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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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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PART 1沈昌文:一场神经病(图)(1)

  沈昌文 1931年9月生于上海。从1945年3月~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后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1992年7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退居二线,1996年1月退休。

  现在出版界盛说"品牌"。我辈有时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维护"品牌"的从业者行列。其实,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的出版学徒,长期以来,何尝有过"品牌"观念。我们只知道听上面的话,不出上面不中意的书刊。你去自创一个什么东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岂不是自找麻烦,自讨没趣?

  这种观念,我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上世纪80年代起编《读书》杂志,"品牌"说似乎稍稍有点露头。但愚鲁如我,直到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光景,才开始想到:在那个叫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该自己设计一点该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虚度六十又一,已经不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了。这时觉得自己不妨"罗曼蒂克"一些,又仗着新领导的纵容,于是斗胆写了一个意见,报送各方。意见第一段谓:

第一部分:PART 1沈昌文:一场神经病(2)

  "中国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务、中华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说。三联书店更是以刊物起家,无论本店图书出版之盛衰,几大刊物(尤其《生活》杂志)总是由店内主要负责人亲自主办和竭力维持,使之成为本店的一种"门面"和联系读者之手段。本店之三个名称("生活"、"读书"、"新知")即为三种杂志之名称,是为明证。据说,胡愈之(一九四九年后的出版总署署长,三联书店创办人之一)始终认为出版社应以办刊物为重点,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实现为憾。一九七九年筹备恢复"三联"建制之际,先以恢复《读书》入手,迄今十三年,看来也是成功的。因是,无论从传统经验,还是从当前实践看,出版社办杂志都是必要的(有些国外经验也许更可说明此点)。"

  写这段话,是读了不少文件特别是店史以后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于是突然头脑更加发热,居然提出立即要办十个刊物。当时设计的十种是:

  (1)《时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新现象展开多角度、多侧面、多学科的报导和分析,侧重点放在促进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长之基点上。这实际上是《生活》杂志的现代版。如果主管机关允许重用《生活》刊名,则更佳。(2)《开放经济》(旬刊)--对外报导中国经济之发展,对内指导中国读者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即使人们懂得经济事务之重要以及操作、运行之道,又要防止人们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阅读的大众性刊物,继承《生活》杂志的优秀传统,用亲切的语言以通信形式为群众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种种疑难。(4)《读书快讯》(半月刊)--《读书》杂志之通俗版,着重在培养读者对书刊的爱好和兴趣。(5)《译文》(月刊)--适应开放改革之需要,译述国外政经学术文化之重要文章,让中国读者了解域外最新信息。(6)《东方杂志》(月刊)--如"商务"暂不拟举办,拟由本店接手,敦请陈原先生主编。如商务不拟让出此刊,则易名为《新知》杂志,性质仍为综合性的高级学术文化刊物。如果陈原先生俯允,还以他主编为好,因他原是"新知书店"旧人,有此因缘,较能贯彻"三联"传统。(7)《艺术家》(月刊)--介绍和鉴赏中国文物及艺术精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人生活品位。(8)少年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9)艺术摄影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以上九种,加上三联书店原有的《读书》,合共十种。拟在2-3年内次第实现。"

  这种设计,说实话,即使实现,也只是我的"遗嘱"。在我本人说,自己"下岗"在即,自然是一个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这个设想,托人情,走门路,处处请托关说。结果不少人看了觉得是匪夷所思,简直是神经病。几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才从神经病稍稍回到现实,把计划改为出版三种刊物:《现代生活》(月刊)、《经济生活》(半月刊)、《新潮生活》(周刊)。于是上报。又经周折,最后落实为一种,即《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作为高级秘书捉刀写成的申报办《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刊理由"是:"本刊为邹韬奋同志创办的声名卓著的《生活》杂志之现代版,以此向海内外表明:《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光明正大,有道有理。这个计划总算批准。于是,到1995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出刊了。

  要说明的是,三联书店早有恢复《生活》杂志的意愿。1980年至1981年,即已开过一些座谈会,还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试刊。

  90年代末,在自己临近全面退休之前,大发了一场神经病。凑着好时光,因着三联书店新领导的敢于承担风险,总算因而让我们有了一个好杂志,让三联书店由此可以对外宣称:"《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话翻译成时髦的语言,无非是说:我们维护住了一块历史品牌。

  现在,谈"品牌"不再是发神经病了,也许不要"品牌"反而成了神经病。时至今日,我经常想起管理学大师杜鲁克的主张:不去算旧账,赶紧往前看,去创造更多的机会。按时今的说法,就是创造更多的品牌。

  这个期望落在时下在三联书店秉政的诸君子身上,特别是《三联生活周刊》身上了。

第一部分:PART 1董秀玉:期望时代大刊(图)(1)

  董秀玉 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任校对;197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任编辑;1978年下半年参与《读书》筹备,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1986年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1987年底赴港,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2002年9月退休。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号上,我写过一则"编者手记":

  "在韬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大日子里推出的这本《三联生活周刊》,是创刊,也是复刊。

  "六十八年前韬奋先生创办并主持的《生活》周刊,与生活历史共鸣,积极反映了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复刊。坚持这个方向,是我们的宗旨。

  "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这是我们的幸运。如何从老百姓最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照出这个时代,反映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课题,提供人们崭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资讯,当是我们最需努力的关键。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粮食。这就需要创新,要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

  "在这历史的承传和时代的创新面前,我们惶惶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希望作为一个共同的事业,一起来办成一份百姓自己的刊物。"

  这基本反映了我们的办刊思想,是当时穷得叮叮当当、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人的雄心壮志。

  当时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账无余款。但我们分析市场,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周刊形态已是发展的必需,而当时除了《瞭望》,并无其他现代性很强的文化性新闻性周刊;分析我们自已,我们有最佳的品牌优势,有老同志的支持,有当时社委会的一致意见,更有学术文化界朋友们的实际支援,在资金方面也有争取外援的可能;再则,从三联的发展战略说,这也是冲破三联困境的关键一大步。我们只能,也必须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决心好下,但执行过程之艰难曲折却难以想像。创刊、坚守和正式转为周刊是三个关键时期。

  创刊阶段,在钱钢带领下大腕云集,创意无穷。从1993年3月批准刊号,钱钢进入,到1994年3月迁入净土胡同前,在当时三联窝居的大磨坊楼上的平台房里,日夜灯火通明、热火朝天。制订规划、招聘记者、职业培训、"空转"试刊……,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虽然这以后由于资金中断等种种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这一年的工作明确了办刊思想、搭好了架构、锻炼了队伍、熟悉了出刊的各个环节,不少栏目不但十年来仍在沿用,连外刊都在借鉴。尤其在媒体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这是一个情况多变的守护期。这期间试过几位主编,换过两茬投资者。真正做了实际工作的是杨浪。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讲代价地接下了重任,编了一期试刊、五期正式出版的周刊,最后亦终因资金问题而休刊。

  三联书店的文化精神从来是开放的、包容的,也坚持用人必须不疑,刊物必须是主编负责制。在方针确定以后,总编只管提供平台,解决困难,协调关系和终审稿件。主编应该有最大的自主空间。也因此,我们才有这样的幸运,能聚集那么多的师友、同志来和我们一起创编这份刊物。但我也犯了一个大错:从一开始就主观地想请两个主编合作,一个新闻专长,为主编;一个文化专长,为副主编。结果组合了几次都完全失败,也伤害了个别主编,如朱正琳,我一直深感内疚。

  分出经营的这一块,与社会资金合作。生活周刊应该是做得相当早的。当时一方面自己没钱,同时也想尝试用广告来养刊物。我在香港时就调查了很多刊物,都是这种模式,我以为这是值得尝试、对周刊一定会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广告一定不能制衡我的内容。编一本三联自己的周刊,是我的基本点,这一点,丝毫也不可动摇。

  经营模式的改变,资金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功能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变化,在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为自己争得了一点自由,这对周刊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当然,投资方的情况也很不一样。第一任投资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颗粒无收,我觉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资方撤走则是因观念不合,在内容上我们不肯让其干预。第三任则是他们本身的资金出了问题。而每一次的问题又都牵涉到编辑队伍的稳定,因此这条路真是走得十分艰难。杨浪走后几个月,一次在机场遇见,他过来招呼,说:"前几天我妈还在问:你们老董还在坚持着哪?!"我们大笑。

  可是过后想想,心里也有点不好受。为办这个周刊,我们头上顶着雷子,因为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政策还不清晰;资本未有回报,心里也觉歉然;平台不够稳定,更有负主编和年轻的编辑记者;在社里,由于周刊是体制外的经营方式,工资待遇等与社内不同,也必须向员工解释、做好工作;对社委会,为了不混淆两种体制的经济关系,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花在周刊建设上,不但我自己,而且连社里,都不许花周刊的一分钱。所以当时就有人问我:既然各方面都没好处,你还干什么?我苦笑,可是心里总存着期许:或许再咬咬牙,过了这道坎,前面就是曙光!也有朋友笑我还做着印钞机的梦,我告诉他们:"是的,好的周刊就应当是印钞机。"

第一部分:PART 1董秀玉:期望时代大刊(2)

  三联品牌对一些有着文化情结的投资方还是有影响力的。第四任投资方在1995年8月后开始进入。为此,我十分紧张,再三再四地讲困难、讲问题、讲风险,当然也讲我们的原则。希望他们能想清楚再进入,决心进入就需相对稳定。周刊再也不能折腾了。

  作为第三任事实上的主编(真正编了杂志的),朱伟受命于危难之中。朱伟的进入,使周刊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时期。这个阶段,朱伟、方向明、潘振平三位都功不可没。

  朱伟面对的状况十分复杂,既有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础,又有这两年多风风雨雨造成的诸多问题和媒体的种种猜疑。这比接手一个新杂志要困难得多。但朱伟做到了,不但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将刊物持续出版,而且在几个重要关头,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将刊物按时出版,并获得很大的好评,1999年即开始赢利。尤其在将双周刊转为周刊的过程中,竟也是从容过渡,第一年几乎就能打平,其编刊创意与经营方面的学习能力俱佳,实在是十分难得。

  方向明是前任的经济主笔,早就是"中青报"《经济蓝讯》的大牌记者和主编,写的企业报道扎实、深入,经济分析中肯、透彻,又极有故事。是中国企业经济报道中最佳、最犀利的一支笔。在朱伟重组队伍的过程中,我了解朱伟最为陌生的是经济这一块,我们都十分希望方向明能留下来。虽然当时他还有更好的去处,虽然留下来前途难测,但是他毅然同意留下协助朱伟把刊物搞起来,不讲价钱也不提条件,十分仗义。《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年最好的封面文章大多是经济的,方向明对《三联生活周刊》的成功发展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周刊的运作和发展,当时社委会也下了大决心,派潘振平去担任周刊副总编,专门负责周刊日常工作。潘振平是三联最优秀的编审,又是个包容性很强、很大气的人,观察处理问题思路清晰,能把握关键。对当时重建中的周刊的方向把握、选题创意、关系协调和经营管理等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潘振平是低调的,他从不诉苦告状上交矛盾,他是周刊的凝聚力的保证。

  最后的关键是2001年周刊的转型。双周刊转周刊绝对不仅仅是时间的压缩,它是一个新刊。从资金投入到定位到运作等等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从主观上讲,最好再推后一两年转,会较为稳当;但从市场看,必须马上转,否则就要失去先机。可是投资方首先反对,由于资金困难,决定不投资做周刊。其次,内部反对声也不低,因为1999年、2000年好不容易已经赢利,转周刊后又要亏上两年。好心人还提醒我:"你马上要退休,转周刊的话账面上又是亏损,不好看。"这确是事实,但为了周刊的长远利益,真是顾不得了。遂决定引进第五任投资方的资金转周刊,做最后一搏。这一搏与前不同,心里已开始有底,广告在不断增长,广告商对周刊已颇有信心。

  由于前任投资方的合约还有半年,便商定先以借款方式进入,一千多万的借款一方面支持转型周刊,同时也准备偿还前任投资方的投资款(我心里一直惦着我们困难时他们给予的帮助,现在他们有难,我们也不能袖手。因此借款中包含了这一部分,但后因对方索价过高,难以同意,演成官司。在这里不赘)。准备等合约期满,再做正式合作方案。

  实际上朱伟把转型工作做得很好,只第一年略有亏损,而转成周刊后的广告量却大增。我退休前虽然周刊账面上还有少许亏损,实际手上三年的广告合约已达数千万元。为了周刊的长远发展,下决心2001年转周刊的这一搏是绝对值得、绝对应该的。

  现在三联杂志(尤其周刊)的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图书,但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才开始了一小步。我们期刊群的计划尚未完成,周刊作为一个时代大刊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周刊的十年,我们历经了众所周知的艰难曲折,没有对文化的坚守和执着,没有对事业的理想和热情,没有全体同事的团结和努力,没有朋友们的爱护和支持,我相信,就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真应该向每一位支持过、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同事和读者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衷心感谢为周刊做出贡献的每一位。

  周刊的十年,又将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新起点。从现在开始,十年的成绩和优势已成过去,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问题和差距,明确今后的目标和策略,向着新的未来,向着更高的理想,为了办出一个真正的时代大刊,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衷心祝愿!

第一部分:PART 1钱钢:德国记忆(图)(1)

  钱钢 现为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1979年起开始职业新闻工作,曾任《解放军报》记者部负责人,参与创办《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三联生活周刊》(任执行主编)。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总策划(1996~1998),《南方周末》报常务副主编(1998~2001)。作品有《唐山大地震》、《海葬》、《留美幼童》(与胡劲草合作)。

  1993年秋天,潘振平、宁成春和我作为"三联"的考察者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生活了近一个月。这是我操作新闻周刊的"蒙学课"之一,若干情景,恍然如昨。

  封面故事:俄罗斯危机

  有两名警察在莫斯科街头被杀。

  我在刚刚入住的宾馆看电视,时差的原因,过了午夜仍未入睡。已经是10月3日了,是个星期六。俄罗斯发生了总统与议长的激烈争议,CNN一直在直播莫斯科街头的骚乱。我看见了莫斯科电视台前聚集着对峙双方的支持者,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布置三联书店的展台回来,晚上21∶52,我看到了开枪。

  10月4日晨,我边看电视边记日记:

  现在是巴黎时间5∶50,莫斯科时间7∶50,天已放明,大批坦克进城,卡车,燃烧的黑烟。坦克已经布置在白宫前,有零星枪声。一个足球场。7∶52,路边停满卡车,有面包车开过。楼房沐浴着金色的霞光。坦克撞开了足球场边的铁网。

  当天晚上,我从电视里看见俄白宫大火。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被押上汽车。电视镜头重放坦克炮击白宫。据称白宫内死500人。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支持叶利钦渡过危机。

  10月7日,我在书展买到刚刚出版的德国周刊《明星》(《STERN》),封面故事为《叶利钦的苦胜》,报导了前一天方结束的莫斯科危机,封面图片是愤怒挥拳的叶利钦和炮火硝烟里的俄罗斯国旗。报道中最新的内容(文字、图片)是10月6日也就是一天前的。

  我立刻想到我们的《三联生活周刊》。那时我们常常问,如果周四某地发生特大爆炸,我们周六上摊的刊物可能把这一新闻做封面吗?那时封面做图很难很慢,杂志印出后还要留足"焗"干的时间。捧着《明星》,我叹服那种做新闻的状态。

  无意中进了贝塔斯曼

  我们去汉堡访问《明星》周刊。《明星》当年曾因刊登了伪造的《希特勒日记》而对全世界现丑。不过在1993年的德国,它仍然是和《明镜》齐名的新闻周刊。

  《明星》的办公地点,在一幢舰船式的建筑物内。我们和总编辑交谈,观看组版编辑的工作,参观资料库,还在职员餐厅美美享用了一顿午餐。

  他们的图片库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既有满架的图片,分类细致;更有电脑管理的图片档案。而后者在当时还是很时髦的。他们轻易地调出"北京"、"邓小平"等分类的摄影作品,不时把我的念头拉回到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周刊资料室"。

  我们被领到放置历史资料的屋子,那里有创刊之初的老杂志。《明星》的总编辑告诉我们,"二战"后,汉堡由英军占领。1948年,英军占领军司令发布一个通告,称谁愿意创办一份鼓吹民主的杂志,他就会批准出版。结果有一个年轻人说,我愿意。那人于是当了《明星》的总编辑,一口气干了40年,在我们去德国的不久前才退休。

  从一个深深的大抽屉里,现任总编辑抽出《明星》创刊号。非常的薄,纸张很黄(不知当年就这么黄还是变了色),没有彩色,封面用了一幅木刻。他又抽出几期,说那时的杂志上有许多黄色的内容,随着读者日众,严肃的内容也渐次增多。

  1993年的《明星》周刊,已经是一份有200多页的大刊物。无数期刊物的封面,被制作成小图,密密麻麻地布满总编辑办公桌背后的大墙,真是壮观。老总编辑已经退隐乡间,在那里,他办了一个小博物馆。

  《明星》的图片非常棒。我们在德国的日子里,他们有一期刊物的封面故事是关于中国的--《一个孩子变成了神》。封面金碧辉煌,是孩子的头像。说的是一个8岁的小活佛(即17世噶玛巴)的故事。他们使用了大量图片,据说曾派出一支摄影队在西藏采访拍摄多日。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小活佛在玩遥控汽车。

  在《明星》杂志同一座楼里,我们还看见另外一份图片精美的杂志《GEO》,即德国《国家地理杂志》。我们背着一堆精美的杂志和其他资料回到北京,仔细"判读",才发现了那个了不得的名字:贝塔斯曼。原来那座舰船式建筑,竟是贝塔斯曼的汉堡总部,那里有许多杂志,有出版社,还有电视台。出访前的案头做得还是不够,我们一心想着周刊周刊周刊,无意中进了一趟传媒帝国。

第一部分:PART 1钱钢:德国记忆(2)

  龙应台和《三联生活周刊》

  龙应台是沈公和董秀玉的朋友。行前董秀玉对我们说,在德国有什么困难,就去找龙应台。她会帮你们。

  第一次见龙,是在书展展厅。她匆匆来去,我和她甚至都来不及互相介绍。说来丢人,我们要她帮的忙,是订回程机票。所以我们后来又坐"S"列车(轻轨)去她住的远郊小镇"空堡"取票付账,我们好像拿出了500马克的大钞,让用惯信用卡的龙十分好奇。而我则对她的好奇感到好奇。潘、宁先期离开德国后,我再去"空堡",想和龙应台谈谈周刊。

  "空堡"是"二战"后盟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美丽幽静。我下了列车,刚出小站,一辆红色轿车便无声地"滑行"到身边。"安安,叫叔叔",龙的台湾国语,"叔叔"发第三声。

  这是个下午。据说和每一个下午差不多,龙应台要接送大儿子先去踢球,再去看电影;要从幼稚园接出小儿子,再陪他到图书馆借书。然后是给孩子们做晚饭,不是两个,是四个,邻居家两个要例行加入。龙一直忙到晚上9点,开始命令三个孩子就寝(邻家女孩也喜欢住这里,带了牙刷和睡衣来)。每一天,当小家伙们很快发出鼾声后,龙开始她的彻夜写作。

  这晚,她和我谈周刊。她把一大堆《明星》抱到沙发旁,斟上两杯葡萄酒,开讲。我请她从杂志的编辑部人员名单讲起,给我讲解栏目设置,讲解各类报道的比重,讲解定价,讲解夹在杂志中的广告,当然我最关心的是封面故事和社评。

  记得当时,我对封面故事安排在杂志的哪个位置极感兴趣。我当时已经明白,国外的杂志都不会把封面故事放在最前,但什么是它的最佳位置?是不是要处在一个黄金分割线的部位(即刊物的约前1/3处)?在这道大菜的前面,应该放什么样的内容?开胃酒?

  龙应台详尽地解释一切。我看见许多封面在揭露黑幕,也有的封面故事是编辑部"制造"的,如由《明星》编辑部发起全球性的对阿富汗难民的援助,事情做得很大,当然也成了杂志卖点。

  我们谈到凌晨。早上,几乎没睡多久的龙应台开车送孩子上幼稚园、上学,而后要赶往慕尼黑开会(半天的火车车程)。于是我也和她同行,在火车上继续讨论周刊。从"空堡"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到斯图加特。她还向我介绍了《明镜》和《焦点》。后者是慕尼黑的一份创刊不久的周刊,很注重科学题材,设计也很新颖。我在斯图加特和龙道别。一是不得不下车(次日要飞回国),二是我想看一看斯图加特,两个月前,王军霞刚在这里拿了万米世界冠军,我们刚刚以此为题材,在香港做过一个模拟的《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许多年后,在《三联生活周刊》总编辑办公桌背后的墙上如果要布满杂志封面小图,这应当是最早的一幅)。

  那一天很冷。我独自徘徊在斯图加特街头,咀嚼着数日来的见闻,怀着憧憬,跃跃欲试。

第一部分:PART 1陈西林:我的三联生活(图)(1)

  陈西林 来《三联生活周刊》前任《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助理,《周末版》主任。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时担任艺术总监。现任香港《红色资本家》总编辑。

  我的三联生活一

  在《三联生活周刊》,我最早接触的"三联人"应该是董秀玉了,尽管她当时是三联书店总经理,但对我来说,她更像一个大姐姐。董秀玉总是在鼓励我去做一些新的事情,以至后来我开办"漫画公司"后,她仍旧在帮助我,她帮助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漫画书籍,尽管与她想象相去甚远,但她还是出版了。

  为了改变我的漫画风格,董秀玉曾带我去见王蒙,那天下午在王蒙家中小院里,两位长者帮我分析了各种风格的可能性,后来董秀玉让王蒙在他全集中选一本适合作漫画脚本的文集,让我带走,但我最终任流而去,以致现在没有多大长进,回想起来多少有点愧对大姐。

  我当时在《中华工商时报》,报纸编辑相对图书编辑应该算是粗人了,这让我很难体会董秀玉对《三联生活周刊》那种细腻的感情。我当时被委派的工作是《三联生活周刊》艺术总监,现在想一想,我根本无法胜任这个位子。

  但董秀玉却始终认为我能做好。我们交流时,最让我惊讶的是她言辞中的多重含义,比如当她在审定我的一个设计时,看后会笑着对我说"有机会,我会安排你到德国书展去看一看的。"

  我瞬间明白了她话中的另外含义--首先她告诉我这个设计不行;其二她告诉我需要把眼界再放开些;其三她在说你能做得更好。我是一个不喜欢冲突性交流的人,那样只能搞坏心情。我喜欢和董秀玉这种暗示性交流,它让相处变得平滑圆润,多少有些禅味。

  董秀玉是一个苦行的旅人,可以说《三联生活周刊》早年创刊所有的苦都让她一个人吃遍了--上司的看法,下属的抱怨,同事的争吵,朋友的反目,还有投资人的坚持、合作者的离去。但她在这种情境下描述起《三联生活周刊》时依旧几如梦幻。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在聊《三联生活周刊》形式定位,她说着说着突然找不出词儿了,对着窗外枝枝蔓蔓看了半天然后笑起来,镜片后的眼睛长久地在笑--片刻,我似乎感觉到了她想像中的《三联生活周刊》,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帮她完成设计。

  我的三联生活二

  我加盟《三联生活周刊》时是"钱钢时代"。

  我对钱钢有种辈差的困惑,我们同住一个大院,他和我父亲是同事,都在解放军报社工作。记得有一年钱钢去上海出差,我父亲托付他去看我妹妹陈燕妮,燕妮那时正在上海读大学。不久,燕妮从上海打回电话说,见到钱钢啦,一起在锦江饭店吃的饭。父亲说,什么钱钢钱钢的,为什么不叫钱叔叔!燕妮说,他太年轻了,我叫不出口。父亲骂了起来,没大没小,再年轻你也得叫叔叔!燕妮在电话那头被骂哭了,我在隔壁房间窃笑。

  这回轮到我了。说实在的,我一直没能找到对钱钢合适的称谓,于是除了偶尔随大家叫两声"钱钢"外,更多时候都是在用"你好""来啦"等语言作为起始句,好在钱钢对此并不在意。我和钱钢的合作早于《三联生活周刊》,是在他走马《地震报》时,那时他手笔很大地将《地震报》改成《减灾报》,我加盟了他的改版阵容,钱钢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在《三联生活周刊》几乎不用磨合,我便适应他的工作方法--全景式操作。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批编辑是我们一起挑选的,门外候着等待面试的应聘人,钱钢一个个叫着名字,每过一个人,钱钢都会同大家交换意见。看着一张张毫无世故充满理想的脸,我想,我们当时更多的是凭直觉的好感。然而看到这些当年的新人今天很多人都成了新闻业界的腕级人物时,多少有些欣慰。

  钱钢办刊有一种军队作风,因为当时正在等待资金到位。于是钱钢开始了他对编辑的培训计划,虽不出刊,但一切程序都按周刊出版运转,什么时间编前会,什么时间采访,什么时间交稿,什么时间结稿,一切按部就班。杨迎明戏称这是"水军旱地操练"。我觉得这更像是"新兵连生活",钱钢试图按自己的理想打造一支"钱家军"。

  钱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很难想像这个皮肤白皙举止规矩的书生竟有着如此大的热情和能量,这不仅因为他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唐山大地震》,也不仅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成为军队师级干部,而是他个人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离近了就会被吸附。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先行的老师与愉快的合作者。

  钱钢的眼神有些哀怨,笑起来略带害羞,但他的视线永远瞄向的是硬朗朗问题。

  我的三联生活三

  陶泰忠是和钱钢结伴而来的,此前他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当时是《三联生活周刊》行政总管,他有张含蓄的笑脸,看不出是大高兴还是小高兴,但这张脸你一看便有一种安全感。

  "水军旱地操练"期间,钱钢要求《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设计要加入"操练",陶泰忠踱步到我跟前,小声问需要什么?我说,喷笔。多少钱?四千多!不一会儿我就拿到了支票。

  当天晚上《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设计开工了,不料喷笔的马达声惹恼了我太太,太太属于那种天下都是亲人惟独老公例外的女人,连我咳嗽一声她都怕惊扰了邻居,宁可用手把我活活捂死在床上。社会学家说这种女人的概率是二十五亿分之一,我中了头彩。

第一部分:PART 1陈西林:我的三联生活(2)

  后经协商,为了防止马达过响,必须用棉被包裹,为了减少马达与地面的共震,必须有人抱着。因为我要设计,这些事全由太太承担,那一夜我工作了七个小时,也见到了世界上最难看的睡觉的样子,有人居然能抱着一台隆隆作响的马达站着睡着了。

  封面设计稿出来了,第二天的编前会如同联欢会,众人品头论足。很多人都自称是艺术鉴赏家,但从来就不给个明确指示:"再雅点就好了","再市场点就好了"--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做了近三十个方案,以至每次编前会后看看封面方案成了习惯。

  直到有一天,当我看到身边抱马达的那个人面色青灰,几如清东陵吞金灌银的宫女一般时,才想起应该学会爱惜"私有财产"。好在是"水军旱地操练",谁也没计较。

  陶泰忠可能因好久没看到新封面了,总觉缺点什么,有一天他又踱到我跟前问,还需要点什么?我当即一身冷汗。

  现在喷笔还在我家,我想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公产,找机会还得给抱回去。

  我的三联生活四

  "钱钢时代"有一种非常的欢乐,当时媒体各路名角的登场让这个舞台变得华丽无比。

  胡舒立永远处于极地状态,和她工作一天所聆听的"教诲"要超过一个儿童十年的教育期,在她面前我庆幸自己天生口吃,听就是了。她的观点和语言犀利得足以断头,她永远要重新诠释这个世界。她的几本新著都是我给做的封面,设计前她要求我必须先阅读书稿校样,所以对她的"教诲"我总比别人早半月,差一点成了她的"入室弟子"。后来听说她被一家外刊评为"亚洲最狠毒的女人"时,万分惊讶,不是为胡舒立而是为编辑的好眼力。然而,另一个胡舒立却是很少有人见到,一件顺心的事或者一碗好吃的面都能让她的笑容里充满了童趣。

  杨浪极具亲和力,同时唱得一口好歌,每每卡拉OK我总喜欢尾随其后,在他的专业级歌声下哼哼唧唧一阵,然后共同迎接雷雨般的掌声。天长日久杨浪看出了我这种狐假虎威的乐趣,只要他上台准要招呼上我,有人说我在台上比杨浪投入多得多,以至后来竟让我有了错觉,一次独自冲上台去,开口刚两句就被满场唏嘘哄了下来,让我郁闷的是这首歌我和杨浪合作过几百遍,每次都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几回返场,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实施进军歌坛的计划了。

  毕熙东是一位体育评论家,八十年代他在《中国青年报》为我开辟的漫画专栏,连推带搡改变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们又一起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一次编前会后,他送给我一条小黑狗,从此我便有了繁重的家务事,我经常牵着这只小串秧在街头寒风中瑟瑟,我给小狗取名叫"查理",因为小狗东家说它的出身是英国贵族。后来没想到"查理"竟成了我和王朔《狗眼看世界》书中的主角。说来也奇怪,毕熙东几个漫不经心的动作,竟都成了我人生的历史拐弯处。

  杨迎明是个有才气的写家,每天都会在编前会上抖出各种包袱,鸡零狗碎的事一过他的嘴,立马变成亦哭亦笑的黑色幽默。他说话前先憨憨一笑,然后一脸诚恳地将天下大事弄成一地鸡毛。后来,当我听说他曾在大庭广众下把一个不大正经的领导大回环似地摔了个360度大背胯之后,再仔细端详了一下他憨厚的眉眼,果真有股刚烈的豪气。

  我的三联生活五

  最终我还是被世俗大潮给卷跑了。

  我的离职的谈话是在钱钢家进行的,事先我找了一千条理由,钱钢一直静静地在听,其实他早已明白。现在重看一遍回放,发现我的离去极不合时宜,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矛盾已显现,钱钢处于矛盾中心,他需要有人帮助,他需要有人帮助固守核心地带,有时多一滴润滑剂你便可以滚动起一个世界。

  后来矛盾激化了,钱钢终于没能等来《三联生活周刊》的正式出版。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钢是在华侨大厦一次派对上,派对内容忘记了,只记得唐师曾在我身边说了很多军事话题。那时钱钢已不再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了,只是听说他要去南方工作,派对中他对我只字不提《三联生活周刊》。派对结束后,我和钱钢一起下楼,屋外有点细雨,快分手时我说,《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出版了。他说:"是吗?"边说边四处张望。当我还要说话时,他便大声地向我告别,然后朝车站走去。

  其实我想告诉他的并不是这个,这仅仅是我"辈差困惑"的起始句。

  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有些后悔。

  后来发现应该极其后悔,那次告别后我们再也没见面,想一想也有十年了。

  人生下来就是花眼,许多的事情离近了往往看不清。

第二部分:PART 2杨迎明 刘晓春:那些人那些事(图)(1)

  杨迎明 1993~1994年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任兼职主笔,此前在《中国体育画报》任主编,后来担任《中国体育报》副总编、《中国足球报》总编。

  刘晓春 1993年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任资料编辑,此前曾在《博览群书》做编辑,现在《北京青年报》副刊任编辑。

  1992年11月,钱钢打电话来,问我对新闻周刊是否感兴趣。电话很短,差不多在最后他才告诉我是《三联生活周刊》。

  钱钢对我"验明正身"(现在叫"面试")是在我北郊的家里。这种"家访"很能说明钱钢作为一个作家的精细和一个职业新闻人的密致。他要听我说什么,也要看我的生活,看我的情趣--看我是不是一个识字的人。

  钱钢永远看着你的眼睛说话,挺直着上身,话语急促,段落极清晰,这和他曾是一个军人有关。他应该是一个一线集团军的政委,让发起梯次冲锋的士兵们赴汤蹈火--钱钢的意志总让我感叹。而意志在时下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地方是一柄双刃剑。

  记起来的,和钱钢谈到了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不同的关注角度和"叙述"方式,顺便谈到了一些技术性问题,例如纸张、版式。这时我才知道,《三联生活周刊》的美术及版式总监是陈西林。我早就应该想到有杨浪的地方一定会有陈西林出没;有陈西林的地方,杨浪早晚会水落石出。

  1993年《三联生活周刊》的集结是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的一个面包房附近。沿着一条破旧的沙石路,从一个简易房外类似消防梯的铁梯上到二楼,见到了太多的业内同行!虽然事先知道,但坐在一起时仍不免惊叹:杨浪、陈西林、胡舒立、毕熙东、季元宏、陈小波、何志云、叶研、程赤兵、闻丹青……钱钢、陶泰忠,然后是董秀玉,这座大庙的住持。满眼都是高僧,最不济也是文武和尚。我这样的沙弥真不知道也想不出,这是要办一本周刊还是要打造一件"杀人放火"的武器。用得了这么多强悍的人物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一回事,是一件有待争取的理想中的事;"全北京媒体精锐者联合起来"是另一回事,是一件无须争取、无须竞争的很现实的事。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它很可能成为一种动物,而且是一个新物种--或者是它把谁咬死,或者是它把自己咬死。

  春末的时候,周刊招聘记者,记得是老陶、钱钢主持面试,陈西林、杨浪参加。西林的原则很强硬:男的要周正,女的更要周正。这和他的唯美有关。但西林也有走眼的时候:毕熙东后来送给他一条狗,据称是英国约克名犬。此狗最初长得贵族似的,半岁以后毛色渐杂,饮食起居行径向土狗靠拢,最不能容忍的是头皮毛发左右偏分,类似抗战时期的小汉奸。后来西林在北京四中对面一个小楼里整出了一本讲述狗的世界观和狗对未来事物发生、发展的判断的成人漫画集,可能和这条叫"约克"的说不清来历的狗有关。

  有关西林的故事极多,比如他演《沙家浜》中的刁小三,由于结巴,把"我还抢人呢!"念成"我还……还……,抢……抢……"被定性为"破坏样板戏"。可单独成书。

  新记者到位后是培训。我被要求给他们讲了一两堂课,讲的是什么实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蜕化为聊天、侃山、调侃。带头闹事的是苗炜、石正茂,黄集伟是敲边鼓的,我记得在讲到采访时,我说"不用记录,你忘掉的总是不重要的"。这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教程中的一句话,好像被很多人记住了。除此之外我没有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我希望的状态就是开心,无论是在一本刊物的编辑部,还是在平时的生活中。

  后来,苗炜踏进了足球评论的泥淖之中。但他是清醒的,也是开心的;黄集伟告诉别人怎样读书并自己写书,一如他与生俱来的别样视角,极力使自己和读者开心。与石正茂在央视见过一面,仍是一副天下无贼夜不闭户的大快乐面孔,很令人难忘的一个女孩。她最终嫁给了贺延光,应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先人教诲。贺延光永远是正气凛然的一条汉子。何笑聪、刘君梅、刘晓玲、钦峥……多年不见,可好?可开心?可记得11年前在新华社附近一家饭馆请大家吃酸菜鱼?最后喝晕了三个、喝哭了两个?

