真正畏服的是权势,就连孔子不也还得乖乖地给鲁哀公做臣子?这就证明即使“圣”也顶不了什么事,更别说由内圣而外王,完全是痴人说梦。

  韩非子是对的。通观中国历史,大抵圣者不王,王者不圣,由内圣而外王,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即使是《三国》《水浒》想把刘备、宋江说成道德楷模,但也不得不写刘备的赖荆州、夺益州,以及宋江屠村等毒辣手段,而一般读者的接受,也多把刘备看做虚情假义,把宋江看作心怀叵测的乱世奸雄(在下并不是唯一做这种解说的人),这种“胡椒”与“佛教”间的差距本身,就是个意味深长、言说不尽的话题。

前言

  水泊梁山除了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以及前期的晁盖组成的领导核心以外,其他好汉中的骨干力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胜、林冲这样的原朝廷的国手级战将,另一类便是鲁智深、武松、李逵、三阮这种草莽豪杰。本话题将要说的,就是其中几位响当当的汉子,看一看,为什么这几位梁山好汉能久远地活在中国民众的心中。

浮云蔽白日与压抑人生

  乍一看,林冲是《水浒》中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

  林冲身上,似乎有《三国》中三个人物的影子:相貌如张飞,身手如赵云,一开始忍辱求全的性格象刘备。

  说到林冲有像张飞的地方,有人也许会感到突兀,觉得《水浒》中那个谨细而能忍辱的禁军教头,和《三国》中性如烈火、暴躁卤莽的猛张飞实在挨不上,要说李逵像张飞还差不多。但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的绰号是什么,是“豹子头”,第七回中他一出场,就说他的相貌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和《三国》中所写的张飞相貌“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完全相同,就连兵器,也和张飞一样,是丈八蛇矛,此外第四十八回林冲出马擒捉扈三娘时,书中也有诗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这些都说明,《水浒传》的写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想把林冲写成“水浒版”的张飞,甚至还可以推断,在我们今天已见不到的《水浒》成书前早期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里,说不定林冲真就是个张飞型的人物(《大宋宣和遗事》里有林冲的名字,绰号就已经是“豹子头”,但没有他的独立故事),但到《水浒》成书时,已经有了个猛张飞型的黑李逵要写(在晚期水浒题材的元杂剧如《李逵负荆》里,李逵形象已与《水浒传》中的十分接近),于是,就重新写了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人生故事,并在故事里寄托了一些有别于鲁智深、武松、李逵这些草莽人物故事的深沉情怀。

  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这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如何一步步被逼上亡命山林之旅的,可以说,林冲是《水浒》中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水浒传》一开头便先后讲述了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王进和林冲--的颇为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禁军教头,都武艺高强、无辜善良,都是很理想的国家良将,却先后被高俅这象他自己一脚踢起的气毬般轻飘飘直升到高位的无赖小人横加迫害,一个被害得远走异乡,一个被害得家破人亡,最后只得上演一出风雪山神庙血腥复仇,然后蹿入草泽。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就是通过拿他们与奸邪无赖高俅反复对比,传达出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贤处下、不肖居上的黑暗的政治格局的深深的无奈与愤懑。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奈与愤懑。早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千百年来,在诗歌、戏曲、小说里,它不知被反复传写了多少次。因为千百年来屈原放逐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岳飞风波亭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水浒》中王进被逼逐的故事、林冲被迫害的故事和宋江最后被毒杀的故事,千百年来也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

  这种“浮云蔽白日”(“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常被古人用来喻奸邪主政)的格局其实是专制时代永恒的问题。《水浒》通过讲述林冲故事抒发的正是对这浮云蔽白日的深广的忧愤,有了这种忧愤,并把它作为后来众好汉暴烈的反抗的背景和前奏,就使《水浒》这部“强人颂”提升了一层品格。因此,可以说水浒世界里风雪山神庙、林冲夜奔等故事的意味,和鲁智深、武松等草莽豪杰的传奇故事是迥乎不同的,它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及快意恩仇之外别抒怀抱,在水浒世界里独奏了一曲怨郁而又慷慨的悲壮之音。

  另外,从更普适的意义来说,水浒世界里的林冲故事,还传达出中国人--尤其是有才干而善良的中国人那种深重的压抑人生的滋味。

  林冲的被压抑,不仅仅是来自高俅这个身居高位的小人,而是来自各色人等:先是受高俅的陷害,几乎被问成死罪;死里逃生,发配上路,又被董超、薛霸两个人渣百计折磨,然后捆在野猪林,差点给一棍当头打死;到了柴进庄上,虽有柴进热诚相待,但仍不免一度得对趾高气扬的平庸之辈洪教头陪着笑脸;到了沧州牢城营,因拿银子稍慢,就被差拨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一切,林冲都逆来顺受,忍了,可陆虞候又来沧州追杀,终于,林冲忍无可忍,一幕风雪山神庙中,灵魂深处的“匪魂”,如睡狮猛醒,在漫天的风雪中,在火烧草料场的熊熊大火映过来的火光中,猛下杀手,血溅山神庙前的风雪大地,遗下一幅血红雪白的惨烈森冷的图景,而后,踏上了夜奔梁山的不归路。

  风雪之夜,经过柴进的庄园,进入看米囤的草屋烤火,接下来:林冲烘着身上湿衣服,略有些干,只见火炭边煨着一个瓮儿,里面透着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边有些碎银子,望烦回些酒吃。”老庄客道:“我们每夜轮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气正冷,我们这几个吃尚且不够,哪得回与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乱只回三两碗与小人挡寒。”老庄客道:“你那人休缠休缠。”林冲闻得酒香,越要吃,说道:“没奈何,回些罢。”众庄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来要酒吃!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

  为了在风雪之夜饮两碗酒挡寒,再三软语商量,这还有些林冲一向的行事性格的遗留(若是李逵、武松哪有这等耐性一味相求?十九会是径来抢夺),但在遭到喝斥拒绝后,再接下来却是:林冲怒道:“这厮们好无道理!”把手中枪看着块焰焰着的火柴头,望老庄家脸上只一挑将起来,又把枪去火炉里只一搅,那老庄家的髭须焰焰的烧着,众庄客都跳将起来。林冲把枪杆乱打,老庄家先走了;庄家们都动弹不得,被林冲赶打一顿,都走了。

  林冲道:“都去了,老爷快活吃酒。”土炕上却有两个椰瓢,取一个下来,倾那一瓮酒来,吃了一会,剩了一半,提了枪,出门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捉脚不祝走不过一里路,被朔风一掉,随着那山涧边倒了,那里挣得起来。大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当时林冲醉倒在雪地上。

  这是水浒世界里林冲唯一的一次快活饮酒,甚至是他唯一的一次从嘴里道出“快活”二字。梁山好汉中说“快活”说得最多的是李逵,李逵也的确是梁山好汉中最快活的一位,而这时林冲的夺酒及自称“老爷快活饮酒”,那腔调,那行事,正宛如李逵。也许压抑了太久太久的林冲杀过人之后,终于可以一伸郁怀了,那蜷缩了太久的疲惫而沉重的灵魂也终于可以一得舒展了,需要放怀一醉,而这个一向谨细的林冲也果然醉倒了,在唯一一次“快活饮酒”后,醉倒在山涧边的雪地上。?

