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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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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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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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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彩的非洲》向中非论坛献礼

  新华社著名记者高秋福散文集《多彩的非洲――新华社记者笔下的神秘大陆》近日由新华出版社隆重推出。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关注非洲大陆生存与发展的潜心之作,书中不仅写出了非洲精彩纷呈的风物之美,更多的写出了非洲博大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非洲人民可敬无畏的牺牲精神。

  本书作者高秋福同志曾在非洲工作七年有余,怀着对那里自然之壮美、人情之淳朴、文化之悠久的无比敬仰,多次深入非洲腹地采访。作为一位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学者,他几十年来致力于推动中非两国的友谊。本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非洲,也是新华出版社向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献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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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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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动情的非洲

  山水篇

  非洲之巅远眺

  东非裂谷行

  美丽而神奇的大湖

  皑皑赤道雪

  月亮山传奇

  山国山情

  腹地边镇

  花都亚的斯亚贝巴

  刚果河上两都城

  好望角风云

  攀登桌山

  南非双城记

  风物篇

  丁香血泪

  天浆饮

  火焰花开

  热带草原上的金合欢

  穆图巴礼赞

  猴面包树

  加蓬国树奥库梅

  香蕉在乌干达

  旅人蕉的演化

  白蚁王国的奥秘

  仙禽皇冠鹤

  火烈鸟

  友谊使者长颈鹿

  濒临灭绝的非洲犀牛

  非洲象的命运

  民情篇

  牵魂动魄是鼓声

  粗犷欢愉的恩戈玛

  非洲木雕一枝花

  奇特的命名方式

  是美容还是毁容

  绚丽的黑非洲发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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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令人动情的非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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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动情的非洲

  每提起非洲,我总不免怦然心动。这当然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在世界的五个大洲中,我总觉得非洲最为独特,最能牵动人的感情。

  我本来是学英国文学的,可是没有学成,却同非洲结下了难解之缘。1966年,亚非作家协会在北京建立书记处,办有一个时事政治和文学性刊物。我奉命当编辑,组织撰写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稿件,并开始涉猎非洲文学。后来,刊物停办,我转向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初始本想搞欧美报道,但后来却偏偏把我派到非洲当记者。前后两任,我在东非和北非一共工作了七个半年头。后来,因工作关系,我又多次访问非洲,从开罗到开普敦,从内罗毕到阿比让,主要国家几乎跑遍。我很难说自己对非洲有深刻的了解,但感情的联系确实是日渐加深。

  非洲是一个幅员辽阔、风光明媚、资源丰富的大陆。我曾领略尼罗河上游的蛮荒,中游的秀丽,下游的丰饶。我曾在开普敦爬上桌子山,眺望罗本岛,放眼好望角。我曾惊叹西非的“三色文明”:科特迪瓦雪白的象牙雕刻,加纳光闪闪的黄金饰品,贝宁驰名世界的黑檀木雕。我也曾沉迷东非“三个令人叫绝的景象”:乌干达赤道线上的皑皑雪山映照蓝天,肯尼亚纳古鲁湖畔的百万火烈鸟染红苍穹,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满街的火焰花熊熊燃烧。非洲地下的矿物资源,地上的动物和植物资源,河湖中的水利资源,都为世界上其他大洲所罕见。这些都曾引起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垂涎、豪夺和强占,而今终于都回到非洲人民自己的手中。这是历史逻辑的伸张和胜利,令人兴奋而激动。

  非洲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非洲北部的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加纳,都在人类文明最早发祥地之列,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尼罗河、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曾是古代非洲的文明中心。非洲人民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大约从15世纪起,欧洲列强先后侵入非洲,进行残酷的掠夺和破坏。为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原始积累”,他们不但掠夺非洲的资源,而且大肆贩卖奴隶,将千百万黑人强行运往美洲和其他地区。在这场罪恶的贩卖黑奴的活动中,有无数非洲人丧生在看不到尽头的茫茫大海上,更有无数非洲人在抵达彼岸后沦为廉价的、处境悲惨的苦役。这是非洲历史上最为悲怆的一幕。非洲人民不但经营了非洲,也养育了欧洲,更开发了美洲。他们为世界三个大洲的发展而洒血流汗。他们是人类历史当之无愧的真正主人。我为他们经历的苦难而悲愤,更为他们做出的史无前例的贡献而骄傲。

  非洲从没有沉沦,非洲人民一直在抗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各国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非洲从战前只有三个独立国家很快就增加到五十多个。他们埋葬了殖民主义,赶走了帝国主义,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走上了建设自己新家园的道路。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非洲目前仍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大陆。在联合国确认的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9个国家中,非洲占34个。非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但非洲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百分之一,贸易额仅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工业制成品出口则几乎为零。在全世界38个负债最多的国家中,非洲占32个,债务总额逾3000亿美元。不少非洲国家靠借新债还旧债度日,甚至终年只为偿付外债利息而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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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令人动情的非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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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落后给非洲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8·5亿人口中,目前有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有两亿人受到食品严重短缺的威胁,每年约有800万人死于饥馑。2004年,在世界上死于疟疾的120万人中,非洲占百分之八十五;死于艾滋病的310万人中,非洲占百分之七十五。非洲人,特别是黑非洲人的预期寿命,在世界上最低,平均不足45岁。

  非洲不但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也是世界上“麻烦最多”的地区。这主要表现在军事政变不断,内战颠连发生,邻国时有交恶,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定。据粗略统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非洲发生军事政变180多起;在过去的15年中,有30多个国家发生战乱或国际冲突。内乱和战争导致700多万人丧生,1300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达数千亿美元。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非洲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非洲新一代领导人提出“非洲复兴”的口号。2001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任务是今后15年内非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七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使非洲国家各自或集体走上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道路。2002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改为非洲联盟,决定进一步加强成员国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合作。几年来,非洲的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从1995年至2003年,非洲经济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五,是过去15年的两倍。2004年非洲经济增速是百分之五点一,创1996年以来最高增幅。非洲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非洲的未来掌握在非洲各国人民自己手里,在谋求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应该携起手来,共创美好的明天。

  在非洲人民的斗争中,曾有过相似命运的中国人民总是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曾走上街头声援埃及人民收复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我们曾为战斗在奥雷斯山中的阿尔及利亚游击战士锻造过武器。我们曾在蚊蚋横生的坦噶尼喀丛林营地为非洲前线国家培训过自由战士。我们曾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呼。我们也曾为他们遭受的暂时挫折而痛心。我个人结识过一些为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而战斗的非洲政治家,采访过不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斗争的非洲领导人。我曾到非洲民间去采风,为丰富多彩的非洲民间故事所感动,也曾将非洲各国自由战士在战斗间隙写下的诗歌收集起来,译成中文出版。我深为非洲各国人民的英勇顽强、聪明睿智而感动。

  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而在新的时代更焕发出新的光芒。我曾追踪中国明代大航海家郑和在东非海岸留下的遗迹。我曾在桑给巴尔博物馆看到过中国古丝绸的残片。我在肯尼亚的蒙巴萨博物馆中参观过中国明、清两代的精美瓷器。这些实际上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非交往的密切,中非友谊的悠久。而在历史进入新的时期之后,中非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更有了新的飞腾。广大非洲国家同中国一样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但有相似的历史命运,更面临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任务。我们总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这些年来,中国在非洲援建了多少项目,中国向非洲派遣了多少医疗队,中国在非洲经办了多少独资与合资企业,实在难以尽数。同时,中国在自己的发展和建设中,在国际上反帝反霸的斗争中,又曾得到非洲多少支持,恐怕也是难以说清楚的。中国与非洲情同手足,谊为战友。

  非洲,她给予世界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而世界给予她的则太少、太少。非洲体现的是一种博大的无私奉献精神,一种可敬的无畏牺牲精神。也许正因为如此,每当提起非洲,我总不免为之动情。我爱非洲,爱她的过去和现在,更爱她前程远大的未来。

  (2005年2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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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之巅远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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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之巅远眺

  非洲大陆多奇观。最奇的,也许要数乞力马扎罗山了。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海拔5895米,是非洲第一高山,被称为“非洲之巅”。说其奇,山势高峻,自然是一奇。但是,最奇的并不在此,而是地近赤道,却终年积雪,雪凝成冰;阳光灿烂,却总是白云缭绕,真容难见。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赤道与南纬3度之间。大约在两千五百万年之前,在地壳断裂造成东非大裂谷的时候,地壳的大幅度抬升和岩浆的猛烈涌动,在裂谷两岸形成一系列火山。其中最高者就是乞力马扎罗山。此山在大裂谷以东160公里处,大约形成于七十五万年之前,算是火山群中比较年轻者。这座东西延绵80多公里早已熄灭的火山,主要由希拉、基博、马温齐三座山峰组成。若干万年之前,希拉峰坍颓,只剩下一个火山口;马温齐峰受到强烈侵蚀,只有5149米高。大约十万年之前,基博峰仍在喷发,形成高达5895米的主峰和至今仍很完整的火山口。基博峰从5000米往上,温度经常保持在零下34摄氏度。山顶终年有大雪飞飘,而且经久不化,积雪最深处已经有上百米。同时,从山顶往下有一条冰川倒悬,一直伸展到陡峭的西南坡4300米左右的高度。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巍巍高山耸立,山巅终年佩戴的是一顶冰雪的冠冕。在赤道线上的强烈阳光照射之下,白皑皑的雪冠光华四射,形成赤道雪山之异景奇观。六十多年前,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慕名来到乞力马扎罗山脚,以满带激情的笔触赞叹:“广袤无垠,嵯峨雄伟,在阳光下闪着白光,白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曾几次来到乞力马扎罗山脚。翘首北望,希冀实地一瞻其丰采。岂料,晴空万里,一碧如洗,而山顶之上却白云aidai(云加爱、云加逮),烟凝雾滞,将其真容遮掩。一年十二个月,据说她有九个月隐身烟海,像神话中的天仙,诡秘莫测,很少露面。当地人说,此山有灵性。每有贵客至,她才出面相迎。不知此话灵验,还是事出巧合,我们有一次同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在山脚下的机场邂逅,乞力马扎罗山真的走出雾帐云幔。只见她像阿拉伯美人一样,扯开头上包裹的层层面纱,露出一副娇羞动人的面颊。红日夕照之下,玉颜生辉,瞬息变幻。一忽儿白晃晃闪金,一忽儿红艳艳透紫,令人目眩神迷。俄而,风拂云舒,她容销迹敛,倏然不知所之。目击者无不称奇,叹其来去之匆促。

  要想充分领略乞力马扎罗山的丰姿,看来只有爬上云头俯视。我乘坐大型波音飞机,几次擦过她的身边,越过她的头顶。每次所见虽并无很多不同,但每次却总有一些新的发现。开始,只见万里长空中闪现一个亮点,翕忽明灭,似动非动。俄顷,亮点幻化开去,形成一片璀璨夺目的光涛。光涛先是沸沸扬扬,随即迅速凝聚,塑成一顶硕大无朋的银冠。冠顶光华四射,如彩缨闪烁。冠底白云蒸腾,似纱带飘舞。同机的友人指点说,此乃乞力马扎罗山的基博峰。说话之间,太阳像个炽热的大火球倒悬山顶上空。于是,银冠的轮廓模糊起来,迅即融解为一片石火电光,流金溢彩,熠熠闪耀,使人不敢正视。随同电光石火,不知从哪儿又袭来一股气浪,灰蒙蒙,亮闪闪,飞飘翻卷。一次,气浪如洪流,径直冲到飞机的舷窗上来,令人不寒而栗。

  乞力马扎罗山如此瑰丽奇特,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情思。情思交汇,又不知编织了多少动人的神话传说。

  “乞力马扎罗”,本是斯瓦希里语,意为“明亮的山峦”。但是,也有人说,“乞力马”的意思是“小石”,而“扎罗”的意思则是“大鬼”。据一则广为流传的神话说,一个男童正在草原上放牧,发现一只豺狼混进羊群。他机警地拣起几块小石头向豺狼掷去。豺狼显现原形,竟是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魔鬼善于变幻,体形越来越大。不料,小石头也能变化,块头不但越来越大,而且通体发红,成为一个个火球。这些火球聚拢在一起,成为一个火堆,将魔鬼牢牢压住。魔鬼越挣扎,火堆就变得越高。到把魔鬼压扁烧死时,牧童发现,面前兀立的竟是一座高大的火山。这个小火石降服大魔鬼的故事,折射出乞力马扎罗山作为火山形成的过程,也反映出人类征服大自然中邪恶势力的意愿。

  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马赛人有一则神话,讲述这座高山何以充满勃勃生机。原来,山顶上居住着一位威严的山神。他双目如炬,炙烤大地,草木枯槁,人难生存。但是,他有一个好心肠的女儿,见此萌生恻隐之情。她日夜不停地喷云吐雾。云雾化为甘霖,滋润大地。草木从而欣欣向荣,人们安居乐业。这则神话显然是想说明为何山顶云雾缭绕,而山麓则雨水充盈。它提供的解释是生动的,当然并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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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之巅远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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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是,印度洋上潮湿的季风吹来,遇到乞力马扎罗山这个高大的天然屏障,无法继续前进,就在山腰回环,变为雨水降落。雨水顺着山坡流下来,形成溪流和湖沼。这些水流和气温条件相结合,使乞力马扎罗山从上到下形成几个迥然不同的山地垂直植被带。4000米以上分别是高山寒漠带和积雪冰川带,以下大约每隔1000米分别是高山草甸带、温带森林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和赤道雨林带。这样,从山坡上茂密的自然林带到山脚下种植的咖啡、香蕉和玉米,一层层相叠,一环环相扣,给乞力马扎罗山编织了一条翠绿的长裙。银冠、绿裙交相辉映,使乞力马扎罗山显得更加妩媚多姿。

  居住在山脚下的另一个部族查戛族,也有一则神话,解释乞力马扎罗山雪冠的成因。原来,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栖息着几百万只火烈鸟。这种鸟的羽毛白中透红,异常美丽。乞力马扎罗山神的女儿喜爱火烈鸟,火烈鸟也喜欢她。因此,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鸟儿飞到山顶,将羽毛向她奉献。她利用这些鸟羽精心编织了一顶大彩冠,光华夺目,美丽非凡。当然,神女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彩冠则是大自然的杰作。不过,把山巅终年的积雪比作鸟羽,倒是显示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而借鸟儿对神女的喜爱,则表达了人们对乞力马扎罗山的崇敬。

  人们对乞力马扎罗山的崇敬总是同迷惑不解交织在一起。公元2世纪,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曾在地图上标出位于赤道附近的这一雪山。赤道炎炎,竟有雪山,后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把它从地图上抹掉了。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一批批探险家来到非洲,这座雪山才“重新被发现”。1846年,德国传教士约翰内斯·雷布曼从桑给巴尔出发,到非洲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人中间传教。同时,他深入内陆地区探险。1848年5月,他亲眼看到乞力马扎罗山,成为“发现”此山的第一个欧洲人。他把自己之所见撰文在德国发表,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有的人惊叹,有的人怀疑,有的人则斥之为“异端邪说”。但是,他对乞力马扎罗山的描述,却引起许多欧洲探险家的兴趣。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的探险家,一批又一批相继来到非洲。1889年,德国地理学家汉斯·迈尔和奥地利登山家路德维希·普特舍勒亲自登上基博峰,拍摄并带回大量赤道雪山的照片。直到这时,乞力马扎罗山的存在才最后被欧洲人确认。由此可见,人对事物的认识,需要排除多少障碍,经历多么崎岖的漫漫长途啊!

  乞力马扎罗山的存在一经被证实,就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争逐的对象。早在1884年7月,英国殖民者汉密尔顿·约翰斯顿就以植物学家的名义潜入乞力马扎罗山一带。他经过一番活动,同当地的酋长签订一系列协定,“租借”到很大一片土地。实际上,这是划定了英国同正在大举侵入坦噶尼喀的德国的殖民边界。同年,德国殖民者卡尔·彼得斯创建德国殖民化学会,随后在乞力马扎罗山东南方的乌桑巴拉山地区抢占大片土地。1886年,德国将整个坦噶尼喀划为其“保护国”。1891年,彼得斯被德国政府任命为乞力马扎罗山地区的高级专员。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英国感到无能为力,就以女王的名义,趁德国皇帝威廉庆寿的机会,把乞力马扎罗山“赠送”给德国。基博峰遂被德国人命名为“威廉皇帝峰”。

  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这笔肮脏交易经过七十多年才被中止。1961年12月9日,坦噶尼喀获得独立。在举国上下欢庆的时刻,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广场上,一名青年军官从刚刚就任总统职位的尼雷尔手中接过一支火炬和一面国旗,奔向乞力马扎罗山。最后,他爬上峰顶,把火炬点燃,把国旗插在那里。翌年,尼雷尔总统正式宣布,“威廉皇帝峰”更名为“乌呼鲁峰”,意即“自由峰”。从此,乞力马扎罗山洗刷掉昔日的屈辱,成为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独立与自由的象征。四十多年过去,仰望山颠,那明亮的火炬好似还在熊熊燃烧;侧耳谛听,那“乌呼鲁”的吼声好似仍然在非洲大地上回响。

  乞力马扎罗山是坦桑尼亚人民的骄傲,也是坦桑尼亚的一个重要旅游地。现在,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两万多人攀登。据坦桑尼亚一些科学家研究,随着世界整体气候的日趋变暖,乞力马扎罗山顶峰的积雪和冰川在渐趋消融。1912年,山顶的冰川有12平方公里,到2000年只剩下2·6平方公里。有人预言,二十年后,所有积雪和冰川也许就会消融殆尽。到那时,乞力马扎罗山佩戴了几十万年的雪冠,很可能就自行脱掉了。

  我最后一次走近乞力马扎罗山是在阿鲁沙。我站在高4500米的梅鲁火山的山腰,朝东北方向望去,慨叹再一次失掉攀登与审视乞力马扎罗山的机会。陪同的坦桑尼亚朋友安慰我道,不攀登也许比攀登看得更加真切。一位出生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作家说过,每观油画,近看不过是一块块颜料的堆积,远看才发现是一件动人的艺术品。对乞力马扎罗山,恐怕也可作如是观。登上山时,看到的只是一堆堆乱石,而远眺,并且只有远眺,她才是一件浑然天成的艺术杰作。

  乞力马扎罗山啊,别来数载,我仍然因未能同你亲近而怅惘。但是,你那美丽的姿容,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你那神奇的内涵,永远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中。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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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东非裂谷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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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非裂谷行

  飞机越过红海进入非洲上空。凭舷窗俯视,机翼下的东非高原上,从北向南,蜿蜒着一条又深又长的地沟。地沟两侧,山岩壁立,湖泊连珠,蔚为壮观。这就是被称为“地球伤疤”的东非大裂谷。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上最大的断层陷落带。这个陷落带,据说是三千万年前第三纪后期的中新世开始形成的。那时,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异常活跃。强大、剧烈的地下力量将地壳撕裂,使大片地表隆起而为山脉,下陷而成峡谷和湖泊。这条裂谷南起莫桑比克的希雷河口,向北穿过东非高原和红海,直到亚洲西部的约旦河谷。裂谷全长6400公里,宽50至100公里,深50至1000米。这是裂谷的主脉,亦称东支。从非洲中南部的马拉维湖起,裂谷的另一岔向西北伸延,穿过布隆迪的济济河谷地,经卢旺达、乌干达和扎伊尔边界地带,直至苏丹南部。这是西支,全长1700公里。东西两支,我们都有幸涉足观赏,其奇特的自然景色和丰饶的自然资源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北行60多公里,我们寿县来到大裂谷的至高点利穆卢了望台。这段峡谷长约800多公里,宽约80公里,深约800米,具有大裂谷最显著的地形和地貌特征。屏息俯视,只见深不见底的沟壑,断壁悬崖,陡如刀削。壁沿沟底,松柏交翠,莽莽苍苍,犹如一幅泼墨山景画。举目西望,峡谷对面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上,一个巨大而平缓的锥形山峰清晰可见。那是隆戈诺特火山锥,也是在地壳剧烈变动中形成,只是久不喷火,是个死火山。它那高高的峰巅,同裂谷幽深的谷底,形成巨大的反差,给大裂谷平添无限的壮美。

  了望台的周围是大片除虫菊田。除虫菊是是多年草本菊花,其花卉饱含杀虫汁液,是制造杀虫灭蚊药剂的重要原料。肯尼亚的除虫菊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据介绍,除虫菊最早在中国栽培。在两千年前的汉代,经由波斯和中亚传到欧洲,19世纪由英国人引种到肯尼亚。闻此,我们不由采撷几朵黄蕊白瓣的小花朵,夹在笔记本中留作纪念。小白花说不上美丽,但却散发着一缕淡淡的清香。它不但为人除害兴利,点缀在山野之间,也给粗犷和荒蛮的大裂谷增添了几分柔美。

  站在了望台向东眺望,可以看到巍峨的肯尼亚山。班图语中的“肯尼亚”意为“鸵鸟”。肯尼亚山有黑黝黝的山石和白雪覆盖的的峰顶,恰似身披黑白相间羽毛的鸵鸟,因此得名。它海拔5199米,是仅次于乞力马扎罗山的非洲第二高峰。山峰临近赤道,但峰顶终年积雪。雪峰映赤日,光华熠熠,眩目夺魂,成为东非一大绝景。

  走下了望台,我们沿着东非国际公路向西行驶,来到大裂谷的谷底。谷底是一片开阔的原野,上面有二十多个湖泊,水光潋滟,好似一串珠练。其中,奈瓦沙湖是淡水湖,面积44平方公里,海拔2100米,是裂谷带上地势最高的湖泊。湖中栖居有三百多种禽鸟,既有凶猛的鱼鹰、苍鹰,也有小巧的睡莲鸟、纺织鸟。百鸟鸣啭于湖面,千禽争飞于碧空,形成一个极乐的禽鸟世界。其他湖泊则多为咸水湖。其中,最大的是图尔卡纳湖,长210公里,宽50公里,深达150米。碧水千顷,平静无波,人称“翡翠之海”。而最有名的则是纳库鲁湖。这个湖中长满红藻,栖息着以红藻为食的几百万只火烈鸟。火烈鸟身披红色羽衣,漫游在湖中,近看似一片山花怒放,远望如满天彩霞飘飞。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被誉为“世界禽鸟王国中的绝景”,每年吸引几十万游客前来观赏。

  大裂谷的西支也有许多湖泊。从南往北,比较著名的有马拉维湖、坦葛尼卡湖、基伍湖、埃德华湖、乔治湖和阿伯特湖。这些湖泊,有的是断层湖,有的是火山口湖。它们镶嵌在山峡之间,山湖相映,使人不知到底是水在山上,还是山在水中。

  在裂谷东西两支之间,广袤的高地正中凹陷为洼地,形成著名的维多利亚湖。此湖面积6.8万多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淡水湖。湖中盛产鱼虾,周围水草丰美,是东非有名的古布干达王国的发祥地。

  如果说湖泊是地壳大变动时下陷的产物,山峦则是地壳大变动时隆起的结果。像东支一样,裂谷的西支也是山岭连绵,且多为火山。据统计,西支的火山有八十多座。其中三十多座是活火山。这说明,西支的地壳运动至今仍很活跃。

  西支最大的山脉是鲁文佐里山。鲁文佐里山横亘在乌干达和扎伊尔之间,蜿蜒120多公里,主峰海拔5110米,是非洲第三高峰。这座山头戴雪冠,腰缠云带,看上去瑰丽而神奇。山下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从开采到冶炼形成一条龙。这个名叫基伦贝的铜矿,最高年份的铜产量为17000吨,是乌干达出口换汇的主要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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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东非裂谷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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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文佐里山南边是姆法姆比卢火山群,其中不少是活火山。我们几次从基隆加火山前走过。远远望去,总看到黑烟蒸腾,巨大的烟柱直升云霄。从此往南,卢旺达和扎伊尔边界上的卡里辛比火山、尼朗贡戈火山、鲁加兰比罗火山,每当喷发,总是浓烟滚滚,熔岩涌流,含有大量化学物质的气体使周围地区的大批牲畜中毒而死。当地人不明了这种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委,认为是山神对自己的惩罚。因此,他们对火山及想象中的山神,总是怀有一种既敬畏又恐惧的心情。

  东非大裂谷,无论东支还是西支,或是两支之间,人烟稀少,林疏草密,栖息着大量野生动物。这些出没在原野中的动物群落,形成一个又一个天然的动物园。这种动物园,在裂谷地区有几十个,成为非洲的一大自然景观。

  坦桑尼亚裂谷区的野生动物园规模最大、动物最多。我们东北部名城阿鲁沙西行,第一站来到的是马尼亚拉湖国家公园。这里的热带雨林草原上,有狮子、大象等大型动物,湖面上有火烈鸟、白鹭、朱鹭、鹈鹕、鱼狗等350多种水禽。再往西行,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国家公园。这个火山口形似碗状,“碗口”直径18公里,“碗底”面积260平方公里,“碗口”至“碗底”的垂直距离是600多米。公园面积虽然不算大,但动物集中,风景独特。从“碗口”往下望,众多的狮子、长颈鹿、非洲豹、水牛、斑马、犀牛和角马,看上去象熙熙攘攘的蚂蚁,在“碗壁”和“碗底”爬行。从这里再西行,是裂谷区面积最大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这个野生动物园面积13000平方公里,内有150万头野生动物。每年五、六月的旱季,它们都要迁徙到西边湿润的草原地区;而到年底雨季来临时,再迁移回来。每次迁徙,以角马和斑马打头,成千上万只动物自动排成数十个“方阵”,一边吼叫,一边奔跑,浩浩荡荡,掀起滚滚烟尘,场面十分壮观。

  大量现代动物的栖息地,也是古人类的发祥地。

  千百万年之前,东非大裂谷地区的气候发生剧烈变化,茂密的森林逐渐变为葱翠的草原。这为包括灵长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的进化提供了机会。古人类学家认为,作为人类祖先的古猿,很可能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裂谷底部的熔岩中,不但埋藏着大量古动物化石,还埋藏着许多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这是研究人类起源的宝贵材料。

  早在1959年,在作为大裂谷一部分的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东非人”的头骨化石和石器。其年代测定为距今一千七百五十万年。翌年,在同一层位上又发现形态上更象人的“能人”化石,从而把人类开始制造工具的历史推延到近二百万年之前。在这个长约50公里,深达900米的峡谷中,到目前为止已发现近百个古人类遗址。在这些遗址上,又发现一百一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还发现约七十万年前作为直立人的晚期猿人的髋骨。在离奥杜韦40多公里的莱托里尔,三十年代曾发现后来被命名为“非洲魁人”的上颌骨。七十年代又发现十三块古人类化石。其中一块下颌骨被测定为距今三百七十九万年,成为现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人属材料。

  在肯尼亚位于大裂谷边缘的特南堡,曾发现从猿到人过渡阶段上最早代表的腊玛古猿类的上下颌骨,其年代测定为距今一千四百万年。在图尔卡纳湖东岸,有一个距今两千万年的沉积物地带。在那里已发现大量古人类化石材料。其中,1974年发现的一个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其形态颇似北京猿人,年代测定为一百三十万至一百六十万年之前。这是非洲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或晚期猿人的遗迹。

  东非大裂谷从三千万年之前形成之后,地壳的变动从未停止过。科学家们认为,裂谷区的几十座火山在活动,纳特龙湖、马加迪湖、巴林戈湖等湖泊不断喷出含有碳酸钠的气泡,就是地壳仍在变动的明显征兆。他们测定,东非大裂谷平均每年向东西两边扩张二至四厘米。这样下去,处于非洲东部边缘的这块陆地,将来很可能会从非洲大陆分离出去。有人甚至认为,一亿年之后,大裂谷也许会变成一片新的海洋。

  位于大裂谷东支西岸的埃尔冈山是一座巨大的死火山。从山脚下的咖啡城姆巴里,我们乘车爬上海拔4600米的杰克逊峰,亲眼看到裂谷的不少地段轮廓分明,切面崭新的断层好似刚刚生成。这不由使人惊悚地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魔力确实在峡谷中活动。正象科学家们所预言的那样,它们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在改变着大裂谷的面貌。

  (与戴惠坤合写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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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美丽而神奇的大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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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而神奇的大湖

  东非大陆,从南到北,镶嵌着一条银光闪闪的珠链。珠链由几十个大小不等的湖泊联结而成。其中最大的,是美丽而神奇的维多利亚湖。

  维多利亚湖,当地人称为“尼安萨”,意即大湖。1858年,英国探险家约翰·斯皮克为探寻尼罗河河源从桑给巴尔来到大湖的南岸。他遥望浩渺连天的湖水,感到无比激动。他问当地人大湖的名字。他们也许是不知道,也许是根本听不懂他的话,因而个个都摇头。他遂以英国女王的名字为之命名,称为维多利亚湖。斯皮克成为第一个看到此湖的欧洲人。他为此湖的命名,一直沿用至今。

  维多利亚湖位于东非高原中部,湖面海拔1134米。大湖在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之间,三国分别拥有湖面的百分之四十九、四十五和六。大湖呈不规则四边形,南北最长337公里,东西最宽241公里,面积6·88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美洲苏必利尔湖的世界第二大淡水湖。

  我们曾多次飞越湖面,徜徉湖畔,放舟湖心,领略其独特的风姿。浩淼的湖水,一望无垠。连绵的小岛,花木丛生。风和日丽之时,碧水清波,一平如镜,百鸟照影,千帆竞渡。这时的维多利亚湖,给人的印象是寥廓而妩媚。风雨袭来,浪飞涛卷,雾障烟迷,咫尺之间,人影难见。这时的维多利亚湖,则平添了一道浓重的迷幻莫测的色调。

  维多利亚湖的形成,至今仍然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那是在几千万年以前,地层发生大断裂,部分陆地下沉,凹陷的盆地积水成湖。有人认为,大约在二百万年之前,注入湖中的河流大多向西流。后来,西部的陆地隆起,河水被迫转向东流,形成维多利亚湖。还有人认为,维多利亚湖完全是因为气候的急剧变化而形成。大约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五千年之前,东非内陆暴雨连年,积水成湖。但是,在一万二千年之前,降雨骤减,湖水干涸,湖面变成草原。又过若干年,雨水猛增,在原来的地方又潴水成湖。

  这些争议,尽管一时尚无结论,但还都是向从科学角度出发。而在缺乏科学知识之前,人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能凭借想象来解释,从而编织了不知多少动人的神话。居住在大湖西岸的布干达人说,西部的月亮山上住着一位天神。一天,他发现人们被赤道上空的太阳炙烤得汗流满面,有的人甚至昏厥,就抡起手中的金斧头,一斧劈出此湖,给人们带来救命的清泉。大湖南岸姆万扎地区流传的一则神话说,很久以前,当地人生活艰苦,既没有肉吃,也没有水喝,更没有柴烧。慈悲的上天于是派遣一群神牛下界。从此,牛肉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家家户户把牛粪当柴烧。而牛尿汇集成为大湖,成为人们饮用的水源。居住在湖东岸的罗人则说,不知是多少万年以前,一只硕大无朋的鸵鸟年久成仙。它厌腻滴水难觅的沙漠,来到一片谷地,呼风唤雨。大雨一连下了三年.谷地变成湖泊。它从此就居住在湖中,并把湖水赐给人们饮用。这些神话实际上反映了东非各族人民对水的渴求。水是生命之源。生活在赤道两侧炎炎烈日之下的人,对水倍加珍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维多利亚湖是个浅水湖,平均水深40米,最大深度82米,蓄水量2760立方公里。蓄水主要来自天然降雨。湖区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多雨,天然降水约占湖水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其他蓄水来自河流。大湖周围有卡格拉河、马拉河、卡通加河、格鲁梅蒂河等大小十多条河流注入,整个流域面积约23·9万平方公里。但是,多数河流流短水少。只有发源于布隆迪、流经坦桑尼亚和卢旺达的卡格拉河,每年大约为大湖提供百分之七的蓄水。

  大湖位于赤线上,终年烈日炎炎,水分蒸发量很大。据统计,百分之八十五的湖水是直接从湖面蒸发掉的,其余百分之十五则流入尼罗河。整个大湖只有北端一个出口,即尼罗河的上源维多利亚尼罗河。浩浩湖水,只供尼罗,维多利亚湖因此有尼罗河天然水库之称。湖水从乌干达的工业城市金贾附近汹涌而出,形成一个巨大瀑布。那里,建有东非最大的欧文瀑布水电站,年发电量11亿度,供乌干达和肯尼亚两国能源之需。湖水通过瀑布后沿尼罗河床继续流泻,富了苏丹,肥了埃及,浇灌了辉煌灿烂的埃及古文明之花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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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美丽而神奇的大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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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水温度经常保持在23至28摄氏度,水草丛生,鱼类繁多。据说湖中有各类鱼三百多种,总储量约100万吨。因此,维多利亚湖被称为“罕见的水族金矿”。其中最多的是非洲鲫鱼,肉味鲜嫩,为餐桌上佳品。此外,还有各种丽鱼、鲈鱼、罗非鱼、鲮鱼。这些鱼都是既可供人食用,也可做饲料。现在,湖沿岸大小渔码头到处都是,捕鱼的木制小舟、帆船和机动船各色齐备。一年十二个月,湖上的帆影渔歌从不间断。每年的捕获量估计在10万吨左右。大湖南岸的坦桑尼亚工业城市姆万扎、东岸的肯尼亚第三大城市基苏木、北岸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和工业中心金贾,既是舟楫往返的湖港,又是繁忙的渔业中心。

  现在的问题是,过量的捕获和湖水的污染,开始造成一些鱼种迅速减少,甚至灭绝。其实,这种情况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就开始出现。为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殖民政府在1953年以后引进新的鱼种,诸如尼罗河罗非鱼与尼罗河鲈鱼。结果是,尼罗河罗非鱼迅速繁衍,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这种鱼的捕获量竟占捕获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其他许多鱼种则几近灭绝。同时,湖中大量浮游生物蔓生,流入湖中的河水严重污染,也给湖中的不少鱼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近坦桑尼亚政府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认为,过量捕捞、外部物种的引进和水流的污染,已经造成湖水中养分严重缺乏,一半以上本地鱼种面临灭绝的危险。报告警告说,如不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维多利亚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潭死水”,大湖周围靠湖水为生的三千多万人将难以生存。

  维多利亚湖四周的地势起伏不大,以丘陵和平原为主,是东非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里土质肥沃,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农作物终年生长。尤其是大湖的西北岸,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出现相当先进的农业生产,成为东非最古老的布干达王国的发祥地。19世纪末,肯尼亚和乌干达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坦噶尼喀成为德国的殖民地。此后,欧洲人大量涌入大湖地区,砍伐周围的林木,种植咖啡、茶叶、甘蔗、烟草和棉花,为他们国内的工业生产提供廉价的原料。三国独立之后,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掌握在本国人手中。我们看到,大湖北岸的平地和山坡上,到处是碧树、白花、红果,是乌干达最大的咖啡种植区。东岸的尼安萨地区,主要种植玉米和甘蔗,是肯尼亚的“粮仓”和“糖带”。南岸的姆万扎地区,盛产棉花,为坦桑尼亚的棉纺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东非人民热爱维多利亚湖,爱其湖光水色之美丽,更爱其造福于人之慷慨。但是,他们有时也畏惧它,畏惧它水面上的风急浪险,更畏惧它上空变化无常的云雨雷电。湖区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刚刚还是骄阳当头,一团乌云飞来,立即天昏地暗,大雨滂沱。雨帘开处,电光迸飞,霹雳作响,令人目眩神迷,胆战心惊。人、畜死于雷电之下的事时有所闻。对这种气候的瞬息剧变,人们过去不认识,只能归咎于天公暴怒或湖神逞威。现在,科学发展了,他们才知道,这是湖区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原来,广阔的湖面经太阳暴晒,水气大量上升,在天空形成很厚的积雨云。积雨云向东飘移,遇到高山拦阻后骤然折回,内部积蓄的大量电能就突然释放,形成强烈的电闪雷鸣。湖东岸的基苏木一带,每年有7个月是这种雷暴天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雷暴区之一。

  往昔,每遇灾祸,人民要么是感到束手无策,要么就寄希望于超凡入圣的人物出现。遭受雷暴之患最多的罗人中曾有这样的传说:民族英雄奥考雷·科奥贡达为解除同胞的苦难,曾身插双翼飞到天上,同天公论理。他还曾率领自己的儿孙潜入水下,同湖妖大战。结果如何,传说没有交代。但雷暴之灾一直未断,说明他既没有说服天公,也没有征服湖妖。1963年,肯尼亚独立之后,人民当家作主,开始研究征服这一自然灾害问题。近几年,他们在维多利亚湖畔建立气象观察所,在基苏木地区普遍设立避雷装置,雷暴之灾明显减少。从这里,人们认识到,大湖的开发,大自然的征服,不靠天,不靠神,只能靠科学,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与戴惠坤合写198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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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皑皑赤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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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皑皑赤道雪

  赤道上空,炎炎骄阳,犹如一盆火。我来到东非,万没料到,就在这炀炀火盆之下,几次见到雪景。tongtong(日加童日加童)赤日,皑皑白雪,红妆素裹,着实瑰丽奇特。

  我到过坦桑尼亚北部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肯尼亚中部的肯尼亚山近旁,乌干达西部的鲁文佐里山谷地。每值清晨或黄昏,东非这三座高山的倩影,百里之外抬头可见。山腰间莽苍苍,青碧如黛,那想必是茂密的热带雨林。山顶端白茫茫,光闪闪,那又是什么呢?世代居住在乞力马扎罗山下的查加人说,那是山神点燃的长明灯,无论黑夜还是白昼,永不熄灭。因此,他们称乞力马扎罗山为“明亮之山”。肯尼亚山在吉库尤语中的意思是“鸵鸟山”。吉库尤人有一则神话说,山神的女儿要出嫁,想用白色的鸵鸟翎毛编织一顶羽冠。于是,千万只鸵鸟闻讯而来,争相奉献。转眼之间,无数的白色鸵羽就堆满山巅。鲁文佐里山又称月亮山。居住在半山腰的布孔乔人说,月亮神走遍全球,独爱此山,于是就在顶峰定居下来。山顶那一片白色,就是她施舍给人间的明光清辉。

  这些解释,代表着人类童稚时期对大自然的认识和理解。它们虽然具有“永久的魅力”,但毕竟只是神话,而不是科学的论证。

  科学的论证始于19世纪。那时,欧洲的探险家一批又一批地来到非洲,探索这三座高山的秘密。他们宣布,山巅的白光,既不是灯火,也不是鸵羽,更不是月光,而是长年不化的积雪。雪?炎热的赤道线上竟有积雪!消息传到欧洲,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斥之为“海外奇谭”。后来,又有不少探险者和科学家在当地人帮助下,爬上峰巅,证实那确是积雪,并取回了样品。这样,怀疑者才哑口无言。其实,这一奇特现象并不神秘。赤道两侧,太阳当头,地面上热气蒸腾,气温有时高达四十摄氏度。但随着地势升高,气温下降,海拔5000米左右即为雪线。东非的这三座山,是非洲最高的三座,主峰都在5000米以上。山巅的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那里寒风凛冽,大雪飞扬,深达几十米的积雪终年不化,冷凝成巨大的冰块。阳光射来,冰雪交映,形成一片白炽的光涛,如焊光闪电,耀眼夺目。原来,这不是什么神秘的灵光仙气,而完全是大自然信手挥洒的妙趣天成。

  东非山巅古老的“白色之谜”本来早就解开了。但我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异乡客,在这些变幻莫测的大山的脚下,又有几次碰到新的“白色之谜”。

  车子越过肯尼亚的裂谷地带,山峦起伏,绿色葱笼。但碧绿之间不时有一片片银光闪现,似秋霜匝地,如冬雪飘落。在去月亮山途中,车近姆巴拉拉市,只见一片树海披素裹银,犹如大雪初霁,杈桠间堆满尚未融化的雪坨子。在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坦噶附近,平畴无垠,望不尽的玉树银花。一排排,一行行,酷似隆冬时节我国东北常见的那种雪柱冰挂。我不由赞叹:“啊,太美了,赤道线上的冰天雪地!”

  美,确实是美。可惜的是,这些既不是冰,也不是雪。我后来才知道,裂谷地带那一片白色,原是盛开的除虫菊花。除虫菊据说是从我国传入东非的。矮小的枝干,稀朗的叶子,长满团团粉白的花朵。花采摘下来,晒干,研成粉末,可制作杀虫灭蚊剂。现在,肯尼亚大面积人工种植除虫菊,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姆巴拉拉市那遮叶压枝的“雪坨子”,则是一串串咖啡花。咖啡花常年不断开放,四至六月间,花开尤盛。因此,一年到头,咖啡树上总有咖啡豆收获。咖啡农终年劳作,也就难得歇息。现在,乌干达咖啡产量居世界前列,咖啡出口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坦噶市附近那奇异的“雪柱冰挂”,却原是久已闻名的剑麻。那蒙霜透绿的长茎,亭亭玉立,足有一丈高。茎端随风飘动的白花,如簪似缨,明丽耀眼。但其价值不在这里,而是生长在地面的那一丛丛长剑似的叶片。叶片内含有一种极为柔韧的纤维质,防腐耐磨,是制造渔网、缆绳和防水布匹的优质材料。剑麻是这个国家的特产,故坦桑尼亚有“剑麻国”之称。

  东非的山色是迷人的,东非的特产是丰盈的。这山色,这物产,不知吸引了世界上多少游客。三十年代初,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就曾来到乞力马扎罗山麓,狩猎畅游,眺望“那白得令人不可置信”的冰山雪岭,写下《乞力马扎罗的雪》、《非洲的青山》等名篇,赞颂东非山川的壮美。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我曾遇到一位周游东非的巴基斯坦画家。他向当地画家学习,用香蕉叶、贝壳、米粒粘贴了许多风景画。画面上,有巍巍雪山,也有白花遍野的除虫菊田、咖啡林和剑麻园。这些画的总题目是:“赤道雪景”。我发现,在画家的调色板上,赤道烈日和寒地冰雪这两种断然对立物相互映衬,竟然表露出一种内涵深沉的奇异的谐和。而那山巅的积雪和山脚的繁花,白茫茫一片,却不仅并不单调,反而显示出一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奇妙结合,简直是对东非山川风物的一首绝好的赞美诗。

  我离开东非己两年多,不少事情淡漠了。唯独那皑皑赤道雪景仍不时展现在眼前。赤道雪,覆于山巅,是雪不似雪;铺于山脚,非雪却似雪。是雪不似雪者,浑然天成,扑朔迷离,固然美丽;似雪并非雪者,乃人们劳动汗水的结晶,不但装点了东非大地,还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造福于人,弥足珍贵。

  我爱赤道雪,更爱那“雪”的创造者。

  (198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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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月亮山传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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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山传奇

  我们一到乌干达,就听说西部的月亮山有“三奇“:赤道之侧屹立的是一座雪山,山中居住的是一种矮人,矮人建有一个历久难以降服的小王国。我们还听说,这“三奇”是那么诱人,不知有多少记者和游客曾试图上山探胜。但是,他们要么被恶劣的气候阻遏,要么遭到山民的拦截,很少能有如愿以偿者。这就愈发诱使我们设法一试。

  我们从首都坎帕拉出发,驱车前往山脚下的小镇基伦贝。在四个多小时的路程上,我们一再拿起望远镜眺望,但月亮山却是真容难见。在基伦贝停留两天时间,也只是在第二天的中午时分,看到山峦冲破浓云密雾露脸十几分钟时间。当地人告诉我们,此时山上云厚雨大,是根本无法接近的。

  月亮山的正式名称是鲁文佐里山,位于乌干达和扎伊尔两国边界,赤道与北纬1度之间。山南北长120公里,东西宽50公里。与非洲其他几座雪山不同,月亮山不是由火山爆发形成,而是在几百万年之前,在地壳激烈的冲撞中,由六块因地层断裂而隆起的巨大地垒组成。六块互不相连的巨岩形成六座山峰,每座都在4600米以上。其中,位于山脉中段的最高点马格丽塔峰,海拔5110米,是非洲的第三高峰。六座山峰终年都被皑皑白雪覆盖,最高的三座还挂有几十米厚的冰川。来自西部大西洋和东部印度洋上的潮湿气流在这里交汇,使一座座山峰被浓云密雾缠绕。因此,要想看到其真容,实属不易。山坡之上,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日子或大雨滂沱,或细雨霏霏,雨水淤积,形成几米厚的烂泥浆。因此,要想攀登,非常困难。

  月亮山的最早记述者是著名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公元150年,他经过考察,绘制出世界上最早的一张非洲地图。地图上标明,在赤道附近有好几座雪山,其中一座为“月亮山”。他为什么以这样一个名字称呼这座山,不得而知。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这一说法长期遭到质疑,被认为“简直是神话”,因为许多人不相信,在烈日炎炎的赤道附近竟会有雪山。直到1700多年之后,“神话”才彻底被证实为现实。1888年,英国探险家亨利·斯坦利来到这里,看到白雪封顶的大山,起初也觉得难以置信,认为这也许是“上天在给自己的眼睛开玩笑”。但是,经询问当地人,得知这确实是一座雪山,当地语称作“鲁文佐里”,意思是“浓云密雨”。斯坦利的发现,引起欧洲各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的极大兴趣。1906年,西班牙著名登山家阿布鲁齐来到东非,成为第一个登上月亮山最高峰的欧洲人。他获得山脉的地质、地貌和冰川的第一手资料,绘制成图,并为主要山峰、要隘和冰川定名。这样,月亮山之谜才开始解开。

  这样一座奇特的山,上面有无人居住,又会有什么人居住?这也是人们长期以来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

  月亮山朝向扎伊尔的西坡非常陡峭,而朝向乌干达的东坡则比较平缓。山坡上和山脚下居住着属于班图语系的布安巴人和布孔乔人。其中,布孔乔族人数较多,现在约有30万,大部分住在山脚下的平原上,以农耕为业。另有6万多人住在半山腰,农耕兼狩猎。这些山民,以草棚和山洞为屋,以香蕉、木薯和野果为食。虽然地处赤道,但因阳光罕见,山高天凉,他们在家需要烤火取暖,外出则披兽皮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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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月亮山传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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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孔乔人的最大特征是身材敦实、矮小,大多在1·60米以下。那么,这种体征是怎么形成的呢?一则神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山发生大断裂。从断裂的罅缝中,蹦出一对身材矮小的男女。他们自有神助,繁衍能力极强,很快就有了成千上万的子孙。这就是说,他们身材矮小是天生的。而比较可靠的说法是,那是后天生成的。原来,布孔乔人生活在乌干达东部的埃尔冈山区。大约在13世纪,他们向西南方向迁移,定居在同埃尔冈山区气候相似的月亮山区。月亮山区有一些土著居民,就是现今仍聚居在中非地区的俾格米人。他们身材非常矮小,一般是1·40米。布孔乔人与俾格米人相互通婚,形成大量混血的后代。是土著人的遗传基因,造成现今的布孔乔人身材矮小。

  “布孔乔”是外族人对这些山民的称呼,意即“山地矮子”。他们自称“布伊拉”,或“鲁文佐鲁鲁”,意即“雪山山民”。这些山民虽然身材矮小,但拉弓射箭,膂力过人。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们特别崇信猎神卡里萨。卡里萨是一个半人形的怪物,只有一只手臂,一条腿,一只眼睛,一个耳朵,半拉鼻子。他掌管着与狩猎有关的一切事务,主宰着整个布孔乔人的命运。他们还崇信天神尼亚巴里卡。这位天神是常人看不到、摸不着的神灵。但是,他威力无边,掌握着对人类生杀予夺的一切大权。因此,每个布孔乔人家庭,都用竹竿或树枝搭建有这两位神灵的神龛,不时以自己喜爱的饭蕉或鸡肉献祭。

  布孔乔人民族主义意识很强,具有反对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历史传统。19世纪末,乌干达及其西边的刚果分别沦为英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1910年,英、比签订协议,正式划定这两块殖民地的边界,将布孔乔族一分为二,实行“分而治之”。其时,乌干达境内的布孔乔人已逾10万。英国殖民当局又玩弄“以夷制夷”的手法,把他们划归给乌干达境内人口只有15万的托罗王国,实行“间接统治”。20世纪五十年代,布孔乔人联合邻近的布安巴人建立“鲁文佐里运动”,反对托罗王国的“优等部族统治”,要求自治。1962年6月,在非洲蓬勃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影响下,鲁文佐里运动领导人伊萨亚·穆基拉内代表这两个部族,正式宣布脱离托罗王国。同年10月,乌干达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穆基拉内要求将这两个部族的聚居地定为一个单独行政区,但遭到拒绝。于是,穆基拉内在一些酋长的支持下,率领一批人啸聚山林,宣布成立独立的“鲁文佐鲁鲁联合王国”,并自任国王。1966年9月,穆基拉内去世,传位给年幼的太子查理士·基森博。基森博国王在大臣们的辅佐下,继续占山为王,一次又一次击败政府军队的围剿。一时间,这位从未在外界露过面的新国王,成为一位引人注目的神秘人物。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竟见到这位带有神秘色彩的国王,并同他及其首相作了一次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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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月亮山传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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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82年8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尼罗河宾馆,我们在访友时同这位国王邂逅。原来,他是首次下山,首次来到坎帕拉,同中央政府签署归顺协议的。同他在一起的,还有王后、王妃、王室主要成员和内阁大臣。他和王后都年方三十。两人都是深目阔鼻,典型的班图人特征。国王身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两眼炯炯有神。王后则穿着布干达妇女常穿的那种连衣裙,头发蓬蓬松松。单凭他们的长相和衣着,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竟是“乡野山人”。但是,我们很快就注意到,国王及在场的其他20多人,身高都超不过1·60米。他们确实都是来自月亮山的矮人。我们还注意到,国王、王后和两个亲王,都穿着足有七、八厘米厚的特制高底皮鞋,显然有“自我拔高”的用意。

  得悉我们来自中国,国王非常高兴,欣然答允向我们介绍其王国的情况。但是,他声明,许多情况他自己并不清楚,而最了解情况的是首相。这样,这位国王就同其首相一起向我们讲述起王国的现状。

  鲁文佐鲁鲁联合王国的疆土蜿蜒在月亮山2000米左右的山坡上,纳贡的臣民有七、八万。首都是一个名叫布希基拉的小山庄。王宫是木为桩、竹为墙、草为顶搭成的几间棚屋。内阁、议会、法庭都设在里面。王国法无定文,但“为鲁文佐鲁鲁而战”却是每个臣民都要恪守的信条。王国没有任何通讯设施,谕旨和号令都靠击鼓、唱歌和吹口哨传递。王国有一支500人的军队,其中既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背负婴儿的母亲。国王兼任军队总司令,自授陆军元帅衔。他的士兵大多衣不蔽体,打着赤脚。他们的“尖端武器”是50支步枪,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制造。他们的“常规武器”是长矛、弓箭、棍棒和石块,既用于防守,也用来进攻。在过去的20年中,他们就是使用这些原始的武器,多次下山袭击政府军营和警察哨所。为对付他们的骚扰活动,乌干达历届政府都曾派兵进山征讨。但山势险峻,林木茂密,布孔乔战士神出鬼没,政府军一次都未曾得手。

  1980年12月,密尔顿·奥博特总统重新执政,宣布奉行和解与不报复的民族政策,呼吁全国各部族人民团结起来重建国家。根据这一精神,他多次派人到月亮山,希望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鲁文佐鲁鲁王国问题。1982年7月,双方经谈判达成协议:基森博国王走出山林,解散军队,缴出武器,听从中央政府领导;中央政府保证对原王国的军政人员不报复,而是妥善安置;对布孔乔人和布安巴人平等相待,优先考虑发展他们聚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8月15日,生在深山、长在深山的基森博国王平生第一次走下月亮山,正式把王国权力移交给中央政府。

  谈到这里,已由王国君主变成乌干达共和国平民的基森博轻舒一口气,脸上溢满笑容。他说:“就这样,延续20年的鲁文佐鲁鲁王国的问题圆满解决了。”

  当我们问起他今后的打算时,这位年轻的前国王扫了一眼身旁的王后,沉静地说:“我虽受过我们王国的最高等教育,但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半生蛰居山野,对世界到底有多大,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计划到乌干达各地、世界各地去看看,去学习。当然,中国也是我向往的一个地方。”

  (与戴惠坤合写198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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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山国山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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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国山情

  跨过宽仅丈余、深不盈尺的基卢乌马河,自然景观骤变。适才那些丛生的灌木、无垠的野草都从眼前消失;一座座高达千仞的山峰从前方压顶而来。原来,我们已从“高原水乡”乌干达进入“千丘之国”卢旺达。

  卢旺达是非洲的一个腹地小国。总面积不到30,000平方公里,大小山丘却有几千个,因此有“千丘之国”的称号。全国平均海拔1,600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边境上的卡里辛比火山,高达4,500米,终年冰雪封顶,奇特俏丽。其他地区,虽然没有这样的高山,却也无处不是山岭绵延,曲折回环。

  我们穿过卡图纳隘口,沿着盘山公路,直奔首都基加利。车子一会儿攀上山巅,一会儿钻入谷底,看不尽的自然美景。从谷底仰望,峭石chan(馋字食旁改山旁)岩,云天阻隔,长空被剪成一条蓝带。偶尔有飞瀑流泻,夕阳斜照,山涧平添一座虹桥。从山巅俯视,秀林佳木,郁郁苍苍,山坡上翻腾着碧波绿涛。波涛尽处,是大壑幽谷,但云蒸霞蔚,深浅难断。山光水色,雄险神奇,惊心动魄。

  车到基加利,又是盘山绕谷。原来基加利建在几座小山上,山山相接,谷谷相通。它是卢旺达第一大城,但人口不过15万。崎岖的道路尘土飞扬,低矮的楼宇遮不住破旧的茅屋,山乡风味十足。我们在这里没有久留,径直折向东南,到卢旺达同坦桑尼亚交界的卡格拉河中洗尘。这里的景色与北路迥然不同。山丘平缓,翠绿照眼,香蕉、木薯、玉米和豆子间相生长。谷地宽阔,宛如青毯,那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山坡田地里,身穿宽大长裙的妇女,背负婴儿,挥锄劳作。谷地草场上,光着臂膀的少年,驱赶着大角牛,引吭欢歌。好一幅妙趣天成的山乡风俗画,柔媚而恬静。

  山,山,到处是山。山不但把卢旺达装点得异常美丽,而且也决定着它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格局。我们走遍近半个卢旺达,只在公路旁看到几个有三、四十户人家聚居的村落。一经询问,却发现那并不是村落,而是省府或县城。真正的村落,在卢旺达可以说还没有。据当地朋友说,卢旺达全国480多万人,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从事农牧业,约计85万户。这些农户,零零落落,散居在成千上万个大小不等的山头上。一个或几个家族住一山头。同一山头的人不但亲近,交往也多。年深日久,山头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细胞,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单位,成为一种团结、互助和友爱意识的象征。现在,在全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中,山头已被正式确定为县以下的基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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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山国山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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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沿路访问了一个山头。山头婉蜒约两公里,散居着七、八户人家。每家都是圆顶茅屋,一、二座,或三、四座,掩映在硕果倒挂的香蕉林中。妇女们在房前屋后的木薯和豆子间作的田地里锄草,使用的是锄头和砍刀。当日,附近有集市。男人们赤裸着汗水淋淋的上身,头顶上呈十字形放着两大串香蕉,正运往市场出售。我们应邀到一户农家小坐。男主人像不少卢旺达人一样,不知自己的年庚。但他看上去不过四十岁,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显得精明强干。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已给他生下六个儿女。他家有两座茅屋,小的是仓库,大的是住室。住室一分为二,里为卧室,外为客厅。卧室中有木床一张,由男主人独享。妻子和儿女就只有席地而寝了。客厅中,有两个半新的塑料桶,那是从山下提水用的器具;三把用树枝编制的小凳,那是招待来客的雅座。墙壁上,挂着一个两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这是家中唯一的奢侈品。这个农户,据说是本山头的殷实之家。其他农户没有去拜访,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山头养育了卢旺达人,也给他们的生活和发展带来许多不便。用水困难,交通阻隔。人口增殖很快,而耕地有限,山头难以容纳。居住太分散,给教育、医疗、水电都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从1973年开始,卢旺达在全国推行一项村庄化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国家出钱在山麓地带建立居民点,将山上居民逐步迁下来。这样,人口相对集中,不但有利于人民生活,也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矿业、运输业和各种服务性行业。从根本上说,削平山头,把人们从传统的个体生产和小农意识的桎桔中解放出来,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卢旺达有胡图、图西和特瓦等三个民族。它们基本上是杂居,保存着许多共同的生活习俗。其中,最突出的是“乌姆冈达”活动。“乌姆冈达”在卢旺达语中是街坊邻里互相帮助的意思。一家建房、迁居或有红白喜事,同一山头或邻近几个山头的人都自动前来相助,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帮忙者不要酬谢,只要有几葫芦用香蕉酿制的“卢瓜瓜”酒,痛饮一场,也就够了。这种传统的邻里间无私互助的活动,现由政府倡导,在全国推广,发展成为一种为集体、为国家建设出力而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制度。每个星期六上午,上至总统、部长、军队司令,下至工人、农民和士兵,病残者除外,举国出动,筑路、修桥、建房、开荒、植树。十几年来,全国就这样完成大小项目上千个,促进了国家建设。由邻舍间互助发展到全国性公益劳动,“乌姆冈达”精神得到发扬和光大。

  卢旺达同中国相隔万水千山,但其纯朴、勤劳的人民,却对中国怀有真挚、友好的感情。在中国援建的基加利—鲁苏莫公路旁的一家农舍中,我们看到主人同中国筑路工人的一张合影高挂堂中。六、七年过去了,他还记得每个中国朋友的名字。其中一个回国前脚踝受伤,他至今仍然挂记在怀。他也许以为我们同他那位朋友像在卢旺达一样,在同一个山头上比邻而居,因而极为认真地打听他的伤情。在鲁奔迪附近,从浓密的香蕉林中钻出六、七个青年人,用中文喊着“你好,你好”,将我们的车子拦住。他们每人腰间都挎着一个大葫芦,一定要我们尝尝他们自制的土酒。他们说,原来用香蕉酿制的“卢瓜瓜”酒,虽然浓烈醇香,但有点酸涩。中国朋友帮他们学会种水稻之后,他们做酒时掺上大米,酒味不但醇香,而且甘甜了。盛情难却,我们仿效着他们的样子,举葫芦畅饮。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高喊:“中国—乌姆冈达!”我们放下酒葫芦,也高喊:“卢旺达—乌姆冈达!”

  (198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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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腹地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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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地边镇

  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雨,清晨终于停息。小黎给我们开车,从乌干达西北部最大城镇阿鲁阿出发,一直向北,去参观一家大农场。红土小路,坎坷不平,泥泞难行。一路上,阒无人迹,只见蒿草一片片闪过,还有丛林一道道扑来。非洲腹地如此之蛮荒,事先委实没有料到。

  车行约半小时,来到一个村落。路标上写着:科博科。这个名字,我在乌干达地图上看到过,标为乡镇。实际上,这里只有南北走向的一条街,街的两侧居住着四五十户人家。临街的房子,是常见的砖木结构,用作店铺。店铺后面,是圆锥形的草舍,用作卧房。无论店铺还是草舍,一律乳白色,在雨后初霁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光耀夺目。房前舍后,一片片绿毯似的草地。草地有五颜六色的花墙相围,有绣冠彩盖一般的花树遮荫。整个环境显得雅致清幽。荒凉的非洲腹地,竟隐藏着这样一个仙境般的去处,又是一个没有料到。

  陪同我们的奥凯伊先生,也许觉察到客人被这个美丽的边镇所吸引,建议停车小憩。小黎遂将方向盘左打,准备顺势把左行的车子停靠在马路西侧。

  “不行,不行,请停在东侧,”奥凯伊见状有点急了。

  小黎茫然瞪圆两眼。我亦两眼茫然圆瞪。俗话说,客随主便。我们尽管不解地主之意,还是把车子开到马路东侧。

  车子停稳后,奥凯伊松下心,这才向我们解释:这个有一二百年历史的乡镇及其四周,居住的都是属苏丹语系的卡夸族人。19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者瓜分非洲,魔爪也伸到这里。经过一番争夺和密谋,他们在地图上划了两道线,把这个统一的部族裁成三块,分别列为比属刚果、英属苏丹和乌干达的版图。科博科正居两道线的交叉点上,沿街被辟为两半。路东归英属乌干达,路西归比属刚果,即现今的扎伊尔。

  “瞧,方向盘左打,车子就开到扎伊尔去了!”奥凯伊凄然一笑,终于解开了刚才这个谜。

  小黎和我不由面面相觑。

  “当然,停在那边也没关系,”奥凯伊解释道。“我们只不过习惯地把车子停在自己的国土上罢了。”

  “差点儿酿成边境事件啊!”小黎狡黠地一挤眼,我和奥凯伊都开心地笑起来。

  奥凯伊带领我们从大街南头直走到北头。一家家店铺,有卖食品的,有卖杂货的,有修汽车的。店铺的招牌,都用英文书写。商品标的价格,单位都是乌干达先令。这些说明,整个路东,是乌干达的国土。

  这个非洲腹地乡镇,看来很少有东方人涉足。我们的到来,很快就招来许多人围观。他们有的说英语,有的说法语,有的说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的地方语。他们指指点点,有的说我们是中国人,有的说我们是日本人,还有的说我们是韩国人。“都是中国朋友!”奥凯伊以权威的口气平息了各种猜测。

  “啊,是中国朋友!请到我们扎伊尔这边来作客吧!”一个年轻人用法语招呼我们。

  我和小黎眼巴巴地盯着奥凯伊,等待他的裁定。

  “好吧!”他爽快地代我们作答。然后,他诡秘地眨巴着眼睛,咬着我的耳根说:“别担心,这里不需要签证。”

  两脚三步跨过马路,我们就来到扎伊尔。一家百货店老板把我们迎进他的铺子。这里出售的,有土产的蒲草席、银手镯、象牙项链,有比利时制造的铝锅、塑料桶和烈性饮料,还有中国生产的火柴、瓷盘、锄头和花色鲜艳的衣裙。在这个偏远的非洲乡镇,竟看到祖国生产的东西,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没料到。一股滚烫的热流不由在心中涌起。是兴奋,是亲切,还是自豪,一时难以辨析。只见小黎这位来自四川农村的青年,拿着一把光闪闪的锄头,抚摸把玩,久久不肯释手。

  参观了几家商店之后,我们同一些当地人坐在一棵花树下,开了个即兴式的民情调查会。原来,从这里往北再走八九公里,就是苏丹。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把卡夸族一分为三,许多亲骨肉给活活拆散,酿成人间悲剧。1960年之后,乌干达、扎伊尔和苏丹相继独立,人们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三国友好相处,不设关卡,没有边防。不同国籍的卡夸人自由往来,互通有无。男女异国而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有的家庭的成员,分属三个不同的国籍。一家开荒、播种、收割或修房,往往有来自另外两个国家的人前来帮忙。这是真正的国际间的友好合作,不需要举行什么谈判,也不需要签订什么合同或协议。现在,国界线只是画在地图上,存在于行政管理上,而在人们的生活上、心理上、感情上,实际已经抹掉了。“我们是统一的非洲人。”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告别科博科的乌干达和扎伊尔朋友,我们正要继续赶路,一位身穿白色阿拉伯长袍的老人急匆匆走来。他自我介绍,他是苏丹那边的卡夸人,到这里来做小买卖。他说,三年前,中国在苏丹的医生给他治好了肺病,他一直没有酬谢的机会。他从提篮中拿出两包花生米和两节甘蔗,委托我们转交给那位中国医生。

  “医生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奥凯伊问道。

  “中国人,叫中国医生!”老人毫不犹豫地说。他显然对中国之大毫无概念,说不定还以为我们就是他所说的那位医生的邻居呢。

  在场的人不由都笑起来。

  我看到,老人有点昏花的两眼饱含着泪光,闪现出一片容不得置疑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诚笃真情。我伸出双手,郑重地接过这份来自非洲腹地的礼品,感受友好而质朴的非洲人民的这份深情厚谊。我知道,他的礼品其实并不是送给哪个个人的,而是送给中国的。他的礼品很简单,但我拿在手上,却感到有千钧重。我不禁连声道谢:“舒克兰,舒克兰!”(阿拉伯语“谢谢”)

  汽车启动,我们挥手向乌干达、扎伊尔和苏丹三国的兄弟们告别。科博科啊,科博科!你美丽的边镇,奇特的风情,友好的情谊,我一路走,一路回味。

  (198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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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花都亚的斯亚贝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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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都亚的斯亚贝巴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首都,有以某种花卉著称者,也有以某种花事享誉者。而径直以“鲜花”命名的,恐怕就只有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了。

  “亚的斯亚贝巴”出自埃塞俄比亚民族语言阿姆哈拉语,本意为“新鲜的花朵”。历史记载,公元前10世纪,埃塞俄比亚就出现强大的孟尼里克王国。公元18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列强不断侵犯,埃塞俄比亚的中央政权逐渐瓦解,地方王侯各行其政,割据一方。19世纪后期,建都在中部的绍阿公国逐渐强大,不断扩展领土。据传说,1886年,公国国王奈格斯·孟尼里克率领人马来到恩托托山。一天,随军出征的王后泰图得悉山的南麓有温泉,就从山顶走下来。她惊喜地发现,山脚下到处是繁茂青翠的树木,挂珠带露的花枝。面对这花的世界,她不由脱口而出,将这个地方称为“亚的斯亚贝巴”。国王随后而至,看到这里地处全国的中央,背靠3300多米高的恩托托山,面临阿瓦什河汩汩南去的四条支流,气候温润,生机勃勃,认为这是个“大有发展空间的好地方”。1889年,他以孟尼里克二世名义称帝,重新统一全国,正式决定把都城建在这里。

  埃塞俄比亚这个有三千多年历史的非洲文明古国,本来发祥于北方,但政治中心却逐渐向中南部转移。原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是阿姆哈拉人。他们长期过的是游牧生活。每聚集到一地,他们就把那里的树木砍倒,用作建房的材料和煮饭的柴薪。一个地方的树木砍伐殆尽,他们就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因此,每过一个时期,或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他们就将首都变换一次。北方的城市阿克苏姆、戈尔格拉、拉利贝拉、拉斯塔、贡德尔、马格达拉,都曾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做过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建都至今一百多年,经历了几代封建王朝和由王朝到共和的历史转变,其政治地位再也没有改变。埃塞俄比亚的朋友说,自然界虽有花开花谢,但亚的斯亚贝巴这朵人间“鲜花”却越开越鲜艳。它已成为埃塞俄比亚的“永久之都”。

  永久之都的花事久闻。但初次访问,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花,而是树。那是1978年的11月间,亚的斯亚贝巴正值旱季,天凉无雨,花期已过。盘桓几日,我没有见到什么花枝。但是,在山丘之上,公路两旁,街头巷尾,宅前房后,却到处都是青翠的树木。可辨认者,有槐、杉、松、杨;难以名之者,则多不胜数。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高大的乔木。银灰色的树干,傲岸挺拔,直刺青云。三角形的叶子,略带灰霜,繁茂稠密,匝地生荫。友人告,此为桉树,是20世纪初从澳大利亚引进的。据说,孟尼里克二世定都亚的斯亚贝巴不久,发现这里花虽然很多,但可用作柴薪的树木并不多。因此,他心中萌生迁都之意。消息传开,有人向这位君主进言:与其另觅新都,不如就地广为植树。他采纳了这项建议,从1905年开始引进生长较快的桉树,号召百姓广为栽种。同时,他决定,由国家廉价提供树苗,免征种植树木的土地税。这样,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桉树不但长满全城,更在城市四周形成一个宽阔的绿化带。建筑材料和柴薪问题都解决了,首都再也没有搬迁。目前,亚的斯亚贝巴的桉树林总计有50多平方公里,城市建设所需木材的百分之九十依靠桉树来解决。这座“鲜花之城”,故又被称为“桉树之都”。

  树是看到了,但花颜不见于心不甘。为了得识亚的斯亚贝巴的花都真容,我把第二次访问的时间安排在3月底。这时正值雨季。白天,天清气朗,阳光灿烂。一到傍晚或夜间,雨就不期而至,有时简直如瓢泼。一夜雨带来花满枝,一枝花招来满城香。此时的亚的斯亚贝巴,真是“花事有口不必问”。任凭你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斗芳争艳的花枝。马路两侧的人行道旁,深宅大院的围墙里面,泥土茅棚的屋檐底下,无处都是鲜花照眼,芳香扑鼻。姹紫嫣红的玫瑰,明媚娇艳的美人蕉,披霜堆雪的天竺葵,清雅高洁的玉兰花,沁人心脾的晚香玉,叶花难辨的九重葛,还有其他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花枝,林林总总,百态千姿。整个城市,从北到南倾斜的山坡,姹紫嫣红,变成花的浪涛;从东到西纵横的河溪,披红挂绿,成为花的锦绣。此情此景,使人不由赞叹:“天遣花神别致功!”