  《三联生活周刊》开始运转,进入新车磨合。我的本性开始暴露,大尾巴狼是装不下去了。我极力煽动办"百姓经济"(或者叫身边经济)版块,没有得逞。后又推出"百姓广场"栏目,这实际上是一种非主流玩法。我列出了几条,其中有:

  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特里普为出书所用,需中国50年代末"除四害、讲卫生"宣传画;"文革"期间印发的"八个样板戏"招贴画;60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的"点心票"、"瓜子花生票"以及中国老鼠夹子照片一帧。

  二、有出让1932年北平民众印刷所出版《京民起居图》者与九江陈鲁先生联系。另,索求北方居民晨漱用"舌刮"一副。

  三、如有出让50~60年代产"小蜜蜂"、"春耕"、"大刀"、"拖拉机"、"宫女"和上海产绿"牡丹"蓝"牡丹"香烟盒,幸甚。保定刘鑫。

  四、有1968、1969年城镇印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奖状者,愿以全套《百科全书》交换。深圳毕达烨。

第二部分:PART 2杨迎明 刘晓春:那些人那些事(2)

  五、家藏民国初年江南羊皮箱,有"陈老大祖制"烙印,转让。浙江杨豹仁。

  你不能想像2004年的《三联生活周刊》能刊登这路东西,我爱逛旧货市场的毛病被带到周刊来,这绝对是个错误。要么新闻,要么深度新闻,实在没有,就分析新闻。总之,一本堂堂正正的综合新闻周刊不能沦落到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去。

  但杨浪对此大加赞赏。后来他对这个业余项目也乐此不疲,曾经在甘肃莫高窟遗址抱回来一捆柴禾并著文叙述之曰:"唐柴"。果真是唐代的柴禾,那他是公然招供顺走国家地上文物。唐朝距今多少年了?中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日子里一捆拿来就可以煮饭暖身的柴禾焉能留待你杨浪顺手牵羊?后来杨浪愈发胆大,居然收到了东海某海域军舰航道及潜艇水下通行区域图例。在他香山居所的阁楼上,全是大比例的军用地图以及罗盘、比例尺等军用品,还有一架军用望远镜。只是从这个阁楼探望香山密林草丛之中掩映的,没什么军事,只有民事。

  杨浪尚武,一颗军人的心时不时地激荡跳跃。

  季元宏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国际问题主笔。他的洞悉力在他洞悉之后表现出的平静和无所谓面前倒显得次要了。如果有一天早上他啃着面包喝着矿泉水,然后漫不经心地告诉你:"今天凌晨6点半……,你吃早饭了吗?……打起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我靠!"你一点儿也不要认为他是在说谎。我俩之间有一句见面肯定要说的话:"打是打不过了!"他在《三联生活周刊》期间结婚,娶的是一位武警的特警军官,专管强行登机击毙劫机者解救人质。高大的季元宏从此打消了在家一夫当关的念头。

  胡舒立在经济上的洞悉力在她洞悉之后表现出的虐杀性和诛九族的斩草除根面前倒显得次要了。她锐利得像一把曼彻斯特切腌肉的刀子,每当刀子被拿起,你都会看到刀子上还有前一回她切下去时那个倒霉鬼留下的遗迹。她总是"道破"或"撕破"社会经济问题的一层层窗户纸,但在我看来,她其实更愿意一脚干脆连窗户都踹开,整出个透亮或叫大白于天下。胡舒立曾是一个军医,可能是外科的。她爱争论并长于引发争论,她是一个话语霸权者。

  《三联生活周刊》有三项基本原则:一是不要与陈西林讨论版面问题,他能把你绕进去,最后你持他的观点与他争论;二是不要与胡舒立讨论经济问题,她能把你搞得头大,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了;三是不要和李伯飞讨论任何问题,他能和你上下五千年的旁征博引,最后你都不知道你们最初争论的是什么问题。比如讨论城市的公交系统,一个小时后,你们会为明式家具腿儿的样式差点打起来。

  到《三联生活周刊》后认识了陶泰忠。他最初使我想到了30年前当兵时的教导员,标准的军人做派。但是他却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鉴定者(对文字,对文学,对新闻)。他准确,准确到锐利,边缘部分切割得极干净利落。他指出问题时总是商量的口气。但你能知道,这是要害。他并不指望你一时半时能领悟并有所改变。他后来不再说什么了。他是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大内总管。他手下似乎只有一兵,阿芳。有一期封面上用了阿芳手的特写,手放在了几叠人民币上。是一个封面故事,好像是讲中国百姓的存款问题。素手无暇,极东方。好像是叶研说的:"这手应该上保险。"

  再有就是何志云兄了。到三联后我们在一起喝酒。从永定门喝到净土胡同居委会办的小饭铺,后又扩展到鼓楼周边地区。参加喝酒的有一彪人马,其中也有闻丹青。一次喝酒,喝出了闻丹青、杨浪曾经是一个幼儿园的园友,谁跟谁又是一个学校的小学不同级校友。后来就喝乱了,酒队扩大,不能喝的也跟来,记得女士中有石正茂、刘君梅。饭桌是最老少咸宜的地方。志云请我们去他家,三里屯中青的宿舍,他做得一手的好菜,首推干烧鱼。他家养了一匹猫,这猫能独自跳到抽水马桶上亲自方便,让人叹为观止。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在志云处,鱼与老猫可兼得并交相辉映。

  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图片负责人是陈小波。她曾经是山西的自行车运动员,敏感且敏锐。她在"三联"时写过一篇文章,对人过中年的男人们提出了宽厚仁慈的忠告,笔法像卡布其诺上面那层奶沫,无比细腻丰盈。你含在嘴里,它无声融化。它在咖啡的苦味上面却也不甜,分寸拿捏得极适度。陈小波时有伤感,这是她在人性捕捉后的一种无奈。这从她在新华社及至"三联"编发的图片中可以领悟到。一次从宣武门路过,那天可能风大、寒冷,我竖着衣服领子走,她看到了,没有打招呼,只是在年末的一张贺卡上写了几句话给我,她愿我身子骨硬硬朗朗的,一路平安。这让我感动。

  今年9月中旬我出差回来,夫人告诉我说,"三联"的人打电话邀请我们写一写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时的事情。其实她也在周刊做过,负责资料部门的建立和建设,她就是刘晓春。

  《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出刊到现在十年了,好像相关的人们认为这十年中的"佳话"之一是我在"三联"认识了刘晓春同志并霸占为妻,这是"误传误导"。刘晓春在光明日报《博览群书》杂志时我就认识(黄集伟在该刊的第一篇书评就是她编发的),她到《三联生活周刊》是马智介绍的,马智是她大学同学,又是钱钢做《减灾报·蓝色周末》时的编辑。这是一个圈子,很小,但又很宽泛。

第二部分:PART 2杨迎明 刘晓春:那些人那些事(3)

  这么说好像有极大的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的嫌疑,直说吧,虽然相识有日,但我们是在一次酗酒后相知的,大约喝了16瓶啤酒,想说的话和说出来的话是两码事;想走的道儿和实际走的道儿是俩地方。酒逢知己了!传说中的女酒仙就在眼前!这其实很不严肃(但愿她不要删掉此段),因为她现在几乎不喝酒了。最初的时候她说是"仰视"我,现在她倒是没说"俯视"这个词,她换了两个字:"民工"!

  但有一点,我与三联的种种关系是依靠她维系的:三联的书、三联的杂志以及三联的新人老人,不断地接触。说到书,在《三联生活周刊》时,有一个关于礼仪的选题,让我写一篇卷首语(我不知道是谁在陷害我),写过后,大家认为非但不礼仪,简直是反礼仪。于是董秀玉给了我一本三联出的《西方礼仪史》,是一个很老的版本,让我参考。我一个连领带都不会系的人看这种书无异于让一条土狗对着一盆青菜沙拉。这本书至今还在我处。

  后来涉及的《三联生活周刊》的两次事情都有刘晓春,一次是1995年她搞了一个整版关于《三联生活周刊》的专题,逼我写一篇东西(不能算文章),于是我又一次被迫装成大尾巴狼,把东西弄得很深沉、很哲理、很反思。

  《三联生活周刊》不是黄埔军校,但据说陆续有260多人先后进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知道"三联"的渊源、品位和她不可更改、更替的主旨,你就可以想见这260人是何等人物,抱着何等信念意志进入"三联",于是从"三联"出来的人成了何等人物是不奇怪的。

  我祝愿《三联生活周刊》,不仅仅为了我曾在这本刊物呆过。

第二部分:PART 2杨浪:\"生活\" 漫忆(图)(1)

  杨浪 现任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媒体管理部副总经理,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1980年到《中国青年报》,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1993年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副主编,1994年任《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1999年任《财经时报》总编辑。2002年任现职。新闻从业期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特等奖、一等奖等多项。

  对我来讲,这一切是从钱钢那个兴冲冲的电话开始的。

  那时候钱钢还住在《解放军报》那个不大居室,我在那里第一次兴致勃勃地听着《三联生活周刊》准备复刊的这个重要消息。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市场化"的感觉还很朦胧,但"投资"、"新闻周刊"、"三联书店"、"市场化"这些字眼真的是让我们很沸腾了一下。大约是1993年初,故事的开始估计这部书里会有人说到。到我这里已经是实际地开始准备干了。

  豪华阵容

  "一笔钱,一帮人,一个思路"--那时候我和陈西林等几个人已经到处帮人家策划报纸,经常说的就是这句话。这会儿,"钱"和"思路"都有着落了,要聚的就是这帮人。好在当时还没有如今这么多的媒体机会,而且三联的这面旗帜真的是有号召力,没几天的功夫,一个初步的阵容就聚起来了:

  钱刚,原《解放军报》采访部主任,著名记者、作家,拟任主编。陶泰忠,原《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主任,名编辑,拟任"社长"。何志云,时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文艺评论家,拟任文艺部主笔。贺延光,时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拟任摄影部主笔。毕熙东,时任《中国青年报》体育部主任,拟任体育部主笔。杨迎明,时任《中国体育》画报主编,著名体育评论员,拟任体育评论主笔。胡舒立,时任《中华工商时报》国际部主任,拟任国际部主笔。王安,时任《中国青年报》经济专刊主编,拟任经济部主笔。郭家宽,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拟任采访部主笔。晓蓉,时任《文艺报》编辑,拟任文艺部编辑。闻丹青,时任《大众摄影》编辑部主任,拟任摄影部主笔。陈小波,时任新华社摄影部编辑,拟任摄影部编辑。陈西林,时任《中华工商时报》总编室主任,拟任美术总监……我,则是拟议中的总编室主笔。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豪华阵容。尽管此后风云聚散,但是曾经在三联相聚的这段时间,对大家此后在媒体事业中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印记。一个,"高手"之间的相互学习感染;一个,对市场和市场规则的初步接触;当然,更有意义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在中国办一份大型综合性周刊的尝试,对于这批人此后的媒体事业都是意义重大的。

  必须提到的是"三联"筹备后第一批记者的进入。经过认真的准备,特殊的招聘,很快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成为"三联"的第一批记者。苗炜、钦铮如今已经是周刊编辑部里的骨干;黄集伟、王锋、刘君梅、石正茂、刘小玲、何笑聪等等一批人也在今天干得颇有成绩。尽管那时创办《三联生活周刊》历经坎坷,但是它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是大家终生受益的。

  在永定门外的大磨坊面粉厂(三联书店居然在这样的地方租房子,今天想起来是个挺滑稽的事情)进行招聘考试。考题主要是钱刚设计的,除了一般考题还有实践性的。比如考题里把"考官"何志云、陈西林、毕熙东等表达为"文学评论家,喜欢吸烟喝茶,离异者","漫画家、养宠物者、结巴","足球评论家、喜爱戏剧"这类抽象的符号,要求记者根据这些信息自由选择采访对象,实时采访后写人物素描。当时苗炜采访陈西林,当场就写出一篇很不错的稿子,搞得考官们很惊艳。围绕生活主题进行人才的考评选拔,在今天看来应该是一套很有针对性而且是成功的方法。

  第一次大规模的模拟实战是1993年9月的申奥失利。当晚,记者全伙出动在京城各地采访,我和钱刚、杨迎明、老毕等人在北海旁边老毕的家里坐镇指挥。大家一边联系着各处记者,一边观看直播判断成败。老毕还做了一锅热腾腾的疙瘩汤准备慰劳记者。直至投票揭晓,众人木然。杨迎明甩下一句重重的话(此处不便披露),转入失利后题目的组织。因有"讨论本"第一期封面刘占坤的那张照片。

第二部分:PART 2杨浪:\"生活\" 漫忆(2)

  历经坎坷

  众所周知,"三联"初期的创办是历经坎坷的。经过了几家公司的三任经营合作,几起几落。这中间的甘苦应该是老董、老潘以及介入了初期工作的人最能体会的。作为创办初期经过了这三任投资的见证者,有一个逻辑使我在此后谨记:媒体的发展必然循着市场化发展的途径;市场化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上游投资的问题;商业投资有着一整套市场化的方式、目标和逻辑;产品生产和市场化经营是媒体产业中相互作用并且决定生死的基本矛盾。在这中间,主要领导者的决心、韧性和领导艺术是最重要的。也因为如此,看到《三联生活周刊》今日的成功,我对老董、老潘乃至朱伟有着由衷的钦敬。

  今天想起来,创办一本杂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了三任投资的续绝,近百人的进出,后来又遇上个"广告违规事件"导致工作停顿。尽管历经坎坷,但是在坎坷中我们毕竟学会了不少东西。说些印象深的--最早和于品海先生接触中谈起市场化发行体制的建立,关于在目标城市中划区建立发行网络,通过发行网络实现物流营销的概念。关于媒体投资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通过媒体投资,在资本市场上形成概念并进行融资的概念。和刘香成先生接触中,关于中国媒体市场潜力巨大的判断,关于同一品牌下,建立有差别系列产品的设想。包括初期的样刊讨论中,三联书店吕祥博士关于利用外刊,创办"要刊速览"栏目,以及综合性周刊要有国际性视野的意见。初期在设计风格中宁成春先生、海洋先生以及广州的设计公司对期刊形式构成的许多精彩意见和实践。还有朱学勤先生留下的对周刊形态和学术尊崇的思路。

  到1994年8月,我再受老董之托准备周刊的创刊,上述想法已经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一任编辑部里,杨新连、方向明、程赤兵、唐元弘、黄艾禾、袁东平、季思九、印小韵、陈练一等朋友们也为这本刊物的创办做出认真努力。更重要的是,在这批人后来的媒体实践中,《三联生活周刊》办刊初期所经历的坎坷,也自然成为重要的经历和财富。

  尽管周刊出刊经历了坎坷,但是在筹备初期进行了大量认真讨论、准备的工作,特别是按本周出刊作为目标进行实时模拟,各部门做选题安排和采访写作计划。这种做法被杨迎明形象地称作"旱地划船",并在此基础上各方出过几个"讨论本"。在这些讨论本中,到《鼠药无毒》一本,实际上周刊的面目已经比较清晰了。

  到我接手时,在出了一个"试刊号"后就直接出了。当时,很多条件都不具备:设计要到广州做,发行网络也没有建立好,内部人员也在边做边集合,但我们都认为拖下去就是死,只有抓紧创刊。当时我在"创刊号思路"中说:"我们显然不是从零开始。一年反反复复上上下下曾经使我们激动使我们失落但谁都不能否认我们毕竟有了一些必要的经验,起码有了经历。我们的思路得以拓开,我们的业务开始熟练,我们的目标逐步明确--无论如何,在经历坎坷后我们仍在一起,而且我们仍是团结的。"

  继续期待

  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已经是一本十分成功的主流期刊。作为曾经为它的成功做出努力的媒体中人,我们还将满怀期望地继续关注它,关注它在下一个十年中的发展。

  我想,我对它的期待会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期待它在日益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环境中,品牌的进一步提升,市场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经营业绩的进一步增长。应该说,在今天的媒体特别是周刊市场中,《三联生活周刊》有它的优势,尤其是它一以贯之的人文文化品质。然而它的品牌影响力毕竟还是"中国的",而且主要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在一批新兴的期刊尤其是周刊正在开始发力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如何发挥优势,在日趋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继续持守一种人文关怀和文化建设的旗帜,继续领市场之先,领思想之先,这是我们会持续关注的。

  媒体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发行--广告--品牌,三联已经在这个路径上取得了初步成功。然而当品牌营销成为竞争的核心时,媒体体量的扩张,既有品牌的延伸,资本纽带的形成,国际路径的打通,就会成为成功品牌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刚刚从Life的伏而又起中看到了又一个案例。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在下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已经成为一个中国期刊的世界性品牌。

  一个成功的媒体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团队。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背后,关键是有一批关注他的人。成功媒体的影响力除了媒体内容本身,还有从事媒体的一批人,正是这些人,把一种生机勃勃的思想方法、价值系统和操作路径蔓延扩大。半个世纪前的韬奋先生和半个世纪以来的三联书店正是这样影响我们的。于是我们会期待在未来的三联书店乃至《三联生活周刊》培育和产生出新时代的学者、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与我现今操作的非常"物质化的媒体"相较,我更深深地在这里期待着三联。只有在文化领域里是承认大师的,而大师们的影响力是超越时代的。1993年春,以钱刚先生为主导的筹备班子拟定了《三联生活周刊》的第一份"编刊总思路"。节录如下:

  刊物性质:一份具有新闻性、文化性和综合服务性的大众生活刊物。

  办刊宗旨: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人民服务。在走向21世纪的重要历史时期,《三联生活周刊》将与生活同步,敏感地记录中国人民生活的变化踪迹,并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精神品味做出不懈努力。《三联生活周刊》将继承三联书店的光荣传统,弘扬韬奋精神,成为一本"人们身边的的杂志"和"一个亲切朋友",它将帮助人民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

  "三界共生"是《三联生活周刊》的独创性之一。基于三联书店的传统优势,"生活"将汇聚新闻界、学术界、文学界三方面人才。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新闻界的人才将进入三联书店的文化氛围,拓宽知识面,获得深入观察生活现象的新的视角;学术界的人才将走出书斋,与生活接榫,为大众运思;文学界的人才将改变独自劳作的固有节奏,置身一个与生活同步的文化团队,以更加快捷贴近的方式,表达对人的关注。"三界共生"将打破雅俗界限,使《三联生活周刊》成为深入浅出的大众传媒,成为拥有广大读者的精致极品。

第二部分:PART 2苗炜:心中有我,眼底无他(图)

  苗 炜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1993年被招聘进《三联生活周刊》,现为执行主编。

  我1992年大学毕业,分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宣传部,编一份校园报纸。工作真的很无聊,更辛苦的是,我上一次班在路上要三个小时,当时还没有京通快速路,大北窑到二外好像叫"建国路",312路公共汽车能把人挤成肉饼,小公共在学校门口招揽生意,叫喊:去北京去北京了。我心里想:我怎么跑到不是北京的地方工作了。

  我上班的时候以背英语单词为主要消遣,有一天中午,脑子累了就走出办公室,发现楼道里站着一漂亮姑娘,她是学校广播站的,我把她邀请到办公室里聊天,问她:"你们前几天播了个女的唱歌,那女的是谁?"她说,那是个台湾歌星,叫孟庭苇。广播站这姑娘后来转录了一盘磁带给我,里面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1993年初夏,我在学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又碰到广播站姑娘,她告诉我,她要毕业分回到厦门了,我告诉她,我要到三联书店去工作了。

  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是份很好看的报纸,我在那上面看到三联书店《生活周刊》的招聘信息,就报名参加了考试,考试分三场,第一场是面试,第二场是英语翻译,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新闻周刊》上的报道,一篇是《时代》的报道,让你任选一篇翻译成中文,前者稍长,后者稍短,我在二外背了大半年的英语单词派上了用场,我立刻看出来,前者的生词很少,而且是社会新闻,后者的生词较多,而且是经济新闻,我选了前面那个来翻译。并且在那个时刻就确立了我未来的新闻观念:社会新闻通俗好懂,经济新闻莫名其妙。

  说实话我那时候对新闻之类的东西毫无概念,更不认识生活周刊那些大腕都是谁。第三轮考试是采访,秘书阿芳给我个名单,上面是一些大腕儿的名字,后面注着他们的身份,虚虚实实,让我随便挑一个采访,告诉我:采访完了写一短文就行。我就挑了个叫"西林"的,他的身份是"养宠物的"。上楼到了一间大办公室,一帮前辈坐在里头,采访就当着这些人开始,我和"西林"聊了20分钟,然后报告说:"我采访完了"。钱钢问我:"你怎么不记笔记呀?"我说:"阿芳告诉我写几百字就够,那还记什么呀。"

  钱钢老师的质问让我颇为忐忑,但还是只写了600字就交差。后来我知道,我采访的那胖子叫陈西林,是《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的编辑,他那报纸上有一个栏目叫"五味人生",专门发300字到500字的小文章,我很快就开始给他们写稿子。

  刚进"三联",我对钱钢、杨浪、贺延光这些大记者的名字一概不知,直到有人告诉我,毕熙东会担任生活周刊的体育部主任,我才明白这帮人的分量。我当时全中国就知道一个记者的名字,那就是老毕,我看他的足球评论。进入"三联"之后,我的理想就是跟着老毕做体育新闻,能免费看足球,能在报纸上发议论。如果能在《足球》报"京华新村"上每周写上800字的评论,那我这辈子的理想就算实现了。

  1994年世界杯,《中国足球报》创刊,老毕把我介绍到那里帮忙,每天看完球写300字的短评;1995年的某一天,老毕要我开始给"京华新村"写稿子,他带我去见《足球》报老板严俊君,在足协附近的一个宾馆,房间里很凌乱,老严坐在椅子上看字帖,他指着字帖上的一幅字问我:"你看这几字写的怎么样?"那八个字是"心中有我,眼底无他",我说:好。老严说:"写字要做到这样,写文章也要这样--心中有我,眼底无他。"

  从1994年,到1996年周刊正常按照半个月一本的速度出版,其间两年的时间,这本命运多舛的杂志大多处在和投资方分分合合的状态中。黄集伟曾经写了个小说,幻想2008年的周刊是什么样子,结尾处是主编一声号令要大家开选题会。我当时建议他这样修改--改成创刊倒计时会议。我们那时候老说要创刊了,要倒计时了,我琢磨着到了2008年,这本杂志也未必能创刊。

  虽然杂志不能尽快面市,不过工资倒照发,而且居然加薪50%,从400块到600块。有些同事纷纷离去,我则想,到哪里找这样好的工作:不用干活还发钱,偶尔来上班就讨论杂志如何定位这样虚头八脑的问题。从家到净土胡同,骑自行车15分钟就够,比二外可近多了。我上大学时写的一个小说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给我寄来300块钱的稿费,那小说1.5万字,我给其他报纸写文章,稿费从千字20块到100块不等,足球报显然是最慷慨的,一篇文章375块,这笔账一算就明白,我宁愿天天在家写一篇球评,也不会去写小说了。1995年足球联赛火爆,北京有两家小报都以足球为头版,我在这家小报写完了,再给另一家小报写。每天早上我在明媚的阳光中醒来,盘算如何打发无所事事的时光,每天1000字的写作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有个美国人说过,体育记者是这世界上能找到的最好的谋生方式;我想修改一下,雷克·雷利那样的体育专栏作家,才是最好的差使,他可以看全世界最好看的比赛,采访体育明星,会晤体育圈内各色人物,但不用写报道,拿的年薪却高得不得了。

  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终于走上正轨。朱伟接手之后,我依旧是写体育,他编的第一期稿子,体育大概占了10页,写的是辛普森和泰森的故事。1996年的杂志就有"生活圆桌"这样一个栏目,当时请一帮著名作家给写,后来觉得那样的文章没意思,朱伟原来是搞文学的,他说文学承载的信息量太小。我给"圆桌"写的第一篇稿子是"闷死在网球场上",他看了以后说:不要那个结尾,写文章不要归纳总结。这句话实在让我如释重负,茅塞顿开。再后来我接着担负圆桌的编辑工作,我看到了许多好文章,记下了好多有意思的人与事,总是会有一个人写出很好玩的东西,然后连着写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枯竭,不写了。

第二部分:PART 2黄集伟:生活琐记(图)(1)

  黄集伟 加入《三联生活周刊》前曾任中学教员和媒体编辑,1993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1995离开后任职媒体及出版社编辑。

  1993年10月27日(星期三)

  那天中午,在永定门三联生活周刊二楼大教室里吃盒饭的记者们有点激动:有排骨。

  (说是"大教室",其实只是一间南北有窗、盖在一楼平顶上的简易房,其中摆放十来把折叠椅外,充当会议桌的,是张四五成新的乒乓球案子。《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培训以及后来的数十次"空转演习"均发生在这里。培训期间,当时京城不少媒体大腕都曾在这里讲课--讲课教师中,甚至包括"礼仪教师"、"国标舞教师"。让记者学习"国标"的想法和做法即或以今天的眼光看,也过于奢侈。而真正受益的,是当时所有的记者。"国标"的训练从"站姿"开始,受训记者被要求靠墙站立,挺胸收腹……及格者寥寥。)后来证明,那天盒饭中的"排骨"纯属"疑似"--记者在盒饭中吃到的,是腔骨,而且以骨为主,寡油少肉。记者苗炜用一次性筷子中的一根儿试图从狭小的腔管中剔出点儿如封面故事"导语"般有"内容"的干货,未遂。苗炜感叹说:"今天的排骨里怎么尽是隐士啊?"

  当时,离苗炜最近,坐着记者武荣和王锋。王锋也没吃到肉。他拍着自己的脸说:"还是我脸上肉多!看吧,明天盒饭里,肯定是今天剔下去的肉!"

  王锋说完,武荣搭上话茬儿:"那我明天死活得来!"王锋问她为什么?武容说:"今天啃骨头我都来了,明天吃肉我能不来吗?"

  三位的闲聊被听见,在场其他记者哄堂大笑……而这种"哄堂大笑"在"大教室"的早上很难听见。

  1993年12月4日(星期六)

  1993年尚未实行"双休日",每周上班6天,休息1天。这天一大早,记者黎争的脸色就不大好看。

  众人问其故,黎争说,全是因为大早上一个奇梦所扰--黎争梦见自己接电话,和他通话的,是那种叽里咕噜非常好听的英语,女声。正听在兴头上,电话听筒里忽然传出一个沉稳严肃的男声:喂,黎争吗?今天上午选题可以完成吗?

