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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康跌入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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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9月28日

  星期三

  【冰点】从小康跌入赤贫2005年09月28日 00:15:15

  本报记者 包丽敏

  这是一段个人家庭的灾

  难史,是一个小康家庭因丧失医疗保障坠入深渊的故事。

  9月,27岁的中学教师马铸铭带着这段灾难史走进报社。他揣着一份名单,上面有5位完全不认识的记者。他挨个询问,前4位都不在。还好,第5位在。

  当记者听着他的诉说不自觉地点头,他竟激动地叫了起来:“哈,你听了还会点头!说明你还有同情心。你听了能点头,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

  当记者后来发短信告诉他决定采访时,他回复的短信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共有六七十个“谢”字。

  “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

  这是中国亿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居住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县城里,父亲,母亲,两个儿女。这个家庭1996年以前的记忆是惬意的。

  那时,马铸铭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整天想着怎么玩”,骑着一辆七八百元的带减震的山地自行车,游荡在县城里,出入游戏厅。当时时兴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他可以连续玩十三四个小时而不“毙命”。

  父亲马国林是一家货运公司的会计,并在一家日资小企业中谋了一份兼职。马铸铭直到现在还时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亲去跟日本老板谈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亲故意问:“你们猜,我谈了多少?”

  “最高不超过500块。”母亲王翠霞说。“你再使劲往上猜。”

  “800?”

  “1500!”父亲说。

  马铸铭一下抱住父亲的脖子:“是真的吗!?”“你听他的,骗人呢。”母亲说。

  这个家庭就这样搭坐上这个国家前进的快车。父亲的两份薪水,加上马铸铭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的几百元收入,以及母亲约300元工资,在全国城镇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个年头,这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经有36000元左右。“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王翠霞说。

  一家人梦想着,到2000年,可以买上一辆私家车。

  谁也没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灾难即将开始。

  1997年前后,母亲的尿液变得像水一样无色,无味,沫多。她浑身没劲,吃啥吐啥。经确诊,得了尿毒症。

  什么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么,马铸铭那时并不理解,“无非是要透析、吃药呗”。

  看病吃药,对这个家庭来说,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即使是家属生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一分钱也报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是,在这里,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

  “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公路段段长说,“从情理上讲,我们应该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工龄11年~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样糟糕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在2004年以前,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

  王翠霞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医疗保障。她并不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像她一样,渐渐失去了医疗保障。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看病吃药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肌体全紊乱了,”马铸铭说,“心脏开始积液,肺部、肝脏积水,全身浮肿,高血压,贫血……”

  “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1998年1月,春节前,父子俩揣着2万元,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诊断之后,大夫说:换肾吧。“那得多少钱哪?”“先交5万吧。”父子俩顿时傻眼:“这么多?!”医生说:“至少也得4万。”“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马铸铭后来说。“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自然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人们的工资以10~20倍的幅度上扬,医药费用却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涨。

  一下子,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20块钱一晚,真舍不得啊。”马铸铭说。于是,每天晚上,父子俩像“游击队员”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医院大楼里,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找地方睡觉。“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马铸铭说。

  大厅,楼道,水房,地下室,从1层到13层,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发慌,不能睡人。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

  这曾是极其爱好干净的人家。他们吃的黄瓜、菜花都会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进医院,马铸铭从来不用手触碰门把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顶开,然后侧身闪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马铸铭此时最喜欢的睡觉地方,是医院里堆放医疗垃圾的污物间。那里有将死人推到太平间用的推车,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安稳。

  直到除夕,父亲说:“过年了,咱上旅馆里好好睡个觉吧。”父子俩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张床,儿子白天去睡,父亲夜里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俩加起来在旅馆总共只睡过3天。

  1998年初,当王翠霞做完肾移植手术,他们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医院复查。接下来,这家人才真正发现,自己正滑向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原来换肾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没有尽头源源支出的药费!”马铸铭说。他拧紧了眉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为了不让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两瓶油状的药。马铸铭说,仅这一项,每月费用就要3400元。

  这个家庭同时还遭受着另一种动荡:马国林兼职的日资小企业倒闭了,货运公司彻底解体了。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国林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连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给了银行。