  花枝掩映之下的亚的斯亚贝巴,海拔2450米,是非洲地势最高的城市,在全球各国的政治中心城市中海拔仅次于玻利维亚的拉巴斯。正因为地势较高,虽地近赤道,气候却凉爽宜人。城市依山势而建,大街傍水流而修。当年,孟尼里克二世决定建都时,首先在北部的制高点修建了王宫。王宫为木石结构,红色的殿堂,巍峨的石墙,居高临下,成为国家威严的象征。随后,他在王宫西边修建了圣乔治大教堂。大教堂为庆祝打败意大利侵略军的阿杜瓦战役于1896年兴建,传统的八角形状,造型别致,气势恢宏,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以这两座建筑为标识,起初确定的城市布局是按照军营的方式来修建:每个忠于王室的贵族和军事首领,都在四周的山丘上获得一块封赏的土地。贵族和军事首领居住在土地的中央,周围是其侍从和奴仆。这就形成城市中最早的社区。社区从恩托托山山麓逐渐向南延伸,依地势高低逐渐建为上城和下城。上城处在山丘,大多是弯曲、狭窄的街道,偶尔有开阔的广场。现在,这里主要是破败的居民区和传统的商业区。居民以低收入者居多,棚户和贫民窟到处可见。下城地势稍低,高楼大厦林立,是现代化商店、餐馆、旅店和政府办公楼的集中之地。下城之南,在通往新旧两个机场的东南部和西南部,是豪华的住宅和漂亮的别墅集中之地,有“富人区”之称。这样,现今面积222平方公里的亚的斯亚贝巴,高楼豪宅与土房茅屋共处,层次分明,宽阔的柏油马路与崎岖的土石小路并存,纵横交织,形成现代与传统两种不同文明交互辉映的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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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花都亚的斯亚贝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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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的斯亚贝巴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就是无论穷人区还是富人区,大的街道有名字,小的巷子大多没有名字,而有名字的大街和无名字的小巷均没有门牌号码。因此,你要向人说明自己的住址,就只能以某个著名的建筑或众所周知的地点作为参照物,描述起来非常困难,寻找起来就更加困难。另外,既然没有门牌号码,国家就只有邮局而没有邮递员。要想看报,就只有找走街串巷的报童购买。要想通信,就只有到邮局租用个信箱,自己去开箱取信。这当然只能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奢侈品”,一般人是难以问津的。因而,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信件为何物。这种情况,我在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的首都圣何塞也遇到过。据说,这是古代封闭的农耕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的痕迹”。只是时代前进了,这个痕迹却一直没有能够抹掉,给现代社会造成诸多不便。

  亚的斯亚贝巴的另一道风景是“民族的熔炉”。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全国人口6200万,有七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加拉族,讲奥罗莫语,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其次是阿姆哈拉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再次提格雷族,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八。其他较大的民族有索马里人、古拉格人、阿法尔人、锡达马人和沃莱塔人。由于阿姆哈拉族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阿姆哈拉语始终是国语,全国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能讲这种语言。这些人文的特点,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都有集中的体现。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亚的斯亚贝巴从全国各地汲取人才,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在目前的240多万人口中,半数以上是阿姆哈拉人,加拉人和古拉格人则各占百分之二十。这里的人口主要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经济的发展、战争的频仍和饥荒的肆虐,使一批又一批农牧民从乡村流入城市谋生。他们都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情结,不同民族的人进城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历史传统分布在不同的地段和行业。阿姆哈拉人自视为“城市的主人”,属于统治阶层,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主要从事行政、司法、医务等“高尚的职业”。加拉人也自视为“民族精英”,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和手工艺活动。来自南方的古拉格人,大多散居在市郊,以砍伐桉树、贩卖木柴为生。各民族之间虽有矛盾,但总体上看还是和谐相处,对外均自称是埃塞俄比亚人,或者亚的斯亚贝巴人。

  亚的斯亚贝巴人生在花城,长在花丛,但没有沉醉于花的娇美,忘记过去。为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他们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1896年,两万多名意大利侵略军进犯埃塞俄比亚。孟尼里克二世率领军民奋起抵抗。在著名的阿杜瓦战役中,他们歼灭意大利士兵6千人,俘虏4千人。意大利遭到惨败后被迫签订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和独立。当时,在列强瓜分的非洲,除美国扶持建立的利比里亚之外,埃塞俄比亚成为唯一独立的国家。为纪念孟尼里克二世的历史功绩,在亚的斯亚贝巴市中心地带,修建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孟尼里克二世广场。广场上树立着这位国王跃马飞奔的雕像,展现他抗拒异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气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亚的斯亚贝巴再次经历血与火的考验。1936年5月5日,意大利侵略军开进来,执政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仓皇逃走。城市惨遭洗劫,所有独立的标志,包括孟尼里克二世的雕像,都遭到破坏。同时,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被劫往罗马。但是,英雄的埃塞俄比亚人民并没有屈服。1937年2月19日,两个埃塞俄比亚青年用手榴弹炸伤意大利侵略军司令、绰号“屠夫”的格拉亚安尼。为此,意大利连续三天进行血腥报复,屠杀3万多无辜平民。二战胜利后,当年的事件发生地被命名为“二·一九广场”,并修建纪念碑。广场后改称“烈士广场”,纪念碑改称“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上镶有黄铜浮雕,一面揭露意大利法西斯的罪行,另一面歌颂埃塞俄比亚人民英勇抗敌的动人情景。在孟尼里克二世广场附近,还屹立着埃塞俄比亚爱国主教彼得罗斯的雕像。1937年,由于拒绝同意大利占领军“合作”,这位备受尊敬的天主教主教惨遭杀害。雕像由白色大理石雕成。他的双手被铁链锁住,脚下是敌人的机枪。雕像生动地表现了这位主教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爱国精神。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人不断来到纪念碑和雕像之前,献上一束束鲜花,重温历史,缅怀先烈。

  非洲各国的首都,基本上都是在殖民时代由欧洲殖民者经手建立起来的,殖民主义的痕迹或多或少至今犹存。亚的斯亚贝巴则不同。除五年的时间被意大利占领之外,借用一位东非历史学家的话说,这里一直是“埃塞俄比亚人民自己的城市”,突现的是埃塞俄比亚民族的特点。而近四十多年来,这里又成为整个非洲瞩目的地方。1960年,在市中心地带修建非洲大厦,来自非洲各国专家、学者和政治领导人经常在这里集会,讨论发展的独立与发展问题。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总部设在这里,协调整个非洲的经济发展问题。1963年,刚刚获得独立的三十多个非洲国家在这里举行非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并把其总部设在这里,以加速非洲的民族解放与政治统一。现在,适应形势的发展,非洲统一组织发展成为非洲联盟。位于城市西南部的非洲统一组织总部,现已成为非洲联盟的总部。该组织的新闻发言人说,这个有五十多个成员国的组织,已成为非洲各国加强互助合作、协调发展、逐步走向政治统一的战略筹划部。因此,亚的斯亚贝巴也就成为整个非洲团结和进步的象征,被称为“非洲的政治首都”。

  鲜花之都亚的斯亚贝巴,不只是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骄傲,也是全非洲人民的骄傲。别来几载,它的丰姿,它的神采,令人不时追念,不时相忆。殷殷情思,化为祝愿,祝愿非洲的这朵鲜花开放得日益艳丽。

  (2003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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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刚果河上两都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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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果河上两都城

  登上快艇,只需六分钟时间,穿过滔滔河水,就从一个国家的首都来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弃艇上岸,掐指一算,我忽然发觉,两个国家的首都隔河相望这种独特的地缘现象,在世界上只有这一个!这河就是刚果河,这两个首都分别是刚果(布)的布拉柴维尔和刚果(金)的金沙萨。

  刚果河全长4640公里,是非洲仅次于尼罗河的第二长河。打开非洲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刚果河的支流密如蛛网,大小有二百六十多条,流经地区称为刚果盆地,面积达370万平方公里。刚果盆地处于终年多雨的赤道两侧。因此,刚果河水量很大,年入海水量高达13000亿立方米。刚果河的水流量和流域面积均仅次于亚马孙河,居世界第二位。站在河的任何一岸都可以看到,河水浩浩淼淼,汹涌澎湃,呼啸着直奔大西洋而去。河的上游多原始热带雨林,下游多农田草场,而整个流经的地区都埋藏着丰富的金、铂、铜、钴、铀、金刚石等矿物。刚果河曾是古代刚果王国的发祥地,而今仍在养育着两岸几千万人民。因此,刚果河被誉为以其名命名的两个刚果国的“生命河”、“母亲河”。

  刚果河是两个刚果国的界河。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这两个城市犹如两颗明珠点缀在河下游的两岸。这里的河面大约五六百米宽。隔河遥望,两个城市彼此的面貌均清晰可见。它们的规模虽然不同,但历史和现状却颇为相似。

  布拉柴维尔位于刚果河的北岸。河岸上竖立着一座褐色的石碑,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及其名称的由来。这座高约三四十米的方锥形石碑,是为纪念法国人萨沃格南·德·布拉柴(1852-1905)而修建。布拉柴原是意大利人,1874年加入法国籍,任法国海军军官,在赤道非洲从事探险活动。原来,早在15世纪末,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者就来到刚果河河口地带,从事贩卖黑奴的活动。17世纪之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不满足于在非洲沿海的贩奴活动,开始深入非洲腹地掠夺黄金、象牙和橡胶,并建立势力范围。为此,法国同比利时在刚果盆地展开激烈争夺。1878年,法国派遣布拉柴从加蓬海岸沿奥果韦河北上,辗转来到刚果河的支流阿利马河。两年后,他又来到位于现今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之间的马莱博湖畔。他通过欺骗手法,同当地的安济科王国签订“保护”条约,在刚果河两岸取得大片土地。1884年,他在马莱博湖南岸的恩塔摩村“购置”土地,为越来越多前来这里的法国殖民者修建城市。这就是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布拉柴维尔(“维尔”在法文中是“城市”的意思)。两年后,布拉柴被任命为法国驻中央刚果的高级专员。后来,中央刚果与加蓬合并为法属刚果,并于1891年正式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布拉柴维尔成为这块殖民地的首府。从1886年到1897年,布拉柴一直经营和管理这块法国殖民地。1910年,法国宣布将中央刚果、加蓬、乍得和中非合并为法属赤道非洲,仍以布拉柴维尔为统治中心。

  如果说布拉柴纪念碑述说的是刚果屈辱的历史的话,那么,另外三座纪念碑述说的则是这座城市为自由与解放所作出的努力。

  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法国夏尔·戴高乐将军纪念碑。在一片街心公园式的开阔地上,竖立着一个两米多高的白色多棱形石柱。石柱的顶端安放着戴高乐将军的头像。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德国军队就侵入法国,占领巴黎,法国维希政府投降。1940年6月,出走到英国的戴高乐将军发表广播讲话,成立“自由法兰西”运动,从海外领导抗敌斗争。随后,包括刚果在内的一些法属殖民地也参加了这一运动,布拉柴维尔一时成为“自由法兰西”临时政府在非洲的首府。在抗击和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战斗史册上,布拉柴维尔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1960年8月,刚果宣布独立,布拉柴维尔成为新生的刚果共和国的首都。从此,这座城市开始从法国殖民者着力经营的中心地带向本地人聚居的东北部和西南部扩展。城市东部逐渐发展为商业区,西部高地成为行政机关所在地。1977年,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遇刺身亡,后来在市中心地带修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建筑群及其对面的“最高牺牲广场”。这些建筑造型壮观,气势恢宏,被称为新生的刚果不断发展的纪念碑。

  九十年代初,在西方鼓吹的“多党政治”的影响下,六十多个政党、一百四十多个政治组织相继成立,刚果(布)很快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之中。从1993到现在,刚果(布)先后发生三次大规模内战,导致20多万人丧生,40多万人流落异国他乡。在宽阔的“军队大街”上,我看到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碑。一块褐色的石头,雕成三个不同朝向的赤裸的人体。人体无头也无臂,称为“无情政治受害者纪念碑”,是为纪念刚果(布)近几年内战的受害者而修建,是为今后再也不再打内战而修建。我站在这座纪念碑前,为刚果(布)人民祈祷,希望早日实现和平,实现国家的重建。

  金沙萨位于刚果河的南岸,原名利奥波德维尔。这一名字也同欧洲殖民主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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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刚果河上两都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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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果(金)是非洲大国,面积234万平方公里,是刚果(布)的七倍。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的殖民主义者相继入侵,进行奴隶贸易和掠夺自然资源。从1580年到1680年的一百年时间里,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刚果(金)和邻近的安哥拉向远在巴西的种植园贩运去150万黑奴。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发展,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刚果(金)更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重点掠夺对象。1878年,比利时国王利澳波德二世勾结英国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成立殖民公司“国际非洲协会”,深入刚果(金)腹地进行掠夺活动。他们将武力威胁和金钱诱惑两手兼用,胁迫一些部族首领接受了一系列奴役性条约。1880年11月,即法国在刚果河对岸建立布拉柴维尔殖民据点后的两个月,斯坦利赶忙占领马莱博湖南岸的一个贸易集散小村庄恩沙萨,并以其庇护人利澳波德二世的名字将它命名。这就是现今金沙萨市的前身利奥波德维尔。在1884年底至1885年初举行的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争夺和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上,刚果(金)被划为利澳波德二世的“私人采地”,名曰“刚果自由国”。从此,刚果()金的土地、资源甚至人口都成为他个人的资产。在他占有的不到30年的时间里,据说有500多万“不驯服”土著人惨遭杀戮。利澳波德二世的野蛮统治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1908年11月,利澳波德二世被迫将刚果(金)移交给比利时政府直接统治。刚果(金)遂成为比利时的殖民地,改称“比属刚果”。1960年,刚果(金)获得独立,遂将利奥波德维尔这一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名字改为“金沙萨”。

  在争取独立与自由的长期斗争中,从金沙萨到全国,刚果(金)人民同西方殖民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用石块、弓箭、长茅、砍刀等原始的武器对付持有长枪、大炮的殖民军队,虽然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但却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就是在刚果(金)独立之后,这种斗争也没有停止。先是作为老殖民主义代表的比利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对新生的刚果(金)进行军事干涉,于1960年7月派兵武装侵略刚果(金)。随后,对刚果(金)丰富的自然资源垂涎三尺的美国也乘机插手。美国与比利时勾结在一起,打着联合国的旗号,颠覆了新生的刚果(金)政府,杀害了政府首任总理、民族英雄帕特里斯·卢蒙巴。新老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激起刚果(金)人民的强烈抗争,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武装斗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刚果(金)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精神,在金沙萨都用街名和雕塑记录下来。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为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刚果(金)发起一场民族主义思想运动,提出了恢复和发扬“真实性”的口号。这样,不但金沙萨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而且推倒了街头的利澳波德二世的雕像,重新命名了同殖民主义有关的一些街名和地名。横贯市区东西的“阿尔贝一世大街”以国家独立日重新命名,称为“六·三O大街”。而贯穿全市南北长约二十公里的“利澳波德二世大道”,则改名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大道”。大道上耸立起民族英雄卢蒙巴纪念碑。纪念碑高200多米,是全市的最高建筑,象征民族革命精神至高无上。同时,在金沙萨的一些街头广场和山顶上,也竖立起一些颇具刚果特色、高扬民族精神的雕像。在城东北风景如画的恩塞莱,有手擎火炬、象征光明与自由的《战士》雕像;在总统府所在的恩加利埃马山上,竖立起一座高7米的《革命者的盾牌》青铜雕像。雕像上的革命战士右手握矛,左手持盾,英姿勃勃,两眼凝视着前方,好像随时准备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

  金沙萨目前是一个有着近500万人口的大城市,车水马龙,相当繁华。2000年4月,我抵达那里访问时,看到到处是持枪的军人,任何地方都不准拍照,表面繁华背后隐匿着紧张和不安。原来,从六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的三十年时间里,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一直当政,实行一党统治,结束了国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定。九十年代初,在西方兜售的“民主化”、“多党制”浪潮的冲击,在刚果(金)一下子出现四百六十多个政党。一时间,内部纷争陡起,政局激烈动荡。1997年4月,蒙博托政权垮台。这年的5月,洛朗·卡比拉在乌干达、卢旺达等邻国盟友的支持下进入金沙萨,正式上台执政。当时,卡比拉的军队浩浩荡荡开进金沙萨,秋毫无犯,受到市民的夹道热烈欢迎。可是,为时很短,卡比拉政权内部的部族利益纷争凸现,原先的国际盟友反目,反政府军队迅速占领东部和东北部大片土地,刚果(金)再次笼罩在内战的阴影下。

  离开金沙萨前,想给布拉柴维尔的朋友打个电话道别。我原以为,隔河相望的两个城市,电话一拨就通。可是,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两国的前宗主国不同,电话系统就不同。电话先需打到比利时,经巴黎转换,才能接到河的对岸。相隔只有几百米的两个城市,竟需绕道几千公里才能说上一句话,真是难以令人想象。我站在刚果河的千里大堤上,看着奔涌不息的滔滔水流,不由感叹:要彻底消除殖民主义造成的后果,该需要多少时间啊。

  (200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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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好望角风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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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望角风云

  世界五大洲的大小岬角,可谓成百上千,但最知名者,恐怕还属南非的好望角。

  好望角是南非西南端一个长4.8公里的岩石岬角。所谓“岬角”,即伸向海中的尖形陆地。在葡萄牙文和英文中,岬角均称“开普”(cabo和cape)。南非西南沿海多岬角,其中好望角名气又大,因而这一带的好些地方都以“开普”命名。整个地区原来统称开普省,现在则分为北开普、东开普和西开普三个省。原开普省的首府,也是南非的立法首都,叫开普城(即开普敦)。横贯这一带的山脉叫开普山。好望角所在地叫开普半岛,半岛南部有个开普自然保护区,而最南边的尖头叫开普尖。开普半岛在开普敦的正南方,长约50公里、宽3至8公里。我们从开普敦驱车沿着西海岸南下。时为6月初,南非的冬季刚刚开始。气候阴冷干燥,茫茫荒原上只有一些开始枯黄的野草和灌木,其间偶尔有狒狒和羚羊出没。车子行驶大约四十分钟后,只见前方不远处兀地冒出一个翠绿的小山包,给大地平添一抹亮色。山包上有几间白色的小房子,房前人群熙攘,亮色中又多了一点生机。原来,这就是我们前来游览的好望角。

  我们沿着石砌的小径拾级而上,走了大约60多米,就抵达建有气象观测站的山顶。没想到,半岛的来路上,那么荒寂,那么平淡无奇,而现在,站在山顶举目南眺,我却不由惊呆了。明丽的阳光下,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天空,空中飘游着几朵暗灰色的云团。云团之下,奔涌着浩淼无涯的万顷碧波。有人说这是大西洋,有人说这是印度洋。我无心听他们争论,蹑手蹑脚走到山崖边上。我一时忘记自己是站在高出海平面250米的山巅,探首俯视,只见灰麻麻的悬崖飞空,莽苍苍的峭壁陡立,几只海鸟在其间振翅翻飞,好一种幽秘可怖的气氛。左侧的半山腰上,矗立着一座白色的灯塔,被人称为“绕开死神的航标”。山脚之下,只见黑黝黝的浪涛从天边滚滚而来,撞击到悬崖峭壁之上,化作冲天而起的冰浪雪涛,发出撼天动地的吼声。此情此景,令人不由把心提到喉咙口,额头沁出几道冷汗。这时,我才突然领悟到,这个岬角何以曾被人称为“风暴角”。

  “风暴角”本是个历史的称谓。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记载,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埃及法老尼科就曾派遣由熟悉航海术的腓尼基人驾船出红海,沿着非洲东海岸南下,绕过非洲最南端,驶经非洲西海岸,最后进入地中海。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业绩。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希罗德却语焉不详。到公元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开始在一些西欧国家出现。这些国家竞相到海外抢占商品市场、掠夺土地和黄金珠宝。而造船技术的进步、地理知识的积累和中国罗盘的传入,更为这些国家的船队远航提供了便利。在这些西欧国家中,最早致力于开辟海外新航线的是葡萄牙人。从1415年开始,他们就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海岸逐步南下,到1482年已抵达刚果河口。但非洲究竟有多大,来自葡萄牙这样一个小国的船员们觉得实在难以想象。新国王约翰二世即位后,决定派遣一个比较强大的船队继续南下,确定非洲最南边的尽头。1487年8月,葡萄牙著名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奉王命率领由三艘大船组成的船队从里斯本出发,沿着非洲西海岸南行。1488年1月6日,狂风大作,海浪汹涌,船队被冲离海岸,有好多天看不到陆地。到2月6日重新见到海岸时,他们才发觉,船队已经绕过非洲的最南端,从西海岸来到东南海岸,抵达现今南非的伊丽莎白港附近的阿尔戈阿湾。船员们认为,再前行风险太大,而此行预定的任务业已完成。因此,他们都不愿继续向前行驶。这样,迪亚士只好下令掉转船头返航。这次,船队紧紧依傍着海岸行驶。5月的一天,他们到达南非的西南端,发现了现今好望角这个险峻的岬角。岬角附近地势奇谲,岩礁密布,风大浪险,水流湍急,暴雨不时来袭。见此情状,迪亚士脱口而出,称之为“风暴角”。迪亚士这一发现,成为欧洲人后来一系列重大地理发现的先声,在世界航海史和地理发现史上书写下重要的篇章。

  迪亚士绕行非洲最南端的成功,再加上印度和东方黄金满地的传闻,促使葡萄牙作出更大规模远航的决策。1497年,新国王曼努艾尔一世登极,当即决定组织葡萄牙船队远航印度。他任命贵族出身的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为船队统领。1497年7月8日,一支由四艘大船、一百六十名船员组成的船队从里斯本出发,计划绕过好望角去印度。船队抵达非洲西南端时,因为这里的气候恶劣、海浪凶险,从11月16日开始,在这一带颠簸、盘桓约一周时间才绕行过去。翌年5月,他们抵达印度南部商业中心卡利库特城。8月,他们携带着大量香料、珠宝、绸缎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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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好望角风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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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9年9月,伽马回到里斯本,受到国王的嘉奖。1502年1月,伽马被授予海军将军衔,奉国王之命再次绕过好望角到印度,并在那里建立起葡萄牙的霸权地位。这样,伽马首次开辟了欧洲经好望角到亚洲的新航道,使葡萄牙成为称霸东方的海上强国。新航道的开辟,促进了欧洲同同亚洲的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加剧了西方列强对东方的侵略和掠夺。卡尔·马克思曾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

  在伽马首次远航印度之后,曼努艾尔国王还曾派遣另一位贵族出身的著名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一支由13条船组成的更加强大的船队远航印度。这次,有经验的迪亚士奉命随行。1500年3月9日,他们由里斯本出发往西南行驶,旨在远远绕开凶险的好望角。岂料,他们绕的弯子太大,无意中竟来到另一个新大陆。4月22日,他们抵达并发现了现今的巴西。在巴西稍作停留之后,他们掉转船头向东驶去。直到9月13日,卡布拉尔及部分船员才抵达南印度的卡利库特城。此行之所以花去近半年时间,是因为一路极不顺利。5月29日,在绕过好望角时,船队遭遇狂风暴雨,有四艘船只沉没,船上人员全部罹难。最为不幸的是,发现好望角的迪亚士,竟也被他称之为“风暴角”的滚滚波涛吞噬掉。从此,葡萄牙远航人员每提到这个岬角,无不犹如谈虎色变,感到心惊肉跳。

  这个岬角称谓的由来,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历史书籍采取模糊的方式,说是葡萄牙早期的海员们将这个岬角称为“风暴角”,后来才改称“好望角”。但16世纪葡萄牙著名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则认定,是迪亚士最早将它称为“风暴角”。至于后来易名问题,我们中国出版的不少历史和地理书籍说,约翰二世国王得悉伽马从印度带回大量黄金和珠宝,认为欧洲通往东方的道路已经打开,东方的财宝有望滚滚而来,遂将“风暴角”改称“好望角”。其实,稍加核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约翰二世国王早在1495年去世,他是不可能看到伽马于1499年从印度带回财宝的。派遣伽马远航印度的是约翰二世的继任人曼努艾尔国王。如果说是葡萄牙国王为“风暴角”易名的话,那只能是他。但是,却没有人这样说。与迪亚士同时代的葡萄牙航海家帕谢库·佩雷拉认为,是迪亚士自己将这个岬角命名为“好望角”的。他解释说,迪亚士在完成预定的任务从阿尔戈阿湾返抵岬角时,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漂泊,感到终于胜利踏上归途,大有祸去福来之慨。因此,他即以“充满美好希望之岬角”名之。不少人认为,佩雷拉之说比较可信,因为迪亚士当年从好望角回返时,在现今的普林西比岛同佩雷拉邂逅,然后两人一同回到里斯本。一路之上,佩雷拉很可能亲耳听到迪亚士这样将岬角相称。今天,我们撇开这些争论不说,岬角一带风急浪高,船只遇险失事事件不时发生,因而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这却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的事实。据统计,从1647年到1821年,在这里曾有六十一艘船只沉没,其中有的船上还载有中国的瓷器。而所谓“好望”云云,则是既反映了欧洲少数人对东方财宝的垂涎,也反映了多数人对在两洋之间平安航行的美好希冀。

  好望角的发现,促使许多欧洲国家把扩张的目光转向东方。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船队都先后经过这里前往印度、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菲律宾和中国。1652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掠取好望角的主权,并在现今的开普敦建立居民点,专为本国和其他国家过往的船队提供淡水、蔬菜和船舶检修服务。19世纪初,在海外已攫取大量殖民地的英国人看到掌握好望角制海权的重要性,遂侵入南非将荷兰人取而代之。在苏伊士运河1869年开通之前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好望角航路成为欧洲人前往东方的唯一海上通道。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这条航路的作用虽有所减弱,但仍然是欧亚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通道,一些巨轮还必须从这里绕道。据在好望角的南非人士讲,现在每年仍有三、四万艘巨轮通过好望角。西欧进口石油的三分之二、战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粮食的四分之一都要通过这里运输。拿起望远镜眺望,我发现,远方果然不断出现游动的巨型船只。有人说,好望角航线是西方国家的一条海上生命线。我见此方信矣。

  不少书上说,好望角是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汇处。因此,我在岬角顶上看到,好多旅游者都在指指点点,寻找或分辨“两洋的分界线”。有人说,岬角以西的海水细浪粼粼,呈墨绿色。那是大西洋。而岬角以东的海水浪涛汹涌,呈蔚蓝色。那是印度洋。我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好像看不出那样水流的不同或色泽的区分。南非的朋友告诉我,两洋的真正分界线,不在好望角,而是好望角东边200多公里处的厄加勒斯角。那里是非洲大陆的真正的最南端,地处东经20度,是公认的两洋在地理上的分界处。同时,他们还告诉我,好望角虽然不是两洋的分界处,但却是来自两洋的两股水流的汇流处。原来,从非洲东部印度洋上低纬度地带而来的莫桑比克-厄加勒斯暖流,同来自南极地区涌向大西洋东岸西非地区的本格拉寒流,正是在好望角附近交汇。暖流造成气候湿润多雨,而寒流则带来阴冷干燥。因此,有人认为好望角也是两种不同气候的“界桩”。至于界桩两侧海水的颜色和海流的缓急有什么不同,恐怕就很难分辨了。但是,南非的朋友告诉我们,好望角两边海水的水温相差大约4摄氏度,不用说温度计去测量,就是用手去触摸,也能明显地感觉到。我虽然无法走下悬崖一试,但还是相信的。

  我们在好望角停留半个多小时。即将离开的时候,不知海风突然从哪儿刮来,冷嗖嗖有彻骨之寒,还夹带着几丝细雨,凉冰冰令人战栗。回头再看大海,水天一色,一个灰蒙蒙的混沌世界,什么峭石、海浪、水鸟、巨轮,全都渺无踪迹。好望角云诡波谲,变幻莫测,凉暖无常,我可算是亲自领略到了。

  (200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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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攀登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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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登桌山

  听到山岭以桌子名之,确实感到有点奇怪。但亲眼看到之后,不但不感到奇怪,反而觉得委实贴切,委实传神。

  “桌山”是意译,音译叫“特布尔山”。此山位于南非西南部,名城开普敦的南边。山不算高,只有1086米,看上去灰突突的,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可是,一看到山顶,它的奇特之处就全部显现出来了。一般的山顶,或说峰巅,莫不是屹然耸立,直插苍穹,显露出一派巍峨险奇的风光。而此山自东向西绵延,长不足7公里,而作为主峰的山顶却有3公里长。山顶没有峰峦叠嶂,而是像墙头一样平直,刀削一样整齐。我知道,我国河南省有个城市叫平顶山,但不知道那里是否真有个平顶之山。而南非这个桌山,却是实实在在的平顶之山。据记载,15世纪末,随着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航路的发现,大批葡萄牙人来到这座山的脚下。其中,著明航海家安东尼奥·德·萨尔达尼亚见此山“状貌奇特”,就于1503年攀上山顶。他发山顶无峰无巅,开阔而平坦,“平坦得犹如一张特大的桌面”,遂以“桌山”名之。从此,桌山的名字就流传下来。

  我们沿着绿树掩映的山谷公路来到山麓。这里设有一条缆车索道。索道始建于1929年,原来是专供白人探奇揽胜而用。现在,它向所有的人开放。坐上缆车,六分钟即达山顶。身临其境,环顾四周,确实令人无比惊诧。整个山顶像个特大台面,平平整整,除几方供观赏的巨石横斜之外,没有什么峭岩断道,乱石杂陈。虽然时值初冬6月,地面上依然青草丛生,一些不知名的树木郁郁葱葱,焕发着勃勃生机。其中有一种以“白银”命名的树木,叶子毛茸茸的,闪光透亮,据说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稀有树种。陪同我们游览的朋友说,桌山原本像其他山岭一样也是崎岖颠连。但是,此山的山体是由一层层几近水平状的沙岩构成。来自大西洋的强风终年刮个不断。山顶雨水四季丰沛,降雨量可达1525毫米。在风雨的交互侵袭之下,年深日久,山顶表层的沙岩一道道剥蚀,逐渐形成目前这种整齐平坦的板状山体。

  朋友讲到这里,恰值太阳冲破云层,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说,山顶经常是云遮雾罩,今天是天赐良机,正好可以环绕山崖放眼远眺。常言道,山近观是乱石一堆,远看则是风光无限。我今天算是信矣。北边山脚下,那一片巍然林立的白色高楼,就是开普敦城。越过开普敦,则是浩淼无垠的大西洋。大西洋岸边有一个海湾,因桌山而得名桌湾。桌山南边,是狭长的开普半岛,像蟒蛇一样蜿蜒南去。桌山东边,近处是辽阔的开普高原,远方则是黑黝黝的霍屯督-荷兰山脉。桌山西边,著名的十二圣徒峰隐约可见。那实际上是个海拔约1000米的峰群。十二个高低不等的山峰拱卫着桌山,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十二个圣徒同耶稣坐在一起,共进“最后的晚餐”。此喻维妙维肖,虽然不知始作俑者是何人,但肯定是熟悉《圣经》中那个著名故事的基督教徒。

  朋友让我们把目光收回一些,再看近在山前的景物。山坡上,好像刀刻一样布满一道道白线。那是人们披荆斩棘,用脚踩出来的攀山小道。整个山麓上有三百五十多条这样的羊肠小径,条条都可直通山顶。桌山主峰两侧尚有两条余脉。其中,东北方的余脉叫魔鬼峰。此峰高1004米,原叫风山,因为这里的风刮起来特别刚烈。早年荷兰人在这里开采锡矿,后来又有英国人在这里构筑要塞,他们都觉得这里的气候“恶劣难忍”,遂以“魔鬼”名之。西北方的余脉俨然像一只头朝南、尾向北而卧的狮子。这个狮子山的主峰叫狮头山,高669米,离我们所在的桌山主峰大约10公里,其轮廓清晰可见。它那兀然挺立、高高扬起的情状,确实像一个昂首怒吼的雄狮的头颅。狮头山由南往北逐渐倾斜,就像狮子的躯体。而到最后,躯体又稍稍翘起,形成一个高约350米的山包,就像狮子的尾巴,称为狮尾山。狮尾山离桌湾不到5公里。来自欧洲的海员,在150公里之外的海上就能看到这个狮子屁股。而一看到它,他们就知道桌湾在即,可以进去稍加歇息,然后再绕过好望角。据说,从荷兰殖民时代起形成一个习俗,即每天中午12点,在狮尾山上鸣放信号炮,向过往的船只报时。因此,狮尾山实际上成为一个航海的信号台,故又叫信号山。早在16世纪,一些葡萄牙的海员就曾爬上狮头山和狮尾山,并在那里镌刻巨大的十字架,既表示他们曾到此一游,也表示他们对这些峰峦的崇敬。经过几百年风雨的侵蚀,据说这些十字架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其实,整个桌山就是一座航标。因为在非洲大陆南端的近海地带,桌山是唯一的一座高山。到达此山脚下,来往于东西方的船只就等于完成一半的航程。而桌山那平坦的山顶,曾被不少欧洲航海家描绘为“旅途上难得一见的餐桌”,总是“慷慨地将自己的热诚奉献给远方的来客”。他们之所以这样动情地称颂桌山,主要是因为桌山下的桌湾和开普敦,几百年来一直是往还于欧亚之间的船只的休憩站。17世纪中期,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拥有六千多条船只和四万八千名海员,日夜奔波于东西方之间,有哪一艘船只、哪一个海员不曾在这里歇脚。1652年,荷兰人在这里建立了南非境内的第一个殖民点,专为途径这里的船只提供淡水、蔬菜和船舶检修服务。这个殖民点后来就发展成为今日的开普敦。开普敦因此被南非人称为“母亲之城”,因为整个南非现代史就是从这里起笔书写的。开普敦北边的桌湾,长约5公里,宽约10公里,是一个天然的深水良港。港内水域宽广,风平浪静,避风条件优越。桌湾因此享有“航海者之家”的美誉。

  朋友讲到这里,一股强劲的凉风不知从哪儿突然呼呼吹来。而与风俱来的,则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这时,太阳早已隐去它那明丽的身影,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只有乱云飞渡,细雨飘零,其他任什么都看不见了。那细密的雨丝洒在脸上,令人精神为之一爽;那团团白云擦肩而过,使人顿生飘飘欲仙之感。此时,我好似才真正体验到苏轼所说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妙处。朋友说,山上修建有五个水库,专门贮存冬天由西北风带来的雨水。本来,他是想一一指给我们看的。但是,现在却办不到了。望着越来越浓重的云团,他只好换个话题说,现在刮来的是东南风。而每当东南风起,来自陆地上的暖气流恰好同来自海面上的冷气流在山顶相会,迅速形成很厚很厚的雪白的云层,如同烟缭雾绕,将整个桌山顶端笼罩起来。当地人把这种奇妙的白云称为“洁白的桌布”,把这种独特的山景称为“白纱笼桌面”。此中的诗情画意,细细琢磨,令人不禁产生朦胧欲醉的感觉。

  我们是披着这奇妙的白云桌布走下山来的。越往下走,好像天色越加昏暗。待我们抵达山脚时,雨是停了,天却幽暗得像一口倒扣的黑锅。回头再看桌山,山体已全然不见。坐在返回开普敦的汽车里,我眯眼回想适才攀山的经历,所见所闻好似都历历可辨。桌山不见了吗?我突然发现:不,桌山仍在,桌山永远留驻在我的心里。

  (200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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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南非双城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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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双城记

  南非有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等好几座大城市。我在这里记述的,不是这些大城,而是两个很小很小的小城。这两个小城,说是城,那不过是就其名而言,实际上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游乐场,一名太阳城,一名失落城。

  这两个小城位于南非的“黑人家园”博普塔茨瓦纳境内。从南非第一大城、经济金融中心约翰内斯堡出发,我们径直西北行。一路之上,看到的大多是人烟稀少的荒原野丘。约略走到160公里处,来到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坳。两个小城就隐伏在这个偏僻而荒凉的山坳之中。

  据传说,古代有一个游牧部落,从非洲东北部出发,南下寻觅水草丰美的乐土,最后来到现今南非东北部的皮兰尼斯堡山麓。他们发现,山中有一条由火山口形成的峡谷。峡谷终年阳光普照,气候温润,因名太阳谷。谷中有甘美的清泉,青葱的林木,大批野生动物出没。他们认为,这是理想的栖息之地,就定居下来。他们放牧、耕作,繁衍生息,建立了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王国。头人被奉为国王,修建了王都和宫殿。后来,突然发生地震,宫坍城毁,人们四处逃散。从此,这个兴隆的王国及其都城就湮没在山谷的荒草野木之中。

  不知多少世纪过去,太阳谷无人问津。只是到20世纪七十年代,它才被重新发现,再度辉煌。那时,南非的游乐业大王索尔·柯兹纳经过在国外开拓,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开始把眼光转向国内,特别是大都市以外“待开发的原始地带”。他首先瞄准了远离城市尘嚣、风光幽美的太阳谷。从1979年开始,他的太阳国际集团公司用三年时间,在谷底的乱石野草中修起一座游乐城,名为太阳城。

  太阳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野生动物保护地、高尔夫球场、高架游览小火车、会议中心和旅馆。这些都疏疏落落地分布在山坡上。另一部分叫“游乐中心”,位于峡谷中央。中心的主体是用石头模拟垒砌的一个大山洞。洞中除剧场、影院、舞厅等游艺设施之外,主要是赌场。走进洞中,只见一个有几千平方米的拱顶大厅,厅中灯火幽暗,而天棚上则星光闪烁,犹如银河再造。在三头顶天立地的黄铜长颈鹿的俯视下,大厅的楼下和楼上分别摆放着专供赌博使用的自动老虎机五百多架。在昏暗的灯光下,各种肤色的撞运气的赌客,不分男女老幼,坐在一架架老虎机前,将一把又一把面值一兰特(2·3兰特折合1美元)的银角子塞进去,急切地期待着有更多的银角子吐出来。但是,老虎机往往是只吃不吐。绝大多数赌客花钱换来的是沮丧的摇头和灰心的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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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南非双城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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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略带一点游艺性质的公开赌场。楼上还有几间豪华的厅堂,有专人把守,不公开于众。据说,那是专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豪客大款们设立的秘密赌场,赌码一掷千金,远非老虎机可比。太阳城的这些赌场终年日夜开放,每年的赌客有上百万之多。赌场老板盈利多少,从来是秘而不宣。南非的一家报纸评论说,来这里碰运气的人总是晦气,太阳城的阳光总是属于赌场老板的。

  太阳国际集团公司以太阳城为依托,进一步开发太阳谷的旅游资源。从1990年2月到1992年12月,它投资8·5亿兰特,又建成非洲最大的游乐项目失落城。

  失落城建在紧靠太阳城游乐中心的皮兰尼斯堡山脚。顾名思义,失落城是指传说中毁于地震的古王都再造。王都纯属传说,并无历史的依据。再造的失落的城市,只不过是一种假托,是利用人们常有的思古之幽情,招引游客的一种手段。

  失落城规模宏大,占地55英亩,分三个区段。第一个区段是城区。走出太阳城游乐中心的后门,是一座黄石嶙峋的山峦,石缝中嵌着狮身、豹头、象耳。这表明,山中原有野生动物,地震时被埋在石隙中。说到地震,地震就发生了。只听山中传来隆隆轰响,随后看到石缝中冒出白烟。不明真相的游客正欲奔逃,就听人说这只不过是模拟之作,造成一场虚惊。下得山来,走过有十头栩栩如生的石象守护的“时代桥”,穿过在地震中被焚烧的高大城门,来到一座叫“猴泉”的广场。广场中央是一组雕琢精致的石猴,凛冽的泉水从猴爪中喷出。广场的一侧是皇家浴池和皇家竞技场的废墟。残存的石雕廊柱和飞檐,皆出自欧洲工匠之手,好似仿古罗马建筑,没有一点儿非洲特色。广场的另一侧是一眼古井。井水清澈如镜,古王国的女子据说每天到井边俯首照影,越照就变得越发漂亮。这虽是传说,但富有非洲气息,逗人兴起。许多游人,无论男女,竞相到井边一望,希冀讨个吉利。

  失落城的第二个区段是王宫。离开猴泉广场,是一条笔直的王家甬道。甬道两旁是奇花异草,中间是潺潺流水。甬道尽头则是豪华壮丽的王宫。王宫是一座九层的塔楼,前面有25米高的水晶门厅。门厅由30万块晶莹剔透的水磨大理石铺地,有复制的西斯廷教堂中米开朗琪罗的精美绘画盖顶。王宫中共有三百五十套房间,每套房间的设施,从门把手到台灯、电话,都是从世界各国定购的名牌产品。王宫周围是占地25英亩的王家花园。园中栽种着采自世界各地的160万株树木和花草,因有“万国植物园”之称。宫殿与花园联为一体,虽以王家名之,实为一饭店。据介绍,就陈设之奢华和环境之幽雅而言,这家饭店在整个非洲首屈一指,在全世界亦属罕见。

  失落城的第三个区段是景观区。山坡上,建有房舍、庙宇、栈道,辟有岩洞、兽场、热带雨林。山坡到山脚,则有几道激流飞瀑倒挂。其中最壮观者,是勇敢神庙前的激流。据传说,古王国的王子想以勇敢取悦公主,仅凭一块木板,就从山上沿着97米长的激流冲浪而下。现在,在半山腰修建神庙和激流,专供游客展示他们的勇敢精神。下得山来,山麓有鳄鱼谷、河马峡、沸水池、冲浪场。人们既可在岸上观赏非洲特有的野生动物,也可下水去击流搏浪。累了,可躺在椰影婆娑的细沙滩上进行日光浴,也可躲到非洲式的尖顶茅棚中小憩,独享一片清幽。

  失落城和太阳城,给南非游乐业大王柯兹纳不仅带来财富,也带来声誉。他不无骄傲地将这两个游乐城称为他“两个圆满变为现实的梦”。南非一家刊物评论说,柯兹纳这两个圆满的梦,对游人来说,一个甜美,一个却苦涩:谁游太阳城,谁都会失落(输钱);而谁游失落城,不但没有任何失落,反倒感到赏心悦目。

  (199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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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丁香血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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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香血泪

  一飞临桑给巴尔岛上空,我当即就产生一种感觉:万簇花枝在眼前摇曳,阵阵清香正扑鼻而来。

  桑给巴尔是有名的“丁香岛”。桑给巴尔岛、奔巴岛和附近的二十多个小岛加在一起,总面积不到2,700平方公里,却有8万英亩土地栽种丁香,丁香树共有450多万株。丁香树每年花开两季,用花蕾榨的油,芬芳袭人,是一种名贵香料。对这个又有“香料岛”之称的宝地,我早就心驰神往。而今,终于如愿以偿,又怎能不心醉神迷呢。

  没料到,一下飞机,领事馆派来接我的曲洪信同志却说:“咳,你来得早了点,丁香花期还没有到哪!”他也许怕我扫兴,忙又补充说:“树木万千株,花开有早晚。甭愁,丁香花还是能看到的。”

  放下行装,我就跟曲洪信去寻觅丁香。车子驶离桑给巴尔市区不远,只见路旁已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海林涛,郁郁葱葱,烟笼雾罩。这就是丁香吗?我不敢相信。在我的记忆中,丁香可不是这样子。每值春风送暖,在北京的一些公园和庭院里,丛丛修长的枝条,先是吐出鹅黄淡绿的苞芽,随后绽放出簇簇白如雪或紫如云的花朵,雅致而清香。但眼前却是一株株高大挺拔的乔木。粗短的枝条上,对生着一排排椭圆形的叶子,油光碧绿。它们有点象我国北方常见的红枣树,坚实而壮美。原来,桑给巴尔的丁香是桃金娘科常绿乔木,而我国北方的丁香是木犀科落叶灌木。同是丁香,产地不同,品种迥异,风貌自然也就大相径庭了。

  时令尚早,花枝难寻。我们在茫茫树海中走来穿去,用了大半个时辰,才在朝阳的边缘地带发现几枝。记得我国宋朝词人韦骧描写丁香花曾有“冷艳幽香奇葩,粉金裁雪”之句。可是,我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个个淡紫或肉红色的小花蕾,酷似含苞待放的倒挂金钟。三、五个一簇,掩映在繁枝密叶间,羞于见人似的,赧然含情。近前一闻,嗅不出什么气味,但掰开花瓣,却顿感一股暗香浮动,悠悠而来,爽人鼻息。世界上的花种类繁多。有的香在其表,有的香在内心。虽然难以凭此分个高下,但香而不露者,似乎显得深沉而悠远。

  我国的丁香是供观赏的花木,而桑给巴尔的丁香却是一种经济作物。丁香树的幼苗种下,五六年后开花,每年花开两季。花开之时,满树着红点紫,犹如一抹淡淡的彩霞从天而降,呈现出一种朦胧的诗意之美,飘散出一种醉人的清幽之香。可惜花事为时短暂,美景难以长驻,芳香不能久留。聪明勤劳的桑给巴尔人为防止花开香散,总是抢在花开之前就把花蕾采下。一棵成年的丁香树,每年采摘的花蕾晒干后可达三四十公斤。花蕾未成熟时呈绿色,成熟后逐渐变成鲜红色或金黄色,采摘下来晾干后呈咖啡色。干花蕾经过加工可提炼出香精油。香精油是制作高级香料、糖果、调味品和化妆品的上等原料,也可入药,用作局部麻醉剂,治疗胸腹胀痛和牙痛。独特的经济价值使丁香树被当地人称为“摇钱树”。出口丁香花蕾和丁香油的桑给巴尔港,故有“香港”之称。

  丁香树原来栽种在印度尼西亚东北部的摩鹿加群岛。据记载,早在公元前200年,爪哇使臣到中国觐见汉朝皇帝时,口含丁香,呼出阵阵香气。公元17世纪初,将印度尼西亚沦为殖民地的荷兰,垄断了世界上的丁香生产。18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将丁香树私运到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留尼汪等岛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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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丁香血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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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年,统治桑给巴尔的阿曼苏丹赛义德看到丁香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看到桑给巴尔、奔巴等岛屿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决定引进丁香树。当时,桑给巴尔肥沃的土地大多被来自阿曼的阿拉伯移民占有。这位苏丹下令,所有土地拥有者都必须栽种丁香树,否则就将其土地没收。不到三十年时间,在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就建起大批丁香种植园。赛义德苏丹本人就有45个种植园。他的许多王子和嫔妃,甚至不少太监,也都拥有自己的丁香种植园。

  丁香的栽种、管理和采摘,需要大量劳动力。这时,赛义德苏丹不顾外界的反对,继续在桑给巴尔开办奴隶市场。如果说以往的奴隶市场主要是向阿拉伯半岛、印度和印度洋上的欧洲殖民地转卖黑人奴隶,那么,现在的奴隶市场则把大量奴隶转卖给本地的丁香种植园主。这样,每年都有大批黑人奴隶从非洲大陆的坦噶尼喀,甚至刚果、马拉维、乌干达等地贩运而来,最多时一年达到四万多人。桑给巴尔首府桑给巴尔市内现今残存的马鲁胡比码头,据说曾经转运过十多万名奴隶。奴隶上岸后被关进用珊瑚石修建的奴隶堡中,用铁链栓在固定在墙壁上的大铁环上,严防逃跑。看过丁香林之后,我参观了码头旁边的这座奴隶堡。几段颓垣断壁,足有二尺厚。铁环锈蚀斑斑,倒悬在墙上。这些令人辛酸的历史残迹,已成为当年罪恶的贩奴活动的有力见证。

  离这个奴隶堡不远,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天主教堂。这座神圣殿堂的所在地曾是桑给巴尔最大的奴隶市场。当年,这里栽有一排排木桩,搭有一个个高台。手执火器的兵士把奴隶驱赶到这里,牢牢捆绑在木桩上,然后凶狠地用皮鞭抽打。奋力挣扎者,表明身强力壮,是好劳动力,可以卖个高价。买主将买来的奴隶用铁索拴成串,赶到丁香种植园里做苦工。成千上万的奴隶,不论风吹雨打日晒,终年在种植园里劳作。他们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的血泪,把丁香树浇灌,使它们枝繁叶茂,花开香飘。年复一年,他们的脂膏被榨干,用以填充种植园主的便便大腹。

  在丁香种植园劳作的奴隶们经历了两次解放。一次是19世纪末,桑给巴尔的奴隶制被迫废除,奴隶们大多成为“自由人”,人身不再属于奴隶主。这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解放,因为奴隶们虽然得到“自由人”的身份,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土地,还不得不在种植园劳动,经济上继续受盘剥。另一次解放是1964年。这年的1月,桑给巴尔爆发革命,代表阿拉伯封建主的苏丹王朝被推翻。随后,新政府进行土地改革,广大无地或少地的非洲人得到应有的土地。从此,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栽种丁香,按规定将产品出售给国家。20世纪六十年代末,桑给巴尔的丁香产量创历史的最高记录,年产量由以前的1·2万吨上升到2万吨,年产值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桑给巴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丁香出口国。就这样,政治上和经济上均获得解放的桑给巴尔人创造出“历史的奇迹”。

  一天下午,我独自到桑给巴尔市街头闲逛。穿过一条条石板铺路的狭窄小巷,来到一片空旷的场地。炽烈的阳光下,只见一片红艳艳的东西摊在地上。一位赤膊老人站在旁边,手拿木棍在搅拌。近前一看,我发现,红艳艳的东西原来是刚采撷下来的丁香花蕾,老人正在翻晒。老人告诉我,他的祖辈曾是种植丁香的奴隶,他自己亦曾在别人的丁香种植园当过帮工。革命成功后,他有了自己的丁香树,从而结束了长期受人奴役的屈辱,而成为丁香的主人。现在,他有丁香树二百多棵,每年能采摘近万斤花蕾,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听后向老人表示祝贺。他满脸饱经风雨的皱纹舒展开来,漾起得意的笑容。是自豪?是幸福?我一时说不准。我只觉得,桑给巴尔充满血泪的丁香种植史,已经揭开新的一页。在这新的一页上,丁香花开似锦,枝枝朵朵,无比俏丽,无比清香。

  老人得悉我来自北京,抓起一把花蕾,塞给我说:“这是头茬花,刚摘的,收下吧。”盛情难却,我拣了几朵,夹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愿那清幽的花香,时时飘散在纸页间;愿那真诚的情谊,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198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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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天浆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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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浆饮

  桑给巴尔岛以丁香闻名于世。可是,友人告诉我,岛上栽种最多的,其实并非丁香树,而是椰子树。岛上最常见的,也并非丁香油,而是椰子汁。那里的椰子汁清凉爽口,有“玉盏天浆”之誉。

  飞抵桑给巴尔,我发现,这里简直是一个椰林的世界。从机场到市区,从市区到乡村,满眼尽是椰林,一片连一片,无边无垠,青翠苍茫。那笔直的树干,立地擎天,排列严整,有如军阵,抵御着海上风暴的侵袭,守卫着岛子的宁静。而那硕大修长的叶片,迎风飘动,摇曳生姿,给宁静的海岛平添了几分妩媚。啊,好一个椰子林呀,威严中蕴含着柔美,柔美中透露出威严。

  桑给巴尔岛面积2651平方公里,椰树林面积竟有12万英亩,椰子树六百多万株,每年收获椰果一亿八千万个。除少量作为饮品消费外,绝大部分椰果制成椰干、椰蓉、椰油,供应本地市场,并大量出口。

  时值椰果成熟季节。树端叶腋间,挂满一坨坨人头大的褐绿色的果实。在一条小路边,我们看到,一个黑人小伙子光着臂膀,赤着双脚,顺着光滑的树干攀援而上,简直如履平地。二三十米高的树,转瞬就爬到梢头。他用脚别住树干,一手拨开树叶,一手抽出插在腰间的砍刀。刀光闪处,一颗颗椰果跌落到地上。这惊险有趣的场面,在那蓝天、白云、丽日的映衬之下,酷似一幅色彩鲜明的世俗风情画,清丽优雅,悦目赏心。

  椰林充满诗情画意,椰林启迪人的聪明才智。上千年的椰树栽培史,使桑给巴尔人学会了椰树的综合利用。砍伐树干可以盖房,采撷树叶可以苫顶。剥开坚硬的果壳,甘甜的椰汁可以饮用,清香的椰肉既可直接食用,也可用以榨油。而取汁脱肉后的椰壳,像小山一样堆满许多农家的房前屋后,是不用花钱买的天然柴薪。我们在市场上看到,椰壳经过加工、着色,可制成杯盏、灯罩、面具、鸟兽等多种精美的工艺品,成为游客竞相购买的情趣别具的纪念物。

  友人带我参观了一个椰子树树苗培育场。据场长介绍,桑给巴尔的椰树由于长期栽培,品种大多退化。现在,他们正试验、推广一种矮杆椰树。这种树比普通椰树 矮一半,成长快,两三年即可结果。果大汁甜,肉厚质密,含油量高,采摘也方便。他们计划用10年时间将全岛的椰树全部更新,使椰油产量翻一番。现在,他们正忙着育种。有人在把刚选出的大个椰果良种运往田间;有人在把运来的椰种埋在土里,提水浇灌;有人则在给刚破土而出的椰苗培土遮荫。赤灼灼的阳光下,几十个职工赤膊劳作,汗流浃背。“辛苦了!”我向他们致意。他们憨然一笑,说:“没事儿。”我知道,这些纯朴、勤劳的人们的胸中,有一颗雄心勃勃的十年计划呀。

  从育种场回来,夕阳已经掩隐到椰林背后。海风习习吹来,凉意暗生。我徜徉在桑给巴尔市狭窄的石板街巷中。每到一个稍微开阔的地方,都看到路旁摆着一堆堆椰果,有人高声叫卖,颇似北京夏日街头的西瓜摊。我好奇地来到一个摊边,只见一个年轻人一手操钢刀,一手执椰果,“咔嚓”一声,将椰果顶端削去,递给排队购买的顾客。顾客接过,双手捧起,嘴对准切口,“呱咚呱咚”喝个痛快。

  我举起照相机,正欲拍下这一有趣的镜头,忽听卖椰果的小伙子高声喊道:“拉非克(朋友),尝一个!”简单一句话,斯瓦希里语和汉语并用,是我感到既亲切又惊异。将他细一端详,我发现似曾相识。原来,他就是我在路边看到的那个轻捷地爬到树端摘椰果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在岛上一家中国援建的厂子里工作,跟中国专家学会了几句汉语。他家有三英亩椰林,结了不少椰果。趁今天公休,采摘一些来卖。说着,他在椰果堆中拨拉来拨拉去,挑了一个最大的,放在耳边摇了摇,然后“咔嚓”一声剖开个口子,塞给我说:“拉非克,尝尝这个。这是矮杆树上结的,新品种,汁多味鲜。”

  盛情难确。我接过那硕大的椰果,从顶端切口处,可看到里边白色的果肉。果肉似雪凝脂结,镶满内壁。整个椰壳,看上去就像一个玉盏银杯,熠熠生辉。一泓椰汁,酿在其中,有如玉液琼浆,明滢清澈。此等尤物,着实诱人。我模仿当地人的样子,头一仰,“呱咚呱咚”喝了个尽兴。一天奔波的干渴和劳累,竟不觉顿然消失净尽。

  椰子汁,我过去在国内外都喝过,虽都有解渴消暑之效,但味道实有不同。有的味同花生,香倒是很香,但却不甜。有的好似乳汁,倒是很甜,但却有一股奶子气味。而这几口下肚,感觉却迥然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时又说不大出来。细细品味,只觉得清凉中飘散出几分芬芳,甘甜中隐含着一丝儿苦涩。因此,它爽而不冽,甜而不腻。记得我国明朝诗人杨碧在咏椰诗中有“风味休夸百曲生”之句,从前诵读体会不深,而今却顿感有所颖悟。

  桑给巴尔岛的椰汁究竟何以不同寻常呢?谢过主人,赶回住地的路上,我仍在苦苦思索。是岛上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使它风味独具,还是矮杆树整个新品种结出的果实确属上乘?我一时无法判断。闪过我脑际的,只有那栽种椰树的千年史,那培育椰树幼苗的汗水和辛劳,那凌空采摘椰果的动人画面,还有那邀客畅饮的一片盛情。而这一切,更形不成什么答案,只不过在我心中激起一道又一道温馨的涟漪。

  (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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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火焰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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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花开

  一飞抵达累斯萨拉姆,我手中就给塞满了一束束鲜花。花儿蒂结瓣叠,红艳艳的,有如一团火。毋庸说什么,坦桑尼亚朋友的热情与赤诚,立时就活脱脱地映现在我的面前。

  汽车驶进市区,街衢两旁绿树成荫,有的地段简直是遮天蔽日。在各种难以名之的树木中,有一种就开满象我手中那样的红花。这种树并不高,枝桠多平生。翠绿的叶子,疏疏朗朗。火红的花枝,或团团丛生,或串串倒挂,密实极了。整个树冠,状如华盖。远远望去,一棵树是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排树是一道势如燎原的火阵。整个达累斯萨拉姆,绿荫满街花满巷,半城火焰半城树,真是既美丽又壮观。

  这树是什么树,这花又是什么花呢?

  坦桑尼亚的朋友说,树叫火焰树,花称火焰花。每年年初,这里是旱季。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不下一滴雨。当空的太阳,火辣辣的,把大地烤焦了,也把满街满巷的火焰花给燃红了。与我同行的一位广西朋友说,这种树,他们那儿也有,名叫凤凰树。但花枝没有这般多,花色没有这般绚丽。因而,气势也就难以同日而语了。

  谈起火焰树的来历,坦桑尼亚的朋友给我们讲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异族入侵,小伙子应召入伍抗敌。姑娘深明大义,立誓永远相等。三年过去,小伙子仍不见回返。姑娘忧心如焚,先后拜托蜜蜂、织巢鸟和苍鹰去前线打探。三个动物都发现他早已战死沙场,但不忍心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带给忠贞的姑娘,只好远走高飞。姑娘见它们都一去不回,就翻山涉水,自己来到战场。当她得知敌人早已被打退,心上人早已为国捐躯,不由得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她找到他的尸体,就地掘墓,与他同穴而葬。碧血痴情,令鬼泣神惊。土地爷闻知,下令坟茔在一夜之间长出大树两棵。大树根连枝结,葱茏繁茂。太阳神见此,将手中的火轮一挥,两棵大树顿时如烈焰炽燃,开满红彤彤的花朵。

  这个故事在坦桑尼亚,乃至整个东非都是家喻户晓。故事中的树,即火焰树;花,即火焰花。人们喜爱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也喜爱象征他们忠于民族、忠于爱情的火焰树与火焰花。因此,火焰树很快植遍东非大地,火焰花也在东非城乡到处开放。

  东非地跨赤道,光照强烈。火焰花的色调,据说越晒越浓艳。此说是否属实,我没有进一步考察,难以判定。但从同坦桑尼亚朋友的交谈中,我发现,火焰花寓志寄情,内涵越来越丰富,却是千真万确的。有朋自远方来,献一束火焰花,表达主人的好客与热忱。同事燕尔新婚,赠一束火焰花,祝愿他们的爱情忠贞不渝。勇士狩猎或征战归来,送一束火焰花,赞扬他们的勇敢和功业。人们甚至还习惯采一束火焰花,插到病人床头,祝愿他早日康复,永葆青春般的活力。

  当然,最常见的是,采一把火焰花献给死者,寄托哀思。在达累斯萨拉姆逗留期间,我曾专程去市郊拜谒中国烈士墓地。墓地里长眠着五十多位来自我国不同省区的同志。他们是在援建坦赞铁路和其他工程中不幸以身殉职的。我脚步轻轻地屏息走进墓地,发现三个当地青年,低哼着“英特纳雄耐尔”肃穆的曲子,正把一个花环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纪念碑前。花环不大,却是火一般地灼灼照眼。显然,这是用刚刚采撷的火焰花编织的。

  “你们认识这些中国专家?”花环摆好,肃立已毕,我问他们。

  “不,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之中一人回答。“但我们知道,他们是为我们工作,为我们牺牲的。我们敬佩他们这种献身精神。”

  几句简短的话语,饱含着多么深挚的感情。这几十位中华儿女,不远万里来到非洲,把一腔热血洒在异国的土地上,这究竟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坦桑尼亚的朋友们作了恳切的回答。我听了,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只见纪念碑前那个花环,恍若活动起来,越变越大,越大越红。霎时间,整个天宇和大地好象都开满了火焰花,煌煌光焰,明丽夺目。我想,中华儿女的献身精神,坦桑尼亚人民的友好情谊,想必都融汇在这无垠无涯的火焰花海之中了。

  (198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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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热带草原上的金合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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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草原上的金合欢

  非洲的热带草原,茫茫无涯。草长鹰飞,景色确实诱人。但满眼尽是野草,未免也显得有点单调。这时,悠游草原之上,我们见到一片片树木闪现。或三五棵,或十几棵,疏疏朗朗,有如某些绘画中的不经意之笔,给广袤的草原增添一点难得的亮色。

  这种情况见多了,我就发现,这些树棵棵端庄优雅,株株仪态万方。这些树并不高,树冠却很大。细柔修长的枝条,托着两排对称的羽状叶片,密密匝匝,向水平方向伸展。整个树冠,五六十平方米,编织得巧夺天工,简直就像一把遮天蔽日的大绿伞。伞盖之上,点缀着一簇簇芳香的小黄花;伞盖之下,倒挂着一串串扁平的暗棕色荚果。清风吹拂,悠悠荡荡,展露出一种罕见的韵致,令人眸闪眼亮,神迷心醉。

  这种树学名叫 “阿卡西亚”,亦即金合欢。金合欢是合欢树中的一种。合欢树在我国南方多有栽种,俗称马缨花。我倒是欣赏“合欢”这个雅称。据说,树枝条上那两排工整、对称的嫩绿的叶片,日照之下舒展摇曳,尽享阳光生机;日落之后就合拢静处,亭亭相对,如同一双双男女合卺之状。这也许就是“合欢”之名的由来吧。唐朝诗人李颀《题合欢》诗云:“开花复卷叶,艳眼又惊心。蝶绕西枝露,风披东干阴。黄衫漂细蕊,时拂女郎砧。”短短六句,将合欢枝、叶、花之情状,述说得细腻准确,将树下风、蝶、人之动态,描绘得维妙维肖。合欢据说还有一种特殊用途。嵇康在《养生论》中有言:“合欢蠲怒,萱草忘忧。”这就是说,合欢能使人消烦去怨。因此,我国古代人总爱折合欢树枝赠人,表示一种友好相交的情感。

  合欢之风姿,给我们以视觉美感;合欢之意蕴,给我们以精神慰籍。可是,同属合欢类的金合欢,满树绽放着金色的花枝,飘散着沁人心脾的清香,非洲人却有完全不同的说道。

  一次, 我同几位朋友乘车游览内罗毕国家公园。炎炎烈日,热

  浪袭人。大家都想到几棵状如阳伞的金合欢树下休息一下。可是,当地的导游却死活不肯。他解释说,当地有两个传说。一则说,金合欢是毒蚊的孳生处。毒蚊叮人,定发疟疾。非洲的疟疾威猛,难以医治,人只有等死。另一则说,金合欢是一种称作“曼托洛”的死神的栖身之地。谁到树下,曼托洛就向谁吹毒气。毒气沾身,不出三日必亡。因此,这位导游说,金合欢是“晦气树”、“死亡树”。非洲人见到这种树就唾骂,就诅咒。对这种树,他们是躲避犹恐不及,怎能到它下边歇息呢。

  外貌绰约多姿的金合欢,竟有这样不祥的传说与恶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么,这些说法究竟有没有什么根据呢?为刨根问底,我曾到东非著名的麦克雷雷大学,向林学系的几位教授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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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热带草原上的金合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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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我的问题,他们都不禁淡然一笑。我心中估摸,他们的回答很可能是“纯属无稽之谈”。可是,我的估计错了。他们没有那样简单地嗤之以鼻。他们作为自然科学家,不但潜心研究自己的专门学科,还都做过一些社会调查。其中一位教授称,“毒蚊孳生处”之说,由来可能是这样:非洲热带草原上终年气温很高,枝叶繁茂的树木很少。因此,金合欢树下就成为许多野生动物的纳凉与栖息之地。动物聚集多了,蚊蚋难免也多。有人在这里挨了蚊子咬,诱发疟疾,不知就里,就把怨气都发泄到金合欢树上。这显然是缺乏科学知识的表现。另一位教授则谈到“死神栖身地”之说。他说,他就此进行过考察,看来很可是因为树下多白骨所引发。许多野生动物捕得猎物之后,往往叼到树荫下慢慢享用。享用毕,留下一堆白骨。不知内情的人,就以为是什么魔鬼经常在这里伤生害命。他认为,许多非洲人尽管号称信奉天主教或伊斯兰教,但骨子里信奉的还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多神教,或者说自然神教。在他们看来,任何不好解释的现象,都是某种神祗在主宰,或某种魔鬼在作怪。

  从社会科学回到作为自然科学一部分的林学,这些教授的话自然就更多了。他们告诉我,合欢树原产美洲,现在广布于世界各大洲的热带地区,有八百多个品种,乔木、灌木都有。乔木可作建筑材料,灌木主要用以观赏。花小,黄色,有香气。花含芳香油,可提香精。树干上津淫而出的树脂,可以炼胶,供工艺或药用。荚果、树皮和树根富含丹宁,可用于鞣皮和制造染料,亦可供药用。金合欢虽非什么珍木奇材,却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造福于人。在非洲热带草原上,金合欢还有一特殊贡献,那就是给大象、斑马、犀牛等野生动物提供食物。

  在非洲的热带草原上,我们看到,无论雨季还是旱季,金合欢都是终年常青。它点缀着非洲辽阔空旷的天宇,给经常是枯黄的大地增添秀色。它那满树青嫩的叶子,是野生动物的美馔佳肴。一年四季,叶子吃掉一茬长一茬,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叶子被吃光之后,它甚至还献出自己的娇嫩多汁的皮肉。我在乌干达的卡巴格雷卡国家公园亲眼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上,兀立着一根根白色的木桩,显得苍凉而悲怆。原来,这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大旱之季,草枯叶尽,金合欢的嫩枝就全部被吃掉,树皮也全部被啃掉。这些木桩,引用同行的乌干达朋友的话说,就是金合欢“以身献国之后留下的尸骨”。

  金合欢就是这样为人类、为野生动物的生存默默地作着贡献,死也在所不辞。它本是生命之源,但却被视为死亡之薮。这当然不是非洲人民的过错,而是长期的愚昧和迷信造成的后果。令人惊异的是,多少年来,金合欢忍辱负重,默默地承受着无端的指责,从不申辩,从不抗争,从不要求昭雪。此种气度和品格,令人肃然起敬。

  我攀住金合欢柔韧的枝条,摘下几片青翠的叶子,托在掌心,久久凝视。我知道,它们过不多久就会枯黄,但我还是珍重地将它们夹在日记本中,保存下来。我相信,在我的心中,它们将永远是常青不衰的。

   (200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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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穆图巴礼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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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图巴礼赞

  记得刚到乌干达,在新闻广播部办理记者登记手续时,新闻司长纳森·埃佩努先生问我,初来乍到,希望先看点什么。我未假思索,就顺口答道:“从最具特色的东西开始吧!”埃佩努先生莞尔一笑,指示其下属奥列克:“那就先去看看穆图巴吧。”

  “穆图巴”是什么,是人还是物?我一时如堕五里雾中。奥列克出门后告诉我,穆图巴是乌干达特有的一种树。这种树的皮剥下来制成布,在历史上曾呵护过一代又一代乌干达人。因此,人们奉其为国树。

  我们驱车驶离首都坎帕拉,直奔西南部重镇马萨卡。一路上,奥列克告诉我,本来,在乌干达中南部地区,到处都有穆图巴。可是,近年社会混乱,对树木滥加砍伐,穆图巴已比较鲜见。只有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尚可找到。车行近两个小时,离开大路,拐向一条满地泥泞的小径,来到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口的小村庄。村庄的街道两旁,长满茂密的树木。树木一排排,排列整齐。树高不过20米,粗则有一米多。树干笔直挺拔,树冠阔大如盖。油光碧绿的叶子,像铜钱一样大。树上既没有开花,也没有结果。奥列克说,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穆图巴。