  (选题作为一个概念,对当时大多数记者来说都很陌生。《三联生活周刊》首批招聘的十多位记者中有学化学的、情报的、中文的、戏剧文学的,基本没学新闻的。这使得头回听说"选题"概念的记者们感觉自己就像厨子:要么不会备料,无菜可做;要么拿个鸡毛当令箭,拣到篮里就是菜……事实上,首批记者接受培训时所获取的丰富营养真正发挥作用,是在他们离开《三联生活周刊》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自此感染了一种可称之为"选题强迫症"的职业病:每有新闻事件发生,哪怕他们其时效力的媒体根本无法报道该事件,可在他们的"想像"中,还是可以瞬间勾画出"线索"、"质疑角度"、"线人布控"、"采访路径乃至导语首句用"疑问"还是"判断"之类的"操作方案"……此职业病亦称"创意消化不良",无药可医。)

  无须解释,所有在场记者都能猜出,黎争梦里的那个"男声"为当时周刊的执行主编无疑。黎争之梦当场即被众记者指责为"夸张"。其时,首批记者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已有半年时间,出身为北大化学系的黎争当记者的感觉已越来越好。

  1993年12月27日(星期一)

  因为接近年末,这个"星期一"的气氛很"过年"。就是这一天,《三联生活周刊》组建记者部以来,全体记者首次集体联欢,欢庆新年。下午,在新华社总部地下卡拉OK厅,周刊记者与周刊主笔首次不讨论选题、不研究"前脖子"、"后脖子"乃至"封面故事",而是放声歌唱。

  事前记者们曾有小小"阴谋"--歌词大意是,要在联欢会上好好收拾一下那些枪毙选题眼都不眨的主笔之流,但统统未遂。

  在联欢会上,主笔、主编们歌声洪亮、曲风多变、舞姿优雅而外,还死死把着麦克风不撒手,轰都轰不下去。

  (如果真实再现联欢会上下无穷细节,用今天的话说,那会非常八卦。还是不写吧。但其实,在当时的《三联生活周刊》,"联欢会"也是一种另类的培训--它是一个难得机会--让记者们从另一面了解他们的领导。在此前的正式培训期,主笔着装细节、谈吐风范之类,就一直是年轻女记者们最爱议论的话题--她们的"选题焦虑"较之男记者要轻微得多。在"发现"某主笔穿"花花公子"之类的"八卦"中,主笔们的"神性"被一一降解……情有可原的是,当时周刊所有主笔均为兼职,新记者与之近距离接触的时间非常少。)

  离开新华社,记者一行余兴未尽,便跟随愿意请客的4位主笔移师崇文门某餐馆。与"第一场"西餐+歌会模式不同,晚间的第二场"续宴"以酒为主,连菜都没怎么吃。酒过三巡,记者何笑聪忽然哭了起来,记者苗炜忽然大声唱歌,记者华莉忽然不断地大笑,记者刘君梅则忽然巧舌如簧妙语连珠。还有人发现,记者刘晓玲不知是没来,还是喝高了悄然离席?……无论如何,这些"表现"在选题会议上看不见。那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第一次集体聚会,喝得开心外,也是记者们为数不多的一次与主笔面对面:不谈选题,谈别的。

第二部分:PART 2黄集伟:生活琐记(2)

  1994年8月2日(星期二)

  此时,距离所谓首期三联记者"黄埔"已相隔一年有余。记者们享受盒饭的地点已迁移到了鼓楼附近的净土胡同,也是二楼。因为周刊尚未创刊,已开始有记者调离。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已是有新有老--老记们的心情复杂混乱,但一到吃饭,依旧谈笑风生。

  ("讨论本"不说,《三联生活周刊》的空转试刊即有十多本之多。考虑到新闻时效,很多讨论本、空转本所完成的新闻专题被依次转移到相关媒体发表,当时吞吐周刊稿件最多的是"中青"和"工商",且大多"颇受欢迎"。而更受欢迎的,是依次调离的记者。被培训了不说,很多调离者等于直接"回到"领导手下,只是不做周刊而已。留下来一直没走的记者尽管在言谈话语中多有抱怨、阴阳怪气,可内心深处依旧对《三联生活周刊》存有脆弱的梦想。不过,脆弱的梦想其实更像梦想,而不像别的。)

  那天中午的盒饭午餐里荤素齐备。听见记者王锋说自己没吃菜,白口吃下三盒米饭,记者石正茂大为惊讶--"天啊!你都快'打鸣儿'了吧?"

  记者苗炜顺着石正茂的思路忽然问:"你们说,什么是'机米'?鸡吃的米就是'机米'?"

  而记者钦峥完全不顾当时的语境,全力展示他刚花300多块钱买来的风衣,米色。在场的众女记者一直骂他冤大头--"他妈的,那个卖风衣的小姐拿色相勾引我,否则,我怎么会买?"钦峥为自己打圆场。

  记者王锋忽然说:"'周刊'绝对是一块儿肥肉,怎么就没人来吃呢?""废话!你往那块儿肥肉上吐了口唾沫,谁还敢吃啊!"苗炜显然话里有话。没人知道他什么意思。

  1994年8月7日(星期日)

  集合的时间约在9∶00,可一大早,《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就提前到了……整整齐齐。那天,是编辑部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集体外出郊游,目的地是密云的云湖度假村。

  郊游用车一大一小共两辆。执行主编与当时的领导们乘坐的是那辆红色切诺基,记者一行乘坐的是一辆租来的依维柯。上车后,记者石正茂第一个跳到司机旁边座位坐下,跟在她后面的单座依次是记者王烨,记者何笑聪,单排最后的座位上坐着记者王锋。

  双排座儿上成双成对儿,依次是记者徐巍和李翠萍,记者钦峥和黎争,记者童铭和苗炜,记者洪凌和张晓莉,记者刘晓玲和刘君梅。

  与事先想像会有"欢声笑语"相反,在前往云湖度假村的途中气氛沉闷。没人大声喧哗,没人领导话语权。整个路途中司机反复播放的磁带是当年非常流行的那盘《校园民谣》。

  当磁带放送到"同桌的你"时,大家的情绪开始有些微变化--最开始的丢转儿算"大循环":每当"同桌"播放完毕,不播下一首,继续"同"一次"桌";可接下来的丢转儿则聚焦歌中最伤感的一句--这样一来,"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把它扔在风里"一句开始无限循环起来,忽就制造出一种铺天盖地、无缘无故的伤感。

  (当时周刊记者们的情绪其实无从复原与形容。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年后,有人在《切·米沃什诗选》中读到那首名为《这个世界》的诗时,马上想到的,竟是多年前自己在生活周刊当记者时的复杂感受:见识、能力被丰富,可同时,梦想也被划出一道口子。米沃什在诗中写道:"看起来完全是一场误会/只是一次认真对待的试运行/河流将返回到源头/风将停息在旋转的地方"……不同的是,对一些离开生活周刊的记者而言,有些梦想已永远再无"返回"的机缘。)

  晚上9点半左右,出游记者和当时的领导层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在一间KTV包房里聚首联欢。因为时逢周末,云湖度假村人满为患。只能容纳10个人左右的KTV包房装进20多人,非常挤。

  当晚联欢会主持人由记者石正茂自告奋勇担当。记者们都知道石正茂口才好,但那天晚上,她的表现证明,她的口才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她会在每个人唱歌前做扼要推介,还会在一曲歌毕即兴点评--诚恳与玩笑并存,阿谀与针砭齐飞……非常好。

  到了晚上11点左右,歌会宣布结束。在晚餐上没喝够酒的记者开始要散啤,就花生米。其时已有记者兴冲冲跑去游泳,所以喝散啤喝醉的人不多。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苗炜。与崇文门一醉比,苗炜这次似乎真喝高了。他不再说汉语,而是强迫所有在场记者露天集中,他自己则站到一个台阶上,用英语大声背诵《王子复仇记》中的那段著名台词……酒精有时也能使人忘记母语?

  1994年11月3日(星期四)

  又快到周末了。因《三联生活周刊》依旧磨合、谈判、换帅、寻求新投资,记者上班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三五或二四六都有人来,也都有人不来。

  于是,在净土胡同小楼2楼,记者全体聚齐的情形日渐其少。而这一天,凑巧人到得齐:记者中,刘晓玲来了,徐巍来了,王锋来了,洪凌来了,钦峥来了,苗炜来了,连很少露脸儿的美编季思九也一大早就到了编辑部……清冷的2楼一下热闹起来。

  ("何日创刊"是当时记者们见面必说的"焦点"。"也许快了"--当时很多记者常用如此猜测"相互勉励"。无论谁,离开《三联生活周刊》后就找不到工组的担心几乎没有,但"工作"和"梦想",毕竟还不完全等同。)

第二部分:PART 2黄集伟:生活琐记(3)

  1994年秋冬之交最时髦的流行歌曲是苏芮的《牵手》。中午吃饭时,钦峥利用职务之便,把录音机开得山响,颠三倒四翻来覆去牵手、牵手。不知那位记者现场泛酸,即兴编撰对子。上联:记者不知亡刊恨;下联:楼上楼下唱牵手……意外获得满堂彩。

  当天,还有记者忙着向苗炜请教如何阅读"金庸"--就在不久前,不少记者刚刚以"员工价"购得三联版《金庸作品集》。记者苗炜是金迷。最后,有人把苗炜开列的"金庸作品阅读顺序"抄写下来并复印多份。

  依照那份"指南",阅读金庸作品次序被规定为3组--第1组:《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雪山飞狐》和《鸳鸯刀》;第2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第3组:《碧血剑》、《鹿鼎记》……除此之外,《连城诀》、《侠客行》和《笑傲江湖》需单篇阅读。

  1994年12月9日(星期五)

  那天天气有点糟糕。粗粗算来,首批记者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已有一年零七个月。当天,老记者见面的寒暄很应景--不迭地抱怨天气太冷。天气预报说,第二天将有"雨雪"光顾北京。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遣散记者已是大势所迫。几乎所有人对那一天的到来都茫然无措。大家心里有沮丧、恼火与不甘。鲜为人知的是,在最空虚的那几个月,百无聊赖无从知晓大局繁多谜题的记者曾瞒着各位领导,利用"复印"技术,私下编辑、粘贴过一个"记者版"的《三联生活周刊》。那个先将文字分栏打印、再用糨子粘贴而成、与手抄本黄色小说相差无几的"记者版"的封面故事由记者石正茂主笔,内容为"朝核危机"。封面上,"周刊"口号用6黑小字刊写:"生活,就是生机勃勃地活着!"……如你所知,这一切于大局无助,也终于幼稚可笑。彼时彼刻,关于梦想,环绕记者们的只有虚空。那时的他们,完全不懂梦想可以实现,但很难实现,而彼时彼刻他们又全无若干年后陈弈迅在《十年》中所谓"牵牵手就像旅游"般的潇洒……有点儿轴。)

  当天最费猜想的,是二楼会议室白黑板上的一行字:"挽留是最美丽的拒绝,拒绝是最完美的挽留"……大伙儿无心猜测那是谁的即兴涂鸦,而是反复琢磨那话里话外的意思。

第三部分:PART 3王锋: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图)(1)

  王锋 1993年~1998年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编辑。2000~2001年在中国先生网任总编,2002~2003年在新华在线新华传媒工场任总编,2004进入时尚集团任《时尚健康》主编。

  从武昌开来的246次特快早上5点停靠北京站,天还没亮,冷飕飕的。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第一次是18岁那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出站口一块广告牌下站了10分钟,看看这个我从小就一直在听说的城市,然后转身回到站里,换乘另一趟车去了长春。

  这次不是换乘,北京是我的目的地。时间是1993年4月26日凌晨。

  下了火车,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前往应聘的单位早9点才上班。我想到了天安门,全国人民都知道那个广场。

  广场离火车站不远。20分钟后我就站在广场巨大的方砖上。天还是黑。刚下过雨,地有些湿。空阔的马路上有几个人在晨练。天安门被墨色的天幕勾勒出一个轮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心里有些兴奋,还有些紧张。背着个大包,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敌后投奔陕北延安的进步青年。10多年过去,现在已经不能理解当时那份激动。但回过头看,那个兴奋、好奇,还有点紧张的早晨,确实是我整个人生一个重要转变的开始。

  面试

  手里攥着从《中国青年报》上剪下来的招聘广告,横竖穿过好几个胡同,9点半到了永定门外三元街17号,三联书店新址。筹备中的《三联生活周刊》就在这幢名为红磨房的白色小楼三层。

  负责接待的阿芳小姐漂亮干练,问过我的情况,夸张地说了句:"你怎么就从武汉跑来了?"那意思是我应该先把相关材料寄过来,经过他们选择后再通知面试。也不等我回答,就把我塞进一间小房,等候面谈。同一间屋子里,等候提审的还有六七个人。

  约莫半个小时后,我被叫进另一间屋。中间一张桌子,两侧端坐着《生活周刊》第一任主编钱钢和社长陶泰忠。我先简单介绍了自己,后又很矫情地谈到对三联的热爱,和来北京工作的决心。主编钱钢一直严肃,一开口却用很诗化的语言向我介绍了《三联生活周刊》的意义,精神理念,和基本筹备情况。同时我感觉到,另一侧的人也在严肃地观察。10分钟后,陶社长以沉着的口吻告诉我:"以我们对你的初步了解,你还是挺适合这个工作的。"我赶忙坚定地点点头:"我也这么认为。"

  初步面谈后,我拿到一份采访单。里面提供了6种采访对象:征婚男人;离婚男人;一个对烟酒茶有研究的文化老人;一个家里喂养着若干只小猫的宠物爱好者;一个年近40,为妻子进京奔波了8年的丈夫;还有一个我忘了。

  我选择了那个宠物爱好者。半小时后列出采访提纲。然后被引进一间很大的会议室。进会议室那一刻我愣住了:一张巨大的椭圆型会议桌周边坐满了10多个人。原以为真有一个宠物爱好者接受我采访,后来才知道那6种人只是考题,其身份分别由在座的10多个编辑担当。

  接受我采访的是一个微胖有点像宠物的中年人。聊了些什么都忘了,一定跟猫有关。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座的都是北京新闻界非常活跃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杨浪,贺延光,毕熙东,胡舒立,王安,杨迎明,何志云,他们都参加了生活周刊的筹建。我采访的宠物爱好者就是当时的《中国工商时报》的周末版主编陈西林。

  那次面试印象非常深,这种方式我之前和之后再也没见过。限定20分钟的采访时间里,一个人接受你的采访,所有人都在一旁观察。采访结束后,是5分钟的即兴问答。那些在一旁静默多时的家伙你一言我一语,扔过几个问题,让你应接不暇。更有钱钢在我前后左右踱步,冷不丁回过头来,以军人的气度劈头一问,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弄得人防不胜防。

  采访感觉很糟糕,从会议室出来灰头土脸。接下来我们按要求在两个小时完成采访稿。

  关在一间屋子里写稿的还有几个。阿芳不时进来为我们添茶倒水。采访不理想,心气也就减了一半。两个小时后写完稿,自己都看不下去。最后跟阿芳闲聊,谈及这次面试的缺憾和担忧。我让她去问问,能否早点给个信儿,我晚上就要回武汉了,省得老挂念。

  阿芳是个好人,出去一趟,旋即返回,拍拍我肩:"我问了,你行!"人一辈子,在关键时刻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并不多,这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至今都还记得阿芳说这话时那口底气扎实味道浓郁的京腔。阿芳说,其实行不行,你们从会议室出来就有结果了。这帮编辑主要考察的是你给他们的整体感觉,不是很看重专业经验和文字。几年后一次跟杨浪闲聊,说到那次面试,杨浪告诉我:"那天一看到你背着个大书包,风尘仆仆迈着大步从外面走进会议室,我就觉得这小子不错。"杨浪还说,当时他们招人有一个近乎偏执的标准,就是凡大学新闻系学生一般不予考虑。他们觉得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上手快,但成长慢,别的专业学生正好相反。所以在最初确定的15个记者中,只有汪文一个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汪文后来去了《中国青年报》,实践证明她是一个上手快成长也快品学兼优的好同学。

  回到那天下午。提前得到好消息,告别阿芳,从三联的小白楼里出来,心里一下亮堂了好多。不再是上午走近它时的不安和惶恐,步子和心情一样轻盈。在三联到17路汽车站不过200米的距离里,我迅速培养起对这个陌生城市的感情,以至觉得我是它,它也是我的一部分了。

第三部分:PART 3王锋: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2)

  密谋

  两个月后,我又来到北京。这次已经成为《三联生活周刊》的聘用记者。

  和现在很多机构招人用人方式不一样,当时生活周刊记者要提前两个月到岗参加培训。内容包括请京城名记名编来杂志社举办专题讲座;所有记者早上8点到单位集体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训练听力口语;甚至请来解放军艺术学校的专业老师给记者训练形体、礼仪,怎么走路,怎么交谈,怎么接电话……外面都称我们是三联的黄埔一期。从三联的管理者到编辑到记者之间,都憋着一股劲,认为自己手上即将诞生一本能参与国际新闻竞争,彪炳中国新闻历史的新闻周刊。苗炜在当时的一篇作业里说,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城北的和平里穿过几十个街区到城南永定门外,好像是为策划一个惊世密谋,心里充满了快感。

  我们的密谋从7月26日开始。

  第一天的主谋是三联老板董秀玉。她讲课的题目是:《三联书店·三联人·三联情结》。这题目就已经极大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董总心目中的杂志"要有鲜明的三联风格","永远追求卓越和层出不穷的创意"。50多岁的人了,言辞中居然出现"世纪之交,该有多少值得激动和欢畅的事情啊"这样的句子,真是让人激动和欢畅。

  随后是钱钢和陶泰忠讲话。他们一个沉着一个激昂,一个务实一个就虚,共同的特性是思路清晰,节奏抑扬。充斥在他们讲话中的那些"世纪意识","大系统观","商业文明"都让我这个刚到北京的外省青年耳目一新,醍醐灌顶。"我们粉碎自己来到生活,再相互粉碎铸成新我。"这哪里是讲课,分明是蛊惑,闪烁在这些40岁中年人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光芒让我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显得老态龙钟。那天的日记里我写道:今天才明白了什么叫生活,那就是"生机勃勃地活着"。

  那段时间刚到北京,我住在西南六里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独享一套三居室。每天7点不到起床,坐16路50分钟到前门,再转17路30分钟到永定门。白天上课,晚上回家还要写作业,挺累。但觉着自己每天在学习,在吸纳,在进步,"生机勃勃地活着",很有劲儿。按理说,20多岁已经不年轻,不应该活在格言里了,可当时想着那些语录,想着那些铿锵的语调就振奋,这种青春期的励志教育对我来得晚了些。

  我们26日开始的培训以每天两位编辑授课的方式进行。记得杨浪有一堂课,比他的新闻作品和版面更精彩。他把自己从事新闻事业13年分为蓝色时期(1981~1985):理想、敬业,责任感;红色时期(1986~1989):成熟,卓有成效的组织,是自己的颠峰;第三是迷乱时期(1989年以后);《中国青年报》是我一直阅读的报纸,杨浪的回忆犹如星星点灯,串起了我对那几年中国新闻发展足迹的印象,也加深了对新闻本身的理解。杨浪有阅历有责任感,心怀天下激情澎湃,是一个非常典型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闻战士。他说自己是一个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对这样的人我总是满怀敬慕和向往。杨浪谈到他对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关注,谈到一个好编辑应该充分了解所带每一位记者的知识结构,思想品德,审美趣味和可能适合的领域,我感到一种被尊重的温暖。当他饱含深情地望着我们说,"我对在座各位投以非常强烈的情感"时,我内心真是被深深打动了。

  编辑们是老师也是朋友,讲新闻更讲人生。我们那个年龄,对各种教学深恶痛绝。可几天的培训让我们觉得受益非浅。印象很深的还有钱钢,那张脸把天真的孩子气和成年人深重的责任感调和在一起,好有魅力。何况他口才那么好,我们还在一个迷信话语的年龄。当时我们记者每天要写一篇作业,随笔,论说,小说,诗歌不计。一段时间后钱钢就会对作业进行点评。记得有一次点评会,"我们从承受能力强的黄集伟开始",钱钢开讲了:

  "黄集伟是一个性能很好的发电机。可他的危险也就在这里。他在歧路上仍能把车开得飞快。"

  "刘君梅是一个提着篮子上集市的妇人,鱼虾肉蛋枯枝败叶全往篮子里装。"

  "王锋太冷了。没有火花,没有激情。不是冷静,是冷漠。"

  "首先定题。以题带动全文感觉。"

  "不要重辞令文采,这样会使真诚受到怀疑。"

  "有面的时候花功夫找点,有点的时候花功夫找面。"

  "冷峻理性,坦白率直,找到干净了断的周刊文体。我们不玩春秋笔法。"

  钱钢洋洋洒洒地讲了4个小时,眉飞色舞,妙语连珠,嘴到意到,鞭辟入里,我们记者都觉得他真是高人。

  8月16日,第一期培训快结束的时候,钱钢发言,对《三联生活周刊》做出完整阐释。

  他的讲话从"GOSS"开始。这4个字母分别代表Goal,Obscale,Solution,Start:目标,障碍,解决方法,开始。"多么具有目标价值和现实美感的4个步骤啊。它是《生活》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依旧是诗般的语言开场。

  随后钱钢分析了那两年报刊发展状况,剖析周末版的繁华和短命,论及了周刊出笼的背景和前途。并提出一些办刊的具体构思,如"三界共生,系统运作。"所谓三界,就是依靠新闻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系统运作,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

第三部分:PART 3王锋: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3)

  钱钢的阐释显露深切的历史感,一如他的写作,这也是他认识世界解释生活的方式。他深情款款地同我们一起回溯上上个世纪末的最后10年:从紫禁城的第一盏电灯到北洋水师的培训,从甲午海战到公车上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世界在骚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纪末画卷。"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加波诡云谲。人们将静候更加波澜壮阔天翻地覆的变化。"钱钢最后竟然用1991,2002这两个对称年的玄学思想来解释和预测我们的旷世幸会:"对称年,非凡的美妙!"我至今都很记得钱钢兴奋坚定的神态和手势。

  开练

  课堂培训进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们就开始实战练习。第一次大规模的采访是9月23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那个晚上。我被派到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那是北京申奥国内的主会场。前两个月看雅典奥运会还在感慨,想当年,2000年奥运会还在8年之后的遥望中,转眼间2004年的奥运会都过去了,回望10年也是恍然一梦。

  那次采访的封面专题《北京不拭泪》刊登在《生活周刊》第一期试刊号上。随后的一次评刊会也许值得一提。

  评刊由钱钢主持。发言从记者开始。记者中居然是苗炜轰了头炮。也知道这北京少爷平日的蔫儿闷里包藏着尖损和刻薄,但他那天抱着一壶茶用眼角瞅人的姿态还是让我惊讶:"整个儿一个伪善!虚妄的责任感!"接下来逐页批驳,毫不留情,就像当初编辑们批评我们的作业。

  陈虹更是从杂志定位、主旨等根本问题上提出质疑,被钱钢认为第一次看到了她的"研究生背景"。

  黎争从写法上给予否定,批评刊物文字充满矫情造作的贵族气。那年7月才从北大化学系毕业的黎争3个月里搬了4次家,他曾在作业里说,希望自己是双草鞋,去感受底层泥土的粗砺。

  石正茂则大呼:"这刊出得可真是时候啊,让我们从天上回到地面!"

  上午的评刊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对期待已久的试刊记者们无不表现出自己的失望。因为年轻,容易被调动也容易被打击。下午是编辑评刊。观点跟上午差不多,但编辑们表述得很冷静周全,也就没什么火力了。

  试刊前后那一个多月,对这本叫《生活》杂志的认识一直伴随着我们对生活本身的认识,点燃于盛夏的那团虚火基本上熄灭了。生活和《生活周刊》的状态开始从空中回落到一个不那么理想但更真实的高度。那几年,整个中国社会正以千年不遇的力量和速度前行,我们难过地发现,《生活周刊》并没有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被期待被需要。有记者套用一段经典:生活就这样结束/生活就这样结束/没有砰然巨响/只是一声唏嘘……

  《生活周刊》给我在北京的生活确定了一个不错的起点,尽管其中埋藏有太多的遗憾和蹉跎。对《生活周刊》我依旧充满热爱,对它的未来我还是怀有热望和信心。只是我不再继续亢奋在虚妄的想像中了。试刊之后,按要求我们每人写了一份总结。总结里我写道:"……尽管遇到诸多不测,尽管可能有更大的困难潜伏在将来,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相信明天的《生活周刊》会是最好的。只是那个目标比我们想像的要远,那段路比我们预计的更难。"

  1995年,朱伟之后,历经磨难的《生活周刊》终于正常出刊。

  1999年,我离开《生活周刊》。随后几年跟《生活》时有接触,总在关注它的每一步变化和成长。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会用《生活》的概念观察和评判我们。《生活周刊》像胎记一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印记。

  2003年9月的一天,在飞机上读到朱伟为《乐》杂志写的一篇有关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乐评。他用滤去了水分的锯木来表达卡氏大提琴的力量,他说那是丰富的祈祷,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像石砖一样被堆砌,进而成为一种建筑。我好生感慨。一是为卡氏的琴声,二是为我认识的这个人和这些事。想到《生活周刊》这本杂志10年里经受的艰难和压力,一定也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吧。

第三部分:PART 3朱伟: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图)(1)

  朱伟 1952年出生于上海,16岁赴黑龙江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在那里开始小说写作。1978~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文艺部编辑;1983年~1993年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编辑、编辑部副主任;1988~1989年曾为《读书》杂志撰写《最新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接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经常想,《三联生活周刊》之所以会有今天,很大原因是因为它诞生在净土胡同。从大约是1993年钱钢与陶泰忠看中这个地方,到2000年《三联生活周刊》搬出这个地方,这里留下了太多的欢乐,当然也有痛苦。

  我不知道钱钢他们当年是不是因为"净土"这两个字,才选中这个地方。反正,不知多少朋友都羡慕这个地方:在闹市之中,不需走多远,竟会有这么静的一方净土!

  这里原来是北京净土寺所在,寺早就倒塌,15号原来是北京最时髦的雪花电冰箱厂的厂房。我记得钱钢刚把破败的厂房装修成编辑部时邀我参观的场景,在胡同里,无论从哪一个口进去,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钱钢与陶泰忠,一个是原来《解放军报》的记者部副主任,我们一起合作编辑过《东方纪事》;一个是原来《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部主任,我在《人民文学》时的竞争对手。两人可谓珠联璧合,在当时真是年轻而被理想主义所笼罩。他们营造的15号,白墙白窗白桌椅加上灰地毯,整个一种静谧的气息。记得我当时印象最突出的是三楼设计的摄影部洗相片用的暗室,还有二楼已经准备就绪的会议室。

  遗憾的是,钱钢后来没能在他自己精心设计的编辑部里呆多久就离开了。

  我第二次走进15号,是参加还在筹备中的《三联生活周刊》一次文化研讨会。那时朱学勤刚刚接过钱钢的理想,他的办公室里云集了一帮学者,我记得清楚的有刘东、邓正来和雷颐;而他的办公室对面,杨浪的屋子里则是另一帮人,大家也都是兴奋而躁动,屋子里同样弥漫着烟雾。钱钢、朱学勤与杨浪当时对《生活》未来憧憬的那种眼神至今一直在我记忆里,我由此一直觉得,净土胡同正是有了他们那样的奠基,"生活"后来才能得以存活。到我这里,只不过是在一定积累之后的水到渠成罢了。

  1995年9月我接替杨浪,准确地说先任执行主编。等我真正走进15号院内这所三层小白楼时,留下的只有方向明一个主笔与苗炜、王锋、刘君梅、张晓莉四位记者加上钦峥管电脑与资讯。我上任的第一天向这六位做就职演说,一个个都是黯然或者不以为然。我讲完了,他们说,这样的就职演说我们听得多了。

  我9月上任后按要求要在年底前复刊。当时请来帮助策划的有汪晖、李陀、黄平和黄速建(时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聘闫琦(当时任编辑部主任)、何绍伟(当时管社会报道,后来很快去了《东方时空》)、兴安(当时是《北京文学》副主编,业余帮我约稿)、胡泳(由沈昌文先生推荐,从《中国日报》过来应聘)、刘怀昭(由《北京青年报》黄利推荐,负责国际)、舒可文(原来是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的小说作者,负责文化)。一个主笔(实际的副主编)、四个记者、六个编辑,这个结构可谓畸形。

  现在回想,1995年我们筹备复刊的三个重大决策,一是确定了要以半月刊方式起步。因为1994年底杨浪开始起步时先采用的是月刊,月刊节奏太慢,很难体现新闻价值。二是当时确定了要做新闻的文化评述,在新闻与文化中架一座桥梁,利用三联的文化资源,也有利于三联文化普及。三是在铜板纸、胶版纸与轻涂纸中坚决选择了轻涂纸。杨浪创刊时使用的是铜板纸,我总觉得作为周刊用纸太硬,也不亲切。试刊时用过胶版纸,又觉得太显文化感觉图片效果不好,也不利于将来广告发展。使用轻涂纸可以与国外的新闻周刊接轨,也可以像报纸一样直接上轮转印刷。但当时国内没有印刷厂使用,也没有这种纸,我们是头一家。记得决定使用这种纸后,我找到当时做外贸进口生意的邻居、朋友王蕾蕾,第一批纸是由她联系从香港进口,运到天津海岸后再拉到北京。

  复刊的第一期封面故事是方向明执笔的邓斌集资案。记得当时方向拿到了此案特别翔实的材料,但最后稿子写成,中纪委方面说不能发,临时只能改用与沈太福对比分析的方式,一手材料都舍弃不用。值得一提的是方向在周刊重新起步时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连续几年的封面重大选题常常都由他拼出来。常常是他写完了,我觉得还不行,他就重写一遍,从无怨言。我觉得在周刊我就是一个过于苛刻的编辑,大家只不过容忍了我的苛刻,也才有一期期刊物的出来。

  这一期的社会报道头条是约当时《工人日报》记者高晓岩写的北京地铁超负荷现状,提出地铁安全问题。经济头条是闫琦约一个叫王艳的女孩写的《"327"与管金生的悲剧》。专题是何绍伟组织的《好莱坞给我们带来什么》的讨论。苗炜在这一期中写了4页的《辛普森的三个角色》,显示出他的才华。刘怀昭做了两个话题,一篇谈美国的炸弹杀手抗拒工业文明,一篇谈现代人离不开扑洛载克(抗抑郁药)。我觉得是她开创了周刊批评国际潮流的模式。而娜斯是把对时尚的质疑带进周刊,这一期她介绍凯文·克莱恩探讨感官刺激的广告,探讨的是色情与广告商业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周刊一复刊,王小波就来帮我捧场,他给生活周刊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复刊第一期的最后一个栏目是《大家谈》,除王小波此文,苏童帮我写了一篇《购物批评》。

第三部分:PART 3朱伟: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2)

  这个第一期,也就是1995年第五期的版式设计是我拉了《收获》编辑部原来我的好友谷白来完成的。他用老式版式纸一页页地画版样,封底他选了四张照片作为刊物内容宣传,宣传词分别是:"十部大片的冲击波远没有过去,好莱坞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一个5岁女孩怎样与动物成为朋友,你尊重动物,动物也会尊重你。""因为人和狗之间缺乏友爱与理解,中国的狗才会经常咬人?"后期的制版,包括版心、行距,最后的调整都是潘振平先生自己出马,他是三联书店分管周刊的副总,他的工作应该是确定选题、把握方向、审稿与代表三联书店对周刊日常管理,但最后实际由他成了忙里忙外的总监制。

  整个复刊是手忙脚乱的过程,楼上楼下灯火通明。闫琦是最后盯屏的,我们要求每篇文章不甩尾巴,多出来的字她就一定一行行一个个字地抠,认真到所有后期排版人员全都叫苦不迭。