  那段时期,马铸铭偷过旅店的一块毛毯,后来又在一家医院偷过一床沾着血迹的被子。

  “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位中学教师低下头,“我穷,我没钱,我得活下去,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想得理直气壮。”

  他们没想到,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

  2000年前后,王翠霞体内植入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为肾脏已经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体内再度开始积液,每周需要透析。同时,由于植入的肾脏还在体内,抗排斥药也不能间断。每月的医药费,上涨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时期,我们家一下子彻底垮了。”马铸铭说。

  马国林尽管有中级会计职称,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帮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捡过破烂。但没多久,被一群联防队员连板车扣下,要查看身份证,并威胁要处以罚款。

  更紧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顾卧床的妻子,帮她量尿液,掐着钟点叫她吃药。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体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帮一家企业做过审计之后,企业给每个会计送了一张600元的购物卡。他考察了这家大商场之后,欣喜地跟儿子说:“这家商场的药店不错。”结果,这张卡全部买了药。

  渐渐地,马铸铭听到有人悄悄跟他说:“你知道你爸怎么跟人要钱吗?”

  他只知道父亲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却不知道,父亲一次次跪下给人磕头。

  在内蒙古筹钱,这位县城里体面的会计,在胸前挂上这样一块纸牌:

  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阳医院急需手术医疗费,敬请帮我一些钱,救救她一条性命!

  叩拜 谢谢!

  而在北京,当他对妻子说:“我上外面转转”,或者说“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说,“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实上,他却跪在北京的街头乞讨。

  经常,他早晨在家吃饭,然后找个借口离开,中午不吃饭,只带上冰糖充饥,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为了能将透析次数减到最低,她每天尽量少进食,挺着不喝水,实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里含着,然后吐掉,绝不敢往下咽。即使这样,她也需要每周透析一次,一次费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马铸铭当时一个月工资。

  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钱。父子俩没人告诉她。她问马国林,得到的答复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问儿子,儿子回答说: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这么难受了他也不来侍候我。”她那时这么想,看见丈夫她就生气。终于有一次她忍不住这样埋怨丈夫,并责问他: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丈夫这才捋起裤腿给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盖上黄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说。

  于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讨。等丈夫出门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门;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讨来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这才知道。从此,两人经常一起出门,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边,尽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会叮嘱一句:回去注意营养,好好休息。

  乞讨的生活并不容易。总有人瞟老俩口一眼,说:骗子吧?于是,马国林摊开他的会计证书和自学考来的大专文凭,摆上王翠霞的诊断书,而王翠霞则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针扎翻了的胳臂。

  他们的乞讨还剩最后一点体面:在马国林的面前,有三种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后两种是请人翻译的。不过,据马铸铭说,他的父亲通蒙文、俄文以及一点日文和英文。

  马国林当年的老师在多年后,还对马铸铭说起他父亲的优秀:“你的学习要赶上你爸就好了。”但马国林高中没有念完,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他们一家来北京之后,第一个游览的是清华大学。几年的乞讨生涯中,最大的一笔收入是一位小伙子给的20元。这位陌生的小伙子,马国林时常还会念起。

  有时他们在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乞讨,邻居们见到都心酸得远远避开。房东太太记得马国林曾这样对她说:“嫂子,我把脸皮抓一边去了。”

  马国林的家族在当地算得上体面。有人担心,马国林这样的举动,有损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马国林说。

  “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

  穷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难以想像。

  马铸铭说,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还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将就吃三天。除了油和盐,家里没有其他作料。房东太太看到他们把大白菜切了,只舍得搁一点点油,“真跟喂猪食一样”。偶尔来个客人,烧点肉食,就得到房东太太屋里借酱油。方便面吃完了,调料要省下来,用来炒菜。他们去捡别人遗弃的电话卡。每张卡,当卡里还剩一块多钱时,马国林就开始计算,总能想法将卡用得一分不剩。他们把邻居给的旧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只塑料袋,都仔细叠起来,绑好,小的用来装垃圾,大的用来铺桌面。

  在北京的几年,一家三口去过的旅游景点只有天安门和动物园,前者免费,后者门票2元。当马铸铭2002年将自己的新婚妻子带到北京时,他只带她去了景山,门票2元,可以俯瞰辉煌的故宫。他们至今还没有拍过婚纱照,尽管在当地只需要几百元。