  “穆图巴”在当地土语中的意思是“皮能做布的树”,故也称“树皮布树”。

  树皮怎能制作布匹呢?我带着这样的疑问随同奥列克走进一个用灌木作围墙的农家小院。小院中也有几棵穆图巴。其中一棵紧傍房檐,约有碗口粗。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汉手执短刀,正将树干上的树皮整个剥下来。见此,我想起人们常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树皮剥掉,切断输送养分的渠道,岂不是置树木于死地吗?老汉看出我的疑惑,淡然一笑道:“不碍事。树皮很厚,剥下来的只是外皮,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我近前细看,树皮确实很厚,剥下来的厚约一厘米,还有大约半厘米厚留在树干上。

  树皮剥下来,树干上浸淫出一种白色的浓稠的汁液。奥列克在一旁说,这与其说是穆图巴的津液,倒不如说是其疼痛的泪水。老汉显然不同意把事情描绘得这样凄惨。他说,这是穆图巴自生自长的药剂,专门用来疗养自己的刀伤创口。说到这里,他拿来事先准备好的香蕉叶子,轻轻地包裹在树干的创面上,再用荆条牢牢地扎紧。他解释道,这样,自疗的药剂就不会挥发,遗留下来的内皮也不会因为风吹日晒而干死。经过三四周时间,创面就会愈合。两三年之后,外皮就可以长齐,又可以再剥。

  那么,剥下来的树皮怎么制作成布匹呢?老汉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邀请我们到他的作坊参观。作坊实际上只不过是个茅棚,五六根木桩作架,柴草和香蕉叶子搭顶。里面是两堆黄土,支着一块木板,这就是他的工作台。他把刚刚剥下来的树皮放在台子上,熟练地用刀子将粗糙的表皮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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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穆图巴礼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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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用木柴生起一堆火,把去掉表皮的树皮放在火上烘烤。随着水分的蒸发,树皮开始变得柔软。烤到水分将尽时,他把树皮铺展在台子上,抡起一个四周带棱槽的木槌捶打。右手捶,左手抻,不到半小时,树皮竟从原来长约两米、宽不到半米的一个长条形状,扩展成一个长宽各约三米的方块形状。经过这样初步加工的树皮,虽然厚薄不够均匀,但看上去显然已不再是树皮,而是一块像麻袋片一样的布坯子了。

  初步制成的树皮布,多为浅黄色,质地粗硬。老汉告诉我,要成为可以制作衣服的布料,还需要蒸煮、揉搓、晾晒等几道工序。到那时,布面才变得柔软光洁,呈现出从浅黄色到深咖啡色之间的各种不同的色调。说着,他从一个纸箱中拿出一大叠作为制成品的布匹,向我们展示。果然,这些布匹虽然是见经不见纬,但纹络清晰,平滑柔软,手感很好。若非亲见,我真不敢相信,这样精美的布匹竟是用那么粗糙的树皮制成。

  在20世纪初棉花引进乌干达之前,这种树皮布一直是乌干达中南部地区人民衣饰的主要材料。那时节,据说家家栽种穆图巴,户户制作树皮布,人人穿着用这种布制作的衣服。1862年,英国著名探险家约翰·斯皮克第一次踏上乌干达的土地,曾这样描绘他见到的当地人:“他们穿着整洁的树皮布袍子,好像是用最好的黄色灯芯绒制作,摺缝笔挺,好像浆过一样……”

  树皮布究竟伴随乌干达人生活了多少年,无从查考。现在,作为衣料,它基本上已被棉、毛和人造纤维织品代替。但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树皮布仍在制作。特别是农村,一些恋旧的老人还在穿着用古色古香的树皮布剪裁的长袍。在城镇的市场上,树皮布及其各种制成品仍在大量出售。

  现在,树皮布的主要用途有两种。一是用作裹尸布。在乌干达的历史上,从国王到平民,死后都用树皮布裹身。据说,人们认为,先祖都是穿着树皮布进入天国的,儿孙们也只有穿着同样的衣服而去,他们才会相认。这种“死不忘祖”的习俗,至今未变。二是用来制作各种工艺品。不同色调的树皮布,套印上其他颜色,或绣上不同的图案,可以制成台布、床单、枕套,也可以做成坐垫、提兜、钱包。所有这些制品,都显得极为古朴而典雅,别具特色,受到国内外游客的欢迎。

  世界上的树木大都以其木材或花果贡献于人类。而像穆图巴这样以其肌皮造福于人者,确实不多见。乌干达的一位学者后来对我说,树皮布挡风遮雨避日晒,使乌干达各族人民得以生存、延续与发展。穆图巴的历史贡献难以估量。

  告别制作树皮布的老汉,我们走出其到处晾晒着树皮布的小院。审视街道两旁那一排排穆图巴,我这才发现,有的树干伤痕累累,有的仍用香蕉叶子包扎。抚摸树干,我不禁感慨系之。穆图巴,无私无畏,为满足人类生活之需,不怕千刀万剐,情愿献出自己的皮肉。从这里,我真正领悟到什么叫“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

  穆图巴貌不惊人,但却蕴含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精神力量。新闻广播部安排这次活动,不但使我增长见识,也使我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

  (198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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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猴面包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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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面包树

  在非洲的中南部,无论是草原上,沙地间,还是海岸畔,村落中,经常看到一种形状奇特的树。银灰色的树干高高挺立,弯弯曲曲的枝桠盘结在树梢,枝桠间点缀着稀稀落落的绿叶,下面悬挂着一串串像面包一样的荚果。树的整体形象,无论是朝霞微露之际的靓色,还是夕阳西下时分的剪影,都酷似一株巨大的银瓶插花。只是其展示的不是居室中精心雕琢的那种插花之柔美,而是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那一柱擎天独立之悲凉。

  这是非洲特有的一种树,称为“包波布”。树名的由来,我在非洲听到两种说法。一种说,这是黑非洲土著人的称谓,意为“瓶状树”。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从一个阿拉伯语词汇演变而来。那是很早以前,此种树的荚果被贩运到埃及,当地人不知为何物。但是,他们发现,荚果多籽,就以“布希波布”这个词名之,意为“多籽的水果”。“布希波布”后来演化成“包波布”。这种多籽的水果状似大面包,猴子和狒狒最爱吃。因此,这种树有一个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叫猴面包树。而这种树的学名则鲜为人知,直译为“指状阿当松”。米歇尔·阿当松是法国著名的植物学家。1749年,他奉派到塞内加尔工作。在逗留的四年中,他搜集到大量植物标本,尤为详尽地描述了包波布树的情状。1759年,瑞典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卡尔·林奈就以阿当松的名字将这种树命名。考虑到这种树的叶子呈伸展的手指状,故又加上一个形容词,称“指状阿当松”。

  目前,世界上的猴面包树据说共有八个品种,除一种生长在澳大利亚西北部外,其余均生长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陆地区和大陆东边的马达加斯加岛上。

  猴面包树属锦葵目木棉科乔木。树干高可达30米,直径可达9米,是世界上最高大的树木。树干的形状,有上下大致一般粗的圆柱体,也有下粗上细的圆锥体。马达加斯加的品种多为树干高大挺直,一副亭亭玉立之姿,显得绰约优雅。非洲大陆上的品种则多是树干粗顸,树围可达30米,显得臃肿笨拙。所有的品种都是落叶树。树叶每年雨季长出,绿绿葱葱。而从11月到来年3月的旱季,树叶则凋落殆尽,整个树就好像枯死一样。原来,这是在炎热干燥季节防止水分过多蒸发的一种特殊保护性功能。另一种特殊功能表现在既粗且长的树根上。一棵大树,其根可以有半米粗,铺展40多米远。有的深扎在地下,有的则裸露在地表,蟠曲虬结,形似一张大网。这样一个巨大的根系,既可吸收地下深处的水分,也可摄取空气中的湿气,从而保证树干和枝叶得到充足的水分供应。

  猴面包树一般在生长二十年后才首次开花。花很大,单生于叶腋间。日落时分开放,第二天中午以前即凋谢。老大的树木,花枝却好似羞于见人。因此,除非专门考察,一般是很难看到花开的。一棵树可以有好几十朵花同时开放。花色银白明艳,花粉清香四溢。花香立即招来蝙蝠和一些昆虫前来采蜜,并将花粉传播。花枝受粉四五个月后,树上就开始挂起椭圆形的荚果。一个个像葫芦一样的荚果,悬吊在空中,犹如一盏盏小灯笼,给湛蓝高远的天空平添一道风景。荚果成熟后,自行掉到地上。剥开木质的果皮,里边是白色的果肉,酸甜可口,富含维生素。猴子、狒狒、大象等野生动物往往将果肉与果籽一起吞下。果肉消化了,果籽则随粪便四处排泄。这就帮助猴面包树把种子传播到远近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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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猴面包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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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能说猴面包树是一种经济林木,但确实也是“浑身是宝”。树皮很厚,纤维坚韧,剥下来可用以搓绳或织布。树叶可当作蔬菜食用,也可入药,去火退烧。树根属块茎,剥皮后可以煮着吃。果浆可以直接食用,也可制成果酱。种子经烘烤和研磨,可以制成好像咖啡一样的饮料。果壳可制成水瓢或酒盏。树干含有大量水分,木质松软,不适宜用作建筑材料,但却是制造纸浆的好材料。另外,无比粗大的树干还有一些特别的用途。自然长空或人工凿空后,可用作储水桶。有的地方还将这种树洞当“窑洞”,既可住人,也可存放杂物,甚至当车库。在肯尼亚的蒙巴萨,我们看到一棵中空的猴面包树,据说15世纪末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统领船队抵达时曾用作弹药库。

  猴面包树的树洞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用途。在塞内加尔,有的部族酋长把树洞用作专门关押违违反祖制家规的“囚犯”的监牢。在肯尼亚,有些部族把树洞当作坟墓,用来埋葬两种人。一种是善于搬弄是非、献媚讨好的人。这种人死后既不能升入天堂,也下不了地狱。因此,人们就只好将其尸体悬挂在树洞中。第二种是诗人、画家、音乐家。他们的创作活动被视为“魔鬼附体”。人们担心他们死后的尸体污染大地,因而不能按照常人的方式安葬,只能放到树洞中。人们相信,树洞中藏有圣灵,能将那些“不安分的灵魂”镇慑,永保世界安宁。

  猴面包树是世界上树龄最长的树木,可以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因为这种树年轮不分明,对树龄很难准确判断。据阿当松记载,在佛得角群岛的一个外岛上,他当年曾看到两棵奇大的猴面包树,估计树龄有5500年。据现代利用放射性碳探测,树干直径4·5米的猴面包树,树龄可能逾千年;直径超过10米的,估计则在两千年以上。这样高龄的猴面包树,在非洲并不鲜见。

  也许是因为树貌奇特、树龄绵长的缘故吧,猴面包树被称为“树怪”,被奉为“树圣”。大量的不解之谜,长久的历史积淀,为它编织了无数的神话和传说,给它笼罩上浓重的神秘色彩。关于它的来历,有一则神话说,天地混沌时节,高大的猴面包树就傲视一切,雨来不低头,风来不弯腰。这就得罪了天神,一怒之下,将它连根拔起,倒插在土中。结果,繁茂的枝叶埋在地下,逐渐变成今天虬结连环的树根;稀疏的根须暴露在空中,变成今天稀稀落落的枝条。但就是这样,它也始终不向任何神灵摧眉折腰。关于猴面包树的地理分布,有一则传说是:造物主起初将它栽在刚果河盆地。但是,它抱怨说,那里太潮湿,没法生长。造物主就把它移栽到东非月亮山的山坡上。它又抱怨说,那里雨水太多,容易烂根。造物主于是生气了,将它连根拔起,扔到非洲最干燥的地带,并且让其根朝天,不再接触一点儿水分。关于猴面包树的神奇,南部非洲林波波河流域的人认为,这种树有一种助人生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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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猴面包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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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年轻小伙子总喜欢把树皮浸泡在水中,然后用这种水洗澡,希冀自己也像猴面包树一样长得又高又大。年轻的女子则喜欢吃猴面包果。她们相信,这种多汁多籽的果实能增强人的生育能力。

  非洲人喜欢猴面包树,总是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这种神奇的树上。赞比亚有一则神话称,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中栖息着一条成精的蟒蛇。人们经常向它求雨祈丰收,而它总是有求必应。欧洲殖民者到来,将蟒蛇射杀。此后,每当夜深人静时分,人们总是听到树中发出咝咝的哀叫声。他们认为,这是蟒蛇在呼唤人们为其报仇雪恨。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印度洋畔,有一棵很大的猴面包树,被认为是“精灵寄身之所”。树周围的一片空地,则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奇之角”。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到树前,脱掉鞋子,长跪在地,背对大洋,默默祈祷。同时,有十几个巫师口中念念有词,轮流将猴面包果汁洒到祈祷者的头上。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将缠身附体的魔鬼赶到大海中,使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得救。祈祷完毕,还有人将写着避邪祈福词句的纸符钉在树干上,提醒神祗千万不要忘掉信誓人的祈求。

  有关猴面包树的文字记载,据说最早是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所著的旅行记。他在其中提到,这种树的树干具有惊人的储水能力,一棵树简直就是一座小水塔。欧洲人对这种树的最早记载,除法国的阿当松外,是18世纪的英国探险家戴维·利文斯敦。他在其非洲探险记中说,看到这种形貌奇特的树,立时就想到“一棵世间巨大无匹的胡萝卜”。法国作家安托万·圣埃克苏佩里在其童话《小王子》中,将猴面包树描绘成一座宏大的城堡,能够畜养无以尽数的猿猴和大象。现代的一些研究非洲历史的欧洲学者,则把猴面包树视为研究非洲贩卖黑人奴隶的一个线索。他们认为,当年的很多黑奴是在非洲内地捕捉的。在被强行押送到海岸的长途中,他们经常以猴面包果为食。因此,根据长龄的猴面包树的分布,庶几可以确定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三百多年中欧洲殖民者贩卖黑奴的路线。

  猴面包树被一些科学家称为“人类知识的宝库”、“非洲和世界演进的活化石”。这些活化石的集中地,西非是塞内加尔和加纳,两国均有“猴面包树之乡”的称誉;南非是其北部的墨西拿市,被称为“猴面包树城”。从该市到南边的路易-特里哈特市,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大半掩映在猴面包树林中,因有“猴面包树半条街”之名。当然,猴面包树最集中之地还是马达加斯加岛。在这个岛国西南部沿海的莫龙达瓦市,有一块延绵几十平方公里的猴面包树林。树林的北端,有一条著名的“猴面包树巷”。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空旷地面上,矗立着两排笔直的猴面包树,俨然两排巨大的古罗马式的圆形石柱,形成一条整整齐齐的林荫大道。树影憧憧,上映在白云飘忽的蓝天,下映在清水荡漾的池塘,被称为人间一大奇景。

  当然,最奇的景象还在苏丹。苏丹南方常年干旱无雨。但那里生长有三万多棵猴面包树。每棵树都是一座“活水库”,能蓄三四百至四五千公升水。每天的清晨和傍晚,人们总是在一棵棵大树前排起长龙,带着瓦罐、木盆、塑料桶来取水。人们世世代代就靠这些水为生。他们认为,在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是猴面包树献出自己的津脉,把人类从拯救。因此,他们将猴面包树称为“救生树”、“生命树”。他们相信,这种树是长生不死的,即使树干枯朽,其灵魂也将常驻人间。

  (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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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加蓬国树奥库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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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蓬国树奥库梅

  我对西非国家加蓬的认识,最早起始于一张邮票。有位朋友从那里回来,赠送我几张印制精美的当地邮票。其中一张足有四平方寸大,金黄的底色上套印着一片青翠的树木。票面设计考究,色彩对比鲜明,惹人喜爱。朋友解释说,这张邮票的制作,用的不是普通纸,而是加蓬特产的树皮纸。我仔细一看,发现纸质果然不同一般,木质的纤维纹理仍依稀可辨。朋友又进一步解释说,这也不是一般的树皮纸,而是用加蓬特有的奥库梅树的树皮制做的,隐含有清香气味。我用鼻子一闻,果然如此。因此,我对这张邮票倍加珍惜,对遥远的加蓬也算有了一点认识。

  加蓬是非洲、也是世界上有名的森林之国。待我飞临其境时,亲身体验到这绝非虚传。从飞机的舷窗俯视,只见一片苍茫的绿色,无边无际。原来,加蓬面积26·7万平方公里,人口117万,而森林面积2270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加蓬的森林百分之四十以上仍处在原始状态,原木储量约三亿立方米,是世界上人均拥有森林面积最多的国家。加蓬位于赤道雨林地带,树种繁多,估计有近四千种,其中不少是世所罕见的珍奇之品。其中,最受加蓬人珍视的是奥库梅树。这种树在中非各国皆有种植,但加蓬的数量最大,木材蓄积量为一亿立方米,原木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另外,加蓬人认为,这种树高大伟岸,具有“王者风范”;这种树既坚韧又轻软,刚柔相济,具有“王者气质”。因此,他们将这种树尊为“国树”。

  初识奥库梅是在我们下榻的宾馆。宾馆位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海滨大道之侧。宾馆面临大西洋的万顷波涛,背依赤道上的热带林木,风光秀丽如画。一进入大堂,我发现这座宾馆就叫“奥库梅”。据负责接待我们的加蓬通讯社的朋友说,这是加蓬最好的一家宾馆,因而以国树奥库梅命名。随后,他带我来到宾馆前的小广场,只见那里放着六个高约一米、直径七八十公分的大树墩。他告诉我,这些树墩是从百年老龄的奥库梅树上锯下来的,是这家五星级宾馆的特有标志。同时,他还告诉我,宾馆房间里的一切,从桌椅、床榻到墙裙、天花板,大厅里展示的所有木雕作品,从小巧玲珑的动物玩具到巍然耸立的人物雕像,都是用奥库梅木头制做的。这个宾馆可以说是一个道地的奥库梅的世界。

  为使我们领略奥库梅的丰采,加蓬通讯社社长特别陪同去林地参观。汽车驶离利伯维尔不到半小时,只见一片茂密的树木出现在面前。据社长介绍,这里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19世纪中期,法国入侵并占领加蓬。奥库梅树和其他树木同加蓬人民一样,遭受一场空前劫难。这里的原始奥库梅树都被砍伐净尽。眼前的这片奥库梅树,是后来栽种的,树龄一般不到五十年。奥库梅树是一种乔木,大多五、六十米高,三四个人张开手臂才能合抱。笔直的树干冲天而立,枝桠不多,呈乳白色,好似涂着一层淡淡的早霜。树叶卵形、对生,墨绿油锃亮,好像随时要淌油似的。社长说,奥库梅树无论叶片还是枝桠含油量都很高,有砍一刀就“满树流油”之说。他这样说着,就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在一棵树上扎了一下。果然,小刀刚刚拔出来,从刀口处就淌出一汪浓浓的白色的粘液,像松香一样散发着浓烈的芳香。正因为含油量高,即使刚折下的枝叶,用火一点就燃烧。说着,他从树上折下一个挂满叶片的枝桠,打火机一开,果然就熊熊燃烧起来。火一边烧,枝叶间一边淌出橙黄透明的油脂。火越大,淌出的油脂越多;淌出的油脂越多,火势就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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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加蓬国树奥库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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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越烧越旺的火苗,一位伐木工人告诉给我们,在加蓬,对奥库梅最着迷的是居住在林区的一些较小部族的人群。其中,最典型的是过着原始生活的俾格米人。这些素有“森林之子”称谓的世界上最矮小的人种,历来笃信自然拜物教。每当有人生病或举行宗教仪式,他们就在夜晚燃起奥库梅枝叶,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光唱歌跳舞,一直闹腾到天明。他们认为,奥库梅枝叶生出的火光和释放出的香气,可以驱邪避灾,既能祛除肉体上的疾患,也能赶走精神上的恶魔,把人纯洁的灵魂送进天国。俾格米人这种信仰和习俗,给奥库梅树平添了一些神秘色彩。

  离开奥库梅林区,我们来到一个出口木材的码头。大西洋岸畔,一架架高大的吊车正在把一根根粗一米多、长三十多米的奥库梅原木装船。码头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加蓬每年出口原木约240万立方米,主要来自奥库梅树。以奥库梅为代表的林木生产,同以石油开发为代表的矿业生产,是加蓬的两大经济支柱。现在,加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4800美元,位居非洲国家前列,成为世界上的“中等收入国家”。奥库梅树为加蓬的发展和富足贡献巨大,被称为“绿色的金库”。

  从加蓬进口奥库梅原木最多的是亚洲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中国。这种木材既坚硬又轻便,不易变形,最适宜制做胶合板和家具。这种木材类似我国出产的樟木,散发出浓郁的香味,有防止虫蛀的功效。码头负责人说,去年,加蓬砍伐了几棵直径达五米的奥库梅树,估计树龄至少有五百年。但是,这样古老的树木,竟没有一点空朽的迹象。加蓬人将这些树木视为神木。原材启运的时候,装卸工人们都双膝跪在地上为其送行。

  奥库梅树不但给加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还给加蓬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加蓬的国旗是绿、黄、蓝三色。黄色象征阳光,蓝色代表海洋,而居于三色之首的绿色则象征以奥库梅为代表的森林。在加蓬的国徽上,上部中心的突出位置,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也是奥库梅。树冠下方飘着一条白色的饰带,上面用黑色的拉丁文写着“团结使我们进步”。加蓬的朋友就此解释说,国旗上的绿色,国徽上的奥库梅树,既是国家资源丰富、国民强盛的标志,也是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的张扬。

  奥库梅不但是加蓬民族精神的象征,还进入加蓬的政治生活。现在,加蓬最大的反对党叫民族复兴运动(伐木派)。这个自称为“穷人党”的伐木派究竟同真正意义上的伐木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但是,伐木是加蓬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伐木是一件受人尊崇的工作。这个政党以伐木名之,显然是有争取人心之意。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也许是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说过的一段话。邦戈在谈到他的成长时把自己比喻为一棵树,一棵奥库梅树。他说:我差不多是像奥库梅那样长大的。起初,我悄然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入非洲土壤的最底层。然后,像奥库梅那样为追求阳光的哺育而奋发向上。他认为:“这个比喻也许过于简单,但是,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普遍存在的东西。”

  邦戈总统这番话是说他自己,但是,我觉得,用来描述加蓬独立以来的变化和发展也未尝不可。加蓬是棵大树,是棵奥库梅。它巍巍挺立在非洲大地上,在任何风雨面前不低头、不弯腰。它朝着光辉灿烂的太阳,永远向上,向上。

  (200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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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香蕉在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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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在乌干达

  乌干达被称为“香蕉之国”。

  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满山遍野,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绿叶扶疏、果实累累的香蕉林。人们头上顶的,自行车后面带的,卡车上装运的,都是绿中透黄、象石滚子一样的香蕉串。市场上,香蕉堆积如山;餐桌上,香蕉食品花样繁多。真个是:处处种香蕉,人人说香蕉,天天吃香蕉。香蕉是乌干达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乌干达的香蕉主要分两大类,一类当水果食用,另一类当粮食食用。果用香蕉种植面积较小,树高可达五、六米,叶子大如席片,果实长如牛角。食用香蕉俗称饭蕉,当地人叫做“马托基”。饭蕉树高只有两三米,叶子小如象耳,果实细似手指。饭蕉栽种普遍,产量很高。一年两季,每英亩年产可达三至五吨。全国年产多少,乌干达没有确切的官方统计数字。但是,全国1300万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以饭蕉为主食,却是政府正式公布的。

  乌干达的香蕉树是从印度洋上的一些小岛引进的,广泛栽培的历史不到二百年。起初,只有很少几个品种。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农业科学工作者根据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从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培育了大批新品种。乌干达香蕉栽培研究所的专家说,乌干达的香蕉品种目前不下一百个,其中主要有十五个。不同品种的树貌、叶子、果实均不相同。果实的化学成份也不相同,分别适用于果用、蒸煮、烘烤和酿造。

  按照乌干达风俗,每当待客,主人总是先敬一杯鲜美的香蕉汁,或是用肥嫩滴翠的香蕉叶子端上几支黄橙橙的香蕉角。这大概就相当西式的开胃酒或开胃果了。接着,送上微微烤过的饭蕉,作为点心,馥郁清香。然后才是正餐。正餐是地地道道的乌干达风味,用“马托基”做成的蕉饭。这种饭,普通家庭天天食用,大小饭馆终年供应,正式宴会上也不可或缺。1979年10月,我有幸参加戈弗雷·比奈萨总统在饭蕉集中产地米蒂亚那举行的国宴。宴会上的饭菜二十一种,都是用饭蕉制作,是名副其实的全席马托基。当然,配料不同,烹调技术有高低,蕉饭的质量和味道难免相差甚远。蕉饭的通常做法是:把含糖量较少的马托基剥掉皮,经过蒸或煮,捣成泥状,拌以红豆汁、花生酱、红烧鸡块或咖喱牛肉。这种食品,既含有马托基提供的大量淀粉,又有拌料提供的蛋白质和脂肪,营养丰富。这是聚居在乌干达中部和南部的最大部族布干达人的主要食品,香甜适度,清爽可口。

  用餐时,乌干达人总爱让客人品尝他们的国酒“瓦拉吉”。瓦拉吉是一种烈性白酒,高达60度。这种酒色泽清澈明亮,味道醇厚芳香,三四杯下肚往往就能把人醉倒。劲头这样大的酒,酿造的原料主要也是香蕉。我参观过首都坎帕拉最大的一家瓦拉吉酒厂。酒厂的总经理说,他们酿酒所需的香蕉,发酵快,酒精含量高,是聘请农业专家花十年时间专门培育的新品种。

  用完饭,我们中国的待客习惯是品茗。乌干达则不同。主人把客人请到一个大坛子旁,递上一根近一米长的草管,坐而对饮。坛子里装的是啤酒,通常也是用香蕉酿制。讲究一点的人家,是从啤酒厂采买。而一般人家,则是自己用土办法酿造。他们把香蕉和高粱面掺合在一起,装在陶罐中,经过加温和发酵,不几天就有澄亮的啤酒流出。这种土啤酒,味道醇厚,有解暑健胃之功。因此,大热之天,在草地上,在树荫下,也经常看到一些人围着坛子用草管啜饮。

  香蕉树不但是乌干达人民丰富多彩的食品和饮料的来源,而且还有多种用途,被人称为“万宝囊”。譬如,刚剥下来的香蕉皮可做牲畜饲料,晒干后又可当柴烧。烧后的灰烬,经过水滤、蒸馏,获得一种带咸味的粉末,是制造鼻烟的配料。香蕉树的花,多呈紫红色,可制染料。香蕉树的根,村妇常用来煎汤暖胃。香蕉树的茎,地下部分谓真茎,地上部分看来是茎,其实不是真正的茎,而是一匝匝叶鞘卷抱而成的一种秆状物,谓之假茎。驯化后的香蕉无籽,靠真茎进行无性繁殖。真茎含有大量淀粉,在饥馑的年代,可以掘而为食。假茎质地松软轻便,浮力很大,渔夫常用来做筏子。构成假茎的叶鞘,可用来造纸,也可抽制韧性很强的纤维,用来打绳索,编提兜,织地毯。长约一米的叶柄,晾干后柔韧光亮,劈成细篾,是编筐篮和草帽的上等材料。

  当然,用途最广的还是香蕉树的叶子。它类似荷叶,可用作包装,也可用作调料。无论煮饭还是烧菜,布干达人都喜欢加上几片刚采摘的香蕉叶子,给食品增添一种独特的鲜美味道。香蕉叶还可以搭棚子遮荫挡雨,编席子铺地防潮。人们把它围在腰间跳舞,增加欢愉的气氛,把它扎在酒葫芦颈上献给女子,表示爱情的坚贞不渝。在一些大的旅店和宾馆,我多次看到,墙壁上挂有一帧帧装饰画,或描绘景物,绚丽多姿,或塑造人物,栩栩如生。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些画都是用香蕉叶子剪贴而成。

  从香蕉的栽培和利用,我们看到了乌干达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而乌干达盛行的一个与香蕉有关的习俗,则使我们体味到他们还具有浓郁的人情。每当到当地朋友家拜访,只要事前有约,总是发现他们早早就在大门口摆放上刚砍下来的香蕉树。而每有国宾来访,从恩德培国际机场到首都坎帕拉四十多公里,公路两旁也总是摆放着刚砍下来的香蕉树,有的还带着花香或青嫩的果实。人们把赖以为生的香蕉树砍下,意在把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奉献给客人,表示迎迓和祝福。这是一种古朴的习俗,起源于何时,无从查考。但是,它却为我们又打开一扇了解乌干达人民心灵的窗子,从中看到他们的好客与赤诚。

  (198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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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旅人蕉的演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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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人蕉的演化

  非洲的植物据说有四万多种。因气候和土壤的不同,这些植物自有不同的生长地带。但是,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一种风姿绰约的蕉类植物。它像一只孓然竖起的巨大手掌,像一个豁然屏开的孔雀彩尾,亭亭玉立在绿荫蔽天的街心,花枝灼燃的庭院,宾客熙来攘往的饭店。它给城市增添一个亮点,给住宅带来几丝凉意,给疲惫的游客展示一种慰安。

  这种植物,非洲人称为“旅人蕉”。它属芭蕉类植物之一种。茎干类似棕榈,高可达二十米。茎干两侧,从下至上,生有硕大的椭圆形叶片。叶片长可达三四米,翠绿中透着鹅黄,鲜亮中闪着油光。这些叶片,以茎干为柄,排列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既左右对称,又相互叠压,浑然形成一个巨大的扇子形状,因亦有“扇芭蕉”之称谓。

  旅人蕉据说最早生长在马达加斯加岛,后来移植到非洲大陆,东非和西非最多,也最为常见。它原本为野生,大多生长在沙漠。它的根能穿过厚厚的沙层,直扎到很深的细土层面,吸摄地下水,把自己将养。在炎热少雨的气候条件下,它的根须越扎越深,摄取的水分越来越多。同时,叶片越长越大,越大越肥厚,基部厚可达二十公分。这样,叶子就像驼峰一样,实际上成为一个贮水器。叶表生有一层油脂,能够折射灼热的阳光,使储存下来的水分不被蒸发。因此,无论旱情多么严重的年头,还是天气多么炎热的季节,它总有足够的水份调用,不致干枯。在漠漠的黄沙世界,无论何时,它都是一片盎然的葱绿,显示出勃勃生机。

  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一支到非洲内地运货的骆驼商队,突然遭遇风暴。黄沙弥漫,迷失路径,几天几夜,见不到一个人影。阳光灼面,沙石滚烫,粮绝水断。奄奄待毙之际,商队里的人发现,一个沙丘后面有几棵扇芭蕉。他们争相跑上前去,心想折一些叶片,给骆驼充饥,以便尽快逃出这死亡之地。岂料,叶片折断,断裂处冒出大量汁液。“水,水!”他们一边惊喜地喊叫,一边拼命地吸吮。吸吮后的叶子,又抛给骆驼充饥。这样,人得救了,骆驼也得救了。为了感谢这种植物的救命之恩,他们将其根挖出,带回住地,移栽到庭院里。他们信奉万物有神论,相信这种植物有灵性,就供奉起来,天天膜拜。他们认为,这种植物是旅人的救护神,称其为“旅人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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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旅人蕉的演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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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旅人蕉的认识,加深了人们对旅人蕉的依赖。每当外出,无论是在沙漠、古道,还是荒原、野径,无论是旅行、经商,还是劳作、探险,人们都特别留心这种植物的存在。每当口干舌燥之时,他们就会找到它,在其叶基上划一刀,然后用舌尖舔舐,用嘴巴吸吮。对不少非洲人来说,这已成为一种独特的饮水解渴的方式。

  在突尼斯的撒哈拉沙漠,在坦桑尼亚的野生动物园,在喀麦隆北部的荒野,在贝宁古王宫的遗址,我都遇到过旅人蕉。为亲身体验一下长途跋涉的旅人发现水源之喜,我也按照非洲人的方式,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在旅人蕉的叶基上划个口子。果然,一刀下去,晶莹的汁液,就像露珠一般从刀口处浸透出来。汁液有点黏稠,色泽微黄。吸吮一口,清冽中带有一点甘甜。虽不能说干渴当即解除,但确实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旅人蕉以生命的津脉解人之困顿,拯人于危难。这种不惜以牺牲自己而助人的品格,受到人们的称赞。人们喜爱它的外貌,更称赏它的品格,就逐渐将它移栽到到街心、公园、庭院、校园。这样,旅人蕉就从蛮荒之地开始向人口密集的城镇转移,从野生植物被驯化成一种人工培植的观赏植物。长期、细心人工栽培的结果,旅人蕉出落得越来越端庄秀丽。它形体更加高大,叶脉更加修长,叶片也更加水灵,有时简直是青翠欲滴。作为观赏的对象,给人以愉悦,成为旅人蕉的一种新的社会贡献。

  可是,旅人蕉“社会角色转换”带来的新问题,恐怕是人们始料所为及。据一些行家称,旅人蕉的品种在不断改良,但改良的方向不是增强其原有的顽强生命力,而是使其更加具有观赏的价值。因此,人工的浇水施肥,使它得到更多的滋养,长势也更加喜人。但是,它的根子再也不需要深扎,叶片再也不需要储存大量水分。加倍的呵护与娇养,看起来使它更加鲜嫩,但却减少了抗御风雨和病害的能力,叶枯根朽的现象不时发生。结果,品种的改良实际上成为一种机制的退化,生命力的缩减。这些行家担心,人们出于喜爱和仰慕而精心栽培旅人蕉,实际上是在加速其变异和退化,以至最后可能导致物种的毁灭。

  自然界同人类社会一样,呵护是需要的。但是,呵护只能是保护,而不能是娇生惯养。娇生惯养不是保护,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谋杀。旅人蕉的事例再次提醒我们,主观意愿与客观实际、良好初衷与最后结果完全背离的事例,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真是屡见不鲜,而我们却往往习焉不察,察而不改。这个教训真是太深刻了。

  旅人蕉野生特性的逐渐丧失,富贵气味的日趋增长,不但使许多人根本不了解其来历,有些人甚至觉得“旅人蕉”这个名字有点怪异,而改称其为“观赏蕉”。在新加坡的公园,在香港的飞机场,在深圳的豪华宾馆,我就曾几次听人将它这样称呼。本来,怎么称呼无关紧要,可是,称呼改变之后,还有谁了解它救人于危难的独特品格呢?每见此,我都感到,演化造成的缺失,这是旅人蕉的不幸,更是人世的一种悲哀。

  (200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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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白蚁王国的奥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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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蚁王国的奥秘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在丛林、草原、路旁还是房前屋后,到处都可看到一座座红褐色的土丘兀立。这不是天然的沙堆,也不是人造的坟冢,而是白蚂蚁营建的城堡王国。

  这种城堡俗称蚁山或蚁冢。多数蚁山呈圆锥状,高一般四、五米,十来米的也不鲜见。这些蚁山是怎么修建的,内部结构如何,白蚁在其中又是如何生活?为解开这些谜,我约请几个朋友亲手挖开了一座蚁山。

  那是我们在乌干达工作期间。经过比较,我们选定驻地附近一座据说有十四五年历史、中等大小的蚁山。蚁山高约六米,底部周长大约也是六米。在一个天清气朗的早晨,我们驾车载着工具来到现场。起初,我们用镐头刨铁锹挖,但土太硬,根本刨不动挖不开。原来,白蚁造山,用的是从地下衔来的红粘土,搀杂上从地上搜罗来的木屑和碎草,再拌和上自己的唾液和其他分泌物。这几种东西粘合在一起,经过地近赤道的太阳的炙烤,就变成简直像水泥一样坚硬的建筑材料。其实,我们早就料到这一点,因而不但开来汽车,还带来钢丝绳。将钢丝绳围捆在山腰,汽车发动,加足马力,将蚁山缓缓拉倒。这时,只见成千上万只白蚁,熙熙攘攘,一下子暴露在我们面前。

  白蚁属等翅目社会性昆虫。其实,白蚁大多无翅,所谓“等翅”,是指少数个体有翅,而且前后翅的形状、大小约略相等。所谓“社会性”,是指白蚁为一种群栖性昆虫。世界上的白蚁约有一千九百种,主要分布在赤道雨林地带,在树洞、地下或建筑缝隙中栖息。非洲的白蚁大都在地下修穴建窝,而蚁山则是蚁窝的地上标志。一座蚁山代表着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白蚁社会,一个等级分明、井然有序的白蚁王国。这个王国的社会成员分为繁殖蚁、工蚁、兵蚁三个等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体态和不同的社会分工。它们都有两性之分,而且两性数目大致相等。但只有繁殖蚁的性器官发育充分,能够繁衍后代。繁殖蚁实际上就是一对蚁王和蚁后,而为数众多的工蚁和兵蚁为其臣民。它们谁也不指挥谁,各自都是按照严格的分工,自觉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蚁王和蚁后是王国最尊贵的成员,依赖工蚁赡养,依靠兵蚁保卫。它们终生只在地下洞穴中活动,实为“王国的囚徒”。它们头上生有触须,还有两只各由五十多个六角形小眼睛构成的复眼。颈部生有四个足,便于爬行。蚁王个体较小,体长一至二厘米;蚁后个体很大,体长可达十二至十五厘米。在产卵高潮到来前,蚁后的腹部迅速涨大,身躯显得极端臃肿。蚁后每天能产卵八千到一万个,最多可达三万五千个。蚁后是长寿昆虫,寿龄可达六七十年,产卵期可达五十年。蚁后躯体萎缩,就表明其生殖力要停止。这时,大批工蚁就前来舔舐,加速其死亡。蚁后死后,它们就再培育一位新蚁后来取代。

  工蚁数量最多,一座蚁山中可达几万只,甚至十几万只,约占整个社会成员的百分之九十五。顾名思义,工蚁是白蚁王国中的劳动者。它们的任务,一是修穴建窝,二是外出觅食。工蚁体长一厘米左右,体软色浅,不生翅膀,行动全靠六条腿。它们有眼睛,但却没有视力,感知世界全凭发达的嗅觉和头前方的两个长长的触角。它们有善于衔物和咀嚼的上颚。上颚实际上就是它们的劳动工具,建穴时掘地衔土,觅食时折断搬运。它们的寿命是两三年,终生只知劳作,没有两性之欢。它们侍候蚁后饮食,运送蚁卵,照料孵化。它们寻找到食物,大多供幼蚁和兵蚁消费。它们是白蚁社会中最勤劳、最无私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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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白蚁王国的奥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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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蚁约占白蚁社会成员的百分之五,每座蚁山都有几千只。兵蚁个头比工蚁稍大。它们是当兵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家园不受侵犯。它们头上生有坚硬的甲壳,还有两只修长而敏感的触角,两只弯曲而锋利的长钳。它们的嘴角长着有力的上颚,嘴中有极为锐利的牙齿。它们的两颌上生有发达的腺体,里面充满有毒的液体。所有这一切,都是它们用来对付敌人的武器。它们虽然没有视力,但却能敏锐地觉察周围情况的变化,认定来犯的敌人。这主要依靠发达的触觉和独特的生物警报系统。每当食蚁兽或其他天敌来犯,长在头上的情报系统就发出咯咯的声响。它们于是一跃而起,进行殊死的战斗。它们用坚硬的头颅撞击敌人,用长颚像钳子一样夹住敌人,用锋利的牙齿把敌人拦腰咬断,用口中的唾液和毒腺中释放出来的毒液粘住并杀死敌人。兵蚁之勇敢无畏,在昆虫界是少有的。

  我们挖掘蚁山时,曾多次遭到兵蚁的攻击。当时,镐头一落到蚁山上,震波和声响就惊动了兵蚁。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它们突然冒了出来。一行行,一堆堆,紧张而惊慌地四处奔突。大概是因为这次的来敌与以往绝然不同的缘故吧,它们四处乱蹿却难以找到目标。直到我们挖掘山基时,它们好似才发现来敌。因此,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发觉,两条腿又痒又痛。翻开裤脚一看,我不由吓了一跳:十多只白蚁爬在我的小腿上,翘着屁股在拼命地叮咬。清除掉这些白蚁后,我用绳子把裤脚扎紧。可是,没料到,它们竟隔着裤子又拼命地咬,被叮咬的伤口红肿、疼痛了好几天。

  在同兵蚁激烈的斗争中,我们像田野考古工作者一样,轻轻铲掉山基下一层层红土,在地下半米左右的地方找到整个白蚁城堡。城堡呈圆形,占地大约四平方米。城堡的结构异常复杂,简直就是一座迷宫。外侧是一条条环状的深沟,如同城市的环形大道。大道之内,是一条条纵横交织的浅壑,如同城市的街衢。沟深五六厘米,壑深三四厘米。两者之间四通八达,犹如千街万巷互相联结。两者的底部和侧面,都修整得都异常整齐平滑,平滑得好像用蜡打过一样。这些都是工蚁的杰作,显示出它们高超的建筑能力。当然,这样奇特的构建,并非出于自主意念,而完全是“天然考虑”。“考虑”主要有二:万一出现麻烦,无论是抢修还是防卫,工蚁和兵蚁都能够顺利到达任何部位;白蚁喜欢生活在温暖、潮湿、黑暗的洞穴,但洞穴内部需要空气流通,并与外界能通风换气。据专家介绍,每座蚁山接近地面的周围都有一些通气孔,还有险情发生时可以逃遁的暗道。我们当时忙于挖掘,没有留意到这些。

  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沟壑环绕的中央部位,有一块一尺见方的平台。平台用细沙土修建,平滑而整洁。这是蚁王和蚁后居住的王宫。王宫正中央,修建有一个手掌大小的床榻。床榻四边微微向上翘起,中间凹陷的地方有一个拇指大小的白色肉团在蠕动。这就是主宰这座城堡王国的蚁后。蚁后的头颅与躯体极不成比例。头颅象颗稻谷粒,长不到一厘米。躯体长有十多厘米,柔软细嫩,光滑透明。实际上,所谓躯体就是腹部,就是一个大卵囊。蚁后不能行走,只是匍匐在床榻上,等待产卵。它唯一的使命就是繁衍后代。我们俘获了蚁后,并把它作为最大“战利品”带回。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有看到蚁王。也许,它混在蚁群中,我们没能辨认出来;也许,它有兵蚁护驾,逃遁到什么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

  一座蚁山就是一个白蚁社会单位。这个单位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把一部分成员分离出去,重组一个新的群体社会。这就是生物学上所说的“分群”。白蚁的分群经常在潮湿的雨季发生。平时,蚁卵孵化的是无翼白蚁,而到蚁群稳定之后,也孵化出一些带翅的白蚁。这些带翅的白蚁逐渐成长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兵蚁的协助下钻出蚁穴。这些从未见到过光亮的白蚁,一到洞外就随风雨飘荡。往往飞不到百米,翅膀就脱落,跌在地上。这种飞行称为“婚飞”,因为就是在这样为时不长的飞行中,来自不同蚁山的带翅蚁相互追逐,甚至结成对子。一落到地上,雌蚁就鼓起腹部,释放出一种性引诱剂,吸引雄蚁追随。雌雄一对爬到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在地上找个裂缝或打个洞,建成自己的洞房,在里边交配。这样,一个新的白蚁群体产生,一座新的蚁山也就逐渐修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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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白蚁王国的奥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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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挖开蚁穴时,在王宫旁边发现一堆柴草。原来这是白蚁社会的“粮库”。白蚁的食物主要是纤维素,来自木头、青草、树叶、纸屑以及食草动物的粪便。这些东西看来没有多少营养,但在肠道微生物的帮助下,却成为白蚁维系生存的主要物资。终日辛劳的工蚁,不但将这些物资从外面一口口衔回来,而且还吃进去,经过初步消化,反哺给兵蚁和繁殖蚁。反哺有两种方式,一是口哺,二是肛哺。口哺是将咀嚼过的草木混合上唾液,形成糊状,吐出来给兵蚁享用。肛哺只在低级的白蚁中进行,即工蚁将吃进去的食物从肛门排出来,供其他白蚁舔舐。这是白蚁的一种极为独特的喂食方法。除纤维素外,白蚁还需要富含维生素的真菌。说来真有意思,在蚁穴中,我们还发现一些覆盖着一层白霜的朽木腐草。原来,这是工蚁经营的“真菌园”。它们利用洞穴中温热、潮湿的条件,在朽木腐草上培植了大量真菌植物,专供繁殖蚁和刚孵化出来的幼蚁食用。在“真菌园”的一侧,我们还看到一堆死去的白蚁。原来,白蚁有自食的习性。死去的白蚁,甚至受伤的白蚁和数量过剩的白蚁,也是这个昆虫王国的精美餐品。

  工蚁和兵蚁虽然都是“瞎子”,但信息却相当灵通。乌干达昆虫学家告诉我们,修建洞穴、寻觅食物、食物存放、敌人来犯等情况,白蚁社会的成员都需要了解。这些信息的传递,主要靠触觉和嗅觉。比如,一只兵蚁得悉敌人来犯,就浑身震颤,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其他兵蚁通过腿上的振动感受器和头上的气味感受器得到警报,就跳跃、奔跑、冲撞,把信息传播开。而在乱跑的过程中,它们还在身后留下一种特殊的气味,形成一个“气味小道”,把自己的去向告诉后来者,以便重新集结。工蚁在离开洞穴到外边寻找食物时,从洞口到食物来源地边走边排粪便,以便能使自己按原路回返,使其他工蚁能够跟踪而至。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成千上万的工蚁排成长长的队伍,或前往,或回返,把青草、松针和种子运回洞穴。浩浩荡荡,队列整齐,场面之壮观,令人惊叹。

  白蚁是一种害虫。它们繁衍快,数量多,危害大。它们喜欢啮食木头,对房屋、树木和庄稼破坏性很大。我们居住的大院,几株参天大树,不到三年时间就被他们从根部咬断,倒地而死。因此,非洲人总是采取各种措施,消灭和防治白蚁。另一方面,白蚁含有大量蛋白质、脂肪和糖份,是非洲人喜爱的珍馐佳肴。每当雨后白蚁出窝分群时,非洲人总爱捕捉,边捕边吃。在乌干达市场上,活的、腌的、炸的白蚁都有出售。特别是那些活生生蠕动的白蚁,装成一麻袋又一麻袋,当地人抓起一把,撒上一点盐,放到嘴里就吞咽下去。他们也曾劝我一试,但我没有那个勇气。不过,我还是品尝过一次白蚁烧制的美餐。那是在乌干达副总统保罗·穆万加举行的宴会上,一碗白米饭,配一碟小菜。小菜就是油炸白蚁。我吃了,吃得甚惬意。我感到,这确实是一道风味独具的菜肴。

  挖掉那座蚁山,好奇心得到满足,增长了见识。可是,我也总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点“野蛮”,心生一点儿歉意。因此,每当再从那儿经过,我都要瞥上一眼。不几天,我发现,在蚁山原址的旁边出现两个小土堆。半年后,两个小土堆竟变成两座尺把高的新蚁山。一窝遭受浩劫的白蚁,这时竟变成两窝。本来,白蚁分群是顺应天时发生,称为“自然分群”。而我们的鲁莽行为造成他们被迫分离,成就了一次“人工分群”。这时,我歉疚的内心才稍稍平复了一些。

  (1981年10月初稿,2003年7月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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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仙禽皇冠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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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禽皇冠鹤

  坐在乌干达民航班机上,我苦苦思索。机尾上画的那只禽鸟,高腿长颈,头生羽冠,似曾相识,但却难以名之。飞机抵达恩德培机场,但见塔楼上乌干达的红黄黑三色国旗漫卷,旗中央也绣有一只此种禽鸟。它的名字,还是想不起来。车子进入首都坎帕拉,但见高楼危耸,商店林立。其中,不乏以“crestedcrane”命名者。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闻名于世、有“仙禽”之誉的皇冠鹤吗!

  现在,世界上据说有十五种鹤。我国以丹顶鹤闻名。唐朝诗人杜牧曾有诗咏之:“清音迎晓月,愁思立寒蒲。丹顶西施颊,霜毛四皓须。”皇冠鹤被称为鹤中之王。它有高高挺立的双腿,伸展自如的长颈,体态优雅,大有超凡脱俗之概。全身的羽毛,从颈到尾,呈深浅不同的灰色,光华熠熠,我国古人称之为“鹤氅”。当然,皇冠鹤最楚楚动人之处,还是头部。清癯无羽的双颊上,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小而圆的眼睛。鬓角有两块雪白的垂肉紧贴,颔下有一块火红的垂肉倒悬。头顶上,前部覆盖着一块乌黑的绒缎,柔软光洁;后部佩戴着一项由坚硬的鬃毛织成的锦冠,金光闪耀,酷似皇冠。皇冠鹤之名,由此而得。

  各种鹤都喜歌善舞。我国唐朝诗人司空曙在《田鹤》一诗中写道:“散下渚田中,隐间菰蒲里。哀鸣自相应,欲作凌风起。”

  皇冠鹤歌喉之婉转、舞姿之优美更是有名。我们曾到乌干达东部的皇冠鹤栖息地连续观察三天。每天傍晚,清风徐来,暑气消散,皇冠鹤就开始在溪水头、沼泽地、水稻田集聚。它们先是轻扇双翅,悠游渚田蒲里,相互问候。随后,“哦啊,哦啊”的歌声响起,犹如伴舞的乐曲启奏,引领百鹤欢舞。这时,只见它们好似绅士淑女一般,文雅地相互躬身颔首。这大概是表示相邀之意。然后,它们双翅微展,企足延颈,跳将起来。它们有时成双结对地跳,有时围成一个圈子集体跳。舞步起始轻盈,渐趋急骤。并且,它们一边跳,一边“哦啊,哦啊”地不断鸣唱。欢歌声闻遐迩,舞步如醉似痴。最后,个个都沉浸在忘我的狂态之中。

  “潮去蝉声出,天晴鹅语多。”皇冠鹤也特别喜欢在天朗气清的时候歌唱。在维多利亚湖畔,我们曾看到,几十只皇冠鹤在一起,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歌声轻柔舒缓,清脆动听。当地人告诉我们,它们这是在抒发自己的欢愉,表达相互的情爱。当然,它们有时也慷慨悲歌。遇到惊扰,或同伴丧生,它们总是不约而同地高声鸣唱,表示抗议或悲恸。当地人还告诉我们,皇冠鹤不但在情动于心时鸣唱,还在在黎明、当午和子夜定时鸣叫。因此,牧民和农家总是把它们同司晨的公鸡一样对待,看成是一种时感很强的生物钟。

  皇冠鹤主要分布在乌干达、肯尼亚、苏丹南部、扎伊尔东部和埃塞俄比亚西南部。栖息地域不同,形体和外貌也略有差异。北京动物园的那种,来自南苏丹,个头小,羽色深。而生活在乌干达、肯尼亚和东扎伊尔的那种,身高体大,羽色稍浅,头冠特别明艳,为同类中的佼佼者。

  皇冠鹤喜欢在池塘、沼泽地、河湖岸畔栖息,以昆虫、青蛙和草籽为食。每年5月至7月产卵,卵为双数,二或四枚,偶尔也有六枚的。孵化在僻静的水草丛中进行,雌雄两性轮流担任。一个月后,幼鹤破壳而出。它们在父母的爱抚和保护下成长,十岁左右成熟,并开始求偶。一旦结为鸾俦,双双竟日形影不离,终生相依为命。杜牧在《别鹤》一诗中写道:“分飞共所从,六翮势摧风。声断碧云外,影孤明月中。青田归路远,丹桂旧巢空。矫翼知何处,天涯不可穷。”这看来也真实地反映了两情相别时的怀恋于惆怅。其实,皇冠鹤还不只如此。乌干达朋友告诉我们,两鹤结为终生之后,一方遇难,另一方总是舍生相救。一方死去,另一方总是长时间哀鸣不已,且绝不另寻新欢。皇冠鹤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可谓世所罕见。

  我国古人有“鹤语记春秋”之说,意思是,鹤长寿,因而成为许多事变的见证者。由此,称颂人的髦耋之年常用“鹤寿”、“鹤龄”、“鹤算”之喻。这种取譬当然不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在东非拜访过好几位野生动物专家,他们都说,皇冠鹤的寿命一般是一百二十岁,高者可达一百五十岁。它们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禽鸟。

  皇冠鹤美丽端庄的体态,喜歌善舞的天性,忠于爱情的品格,长寿知往的阅历,深受非洲人民喜爱和崇敬。不少国家的机构、学校、企业、旅店、球队以它命名或以它为标识。在乌干达,它更被奉为国鸟,占据国徽的一角,鹄立于国旗的中央,成为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

  千百年来,东非人编织了大量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赞美皇冠鹤。一则故事说,一只皇冠鹤惨遭捕杀,无数同类飞来泣别、送葬,感天动地。捕杀者见状,悔愧终生。另一则故事说,有人偷吃了一只鹤蛋,天神发现后告诉鹤群。于是,千万只皇冠鹤一齐飞来,将偷食者团团围困,啄瞎其双目,使他永远见不到光明。这些故事,赞颂了皇冠鹤彼此相亲相助的美德,并以皇冠鹤通天达神的想象,表达了人们对它的尊崇。东非的一位动物学家还指出,这里的天灵报应故事,也是人们用来警告某些不法之徒,以达到制止捕杀、保护这类禽鸟的一种办法。

  而今,在大象、犀牛等野生动物滥遭捕杀的非洲,皇冠鹤这样一种珍贵的禽鸟却过着平静无忧的生活。我们经常看到,它们歌舞于田野,逗引得行人驻足而听,举目而视,但谁也不会惊扰。它们徜徉于城镇的路旁街心,与人擦身而过,悠然自乐。人与动物这样友善相处,确实令人感到欣慰。

  (198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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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火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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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烈鸟

  肯尼亚西部,有著名的东非大裂谷穿过。我有幸几次经过那里。一路之上,chan(馋字饣旁改山旁)岩千仞,深壑万丈,险景不绝,令人惊心动魄。车到纳库鲁市,但见翠绿的峡谷中,闪动着一潭潭潋滟的湖水,其中最美的,恐怕就属纳古鲁湖了。这个湖不大,只有62平方公里;水很浅,一般只有两三米。使人感到奇特的是,湖水之上,总是浮动着一条条红色的彩练,如落英逐逝水,似朝霞映碧池,给雄险的大裂谷平添了几分优柔妩媚的韵致。

  我万没料到,织成这美丽彩练的,竟是一种禽鸟。这种禽鸟,身披白中透红的粉红色羽衣,两条长腿悠然挺立,红的色调更深一层。远远望去,周身红得就象一团烈火,两腿则红得就象炽燃的两根火炷。因此,这种水禽被名之为“火烈鸟”。待走近一看,一只只火烈鸟,羽衣的粉红色有深有浅,显得斑斓绚丽;双腿修长倒映水中,好像把火引烧到湖底;两翅不时轻舒曼抖,则在湖面掀起道道红色的涟漪。而一旦成千上万只火烈鸟积聚在一起,一池湖水就顿时被映照得通体红透,成为一片烈焰蒸腾的火海。纳古鲁湖的火烈鸟群,历来被称为“世界上火光永不熄灭的一大奇观”。

  火烈鸟学名红鹳,是一种长有蹼足的涉禽,一般聚居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咸水湖和接近陆地的海岛浅水中。此种禽鸟现今世界上共有五种,约六百万只,分布在南美洲、欧洲中部、印度和非洲东南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裂谷区,聚集有近四百万只,是世界上最大的火烈鸟聚居地。而位于赤道线上的纳库鲁湖,火烈鸟又最多,被称为“火烈鸟的天堂”。

  裂谷区的火烈鸟实际上有大、小两种。大火烈鸟身高可达150厘米,羽衣总体看是淡粉色,长喙的尖端则呈黑色。这种火烈鸟数量较少,人们看到的机会不多。小火烈鸟身高约90厘米,羽衣色调较深,喙部呈深红。这种火烈鸟色彩艳丽,数量较大,最能招惹游人的目光。因此,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小火烈鸟。

  火烈鸟喜欢群居,一群往往有几万只,甚至几十万只。它们经常是在湖的浅水区游串,在岸畔信步徜徉,交颈嬉戏。一时兴起,扑楞楞双翅舒展,长颈猛摇,列成严整的方阵,翩然起舞。每当此时,湖光鸟影,交相辉映,犹如万树桃花在水中飘游。而一旦兴尽,嘎啦啦一声长鸣,倏然腾空,排成整齐的队伍,绕着湖边翻飞。一湖桃花遂化为一片彩霞,直烧中天。这一奇幻的景色,被誉为“世界禽鸟王国中的绝景”。为观赏这一绝景,每年有十几万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纳库鲁湖。

  对自然界这一禽鸟的奇观,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火烈鸟是神鸟,体内蕴含着无穷的精力。跳舞与腾空,不过是向那过剩精力的挑战。有人说,跳舞是为表达集体的愉悦,腾空则是为展示个体的才能。也有人说,火烈鸟同传说中的凤凰一样,是经烈火焚烧后从灰烬中重生。集体舞蹈是烈火焚烧场面的重温,群体腾空则是长生不灭意志的显示。也正因为如此,火烈鸟被当地人视为“精通人性”,备受尊崇。

  火烈鸟的求偶活动十分壮观,只是一年一次,难得相见。据肯尼亚朋友说,每到此时,群鸟一反优游安详之常态,高昂起头,互相冲撞,发出一阵阵裂帛似的低沉的鸣叫。雄鸟竞相追逐雌鸟,雌鸟则假装躲避,展翅逃窜。最后,雌鸟瘫卧在浅水之中,雄鸟展开双翼,猛扑到其项背之上。一时间,整个湖面嘎嘎声起,交欢者宣泄自己的欢愉之情,围观者则是尽情呐喊助威。

  佳期一过,大火烈鸟通常都聚集到纳库鲁东边的埃尔曼特伊塔湖上,小火烈鸟则南飞200多公里,来到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交界处的纳特龙湖。这时,旱季到来,它们在湖边浅滩衔泥做窝,为产卵和孵化作准备。两种火烈鸟,一般一次都只产一个卵,两性轮流孵化。一个月后,雏鸟破壳而出。雏鸟体色是灰褐。三年之内,几经换羽,最后出落成身披红羽的成鸟,加入鸟群活动。火烈鸟的寿命可达四五十年。

  火烈鸟一身的火色,是怎么生成的?这是每个来到纳古鲁湖的游客都要提出的问题。这个野生动物园的官员解释说,这主要是由火烈鸟摄取的食物决定的。

  原来,肯尼亚裂谷区共有大小八个湖泊,其中六个是咸水湖。这些湖泊地处大裂谷的谷底,都是地壳剧烈变动形成的火山湖。火山喷发后飘散的熔岩灰,经雨水的冲刷流入湖中,而这些湖泊都没有出水口。这样,长年累月,造成湖水中盐碱质沉积。这种盐碱水质和赤道线上强烈的阳光,是藻类孳生的良好条件。这些湖泊,特别是纳古鲁湖和纳特龙湖,都生长着一种暗绿色的螺旋藻。此种水藻正是火烈鸟赖以为生的主要食物。

  适应以水藻为食的条件,火烈鸟生有一个极其别致的长喙。长喙上平下弯,尖端呈钩状。每到浅滩觅食,火烈鸟就将其头埋到水中,用其长喙在水中搅动。这样,水中的有机物,特别是那些藻类浮游生物,就飘浮到水面。火烈鸟趁机一股脑儿吞到口中。口中生有一种薄筛状的过滤板,能将螺旋藻从浑水中过滤出来,然后吞下肚去。火烈鸟是自然界唯一用这种过滤办法觅食的禽鸟。一只火烈鸟每天大约吸食半斤螺旋藻。螺旋藻中除含有大量蛋白质外,还含有一种特殊的叶红素。火烈鸟浑身的粉红色,就是这种色素作用的结果。

  火烈鸟依赖这些咸水湖生活,对这些湖泊的水情变化也就特别敏感。雨水大时,湖水猛涨,湖中盐分稀释,水藻单位含量减少。天旱少雨,湖水锐减,湖中含盐量猛增。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不利于水藻繁衍。因此,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火烈鸟都会感到忧虑。忧虑的结果,就是集体迁徙。它们凭借硕大有力的双翼,可以一连飞翔几天,越过千山万水,另觅适宜的栖息之地。

  另一个威胁火烈鸟生存的因素,则是人为的污染。据纳古鲁国家公园官员艾尔弗雷德·马约里介绍,湖区修建工厂,游人乱丢垃圾,都造成湖水污染,影响火烈鸟的生存。因此,肯尼亚政府采取严厉措施,不准在湖区修建工厂。就是修建在附近其他地区的工厂,也要确保对粉尘和污水的有效处理,严防污染湖水。

  近年,纳古鲁湖上栖息的火烈鸟数量时有波动,但总体数目尚未发现减少。马约里解释说,除自然死亡之外,少量捕杀也时有发生。但是,估计每年还新生大约二十万只火烈鸟,足以补偿各种情况下的损失。

  离开肯尼亚快一年了。火烈鸟那一团团灼燃的烈火,仍不时在我眼前闪现。那是生命之火,那是力量之火,令人激动与感奋。

  (198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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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友谊使者长颈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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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使者长颈鹿

  天刚蒙蒙亮,就听到窗外响起杂沓的脚步声。谁起得这样早呢?没容我猜测,一个巨大的阴影即映现在窗帘上。我心中有点惶惑,蹑手蹑脚走到窗前,轻轻将窗帘挑开一道缝。啊!我不由吃了一惊:一头长颈鹿!只见它站在离窗户四五米远的墙脚下,挺着长长的脖颈,把头直伸到我所宿二楼的窗前,好似在探求什么,寻觅什么。

  这是1979年初我在乌干达的卡巴格雷卡瀑布国家公园旅社中的一次奇遇。我那是首次来到非洲野生动物园,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探访长颈鹿。而万没料到,我尚未见到它,它竟抢先来探访我。我心中一喜,唰地一声将窗帘全部拉开。我的举动看来有点鲁莽。长颈鹿显然受惊了。它先是一怔,双目圆睁,审视着我这个黄皮肤的陌生人。然后,调转头,奋起长蹄,就向一望无际的莽原上奔去。

  我先前只是在北京动物园看到过长颈鹿。它总是昂着头,甩着尾,悠游漫步。若非这次亲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身长4米、身高5米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跑起来竟是那样轻捷迅疾,四蹄生风。古罗马人根据形体称其为骆驼豹,或豹骆驼。而其学名“吉拉夫”,据说本意是“跑得快”。它最高奔速每小时可达50公里。

  我之所以对长颈鹿感兴趣,是因为我看到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关于它的记载,称它为“友谊的使者”。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明朝初年。当时,主管泉州对外贸易的福建路市舶提举赵汝适,综其任职期间收集的各国风土与物产资料,在1225年撰成《诸蕃志》一书。书中有一节讲述东非沿海的弼琶罗国,说那里出产珍禽异兽,除大象、犀牛、斑马、骆驼鹤(即鸵鸟)之外,还有一种更奇特的“山野之兽”,“兽名徂蜡,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5尺,后低3尺,头高向上,皮厚一寸”。他所说的弼琶罗,就是现今索马里的柏培拉。他所说的徂蜡,则是后来文献中提到的“祖剌法”,指的是长颈鹿。赵汝适经常接触的是阿拉伯商人。他的记载显然来自他们的传闻,译音和描述都不够准确。1405至1433年,明朝郑和率领三万舟师七下西洋。随同出航的马欢于1432年撰写完成的《瀛涯胜览》,在《阿丹国传》一条中称:“麒麟前足高九尺余,后足六尺余,项长头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饼饵。”马欢所说的“阿丹国”,就是现今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而他所说的“麒麟”,音似索马里和肯尼亚方言中对长颈鹿的称谓“吉里”,描述得较为准确。另一位随同郑和出访的费信,在1436年所撰《星槎胜览》的阿拉伯半岛条目中,两次提到长颈鹿,称其为“祖剌法”。显然,这一名称是从阿拉伯语中直接翻译过来的,译音比较准确。阿拉伯半岛不出产长颈鹿,但同出产长颈鹿的东非早有几百年的直接交通和贸易联系。阿拉伯人熟悉长颈鹿,并不时从那里运来长颈鹿。

  荷兰汉学家戴闻达所著《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一书称,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其船队于1414年从一个名叫“榜葛剌”的国家带回的礼物中,有一头长颈鹿。“榜葛剌”可能是现在的孟加拉国。那里不出产长颈鹿。可是,那里作为古印度的一部分,同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各国很早就有交通和贸易来往。事情很可能是这样:1412年,榜葛剌新国王赛勿丁登基时,出产或拥有长颈鹿的国家送来这种奇特的动物作贺礼。赛勿丁为向中国表示友好,就托郑和的船队将其中一头奉赠明朝皇帝。

  这头长颈鹿的到来,在当时的中国引起轰动。长颈鹿在东非称作“吉里”,听起来颇似中国传说中的神兽“麒麟”。传说中的麒麟虽然是独角兽,但鹿身牛尾,仅食青草,无害于人,同长颈鹿也极为相似。另外,麒麟在中国历来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它的出现当然是吉兆,象征“天恩浩荡”、“帝德无边”。于是,为讨好皇帝,朝中官员们就借机发挥,将长颈鹿以“麒麟”相称。1414年9月20日,当这头长颈鹿抵达明朝宫廷之时,司礼监呈请皇上准予举行祝贺仪式。明成祖朱棣倒是头脑清醒,拒绝说:“卿等但当夙夜竭心辅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虽无麒麟,不害为治,其免贺。”

  事情过去不到一年,又有一头长颈鹿来到中国。这次的长颈鹿直接来自出产长颈鹿的东非国家麻林(现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在此之前,麻林同中国并无直接交往。当然,麻林是知道中国的,因为通过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输往那里的中国瓷器和丝绸,非常受欢迎。麻林人也许是在榜葛剌或其他什么地方遇到过郑和船队上的人员,得悉中国朝廷特别喜欢这种奇异的动物。因此,麻林于1415年突然遣使来华,径直向大明皇帝进贡一头长颈鹿。司礼监像上次一样,又提出庆贺的请求。明成祖起始仍以“麟之有无,何所损益”相拒。但是,他最后还是走出奉天门,躬亲接受。百僚稽首称贺。皇帝喜曰:“此皆皇考深仁厚泽所被及,亦赖卿等翊赞,故远人毕来。”

  此后,其他东非国家,诸如木骨都束(现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卜喇哇(现今索马里的布拉瓦),还有阿拉伯半岛一些国家,诸如阿丹、麦加,也都遣使到中国,赠送包括长颈鹿在内的珍禽异兽。出于回报,明成祖命令郑和再次下西洋。从1417到1433年,郑和三次去东非,他的船队曾访问麻林、木骨都束、卜喇哇、慢八撒(现今肯尼亚的蒙巴萨)等国家。这是有史以来中国首次派遣官方代表访问非洲。有人说,是长颈鹿促成了郑和的非洲之行,恐怕也不是没有道理。

  长颈鹿作为麒麟,成为明朝御用文人和宫廷画师吟咏与描绘的题材。永乐年间绘制的榜葛剌进贡麒麟图,恐怕是中国最早的一帧描绘长颈鹿的画作。画作虽然并非精笔,但长颈鹿绘制得还是维妙维肖。画的上方题有躬临其盛的翰林院学士沈度撰写的一篇颂词。颂词在借机称颂明朝“德化流行,协和万邦”的同时,记述麒麟到来,“臣民聚观,欣喜倍万”,慨叹“仁哉兹兽,旷古一遇”,反映了当时迎候长颈鹿的热闹与欣喜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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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友谊使者长颈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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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颈鹿是现今陆地上肢体最高大之动物,遍体布满棕黄色斑纹和浅褐红色斑点。斑点和斑纹或有规律而呈几何图形,或不规则而呈叶形或片状。雌雄两性都有二至四只包有皮肤的短角,大而突出的两眼之间则有一个角状的隆起物。长颈鹿有许多亚种,亚种的划分主要根据斑纹的形状。1981年,我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采访,一位野生动物专家说,肯尼亚的长颈鹿粗分为两种,一叫马赛种,一叫网格种。他告诉我,两个亚种最明显的区别是:马赛种体型较大,数量较多,全身斑纹呈不规则的锯齿状:网格种体型稍小,数量较少,顾名思义,斑纹是非常规则的圆形白色网状。

  那么,榜葛剌和麻林赠送中国的长颈鹿是哪一种呢?1992年,我再次访问肯尼亚,趁机探寻解决这个问题。一天,我们起了一个大早,天刚麻麻亮就赶往内罗毕国家公园。我们知道,长颈鹿同狮子、斑豹、大象等野生动物一样,喜凉怕热,总是从夜晚到清晨出来活动,天一热就躲到树荫草丛中。因此,要想看到它们,必须赶早。到达公园门口,一个名叫约瑟夫·卡纳吉的小伙子主动要求担任我们的导游。他折了一些树枝,发给我们每人几根。然后,我们就登上旅游车,奔向这个占地44平方英里的野生动物园的深处。

  卡纳吉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导游,接待过不少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了解中国同非洲、同肯尼亚的历史联系,知道中国人对长颈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说:“你们喜爱长颈鹿,我们也喜爱长颈鹿。我们的先人之所以选择长颈鹿送往中国,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民族豪情:要拣最好的东西赠送朋友。”他告诉我们,长颈鹿本来是不怕人的。可是,近年来偷猎活动猖獗,许多大象和犀牛丧生在原始的弓箭和现代化的枪炮之下。长颈鹿没有象牙和犀角那样诱人的东西,很少遭枪杀。但是,经常看到同类被捕杀的惨状,长颈鹿也难免产生恐惧心理。“不过,”他强调说,“只要不恐吓它,只要对它表示友好,我们不但可以接近它,还可以同它亲近一番呢。”

  车子在公园坎坷不平的泥土路上行驶。羚羊从草丛中跑来,欢蹦乱跳。河马在泥塘中嬉戏,怡然自乐。斑豹在树桠间栖息,酣梦未醒。卡纳吉让司机把车子向一片稀疏的树林开去。树不高,但枝叶繁茂。这是东非草原上常见的金合欢树。这种树的叶子,则是长颈鹿最喜欢吃的食物。走近了,走近了,树旁站着8头长颈鹿,个个都伸着脖子在觅食。

  车子停下来,卡纳吉解释说,人们都说肯尼亚的长颈鹿有两种,其实也可以说有三种。聚居在肯尼亚东南部阿西河以南地带的是马赛长颈鹿,聚居在塔纳河以北肯尼亚西北地区的是网格长颈鹿。而活动在两河之间和西部地区的长颈鹿,有时则很难分辨出到底归属哪一种。

  那么,眼前这些长颈鹿属于哪一种呢?我们悄悄把车子开得更近一些,看得也更清楚一些。我发现,这8头长颈鹿都是马赛种。原来这里靠近阿西河,是马赛种长颈鹿的聚居之地。

  关于榜葛剌和麻林赠送给中国的长颈鹿的亚种问题,卡纳吉说,他曾几次同来这里旅游的中国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运到东非以外去的长颈鹿,都来自沿海地带。而无论位于肯尼亚东南部的麻林,还是这一地区北边索马里和南边坦桑尼亚的沿海地区,都是马赛长颈鹿的聚居地。因此,从地域上判断,那两头长颈鹿,应该都是马赛种。

  卡纳吉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我随身携带的书上,印有明朝永乐年间绘制的那帧麒麟图。翻开书一看,图上的那头长颈鹿,浑身的斑纹都呈不规则的锯齿状,显然是马赛种!既然榜葛剌赠送的长颈鹿是马赛种,那直接来自麻林的长颈鹿就更是马赛种无疑了。

  忽然间,我感到,近六百年的时空间隔,逾万里的地域距离,好像一下子都缩短了。一种浓浓的亲近感、深深的友谊情,不禁在心中油然而生。我紧紧握住卡纳吉的手,感谢他解决了我心中存在已久的问题。卡纳吉看来也很激动,他说:“我同中国朋友多次讨论的问题,今天终于有了结论!”