  我从1995年9月开始,就天天进出净土胡同,从此,我也就把净土胡同15号当成了自己的家,在那间小办公室里我呆了四年半。我喜欢胡同里冬天的感觉,走在胡同里,抬头看那些掉光了叶子,伸向天空的树枝,我总感觉露着它们的质,显得特别丰富,比长满了绿叶要有味道得多。刮风的日子,能进屋的都进屋了,小平房烟囱里冒着温馨的煤烟,晚上加班后走在胡同里,有一种特别的静。我至今依恋那个小办公室,累了时候站在窗边,眼前是一片错杂的屋脊。下完雪,那些屋脊上都覆着雪,让阳光一照漂亮极了。后来我们搬到安贞大厦,又搬回三联书店,就再找不到那种感觉。我由此始终珍藏着编辑部一些同人在净土二楼会议室后门防火梯上的那张合影--这张照片是年轻的生活周刊的一个剪影。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图)(1)

  闫琦 原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1995年8月任《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主任,1998年4月离开后任《Newton-科学世界》执行主编,2002年11月返回生活周刊,任战略发展部主任。

  1995年8月初的一天,我穿过雍和宫、国子监一直向西,来到了净土胡同,看到这名字,心里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宁静。

  《三联生活周刊》坐落在一家倒闭工厂的厂房里。上得二楼,打听朱伟,等待接见。一个戴眼镜清瘦干练的人走了出来,互做介绍后,朱伟就直奔主题谈起了编辑部主任的工作,好像我这是第一天上班,而不是来面见。谈话间,副总编潘振平过来了,他为我倒了杯茶,没聊几句,就说一起去吃顿饭吧,我想这意味着我被他们接受了。

  做好大姐

  来到鼓楼著名的马凯餐厅,席间我才对编辑部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朱伟刚来接任主编,我是他第一个找来的人,朋友推荐我给他当编辑部主任。此前,我没有做过编辑部主任,甚至没有编辑部工作经验,怎样担当好这个职责,我没底。潘振平非常和蔼,说话声音很轻很柔和,像个兄长,颇给人好感。事实证明他日后成了同事们释放压力和倾诉困惑的一个出口,尽管他从来都是只给一个耐心倾听的姿态,少有表态,他说他必须维护主编的权威。那天潘振平对我说,如果大家都把你当成了大姐,你就成功了。朱伟雄心勃勃,是个透着精明的人,他追求简单有效的操作模式,不惟资历,看中人的实际能力,正是这样,我侥幸进了生活周刊。

  说实话,开始时我对"三联"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只是找一个自己愿意呆的环境。来周刊前我在一家公司做了近两年总经理助理,那之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作了很久。我"下海"出于三个考虑,一是想找一个说话自由、个人意志不被强迫的地方,二是逃避我始终应付不来的人际关系,三自然是想增收。

  前些日子,同事王小峰把一张我大学时代的照片贴在网上,招来大家的议论,大致都认为那种精神气质和纯粹在今天已经十分稀缺。也许是他们年轻,其实即使在以往的年代,真正追求纯粹的人也是少数,因为那样的人很难生存。我不能再忍受那些形式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忍受为了几元钱的一级工资调整也勾心斗角,更不能忍受说假话比真话还多的政治生活,所以我想走。

  当时的生活周刊真像一方净土,使我的心灵得以小憩,摆脱了想摆脱的东西,我很满足。当然,我也时刻记着自己的责任,努力去"做好大姐"。过去我在朋友圈中受的是他人的关照,但在同事中我总遭遇人际障碍,因为我太过爱憎分明,说话也太直截了当。如何"做好大姐",让我想了足有半个月。一开始,我还是脱离不开管人的思路,但后来,我真庆幸是这个可爱的集体让我自然发生了转变,我努力去了解伙伴们的价值观,熟悉他们的做事方式,最终我觉得,除了必要的管理外,对于一个人人都讲底线的集体,人性化管理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把自己的责任更多地定位在"服务"上。而在这样的氛围里,首先获得滋养的是我自己。

  别样生活,另一番天地

  生活周刊的记者通常有两大头疼事,一是报选题,二是改稿。舒可文在周刊里年纪最大,以前还是朱伟的朋友,可她一直都对选题会严重过敏。他的先生赵汀阳说,舒可文一到周日就紧张,赶紧看电视,看报纸,听小道消息,觉也睡不塌实,一切都为了周一的选题会,生怕朱伟给脸看。选题会上最勇敢的是苗炜,十次里有八次没选题,但也是脸涨得通红,我想他是不习惯说话,下去了也就有了。朱伟可能了解这一点,总是对他网开一面,很少训斥。

  记得第一次选题会要我先发言,因为是我负责搜集资讯。我不知道该如何报选题,拿着目录念,朱伟阴着脸叫停,捎带训斥了几句,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下去后,我暗自努力,终于两周后获得表扬,说我进步很快,我有了一点信心。

  1995年底做年终专题,我领命做联合国,第一次作为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我发现自己很是兴奋,文章也很轻松地完成了。此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也还有一点文字能力,以前我以为自己只会写报告。接着杂志开始按双周运作,我负责编辑资讯栏目《生活扫描》、《数据库》,编写轻松有趣的《街谈巷议》,还有时事类的《人物》。虽然这些栏目后来都被调整掉了,但通过它们,我对自己的笔增加了信心。记得毕淑敏来电话跟我聊《街谈巷议》,她的喜爱也给我带来不小的鼓励。

  我大学的专业是情报收集和处理,媒体离不开资讯,一进门就被派了这活。那时网络没有普及,信息获得主要靠报纸,我每天要看几十种报纸做信息摘要。还好,钦峥也是学信息管理的,就抓他一起来干。我们给信息确定几个主题词便于检索,钦峥自己改造一个软件,使其具有检索功能,在仅有的两台386一体机上,秘书高媛每天做着输入和检索的工作,直到1998年我们从新华社购买了报刊文章检索系统。其实,那时我们的效率很差,与其说对记者们能有多大帮助,不如说对我和钦峥有帮助,对我而言,终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了一个检索系统,这是大学时代就向往的美国模式啊,虽然这只是一个超简单系统;我想对于钦峥好处就更大了,这个按记者招聘进来的小伙子却不善言谈,憷头记者工作,也许是从改造软件开始,他以正当的理由一头扎进了电脑和网络世界里,至今都在那里溜达着,这工作只用大脑不用说话,很适合他。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2)

  记得刚进周刊,我就露了怯。一天大家在看杨浪时期的周刊,全彩印刷,定价10元,还有许多留白处。我正儿八经地建议说,咱们能不能少印点彩页,把价钱降下来,我想这老土的看法差点没让他们笑出声吧,这些记者都是在我之前进入"三联",早就完成了现代期刊样式的启蒙教育。可恰恰是我这老土,却被派上了一项重要工作--让我负责杂志操作的后半部分,也就是带着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美术编辑共同完成从配图到出片、打样的工作。至今我都佩服朱伟和老潘的胆量,他们竟不怕我给搞砸了。我很感谢这个工作使我熟悉了杂志制作的全过程。

  图片是一个大问题,为此我绞尽脑汁。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网络图片库,虽然已经有了美联社、路透社等驻华机构,但还不能直接向中国媒体供图。当时我们主要依赖新华社摄影部的帮助,但由于风格和题材的限制,他们的图片能用的不多,也由于当时传输手段落后,驻外记者发来的新闻图片既少又晚,还多为黑白片,洗出照片又要好几天。因此,说来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动用了一些外国杂志的图片,主要是时事图片,因为没有渠道可以购买。在十年前,要做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全彩杂志,也只能做一点出格的事了。我还联系了北京不少摄影师,通过他们找一些照片,甚至封面照片。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摄影师,但用得不够理想,再说一本杂志总是充满北京的照片,地方色彩就太过浓厚了。

  想当年,周刊经费再紧张,也没有砍下外文刊物,这就是三联。每当杂志到手,总是我先翻看一遍,把所有重要照片都做好说明夹上即时贴,以备后用。朱伟发稿后,我就根据记忆寻找合适的配图,当然还要去约一些图片,这样费时费力的工作一直干了两年多,经常半夜收工,骑着自行车跑10公里路回家,于是,就有了一次半夜遭劫的经历。

  版式的认识也是在生活周刊启蒙的,原本是应该由美术编辑干,但那时我们配合得不够理想。我是急性子,事情放在那里就睡不着觉,他是慢性子,上班总来得晚,自有自己一套工作习惯。我经常不管不顾地自己开练,最后让他检查调整。说起来这过程竟也让我对版式有了感觉,以至后来我再去做《Newton-科学世界》时,心中最有底的就是图片和版式,我已经不是外行了,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的版式还真是幼稚。

  性情各异,情同手足

  我第一次真正有同事关系也很养人、很舒服的感觉是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周刊像一个大家庭,我的抽屉里放着各种食物,谁想吃就自己动手,拿完了我再买,别人抽屉里的东西也一样。有同事开玩笑,说我像一只老母鸡,后面总跟着一群小鸡在找食。

  那个时期的生活周刊只有十几个人,大家性情各异,却相处甚好。王锋、苗炜是俩帅哥,只是风格有南北之分,王锋很会与人相处,觉得他更小资一些,而苗炜则是北京大老爷们一个。王锋总是穿戴得很上心,关注时尚,很早就登上美国大兵靴,他粗的时候什么都丢,可他的情感又很细腻,文章既有男性的宽厚又不失柔美的东西。他在美国时,总是用漂亮的信纸写来漂亮的句子,并且不会忘了装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整个过程都在追求美感。他还经常想些点子娱乐大家。一年冬天,他弄了条Made in China的青蛇,几乎让所有女孩子都大呼小叫了一遍,外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惨案。

  苗炜是脑子比嘴转得快的那类人,很多时候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精彩更多地体现在"圆桌"里。至少那时他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小资,虽然他关心好玩的东西,有新潮的观念,有自由的意志,可似乎很难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他一直都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之类。除了写字不懒,苗炜其他方面基本都懒。他家离单位很近,是骑车的最佳距离,可他懒,收入不高时就常打车(这是他惟一的小资生活)。现在他还是懒,但比起从前还是进步了不少,至少有了一套高尔夫杆,开着车去了法国,品过法国名酒,可他的胃口,我相信还是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苗炜的观察和搞笑能力都不错,内心里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家附近有一所宠物医院,仅仅是让他帮忙打听做猫绝育如何挂号,我就被他写进了"圆桌",当然是一个不讲猫道的坏典型。

  生活周刊有一群有理想的人,王锋、苗炜还有胡泳更是突出,他们不只关心一篇文章如何才能做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国外做杂志的经验。王锋曾去美国一年,研究了大批的样本,写了不少笔记;苗炜几乎一本杂志在手,总是不放过认真研读的机会;胡泳在海外留学也做了不少研究。在周刊,经常会听到"我们可以设这样一个栏目"的建议。

  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永远一身黑衣一脸胡子的副主编方向明。可以说,生活周刊早期一些做宏大叙事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他是惟一杨浪时代留下的新闻记者,生活周刊早期的记者都是野路子出身,对他文章的路数有时不太认同,他一个高大的汉子,脾气却出奇的好,任你说什么意见,他总是很平静,他解释得很少,只是埋头写字,熬得很辛苦。现在看来,正是他当时的努力,才使生活周刊在半月刊阶段能够拥有一些深度新闻报道的东西。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3)

  舒可文是一个自由主义女性,性格有些不羁,来生活周刊前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师,其精神气质和书房修炼使她成为一个极有个性的文化主笔。说来好笑,她对生活有着独特的热爱,其精彩表达感染或者说"欺骗"了一批原本拿不定主意的女同事追随其后,生下自己的宝宝。总听到有人要找她算账:为什么把那么艰辛的育儿生活说得那么美妙?可在她看来,那就是一件享受的事。

  刘怀昭是一个观念西化的回国留学生,当时受欢迎的编译文章许多出自她的手,她擅长运用资讯,善于找到独特的角度,重新解读新闻事件,提出新的观念。她一时沉静,一时又闹哄哄的,甚至看上我的一件棉麻针织衣,即刻就要我扒下来给她,这份亲昵让我很感享受。

  刘君梅是生活周刊最勤快的记者,家住北京西郊泸定桥以远,上班的路上尘土飞扬,那上班是真正的"进城"。环境这样差,可她心态一向积极。我最佩服她永远以修饰得无可挑剔的模样,走进办公室,进出各种采访场所。她外号猫妹,充满爱心,家里始终有几只小猫追随其后。我的环保意识就是她喋喋不休的选题计划和闲聊启蒙的。

  张晓莉是生活周刊最听话的女孩,规定9点上班,她准到,坐在那里读读英语也好,虽然别人都没那么守规矩,但她心里从来没有不平衡。她认真采访写稿,怯生生地望着主编,极力要弄清他究竟想要什么。现在她也成了一家大报的首席记者,文字也越来越老辣。

  邢海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兴趣多变,也使他在多个领域中游走自如,思维总有出人意料之处。关于他的恋爱故事你可以听到不下10个本子,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搞不清,但不重要,谈论时他的那份疑似真实的失落让你感动,他是一个想过出花样生活的人。其实他很重感情,曾经为了写一篇自己的感情故事,写了一夜,哭了一夜。

  因为字数所限,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刚写了几个人就不得不收笔了,好在我知道有同事生动地写了他们--邹剑宇、王星、高昱、王珲、李梦苏、刘天时、卞智洪、皮昊、邹俊武、商圆还有技术编辑程昆,可爱的行政秘书高媛都是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分子。

  人去人又归

  1998年4月,在为生活周刊工作了近三年后,我离开了。那滋味不好受。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养育后代,人生不为自己,只想让父母晚年幸福。我努力地工作,希望有能力带着他们每年出游一次,希望年底时能奉上自己的孝敬。可是我陷入了困境之中。由于周刊经费严重紧张,收入水平一直上不去。1998年栏目调整,我的收入将剩下原有的一半,尽管我还担负杂志后半部分的制作、行政管理等其他一切没有人承担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选择离开。

  新单位正在筹备引进一本优秀的科学读物,后来我做了这本《Newton-科学世界》的执行主编。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生活周刊难以割舍。我刚到新单位时,曾经有同事反感我,因为我言必称"生活周刊",据说,做试刊版式那天,我说了不下十次"生活周刊如何如何",想一想,那些希望有自己个性创意的同事是该烦我。由于运作不顺,我们那里也会危机频发,一旦遇到困难,我总是先向朱伟和老潘求助,一会儿来扫描一些图片,一会儿请教一点问题,他们也总是乐于助我。

  2002年秋冬时节,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Newton-科学世界》,像回娘家一样回到生活周刊。此时生活周刊兵强马壮,安贞大厦的办公环境优雅,倒真像小资文人聚集之地。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参加选题会,看着满屋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心里真是喜欢,我自己也幸得美丽可爱的助手回晓君,我切实感到生活周刊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过去生活周刊一个月出两期杂志的经费只有8万元,要支付稿费、工资等管理成本,基本没有采访经费,偶然的外出采访大都是受人之邀。现在不同了,一个月的成本就要百万元,记者已经跨出国门采访,新闻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受到尊重。我明白,生活周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也难免再遭遇坎坷,但这飞跃还将继续着。

  我祝福生活周刊一路向前。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图)(1)

  舒可文 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文化编辑。时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哲学教师,副教授。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1994年有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我每天都得给我刚出生不久的小闺女洗好几次澡,那时候她是我的天,我的地。闲着没事的时候,不紧不慢地写了本跟艺术有关的小册子,主要是因为本来没什么别的事,有人愿意出版它,正好给家里添点进项,其他的事情都如外太空的奇闻。

  奇闻之一就来自吕祥,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来聊天,那个夏天他时不时地说到三联书店筹办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全然与我无关。后来天气渐渐凉下来,这个话题的热度也降了下来,我记得似乎是因为投资之类的事情。到了转过年1995年,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朱伟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在家当全职家庭妇女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新学期开始后就得回学校接着教书去。他说,那多没劲,还不如到《三联生活周刊》来。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学校开学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周刊上班的。

  最初的几次选题会上,我听着一群小姑娘、小小子兴致极高地汇报着他们四处搜集来的信息,有好莱坞某明星的什么事,有某公司的什么事,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明明是别人的事,却如数家珍,一本正经地把它们拉到和自己这么近的距离,显得非常不靠谱,总之,"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美丽"--这是生活周刊某一期的封面题目。接着,朱伟就要问:"角度?"这又让我纳了半天闷儿:有啥说啥,有根有据,还不行?不行,因为题目多数来自道听途说,大家都在说的事,你有什么理由再说它?全凭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说的理由。"角度",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是个最让大家费心的词,后来改成了比较平易的"你怎么做"。

  虽然来之前朱伟问过我,看不看一些时髦的书,我说看,来了之后我立刻感觉到他问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来以为不就找题目吗?不就写字吗?后来发觉这完全是一份新活计,根本不是我习惯的那种题目和那样的文字,好在这时候生活周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运行,我还有时间把旧习惯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很快,1996年一开始,生活周刊就进入了双周的运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样,揪着这辆快车,买了不少我原来根本不看的书,壮着胆子写着那些自个还没想清楚的事,感觉是中年转行第二春。

  生活周刊有一个宗旨,就是要反映时代进程。一个时代当然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构成,我一开始就被放在文化部,对于我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放弃原来习惯了的注意点,不能从书本上寻找说话的题目,必须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里找到可说的题目,哪怕是过了没多久的事,在朱伟那儿也被叫做"腌兔子"。

  城市文化中,艺术被拉入我们的选题有点偶然。虽然艺术家是非常敏感又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有时候是批判者,有时候是时尚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消解者。但那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刚从非常边缘的状态渐渐进入城市文化的主流。就像商人赚钱有各种各样的花招一样,艺术家也有各种花招制造不同的趣味,他们的着数属于艺术,反映的却是这个时代、特定文化的气质。以前在写美学题目的时候,也要拿艺术家来分析,但那只是从作品或文字记载上做文章,材料和依据都是过去时态的。而这种进行时态的艺术现象充满了魅力,大有可解释的空间,可我完全不会采访。

  这时候,我的朋友邱志杰和王铭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最开始的采访是拿邱志杰练手,对邱志杰的采访让我第一次拿艺术的现在进行时态做文章,这显然符合生活周刊对新鲜度的要求,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只把采访归置在一个"角度"下,基本原样地写下来,因为这些材料根本超出我的分析方式。王铭铭帮我找到了新的方式,他给了我们家很多人类学的书,而且不论多么细枝末节的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有时候他也讲一些他在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候的趣闻,我从中获益不少。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把艺术家当成一个族群看待,他说当然。此后我试着这么做,即使是做艺术评论,也完全改为对作品阅读、对创作者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阅读,然后才有阅读者的叙事。

  艺术活动在那时候的媒体上基本还是一种时尚题目,或文化新闻事件,我写的这些东西是一种很混杂的杂烩,不一定符合传媒惯例,但朱伟还是都把它放在了"艺术"这个专栏里,并一直让它持续着。很快,生活周刊成了反映艺术动态的一个公共平台,也让我给自己定的题目有了长期做下去的机会。北京被"非典"围困的时候,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把这些东西整理成《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出版,算是我对这个栏目的一个交代。

  2001年生活周刊变成了真正的周刊,那时候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城市中最活跃的产业,福利分房停止了,房子开始成为50年来普通中国人第一项大的不动产。改为周刊后的第一期封面故事就是《居住改变中国》。这本来是艺术批评家黄专策划的一个展览的题目,黄专、上河美术馆的陈家刚,拉上我,讨论了好长时间,越讨论规模越大,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张欣。我已经开始查找几十年来和住房有关的政府文件、媒体报道,甚至小说里写到的居住状态,最终因为展览线索太多和一些其他原因,没有做成展览,却成了我们杂志现成的题目。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2)

  "城市化进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个到处见到的字眼,城市也进入了生活周刊的选题会,高昱最先在生活周刊开始以城市为题目做文章,他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小伙,他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生存历史等很民生的高度考察一个城市在快速变化中的种种状况,这在编辑部里也成一时佳话。上海苏州河改造的时候,因为牵涉到很多艺术家工作室的搬迁,朱伟就让我去做。去上海之前,老潘给了我一些人的电话,说他们都是研究上海历史的人,也许能给我一些帮助。这个题目给了我一个真正做采访调查的机会,虽然在家里也做了一些功课,但是沿着苏州河从东到西走下来,几乎所有的东西和采访到的所有人说的事,都是绝对具体,绝对鲜活的,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苏州河的历史和今天稍做对比,就发现,城市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东西了,尤其是在它处于巨变之中,所有事先的判断都会在复杂的具体问题中变得可笑,比如对旧建筑的拆与保护这种最简单的争论,在种种的合理欲望中纠缠在一起,真不是谁高尚谁贪心能分辨得清的。那一次采访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真正的田野调查和书房做功课完全是不同的天地。后来,生活周刊又陆续以这种方式做了一些城市的话题,有顺理成章的,也有败笔。其实顺着这些题目做下去,每一个都是很大的诱惑,刚觉得有意思就不能接着做了,因为,周末就得发稿。这种节奏虽然我已经适应,但是至今仍觉不爽。

  回头这么一看,快10年的光景过去了,不仅我习惯了的方法论被改造了,世界观也被改造了,从原教旨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这不仅得益于采访,也还因为我整天就和一帮比我小十几二十岁的人混在一起,转行的同时,也被他们调整着与时代进程的焦距。胡泳给我们带进了互联网文化,那时候他翻译的《数字化生存》在全中国掀起了这个话题热,完全是由于对他这个人的熟悉,我才会认真对待这种文化,不然我会把互联网仅仅看成是一种工具。吴晓东在做《地产十年》的准备时,我仔细听看他做的准备,要采访的人和事,对比我在做《居住改变中国》时所关心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虽然一个是说地产一个是说居住,但其中有很多相关的东西,他注意到的事是我完全没注意到的。小于、钟和晏爱跟我聊天说电影,即使是在我看过的电影里,她们看到的东西总是和我不一样,她们看到的东西比我看到的更贴近电影本身。在安贞大厦时有那么一段时间,文化部被安排在跃层上的一个过道厅里,落地玻璃前阳光铺满整个房间,这里曾是编辑部最招人的地方。我们常常是坐在落地窗的窗台上聊天,即使是讨论选题也是这么坐着,因为我们四个人只有两台电脑,谁都不好意思独占一台。隔壁的老潘经常到我们这儿待一会儿,其他部门的吴晓东、高昱、李三、蔡伟等等,都常到我们这儿喝茶,聊天,属于闷骚型的苗炜、王星也不时到我们这儿站一会儿,偶尔点评一句,总在逻辑之外。后来王小峰又带进了流行音乐,都是我这个年龄不会主动去听的。就这样,耳闻目染由不得地被他们改造了世界观。

  当然还有一个大的背景,生活周刊的10年是非常顺时应势的10年,它的成型过程正好是在中国进入开放社会的过程中,所有中国人都经历着新时代的整理。生活周刊草创时期,这种类型的刊物在中国是第一家,谁都不熟悉这个刊物该是什么样的,做这么一个事本身就等于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主动调整姿态的位置。可能大家对杂志的理解不一定一样,对所谓时代进程的理解不一定一样,各自整理的结果也不一定一样,但所有人都不可能逃避这种自我整理。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图)(1)

  巫昂 祖籍福建,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文学硕士。2000~2003年在《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任记者,现为自由作家。

  一

  2000年6月10日到2003年9月10日,我的生活跟这本杂志联系在一起。

  此为我之幸。大概多少年后,也可以说是这本杂志之幸吧,居然养活过我这么个人。

  我的记性本来是很差劲的,居然还记住了这两个日期,简直是奇迹。

  2000年6月10日,我从望京倒了几趟车,去安定门内大街寻一个叫净土胡同的地方,走了死久,到了一栋小楼里边,在二楼走廊深处,隐藏着主编朱伟,他负责面试我。

  借用新闻报道的叙述模式:这个嘴巴略微有些歪的、肩膀略微有些斜的、戴眼镜的、小个子的、文化气息浓厚的上海男人,坐在一堆古典音乐CD里,好像他办的是个音乐杂志,他的办公桌上养了一小盆不用土的观赏植物,我在此后三四年间,数次想掐死那丛植物,以示自己的愤怒抑或知遇之恩,未遂。

  "你没有新闻从业经验。"他拿着我的简历,从眼镜片后边观察了下我,我心虚了起来。

  …………

  "噢,你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什么?"他。

  "小说家路翎。"我。

  "你喜欢这个作家嘛?"他。

  "不喜欢。"我。

  "那为什么写他?"他。

  "因为还没什么人写他,我可以胡说八道。"我。

  然后我就被录取了。那时候,正好"三联"在酝酿从半月刊变成周刊,由一个圈子化的泛文化半月刊,转型向一个大众化的有硬新闻的周刊,所以需要许多能跑新闻的记者,尤其是时政社会口的。我本来呢,是很想干文化的,但文化并不缺人,只好临时去弄社会,结果,就没能再文化回去了。

  社会部一口气培训了12个新人,半年之后,真正留下来的似乎只剩下了我,这并不是在强调说我有多牛,而是,好像整个非体制内的新闻系统就是这样,大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为此东挪挪西挪挪,我的优点是不懂得该行业规则,不知道挪了以后能去哪里。但多数去"三联"的人,有如下准备:理想主义,觉得这是个挺不错的杂志,进不了这地儿还有其他若干地方可去的"护记符",想混一阵子到别地儿当主编,不想到别地儿当主编但最终还是硬生生被挖走了……

  我有一个缺点,对自己呆过的地方向来并不待见,虽然里边混杂了一段类似于婚姻的复杂情感。而我不只一次跟更新的新人传授经验,开始的时候,要把自己当孙子看,像张爱玲说的:低下去低下去,低到尘埃里头,吃灰。

  二

  培训的内容,主要是请资格老的记者来跟我们新人谈话,实际上,最后只有高昱、邹剑宇跟吴晓东跟我们正经讲了,他们三个,在当时的我印象中,都是非常青年才俊的,年龄适中言谈飞扬,虽然肤色深浅略有不同。我分给了高昱那房"管帮带",他每两周"幸"我一次,稿子传过去,过一两个小时,那边就打过来一个急切的、痛心疾首的电话:"巫昂啊,你,你这样写不行,你知道吗?"

  然后哒哒哒说了一通如何如何不行,该怎么怎么写。这边厢,我听得心如刀绞,悲观绝望。

  "这样吧,时间也太紧了,我还要出差,我帮你改了,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高善人最后扔下一句诸如此类的话,突然挂断了电话。高善人眼下在《商务周刊》当主编,不久前接受了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采访稿是英文的,我没耐心看,但大抵说他是个"左派"代表,"左派"为何物?是他的平民思想和宏大叙事吗?是他的宽边眼镜和一小时两三百字的写字速度吗?

  后来培训不了了之,"三联"的各种政策一向具有鲜明的不持续性,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每当快发钱的时候,上边便开始修改发钱的法律条文,但你不要着急,过不了几个月,这个条文就会失效。我在的那段期间,起码还有如下短命的制度:轮班接听读者热线(实际上一天也没几个读者打过来热线,他们宁可给《京华时报》打),打卡坐班制,新闻突击攻坚小组,主笔轮流当主编,记者轮流当主笔,等等,等等。

  三

  第一次去外地出差,是采访山西一个被误会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女人,这个新闻有一个怪拗口的名字:国内首例艾滋病初筛结果泄密案。故事女主角是一个从浙江远道到山西忻州那样一个很小很封闭的小城镇去做生意的,她去当地医院做腰椎尖盘突出的手术,被做了下HIV检测,结果居然是阳性,但这是初筛实验,照理应当到省一级的指定实验室去做确诊实验才能算数,但是,如我们所知,在一个小地方发现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哪怕并不是确诊的,那都是很轰动的新闻,这个消息很小道而迅速地从医院流传到社会上,一路影响了她的生活,她很快成为当地名人,上街买把瓜子,小贩都不敢接她的钱,我采访的时候,她为类似的遭遇哭了几次。

  回北京后,我写出来初稿,自己觉得采访扎实各方都有说法,看起来四角俱全挺那个的,但没有中心思想,也就是说,任何文章,"三联"当时的习惯是要提炼出来一个主题的,文章的结构大抵都是三段式:第一部分讲事情本身;第二部分,让几个矛盾方在那里冲突冲突;第三部分,就得升华了,升华的手段实际上很有限,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找些专家来胡扯,这个专家说两句那个从另一个角度再说两句,所以每个记者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御用专家,万金油也似,但当时我还没有,只好求助于高昱。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2)

  当时升华出来一个很牛的主题,叫做: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交锋。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个报道,导致我转正的。所以,高昱是我的贵人。他也是我在"三联"期间非常佩服的一个人,爱思考有理想,保持了一贯的平民主义立场,而有时候,主编会把这种立场说成是农民思想,高昱有若干著名报道,早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四

  "三联"的G点,一是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二是追究一个人的经历,和他成为新闻人物之间的古怪关系,三是新闻事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四是对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讨好跟迷恋。最后这点,也是时代风尚使然。好些新媒体讲自己的办刊所针对的读者群体,往往说是白领和中产阶级,为了这个东西,发了疯地讨论来讨论去,跟SM差不多。

  权力问题实在复杂,世无英雄,遂使权力得英雄之名,分析一个新闻事件中各色复杂关系的结果,往往为了偷懒,落到权力这叠干稻草上。权力,成为万金油,某样方法论某种思维方式,也系一个人见人爱百发百中的词儿。在我亲历的2000年前后,半月刊转成周刊的初期,"三联"热衷的是知识分子化的权力问题,大约是2000年,讨论警察权、大熊猫的特权、一个班级的权力体系……

  后来,大概就是李鸿谷做社会部主笔以后,社会新闻跟封面故事趋向于硬朗,跟时效性强,本来泛文化的办刊方向走向了硬新闻,我们这个部门的记者,为了新闻的硬,开始奔走于各种事发现场,但去的时候往往也还是并非第一时间,"三联"的强项是做后点报道,因为先发制人自然是赶不过日报跟各色网站的,惟有在后边跟着,拿只冷眼看这看那,最后总结出来一个很"三联"的立场跟观念来。

  个人体验上讲,做硬新闻需要一个人具备对新闻无条件的热情,甚至于善于遗忘类似事件。但作为一个喜欢发明创造的人,我是无法忍受重复的,所以第一年,大概是2001年,我还热衷于第一轮硬新闻,比如自然灾害、案子、腐败事件等等;第二年,我就开始为新发作的空难和投毒案怎么做出新鲜感费脑子;到了第三年,许多类型的报道,都开始无法刺激我的神经,而新鲜的形态,在很短的时间内,也无法一一建立。

  但是当时,我做得还是很有些乐趣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一切过去的,都容易变得不怎么美好。在灾难现场,接触死难者家属,去跟当地政府部门纠缠跟斗智斗勇,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关键采访对象,说服他们接受采访,这些都能够调动出一个人的潜在能量,我才发现自己身上,有极端冷静甚至近乎冷酷的一面,我从不在工作场合,因为某个悲惨的场景动容。也绝不为了显示敬业熬夜工作,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对写东西能够保持体力与精力的一个要点,晚上一定是娱乐时间,假如朱伟深夜来电话,我就会装成点灯织布的骗子应付之,通常,早起工作效率更高,也不至于造成作息上的恶性循环,最后把自己弄成一个疲乏万状的中年人。

  五

  有一回,浮兰克苗炜(苗炜的ID--编者注)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分裂得这么好,一边写小说,一边当记者?"