  一年春节,儿子给母亲买了几只苹果。王翠霞舍不得吃完,给丈夫和儿子一人留了一只。“过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说。丈夫和儿子很听话地接过苹果。可是几天后,儿子又拿给她两只苹果。她一看,正是她几天前给爷俩留的。

  每到假期,马铸铭就到北京打工。他摆过地摊,打各种零工,教外国学生汉语。

  一次,他给一家公司扫描资料。他时常一天在电脑前工作16个小时,吃饭只花5分钟。半个月里,他一个人扫描完12年的资料,而另外两个同伙加起来只扫完9年的资料。“我一点不觉得累,我心里很高兴:我可以挣钱了!”马铸铭说。他觉得挺可惜,要是这家公司不管饭,将那10元盒饭钱折成现钱给他,那才好呢。

  因为,“每一分钱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肾脏,他的母亲又得了子宫肌瘤,还有阑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术,后者做了1次手术。“干脆在你肚子上装个拉链好了。”马国林对她开玩笑。

  她可笑不起来。在她将子宫切除后,医生让她接受输血。“我不输!不输!”她嚷道,“哪来的钱啊?我不要输!”

  2004年初,植入的肾脏彻底坏掉,父子俩决定让她第二次换肾。这一次,王翠霞拒绝治疗。这时,因为体内大量积水,她连睡觉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这样的举动让跟着马铸铭学汉语的一位韩国学生感到不解:“中国人真奇怪,为什么有病不去看呢?”

  马铸铭只能回答说:“这就是中国。”

  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家,生病的人们中约有一半不去就诊,医生诊断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中有三成没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你去给我买瓶安眠药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丈夫说。

  “那你买两瓶,咱俩一起死。”

  “我可不这么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挣钱,帮着孩子还债。”丈夫说。

  父子俩几乎是将她抬进了出租车,送到医院,做第二次换肾手术。他们感谢一位叫韩修武的医生,为他们减免了部分医疗费。当他们根本交不起2万多元手术费时,是这位医生担保先做手术再交钱。

  这笔钱,到现在也还没还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马国林却不能像他原先计划的那样,帮着儿子还债了。王翠霞换完肾后状况一天天好转,马国林却开始腹痛、恶心、吃不下饭。

  2004年4月底,儿子将父亲领到医院做了B超检查,医生诊断:胃癌晚期,连肝脏里都布满了癌细胞,最多还有一个月生命。

  儿子装作若无其事,打算瞒着父亲。但是一走出医院,父亲就用手碰了碰儿子,说:“铭子,你爸不傻。咱们赶紧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嘱一声:“不要告诉你妈。”

  邻居们看见他时常疼得攥紧拳头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时他疼得哭出声。夜里,他怕呻吟声影响妻子睡觉,妨碍她恢复,就到屋外溜达上一夜。

  儿子要给他买杜冷丁,但连这几块钱一支的镇痛剂,他也拒绝使用,儿子给他打点滴,他强行把针管拔出来。“他要把钱都拿去给我妈买药。”马铸铭说。

  半个月后,一家人收拾完毕离开北京回老家。出发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锅,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顿炸带鱼。

  1998年一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马国林是个富态随和的中年人,1米7的个头,体重约180斤。6年后离开北京时,他黄瘦黄瘦,像个垂老的人,体重不足120斤。

  几天后,马国林告别了人世。

  临去世时,儿子叫醒了他。他歪着脸看了儿子最后一眼,马铸铭看到那双黄色的眼睛,特别黄,他嘴巴动着,却说不出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眼睛滴出两滴眼泪,一滴没有流下,头歪着的这侧,眼泪缓缓滴了下来。“他是被压死的,”马铸铭流着泪说,“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风俗,人们将要给他穿寿衣,一种蓝色的袍子。但是马铸铭坚持一定要让父亲穿着西服离开。“就穿这个好看,”他说。是的,西服,皮鞋,衬衣,还有一个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领带。“就系这个吧。”马铸铭说。“真怀念以前那段时光,”马铸铭无限留恋地说,“那时父亲出去参加朋友聚会,都会穿上西服,系上领带。”