  面前的长颈鹿显然不知道我们这厢发生了什么,个个都瞪大眼睛盯着我们。卡纳吉见此憨然一笑,把带来的树条伸到车窗外,轻声呼唤:“吉里,吉里!”从他的神情中,我知道“吉里”是他对长颈鹿的亲切称谓,而从公园门口带来的那些树条,则是为长颈鹿专门准备的。见此,我也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树条伸向窗外,轻轻地呼叫:“吉里,吉里!”

  所有的长颈鹿都悠然向我们走来。它们吐出长长的舌头,熟练地将树条席卷而去。于是,我们又拿出一些……就这样,我们同它们亲昵了好一阵子。到我们调转车头回返时,这些好似颇通人性的动物,都不约而同地甩起尾巴。按卡纳吉的说法,这是它们在殷殷送客。车子开出几百米远,我回头再看时,发现它们仍站在那里,并排而立,头颅高昂,好像在向中国客人行注目之礼。

  (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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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濒临灭绝的非洲犀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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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濒临灭绝的非洲犀牛

  在东南非的天然动物园里,有一种体态十分笨拙的大型动物,三三两两,或优游灌木林下,或嬉戏浅水塘中。它们伸着脖颈,昂着头,两个奇特的犄角冲天而立,显出一副怡然自乐的神态。这就是有名的珍贵动物非洲犀牛。

  犀牛属大型厚皮哺乳动物,肩高一米半到两米,体重一吨半到三吨半。犀牛看似笨拙,但非常敏捷,奔跑起来时速可达40公里。犀牛据说是地球上生存时间最长的动物之一,有5千万年的历史。犀牛原来品种繁多,分布的地域也较广。但经过漫长的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全世界目前幸存下来总共有18700头,其中野生的有17500头。这些犀牛分为五个亚种:亚洲的印度犀、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非洲的黑犀和白犀。亚洲的犀牛生活在南亚和东南亚的雨林地带,由于树木的砍伐和人类的捕猎,活动地盘越来越窄,头数越来越少。据国际犀牛基金会统计,亚洲三种犀牛的总数现在大约是2760头。

  非洲的犀牛名称上虽有黑白之分,实际上黑者不黑,白者也不白。两种犀牛,除白犀牛嘴巴周围皮色稍白之外,周身的皮肤基本上都呈灰色或深褐色。两种犀牛的基本区别在体态和特性的不同。白犀牛体大角长,嘴巴宽扁,性情温驯,以草为食。它又分为南北两种:南部的主要集中在南非、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据国际犀牛基金会统计,南部白犀牛现在大约有11670头。北部的白犀牛集中在苏丹南部和扎伊尔东北部,现仅存30头。乌干达西北部原来也有这种白犀牛,但由于长年战乱,滥加捕杀,现在已经绝迹。

  非洲的黑犀牛体型稍小,上唇伸卷自如,以采摘带刺的灌木枝叶为食。它生性孤独凶猛,在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中,生存下来的数目本来较大,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有65000头,分布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广大的东南非地区,主要是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到八十年代中期,据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国际联盟下属的非洲犀牛小组估计,黑犀牛最多已不过一、两万头。肯尼亚在1970年大约尚有2万头,但到2001年底却只剩下460头。赞比亚原有黑犀牛12000头,到八十年代中期则基本绝迹了。现在,据国际犀牛基金会估计,非洲黑犀牛总共不到3100头。因此,许多野生动物学家惊呼:整个非洲的犀牛群体,特别是黑犀牛,现正面临灭绝的严重威胁。联合国环境计划署2002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如不采取得力措施,非洲的黑犀牛在二十年内可能灭绝。

  非洲犀牛近二三十年来急剧减少,不是自然死亡或自然界动物互相残杀造成的,而完全是由于人为的因素。一方面,人口的剧增,树木的砍伐,使野生动物活动与生存的空间急剧减缩。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类不顾生态平衡,对野生动物的滥加捕杀。人们捕杀犀牛,过去是为得到坚厚的牛皮和传说有去疾补精之效的牛肉,现在则主要是为获取其犄角。犄角本是犀牛用以自卫的武器,最后竟成为导致物种毁灭的灾星。

  非洲犀牛无论黑与白,均有两只角,一前一后长在鼻子上方。前角长可达一米,重可达三公斤以上。后角短小,长度一般不到前角的一半,重不到两公斤。犀角由角质纤维构成,质地细密坚硬,既可入药,也可制作工艺品。用犀角雕镂的酒杯,不但雅致美观,据说还能检测酒中是否含有毒剂。近年来,犀角又有了新的用途。阿拉伯半岛的也门有一种习俗,许多男子佩带匕首,表示自己已经成年。这种匕首的把柄,过去多为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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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濒临灭绝的非洲犀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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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大批也门人流入附近盛产石油的国家做工,收入成倍增加。他们往往不惜破费几千、甚至上万美元,购买雪白、瓷实的犀角制作匕首把柄。这样,也门遂成为世界上进口犀牛角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东非各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69年到1977年,仅北也门就从这一地区进口犀牛角22645公斤。这意味着大约有8000头犀牛遭屠杀。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和远东地区,犀角主要作药用。犀角入药有退烧、解毒、强心、止血等功能。因此,把它研成粉状,配制成各种丸散膏丹,可治疗发热、心脏病、牙痛、晕眩、蛇咬等多种病症。亚洲有些人还认为,坚硬、挺立的犀角,是动物强健阳具的象征。因此,他们还用犀角制做增强性欲的春药。据非洲犀牛小组1981年4月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日本、香港和台湾三地,仅1978年就进口犀角4770公斤作药用,这至少需要杀掉1800头犀牛。

  随着国际市场上对犀角需求量的激增,犀角的价格猛涨。据肯尼亚野生动物专家埃斯芒德·布拉德勒—马丁博士说,从上个世纪初至1975年的七十多年中,国际市场上犀角的批发价格上涨21倍,而从1976年至1979年的四年中,又上涨20倍,达到每公斤675美元。零售价格更是高得惊人。1979年,东南亚地区犀角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8707美元,也门竟打破一万美元大关。而今,由于犀角已成为禁卖品,价格更是猛涨,据说在中东的黑市上每公斤竟高达3万美元。因此,犀角早就被人称为“白金”。

  犀角价格的飞涨,刺激了非洲内外一些人的贪欲,促使他们走上“谋财害牛”的邪路。他们不顾非洲各国和国际上严禁猎捕犀牛的规定,掀起空前猖獗的偷猎活动。偷猎起初多是个人行为,使用弓箭长矛,规模不大。而今,偷猎者往往结成团伙,手中握有自动步枪、轻机枪等现代化武器。非洲犀牛,特别是黑犀牛,因为长在头颅两侧的眼睛视力很弱,很容易大批遭捕杀。在东非的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三国,从1970年至1980年的十一年中,有近百分之九十的黑犀牛被偷猎。据非洲犀牛小组主席凯斯·希尔曼说,东非的黑犀牛每年减少大约2500头。黑犀牛七岁成熟,妊娠期十五个月,每胎产一仔,两胎间隔一般为四年,生殖率是很低的。因此,靠自然生育是很难补偿每年如此巨大的损失的。

  鉴于这样一个严重情况,人们为保护犀牛免于灭绝提出种种建议。其中,一些心情激忿的人提出,既然犀牛主要是因为其双角而招来杀身灭种之祸,那就干脆组织人力,搞一个“割角运动”,把所有犀牛的犄角都锯掉,使犀牛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偷猎者捕杀的目标。这一被讥为“去角保命”的建议,有点不切实际,实行起来很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在1977年将犀牛列为濒危动物,严禁犀角和犀牛其他器官进入市场,严厉打击犀角走私活动。同时,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国际联盟、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组织和一些非洲国家,在1981年联合发起一个世界性的拯救犀牛运动。运动要求非洲各国加强对天然动物园和保护区的巡逻,严惩偷猎者,以尽快制止偷猎活动。

  非洲国家对保护犀牛生存问题极为重视。有的国家通过了严惩偷猎的立法。1992年,斯威士兰立法规定,偷猎一头犀牛判刑五年,同时要处以高额罚金。有的国家为防止偷猎,将犀牛运送到较为安全的国家野生动物园,加强保护。有的国家,像肯尼亚,将所有犀牛都命名、编号,在其头部系上感应器,以便随时掌握其行踪。还有一些犀牛完全丧失的国家,诸如乌干达、赞比亚、博茨瓦纳,近年分别从肯尼亚、南非等拥有犀牛较多的国家引进一些犀牛,重新启动自己的“犀牛畜养事业”。南非、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家,则开始修建跨国野生动物园,共同努力保护犀牛和其他野生动物。非洲犀牛基金会前不久宣布,非洲的白犀牛已从1999年的10400头增加到2002年的11700头。该基金会人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兆头”。

  对非洲犀牛的保护和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当然不只是非洲犀牛基金会一家。近几年来,南非投入几百万美元,加强犀牛的保护和繁衍,使犀牛数目出现增加的趋势。因此,2002年2月,南非有人放风说,他们想提出一项建议,逐步解除对犀角贸易的禁令,有组织地开放犀角贸易市场。这种想法一露头,就遭到许多非洲国家和国际保护野生动物组织的反对。他们认为,犀牛的生存危机远未从根本上化解,解除禁令只能给非法犀角交易打开方便之门,最终导致犀牛的灭绝。在一片反对声中,那项建议胎死腹中,未能正式出台。

  最近,从肯尼亚,从津巴布韦,又传来一些犀牛遭捕杀的消息。这说明,保护犀牛这一珍贵物种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

  (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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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象的命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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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象的命运

  非洲野生动物繁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恐怕要数大象。在西非的科特迪瓦,且不说这个国家名字的本意“象牙海岸”就同大象紧密相关,就连这个国家的电台、报纸、旅馆、足球队,也都竞相以“大象”命名。在东非的蒙巴萨,两根长达十多米的模拟象牙交叉树立在通衢大道两旁,成为这个港口城市的象征。在南非的旅游胜地阳光城,几头模拟大象,身高十多米,蹒跚在山麓桥头,将游客欢迎。这一切表明,大象已成为非洲的标志性动物。但是,稍加留心,我们又会发现,无论在地方媒体上还是在国际会议上,引起争论最多的野生动物也是大象。大象被称为非洲保护野生动物和维持生态平衡的“热点”。

  大象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分为亚洲象和非洲象两种。前者生存在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孟加拉国等十多个亚洲国家,目前有近4万头;后者分布在撒哈拉以南三十多个非洲国家,目前有60多万头。两种大象的共同特点是体高、鼻长、耳大,除雌性亚洲象外均生长有巨大的獠牙。两种象不同的是,非洲象体形更为高大,肩高可达三至四米,体重可达七八吨。非洲象的耳朵也比较大,直径近一米,既有助于增强听力,也有助于身体的散热降温。非洲象的獠牙既长且重,长可达两米多,重可达100公斤。所有的象牙都是由石灰质构成,但非洲象牙比亚洲象牙质地更加细密、坚实、光滑、洁白,是制做精美手工艺品和装饰品的优质材料。因此,非洲象牙特别受人青睐。岂料,青睐的结果,则是非洲象的命运更加坎坷,甚至一度濒临毁灭的危险。

  非洲象的数目近四十年来大起大落。我在非洲工作时曾采访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国际联盟下属的非洲大象小组的专家。他们告诉我,非洲象的数目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高峰,约有130万头。其中,扎伊尔最多,约40万头,坦桑尼亚次之,约30万头。从七十年代开始,非洲象的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最多的一年竟减少10万头。以肯尼亚和乌干达为例,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十年中,大象的数目分别从16万7千头和1万5千头锐减到4万3千头和1千5百头。到八十年末,整个非洲的大象数目减少一多半,只剩下62万4千头。

  非洲象数目的锐减,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非洲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对森林、草原的开发与破坏,促使野生动物生存的地盘缩小,环境恶化。结果,大象的自然死亡率猛涨。二是滥加捕杀。过去,非洲人捕猎大象主要是为得到象肉和象皮。但是,七十年代之后,象牙成为人们捕杀大象的主要获取物。这不但是因为国际手工艺品市场上对象牙需求量的急速增加,还因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象牙同黄金和钻石一样,被视为一种价值稳定的硬通货,西方一些大银行竞相争购和储存。八十年代初,国际市场上象牙的成交额每年在130万公斤左右,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非洲。同时,象牙的价格不断上涨。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批发价从每公斤13美元上涨到156美元,上涨12倍。获取一根象牙,就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一些人把大象看成是“活动的金匣子”,把象牙看成是“令人垂涎的白金”,把偷猎象牙看成是“发财致富的捷径”。他们总是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千方百计去捕杀大象。

  过去,捕杀大象的多是本地人,使用的是原始的弓箭、长矛、棍棒,规模不大。七十年代之后,非洲以外的人也开始涌来。他们与本地人勾结在一起,甚至买通地方官员,秘密组织偷猎队,使用自动步枪、机枪、火箭筒等现代化武器,使捕猎活动大大升级。1980年4月,在坦桑尼亚中部的辛吉达镇附近的丛林中,发现有人埋藏了1308根象牙。1981年2月,肯尼亚破获一支有几十人组成的偷猎队。据说,他们一个月就捕杀大象200多头。

  非洲一些国家先后陷于社会动荡和战乱,使大象的捕杀公开化、规模化。1979年,在推翻阿明政权的战争期间,乌干达的卡巴格雷卡瀑布国家公园一次就发现300多头大象的尸骨,据说都是军人开炮杀死的。1982年,趁扎伊尔战乱之机,一支偷猎队把20多吨毒药投放到大象经常饮水的湖泊,结果造成三四百头中毒而死。而后,政府军与反政府军拉锯式的战争,使这个国家东部的十几万头大象遭捕杀。长达十六年的莫桑比克内战,长达二十五年的安哥拉内战,则使这两个国家的大象灭绝,最近不得不从南非引进。而素有“大象之国”称号的科特迪瓦,近几年内战连绵,大象也面临灭绝的危险。

  从七十年代起,大象被世界保护野生动物组织列为“濒危动物”。许多非洲国家颁布禁猎大象的法令,并打击偷猎大象、走私象牙的团伙。对有大象栖息的野生动物园和保留地也加强了管理,进行武装巡逻。同时,在一些国际保护野生动物组织的协助下,许多非洲国家开展大规模的“拯救大象运动”,通过捐助、展览、讲座、放电影等多种形式,宣传保护大象的意义和措施。1989年10月,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大会通过决议,十年之内严禁象牙贸易。这些措施对保护大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九十年代之后非洲象的数目开始缓慢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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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象的命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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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数目的增多激发新的争议。1997年,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第十届大会。津巴布韦、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南部非洲国家提出,它们过去储存下来不少象牙,请求大会准许将这些象牙出售,以便将所得收入用于进一步保护大象的生存。这些国家的建议遭到肯尼亚、印度和西方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象牙贸易都会鼓励偷猎,从而危及、而不是保护大象的生存。经过激烈辩论,与会的130多个国家的代表秘密投票,同意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三国“根据严格的条件试验性地”将所储存的60吨象牙出售给日本。所谓“严格的条件”,一是必须将出售象牙的收入用于大象保护,二是如果因出售这些象牙引发偷猎活动增加,出售就必须立即停止。所谓“试验性”,就是先实行三年,以后是否继续实行要看后果再定。

  三年过去后,各方都对这种“有条件的出售象牙”的后果进行了评估。评估的意见集中反映在2000年4月于内罗毕召开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第十一届会议上。以肯尼亚和欧洲保护野生动物组织的代表为一方,认为放宽对象牙出售的限制是前几年在环境保护方面所犯的“一个绝大的错误”。他们指出,在过去的三年之中,津巴布韦偷猎大象的活动明显增加,仅1999年一年官方媒体报道的就有84起。整个非洲又出现“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屠杀大象的情况。仅1998和1999两年,就有3万头大象遭到屠杀。另一方是南部非洲国家,认为因为放宽象牙贸易限制而遭到屠杀的大象,实际上只有几百头。现在,南部非洲的大象数已从1981年的7万9千头增加到19万8千头。为缓解居住地的压力,必须有计划地宰杀一些。因此,他们主张,不但应该继续允许出售储存的象牙,还应允许出售新宰杀得到的象牙。会议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最后通过投票,决定维持原来的决议,将不准进行象牙贸易的禁令再延长三年。

  2002年11月,第十二届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会上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南部非洲国家的象牙贸易问题。经过激烈辩论,会议批准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在三年内出售60吨储存象牙的申请。其他非洲国家因“大象生存条件没有显著改善”,类似的申请则未获批准。

  现在,关于象牙贸易的争论仍在继续。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利益。在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南部非洲国家,大象保护得较好,数目增长较快,有的地方确实出现过剩问题。据报道,博茨瓦纳现有大象10万6千头,但是,实际容纳能力估计只有5万头。因此,过多的大象不但毁坏草场和林莽,使一些地方出现荒漠化现象,而且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也受到威胁。津巴布韦据说也出现类似情况。这个国家的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代理局长坎罕加不久前说,津巴布韦的大象以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在增长,现已有8万4千头,几个国家公园都出现“象满为患”的现象。他认为,大象的过剩不但破坏植被,也给其他野生动物、乃至人类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多数南部非洲国家主张,不但应放宽对象牙贸易的限制,还应有计划地宰杀一些大象,以维持生态的平衡。

  其他非洲国家,特别是中非和东非一些国家,大象的生存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战乱或管理不善,这些国家的大象数目仍呈下降趋势。战乱频仍的刚果(金)、刚果(布)、中非、乍得、安哥拉等国家的情况尤为严重。据报道,刚果(布)的偷猎活动仍很猖獗,大象数目已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5万多头下降到目前的不到3万头。刚果(金)东北部的反政府武装大肆捕杀大象,以每公斤4美元的“超低价格”出售象牙。因此,这些非洲国家和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认为,放宽象牙贸易,必像打开潘多拉盒子一样,造成偷猎活动一发而不可收拾。

  2003年9月,一个关于大象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在斯里兰卡召开,主题是“人类与大象的关系及冲突”。研讨会认为,人类同大象“一向关系密切”,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关系恶化”,目前则“正在陷入生存冲突之中”。一些与会者认为,有些国家大象数目增长过快,不但毁坏热带的雨林草原,还把周围的稻田和果园视为“开放的自助餐厅”,横加践踏。有的地方,大象甚至攻击人类,亚洲各国每年就有几百人因此而丧生。另一些与会者认为,人类与大象的冲突,主要是因为人与象争夺生存空间日趋激烈造成的。一些国家的开发缺乏计划性,过多地侵占了野生动物的传统活动地盘,迫使大象不得不进行“破坏性反抗”。著名非洲大象问题专家伊安·道格拉斯-汉密尔顿认为:“如果我们不给大象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那么,我们最终也就不会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从长远来看,这就势必造成大象与人类的双亡。”因此,他指出,尽量缓解人与象之间的冲突,是当前非洲环境保护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大象的命运其实一直同整个非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象牙同黑奴、黄金、香料一样,曾是欧洲殖民主义者掠获的对象。从15世纪起,他们从非洲海岸深入到内地,大肆捕杀大象,掠夺象牙。欧洲国家以象牙为原料制造出一系列产品,从钢琴琴键、鼻烟盒直到弹子球。这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国家对非洲的争夺与瓜分。因此,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列强对非洲象牙这一特殊商品的永无止境的贪欲,使世界上这块最贫穷的大陆长期陷于血泊之中,构成殖民统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那样的历史悲剧今天不会重演。但是,人与大象的关系却仍然需要协调。“变冲突为和谐相处”,这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吁求。

  (2003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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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牵魂动魄是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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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魂动魄是鼓声

  早就听说鼓是黑非洲最流行的乐器,被称为非洲传统音乐之魂。这次到乌干达来,耳闻目睹,不但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还发现鼓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我曾到乌干达各地旅行,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总能听到“达姆达姆”的鼓声。鼓声大多急骤如暴雨,有时也能轻柔似清风。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听到鼓声,就魂牵魄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扭腿摇臂,跳起舞来。

  乌干达的鼓,一般是硬木做身,牛皮或四脚蛇皮蒙面。鼓的形状和大小千差万别,大者有如水缸粮瓮,小者宛若茶杯酒盏。从鼓身与鼓面的比例上分,有短、中、长三种。数量最多的是短鼓,呈陀螺形,发低音。鼓身四周绷着带毛的皮弦,打击鼓面,皮弦振动,使鼓声谐和悦耳。长鼓多呈圆柱形,敲击时挎在肩头,发高音,经常用以为短鼓伴奏。介于长、短鼓之间的中鼓,有圆锥形的,也有圆柱形的,一般发中音,既可为短鼓伴奏,也可独奏。各种鼓中,除大型短鼓用鼓棰敲击外,都用双手拍打,因此又有手鼓之称。同一个鼓,敲击鼓面的部位不同,手指同鼓面接触面积的大小不同,都影响到音量的大小和音调的高低。因此,技艺高超的鼓手,象小提琴手一样,非常讲究“指法”。同一个鼓,指法不同,能敲打出变化万千的不同乐声来。

  鼓在乌干达有悠久的历史,有人说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之前。当初,它纯粹是作为一种供人娱乐的乐器出现的。后来,随着人们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它也具有了多方面的作用。

  鼓作为乐器,风行全国城乡各地。乌干达有几十个部族,各部族人民都能歌善舞。歌唱的曲调大多激昂慷慨,舞蹈的节奏大多粗犷豪迈。因此,用激越昂扬的鼓点为歌舞伴奏,显得十分和谐。每逢传统节日或公众集会,总少不了以鼓为主乐器作欢愉的合奏。就是平时,皓月初升,人们也经常聚集在茅草房前的空地上,踏着欢快的鼓点,载歌载舞,消除一天的劳累,忘却日间的忧烦,然后轻松地进入梦乡。

  鼓,长期以来还是一种重要的通讯工具。乌干达湖多河密,丛林遍地,交通阻隔,人们就用鼓来传达某些重要信息。每当有修桥、筑路等公益劳动,村长就命人击鼓,“萨加拉,阿加拉米迪”,意思是说,“我不希望任何人睡大觉”。听到这种鼓声,村庄里的人就携(钅+秋)扛镐来到工地。而遇到诸如猛兽侵袭、敌人来犯等重大险情,就用鼓反复发出“关加,姆吉”的声音,意即“同胞,快来”。于是,成年的男子就手持长矛和盾牌,赶到指定的地点,做好应战的准备。有时,这种鼓声以接力的方式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使方圆几十公里的人们都警觉起来。正因为鼓能传递一些特定的信息,人们说它是“会说话的鼓”。为了掌握鼓语,人们需要从孩提时期就跟着大人学习、分辨。学习鼓语,在许多部族是每个男女的传统“必修课”。

  鼓,也是进行宗教和迷信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在乌干达一些地区,有些鼓被称为“圣鼓”,因为它们被认为有圣灵附体,能在阴间与阳间、凡人与神仙之间传递信息。这种鼓,或安放在教堂中,专为祈祷和唱圣歌时伴奏;或掌握在酋长手上,世代相传,只供祭祖祈天之用。

  鼓还有一种崇高的政治职能,那就是用作国家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乌干达国徽中间就有一面鼓。这是几百年来一种古老传统的延续。原来,乌干达在1967年成为共和国之前,境内有布干达、布尼奥罗、托罗和安科莱等四个王国。每个王国的王室都有一套大小不同的鼓。一套鼓最多时可达一千多个,各有不同的名称和音色。鼓上饰有色彩斑烂的串珠或贝壳。鼓棰往往用象牙或人骨雕成。这种鼓,只有王室的婚丧嫁娶、新王登基、对外国宣战等隆重场合才用。久而久之,它们便成为国王权威和王国尊严的象征。国王驾崩,王室的鼓全部倒置,表示哀悼,直到新的君主即位,才摆正过来。在安科莱王国,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巴基叶丹瓦鼓被奉为“国柄”。为确保不落入异族手中,它被安放在特制的房子里,有武士守卫。房中昼夜点燃着熊熊烈火,象征着鼓的永生、王国的永存。现在,这些王国都不复存在,但王室的鼓,仍有不少作为文物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乌干达人民爱鼓,对鼓的旋律有特殊的敏感性。我们看到,从一般家庭到公共场所,乃至总统官邸,大多有各种装璜精美的鼓,或挂在墙上,或摆在案头,或安放在茶几旁。当地朋友说,这些鼓不只是别具一格的装饰品,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源泉,因为人们一看到鼓,立时就会感到那急雨狂涛般的鼓点敲打心扉,令人精神振奋,给人以进取不懈的力量。

  (198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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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粗犷欢悦的恩戈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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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犷欢悦的恩戈玛

  非洲人天性喜舞亦善舞。我旅居东非四年,经常见到这样的情景:无论男女老幼,只要一听到有节奏的声音,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抖起双腿,扭起臀部,兴致勃发,翩翩起舞。

  舞蹈在东非统称为“恩戈玛”。恩戈玛在斯瓦希里语中是“鼓”的意思。因鼓是舞蹈的主要伴奏乐器,所以,恩戈玛被逐渐引伸为异彩纷呈的东非民族舞蹈的代称。

  东非二百多个部族,几乎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恩戈玛。“没有舞蹈,就没有非洲生活。”确实如此。非洲人白天跳,夜晚亦跳,有时通宵达旦地跳。他们迎宾时跳,过节时跳,祝寿时跳,结婚时跳,添丁时跳,举丧时也跳。有人说,除睡觉之外,非洲人有一半时间是在欢舞狂蹈的节奏上度过的。这话未免有些夸张,但却抓住了他们酷爱舞蹈的性格特点。

  文艺反映社会生活。东非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经聪明智慧的各族人民的巧妙编排,无可不能入舞。部族历史、祭祖祈神、战事农耕、放牧狩猎、男女恋情,则是他们最常见的舞蹈题材。

  东非的不少部族强悍好斗。他们与人斗,英勇善战,出了不少勇士;与兽斗,拉弓射箭,出了不少好猎手。他们那些丰富多彩的战斗与狩猎生活,在舞蹈上均有强烈表现。乌干达北方阿乔利族的《布沃拉舞》,是大型的战争舞蹈。二百多名男演员,个个腰扎花斑兽皮,头插雪白的鸟羽,踝系沉重的脚铃,一手提着皮鼓,一手拿着砍刀。鼓声和铃声的交响,似杂沓的脚步声起,战士们在追击敌人。而一阵突然爆发的呐喊,砍刀辟刺,似与敌人拚杀。整个场面雄浑粗犷,气势磅礴。而坦桑尼亚东北部坦噶地区流行的《乌卡拉舞》,则是另有一番情趣的猎舞。英勇的猎手们身背弓箭,手持长矛,准备外出狩猎,男女老幼皆来送行。他们载歌载舞,展现打猎时的威武场面和想象猎归时的欢乐情景。这种狩猎舞,虽然威武,但基调不似战争舞蹈那样严酷。它总是在威严中充满诙谐和欢悦。

  东非现在有更多的部族从事农耕,因而反映农事活动的舞蹈也就特别多。坦桑尼亚北部苏库玛族的《戈博戈博舞》,表现农民耕作和收获的喜悦。男女演员都腰缠禾杆制作的衣裙,头戴茅草编织的凉帽,手拿锄头或砍刀,在雄浑的鼓声伴奏下,一会儿播种,一会儿耕耘;一会儿收割,一会儿送粮进仓。舞蹈展示了农事的全过程,表现了耕作的辛劳和丰收的喜悦。这是直接同农事有关的舞蹈。还有不少舞蹈从一个方面反映农事活动。马孔德族的《姆多莫舞》是祈雨舞。天值大旱,禾苗枯槁,农夫心急如焚。男女青年们纷纷来到祖先的墓地,击鼓作舞,祈求先祖的灵魂向苍天求情,降甘霖于人间,使人们免遭饥馑之祸。

  在东非各部族中,最常见的还是表现男女情爱的舞蹈。许多部族都有这样的说法:不会跳舞的姑娘无人恋,不会跳舞的小伙子无人爱。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许多部族的男女青年总是把在节假日或劳作一天后的黄昏举行的舞会当成寻爱求偶的场所。不会跳舞,就无法同异性接触。反映这种求爱活动的舞蹈,最典型的要数布索加族的《塔梅纳—伊布加舞》、阿乔利族的《丁吉—丁吉舞》和在鲁犹马地区流行的《曼加卡舞》。在《塔梅纳—伊布加舞》中,先是少女上场,用胸部和腹部激烈起伏的动作表达自己的柔情蜜意。被吸引的男子鱼跃上场,通过踢脚、扬臂等动作,尽情展现自己的刚健之美。一时间,男女对舞,旋转如飞。舞影憧憧,说明他们已进入如醉如痴之境。在《丁吉—丁吉舞》中,也是少女率先翩翩起舞,而小伙子们在一旁执琴携鼓伴奏。琴鼓节奏加快,舞步紧跟着飞旋。跳到激狂时,伴奏的小伙子们一涌上场。这时,杂沓的舞步和激越的乐声汇合在一起,男女互相追逐,气氛热烈。而在《曼加卡舞》中,少男少女则一齐上场,各自寻找自己的伴侣。少年看中一个姑娘,就双手抚摩她的头。姑娘若是有意,就莞尔一笑,同少年一起离开众人,迅即跳起双人舞。众人见此,呼啸一声,也随着他们跳起来,祝贺有情人终成眷属。

  东非各部族还有大量舞蹈并无特定的主题,只是通过一些独特的舞蹈语汇,表现人们的喜怒哀乐之情。布索加族的《萨米亚舞》和坦噶地区的《塞罗舞》是迎宾和群众集会时经常跳的舞,节奏强烈,动作刚劲,情感激越。布干达族的《巴基西姆巴舞》和马腊地区的《穆索马舞》则是婚娶、庆寿时常跳的舞,舒缓时表示祝福,激越时表示喜庆。

  东非舞蹈不但内容丰富,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特色。如果说东方的舞蹈注重于运用手指、脚尖和眼神表达内心复杂细腻的感情的话,东非的舞蹈则主要通过身躯和四肢的大动作来表达一种强烈的激情。男演员喜欢以两臂和双腿的猛烈伸屈来带动全身,做出变化多端的舞姿。女演员总是以高耸的胸脯、柔软的腹部和宽大的臀部快速而狂放的扭动,来展示自己高超的舞艺。东非的舞蹈给人总的印象是,动作幅度大、速度快,显得热情奔放。这样一种特殊的舞蹈语汇,伴以暴风骤雨般激昂的鼓点和万马奔腾般急促的琴声,使舞蹈的节奏显得更加强烈。舞蹈的节奏其实是生活的节奏,是生命的节奏,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非人民战天斗地的豪放情怀,也反映了他们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

  东非各国都有专业舞蹈团。而最常见的,则是各部族、各地区、各村落业余的舞蹈队。在迎宾时,在节假日,在群众性集会上,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而在他们的带动和感染下,往往形成几百人、几千人集体共舞的欢乐场面。这时,包括国家元首在内的一些政界要人也会参加进来,与民同乐。难怪有人说,东非人个个是舞蹈家。看到这种壮观场面,谁能不信服呢?

  东非著名舞蹈家泰蕾扎·基索洛女士在同我们谈到东非人对舞蹈的酷爱时说:“我们是在娘肚子里跳着舞成胎,跳着舞来到世上,跳着舞生活、劳作,又跳着舞离开人世。我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舞蹈。”确实是这样,对东非人来说,舞蹈是生活的闪光,是生命的跃动,是从往昔阔步走向未来的足音。

  (198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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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木雕一枝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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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木雕一枝花

  光闪闪的雕刀在手指间飞转。顷刻,一块块枯木就显露出勃勃生机,变成扬蹄狂奔的长颈鹿,变成扭臀狂舞的激情少女,变成拉弓射箭的部族武士。非洲木雕艺术之神奇,委实令人惊叹。

  非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荣的雕刻艺术之乡。就我所见,科特迪瓦、苏丹、肯尼亚的象牙雕,刚果(金)、赞比亚、多哥的青铜雕,津巴布韦、加蓬、埃及的石雕,尼日利亚、贝宁、尼日尔的陶雕,还有桑给巴尔的贝雕,乌干达的葫芦雕,塞内加尔的牛角雕,刚果(金)的白沙雕和蝶翅雕,都以造型奇诡、风格别致著称。但是,从东非到西非,最流行、最具特色的雕刻恐怕还是木雕。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精美的木雕在制作、在展览、在销售。木雕被誉为非洲艺苑中最艳丽的一枝奇葩。

  非洲木雕艺术历史悠久,但时间究竟有多长,说法不一。我曾听西非的部族头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口衔刻刀来到人世的”。意思是说,木雕艺术与人类同生并存。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史前时期的非洲岩画中,就有木雕存在的遗迹。据此判断,木雕在非洲恐怕至少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但一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木雕艺术始于利用铁器“雕木为具”。这样算起来,非洲木雕艺术的历史大约也就两千多年吧。

  在非洲不同地区或国家,不同的民族或时期,木雕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刀架、巾托、书挡、果盘、烟碟、手杖等木雕制品,都讲究造型和工艺,但毕竟是生活实用品,不大注重社会历史内涵。真正把强烈的社会历史内涵与高度的审美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木雕,大致有三种。一是表现神灵和祖灵的作品。非洲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多元化社会,每个民族或部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历史传说,都有自己崇拜的神灵、先祖和英雄人物。每个民族或部族的艺人总是满怀崇敬之情,尽力把这些神灵、先祖和英雄超凡入圣的形象和气质用刻刀表现出来。这在比较强大或历史比较悠久的民族和部族中最为常见;二是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作品,诸如男子打猎、少女顶水、母亲哺婴、艺人击鼓、女人歌舞。这些作品贴近现实生活,成为几乎所有国家木雕艺术发展的新趋向;三是表现野生动物的作品。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特别是东部和中南部非洲,野生动物比较集中,其中最常见的是狮子、犀牛、大象、长颈鹿、河马、羚羊。这些憨态可掬或性情灵动的野生动物,大多被刻划得栩栩如生,具有一种独特的活力和美感。

  非洲的木雕作品千姿百态,但大多具有共同的艺术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节奏和动感。野生动物的狂奔和打斗且不说,就是男女人物的活动,从捕猎、农耕到娱乐,都激烈而紧张。这生动如实地反映了非洲人民同大自然搏斗的惨烈。二是夸张手法的广泛运用。木雕作品严格写实的不能说没有,但比较少见。大多是抓住反映对象的某个最突出的特点,诸如男性浑厚刚毅的嘴唇,女性多彩多姿的发辫,长颈鹿优雅修长的脖颈,羚羊活蹦乱跳的长腿,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加以表现,给人以鲜明、深刻、又决不失真的印象。三是粗犷与细腻的巧妙结合。多数木雕作品的总体线条趋向粗犷,但人物和动物某些最具传神力的部分,诸如眼睛、耳朵、乃至四肢,细节的刻画却又甚为细腻。这种粗与细的巧妙结合,使作品产生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美感。

  木雕艺术最繁荣的国家,西非有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喀麦隆、刚果(布)和加纳,东非有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和莫桑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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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木雕一枝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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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雕在坦桑尼亚被称为“马孔德”。马孔德本是聚居在坦桑尼亚东南部和莫桑比克东北部一个跨界民族的名字。这个民族的人大多是木雕艺术的高手。因此,“马孔德”在坦桑尼亚已经成为木雕的同义语。马孔德工匠多以热带原始森林中特有的乌木作材料。这种木头乌黑透亮,质地坚硬,非常适宜雕刻,特别是雕刻黑皮肤的非洲人。他们雕刻的人物,小的只有手指大,而大的则是真实人体的两三倍。我在达累斯萨拉姆博物馆看到过一个大酋长的乌木雕像,巍巍然在展室中立地顶梁,竟有6米多高。他那一根根乌亮的发丝,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眸子,镂刻得清晰而又逼真,显示出作者高超的镌刻功夫。

  肯尼亚木雕艺术的中心是首都内罗毕和海港城市蒙巴萨。从事木雕行业的多为坎巴族人。他们利用这个国家东南部马查科斯地区盛产的紫檀、橡木等硬质木材,雕刻各部族装饰不同的人头像,还有大象、长颈鹿等东非常见的野生动物。我在蒙巴萨参观一家木雕作坊时,还看到一种叫“穆胡古”的木头,天然生就的半边黑色、半边赭黄色,雕刻出来的动物显得更加优美。现在,肯尼亚全国从事木雕制作与销售的据说有十万多人。木雕已成为肯尼亚最兴隆的手工艺行业。

  乌干达的木雕作坊主要集中在全国第二大城市金贾及其周围地区。聚居在那里的布吉苏族和罗族人中产生了不少能工巧匠。他们利用本地出产的“波多”木和花梨木为材料,雕刻反映农耕、狩猎活动的人物,也雕刻反映风习民情的群体。他们的作品讲求雕镂细密,但又反对矫揉造作。著名雕刻家迈克尔·狄莫的大型木雕作品《人吞鱼》,取材于人类战胜鱼妖的罗族神话。其中,人的膂力强健,鱼的双睛凶顽,展示出人类在征服大自然过程中的勇猛与顽强。

  西非最古老的木雕作品出现在尼日利亚。北部的诺克和西南部的伊费,原是尼日利亚的两大文明中心。早在公元2世纪之前,诺克地区就出现大量陶器、铜雕、牙雕、石雕和木雕。只是由于年代久远,木雕已经朽毁,未能流传下来。我参观过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里面展出的木雕,大多是近一二百年的作品,造型奇特,但刀工稍显粗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两米多高的作品。初看好象是两根木头拼在一起,不知表现的究竟是什么。细一瞧,原来是一根独木中间镂空,两端仍连结在一起。再从整体上审视,才发现这是一对男女紧紧搂抱,四肢纠结在一起,流露出无限的柔情与蜜意。

  喀麦隆的木雕也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在其首都雅温得的木雕市场上,有几个店铺专门出售破旧、甚至有点朽烂的作品。其中,有帝王和部族首领的头像,也有辛勤劳作妇女的整体雕像,件件作品要价都甚高。店主称,这些都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可以说文物。我们不懂行,不敢轻信。当然,市场上出售最多的还是琳琅满目的现代木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乌木的女性半身雕像。那编制细密的根根发辫,那乌黑闪光的双眸,那厚厚的欲言又止的嘴唇,那高高隆起的胸脯,显示出黑人女性独特的青春美。

  刚果(布)的黄木雕和加蓬的灰木雕也都各具特色。黄木雕是巴特克、巴邦贝等部族的传统工艺品。这些部族的艺人利用原木的自然形态,雕琢出当地人高高的鼻梁和深陷的双眼。简洁的线条,分明的轮廓,不求人物的形似,而是在几乎变形的高度抽象中追求神似。灰木雕在艺术手法上也有类似的特点。但是,加蓬特产的灰木,质地细密、纹络清晰、色泽明亮,雕镂出来的作品特别招人喜爱。在首都利伯维尔,我们刚走进那家远近闻名的工艺品市场,就同时听到几个摊主用生硬的汉语高喊:“买这个,假的!”我们个个都给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使馆的朋友解释说,国内来的人选购灰木雕,总担心不是真货。他们往往一边挑选一边议论真假。摊主误以为中国顾客所说“假的”是赞誉之词。因此,他们一看到中国人,就高喊“假的,假的”。这真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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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木雕一枝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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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雕面具种类之多,工艺之高超,就我所见,恐怕科特迪瓦首屈一指。科特迪瓦有60多个部族,据说每个部族都有独具特色的面具。他们制做面具主要是在跳舞时佩戴。每当重大节日或婚嫁、婴儿命名等喜庆活动,亲友和四邻不分男女和老少,都戴上自己心爱的面具载歌载舞。我在经济首都阿比让看到,面具的用料既有乌木、红木等硬质木材,也有黄木、灰木、纯白木等质地稍微松软的木材。多数是纯木制做,也有的镶嵌上象牙或涂抹上油彩。面具的造型,有的似人非人,令人敬畏;有的是笑容可掬,惹人喜爱;有的仪态凛然,使人肃然起敬;有的青面獠牙,面目可憎,但也不失强烈的审美情趣。

  从东非到西非,制做木雕的作坊、车间和工厂,我都参观过。我发现,地域虽然不同,木雕制作的过程则大致相同。工匠一般选用质地坚实、纹络鲜明的硬木作材料。根据材料的形状、大小、色调来确定雕刻的题材。雕刻时,有的工匠眼前摆着图纸或模型,而大多是什么都没有。他们都是木雕老手,雕刻对象都“深藏在心中”。只见他们对材料稍加审视,捉刀即砍。那的确是“砍”,大刀大斧,几下子就砍出个粗略的形体,称之为“坯子”。对坯子,他们再用不同形状的刻刀雕琢,用不同型号的木锉打磨。定型之后,再用砂纸打光,然后着色和打蜡。这样,一件木雕作品就完成了。大的工厂,采用流水线方式,不同的工匠负责不同的工艺,而在规模较小的作坊,则往往是从砍坯子到上漆,一个人一贯到底。

  木雕艺人绝大多数是世家出身,技艺代代相传。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是在长年的创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家。在喀麦隆的巴蒙大酋长国,几个年轻的匠人告诉我,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大酋长宫廷的“御用工匠”。他们平时“干自己的活,想法赚点钱”,而一到宫廷建筑或装修有需要,他们就去“为大酋长效劳”。肯尼亚著名雕刻家塞缪尔·万乔,祖祖辈辈也都是木雕工匠。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肯尼亚爆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他同家人都成为起义军战士。当时,起义军缺乏武器,他就给战友雕刻木枪使用。肯尼亚独立后,他走上木雕艺术创作道路。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到处展览,获得好评,被称为“给枯木注入生命活力的艺术大师”。他说:“我过去用刻刀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今天则为美化人民生活而努力。”

  为保护与展示木雕和其他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不少非洲国家建立起合作社性质的创作与生产组织。在首都达喀尔的大西洋岸畔,塞内加尔修建有一个“工艺村”。村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能工巧匠,生产和展示木雕、石雕、骨雕、角雕等手工艺品。在坦桑尼亚,马孔德人本来是利用农闲进行雕刻。但随着木雕市场的扩大,不少人放弃农耕,甚至离开家乡,到城镇专门从事木雕行业。于是,木雕村社、木雕中心、木雕工厂纷纷建立起来。工匠、艺人的相对集中,为提高木雕的艺术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非洲木雕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西欧、北美和日本已成为其热销市场。同时,每年有千百万人从世界各地涌向非洲,除领略美丽的风光、观赏野生动物之外,也欣赏以木雕为代表的非洲造型艺术之美。欣赏之余,带几件回去,对许多游客来说更是非洲之行难以忘怀的纪念。这样,木雕不但给非洲增添了引人的魅力,而且也把非洲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木雕艺术在非洲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搭起了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

  每次去非洲,我都喜欢带几件木雕回来。有的馈赠朋友,有的则悬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摆放在书房的案头,不时把玩和欣赏。而每欣赏一次,我就觉得好象又神游一次非洲,同非洲又贴近几分。

  (1989年2月初稿,2003年10月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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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奇特的命名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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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特的命名方式

  东非各部族多奇风异俗。独特的命名方式恐怕就是其中之一。

  东非二百多个部族,许多部族都认为,婴儿刚坠地时没有灵魂,如同一般动物,因而只能以“猴子”、“松鼠”相称。命名之后,“魂归本体”,婴儿才能成为不同于动物的人。因此,他们都很重视婴儿的命名,认为这是人降生到世间后第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东非人大多只有名,没有姓。名,一般分两节,“土洋结合”。第一节是教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东非人信仰基督教,袭用英美人那种教名,诸如约翰、大卫或珍妮、玛格丽特之类。第二节是本名,是一个人的正式称谓。本名使用的是民族语言,从发音到拼写都带有浓厚的民族特点。而本名的起取,不同部族有不同的习惯和方式。

  很多部族在命名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在布吉苏族和卢希亚族,婴儿一出世,父亲或祖父就杀牲摆酒,宴请村上的长老或巫士。长老或巫士了解本村或本部落人员最近的去世情况。如果有哪一位刚刚过世,而又没有任何人袭用他或她的名字,那么,是男婴就采用他的名字,是女婴就采用她的名字。这表示,他或她人死之后灵魂再生,本村和本部族永不衰落。如果本村或本部族最近无人去世,或者去世者的名字已经被人袭用,那么,长老或巫士就要“呼唤先祖显灵”。那时,婴儿是男的,就牵来一只绵羊;婴儿是女的,就捉来一只公鸡。长老或巫士手抱婴儿,反复呼叫其家系中一大串先祖的名字。无论呼到哪个名字,只要绵羊或公鸡鸣叫,就给婴儿取哪个名字。他们认为,动物鸣叫是“先祖在说话”,表示同意让这个孩子来传宗接代。

  有些部族喜欢以受尊敬的在世的人给婴儿命名。在泰索族,婴儿的父母认为某位亲朋好友勇猛过人或容貌出众、致富有方或德高望重,就把他或她请来,飨以酒宴,将自己的名字赐给孩子。而在巴朱恩族和阿穆族,婴儿出生后第七天,亲朋好友都来道贺。他们每人带来一片椰树叶子,或者带来一张纸片,上边写着一个自己最尊敬的在世人的名字。叶子和纸片摆在一起,任婴儿去摸,拿到哪一片,那上面的名字就是他或她的名字。这种命名方式,无论是父母的良苦用心,还是亲朋的至诚美意,无不体现了长辈对孩子的希冀与期待。

  还有的部族,虽也很重视孩子的命名,但仪式比较简单,方式非常随便。婴儿出生三五天内,由家中辈份最大的人出面欢宴一些亲戚族人。酒足饭饱,由婴儿的母亲或接生婆介绍出生时的情况。辈份最大的人、长老或接生婆可根据任何一个情况给婴儿命名。有的命名是根据婴儿出生时的外界环境。我有一个萨米亚族朋友,因出生时正值大旱,庄稼颗粒未收,于是,他的名字被命名为“纳福拉”,意为饥荒。有两个卢戈巴拉族朋友叫德拉提和阿加塔。“德拉提”和“阿加塔”在他们的民族语言中意为“垂死”和“吵架”。他们之所以起这样奇怪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出生时,垂死的奶奶卧病在床,奄奄一息,得理不让人架的父亲喝醉了酒,同人争吵。也有以婴儿出生的时间、地点和天气命名的。罗族常见的人名奥考斯、奥卢沃克和奥亚莫分别为“下雨”、“阴天”和“刮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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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奇特的命名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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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奥约和奥鲁姆,意思是“路边”和“丛林”。难道他们真的是在路旁和丛林中出生的吗?我问过叫这种名字的人。他们说,确实如此。临产前,母亲一直在地里干活,来不及赶回家,只好将他们生在路边或稍微隐蔽一点的丛林中。

  以家世或家境给婴儿命名,在有些部族中也很流行。婴儿出生后,长辈找不到合适的名字,但又不愿孩子同家中或村上其他人重名,就请教族长或村上阅历最多的长者。他们往往根据婴儿祖辈的职业、家世沿革或目前的家庭景况命名。在吉库尤族,铁匠出身的人往往叫“穆图里”,而叫“旺昂克”的人,家中必然是牧人。在安科莱族,乌干达前政府的两位部长卡蒙图和卢兰加兰加分别为王族和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名字在安科莱语中分别为“贵胄之后”和“迁徙者之子”的意思。这种方式命名,不含褒贬。家世卑微、家境贫困者,并不因此而自惭形秽,而家世高贵,家境殷实者,也不借此而自我炫耀。

  除教名和本名之外,东非有些部族的人还有其他名字。吉库尤族的人喜欢有别名或外号。肯尼亚第一位总统肯雅塔原名卡莫。他以自己经常扎的一条带子另取名肯雅塔。岂料,肯雅塔这一别名,后来竟成了他的正式名字。在兰戈族中,男子在打仗时喜欢给自己另取一个表示勇敢无畏的名字,以鼓励和鞭策自己,是为战名。在努尔族,青年男女往往根据家中喂养的公牛和母牛的毛色、肥瘦等特点给自己再取个名字,在跳舞或其他社交场合使用,人称社交名。在卢希亚族,孩子长大成人,如果为部族或村民做了什么好事,人们就赠送他一个名字。这种名字,有点像我国封建时代帝王、大臣、贵族死后得到的谥号,主要是表彰其人的忠勇。当然,如果某个妇女养不好孩子,人们在私下就送给她一个恶名,诸如“奥夸通多巴纳”(笨蛋)或“姆里亚巴纳”(食人精)。而在尚武风气很重的马赛族,男子先有乳名,后有童名。成年时,同族人赠他一个美名,祝愿他多子多牛多福。而到取得武士资格、能打仗的时候,他便袭用征战半生的父亲之名,自称为“奥莱XX”,意为“XX之子”。这表示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武士之家,勇敢善战。

  东非人一般都是由族中长者或亲朋好友给命名。但在卡伦金等个别部族,则由母亲给孩子命名。这些部族认为,孩子“是从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叫他什么就是什么。这倒不是表明这些部族奉行女权主义。恰恰相反。这些部族的传统认为,给孩子命名这些妇女份内之事,男子如若过问,就会显得没有男子汉气质,被人瞧不起。而母亲的视野往往较窄,命名大多根据身边琐事。譬如,根据孩子出生时间,就命名“基贝特”(白天)或“吉普肯莫伊”(夜晚)。根据当时正在干的活计或发生的事情,就命名“吉普罗诺”(挤牛奶)或“托伊陶克”(客人来访)。

  东非许多部族都有专为命名的小调流传。我听几位当地的朋友演唱过,曲谱简单,但内容大多不知所云。等看到文字材料,我才发现,这些小调都是用本民族语言书写,外人很难看懂。经过他们解释,才知道大多是一连串名字的堆砌。这时,我不禁顿悟:这不就是他们的“百家姓”吗!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他们,他们点头笑起来。中国同非洲相距遥远,不料在姓氏文化上竟也有这样的相似之处。

  人的名字,本不过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符号。但在东非的许多部族中,它却隐含着民族的历史、社会的变革和宗教的信仰,透露出家庭的兴衰及其对后代的希冀与期待。因此,有人从人名入手,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并视之为民族学研究的一个便捷的门径。

  (198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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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是美容还是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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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容还是毁容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容貌美些。但怎样才算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一般来说,保持五官完整,恐怕是容颜美的最起码条件。但在东非,不少部族竟悖此常理,习惯于破坏五官的完整,以寻求容貌的美。

  以面颊来说,肌肤光润是一种自然美。偶有瘢痕或其他小疵,人们往往求医修整。东非的一些部族则不然。在那里,人不分男女,都喜欢在光润的脸颊上人为地制造瘢痕。他们把面部皮肤或用刀子切割,或用炷火烧灼,然后在伤面上涂以树汁、炭灰或垩粉,以留下永久性的斑斑伤疤。这种伤疤,不同部族有不同的图案。乌干达的兰戈族人在前额上烧烫三五排平行的小圆点,阿乔利族人在太阳穴上割三道平行的线条。肯尼亚的吉利亚马族人则环绕下眼睑挑撮二十个小肉瘤,形同一弯新月。在部族冲突频仍的往昔,面部不同形状的瘢痕,据说是识别敌我的重要标志。在长期的历史沿革中,瘢痕的这一作用逐渐消失,而今却有了新的含义。对男子来说,它为成年的象征,是能够承受巨大肉体苦痛的见证。对女子来说,它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美,一种能够打动男子心弦的“美人瘢”。

  刺唇穿鼻是东非许多部族的另一种美容方法。这主要在妇女中流行。乌干达的兰戈族女子喜爱在鼻翼上穿孔。肯尼亚的班巴族女子则喜爱在鼻孔之间的内膈上穿孔。孔穿好后,塞上金属片或挂上小串珠作装饰品。比鼻子上穿孔更为普遍的是在嘴唇上刺孔。坦桑尼亚的马孔德族女子习惯在上唇刺孔。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族女子在下唇刺孔,而吉库尤族女子在上、下唇均刺孔。刺孔时,她们先在嘴唇上涂些灼热的牛油、羊油或臭虫血,进行消毒。然后,用荆针或铁锥将嘴唇刺穿,塞上草茎。草茎不断更换,越换越粗,唇孔被撑得越来越大。定型之后,有的在孔中插上羽翮,有的挂上金属片,有的塞上木块。一个女子,鼻子上或嘴唇上既有孔又有饰物,才够得上一个标致的美人,成为众多男子的爱慕和追求的对象。

  在牙齿上下功夫也是东非不少部族寻求容颜美的一种常见作法。在别的民族看来,牙齿整齐是一种美,因此,牙齿损伤或脱落总要加以镶补。东非的一些部族则相反,总是有意破坏牙齿的整齐,或使之变形。肯尼亚的坎巴族男子爱把门牙磨成尖状。坦桑尼亚的马孔德女子则喜欢把整排牙齿磨成锯齿状。他们认为,带尖儿或沟槽的牙齿,不象自然成长的牙齿那样“呆板”,因而具有更多的美感。另外一些部族则干脆将部分牙齿拔掉。聚居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边界地区的马赛族男女,一般都拔掉两颗下门牙。乌干达的卢戈巴拉族人大多拔掉两颗犬牙。肯尼亚的罗族人则是将下门牙和犬牙共6颗统统拔掉。拔牙的习俗据说源自属于尼罗特语系的马赛、兰戈、阿乔利等游牧部族。原来,他们放牧牛羊的草原上流行一种痉挛病。病一发作,病人总是牙关紧闭,无法张开,滴水难进。因此,人们从小就将门牙拔掉,以便患了这种致命的病时有一条进食的缝隙。后来,这一习俗也为其他语系的一些部族所接受。现在,男子拔牙据说主要是显示自己的坚忍和勇敢。女子拔牙后,笑起来口露长缝,被认为最美丽动人。

  在东非传统的美容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两耳的修饰。女子在耳垂上扎眼儿,佩戴一些装饰品,在世界上比较普遍。东非很多部族将这一习俗大大发展了。女子扎耳孔,男子也扎;在耳垂上扎,在耳朵其他部位也扎。坦桑尼亚的桑布鲁族只有少女扎耳孔,在耳垂和耳稍各扎一个,孔中挂上串珠。肯尼亚的罗族男子扎耳孔,一扎就是十多个,每个孔中都塞上木棍或金属片。坦桑尼亚的库利亚族和马赛族不论男女都扎耳孔。扎好后,开始塞草茎,后换上木条,使孔越拉越大。有的人耳孔拉成环状,长近一尺,直垂肩头,甚至耷拉到胸前。男子在耳孔中塞上足有茶杯粗的木棒,女的则挂上铜丝环、珠链或铁铃。走动起来,两个畸形的耳垂和饰物在胸前晃动,有时还叮咚作响。中国古话说,两耳垂肩,是为福相。这里所说的垂肩,显然是极言两耳之大,并非真的垂到肩头。但库利亚族和马赛族一些人,两耳不只垂肩,而是垂胸。对此,他们倒没有什么福祸观念,只是认为这样蕴含着强烈的美感。

  东非人做这些美化面容的手术,不是在现代化诊所或医院里,而是在简陋的茅草屋中。手术师有时是传统的乡医,更多的时候是亲友或伙伴。手术工具不外是荆针、带尖的木棍、小刀和铁锉。手术时,没有麻药,也没有止血剂。手术后,用水或尿冲洗一下,敷上些动物油、牛粪或赭石粉保护伤口。这样原始的手术活动,不但使人感到疼痛难忍,还经常发生感染。耳朵变形,影响听力。牙齿拔掉,咀嚼和讲话都不方便。这些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现在,在偏远的乡间,这些传统的美容术虽然仍很流行,在城镇和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中,却已不那么时兴了。这说明,时代在前进,人们原有的审美观念在改变,传统的社会风俗也在改变。

  (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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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绚丽的黑非洲发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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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绚丽的黑非洲发型

  黑非洲的妇女爱美。她们不但有色泽艳丽的裙裾,多姿多彩的首饰,更有变化多端、绚丽无比的发型。

  妇女的发型,是黑非洲最独特的人文景观之一。从东非到西非,从中非到南非,妇女发型之繁多,之亮丽,之美艳,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对此,从18世纪起,欧洲的探险家就多有记载;我们中国人丁谦在1877年漫游东非后也曾惊叹,当地妇女“顶上之发,种种不一”。

  发型“种种不一”,但究竟有多少,恐怕谁也数不清。有人说,仅中非的刚果(布),女子的发型就有上百种。我就此询问过当地的朋友。他们虽然都说不出确切数目,但谁也不否认“上百种”之说。这是因为,刚果(布)人口虽然只有280万,但却有大小部族170多个,其中许多部族的女子都有自己的发型。在东非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我参观过几家大型发廊,每家都有四五十种发式供顾客选择。在西非的多哥,我在两家街头发廊门前的广告上看到,她们能做的发型多达六十几种。据非洲一家杂志说,黑非洲流行较广的女子发型至少有七八十种。

  发型与人种密切相关。黑非洲的居民主要是尼格罗人种。尼格罗人按地域分布和语言差异分为苏丹尼格罗人和班图尼格罗人两大支系。尼格罗人的共同特点是皮肤黝黑,唇厚鼻宽,头发柔软卷曲。头发的这种天然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妇女的发式。头发柔软,缺乏韧性,难以梳理。头发卷曲,长不太长,不便蓄留。因此,不做发型的女子,一般都是修剪得蓬蓬松松的短发。当然,这种蓬松的短发也可说是一种发型。只不过这种发式太普通,人们一般不把它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发型。严格意义上的发型,都是经过种种修饰,在自然形态美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人工美。

  黑非洲的传统发式是把头发加以梳理,编成形式多样的发辫。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发辫一度为直发所代替。那时,不少妇女通过电烫或火烫,通过涂抹油膏,把天生柔软卷曲的头发变硬拉直。这样,她们的发式就同世界其他地区妇女的发式基本相似。十多年之后,有些人甚至仿效欧美妇女佩戴起假发。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流行时间不长。随着非洲国家相继独立,民族传统受到重视,传统的发辫式样又重新流行起来。

  黑非洲女子的发型因地域、民族、年龄和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就年龄和职业来说,一般是青年和中年职业女子讲究发型,儿童和老人则不大做发型。从地域和民族来说,发型的不同反映的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尼日尔的习俗是,女孩子失去父母,就在头上扎起两三条小辫表示哀悼。几内亚的科内亚克族女子崇尚公鸡,就将自己的头发梳成鸡冠状。这显然是原始图腾崇拜遗留下的残迹。而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不同民族与部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加强,发型特定的寓意成分逐渐淡化,而主要体现的是不同人的不同审美情趣。当然,也有一些部族的女子根本就不做发型。这主要发生在苏丹尼格罗人南支的一些部族。其中,肯尼亚东南部的马赛族人和西北部的桑布鲁人的民族传统是,男子留长发,而女子则剃光头。这些部族认为,光头的女子才算美。

  当然,黑非洲的绝大多数妇女还是非常讲究发型的。首先,她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脸形,设计和确定基本的发式。然后,从发式需要出发,将满头秀发划分成或方或圆的若干块,并确定把每块上面的头发编成什么式样的发辫。接着,在头发上涂抹油膏,有时还需要搀和上几缕丝线,以便编成自己所需要的发辫。最后,将编好的发辫或单独或串联,或挺立或匍匐,摆放成多种多样的花式,从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美妙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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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绚丽的黑非洲发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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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非,加纳不同年龄的妇女有不同的发型。妙龄少女一般都把头发梳成几十个直立的小辫,有如满头杈桠萌生,富有朝气。年过青春期的姑娘喜欢把头发梳成一道道紧贴头皮的发辫,然后将这些发辫扎成不同的样式,形同鱼鳞、谷穗或瓜皮,看上去大方雅致,引人注目。中年妇女则往往把头发梳成几十根又细又长的辫子,用黑线扎得结结实实,从头的四周垂下来,在阳光下光亮照人。加纳的小学生一般是平头短发,不作发型。但是,科特迪瓦的小学生则喜欢扎小辫,有的只有三两根,挺立在头的上前方,恰似羚羊角,显得活泼可爱。几内亚妇女往往先把头发编成许多小辫,然后排成各种形状。有的一根根冲天而立,整个头就像一个大刺猬。有的仿照当地盛产的香蕉形状,把发辫盘成圆圈,或紧贴在脑后,或覆盖在头顶。尼日利亚西北部的卡奴利族妇女喜欢将头发编成发辫后盘成帽状,高高地罩在头顶;东北部的富拉尼族少女大多喜欢将头发从中间分开,编成小辫之后,上部的在头顶缠绕,下边的则垂悬到脖颈,显得层次分明,优雅别致。也有人则将四周的头发剃掉,把头顶的头发编成小辫,辫梢缀上彩珠,或垂在脑后,或耷拉到面部,将面孔笼罩起来,显得娇羞可人。

  在南部非洲,津巴布韦的女子喜欢将头发擦上油,掺上黑线或白线,分成三股或四股编成发辫。一个人往往有上百条小辫子,或高高隆起,或悠悠下垂,妩媚动人。在南非,祖鲁族的姑娘留长发,梳辫子,并佩戴各种头饰。订婚后,她们将长发改成发髻,并穿上黑色的皮裙。结婚后,她们又梳起辫子。如果不梳辫子而留短发,则是表示对婚姻不满。同样是在南非,恩特瓦纳人中的成年男子都留帽子式的发型,而女子出嫁后也“嫁夫随夫”,蓄留同样的发型。

  在东非的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斯瓦希里语流行,斯瓦希里文化得到许多部族的认同。因此,最流行的女子发型也称“斯瓦希里式”。这种发型的做法,一般是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向两边梳理,编成一条条发辫,松散地垂向肩头;而过于绒细的头发则是从前到后分成若干块,每块编一个小辫,每个小辫都孑然挺立。无论哪种梳理方法,编成发辫后的头皮都自成一体,有的形同整齐的田垄,有的形同斑马的网纹,有的形同火爆的玉米花,有的则形同带蒂的早花西瓜。这种发式古朴端庄,多为中年妇女采用。年轻女子则经常是将斯瓦希里式发型稍加变通,把头发从上到下编成一条条发辫,辫梢续上青丝黑线,缀以五光十色的珠子。她们走起路来,明光闪亮,叮咚有声,显得明艳而俏丽。还有的女子超越斯瓦希里式,独出心裁,变换出各种难以统一名之的发式。有的发辫垂在肩头,形同随风摇曳的柳丝;有的挺立在头的两侧,形同巨大的问号或惊叹号;有的挽在头顶,形同一个玲珑剔透的花篮;有的跨越在头顶与脖颈之间,俨然一座精心搭成的小桥。凡此种种,无非是尽力在多端的变化中寻求新颖、奇巧和美感。

  广义的发型还包括头上的装饰品。在黑非洲,最流行、最时尚的头饰是头巾。据说,最早的时候,戴头巾是女子失去丈夫后致哀的标志。现在,戴头巾则成为一种最普遍的装饰。头巾的种类和花色不但繁多,而且包扎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在遮阳防尘的作用之外,头巾为许多女子增添了一种特殊的修饰美。其他的头饰,常见的还有珠子、木梳、角梳、发卡、鸟羽、鲜花。喜欢剃光头的马赛族和桑布鲁族的女子,头饰最多,也最艳丽。有的将一串串珠子编制成头箍,或正或稍微歪斜地佩戴在头上。更多的人将整个耳朵从上到下都缠绕上珠圈,悬挂上珠练。打磨精细的珠练从耳垂一直耷拉到肩头或胸前。同时,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颈项上悬挂着色彩斑斓的珠串,缠绕着五光十色的珠盘。珠盘大小相叠,一层又一层,一圈又一圈,将整个肩头覆盖得严严实实。对这些没有发型的女子来说,精致的头饰则成为女性美的主要标志。

  黑非洲女子做发型,一般是相互帮助。在城市的马路边,在乡村的芒果树下,我曾多次看到手拿木梳的女子,给自己的伙伴梳理头发,编制发辫,塑造发型。她们说,做一个发型,一般需要一两个小时,复杂的则需要半天时间。而为出嫁的新娘做发型,可能要花上一整天时间。通过做发型,姐妹们相互切磋,不但提高了各自的技艺,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情谊。当然,这些人还只能说是业余理发师。近二三十年来,从城镇到乡村,黑非洲出现不少大小不等的发廊。发廊的主人可以说是职业理发师。这些理发师都是女子,大多受过专门的训练。她们不但具有利落娴熟的理发造型手艺,往往还掌握一定的美容技术。她们引进和应用国外先进的美发和美容技术,结合当地妇女的天生条件和审美要求,创造出许多新颖的发型和发式,被称为“美的使者”。

  多彩多姿的黑非洲女子发型,展示的是黑非洲妇女对美的执着追求。她们既让人给自己做发型,自己也给人做发型。这正如我在乌干达结识的一位艺术家所说,黑非洲的女子既是美的展示者,也是美的创造者。

  (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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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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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编好这个集子,我的感受不是如释重负,而是在踏上又一个累人的征程。

  人们常说,要认识世界,感知人生,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曾心怀读书万卷之愿,但由于种种原因,书读得不多,留下无限悔憾。我本无行路万里之意,可在追寻与采写新闻过程中,近三十年来,跑遍全球五大洲,涉足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行程有几十万里。记录这些行程的,当然首属新闻报道,但时过境迁,而今皆成过眼的烟云,不值得收存。留下来的,除作为形象记忆的上万张照片之外,只有信手写下的一些随笔散章。这些“萍踪寄语”式的文字,涉及的主要是世界各地的山川、风情、历史、文化和人物。当然,行色匆促,也有好些东西看过听到,没有来得及付诸文字,只是作为记忆保存在脑子里。从编这个集子开始,我计划按照非洲、中东、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地域顺序,将已经形成和尚未形成文字的所见所闻梳理一遍。如有价值,将整理成篇,配以照片,陆续拿出来求教于读者。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七十多个篇什,写的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就是黑非洲。其中,有些是近年所作,有些则是一二十年前的旧作。这次编选成册,尽力对旧作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书中的部分文字和照片为我夫人戴惠坤贡献。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新华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鼓励与支持。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高秋福