  我私下里觉得自己很傻,在很多问题上,一个具体而卑贱的人爱怎么分裂怎么分裂,对局面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当个记者,特别是社会新闻的记者,整天哀伤哪愤怒哪着急上火哪,还往往得不到任何真相或者说真理,记者嘛,永远生是事实的人,死是事实的鬼,但是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在欺骗你,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临到头了,只好绕来绕去,写出一篇安全系数较高还能交差的啰唆报道。

  我的记者生涯,因为一场官司的开庭,到达了转折期。我甚至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从以前连屁股上被蚊子咬了一口都要哼哼半天的小青年,变成了一个坚强而僵硬的新闻战士。一个人做点啥总要有那么点目的的,那么除了谋生之外,我肯要在"三联"这本杂志的小温床上,长出那么点经验的虱子,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想当个职业作家,也一直劝周围的朋友参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但我现在发现他们过得都比我好,整日里饭局来酒吧去,周日傍晚还包了车去郊县party。

  当记者跟当文艺工作者毕竟是两回事,一个作家可以是封闭矫情虚无的,一个记者却注定要牺牲自己那点审美趣味,变得功利无耻冷得有点漠,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跟上次帮了我的忙的某采访对象保持终生的联系,但是下礼拜就忘光了,直到下回有事又去骚扰他们。

  我看到美国老牌记者麦克唐纳在70岁时做的一篇翻案文章--《也许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女人》,他的工作方式像个侦探,独自调查到了一个陈年旧案的元凶,一个律师因为有外遇,精心谋杀了他的老婆孩子(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当一线记者,要在我们这里,准当主编享受特殊津贴了)。读这种报道,其实跟读小说也差不多,他在那里不温不火津津有味地讲一个关于残酷人性的绝妙例子,我们在这里享受破案过程带来的阅读乐趣,如果有什么新闻能跟像世上硕果仅存的几部小说那样永垂不朽,这样的稿子就是。

  但是,哪怕我有天大的耐心一直活到70岁而且继续当个记者,谁愿意听一个中国老大妈讲述她拼着老命颤颤巍巍搞到的故事呢?在我国,很少见到白发苍苍的记者,中国的记者到了40岁上还不能当上主编,那就是很没面子的事,因为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与JI类似,都是青春饭。大家觉得,假如到了中老年,还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还去跟那些人套瓷还去挖空心思采访别人,而最终还要写稿子,这都是做人做得很不成功的标志。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3)

  六

  我为什么离开"三联",这个事情说起来颇有些复杂,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渐渐感到了身心的分裂,自由写作的力量拉扯着我,到了我当记者的第四个年头,逐渐成为一个很干扰我的事。主编朱伟经常在谈话中,用海明威的例子来教育我,让我跟这个时代保持密切关系,并成为一个兼具记者与作家身份的人才。

  但是,我所在的,并非美国。并不是报报名就可以去报道美伊战争,也并不能在杂志文章中展示我脑子里那些近乎反人类的、疯狂偏激的想法。我不得不收敛自己,尽量做到克己为人,为了大局,和一种跟我并不合适的知识分子趣味,而工作。

  而契机,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联事变",还改革了稿费制度,猛地说要裁掉一半稿费,居然工资变少,文章又要被改得非常标准,某日早起,心血来潮,我便发了一个很简单的辞职电子邮件,把自己给自由掉了。

  "三联"不是一个媒体集团,像南方报业或者时尚集团那样,一个记者在业务能力上上升了以后,他想当官了,可以去孵化一个新的子媒体,不想当官了,也许可以做里边的自由人,因为媒体集团里头人多,可以躲藏一些自由人并不至于招致别人的反感。但三联不同,它的小作坊气味与缺乏人才上升空间的客观条件,一直都阻碍着它挽留住一批批成熟的记者,所以,社会上流动着一大批从"三联"这个鸟巢飞出来的孤魂野鬼,他们身上有类似的气质:不甚合群、孤傲而精英、比较热爱精细生活、在关注新闻的同时对文化有研究、怀疑主义、自由主义、自嘲反讽、在有些事情上有点儿怯懦。

  说的并不是我。我这种东西,另当别论。一个素有反骨的人,是上不了台面的。

  但最最起码,对我而言,假如并不倡导自由也不张扬个性,不与某些东西保持距离,不知觉或者有意识地去跟风,去做清客和代言人,这个杂志将毫无魅力可言。

第四部分:PART 4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图)(1)

  陆新之 2000年11月加盟《三联生活周刊》,任主笔,2001年12月离职。此前在深圳任职某日报的财经版负责人,之后历任《中国证券期货》月刊主笔、《经济观察报》财经主笔、驻华南首席记者。现为上海东方早报《全球财经观察》首席观察员,编委。出版著作有《王石是怎样炼成的》、《魅力之城》和《巨商是怎样练成的》。

  入伙

  2000年秋天,我误打误撞加盟《三联生活周刊》。当年10月份,我正式认识了网上交流已久的"三联"旧人邹剑宇,刚刚结婚的他住在安定门内的菊儿胡同,算得上是很小资的住处。我那时候正好闲居北京等候出国,常常去他家搅扰。其间他和访客常常说起《三联生活周刊》正准备正式改为周刊,版面选题如何如何。我听了技痒,于是也忍不住插进去臧否褒贬一番,结果邹觉得我有时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说经济那边还需要人,你反正有时间,不如一起来搞。我想想也对,于是便跟着邹剑宇,走进那条长得看不到终点的净土胡同,然后看到了刚刚装修未久的小楼。

  记得去之前,还专门问过邹剑宇:"'三联'也是一个老牌子刊物,招人有什么程序?我要做什么准备吗?"

  答曰:没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就是做一篇稿件,合适就留下了。

  我心想,这样也干脆,不合适也就马上知道了。

  到了那栋小楼所在的院子,还没有进入大院,旁边有个店面,邹剑宇指着说,这就是我们的饭堂了,还有大师傅专门做饭的。我心想,这个地方,倒是很有人文关怀阿。

  上了二楼,看到新装修后的办公室搞成了格子间,有点写字楼的感觉。再上三楼,转到一间小屋子,里面一个平头的北京小伙子,邹剑宇介绍说这就是苗炜,主编助理。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啊,这就是著名的布丁啊。苗炜那时候正在电脑上下围棋,见我停了下来,没什么表情地攀谈了几句,说欢迎我来入伙。当时我心中暗道,好酷啊。后来熟悉了才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喜怒脸上看不出来的人。

  于是就像打网络游戏一样,邹剑宇把我引荐给苗炜,苗炜又把我带到下面去见主编朱伟。这又是一个我在上世纪90年代看《人民文学》就听说过的大腕啊。朱伟在办公室非常严肃,匆匆跟我谈了两句,就扬声道,那就先做一篇稿件看看再说吧。我想,爽快!

  于是出来外面的大办公室,找了一个格子坐下,写什么呢?苗炜和邹剑宇商量了一阵,说刚好不是出来一个富豪排行榜嘛,你就根据这个写一个吧。我想了想,说这么短时间,好像不方便采访,写个评论如何?苗道,你就按照你觉得合适的路子写吧。

  我看看表,大约也十点多了,说好吧,我就吃饭前交稿吧。于是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地写将起来,大约半个小时,搞了1000多字,跟苗炜说完了。苗有点吃惊,说打印出来拿给主编看吧,你就先回去。邹剑宇也说,我得忙着写稿了,中午你就自己照顾自己吧。我便徐徐踱步出胡同,那天正是秋日,阳光明媚,这一条肮脏的胡同也分外安静,感觉有些奇妙。

  到了下午,我跑去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闲聊,接到邹剑宇打来的电话,说稿件主编挺满意,而且了解你的财经背景,你就算是正式加盟了啊,第二天就来上班吧。我说我可是什么证书都没有带来啊,要什么手续吗?邹剑宇说,你就赶紧人到就是了。

  第二天,我起个大早赶去,结果被拉到朱伟的办公室,七八平方米的房间,挤进来了9个人,那就是朱伟、方向明、苗炜、舒可文、李鸿谷、邹剑宇、高昱、吴晓东和我。第一次参加编委会很新鲜,大家谈的选题构思都很独特,和我以前六七年做的方向大不一样,我看到大家慷慨陈词,也给感染了,神神道道跟着摆活。

  例如把编前会的时间提前,用周刊的节奏来处理选题和稿件,尤其是经济部门训练新人培养记者的一些做法,好像都是我想出来的,似乎也有点效果。

  于是,在那一个号称是北京历来最多雪的冬天,我开始了在"三联"火红的媒体生涯。

  大干

  入伙杂志之后,除了工作,偶尔也有娱乐。其中主流的集体娱乐只有两种,其一就是互相联网打星际,其二就是一起去吃烤串。

  那时候杂志由双周刊改为周刊,而人手只是加了两名主笔数名见习记者,而且那时候市场上也没有一本成功的综合周刊,因此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内部气氛很好,但是真的落实到版面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很不一样了。真正是应了那一句笑话:"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好在大家的斗志都很高昂,64页的全彩色杂志,排版加印刷就要三天时间,留给记者的采访写稿时间,不过四天。这本杂志又坚持记者亲自采访写作,很少外稿,结果每期差不多40页,5万多字,就是靠10个左右的记者撑着。那时候改版正是新年,北京的那一年冬天号称是雪最大的,由11月下到转年3月,一场连着一场,大家就常常在冬夜里写稿到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杂志社之中单身汉很多,加上美术和制作人员,于是几乎每天晚上的编辑部都有七八个人在。然后总有一个人提前嚷嚷起来,不写不写先歇歇,于是大家纷纷响应,一起开打星际。大多数时候是我们联合着一起对战电脑,主要是大家都觉得干活太辛苦,自己人互殴的话那就太不人道了。有时候实在心情好也会相互交锋。记得在那个冬夜里面,先后和我们对战的有专栏作者、漫画作者、其他同行以及闲着没事路过的出租车司机。所以,即使星际争霸怎么激烈,怎么刺激神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难得的放松了。

第四部分:PART 4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2)

  原来,世界上最血腥和不人道的游戏,很可能就是让人去办一本有理想的周刊。

  所以,那时候打完游戏和做完一期杂志之后,和两三个疲惫的同事,踩着肮脏的雪,走出胡同口,在那一家无名的小店,吃上四五串羊肉和鸡胗,偶尔加上两只大羊腰,那就是莫大的乐趣。一口气吃完了这些物事,不过十多二十元结账,然后大家懒洋洋地出门,往往已经是两三点辰光,吸一口凉气,踏着掩盖了垃圾的大雪,隐约觉得深夜的北京,竟然有着一种别样的魅力。

  2001年时,生活周刊里面的人大都极有个性,主编就不消说了,连很多新来的年轻人,干起活谈起内容来都特有主见,杂志里面一派干劲。

  记忆之中,招来的两位女翻译,一位姓纪,一位姓甄。本来只是希望他们做好编译就是了,但是没有想到,她们虽然不是记者出身,但是却很警醒,拿到外电资料,还能配合着做采访,搞出来的报道还很有"三联"风格。还有一位经济部我们招来的年轻女子张姑娘,那时候她才刚毕业,有干劲但是确实不懂写稿,更加不懂写"三联"味道的稿,所以一度我们觉得她不行了。按照"三联"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记者老不上稿件,就意味着除了底薪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就基本上呆不下去。不料张姑娘韧性十足,即使经常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总能隔三岔五写出一些有特色的报道,硬是坚持下来了。给任何人机会,这样也是"三联"的好处。到我离开时,她已经是蛮成熟的财经记者了。这两年也在一线财经媒体历炼,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的副主编了,也是佳话。

  编辑部最大的牛人是苗炜。他是很典型的北京大老爷们,很少见他生气,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但是总能够突如其来一句把人噎住。一般的新同事都有点怕他,不是怕他骂,而是怕他眼光"毒"。哪些题目做得水了,在编辑会上,他常常会很不屑地对太多的题目一扬眉毛,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这事情没啥意思,你丫咋这么多话。别做好了。"

  苗炜的文笔有口皆碑,脑子也活。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翻着《时代》周刊琢磨杂志应该怎么做。隔三岔五的,就看到他吭哧吭哧地写关于国际化科技化以及人文类的东西,换了很多笔名,不过总能看出是苗氏出品,好生抒情和显着机灵的字里行间,很有点渴望国际大同大家发财大家都能找到女fans的良苦用心在里面。我后来常开玩笑,说他的《生活圆桌》类文章是"心灵星巴克"。

  和他的文章不一样,苗炜平时很少说笑话,但是喜欢听笑话,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用"前中年期"来形容我们几个主笔的尴尬年纪和心情,他每回听了都嘿嘿一咧嘴笑笑,大摇大摆地踱回他自己的小办公室去打游戏了。

  自称布丁以及使用无数武侠小说人物名字的苗炜,这个和《三联生活周刊》血肉相连已经七八年的后青春期才子,2002年提了副主编,也出了一本《有想法,没办法》的黄皮书,不过十几万字。

  想来也有点让人感慨,这么几年积累下来的《生活圆桌》随笔,也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册,和街上老是认识不过来的N个青年小说家一篇篇的大部头没法比。不过,布丁的这些透着机灵和犬儒色彩的东西,可是某一批年近30在北京读大学的女生成长过程中的贴心小棉袄和生理星巴克,里面充满了某一类人的情感代码和心灵暗号,好多女生看他的《生活圆桌》文体的时候,脸上那种满足的神情怎么看都有点像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味道。

  2002年,婚后的苗炜买了房子,装修了好几个月,又买了车,让老婆开着接送上下班。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所以,《生活圆桌》上就少了他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人为此而感到遗憾,或者说窃喜?

  因缘

  2001年的头两个月还比较顺利,大家慢慢适应了周刊的节奏,广告也慢慢好了起来,大家春节之后刚刚歇口气,又有新的变故,就是要搬出净土胡同原来的办公室。

  因为事出突然,那一期已经基本做好的杂志,还留在原来的机器里面,因为一时间没有找到机器,所以3月份的第一期,是在美术编辑邹俊武和商园家里面完成的。当时大家苦中作乐,说有点搞《挺进报》的味道。

  记得当时搬家时候比较乱,气氛也比较紧张,但是生活周刊的员工们都很负责,大家自发地想方设法把最有价值的资料转移出去了。然后在新找到的安贞大厦27楼办公室,很快进入角色,采访的继续采访,制作的继续制作,财务也有条不紊,刊物基本上正常运作,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在生活周刊工作,最大的欣慰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团队作战,永远不是孤单上路。具体来说,就是和你有关的上下游各个环节的同事,总能够多做一点,很少有互相推诿的时候。记得有一期封面的版面刚出来,标题上多打了一个字,结果一晚上,几乎路过会议室所有看到这个错误的人,包括实习记者,都主动联系责任编辑,想错都没那么容易!那时候很多年轻记者做一个选题有什么问题,心里面也不会很慌,因为他知道总能在编辑部里面找到人求助。当然,这种感觉也是放大了的。实际上没有哪个媒体的成员那么厉害,但是,那种相互之间的信任是非常难得的。

第四部分:PART 4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3)

  这几年我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工作也一直和媒体有关,因此,很多"三联"现在和过去的同事,也总会联系。最多的是李伟,他是很年轻很能跑的,所以总有做选题的时候互相找的时候。现在他也成了主编,很动力澎湃。还有MSN上长期见得到的尚进,他堪称媒体圈里的"百晓生"。谁谁谁收了多少红包,某某某又要跳槽了,这些消息他那边总能够第一批知道,而且细节生动,非常过瘾。他说,写北京媒体史作者非他莫属。

  离开《三联生活周刊》之后,我和黄河在深圳有一段时间还是同事,经常一起开会讨论选题,也一起出去揭黑"打老虎",非常过瘾。不过他生就闲适的性格,不太愿意回到铁马金戈的一线媒体生涯,现在成家之后,每个月写一两篇宏大叙事的长文,间或写写读书文章,真个是乐在其中。而大约一年见上那么一两次的时候,总是难免讲起彼此的"三联"岁月,分外唏嘘。

  我加入媒体行业已经11年,但是真正觉得自己登堂入室知道怎么做选题写报道,还是来了"三联"之后。这也是我这几年来,谈起媒体运作经营的时候,有意无意总要援引"三联"的经验和例子的原因。那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有幸参与其中,能够和一群优秀的媒体人合作或者交锋,因此也有幸能够琢磨出一些门道。人的一生很多东西真是有际遇的,如果不是2000年秋天去了生活周刊,我可能就已经读了MBA,然后做企业。又或者做了其他什么五迷三道的职业。说不定已经发迹了,也说不定混得很不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不会像现在一样专注在财经新闻领域,也不可能写出两三本这样的书。说白了,直到今天,听到别人谈起《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多关注一些。因为我实在觉得和这个刊物有一种莫名无形但又冲不淡的联系。我相信这一种感觉会在未来维系很久。

第四部分:PART 4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图)(1)

  于彦琳 笔名小于。2000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文化部实习,毕业后成为正式记者。现在供职于《中国电影报》。

  开始

  我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是光头的。

  2000年夏天,我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读书,"研三"的生活非常松散轻闲,就给一些媒体写稿子。我的朋友,现在《虹》杂志主编朱芸当时还在《世界都市》当编辑,她说我可以去那里找个小工作干干,我去《虹》与人力部人见面,很不成功。但就是那天碰见朱芸的校友,当时"三联"的记者王珲。王珲与朱芸百年不遇,就遇见了这么一回,把我引进了《三联生活周刊》。

  那个时候写电影的卞智洪刚刚离开周刊,好像去了TOM,王珲知道我是学电影的后,就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我惟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不是可以随便上网,王珲说可以,每个人都有电脑。第二是收入如何,王珲说两三千。这些钱,对我一个学生来说真不少了。我就答应了。

  现在四年过去,我也不在《三联生活周刊》了。回头想想,能进生活周刊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机缘,如果我去了别的媒体,如果王珲没有一回头看见朱芸,如果她只看到朱芸而没有跟她回办公室,现在我在哪里只有天才知道。

  几天之后,我就光着头去了周刊编辑部。净土胡同真的很难找,我在鼓楼一带转悠了至少一个小时才摸到周刊。我摸索着上了二楼,舒可文老师接待了我。舒可文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拿到的最大的"红包"。我不知道她怎么看待我:一个老结不了婚的贫嘴?

  但当时舒可文见到我的时候一点都不吃惊,仿佛女的光头很正常。她穿着黑色长裙,点了支烟,我们俩人坐在老式破旧沙发上。她简单问了我是学啥的,问我知道周刊风格吗?我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她就弯腰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几份杂志,让我回家看看,了解了解。舒可文说我可以先写两篇文章看看。我就走了。

  舒老师和我,我们俩的记忆一向有偏差,所以舒老师看到这里请不要与我争论,探讨即可。

  那时候"三联"的办公室,跟《编辑部的故事》里差不多,灰扑扑的很旧。我非常怀念会议室那个怎么也擦不干净的大圆桌子。中午大门外头周刊食堂打了饭,有人留在食堂吃,有的人拿到会议室,边吃边讨论,说什么的都有。后来周刊搬回三联书店,大家也在会议室集体吃盒饭,但会议室的桌子上少了什么。少的是当年在净土胡同时开会的气氛。

  做经济报道的谢衡说她刚来时,被周刊开会的气氛震住了。她每次说这个,我就跟她说原来在净土胡同开会的情景。任何一个记者提出选题,几乎都会引起全部成员的讨论,讨论得非常详细,每个发话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议,并补充部分材料。那段时间我受益非浅。

  这会儿写回忆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有点怀疑,我是不是过度美化了自己的记忆,当年真得就那么好吗?也许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周刊都在急剧的成长期,自然有那样一股气势。这么多年我经常想起那时,真有可能被这种气质影像修改了自己的记忆。无论如何那时候真好,上班的时候穿过胡同,到单位,看见同事都非常高兴。作为新来的人,对其他记者,我有敬仰之情,仰视之。所以我觉得当时办公室的同事不乏神人,越琢磨他们越有意思。我记得郦毅,她平时闷不出声,偶而说话却常常语出惊人。有时开会,她手机响,居然是警报一样的声音。

  交稿

  2002年,我换了一个手机,可以自己录铃声。我录的铃声是"该交稿子了!该--交稿子了!"舒可文故意在开会时打我手机,好让所有同事听听这"骇人的呼声"。

  主编朱伟说这话的时候,听起来跟紧箍咒似的,让人头疼。每个记者听了都心惊肉跳。所以新鲜了两天之后,他们呼吁我把手机铃声赶紧换了。

  在"三联",写稿子是最大的事情,无论你有多痛苦,到交稿的时候必须把稿子交出来。尽管大部分稿子都写得非常难,但看合刊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这么几年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了。还有些文章都忘了自己曾经写过。

  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藏酷的。舒可文跟我说北京新出了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去采访设计者林天苗王功新夫妇。我跟他们约了,他们派了司机到国贸接上我,去了他们在通县的家。

  林天苗他们家非常漂亮,但院子里蚊子多了一些。初次采访,我还是免不了紧张,问的问题也丢三落四,林天苗不禁提醒我:"你这句话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你想我先回答哪个?"

  回宿舍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拿去给舒可文看。过了一会儿,朱伟让我去他办公室,舒可文也在。至今我都认为,这是我在周刊听到的最有用的一次指导。从此我知道有文必录和单纯描述性的文章不是周刊要的,如果一个事情成了事件,背后定然有别的东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才是重要的。在此后四年里,我不论写什么文章,总会记起这个。

  四年里,我的进步非常缓慢,至今我还不是很能把握要写的一些东西。但在周刊,我仍然有所得,就是能隐约看到仿佛有些东西在那里,等着我把它写出来,不然面前的东西仍然是不透的。

第四部分:PART 4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2)

  最痛苦的一次,应该是2000年我回洛阳采访圣诞节那场大火。我是洛阳人,但接近灾难真相仍然非常困难,家属几乎不愿意再回忆过去的事情。我通过父母的关系找到一位幸存者,谈到那天晚上的经历,她还是忍不住颤抖。参与救援的公安再三推脱,才终于接受了很短的一次采访。更多的时候,我知道采访对象就在门里,但我只能在门外转来转去,无法得到他们许可,带我去的人跟我说:"家人可难过了,都不好意思说这事。"

  冬天我很绝望坐在自己家,想着难道这关过不了了。后来我很沮丧地跟朋友说:"你看看我,都内分泌失调了。"老实说,我无数次面临交稿时,都有失调的感觉。

  跟我一起去洛阳的,是当时主笔高昱,我写大火,他写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失落。鬼都不会相信,高昱比我还小两岁。他比我老练有把握得多了。

  回北京后,我把近万字的稿子写了三遍,最后一遍是主编把我关进他屋子,排除任何打扰写出来的。杂志出来后,我自己看了也不是很满意。这次事情让我面对社会部记者自觉不如,也看到能力的界限。我还是集中注意力写电影好了。

  这原来也是个故事

  三联乡周刊村是个移民村,人口变动不居,变动的两个原则是适者生存与意兴阑珊。由于各种原因,周刊村从净土胡同,搬到安贞大厦,最后落在乡政府边上。

  周刊村分大大小小的生产组:李鸿谷,社会组的人惯称李大人,领导成员最多的社会生产小组;国际组,退伍军人蔡伟二进周刊后领导了这个让周刊村放眼世界的战斗集体;其他还有经济组什么的。不过这个已经是过去的结构了,现在为了促进生产发展,一切都在调整。

  有一阵周刊村要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文化组的小于连眉毛都不动--那个时候该组两位主笔,只有她一位属下每日放羊,如果开除了她,只剩下领导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可能。一旦下属过少,那么一定是领导更需要下属,而不是反过来。

  两位领导风采各具,有腿短到"劈叉不过像稍息"的王小峰,还有周刊几大"定海神针"、被昔日经济组组长高昱概括为"抽烟、说脏话、相夫教子"的舒可文老师。

  在小于来之前,还有钟和晏,被传她几乎不吃饭,大家这么说是有道理的:第一,她非常瘦,比得上孙燕姿;第二,她反对单位聚餐,认为不如组织大家去看展览。很快周刊数一数二的美女邢慧敏也来了。

  几个性格各异的人,组成了一个绝对称不上色彩缤纷的生产小组,因为大家都爱穿黑色。即使小于后来移民到其他乡放羊去了,也时常会想起来这个集体,太有趣了--四位妇女,和一位"妇女之友"王小峰。但奈何生产力低下,加上大家都对每日放羊产生了疲劳,来来回回就剩下两位领导和小于。饶是如此,几位牧民妇女经常见面交流放羊心得,谈来谈去还是周刊--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移民,情况将永远如此。

  后来经常一脸无辜的孟静来了,她擅长放一种叫做"电视剧"的羊,一时颇得村长青睐。老师说让孟静单单放羊太浪费了,她几乎是八卦写得最好的人之一。

  后来轮到小于移民了。她去香港,没及时去给羊打草,村长生气了,呵斥了几句。小于也生气了,跟几个同事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

  之后就是别人的回忆了。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图)(1)

  李菁 2001年5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社会部记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编辑,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养尊处优的生活过得越久,心里越没来由地空虚。奉献了五年的青春之后,毅然决定投入"围城"外火热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联书店扫书。因他的发现,办公室便多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工作清闲,每期都看得极为细致,连那两页的美国图书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编辑部后来有过一次是否继续保留这个栏目的争论,我斗胆支持了一下,但也没挽回它的命运)。2001年4月在网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会部记者时,我心里怦然一动。

  也许是看走了眼

  见面那天李鸿谷大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他那一句紧似一句的追问之下,我内心一腔悲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冲动,觉得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被如此刁难过,暗下决心与"三联"就此了断。但李大人好像浑然不知我对他的咬牙切齿,没过几天,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再来,我支吾半天,终是不好意思凛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谁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呆了下来。

  我至今仍对见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于怀,以至现在每有机会我还跳出来控诉他。李大人像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喃喃自语:"我真的有问题吗?"偶尔也会不无委屈地解释,是想借此知道每位应聘者"认知的边界"。后来经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联"信徒,怀着无限向往走进办公室,跟李大人谈话过后人仰马翻、痛不欲生的场景,难免心生同情。虽然经李大人确认,我是目前在职的社会部记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进来的,但我始终认为那是他一时昏头看走眼的结果。

  与社会部众多"好孩子"出身的记者相比,李大人是个后进青年变先进的典型。我常开玩笑说李大人之所以对新人百般刁难,很可能是自己做学生时是常被好学生告状的坏孩子,虽然后来一不小心变成好人,但看到"好学生",潜意识仍有挑战和征服的欲望。

  与李鸿谷相处久了,发现他其实算是宽厚的人。社会部的头头,有时是个两边受气的角色,一面要率领麾下寡男众女(目前社会部只剩下朱文轶一男丁)承担"硬新闻"的那一部分,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也要搜肠刮肚地找到足够"硬"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兼任"指导员"一职,应对我们周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动,承担我们不敢对主编发泄而转嫁到他身上的怨气。每个新来的记者起初莫不是对李大人唯唯诺诺,不敢造次,时间一长便知他当初的"刺"原来只在业务层面生长。平素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当众编排他的笑话,李大人也不急,说多了,他顶多无奈状地长叹一声:"你们这帮坏人啊!"不过偶尔,他还是有几分怀恋地讲自己当年当古惑仔、一脚(还是一拳,记不清了)击落对方两颗门牙的辉煌,每听到此,我总倒抽一口凉气,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没几天,便又蠢蠢欲动。

  行万里路识万般人

  我到"三联"正经做过的第一个稿件是关于"大舜号"海难的审判。之前对发生在家乡的那场海难印象深刻,于是主动提出做这个报道。后来家人帮助找到一遇难者家属,我暗自庆幸运气好,在电话里一口气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听筒从左耳换到右耳,再从右耳换到左耳,听他讲他的哥哥在"大舜号"沉没之前一直和他保持通话、冷静交待自己的后事、托他照料年迈双亲的细节,以及他们对海难营救及处理方式的不满。他讲得悲切,我记得详尽,直到两耳和太阳穴都神经性地疼痛起来,才挂下电话长舒一口气。我强按心头的喜悦向李大人做了汇报,想就此动手开写。不料李大人面无表情:"很好,不过一个不够,继续找,至少要采访8个家属!"

  我一听就懵了。采访一个尚且不易,还要再找7个!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心里千万个不满,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拿着电话本把大连的同学、朋友悉数打一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在我的逼迫下,他们又在周围发动了"地毯式搜索",勉强搞到7个人的电话号码,其中两位幸存者又冷冷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待辗转联系上这5位家属、采访完他们后,我觉得快要虚脱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日子。为了一个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名单列了长长一串,一个一个地骚扰,真有宁可错杀千万,也决不漏掉一个的感觉。那段时间心理压力极大,连晚上做梦都在打电话找人。醒来暗想,这样的日子可不能久过。但我后来意识到,这种采访方式几乎成了每个社会部记者的入门训练。扛过这一道关口之后,面对一个新的选题时,就可以有效率而准确地切入,不再会有茫然无措之感。

  到"三联"后听说社会部记者要经常出差,我心里一阵暗喜。小时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喜欢的一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又加上一句"识万般人"。那时整天幻想着像三毛一样,背起行囊四处周游。长大之后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借出差之机实现我"行万里路"的心愿,是我那时一个小私心杂念。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2)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溃"也就是来"三联"半年后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节之前,我被打发到四川写一桩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北京,很大程度意味着"只可成功不许失败"。后来我不止一次被问到"万一"采访不到怎么办,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们的压力正在于如何绞尽脑汁不让这"万一"发生。

  南方冬天的阴冷潮湿让我这个北方人极不适应,我一边咒骂着小城宾馆没有暖气的房间,一边满脸堆笑地与推说"敏感"绝不应承采访的警方软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还在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照例做淑女状和刑警大队长周旋。这边,李鸿谷的电话已催过来,告诉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须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边阴暗又烟雾缭绕的网吧里,在又脏又粘的键盘上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警告信"。将"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则我要起义了!"发给李鸿谷后,再冲出去,继续与警方纠缠。也许是我眼神里的绝望还是誓不罢休的纠缠精神打动了他们,最后一天晚上,终于有人坐在我的对面,踏踏实实地跟我讲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飞机。到达时,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辆富康在机场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错,一头撞向路边护栏,万幸的是,虽然车头撞得稀烂,我和司机除了吓得说不出话来,都没受什么伤。后来回想起车撞向护栏的那一瞬间,我竟不无恶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编大人第一个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几页稿子。

  连夜赶到办公室,没想到办公室比平时还热闹,采访偷渡事件的雷静也刚从福建回来,都准备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静少言寡语,安静得像个女孩,但那一晚,他显得焦躁不安,不时站在窗前,一边看远方的天空一点点变白、三环路上的车由少增多,一边喃喃自语:"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没法过!"雷静被逼要跳楼的段子也由此诞生。回武汉过了春节,任李鸿谷怎么劝说,雷静还是毅然抛下了我们,不肯再回京。

  那时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后哀叹:"没材料啊!"经常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搞到这点材料却被他轻薄,顿时万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拼命。但时间长了,也能慢慢体会李大人的一番苦心。在社会部的稿件上,主编大人也坚定地支持"李鸿谷路线",我后来经常能发现这样的改动:"×××感到很欣慰。"被主编改成:"×××(跟记者)说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联"几年,收获之一是培养了很多"线人"。但有时很内疚地发现自己很功利,经常一忙,便无暇与朋友联络寒暄;但如若采访需要,即便十年没联络,最终也能将人家挖出来。直到后来我经常骚扰的几个线人,一接电话便一把将假笑撕下:"又什么事,说吧!"时间长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电话一通便直奔主题。

  我曾跟李大人说,我们的工作就像特工,经常被"空投"到一个与自己无任何关联的地点,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任务。李大人冷冷打击我:"你也太美化自己了!"不过后来真的有机会采访一个身份类似"特工"的人,短短几天"交手",他半开玩笑地慨叹:"你们完全可以做我这一行了!"