  马国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张医疗发票,总计40多万元。他还留下一包零钱,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这些见证了他的乞讨生涯。

  他留下了一个小本,封皮上写着“请您留名”,记载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笔钱,本子里夹着几张捐助人装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还留下了一万多元钱。

  他的遗嘱上写道:“一、全部家产用于妻子王翠霞的治疗上,儿子、儿媳孝敬母亲,否则不准继承产业,众亲友为证。二、丧葬改革,去世后不烧香,不烧纸,不烧花圈,废除一切传统丧葬习俗,丧事简办。”

  “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

  最后,马国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给了儿子。

  现在,每个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药费来维持。“我父亲去世也算是一种解脱,否则,他每天都会发愁。”马铸铭说。

  每次提起父亲的死,马铸铭就会连脖子根都涨得通红,语气里会充满怨恨:“为什么痛苦要让我们一个家庭来承担?”

  承担这种痛苦的,何止马铸铭一家。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个国家的城镇贫困户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贫。像一位社会学家所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马铸铭们便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甩出了前进的方阵。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钱。“有时候我想,摊上这样的丈夫和儿女,就偷着乐吧,可是心里就是难受,不知咋的。我总想,好好活着吧,别添麻烦了,可就是睡不着觉,有时候就想大哭一场。”她说。

  马铸铭说:“我爸这一生,注定是为我妈活的,我也是。这样说或者不准确,但至少我妈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总得让我妈活及格吧,怎么着也要活到60岁,现在还差3岁。加上我爸的4岁,至少还要让她活7年。”“我这个人活得其实挺窝囊的,没什么学历,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也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妈当作一个成就来做。”

  尽管马铸铭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则,对不起我的父亲。”他说。

  幸好,迟到的医疗保障终于还是来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尽管在当地这种医疗保险最高支付的限额只有9万元,但毕竟现在每个月可以报销药费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还得靠马铸铭“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饭,按时按点吃,因为我的身体绝对不能垮。”这个家庭的重压,从父亲马国林的肩头,转移给了他。

  站在阿旗县城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马铸铭拉着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说:“咱们也会有一辆轿车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强地笑了笑,“可是什么时候呢?”

  

  2005年9月28日

  星期三

  【冰点】从小康跌入赤贫2005年09月28日 00:15:15

  本报记者 包丽敏

  这是一段个人家庭的灾

  难史,是一个小康家庭因丧失医疗保障坠入深渊的故事。

  9月,27岁的中学教师马铸铭带着这段灾难史走进报社。他揣着一份名单,上面有5位完全不认识的记者。他挨个询问,前4位都不在。还好,第5位在。

  当记者听着他的诉说不自觉地点头,他竟激动地叫了起来:“哈,你听了还会点头!说明你还有同情心。你听了能点头,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

  当记者后来发短信告诉他决定采访时,他回复的短信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共有六七十个“谢”字。

  “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

  这是中国亿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居住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县城里,父亲,母亲,两个儿女。这个家庭1996年以前的记忆是惬意的。

  那时,马铸铭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整天想着怎么玩”,骑着一辆七八百元的带减震的山地自行车,游荡在县城里,出入游戏厅。当时时兴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他可以连续玩十三四个小时而不“毙命”。

  父亲马国林是一家货运公司的会计,并在一家日资小企业中谋了一份兼职。马铸铭直到现在还时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亲去跟日本老板谈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亲故意问:“你们猜,我谈了多少?”

  “最高不超过500块。”母亲王翠霞说。“你再使劲往上猜。”

  “800?”

  “1500!”父亲说。

  马铸铭一下抱住父亲的脖子:“是真的吗!?”“你听他的,骗人呢。”母亲说。

  这个家庭就这样搭坐上这个国家前进的快车。父亲的两份薪水,加上马铸铭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的几百元收入,以及母亲约300元工资,在全国城镇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个年头,这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经有36000元左右。“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王翠霞说。

  一家人梦想着,到2000年,可以买上一辆私家车。

  谁也没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灾难即将开始。

  1997年前后,母亲的尿液变得像水一样无色,无味,沫多。她浑身没劲,吃啥吐啥。经确诊,得了尿毒症。

  什么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么,马铸铭那时并不理解,“无非是要透析、吃药呗”。

  看病吃药,对这个家庭来说,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即使是家属生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一分钱也报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是,在这里,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