  200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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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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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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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彩的非洲》向中非论坛献礼

  新华社著名记者高秋福散文集《多彩的非洲――新华社记者笔下的神秘大陆》近日由新华出版社隆重推出。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关注非洲大陆生存与发展的潜心之作,书中不仅写出了非洲精彩纷呈的风物之美,更多的写出了非洲博大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非洲人民可敬无畏的牺牲精神。

  本书作者高秋福同志曾在非洲工作七年有余,怀着对那里自然之壮美、人情之淳朴、文化之悠久的无比敬仰,多次深入非洲腹地采访。作为一位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学者,他几十年来致力于推动中非两国的友谊。本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非洲,也是新华出版社向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献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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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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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动情的非洲

  山水篇

  非洲之巅远眺

  东非裂谷行

  美丽而神奇的大湖

  皑皑赤道雪

  月亮山传奇

  山国山情

  腹地边镇

  花都亚的斯亚贝巴

  刚果河上两都城

  好望角风云

  攀登桌山

  南非双城记

  风物篇

  丁香血泪

  天浆饮

  火焰花开

  热带草原上的金合欢

  穆图巴礼赞

  猴面包树

  加蓬国树奥库梅

  香蕉在乌干达

  旅人蕉的演化

  白蚁王国的奥秘

  仙禽皇冠鹤

  火烈鸟

  友谊使者长颈鹿

  濒临灭绝的非洲犀牛

  非洲象的命运

  民情篇

  牵魂动魄是鼓声

  粗犷欢愉的恩戈玛

  非洲木雕一枝花

  奇特的命名方式

  是美容还是毁容

  绚丽的黑非洲发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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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令人动情的非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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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动情的非洲

  每提起非洲,我总不免怦然心动。这当然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在世界的五个大洲中,我总觉得非洲最为独特,最能牵动人的感情。

  我本来是学英国文学的,可是没有学成,却同非洲结下了难解之缘。1966年,亚非作家协会在北京建立书记处,办有一个时事政治和文学性刊物。我奉命当编辑,组织撰写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稿件,并开始涉猎非洲文学。后来,刊物停办,我转向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初始本想搞欧美报道,但后来却偏偏把我派到非洲当记者。前后两任,我在东非和北非一共工作了七个半年头。后来,因工作关系,我又多次访问非洲,从开罗到开普敦,从内罗毕到阿比让,主要国家几乎跑遍。我很难说自己对非洲有深刻的了解,但感情的联系确实是日渐加深。

  非洲是一个幅员辽阔、风光明媚、资源丰富的大陆。我曾领略尼罗河上游的蛮荒,中游的秀丽,下游的丰饶。我曾在开普敦爬上桌子山,眺望罗本岛,放眼好望角。我曾惊叹西非的“三色文明”:科特迪瓦雪白的象牙雕刻,加纳光闪闪的黄金饰品,贝宁驰名世界的黑檀木雕。我也曾沉迷东非“三个令人叫绝的景象”:乌干达赤道线上的皑皑雪山映照蓝天,肯尼亚纳古鲁湖畔的百万火烈鸟染红苍穹,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满街的火焰花熊熊燃烧。非洲地下的矿物资源,地上的动物和植物资源,河湖中的水利资源,都为世界上其他大洲所罕见。这些都曾引起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垂涎、豪夺和强占,而今终于都回到非洲人民自己的手中。这是历史逻辑的伸张和胜利,令人兴奋而激动。

  非洲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非洲北部的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加纳,都在人类文明最早发祥地之列,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尼罗河、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曾是古代非洲的文明中心。非洲人民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大约从15世纪起,欧洲列强先后侵入非洲,进行残酷的掠夺和破坏。为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原始积累”,他们不但掠夺非洲的资源,而且大肆贩卖奴隶,将千百万黑人强行运往美洲和其他地区。在这场罪恶的贩卖黑奴的活动中,有无数非洲人丧生在看不到尽头的茫茫大海上,更有无数非洲人在抵达彼岸后沦为廉价的、处境悲惨的苦役。这是非洲历史上最为悲怆的一幕。非洲人民不但经营了非洲,也养育了欧洲,更开发了美洲。他们为世界三个大洲的发展而洒血流汗。他们是人类历史当之无愧的真正主人。我为他们经历的苦难而悲愤,更为他们做出的史无前例的贡献而骄傲。

  非洲从没有沉沦,非洲人民一直在抗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各国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非洲从战前只有三个独立国家很快就增加到五十多个。他们埋葬了殖民主义,赶走了帝国主义,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走上了建设自己新家园的道路。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非洲目前仍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大陆。在联合国确认的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9个国家中,非洲占34个。非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但非洲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百分之一,贸易额仅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工业制成品出口则几乎为零。在全世界38个负债最多的国家中,非洲占32个,债务总额逾3000亿美元。不少非洲国家靠借新债还旧债度日,甚至终年只为偿付外债利息而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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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令人动情的非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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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落后给非洲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8·5亿人口中,目前有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有两亿人受到食品严重短缺的威胁,每年约有800万人死于饥馑。2004年,在世界上死于疟疾的120万人中,非洲占百分之八十五;死于艾滋病的310万人中,非洲占百分之七十五。非洲人,特别是黑非洲人的预期寿命,在世界上最低,平均不足45岁。

  非洲不但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也是世界上“麻烦最多”的地区。这主要表现在军事政变不断,内战颠连发生,邻国时有交恶,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定。据粗略统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非洲发生军事政变180多起;在过去的15年中,有30多个国家发生战乱或国际冲突。内乱和战争导致700多万人丧生,1300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达数千亿美元。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非洲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非洲新一代领导人提出“非洲复兴”的口号。2001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任务是今后15年内非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七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使非洲国家各自或集体走上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道路。2002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改为非洲联盟,决定进一步加强成员国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合作。几年来,非洲的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从1995年至2003年,非洲经济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五,是过去15年的两倍。2004年非洲经济增速是百分之五点一,创1996年以来最高增幅。非洲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非洲的未来掌握在非洲各国人民自己手里,在谋求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应该携起手来,共创美好的明天。

  在非洲人民的斗争中,曾有过相似命运的中国人民总是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曾走上街头声援埃及人民收复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我们曾为战斗在奥雷斯山中的阿尔及利亚游击战士锻造过武器。我们曾在蚊蚋横生的坦噶尼喀丛林营地为非洲前线国家培训过自由战士。我们曾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呼。我们也曾为他们遭受的暂时挫折而痛心。我个人结识过一些为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而战斗的非洲政治家,采访过不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斗争的非洲领导人。我曾到非洲民间去采风,为丰富多彩的非洲民间故事所感动,也曾将非洲各国自由战士在战斗间隙写下的诗歌收集起来,译成中文出版。我深为非洲各国人民的英勇顽强、聪明睿智而感动。

  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而在新的时代更焕发出新的光芒。我曾追踪中国明代大航海家郑和在东非海岸留下的遗迹。我曾在桑给巴尔博物馆看到过中国古丝绸的残片。我在肯尼亚的蒙巴萨博物馆中参观过中国明、清两代的精美瓷器。这些实际上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非交往的密切,中非友谊的悠久。而在历史进入新的时期之后,中非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更有了新的飞腾。广大非洲国家同中国一样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但有相似的历史命运,更面临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任务。我们总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这些年来,中国在非洲援建了多少项目,中国向非洲派遣了多少医疗队,中国在非洲经办了多少独资与合资企业,实在难以尽数。同时,中国在自己的发展和建设中,在国际上反帝反霸的斗争中,又曾得到非洲多少支持,恐怕也是难以说清楚的。中国与非洲情同手足,谊为战友。

  非洲,她给予世界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而世界给予她的则太少、太少。非洲体现的是一种博大的无私奉献精神,一种可敬的无畏牺牲精神。也许正因为如此,每当提起非洲,我总不免为之动情。我爱非洲,爱她的过去和现在,更爱她前程远大的未来。

  (2005年2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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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之巅远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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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之巅远眺

  非洲大陆多奇观。最奇的,也许要数乞力马扎罗山了。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海拔5895米,是非洲第一高山,被称为“非洲之巅”。说其奇,山势高峻,自然是一奇。但是,最奇的并不在此,而是地近赤道,却终年积雪,雪凝成冰;阳光灿烂,却总是白云缭绕,真容难见。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赤道与南纬3度之间。大约在两千五百万年之前,在地壳断裂造成东非大裂谷的时候,地壳的大幅度抬升和岩浆的猛烈涌动,在裂谷两岸形成一系列火山。其中最高者就是乞力马扎罗山。此山在大裂谷以东160公里处,大约形成于七十五万年之前,算是火山群中比较年轻者。这座东西延绵80多公里早已熄灭的火山,主要由希拉、基博、马温齐三座山峰组成。若干万年之前,希拉峰坍颓,只剩下一个火山口;马温齐峰受到强烈侵蚀,只有5149米高。大约十万年之前,基博峰仍在喷发,形成高达5895米的主峰和至今仍很完整的火山口。基博峰从5000米往上,温度经常保持在零下34摄氏度。山顶终年有大雪飞飘,而且经久不化,积雪最深处已经有上百米。同时,从山顶往下有一条冰川倒悬,一直伸展到陡峭的西南坡4300米左右的高度。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巍巍高山耸立,山巅终年佩戴的是一顶冰雪的冠冕。在赤道线上的强烈阳光照射之下,白皑皑的雪冠光华四射,形成赤道雪山之异景奇观。六十多年前,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慕名来到乞力马扎罗山脚,以满带激情的笔触赞叹:“广袤无垠,嵯峨雄伟,在阳光下闪着白光,白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曾几次来到乞力马扎罗山脚。翘首北望,希冀实地一瞻其丰采。岂料,晴空万里,一碧如洗,而山顶之上却白云aidai(云加爱、云加逮),烟凝雾滞,将其真容遮掩。一年十二个月,据说她有九个月隐身烟海,像神话中的天仙,诡秘莫测,很少露面。当地人说,此山有灵性。每有贵客至,她才出面相迎。不知此话灵验,还是事出巧合,我们有一次同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在山脚下的机场邂逅,乞力马扎罗山真的走出雾帐云幔。只见她像阿拉伯美人一样,扯开头上包裹的层层面纱,露出一副娇羞动人的面颊。红日夕照之下,玉颜生辉,瞬息变幻。一忽儿白晃晃闪金,一忽儿红艳艳透紫,令人目眩神迷。俄而,风拂云舒,她容销迹敛,倏然不知所之。目击者无不称奇,叹其来去之匆促。

  要想充分领略乞力马扎罗山的丰姿,看来只有爬上云头俯视。我乘坐大型波音飞机,几次擦过她的身边,越过她的头顶。每次所见虽并无很多不同,但每次却总有一些新的发现。开始,只见万里长空中闪现一个亮点,翕忽明灭,似动非动。俄顷,亮点幻化开去,形成一片璀璨夺目的光涛。光涛先是沸沸扬扬,随即迅速凝聚,塑成一顶硕大无朋的银冠。冠顶光华四射,如彩缨闪烁。冠底白云蒸腾,似纱带飘舞。同机的友人指点说,此乃乞力马扎罗山的基博峰。说话之间,太阳像个炽热的大火球倒悬山顶上空。于是,银冠的轮廓模糊起来,迅即融解为一片石火电光,流金溢彩,熠熠闪耀,使人不敢正视。随同电光石火,不知从哪儿又袭来一股气浪,灰蒙蒙,亮闪闪,飞飘翻卷。一次,气浪如洪流,径直冲到飞机的舷窗上来,令人不寒而栗。

  乞力马扎罗山如此瑰丽奇特,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情思。情思交汇,又不知编织了多少动人的神话传说。

  “乞力马扎罗”,本是斯瓦希里语,意为“明亮的山峦”。但是,也有人说,“乞力马”的意思是“小石”,而“扎罗”的意思则是“大鬼”。据一则广为流传的神话说,一个男童正在草原上放牧,发现一只豺狼混进羊群。他机警地拣起几块小石头向豺狼掷去。豺狼显现原形,竟是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魔鬼善于变幻,体形越来越大。不料,小石头也能变化,块头不但越来越大,而且通体发红,成为一个个火球。这些火球聚拢在一起,成为一个火堆,将魔鬼牢牢压住。魔鬼越挣扎,火堆就变得越高。到把魔鬼压扁烧死时,牧童发现,面前兀立的竟是一座高大的火山。这个小火石降服大魔鬼的故事,折射出乞力马扎罗山作为火山形成的过程,也反映出人类征服大自然中邪恶势力的意愿。

  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马赛人有一则神话,讲述这座高山何以充满勃勃生机。原来,山顶上居住着一位威严的山神。他双目如炬,炙烤大地,草木枯槁,人难生存。但是,他有一个好心肠的女儿,见此萌生恻隐之情。她日夜不停地喷云吐雾。云雾化为甘霖,滋润大地。草木从而欣欣向荣,人们安居乐业。这则神话显然是想说明为何山顶云雾缭绕,而山麓则雨水充盈。它提供的解释是生动的,当然并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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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之巅远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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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是,印度洋上潮湿的季风吹来,遇到乞力马扎罗山这个高大的天然屏障,无法继续前进,就在山腰回环,变为雨水降落。雨水顺着山坡流下来,形成溪流和湖沼。这些水流和气温条件相结合,使乞力马扎罗山从上到下形成几个迥然不同的山地垂直植被带。4000米以上分别是高山寒漠带和积雪冰川带,以下大约每隔1000米分别是高山草甸带、温带森林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和赤道雨林带。这样,从山坡上茂密的自然林带到山脚下种植的咖啡、香蕉和玉米,一层层相叠,一环环相扣,给乞力马扎罗山编织了一条翠绿的长裙。银冠、绿裙交相辉映,使乞力马扎罗山显得更加妩媚多姿。

  居住在山脚下的另一个部族查戛族,也有一则神话,解释乞力马扎罗山雪冠的成因。原来,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栖息着几百万只火烈鸟。这种鸟的羽毛白中透红,异常美丽。乞力马扎罗山神的女儿喜爱火烈鸟,火烈鸟也喜欢她。因此,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鸟儿飞到山顶,将羽毛向她奉献。她利用这些鸟羽精心编织了一顶大彩冠,光华夺目,美丽非凡。当然,神女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彩冠则是大自然的杰作。不过,把山巅终年的积雪比作鸟羽,倒是显示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而借鸟儿对神女的喜爱,则表达了人们对乞力马扎罗山的崇敬。

  人们对乞力马扎罗山的崇敬总是同迷惑不解交织在一起。公元2世纪,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曾在地图上标出位于赤道附近的这一雪山。赤道炎炎,竟有雪山,后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把它从地图上抹掉了。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一批批探险家来到非洲,这座雪山才“重新被发现”。1846年,德国传教士约翰内斯·雷布曼从桑给巴尔出发,到非洲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人中间传教。同时,他深入内陆地区探险。1848年5月,他亲眼看到乞力马扎罗山,成为“发现”此山的第一个欧洲人。他把自己之所见撰文在德国发表,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有的人惊叹,有的人怀疑,有的人则斥之为“异端邪说”。但是,他对乞力马扎罗山的描述,却引起许多欧洲探险家的兴趣。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的探险家,一批又一批相继来到非洲。1889年,德国地理学家汉斯·迈尔和奥地利登山家路德维希·普特舍勒亲自登上基博峰,拍摄并带回大量赤道雪山的照片。直到这时,乞力马扎罗山的存在才最后被欧洲人确认。由此可见,人对事物的认识,需要排除多少障碍,经历多么崎岖的漫漫长途啊!

  乞力马扎罗山的存在一经被证实,就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争逐的对象。早在1884年7月,英国殖民者汉密尔顿·约翰斯顿就以植物学家的名义潜入乞力马扎罗山一带。他经过一番活动,同当地的酋长签订一系列协定,“租借”到很大一片土地。实际上,这是划定了英国同正在大举侵入坦噶尼喀的德国的殖民边界。同年,德国殖民者卡尔·彼得斯创建德国殖民化学会,随后在乞力马扎罗山东南方的乌桑巴拉山地区抢占大片土地。1886年,德国将整个坦噶尼喀划为其“保护国”。1891年,彼得斯被德国政府任命为乞力马扎罗山地区的高级专员。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英国感到无能为力,就以女王的名义,趁德国皇帝威廉庆寿的机会,把乞力马扎罗山“赠送”给德国。基博峰遂被德国人命名为“威廉皇帝峰”。

  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这笔肮脏交易经过七十多年才被中止。1961年12月9日,坦噶尼喀获得独立。在举国上下欢庆的时刻,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广场上,一名青年军官从刚刚就任总统职位的尼雷尔手中接过一支火炬和一面国旗,奔向乞力马扎罗山。最后,他爬上峰顶,把火炬点燃,把国旗插在那里。翌年,尼雷尔总统正式宣布,“威廉皇帝峰”更名为“乌呼鲁峰”,意即“自由峰”。从此,乞力马扎罗山洗刷掉昔日的屈辱,成为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独立与自由的象征。四十多年过去,仰望山颠,那明亮的火炬好似还在熊熊燃烧;侧耳谛听,那“乌呼鲁”的吼声好似仍然在非洲大地上回响。

  乞力马扎罗山是坦桑尼亚人民的骄傲,也是坦桑尼亚的一个重要旅游地。现在,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两万多人攀登。据坦桑尼亚一些科学家研究,随着世界整体气候的日趋变暖,乞力马扎罗山顶峰的积雪和冰川在渐趋消融。1912年,山顶的冰川有12平方公里,到2000年只剩下2·6平方公里。有人预言,二十年后,所有积雪和冰川也许就会消融殆尽。到那时,乞力马扎罗山佩戴了几十万年的雪冠,很可能就自行脱掉了。

  我最后一次走近乞力马扎罗山是在阿鲁沙。我站在高4500米的梅鲁火山的山腰,朝东北方向望去,慨叹再一次失掉攀登与审视乞力马扎罗山的机会。陪同的坦桑尼亚朋友安慰我道,不攀登也许比攀登看得更加真切。一位出生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作家说过,每观油画,近看不过是一块块颜料的堆积,远看才发现是一件动人的艺术品。对乞力马扎罗山,恐怕也可作如是观。登上山时,看到的只是一堆堆乱石,而远眺,并且只有远眺,她才是一件浑然天成的艺术杰作。

  乞力马扎罗山啊,别来数载,我仍然因未能同你亲近而怅惘。但是,你那美丽的姿容,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你那神奇的内涵,永远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中。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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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东非裂谷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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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非裂谷行

  飞机越过红海进入非洲上空。凭舷窗俯视,机翼下的东非高原上,从北向南,蜿蜒着一条又深又长的地沟。地沟两侧,山岩壁立,湖泊连珠,蔚为壮观。这就是被称为“地球伤疤”的东非大裂谷。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上最大的断层陷落带。这个陷落带,据说是三千万年前第三纪后期的中新世开始形成的。那时,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异常活跃。强大、剧烈的地下力量将地壳撕裂,使大片地表隆起而为山脉,下陷而成峡谷和湖泊。这条裂谷南起莫桑比克的希雷河口,向北穿过东非高原和红海,直到亚洲西部的约旦河谷。裂谷全长6400公里,宽50至100公里,深50至1000米。这是裂谷的主脉,亦称东支。从非洲中南部的马拉维湖起,裂谷的另一岔向西北伸延,穿过布隆迪的济济河谷地,经卢旺达、乌干达和扎伊尔边界地带,直至苏丹南部。这是西支,全长1700公里。东西两支,我们都有幸涉足观赏,其奇特的自然景色和丰饶的自然资源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北行60多公里,我们寿县来到大裂谷的至高点利穆卢了望台。这段峡谷长约800多公里,宽约80公里,深约800米,具有大裂谷最显著的地形和地貌特征。屏息俯视,只见深不见底的沟壑,断壁悬崖,陡如刀削。壁沿沟底,松柏交翠,莽莽苍苍,犹如一幅泼墨山景画。举目西望,峡谷对面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上,一个巨大而平缓的锥形山峰清晰可见。那是隆戈诺特火山锥,也是在地壳剧烈变动中形成,只是久不喷火,是个死火山。它那高高的峰巅,同裂谷幽深的谷底,形成巨大的反差,给大裂谷平添无限的壮美。

  了望台的周围是大片除虫菊田。除虫菊是是多年草本菊花,其花卉饱含杀虫汁液,是制造杀虫灭蚊药剂的重要原料。肯尼亚的除虫菊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据介绍,除虫菊最早在中国栽培。在两千年前的汉代,经由波斯和中亚传到欧洲,19世纪由英国人引种到肯尼亚。闻此,我们不由采撷几朵黄蕊白瓣的小花朵,夹在笔记本中留作纪念。小白花说不上美丽,但却散发着一缕淡淡的清香。它不但为人除害兴利,点缀在山野之间,也给粗犷和荒蛮的大裂谷增添了几分柔美。

  站在了望台向东眺望,可以看到巍峨的肯尼亚山。班图语中的“肯尼亚”意为“鸵鸟”。肯尼亚山有黑黝黝的山石和白雪覆盖的的峰顶,恰似身披黑白相间羽毛的鸵鸟,因此得名。它海拔5199米,是仅次于乞力马扎罗山的非洲第二高峰。山峰临近赤道,但峰顶终年积雪。雪峰映赤日,光华熠熠,眩目夺魂,成为东非一大绝景。

  走下了望台,我们沿着东非国际公路向西行驶,来到大裂谷的谷底。谷底是一片开阔的原野,上面有二十多个湖泊,水光潋滟,好似一串珠练。其中,奈瓦沙湖是淡水湖,面积44平方公里,海拔2100米,是裂谷带上地势最高的湖泊。湖中栖居有三百多种禽鸟,既有凶猛的鱼鹰、苍鹰,也有小巧的睡莲鸟、纺织鸟。百鸟鸣啭于湖面,千禽争飞于碧空,形成一个极乐的禽鸟世界。其他湖泊则多为咸水湖。其中,最大的是图尔卡纳湖,长210公里,宽50公里,深达150米。碧水千顷,平静无波,人称“翡翠之海”。而最有名的则是纳库鲁湖。这个湖中长满红藻,栖息着以红藻为食的几百万只火烈鸟。火烈鸟身披红色羽衣,漫游在湖中,近看似一片山花怒放,远望如满天彩霞飘飞。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被誉为“世界禽鸟王国中的绝景”,每年吸引几十万游客前来观赏。

  大裂谷的西支也有许多湖泊。从南往北,比较著名的有马拉维湖、坦葛尼卡湖、基伍湖、埃德华湖、乔治湖和阿伯特湖。这些湖泊,有的是断层湖,有的是火山口湖。它们镶嵌在山峡之间,山湖相映,使人不知到底是水在山上,还是山在水中。

  在裂谷东西两支之间,广袤的高地正中凹陷为洼地,形成著名的维多利亚湖。此湖面积6.8万多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淡水湖。湖中盛产鱼虾,周围水草丰美,是东非有名的古布干达王国的发祥地。

  如果说湖泊是地壳大变动时下陷的产物,山峦则是地壳大变动时隆起的结果。像东支一样,裂谷的西支也是山岭连绵,且多为火山。据统计,西支的火山有八十多座。其中三十多座是活火山。这说明,西支的地壳运动至今仍很活跃。

  西支最大的山脉是鲁文佐里山。鲁文佐里山横亘在乌干达和扎伊尔之间,蜿蜒120多公里,主峰海拔5110米,是非洲第三高峰。这座山头戴雪冠,腰缠云带,看上去瑰丽而神奇。山下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从开采到冶炼形成一条龙。这个名叫基伦贝的铜矿,最高年份的铜产量为17000吨,是乌干达出口换汇的主要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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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东非裂谷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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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文佐里山南边是姆法姆比卢火山群,其中不少是活火山。我们几次从基隆加火山前走过。远远望去,总看到黑烟蒸腾,巨大的烟柱直升云霄。从此往南,卢旺达和扎伊尔边界上的卡里辛比火山、尼朗贡戈火山、鲁加兰比罗火山,每当喷发,总是浓烟滚滚,熔岩涌流,含有大量化学物质的气体使周围地区的大批牲畜中毒而死。当地人不明了这种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委,认为是山神对自己的惩罚。因此,他们对火山及想象中的山神,总是怀有一种既敬畏又恐惧的心情。

  东非大裂谷,无论东支还是西支,或是两支之间,人烟稀少,林疏草密,栖息着大量野生动物。这些出没在原野中的动物群落,形成一个又一个天然的动物园。这种动物园,在裂谷地区有几十个,成为非洲的一大自然景观。

  坦桑尼亚裂谷区的野生动物园规模最大、动物最多。我们东北部名城阿鲁沙西行,第一站来到的是马尼亚拉湖国家公园。这里的热带雨林草原上,有狮子、大象等大型动物,湖面上有火烈鸟、白鹭、朱鹭、鹈鹕、鱼狗等350多种水禽。再往西行,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国家公园。这个火山口形似碗状,“碗口”直径18公里,“碗底”面积260平方公里,“碗口”至“碗底”的垂直距离是600多米。公园面积虽然不算大,但动物集中,风景独特。从“碗口”往下望,众多的狮子、长颈鹿、非洲豹、水牛、斑马、犀牛和角马,看上去象熙熙攘攘的蚂蚁,在“碗壁”和“碗底”爬行。从这里再西行,是裂谷区面积最大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这个野生动物园面积13000平方公里,内有150万头野生动物。每年五、六月的旱季,它们都要迁徙到西边湿润的草原地区;而到年底雨季来临时,再迁移回来。每次迁徙,以角马和斑马打头,成千上万只动物自动排成数十个“方阵”,一边吼叫,一边奔跑,浩浩荡荡,掀起滚滚烟尘,场面十分壮观。

  大量现代动物的栖息地,也是古人类的发祥地。

  千百万年之前,东非大裂谷地区的气候发生剧烈变化,茂密的森林逐渐变为葱翠的草原。这为包括灵长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的进化提供了机会。古人类学家认为,作为人类祖先的古猿,很可能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裂谷底部的熔岩中,不但埋藏着大量古动物化石,还埋藏着许多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这是研究人类起源的宝贵材料。

  早在1959年,在作为大裂谷一部分的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东非人”的头骨化石和石器。其年代测定为距今一千七百五十万年。翌年,在同一层位上又发现形态上更象人的“能人”化石,从而把人类开始制造工具的历史推延到近二百万年之前。在这个长约50公里,深达900米的峡谷中,到目前为止已发现近百个古人类遗址。在这些遗址上,又发现一百一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还发现约七十万年前作为直立人的晚期猿人的髋骨。在离奥杜韦40多公里的莱托里尔,三十年代曾发现后来被命名为“非洲魁人”的上颌骨。七十年代又发现十三块古人类化石。其中一块下颌骨被测定为距今三百七十九万年,成为现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人属材料。

  在肯尼亚位于大裂谷边缘的特南堡,曾发现从猿到人过渡阶段上最早代表的腊玛古猿类的上下颌骨,其年代测定为距今一千四百万年。在图尔卡纳湖东岸,有一个距今两千万年的沉积物地带。在那里已发现大量古人类化石材料。其中,1974年发现的一个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其形态颇似北京猿人,年代测定为一百三十万至一百六十万年之前。这是非洲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或晚期猿人的遗迹。

  东非大裂谷从三千万年之前形成之后,地壳的变动从未停止过。科学家们认为,裂谷区的几十座火山在活动,纳特龙湖、马加迪湖、巴林戈湖等湖泊不断喷出含有碳酸钠的气泡,就是地壳仍在变动的明显征兆。他们测定,东非大裂谷平均每年向东西两边扩张二至四厘米。这样下去,处于非洲东部边缘的这块陆地,将来很可能会从非洲大陆分离出去。有人甚至认为,一亿年之后,大裂谷也许会变成一片新的海洋。

  位于大裂谷东支西岸的埃尔冈山是一座巨大的死火山。从山脚下的咖啡城姆巴里,我们乘车爬上海拔4600米的杰克逊峰,亲眼看到裂谷的不少地段轮廓分明,切面崭新的断层好似刚刚生成。这不由使人惊悚地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魔力确实在峡谷中活动。正象科学家们所预言的那样,它们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在改变着大裂谷的面貌。

  (与戴惠坤合写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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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美丽而神奇的大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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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而神奇的大湖

  东非大陆,从南到北,镶嵌着一条银光闪闪的珠链。珠链由几十个大小不等的湖泊联结而成。其中最大的,是美丽而神奇的维多利亚湖。

  维多利亚湖,当地人称为“尼安萨”,意即大湖。1858年,英国探险家约翰·斯皮克为探寻尼罗河河源从桑给巴尔来到大湖的南岸。他遥望浩渺连天的湖水,感到无比激动。他问当地人大湖的名字。他们也许是不知道,也许是根本听不懂他的话,因而个个都摇头。他遂以英国女王的名字为之命名,称为维多利亚湖。斯皮克成为第一个看到此湖的欧洲人。他为此湖的命名,一直沿用至今。

  维多利亚湖位于东非高原中部,湖面海拔1134米。大湖在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之间,三国分别拥有湖面的百分之四十九、四十五和六。大湖呈不规则四边形,南北最长337公里,东西最宽241公里,面积6·88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美洲苏必利尔湖的世界第二大淡水湖。

  我们曾多次飞越湖面,徜徉湖畔,放舟湖心,领略其独特的风姿。浩淼的湖水,一望无垠。连绵的小岛,花木丛生。风和日丽之时,碧水清波,一平如镜,百鸟照影,千帆竞渡。这时的维多利亚湖,给人的印象是寥廓而妩媚。风雨袭来,浪飞涛卷,雾障烟迷,咫尺之间,人影难见。这时的维多利亚湖,则平添了一道浓重的迷幻莫测的色调。

  维多利亚湖的形成,至今仍然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那是在几千万年以前,地层发生大断裂,部分陆地下沉,凹陷的盆地积水成湖。有人认为,大约在二百万年之前,注入湖中的河流大多向西流。后来,西部的陆地隆起,河水被迫转向东流,形成维多利亚湖。还有人认为,维多利亚湖完全是因为气候的急剧变化而形成。大约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五千年之前,东非内陆暴雨连年,积水成湖。但是,在一万二千年之前,降雨骤减,湖水干涸,湖面变成草原。又过若干年,雨水猛增,在原来的地方又潴水成湖。

  这些争议,尽管一时尚无结论,但还都是向从科学角度出发。而在缺乏科学知识之前,人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能凭借想象来解释,从而编织了不知多少动人的神话。居住在大湖西岸的布干达人说,西部的月亮山上住着一位天神。一天,他发现人们被赤道上空的太阳炙烤得汗流满面,有的人甚至昏厥,就抡起手中的金斧头,一斧劈出此湖,给人们带来救命的清泉。大湖南岸姆万扎地区流传的一则神话说,很久以前,当地人生活艰苦,既没有肉吃,也没有水喝,更没有柴烧。慈悲的上天于是派遣一群神牛下界。从此,牛肉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家家户户把牛粪当柴烧。而牛尿汇集成为大湖,成为人们饮用的水源。居住在湖东岸的罗人则说,不知是多少万年以前,一只硕大无朋的鸵鸟年久成仙。它厌腻滴水难觅的沙漠,来到一片谷地,呼风唤雨。大雨一连下了三年.谷地变成湖泊。它从此就居住在湖中,并把湖水赐给人们饮用。这些神话实际上反映了东非各族人民对水的渴求。水是生命之源。生活在赤道两侧炎炎烈日之下的人,对水倍加珍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维多利亚湖是个浅水湖,平均水深40米,最大深度82米,蓄水量2760立方公里。蓄水主要来自天然降雨。湖区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多雨,天然降水约占湖水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其他蓄水来自河流。大湖周围有卡格拉河、马拉河、卡通加河、格鲁梅蒂河等大小十多条河流注入,整个流域面积约23·9万平方公里。但是,多数河流流短水少。只有发源于布隆迪、流经坦桑尼亚和卢旺达的卡格拉河,每年大约为大湖提供百分之七的蓄水。

  大湖位于赤线上,终年烈日炎炎,水分蒸发量很大。据统计,百分之八十五的湖水是直接从湖面蒸发掉的,其余百分之十五则流入尼罗河。整个大湖只有北端一个出口,即尼罗河的上源维多利亚尼罗河。浩浩湖水,只供尼罗,维多利亚湖因此有尼罗河天然水库之称。湖水从乌干达的工业城市金贾附近汹涌而出,形成一个巨大瀑布。那里,建有东非最大的欧文瀑布水电站,年发电量11亿度,供乌干达和肯尼亚两国能源之需。湖水通过瀑布后沿尼罗河床继续流泻,富了苏丹,肥了埃及,浇灌了辉煌灿烂的埃及古文明之花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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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美丽而神奇的大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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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水温度经常保持在23至28摄氏度,水草丛生,鱼类繁多。据说湖中有各类鱼三百多种,总储量约100万吨。因此,维多利亚湖被称为“罕见的水族金矿”。其中最多的是非洲鲫鱼,肉味鲜嫩,为餐桌上佳品。此外,还有各种丽鱼、鲈鱼、罗非鱼、鲮鱼。这些鱼都是既可供人食用,也可做饲料。现在,湖沿岸大小渔码头到处都是,捕鱼的木制小舟、帆船和机动船各色齐备。一年十二个月,湖上的帆影渔歌从不间断。每年的捕获量估计在10万吨左右。大湖南岸的坦桑尼亚工业城市姆万扎、东岸的肯尼亚第三大城市基苏木、北岸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和工业中心金贾,既是舟楫往返的湖港,又是繁忙的渔业中心。

  现在的问题是,过量的捕获和湖水的污染,开始造成一些鱼种迅速减少,甚至灭绝。其实,这种情况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就开始出现。为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殖民政府在1953年以后引进新的鱼种,诸如尼罗河罗非鱼与尼罗河鲈鱼。结果是,尼罗河罗非鱼迅速繁衍,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这种鱼的捕获量竟占捕获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其他许多鱼种则几近灭绝。同时,湖中大量浮游生物蔓生,流入湖中的河水严重污染,也给湖中的不少鱼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近坦桑尼亚政府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认为,过量捕捞、外部物种的引进和水流的污染,已经造成湖水中养分严重缺乏,一半以上本地鱼种面临灭绝的危险。报告警告说,如不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维多利亚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潭死水”,大湖周围靠湖水为生的三千多万人将难以生存。

  维多利亚湖四周的地势起伏不大,以丘陵和平原为主,是东非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里土质肥沃,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农作物终年生长。尤其是大湖的西北岸,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出现相当先进的农业生产,成为东非最古老的布干达王国的发祥地。19世纪末,肯尼亚和乌干达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坦噶尼喀成为德国的殖民地。此后,欧洲人大量涌入大湖地区,砍伐周围的林木,种植咖啡、茶叶、甘蔗、烟草和棉花,为他们国内的工业生产提供廉价的原料。三国独立之后,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掌握在本国人手中。我们看到,大湖北岸的平地和山坡上,到处是碧树、白花、红果,是乌干达最大的咖啡种植区。东岸的尼安萨地区,主要种植玉米和甘蔗,是肯尼亚的“粮仓”和“糖带”。南岸的姆万扎地区,盛产棉花,为坦桑尼亚的棉纺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东非人民热爱维多利亚湖,爱其湖光水色之美丽,更爱其造福于人之慷慨。但是,他们有时也畏惧它,畏惧它水面上的风急浪险,更畏惧它上空变化无常的云雨雷电。湖区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刚刚还是骄阳当头,一团乌云飞来,立即天昏地暗,大雨滂沱。雨帘开处,电光迸飞,霹雳作响,令人目眩神迷,胆战心惊。人、畜死于雷电之下的事时有所闻。对这种气候的瞬息剧变,人们过去不认识,只能归咎于天公暴怒或湖神逞威。现在,科学发展了,他们才知道,这是湖区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原来,广阔的湖面经太阳暴晒,水气大量上升,在天空形成很厚的积雨云。积雨云向东飘移,遇到高山拦阻后骤然折回,内部积蓄的大量电能就突然释放,形成强烈的电闪雷鸣。湖东岸的基苏木一带,每年有7个月是这种雷暴天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雷暴区之一。

  往昔,每遇灾祸,人民要么是感到束手无策,要么就寄希望于超凡入圣的人物出现。遭受雷暴之患最多的罗人中曾有这样的传说:民族英雄奥考雷·科奥贡达为解除同胞的苦难,曾身插双翼飞到天上,同天公论理。他还曾率领自己的儿孙潜入水下,同湖妖大战。结果如何,传说没有交代。但雷暴之灾一直未断,说明他既没有说服天公,也没有征服湖妖。1963年,肯尼亚独立之后,人民当家作主,开始研究征服这一自然灾害问题。近几年,他们在维多利亚湖畔建立气象观察所,在基苏木地区普遍设立避雷装置,雷暴之灾明显减少。从这里,人们认识到,大湖的开发,大自然的征服,不靠天,不靠神,只能靠科学,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与戴惠坤合写198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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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皑皑赤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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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皑皑赤道雪

  赤道上空,炎炎骄阳,犹如一盆火。我来到东非,万没料到,就在这炀炀火盆之下,几次见到雪景。tongtong(日加童日加童)赤日,皑皑白雪,红妆素裹,着实瑰丽奇特。

  我到过坦桑尼亚北部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肯尼亚中部的肯尼亚山近旁,乌干达西部的鲁文佐里山谷地。每值清晨或黄昏,东非这三座高山的倩影,百里之外抬头可见。山腰间莽苍苍,青碧如黛,那想必是茂密的热带雨林。山顶端白茫茫,光闪闪,那又是什么呢?世代居住在乞力马扎罗山下的查加人说,那是山神点燃的长明灯,无论黑夜还是白昼,永不熄灭。因此,他们称乞力马扎罗山为“明亮之山”。肯尼亚山在吉库尤语中的意思是“鸵鸟山”。吉库尤人有一则神话说,山神的女儿要出嫁,想用白色的鸵鸟翎毛编织一顶羽冠。于是,千万只鸵鸟闻讯而来,争相奉献。转眼之间,无数的白色鸵羽就堆满山巅。鲁文佐里山又称月亮山。居住在半山腰的布孔乔人说,月亮神走遍全球,独爱此山,于是就在顶峰定居下来。山顶那一片白色,就是她施舍给人间的明光清辉。

  这些解释,代表着人类童稚时期对大自然的认识和理解。它们虽然具有“永久的魅力”,但毕竟只是神话,而不是科学的论证。

  科学的论证始于19世纪。那时,欧洲的探险家一批又一批地来到非洲,探索这三座高山的秘密。他们宣布,山巅的白光,既不是灯火,也不是鸵羽,更不是月光,而是长年不化的积雪。雪?炎热的赤道线上竟有积雪!消息传到欧洲,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斥之为“海外奇谭”。后来,又有不少探险者和科学家在当地人帮助下,爬上峰巅,证实那确是积雪,并取回了样品。这样,怀疑者才哑口无言。其实,这一奇特现象并不神秘。赤道两侧,太阳当头,地面上热气蒸腾,气温有时高达四十摄氏度。但随着地势升高,气温下降,海拔5000米左右即为雪线。东非的这三座山,是非洲最高的三座,主峰都在5000米以上。山巅的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那里寒风凛冽,大雪飞扬,深达几十米的积雪终年不化,冷凝成巨大的冰块。阳光射来,冰雪交映,形成一片白炽的光涛,如焊光闪电,耀眼夺目。原来,这不是什么神秘的灵光仙气,而完全是大自然信手挥洒的妙趣天成。

  东非山巅古老的“白色之谜”本来早就解开了。但我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异乡客,在这些变幻莫测的大山的脚下,又有几次碰到新的“白色之谜”。

  车子越过肯尼亚的裂谷地带,山峦起伏,绿色葱笼。但碧绿之间不时有一片片银光闪现,似秋霜匝地,如冬雪飘落。在去月亮山途中,车近姆巴拉拉市,只见一片树海披素裹银,犹如大雪初霁,杈桠间堆满尚未融化的雪坨子。在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坦噶附近,平畴无垠,望不尽的玉树银花。一排排,一行行,酷似隆冬时节我国东北常见的那种雪柱冰挂。我不由赞叹:“啊,太美了,赤道线上的冰天雪地!”

  美,确实是美。可惜的是,这些既不是冰,也不是雪。我后来才知道,裂谷地带那一片白色,原是盛开的除虫菊花。除虫菊据说是从我国传入东非的。矮小的枝干,稀朗的叶子,长满团团粉白的花朵。花采摘下来,晒干,研成粉末,可制作杀虫灭蚊剂。现在,肯尼亚大面积人工种植除虫菊,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姆巴拉拉市那遮叶压枝的“雪坨子”,则是一串串咖啡花。咖啡花常年不断开放,四至六月间,花开尤盛。因此,一年到头,咖啡树上总有咖啡豆收获。咖啡农终年劳作,也就难得歇息。现在,乌干达咖啡产量居世界前列,咖啡出口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坦噶市附近那奇异的“雪柱冰挂”,却原是久已闻名的剑麻。那蒙霜透绿的长茎,亭亭玉立,足有一丈高。茎端随风飘动的白花,如簪似缨,明丽耀眼。但其价值不在这里,而是生长在地面的那一丛丛长剑似的叶片。叶片内含有一种极为柔韧的纤维质,防腐耐磨,是制造渔网、缆绳和防水布匹的优质材料。剑麻是这个国家的特产,故坦桑尼亚有“剑麻国”之称。

  东非的山色是迷人的,东非的特产是丰盈的。这山色,这物产,不知吸引了世界上多少游客。三十年代初,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就曾来到乞力马扎罗山麓,狩猎畅游,眺望“那白得令人不可置信”的冰山雪岭,写下《乞力马扎罗的雪》、《非洲的青山》等名篇,赞颂东非山川的壮美。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我曾遇到一位周游东非的巴基斯坦画家。他向当地画家学习,用香蕉叶、贝壳、米粒粘贴了许多风景画。画面上,有巍巍雪山,也有白花遍野的除虫菊田、咖啡林和剑麻园。这些画的总题目是:“赤道雪景”。我发现,在画家的调色板上,赤道烈日和寒地冰雪这两种断然对立物相互映衬,竟然表露出一种内涵深沉的奇异的谐和。而那山巅的积雪和山脚的繁花,白茫茫一片,却不仅并不单调,反而显示出一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奇妙结合,简直是对东非山川风物的一首绝好的赞美诗。

  我离开东非己两年多,不少事情淡漠了。唯独那皑皑赤道雪景仍不时展现在眼前。赤道雪,覆于山巅,是雪不似雪;铺于山脚,非雪却似雪。是雪不似雪者,浑然天成,扑朔迷离,固然美丽;似雪并非雪者,乃人们劳动汗水的结晶,不但装点了东非大地,还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造福于人,弥足珍贵。

  我爱赤道雪,更爱那“雪”的创造者。

  (198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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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月亮山传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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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山传奇

  我们一到乌干达,就听说西部的月亮山有“三奇“:赤道之侧屹立的是一座雪山,山中居住的是一种矮人,矮人建有一个历久难以降服的小王国。我们还听说,这“三奇”是那么诱人,不知有多少记者和游客曾试图上山探胜。但是,他们要么被恶劣的气候阻遏,要么遭到山民的拦截,很少能有如愿以偿者。这就愈发诱使我们设法一试。

  我们从首都坎帕拉出发,驱车前往山脚下的小镇基伦贝。在四个多小时的路程上,我们一再拿起望远镜眺望,但月亮山却是真容难见。在基伦贝停留两天时间,也只是在第二天的中午时分,看到山峦冲破浓云密雾露脸十几分钟时间。当地人告诉我们,此时山上云厚雨大,是根本无法接近的。

  月亮山的正式名称是鲁文佐里山,位于乌干达和扎伊尔两国边界,赤道与北纬1度之间。山南北长120公里,东西宽50公里。与非洲其他几座雪山不同,月亮山不是由火山爆发形成,而是在几百万年之前,在地壳激烈的冲撞中,由六块因地层断裂而隆起的巨大地垒组成。六块互不相连的巨岩形成六座山峰,每座都在4600米以上。其中,位于山脉中段的最高点马格丽塔峰,海拔5110米,是非洲的第三高峰。六座山峰终年都被皑皑白雪覆盖,最高的三座还挂有几十米厚的冰川。来自西部大西洋和东部印度洋上的潮湿气流在这里交汇,使一座座山峰被浓云密雾缠绕。因此,要想看到其真容,实属不易。山坡之上,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日子或大雨滂沱,或细雨霏霏,雨水淤积,形成几米厚的烂泥浆。因此,要想攀登,非常困难。

  月亮山的最早记述者是著名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公元150年,他经过考察,绘制出世界上最早的一张非洲地图。地图上标明,在赤道附近有好几座雪山,其中一座为“月亮山”。他为什么以这样一个名字称呼这座山,不得而知。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这一说法长期遭到质疑,被认为“简直是神话”,因为许多人不相信,在烈日炎炎的赤道附近竟会有雪山。直到1700多年之后,“神话”才彻底被证实为现实。1888年,英国探险家亨利·斯坦利来到这里,看到白雪封顶的大山,起初也觉得难以置信,认为这也许是“上天在给自己的眼睛开玩笑”。但是,经询问当地人,得知这确实是一座雪山,当地语称作“鲁文佐里”,意思是“浓云密雨”。斯坦利的发现,引起欧洲各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的极大兴趣。1906年,西班牙著名登山家阿布鲁齐来到东非,成为第一个登上月亮山最高峰的欧洲人。他获得山脉的地质、地貌和冰川的第一手资料,绘制成图,并为主要山峰、要隘和冰川定名。这样,月亮山之谜才开始解开。

  这样一座奇特的山,上面有无人居住,又会有什么人居住?这也是人们长期以来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

  月亮山朝向扎伊尔的西坡非常陡峭,而朝向乌干达的东坡则比较平缓。山坡上和山脚下居住着属于班图语系的布安巴人和布孔乔人。其中,布孔乔族人数较多,现在约有30万,大部分住在山脚下的平原上,以农耕为业。另有6万多人住在半山腰,农耕兼狩猎。这些山民,以草棚和山洞为屋,以香蕉、木薯和野果为食。虽然地处赤道,但因阳光罕见,山高天凉,他们在家需要烤火取暖,外出则披兽皮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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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月亮山传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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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孔乔人的最大特征是身材敦实、矮小,大多在1·60米以下。那么,这种体征是怎么形成的呢?一则神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山发生大断裂。从断裂的罅缝中,蹦出一对身材矮小的男女。他们自有神助,繁衍能力极强,很快就有了成千上万的子孙。这就是说,他们身材矮小是天生的。而比较可靠的说法是,那是后天生成的。原来,布孔乔人生活在乌干达东部的埃尔冈山区。大约在13世纪,他们向西南方向迁移,定居在同埃尔冈山区气候相似的月亮山区。月亮山区有一些土著居民,就是现今仍聚居在中非地区的俾格米人。他们身材非常矮小,一般是1·40米。布孔乔人与俾格米人相互通婚,形成大量混血的后代。是土著人的遗传基因,造成现今的布孔乔人身材矮小。

  “布孔乔”是外族人对这些山民的称呼,意即“山地矮子”。他们自称“布伊拉”,或“鲁文佐鲁鲁”,意即“雪山山民”。这些山民虽然身材矮小,但拉弓射箭,膂力过人。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们特别崇信猎神卡里萨。卡里萨是一个半人形的怪物,只有一只手臂,一条腿,一只眼睛,一个耳朵,半拉鼻子。他掌管着与狩猎有关的一切事务,主宰着整个布孔乔人的命运。他们还崇信天神尼亚巴里卡。这位天神是常人看不到、摸不着的神灵。但是,他威力无边,掌握着对人类生杀予夺的一切大权。因此,每个布孔乔人家庭,都用竹竿或树枝搭建有这两位神灵的神龛,不时以自己喜爱的饭蕉或鸡肉献祭。

  布孔乔人民族主义意识很强,具有反对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历史传统。19世纪末,乌干达及其西边的刚果分别沦为英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1910年,英、比签订协议,正式划定这两块殖民地的边界,将布孔乔族一分为二,实行“分而治之”。其时,乌干达境内的布孔乔人已逾10万。英国殖民当局又玩弄“以夷制夷”的手法,把他们划归给乌干达境内人口只有15万的托罗王国,实行“间接统治”。20世纪五十年代,布孔乔人联合邻近的布安巴人建立“鲁文佐里运动”,反对托罗王国的“优等部族统治”,要求自治。1962年6月,在非洲蓬勃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影响下,鲁文佐里运动领导人伊萨亚·穆基拉内代表这两个部族,正式宣布脱离托罗王国。同年10月,乌干达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穆基拉内要求将这两个部族的聚居地定为一个单独行政区,但遭到拒绝。于是,穆基拉内在一些酋长的支持下,率领一批人啸聚山林,宣布成立独立的“鲁文佐鲁鲁联合王国”,并自任国王。1966年9月,穆基拉内去世,传位给年幼的太子查理士·基森博。基森博国王在大臣们的辅佐下,继续占山为王,一次又一次击败政府军队的围剿。一时间,这位从未在外界露过面的新国王,成为一位引人注目的神秘人物。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竟见到这位带有神秘色彩的国王,并同他及其首相作了一次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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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月亮山传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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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82年8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尼罗河宾馆,我们在访友时同这位国王邂逅。原来,他是首次下山,首次来到坎帕拉,同中央政府签署归顺协议的。同他在一起的,还有王后、王妃、王室主要成员和内阁大臣。他和王后都年方三十。两人都是深目阔鼻,典型的班图人特征。国王身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两眼炯炯有神。王后则穿着布干达妇女常穿的那种连衣裙,头发蓬蓬松松。单凭他们的长相和衣着,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竟是“乡野山人”。但是,我们很快就注意到,国王及在场的其他20多人,身高都超不过1·60米。他们确实都是来自月亮山的矮人。我们还注意到,国王、王后和两个亲王,都穿着足有七、八厘米厚的特制高底皮鞋,显然有“自我拔高”的用意。

  得悉我们来自中国,国王非常高兴,欣然答允向我们介绍其王国的情况。但是,他声明,许多情况他自己并不清楚,而最了解情况的是首相。这样,这位国王就同其首相一起向我们讲述起王国的现状。

  鲁文佐鲁鲁联合王国的疆土蜿蜒在月亮山2000米左右的山坡上,纳贡的臣民有七、八万。首都是一个名叫布希基拉的小山庄。王宫是木为桩、竹为墙、草为顶搭成的几间棚屋。内阁、议会、法庭都设在里面。王国法无定文,但“为鲁文佐鲁鲁而战”却是每个臣民都要恪守的信条。王国没有任何通讯设施,谕旨和号令都靠击鼓、唱歌和吹口哨传递。王国有一支500人的军队,其中既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背负婴儿的母亲。国王兼任军队总司令,自授陆军元帅衔。他的士兵大多衣不蔽体,打着赤脚。他们的“尖端武器”是50支步枪,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制造。他们的“常规武器”是长矛、弓箭、棍棒和石块,既用于防守,也用来进攻。在过去的20年中,他们就是使用这些原始的武器,多次下山袭击政府军营和警察哨所。为对付他们的骚扰活动,乌干达历届政府都曾派兵进山征讨。但山势险峻,林木茂密,布孔乔战士神出鬼没,政府军一次都未曾得手。

  1980年12月,密尔顿·奥博特总统重新执政,宣布奉行和解与不报复的民族政策,呼吁全国各部族人民团结起来重建国家。根据这一精神,他多次派人到月亮山,希望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鲁文佐鲁鲁王国问题。1982年7月,双方经谈判达成协议:基森博国王走出山林,解散军队,缴出武器,听从中央政府领导;中央政府保证对原王国的军政人员不报复,而是妥善安置;对布孔乔人和布安巴人平等相待,优先考虑发展他们聚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8月15日,生在深山、长在深山的基森博国王平生第一次走下月亮山,正式把王国权力移交给中央政府。

  谈到这里,已由王国君主变成乌干达共和国平民的基森博轻舒一口气,脸上溢满笑容。他说:“就这样,延续20年的鲁文佐鲁鲁王国的问题圆满解决了。”

  当我们问起他今后的打算时,这位年轻的前国王扫了一眼身旁的王后,沉静地说:“我虽受过我们王国的最高等教育,但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半生蛰居山野,对世界到底有多大,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计划到乌干达各地、世界各地去看看,去学习。当然,中国也是我向往的一个地方。”

  (与戴惠坤合写198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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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山国山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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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国山情

  跨过宽仅丈余、深不盈尺的基卢乌马河,自然景观骤变。适才那些丛生的灌木、无垠的野草都从眼前消失;一座座高达千仞的山峰从前方压顶而来。原来,我们已从“高原水乡”乌干达进入“千丘之国”卢旺达。

  卢旺达是非洲的一个腹地小国。总面积不到30,000平方公里,大小山丘却有几千个,因此有“千丘之国”的称号。全国平均海拔1,600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边境上的卡里辛比火山,高达4,500米,终年冰雪封顶,奇特俏丽。其他地区,虽然没有这样的高山,却也无处不是山岭绵延,曲折回环。

  我们穿过卡图纳隘口,沿着盘山公路,直奔首都基加利。车子一会儿攀上山巅,一会儿钻入谷底,看不尽的自然美景。从谷底仰望,峭石chan(馋字食旁改山旁)岩,云天阻隔,长空被剪成一条蓝带。偶尔有飞瀑流泻,夕阳斜照,山涧平添一座虹桥。从山巅俯视,秀林佳木,郁郁苍苍,山坡上翻腾着碧波绿涛。波涛尽处,是大壑幽谷,但云蒸霞蔚,深浅难断。山光水色,雄险神奇,惊心动魄。

  车到基加利,又是盘山绕谷。原来基加利建在几座小山上,山山相接,谷谷相通。它是卢旺达第一大城,但人口不过15万。崎岖的道路尘土飞扬,低矮的楼宇遮不住破旧的茅屋,山乡风味十足。我们在这里没有久留,径直折向东南,到卢旺达同坦桑尼亚交界的卡格拉河中洗尘。这里的景色与北路迥然不同。山丘平缓,翠绿照眼,香蕉、木薯、玉米和豆子间相生长。谷地宽阔,宛如青毯,那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山坡田地里,身穿宽大长裙的妇女,背负婴儿,挥锄劳作。谷地草场上,光着臂膀的少年,驱赶着大角牛,引吭欢歌。好一幅妙趣天成的山乡风俗画,柔媚而恬静。

  山,山,到处是山。山不但把卢旺达装点得异常美丽,而且也决定着它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格局。我们走遍近半个卢旺达,只在公路旁看到几个有三、四十户人家聚居的村落。一经询问,却发现那并不是村落,而是省府或县城。真正的村落,在卢旺达可以说还没有。据当地朋友说,卢旺达全国480多万人,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从事农牧业,约计85万户。这些农户,零零落落,散居在成千上万个大小不等的山头上。一个或几个家族住一山头。同一山头的人不但亲近,交往也多。年深日久,山头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细胞,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单位,成为一种团结、互助和友爱意识的象征。现在,在全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中,山头已被正式确定为县以下的基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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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山国山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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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沿路访问了一个山头。山头婉蜒约两公里,散居着七、八户人家。每家都是圆顶茅屋,一、二座,或三、四座,掩映在硕果倒挂的香蕉林中。妇女们在房前屋后的木薯和豆子间作的田地里锄草,使用的是锄头和砍刀。当日,附近有集市。男人们赤裸着汗水淋淋的上身,头顶上呈十字形放着两大串香蕉,正运往市场出售。我们应邀到一户农家小坐。男主人像不少卢旺达人一样,不知自己的年庚。但他看上去不过四十岁,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显得精明强干。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已给他生下六个儿女。他家有两座茅屋,小的是仓库,大的是住室。住室一分为二,里为卧室,外为客厅。卧室中有木床一张,由男主人独享。妻子和儿女就只有席地而寝了。客厅中,有两个半新的塑料桶,那是从山下提水用的器具;三把用树枝编制的小凳,那是招待来客的雅座。墙壁上,挂着一个两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这是家中唯一的奢侈品。这个农户,据说是本山头的殷实之家。其他农户没有去拜访,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山头养育了卢旺达人,也给他们的生活和发展带来许多不便。用水困难,交通阻隔。人口增殖很快,而耕地有限,山头难以容纳。居住太分散,给教育、医疗、水电都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从1973年开始,卢旺达在全国推行一项村庄化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国家出钱在山麓地带建立居民点,将山上居民逐步迁下来。这样,人口相对集中,不但有利于人民生活,也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矿业、运输业和各种服务性行业。从根本上说,削平山头,把人们从传统的个体生产和小农意识的桎桔中解放出来,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卢旺达有胡图、图西和特瓦等三个民族。它们基本上是杂居,保存着许多共同的生活习俗。其中,最突出的是“乌姆冈达”活动。“乌姆冈达”在卢旺达语中是街坊邻里互相帮助的意思。一家建房、迁居或有红白喜事,同一山头或邻近几个山头的人都自动前来相助,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帮忙者不要酬谢,只要有几葫芦用香蕉酿制的“卢瓜瓜”酒,痛饮一场,也就够了。这种传统的邻里间无私互助的活动,现由政府倡导,在全国推广,发展成为一种为集体、为国家建设出力而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制度。每个星期六上午,上至总统、部长、军队司令,下至工人、农民和士兵,病残者除外,举国出动,筑路、修桥、建房、开荒、植树。十几年来,全国就这样完成大小项目上千个,促进了国家建设。由邻舍间互助发展到全国性公益劳动,“乌姆冈达”精神得到发扬和光大。

  卢旺达同中国相隔万水千山,但其纯朴、勤劳的人民,却对中国怀有真挚、友好的感情。在中国援建的基加利—鲁苏莫公路旁的一家农舍中,我们看到主人同中国筑路工人的一张合影高挂堂中。六、七年过去了,他还记得每个中国朋友的名字。其中一个回国前脚踝受伤,他至今仍然挂记在怀。他也许以为我们同他那位朋友像在卢旺达一样,在同一个山头上比邻而居,因而极为认真地打听他的伤情。在鲁奔迪附近,从浓密的香蕉林中钻出六、七个青年人,用中文喊着“你好,你好”,将我们的车子拦住。他们每人腰间都挎着一个大葫芦,一定要我们尝尝他们自制的土酒。他们说,原来用香蕉酿制的“卢瓜瓜”酒,虽然浓烈醇香,但有点酸涩。中国朋友帮他们学会种水稻之后,他们做酒时掺上大米,酒味不但醇香,而且甘甜了。盛情难却,我们仿效着他们的样子,举葫芦畅饮。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高喊:“中国—乌姆冈达!”我们放下酒葫芦,也高喊:“卢旺达—乌姆冈达!”

  (198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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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腹地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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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地边镇

  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雨,清晨终于停息。小黎给我们开车,从乌干达西北部最大城镇阿鲁阿出发,一直向北,去参观一家大农场。红土小路,坎坷不平,泥泞难行。一路上,阒无人迹,只见蒿草一片片闪过,还有丛林一道道扑来。非洲腹地如此之蛮荒,事先委实没有料到。

  车行约半小时,来到一个村落。路标上写着:科博科。这个名字,我在乌干达地图上看到过,标为乡镇。实际上,这里只有南北走向的一条街,街的两侧居住着四五十户人家。临街的房子,是常见的砖木结构,用作店铺。店铺后面,是圆锥形的草舍,用作卧房。无论店铺还是草舍,一律乳白色,在雨后初霁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光耀夺目。房前舍后,一片片绿毯似的草地。草地有五颜六色的花墙相围,有绣冠彩盖一般的花树遮荫。整个环境显得雅致清幽。荒凉的非洲腹地,竟隐藏着这样一个仙境般的去处,又是一个没有料到。

  陪同我们的奥凯伊先生,也许觉察到客人被这个美丽的边镇所吸引,建议停车小憩。小黎遂将方向盘左打,准备顺势把左行的车子停靠在马路西侧。

  “不行,不行,请停在东侧,”奥凯伊见状有点急了。

  小黎茫然瞪圆两眼。我亦两眼茫然圆瞪。俗话说,客随主便。我们尽管不解地主之意,还是把车子开到马路东侧。

  车子停稳后,奥凯伊松下心,这才向我们解释:这个有一二百年历史的乡镇及其四周,居住的都是属苏丹语系的卡夸族人。19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者瓜分非洲,魔爪也伸到这里。经过一番争夺和密谋,他们在地图上划了两道线,把这个统一的部族裁成三块,分别列为比属刚果、英属苏丹和乌干达的版图。科博科正居两道线的交叉点上,沿街被辟为两半。路东归英属乌干达,路西归比属刚果,即现今的扎伊尔。

  “瞧,方向盘左打,车子就开到扎伊尔去了!”奥凯伊凄然一笑,终于解开了刚才这个谜。

  小黎和我不由面面相觑。

  “当然,停在那边也没关系,”奥凯伊解释道。“我们只不过习惯地把车子停在自己的国土上罢了。”

  “差点儿酿成边境事件啊!”小黎狡黠地一挤眼,我和奥凯伊都开心地笑起来。

  奥凯伊带领我们从大街南头直走到北头。一家家店铺,有卖食品的,有卖杂货的,有修汽车的。店铺的招牌,都用英文书写。商品标的价格,单位都是乌干达先令。这些说明,整个路东,是乌干达的国土。

  这个非洲腹地乡镇,看来很少有东方人涉足。我们的到来,很快就招来许多人围观。他们有的说英语,有的说法语,有的说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的地方语。他们指指点点,有的说我们是中国人,有的说我们是日本人,还有的说我们是韩国人。“都是中国朋友!”奥凯伊以权威的口气平息了各种猜测。

  “啊,是中国朋友!请到我们扎伊尔这边来作客吧!”一个年轻人用法语招呼我们。

  我和小黎眼巴巴地盯着奥凯伊,等待他的裁定。

  “好吧!”他爽快地代我们作答。然后,他诡秘地眨巴着眼睛,咬着我的耳根说:“别担心,这里不需要签证。”

  两脚三步跨过马路,我们就来到扎伊尔。一家百货店老板把我们迎进他的铺子。这里出售的,有土产的蒲草席、银手镯、象牙项链,有比利时制造的铝锅、塑料桶和烈性饮料,还有中国生产的火柴、瓷盘、锄头和花色鲜艳的衣裙。在这个偏远的非洲乡镇,竟看到祖国生产的东西,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没料到。一股滚烫的热流不由在心中涌起。是兴奋,是亲切,还是自豪,一时难以辨析。只见小黎这位来自四川农村的青年,拿着一把光闪闪的锄头,抚摸把玩,久久不肯释手。

  参观了几家商店之后,我们同一些当地人坐在一棵花树下,开了个即兴式的民情调查会。原来,从这里往北再走八九公里,就是苏丹。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把卡夸族一分为三,许多亲骨肉给活活拆散,酿成人间悲剧。1960年之后,乌干达、扎伊尔和苏丹相继独立,人们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三国友好相处,不设关卡,没有边防。不同国籍的卡夸人自由往来,互通有无。男女异国而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有的家庭的成员,分属三个不同的国籍。一家开荒、播种、收割或修房,往往有来自另外两个国家的人前来帮忙。这是真正的国际间的友好合作,不需要举行什么谈判,也不需要签订什么合同或协议。现在,国界线只是画在地图上,存在于行政管理上,而在人们的生活上、心理上、感情上,实际已经抹掉了。“我们是统一的非洲人。”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告别科博科的乌干达和扎伊尔朋友,我们正要继续赶路,一位身穿白色阿拉伯长袍的老人急匆匆走来。他自我介绍,他是苏丹那边的卡夸人,到这里来做小买卖。他说,三年前,中国在苏丹的医生给他治好了肺病,他一直没有酬谢的机会。他从提篮中拿出两包花生米和两节甘蔗,委托我们转交给那位中国医生。

  “医生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奥凯伊问道。

  “中国人,叫中国医生!”老人毫不犹豫地说。他显然对中国之大毫无概念,说不定还以为我们就是他所说的那位医生的邻居呢。

  在场的人不由都笑起来。

  我看到,老人有点昏花的两眼饱含着泪光,闪现出一片容不得置疑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诚笃真情。我伸出双手,郑重地接过这份来自非洲腹地的礼品,感受友好而质朴的非洲人民的这份深情厚谊。我知道,他的礼品其实并不是送给哪个个人的,而是送给中国的。他的礼品很简单,但我拿在手上,却感到有千钧重。我不禁连声道谢:“舒克兰,舒克兰!”(阿拉伯语“谢谢”)

  汽车启动,我们挥手向乌干达、扎伊尔和苏丹三国的兄弟们告别。科博科啊,科博科!你美丽的边镇,奇特的风情,友好的情谊,我一路走,一路回味。

  (198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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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花都亚的斯亚贝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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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都亚的斯亚贝巴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首都,有以某种花卉著称者,也有以某种花事享誉者。而径直以“鲜花”命名的,恐怕就只有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了。

  “亚的斯亚贝巴”出自埃塞俄比亚民族语言阿姆哈拉语,本意为“新鲜的花朵”。历史记载,公元前10世纪,埃塞俄比亚就出现强大的孟尼里克王国。公元18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列强不断侵犯,埃塞俄比亚的中央政权逐渐瓦解,地方王侯各行其政,割据一方。19世纪后期,建都在中部的绍阿公国逐渐强大,不断扩展领土。据传说,1886年,公国国王奈格斯·孟尼里克率领人马来到恩托托山。一天,随军出征的王后泰图得悉山的南麓有温泉,就从山顶走下来。她惊喜地发现,山脚下到处是繁茂青翠的树木,挂珠带露的花枝。面对这花的世界,她不由脱口而出,将这个地方称为“亚的斯亚贝巴”。国王随后而至,看到这里地处全国的中央,背靠3300多米高的恩托托山,面临阿瓦什河汩汩南去的四条支流,气候温润,生机勃勃,认为这是个“大有发展空间的好地方”。1889年,他以孟尼里克二世名义称帝,重新统一全国,正式决定把都城建在这里。

  埃塞俄比亚这个有三千多年历史的非洲文明古国,本来发祥于北方,但政治中心却逐渐向中南部转移。原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是阿姆哈拉人。他们长期过的是游牧生活。每聚集到一地,他们就把那里的树木砍倒,用作建房的材料和煮饭的柴薪。一个地方的树木砍伐殆尽,他们就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因此,每过一个时期,或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他们就将首都变换一次。北方的城市阿克苏姆、戈尔格拉、拉利贝拉、拉斯塔、贡德尔、马格达拉,都曾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做过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建都至今一百多年,经历了几代封建王朝和由王朝到共和的历史转变,其政治地位再也没有改变。埃塞俄比亚的朋友说,自然界虽有花开花谢,但亚的斯亚贝巴这朵人间“鲜花”却越开越鲜艳。它已成为埃塞俄比亚的“永久之都”。

  永久之都的花事久闻。但初次访问,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花,而是树。那是1978年的11月间,亚的斯亚贝巴正值旱季,天凉无雨,花期已过。盘桓几日,我没有见到什么花枝。但是,在山丘之上,公路两旁,街头巷尾,宅前房后,却到处都是青翠的树木。可辨认者,有槐、杉、松、杨;难以名之者,则多不胜数。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高大的乔木。银灰色的树干,傲岸挺拔,直刺青云。三角形的叶子,略带灰霜,繁茂稠密,匝地生荫。友人告,此为桉树,是20世纪初从澳大利亚引进的。据说,孟尼里克二世定都亚的斯亚贝巴不久,发现这里花虽然很多,但可用作柴薪的树木并不多。因此,他心中萌生迁都之意。消息传开,有人向这位君主进言:与其另觅新都,不如就地广为植树。他采纳了这项建议,从1905年开始引进生长较快的桉树,号召百姓广为栽种。同时,他决定,由国家廉价提供树苗,免征种植树木的土地税。这样,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桉树不但长满全城,更在城市四周形成一个宽阔的绿化带。建筑材料和柴薪问题都解决了,首都再也没有搬迁。目前,亚的斯亚贝巴的桉树林总计有50多平方公里,城市建设所需木材的百分之九十依靠桉树来解决。这座“鲜花之城”,故又被称为“桉树之都”。

  树是看到了,但花颜不见于心不甘。为了得识亚的斯亚贝巴的花都真容,我把第二次访问的时间安排在3月底。这时正值雨季。白天,天清气朗,阳光灿烂。一到傍晚或夜间,雨就不期而至,有时简直如瓢泼。一夜雨带来花满枝,一枝花招来满城香。此时的亚的斯亚贝巴,真是“花事有口不必问”。任凭你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斗芳争艳的花枝。马路两侧的人行道旁,深宅大院的围墙里面,泥土茅棚的屋檐底下,无处都是鲜花照眼,芳香扑鼻。姹紫嫣红的玫瑰,明媚娇艳的美人蕉,披霜堆雪的天竺葵,清雅高洁的玉兰花,沁人心脾的晚香玉,叶花难辨的九重葛,还有其他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花枝,林林总总,百态千姿。整个城市,从北到南倾斜的山坡,姹紫嫣红,变成花的浪涛;从东到西纵横的河溪,披红挂绿,成为花的锦绣。此情此景,使人不由赞叹:“天遣花神别致功!”