  但是他的压抑人生还没有结束,为了躲避官府的辑捕,他不得不再次收束起心底已经醒来的恣肆的匪魂,扮成柴进的庄丁,蒙混过关,雪夜投上了梁山;不曾想上了梁山又受尽没本事的王伦的苦苦逼逐和排挤,直到火并王伦,经过再一次的血祭,他的自由意志才终于得以彻底舒张。此后林冲为梁山作战,屡屡奋勇争先,一个如此安分善良的良民终于蜕变成了大泽龙蛇,变成一个强悍的叛盗,这其中传达出的感慨太深沉了,意味深长,让人感叹不荆。

说不尽的黑李逵   

  在今日山东境内的梁山上,塑着一条梁山好汉的像,这好汉不是晁盖,不是宋江、吴用,也不是武松、鲁智深,而是黑旋风李逵。

  让李逵享受如此殊荣,不知道理何在,也许是因为在一些人心中,李逵还被看作是农民起义中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派?

  是不是革命派这且不说,可以肯定的是,李逵是水浒世界里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梁山好汉中十分特殊的一员,一般的梁山好汉上山前,可以演出各种轰轰烈烈的江湖壮剧,而一旦上山,个人的英雄主义就要被山寨的帮会意志所吞没,而只有李逵,上山后却依然能自由地舒张自己的生命意志。

  对于这个水浒世界里异常活跃的黑旋风,究竟可以从他身上读出哪些意味呢?

  也许首先便是:

劫变神学的人格化──一说李逵

  黑旋风李逵的星号是什么?

  是天杀星。

  在第七十一回中梁山英雄排座次时,天门开,石碣出,石碣上赫然刻着一百单八将的星号,其中便有天杀星李逵。

  其实关于黑旋风的这点天机早已泄露,早在第五十二回中,罗真人便对戴宗道:“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

  这样说来,李逵挥向众生头上的两把板斧,竟是天意的体现,是下土众生造孽太重,所以才遭天谴,被黑旋风倏忽挥来的两把板斧砍得血肉横飞。

  当然这种天戮众生的神学观也并不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的新发明,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来就有两种神学观:一种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是至善的本体,赋予万物以生命,此即天地之仁,这种仁贯通于天地人物,周流于六合之间,是众善之本,百行之源,所以程颐劝宋哲宗不要折春天的柳枝,以体现上天的好生之意,二程的弟子谢良佐从作为生命发端的果核桃仁杏仁中领悟到上天令万物生长的一片仁心,而“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句则正是这种观念的诗意的表达;另有一种,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对待众生(包括人类)并无慈爱之意,而是漠不关心,任其生灭的。到了后来,这种观念与佛教的“劫运”之说相结合,高居于众生之上的最高主宰“天”便越发不那么仁慈了,它时常向随世俯仰的衮衮众生露出狞恶的面目,通过各种方式,比如降生些坑赵卒四十万的白起之类的屠夫,来大开杀戒,以惩众生的过错与罪恶。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可说随时可见:“上帝先与如来、诸佛祖、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元运告终,民生应罹兵劫三回,……今又命天狼星下界,计民生应遭杀戮者五百余万。”

  (《女仙外史》第一回)

  “因上帝恨这人人暴殄,就地狱轮回也没处报这些人,以此酿成个劫运,刀兵、水火、盗贼、焚烧,把这人一扫而尽,才完了个大报应。……”(《续金瓶梅》第十三回)“世运将变,人民应该遭劫。一旦付之妖人,助以为乱,此时杀死、饿死、屈死者,不可胜数。……”“天道恶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豆棚闲话》第十二则)在水浒世界里,近似于半神半兽的李逵,承担的就是这种奉天杀戮的使命。

  那么,这种劫变观掺入《水浒》里到底好不好?

  答案很显然,不好!!《水浒》本已在第一回用高太尉逼走王进的故事来强调乱自上作,指明世间动荡祸乱的根源不是那些萑苻啸聚的好汉,而是高俅、蔡京这样身居高位的朝廷显宦,是奸邪主政,才导致天下大乱,这一笔,本是《水浒》难得的深刻一笔,现在又来说下土众生作孽太重所以该杀,两者格调明显不协调。

  这种因为因果、劫运框架的引入而导致的价值判断的混乱,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常出现的弊玻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岳全传》开篇说,在西方极乐世界如来正说法时,忽有一女士蝠在莲台下听讲时撒出一个臭屁,被大鹏金翅明王啄死,那女士蝠一点灵光直奔东土投胎,就是后来秦桧的老婆王氏,而大鹏鸟则被佛爷喝斥一番,命“这孽畜”“降落红尘,偿还冤债”,于是大鹏鸟也去投胎,成了岳飞,后被王氏害死了账。要照这么说,那岳飞被王氏害死就是他前世自找的了,死有其由,这对它表现“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懊恨风波屈不申”的创作初衷有什么好处?但作者还是扯进了这些。这种毛病在中国古代很多小说里时常能见到,《水浒传》赋予黑旋风李逵以天杀星的神学品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本我的象征──二说李逵

  李逵还可以看作梁山人格的本我的象征。

  梁山人格是在下新造的词,它混融了梁山精神的各个侧面,既有替天行道,也有快意恩仇,即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也有血腥嗜杀,有理性追求,也有感性冲动,这些加起来(而不是仅仅其中的某一侧面),就是对中国下层社会影响相当深远的复杂的梁山人格。

  “本我”是借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术语,指一个人人格中体现生物本能冲动的部分,与遵循社会理性规范的超我人格相对,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

  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水浒》里的李逵行事,主要遵循的就是快乐原则,黑旋风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就是“快活”:他生割了黄文炳后称“吃我割得快活”,他屠了扈三娘一家后道“吃我杀得快活”,杀人不是为了复仇,不是出于战阵厮杀的需要,而竟仅仅是为了快活!

  此外,李逵回家接老母时遇到回家的哥哥李达,就劝李达“同上山去快活”。就连黑旋风那最被一些人称道的一番话,即李逵初上梁山时叫嚷的“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做了小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一番话,也远不是出于什么彻底革命的高尚动机,因为就在“夺了鸟位”句后还有最关键的一句:“在那里快活,却不好?”说来说去,所有的目的就在于此,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是为了等贵贱均贫富,不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是为了喝更大碗儿的酒,吃更大块儿的肉,这才是李逵的心思所在,坚决的农民起义者云云根本扯不上。

  总之,李逵行事几乎全凭快活二字,少理性,无算计,率性而为,因此他的举动有近于童趣的天真烂漫的一面,如第七十四回寿张乔坐衙、闯学堂诸事,充满喜剧色彩,隔着一段审美距离来看,你会觉得黑李逵蛮天真,蛮可爱,就如李卓吾所赞的那样:“李大哥做知县,闹学堂,都是逢场作戏,真个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恋,活佛!活佛!”金圣叹也赞李逵“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对李逵这一点大为激赏的人历来就不少。但是,恕在下在这里做一个煞风景的假设,假设黑李逵闯到学堂时,那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的孩童中有列位看官中哪位的公子,您还会觉得这一脸煞气的黑厮可爱么?再假设,你有个亲朋在江州打算看杀头时被李逵没来由地一斧砍倒,那又如何?你还会赞李逵蛮得可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真强盗之可爱,尤其是与伪君子比时之可爱,只是限于审美距离的,但是不应让这种审美趣味迷惑价值的理性判断。《水浒》中的李逵固然可说有赤子童心,但弗洛伊德也指出,所谓的童心,远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般美好,它同样可以表现得非常凶残,因缺少成熟的社会理性规范意识,蛰伏在潜意识深层的破坏性本能往往便毫无避忌地释放出来,儿童虐杀小动物以取乐的行径即是,李逵纯粹为快活而杀人与此不正相似吗?