  “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公路段段长说,“从情理上讲,我们应该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工龄11年~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样糟糕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在2004年以前,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

  王翠霞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医疗保障。她并不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像她一样,渐渐失去了医疗保障。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看病吃药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肌体全紊乱了,”马铸铭说,“心脏开始积液,肺部、肝脏积水,全身浮肿,高血压,贫血……”

  “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1998年1月,春节前,父子俩揣着2万元,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诊断之后,大夫说:换肾吧。“那得多少钱哪?”“先交5万吧。”父子俩顿时傻眼:“这么多?!”医生说:“至少也得4万。”“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马铸铭后来说。“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自然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人们的工资以10~20倍的幅度上扬,医药费用却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涨。

  一下子,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20块钱一晚,真舍不得啊。”马铸铭说。于是,每天晚上,父子俩像“游击队员”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医院大楼里,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找地方睡觉。“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马铸铭说。

  大厅,楼道,水房,地下室,从1层到13层,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发慌,不能睡人。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

  这曾是极其爱好干净的人家。他们吃的黄瓜、菜花都会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进医院,马铸铭从来不用手触碰门把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顶开,然后侧身闪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马铸铭此时最喜欢的睡觉地方,是医院里堆放医疗垃圾的污物间。那里有将死人推到太平间用的推车,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安稳。

  直到除夕,父亲说:“过年了,咱上旅馆里好好睡个觉吧。”父子俩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张床,儿子白天去睡,父亲夜里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俩加起来在旅馆总共只睡过3天。

  1998年初,当王翠霞做完肾移植手术,他们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医院复查。接下来,这家人才真正发现,自己正滑向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原来换肾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没有尽头源源支出的药费!”马铸铭说。他拧紧了眉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为了不让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两瓶油状的药。马铸铭说,仅这一项,每月费用就要3400元。

  这个家庭同时还遭受着另一种动荡:马国林兼职的日资小企业倒闭了,货运公司彻底解体了。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国林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连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给了银行。

  那段时期,马铸铭偷过旅店的一块毛毯,后来又在一家医院偷过一床沾着血迹的被子。

  “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位中学教师低下头,“我穷,我没钱,我得活下去,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想得理直气壮。”

  他们没想到,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

  2000年前后,王翠霞体内植入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为肾脏已经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体内再度开始积液,每周需要透析。同时,由于植入的肾脏还在体内,抗排斥药也不能间断。每月的医药费,上涨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时期,我们家一下子彻底垮了。”马铸铭说。

  马国林尽管有中级会计职称,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帮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捡过破烂。但没多久,被一群联防队员连板车扣下,要查看身份证,并威胁要处以罚款。

  更紧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顾卧床的妻子,帮她量尿液,掐着钟点叫她吃药。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体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帮一家企业做过审计之后,企业给每个会计送了一张600元的购物卡。他考察了这家大商场之后,欣喜地跟儿子说:“这家商场的药店不错。”结果,这张卡全部买了药。

  渐渐地,马铸铭听到有人悄悄跟他说:“你知道你爸怎么跟人要钱吗?”

  他只知道父亲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却不知道,父亲一次次跪下给人磕头。

  在内蒙古筹钱,这位县城里体面的会计,在胸前挂上这样一块纸牌:

  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阳医院急需手术医疗费,敬请帮我一些钱,救救她一条性命!

  叩拜 谢谢!

  而在北京,当他对妻子说:“我上外面转转”,或者说“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说,“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实上,他却跪在北京的街头乞讨。

  经常,他早晨在家吃饭,然后找个借口离开,中午不吃饭,只带上冰糖充饥,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为了能将透析次数减到最低,她每天尽量少进食,挺着不喝水,实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里含着,然后吐掉,绝不敢往下咽。即使这样,她也需要每周透析一次,一次费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马铸铭当时一个月工资。

  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钱。父子俩没人告诉她。她问马国林,得到的答复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问儿子,儿子回答说: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这么难受了他也不来侍候我。”她那时这么想,看见丈夫她就生气。终于有一次她忍不住这样埋怨丈夫,并责问他: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丈夫这才捋起裤腿给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盖上黄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说。