  花枝掩映之下的亚的斯亚贝巴,海拔2450米,是非洲地势最高的城市,在全球各国的政治中心城市中海拔仅次于玻利维亚的拉巴斯。正因为地势较高,虽地近赤道,气候却凉爽宜人。城市依山势而建,大街傍水流而修。当年,孟尼里克二世决定建都时,首先在北部的制高点修建了王宫。王宫为木石结构,红色的殿堂,巍峨的石墙,居高临下,成为国家威严的象征。随后,他在王宫西边修建了圣乔治大教堂。大教堂为庆祝打败意大利侵略军的阿杜瓦战役于1896年兴建,传统的八角形状,造型别致,气势恢宏,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以这两座建筑为标识,起初确定的城市布局是按照军营的方式来修建:每个忠于王室的贵族和军事首领,都在四周的山丘上获得一块封赏的土地。贵族和军事首领居住在土地的中央,周围是其侍从和奴仆。这就形成城市中最早的社区。社区从恩托托山山麓逐渐向南延伸,依地势高低逐渐建为上城和下城。上城处在山丘,大多是弯曲、狭窄的街道,偶尔有开阔的广场。现在,这里主要是破败的居民区和传统的商业区。居民以低收入者居多,棚户和贫民窟到处可见。下城地势稍低,高楼大厦林立,是现代化商店、餐馆、旅店和政府办公楼的集中之地。下城之南,在通往新旧两个机场的东南部和西南部,是豪华的住宅和漂亮的别墅集中之地,有“富人区”之称。这样,现今面积222平方公里的亚的斯亚贝巴,高楼豪宅与土房茅屋共处,层次分明,宽阔的柏油马路与崎岖的土石小路并存,纵横交织,形成现代与传统两种不同文明交互辉映的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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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花都亚的斯亚贝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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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的斯亚贝巴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就是无论穷人区还是富人区,大的街道有名字,小的巷子大多没有名字,而有名字的大街和无名字的小巷均没有门牌号码。因此,你要向人说明自己的住址,就只能以某个著名的建筑或众所周知的地点作为参照物,描述起来非常困难,寻找起来就更加困难。另外,既然没有门牌号码,国家就只有邮局而没有邮递员。要想看报,就只有找走街串巷的报童购买。要想通信,就只有到邮局租用个信箱,自己去开箱取信。这当然只能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奢侈品”,一般人是难以问津的。因而,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信件为何物。这种情况,我在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的首都圣何塞也遇到过。据说,这是古代封闭的农耕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的痕迹”。只是时代前进了,这个痕迹却一直没有能够抹掉,给现代社会造成诸多不便。

  亚的斯亚贝巴的另一道风景是“民族的熔炉”。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全国人口6200万,有七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加拉族,讲奥罗莫语,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其次是阿姆哈拉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再次提格雷族,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八。其他较大的民族有索马里人、古拉格人、阿法尔人、锡达马人和沃莱塔人。由于阿姆哈拉族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阿姆哈拉语始终是国语,全国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能讲这种语言。这些人文的特点,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都有集中的体现。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亚的斯亚贝巴从全国各地汲取人才,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在目前的240多万人口中,半数以上是阿姆哈拉人,加拉人和古拉格人则各占百分之二十。这里的人口主要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经济的发展、战争的频仍和饥荒的肆虐,使一批又一批农牧民从乡村流入城市谋生。他们都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情结,不同民族的人进城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历史传统分布在不同的地段和行业。阿姆哈拉人自视为“城市的主人”,属于统治阶层,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主要从事行政、司法、医务等“高尚的职业”。加拉人也自视为“民族精英”,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和手工艺活动。来自南方的古拉格人,大多散居在市郊,以砍伐桉树、贩卖木柴为生。各民族之间虽有矛盾,但总体上看还是和谐相处,对外均自称是埃塞俄比亚人,或者亚的斯亚贝巴人。

  亚的斯亚贝巴人生在花城,长在花丛,但没有沉醉于花的娇美,忘记过去。为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他们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1896年,两万多名意大利侵略军进犯埃塞俄比亚。孟尼里克二世率领军民奋起抵抗。在著名的阿杜瓦战役中,他们歼灭意大利士兵6千人,俘虏4千人。意大利遭到惨败后被迫签订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和独立。当时,在列强瓜分的非洲,除美国扶持建立的利比里亚之外,埃塞俄比亚成为唯一独立的国家。为纪念孟尼里克二世的历史功绩,在亚的斯亚贝巴市中心地带,修建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孟尼里克二世广场。广场上树立着这位国王跃马飞奔的雕像,展现他抗拒异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气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亚的斯亚贝巴再次经历血与火的考验。1936年5月5日,意大利侵略军开进来,执政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仓皇逃走。城市惨遭洗劫,所有独立的标志,包括孟尼里克二世的雕像,都遭到破坏。同时,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被劫往罗马。但是,英雄的埃塞俄比亚人民并没有屈服。1937年2月19日,两个埃塞俄比亚青年用手榴弹炸伤意大利侵略军司令、绰号“屠夫”的格拉亚安尼。为此,意大利连续三天进行血腥报复,屠杀3万多无辜平民。二战胜利后,当年的事件发生地被命名为“二·一九广场”,并修建纪念碑。广场后改称“烈士广场”,纪念碑改称“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上镶有黄铜浮雕,一面揭露意大利法西斯的罪行,另一面歌颂埃塞俄比亚人民英勇抗敌的动人情景。在孟尼里克二世广场附近,还屹立着埃塞俄比亚爱国主教彼得罗斯的雕像。1937年,由于拒绝同意大利占领军“合作”,这位备受尊敬的天主教主教惨遭杀害。雕像由白色大理石雕成。他的双手被铁链锁住,脚下是敌人的机枪。雕像生动地表现了这位主教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爱国精神。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人不断来到纪念碑和雕像之前,献上一束束鲜花,重温历史,缅怀先烈。

  非洲各国的首都,基本上都是在殖民时代由欧洲殖民者经手建立起来的,殖民主义的痕迹或多或少至今犹存。亚的斯亚贝巴则不同。除五年的时间被意大利占领之外,借用一位东非历史学家的话说,这里一直是“埃塞俄比亚人民自己的城市”,突现的是埃塞俄比亚民族的特点。而近四十多年来,这里又成为整个非洲瞩目的地方。1960年,在市中心地带修建非洲大厦,来自非洲各国专家、学者和政治领导人经常在这里集会,讨论发展的独立与发展问题。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总部设在这里,协调整个非洲的经济发展问题。1963年,刚刚获得独立的三十多个非洲国家在这里举行非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并把其总部设在这里,以加速非洲的民族解放与政治统一。现在,适应形势的发展,非洲统一组织发展成为非洲联盟。位于城市西南部的非洲统一组织总部,现已成为非洲联盟的总部。该组织的新闻发言人说,这个有五十多个成员国的组织,已成为非洲各国加强互助合作、协调发展、逐步走向政治统一的战略筹划部。因此,亚的斯亚贝巴也就成为整个非洲团结和进步的象征,被称为“非洲的政治首都”。

  鲜花之都亚的斯亚贝巴,不只是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骄傲,也是全非洲人民的骄傲。别来几载,它的丰姿,它的神采,令人不时追念,不时相忆。殷殷情思,化为祝愿,祝愿非洲的这朵鲜花开放得日益艳丽。

  (2003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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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刚果河上两都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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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果河上两都城

  登上快艇,只需六分钟时间,穿过滔滔河水,就从一个国家的首都来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弃艇上岸,掐指一算,我忽然发觉,两个国家的首都隔河相望这种独特的地缘现象,在世界上只有这一个!这河就是刚果河,这两个首都分别是刚果(布)的布拉柴维尔和刚果(金)的金沙萨。

  刚果河全长4640公里,是非洲仅次于尼罗河的第二长河。打开非洲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刚果河的支流密如蛛网,大小有二百六十多条,流经地区称为刚果盆地,面积达370万平方公里。刚果盆地处于终年多雨的赤道两侧。因此,刚果河水量很大,年入海水量高达13000亿立方米。刚果河的水流量和流域面积均仅次于亚马孙河,居世界第二位。站在河的任何一岸都可以看到,河水浩浩淼淼,汹涌澎湃,呼啸着直奔大西洋而去。河的上游多原始热带雨林,下游多农田草场,而整个流经的地区都埋藏着丰富的金、铂、铜、钴、铀、金刚石等矿物。刚果河曾是古代刚果王国的发祥地,而今仍在养育着两岸几千万人民。因此,刚果河被誉为以其名命名的两个刚果国的“生命河”、“母亲河”。

  刚果河是两个刚果国的界河。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这两个城市犹如两颗明珠点缀在河下游的两岸。这里的河面大约五六百米宽。隔河遥望,两个城市彼此的面貌均清晰可见。它们的规模虽然不同,但历史和现状却颇为相似。

  布拉柴维尔位于刚果河的北岸。河岸上竖立着一座褐色的石碑,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及其名称的由来。这座高约三四十米的方锥形石碑,是为纪念法国人萨沃格南·德·布拉柴(1852-1905)而修建。布拉柴原是意大利人,1874年加入法国籍,任法国海军军官,在赤道非洲从事探险活动。原来,早在15世纪末,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者就来到刚果河河口地带,从事贩卖黑奴的活动。17世纪之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不满足于在非洲沿海的贩奴活动,开始深入非洲腹地掠夺黄金、象牙和橡胶,并建立势力范围。为此,法国同比利时在刚果盆地展开激烈争夺。1878年,法国派遣布拉柴从加蓬海岸沿奥果韦河北上,辗转来到刚果河的支流阿利马河。两年后,他又来到位于现今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之间的马莱博湖畔。他通过欺骗手法,同当地的安济科王国签订“保护”条约,在刚果河两岸取得大片土地。1884年,他在马莱博湖南岸的恩塔摩村“购置”土地,为越来越多前来这里的法国殖民者修建城市。这就是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布拉柴维尔(“维尔”在法文中是“城市”的意思)。两年后,布拉柴被任命为法国驻中央刚果的高级专员。后来,中央刚果与加蓬合并为法属刚果,并于1891年正式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布拉柴维尔成为这块殖民地的首府。从1886年到1897年,布拉柴一直经营和管理这块法国殖民地。1910年,法国宣布将中央刚果、加蓬、乍得和中非合并为法属赤道非洲,仍以布拉柴维尔为统治中心。

  如果说布拉柴纪念碑述说的是刚果屈辱的历史的话,那么,另外三座纪念碑述说的则是这座城市为自由与解放所作出的努力。

  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法国夏尔·戴高乐将军纪念碑。在一片街心公园式的开阔地上,竖立着一个两米多高的白色多棱形石柱。石柱的顶端安放着戴高乐将军的头像。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德国军队就侵入法国,占领巴黎,法国维希政府投降。1940年6月,出走到英国的戴高乐将军发表广播讲话,成立“自由法兰西”运动,从海外领导抗敌斗争。随后,包括刚果在内的一些法属殖民地也参加了这一运动,布拉柴维尔一时成为“自由法兰西”临时政府在非洲的首府。在抗击和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战斗史册上,布拉柴维尔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1960年8月,刚果宣布独立,布拉柴维尔成为新生的刚果共和国的首都。从此,这座城市开始从法国殖民者着力经营的中心地带向本地人聚居的东北部和西南部扩展。城市东部逐渐发展为商业区,西部高地成为行政机关所在地。1977年,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遇刺身亡,后来在市中心地带修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建筑群及其对面的“最高牺牲广场”。这些建筑造型壮观,气势恢宏,被称为新生的刚果不断发展的纪念碑。

  九十年代初,在西方鼓吹的“多党政治”的影响下,六十多个政党、一百四十多个政治组织相继成立,刚果(布)很快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之中。从1993到现在,刚果(布)先后发生三次大规模内战,导致20多万人丧生,40多万人流落异国他乡。在宽阔的“军队大街”上,我看到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碑。一块褐色的石头,雕成三个不同朝向的赤裸的人体。人体无头也无臂,称为“无情政治受害者纪念碑”,是为纪念刚果(布)近几年内战的受害者而修建,是为今后再也不再打内战而修建。我站在这座纪念碑前,为刚果(布)人民祈祷,希望早日实现和平,实现国家的重建。

  金沙萨位于刚果河的南岸,原名利奥波德维尔。这一名字也同欧洲殖民主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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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刚果河上两都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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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果(金)是非洲大国,面积234万平方公里,是刚果(布)的七倍。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的殖民主义者相继入侵,进行奴隶贸易和掠夺自然资源。从1580年到1680年的一百年时间里,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刚果(金)和邻近的安哥拉向远在巴西的种植园贩运去150万黑奴。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发展,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刚果(金)更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重点掠夺对象。1878年,比利时国王利澳波德二世勾结英国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成立殖民公司“国际非洲协会”,深入刚果(金)腹地进行掠夺活动。他们将武力威胁和金钱诱惑两手兼用,胁迫一些部族首领接受了一系列奴役性条约。1880年11月,即法国在刚果河对岸建立布拉柴维尔殖民据点后的两个月,斯坦利赶忙占领马莱博湖南岸的一个贸易集散小村庄恩沙萨,并以其庇护人利澳波德二世的名字将它命名。这就是现今金沙萨市的前身利奥波德维尔。在1884年底至1885年初举行的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争夺和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上,刚果(金)被划为利澳波德二世的“私人采地”,名曰“刚果自由国”。从此,刚果()金的土地、资源甚至人口都成为他个人的资产。在他占有的不到30年的时间里,据说有500多万“不驯服”土著人惨遭杀戮。利澳波德二世的野蛮统治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1908年11月,利澳波德二世被迫将刚果(金)移交给比利时政府直接统治。刚果(金)遂成为比利时的殖民地,改称“比属刚果”。1960年,刚果(金)获得独立,遂将利奥波德维尔这一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名字改为“金沙萨”。

  在争取独立与自由的长期斗争中,从金沙萨到全国,刚果(金)人民同西方殖民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用石块、弓箭、长茅、砍刀等原始的武器对付持有长枪、大炮的殖民军队,虽然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但却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就是在刚果(金)独立之后,这种斗争也没有停止。先是作为老殖民主义代表的比利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对新生的刚果(金)进行军事干涉,于1960年7月派兵武装侵略刚果(金)。随后,对刚果(金)丰富的自然资源垂涎三尺的美国也乘机插手。美国与比利时勾结在一起,打着联合国的旗号,颠覆了新生的刚果(金)政府,杀害了政府首任总理、民族英雄帕特里斯·卢蒙巴。新老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激起刚果(金)人民的强烈抗争,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武装斗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刚果(金)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精神,在金沙萨都用街名和雕塑记录下来。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为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刚果(金)发起一场民族主义思想运动,提出了恢复和发扬“真实性”的口号。这样,不但金沙萨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而且推倒了街头的利澳波德二世的雕像,重新命名了同殖民主义有关的一些街名和地名。横贯市区东西的“阿尔贝一世大街”以国家独立日重新命名,称为“六·三O大街”。而贯穿全市南北长约二十公里的“利澳波德二世大道”,则改名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大道”。大道上耸立起民族英雄卢蒙巴纪念碑。纪念碑高200多米,是全市的最高建筑,象征民族革命精神至高无上。同时,在金沙萨的一些街头广场和山顶上,也竖立起一些颇具刚果特色、高扬民族精神的雕像。在城东北风景如画的恩塞莱,有手擎火炬、象征光明与自由的《战士》雕像;在总统府所在的恩加利埃马山上,竖立起一座高7米的《革命者的盾牌》青铜雕像。雕像上的革命战士右手握矛,左手持盾,英姿勃勃,两眼凝视着前方,好像随时准备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

  金沙萨目前是一个有着近500万人口的大城市,车水马龙,相当繁华。2000年4月,我抵达那里访问时,看到到处是持枪的军人,任何地方都不准拍照,表面繁华背后隐匿着紧张和不安。原来,从六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的三十年时间里,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一直当政,实行一党统治,结束了国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定。九十年代初,在西方兜售的“民主化”、“多党制”浪潮的冲击,在刚果(金)一下子出现四百六十多个政党。一时间,内部纷争陡起,政局激烈动荡。1997年4月,蒙博托政权垮台。这年的5月,洛朗·卡比拉在乌干达、卢旺达等邻国盟友的支持下进入金沙萨,正式上台执政。当时,卡比拉的军队浩浩荡荡开进金沙萨,秋毫无犯,受到市民的夹道热烈欢迎。可是,为时很短,卡比拉政权内部的部族利益纷争凸现,原先的国际盟友反目,反政府军队迅速占领东部和东北部大片土地,刚果(金)再次笼罩在内战的阴影下。

  离开金沙萨前,想给布拉柴维尔的朋友打个电话道别。我原以为,隔河相望的两个城市,电话一拨就通。可是,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两国的前宗主国不同,电话系统就不同。电话先需打到比利时,经巴黎转换,才能接到河的对岸。相隔只有几百米的两个城市,竟需绕道几千公里才能说上一句话,真是难以令人想象。我站在刚果河的千里大堤上,看着奔涌不息的滔滔水流,不由感叹:要彻底消除殖民主义造成的后果,该需要多少时间啊。

  (200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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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好望角风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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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望角风云

  世界五大洲的大小岬角,可谓成百上千,但最知名者,恐怕还属南非的好望角。

  好望角是南非西南端一个长4.8公里的岩石岬角。所谓“岬角”,即伸向海中的尖形陆地。在葡萄牙文和英文中,岬角均称“开普”(cabo和cape)。南非西南沿海多岬角,其中好望角名气又大,因而这一带的好些地方都以“开普”命名。整个地区原来统称开普省,现在则分为北开普、东开普和西开普三个省。原开普省的首府,也是南非的立法首都,叫开普城(即开普敦)。横贯这一带的山脉叫开普山。好望角所在地叫开普半岛,半岛南部有个开普自然保护区,而最南边的尖头叫开普尖。开普半岛在开普敦的正南方,长约50公里、宽3至8公里。我们从开普敦驱车沿着西海岸南下。时为6月初,南非的冬季刚刚开始。气候阴冷干燥,茫茫荒原上只有一些开始枯黄的野草和灌木,其间偶尔有狒狒和羚羊出没。车子行驶大约四十分钟后,只见前方不远处兀地冒出一个翠绿的小山包,给大地平添一抹亮色。山包上有几间白色的小房子,房前人群熙攘,亮色中又多了一点生机。原来,这就是我们前来游览的好望角。

  我们沿着石砌的小径拾级而上,走了大约60多米,就抵达建有气象观测站的山顶。没想到,半岛的来路上,那么荒寂,那么平淡无奇,而现在,站在山顶举目南眺,我却不由惊呆了。明丽的阳光下,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天空,空中飘游着几朵暗灰色的云团。云团之下,奔涌着浩淼无涯的万顷碧波。有人说这是大西洋,有人说这是印度洋。我无心听他们争论,蹑手蹑脚走到山崖边上。我一时忘记自己是站在高出海平面250米的山巅,探首俯视,只见灰麻麻的悬崖飞空,莽苍苍的峭壁陡立,几只海鸟在其间振翅翻飞,好一种幽秘可怖的气氛。左侧的半山腰上,矗立着一座白色的灯塔,被人称为“绕开死神的航标”。山脚之下,只见黑黝黝的浪涛从天边滚滚而来,撞击到悬崖峭壁之上,化作冲天而起的冰浪雪涛,发出撼天动地的吼声。此情此景,令人不由把心提到喉咙口,额头沁出几道冷汗。这时,我才突然领悟到,这个岬角何以曾被人称为“风暴角”。

  “风暴角”本是个历史的称谓。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记载,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埃及法老尼科就曾派遣由熟悉航海术的腓尼基人驾船出红海,沿着非洲东海岸南下,绕过非洲最南端,驶经非洲西海岸,最后进入地中海。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业绩。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希罗德却语焉不详。到公元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开始在一些西欧国家出现。这些国家竞相到海外抢占商品市场、掠夺土地和黄金珠宝。而造船技术的进步、地理知识的积累和中国罗盘的传入,更为这些国家的船队远航提供了便利。在这些西欧国家中,最早致力于开辟海外新航线的是葡萄牙人。从1415年开始,他们就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海岸逐步南下,到1482年已抵达刚果河口。但非洲究竟有多大,来自葡萄牙这样一个小国的船员们觉得实在难以想象。新国王约翰二世即位后,决定派遣一个比较强大的船队继续南下,确定非洲最南边的尽头。1487年8月,葡萄牙著名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奉王命率领由三艘大船组成的船队从里斯本出发,沿着非洲西海岸南行。1488年1月6日,狂风大作,海浪汹涌,船队被冲离海岸,有好多天看不到陆地。到2月6日重新见到海岸时,他们才发觉,船队已经绕过非洲的最南端,从西海岸来到东南海岸,抵达现今南非的伊丽莎白港附近的阿尔戈阿湾。船员们认为,再前行风险太大,而此行预定的任务业已完成。因此,他们都不愿继续向前行驶。这样,迪亚士只好下令掉转船头返航。这次,船队紧紧依傍着海岸行驶。5月的一天,他们到达南非的西南端,发现了现今好望角这个险峻的岬角。岬角附近地势奇谲,岩礁密布,风大浪险,水流湍急,暴雨不时来袭。见此情状,迪亚士脱口而出,称之为“风暴角”。迪亚士这一发现,成为欧洲人后来一系列重大地理发现的先声,在世界航海史和地理发现史上书写下重要的篇章。

  迪亚士绕行非洲最南端的成功,再加上印度和东方黄金满地的传闻,促使葡萄牙作出更大规模远航的决策。1497年,新国王曼努艾尔一世登极,当即决定组织葡萄牙船队远航印度。他任命贵族出身的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为船队统领。1497年7月8日,一支由四艘大船、一百六十名船员组成的船队从里斯本出发,计划绕过好望角去印度。船队抵达非洲西南端时,因为这里的气候恶劣、海浪凶险,从11月16日开始,在这一带颠簸、盘桓约一周时间才绕行过去。翌年5月,他们抵达印度南部商业中心卡利库特城。8月,他们携带着大量香料、珠宝、绸缎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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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好望角风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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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9年9月,伽马回到里斯本,受到国王的嘉奖。1502年1月,伽马被授予海军将军衔,奉国王之命再次绕过好望角到印度,并在那里建立起葡萄牙的霸权地位。这样,伽马首次开辟了欧洲经好望角到亚洲的新航道,使葡萄牙成为称霸东方的海上强国。新航道的开辟,促进了欧洲同同亚洲的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加剧了西方列强对东方的侵略和掠夺。卡尔·马克思曾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

  在伽马首次远航印度之后,曼努艾尔国王还曾派遣另一位贵族出身的著名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一支由13条船组成的更加强大的船队远航印度。这次,有经验的迪亚士奉命随行。1500年3月9日,他们由里斯本出发往西南行驶,旨在远远绕开凶险的好望角。岂料,他们绕的弯子太大,无意中竟来到另一个新大陆。4月22日,他们抵达并发现了现今的巴西。在巴西稍作停留之后,他们掉转船头向东驶去。直到9月13日,卡布拉尔及部分船员才抵达南印度的卡利库特城。此行之所以花去近半年时间,是因为一路极不顺利。5月29日,在绕过好望角时,船队遭遇狂风暴雨,有四艘船只沉没,船上人员全部罹难。最为不幸的是,发现好望角的迪亚士,竟也被他称之为“风暴角”的滚滚波涛吞噬掉。从此,葡萄牙远航人员每提到这个岬角,无不犹如谈虎色变,感到心惊肉跳。

  这个岬角称谓的由来,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一般历史书籍采取模糊的方式,说是葡萄牙早期的海员们将这个岬角称为“风暴角”,后来才改称“好望角”。但16世纪葡萄牙著名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则认定,是迪亚士最早将它称为“风暴角”。至于后来易名问题,我们中国出版的不少历史和地理书籍说,约翰二世国王得悉伽马从印度带回大量黄金和珠宝,认为欧洲通往东方的道路已经打开,东方的财宝有望滚滚而来,遂将“风暴角”改称“好望角”。其实,稍加核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约翰二世国王早在1495年去世,他是不可能看到伽马于1499年从印度带回财宝的。派遣伽马远航印度的是约翰二世的继任人曼努艾尔国王。如果说是葡萄牙国王为“风暴角”易名的话,那只能是他。但是,却没有人这样说。与迪亚士同时代的葡萄牙航海家帕谢库·佩雷拉认为,是迪亚士自己将这个岬角命名为“好望角”的。他解释说,迪亚士在完成预定的任务从阿尔戈阿湾返抵岬角时,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漂泊,感到终于胜利踏上归途,大有祸去福来之慨。因此,他即以“充满美好希望之岬角”名之。不少人认为,佩雷拉之说比较可信,因为迪亚士当年从好望角回返时,在现今的普林西比岛同佩雷拉邂逅,然后两人一同回到里斯本。一路之上,佩雷拉很可能亲耳听到迪亚士这样将岬角相称。今天,我们撇开这些争论不说,岬角一带风急浪高,船只遇险失事事件不时发生,因而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这却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的事实。据统计,从1647年到1821年,在这里曾有六十一艘船只沉没,其中有的船上还载有中国的瓷器。而所谓“好望”云云,则是既反映了欧洲少数人对东方财宝的垂涎,也反映了多数人对在两洋之间平安航行的美好希冀。

  好望角的发现,促使许多欧洲国家把扩张的目光转向东方。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船队都先后经过这里前往印度、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菲律宾和中国。1652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掠取好望角的主权,并在现今的开普敦建立居民点,专为本国和其他国家过往的船队提供淡水、蔬菜和船舶检修服务。19世纪初,在海外已攫取大量殖民地的英国人看到掌握好望角制海权的重要性,遂侵入南非将荷兰人取而代之。在苏伊士运河1869年开通之前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好望角航路成为欧洲人前往东方的唯一海上通道。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这条航路的作用虽有所减弱,但仍然是欧亚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通道,一些巨轮还必须从这里绕道。据在好望角的南非人士讲,现在每年仍有三、四万艘巨轮通过好望角。西欧进口石油的三分之二、战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粮食的四分之一都要通过这里运输。拿起望远镜眺望,我发现,远方果然不断出现游动的巨型船只。有人说,好望角航线是西方国家的一条海上生命线。我见此方信矣。

  不少书上说,好望角是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汇处。因此,我在岬角顶上看到,好多旅游者都在指指点点,寻找或分辨“两洋的分界线”。有人说,岬角以西的海水细浪粼粼,呈墨绿色。那是大西洋。而岬角以东的海水浪涛汹涌,呈蔚蓝色。那是印度洋。我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好像看不出那样水流的不同或色泽的区分。南非的朋友告诉我,两洋的真正分界线,不在好望角,而是好望角东边200多公里处的厄加勒斯角。那里是非洲大陆的真正的最南端,地处东经20度,是公认的两洋在地理上的分界处。同时,他们还告诉我,好望角虽然不是两洋的分界处,但却是来自两洋的两股水流的汇流处。原来,从非洲东部印度洋上低纬度地带而来的莫桑比克-厄加勒斯暖流,同来自南极地区涌向大西洋东岸西非地区的本格拉寒流,正是在好望角附近交汇。暖流造成气候湿润多雨,而寒流则带来阴冷干燥。因此,有人认为好望角也是两种不同气候的“界桩”。至于界桩两侧海水的颜色和海流的缓急有什么不同,恐怕就很难分辨了。但是,南非的朋友告诉我们,好望角两边海水的水温相差大约4摄氏度,不用说温度计去测量,就是用手去触摸,也能明显地感觉到。我虽然无法走下悬崖一试,但还是相信的。

  我们在好望角停留半个多小时。即将离开的时候,不知海风突然从哪儿刮来,冷嗖嗖有彻骨之寒,还夹带着几丝细雨,凉冰冰令人战栗。回头再看大海,水天一色,一个灰蒙蒙的混沌世界,什么峭石、海浪、水鸟、巨轮,全都渺无踪迹。好望角云诡波谲,变幻莫测,凉暖无常,我可算是亲自领略到了。

  (200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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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攀登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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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登桌山

  听到山岭以桌子名之,确实感到有点奇怪。但亲眼看到之后,不但不感到奇怪,反而觉得委实贴切,委实传神。

  “桌山”是意译,音译叫“特布尔山”。此山位于南非西南部,名城开普敦的南边。山不算高,只有1086米,看上去灰突突的,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可是,一看到山顶,它的奇特之处就全部显现出来了。一般的山顶,或说峰巅,莫不是屹然耸立,直插苍穹,显露出一派巍峨险奇的风光。而此山自东向西绵延,长不足7公里,而作为主峰的山顶却有3公里长。山顶没有峰峦叠嶂,而是像墙头一样平直,刀削一样整齐。我知道,我国河南省有个城市叫平顶山,但不知道那里是否真有个平顶之山。而南非这个桌山,却是实实在在的平顶之山。据记载,15世纪末,随着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航路的发现,大批葡萄牙人来到这座山的脚下。其中,著明航海家安东尼奥·德·萨尔达尼亚见此山“状貌奇特”,就于1503年攀上山顶。他发山顶无峰无巅,开阔而平坦,“平坦得犹如一张特大的桌面”,遂以“桌山”名之。从此,桌山的名字就流传下来。

  我们沿着绿树掩映的山谷公路来到山麓。这里设有一条缆车索道。索道始建于1929年,原来是专供白人探奇揽胜而用。现在,它向所有的人开放。坐上缆车,六分钟即达山顶。身临其境,环顾四周,确实令人无比惊诧。整个山顶像个特大台面,平平整整,除几方供观赏的巨石横斜之外,没有什么峭岩断道,乱石杂陈。虽然时值初冬6月,地面上依然青草丛生,一些不知名的树木郁郁葱葱,焕发着勃勃生机。其中有一种以“白银”命名的树木,叶子毛茸茸的,闪光透亮,据说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稀有树种。陪同我们游览的朋友说,桌山原本像其他山岭一样也是崎岖颠连。但是,此山的山体是由一层层几近水平状的沙岩构成。来自大西洋的强风终年刮个不断。山顶雨水四季丰沛,降雨量可达1525毫米。在风雨的交互侵袭之下,年深日久,山顶表层的沙岩一道道剥蚀,逐渐形成目前这种整齐平坦的板状山体。

  朋友讲到这里,恰值太阳冲破云层,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说,山顶经常是云遮雾罩,今天是天赐良机,正好可以环绕山崖放眼远眺。常言道,山近观是乱石一堆,远看则是风光无限。我今天算是信矣。北边山脚下,那一片巍然林立的白色高楼,就是开普敦城。越过开普敦,则是浩淼无垠的大西洋。大西洋岸边有一个海湾,因桌山而得名桌湾。桌山南边,是狭长的开普半岛,像蟒蛇一样蜿蜒南去。桌山东边,近处是辽阔的开普高原,远方则是黑黝黝的霍屯督-荷兰山脉。桌山西边,著名的十二圣徒峰隐约可见。那实际上是个海拔约1000米的峰群。十二个高低不等的山峰拱卫着桌山,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十二个圣徒同耶稣坐在一起,共进“最后的晚餐”。此喻维妙维肖,虽然不知始作俑者是何人,但肯定是熟悉《圣经》中那个著名故事的基督教徒。

  朋友让我们把目光收回一些,再看近在山前的景物。山坡上,好像刀刻一样布满一道道白线。那是人们披荆斩棘,用脚踩出来的攀山小道。整个山麓上有三百五十多条这样的羊肠小径,条条都可直通山顶。桌山主峰两侧尚有两条余脉。其中,东北方的余脉叫魔鬼峰。此峰高1004米,原叫风山,因为这里的风刮起来特别刚烈。早年荷兰人在这里开采锡矿,后来又有英国人在这里构筑要塞,他们都觉得这里的气候“恶劣难忍”,遂以“魔鬼”名之。西北方的余脉俨然像一只头朝南、尾向北而卧的狮子。这个狮子山的主峰叫狮头山,高669米,离我们所在的桌山主峰大约10公里,其轮廓清晰可见。它那兀然挺立、高高扬起的情状,确实像一个昂首怒吼的雄狮的头颅。狮头山由南往北逐渐倾斜,就像狮子的躯体。而到最后,躯体又稍稍翘起,形成一个高约350米的山包,就像狮子的尾巴,称为狮尾山。狮尾山离桌湾不到5公里。来自欧洲的海员,在150公里之外的海上就能看到这个狮子屁股。而一看到它,他们就知道桌湾在即,可以进去稍加歇息,然后再绕过好望角。据说,从荷兰殖民时代起形成一个习俗,即每天中午12点,在狮尾山上鸣放信号炮,向过往的船只报时。因此,狮尾山实际上成为一个航海的信号台,故又叫信号山。早在16世纪,一些葡萄牙的海员就曾爬上狮头山和狮尾山,并在那里镌刻巨大的十字架,既表示他们曾到此一游,也表示他们对这些峰峦的崇敬。经过几百年风雨的侵蚀,据说这些十字架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其实,整个桌山就是一座航标。因为在非洲大陆南端的近海地带,桌山是唯一的一座高山。到达此山脚下,来往于东西方的船只就等于完成一半的航程。而桌山那平坦的山顶,曾被不少欧洲航海家描绘为“旅途上难得一见的餐桌”,总是“慷慨地将自己的热诚奉献给远方的来客”。他们之所以这样动情地称颂桌山,主要是因为桌山下的桌湾和开普敦,几百年来一直是往还于欧亚之间的船只的休憩站。17世纪中期,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拥有六千多条船只和四万八千名海员,日夜奔波于东西方之间,有哪一艘船只、哪一个海员不曾在这里歇脚。1652年,荷兰人在这里建立了南非境内的第一个殖民点,专为途径这里的船只提供淡水、蔬菜和船舶检修服务。这个殖民点后来就发展成为今日的开普敦。开普敦因此被南非人称为“母亲之城”,因为整个南非现代史就是从这里起笔书写的。开普敦北边的桌湾,长约5公里,宽约10公里,是一个天然的深水良港。港内水域宽广,风平浪静,避风条件优越。桌湾因此享有“航海者之家”的美誉。

  朋友讲到这里,一股强劲的凉风不知从哪儿突然呼呼吹来。而与风俱来的,则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这时,太阳早已隐去它那明丽的身影,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只有乱云飞渡,细雨飘零,其他任什么都看不见了。那细密的雨丝洒在脸上,令人精神为之一爽;那团团白云擦肩而过,使人顿生飘飘欲仙之感。此时,我好似才真正体验到苏轼所说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妙处。朋友说,山上修建有五个水库,专门贮存冬天由西北风带来的雨水。本来,他是想一一指给我们看的。但是,现在却办不到了。望着越来越浓重的云团,他只好换个话题说,现在刮来的是东南风。而每当东南风起,来自陆地上的暖气流恰好同来自海面上的冷气流在山顶相会,迅速形成很厚很厚的雪白的云层,如同烟缭雾绕,将整个桌山顶端笼罩起来。当地人把这种奇妙的白云称为“洁白的桌布”,把这种独特的山景称为“白纱笼桌面”。此中的诗情画意,细细琢磨,令人不禁产生朦胧欲醉的感觉。

  我们是披着这奇妙的白云桌布走下山来的。越往下走,好像天色越加昏暗。待我们抵达山脚时,雨是停了,天却幽暗得像一口倒扣的黑锅。回头再看桌山,山体已全然不见。坐在返回开普敦的汽车里,我眯眼回想适才攀山的经历,所见所闻好似都历历可辨。桌山不见了吗?我突然发现:不,桌山仍在,桌山永远留驻在我的心里。

  (200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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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南非双城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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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双城记

  南非有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等好几座大城市。我在这里记述的,不是这些大城,而是两个很小很小的小城。这两个小城,说是城,那不过是就其名而言,实际上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游乐场,一名太阳城,一名失落城。

  这两个小城位于南非的“黑人家园”博普塔茨瓦纳境内。从南非第一大城、经济金融中心约翰内斯堡出发,我们径直西北行。一路之上,看到的大多是人烟稀少的荒原野丘。约略走到160公里处,来到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坳。两个小城就隐伏在这个偏僻而荒凉的山坳之中。

  据传说,古代有一个游牧部落,从非洲东北部出发,南下寻觅水草丰美的乐土,最后来到现今南非东北部的皮兰尼斯堡山麓。他们发现,山中有一条由火山口形成的峡谷。峡谷终年阳光普照,气候温润,因名太阳谷。谷中有甘美的清泉,青葱的林木,大批野生动物出没。他们认为,这是理想的栖息之地,就定居下来。他们放牧、耕作,繁衍生息,建立了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王国。头人被奉为国王,修建了王都和宫殿。后来,突然发生地震,宫坍城毁,人们四处逃散。从此,这个兴隆的王国及其都城就湮没在山谷的荒草野木之中。

  不知多少世纪过去,太阳谷无人问津。只是到20世纪七十年代,它才被重新发现,再度辉煌。那时,南非的游乐业大王索尔·柯兹纳经过在国外开拓,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开始把眼光转向国内,特别是大都市以外“待开发的原始地带”。他首先瞄准了远离城市尘嚣、风光幽美的太阳谷。从1979年开始,他的太阳国际集团公司用三年时间,在谷底的乱石野草中修起一座游乐城,名为太阳城。

  太阳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野生动物保护地、高尔夫球场、高架游览小火车、会议中心和旅馆。这些都疏疏落落地分布在山坡上。另一部分叫“游乐中心”,位于峡谷中央。中心的主体是用石头模拟垒砌的一个大山洞。洞中除剧场、影院、舞厅等游艺设施之外,主要是赌场。走进洞中,只见一个有几千平方米的拱顶大厅,厅中灯火幽暗,而天棚上则星光闪烁,犹如银河再造。在三头顶天立地的黄铜长颈鹿的俯视下,大厅的楼下和楼上分别摆放着专供赌博使用的自动老虎机五百多架。在昏暗的灯光下,各种肤色的撞运气的赌客,不分男女老幼,坐在一架架老虎机前,将一把又一把面值一兰特(2·3兰特折合1美元)的银角子塞进去,急切地期待着有更多的银角子吐出来。但是,老虎机往往是只吃不吐。绝大多数赌客花钱换来的是沮丧的摇头和灰心的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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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南非双城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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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略带一点游艺性质的公开赌场。楼上还有几间豪华的厅堂,有专人把守,不公开于众。据说,那是专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豪客大款们设立的秘密赌场,赌码一掷千金,远非老虎机可比。太阳城的这些赌场终年日夜开放,每年的赌客有上百万之多。赌场老板盈利多少,从来是秘而不宣。南非的一家报纸评论说,来这里碰运气的人总是晦气,太阳城的阳光总是属于赌场老板的。

  太阳国际集团公司以太阳城为依托,进一步开发太阳谷的旅游资源。从1990年2月到1992年12月,它投资8·5亿兰特,又建成非洲最大的游乐项目失落城。

  失落城建在紧靠太阳城游乐中心的皮兰尼斯堡山脚。顾名思义,失落城是指传说中毁于地震的古王都再造。王都纯属传说,并无历史的依据。再造的失落的城市,只不过是一种假托,是利用人们常有的思古之幽情,招引游客的一种手段。

  失落城规模宏大,占地55英亩,分三个区段。第一个区段是城区。走出太阳城游乐中心的后门,是一座黄石嶙峋的山峦,石缝中嵌着狮身、豹头、象耳。这表明,山中原有野生动物,地震时被埋在石隙中。说到地震,地震就发生了。只听山中传来隆隆轰响,随后看到石缝中冒出白烟。不明真相的游客正欲奔逃,就听人说这只不过是模拟之作,造成一场虚惊。下得山来,走过有十头栩栩如生的石象守护的“时代桥”,穿过在地震中被焚烧的高大城门,来到一座叫“猴泉”的广场。广场中央是一组雕琢精致的石猴,凛冽的泉水从猴爪中喷出。广场的一侧是皇家浴池和皇家竞技场的废墟。残存的石雕廊柱和飞檐,皆出自欧洲工匠之手,好似仿古罗马建筑,没有一点儿非洲特色。广场的另一侧是一眼古井。井水清澈如镜,古王国的女子据说每天到井边俯首照影,越照就变得越发漂亮。这虽是传说,但富有非洲气息,逗人兴起。许多游人,无论男女,竞相到井边一望,希冀讨个吉利。

  失落城的第二个区段是王宫。离开猴泉广场,是一条笔直的王家甬道。甬道两旁是奇花异草,中间是潺潺流水。甬道尽头则是豪华壮丽的王宫。王宫是一座九层的塔楼,前面有25米高的水晶门厅。门厅由30万块晶莹剔透的水磨大理石铺地,有复制的西斯廷教堂中米开朗琪罗的精美绘画盖顶。王宫中共有三百五十套房间,每套房间的设施,从门把手到台灯、电话,都是从世界各国定购的名牌产品。王宫周围是占地25英亩的王家花园。园中栽种着采自世界各地的160万株树木和花草,因有“万国植物园”之称。宫殿与花园联为一体,虽以王家名之,实为一饭店。据介绍,就陈设之奢华和环境之幽雅而言,这家饭店在整个非洲首屈一指,在全世界亦属罕见。

  失落城的第三个区段是景观区。山坡上,建有房舍、庙宇、栈道,辟有岩洞、兽场、热带雨林。山坡到山脚,则有几道激流飞瀑倒挂。其中最壮观者,是勇敢神庙前的激流。据传说,古王国的王子想以勇敢取悦公主,仅凭一块木板,就从山上沿着97米长的激流冲浪而下。现在,在半山腰修建神庙和激流,专供游客展示他们的勇敢精神。下得山来,山麓有鳄鱼谷、河马峡、沸水池、冲浪场。人们既可在岸上观赏非洲特有的野生动物,也可下水去击流搏浪。累了,可躺在椰影婆娑的细沙滩上进行日光浴,也可躲到非洲式的尖顶茅棚中小憩,独享一片清幽。

  失落城和太阳城,给南非游乐业大王柯兹纳不仅带来财富,也带来声誉。他不无骄傲地将这两个游乐城称为他“两个圆满变为现实的梦”。南非一家刊物评论说,柯兹纳这两个圆满的梦,对游人来说,一个甜美,一个却苦涩:谁游太阳城,谁都会失落(输钱);而谁游失落城,不但没有任何失落,反倒感到赏心悦目。

  (199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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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丁香血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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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香血泪

  一飞临桑给巴尔岛上空,我当即就产生一种感觉:万簇花枝在眼前摇曳,阵阵清香正扑鼻而来。

  桑给巴尔是有名的“丁香岛”。桑给巴尔岛、奔巴岛和附近的二十多个小岛加在一起,总面积不到2,700平方公里,却有8万英亩土地栽种丁香,丁香树共有450多万株。丁香树每年花开两季,用花蕾榨的油,芬芳袭人,是一种名贵香料。对这个又有“香料岛”之称的宝地,我早就心驰神往。而今,终于如愿以偿,又怎能不心醉神迷呢。

  没料到,一下飞机,领事馆派来接我的曲洪信同志却说:“咳,你来得早了点,丁香花期还没有到哪!”他也许怕我扫兴,忙又补充说:“树木万千株,花开有早晚。甭愁,丁香花还是能看到的。”

  放下行装,我就跟曲洪信去寻觅丁香。车子驶离桑给巴尔市区不远,只见路旁已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海林涛,郁郁葱葱,烟笼雾罩。这就是丁香吗?我不敢相信。在我的记忆中,丁香可不是这样子。每值春风送暖,在北京的一些公园和庭院里,丛丛修长的枝条,先是吐出鹅黄淡绿的苞芽,随后绽放出簇簇白如雪或紫如云的花朵,雅致而清香。但眼前却是一株株高大挺拔的乔木。粗短的枝条上,对生着一排排椭圆形的叶子,油光碧绿。它们有点象我国北方常见的红枣树,坚实而壮美。原来,桑给巴尔的丁香是桃金娘科常绿乔木,而我国北方的丁香是木犀科落叶灌木。同是丁香,产地不同,品种迥异,风貌自然也就大相径庭了。

  时令尚早,花枝难寻。我们在茫茫树海中走来穿去,用了大半个时辰,才在朝阳的边缘地带发现几枝。记得我国宋朝词人韦骧描写丁香花曾有“冷艳幽香奇葩,粉金裁雪”之句。可是,我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个个淡紫或肉红色的小花蕾,酷似含苞待放的倒挂金钟。三、五个一簇,掩映在繁枝密叶间,羞于见人似的,赧然含情。近前一闻,嗅不出什么气味,但掰开花瓣,却顿感一股暗香浮动,悠悠而来,爽人鼻息。世界上的花种类繁多。有的香在其表,有的香在内心。虽然难以凭此分个高下,但香而不露者,似乎显得深沉而悠远。

  我国的丁香是供观赏的花木,而桑给巴尔的丁香却是一种经济作物。丁香树的幼苗种下,五六年后开花,每年花开两季。花开之时,满树着红点紫,犹如一抹淡淡的彩霞从天而降,呈现出一种朦胧的诗意之美,飘散出一种醉人的清幽之香。可惜花事为时短暂,美景难以长驻,芳香不能久留。聪明勤劳的桑给巴尔人为防止花开香散,总是抢在花开之前就把花蕾采下。一棵成年的丁香树,每年采摘的花蕾晒干后可达三四十公斤。花蕾未成熟时呈绿色,成熟后逐渐变成鲜红色或金黄色,采摘下来晾干后呈咖啡色。干花蕾经过加工可提炼出香精油。香精油是制作高级香料、糖果、调味品和化妆品的上等原料,也可入药,用作局部麻醉剂,治疗胸腹胀痛和牙痛。独特的经济价值使丁香树被当地人称为“摇钱树”。出口丁香花蕾和丁香油的桑给巴尔港,故有“香港”之称。

  丁香树原来栽种在印度尼西亚东北部的摩鹿加群岛。据记载,早在公元前200年,爪哇使臣到中国觐见汉朝皇帝时,口含丁香,呼出阵阵香气。公元17世纪初,将印度尼西亚沦为殖民地的荷兰,垄断了世界上的丁香生产。18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将丁香树私运到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留尼汪等岛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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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丁香血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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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年,统治桑给巴尔的阿曼苏丹赛义德看到丁香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看到桑给巴尔、奔巴等岛屿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决定引进丁香树。当时,桑给巴尔肥沃的土地大多被来自阿曼的阿拉伯移民占有。这位苏丹下令,所有土地拥有者都必须栽种丁香树,否则就将其土地没收。不到三十年时间,在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就建起大批丁香种植园。赛义德苏丹本人就有45个种植园。他的许多王子和嫔妃,甚至不少太监,也都拥有自己的丁香种植园。

  丁香的栽种、管理和采摘,需要大量劳动力。这时,赛义德苏丹不顾外界的反对,继续在桑给巴尔开办奴隶市场。如果说以往的奴隶市场主要是向阿拉伯半岛、印度和印度洋上的欧洲殖民地转卖黑人奴隶,那么,现在的奴隶市场则把大量奴隶转卖给本地的丁香种植园主。这样,每年都有大批黑人奴隶从非洲大陆的坦噶尼喀,甚至刚果、马拉维、乌干达等地贩运而来,最多时一年达到四万多人。桑给巴尔首府桑给巴尔市内现今残存的马鲁胡比码头,据说曾经转运过十多万名奴隶。奴隶上岸后被关进用珊瑚石修建的奴隶堡中,用铁链栓在固定在墙壁上的大铁环上,严防逃跑。看过丁香林之后,我参观了码头旁边的这座奴隶堡。几段颓垣断壁,足有二尺厚。铁环锈蚀斑斑,倒悬在墙上。这些令人辛酸的历史残迹,已成为当年罪恶的贩奴活动的有力见证。

  离这个奴隶堡不远,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天主教堂。这座神圣殿堂的所在地曾是桑给巴尔最大的奴隶市场。当年,这里栽有一排排木桩,搭有一个个高台。手执火器的兵士把奴隶驱赶到这里,牢牢捆绑在木桩上,然后凶狠地用皮鞭抽打。奋力挣扎者,表明身强力壮,是好劳动力,可以卖个高价。买主将买来的奴隶用铁索拴成串,赶到丁香种植园里做苦工。成千上万的奴隶,不论风吹雨打日晒,终年在种植园里劳作。他们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的血泪,把丁香树浇灌,使它们枝繁叶茂,花开香飘。年复一年,他们的脂膏被榨干,用以填充种植园主的便便大腹。

  在丁香种植园劳作的奴隶们经历了两次解放。一次是19世纪末,桑给巴尔的奴隶制被迫废除,奴隶们大多成为“自由人”,人身不再属于奴隶主。这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解放,因为奴隶们虽然得到“自由人”的身份,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土地,还不得不在种植园劳动,经济上继续受盘剥。另一次解放是1964年。这年的1月,桑给巴尔爆发革命,代表阿拉伯封建主的苏丹王朝被推翻。随后,新政府进行土地改革,广大无地或少地的非洲人得到应有的土地。从此,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栽种丁香,按规定将产品出售给国家。20世纪六十年代末,桑给巴尔的丁香产量创历史的最高记录,年产量由以前的1·2万吨上升到2万吨,年产值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桑给巴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丁香出口国。就这样,政治上和经济上均获得解放的桑给巴尔人创造出“历史的奇迹”。

  一天下午,我独自到桑给巴尔市街头闲逛。穿过一条条石板铺路的狭窄小巷,来到一片空旷的场地。炽烈的阳光下,只见一片红艳艳的东西摊在地上。一位赤膊老人站在旁边,手拿木棍在搅拌。近前一看,我发现,红艳艳的东西原来是刚采撷下来的丁香花蕾,老人正在翻晒。老人告诉我,他的祖辈曾是种植丁香的奴隶,他自己亦曾在别人的丁香种植园当过帮工。革命成功后,他有了自己的丁香树,从而结束了长期受人奴役的屈辱,而成为丁香的主人。现在,他有丁香树二百多棵,每年能采摘近万斤花蕾,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听后向老人表示祝贺。他满脸饱经风雨的皱纹舒展开来,漾起得意的笑容。是自豪?是幸福?我一时说不准。我只觉得,桑给巴尔充满血泪的丁香种植史,已经揭开新的一页。在这新的一页上,丁香花开似锦,枝枝朵朵,无比俏丽,无比清香。

  老人得悉我来自北京,抓起一把花蕾,塞给我说:“这是头茬花,刚摘的,收下吧。”盛情难却,我拣了几朵,夹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愿那清幽的花香,时时飘散在纸页间;愿那真诚的情谊,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198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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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天浆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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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浆饮

  桑给巴尔岛以丁香闻名于世。可是,友人告诉我,岛上栽种最多的,其实并非丁香树,而是椰子树。岛上最常见的,也并非丁香油,而是椰子汁。那里的椰子汁清凉爽口,有“玉盏天浆”之誉。

  飞抵桑给巴尔,我发现,这里简直是一个椰林的世界。从机场到市区,从市区到乡村,满眼尽是椰林,一片连一片,无边无垠,青翠苍茫。那笔直的树干,立地擎天,排列严整,有如军阵,抵御着海上风暴的侵袭,守卫着岛子的宁静。而那硕大修长的叶片,迎风飘动,摇曳生姿,给宁静的海岛平添了几分妩媚。啊,好一个椰子林呀,威严中蕴含着柔美,柔美中透露出威严。

  桑给巴尔岛面积2651平方公里,椰树林面积竟有12万英亩,椰子树六百多万株,每年收获椰果一亿八千万个。除少量作为饮品消费外,绝大部分椰果制成椰干、椰蓉、椰油,供应本地市场,并大量出口。

  时值椰果成熟季节。树端叶腋间,挂满一坨坨人头大的褐绿色的果实。在一条小路边,我们看到,一个黑人小伙子光着臂膀,赤着双脚,顺着光滑的树干攀援而上,简直如履平地。二三十米高的树,转瞬就爬到梢头。他用脚别住树干,一手拨开树叶,一手抽出插在腰间的砍刀。刀光闪处,一颗颗椰果跌落到地上。这惊险有趣的场面,在那蓝天、白云、丽日的映衬之下,酷似一幅色彩鲜明的世俗风情画,清丽优雅,悦目赏心。

  椰林充满诗情画意,椰林启迪人的聪明才智。上千年的椰树栽培史,使桑给巴尔人学会了椰树的综合利用。砍伐树干可以盖房,采撷树叶可以苫顶。剥开坚硬的果壳,甘甜的椰汁可以饮用,清香的椰肉既可直接食用,也可用以榨油。而取汁脱肉后的椰壳,像小山一样堆满许多农家的房前屋后,是不用花钱买的天然柴薪。我们在市场上看到,椰壳经过加工、着色,可制成杯盏、灯罩、面具、鸟兽等多种精美的工艺品,成为游客竞相购买的情趣别具的纪念物。

  友人带我参观了一个椰子树树苗培育场。据场长介绍,桑给巴尔的椰树由于长期栽培,品种大多退化。现在,他们正试验、推广一种矮杆椰树。这种树比普通椰树 矮一半,成长快,两三年即可结果。果大汁甜,肉厚质密,含油量高,采摘也方便。他们计划用10年时间将全岛的椰树全部更新,使椰油产量翻一番。现在,他们正忙着育种。有人在把刚选出的大个椰果良种运往田间;有人在把运来的椰种埋在土里,提水浇灌;有人则在给刚破土而出的椰苗培土遮荫。赤灼灼的阳光下,几十个职工赤膊劳作,汗流浃背。“辛苦了!”我向他们致意。他们憨然一笑,说:“没事儿。”我知道,这些纯朴、勤劳的人们的胸中,有一颗雄心勃勃的十年计划呀。

  从育种场回来,夕阳已经掩隐到椰林背后。海风习习吹来,凉意暗生。我徜徉在桑给巴尔市狭窄的石板街巷中。每到一个稍微开阔的地方,都看到路旁摆着一堆堆椰果,有人高声叫卖,颇似北京夏日街头的西瓜摊。我好奇地来到一个摊边,只见一个年轻人一手操钢刀,一手执椰果,“咔嚓”一声,将椰果顶端削去,递给排队购买的顾客。顾客接过,双手捧起,嘴对准切口,“呱咚呱咚”喝个痛快。

  我举起照相机,正欲拍下这一有趣的镜头,忽听卖椰果的小伙子高声喊道:“拉非克(朋友),尝一个!”简单一句话,斯瓦希里语和汉语并用,是我感到既亲切又惊异。将他细一端详,我发现似曾相识。原来,他就是我在路边看到的那个轻捷地爬到树端摘椰果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在岛上一家中国援建的厂子里工作,跟中国专家学会了几句汉语。他家有三英亩椰林,结了不少椰果。趁今天公休,采摘一些来卖。说着,他在椰果堆中拨拉来拨拉去,挑了一个最大的,放在耳边摇了摇,然后“咔嚓”一声剖开个口子,塞给我说:“拉非克,尝尝这个。这是矮杆树上结的,新品种,汁多味鲜。”

  盛情难确。我接过那硕大的椰果,从顶端切口处,可看到里边白色的果肉。果肉似雪凝脂结,镶满内壁。整个椰壳,看上去就像一个玉盏银杯,熠熠生辉。一泓椰汁,酿在其中,有如玉液琼浆,明滢清澈。此等尤物,着实诱人。我模仿当地人的样子,头一仰,“呱咚呱咚”喝了个尽兴。一天奔波的干渴和劳累,竟不觉顿然消失净尽。

  椰子汁,我过去在国内外都喝过,虽都有解渴消暑之效,但味道实有不同。有的味同花生,香倒是很香,但却不甜。有的好似乳汁,倒是很甜,但却有一股奶子气味。而这几口下肚,感觉却迥然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时又说不大出来。细细品味,只觉得清凉中飘散出几分芬芳,甘甜中隐含着一丝儿苦涩。因此,它爽而不冽,甜而不腻。记得我国明朝诗人杨碧在咏椰诗中有“风味休夸百曲生”之句,从前诵读体会不深,而今却顿感有所颖悟。

  桑给巴尔岛的椰汁究竟何以不同寻常呢?谢过主人,赶回住地的路上,我仍在苦苦思索。是岛上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使它风味独具,还是矮杆树整个新品种结出的果实确属上乘?我一时无法判断。闪过我脑际的,只有那栽种椰树的千年史,那培育椰树幼苗的汗水和辛劳,那凌空采摘椰果的动人画面,还有那邀客畅饮的一片盛情。而这一切,更形不成什么答案,只不过在我心中激起一道又一道温馨的涟漪。

  (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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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火焰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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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花开

  一飞抵达累斯萨拉姆,我手中就给塞满了一束束鲜花。花儿蒂结瓣叠,红艳艳的,有如一团火。毋庸说什么,坦桑尼亚朋友的热情与赤诚,立时就活脱脱地映现在我的面前。

  汽车驶进市区,街衢两旁绿树成荫,有的地段简直是遮天蔽日。在各种难以名之的树木中,有一种就开满象我手中那样的红花。这种树并不高,枝桠多平生。翠绿的叶子,疏疏朗朗。火红的花枝,或团团丛生,或串串倒挂,密实极了。整个树冠,状如华盖。远远望去,一棵树是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排树是一道势如燎原的火阵。整个达累斯萨拉姆,绿荫满街花满巷,半城火焰半城树,真是既美丽又壮观。

  这树是什么树,这花又是什么花呢?

  坦桑尼亚的朋友说,树叫火焰树,花称火焰花。每年年初,这里是旱季。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不下一滴雨。当空的太阳,火辣辣的,把大地烤焦了,也把满街满巷的火焰花给燃红了。与我同行的一位广西朋友说,这种树,他们那儿也有,名叫凤凰树。但花枝没有这般多,花色没有这般绚丽。因而,气势也就难以同日而语了。

  谈起火焰树的来历,坦桑尼亚的朋友给我们讲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异族入侵,小伙子应召入伍抗敌。姑娘深明大义,立誓永远相等。三年过去,小伙子仍不见回返。姑娘忧心如焚,先后拜托蜜蜂、织巢鸟和苍鹰去前线打探。三个动物都发现他早已战死沙场,但不忍心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带给忠贞的姑娘,只好远走高飞。姑娘见它们都一去不回,就翻山涉水,自己来到战场。当她得知敌人早已被打退,心上人早已为国捐躯,不由得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她找到他的尸体,就地掘墓,与他同穴而葬。碧血痴情,令鬼泣神惊。土地爷闻知,下令坟茔在一夜之间长出大树两棵。大树根连枝结,葱茏繁茂。太阳神见此,将手中的火轮一挥,两棵大树顿时如烈焰炽燃,开满红彤彤的花朵。

  这个故事在坦桑尼亚,乃至整个东非都是家喻户晓。故事中的树,即火焰树;花,即火焰花。人们喜爱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也喜爱象征他们忠于民族、忠于爱情的火焰树与火焰花。因此,火焰树很快植遍东非大地,火焰花也在东非城乡到处开放。

  东非地跨赤道,光照强烈。火焰花的色调,据说越晒越浓艳。此说是否属实,我没有进一步考察,难以判定。但从同坦桑尼亚朋友的交谈中,我发现,火焰花寓志寄情,内涵越来越丰富,却是千真万确的。有朋自远方来,献一束火焰花,表达主人的好客与热忱。同事燕尔新婚,赠一束火焰花,祝愿他们的爱情忠贞不渝。勇士狩猎或征战归来,送一束火焰花,赞扬他们的勇敢和功业。人们甚至还习惯采一束火焰花,插到病人床头,祝愿他早日康复,永葆青春般的活力。

  当然,最常见的是,采一把火焰花献给死者,寄托哀思。在达累斯萨拉姆逗留期间,我曾专程去市郊拜谒中国烈士墓地。墓地里长眠着五十多位来自我国不同省区的同志。他们是在援建坦赞铁路和其他工程中不幸以身殉职的。我脚步轻轻地屏息走进墓地,发现三个当地青年,低哼着“英特纳雄耐尔”肃穆的曲子,正把一个花环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纪念碑前。花环不大,却是火一般地灼灼照眼。显然,这是用刚刚采撷的火焰花编织的。

  “你们认识这些中国专家?”花环摆好,肃立已毕,我问他们。

  “不,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之中一人回答。“但我们知道,他们是为我们工作,为我们牺牲的。我们敬佩他们这种献身精神。”

  几句简短的话语,饱含着多么深挚的感情。这几十位中华儿女,不远万里来到非洲,把一腔热血洒在异国的土地上,这究竟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坦桑尼亚的朋友们作了恳切的回答。我听了,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只见纪念碑前那个花环,恍若活动起来,越变越大,越大越红。霎时间,整个天宇和大地好象都开满了火焰花,煌煌光焰,明丽夺目。我想,中华儿女的献身精神,坦桑尼亚人民的友好情谊,想必都融汇在这无垠无涯的火焰花海之中了。

  (198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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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热带草原上的金合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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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草原上的金合欢

  非洲的热带草原,茫茫无涯。草长鹰飞,景色确实诱人。但满眼尽是野草,未免也显得有点单调。这时,悠游草原之上,我们见到一片片树木闪现。或三五棵,或十几棵,疏疏朗朗,有如某些绘画中的不经意之笔,给广袤的草原增添一点难得的亮色。

  这种情况见多了,我就发现,这些树棵棵端庄优雅,株株仪态万方。这些树并不高,树冠却很大。细柔修长的枝条,托着两排对称的羽状叶片,密密匝匝,向水平方向伸展。整个树冠,五六十平方米,编织得巧夺天工,简直就像一把遮天蔽日的大绿伞。伞盖之上,点缀着一簇簇芳香的小黄花;伞盖之下,倒挂着一串串扁平的暗棕色荚果。清风吹拂,悠悠荡荡,展露出一种罕见的韵致,令人眸闪眼亮,神迷心醉。

  这种树学名叫 “阿卡西亚”,亦即金合欢。金合欢是合欢树中的一种。合欢树在我国南方多有栽种,俗称马缨花。我倒是欣赏“合欢”这个雅称。据说,树枝条上那两排工整、对称的嫩绿的叶片,日照之下舒展摇曳,尽享阳光生机;日落之后就合拢静处,亭亭相对,如同一双双男女合卺之状。这也许就是“合欢”之名的由来吧。唐朝诗人李颀《题合欢》诗云:“开花复卷叶,艳眼又惊心。蝶绕西枝露,风披东干阴。黄衫漂细蕊,时拂女郎砧。”短短六句,将合欢枝、叶、花之情状,述说得细腻准确,将树下风、蝶、人之动态,描绘得维妙维肖。合欢据说还有一种特殊用途。嵇康在《养生论》中有言:“合欢蠲怒,萱草忘忧。”这就是说,合欢能使人消烦去怨。因此,我国古代人总爱折合欢树枝赠人,表示一种友好相交的情感。

  合欢之风姿,给我们以视觉美感;合欢之意蕴,给我们以精神慰籍。可是,同属合欢类的金合欢,满树绽放着金色的花枝,飘散着沁人心脾的清香,非洲人却有完全不同的说道。

  一次, 我同几位朋友乘车游览内罗毕国家公园。炎炎烈日,热

  浪袭人。大家都想到几棵状如阳伞的金合欢树下休息一下。可是,当地的导游却死活不肯。他解释说,当地有两个传说。一则说,金合欢是毒蚊的孳生处。毒蚊叮人,定发疟疾。非洲的疟疾威猛,难以医治,人只有等死。另一则说,金合欢是一种称作“曼托洛”的死神的栖身之地。谁到树下,曼托洛就向谁吹毒气。毒气沾身,不出三日必亡。因此,这位导游说,金合欢是“晦气树”、“死亡树”。非洲人见到这种树就唾骂,就诅咒。对这种树,他们是躲避犹恐不及,怎能到它下边歇息呢。

  外貌绰约多姿的金合欢,竟有这样不祥的传说与恶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么,这些说法究竟有没有什么根据呢?为刨根问底,我曾到东非著名的麦克雷雷大学,向林学系的几位教授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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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热带草原上的金合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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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我的问题,他们都不禁淡然一笑。我心中估摸,他们的回答很可能是“纯属无稽之谈”。可是,我的估计错了。他们没有那样简单地嗤之以鼻。他们作为自然科学家,不但潜心研究自己的专门学科,还都做过一些社会调查。其中一位教授称,“毒蚊孳生处”之说,由来可能是这样:非洲热带草原上终年气温很高,枝叶繁茂的树木很少。因此,金合欢树下就成为许多野生动物的纳凉与栖息之地。动物聚集多了,蚊蚋难免也多。有人在这里挨了蚊子咬,诱发疟疾,不知就里,就把怨气都发泄到金合欢树上。这显然是缺乏科学知识的表现。另一位教授则谈到“死神栖身地”之说。他说,他就此进行过考察,看来很可是因为树下多白骨所引发。许多野生动物捕得猎物之后,往往叼到树荫下慢慢享用。享用毕,留下一堆白骨。不知内情的人,就以为是什么魔鬼经常在这里伤生害命。他认为,许多非洲人尽管号称信奉天主教或伊斯兰教,但骨子里信奉的还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多神教,或者说自然神教。在他们看来,任何不好解释的现象,都是某种神祗在主宰,或某种魔鬼在作怪。

  从社会科学回到作为自然科学一部分的林学,这些教授的话自然就更多了。他们告诉我,合欢树原产美洲,现在广布于世界各大洲的热带地区,有八百多个品种,乔木、灌木都有。乔木可作建筑材料,灌木主要用以观赏。花小,黄色,有香气。花含芳香油,可提香精。树干上津淫而出的树脂,可以炼胶,供工艺或药用。荚果、树皮和树根富含丹宁,可用于鞣皮和制造染料,亦可供药用。金合欢虽非什么珍木奇材,却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造福于人。在非洲热带草原上,金合欢还有一特殊贡献,那就是给大象、斑马、犀牛等野生动物提供食物。

  在非洲的热带草原上,我们看到,无论雨季还是旱季,金合欢都是终年常青。它点缀着非洲辽阔空旷的天宇,给经常是枯黄的大地增添秀色。它那满树青嫩的叶子,是野生动物的美馔佳肴。一年四季,叶子吃掉一茬长一茬,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叶子被吃光之后,它甚至还献出自己的娇嫩多汁的皮肉。我在乌干达的卡巴格雷卡国家公园亲眼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上,兀立着一根根白色的木桩,显得苍凉而悲怆。原来,这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大旱之季,草枯叶尽,金合欢的嫩枝就全部被吃掉,树皮也全部被啃掉。这些木桩,引用同行的乌干达朋友的话说,就是金合欢“以身献国之后留下的尸骨”。

  金合欢就是这样为人类、为野生动物的生存默默地作着贡献,死也在所不辞。它本是生命之源,但却被视为死亡之薮。这当然不是非洲人民的过错,而是长期的愚昧和迷信造成的后果。令人惊异的是,多少年来,金合欢忍辱负重,默默地承受着无端的指责,从不申辩,从不抗争,从不要求昭雪。此种气度和品格,令人肃然起敬。

  我攀住金合欢柔韧的枝条,摘下几片青翠的叶子,托在掌心,久久凝视。我知道,它们过不多久就会枯黄,但我还是珍重地将它们夹在日记本中,保存下来。我相信,在我的心中,它们将永远是常青不衰的。

   (200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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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穆图巴礼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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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图巴礼赞

  记得刚到乌干达,在新闻广播部办理记者登记手续时,新闻司长纳森·埃佩努先生问我,初来乍到,希望先看点什么。我未假思索,就顺口答道:“从最具特色的东西开始吧!”埃佩努先生莞尔一笑,指示其下属奥列克:“那就先去看看穆图巴吧。”

  “穆图巴”是什么,是人还是物?我一时如堕五里雾中。奥列克出门后告诉我,穆图巴是乌干达特有的一种树。这种树的皮剥下来制成布,在历史上曾呵护过一代又一代乌干达人。因此,人们奉其为国树。

  我们驱车驶离首都坎帕拉,直奔西南部重镇马萨卡。一路上,奥列克告诉我,本来,在乌干达中南部地区,到处都有穆图巴。可是,近年社会混乱,对树木滥加砍伐,穆图巴已比较鲜见。只有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尚可找到。车行近两个小时,离开大路,拐向一条满地泥泞的小径,来到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口的小村庄。村庄的街道两旁,长满茂密的树木。树木一排排,排列整齐。树高不过20米,粗则有一米多。树干笔直挺拔,树冠阔大如盖。油光碧绿的叶子,像铜钱一样大。树上既没有开花,也没有结果。奥列克说,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穆图巴。