  所以,话头回到李逵身上,这黑旋风固然有天真烂漫的美学趣味,但不要忘了,他的多出于生物本能冲动的行为多半是反文明的,蛮荒的,强破坏力的,因此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将李逵看作梁山耽于杀戮的凶险的破坏力量的象征,而鲁迅先生也早在《集外集·序言》中说道:“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中去,淹得他两眼翻白。”文革时,鲁迅先生《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一段关于《水浒传》的议论,被无数人引用来骂《水浒传》鼓吹投降,但上面《集外集·序言》中的这段,就只好全当没看见,因为实在不好解释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怎么会对彻底的农民革命派李逵如此反感。

  其实李逵哪里是坚决的农民革命派,他只是梁山人格中强悍而又冲动的本我人格的体现,是个几乎不知理性的价值规范为何物的长不大的孩子。所以一旦离开野性冲动大有用武之地的战场,为了执行诸如搬请公孙胜这类任务进入城市这种文明的社会,他必得有一个外力制约者如戴宗、吴用或燕青同行方可,此类描写便颇具象征意味。

  同样,黑李逵对宋江那种格外的、特殊的忠心与依赖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深具“儿童情结”的李逵同样需要一个价值的标尺,一个能确认他存在的意义的精神之父,于是他那颗天真的心灵仰慕了许久的宋江终于在他的生命里出现了,试看李逵初见宋江时是何等的狂喜,而宋江也是又送银子,又带李逵喝酒,对他那卤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酒保专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这一切都和宋江初会武松时的意味有微妙差别,宋江在柴家庄厚待武松,要出钱给他做衣服,又连着几天带他各处吃酒,这并不是为了满足武松的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熨贴武松那因柴进的慢待而受伤害的自尊,表现的确实如一个温厚的兄长,而宋江初会李逵的那一日,那举止,那神态,却全如外公疼爱外孙。这一日奠定了宋、李二人终生的情感格局。此后,宋江因题反诗入狱,戴宗因受知府差遣进京需离开一段时日,李逵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这是何等情分,须知粗卤的黑李逵能做到这种地步也是绝无仅有,这只怕要比他后来跳楼劫法场还难得多。再往后,二人一个说“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一个道“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宋江带数人元夜上东京时,曾对李师师戏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儿小李”,难道这种玩笑也可移用到武松、鲁智深、大刀关胜身上?所以李逵对宋江,既不是手足之情,也不是部属对统帅的愚忠,而是更近于儿童对父亲的深深的依恋,宋江名义上是他的大哥、首领,而实际上,却是这个具有“儿童情结”的好汉的永远的精神之父。

不可或缺的宣泄功能──三说李逵

  现在不妨再把李逵和宋江做为一组相对照的形象来看。

  从最表层的社会意义来看,可以说李逵和宋江分别代表了反政府武装中的两种倾向,李逵代表的是狂暴、猛烈、破坏力强的一面,宋江代表的是温文、和缓的一面,这两种倾向,历来就共存于各反政府武装中吧?

  但是如果把观察视野再放宽一点,也许还可以再深开掘出些意义。

  多翻一些中国古代小说,就会发现,这种“宋江+李逵”式的组合,或者说这种“儒将+莽将”式的组合,在中国古代类似题材的白话小说中是太多见了,如刘备和张飞,如岳飞和牛皋,杨六郎和孟良或焦赞,秦琼和程咬金等等,现在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种组合如此常见?

  在在下看来,这种组合体现了作品的两种艺术功能。

  先看儒将(当然有些人如刘备、秦琼也称不上儒将,这里为行文方便,先姑用这一词来概称)这一系列,宋江也好,刘备也好,岳飞也好,杨六郎也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行事谨慎,理性,节制,对既定的价值规范如忠义持认同态度,是中国式的榜样、楷模。象岳飞这样的人,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忠臣,甚至还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他的行事都可称模范公民。这一组人物,体现的是作品的引导功能,他们是作品树立给红尘众生的立世样板。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心想招安的宋江、被昏君勒死而不反抗的岳飞、受奸臣陷害而认命的杨六郎、明知道罗成是给人害死而不敢多说的秦琼,如果作品中出现的全是这类忍气吞声的中国式的楷模,列位看官读来那还不得给憋闷死?那怎么办?这时就需要莽将这一系列的人物了,秦琼不敢骂唐天子没良心,让程咬金来骂,杨家受了得势小人的窝囊气不好发作,那就让孟良连夜去杀那小人,岳飞不便犯上反抗昏君,但牛皋可以造反,宋江老是念叨招安,这在那个时代也不能说不应该但让人心烦,那就由李逵来叫喊夺皇帝的鸟位,……不便由样板人物说的话做的事全交给莽将去说去做,这样作品(包括说书这类口头艺术)在大体不冒犯忠义之类社会正统价值的前提下,又能提供宣泄渠道,让作品的接受者通过代入式的审美幻想,获得畅快淋漓的宣泄的满足。这些就体现了作品应具有的宣泄功能的一面。

  因此,李逵、张飞、牛皋、程咬金这类人物,一般不会是大部头作品的第一主角,但他们却又实实在在是作品里不可或缺的异常活跃的角色,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了这一系列的人物,这类作品便少了一大半鲜活的生命。

喜剧趣味及其它──四说李逵

  接着上面的话题要说的是,李逵、牛皋、孟良、程咬金这类莽将形象又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喜剧趣味。

  当然《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不能说是纯粹的民间文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极大程度地体现了下层民众的趣味,这可以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即看它们能否被改造成说书艺术,《儒林外史》、《红楼梦》显然不能,而它们不但毫无问题,而且还多半益见精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说成广义的民间文学也未尝不可。

  而民间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十分强调趣味性,可以说趣味原则是民间文学极重要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上述一类作品中频频出现莽将一系列的人物,讲说它们的滑稽行事,也是这种趣味原则的集中体现。在下少年时代颇听了不少评书,记得几乎每部书中(包括“呼家将”“曹家将”以及“三侠剑”之类)都有这类角色,只要一讲说到这类角色出场,那效果一定就好,听者喜笑颜开,不厌重复,绝不会皱着眉头嘀咕“怎么又出来这么一号人物”。同样,新派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周颠、桃谷六仙之流也是莽将这一系列的变种,他们也使作品趣味盎然,也没见谁计较这类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应否重复出现,以及他们的形象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有多大的合理性之类。