  于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讨。等丈夫出门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门;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讨来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这才知道。从此,两人经常一起出门,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边,尽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会叮嘱一句:回去注意营养,好好休息。

  乞讨的生活并不容易。总有人瞟老俩口一眼,说:骗子吧?于是,马国林摊开他的会计证书和自学考来的大专文凭,摆上王翠霞的诊断书,而王翠霞则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针扎翻了的胳臂。

  他们的乞讨还剩最后一点体面:在马国林的面前,有三种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后两种是请人翻译的。不过,据马铸铭说,他的父亲通蒙文、俄文以及一点日文和英文。

  马国林当年的老师在多年后,还对马铸铭说起他父亲的优秀:“你的学习要赶上你爸就好了。”但马国林高中没有念完,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他们一家来北京之后,第一个游览的是清华大学。几年的乞讨生涯中,最大的一笔收入是一位小伙子给的20元。这位陌生的小伙子,马国林时常还会念起。

  有时他们在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乞讨,邻居们见到都心酸得远远避开。房东太太记得马国林曾这样对她说:“嫂子,我把脸皮抓一边去了。”

  马国林的家族在当地算得上体面。有人担心,马国林这样的举动,有损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马国林说。

  “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

  穷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难以想像。

  马铸铭说,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还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将就吃三天。除了油和盐,家里没有其他作料。房东太太看到他们把大白菜切了,只舍得搁一点点油,“真跟喂猪食一样”。偶尔来个客人,烧点肉食,就得到房东太太屋里借酱油。方便面吃完了,调料要省下来,用来炒菜。他们去捡别人遗弃的电话卡。每张卡,当卡里还剩一块多钱时,马国林就开始计算,总能想法将卡用得一分不剩。他们把邻居给的旧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只塑料袋,都仔细叠起来,绑好,小的用来装垃圾,大的用来铺桌面。

  在北京的几年,一家三口去过的旅游景点只有天安门和动物园,前者免费,后者门票2元。当马铸铭2002年将自己的新婚妻子带到北京时,他只带她去了景山,门票2元,可以俯瞰辉煌的故宫。他们至今还没有拍过婚纱照,尽管在当地只需要几百元。

  一年春节,儿子给母亲买了几只苹果。王翠霞舍不得吃完,给丈夫和儿子一人留了一只。“过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说。丈夫和儿子很听话地接过苹果。可是几天后,儿子又拿给她两只苹果。她一看,正是她几天前给爷俩留的。

  每到假期,马铸铭就到北京打工。他摆过地摊,打各种零工,教外国学生汉语。

  一次,他给一家公司扫描资料。他时常一天在电脑前工作16个小时,吃饭只花5分钟。半个月里,他一个人扫描完12年的资料,而另外两个同伙加起来只扫完9年的资料。“我一点不觉得累,我心里很高兴:我可以挣钱了!”马铸铭说。他觉得挺可惜,要是这家公司不管饭,将那10元盒饭钱折成现钱给他,那才好呢。

  因为,“每一分钱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肾脏,他的母亲又得了子宫肌瘤,还有阑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术,后者做了1次手术。“干脆在你肚子上装个拉链好了。”马国林对她开玩笑。

  她可笑不起来。在她将子宫切除后,医生让她接受输血。“我不输!不输!”她嚷道,“哪来的钱啊?我不要输!”

  2004年初,植入的肾脏彻底坏掉,父子俩决定让她第二次换肾。这一次,王翠霞拒绝治疗。这时,因为体内大量积水,她连睡觉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这样的举动让跟着马铸铭学汉语的一位韩国学生感到不解:“中国人真奇怪,为什么有病不去看呢?”