  “穆图巴”在当地土语中的意思是“皮能做布的树”,故也称“树皮布树”。

  树皮怎能制作布匹呢?我带着这样的疑问随同奥列克走进一个用灌木作围墙的农家小院。小院中也有几棵穆图巴。其中一棵紧傍房檐,约有碗口粗。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汉手执短刀,正将树干上的树皮整个剥下来。见此,我想起人们常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树皮剥掉,切断输送养分的渠道,岂不是置树木于死地吗?老汉看出我的疑惑,淡然一笑道:“不碍事。树皮很厚,剥下来的只是外皮,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我近前细看,树皮确实很厚,剥下来的厚约一厘米,还有大约半厘米厚留在树干上。

  树皮剥下来,树干上浸淫出一种白色的浓稠的汁液。奥列克在一旁说,这与其说是穆图巴的津液,倒不如说是其疼痛的泪水。老汉显然不同意把事情描绘得这样凄惨。他说,这是穆图巴自生自长的药剂,专门用来疗养自己的刀伤创口。说到这里,他拿来事先准备好的香蕉叶子,轻轻地包裹在树干的创面上,再用荆条牢牢地扎紧。他解释道,这样,自疗的药剂就不会挥发,遗留下来的内皮也不会因为风吹日晒而干死。经过三四周时间,创面就会愈合。两三年之后,外皮就可以长齐,又可以再剥。

  那么,剥下来的树皮怎么制作成布匹呢?老汉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邀请我们到他的作坊参观。作坊实际上只不过是个茅棚,五六根木桩作架,柴草和香蕉叶子搭顶。里面是两堆黄土,支着一块木板,这就是他的工作台。他把刚刚剥下来的树皮放在台子上,熟练地用刀子将粗糙的表皮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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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穆图巴礼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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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用木柴生起一堆火,把去掉表皮的树皮放在火上烘烤。随着水分的蒸发,树皮开始变得柔软。烤到水分将尽时,他把树皮铺展在台子上,抡起一个四周带棱槽的木槌捶打。右手捶,左手抻,不到半小时,树皮竟从原来长约两米、宽不到半米的一个长条形状,扩展成一个长宽各约三米的方块形状。经过这样初步加工的树皮,虽然厚薄不够均匀,但看上去显然已不再是树皮,而是一块像麻袋片一样的布坯子了。

  初步制成的树皮布,多为浅黄色,质地粗硬。老汉告诉我,要成为可以制作衣服的布料,还需要蒸煮、揉搓、晾晒等几道工序。到那时,布面才变得柔软光洁,呈现出从浅黄色到深咖啡色之间的各种不同的色调。说着,他从一个纸箱中拿出一大叠作为制成品的布匹,向我们展示。果然,这些布匹虽然是见经不见纬,但纹络清晰,平滑柔软,手感很好。若非亲见,我真不敢相信,这样精美的布匹竟是用那么粗糙的树皮制成。

  在20世纪初棉花引进乌干达之前,这种树皮布一直是乌干达中南部地区人民衣饰的主要材料。那时节,据说家家栽种穆图巴,户户制作树皮布,人人穿着用这种布制作的衣服。1862年,英国著名探险家约翰·斯皮克第一次踏上乌干达的土地,曾这样描绘他见到的当地人:“他们穿着整洁的树皮布袍子,好像是用最好的黄色灯芯绒制作,摺缝笔挺,好像浆过一样……”

  树皮布究竟伴随乌干达人生活了多少年,无从查考。现在,作为衣料,它基本上已被棉、毛和人造纤维织品代替。但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树皮布仍在制作。特别是农村,一些恋旧的老人还在穿着用古色古香的树皮布剪裁的长袍。在城镇的市场上,树皮布及其各种制成品仍在大量出售。

  现在,树皮布的主要用途有两种。一是用作裹尸布。在乌干达的历史上,从国王到平民,死后都用树皮布裹身。据说,人们认为,先祖都是穿着树皮布进入天国的,儿孙们也只有穿着同样的衣服而去,他们才会相认。这种“死不忘祖”的习俗,至今未变。二是用来制作各种工艺品。不同色调的树皮布,套印上其他颜色,或绣上不同的图案,可以制成台布、床单、枕套,也可以做成坐垫、提兜、钱包。所有这些制品,都显得极为古朴而典雅,别具特色,受到国内外游客的欢迎。

  世界上的树木大都以其木材或花果贡献于人类。而像穆图巴这样以其肌皮造福于人者,确实不多见。乌干达的一位学者后来对我说,树皮布挡风遮雨避日晒,使乌干达各族人民得以生存、延续与发展。穆图巴的历史贡献难以估量。

  告别制作树皮布的老汉,我们走出其到处晾晒着树皮布的小院。审视街道两旁那一排排穆图巴,我这才发现,有的树干伤痕累累,有的仍用香蕉叶子包扎。抚摸树干,我不禁感慨系之。穆图巴,无私无畏,为满足人类生活之需,不怕千刀万剐,情愿献出自己的皮肉。从这里,我真正领悟到什么叫“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

  穆图巴貌不惊人,但却蕴含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精神力量。新闻广播部安排这次活动,不但使我增长见识,也使我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

  (198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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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猴面包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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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面包树

  在非洲的中南部,无论是草原上,沙地间,还是海岸畔,村落中,经常看到一种形状奇特的树。银灰色的树干高高挺立,弯弯曲曲的枝桠盘结在树梢,枝桠间点缀着稀稀落落的绿叶,下面悬挂着一串串像面包一样的荚果。树的整体形象,无论是朝霞微露之际的靓色,还是夕阳西下时分的剪影,都酷似一株巨大的银瓶插花。只是其展示的不是居室中精心雕琢的那种插花之柔美,而是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那一柱擎天独立之悲凉。

  这是非洲特有的一种树,称为“包波布”。树名的由来,我在非洲听到两种说法。一种说,这是黑非洲土著人的称谓,意为“瓶状树”。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从一个阿拉伯语词汇演变而来。那是很早以前,此种树的荚果被贩运到埃及,当地人不知为何物。但是,他们发现,荚果多籽,就以“布希波布”这个词名之,意为“多籽的水果”。“布希波布”后来演化成“包波布”。这种多籽的水果状似大面包,猴子和狒狒最爱吃。因此,这种树有一个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叫猴面包树。而这种树的学名则鲜为人知,直译为“指状阿当松”。米歇尔·阿当松是法国著名的植物学家。1749年,他奉派到塞内加尔工作。在逗留的四年中,他搜集到大量植物标本,尤为详尽地描述了包波布树的情状。1759年,瑞典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卡尔·林奈就以阿当松的名字将这种树命名。考虑到这种树的叶子呈伸展的手指状,故又加上一个形容词,称“指状阿当松”。

  目前,世界上的猴面包树据说共有八个品种,除一种生长在澳大利亚西北部外,其余均生长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陆地区和大陆东边的马达加斯加岛上。

  猴面包树属锦葵目木棉科乔木。树干高可达30米,直径可达9米,是世界上最高大的树木。树干的形状,有上下大致一般粗的圆柱体,也有下粗上细的圆锥体。马达加斯加的品种多为树干高大挺直,一副亭亭玉立之姿,显得绰约优雅。非洲大陆上的品种则多是树干粗顸,树围可达30米,显得臃肿笨拙。所有的品种都是落叶树。树叶每年雨季长出,绿绿葱葱。而从11月到来年3月的旱季,树叶则凋落殆尽,整个树就好像枯死一样。原来,这是在炎热干燥季节防止水分过多蒸发的一种特殊保护性功能。另一种特殊功能表现在既粗且长的树根上。一棵大树,其根可以有半米粗,铺展40多米远。有的深扎在地下,有的则裸露在地表,蟠曲虬结,形似一张大网。这样一个巨大的根系,既可吸收地下深处的水分,也可摄取空气中的湿气,从而保证树干和枝叶得到充足的水分供应。

  猴面包树一般在生长二十年后才首次开花。花很大,单生于叶腋间。日落时分开放,第二天中午以前即凋谢。老大的树木,花枝却好似羞于见人。因此,除非专门考察,一般是很难看到花开的。一棵树可以有好几十朵花同时开放。花色银白明艳,花粉清香四溢。花香立即招来蝙蝠和一些昆虫前来采蜜,并将花粉传播。花枝受粉四五个月后,树上就开始挂起椭圆形的荚果。一个个像葫芦一样的荚果,悬吊在空中,犹如一盏盏小灯笼,给湛蓝高远的天空平添一道风景。荚果成熟后,自行掉到地上。剥开木质的果皮,里边是白色的果肉,酸甜可口,富含维生素。猴子、狒狒、大象等野生动物往往将果肉与果籽一起吞下。果肉消化了,果籽则随粪便四处排泄。这就帮助猴面包树把种子传播到远近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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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猴面包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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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能说猴面包树是一种经济林木,但确实也是“浑身是宝”。树皮很厚,纤维坚韧,剥下来可用以搓绳或织布。树叶可当作蔬菜食用,也可入药,去火退烧。树根属块茎,剥皮后可以煮着吃。果浆可以直接食用,也可制成果酱。种子经烘烤和研磨,可以制成好像咖啡一样的饮料。果壳可制成水瓢或酒盏。树干含有大量水分,木质松软,不适宜用作建筑材料,但却是制造纸浆的好材料。另外,无比粗大的树干还有一些特别的用途。自然长空或人工凿空后,可用作储水桶。有的地方还将这种树洞当“窑洞”,既可住人,也可存放杂物,甚至当车库。在肯尼亚的蒙巴萨,我们看到一棵中空的猴面包树,据说15世纪末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统领船队抵达时曾用作弹药库。

  猴面包树的树洞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用途。在塞内加尔,有的部族酋长把树洞用作专门关押违违反祖制家规的“囚犯”的监牢。在肯尼亚,有些部族把树洞当作坟墓,用来埋葬两种人。一种是善于搬弄是非、献媚讨好的人。这种人死后既不能升入天堂,也下不了地狱。因此,人们就只好将其尸体悬挂在树洞中。第二种是诗人、画家、音乐家。他们的创作活动被视为“魔鬼附体”。人们担心他们死后的尸体污染大地,因而不能按照常人的方式安葬,只能放到树洞中。人们相信,树洞中藏有圣灵,能将那些“不安分的灵魂”镇慑,永保世界安宁。

  猴面包树是世界上树龄最长的树木,可以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因为这种树年轮不分明,对树龄很难准确判断。据阿当松记载,在佛得角群岛的一个外岛上,他当年曾看到两棵奇大的猴面包树,估计树龄有5500年。据现代利用放射性碳探测,树干直径4·5米的猴面包树,树龄可能逾千年;直径超过10米的,估计则在两千年以上。这样高龄的猴面包树,在非洲并不鲜见。

  也许是因为树貌奇特、树龄绵长的缘故吧,猴面包树被称为“树怪”,被奉为“树圣”。大量的不解之谜,长久的历史积淀,为它编织了无数的神话和传说,给它笼罩上浓重的神秘色彩。关于它的来历,有一则神话说,天地混沌时节,高大的猴面包树就傲视一切,雨来不低头,风来不弯腰。这就得罪了天神,一怒之下,将它连根拔起,倒插在土中。结果,繁茂的枝叶埋在地下,逐渐变成今天虬结连环的树根;稀疏的根须暴露在空中,变成今天稀稀落落的枝条。但就是这样,它也始终不向任何神灵摧眉折腰。关于猴面包树的地理分布,有一则传说是:造物主起初将它栽在刚果河盆地。但是,它抱怨说,那里太潮湿,没法生长。造物主就把它移栽到东非月亮山的山坡上。它又抱怨说,那里雨水太多,容易烂根。造物主于是生气了,将它连根拔起,扔到非洲最干燥的地带,并且让其根朝天,不再接触一点儿水分。关于猴面包树的神奇,南部非洲林波波河流域的人认为,这种树有一种助人生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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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猴面包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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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年轻小伙子总喜欢把树皮浸泡在水中,然后用这种水洗澡,希冀自己也像猴面包树一样长得又高又大。年轻的女子则喜欢吃猴面包果。她们相信,这种多汁多籽的果实能增强人的生育能力。

  非洲人喜欢猴面包树,总是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这种神奇的树上。赞比亚有一则神话称,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中栖息着一条成精的蟒蛇。人们经常向它求雨祈丰收,而它总是有求必应。欧洲殖民者到来,将蟒蛇射杀。此后,每当夜深人静时分,人们总是听到树中发出咝咝的哀叫声。他们认为,这是蟒蛇在呼唤人们为其报仇雪恨。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印度洋畔,有一棵很大的猴面包树,被认为是“精灵寄身之所”。树周围的一片空地,则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奇之角”。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到树前,脱掉鞋子,长跪在地,背对大洋,默默祈祷。同时,有十几个巫师口中念念有词,轮流将猴面包果汁洒到祈祷者的头上。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将缠身附体的魔鬼赶到大海中,使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得救。祈祷完毕,还有人将写着避邪祈福词句的纸符钉在树干上,提醒神祗千万不要忘掉信誓人的祈求。

  有关猴面包树的文字记载,据说最早是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所著的旅行记。他在其中提到,这种树的树干具有惊人的储水能力,一棵树简直就是一座小水塔。欧洲人对这种树的最早记载,除法国的阿当松外,是18世纪的英国探险家戴维·利文斯敦。他在其非洲探险记中说,看到这种形貌奇特的树,立时就想到“一棵世间巨大无匹的胡萝卜”。法国作家安托万·圣埃克苏佩里在其童话《小王子》中,将猴面包树描绘成一座宏大的城堡,能够畜养无以尽数的猿猴和大象。现代的一些研究非洲历史的欧洲学者,则把猴面包树视为研究非洲贩卖黑人奴隶的一个线索。他们认为,当年的很多黑奴是在非洲内地捕捉的。在被强行押送到海岸的长途中,他们经常以猴面包果为食。因此,根据长龄的猴面包树的分布,庶几可以确定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三百多年中欧洲殖民者贩卖黑奴的路线。

  猴面包树被一些科学家称为“人类知识的宝库”、“非洲和世界演进的活化石”。这些活化石的集中地,西非是塞内加尔和加纳,两国均有“猴面包树之乡”的称誉;南非是其北部的墨西拿市,被称为“猴面包树城”。从该市到南边的路易-特里哈特市,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大半掩映在猴面包树林中,因有“猴面包树半条街”之名。当然,猴面包树最集中之地还是马达加斯加岛。在这个岛国西南部沿海的莫龙达瓦市,有一块延绵几十平方公里的猴面包树林。树林的北端,有一条著名的“猴面包树巷”。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空旷地面上,矗立着两排笔直的猴面包树,俨然两排巨大的古罗马式的圆形石柱,形成一条整整齐齐的林荫大道。树影憧憧,上映在白云飘忽的蓝天,下映在清水荡漾的池塘,被称为人间一大奇景。

  当然,最奇的景象还在苏丹。苏丹南方常年干旱无雨。但那里生长有三万多棵猴面包树。每棵树都是一座“活水库”,能蓄三四百至四五千公升水。每天的清晨和傍晚,人们总是在一棵棵大树前排起长龙,带着瓦罐、木盆、塑料桶来取水。人们世世代代就靠这些水为生。他们认为,在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是猴面包树献出自己的津脉,把人类从拯救。因此,他们将猴面包树称为“救生树”、“生命树”。他们相信,这种树是长生不死的,即使树干枯朽,其灵魂也将常驻人间。

  (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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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加蓬国树奥库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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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蓬国树奥库梅

  我对西非国家加蓬的认识,最早起始于一张邮票。有位朋友从那里回来,赠送我几张印制精美的当地邮票。其中一张足有四平方寸大,金黄的底色上套印着一片青翠的树木。票面设计考究,色彩对比鲜明,惹人喜爱。朋友解释说,这张邮票的制作,用的不是普通纸,而是加蓬特产的树皮纸。我仔细一看,发现纸质果然不同一般,木质的纤维纹理仍依稀可辨。朋友又进一步解释说,这也不是一般的树皮纸,而是用加蓬特有的奥库梅树的树皮制做的,隐含有清香气味。我用鼻子一闻,果然如此。因此,我对这张邮票倍加珍惜,对遥远的加蓬也算有了一点认识。

  加蓬是非洲、也是世界上有名的森林之国。待我飞临其境时,亲身体验到这绝非虚传。从飞机的舷窗俯视,只见一片苍茫的绿色,无边无际。原来,加蓬面积26·7万平方公里,人口117万,而森林面积2270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加蓬的森林百分之四十以上仍处在原始状态,原木储量约三亿立方米,是世界上人均拥有森林面积最多的国家。加蓬位于赤道雨林地带,树种繁多,估计有近四千种,其中不少是世所罕见的珍奇之品。其中,最受加蓬人珍视的是奥库梅树。这种树在中非各国皆有种植,但加蓬的数量最大,木材蓄积量为一亿立方米,原木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另外,加蓬人认为,这种树高大伟岸,具有“王者风范”;这种树既坚韧又轻软,刚柔相济,具有“王者气质”。因此,他们将这种树尊为“国树”。

  初识奥库梅是在我们下榻的宾馆。宾馆位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海滨大道之侧。宾馆面临大西洋的万顷波涛,背依赤道上的热带林木,风光秀丽如画。一进入大堂,我发现这座宾馆就叫“奥库梅”。据负责接待我们的加蓬通讯社的朋友说,这是加蓬最好的一家宾馆,因而以国树奥库梅命名。随后,他带我来到宾馆前的小广场,只见那里放着六个高约一米、直径七八十公分的大树墩。他告诉我,这些树墩是从百年老龄的奥库梅树上锯下来的,是这家五星级宾馆的特有标志。同时,他还告诉我,宾馆房间里的一切,从桌椅、床榻到墙裙、天花板,大厅里展示的所有木雕作品,从小巧玲珑的动物玩具到巍然耸立的人物雕像,都是用奥库梅木头制做的。这个宾馆可以说是一个道地的奥库梅的世界。

  为使我们领略奥库梅的丰采,加蓬通讯社社长特别陪同去林地参观。汽车驶离利伯维尔不到半小时,只见一片茂密的树木出现在面前。据社长介绍,这里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19世纪中期,法国入侵并占领加蓬。奥库梅树和其他树木同加蓬人民一样,遭受一场空前劫难。这里的原始奥库梅树都被砍伐净尽。眼前的这片奥库梅树,是后来栽种的,树龄一般不到五十年。奥库梅树是一种乔木,大多五、六十米高,三四个人张开手臂才能合抱。笔直的树干冲天而立,枝桠不多,呈乳白色,好似涂着一层淡淡的早霜。树叶卵形、对生,墨绿油锃亮,好像随时要淌油似的。社长说,奥库梅树无论叶片还是枝桠含油量都很高,有砍一刀就“满树流油”之说。他这样说着,就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在一棵树上扎了一下。果然,小刀刚刚拔出来,从刀口处就淌出一汪浓浓的白色的粘液,像松香一样散发着浓烈的芳香。正因为含油量高,即使刚折下的枝叶,用火一点就燃烧。说着,他从树上折下一个挂满叶片的枝桠,打火机一开,果然就熊熊燃烧起来。火一边烧,枝叶间一边淌出橙黄透明的油脂。火越大,淌出的油脂越多;淌出的油脂越多,火势就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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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加蓬国树奥库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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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越烧越旺的火苗,一位伐木工人告诉给我们,在加蓬,对奥库梅最着迷的是居住在林区的一些较小部族的人群。其中,最典型的是过着原始生活的俾格米人。这些素有“森林之子”称谓的世界上最矮小的人种,历来笃信自然拜物教。每当有人生病或举行宗教仪式,他们就在夜晚燃起奥库梅枝叶,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光唱歌跳舞,一直闹腾到天明。他们认为,奥库梅枝叶生出的火光和释放出的香气,可以驱邪避灾,既能祛除肉体上的疾患,也能赶走精神上的恶魔,把人纯洁的灵魂送进天国。俾格米人这种信仰和习俗,给奥库梅树平添了一些神秘色彩。

  离开奥库梅林区,我们来到一个出口木材的码头。大西洋岸畔,一架架高大的吊车正在把一根根粗一米多、长三十多米的奥库梅原木装船。码头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加蓬每年出口原木约240万立方米,主要来自奥库梅树。以奥库梅为代表的林木生产,同以石油开发为代表的矿业生产,是加蓬的两大经济支柱。现在,加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4800美元,位居非洲国家前列,成为世界上的“中等收入国家”。奥库梅树为加蓬的发展和富足贡献巨大,被称为“绿色的金库”。

  从加蓬进口奥库梅原木最多的是亚洲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中国。这种木材既坚硬又轻便,不易变形,最适宜制做胶合板和家具。这种木材类似我国出产的樟木,散发出浓郁的香味,有防止虫蛀的功效。码头负责人说,去年,加蓬砍伐了几棵直径达五米的奥库梅树,估计树龄至少有五百年。但是,这样古老的树木,竟没有一点空朽的迹象。加蓬人将这些树木视为神木。原材启运的时候,装卸工人们都双膝跪在地上为其送行。

  奥库梅树不但给加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还给加蓬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加蓬的国旗是绿、黄、蓝三色。黄色象征阳光,蓝色代表海洋,而居于三色之首的绿色则象征以奥库梅为代表的森林。在加蓬的国徽上,上部中心的突出位置,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也是奥库梅。树冠下方飘着一条白色的饰带,上面用黑色的拉丁文写着“团结使我们进步”。加蓬的朋友就此解释说,国旗上的绿色,国徽上的奥库梅树,既是国家资源丰富、国民强盛的标志,也是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的张扬。

  奥库梅不但是加蓬民族精神的象征,还进入加蓬的政治生活。现在,加蓬最大的反对党叫民族复兴运动(伐木派)。这个自称为“穷人党”的伐木派究竟同真正意义上的伐木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但是,伐木是加蓬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伐木是一件受人尊崇的工作。这个政党以伐木名之,显然是有争取人心之意。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也许是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说过的一段话。邦戈在谈到他的成长时把自己比喻为一棵树,一棵奥库梅树。他说:我差不多是像奥库梅那样长大的。起初,我悄然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入非洲土壤的最底层。然后,像奥库梅那样为追求阳光的哺育而奋发向上。他认为:“这个比喻也许过于简单,但是,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普遍存在的东西。”

  邦戈总统这番话是说他自己,但是,我觉得,用来描述加蓬独立以来的变化和发展也未尝不可。加蓬是棵大树,是棵奥库梅。它巍巍挺立在非洲大地上,在任何风雨面前不低头、不弯腰。它朝着光辉灿烂的太阳,永远向上,向上。

  (200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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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香蕉在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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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在乌干达

  乌干达被称为“香蕉之国”。

  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满山遍野,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绿叶扶疏、果实累累的香蕉林。人们头上顶的,自行车后面带的,卡车上装运的,都是绿中透黄、象石滚子一样的香蕉串。市场上,香蕉堆积如山;餐桌上,香蕉食品花样繁多。真个是:处处种香蕉,人人说香蕉,天天吃香蕉。香蕉是乌干达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乌干达的香蕉主要分两大类,一类当水果食用,另一类当粮食食用。果用香蕉种植面积较小,树高可达五、六米,叶子大如席片,果实长如牛角。食用香蕉俗称饭蕉,当地人叫做“马托基”。饭蕉树高只有两三米,叶子小如象耳,果实细似手指。饭蕉栽种普遍,产量很高。一年两季,每英亩年产可达三至五吨。全国年产多少,乌干达没有确切的官方统计数字。但是,全国1300万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以饭蕉为主食,却是政府正式公布的。

  乌干达的香蕉树是从印度洋上的一些小岛引进的,广泛栽培的历史不到二百年。起初,只有很少几个品种。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农业科学工作者根据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从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培育了大批新品种。乌干达香蕉栽培研究所的专家说,乌干达的香蕉品种目前不下一百个,其中主要有十五个。不同品种的树貌、叶子、果实均不相同。果实的化学成份也不相同,分别适用于果用、蒸煮、烘烤和酿造。

  按照乌干达风俗,每当待客,主人总是先敬一杯鲜美的香蕉汁,或是用肥嫩滴翠的香蕉叶子端上几支黄橙橙的香蕉角。这大概就相当西式的开胃酒或开胃果了。接着,送上微微烤过的饭蕉,作为点心,馥郁清香。然后才是正餐。正餐是地地道道的乌干达风味,用“马托基”做成的蕉饭。这种饭,普通家庭天天食用,大小饭馆终年供应,正式宴会上也不可或缺。1979年10月,我有幸参加戈弗雷·比奈萨总统在饭蕉集中产地米蒂亚那举行的国宴。宴会上的饭菜二十一种,都是用饭蕉制作,是名副其实的全席马托基。当然,配料不同,烹调技术有高低,蕉饭的质量和味道难免相差甚远。蕉饭的通常做法是:把含糖量较少的马托基剥掉皮,经过蒸或煮,捣成泥状,拌以红豆汁、花生酱、红烧鸡块或咖喱牛肉。这种食品,既含有马托基提供的大量淀粉,又有拌料提供的蛋白质和脂肪,营养丰富。这是聚居在乌干达中部和南部的最大部族布干达人的主要食品,香甜适度,清爽可口。

  用餐时,乌干达人总爱让客人品尝他们的国酒“瓦拉吉”。瓦拉吉是一种烈性白酒,高达60度。这种酒色泽清澈明亮,味道醇厚芳香,三四杯下肚往往就能把人醉倒。劲头这样大的酒,酿造的原料主要也是香蕉。我参观过首都坎帕拉最大的一家瓦拉吉酒厂。酒厂的总经理说,他们酿酒所需的香蕉,发酵快,酒精含量高,是聘请农业专家花十年时间专门培育的新品种。

  用完饭,我们中国的待客习惯是品茗。乌干达则不同。主人把客人请到一个大坛子旁,递上一根近一米长的草管,坐而对饮。坛子里装的是啤酒,通常也是用香蕉酿制。讲究一点的人家,是从啤酒厂采买。而一般人家,则是自己用土办法酿造。他们把香蕉和高粱面掺合在一起,装在陶罐中,经过加温和发酵,不几天就有澄亮的啤酒流出。这种土啤酒,味道醇厚,有解暑健胃之功。因此,大热之天,在草地上,在树荫下,也经常看到一些人围着坛子用草管啜饮。

  香蕉树不但是乌干达人民丰富多彩的食品和饮料的来源,而且还有多种用途,被人称为“万宝囊”。譬如,刚剥下来的香蕉皮可做牲畜饲料,晒干后又可当柴烧。烧后的灰烬,经过水滤、蒸馏,获得一种带咸味的粉末,是制造鼻烟的配料。香蕉树的花,多呈紫红色,可制染料。香蕉树的根,村妇常用来煎汤暖胃。香蕉树的茎,地下部分谓真茎,地上部分看来是茎,其实不是真正的茎,而是一匝匝叶鞘卷抱而成的一种秆状物,谓之假茎。驯化后的香蕉无籽,靠真茎进行无性繁殖。真茎含有大量淀粉,在饥馑的年代,可以掘而为食。假茎质地松软轻便,浮力很大,渔夫常用来做筏子。构成假茎的叶鞘,可用来造纸,也可抽制韧性很强的纤维,用来打绳索,编提兜,织地毯。长约一米的叶柄,晾干后柔韧光亮,劈成细篾,是编筐篮和草帽的上等材料。

  当然,用途最广的还是香蕉树的叶子。它类似荷叶,可用作包装,也可用作调料。无论煮饭还是烧菜,布干达人都喜欢加上几片刚采摘的香蕉叶子,给食品增添一种独特的鲜美味道。香蕉叶还可以搭棚子遮荫挡雨,编席子铺地防潮。人们把它围在腰间跳舞,增加欢愉的气氛,把它扎在酒葫芦颈上献给女子,表示爱情的坚贞不渝。在一些大的旅店和宾馆,我多次看到,墙壁上挂有一帧帧装饰画,或描绘景物,绚丽多姿,或塑造人物,栩栩如生。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些画都是用香蕉叶子剪贴而成。

  从香蕉的栽培和利用,我们看到了乌干达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而乌干达盛行的一个与香蕉有关的习俗,则使我们体味到他们还具有浓郁的人情。每当到当地朋友家拜访,只要事前有约,总是发现他们早早就在大门口摆放上刚砍下来的香蕉树。而每有国宾来访,从恩德培国际机场到首都坎帕拉四十多公里,公路两旁也总是摆放着刚砍下来的香蕉树,有的还带着花香或青嫩的果实。人们把赖以为生的香蕉树砍下,意在把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奉献给客人,表示迎迓和祝福。这是一种古朴的习俗,起源于何时,无从查考。但是,它却为我们又打开一扇了解乌干达人民心灵的窗子,从中看到他们的好客与赤诚。

  (198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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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旅人蕉的演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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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人蕉的演化

  非洲的植物据说有四万多种。因气候和土壤的不同,这些植物自有不同的生长地带。但是,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一种风姿绰约的蕉类植物。它像一只孓然竖起的巨大手掌,像一个豁然屏开的孔雀彩尾,亭亭玉立在绿荫蔽天的街心,花枝灼燃的庭院,宾客熙来攘往的饭店。它给城市增添一个亮点,给住宅带来几丝凉意,给疲惫的游客展示一种慰安。

  这种植物,非洲人称为“旅人蕉”。它属芭蕉类植物之一种。茎干类似棕榈,高可达二十米。茎干两侧,从下至上,生有硕大的椭圆形叶片。叶片长可达三四米,翠绿中透着鹅黄,鲜亮中闪着油光。这些叶片,以茎干为柄,排列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既左右对称,又相互叠压,浑然形成一个巨大的扇子形状,因亦有“扇芭蕉”之称谓。

  旅人蕉据说最早生长在马达加斯加岛,后来移植到非洲大陆,东非和西非最多,也最为常见。它原本为野生,大多生长在沙漠。它的根能穿过厚厚的沙层,直扎到很深的细土层面,吸摄地下水,把自己将养。在炎热少雨的气候条件下,它的根须越扎越深,摄取的水分越来越多。同时,叶片越长越大,越大越肥厚,基部厚可达二十公分。这样,叶子就像驼峰一样,实际上成为一个贮水器。叶表生有一层油脂,能够折射灼热的阳光,使储存下来的水分不被蒸发。因此,无论旱情多么严重的年头,还是天气多么炎热的季节,它总有足够的水份调用,不致干枯。在漠漠的黄沙世界,无论何时,它都是一片盎然的葱绿,显示出勃勃生机。

  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一支到非洲内地运货的骆驼商队,突然遭遇风暴。黄沙弥漫,迷失路径,几天几夜,见不到一个人影。阳光灼面,沙石滚烫,粮绝水断。奄奄待毙之际,商队里的人发现,一个沙丘后面有几棵扇芭蕉。他们争相跑上前去,心想折一些叶片,给骆驼充饥,以便尽快逃出这死亡之地。岂料,叶片折断,断裂处冒出大量汁液。“水,水!”他们一边惊喜地喊叫,一边拼命地吸吮。吸吮后的叶子,又抛给骆驼充饥。这样,人得救了,骆驼也得救了。为了感谢这种植物的救命之恩,他们将其根挖出,带回住地,移栽到庭院里。他们信奉万物有神论,相信这种植物有灵性,就供奉起来,天天膜拜。他们认为,这种植物是旅人的救护神,称其为“旅人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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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旅人蕉的演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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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旅人蕉的认识,加深了人们对旅人蕉的依赖。每当外出,无论是在沙漠、古道,还是荒原、野径,无论是旅行、经商,还是劳作、探险,人们都特别留心这种植物的存在。每当口干舌燥之时,他们就会找到它,在其叶基上划一刀,然后用舌尖舔舐,用嘴巴吸吮。对不少非洲人来说,这已成为一种独特的饮水解渴的方式。

  在突尼斯的撒哈拉沙漠,在坦桑尼亚的野生动物园,在喀麦隆北部的荒野,在贝宁古王宫的遗址,我都遇到过旅人蕉。为亲身体验一下长途跋涉的旅人发现水源之喜,我也按照非洲人的方式,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在旅人蕉的叶基上划个口子。果然,一刀下去,晶莹的汁液,就像露珠一般从刀口处浸透出来。汁液有点黏稠,色泽微黄。吸吮一口,清冽中带有一点甘甜。虽不能说干渴当即解除,但确实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旅人蕉以生命的津脉解人之困顿,拯人于危难。这种不惜以牺牲自己而助人的品格,受到人们的称赞。人们喜爱它的外貌,更称赏它的品格,就逐渐将它移栽到到街心、公园、庭院、校园。这样,旅人蕉就从蛮荒之地开始向人口密集的城镇转移,从野生植物被驯化成一种人工培植的观赏植物。长期、细心人工栽培的结果,旅人蕉出落得越来越端庄秀丽。它形体更加高大,叶脉更加修长,叶片也更加水灵,有时简直是青翠欲滴。作为观赏的对象,给人以愉悦,成为旅人蕉的一种新的社会贡献。

  可是,旅人蕉“社会角色转换”带来的新问题,恐怕是人们始料所为及。据一些行家称,旅人蕉的品种在不断改良,但改良的方向不是增强其原有的顽强生命力,而是使其更加具有观赏的价值。因此,人工的浇水施肥,使它得到更多的滋养,长势也更加喜人。但是,它的根子再也不需要深扎,叶片再也不需要储存大量水分。加倍的呵护与娇养,看起来使它更加鲜嫩,但却减少了抗御风雨和病害的能力,叶枯根朽的现象不时发生。结果,品种的改良实际上成为一种机制的退化,生命力的缩减。这些行家担心,人们出于喜爱和仰慕而精心栽培旅人蕉,实际上是在加速其变异和退化,以至最后可能导致物种的毁灭。

  自然界同人类社会一样,呵护是需要的。但是,呵护只能是保护,而不能是娇生惯养。娇生惯养不是保护,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谋杀。旅人蕉的事例再次提醒我们,主观意愿与客观实际、良好初衷与最后结果完全背离的事例,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真是屡见不鲜,而我们却往往习焉不察,察而不改。这个教训真是太深刻了。

  旅人蕉野生特性的逐渐丧失,富贵气味的日趋增长,不但使许多人根本不了解其来历,有些人甚至觉得“旅人蕉”这个名字有点怪异,而改称其为“观赏蕉”。在新加坡的公园,在香港的飞机场,在深圳的豪华宾馆,我就曾几次听人将它这样称呼。本来,怎么称呼无关紧要,可是,称呼改变之后,还有谁了解它救人于危难的独特品格呢?每见此,我都感到,演化造成的缺失,这是旅人蕉的不幸,更是人世的一种悲哀。

  (200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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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白蚁王国的奥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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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蚁王国的奥秘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在丛林、草原、路旁还是房前屋后,到处都可看到一座座红褐色的土丘兀立。这不是天然的沙堆,也不是人造的坟冢,而是白蚂蚁营建的城堡王国。

  这种城堡俗称蚁山或蚁冢。多数蚁山呈圆锥状,高一般四、五米,十来米的也不鲜见。这些蚁山是怎么修建的,内部结构如何,白蚁在其中又是如何生活?为解开这些谜,我约请几个朋友亲手挖开了一座蚁山。

  那是我们在乌干达工作期间。经过比较,我们选定驻地附近一座据说有十四五年历史、中等大小的蚁山。蚁山高约六米,底部周长大约也是六米。在一个天清气朗的早晨,我们驾车载着工具来到现场。起初,我们用镐头刨铁锹挖,但土太硬,根本刨不动挖不开。原来,白蚁造山,用的是从地下衔来的红粘土,搀杂上从地上搜罗来的木屑和碎草,再拌和上自己的唾液和其他分泌物。这几种东西粘合在一起,经过地近赤道的太阳的炙烤,就变成简直像水泥一样坚硬的建筑材料。其实,我们早就料到这一点,因而不但开来汽车,还带来钢丝绳。将钢丝绳围捆在山腰,汽车发动,加足马力,将蚁山缓缓拉倒。这时,只见成千上万只白蚁,熙熙攘攘,一下子暴露在我们面前。

  白蚁属等翅目社会性昆虫。其实,白蚁大多无翅,所谓“等翅”,是指少数个体有翅,而且前后翅的形状、大小约略相等。所谓“社会性”,是指白蚁为一种群栖性昆虫。世界上的白蚁约有一千九百种,主要分布在赤道雨林地带,在树洞、地下或建筑缝隙中栖息。非洲的白蚁大都在地下修穴建窝,而蚁山则是蚁窝的地上标志。一座蚁山代表着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白蚁社会,一个等级分明、井然有序的白蚁王国。这个王国的社会成员分为繁殖蚁、工蚁、兵蚁三个等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体态和不同的社会分工。它们都有两性之分,而且两性数目大致相等。但只有繁殖蚁的性器官发育充分,能够繁衍后代。繁殖蚁实际上就是一对蚁王和蚁后,而为数众多的工蚁和兵蚁为其臣民。它们谁也不指挥谁,各自都是按照严格的分工,自觉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蚁王和蚁后是王国最尊贵的成员,依赖工蚁赡养,依靠兵蚁保卫。它们终生只在地下洞穴中活动,实为“王国的囚徒”。它们头上生有触须,还有两只各由五十多个六角形小眼睛构成的复眼。颈部生有四个足,便于爬行。蚁王个体较小,体长一至二厘米;蚁后个体很大,体长可达十二至十五厘米。在产卵高潮到来前,蚁后的腹部迅速涨大,身躯显得极端臃肿。蚁后每天能产卵八千到一万个,最多可达三万五千个。蚁后是长寿昆虫,寿龄可达六七十年,产卵期可达五十年。蚁后躯体萎缩,就表明其生殖力要停止。这时,大批工蚁就前来舔舐,加速其死亡。蚁后死后,它们就再培育一位新蚁后来取代。

  工蚁数量最多,一座蚁山中可达几万只,甚至十几万只,约占整个社会成员的百分之九十五。顾名思义,工蚁是白蚁王国中的劳动者。它们的任务,一是修穴建窝,二是外出觅食。工蚁体长一厘米左右,体软色浅,不生翅膀,行动全靠六条腿。它们有眼睛,但却没有视力,感知世界全凭发达的嗅觉和头前方的两个长长的触角。它们有善于衔物和咀嚼的上颚。上颚实际上就是它们的劳动工具,建穴时掘地衔土,觅食时折断搬运。它们的寿命是两三年,终生只知劳作,没有两性之欢。它们侍候蚁后饮食,运送蚁卵,照料孵化。它们寻找到食物,大多供幼蚁和兵蚁消费。它们是白蚁社会中最勤劳、最无私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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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白蚁王国的奥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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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蚁约占白蚁社会成员的百分之五,每座蚁山都有几千只。兵蚁个头比工蚁稍大。它们是当兵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家园不受侵犯。它们头上生有坚硬的甲壳,还有两只修长而敏感的触角,两只弯曲而锋利的长钳。它们的嘴角长着有力的上颚,嘴中有极为锐利的牙齿。它们的两颌上生有发达的腺体,里面充满有毒的液体。所有这一切,都是它们用来对付敌人的武器。它们虽然没有视力,但却能敏锐地觉察周围情况的变化,认定来犯的敌人。这主要依靠发达的触觉和独特的生物警报系统。每当食蚁兽或其他天敌来犯,长在头上的情报系统就发出咯咯的声响。它们于是一跃而起,进行殊死的战斗。它们用坚硬的头颅撞击敌人,用长颚像钳子一样夹住敌人,用锋利的牙齿把敌人拦腰咬断,用口中的唾液和毒腺中释放出来的毒液粘住并杀死敌人。兵蚁之勇敢无畏,在昆虫界是少有的。

  我们挖掘蚁山时,曾多次遭到兵蚁的攻击。当时,镐头一落到蚁山上,震波和声响就惊动了兵蚁。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它们突然冒了出来。一行行,一堆堆,紧张而惊慌地四处奔突。大概是因为这次的来敌与以往绝然不同的缘故吧,它们四处乱蹿却难以找到目标。直到我们挖掘山基时,它们好似才发现来敌。因此,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发觉,两条腿又痒又痛。翻开裤脚一看,我不由吓了一跳:十多只白蚁爬在我的小腿上,翘着屁股在拼命地叮咬。清除掉这些白蚁后,我用绳子把裤脚扎紧。可是,没料到,它们竟隔着裤子又拼命地咬,被叮咬的伤口红肿、疼痛了好几天。

  在同兵蚁激烈的斗争中,我们像田野考古工作者一样,轻轻铲掉山基下一层层红土,在地下半米左右的地方找到整个白蚁城堡。城堡呈圆形,占地大约四平方米。城堡的结构异常复杂,简直就是一座迷宫。外侧是一条条环状的深沟,如同城市的环形大道。大道之内,是一条条纵横交织的浅壑,如同城市的街衢。沟深五六厘米,壑深三四厘米。两者之间四通八达,犹如千街万巷互相联结。两者的底部和侧面,都修整得都异常整齐平滑,平滑得好像用蜡打过一样。这些都是工蚁的杰作,显示出它们高超的建筑能力。当然,这样奇特的构建,并非出于自主意念,而完全是“天然考虑”。“考虑”主要有二:万一出现麻烦,无论是抢修还是防卫,工蚁和兵蚁都能够顺利到达任何部位;白蚁喜欢生活在温暖、潮湿、黑暗的洞穴,但洞穴内部需要空气流通,并与外界能通风换气。据专家介绍,每座蚁山接近地面的周围都有一些通气孔,还有险情发生时可以逃遁的暗道。我们当时忙于挖掘,没有留意到这些。

  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沟壑环绕的中央部位,有一块一尺见方的平台。平台用细沙土修建,平滑而整洁。这是蚁王和蚁后居住的王宫。王宫正中央,修建有一个手掌大小的床榻。床榻四边微微向上翘起,中间凹陷的地方有一个拇指大小的白色肉团在蠕动。这就是主宰这座城堡王国的蚁后。蚁后的头颅与躯体极不成比例。头颅象颗稻谷粒,长不到一厘米。躯体长有十多厘米,柔软细嫩,光滑透明。实际上,所谓躯体就是腹部,就是一个大卵囊。蚁后不能行走,只是匍匐在床榻上,等待产卵。它唯一的使命就是繁衍后代。我们俘获了蚁后,并把它作为最大“战利品”带回。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有看到蚁王。也许,它混在蚁群中,我们没能辨认出来;也许,它有兵蚁护驾,逃遁到什么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

  一座蚁山就是一个白蚁社会单位。这个单位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把一部分成员分离出去,重组一个新的群体社会。这就是生物学上所说的“分群”。白蚁的分群经常在潮湿的雨季发生。平时,蚁卵孵化的是无翼白蚁,而到蚁群稳定之后,也孵化出一些带翅的白蚁。这些带翅的白蚁逐渐成长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兵蚁的协助下钻出蚁穴。这些从未见到过光亮的白蚁,一到洞外就随风雨飘荡。往往飞不到百米,翅膀就脱落,跌在地上。这种飞行称为“婚飞”,因为就是在这样为时不长的飞行中,来自不同蚁山的带翅蚁相互追逐,甚至结成对子。一落到地上,雌蚁就鼓起腹部,释放出一种性引诱剂,吸引雄蚁追随。雌雄一对爬到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在地上找个裂缝或打个洞,建成自己的洞房,在里边交配。这样,一个新的白蚁群体产生,一座新的蚁山也就逐渐修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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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白蚁王国的奥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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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挖开蚁穴时,在王宫旁边发现一堆柴草。原来这是白蚁社会的“粮库”。白蚁的食物主要是纤维素,来自木头、青草、树叶、纸屑以及食草动物的粪便。这些东西看来没有多少营养,但在肠道微生物的帮助下,却成为白蚁维系生存的主要物资。终日辛劳的工蚁,不但将这些物资从外面一口口衔回来,而且还吃进去,经过初步消化,反哺给兵蚁和繁殖蚁。反哺有两种方式,一是口哺,二是肛哺。口哺是将咀嚼过的草木混合上唾液,形成糊状,吐出来给兵蚁享用。肛哺只在低级的白蚁中进行,即工蚁将吃进去的食物从肛门排出来,供其他白蚁舔舐。这是白蚁的一种极为独特的喂食方法。除纤维素外,白蚁还需要富含维生素的真菌。说来真有意思,在蚁穴中,我们还发现一些覆盖着一层白霜的朽木腐草。原来,这是工蚁经营的“真菌园”。它们利用洞穴中温热、潮湿的条件,在朽木腐草上培植了大量真菌植物,专供繁殖蚁和刚孵化出来的幼蚁食用。在“真菌园”的一侧,我们还看到一堆死去的白蚁。原来,白蚁有自食的习性。死去的白蚁,甚至受伤的白蚁和数量过剩的白蚁,也是这个昆虫王国的精美餐品。

  工蚁和兵蚁虽然都是“瞎子”,但信息却相当灵通。乌干达昆虫学家告诉我们,修建洞穴、寻觅食物、食物存放、敌人来犯等情况,白蚁社会的成员都需要了解。这些信息的传递,主要靠触觉和嗅觉。比如,一只兵蚁得悉敌人来犯,就浑身震颤,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其他兵蚁通过腿上的振动感受器和头上的气味感受器得到警报,就跳跃、奔跑、冲撞,把信息传播开。而在乱跑的过程中,它们还在身后留下一种特殊的气味,形成一个“气味小道”,把自己的去向告诉后来者,以便重新集结。工蚁在离开洞穴到外边寻找食物时,从洞口到食物来源地边走边排粪便,以便能使自己按原路回返,使其他工蚁能够跟踪而至。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成千上万的工蚁排成长长的队伍,或前往,或回返,把青草、松针和种子运回洞穴。浩浩荡荡,队列整齐,场面之壮观,令人惊叹。

  白蚁是一种害虫。它们繁衍快,数量多,危害大。它们喜欢啮食木头,对房屋、树木和庄稼破坏性很大。我们居住的大院,几株参天大树,不到三年时间就被他们从根部咬断,倒地而死。因此,非洲人总是采取各种措施,消灭和防治白蚁。另一方面,白蚁含有大量蛋白质、脂肪和糖份,是非洲人喜爱的珍馐佳肴。每当雨后白蚁出窝分群时,非洲人总爱捕捉,边捕边吃。在乌干达市场上,活的、腌的、炸的白蚁都有出售。特别是那些活生生蠕动的白蚁,装成一麻袋又一麻袋,当地人抓起一把,撒上一点盐,放到嘴里就吞咽下去。他们也曾劝我一试,但我没有那个勇气。不过,我还是品尝过一次白蚁烧制的美餐。那是在乌干达副总统保罗·穆万加举行的宴会上,一碗白米饭,配一碟小菜。小菜就是油炸白蚁。我吃了,吃得甚惬意。我感到,这确实是一道风味独具的菜肴。

  挖掉那座蚁山,好奇心得到满足,增长了见识。可是,我也总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点“野蛮”,心生一点儿歉意。因此,每当再从那儿经过,我都要瞥上一眼。不几天,我发现,在蚁山原址的旁边出现两个小土堆。半年后,两个小土堆竟变成两座尺把高的新蚁山。一窝遭受浩劫的白蚁,这时竟变成两窝。本来,白蚁分群是顺应天时发生,称为“自然分群”。而我们的鲁莽行为造成他们被迫分离,成就了一次“人工分群”。这时,我歉疚的内心才稍稍平复了一些。

  (1981年10月初稿,2003年7月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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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仙禽皇冠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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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禽皇冠鹤

  坐在乌干达民航班机上,我苦苦思索。机尾上画的那只禽鸟,高腿长颈,头生羽冠,似曾相识,但却难以名之。飞机抵达恩德培机场,但见塔楼上乌干达的红黄黑三色国旗漫卷,旗中央也绣有一只此种禽鸟。它的名字,还是想不起来。车子进入首都坎帕拉,但见高楼危耸,商店林立。其中,不乏以“crestedcrane”命名者。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闻名于世、有“仙禽”之誉的皇冠鹤吗!

  现在,世界上据说有十五种鹤。我国以丹顶鹤闻名。唐朝诗人杜牧曾有诗咏之:“清音迎晓月,愁思立寒蒲。丹顶西施颊,霜毛四皓须。”皇冠鹤被称为鹤中之王。它有高高挺立的双腿,伸展自如的长颈,体态优雅,大有超凡脱俗之概。全身的羽毛,从颈到尾,呈深浅不同的灰色,光华熠熠,我国古人称之为“鹤氅”。当然,皇冠鹤最楚楚动人之处,还是头部。清癯无羽的双颊上,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小而圆的眼睛。鬓角有两块雪白的垂肉紧贴,颔下有一块火红的垂肉倒悬。头顶上,前部覆盖着一块乌黑的绒缎,柔软光洁;后部佩戴着一项由坚硬的鬃毛织成的锦冠,金光闪耀,酷似皇冠。皇冠鹤之名,由此而得。

  各种鹤都喜歌善舞。我国唐朝诗人司空曙在《田鹤》一诗中写道:“散下渚田中,隐间菰蒲里。哀鸣自相应,欲作凌风起。”

  皇冠鹤歌喉之婉转、舞姿之优美更是有名。我们曾到乌干达东部的皇冠鹤栖息地连续观察三天。每天傍晚,清风徐来,暑气消散,皇冠鹤就开始在溪水头、沼泽地、水稻田集聚。它们先是轻扇双翅,悠游渚田蒲里,相互问候。随后,“哦啊,哦啊”的歌声响起,犹如伴舞的乐曲启奏,引领百鹤欢舞。这时,只见它们好似绅士淑女一般,文雅地相互躬身颔首。这大概是表示相邀之意。然后,它们双翅微展,企足延颈,跳将起来。它们有时成双结对地跳,有时围成一个圈子集体跳。舞步起始轻盈,渐趋急骤。并且,它们一边跳,一边“哦啊,哦啊”地不断鸣唱。欢歌声闻遐迩,舞步如醉似痴。最后,个个都沉浸在忘我的狂态之中。

  “潮去蝉声出,天晴鹅语多。”皇冠鹤也特别喜欢在天朗气清的时候歌唱。在维多利亚湖畔,我们曾看到,几十只皇冠鹤在一起,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歌声轻柔舒缓,清脆动听。当地人告诉我们,它们这是在抒发自己的欢愉,表达相互的情爱。当然,它们有时也慷慨悲歌。遇到惊扰,或同伴丧生,它们总是不约而同地高声鸣唱,表示抗议或悲恸。当地人还告诉我们,皇冠鹤不但在情动于心时鸣唱,还在在黎明、当午和子夜定时鸣叫。因此,牧民和农家总是把它们同司晨的公鸡一样对待,看成是一种时感很强的生物钟。

  皇冠鹤主要分布在乌干达、肯尼亚、苏丹南部、扎伊尔东部和埃塞俄比亚西南部。栖息地域不同,形体和外貌也略有差异。北京动物园的那种,来自南苏丹,个头小,羽色深。而生活在乌干达、肯尼亚和东扎伊尔的那种,身高体大,羽色稍浅,头冠特别明艳,为同类中的佼佼者。

  皇冠鹤喜欢在池塘、沼泽地、河湖岸畔栖息,以昆虫、青蛙和草籽为食。每年5月至7月产卵,卵为双数,二或四枚,偶尔也有六枚的。孵化在僻静的水草丛中进行,雌雄两性轮流担任。一个月后,幼鹤破壳而出。它们在父母的爱抚和保护下成长,十岁左右成熟,并开始求偶。一旦结为鸾俦,双双竟日形影不离,终生相依为命。杜牧在《别鹤》一诗中写道:“分飞共所从,六翮势摧风。声断碧云外,影孤明月中。青田归路远,丹桂旧巢空。矫翼知何处,天涯不可穷。”这看来也真实地反映了两情相别时的怀恋于惆怅。其实,皇冠鹤还不只如此。乌干达朋友告诉我们,两鹤结为终生之后,一方遇难,另一方总是舍生相救。一方死去,另一方总是长时间哀鸣不已,且绝不另寻新欢。皇冠鹤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可谓世所罕见。

  我国古人有“鹤语记春秋”之说,意思是,鹤长寿,因而成为许多事变的见证者。由此,称颂人的髦耋之年常用“鹤寿”、“鹤龄”、“鹤算”之喻。这种取譬当然不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在东非拜访过好几位野生动物专家,他们都说,皇冠鹤的寿命一般是一百二十岁,高者可达一百五十岁。它们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禽鸟。

  皇冠鹤美丽端庄的体态,喜歌善舞的天性,忠于爱情的品格,长寿知往的阅历,深受非洲人民喜爱和崇敬。不少国家的机构、学校、企业、旅店、球队以它命名或以它为标识。在乌干达,它更被奉为国鸟,占据国徽的一角,鹄立于国旗的中央,成为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

  千百年来,东非人编织了大量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赞美皇冠鹤。一则故事说,一只皇冠鹤惨遭捕杀,无数同类飞来泣别、送葬,感天动地。捕杀者见状,悔愧终生。另一则故事说,有人偷吃了一只鹤蛋,天神发现后告诉鹤群。于是,千万只皇冠鹤一齐飞来,将偷食者团团围困,啄瞎其双目,使他永远见不到光明。这些故事,赞颂了皇冠鹤彼此相亲相助的美德,并以皇冠鹤通天达神的想象,表达了人们对它的尊崇。东非的一位动物学家还指出,这里的天灵报应故事,也是人们用来警告某些不法之徒,以达到制止捕杀、保护这类禽鸟的一种办法。

  而今,在大象、犀牛等野生动物滥遭捕杀的非洲,皇冠鹤这样一种珍贵的禽鸟却过着平静无忧的生活。我们经常看到,它们歌舞于田野,逗引得行人驻足而听,举目而视,但谁也不会惊扰。它们徜徉于城镇的路旁街心,与人擦身而过,悠然自乐。人与动物这样友善相处,确实令人感到欣慰。

  (198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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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火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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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烈鸟

  肯尼亚西部,有著名的东非大裂谷穿过。我有幸几次经过那里。一路之上,chan(馋字饣旁改山旁)岩千仞,深壑万丈,险景不绝,令人惊心动魄。车到纳库鲁市,但见翠绿的峡谷中,闪动着一潭潭潋滟的湖水,其中最美的,恐怕就属纳古鲁湖了。这个湖不大,只有62平方公里;水很浅,一般只有两三米。使人感到奇特的是,湖水之上,总是浮动着一条条红色的彩练,如落英逐逝水,似朝霞映碧池,给雄险的大裂谷平添了几分优柔妩媚的韵致。

  我万没料到,织成这美丽彩练的,竟是一种禽鸟。这种禽鸟,身披白中透红的粉红色羽衣,两条长腿悠然挺立,红的色调更深一层。远远望去,周身红得就象一团烈火,两腿则红得就象炽燃的两根火炷。因此,这种水禽被名之为“火烈鸟”。待走近一看,一只只火烈鸟,羽衣的粉红色有深有浅,显得斑斓绚丽;双腿修长倒映水中,好像把火引烧到湖底;两翅不时轻舒曼抖,则在湖面掀起道道红色的涟漪。而一旦成千上万只火烈鸟积聚在一起,一池湖水就顿时被映照得通体红透,成为一片烈焰蒸腾的火海。纳古鲁湖的火烈鸟群,历来被称为“世界上火光永不熄灭的一大奇观”。

  火烈鸟学名红鹳,是一种长有蹼足的涉禽,一般聚居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咸水湖和接近陆地的海岛浅水中。此种禽鸟现今世界上共有五种,约六百万只,分布在南美洲、欧洲中部、印度和非洲东南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裂谷区,聚集有近四百万只,是世界上最大的火烈鸟聚居地。而位于赤道线上的纳库鲁湖,火烈鸟又最多,被称为“火烈鸟的天堂”。

  裂谷区的火烈鸟实际上有大、小两种。大火烈鸟身高可达150厘米,羽衣总体看是淡粉色,长喙的尖端则呈黑色。这种火烈鸟数量较少,人们看到的机会不多。小火烈鸟身高约90厘米,羽衣色调较深,喙部呈深红。这种火烈鸟色彩艳丽,数量较大,最能招惹游人的目光。因此,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小火烈鸟。

  火烈鸟喜欢群居,一群往往有几万只,甚至几十万只。它们经常是在湖的浅水区游串,在岸畔信步徜徉,交颈嬉戏。一时兴起,扑楞楞双翅舒展,长颈猛摇,列成严整的方阵,翩然起舞。每当此时,湖光鸟影,交相辉映,犹如万树桃花在水中飘游。而一旦兴尽,嘎啦啦一声长鸣,倏然腾空,排成整齐的队伍,绕着湖边翻飞。一湖桃花遂化为一片彩霞,直烧中天。这一奇幻的景色,被誉为“世界禽鸟王国中的绝景”。为观赏这一绝景,每年有十几万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纳库鲁湖。

  对自然界这一禽鸟的奇观,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火烈鸟是神鸟,体内蕴含着无穷的精力。跳舞与腾空,不过是向那过剩精力的挑战。有人说,跳舞是为表达集体的愉悦,腾空则是为展示个体的才能。也有人说,火烈鸟同传说中的凤凰一样,是经烈火焚烧后从灰烬中重生。集体舞蹈是烈火焚烧场面的重温,群体腾空则是长生不灭意志的显示。也正因为如此,火烈鸟被当地人视为“精通人性”,备受尊崇。

  火烈鸟的求偶活动十分壮观,只是一年一次,难得相见。据肯尼亚朋友说,每到此时,群鸟一反优游安详之常态,高昂起头,互相冲撞,发出一阵阵裂帛似的低沉的鸣叫。雄鸟竞相追逐雌鸟,雌鸟则假装躲避,展翅逃窜。最后,雌鸟瘫卧在浅水之中,雄鸟展开双翼,猛扑到其项背之上。一时间,整个湖面嘎嘎声起,交欢者宣泄自己的欢愉之情,围观者则是尽情呐喊助威。

  佳期一过,大火烈鸟通常都聚集到纳库鲁东边的埃尔曼特伊塔湖上,小火烈鸟则南飞200多公里,来到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交界处的纳特龙湖。这时,旱季到来,它们在湖边浅滩衔泥做窝,为产卵和孵化作准备。两种火烈鸟,一般一次都只产一个卵,两性轮流孵化。一个月后,雏鸟破壳而出。雏鸟体色是灰褐。三年之内,几经换羽,最后出落成身披红羽的成鸟,加入鸟群活动。火烈鸟的寿命可达四五十年。

  火烈鸟一身的火色,是怎么生成的?这是每个来到纳古鲁湖的游客都要提出的问题。这个野生动物园的官员解释说,这主要是由火烈鸟摄取的食物决定的。

  原来,肯尼亚裂谷区共有大小八个湖泊,其中六个是咸水湖。这些湖泊地处大裂谷的谷底,都是地壳剧烈变动形成的火山湖。火山喷发后飘散的熔岩灰,经雨水的冲刷流入湖中,而这些湖泊都没有出水口。这样,长年累月,造成湖水中盐碱质沉积。这种盐碱水质和赤道线上强烈的阳光,是藻类孳生的良好条件。这些湖泊,特别是纳古鲁湖和纳特龙湖,都生长着一种暗绿色的螺旋藻。此种水藻正是火烈鸟赖以为生的主要食物。

  适应以水藻为食的条件,火烈鸟生有一个极其别致的长喙。长喙上平下弯,尖端呈钩状。每到浅滩觅食,火烈鸟就将其头埋到水中,用其长喙在水中搅动。这样,水中的有机物,特别是那些藻类浮游生物,就飘浮到水面。火烈鸟趁机一股脑儿吞到口中。口中生有一种薄筛状的过滤板,能将螺旋藻从浑水中过滤出来,然后吞下肚去。火烈鸟是自然界唯一用这种过滤办法觅食的禽鸟。一只火烈鸟每天大约吸食半斤螺旋藻。螺旋藻中除含有大量蛋白质外,还含有一种特殊的叶红素。火烈鸟浑身的粉红色,就是这种色素作用的结果。

  火烈鸟依赖这些咸水湖生活,对这些湖泊的水情变化也就特别敏感。雨水大时,湖水猛涨,湖中盐分稀释,水藻单位含量减少。天旱少雨,湖水锐减,湖中含盐量猛增。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不利于水藻繁衍。因此,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火烈鸟都会感到忧虑。忧虑的结果,就是集体迁徙。它们凭借硕大有力的双翼,可以一连飞翔几天,越过千山万水,另觅适宜的栖息之地。

  另一个威胁火烈鸟生存的因素,则是人为的污染。据纳古鲁国家公园官员艾尔弗雷德·马约里介绍,湖区修建工厂,游人乱丢垃圾,都造成湖水污染,影响火烈鸟的生存。因此,肯尼亚政府采取严厉措施,不准在湖区修建工厂。就是修建在附近其他地区的工厂,也要确保对粉尘和污水的有效处理,严防污染湖水。

  近年,纳古鲁湖上栖息的火烈鸟数量时有波动,但总体数目尚未发现减少。马约里解释说,除自然死亡之外,少量捕杀也时有发生。但是,估计每年还新生大约二十万只火烈鸟,足以补偿各种情况下的损失。

  离开肯尼亚快一年了。火烈鸟那一团团灼燃的烈火,仍不时在我眼前闪现。那是生命之火,那是力量之火,令人激动与感奋。

  (198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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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友谊使者长颈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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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使者长颈鹿

  天刚蒙蒙亮,就听到窗外响起杂沓的脚步声。谁起得这样早呢?没容我猜测,一个巨大的阴影即映现在窗帘上。我心中有点惶惑,蹑手蹑脚走到窗前,轻轻将窗帘挑开一道缝。啊!我不由吃了一惊:一头长颈鹿!只见它站在离窗户四五米远的墙脚下,挺着长长的脖颈,把头直伸到我所宿二楼的窗前,好似在探求什么,寻觅什么。

  这是1979年初我在乌干达的卡巴格雷卡瀑布国家公园旅社中的一次奇遇。我那是首次来到非洲野生动物园,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探访长颈鹿。而万没料到,我尚未见到它,它竟抢先来探访我。我心中一喜,唰地一声将窗帘全部拉开。我的举动看来有点鲁莽。长颈鹿显然受惊了。它先是一怔,双目圆睁,审视着我这个黄皮肤的陌生人。然后,调转头,奋起长蹄,就向一望无际的莽原上奔去。

  我先前只是在北京动物园看到过长颈鹿。它总是昂着头,甩着尾,悠游漫步。若非这次亲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身长4米、身高5米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跑起来竟是那样轻捷迅疾,四蹄生风。古罗马人根据形体称其为骆驼豹,或豹骆驼。而其学名“吉拉夫”,据说本意是“跑得快”。它最高奔速每小时可达50公里。

  我之所以对长颈鹿感兴趣,是因为我看到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关于它的记载,称它为“友谊的使者”。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明朝初年。当时,主管泉州对外贸易的福建路市舶提举赵汝适,综其任职期间收集的各国风土与物产资料,在1225年撰成《诸蕃志》一书。书中有一节讲述东非沿海的弼琶罗国,说那里出产珍禽异兽,除大象、犀牛、斑马、骆驼鹤(即鸵鸟)之外,还有一种更奇特的“山野之兽”,“兽名徂蜡,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5尺,后低3尺,头高向上,皮厚一寸”。他所说的弼琶罗,就是现今索马里的柏培拉。他所说的徂蜡,则是后来文献中提到的“祖剌法”,指的是长颈鹿。赵汝适经常接触的是阿拉伯商人。他的记载显然来自他们的传闻,译音和描述都不够准确。1405至1433年,明朝郑和率领三万舟师七下西洋。随同出航的马欢于1432年撰写完成的《瀛涯胜览》,在《阿丹国传》一条中称:“麒麟前足高九尺余,后足六尺余,项长头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饼饵。”马欢所说的“阿丹国”,就是现今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而他所说的“麒麟”,音似索马里和肯尼亚方言中对长颈鹿的称谓“吉里”,描述得较为准确。另一位随同郑和出访的费信,在1436年所撰《星槎胜览》的阿拉伯半岛条目中,两次提到长颈鹿,称其为“祖剌法”。显然,这一名称是从阿拉伯语中直接翻译过来的,译音比较准确。阿拉伯半岛不出产长颈鹿,但同出产长颈鹿的东非早有几百年的直接交通和贸易联系。阿拉伯人熟悉长颈鹿,并不时从那里运来长颈鹿。

  荷兰汉学家戴闻达所著《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一书称,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其船队于1414年从一个名叫“榜葛剌”的国家带回的礼物中,有一头长颈鹿。“榜葛剌”可能是现在的孟加拉国。那里不出产长颈鹿。可是,那里作为古印度的一部分,同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各国很早就有交通和贸易来往。事情很可能是这样:1412年,榜葛剌新国王赛勿丁登基时,出产或拥有长颈鹿的国家送来这种奇特的动物作贺礼。赛勿丁为向中国表示友好,就托郑和的船队将其中一头奉赠明朝皇帝。

  这头长颈鹿的到来,在当时的中国引起轰动。长颈鹿在东非称作“吉里”,听起来颇似中国传说中的神兽“麒麟”。传说中的麒麟虽然是独角兽,但鹿身牛尾,仅食青草,无害于人,同长颈鹿也极为相似。另外,麒麟在中国历来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它的出现当然是吉兆,象征“天恩浩荡”、“帝德无边”。于是,为讨好皇帝,朝中官员们就借机发挥,将长颈鹿以“麒麟”相称。1414年9月20日,当这头长颈鹿抵达明朝宫廷之时,司礼监呈请皇上准予举行祝贺仪式。明成祖朱棣倒是头脑清醒,拒绝说:“卿等但当夙夜竭心辅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虽无麒麟,不害为治,其免贺。”

  事情过去不到一年,又有一头长颈鹿来到中国。这次的长颈鹿直接来自出产长颈鹿的东非国家麻林(现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在此之前,麻林同中国并无直接交往。当然,麻林是知道中国的,因为通过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输往那里的中国瓷器和丝绸,非常受欢迎。麻林人也许是在榜葛剌或其他什么地方遇到过郑和船队上的人员,得悉中国朝廷特别喜欢这种奇异的动物。因此,麻林于1415年突然遣使来华,径直向大明皇帝进贡一头长颈鹿。司礼监像上次一样,又提出庆贺的请求。明成祖起始仍以“麟之有无,何所损益”相拒。但是,他最后还是走出奉天门,躬亲接受。百僚稽首称贺。皇帝喜曰:“此皆皇考深仁厚泽所被及,亦赖卿等翊赞,故远人毕来。”

  此后,其他东非国家,诸如木骨都束(现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卜喇哇(现今索马里的布拉瓦),还有阿拉伯半岛一些国家,诸如阿丹、麦加,也都遣使到中国,赠送包括长颈鹿在内的珍禽异兽。出于回报,明成祖命令郑和再次下西洋。从1417到1433年,郑和三次去东非,他的船队曾访问麻林、木骨都束、卜喇哇、慢八撒(现今肯尼亚的蒙巴萨)等国家。这是有史以来中国首次派遣官方代表访问非洲。有人说,是长颈鹿促成了郑和的非洲之行,恐怕也不是没有道理。

  长颈鹿作为麒麟,成为明朝御用文人和宫廷画师吟咏与描绘的题材。永乐年间绘制的榜葛剌进贡麒麟图,恐怕是中国最早的一帧描绘长颈鹿的画作。画作虽然并非精笔,但长颈鹿绘制得还是维妙维肖。画的上方题有躬临其盛的翰林院学士沈度撰写的一篇颂词。颂词在借机称颂明朝“德化流行,协和万邦”的同时,记述麒麟到来,“臣民聚观,欣喜倍万”,慨叹“仁哉兹兽,旷古一遇”,反映了当时迎候长颈鹿的热闹与欣喜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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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友谊使者长颈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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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颈鹿是现今陆地上肢体最高大之动物,遍体布满棕黄色斑纹和浅褐红色斑点。斑点和斑纹或有规律而呈几何图形,或不规则而呈叶形或片状。雌雄两性都有二至四只包有皮肤的短角,大而突出的两眼之间则有一个角状的隆起物。长颈鹿有许多亚种,亚种的划分主要根据斑纹的形状。1981年,我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采访,一位野生动物专家说,肯尼亚的长颈鹿粗分为两种,一叫马赛种,一叫网格种。他告诉我,两个亚种最明显的区别是:马赛种体型较大,数量较多,全身斑纹呈不规则的锯齿状:网格种体型稍小,数量较少,顾名思义,斑纹是非常规则的圆形白色网状。

  那么,榜葛剌和麻林赠送中国的长颈鹿是哪一种呢?1992年,我再次访问肯尼亚,趁机探寻解决这个问题。一天,我们起了一个大早,天刚麻麻亮就赶往内罗毕国家公园。我们知道,长颈鹿同狮子、斑豹、大象等野生动物一样,喜凉怕热,总是从夜晚到清晨出来活动,天一热就躲到树荫草丛中。因此,要想看到它们,必须赶早。到达公园门口,一个名叫约瑟夫·卡纳吉的小伙子主动要求担任我们的导游。他折了一些树枝,发给我们每人几根。然后,我们就登上旅游车,奔向这个占地44平方英里的野生动物园的深处。

  卡纳吉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导游,接待过不少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了解中国同非洲、同肯尼亚的历史联系,知道中国人对长颈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说:“你们喜爱长颈鹿,我们也喜爱长颈鹿。我们的先人之所以选择长颈鹿送往中国,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民族豪情:要拣最好的东西赠送朋友。”他告诉我们,长颈鹿本来是不怕人的。可是,近年来偷猎活动猖獗,许多大象和犀牛丧生在原始的弓箭和现代化的枪炮之下。长颈鹿没有象牙和犀角那样诱人的东西,很少遭枪杀。但是,经常看到同类被捕杀的惨状,长颈鹿也难免产生恐惧心理。“不过,”他强调说,“只要不恐吓它,只要对它表示友好,我们不但可以接近它,还可以同它亲近一番呢。”

  车子在公园坎坷不平的泥土路上行驶。羚羊从草丛中跑来,欢蹦乱跳。河马在泥塘中嬉戏,怡然自乐。斑豹在树桠间栖息,酣梦未醒。卡纳吉让司机把车子向一片稀疏的树林开去。树不高,但枝叶繁茂。这是东非草原上常见的金合欢树。这种树的叶子,则是长颈鹿最喜欢吃的食物。走近了,走近了,树旁站着8头长颈鹿,个个都伸着脖子在觅食。

  车子停下来,卡纳吉解释说,人们都说肯尼亚的长颈鹿有两种,其实也可以说有三种。聚居在肯尼亚东南部阿西河以南地带的是马赛长颈鹿,聚居在塔纳河以北肯尼亚西北地区的是网格长颈鹿。而活动在两河之间和西部地区的长颈鹿,有时则很难分辨出到底归属哪一种。

  那么,眼前这些长颈鹿属于哪一种呢?我们悄悄把车子开得更近一些,看得也更清楚一些。我发现,这8头长颈鹿都是马赛种。原来这里靠近阿西河,是马赛种长颈鹿的聚居之地。

  关于榜葛剌和麻林赠送给中国的长颈鹿的亚种问题,卡纳吉说,他曾几次同来这里旅游的中国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运到东非以外去的长颈鹿,都来自沿海地带。而无论位于肯尼亚东南部的麻林,还是这一地区北边索马里和南边坦桑尼亚的沿海地区,都是马赛长颈鹿的聚居地。因此,从地域上判断,那两头长颈鹿,应该都是马赛种。

  卡纳吉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我随身携带的书上,印有明朝永乐年间绘制的那帧麒麟图。翻开书一看,图上的那头长颈鹿,浑身的斑纹都呈不规则的锯齿状,显然是马赛种!既然榜葛剌赠送的长颈鹿是马赛种,那直接来自麻林的长颈鹿就更是马赛种无疑了。

  忽然间,我感到,近六百年的时空间隔,逾万里的地域距离,好像一下子都缩短了。一种浓浓的亲近感、深深的友谊情,不禁在心中油然而生。我紧紧握住卡纳吉的手,感谢他解决了我心中存在已久的问题。卡纳吉看来也很激动,他说:“我同中国朋友多次讨论的问题,今天终于有了结论!”