  初到"三联",时常觉得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三年,顶多三年!我暗自给自己定下期限。一晃眼,已超过这个"大限"半年了,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最终又留了下来一一或许就是那种永远无法预料明天会出现在哪一个地方、和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关联、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的感觉让我留下来的吧,这种奇妙的感觉的确令我迷恋!

  忐忑着跨出国门

  2002年4月,"国航"釜山发生空难。周二上班,李鸿谷或是苗炜试探着说了一句,"韩国那么近,我们可以去一趟啊!"然后目光在社会部里巡视一番,落到了惟一有护照、游过新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试一试,行的话,咱们就去一趟!"

  我开始狂打电话。查号台查出使馆电话,拨过去永远是语音报读"签证须知",好不容易有人接听,却说这类事情不知该找谁。又打了N个电话后,终于误打误撞地找到一个签证官。当天简短的英文面谈之后,他让我第二天再带齐所有证件等签证。

  签证搞定,兴奋不过几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诸多细节:到那里住在哪里?上哪儿找翻译?……实际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从使馆里拿到签证,我只有半天的时间便要启程。丝毫找不出头绪,只能拿着电话本一个一个打电话试运气,但是辗转找到的留学生都在汉城,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焦躁心情,继续寻找一一我戏称这样的举动为"撒下漫天大网",不知哪条线上会有鱼上钩。

  二三个小时后,有好消息传来,终让我心情稍些放松。姐姐帮我联系到釜山一家商社的会长柳富烈,只是在来中国谈生意时由我姐姐为他做过英文翻译,由此"不幸"而无端地要为一个他从不知道的中国杂志服务。据说姐姐刚刚联系到柳会长时他还莫名其妙:"中国记者到釜山采访,找我干吗?"后来才明白这算是私人之请。

  周四一早,当我坐上了去韩国的飞机时,心里满是对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惧,外带不知如何完成任务的压力。"三联"的一贯作风是:任务派下来,到时只等着收活,该花的钱花到,至于怎么申请签证、到那边吃住行的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展开采访,则一概不管。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3)

  因为承担着"三联"第一次自己出钱派记者出国采访的重大使命,到釜山的前两个晚上我住在MOTEL(汽车旅店)里,并非有多高尚,思想动机只是怕花钱太多,万一任务完成不好,反倒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MOTEL其实也是情人旅馆,灯光昏暗,门口散了一地骚首弄姿的色情广告,各路神色暧昧的人进进出出。晚上一回去,我立即将自己紧紧锁在房间里,捏着鼻子躺在艳俗的粉色床上,直到第三天柳会长看不下去,慷慨地押下自己的信用卡,把我请进了四星级宾馆(连续三天,柳会长的司机开着豪华车拉上会说韩语的中国员工,和我一起奔波于出事现场、各家医院、政府,提起他们,我永远感激不尽)。

  到釜山的第二天,我到一家医院寻找幸存者,接待处的护士小姐很友好地查阅住院名单,说医院里有两个中国人并告诉了房间号。我兴奋地推门而入,两个中国幸存者是吉林某公司劳务输出韩国做船员,都是朝鲜族。瘦的姓吴,见到有中国人来意外之余由衷地兴奋,不待我细问就迫不及待地倾诉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的遭遇;对面床稍胖一些的姓朴,也许是劳务输出之前对"外事纪律"之类的概念印象深刻,一直警惕地看着我,盘问我为何不同大使馆的人一起来。我觉他事多,便不与纠缠,专心询问吴某那一瞬间的诸多细节。吴某谈兴正浓,对床的朴某突然吐出一长串朝鲜话,我虽听不懂,但大致猜出对方的意思一一不让吴跟我讲。很朴实的吴迟疑了一下,又陷于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的灾难的回忆中。

  此举没奏效,朴某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后毫不避讳地大声说:"喂,是大使馆吗?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女的,自称是记者……"我一边在采访,那只耳朵却在捕捉他越来越低沉的声音,心里越来越恼火。"好,你放心,事故原因我不会说的!"朴的声音突然又提高,然后郑重其事地挂下电话。

  "国航"的第一次空难发生在韩国,使事件陡增许多复杂,尤其在事故原因上面,韩方抓住中国机长不放,中方则认为釜山机场控制塔台存在失误。双方各执一词,当时的确十分敏感。但是,一个普通的幸存者会知道事故原因吗?即便他能对我说上什么,我还未必引用,我也要对我写上的话负责呢!朴某大约把我当成女特务了,我恼火的同时也在心里无奈发笑。

  虽然觉得被人这样当面"检举"很伤自尊,但我还是尽力不受他干扰,专心于对吴的采访。但那边突然又猛喝一声:"喂,你的证件呢?!你有证件吗?!"那一瞬间,我觉得一股热血涌上脑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扭过头对他:"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的证件?!我跟你说话了吗?我根本没有采访你,你也没有资格看我的证件!"

  我后来想,这个小"刁难"若在平时,我也不会在意,但在那种情境下,从决定派我去韩国的那一刻就积蓄的压力一下子到达顶点,肆意释放出来。虽然我知道朴某看到这篇文章的概率比他再次遇上空难的概率还小,但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向他道声歉吧!

  凭心而论,这次采访完成得并不好。毕竟经验不足,到达现场没有针对性地四处出击,很多信息和国内已有的报道相重叠,很多有价值的细节又被忽略掉。回来后,李大人毫不客气地说我采访不够细致,印象最深的是,我好像对他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在釜山一下飞机似乎就能闻到海水的咸味。李大人说我采访中没有好好地利用"嗅觉",经他提醒后,我才回忆起现场的那股消毒水和许多物体烧焦的味道混在一起,是多么刺鼻。

  我后来将社会部划分为两个阶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李大人是脑体皆可,我们则清一色的是体力劳动者,当然我们的猪宝宝后来也曾一度由体力劳动者晋升,专攻国家政策,从诸多小事探出背后的宏大意义,但最近又不幸重新返回苦力大家庭。由"体力劳动者"而演化为"民工",而社会部又以"女民工"居多,杀人放火,风吹草动,拿包就走。出差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各自把一路上受了气的遭遇添油加醋地传播一下,泄了私愤后第二天"又是一个好汉"。

  生命是一场经历

  我们可亲可敬的庄山大哥离开之后,一次社会部聚会上,李鸿谷痛心疾首地说对不起屡被打发到矿难或洪灾现场的庄山,两个大男人都有点喝高了,有点泪眼婆娑的意思。我们几个阴阳怪气地嘲笑他们,但心里都有些酸楚和沉重。出去采访时,经常要费力地解释"三联"--一二三的"三",联合的"联";对方经常一脸困惑地问:"'生活'周刊?那写我们这些事干什么?"或者干脆还以鄙夷的目光。后来看到有人批评"三联"前半截"土的掉渣",未免心生沮丧,觉得做社会部记者实在是出力不讨好。从不敢说社会部的记者做得多好,但"敬业"二字我想至少是配得上的。

  李大人经常用"伟大的媒体"或"伟大的记者"之类的说辞,让我抛掉招之即来的犹疑。去年深秋,和金焱受命采访"神舟五号"。和一涌而上的诸多"中"字头"大媒体"相比,"三联"显得太微不足道,前去几次都被拒绝,编辑部这边选题已定,没有退路。被逼无奈,只好一次又一次去航天城。直到一天被暂时安排到一个办公室等人,一下子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发现了关键人物的联系方式,心头一阵狂喜。趁人家回来之前,赶紧掏出纸笔一个一个抄下来,情景活像当年电影里的女特务或女地下党。这一招果然奏效,当你直接把电话打到对方家里时,他们的戒心就小了许多,由此才算打来一个突破口。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4)

  记得拖着一身"斗智斗勇"后的疲惫从航天城出来,远远看见庞大的CCTV的电视转播车,悻悻地想:"人家这才叫记录历史呢!"垂头丧气地回来,又忍不住和李大人理论,但李大人用他无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我采访到的那些诸如杨利伟戴尿不湿升空、早起来三兄弟喝红酒的细节,其实有着同样的份量。对此,我一直将信将疑。或许要等到20周年的回忆录里再做评断吧。

  如今,精明的上海人朱伟、典型的北京大爷苗炜,再加上中国的"肚脐眼"武汉来的李鸿谷,成了"三联"的三个支点,精明粗疏,细致散淡,软硬兼施,倒也有趣。男人们喜欢从事件中看出宏大以显示其对时代的把握和参透;而我,犹自喜欢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觉得悲天悯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经常想,自己是个生性懒散的人,如果不是这份工作,我这辈子都不会写这么多字。之所以做了记者,一是我对一切新奇的事情都有兴趣;二是喜欢和别人分享我的感觉。少年或学生时代,唐德刚、陈香梅、王赣骏或者何振梁,这些名字与我而言曾是另一个世界,但后来终有一天他们都成了我的采访对象时,我由衷地感觉到那种叫做"奇妙"的快乐。"国航"空难、巴厘岛爆炸、神舟五号升空、巴基斯坦人质事件--这些于我,成了刻录我生命宽度和厚度的标尺。

  我一直相信,生命就是一场经历,扩大足下的界限,与扩大脑中的疆域一样,都是一种快乐。"三联"的三年,赐予我领略别样风景的独特机会。对此,饱受"女民工"之苦的我,却永远心存感激。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图)(1)

《十年》讲述《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历程

  近日,《三联生活周刊》迎来了它的“十周年生日”,一本名为《十年》的书由10年来几代三联人讲述“编辑部的故事”,解密三联生活成为时代风向标的深层原因。如著名作家周国平给予此书的评语所言:“《三联生活周刊》是新时期第一本由文化机构创办的新闻杂志,其显著特色是文化性与新闻性并重,力求使新闻具有历史的品格,又使文化具有当下的活力。这种追求本身体现了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在此意义上,它无愧是老三联《生活》杂志的现代版。如果说它已是中国期刊舞台上的一部名剧,本书展示的则是后台的情景。历届编导、演员在这里七嘴八舌,各有各的兴奋点,共同的是都相当动情。我觉得这正是此书好看的地方,多样的视角合成了一个真实的编辑部故事。”

  以下为《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新书发布会

  时间:2005年4月6日下午

  地点:三联书店三楼“版协”会议室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闫琦。今天这个活动像是一个家庭聚会,我们请了一些媒体的朋友参加我们这个聚会。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座的领导和嘉宾。(介绍略)

  朱伟:闫琦是第三代的编辑部主任,他给今天的会定义为家庭聚会,我觉得定义很好。因为三联生活周刊十周年,其实严格说,如果我们以杨浪创办生活周刊第一期来记的话,1995年1月14号,如果说1995年1月14号创刊第一期是杨浪主编,现在我们超过十多年。如果再往前推,我习惯于把三联生活周刊分期,陈钢先生是第一期,当然在陈钢先生之前还有1992年的,陈钢先生正式做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出版署批准刊号是1993年3月18号,这样算已经是12年了,如果算上1992年开始策划的,要达到13年。实际上如果用陈钢时期作为第一代,那就是12年的历史。陈钢先生这本刊号是1993年12月2号,应该说三联生活周刊的历史,我们统计了一下,据不完全统计,在三联生活周刊从陈钢时期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20多人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本来我们想在三联生活周刊十周年的时候做一个纪念活动,请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同志,但是后来因为我有一个观点,三联生活周刊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所以我们没有做纪念活动,就做了一本书《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今天应该是我们一个家庭聚会,或者是一个交流会,请来一些记者,这些记者都不是外人,都是长期支持《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

  我习惯于分三期,第一期如果说是陈钢先生主编的部分,第二期是属于杨浪先生负责的这部分,杨浪先生正式出版了第一期到第四期,我接手是从第五期开始到现在为止,今天我们新出的杂志是第331期。如果说三联生活周刊能够有今天,形成了一个品牌,也在业内有比较好的影响,它的经济效益还算好,还是因为我们200多位同仁花了这么多的心血,12年的时间,对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个长时间的奠基。现在三联生活周刊最新一代的记者,有的记者今年刚刚到三联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形成了一个光荣的传统,这个传统最早是从陈钢先生、杨浪先生建立起来的。今天这个会主要是一个家庭聚会。下面我们先请三联书店现任的负责人张伟民先生介绍一下三联生活周刊的情况。

  张伟民:我首先代表三联书店社委会感谢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同志们为创办这本杂志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感谢媒体的朋友多年来对三联生活周刊的关心、帮助和支持。

  让我谈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没有多少资格,因为我来三联生活周刊比较短,加入三联生活周刊18个年头。但是我有一个感觉,三联生活周刊坎坷走过了10年,这10年可以说非常艰辛,同时也充满喜悦和收获。现在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是中国期刊界最具品牌影响力的期刊之一,经济效益也非常好,据统计是全国期刊广告收入20强中的第17位。更重要的,从三联生活周刊一批一批的培育和走出了许多人才,这些人现在在媒体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骨干和领军人物。三联生活周刊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我想可以有多方面的总结和概括,但是我看了这本书,我觉得董总的一句话很全面,“没有对文化的坚守和执著,没有对事业的理想和热情,没有全体同事的团结和努力,没有朋友们的爱护和支持是不会有今天的周刊”,我觉得这段话概括得非常好。同时我在这里也做一个必要的补充,我还要补充的提到,在生活周刊创办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几位人物,一位是杨浪先生,当年三联生活周刊领导让他创办这本杂志和他不谋而合,第二位是三联书店原领导沈常吾先生,他提出要办十个刊物,但是最后生活周刊是第一个办成了,他觉得意义重大,等于向外面昭示,三联生活周刊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三位就是董总,由于她的坚韧、不懈的追求和努力,由她开创的以商业投资和合作办刊的方式做杂志的模式,使得三联生活周刊走到今天,再一位就是潘总,潘总是重要的协调人,协调三联书店、协调投资者,潘总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贡献渗透在十年的历史中。最后就是朱伟,他是中国最好的期刊主编之一。三联生活周刊终于走向艺高业精的境界,正在进行着中国期刊业出色的演练,这个评价非常高,这跟朱伟的勤奋工作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感谢所有的同志,曾经为三联生活周刊努力工作的同志。

  三联生活周刊已经迈入第二个十年,现在期刊界的竞争十分激烈,第二个十年如何走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我们全体同仁应该齐心协力,使三联生活周刊第二个十年能够走得更好。这本书我翻看了一下,很受启发,有些三联的创办人,比如杨浪先生的文章总结了很重要的经验,特别是媒体如何遵循市场化发展的途径,产品生产和市场化经营,他认为是媒体产业相互作用并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基本矛盾,他还期望三联生活周刊在进一步提升品牌、扩大市场影响力、提高经营业绩方面有更好的收获,他还希望三联生活周刊能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性杂志。我想这些期望也好,建议也好,对三联生活周刊都非常重要,我们希望今天这个座谈会大家能够继续缅怀过去创业的历史,也能展望未来。像沈先生说到的,“展望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好的平台,使我们三联生活周刊第二个春天能够走得更好”。

  谢谢大家!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图)(2)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从三联书店刚开始,1993年开始计划做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到真正解决亏损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漫长过程中,如果说没有当初社领导的坚持,尤其是董秀玉先生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不能坚持下去的话,大概不会有三联生活周刊的今天。所以我想从筹备到创办三联生活周刊来讲,这个孩子是我们董总一手养起来的,所以他最有发言权。

  董秀玉:如果说我们能坚持,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当时社委会一起的决定,这么多人,我们三联黄埔一批又一批同事的努力,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今天来之前,我在三联书店的总编那里聊天,他告诉我说,他上班一个多礼拜,看了三联的帐,情况很好,比他想象好得多。我说为什么?他说三联是一个周刊,去年虽然读书的人那么少,但是周刊弥补了所有的亏损,这太重要了。我很高兴,今天来参加周刊的会,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为三联书店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对大家当面表示感谢。

  我的文章名字叫做“期望时代大刊”,我们当初的目标还要远大,就是要做成这个时代的大刊,当然有很多困难,大家都很努力,我们昨天又撤了一个刊,我知道很难。只要我们坚持,世界在进步,中国也在进步,我们一定能够做好。希望大家再加一把劲。

  谢谢大家!

  潘振平:第一,周刊的情况,现在从经营上来讲,前年开始摆脱了原来的亏损局面。因为这个刊物刚开始出的时候是月刊,后来到95年年底出版的时候是半月刊,一直到2001年才开始正式每周一本,开始出周刊。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本刊物开始走向正常运转的道路,后期还会有发展。

  第一,从我个人在周刊这么多年,周刊最大的财富就是一支队伍,200多人,不断出去,不断进入,这支队伍在周刊创造了这样一个业绩,这是周刊十年来发展最大的一个收获。这些人在三联书店、在出版界这样一个大舞台上进行创造活动,能够给我们的受众提供一些比较独特的报道、评论内容,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第三,我们今天主要谈《十年》这本书。从周刊全面的历史来看,在书里还缺了一块,就是这十多年来和我们有过各种各样合作关系的人。本来我们也想把这个内容放进去,但是现在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块现在记录进去还不太成熟,包括我们现在还要官司,直到现在还有官司在身。总的来说,周刊投入和产出现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应该把编辑部以外、编刊以外的杂志经营活动,包括那些合作关系,应该进行一些梳理,可能大家会对周刊的成长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前天晚上陈钢打电话来,他说现在考虑周刊是不是作为一个媒体成长的案例,我说现在还看不出来。我想参与周刊成长的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也应该对他们有一个介绍,凡是在周刊工作过的人都要介绍,对周刊进行过支持的,不管现在他们和周刊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们也应该是周刊成长史上不应该被忘记的人。

  最后,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出席这个会。谢谢大家!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图)(3)

杨浪主办《三联生活周刊》创刊号图片

  朱伟:我介绍一下“十年”这本书的编辑过程。

  我们最早想十周年的时候把三联生活周刊所有工作过的同志召集回来,做一个纪念活动。三联生活周刊到现在为止预期的目标,虽然说外界说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大刊,但是从我们自己的理解来讲,我们觉得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离大刊还有相当的距离。从经营的情况来看,我们在目前各个刊物的比较下,三联生活周刊从去年的经营情况来看,编辑部大概50个人左右,创造纯利润600万左右,人均利润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跟董总期望的,比如说三联生活周刊要做成广告收入一个亿的目标,现在应该说还有一定的距离。后来我们觉得还是低调一点,在十周年的时候请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同志回忆一下三联生活周刊的成长。

  应该说三联生活周刊的成长和各位同事付出的辛劳、酸甜苦辣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想请大家写一点关于三联生活周刊的记忆,集合起来可能就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历史。后来我跟潘总交流,他说这不是三联生活周刊的正史,是三联生活周刊的野史。三联生活周刊的12年,从无到有,经过了那么多的坎坷,董总的文章中谈到“我们感谢所有为三联生活周刊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作用的同志”,包括许多跟我们有过经营合作关系的公司,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在担任三联生活周刊代理的天依发广告公司,三联生活周刊的广告是他们的主营业务。这本书在编辑的过程中,其实主要的编辑是闫琦,我们约到的稿子比现在要丰富得多,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些筛选。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的情况。三联生活周刊从第一代陈钢真正启动运作,到现在为止12年。这个过程中,这本书中有一个大事记,把基本的脉络整理出来了。陈钢先生曾经出过五本征求意见稿,这是中国期刊历史上没有过的。当时董总非常有魄力的,整个编辑部空转运行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现在回过头看当年三联生活周刊陈钢时期的运行,包括对记者的培训,对整个期刊的成长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一代的记者,各自都在各个媒体重要的岗位上,他们现在的基础训练基本上都是陈钢先生领导的。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苗炜他们说陈钢对于整个记者的训练,三联生活周刊的传统是陈钢奠基的。真正面市是杨浪先生开始,真正从新闻和文化的结合是杨浪先生做尝试,具体地做了四本杂志。生活周刊前期的奠基,为什么有媒体说三联生活周刊在发展中比较有骨气的一本杂志?我想跟前期的准备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杂志编辑已经没有这样的机遇,没有这样的领导有魄力,使得一本杂志前期还没有真正面市的时候就有那么长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在充分准备以后,先培养人,先做结构上的准备,我觉得这是三联生活周刊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基础。像盖楼一样,如果没有地基,不可能有今天,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取得这样经营上的业绩,我们从人均利润上,每一个人的人均利润超过十万,纯利润。这样的基础跟当初三联书店的领导确定的三联生活周刊的经营模式有很大的关系。从期刊经营上来讲,三联生活周刊的经营比较早的走市场化的道路,包括我们,如果说前期的磕磕碰碰比较多的是在跟我们投资和经营合作方之间的关系磨合,我觉得这也是三联生活周刊成功的一个很值得总结的经验。我们的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前卫的,或者说是跟市场结合得比较紧的结果。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上任,我是1995年9月份正式当三联生活周刊的执行总编,到现在为止,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到现在十年不到,虽然说现在生活周刊渐渐长大了,但是如果说没有前面那么长时间的奠基,后面这个楼是盖不起来的。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三联生活周刊所有的同仁,对我们的前辈们为三联生活周刊的前面做出很大努力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敬意,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从1995年开始出版,1996年开始以半月刊的方式出版,2002年开始以周刊的形式出版。我们从半月刊转周刊的时候,当时也是我们董总一个非常坚决的决策,其实我们在1999年下半年的时候,关于是不是从半月刊转为周刊经过过激烈的讨论,当时的条件是不成熟的,无论是在资金方面,还是在整个编辑部的准备方面,但是董总说现在周刊如果再不做就完了,一定要抓住时机上。我们后来顶住了一切压力,当时发行和广告全部都不支持,我们在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大的前进,变成了周刊。我们幸运的是,变成周刊以后,2001年当年,我们的广告和发行都上升了,而且上升的幅度很大。实际上三联生活周刊走出困境是从2001年开始,真正变成周刊开始。但是变成周刊以后投入很大,变成周刊以后一年投入1000多万,当初所有的广告其实不能支撑三联生活周刊的发展。2001年的广告,天依发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广告是700万到800万,但是我们开始起步以后,到2003年,天依发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广告一下跃升为1800万,2003年三联生活周刊从经济上彻底走出困境,到今年为止,在全国的周刊中,全国现在大概有很多家周刊,从经济实力来讲,三联生活周刊是最具经济实力的,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从今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从今年开始增加了印张,使它变成最厚的作品,现在是120页篇幅,我们希望不断地增加篇幅,使得它能够变成一本真正综合性的权威的周刊。董总给我们定的目标,基础目标,一个亿的广告,我们距离这个目标比较遥远,但是我们周刊的同仁们还是有信心,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达到我们周刊的创始人、策划者给我们提出的基础目标。

  下面我们请周刊的老同志代表杨浪发言。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图)(4)

朱伟主办《三联生活周刊》图片  杨浪:在过去这十来年,我对三联生活周刊是密切关注的。我们算长辈、前辈。经过十年,从93年开始已经12年了,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是很有意义的,老总最初发起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当时不像现在期刊业市场这么好。刚才朱伟说的这些数据对我是有益的。

  董秀玉:99年就开始盈利。

  杨浪:其实三联本身是一个传奇,有一年北青报还登了一个刊,北青报找我采访。方向明的一篇东西里也说到三联。为什么历史这个东西那么多人要殚精竭虑,还是说不尽?其实历史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这是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其实三联生活周刊的初期经过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许多事件,才有今天,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杂志、一个出版物之所以有生命力的内在原因。我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看谁会写那段事儿?后来发现没有。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东西,正因为发生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它有它顽强的生命力。

  三联生活周刊,经营的套路是现代做杂志、做期刊最终决定成败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我期待着三联成为一个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我认为三联生活周刊绝对具有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的可能性。从韬奋先生做这本杂志,实际上是世界性的如今有影响力的品牌,三联生活周刊是从韬奋先生开始传承的。三联生活周刊是在93年、94年的时候,是中国期刊界最早的用现代期刊的理念引进商业资本的,试图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商业运作。93年,我们谈了很多经营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惊讶,居然有这么多的问题。现在有许多在市场上覆盖很不错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但是三联是最早的,三联最早进入市场,并且历经坎坷。如果说老总很顽强,我绝对是有见解的。三联生活周刊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其实它是有优秀的期刊运作的基础。一个好的媒体的标志就是一个好的内容、一个好的市场覆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人才,要有好的团队。当时我跟陈钢一块儿做,包括在座的苗炜、王锋,在当时如何使一批年轻人用现代、专业的方式进入这个岗位,也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十多年来,回过头,我觉得三联生活周刊能这么好,原因在于基因,根上有一个东西。但是我更想说的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一定有望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当然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期刊市场竞争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机构,一定会试图以某种方式进行与国际品牌嫁接合作,其实我们知道最好的是自由品牌。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在财经方面还是有一些书生气,再过十几年、二十几年,没准我们会看到一个三联的纪录片。

  朱伟:最重要的基因是三联生活周刊从最早的版本开始做起,可能是董总说的“理想主义之路”,如果说没有理想主义,大概也不会有三联生活周刊纪录片。

  杨迎明:“十年”这本书只谈风月,不谈其它别的,我就按照这个写。我到三联书店主要是杨浪介绍我来的,杨浪和希林之所以推荐我到三联,主要是救助,我这个人离文化越来越远,希望我能够进入文化圈子。在三联一年的过程中,虽然本性时时暴露,但是多多少少沾到一点文化的东西。从三联书店出来以后,办了一个《放眼看世界》,仍然走的是老路子。

  三联生活周刊最初的时候,董总的意思是打造“一条中国新闻周刊的航空母舰”,不用发动进攻,只要使用一些炮艇,被它的浪就给冲掉了,我觉得最早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因此他才能够集结北京的,包括一些外地的媒体、出版、新闻等所谓的大腕,是准备打一种综合性集团大兵团作战。三联生活周刊最开始的东西并不是应运而生,中国的形势发展到那一步需要出这么一本东西,而是想打破一层天窗。因此当陈钢到我家里谈办三联生活周刊,我第一种感觉是复辟,现在感觉并不是复辟,而是中国走到现在这一步应该有这么一本东西,这本东西是非常主观的。

  三联生活周刊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我希望三联生活周刊是一种更高的姿态。因为现在三联生活周刊不能用格调和品味,而是要做更深的东西,做宗旨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三联传统的东西,一种不可更替、不可更改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我希望三联生活周刊确实能够做到大刊,而且它具备竞争力。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图)(5)

  黄集伟:去年闫琦约我写这本书的稿子的时候,我觉得到去年基本上三联生活周刊的事儿回顾了一下。为了写这个稿件,我又回去把93年、94年、95年的工作日记翻出来,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事儿,我又挑了七篇日记,稍微删了删,改了改。现任主编朱伟非常感谢前面的主编和记者。作为我,我倒是感谢后来的主编、后来的记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的个人履历表填这一条肯定是无效信息,很多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人也更感谢后来的记者、编辑,尤其是主编。

  “十年”这本书我基本上翻完了,我感觉这本书里的观点都比较有意思。我谈谈印象比较深的。很多人为这本书写稿会有顾虑,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说,在这本书里朱先生写得最直率。朱伟先生这一篇最有历史感,记录了三联生活周刊第五期整个出版过程。再就是王锋,王锋这一篇充满激情。苗炜把他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后的一次暗恋联系在一起,非常有意思。这本书已经在书店卖,周围的一些朋友都在看,我想它对很多刚刚走出学校、想要到媒体工作的人有一些参考意义。作为一份职业,尤其当这个职业跟自己的梦想有关的时候,我想会有很多的启发。

  王锋:我十年前怕讲话,现在还是怕讲话。我感觉很焦灼,十年前我刚刚20几岁,杨浪他们40几岁,我特别希望成为他们。十年后,又看到新一拨的编辑,我又很渴望成为他们这样的人,总是不安定。这本书中说十年前的记者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不对,不管是知识储备、学识修养,现在这一代远远在我们之上。

  朱伟:我这儿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三联生活周刊当初在胡同的一张合影,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那时候刚办没有几年。刚才王锋已经说到怀旧的层面,回过头看三联生活周刊,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应该说还是欢乐的时候多。下面请胡泳发言,他最早从《中国日报》到三联生活周刊。

  胡泳:这本书我拿到以后仔细看了,因为是一些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很亲切。而且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生活周刊十年了,十年太长,中间的波折非常多,以至于没有人能够从前到后把事情说清。这本书把三联生活周刊的前前后后记录得比较全,这是最大的好处。与此同时,我个人觉得这本书还不够过瘾,当时编辑说不要宏大叙事,或者是个性化的写作,这样会使这本书出现断面的东西。因此对于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我想看到的有些东西,比如董总、方向明、杨浪的事情,比如社会资本当初怎么运营,中间我们曾经长久的在新闻报道和文化领域中打架,比如一些很关键的东西,这本书没有反映。如果作为案例研究的话,这本书的史料性是有问题的。由于有断面,造成这本书还有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它的女性气质过强,这本书的广告语是“一本杂志和他所倡导的生活”,这是朱伟的一大贡献,但是造成了这本书在性别上有点问题。

  编者不想宏大叙事,但是我个人觉得十年总归是要总结一点东西。我个人简单的感觉,生活周刊十年可能不完全是一帮人的成功,最大的特点还是它是说了一个事,有事才能成功,这个事可能要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情况看。生活周刊的成功在于它完成了一个从文化的年代到媒体年代的转型,其实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朱伟,因为他本身是写小说、编小说,然后在80年代后期他写了“小说一撇”,小说在80年代是一个话题。苗炜写北京反思,当中有一句话“70年代的时候小说已经沦陷,媒体传媒会有视觉的影响,造成小说的沦陷”,文学在80年代的中心地位到90年代被完全摧垮。朱伟这个人造成三联生活周刊大的转型。原来我们在一个胡同,这个胡同给我们很多人回忆,他比喻成胎记,很有意思的比喻。三联走进禁锢很容易,但是走出禁锢很难,是一种脱胎换骨,是一种很大的成功,当然也在于董总的坚守。

  我觉得再有十年,也许比前面十年还难,因为再上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上起来会更难,因为你遇到的东西跟十年前又不一样。十年前,生活周刊的起步遇到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电视,电视在93年以东方时空为代表,很厉害,另外一个是全国性的报纸,比如南方周末,但是再过十年,生活周刊面对的问题必须要有国际的考量,要有资本、品牌的考量。同时遇到一个新媒介的挑战,就是网络,可能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当初三联的领导层有一个远见,他们倡导做杂志,杂志的利润现在超过了三联书的利润,证明了领导的远见。我想再下面十年,我们的领导有没有未雨绸缪的新的远见,能够造成下一个新的增长点。