  为什么会是这样?说穿了也很简单:对趣味的追求,本就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要。

  另外,和在下上面说的第二点“本我的象征”相似的是,有一些人把水浒世界里的黑李逵看作宋江的潜意识的人格化,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就说,李逵的叫嚣造反要拥戴宋江做皇帝,“道出了宋江强压着的想当皇帝的心声”,而宋江对李逵的喝斥,则“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夏志清的这一结论也许是受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在评改《水浒》时,一直就认定宋江是满口忠孝心怀不轨的伪君子,而直肠直肚的李逵则常常将宋江那不可告人的心事叫喊出来,比如一般的《水浒》在写到晁盖中箭死后吴用等推宋江为寨主宋江谦让时,说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而到了金圣叹评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李逵叫嚷的一句就变成了:“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你也肯!”这一改,是够毒的。三字之差,意味全变,也开启了后人将李逵解做宋江潜意识的现代阐释思路。

  再有,在下上面多采用泛文化视角分说李逵,对将李逵定为农民起义骨干分子的说法不以为是,这并不等于判定阶级分析法毫无用武之处。恰恰相反,在下以为只要循科学理性之精神,实事求是地从文本出发,而不是理念先行,此法同样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如欧阳舰萧相恺先生于七十年代末所撰之《李逵论》(收入《水浒新议》一书),以游民无产者的两重性分析《水浒》中李逵言行的阶级本质,力抗“农民起义革命派”之权威旧说,客观、精当而有说服力,在下十分感佩。珠玉在先,且阶级分析法究非在下所长,故此处藏拙,就请列位看官多多谅解。

  一句话,《水浒》是说不尽的,李逵也是说不尽的,在下才疏学浅,“说不尽的李逵”便说到这种地步,就此收尾何如?

武松:“完美”的义侠与复仇之神

  某种意义上,武松可看作整个梁山大寨的缩影。

  慷慨重义,神武好胜,快意恩仇,重人伦,轻女色,水泊梁山好汉群体推重的义侠素质,都集中突出地体现在武松身上。

  可以说,武松是《水浒》刻意经营出的一个完美的义侠形象,是下层民众心目中理想的英雄,正义的裁判,是惩恶与复仇之神,胆量、勇武和侠义的化身(在河北某地民间秘密宗教的神堂中,武松是与关帝并列,配祀于弥勒、观音的)。

  清初怪才金圣叹品定梁山人物时,推武松为上上人物,又拿鲁智深和他做比说:“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鲁达是否真的及不上武松,这话要看怎么说,若以侠义胸怀而论,鲁达未必便不及武松,在在下看来,甚至还可说稍胜,但金圣叹所说又有一定道理,若就一般人的阅读感受而论,恐怕对“鲁达不及武松”的说法多会持模糊的认同态度。原因何在?也许是因为水浒中的鲁智深性格还相对单一,对他的描写也相对简单,而武松故事则文戏武戏交错,故事内容更为丰富,性格更为复杂,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给人的印象因之也就更为深刻。

  武松故事主要集中在第二十三回到三十二回即著名的武十回中,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笔墨。

  这部分从柴家庄宋江夜遇武松开始讲起,接下来便讲述了著名的武松打虎的壮举,写出他的神武好胜,从此这位打虎英雄就开始了一系列的锄暴行动: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刀光拳影,自掌正义,俨然是社会正义的裁判。

  武松除了神武过人外,还慷慨坦荡,不拘行迹,以他对财货的态度为例,是既不贪财也不拒财:打虎下山后,县令赏赐了一千贯钱,武松转手便散给了众猎户;夜走蜈蚣岭格毙王道人后,又把王道人历年劫掠来的二三百两金银让被王道人掳来的女子悉数拿走,但同时,江湖朋友的馈赠和他在张都监府上替人通融公事时别人送的人情钱,他也大方自在地收下,在鸳鸯楼连杀十数人后,更是卷了桌上的银酒器才走路,对财货,一切顺其自然,不贪吝,也不矫拒,这才是真正的豪杰行事。

  此外武松故事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分,就是人伦亲情,表现在武松对兄长的骨肉情深。而这种重人伦也同样是水浒世界里好汉所推重的品格。当然,梁山好汉并不是重所有的人伦,比如夫妇一伦,对多数好汉来说是可有可无,说不定没有还更好,但对孝悌尤其是孝,那却是无条件地尊奉。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种重人伦背后的历史蕴涵。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是家族本位,它的稳定很大程度要依赖孝悌等家族伦理来维系,因此经过世间各阶层一代代反复强化,孝悌之念便极为强固地进入民心深处。中国古代虽然向来忠孝并称,但忠这种政治伦理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如魏晋容或还会受到质疑、动摇,即使是太平盛世,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民众和社会结构边缘的游侠也未见得就买它的帐,但是相形之下,孝之一念却极少受到质疑和挑战,即使是游侠者流也不例外:《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聂政事母至孝,《汉书·游侠列传》中的原涉因守父丧而“显名京师”。再看水泊梁山上的一群魔头,他们冲州撞府,杀人放火,不怕天,不怕地,有的宣称“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有的叫喊要夺皇帝的鸟位,个个一副浑不吝的劲儿,在一些好汉心中,“忠”那的确就是个“鸟”,但一说到孝,立刻不一样,却是半点含糊不得:最突出的当然要推宋江,人称孝义黑三郎,他的孝名也是他博得江湖好汉敬意的一项本钱;再如公孙胜,这个神仙般的高人为了侍奉老母也一度下山,还有雷横,见老母被殴便枷打白秀英,就连杀人不眨眼的李逵也知道要接老母上山快活。武松上无双亲,他的重人伦便体现在与兄长的手足情深。

  而且,再深想一步,就又会发现,武松和武大郎间的兄弟组合与书中孔明、孔亮、穆弘、穆春、孙立、孙新等兄弟的组合其实不同,后种组合中的兄弟同属好汉级别,说他们是手足情深,还不如说是血气相投,而武松和武大不一样,武松勇武超凡,而武大却短矮丑陋,懦弱善良,时受欺凌,正是你我众生中人。因此,武松对他这个无辜善良软弱众生中的兄长的骨肉情深,对同属众生的故事接受者们来说,就别具了一种感人的意味。有了这一段刀斧杀伐之外的琐细的伦常生活的描写,就使武松这个复仇之神在刚猛血性之外,还有了一份人伦的温暖与亲切(这是鲁智深故事所没有的)。因此,武松这个人间超人的义侠形象也就更深入了民众心中。