  马铸铭只能回答说:“这就是中国。”

  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家,生病的人们中约有一半不去就诊,医生诊断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中有三成没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你去给我买瓶安眠药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丈夫说。

  “那你买两瓶,咱俩一起死。”

  “我可不这么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挣钱,帮着孩子还债。”丈夫说。

  父子俩几乎是将她抬进了出租车,送到医院,做第二次换肾手术。他们感谢一位叫韩修武的医生,为他们减免了部分医疗费。当他们根本交不起2万多元手术费时,是这位医生担保先做手术再交钱。

  这笔钱,到现在也还没还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马国林却不能像他原先计划的那样,帮着儿子还债了。王翠霞换完肾后状况一天天好转,马国林却开始腹痛、恶心、吃不下饭。

  2004年4月底,儿子将父亲领到医院做了B超检查,医生诊断:胃癌晚期,连肝脏里都布满了癌细胞,最多还有一个月生命。

  儿子装作若无其事,打算瞒着父亲。但是一走出医院,父亲就用手碰了碰儿子,说:“铭子,你爸不傻。咱们赶紧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嘱一声:“不要告诉你妈。”

  邻居们看见他时常疼得攥紧拳头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时他疼得哭出声。夜里,他怕呻吟声影响妻子睡觉,妨碍她恢复,就到屋外溜达上一夜。

  儿子要给他买杜冷丁,但连这几块钱一支的镇痛剂,他也拒绝使用,儿子给他打点滴,他强行把针管拔出来。“他要把钱都拿去给我妈买药。”马铸铭说。

  半个月后,一家人收拾完毕离开北京回老家。出发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锅,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顿炸带鱼。

  1998年一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马国林是个富态随和的中年人,1米7的个头,体重约180斤。6年后离开北京时,他黄瘦黄瘦,像个垂老的人,体重不足120斤。

  几天后,马国林告别了人世。

  临去世时,儿子叫醒了他。他歪着脸看了儿子最后一眼,马铸铭看到那双黄色的眼睛,特别黄,他嘴巴动着,却说不出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眼睛滴出两滴眼泪,一滴没有流下,头歪着的这侧,眼泪缓缓滴了下来。“他是被压死的,”马铸铭流着泪说,“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风俗,人们将要给他穿寿衣,一种蓝色的袍子。但是马铸铭坚持一定要让父亲穿着西服离开。“就穿这个好看,”他说。是的,西服,皮鞋,衬衣,还有一个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领带。“就系这个吧。”马铸铭说。“真怀念以前那段时光,”马铸铭无限留恋地说,“那时父亲出去参加朋友聚会,都会穿上西服,系上领带。”

  马国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张医疗发票,总计40多万元。他还留下一包零钱,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这些见证了他的乞讨生涯。

  他留下了一个小本,封皮上写着“请您留名”,记载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笔钱,本子里夹着几张捐助人装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还留下了一万多元钱。

  他的遗嘱上写道:“一、全部家产用于妻子王翠霞的治疗上,儿子、儿媳孝敬母亲,否则不准继承产业,众亲友为证。二、丧葬改革,去世后不烧香,不烧纸,不烧花圈,废除一切传统丧葬习俗,丧事简办。”

  “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

  最后,马国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给了儿子。

  现在,每个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药费来维持。“我父亲去世也算是一种解脱,否则,他每天都会发愁。”马铸铭说。

  每次提起父亲的死,马铸铭就会连脖子根都涨得通红,语气里会充满怨恨:“为什么痛苦要让我们一个家庭来承担?”

  承担这种痛苦的,何止马铸铭一家。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个国家的城镇贫困户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贫。像一位社会学家所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马铸铭们便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甩出了前进的方阵。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钱。“有时候我想,摊上这样的丈夫和儿女,就偷着乐吧,可是心里就是难受,不知咋的。我总想,好好活着吧,别添麻烦了,可就是睡不着觉,有时候就想大哭一场。”她说。

  马铸铭说:“我爸这一生,注定是为我妈活的,我也是。这样说或者不准确,但至少我妈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总得让我妈活及格吧,怎么着也要活到60岁,现在还差3岁。加上我爸的4岁,至少还要让她活7年。”“我这个人活得其实挺窝囊的,没什么学历,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也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妈当作一个成就来做。”

  尽管马铸铭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则,对不起我的父亲。”他说。

  幸好,迟到的医疗保障终于还是来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尽管在当地这种医疗保险最高支付的限额只有9万元,但毕竟现在每个月可以报销药费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还得靠马铸铭“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饭,按时按点吃,因为我的身体绝对不能垮。”这个家庭的重压,从父亲马国林的肩头,转移给了他。

  站在阿旗县城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马铸铭拉着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说:“咱们也会有一辆轿车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强地笑了笑,“可是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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