  最后,走出禁锢以后遇到的是两个P,一个P是宣传,一个P是利润,宣传和利润的问题是现在中国所有媒体都遇到的一个严峻的矛盾。朱伟刚才说很多编辑要撤稿,这造成现在媒体在夹缝中生存,一个要说得好,同时还要会说,这就造成了现在媒体的怪招很多,这可能是生活周刊今后面对的更大的问题。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6)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在变周刊之前文化性比较强,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性跟两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一个是高昱,另外一个是李鸿谷。高昱在李鸿谷之前为三联生活周刊在半月刊时期的新闻化做了很大的贡献。

  高昱:我是三联培养的,胡游他们都是原来自己形成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我是毕业之后直接分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所以说对于三联的变化,或者说从人文拓展,这方面接触比较多一些。

  三联的过去多么艰苦,我写的文章也是算了一笔经济帐。以前三联的艰苦和现在三联的成功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对比,实际这也为后来三联生活周刊的组织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比我们当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地现摸索要更难一些。双重空间化,面对商业和政治双重的压力,对于中国的传媒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中国的传媒,像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个具有品牌榜样地位的刊物怎么样生存?以什么样的面貌继续发展壮大?这可能是我们在座其它媒体都在不断学习、观察、探索的。

  现在的三联有非常大的压力,之前我们最早一批创办三联的给现在三联的压力,另外一个是社会形态给三联的压力。现在我们虽然不在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三联能够给所有的人做出表率,给所有其它媒体做出一个榜样。三联书店主要在于对知识和思想的传承,最根本的是一种责任感,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三联生活周刊怎么样实施?怎么样看待社会现实,以及从社会现实中寻找一些具有趋势性、时代性的方向?这个工作早期我们做得比较多,因为一开始是比较文化性的,从走出禁锢之后,大家更多的是怎么样承载商业成功?一本杂志要办成功,吸引更多的读者,产生更大的市场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影响更多人的感官。

  我作为一个离开三联生活周刊的人,还是希望十年之后能够更多增加一些本身它给整个传媒界提供的榜样作用,就是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要告诉大家向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知识的传承和价值观的影响。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读者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群落,但是现在杂志甚至包括传媒价值观的分化比较激烈,当然本身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都比较厉害,生活周刊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可能跟我们当年强调中立性或者是孤岛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报纸可以强调中立,杂志很难说是中立,更多应该代表价值观的取向。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一定要代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又分哪些种?怎么样从一个具有知识分子传承的本质上寻找到符合自己角色的价值观传递方法?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当前比较重要的需要讨论的。中产阶级很多时候比较容易陷入个人主义,这可能是小资产阶级本身的一个弱点。三联生活周刊不仅仅应该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更多的应该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拓展,把自己的地位、角色提升得更高一些、更开阔一些。当然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双重空间和的问题,但是不应该害怕这些问题。像当年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中国大概是什么形态一样,是不是应该在某些方面多做一些开放性的工作,或者多做一些开放性的实验、尝试?现在三联生活周刊本身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认可度,我们的文章,科技类的文章、社会类的文章、文化类的文章都形成很大的影响,应该跟社会主要的问题、主要的矛盾更接近一些。

  董秀玉:刚才讲世界品牌的问题,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我自己有一个想法,虽然我们现在条件比较困难,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会有很多敏感问题,但是一些大的题材、一些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关注,千万不要把杂志做得轻、薄,做得轻飘飘。作为一个大刊的基本价值非常重要。当时我们采访李铮的问题给告上去了,告到中央,新闻出版署来调查我们,我就问这个事跟谁采访的,事实对不对?采访的对象对,事实对,别怕,我顶着。作为一个世界品牌,作为一个大刊,有一定的价值观,有社会的正义,这方面我们的东西不能丢掉,我们不能变得轻飘飘,当然现在不是这样。刚才大家说的我很有体会,当然我们领导要担一点责任,有些东西实在不能发我们也不能顶着干。但是好多东西,包括改革开放,包括生物周刊,其实就是顶着走过来的,如果当时不顶着风险,我们就没有今天。当时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根本没钱,我们怎么做一个周刊?当时这种经营方式本身就顶着雷子,那时候天天挨批评,也不理他,反正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没有一分钱进腰包,大家做一个正义的事情。有的事情就要顶一下。当然朱伟会很难,但是我觉得像李铮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该顶的也就顶过去了。如果一个大刊没有这种大的新闻,没有这种大的事情,我们会很难。我这个人是不大守规矩,大原则的东西我也知道,实在不让做我也不做。但是记者的视点应该很清楚,我们关注什么问题应该很清楚。甚至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做,我们档案还要留下来,我们做过这些东西,这不会让记者从一些重大问题上走到一些细小问题,迎合一些中产阶级的小趣味,不能这么走。

  朱伟:李铮那一期,我们董总作为社领导帮我们顶住很大的压力。李铮之后我们做过一次河北贪官网,上面也关注,我记得当时专门打一个电话,叫我们到河北去,我们和潘总、李鸿谷一起去了河北。生活周刊历史上确实充满了磕磕碰碰,我们会尽力做,只能这样说。生活周刊做到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前辈,还是我们这一代,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应该做的和自己的使命。这个杂志做的过程就是这样磕磕碰碰过来的,今后还是要这样做下去。

第一部分:PART 1沈昌文:一场神经病(图)(1)

  沈昌文 1931年9月生于上海。从1945年3月~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后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1992年7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退居二线,1996年1月退休。

  现在出版界盛说"品牌"。我辈有时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维护"品牌"的从业者行列。其实,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的出版学徒,长期以来,何尝有过"品牌"观念。我们只知道听上面的话,不出上面不中意的书刊。你去自创一个什么东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岂不是自找麻烦,自讨没趣?

  这种观念,我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上世纪80年代起编《读书》杂志,"品牌"说似乎稍稍有点露头。但愚鲁如我,直到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光景,才开始想到:在那个叫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该自己设计一点该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虚度六十又一,已经不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了。这时觉得自己不妨"罗曼蒂克"一些,又仗着新领导的纵容,于是斗胆写了一个意见,报送各方。意见第一段谓:

第一部分:PART 1沈昌文:一场神经病(2)

  "中国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务、中华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说。三联书店更是以刊物起家,无论本店图书出版之盛衰,几大刊物(尤其《生活》杂志)总是由店内主要负责人亲自主办和竭力维持,使之成为本店的一种"门面"和联系读者之手段。本店之三个名称("生活"、"读书"、"新知")即为三种杂志之名称,是为明证。据说,胡愈之(一九四九年后的出版总署署长,三联书店创办人之一)始终认为出版社应以办刊物为重点,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实现为憾。一九七九年筹备恢复"三联"建制之际,先以恢复《读书》入手,迄今十三年,看来也是成功的。因是,无论从传统经验,还是从当前实践看,出版社办杂志都是必要的(有些国外经验也许更可说明此点)。"

  写这段话,是读了不少文件特别是店史以后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于是突然头脑更加发热,居然提出立即要办十个刊物。当时设计的十种是:

  (1)《时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新现象展开多角度、多侧面、多学科的报导和分析,侧重点放在促进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长之基点上。这实际上是《生活》杂志的现代版。如果主管机关允许重用《生活》刊名,则更佳。(2)《开放经济》(旬刊)--对外报导中国经济之发展,对内指导中国读者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即使人们懂得经济事务之重要以及操作、运行之道,又要防止人们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阅读的大众性刊物,继承《生活》杂志的优秀传统,用亲切的语言以通信形式为群众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种种疑难。(4)《读书快讯》(半月刊)--《读书》杂志之通俗版,着重在培养读者对书刊的爱好和兴趣。(5)《译文》(月刊)--适应开放改革之需要,译述国外政经学术文化之重要文章,让中国读者了解域外最新信息。(6)《东方杂志》(月刊)--如"商务"暂不拟举办,拟由本店接手,敦请陈原先生主编。如商务不拟让出此刊,则易名为《新知》杂志,性质仍为综合性的高级学术文化刊物。如果陈原先生俯允,还以他主编为好,因他原是"新知书店"旧人,有此因缘,较能贯彻"三联"传统。(7)《艺术家》(月刊)--介绍和鉴赏中国文物及艺术精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人生活品位。(8)少年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9)艺术摄影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以上九种,加上三联书店原有的《读书》,合共十种。拟在2-3年内次第实现。"

  这种设计,说实话,即使实现,也只是我的"遗嘱"。在我本人说,自己"下岗"在即,自然是一个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这个设想,托人情,走门路,处处请托关说。结果不少人看了觉得是匪夷所思,简直是神经病。几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才从神经病稍稍回到现实,把计划改为出版三种刊物:《现代生活》(月刊)、《经济生活》(半月刊)、《新潮生活》(周刊)。于是上报。又经周折,最后落实为一种,即《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作为高级秘书捉刀写成的申报办《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刊理由"是:"本刊为邹韬奋同志创办的声名卓著的《生活》杂志之现代版,以此向海内外表明:《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光明正大,有道有理。这个计划总算批准。于是,到1995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出刊了。

  要说明的是,三联书店早有恢复《生活》杂志的意愿。1980年至1981年,即已开过一些座谈会,还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试刊。

  90年代末,在自己临近全面退休之前,大发了一场神经病。凑着好时光,因着三联书店新领导的敢于承担风险,总算因而让我们有了一个好杂志,让三联书店由此可以对外宣称:"《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话翻译成时髦的语言,无非是说:我们维护住了一块历史品牌。

  现在,谈"品牌"不再是发神经病了,也许不要"品牌"反而成了神经病。时至今日,我经常想起管理学大师杜鲁克的主张:不去算旧账,赶紧往前看,去创造更多的机会。按时今的说法,就是创造更多的品牌。

  这个期望落在时下在三联书店秉政的诸君子身上,特别是《三联生活周刊》身上了。

第一部分:PART 1董秀玉:期望时代大刊(图)(1)

  董秀玉 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任校对;197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任编辑;1978年下半年参与《读书》筹备,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1986年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1987年底赴港,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2002年9月退休。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号上,我写过一则"编者手记":

  "在韬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大日子里推出的这本《三联生活周刊》,是创刊,也是复刊。

  "六十八年前韬奋先生创办并主持的《生活》周刊,与生活历史共鸣,积极反映了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复刊。坚持这个方向,是我们的宗旨。

  "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这是我们的幸运。如何从老百姓最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照出这个时代,反映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课题,提供人们崭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资讯,当是我们最需努力的关键。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粮食。这就需要创新,要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

  "在这历史的承传和时代的创新面前,我们惶惶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希望作为一个共同的事业,一起来办成一份百姓自己的刊物。"

  这基本反映了我们的办刊思想,是当时穷得叮叮当当、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人的雄心壮志。

  当时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账无余款。但我们分析市场,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周刊形态已是发展的必需,而当时除了《瞭望》,并无其他现代性很强的文化性新闻性周刊;分析我们自已,我们有最佳的品牌优势,有老同志的支持,有当时社委会的一致意见,更有学术文化界朋友们的实际支援,在资金方面也有争取外援的可能;再则,从三联的发展战略说,这也是冲破三联困境的关键一大步。我们只能,也必须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决心好下,但执行过程之艰难曲折却难以想像。创刊、坚守和正式转为周刊是三个关键时期。

  创刊阶段,在钱钢带领下大腕云集,创意无穷。从1993年3月批准刊号,钱钢进入,到1994年3月迁入净土胡同前,在当时三联窝居的大磨坊楼上的平台房里,日夜灯火通明、热火朝天。制订规划、招聘记者、职业培训、"空转"试刊……,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虽然这以后由于资金中断等种种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这一年的工作明确了办刊思想、搭好了架构、锻炼了队伍、熟悉了出刊的各个环节,不少栏目不但十年来仍在沿用,连外刊都在借鉴。尤其在媒体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这是一个情况多变的守护期。这期间试过几位主编,换过两茬投资者。真正做了实际工作的是杨浪。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讲代价地接下了重任,编了一期试刊、五期正式出版的周刊,最后亦终因资金问题而休刊。

  三联书店的文化精神从来是开放的、包容的,也坚持用人必须不疑,刊物必须是主编负责制。在方针确定以后,总编只管提供平台,解决困难,协调关系和终审稿件。主编应该有最大的自主空间。也因此,我们才有这样的幸运,能聚集那么多的师友、同志来和我们一起创编这份刊物。但我也犯了一个大错:从一开始就主观地想请两个主编合作,一个新闻专长,为主编;一个文化专长,为副主编。结果组合了几次都完全失败,也伤害了个别主编,如朱正琳,我一直深感内疚。

  分出经营的这一块,与社会资金合作。生活周刊应该是做得相当早的。当时一方面自己没钱,同时也想尝试用广告来养刊物。我在香港时就调查了很多刊物,都是这种模式,我以为这是值得尝试、对周刊一定会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广告一定不能制衡我的内容。编一本三联自己的周刊,是我的基本点,这一点,丝毫也不可动摇。

  经营模式的改变,资金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功能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变化,在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为自己争得了一点自由,这对周刊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当然,投资方的情况也很不一样。第一任投资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颗粒无收,我觉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资方撤走则是因观念不合,在内容上我们不肯让其干预。第三任则是他们本身的资金出了问题。而每一次的问题又都牵涉到编辑队伍的稳定,因此这条路真是走得十分艰难。杨浪走后几个月,一次在机场遇见,他过来招呼,说:"前几天我妈还在问:你们老董还在坚持着哪?!"我们大笑。

  可是过后想想,心里也有点不好受。为办这个周刊,我们头上顶着雷子,因为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政策还不清晰;资本未有回报,心里也觉歉然;平台不够稳定,更有负主编和年轻的编辑记者;在社里,由于周刊是体制外的经营方式,工资待遇等与社内不同,也必须向员工解释、做好工作;对社委会,为了不混淆两种体制的经济关系,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花在周刊建设上,不但我自己,而且连社里,都不许花周刊的一分钱。所以当时就有人问我:既然各方面都没好处,你还干什么?我苦笑,可是心里总存着期许:或许再咬咬牙,过了这道坎,前面就是曙光!也有朋友笑我还做着印钞机的梦,我告诉他们:"是的,好的周刊就应当是印钞机。"

第一部分:PART 1董秀玉:期望时代大刊(2)

  三联品牌对一些有着文化情结的投资方还是有影响力的。第四任投资方在1995年8月后开始进入。为此,我十分紧张,再三再四地讲困难、讲问题、讲风险,当然也讲我们的原则。希望他们能想清楚再进入,决心进入就需相对稳定。周刊再也不能折腾了。

  作为第三任事实上的主编(真正编了杂志的),朱伟受命于危难之中。朱伟的进入,使周刊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时期。这个阶段,朱伟、方向明、潘振平三位都功不可没。

  朱伟面对的状况十分复杂,既有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础,又有这两年多风风雨雨造成的诸多问题和媒体的种种猜疑。这比接手一个新杂志要困难得多。但朱伟做到了,不但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将刊物持续出版,而且在几个重要关头,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将刊物按时出版,并获得很大的好评,1999年即开始赢利。尤其在将双周刊转为周刊的过程中,竟也是从容过渡,第一年几乎就能打平,其编刊创意与经营方面的学习能力俱佳,实在是十分难得。

  方向明是前任的经济主笔,早就是"中青报"《经济蓝讯》的大牌记者和主编,写的企业报道扎实、深入,经济分析中肯、透彻,又极有故事。是中国企业经济报道中最佳、最犀利的一支笔。在朱伟重组队伍的过程中,我了解朱伟最为陌生的是经济这一块,我们都十分希望方向明能留下来。虽然当时他还有更好的去处,虽然留下来前途难测,但是他毅然同意留下协助朱伟把刊物搞起来,不讲价钱也不提条件,十分仗义。《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年最好的封面文章大多是经济的,方向明对《三联生活周刊》的成功发展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周刊的运作和发展,当时社委会也下了大决心,派潘振平去担任周刊副总编,专门负责周刊日常工作。潘振平是三联最优秀的编审,又是个包容性很强、很大气的人,观察处理问题思路清晰,能把握关键。对当时重建中的周刊的方向把握、选题创意、关系协调和经营管理等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潘振平是低调的,他从不诉苦告状上交矛盾,他是周刊的凝聚力的保证。

  最后的关键是2001年周刊的转型。双周刊转周刊绝对不仅仅是时间的压缩,它是一个新刊。从资金投入到定位到运作等等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从主观上讲,最好再推后一两年转,会较为稳当;但从市场看,必须马上转,否则就要失去先机。可是投资方首先反对,由于资金困难,决定不投资做周刊。其次,内部反对声也不低,因为1999年、2000年好不容易已经赢利,转周刊后又要亏上两年。好心人还提醒我:"你马上要退休,转周刊的话账面上又是亏损,不好看。"这确是事实,但为了周刊的长远利益,真是顾不得了。遂决定引进第五任投资方的资金转周刊,做最后一搏。这一搏与前不同,心里已开始有底,广告在不断增长,广告商对周刊已颇有信心。

  由于前任投资方的合约还有半年,便商定先以借款方式进入,一千多万的借款一方面支持转型周刊,同时也准备偿还前任投资方的投资款(我心里一直惦着我们困难时他们给予的帮助,现在他们有难,我们也不能袖手。因此借款中包含了这一部分,但后因对方索价过高,难以同意,演成官司。在这里不赘)。准备等合约期满,再做正式合作方案。

  实际上朱伟把转型工作做得很好,只第一年略有亏损,而转成周刊后的广告量却大增。我退休前虽然周刊账面上还有少许亏损,实际手上三年的广告合约已达数千万元。为了周刊的长远发展,下决心2001年转周刊的这一搏是绝对值得、绝对应该的。

  现在三联杂志(尤其周刊)的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图书,但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才开始了一小步。我们期刊群的计划尚未完成,周刊作为一个时代大刊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周刊的十年,我们历经了众所周知的艰难曲折,没有对文化的坚守和执着,没有对事业的理想和热情,没有全体同事的团结和努力,没有朋友们的爱护和支持,我相信,就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真应该向每一位支持过、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同事和读者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衷心感谢为周刊做出贡献的每一位。

  周刊的十年,又将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新起点。从现在开始,十年的成绩和优势已成过去,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问题和差距,明确今后的目标和策略,向着新的未来,向着更高的理想,为了办出一个真正的时代大刊,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衷心祝愿!

第一部分:PART 1钱钢:德国记忆(图)(1)

  钱钢 现为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1979年起开始职业新闻工作,曾任《解放军报》记者部负责人,参与创办《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三联生活周刊》(任执行主编)。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总策划(1996~1998),《南方周末》报常务副主编(1998~2001)。作品有《唐山大地震》、《海葬》、《留美幼童》(与胡劲草合作)。

  1993年秋天,潘振平、宁成春和我作为"三联"的考察者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生活了近一个月。这是我操作新闻周刊的"蒙学课"之一,若干情景,恍然如昨。

  封面故事:俄罗斯危机

  有两名警察在莫斯科街头被杀。

  我在刚刚入住的宾馆看电视,时差的原因,过了午夜仍未入睡。已经是10月3日了,是个星期六。俄罗斯发生了总统与议长的激烈争议,CNN一直在直播莫斯科街头的骚乱。我看见了莫斯科电视台前聚集着对峙双方的支持者,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布置三联书店的展台回来,晚上21∶52,我看到了开枪。

  10月4日晨,我边看电视边记日记:

  现在是巴黎时间5∶50,莫斯科时间7∶50,天已放明,大批坦克进城,卡车,燃烧的黑烟。坦克已经布置在白宫前,有零星枪声。一个足球场。7∶52,路边停满卡车,有面包车开过。楼房沐浴着金色的霞光。坦克撞开了足球场边的铁网。

  当天晚上,我从电视里看见俄白宫大火。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被押上汽车。电视镜头重放坦克炮击白宫。据称白宫内死500人。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支持叶利钦渡过危机。

  10月7日,我在书展买到刚刚出版的德国周刊《明星》(《STERN》),封面故事为《叶利钦的苦胜》,报导了前一天方结束的莫斯科危机,封面图片是愤怒挥拳的叶利钦和炮火硝烟里的俄罗斯国旗。报道中最新的内容(文字、图片)是10月6日也就是一天前的。

  我立刻想到我们的《三联生活周刊》。那时我们常常问,如果周四某地发生特大爆炸,我们周六上摊的刊物可能把这一新闻做封面吗?那时封面做图很难很慢,杂志印出后还要留足"焗"干的时间。捧着《明星》,我叹服那种做新闻的状态。

  无意中进了贝塔斯曼

  我们去汉堡访问《明星》周刊。《明星》当年曾因刊登了伪造的《希特勒日记》而对全世界现丑。不过在1993年的德国,它仍然是和《明镜》齐名的新闻周刊。

  《明星》的办公地点,在一幢舰船式的建筑物内。我们和总编辑交谈,观看组版编辑的工作,参观资料库,还在职员餐厅美美享用了一顿午餐。

  他们的图片库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既有满架的图片,分类细致;更有电脑管理的图片档案。而后者在当时还是很时髦的。他们轻易地调出"北京"、"邓小平"等分类的摄影作品,不时把我的念头拉回到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周刊资料室"。

  我们被领到放置历史资料的屋子,那里有创刊之初的老杂志。《明星》的总编辑告诉我们,"二战"后,汉堡由英军占领。1948年,英军占领军司令发布一个通告,称谁愿意创办一份鼓吹民主的杂志,他就会批准出版。结果有一个年轻人说,我愿意。那人于是当了《明星》的总编辑,一口气干了40年,在我们去德国的不久前才退休。

  从一个深深的大抽屉里,现任总编辑抽出《明星》创刊号。非常的薄,纸张很黄(不知当年就这么黄还是变了色),没有彩色,封面用了一幅木刻。他又抽出几期,说那时的杂志上有许多黄色的内容,随着读者日众,严肃的内容也渐次增多。

  1993年的《明星》周刊,已经是一份有200多页的大刊物。无数期刊物的封面,被制作成小图,密密麻麻地布满总编辑办公桌背后的大墙,真是壮观。老总编辑已经退隐乡间,在那里,他办了一个小博物馆。

  《明星》的图片非常棒。我们在德国的日子里,他们有一期刊物的封面故事是关于中国的--《一个孩子变成了神》。封面金碧辉煌,是孩子的头像。说的是一个8岁的小活佛(即17世噶玛巴)的故事。他们使用了大量图片,据说曾派出一支摄影队在西藏采访拍摄多日。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小活佛在玩遥控汽车。

  在《明星》杂志同一座楼里,我们还看见另外一份图片精美的杂志《GEO》,即德国《国家地理杂志》。我们背着一堆精美的杂志和其他资料回到北京,仔细"判读",才发现了那个了不得的名字:贝塔斯曼。原来那座舰船式建筑,竟是贝塔斯曼的汉堡总部,那里有许多杂志,有出版社,还有电视台。出访前的案头做得还是不够,我们一心想着周刊周刊周刊,无意中进了一趟传媒帝国。

第一部分:PART 1钱钢:德国记忆(2)

  龙应台和《三联生活周刊》

  龙应台是沈公和董秀玉的朋友。行前董秀玉对我们说,在德国有什么困难,就去找龙应台。她会帮你们。

  第一次见龙,是在书展展厅。她匆匆来去,我和她甚至都来不及互相介绍。说来丢人,我们要她帮的忙,是订回程机票。所以我们后来又坐"S"列车(轻轨)去她住的远郊小镇"空堡"取票付账,我们好像拿出了500马克的大钞,让用惯信用卡的龙十分好奇。而我则对她的好奇感到好奇。潘、宁先期离开德国后,我再去"空堡",想和龙应台谈谈周刊。

  "空堡"是"二战"后盟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美丽幽静。我下了列车,刚出小站,一辆红色轿车便无声地"滑行"到身边。"安安,叫叔叔",龙的台湾国语,"叔叔"发第三声。

  这是个下午。据说和每一个下午差不多,龙应台要接送大儿子先去踢球,再去看电影;要从幼稚园接出小儿子,再陪他到图书馆借书。然后是给孩子们做晚饭,不是两个,是四个,邻居家两个要例行加入。龙一直忙到晚上9点,开始命令三个孩子就寝(邻家女孩也喜欢住这里,带了牙刷和睡衣来)。每一天,当小家伙们很快发出鼾声后,龙开始她的彻夜写作。

  这晚,她和我谈周刊。她把一大堆《明星》抱到沙发旁,斟上两杯葡萄酒,开讲。我请她从杂志的编辑部人员名单讲起,给我讲解栏目设置,讲解各类报道的比重,讲解定价,讲解夹在杂志中的广告,当然我最关心的是封面故事和社评。

  记得当时,我对封面故事安排在杂志的哪个位置极感兴趣。我当时已经明白,国外的杂志都不会把封面故事放在最前,但什么是它的最佳位置?是不是要处在一个黄金分割线的部位(即刊物的约前1/3处)?在这道大菜的前面,应该放什么样的内容?开胃酒?

  龙应台详尽地解释一切。我看见许多封面在揭露黑幕,也有的封面故事是编辑部"制造"的,如由《明星》编辑部发起全球性的对阿富汗难民的援助,事情做得很大,当然也成了杂志卖点。

  我们谈到凌晨。早上,几乎没睡多久的龙应台开车送孩子上幼稚园、上学,而后要赶往慕尼黑开会(半天的火车车程)。于是我也和她同行,在火车上继续讨论周刊。从"空堡"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到斯图加特。她还向我介绍了《明镜》和《焦点》。后者是慕尼黑的一份创刊不久的周刊,很注重科学题材,设计也很新颖。我在斯图加特和龙道别。一是不得不下车(次日要飞回国),二是我想看一看斯图加特,两个月前,王军霞刚在这里拿了万米世界冠军,我们刚刚以此为题材,在香港做过一个模拟的《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许多年后,在《三联生活周刊》总编辑办公桌背后的墙上如果要布满杂志封面小图,这应当是最早的一幅)。

  那一天很冷。我独自徘徊在斯图加特街头,咀嚼着数日来的见闻,怀着憧憬,跃跃欲试。

第一部分:PART 1陈西林:我的三联生活(图)(1)

  陈西林 来《三联生活周刊》前任《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助理,《周末版》主任。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时担任艺术总监。现任香港《红色资本家》总编辑。

  我的三联生活一

  在《三联生活周刊》,我最早接触的"三联人"应该是董秀玉了,尽管她当时是三联书店总经理,但对我来说,她更像一个大姐姐。董秀玉总是在鼓励我去做一些新的事情,以至后来我开办"漫画公司"后,她仍旧在帮助我,她帮助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漫画书籍,尽管与她想象相去甚远,但她还是出版了。

  为了改变我的漫画风格,董秀玉曾带我去见王蒙,那天下午在王蒙家中小院里,两位长者帮我分析了各种风格的可能性,后来董秀玉让王蒙在他全集中选一本适合作漫画脚本的文集,让我带走,但我最终任流而去,以致现在没有多大长进,回想起来多少有点愧对大姐。

  我当时在《中华工商时报》,报纸编辑相对图书编辑应该算是粗人了,这让我很难体会董秀玉对《三联生活周刊》那种细腻的感情。我当时被委派的工作是《三联生活周刊》艺术总监,现在想一想,我根本无法胜任这个位子。

  但董秀玉却始终认为我能做好。我们交流时,最让我惊讶的是她言辞中的多重含义,比如当她在审定我的一个设计时,看后会笑着对我说"有机会,我会安排你到德国书展去看一看的。"

  我瞬间明白了她话中的另外含义--首先她告诉我这个设计不行;其二她告诉我需要把眼界再放开些;其三她在说你能做得更好。我是一个不喜欢冲突性交流的人,那样只能搞坏心情。我喜欢和董秀玉这种暗示性交流,它让相处变得平滑圆润,多少有些禅味。

  董秀玉是一个苦行的旅人,可以说《三联生活周刊》早年创刊所有的苦都让她一个人吃遍了--上司的看法,下属的抱怨,同事的争吵,朋友的反目,还有投资人的坚持、合作者的离去。但她在这种情境下描述起《三联生活周刊》时依旧几如梦幻。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在聊《三联生活周刊》形式定位,她说着说着突然找不出词儿了,对着窗外枝枝蔓蔓看了半天然后笑起来,镜片后的眼睛长久地在笑--片刻,我似乎感觉到了她想像中的《三联生活周刊》,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帮她完成设计。

  我的三联生活二

  我加盟《三联生活周刊》时是"钱钢时代"。

  我对钱钢有种辈差的困惑,我们同住一个大院,他和我父亲是同事,都在解放军报社工作。记得有一年钱钢去上海出差,我父亲托付他去看我妹妹陈燕妮,燕妮那时正在上海读大学。不久,燕妮从上海打回电话说,见到钱钢啦,一起在锦江饭店吃的饭。父亲说,什么钱钢钱钢的,为什么不叫钱叔叔!燕妮说,他太年轻了,我叫不出口。父亲骂了起来,没大没小,再年轻你也得叫叔叔!燕妮在电话那头被骂哭了,我在隔壁房间窃笑。

  这回轮到我了。说实在的,我一直没能找到对钱钢合适的称谓,于是除了偶尔随大家叫两声"钱钢"外,更多时候都是在用"你好""来啦"等语言作为起始句,好在钱钢对此并不在意。我和钱钢的合作早于《三联生活周刊》,是在他走马《地震报》时,那时他手笔很大地将《地震报》改成《减灾报》,我加盟了他的改版阵容,钱钢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在《三联生活周刊》几乎不用磨合,我便适应他的工作方法--全景式操作。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批编辑是我们一起挑选的,门外候着等待面试的应聘人,钱钢一个个叫着名字,每过一个人,钱钢都会同大家交换意见。看着一张张毫无世故充满理想的脸,我想,我们当时更多的是凭直觉的好感。然而看到这些当年的新人今天很多人都成了新闻业界的腕级人物时,多少有些欣慰。

  钱钢办刊有一种军队作风,因为当时正在等待资金到位。于是钱钢开始了他对编辑的培训计划,虽不出刊,但一切程序都按周刊出版运转,什么时间编前会,什么时间采访,什么时间交稿,什么时间结稿,一切按部就班。杨迎明戏称这是"水军旱地操练"。我觉得这更像是"新兵连生活",钱钢试图按自己的理想打造一支"钱家军"。

  钱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很难想像这个皮肤白皙举止规矩的书生竟有着如此大的热情和能量,这不仅因为他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唐山大地震》,也不仅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成为军队师级干部,而是他个人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离近了就会被吸附。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先行的老师与愉快的合作者。

  钱钢的眼神有些哀怨,笑起来略带害羞,但他的视线永远瞄向的是硬朗朗问题。

  我的三联生活三

  陶泰忠是和钱钢结伴而来的,此前他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当时是《三联生活周刊》行政总管,他有张含蓄的笑脸,看不出是大高兴还是小高兴,但这张脸你一看便有一种安全感。

  "水军旱地操练"期间,钱钢要求《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设计要加入"操练",陶泰忠踱步到我跟前,小声问需要什么?我说,喷笔。多少钱?四千多!不一会儿我就拿到了支票。