  另外,《水浒》还花了大功夫写武松的不好色。不好色是梁山人物重要的好汉信条,除了王矮虎这种极个别的人物以外,大多数好汉都能做到这一点,极端如李逵更是一见到美貌的大姑娘就极为厌烦。但是《水浒》真正花大功夫写一个堪称大丈夫的好汉是如何抵御女性的诱惑的,还是写武松这段,第二十四回写武松遇嫂和潘金莲勾引武松等几处,是《水浒》这部粗犷之作中少见的精致笔墨,如:那妇人脸上堆下笑来,问武松道:“叔叔,来这里几日了?”武松道:“到此间十数日了。”妇人道:“叔叔在哪里安歇?”武松道:“胡乱权在县衙里安歇。”那妇人道:“叔叔,恁地时,却不便当。”武松道:“独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妇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管顾得到,何不搬来一家里住?早晚要些汤水吃时,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不强似这伙腌脏人。叔叔便吃口清汤,也放心得下。”……“叔叔青春多少?”……“叔叔今番从哪里来?”……那妇人拿起酒来道:“叔叔休怪,没甚管待,请酒一杯。”……那妇人笑容可掬,满口儿叫:“叔叔,怎地鱼和肉也不吃一块?”拣好的递将过来。……笑语盈盈,殷殷相问,潘金莲之绮思荡漾,之妖娆作态,之口角含春,均如在目前,一声声“叔叔”甜腻腻的娇唤,也如在耳畔,--后来潘金莲勾引武松不成,武松临上京前到兄嫂家辞行,用话点了潘金莲几句,潘金莲再开口便是“你这个腌臜混沌”、“你胡言乱语”、“你既是聪明伶俐,却不道’长嫂为母‘”,自称也由“奴家”升格为“老娘”--笔触可谓穷形尽相,又如:过了数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缎子与嫂嫂做衣裳。那妇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与奴家,不敢推辞,只得接了。”

  不要忘了,潘金莲可是个出色的美女,一个美女发动这一轮轮攻势,那冲击力对凡夫俗子来说大概是不能视若等闲的吧?但武松却当真是视若等闲。这一轮轮的攻势,以及直到潘金莲最后发动的“总攻”和最后落得铩羽而归,都叙述得十分细致出色。

  叙述出色就说明作者是花了大心血、充分调动了想象力来写的,如此用力,当然不是出于塑造潘金莲形象的兴趣,作者用意还在于武松,套用一个金圣叹打过的比方来说,看这段就如看狮子滚绣球,狮子使出全副手段,看得人眼花缭乱,而它的心力所在却是绣球,这里潘金莲便是那狮子,武松方是那绣球,穷形尽相地写潘金莲,根本目的还是写出武松不近女色的英雄做派,而这一点也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了武松被奉为水浒世界里的完美义侠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武松性格里还有一种特有的心高气傲。如书中说在他夜上景阳冈时,经过山神庙,见到了阳谷县的印信榜文,得知山中果然有虎,便欲回转到山下店中,但一转念,回下山必被人耻笑,于是又冒死上山。这是值得欣赏的一笔,它写出的并不是武松凡人的怯懦,恰恰相反,而是他心中特有的高傲。若是李逵当此情境,哪里还会有这等周折,必是大叫一声“大虫算甚鸟”之类径直上山。而武松却并非一味莽撞之徒,他是个成熟的谨细的好汉,他后来在十字坡对付孙二娘的手段便足证这一点,因此,当他断定山中确实有老虎时,谨细的性格使他心中转过回返一念,但他性格里特有的高傲,却旋即战胜了这谨细的一面,终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此后,他初发配到安平寨时,拒绝送给差拨分例银两,反而加以嘲骂;他初见管营时,不肯装病,主动请打杀威棒;他醉打蒋门神前,一路连喝数十碗酒;他在打蒋门神前后屡屡声称“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再撞见我时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模样”,以及血溅鸳鸯楼后撕下衣襟蘸血在墙上大大写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等等,等等,都表现出武松特有的高傲。

  这就是武松,一个有强烈个性的成熟的好汉,他不仅不同于李逵的一味莽撞,他性格之丰富也是鲁智深所不及的,而且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下层社会所推崇的义侠应具有的各种道德信条。

  但即使是在这个《水浒》花大力气刻划出的完美义侠身上,以今人的道德理性眼光来审视,也能见到一些阴影,如混乱的侠义观,如快意恩仇。

  混乱的侠义观表现在他的江湖义气。如十字坡张青、孙二娘夫妇开的是杀人劫财的黑店,“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武松随张青参观人肉作坊时,也亲眼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在他一开始制住孙二娘时,如果没有张青赶来,他十九会为民除害,平了这黑店,说不定一把火便烧作白地,但是问题是菜园子张青赶来了,与武二郎攀上交情了,结拜了,那事情就得另说了,此后的结果是武松上路,十字坡的黑店照开不误,后来武松在鸳鸯楼做下那桩大血案后出逃时,还被张青的黑店伙计拿住,差点也被大块切做了黄牛肉。

  又如武松醉打蒋门神时声称:“凭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是的,蒋门神一顿拳脚收拾得施恩在床上趴了两个月,还夺了他的快活林,对施恩来说蒋门神的确是“硬汉”、“不明道德”的人,但是武松在发出他这番侠气凛然的宣言时,却忘了,那金眼彪施恩对孟州道的其他芸芸众生来说又何尝是软汉、明道德的人,他和他父亲老管营一直就在联手诈害囚徒,武松如果不是曾有当年打虎的神勇被施恩看中,只怕他早已被这父子用土囊或盆吊送上了西天,施恩在孟州城外开店也并非纯出于商业动机,而是为了向当地那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收取流氓保护费(请参看此小书的“金银话题”),这样一个鱼肉一方的小恶霸,几顿好酒好肉的管待,便令武松慨然而往,替他夺了黑道地盘,还和他结为兄弟,从此,英雄和恶霸,兄弟情深。

  武松和张青、孙二娘夫妇以及施恩这样的黑道人物、地方恶霸相结交,在水浒世界里是并不被看作违背英雄信条的,因为后者虽然祸害众生,但他们都好赖会几手拳脚,又对武松十分相敬,大家都属于好汉这一级别,于是自然就“四海之内皆兄弟”了。这就是武松的义,这就是水浒世界的义,这也就是中国旧时社会的义,对此种义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就留给列位看官去评说。

  现在再要说的是武松的快意恩仇。

  什么叫快意恩仇,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被视为行事的绝对信条,而无需经过理性、良知的拷问。

  武松是从斗杀西门庆开始他的复仇与报恩行动的:为给无辜被害死的兄长伸冤,武松痛下辣手诛杀潘金莲、西门庆,这是报仇;然后,在他被押往东平府申请发落的上路前,取了十二三两银子送给郓哥的老爹,因为此前他叫乔郓哥帮同打官司时,曾许下给郓哥十几两银子做本钱,这是报恩--列位看官须知武松此时并不宽裕,在他投案前,曾委托四邻变卖家中一应物件(当是指武大郎那点不多的家产,估计也卖不了几个钱)作随衙用度之资,现在要上府城听候最终发落,更是处处需要用钱,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武二郎还能不忘对一个小孩子的许诺,这是他做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的难能之处(这种事列位看官是万万不要指望李忠、周通辈能做到的)。