  面前的长颈鹿显然不知道我们这厢发生了什么,个个都瞪大眼睛盯着我们。卡纳吉见此憨然一笑,把带来的树条伸到车窗外,轻声呼唤:“吉里,吉里!”从他的神情中,我知道“吉里”是他对长颈鹿的亲切称谓,而从公园门口带来的那些树条,则是为长颈鹿专门准备的。见此,我也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树条伸向窗外,轻轻地呼叫:“吉里,吉里!”

  所有的长颈鹿都悠然向我们走来。它们吐出长长的舌头,熟练地将树条席卷而去。于是,我们又拿出一些……就这样,我们同它们亲昵了好一阵子。到我们调转车头回返时,这些好似颇通人性的动物,都不约而同地甩起尾巴。按卡纳吉的说法,这是它们在殷殷送客。车子开出几百米远,我回头再看时,发现它们仍站在那里,并排而立,头颅高昂,好像在向中国客人行注目之礼。

  (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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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濒临灭绝的非洲犀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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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濒临灭绝的非洲犀牛

  在东南非的天然动物园里,有一种体态十分笨拙的大型动物,三三两两,或优游灌木林下,或嬉戏浅水塘中。它们伸着脖颈,昂着头,两个奇特的犄角冲天而立,显出一副怡然自乐的神态。这就是有名的珍贵动物非洲犀牛。

  犀牛属大型厚皮哺乳动物,肩高一米半到两米,体重一吨半到三吨半。犀牛看似笨拙,但非常敏捷,奔跑起来时速可达40公里。犀牛据说是地球上生存时间最长的动物之一,有5千万年的历史。犀牛原来品种繁多,分布的地域也较广。但经过漫长的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全世界目前幸存下来总共有18700头,其中野生的有17500头。这些犀牛分为五个亚种:亚洲的印度犀、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非洲的黑犀和白犀。亚洲的犀牛生活在南亚和东南亚的雨林地带,由于树木的砍伐和人类的捕猎,活动地盘越来越窄,头数越来越少。据国际犀牛基金会统计,亚洲三种犀牛的总数现在大约是2760头。

  非洲的犀牛名称上虽有黑白之分,实际上黑者不黑,白者也不白。两种犀牛,除白犀牛嘴巴周围皮色稍白之外,周身的皮肤基本上都呈灰色或深褐色。两种犀牛的基本区别在体态和特性的不同。白犀牛体大角长,嘴巴宽扁,性情温驯,以草为食。它又分为南北两种:南部的主要集中在南非、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据国际犀牛基金会统计,南部白犀牛现在大约有11670头。北部的白犀牛集中在苏丹南部和扎伊尔东北部,现仅存30头。乌干达西北部原来也有这种白犀牛,但由于长年战乱,滥加捕杀,现在已经绝迹。

  非洲的黑犀牛体型稍小,上唇伸卷自如,以采摘带刺的灌木枝叶为食。它生性孤独凶猛,在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中,生存下来的数目本来较大,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有65000头,分布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广大的东南非地区,主要是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到八十年代中期,据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国际联盟下属的非洲犀牛小组估计,黑犀牛最多已不过一、两万头。肯尼亚在1970年大约尚有2万头,但到2001年底却只剩下460头。赞比亚原有黑犀牛12000头,到八十年代中期则基本绝迹了。现在,据国际犀牛基金会估计,非洲黑犀牛总共不到3100头。因此,许多野生动物学家惊呼:整个非洲的犀牛群体,特别是黑犀牛,现正面临灭绝的严重威胁。联合国环境计划署2002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如不采取得力措施,非洲的黑犀牛在二十年内可能灭绝。

  非洲犀牛近二三十年来急剧减少,不是自然死亡或自然界动物互相残杀造成的,而完全是由于人为的因素。一方面,人口的剧增,树木的砍伐,使野生动物活动与生存的空间急剧减缩。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类不顾生态平衡,对野生动物的滥加捕杀。人们捕杀犀牛,过去是为得到坚厚的牛皮和传说有去疾补精之效的牛肉,现在则主要是为获取其犄角。犄角本是犀牛用以自卫的武器,最后竟成为导致物种毁灭的灾星。

  非洲犀牛无论黑与白,均有两只角,一前一后长在鼻子上方。前角长可达一米,重可达三公斤以上。后角短小,长度一般不到前角的一半,重不到两公斤。犀角由角质纤维构成,质地细密坚硬,既可入药,也可制作工艺品。用犀角雕镂的酒杯,不但雅致美观,据说还能检测酒中是否含有毒剂。近年来,犀角又有了新的用途。阿拉伯半岛的也门有一种习俗,许多男子佩带匕首,表示自己已经成年。这种匕首的把柄,过去多为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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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濒临灭绝的非洲犀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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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大批也门人流入附近盛产石油的国家做工,收入成倍增加。他们往往不惜破费几千、甚至上万美元,购买雪白、瓷实的犀角制作匕首把柄。这样,也门遂成为世界上进口犀牛角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东非各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69年到1977年,仅北也门就从这一地区进口犀牛角22645公斤。这意味着大约有8000头犀牛遭屠杀。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和远东地区,犀角主要作药用。犀角入药有退烧、解毒、强心、止血等功能。因此,把它研成粉状,配制成各种丸散膏丹,可治疗发热、心脏病、牙痛、晕眩、蛇咬等多种病症。亚洲有些人还认为,坚硬、挺立的犀角,是动物强健阳具的象征。因此,他们还用犀角制做增强性欲的春药。据非洲犀牛小组1981年4月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日本、香港和台湾三地,仅1978年就进口犀角4770公斤作药用,这至少需要杀掉1800头犀牛。

  随着国际市场上对犀角需求量的激增,犀角的价格猛涨。据肯尼亚野生动物专家埃斯芒德·布拉德勒—马丁博士说,从上个世纪初至1975年的七十多年中,国际市场上犀角的批发价格上涨21倍,而从1976年至1979年的四年中,又上涨20倍,达到每公斤675美元。零售价格更是高得惊人。1979年,东南亚地区犀角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8707美元,也门竟打破一万美元大关。而今,由于犀角已成为禁卖品,价格更是猛涨,据说在中东的黑市上每公斤竟高达3万美元。因此,犀角早就被人称为“白金”。

  犀角价格的飞涨,刺激了非洲内外一些人的贪欲,促使他们走上“谋财害牛”的邪路。他们不顾非洲各国和国际上严禁猎捕犀牛的规定,掀起空前猖獗的偷猎活动。偷猎起初多是个人行为,使用弓箭长矛,规模不大。而今,偷猎者往往结成团伙,手中握有自动步枪、轻机枪等现代化武器。非洲犀牛,特别是黑犀牛,因为长在头颅两侧的眼睛视力很弱,很容易大批遭捕杀。在东非的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三国,从1970年至1980年的十一年中,有近百分之九十的黑犀牛被偷猎。据非洲犀牛小组主席凯斯·希尔曼说,东非的黑犀牛每年减少大约2500头。黑犀牛七岁成熟,妊娠期十五个月,每胎产一仔,两胎间隔一般为四年,生殖率是很低的。因此,靠自然生育是很难补偿每年如此巨大的损失的。

  鉴于这样一个严重情况,人们为保护犀牛免于灭绝提出种种建议。其中,一些心情激忿的人提出,既然犀牛主要是因为其双角而招来杀身灭种之祸,那就干脆组织人力,搞一个“割角运动”,把所有犀牛的犄角都锯掉,使犀牛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偷猎者捕杀的目标。这一被讥为“去角保命”的建议,有点不切实际,实行起来很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在1977年将犀牛列为濒危动物,严禁犀角和犀牛其他器官进入市场,严厉打击犀角走私活动。同时,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国际联盟、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组织和一些非洲国家,在1981年联合发起一个世界性的拯救犀牛运动。运动要求非洲各国加强对天然动物园和保护区的巡逻,严惩偷猎者,以尽快制止偷猎活动。

  非洲国家对保护犀牛生存问题极为重视。有的国家通过了严惩偷猎的立法。1992年,斯威士兰立法规定,偷猎一头犀牛判刑五年,同时要处以高额罚金。有的国家为防止偷猎,将犀牛运送到较为安全的国家野生动物园,加强保护。有的国家,像肯尼亚,将所有犀牛都命名、编号,在其头部系上感应器,以便随时掌握其行踪。还有一些犀牛完全丧失的国家,诸如乌干达、赞比亚、博茨瓦纳,近年分别从肯尼亚、南非等拥有犀牛较多的国家引进一些犀牛,重新启动自己的“犀牛畜养事业”。南非、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家,则开始修建跨国野生动物园,共同努力保护犀牛和其他野生动物。非洲犀牛基金会前不久宣布,非洲的白犀牛已从1999年的10400头增加到2002年的11700头。该基金会人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兆头”。

  对非洲犀牛的保护和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当然不只是非洲犀牛基金会一家。近几年来,南非投入几百万美元,加强犀牛的保护和繁衍,使犀牛数目出现增加的趋势。因此,2002年2月,南非有人放风说,他们想提出一项建议,逐步解除对犀角贸易的禁令,有组织地开放犀角贸易市场。这种想法一露头,就遭到许多非洲国家和国际保护野生动物组织的反对。他们认为,犀牛的生存危机远未从根本上化解,解除禁令只能给非法犀角交易打开方便之门,最终导致犀牛的灭绝。在一片反对声中,那项建议胎死腹中,未能正式出台。

  最近,从肯尼亚,从津巴布韦,又传来一些犀牛遭捕杀的消息。这说明,保护犀牛这一珍贵物种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

  (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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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象的命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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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象的命运

  非洲野生动物繁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恐怕要数大象。在西非的科特迪瓦,且不说这个国家名字的本意“象牙海岸”就同大象紧密相关,就连这个国家的电台、报纸、旅馆、足球队,也都竞相以“大象”命名。在东非的蒙巴萨,两根长达十多米的模拟象牙交叉树立在通衢大道两旁,成为这个港口城市的象征。在南非的旅游胜地阳光城,几头模拟大象,身高十多米,蹒跚在山麓桥头,将游客欢迎。这一切表明,大象已成为非洲的标志性动物。但是,稍加留心,我们又会发现,无论在地方媒体上还是在国际会议上,引起争论最多的野生动物也是大象。大象被称为非洲保护野生动物和维持生态平衡的“热点”。

  大象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分为亚洲象和非洲象两种。前者生存在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孟加拉国等十多个亚洲国家,目前有近4万头;后者分布在撒哈拉以南三十多个非洲国家,目前有60多万头。两种大象的共同特点是体高、鼻长、耳大,除雌性亚洲象外均生长有巨大的獠牙。两种象不同的是,非洲象体形更为高大,肩高可达三至四米,体重可达七八吨。非洲象的耳朵也比较大,直径近一米,既有助于增强听力,也有助于身体的散热降温。非洲象的獠牙既长且重,长可达两米多,重可达100公斤。所有的象牙都是由石灰质构成,但非洲象牙比亚洲象牙质地更加细密、坚实、光滑、洁白,是制做精美手工艺品和装饰品的优质材料。因此,非洲象牙特别受人青睐。岂料,青睐的结果,则是非洲象的命运更加坎坷,甚至一度濒临毁灭的危险。

  非洲象的数目近四十年来大起大落。我在非洲工作时曾采访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国际联盟下属的非洲大象小组的专家。他们告诉我,非洲象的数目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高峰,约有130万头。其中,扎伊尔最多,约40万头,坦桑尼亚次之,约30万头。从七十年代开始,非洲象的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最多的一年竟减少10万头。以肯尼亚和乌干达为例,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十年中,大象的数目分别从16万7千头和1万5千头锐减到4万3千头和1千5百头。到八十年末,整个非洲的大象数目减少一多半,只剩下62万4千头。

  非洲象数目的锐减,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非洲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对森林、草原的开发与破坏,促使野生动物生存的地盘缩小,环境恶化。结果,大象的自然死亡率猛涨。二是滥加捕杀。过去,非洲人捕猎大象主要是为得到象肉和象皮。但是,七十年代之后,象牙成为人们捕杀大象的主要获取物。这不但是因为国际手工艺品市场上对象牙需求量的急速增加,还因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象牙同黄金和钻石一样,被视为一种价值稳定的硬通货,西方一些大银行竞相争购和储存。八十年代初,国际市场上象牙的成交额每年在130万公斤左右,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非洲。同时,象牙的价格不断上涨。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批发价从每公斤13美元上涨到156美元,上涨12倍。获取一根象牙,就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一些人把大象看成是“活动的金匣子”,把象牙看成是“令人垂涎的白金”,把偷猎象牙看成是“发财致富的捷径”。他们总是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千方百计去捕杀大象。

  过去,捕杀大象的多是本地人,使用的是原始的弓箭、长矛、棍棒,规模不大。七十年代之后,非洲以外的人也开始涌来。他们与本地人勾结在一起,甚至买通地方官员,秘密组织偷猎队,使用自动步枪、机枪、火箭筒等现代化武器,使捕猎活动大大升级。1980年4月,在坦桑尼亚中部的辛吉达镇附近的丛林中,发现有人埋藏了1308根象牙。1981年2月,肯尼亚破获一支有几十人组成的偷猎队。据说,他们一个月就捕杀大象200多头。

  非洲一些国家先后陷于社会动荡和战乱,使大象的捕杀公开化、规模化。1979年,在推翻阿明政权的战争期间,乌干达的卡巴格雷卡瀑布国家公园一次就发现300多头大象的尸骨,据说都是军人开炮杀死的。1982年,趁扎伊尔战乱之机,一支偷猎队把20多吨毒药投放到大象经常饮水的湖泊,结果造成三四百头中毒而死。而后,政府军与反政府军拉锯式的战争,使这个国家东部的十几万头大象遭捕杀。长达十六年的莫桑比克内战,长达二十五年的安哥拉内战,则使这两个国家的大象灭绝,最近不得不从南非引进。而素有“大象之国”称号的科特迪瓦,近几年内战连绵,大象也面临灭绝的危险。

  从七十年代起,大象被世界保护野生动物组织列为“濒危动物”。许多非洲国家颁布禁猎大象的法令,并打击偷猎大象、走私象牙的团伙。对有大象栖息的野生动物园和保留地也加强了管理,进行武装巡逻。同时,在一些国际保护野生动物组织的协助下,许多非洲国家开展大规模的“拯救大象运动”,通过捐助、展览、讲座、放电影等多种形式,宣传保护大象的意义和措施。1989年10月,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大会通过决议,十年之内严禁象牙贸易。这些措施对保护大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九十年代之后非洲象的数目开始缓慢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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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象的命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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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数目的增多激发新的争议。1997年,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第十届大会。津巴布韦、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南部非洲国家提出,它们过去储存下来不少象牙,请求大会准许将这些象牙出售,以便将所得收入用于进一步保护大象的生存。这些国家的建议遭到肯尼亚、印度和西方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象牙贸易都会鼓励偷猎,从而危及、而不是保护大象的生存。经过激烈辩论,与会的130多个国家的代表秘密投票,同意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三国“根据严格的条件试验性地”将所储存的60吨象牙出售给日本。所谓“严格的条件”,一是必须将出售象牙的收入用于大象保护,二是如果因出售这些象牙引发偷猎活动增加,出售就必须立即停止。所谓“试验性”,就是先实行三年,以后是否继续实行要看后果再定。

  三年过去后,各方都对这种“有条件的出售象牙”的后果进行了评估。评估的意见集中反映在2000年4月于内罗毕召开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第十一届会议上。以肯尼亚和欧洲保护野生动物组织的代表为一方,认为放宽对象牙出售的限制是前几年在环境保护方面所犯的“一个绝大的错误”。他们指出,在过去的三年之中,津巴布韦偷猎大象的活动明显增加,仅1999年一年官方媒体报道的就有84起。整个非洲又出现“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屠杀大象的情况。仅1998和1999两年,就有3万头大象遭到屠杀。另一方是南部非洲国家,认为因为放宽象牙贸易限制而遭到屠杀的大象,实际上只有几百头。现在,南部非洲的大象数已从1981年的7万9千头增加到19万8千头。为缓解居住地的压力,必须有计划地宰杀一些。因此,他们主张,不但应该继续允许出售储存的象牙,还应允许出售新宰杀得到的象牙。会议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最后通过投票,决定维持原来的决议,将不准进行象牙贸易的禁令再延长三年。

  2002年11月,第十二届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会上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南部非洲国家的象牙贸易问题。经过激烈辩论,会议批准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在三年内出售60吨储存象牙的申请。其他非洲国家因“大象生存条件没有显著改善”,类似的申请则未获批准。

  现在,关于象牙贸易的争论仍在继续。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利益。在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南部非洲国家,大象保护得较好,数目增长较快,有的地方确实出现过剩问题。据报道,博茨瓦纳现有大象10万6千头,但是,实际容纳能力估计只有5万头。因此,过多的大象不但毁坏草场和林莽,使一些地方出现荒漠化现象,而且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也受到威胁。津巴布韦据说也出现类似情况。这个国家的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代理局长坎罕加不久前说,津巴布韦的大象以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在增长,现已有8万4千头,几个国家公园都出现“象满为患”的现象。他认为,大象的过剩不但破坏植被,也给其他野生动物、乃至人类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多数南部非洲国家主张,不但应放宽对象牙贸易的限制,还应有计划地宰杀一些大象,以维持生态的平衡。

  其他非洲国家,特别是中非和东非一些国家,大象的生存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战乱或管理不善,这些国家的大象数目仍呈下降趋势。战乱频仍的刚果(金)、刚果(布)、中非、乍得、安哥拉等国家的情况尤为严重。据报道,刚果(布)的偷猎活动仍很猖獗,大象数目已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5万多头下降到目前的不到3万头。刚果(金)东北部的反政府武装大肆捕杀大象,以每公斤4美元的“超低价格”出售象牙。因此,这些非洲国家和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认为,放宽象牙贸易,必像打开潘多拉盒子一样,造成偷猎活动一发而不可收拾。

  2003年9月,一个关于大象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在斯里兰卡召开,主题是“人类与大象的关系及冲突”。研讨会认为,人类同大象“一向关系密切”,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关系恶化”,目前则“正在陷入生存冲突之中”。一些与会者认为,有些国家大象数目增长过快,不但毁坏热带的雨林草原,还把周围的稻田和果园视为“开放的自助餐厅”,横加践踏。有的地方,大象甚至攻击人类,亚洲各国每年就有几百人因此而丧生。另一些与会者认为,人类与大象的冲突,主要是因为人与象争夺生存空间日趋激烈造成的。一些国家的开发缺乏计划性,过多地侵占了野生动物的传统活动地盘,迫使大象不得不进行“破坏性反抗”。著名非洲大象问题专家伊安·道格拉斯-汉密尔顿认为:“如果我们不给大象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那么,我们最终也就不会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从长远来看,这就势必造成大象与人类的双亡。”因此,他指出,尽量缓解人与象之间的冲突,是当前非洲环境保护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大象的命运其实一直同整个非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象牙同黑奴、黄金、香料一样,曾是欧洲殖民主义者掠获的对象。从15世纪起,他们从非洲海岸深入到内地,大肆捕杀大象,掠夺象牙。欧洲国家以象牙为原料制造出一系列产品,从钢琴琴键、鼻烟盒直到弹子球。这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国家对非洲的争夺与瓜分。因此,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列强对非洲象牙这一特殊商品的永无止境的贪欲,使世界上这块最贫穷的大陆长期陷于血泊之中,构成殖民统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那样的历史悲剧今天不会重演。但是,人与大象的关系却仍然需要协调。“变冲突为和谐相处”,这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吁求。

  (2003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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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牵魂动魄是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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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魂动魄是鼓声

  早就听说鼓是黑非洲最流行的乐器,被称为非洲传统音乐之魂。这次到乌干达来,耳闻目睹,不但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还发现鼓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我曾到乌干达各地旅行,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总能听到“达姆达姆”的鼓声。鼓声大多急骤如暴雨,有时也能轻柔似清风。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听到鼓声,就魂牵魄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扭腿摇臂,跳起舞来。

  乌干达的鼓,一般是硬木做身,牛皮或四脚蛇皮蒙面。鼓的形状和大小千差万别,大者有如水缸粮瓮,小者宛若茶杯酒盏。从鼓身与鼓面的比例上分,有短、中、长三种。数量最多的是短鼓,呈陀螺形,发低音。鼓身四周绷着带毛的皮弦,打击鼓面,皮弦振动,使鼓声谐和悦耳。长鼓多呈圆柱形,敲击时挎在肩头,发高音,经常用以为短鼓伴奏。介于长、短鼓之间的中鼓,有圆锥形的,也有圆柱形的,一般发中音,既可为短鼓伴奏,也可独奏。各种鼓中,除大型短鼓用鼓棰敲击外,都用双手拍打,因此又有手鼓之称。同一个鼓,敲击鼓面的部位不同,手指同鼓面接触面积的大小不同,都影响到音量的大小和音调的高低。因此,技艺高超的鼓手,象小提琴手一样,非常讲究“指法”。同一个鼓,指法不同,能敲打出变化万千的不同乐声来。

  鼓在乌干达有悠久的历史,有人说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之前。当初,它纯粹是作为一种供人娱乐的乐器出现的。后来,随着人们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它也具有了多方面的作用。

  鼓作为乐器,风行全国城乡各地。乌干达有几十个部族,各部族人民都能歌善舞。歌唱的曲调大多激昂慷慨,舞蹈的节奏大多粗犷豪迈。因此,用激越昂扬的鼓点为歌舞伴奏,显得十分和谐。每逢传统节日或公众集会,总少不了以鼓为主乐器作欢愉的合奏。就是平时,皓月初升,人们也经常聚集在茅草房前的空地上,踏着欢快的鼓点,载歌载舞,消除一天的劳累,忘却日间的忧烦,然后轻松地进入梦乡。

  鼓,长期以来还是一种重要的通讯工具。乌干达湖多河密,丛林遍地,交通阻隔,人们就用鼓来传达某些重要信息。每当有修桥、筑路等公益劳动,村长就命人击鼓,“萨加拉,阿加拉米迪”,意思是说,“我不希望任何人睡大觉”。听到这种鼓声,村庄里的人就携(钅+秋)扛镐来到工地。而遇到诸如猛兽侵袭、敌人来犯等重大险情,就用鼓反复发出“关加,姆吉”的声音,意即“同胞,快来”。于是,成年的男子就手持长矛和盾牌,赶到指定的地点,做好应战的准备。有时,这种鼓声以接力的方式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使方圆几十公里的人们都警觉起来。正因为鼓能传递一些特定的信息,人们说它是“会说话的鼓”。为了掌握鼓语,人们需要从孩提时期就跟着大人学习、分辨。学习鼓语,在许多部族是每个男女的传统“必修课”。

  鼓,也是进行宗教和迷信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在乌干达一些地区,有些鼓被称为“圣鼓”,因为它们被认为有圣灵附体,能在阴间与阳间、凡人与神仙之间传递信息。这种鼓,或安放在教堂中,专为祈祷和唱圣歌时伴奏;或掌握在酋长手上,世代相传,只供祭祖祈天之用。

  鼓还有一种崇高的政治职能,那就是用作国家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乌干达国徽中间就有一面鼓。这是几百年来一种古老传统的延续。原来,乌干达在1967年成为共和国之前,境内有布干达、布尼奥罗、托罗和安科莱等四个王国。每个王国的王室都有一套大小不同的鼓。一套鼓最多时可达一千多个,各有不同的名称和音色。鼓上饰有色彩斑烂的串珠或贝壳。鼓棰往往用象牙或人骨雕成。这种鼓,只有王室的婚丧嫁娶、新王登基、对外国宣战等隆重场合才用。久而久之,它们便成为国王权威和王国尊严的象征。国王驾崩,王室的鼓全部倒置,表示哀悼,直到新的君主即位,才摆正过来。在安科莱王国,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巴基叶丹瓦鼓被奉为“国柄”。为确保不落入异族手中,它被安放在特制的房子里,有武士守卫。房中昼夜点燃着熊熊烈火,象征着鼓的永生、王国的永存。现在,这些王国都不复存在,但王室的鼓,仍有不少作为文物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乌干达人民爱鼓,对鼓的旋律有特殊的敏感性。我们看到,从一般家庭到公共场所,乃至总统官邸,大多有各种装璜精美的鼓,或挂在墙上,或摆在案头,或安放在茶几旁。当地朋友说,这些鼓不只是别具一格的装饰品,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源泉,因为人们一看到鼓,立时就会感到那急雨狂涛般的鼓点敲打心扉,令人精神振奋,给人以进取不懈的力量。

  (198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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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粗犷欢悦的恩戈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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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犷欢悦的恩戈玛

  非洲人天性喜舞亦善舞。我旅居东非四年,经常见到这样的情景:无论男女老幼,只要一听到有节奏的声音,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抖起双腿,扭起臀部,兴致勃发,翩翩起舞。

  舞蹈在东非统称为“恩戈玛”。恩戈玛在斯瓦希里语中是“鼓”的意思。因鼓是舞蹈的主要伴奏乐器,所以,恩戈玛被逐渐引伸为异彩纷呈的东非民族舞蹈的代称。

  东非二百多个部族,几乎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恩戈玛。“没有舞蹈,就没有非洲生活。”确实如此。非洲人白天跳,夜晚亦跳,有时通宵达旦地跳。他们迎宾时跳,过节时跳,祝寿时跳,结婚时跳,添丁时跳,举丧时也跳。有人说,除睡觉之外,非洲人有一半时间是在欢舞狂蹈的节奏上度过的。这话未免有些夸张,但却抓住了他们酷爱舞蹈的性格特点。

  文艺反映社会生活。东非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经聪明智慧的各族人民的巧妙编排,无可不能入舞。部族历史、祭祖祈神、战事农耕、放牧狩猎、男女恋情,则是他们最常见的舞蹈题材。

  东非的不少部族强悍好斗。他们与人斗,英勇善战,出了不少勇士;与兽斗,拉弓射箭,出了不少好猎手。他们那些丰富多彩的战斗与狩猎生活,在舞蹈上均有强烈表现。乌干达北方阿乔利族的《布沃拉舞》,是大型的战争舞蹈。二百多名男演员,个个腰扎花斑兽皮,头插雪白的鸟羽,踝系沉重的脚铃,一手提着皮鼓,一手拿着砍刀。鼓声和铃声的交响,似杂沓的脚步声起,战士们在追击敌人。而一阵突然爆发的呐喊,砍刀辟刺,似与敌人拚杀。整个场面雄浑粗犷,气势磅礴。而坦桑尼亚东北部坦噶地区流行的《乌卡拉舞》,则是另有一番情趣的猎舞。英勇的猎手们身背弓箭,手持长矛,准备外出狩猎,男女老幼皆来送行。他们载歌载舞,展现打猎时的威武场面和想象猎归时的欢乐情景。这种狩猎舞,虽然威武,但基调不似战争舞蹈那样严酷。它总是在威严中充满诙谐和欢悦。

  东非现在有更多的部族从事农耕,因而反映农事活动的舞蹈也就特别多。坦桑尼亚北部苏库玛族的《戈博戈博舞》,表现农民耕作和收获的喜悦。男女演员都腰缠禾杆制作的衣裙,头戴茅草编织的凉帽,手拿锄头或砍刀,在雄浑的鼓声伴奏下,一会儿播种,一会儿耕耘;一会儿收割,一会儿送粮进仓。舞蹈展示了农事的全过程,表现了耕作的辛劳和丰收的喜悦。这是直接同农事有关的舞蹈。还有不少舞蹈从一个方面反映农事活动。马孔德族的《姆多莫舞》是祈雨舞。天值大旱,禾苗枯槁,农夫心急如焚。男女青年们纷纷来到祖先的墓地,击鼓作舞,祈求先祖的灵魂向苍天求情,降甘霖于人间,使人们免遭饥馑之祸。

  在东非各部族中,最常见的还是表现男女情爱的舞蹈。许多部族都有这样的说法:不会跳舞的姑娘无人恋,不会跳舞的小伙子无人爱。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许多部族的男女青年总是把在节假日或劳作一天后的黄昏举行的舞会当成寻爱求偶的场所。不会跳舞,就无法同异性接触。反映这种求爱活动的舞蹈,最典型的要数布索加族的《塔梅纳—伊布加舞》、阿乔利族的《丁吉—丁吉舞》和在鲁犹马地区流行的《曼加卡舞》。在《塔梅纳—伊布加舞》中,先是少女上场,用胸部和腹部激烈起伏的动作表达自己的柔情蜜意。被吸引的男子鱼跃上场,通过踢脚、扬臂等动作,尽情展现自己的刚健之美。一时间,男女对舞,旋转如飞。舞影憧憧,说明他们已进入如醉如痴之境。在《丁吉—丁吉舞》中,也是少女率先翩翩起舞,而小伙子们在一旁执琴携鼓伴奏。琴鼓节奏加快,舞步紧跟着飞旋。跳到激狂时,伴奏的小伙子们一涌上场。这时,杂沓的舞步和激越的乐声汇合在一起,男女互相追逐,气氛热烈。而在《曼加卡舞》中,少男少女则一齐上场,各自寻找自己的伴侣。少年看中一个姑娘,就双手抚摩她的头。姑娘若是有意,就莞尔一笑,同少年一起离开众人,迅即跳起双人舞。众人见此,呼啸一声,也随着他们跳起来,祝贺有情人终成眷属。

  东非各部族还有大量舞蹈并无特定的主题,只是通过一些独特的舞蹈语汇,表现人们的喜怒哀乐之情。布索加族的《萨米亚舞》和坦噶地区的《塞罗舞》是迎宾和群众集会时经常跳的舞,节奏强烈,动作刚劲,情感激越。布干达族的《巴基西姆巴舞》和马腊地区的《穆索马舞》则是婚娶、庆寿时常跳的舞,舒缓时表示祝福,激越时表示喜庆。

  东非舞蹈不但内容丰富,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特色。如果说东方的舞蹈注重于运用手指、脚尖和眼神表达内心复杂细腻的感情的话,东非的舞蹈则主要通过身躯和四肢的大动作来表达一种强烈的激情。男演员喜欢以两臂和双腿的猛烈伸屈来带动全身,做出变化多端的舞姿。女演员总是以高耸的胸脯、柔软的腹部和宽大的臀部快速而狂放的扭动,来展示自己高超的舞艺。东非的舞蹈给人总的印象是,动作幅度大、速度快,显得热情奔放。这样一种特殊的舞蹈语汇,伴以暴风骤雨般激昂的鼓点和万马奔腾般急促的琴声,使舞蹈的节奏显得更加强烈。舞蹈的节奏其实是生活的节奏,是生命的节奏,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非人民战天斗地的豪放情怀,也反映了他们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

  东非各国都有专业舞蹈团。而最常见的,则是各部族、各地区、各村落业余的舞蹈队。在迎宾时,在节假日,在群众性集会上,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而在他们的带动和感染下,往往形成几百人、几千人集体共舞的欢乐场面。这时,包括国家元首在内的一些政界要人也会参加进来,与民同乐。难怪有人说,东非人个个是舞蹈家。看到这种壮观场面,谁能不信服呢?

  东非著名舞蹈家泰蕾扎·基索洛女士在同我们谈到东非人对舞蹈的酷爱时说:“我们是在娘肚子里跳着舞成胎,跳着舞来到世上,跳着舞生活、劳作,又跳着舞离开人世。我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舞蹈。”确实是这样,对东非人来说,舞蹈是生活的闪光,是生命的跃动,是从往昔阔步走向未来的足音。

  (198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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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木雕一枝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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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木雕一枝花

  光闪闪的雕刀在手指间飞转。顷刻,一块块枯木就显露出勃勃生机,变成扬蹄狂奔的长颈鹿,变成扭臀狂舞的激情少女,变成拉弓射箭的部族武士。非洲木雕艺术之神奇,委实令人惊叹。

  非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荣的雕刻艺术之乡。就我所见,科特迪瓦、苏丹、肯尼亚的象牙雕,刚果(金)、赞比亚、多哥的青铜雕,津巴布韦、加蓬、埃及的石雕,尼日利亚、贝宁、尼日尔的陶雕,还有桑给巴尔的贝雕,乌干达的葫芦雕,塞内加尔的牛角雕,刚果(金)的白沙雕和蝶翅雕,都以造型奇诡、风格别致著称。但是,从东非到西非,最流行、最具特色的雕刻恐怕还是木雕。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精美的木雕在制作、在展览、在销售。木雕被誉为非洲艺苑中最艳丽的一枝奇葩。

  非洲木雕艺术历史悠久,但时间究竟有多长,说法不一。我曾听西非的部族头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口衔刻刀来到人世的”。意思是说,木雕艺术与人类同生并存。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史前时期的非洲岩画中,就有木雕存在的遗迹。据此判断,木雕在非洲恐怕至少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但一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木雕艺术始于利用铁器“雕木为具”。这样算起来,非洲木雕艺术的历史大约也就两千多年吧。

  在非洲不同地区或国家,不同的民族或时期,木雕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刀架、巾托、书挡、果盘、烟碟、手杖等木雕制品,都讲究造型和工艺,但毕竟是生活实用品,不大注重社会历史内涵。真正把强烈的社会历史内涵与高度的审美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木雕,大致有三种。一是表现神灵和祖灵的作品。非洲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多元化社会,每个民族或部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历史传说,都有自己崇拜的神灵、先祖和英雄人物。每个民族或部族的艺人总是满怀崇敬之情,尽力把这些神灵、先祖和英雄超凡入圣的形象和气质用刻刀表现出来。这在比较强大或历史比较悠久的民族和部族中最为常见;二是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作品,诸如男子打猎、少女顶水、母亲哺婴、艺人击鼓、女人歌舞。这些作品贴近现实生活,成为几乎所有国家木雕艺术发展的新趋向;三是表现野生动物的作品。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特别是东部和中南部非洲,野生动物比较集中,其中最常见的是狮子、犀牛、大象、长颈鹿、河马、羚羊。这些憨态可掬或性情灵动的野生动物,大多被刻划得栩栩如生,具有一种独特的活力和美感。

  非洲的木雕作品千姿百态,但大多具有共同的艺术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节奏和动感。野生动物的狂奔和打斗且不说,就是男女人物的活动,从捕猎、农耕到娱乐,都激烈而紧张。这生动如实地反映了非洲人民同大自然搏斗的惨烈。二是夸张手法的广泛运用。木雕作品严格写实的不能说没有,但比较少见。大多是抓住反映对象的某个最突出的特点,诸如男性浑厚刚毅的嘴唇,女性多彩多姿的发辫,长颈鹿优雅修长的脖颈,羚羊活蹦乱跳的长腿,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加以表现,给人以鲜明、深刻、又决不失真的印象。三是粗犷与细腻的巧妙结合。多数木雕作品的总体线条趋向粗犷,但人物和动物某些最具传神力的部分,诸如眼睛、耳朵、乃至四肢,细节的刻画却又甚为细腻。这种粗与细的巧妙结合,使作品产生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美感。

  木雕艺术最繁荣的国家,西非有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喀麦隆、刚果(布)和加纳,东非有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和莫桑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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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木雕一枝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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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雕在坦桑尼亚被称为“马孔德”。马孔德本是聚居在坦桑尼亚东南部和莫桑比克东北部一个跨界民族的名字。这个民族的人大多是木雕艺术的高手。因此,“马孔德”在坦桑尼亚已经成为木雕的同义语。马孔德工匠多以热带原始森林中特有的乌木作材料。这种木头乌黑透亮,质地坚硬,非常适宜雕刻,特别是雕刻黑皮肤的非洲人。他们雕刻的人物,小的只有手指大,而大的则是真实人体的两三倍。我在达累斯萨拉姆博物馆看到过一个大酋长的乌木雕像,巍巍然在展室中立地顶梁,竟有6米多高。他那一根根乌亮的发丝,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眸子,镂刻得清晰而又逼真,显示出作者高超的镌刻功夫。

  肯尼亚木雕艺术的中心是首都内罗毕和海港城市蒙巴萨。从事木雕行业的多为坎巴族人。他们利用这个国家东南部马查科斯地区盛产的紫檀、橡木等硬质木材,雕刻各部族装饰不同的人头像,还有大象、长颈鹿等东非常见的野生动物。我在蒙巴萨参观一家木雕作坊时,还看到一种叫“穆胡古”的木头,天然生就的半边黑色、半边赭黄色,雕刻出来的动物显得更加优美。现在,肯尼亚全国从事木雕制作与销售的据说有十万多人。木雕已成为肯尼亚最兴隆的手工艺行业。

  乌干达的木雕作坊主要集中在全国第二大城市金贾及其周围地区。聚居在那里的布吉苏族和罗族人中产生了不少能工巧匠。他们利用本地出产的“波多”木和花梨木为材料,雕刻反映农耕、狩猎活动的人物,也雕刻反映风习民情的群体。他们的作品讲求雕镂细密,但又反对矫揉造作。著名雕刻家迈克尔·狄莫的大型木雕作品《人吞鱼》,取材于人类战胜鱼妖的罗族神话。其中,人的膂力强健,鱼的双睛凶顽,展示出人类在征服大自然过程中的勇猛与顽强。

  西非最古老的木雕作品出现在尼日利亚。北部的诺克和西南部的伊费,原是尼日利亚的两大文明中心。早在公元2世纪之前,诺克地区就出现大量陶器、铜雕、牙雕、石雕和木雕。只是由于年代久远,木雕已经朽毁,未能流传下来。我参观过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里面展出的木雕,大多是近一二百年的作品,造型奇特,但刀工稍显粗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两米多高的作品。初看好象是两根木头拼在一起,不知表现的究竟是什么。细一瞧,原来是一根独木中间镂空,两端仍连结在一起。再从整体上审视,才发现这是一对男女紧紧搂抱,四肢纠结在一起,流露出无限的柔情与蜜意。

  喀麦隆的木雕也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在其首都雅温得的木雕市场上,有几个店铺专门出售破旧、甚至有点朽烂的作品。其中,有帝王和部族首领的头像,也有辛勤劳作妇女的整体雕像,件件作品要价都甚高。店主称,这些都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可以说文物。我们不懂行,不敢轻信。当然,市场上出售最多的还是琳琅满目的现代木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乌木的女性半身雕像。那编制细密的根根发辫,那乌黑闪光的双眸,那厚厚的欲言又止的嘴唇,那高高隆起的胸脯,显示出黑人女性独特的青春美。

  刚果(布)的黄木雕和加蓬的灰木雕也都各具特色。黄木雕是巴特克、巴邦贝等部族的传统工艺品。这些部族的艺人利用原木的自然形态,雕琢出当地人高高的鼻梁和深陷的双眼。简洁的线条,分明的轮廓,不求人物的形似,而是在几乎变形的高度抽象中追求神似。灰木雕在艺术手法上也有类似的特点。但是,加蓬特产的灰木,质地细密、纹络清晰、色泽明亮,雕镂出来的作品特别招人喜爱。在首都利伯维尔,我们刚走进那家远近闻名的工艺品市场,就同时听到几个摊主用生硬的汉语高喊:“买这个,假的!”我们个个都给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使馆的朋友解释说,国内来的人选购灰木雕,总担心不是真货。他们往往一边挑选一边议论真假。摊主误以为中国顾客所说“假的”是赞誉之词。因此,他们一看到中国人,就高喊“假的,假的”。这真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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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非洲木雕一枝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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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雕面具种类之多,工艺之高超,就我所见,恐怕科特迪瓦首屈一指。科特迪瓦有60多个部族,据说每个部族都有独具特色的面具。他们制做面具主要是在跳舞时佩戴。每当重大节日或婚嫁、婴儿命名等喜庆活动,亲友和四邻不分男女和老少,都戴上自己心爱的面具载歌载舞。我在经济首都阿比让看到,面具的用料既有乌木、红木等硬质木材,也有黄木、灰木、纯白木等质地稍微松软的木材。多数是纯木制做,也有的镶嵌上象牙或涂抹上油彩。面具的造型,有的似人非人,令人敬畏;有的是笑容可掬,惹人喜爱;有的仪态凛然,使人肃然起敬;有的青面獠牙,面目可憎,但也不失强烈的审美情趣。

  从东非到西非,制做木雕的作坊、车间和工厂,我都参观过。我发现,地域虽然不同,木雕制作的过程则大致相同。工匠一般选用质地坚实、纹络鲜明的硬木作材料。根据材料的形状、大小、色调来确定雕刻的题材。雕刻时,有的工匠眼前摆着图纸或模型,而大多是什么都没有。他们都是木雕老手,雕刻对象都“深藏在心中”。只见他们对材料稍加审视,捉刀即砍。那的确是“砍”,大刀大斧,几下子就砍出个粗略的形体,称之为“坯子”。对坯子,他们再用不同形状的刻刀雕琢,用不同型号的木锉打磨。定型之后,再用砂纸打光,然后着色和打蜡。这样,一件木雕作品就完成了。大的工厂,采用流水线方式,不同的工匠负责不同的工艺,而在规模较小的作坊,则往往是从砍坯子到上漆,一个人一贯到底。

  木雕艺人绝大多数是世家出身,技艺代代相传。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是在长年的创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家。在喀麦隆的巴蒙大酋长国,几个年轻的匠人告诉我,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大酋长宫廷的“御用工匠”。他们平时“干自己的活,想法赚点钱”,而一到宫廷建筑或装修有需要,他们就去“为大酋长效劳”。肯尼亚著名雕刻家塞缪尔·万乔,祖祖辈辈也都是木雕工匠。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肯尼亚爆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他同家人都成为起义军战士。当时,起义军缺乏武器,他就给战友雕刻木枪使用。肯尼亚独立后,他走上木雕艺术创作道路。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到处展览,获得好评,被称为“给枯木注入生命活力的艺术大师”。他说:“我过去用刻刀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今天则为美化人民生活而努力。”

  为保护与展示木雕和其他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不少非洲国家建立起合作社性质的创作与生产组织。在首都达喀尔的大西洋岸畔,塞内加尔修建有一个“工艺村”。村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能工巧匠,生产和展示木雕、石雕、骨雕、角雕等手工艺品。在坦桑尼亚,马孔德人本来是利用农闲进行雕刻。但随着木雕市场的扩大,不少人放弃农耕,甚至离开家乡,到城镇专门从事木雕行业。于是,木雕村社、木雕中心、木雕工厂纷纷建立起来。工匠、艺人的相对集中,为提高木雕的艺术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非洲木雕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西欧、北美和日本已成为其热销市场。同时,每年有千百万人从世界各地涌向非洲,除领略美丽的风光、观赏野生动物之外,也欣赏以木雕为代表的非洲造型艺术之美。欣赏之余,带几件回去,对许多游客来说更是非洲之行难以忘怀的纪念。这样,木雕不但给非洲增添了引人的魅力,而且也把非洲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木雕艺术在非洲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搭起了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

  每次去非洲,我都喜欢带几件木雕回来。有的馈赠朋友,有的则悬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摆放在书房的案头,不时把玩和欣赏。而每欣赏一次,我就觉得好象又神游一次非洲,同非洲又贴近几分。

  (1989年2月初稿,2003年10月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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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奇特的命名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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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特的命名方式

  东非各部族多奇风异俗。独特的命名方式恐怕就是其中之一。

  东非二百多个部族,许多部族都认为,婴儿刚坠地时没有灵魂,如同一般动物,因而只能以“猴子”、“松鼠”相称。命名之后,“魂归本体”,婴儿才能成为不同于动物的人。因此,他们都很重视婴儿的命名,认为这是人降生到世间后第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东非人大多只有名,没有姓。名,一般分两节,“土洋结合”。第一节是教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东非人信仰基督教,袭用英美人那种教名,诸如约翰、大卫或珍妮、玛格丽特之类。第二节是本名,是一个人的正式称谓。本名使用的是民族语言,从发音到拼写都带有浓厚的民族特点。而本名的起取,不同部族有不同的习惯和方式。

  很多部族在命名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在布吉苏族和卢希亚族,婴儿一出世,父亲或祖父就杀牲摆酒,宴请村上的长老或巫士。长老或巫士了解本村或本部落人员最近的去世情况。如果有哪一位刚刚过世,而又没有任何人袭用他或她的名字,那么,是男婴就采用他的名字,是女婴就采用她的名字。这表示,他或她人死之后灵魂再生,本村和本部族永不衰落。如果本村或本部族最近无人去世,或者去世者的名字已经被人袭用,那么,长老或巫士就要“呼唤先祖显灵”。那时,婴儿是男的,就牵来一只绵羊;婴儿是女的,就捉来一只公鸡。长老或巫士手抱婴儿,反复呼叫其家系中一大串先祖的名字。无论呼到哪个名字,只要绵羊或公鸡鸣叫,就给婴儿取哪个名字。他们认为,动物鸣叫是“先祖在说话”,表示同意让这个孩子来传宗接代。

  有些部族喜欢以受尊敬的在世的人给婴儿命名。在泰索族,婴儿的父母认为某位亲朋好友勇猛过人或容貌出众、致富有方或德高望重,就把他或她请来,飨以酒宴,将自己的名字赐给孩子。而在巴朱恩族和阿穆族,婴儿出生后第七天,亲朋好友都来道贺。他们每人带来一片椰树叶子,或者带来一张纸片,上边写着一个自己最尊敬的在世人的名字。叶子和纸片摆在一起,任婴儿去摸,拿到哪一片,那上面的名字就是他或她的名字。这种命名方式,无论是父母的良苦用心,还是亲朋的至诚美意,无不体现了长辈对孩子的希冀与期待。

  还有的部族,虽也很重视孩子的命名,但仪式比较简单,方式非常随便。婴儿出生三五天内,由家中辈份最大的人出面欢宴一些亲戚族人。酒足饭饱,由婴儿的母亲或接生婆介绍出生时的情况。辈份最大的人、长老或接生婆可根据任何一个情况给婴儿命名。有的命名是根据婴儿出生时的外界环境。我有一个萨米亚族朋友,因出生时正值大旱,庄稼颗粒未收,于是,他的名字被命名为“纳福拉”,意为饥荒。有两个卢戈巴拉族朋友叫德拉提和阿加塔。“德拉提”和“阿加塔”在他们的民族语言中意为“垂死”和“吵架”。他们之所以起这样奇怪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出生时,垂死的奶奶卧病在床,奄奄一息,得理不让人架的父亲喝醉了酒,同人争吵。也有以婴儿出生的时间、地点和天气命名的。罗族常见的人名奥考斯、奥卢沃克和奥亚莫分别为“下雨”、“阴天”和“刮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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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奇特的命名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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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奥约和奥鲁姆,意思是“路边”和“丛林”。难道他们真的是在路旁和丛林中出生的吗?我问过叫这种名字的人。他们说,确实如此。临产前,母亲一直在地里干活,来不及赶回家,只好将他们生在路边或稍微隐蔽一点的丛林中。

  以家世或家境给婴儿命名,在有些部族中也很流行。婴儿出生后,长辈找不到合适的名字,但又不愿孩子同家中或村上其他人重名,就请教族长或村上阅历最多的长者。他们往往根据婴儿祖辈的职业、家世沿革或目前的家庭景况命名。在吉库尤族,铁匠出身的人往往叫“穆图里”,而叫“旺昂克”的人,家中必然是牧人。在安科莱族,乌干达前政府的两位部长卡蒙图和卢兰加兰加分别为王族和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名字在安科莱语中分别为“贵胄之后”和“迁徙者之子”的意思。这种方式命名,不含褒贬。家世卑微、家境贫困者,并不因此而自惭形秽,而家世高贵,家境殷实者,也不借此而自我炫耀。

  除教名和本名之外,东非有些部族的人还有其他名字。吉库尤族的人喜欢有别名或外号。肯尼亚第一位总统肯雅塔原名卡莫。他以自己经常扎的一条带子另取名肯雅塔。岂料,肯雅塔这一别名,后来竟成了他的正式名字。在兰戈族中,男子在打仗时喜欢给自己另取一个表示勇敢无畏的名字,以鼓励和鞭策自己,是为战名。在努尔族,青年男女往往根据家中喂养的公牛和母牛的毛色、肥瘦等特点给自己再取个名字,在跳舞或其他社交场合使用,人称社交名。在卢希亚族,孩子长大成人,如果为部族或村民做了什么好事,人们就赠送他一个名字。这种名字,有点像我国封建时代帝王、大臣、贵族死后得到的谥号,主要是表彰其人的忠勇。当然,如果某个妇女养不好孩子,人们在私下就送给她一个恶名,诸如“奥夸通多巴纳”(笨蛋)或“姆里亚巴纳”(食人精)。而在尚武风气很重的马赛族,男子先有乳名,后有童名。成年时,同族人赠他一个美名,祝愿他多子多牛多福。而到取得武士资格、能打仗的时候,他便袭用征战半生的父亲之名,自称为“奥莱XX”,意为“XX之子”。这表示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武士之家,勇敢善战。

  东非人一般都是由族中长者或亲朋好友给命名。但在卡伦金等个别部族,则由母亲给孩子命名。这些部族认为,孩子“是从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叫他什么就是什么。这倒不是表明这些部族奉行女权主义。恰恰相反。这些部族的传统认为,给孩子命名这些妇女份内之事,男子如若过问,就会显得没有男子汉气质,被人瞧不起。而母亲的视野往往较窄,命名大多根据身边琐事。譬如,根据孩子出生时间,就命名“基贝特”(白天)或“吉普肯莫伊”(夜晚)。根据当时正在干的活计或发生的事情,就命名“吉普罗诺”(挤牛奶)或“托伊陶克”(客人来访)。

  东非许多部族都有专为命名的小调流传。我听几位当地的朋友演唱过,曲谱简单,但内容大多不知所云。等看到文字材料,我才发现,这些小调都是用本民族语言书写,外人很难看懂。经过他们解释,才知道大多是一连串名字的堆砌。这时,我不禁顿悟:这不就是他们的“百家姓”吗!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他们,他们点头笑起来。中国同非洲相距遥远,不料在姓氏文化上竟也有这样的相似之处。

  人的名字,本不过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符号。但在东非的许多部族中,它却隐含着民族的历史、社会的变革和宗教的信仰,透露出家庭的兴衰及其对后代的希冀与期待。因此,有人从人名入手,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并视之为民族学研究的一个便捷的门径。

  (198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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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是美容还是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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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容还是毁容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容貌美些。但怎样才算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一般来说,保持五官完整,恐怕是容颜美的最起码条件。但在东非,不少部族竟悖此常理,习惯于破坏五官的完整,以寻求容貌的美。

  以面颊来说,肌肤光润是一种自然美。偶有瘢痕或其他小疵,人们往往求医修整。东非的一些部族则不然。在那里,人不分男女,都喜欢在光润的脸颊上人为地制造瘢痕。他们把面部皮肤或用刀子切割,或用炷火烧灼,然后在伤面上涂以树汁、炭灰或垩粉,以留下永久性的斑斑伤疤。这种伤疤,不同部族有不同的图案。乌干达的兰戈族人在前额上烧烫三五排平行的小圆点,阿乔利族人在太阳穴上割三道平行的线条。肯尼亚的吉利亚马族人则环绕下眼睑挑撮二十个小肉瘤,形同一弯新月。在部族冲突频仍的往昔,面部不同形状的瘢痕,据说是识别敌我的重要标志。在长期的历史沿革中,瘢痕的这一作用逐渐消失,而今却有了新的含义。对男子来说,它为成年的象征,是能够承受巨大肉体苦痛的见证。对女子来说,它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美,一种能够打动男子心弦的“美人瘢”。

  刺唇穿鼻是东非许多部族的另一种美容方法。这主要在妇女中流行。乌干达的兰戈族女子喜爱在鼻翼上穿孔。肯尼亚的班巴族女子则喜爱在鼻孔之间的内膈上穿孔。孔穿好后,塞上金属片或挂上小串珠作装饰品。比鼻子上穿孔更为普遍的是在嘴唇上刺孔。坦桑尼亚的马孔德族女子习惯在上唇刺孔。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族女子在下唇刺孔,而吉库尤族女子在上、下唇均刺孔。刺孔时,她们先在嘴唇上涂些灼热的牛油、羊油或臭虫血,进行消毒。然后,用荆针或铁锥将嘴唇刺穿,塞上草茎。草茎不断更换,越换越粗,唇孔被撑得越来越大。定型之后,有的在孔中插上羽翮,有的挂上金属片,有的塞上木块。一个女子,鼻子上或嘴唇上既有孔又有饰物,才够得上一个标致的美人,成为众多男子的爱慕和追求的对象。

  在牙齿上下功夫也是东非不少部族寻求容颜美的一种常见作法。在别的民族看来,牙齿整齐是一种美,因此,牙齿损伤或脱落总要加以镶补。东非的一些部族则相反,总是有意破坏牙齿的整齐,或使之变形。肯尼亚的坎巴族男子爱把门牙磨成尖状。坦桑尼亚的马孔德女子则喜欢把整排牙齿磨成锯齿状。他们认为,带尖儿或沟槽的牙齿,不象自然成长的牙齿那样“呆板”,因而具有更多的美感。另外一些部族则干脆将部分牙齿拔掉。聚居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边界地区的马赛族男女,一般都拔掉两颗下门牙。乌干达的卢戈巴拉族人大多拔掉两颗犬牙。肯尼亚的罗族人则是将下门牙和犬牙共6颗统统拔掉。拔牙的习俗据说源自属于尼罗特语系的马赛、兰戈、阿乔利等游牧部族。原来,他们放牧牛羊的草原上流行一种痉挛病。病一发作,病人总是牙关紧闭,无法张开,滴水难进。因此,人们从小就将门牙拔掉,以便患了这种致命的病时有一条进食的缝隙。后来,这一习俗也为其他语系的一些部族所接受。现在,男子拔牙据说主要是显示自己的坚忍和勇敢。女子拔牙后,笑起来口露长缝,被认为最美丽动人。

  在东非传统的美容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两耳的修饰。女子在耳垂上扎眼儿,佩戴一些装饰品,在世界上比较普遍。东非很多部族将这一习俗大大发展了。女子扎耳孔,男子也扎;在耳垂上扎,在耳朵其他部位也扎。坦桑尼亚的桑布鲁族只有少女扎耳孔,在耳垂和耳稍各扎一个,孔中挂上串珠。肯尼亚的罗族男子扎耳孔,一扎就是十多个,每个孔中都塞上木棍或金属片。坦桑尼亚的库利亚族和马赛族不论男女都扎耳孔。扎好后,开始塞草茎,后换上木条,使孔越拉越大。有的人耳孔拉成环状,长近一尺,直垂肩头,甚至耷拉到胸前。男子在耳孔中塞上足有茶杯粗的木棒,女的则挂上铜丝环、珠链或铁铃。走动起来,两个畸形的耳垂和饰物在胸前晃动,有时还叮咚作响。中国古话说,两耳垂肩,是为福相。这里所说的垂肩,显然是极言两耳之大,并非真的垂到肩头。但库利亚族和马赛族一些人,两耳不只垂肩,而是垂胸。对此,他们倒没有什么福祸观念,只是认为这样蕴含着强烈的美感。

  东非人做这些美化面容的手术,不是在现代化诊所或医院里,而是在简陋的茅草屋中。手术师有时是传统的乡医,更多的时候是亲友或伙伴。手术工具不外是荆针、带尖的木棍、小刀和铁锉。手术时,没有麻药,也没有止血剂。手术后,用水或尿冲洗一下,敷上些动物油、牛粪或赭石粉保护伤口。这样原始的手术活动,不但使人感到疼痛难忍,还经常发生感染。耳朵变形,影响听力。牙齿拔掉,咀嚼和讲话都不方便。这些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现在,在偏远的乡间,这些传统的美容术虽然仍很流行,在城镇和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中,却已不那么时兴了。这说明,时代在前进,人们原有的审美观念在改变,传统的社会风俗也在改变。

  (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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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绚丽的黑非洲发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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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绚丽的黑非洲发型

  黑非洲的妇女爱美。她们不但有色泽艳丽的裙裾,多姿多彩的首饰,更有变化多端、绚丽无比的发型。

  妇女的发型,是黑非洲最独特的人文景观之一。从东非到西非,从中非到南非,妇女发型之繁多,之亮丽,之美艳,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对此,从18世纪起,欧洲的探险家就多有记载;我们中国人丁谦在1877年漫游东非后也曾惊叹,当地妇女“顶上之发,种种不一”。

  发型“种种不一”,但究竟有多少,恐怕谁也数不清。有人说,仅中非的刚果(布),女子的发型就有上百种。我就此询问过当地的朋友。他们虽然都说不出确切数目,但谁也不否认“上百种”之说。这是因为,刚果(布)人口虽然只有280万,但却有大小部族170多个,其中许多部族的女子都有自己的发型。在东非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我参观过几家大型发廊,每家都有四五十种发式供顾客选择。在西非的多哥,我在两家街头发廊门前的广告上看到,她们能做的发型多达六十几种。据非洲一家杂志说,黑非洲流行较广的女子发型至少有七八十种。

  发型与人种密切相关。黑非洲的居民主要是尼格罗人种。尼格罗人按地域分布和语言差异分为苏丹尼格罗人和班图尼格罗人两大支系。尼格罗人的共同特点是皮肤黝黑,唇厚鼻宽,头发柔软卷曲。头发的这种天然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妇女的发式。头发柔软,缺乏韧性,难以梳理。头发卷曲,长不太长,不便蓄留。因此,不做发型的女子,一般都是修剪得蓬蓬松松的短发。当然,这种蓬松的短发也可说是一种发型。只不过这种发式太普通,人们一般不把它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发型。严格意义上的发型,都是经过种种修饰,在自然形态美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人工美。

  黑非洲的传统发式是把头发加以梳理,编成形式多样的发辫。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发辫一度为直发所代替。那时,不少妇女通过电烫或火烫,通过涂抹油膏,把天生柔软卷曲的头发变硬拉直。这样,她们的发式就同世界其他地区妇女的发式基本相似。十多年之后,有些人甚至仿效欧美妇女佩戴起假发。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流行时间不长。随着非洲国家相继独立,民族传统受到重视,传统的发辫式样又重新流行起来。

  黑非洲女子的发型因地域、民族、年龄和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就年龄和职业来说,一般是青年和中年职业女子讲究发型,儿童和老人则不大做发型。从地域和民族来说,发型的不同反映的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尼日尔的习俗是,女孩子失去父母,就在头上扎起两三条小辫表示哀悼。几内亚的科内亚克族女子崇尚公鸡,就将自己的头发梳成鸡冠状。这显然是原始图腾崇拜遗留下的残迹。而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不同民族与部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加强,发型特定的寓意成分逐渐淡化,而主要体现的是不同人的不同审美情趣。当然,也有一些部族的女子根本就不做发型。这主要发生在苏丹尼格罗人南支的一些部族。其中,肯尼亚东南部的马赛族人和西北部的桑布鲁人的民族传统是,男子留长发,而女子则剃光头。这些部族认为,光头的女子才算美。

  当然,黑非洲的绝大多数妇女还是非常讲究发型的。首先,她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脸形,设计和确定基本的发式。然后,从发式需要出发,将满头秀发划分成或方或圆的若干块,并确定把每块上面的头发编成什么式样的发辫。接着,在头发上涂抹油膏,有时还需要搀和上几缕丝线,以便编成自己所需要的发辫。最后,将编好的发辫或单独或串联,或挺立或匍匐,摆放成多种多样的花式,从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美妙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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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绚丽的黑非洲发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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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非,加纳不同年龄的妇女有不同的发型。妙龄少女一般都把头发梳成几十个直立的小辫,有如满头杈桠萌生,富有朝气。年过青春期的姑娘喜欢把头发梳成一道道紧贴头皮的发辫,然后将这些发辫扎成不同的样式,形同鱼鳞、谷穗或瓜皮,看上去大方雅致,引人注目。中年妇女则往往把头发梳成几十根又细又长的辫子,用黑线扎得结结实实,从头的四周垂下来,在阳光下光亮照人。加纳的小学生一般是平头短发,不作发型。但是,科特迪瓦的小学生则喜欢扎小辫,有的只有三两根,挺立在头的上前方,恰似羚羊角,显得活泼可爱。几内亚妇女往往先把头发编成许多小辫,然后排成各种形状。有的一根根冲天而立,整个头就像一个大刺猬。有的仿照当地盛产的香蕉形状,把发辫盘成圆圈,或紧贴在脑后,或覆盖在头顶。尼日利亚西北部的卡奴利族妇女喜欢将头发编成发辫后盘成帽状,高高地罩在头顶;东北部的富拉尼族少女大多喜欢将头发从中间分开,编成小辫之后,上部的在头顶缠绕,下边的则垂悬到脖颈,显得层次分明,优雅别致。也有人则将四周的头发剃掉,把头顶的头发编成小辫,辫梢缀上彩珠,或垂在脑后,或耷拉到面部,将面孔笼罩起来,显得娇羞可人。

  在南部非洲,津巴布韦的女子喜欢将头发擦上油,掺上黑线或白线,分成三股或四股编成发辫。一个人往往有上百条小辫子,或高高隆起,或悠悠下垂,妩媚动人。在南非,祖鲁族的姑娘留长发,梳辫子,并佩戴各种头饰。订婚后,她们将长发改成发髻,并穿上黑色的皮裙。结婚后,她们又梳起辫子。如果不梳辫子而留短发,则是表示对婚姻不满。同样是在南非,恩特瓦纳人中的成年男子都留帽子式的发型,而女子出嫁后也“嫁夫随夫”,蓄留同样的发型。

  在东非的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斯瓦希里语流行,斯瓦希里文化得到许多部族的认同。因此,最流行的女子发型也称“斯瓦希里式”。这种发型的做法,一般是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向两边梳理,编成一条条发辫,松散地垂向肩头;而过于绒细的头发则是从前到后分成若干块,每块编一个小辫,每个小辫都孑然挺立。无论哪种梳理方法,编成发辫后的头皮都自成一体,有的形同整齐的田垄,有的形同斑马的网纹,有的形同火爆的玉米花,有的则形同带蒂的早花西瓜。这种发式古朴端庄,多为中年妇女采用。年轻女子则经常是将斯瓦希里式发型稍加变通,把头发从上到下编成一条条发辫,辫梢续上青丝黑线,缀以五光十色的珠子。她们走起路来,明光闪亮,叮咚有声,显得明艳而俏丽。还有的女子超越斯瓦希里式,独出心裁,变换出各种难以统一名之的发式。有的发辫垂在肩头,形同随风摇曳的柳丝;有的挺立在头的两侧,形同巨大的问号或惊叹号;有的挽在头顶,形同一个玲珑剔透的花篮;有的跨越在头顶与脖颈之间,俨然一座精心搭成的小桥。凡此种种,无非是尽力在多端的变化中寻求新颖、奇巧和美感。

  广义的发型还包括头上的装饰品。在黑非洲,最流行、最时尚的头饰是头巾。据说,最早的时候,戴头巾是女子失去丈夫后致哀的标志。现在,戴头巾则成为一种最普遍的装饰。头巾的种类和花色不但繁多,而且包扎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在遮阳防尘的作用之外,头巾为许多女子增添了一种特殊的修饰美。其他的头饰,常见的还有珠子、木梳、角梳、发卡、鸟羽、鲜花。喜欢剃光头的马赛族和桑布鲁族的女子,头饰最多,也最艳丽。有的将一串串珠子编制成头箍,或正或稍微歪斜地佩戴在头上。更多的人将整个耳朵从上到下都缠绕上珠圈,悬挂上珠练。打磨精细的珠练从耳垂一直耷拉到肩头或胸前。同时,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颈项上悬挂着色彩斑斓的珠串,缠绕着五光十色的珠盘。珠盘大小相叠,一层又一层,一圈又一圈,将整个肩头覆盖得严严实实。对这些没有发型的女子来说,精致的头饰则成为女性美的主要标志。

  黑非洲女子做发型,一般是相互帮助。在城市的马路边,在乡村的芒果树下,我曾多次看到手拿木梳的女子,给自己的伙伴梳理头发,编制发辫,塑造发型。她们说,做一个发型,一般需要一两个小时,复杂的则需要半天时间。而为出嫁的新娘做发型,可能要花上一整天时间。通过做发型,姐妹们相互切磋,不但提高了各自的技艺,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情谊。当然,这些人还只能说是业余理发师。近二三十年来,从城镇到乡村,黑非洲出现不少大小不等的发廊。发廊的主人可以说是职业理发师。这些理发师都是女子,大多受过专门的训练。她们不但具有利落娴熟的理发造型手艺,往往还掌握一定的美容技术。她们引进和应用国外先进的美发和美容技术,结合当地妇女的天生条件和审美要求,创造出许多新颖的发型和发式,被称为“美的使者”。

  多彩多姿的黑非洲女子发型,展示的是黑非洲妇女对美的执着追求。她们既让人给自己做发型,自己也给人做发型。这正如我在乌干达结识的一位艺术家所说,黑非洲的女子既是美的展示者,也是美的创造者。

  (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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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非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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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编好这个集子,我的感受不是如释重负,而是在踏上又一个累人的征程。

  人们常说,要认识世界,感知人生,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曾心怀读书万卷之愿,但由于种种原因,书读得不多,留下无限悔憾。我本无行路万里之意,可在追寻与采写新闻过程中,近三十年来,跑遍全球五大洲,涉足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行程有几十万里。记录这些行程的,当然首属新闻报道,但时过境迁,而今皆成过眼的烟云,不值得收存。留下来的,除作为形象记忆的上万张照片之外,只有信手写下的一些随笔散章。这些“萍踪寄语”式的文字,涉及的主要是世界各地的山川、风情、历史、文化和人物。当然,行色匆促,也有好些东西看过听到,没有来得及付诸文字,只是作为记忆保存在脑子里。从编这个集子开始,我计划按照非洲、中东、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地域顺序,将已经形成和尚未形成文字的所见所闻梳理一遍。如有价值,将整理成篇,配以照片,陆续拿出来求教于读者。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七十多个篇什,写的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就是黑非洲。其中,有些是近年所作,有些则是一二十年前的旧作。这次编选成册,尽力对旧作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书中的部分文字和照片为我夫人戴惠坤贡献。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新华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鼓励与支持。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高秋福

  200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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