  此后武松的人生之旅,就更成了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发配到孟州城安平寨,吃了施恩几顿酒肉,就去替他平了蒋门神;张都监赞他两声“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要收他做亲随体己人,就跪下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随鞭执镫,伏侍恩相。”武松是真心感激张都监的“抬举”的,张都监设下圈套,使人诈喊“有贼”时,武松立即做出反应:“都监相公如此爱我,他后堂内里有贼,我如何不去救护?!”是何等的忠心耿耿!简直要让人替张都监的因愚蠢而失一人才而惋惜了。

  但是勇烈的武松一但复仇,那也是彻底血腥:大闹飞云浦,一举诛杀两个公人、两个杀手,而后折返鸳鸯楼,杀马夫、杀丫鬟、杀张都监、杀张团练、杀蒋门神、杀亲随、杀张都监夫人、杀张都监儿女、杀张都监养媳……,月光里,烛影中,刀光霍霍,腰刀砍缺了口,再换朴刀,杀,杀,杀,走出中堂,拴了前门,折返回来,再寻着了--不是撞着了--两三个妇女,都搠死在房中。

  就这样,武松郁积的愤怒终被漫天血雨所冲刷,而在这怒焰冲天的杀戮的背后,正是血祭的快意--恩情应铭心,仇恨也同样要入骨,在复仇的血腥杀戮中,获得了生命尊严强烈的自我认定的快感,便如武松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这正是“快意”二字的最好注脚。

  于是有十几人--多是女人、儿童--成了英雄义侠武松刀下的冤魂。容与堂本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了在房里”句旁,批了个字:“恶!”又批曰:“只合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杀的。”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干脆将此时乱砍乱杀的武松称为被恶魔驱使的代表。

  也许这种评价会让列位看官中喜爱尊崇武松的某些朋友难堪,但遗憾的是这是事实。水浒世界里奉行快意恩仇的也不是武松一人,实际上整个梁山大寨就是如此,试看一部《水浒》中,举凡梁山好汉的对头,如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一但破了庄园和城镇,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哪一次不是“老少悉数不留”、满门尽灭!(前后只逃脱了扈成、梁中书、梁夫人,还有一个被双枪将董平强霸去的东平府太守程万里的女儿。)宋江攻破祝家庄后,还一度与吴用商议要尽屠祝家庄,总算石秀因曾得钟离老人之助而求情,全庄才免了灭顶之灾。

  但是梁山好汉的故事,包括他们这些大肆屠灭的壮举,却一直被传诵着,如清人金圣叹在批点血溅鸳鸯楼这段时,在旁一再批上“杀第一个”“杀第二个”“杀第三个”“杀第七个”“杀第八个”“杀第十一、十二个”“杀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通过这些批语,似乎可以看到他好象一直在得意洋洋地替武松扳着手指头数着,直到最后,在“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句中“我方心满意足”旁,又批上:“六字绝妙好辞!”

  真是恶极!!

  但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无论是“完美”的武松的快意恩仇,还是金圣叹的大唱赞歌,以及血溅鸳鸯楼故事的被久远传诵等背后,都有值得现代中国人深长思之的地方。它实在应被现代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地反剩[参看“匪魂话题(上)”之“快意恩仇”]

吴用的地位与品位

  吴(无?)用,其实是水泊梁山最有用的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秀才领头造反三年不成,并不是说秀才在造反队伍中毫无用处。

  为什么很少见秀才领头造反?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开篇便说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这话说得是。豪族造反这且不说,单说这流氓一类草莽人物的造反,除了刘邦、朱元璋外,其实还大有人在,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十几个开国君主连带他们的从龙将佐,有过偷鸡摸狗放火打劫贩私盐前科的可说是比比皆是,那时真称得上是流氓的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为数不少的流氓成了气候,而同样没有背景的文人却不行?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些有担当的流氓不象文人,满脑子忠孝节义,性格保守,行事又寒酸可厌,他们豪爽豁达,敢于铤而走险,所以天下大乱时往往能应运而起。

  这个历史的奥秘早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便已揭示出:在陈胜、吴广起兵天下汹汹之际,沛县子弟也怂恿县令“反正”,并与因私放刑徒、斩白蛇而拉了一支绺子在外流窜的刘邦取得了联络。可这沛县令一度答应后又旋即反悔,关闭城门,搜拿图谋造反分子。这时刘邦闻讯带人来到城下,威胁城中说如果城里人不杀了县令起兵,等他刘邦攻进城去那可就要挨家灭门。于是沛县父老率子弟杀了县令,造反遂成定局。但是谁来挑头呢?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萧何、曹参--他们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宰相,也应该是万中无一的杰出人材吧,可是他们却无法担当起这历史的使命,“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族其家,尽让刘季(即刘邦)。”他们是文吏,害怕事情不成,秦廷灭他们的族,于是,这支逐鹿天下的队伍的大旗上就飘扬起了大大的“刘”字,而不是“萧”或“曹”,历史重任便落在了刘邦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流氓身上。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文人也不是没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是最上者为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为帝王友,再退而求其次为帝王臣,他们称不了王,只能为佐贰,但他们也很重要,他们无胆也无力去独力破坏,但出谋划策及建设新秩序却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历代聪明的流氓也懂得礼贤下士那一套,需要文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扮演重要角色。

  水泊梁山这个鱼龙混杂的反政府武装,同样也离不开吴用。吴用坐不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他个人的威望不及原东溪村的准黑社会头子托塔天王晁盖,更不及名动江湖的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靠他个人的号召力是不足以缔造梁山泊的,但是可有一样,梁山大寨可以没有白胜,没有王矮虎,甚至鲁智深、武松或关胜、秦明、呼延灼中少一个也无妨,但是不能没有吴用。

  吴用在水浒世界里是智慧的化身,地位近于诸葛亮,重要性近于诸葛亮,在一般民众的心中,他其实就是水浒版的诸葛亮吧?

  但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水浒》中的吴用能否比得上《三国》中的诸葛亮?

  恐怕不能。也许还可以说,是远远比不上。

  原因何在?

  首先应说吴用的智慧,感觉上不及诸葛亮。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吴用跟诸葛亮较量过,输给了诸葛亮,而是说《水浒传》对谋略的描写相对来说是简单化的。《三国演义》展现出的是一个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喧嚣壮伟的历史大动荡时代,这个时代称得上英杰辈出,《三国》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除了诸葛亮用兵如神以外,还有很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如郭嘉,如周瑜,如庞统,如司马懿,等等,等等,诸葛亮的才华和智慧就是在和杰出对手的碰撞中闪出耀眼的光华的,如比较经典的诸葛亮智算华容一段,诸葛亮和戎马倥偬老于用兵的曹操推算对方的军事谋略,双方对对方的用兵方略和决策心理展开一层层军事反推,最后诸葛亮在这场智慧的较量中技胜一筹,使对手落入彀中,这样充满了深刻的辨证法和对策论思想的笔墨,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但是这样精彩的谋略描写《水浒》中有吗?显然没有。水浒世界里的吴用是全无对手的。这句话的意思还不是说对手都不及他,而是说扮演他的对手角色的人根本就没有,只要他竖起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计谋,对手保证就会乖乖上套,听凭梁山人马痛揍,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吴用的计谋中真正可圈可点的大概也只有智取生辰纲吧?

  而且吴用谋略的品位也远不及诸葛亮,行事时常不择手段。为了逼朱仝上山,竟和宋江定下计策,让李逵活活劈死四岁的小衙内。这手段正与宋江屠灭一村来逼反秦明相似,残忍毒辣全无人性;又如为了强拉卢俊义上山,就去骗卢俊义题反诗,又对卢的管家李固谎称卢已立意上山造反,嗾使李固去出首,险险害了卢俊义的性命,这恐怕也只能用阴险二字形容。总之,吴用使的尽是些典型的流寇手段,能成什么气候?或许这些怪不得那个子虚乌有的吴用,怪只该怪作者计谋描写的低劣。无论怎样,《三国》是不会把这些写到诸葛亮身上的,我等也难以这样想象。

  吴用的品位低于诸葛亮,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三国》中,诸葛亮一方面是智慧的化身,但同时,他还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天命的悲剧英雄。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更为了兴汉灭曹的正义事业,一生以欲凭只手将天补、鬼神泣壮烈的奋斗,来与强大的天命做悲壮的抗争,正是在这种奋斗与抗争中,恢弘了生命主体的尊严与伟大,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心愿与向往。《三国》写诸葛亮,颇多动情、感人之笔,如秋风五丈原: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种悲怆情调,数百年来不知令多少人为之深深感动,为之泣下,《三国》中的诸葛亮实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而这些正是《水浒》中的吴用,以及后来作品中的徐懋功、刘伯温这一军师系列形象所没有的。

  因此可以说,《水浒》中的吴用,虽是个重要角色,但只能看作一个单向度的类型人物。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里,宝钗点了一出戏,对戏中的一曲《寄生草》激赏不已:漫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曲词慷慨悲凉,曲中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的人物,便是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这出戏是《鲁智深醉闹五台山》。

  花和尚鲁智深是一部《水浒》中最具光彩的好汉。

  不说是“最具光彩的好汉之一”,而只说是“最具光彩的好汉”,是因为以在下的眼光来看,鲁智深是水浒世界里唯一一个真正具有侠义精神的人。

  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拿金庸、梁羽生笔下的武侠人物的行事作衡量标准,那么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中鲁智深是唯一可以入选新派武侠小说的人物。

  再换一句话来说,就是:鲁智深是一百零八人中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

  在第二回中,鲁智深,准确一点说那时还应叫鲁达,一出场便是“大踏步”地走来。仅这“大踏步”三字,就已预显出此人一生的慷慨磊落。果然,从他的身影在水浒世界里出现以后,从打死镇关西,到大闹野猪林,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精神:在酒楼上一听到金氏父女的哭诉,便立即对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那厮便来。”被两人一把抱住好歹劝住后,又慷慨资助金氏父女,当晚回到住处,“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的睡了”,这种人间鬼蜮的龌龊行径在他那慷慨卤莽而又阔大的心地里无疑激起了如火的义愤(这种义愤在其他好汉身上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十分少见,他们更多的是一己的快意恩仇),终于,他愤然而往打死镇关西,从此踏上亡命之旅,上演了一出出如火如荼的壮剧;直到上了梁山,去少华山欲与史进等人会合时,一旦闻听史进被华州太守捉入狱,又立即不顾武松等劝阻,毅然孤身深入险地去行刺,以致身陷囹圄。这就是鲁智深,他所奋身干预的事情,没有一件和他切身相关,关涉到他个人利害,而他无不慷慨赴之,这才是十足烈火真金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难怪,金圣叹评鲁智深为一百单八将中上上人物,又道:“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说得真好。又如台湾学者乐衡军先生在《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一文里说到了鲁智深,有一段话,饱含着感情,说道: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从他一出场不幸打杀郑屠,直到大闹野猪林,他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热情。……他正义的赫怒,往往狙灭了罪恶(例如郑屠之死,瓦官寺之焚),在他慷慨胸襟中,我们时感一己小利的局促(如李忠之卖药和送行)和丑陋(如小霸王周通的抢亲),在他磊落的行止下,使我们对人性生出真纯的信赖(如对智真长老总坦认过失,如和金翠莲可以相对久处而无避忌,如梁山上见着林冲便动问“阿嫂信息”,这是如武松者所不肯,如李逵者所不能的),而超出一切之上的,水浒赋给梁山人物的唯一的殊荣,是鲁智深那种最充分的人心。在渭州为了等候金老父女安全远去,鲁智深寻思着坐守了两个时辰;在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后,他劝周通不要坏了刘太公养老送终、承继香火的事,“教他老人家失所”;在瓦官寺,面对一群褴褛而自私可厌的老和尚,虽然饥肠如焚,但在听说他们三天未食,就即刻撇下一锅热粥,再不吃它--这对人类苦难情状真诚入微的体悟,是《水浒》中真正用感觉来写的句子。这些琐细的动作,象是一阵和煦的微风熨贴地吹拂过受苦者的灼痛,这种幽微的用心,象毫光一样映照着鲁智深巨大身影,让我们看见他额上广慈的縠皱。这一种救世的怜悯,原本是缔造梁山泊的初始的动机,较之后来宋江大慈善家式的“仗义疏财”,鲁智深这种隐而不显的举动,才更触动了人心。水浒其实已经把最珍惜的笔单独保留给鲁智深了,每当他“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的呵护,笼罩着我们。……是的,每当鲁智深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的呵护,笼罩着我们,这话说得真好。还有一节,乐先生没有说明的是,花和尚虽疾恶如仇,却从无李逵两把板斧排头砍倒一片百姓的凶残,也没有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的血腥,在他“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个人行侠旅程里,从没见他的禅杖挥向无辜弱小,这在梁山众好汉中也属罕见。总之,这是水浒世界里唯一一个真正具有纯正侠者胸怀的好汉,如果水浒世界里少了鲁智深,那么它在品格上将是一大降低。

  但是这里接下来要说的是,鲁智深形象在后来被接受的过程中,发生了作者始料不及的变化。

  就是在后来一些人心中,出现了一个文化化的鲁智深,哲学化的鲁智深,再准确点说,就是狂禅化的鲁智深。

  说到狂禅,这是个大题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在下这里只能粗略地说一下:狂禅是由南宗禅发展而来的,禅宗中土六祖惠能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说,认为人能成佛的根由全在自心,即心即佛,佛性就在你我心中,一旦明心见性,悟了,那就是成佛了,什么拜佛祖、菩萨、观音之类,什么持戒、禁欲、坐禅之类,统统可以免去,只要一心能顿悟,那便成。由这种想法再跨出一步,自然便是反对一切清规戒律、反对一切偶像崇拜,有不少禅师的行事便成了这方面的“光辉典范”:如有位圆悟禅师,爱鼓吹“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房,为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的“事事无碍如意自在”论,只要心中有佛性,啃猪头、逛妓院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有位酒仙遇贤禅师没别的正经修行,成天就喝酒,醉了就唱,唱的一首偈子说:“……醉卧绿杨阴下,起来强说真如。……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吃酒。……只要吃些酒子,所以倒卧街路。死后却产婆娑,不愿超生净土。何以故?西方净土,且无酒酤。”看,多潇洒,没酒喝就不行,西方净土也不去;又有位嵩岳元珪禅师讲过:“若能无心于万物,则罗欲不为淫,福淫祸善不为盗,滥误疑混不为杀,先后违天不为妄,惛荒颠倒不为醉,是谓无心。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心。”只要“无心则无戒”,什么事儿甚至世俗意义上的恶事都可以干。

  总之,什么清规戒律一概不理,简单一点说,就叫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其实能有“佛祖心中留”这就算客气的啦,不少禅师连佛祖都不要了。不光是佛祖,连带什么菩萨、观音、罗汉、达摩等等通统滚蛋,有位德山宣鉴禅师一把火烧了经卷后坐在孤峰顶上放言大骂:达摩是老骚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菩萨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德山宣鉴禅师经这一番“壮举”后名头大响,此后的禅师种种呵佛骂祖的事儿也都跟上,有的禅师拿佛像来烧火取暖,有的禅师说当年如见到佛祖就一棒打死喂狗,有的叫喊说要让文殊、普贤菩萨扫床叠被,有的干脆就宣称,要“见佛杀佛,见祖杀祖,见罗汉杀罗汉。”……反对任何清规戒律,反对任何偶像崇拜,率情任性,惊世骇俗。

  这些就是狂禅。

  这一狂,所有的外在束缚全没有了,心灵达到了空前的解放,生命达到了一种极致的自由。

  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从鲁智深身上读到了狂禅意趣。《水浒》中的鲁智深饮酒吃肉,杀人放火,不受任何约束而终成正果,这正深合狂禅的精神,尤其是他大闹五台山那段,在人们眼中已成了一个旺盛苦闷而渴望自由张扬的生命寻求解脱的象征。

  另外,《水浒》中的一些叙述,确实也提供了和狂禅联想到一起的思路,如第五十七回中,有一首鲁智深的出场诗:自从落发寓禅林,万里曾将壮士寻。

  臂负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杀人心。

  欺佛祖,喝观音,戒刀禅杖冷森森。

  不看经卷花和尚,酒肉沙门鲁智深。

  第九十回,宋江和鲁智深来见智真长老,长老一见鲁智深便道:“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鲁智深默然无言。

  第一百十九回,鲁智深杭州六合寺坐化前,作偈道:“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最有意思的是第五十八回,宋江与鲁智深第一次相见时道:“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今日得识慈颜,平生甚幸。”“清德”“慈颜”云云,用在杀人放火的鲁智深身上未免可笑,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此处是宋江顺口掉文,但结合上引几段来看,说作者此处是有意嘲谑调侃也未尝不可,再进一步,从中读出狂禅意趣也未尝不可。

  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家李卓吾,就是从鲁智深故事读出狂禅精神的文化名流的代表。在容与堂本《水浒传》的批语里,他对花和尚的赞扬可说无以复加,称鲁智深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对他的使气任性赞不绝口:“此回文字(指大闹五台山)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般闭眼合掌的和尚,绝无成佛之理,外面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中,凡书中写到鲁智深狂喝酒、猛打人、骂和尚、吃狗肉、打折山亭、毁倒金刚、大呕吐等行为之处,李卓吾都连连在旁批上“佛”字,就连写到鲁智深赤着脚一道烟走到佛殿后撒屎时,李卓吾也照样毫不吝啬地在此批送了两个“佛”字,在这一回里,李和尚(李卓吾自称)前后奉送给花和尚的“佛”字,大约不下几十个,一句话:“率性不拘小节,是成佛作祖根基”又如《红楼梦》中的宝钗,她对本节开头引的那支《寄生草》甚为欣赏,赞它“极妙”,那么这位大家闺秀欣赏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吃了半条狗腿、连喝十数碗酒、露出一身花绣使一回拳脚、打得满堂僧众差点卷堂大散这类行为本身。那么又是什么?就是上面所说的这种狂放行为背后的那种真性情的发露不为任何外物所限的狂禅精神,是一种生命的奔放与飞扬,也许宝钗这端凝持重的大家闺秀的内心底层,同样流动着对这生命的飞扬自由的赞叹与渴望吧?其实何止是宝钗,这种醉闹五台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背后的冲决网罗的狂放与解脱,召唤的其实也正是随世俯仰的红尘众生心底,一种对生命自由的永远的梦想与追求。

香港三联版后记

  去岁春深,笔者开始于南开园撰写这本小书。撰写的过程是苦乐交并的,北方的春末,风沙粗厉,时或出门寻查资料,值风起漫天,狂沙殴面,若奔马入怀,几不能行;逮及炎夏,则暑蒸如火,汗出如浆,真是备极苦辛。然而亦有其乐,乐之一便是为更深入解读《水浒传》这一中国古典小说范本,展读了海内外前辈及时贤大量的研究成果,或雄谈快论,或洞见深思,每堪垂启愚钝,实感获益良多。故此落笔,凡有借鉴,均于正文或注释中一一彰明致谢。后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以是书浅陋,将其付梓,然因出统一全套书体例之需,将原稿注释悉数删去,注中一些说明申谢也因之未得彰示(正文中的均获保留),这是笔者要深致歉意的。今幸承香港三联书店雅意,愿将此书另版,特藉此良机,补充申谢如下:

  第一章“水边话题”之“炊饼与连环马问题”一节,部分内容借鉴了马幼垣先生《混沌乾坤:从气象看水浒传的作者问题》一文,可参看。收入《水浒论衡》一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第三章“匪魂话题(下)”中“三打祝家庄的背后”一节,申说马幼垣先生所撰《水浒传战争场面的类别和内涵》与《梁山复仇观念辨》二文处良多,特此致谢(二文收入《水浒论衡》);第七章“奸雄话题”中“地窖之门”一节,对“孝义黑三郎”及地窖的隐喻特征的分析,均受教于胡万川先生的《谈水浒--说宋江》一文,收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4》,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主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七“奸雄话题”中“奸雄本色”一节中引用的张火庆先生一语,见《水浒传的天命观念--非抗衡的》一文,收入《中国小说史论丛》,龚鹏程、张火庆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七章“奸雄话题”部分内容参考了马幼垣先生《架空晁盖》一文,收入《水浒论衡》一书,可参看;第八章“好汉话题”中“说不尽的黑李逵”之“本我的象征”一小节,受教于冯文楼先生的精彩文章《义:价值主体的建构与解构--李逵新论》良多(该文见陕西师大学报,1993.4),诚谢!

  此外,书中正文还引述了王学太、马成生以及孙述宇诸先生的见解,虽已于文中说明,但此处仍有必要再次申谢!还有文中没有明确说到的其他学人的相关论述,特别要提的是李殿元、王珏先生的《水浒传中的悬案》一书,也给了笔者很多启发,这里一并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在此学术领域辛勤拓荒的一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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