  当天晚上《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设计开工了,不料喷笔的马达声惹恼了我太太,太太属于那种天下都是亲人惟独老公例外的女人,连我咳嗽一声她都怕惊扰了邻居,宁可用手把我活活捂死在床上。社会学家说这种女人的概率是二十五亿分之一,我中了头彩。

第一部分:PART 1陈西林:我的三联生活(2)

  后经协商,为了防止马达过响,必须用棉被包裹,为了减少马达与地面的共震,必须有人抱着。因为我要设计,这些事全由太太承担,那一夜我工作了七个小时,也见到了世界上最难看的睡觉的样子,有人居然能抱着一台隆隆作响的马达站着睡着了。

  封面设计稿出来了,第二天的编前会如同联欢会,众人品头论足。很多人都自称是艺术鉴赏家,但从来就不给个明确指示:"再雅点就好了","再市场点就好了"--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做了近三十个方案,以至每次编前会后看看封面方案成了习惯。

  直到有一天,当我看到身边抱马达的那个人面色青灰,几如清东陵吞金灌银的宫女一般时,才想起应该学会爱惜"私有财产"。好在是"水军旱地操练",谁也没计较。

  陶泰忠可能因好久没看到新封面了,总觉缺点什么,有一天他又踱到我跟前问,还需要点什么?我当即一身冷汗。

  现在喷笔还在我家,我想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公产,找机会还得给抱回去。

  我的三联生活四

  "钱钢时代"有一种非常的欢乐,当时媒体各路名角的登场让这个舞台变得华丽无比。

  胡舒立永远处于极地状态,和她工作一天所聆听的"教诲"要超过一个儿童十年的教育期,在她面前我庆幸自己天生口吃,听就是了。她的观点和语言犀利得足以断头,她永远要重新诠释这个世界。她的几本新著都是我给做的封面,设计前她要求我必须先阅读书稿校样,所以对她的"教诲"我总比别人早半月,差一点成了她的"入室弟子"。后来听说她被一家外刊评为"亚洲最狠毒的女人"时,万分惊讶,不是为胡舒立而是为编辑的好眼力。然而,另一个胡舒立却是很少有人见到,一件顺心的事或者一碗好吃的面都能让她的笑容里充满了童趣。

  杨浪极具亲和力,同时唱得一口好歌,每每卡拉OK我总喜欢尾随其后,在他的专业级歌声下哼哼唧唧一阵,然后共同迎接雷雨般的掌声。天长日久杨浪看出了我这种狐假虎威的乐趣,只要他上台准要招呼上我,有人说我在台上比杨浪投入多得多,以至后来竟让我有了错觉,一次独自冲上台去,开口刚两句就被满场唏嘘哄了下来,让我郁闷的是这首歌我和杨浪合作过几百遍,每次都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几回返场,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实施进军歌坛的计划了。

  毕熙东是一位体育评论家,八十年代他在《中国青年报》为我开辟的漫画专栏,连推带搡改变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们又一起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一次编前会后,他送给我一条小黑狗,从此我便有了繁重的家务事,我经常牵着这只小串秧在街头寒风中瑟瑟,我给小狗取名叫"查理",因为小狗东家说它的出身是英国贵族。后来没想到"查理"竟成了我和王朔《狗眼看世界》书中的主角。说来也奇怪,毕熙东几个漫不经心的动作,竟都成了我人生的历史拐弯处。

  杨迎明是个有才气的写家,每天都会在编前会上抖出各种包袱,鸡零狗碎的事一过他的嘴,立马变成亦哭亦笑的黑色幽默。他说话前先憨憨一笑,然后一脸诚恳地将天下大事弄成一地鸡毛。后来,当我听说他曾在大庭广众下把一个不大正经的领导大回环似地摔了个360度大背胯之后,再仔细端详了一下他憨厚的眉眼,果真有股刚烈的豪气。

  我的三联生活五

  最终我还是被世俗大潮给卷跑了。

  我的离职的谈话是在钱钢家进行的,事先我找了一千条理由,钱钢一直静静地在听,其实他早已明白。现在重看一遍回放,发现我的离去极不合时宜,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矛盾已显现,钱钢处于矛盾中心,他需要有人帮助,他需要有人帮助固守核心地带,有时多一滴润滑剂你便可以滚动起一个世界。

  后来矛盾激化了,钱钢终于没能等来《三联生活周刊》的正式出版。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钢是在华侨大厦一次派对上,派对内容忘记了,只记得唐师曾在我身边说了很多军事话题。那时钱钢已不再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了,只是听说他要去南方工作,派对中他对我只字不提《三联生活周刊》。派对结束后,我和钱钢一起下楼,屋外有点细雨,快分手时我说,《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出版了。他说:"是吗?"边说边四处张望。当我还要说话时,他便大声地向我告别,然后朝车站走去。

  其实我想告诉他的并不是这个,这仅仅是我"辈差困惑"的起始句。

  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有些后悔。

  后来发现应该极其后悔,那次告别后我们再也没见面,想一想也有十年了。

  人生下来就是花眼,许多的事情离近了往往看不清。

第二部分:PART 2杨迎明 刘晓春:那些人那些事(图)(1)

  杨迎明 1993~1994年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任兼职主笔,此前在《中国体育画报》任主编,后来担任《中国体育报》副总编、《中国足球报》总编。

  刘晓春 1993年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任资料编辑,此前曾在《博览群书》做编辑,现在《北京青年报》副刊任编辑。

  1992年11月,钱钢打电话来,问我对新闻周刊是否感兴趣。电话很短,差不多在最后他才告诉我是《三联生活周刊》。

  钱钢对我"验明正身"(现在叫"面试")是在我北郊的家里。这种"家访"很能说明钱钢作为一个作家的精细和一个职业新闻人的密致。他要听我说什么,也要看我的生活,看我的情趣--看我是不是一个识字的人。

  钱钢永远看着你的眼睛说话,挺直着上身,话语急促,段落极清晰,这和他曾是一个军人有关。他应该是一个一线集团军的政委,让发起梯次冲锋的士兵们赴汤蹈火--钱钢的意志总让我感叹。而意志在时下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地方是一柄双刃剑。

  记起来的,和钱钢谈到了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不同的关注角度和"叙述"方式,顺便谈到了一些技术性问题,例如纸张、版式。这时我才知道,《三联生活周刊》的美术及版式总监是陈西林。我早就应该想到有杨浪的地方一定会有陈西林出没;有陈西林的地方,杨浪早晚会水落石出。

  1993年《三联生活周刊》的集结是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的一个面包房附近。沿着一条破旧的沙石路,从一个简易房外类似消防梯的铁梯上到二楼,见到了太多的业内同行!虽然事先知道,但坐在一起时仍不免惊叹:杨浪、陈西林、胡舒立、毕熙东、季元宏、陈小波、何志云、叶研、程赤兵、闻丹青……钱钢、陶泰忠,然后是董秀玉,这座大庙的住持。满眼都是高僧,最不济也是文武和尚。我这样的沙弥真不知道也想不出,这是要办一本周刊还是要打造一件"杀人放火"的武器。用得了这么多强悍的人物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一回事,是一件有待争取的理想中的事;"全北京媒体精锐者联合起来"是另一回事,是一件无须争取、无须竞争的很现实的事。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它很可能成为一种动物,而且是一个新物种--或者是它把谁咬死,或者是它把自己咬死。

  春末的时候,周刊招聘记者,记得是老陶、钱钢主持面试,陈西林、杨浪参加。西林的原则很强硬:男的要周正,女的更要周正。这和他的唯美有关。但西林也有走眼的时候:毕熙东后来送给他一条狗,据称是英国约克名犬。此狗最初长得贵族似的,半岁以后毛色渐杂,饮食起居行径向土狗靠拢,最不能容忍的是头皮毛发左右偏分,类似抗战时期的小汉奸。后来西林在北京四中对面一个小楼里整出了一本讲述狗的世界观和狗对未来事物发生、发展的判断的成人漫画集,可能和这条叫"约克"的说不清来历的狗有关。

  有关西林的故事极多,比如他演《沙家浜》中的刁小三,由于结巴,把"我还抢人呢!"念成"我还……还……,抢……抢……"被定性为"破坏样板戏"。可单独成书。

  新记者到位后是培训。我被要求给他们讲了一两堂课,讲的是什么实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蜕化为聊天、侃山、调侃。带头闹事的是苗炜、石正茂,黄集伟是敲边鼓的,我记得在讲到采访时,我说"不用记录,你忘掉的总是不重要的"。这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教程中的一句话,好像被很多人记住了。除此之外我没有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我希望的状态就是开心,无论是在一本刊物的编辑部,还是在平时的生活中。

  后来,苗炜踏进了足球评论的泥淖之中。但他是清醒的,也是开心的;黄集伟告诉别人怎样读书并自己写书,一如他与生俱来的别样视角,极力使自己和读者开心。与石正茂在央视见过一面,仍是一副天下无贼夜不闭户的大快乐面孔,很令人难忘的一个女孩。她最终嫁给了贺延光,应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先人教诲。贺延光永远是正气凛然的一条汉子。何笑聪、刘君梅、刘晓玲、钦峥……多年不见,可好?可开心?可记得11年前在新华社附近一家饭馆请大家吃酸菜鱼?最后喝晕了三个、喝哭了两个?

  《三联生活周刊》开始运转,进入新车磨合。我的本性开始暴露,大尾巴狼是装不下去了。我极力煽动办"百姓经济"(或者叫身边经济)版块,没有得逞。后又推出"百姓广场"栏目,这实际上是一种非主流玩法。我列出了几条,其中有:

  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特里普为出书所用,需中国50年代末"除四害、讲卫生"宣传画;"文革"期间印发的"八个样板戏"招贴画;60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的"点心票"、"瓜子花生票"以及中国老鼠夹子照片一帧。

  二、有出让1932年北平民众印刷所出版《京民起居图》者与九江陈鲁先生联系。另,索求北方居民晨漱用"舌刮"一副。

  三、如有出让50~60年代产"小蜜蜂"、"春耕"、"大刀"、"拖拉机"、"宫女"和上海产绿"牡丹"蓝"牡丹"香烟盒,幸甚。保定刘鑫。

  四、有1968、1969年城镇印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奖状者,愿以全套《百科全书》交换。深圳毕达烨。

第二部分:PART 2杨迎明 刘晓春:那些人那些事(2)

  五、家藏民国初年江南羊皮箱,有"陈老大祖制"烙印,转让。浙江杨豹仁。

  你不能想像2004年的《三联生活周刊》能刊登这路东西,我爱逛旧货市场的毛病被带到周刊来,这绝对是个错误。要么新闻,要么深度新闻,实在没有,就分析新闻。总之,一本堂堂正正的综合新闻周刊不能沦落到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去。

  但杨浪对此大加赞赏。后来他对这个业余项目也乐此不疲,曾经在甘肃莫高窟遗址抱回来一捆柴禾并著文叙述之曰:"唐柴"。果真是唐代的柴禾,那他是公然招供顺走国家地上文物。唐朝距今多少年了?中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日子里一捆拿来就可以煮饭暖身的柴禾焉能留待你杨浪顺手牵羊?后来杨浪愈发胆大,居然收到了东海某海域军舰航道及潜艇水下通行区域图例。在他香山居所的阁楼上,全是大比例的军用地图以及罗盘、比例尺等军用品,还有一架军用望远镜。只是从这个阁楼探望香山密林草丛之中掩映的,没什么军事,只有民事。

  杨浪尚武,一颗军人的心时不时地激荡跳跃。

  季元宏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国际问题主笔。他的洞悉力在他洞悉之后表现出的平静和无所谓面前倒显得次要了。如果有一天早上他啃着面包喝着矿泉水,然后漫不经心地告诉你:"今天凌晨6点半……,你吃早饭了吗?……打起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我靠!"你一点儿也不要认为他是在说谎。我俩之间有一句见面肯定要说的话:"打是打不过了!"他在《三联生活周刊》期间结婚,娶的是一位武警的特警军官,专管强行登机击毙劫机者解救人质。高大的季元宏从此打消了在家一夫当关的念头。

  胡舒立在经济上的洞悉力在她洞悉之后表现出的虐杀性和诛九族的斩草除根面前倒显得次要了。她锐利得像一把曼彻斯特切腌肉的刀子,每当刀子被拿起,你都会看到刀子上还有前一回她切下去时那个倒霉鬼留下的遗迹。她总是"道破"或"撕破"社会经济问题的一层层窗户纸,但在我看来,她其实更愿意一脚干脆连窗户都踹开,整出个透亮或叫大白于天下。胡舒立曾是一个军医,可能是外科的。她爱争论并长于引发争论,她是一个话语霸权者。

  《三联生活周刊》有三项基本原则:一是不要与陈西林讨论版面问题,他能把你绕进去,最后你持他的观点与他争论;二是不要与胡舒立讨论经济问题,她能把你搞得头大,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了;三是不要和李伯飞讨论任何问题,他能和你上下五千年的旁征博引,最后你都不知道你们最初争论的是什么问题。比如讨论城市的公交系统,一个小时后,你们会为明式家具腿儿的样式差点打起来。

  到《三联生活周刊》后认识了陶泰忠。他最初使我想到了30年前当兵时的教导员,标准的军人做派。但是他却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鉴定者(对文字,对文学,对新闻)。他准确,准确到锐利,边缘部分切割得极干净利落。他指出问题时总是商量的口气。但你能知道,这是要害。他并不指望你一时半时能领悟并有所改变。他后来不再说什么了。他是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大内总管。他手下似乎只有一兵,阿芳。有一期封面上用了阿芳手的特写,手放在了几叠人民币上。是一个封面故事,好像是讲中国百姓的存款问题。素手无暇,极东方。好像是叶研说的:"这手应该上保险。"

  再有就是何志云兄了。到三联后我们在一起喝酒。从永定门喝到净土胡同居委会办的小饭铺,后又扩展到鼓楼周边地区。参加喝酒的有一彪人马,其中也有闻丹青。一次喝酒,喝出了闻丹青、杨浪曾经是一个幼儿园的园友,谁跟谁又是一个学校的小学不同级校友。后来就喝乱了,酒队扩大,不能喝的也跟来,记得女士中有石正茂、刘君梅。饭桌是最老少咸宜的地方。志云请我们去他家,三里屯中青的宿舍,他做得一手的好菜,首推干烧鱼。他家养了一匹猫,这猫能独自跳到抽水马桶上亲自方便,让人叹为观止。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在志云处,鱼与老猫可兼得并交相辉映。

  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图片负责人是陈小波。她曾经是山西的自行车运动员,敏感且敏锐。她在"三联"时写过一篇文章,对人过中年的男人们提出了宽厚仁慈的忠告,笔法像卡布其诺上面那层奶沫,无比细腻丰盈。你含在嘴里,它无声融化。它在咖啡的苦味上面却也不甜,分寸拿捏得极适度。陈小波时有伤感,这是她在人性捕捉后的一种无奈。这从她在新华社及至"三联"编发的图片中可以领悟到。一次从宣武门路过,那天可能风大、寒冷,我竖着衣服领子走,她看到了,没有打招呼,只是在年末的一张贺卡上写了几句话给我,她愿我身子骨硬硬朗朗的,一路平安。这让我感动。

  今年9月中旬我出差回来,夫人告诉我说,"三联"的人打电话邀请我们写一写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时的事情。其实她也在周刊做过,负责资料部门的建立和建设,她就是刘晓春。

  《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出刊到现在十年了,好像相关的人们认为这十年中的"佳话"之一是我在"三联"认识了刘晓春同志并霸占为妻,这是"误传误导"。刘晓春在光明日报《博览群书》杂志时我就认识(黄集伟在该刊的第一篇书评就是她编发的),她到《三联生活周刊》是马智介绍的,马智是她大学同学,又是钱钢做《减灾报·蓝色周末》时的编辑。这是一个圈子,很小,但又很宽泛。

第二部分:PART 2杨迎明 刘晓春:那些人那些事(3)

  这么说好像有极大的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的嫌疑,直说吧,虽然相识有日,但我们是在一次酗酒后相知的,大约喝了16瓶啤酒,想说的话和说出来的话是两码事;想走的道儿和实际走的道儿是俩地方。酒逢知己了!传说中的女酒仙就在眼前!这其实很不严肃(但愿她不要删掉此段),因为她现在几乎不喝酒了。最初的时候她说是"仰视"我,现在她倒是没说"俯视"这个词,她换了两个字:"民工"!

  但有一点,我与三联的种种关系是依靠她维系的:三联的书、三联的杂志以及三联的新人老人,不断地接触。说到书,在《三联生活周刊》时,有一个关于礼仪的选题,让我写一篇卷首语(我不知道是谁在陷害我),写过后,大家认为非但不礼仪,简直是反礼仪。于是董秀玉给了我一本三联出的《西方礼仪史》,是一个很老的版本,让我参考。我一个连领带都不会系的人看这种书无异于让一条土狗对着一盆青菜沙拉。这本书至今还在我处。

  后来涉及的《三联生活周刊》的两次事情都有刘晓春,一次是1995年她搞了一个整版关于《三联生活周刊》的专题,逼我写一篇东西(不能算文章),于是我又一次被迫装成大尾巴狼,把东西弄得很深沉、很哲理、很反思。

  《三联生活周刊》不是黄埔军校,但据说陆续有260多人先后进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知道"三联"的渊源、品位和她不可更改、更替的主旨,你就可以想见这260人是何等人物,抱着何等信念意志进入"三联",于是从"三联"出来的人成了何等人物是不奇怪的。

  我祝愿《三联生活周刊》,不仅仅为了我曾在这本刊物呆过。

第二部分:PART 2杨浪:\"生活\" 漫忆(图)(1)

  杨浪 现任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媒体管理部副总经理,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1980年到《中国青年报》,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1993年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副主编,1994年任《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1999年任《财经时报》总编辑。2002年任现职。新闻从业期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特等奖、一等奖等多项。

  对我来讲,这一切是从钱钢那个兴冲冲的电话开始的。

  那时候钱钢还住在《解放军报》那个不大居室,我在那里第一次兴致勃勃地听着《三联生活周刊》准备复刊的这个重要消息。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市场化"的感觉还很朦胧,但"投资"、"新闻周刊"、"三联书店"、"市场化"这些字眼真的是让我们很沸腾了一下。大约是1993年初,故事的开始估计这部书里会有人说到。到我这里已经是实际地开始准备干了。

  豪华阵容

  "一笔钱,一帮人,一个思路"--那时候我和陈西林等几个人已经到处帮人家策划报纸,经常说的就是这句话。这会儿,"钱"和"思路"都有着落了,要聚的就是这帮人。好在当时还没有如今这么多的媒体机会,而且三联的这面旗帜真的是有号召力,没几天的功夫,一个初步的阵容就聚起来了:

  钱刚,原《解放军报》采访部主任,著名记者、作家,拟任主编。陶泰忠,原《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主任,名编辑,拟任"社长"。何志云,时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文艺评论家,拟任文艺部主笔。贺延光,时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拟任摄影部主笔。毕熙东,时任《中国青年报》体育部主任,拟任体育部主笔。杨迎明,时任《中国体育》画报主编,著名体育评论员,拟任体育评论主笔。胡舒立,时任《中华工商时报》国际部主任,拟任国际部主笔。王安,时任《中国青年报》经济专刊主编,拟任经济部主笔。郭家宽,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拟任采访部主笔。晓蓉,时任《文艺报》编辑,拟任文艺部编辑。闻丹青,时任《大众摄影》编辑部主任,拟任摄影部主笔。陈小波,时任新华社摄影部编辑,拟任摄影部编辑。陈西林,时任《中华工商时报》总编室主任,拟任美术总监……我,则是拟议中的总编室主笔。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豪华阵容。尽管此后风云聚散,但是曾经在三联相聚的这段时间,对大家此后在媒体事业中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印记。一个,"高手"之间的相互学习感染;一个,对市场和市场规则的初步接触;当然,更有意义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在中国办一份大型综合性周刊的尝试,对于这批人此后的媒体事业都是意义重大的。

  必须提到的是"三联"筹备后第一批记者的进入。经过认真的准备,特殊的招聘,很快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成为"三联"的第一批记者。苗炜、钦铮如今已经是周刊编辑部里的骨干;黄集伟、王锋、刘君梅、石正茂、刘小玲、何笑聪等等一批人也在今天干得颇有成绩。尽管那时创办《三联生活周刊》历经坎坷,但是它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是大家终生受益的。

  在永定门外的大磨坊面粉厂(三联书店居然在这样的地方租房子,今天想起来是个挺滑稽的事情)进行招聘考试。考题主要是钱刚设计的,除了一般考题还有实践性的。比如考题里把"考官"何志云、陈西林、毕熙东等表达为"文学评论家,喜欢吸烟喝茶,离异者","漫画家、养宠物者、结巴","足球评论家、喜爱戏剧"这类抽象的符号,要求记者根据这些信息自由选择采访对象,实时采访后写人物素描。当时苗炜采访陈西林,当场就写出一篇很不错的稿子,搞得考官们很惊艳。围绕生活主题进行人才的考评选拔,在今天看来应该是一套很有针对性而且是成功的方法。

  第一次大规模的模拟实战是1993年9月的申奥失利。当晚,记者全伙出动在京城各地采访,我和钱刚、杨迎明、老毕等人在北海旁边老毕的家里坐镇指挥。大家一边联系着各处记者,一边观看直播判断成败。老毕还做了一锅热腾腾的疙瘩汤准备慰劳记者。直至投票揭晓,众人木然。杨迎明甩下一句重重的话(此处不便披露),转入失利后题目的组织。因有"讨论本"第一期封面刘占坤的那张照片。

第二部分:PART 2杨浪:\"生活\" 漫忆(2)

  历经坎坷

  众所周知,"三联"初期的创办是历经坎坷的。经过了几家公司的三任经营合作,几起几落。这中间的甘苦应该是老董、老潘以及介入了初期工作的人最能体会的。作为创办初期经过了这三任投资的见证者,有一个逻辑使我在此后谨记:媒体的发展必然循着市场化发展的途径;市场化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上游投资的问题;商业投资有着一整套市场化的方式、目标和逻辑;产品生产和市场化经营是媒体产业中相互作用并且决定生死的基本矛盾。在这中间,主要领导者的决心、韧性和领导艺术是最重要的。也因为如此,看到《三联生活周刊》今日的成功,我对老董、老潘乃至朱伟有着由衷的钦敬。

  今天想起来,创办一本杂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了三任投资的续绝,近百人的进出,后来又遇上个"广告违规事件"导致工作停顿。尽管历经坎坷,但是在坎坷中我们毕竟学会了不少东西。说些印象深的--最早和于品海先生接触中谈起市场化发行体制的建立,关于在目标城市中划区建立发行网络,通过发行网络实现物流营销的概念。关于媒体投资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通过媒体投资,在资本市场上形成概念并进行融资的概念。和刘香成先生接触中,关于中国媒体市场潜力巨大的判断,关于同一品牌下,建立有差别系列产品的设想。包括初期的样刊讨论中,三联书店吕祥博士关于利用外刊,创办"要刊速览"栏目,以及综合性周刊要有国际性视野的意见。初期在设计风格中宁成春先生、海洋先生以及广州的设计公司对期刊形式构成的许多精彩意见和实践。还有朱学勤先生留下的对周刊形态和学术尊崇的思路。

  到1994年8月,我再受老董之托准备周刊的创刊,上述想法已经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一任编辑部里,杨新连、方向明、程赤兵、唐元弘、黄艾禾、袁东平、季思九、印小韵、陈练一等朋友们也为这本刊物的创办做出认真努力。更重要的是,在这批人后来的媒体实践中,《三联生活周刊》办刊初期所经历的坎坷,也自然成为重要的经历和财富。

  尽管周刊出刊经历了坎坷,但是在筹备初期进行了大量认真讨论、准备的工作,特别是按本周出刊作为目标进行实时模拟,各部门做选题安排和采访写作计划。这种做法被杨迎明形象地称作"旱地划船",并在此基础上各方出过几个"讨论本"。在这些讨论本中,到《鼠药无毒》一本,实际上周刊的面目已经比较清晰了。

  到我接手时,在出了一个"试刊号"后就直接出了。当时,很多条件都不具备:设计要到广州做,发行网络也没有建立好,内部人员也在边做边集合,但我们都认为拖下去就是死,只有抓紧创刊。当时我在"创刊号思路"中说:"我们显然不是从零开始。一年反反复复上上下下曾经使我们激动使我们失落但谁都不能否认我们毕竟有了一些必要的经验,起码有了经历。我们的思路得以拓开,我们的业务开始熟练,我们的目标逐步明确--无论如何,在经历坎坷后我们仍在一起,而且我们仍是团结的。"

  继续期待

  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已经是一本十分成功的主流期刊。作为曾经为它的成功做出努力的媒体中人,我们还将满怀期望地继续关注它,关注它在下一个十年中的发展。

  我想,我对它的期待会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期待它在日益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环境中,品牌的进一步提升,市场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经营业绩的进一步增长。应该说,在今天的媒体特别是周刊市场中,《三联生活周刊》有它的优势,尤其是它一以贯之的人文文化品质。然而它的品牌影响力毕竟还是"中国的",而且主要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在一批新兴的期刊尤其是周刊正在开始发力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如何发挥优势,在日趋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继续持守一种人文关怀和文化建设的旗帜,继续领市场之先,领思想之先,这是我们会持续关注的。

  媒体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发行--广告--品牌,三联已经在这个路径上取得了初步成功。然而当品牌营销成为竞争的核心时,媒体体量的扩张,既有品牌的延伸,资本纽带的形成,国际路径的打通,就会成为成功品牌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刚刚从Life的伏而又起中看到了又一个案例。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在下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已经成为一个中国期刊的世界性品牌。

  一个成功的媒体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团队。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背后,关键是有一批关注他的人。成功媒体的影响力除了媒体内容本身,还有从事媒体的一批人,正是这些人,把一种生机勃勃的思想方法、价值系统和操作路径蔓延扩大。半个世纪前的韬奋先生和半个世纪以来的三联书店正是这样影响我们的。于是我们会期待在未来的三联书店乃至《三联生活周刊》培育和产生出新时代的学者、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与我现今操作的非常"物质化的媒体"相较,我更深深地在这里期待着三联。只有在文化领域里是承认大师的,而大师们的影响力是超越时代的。1993年春,以钱刚先生为主导的筹备班子拟定了《三联生活周刊》的第一份"编刊总思路"。节录如下:

  刊物性质:一份具有新闻性、文化性和综合服务性的大众生活刊物。

  办刊宗旨: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人民服务。在走向21世纪的重要历史时期,《三联生活周刊》将与生活同步,敏感地记录中国人民生活的变化踪迹,并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精神品味做出不懈努力。《三联生活周刊》将继承三联书店的光荣传统,弘扬韬奋精神,成为一本"人们身边的的杂志"和"一个亲切朋友",它将帮助人民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

  "三界共生"是《三联生活周刊》的独创性之一。基于三联书店的传统优势,"生活"将汇聚新闻界、学术界、文学界三方面人才。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新闻界的人才将进入三联书店的文化氛围,拓宽知识面,获得深入观察生活现象的新的视角;学术界的人才将走出书斋,与生活接榫,为大众运思;文学界的人才将改变独自劳作的固有节奏,置身一个与生活同步的文化团队,以更加快捷贴近的方式,表达对人的关注。"三界共生"将打破雅俗界限,使《三联生活周刊》成为深入浅出的大众传媒,成为拥有广大读者的精致极品。

第二部分:PART 2苗炜:心中有我,眼底无他(图)

  苗 炜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1993年被招聘进《三联生活周刊》,现为执行主编。

  我1992年大学毕业,分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宣传部,编一份校园报纸。工作真的很无聊,更辛苦的是,我上一次班在路上要三个小时,当时还没有京通快速路,大北窑到二外好像叫"建国路",312路公共汽车能把人挤成肉饼,小公共在学校门口招揽生意,叫喊:去北京去北京了。我心里想:我怎么跑到不是北京的地方工作了。

  我上班的时候以背英语单词为主要消遣,有一天中午,脑子累了就走出办公室,发现楼道里站着一漂亮姑娘,她是学校广播站的,我把她邀请到办公室里聊天,问她:"你们前几天播了个女的唱歌,那女的是谁?"她说,那是个台湾歌星,叫孟庭苇。广播站这姑娘后来转录了一盘磁带给我,里面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1993年初夏,我在学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又碰到广播站姑娘,她告诉我,她要毕业分回到厦门了,我告诉她,我要到三联书店去工作了。

  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是份很好看的报纸,我在那上面看到三联书店《生活周刊》的招聘信息,就报名参加了考试,考试分三场,第一场是面试,第二场是英语翻译,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新闻周刊》上的报道,一篇是《时代》的报道,让你任选一篇翻译成中文,前者稍长,后者稍短,我在二外背了大半年的英语单词派上了用场,我立刻看出来,前者的生词很少,而且是社会新闻,后者的生词较多,而且是经济新闻,我选了前面那个来翻译。并且在那个时刻就确立了我未来的新闻观念:社会新闻通俗好懂,经济新闻莫名其妙。

  说实话我那时候对新闻之类的东西毫无概念,更不认识生活周刊那些大腕都是谁。第三轮考试是采访,秘书阿芳给我个名单,上面是一些大腕儿的名字,后面注着他们的身份,虚虚实实,让我随便挑一个采访,告诉我:采访完了写一短文就行。我就挑了个叫"西林"的,他的身份是"养宠物的"。上楼到了一间大办公室,一帮前辈坐在里头,采访就当着这些人开始,我和"西林"聊了20分钟,然后报告说:"我采访完了"。钱钢问我:"你怎么不记笔记呀?"我说:"阿芳告诉我写几百字就够,那还记什么呀。"

  钱钢老师的质问让我颇为忐忑,但还是只写了600字就交差。后来我知道,我采访的那胖子叫陈西林,是《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的编辑,他那报纸上有一个栏目叫"五味人生",专门发300字到500字的小文章,我很快就开始给他们写稿子。

  刚进"三联",我对钱钢、杨浪、贺延光这些大记者的名字一概不知,直到有人告诉我,毕熙东会担任生活周刊的体育部主任,我才明白这帮人的分量。我当时全中国就知道一个记者的名字,那就是老毕,我看他的足球评论。进入"三联"之后,我的理想就是跟着老毕做体育新闻,能免费看足球,能在报纸上发议论。如果能在《足球》报"京华新村"上每周写上800字的评论,那我这辈子的理想就算实现了。

  1994年世界杯,《中国足球报》创刊,老毕把我介绍到那里帮忙,每天看完球写300字的短评;1995年的某一天,老毕要我开始给"京华新村"写稿子,他带我去见《足球》报老板严俊君,在足协附近的一个宾馆,房间里很凌乱,老严坐在椅子上看字帖,他指着字帖上的一幅字问我:"你看这几字写的怎么样?"那八个字是"心中有我,眼底无他",我说:好。老严说:"写字要做到这样,写文章也要这样--心中有我,眼底无他。"

  从1994年,到1996年周刊正常按照半个月一本的速度出版,其间两年的时间,这本命运多舛的杂志大多处在和投资方分分合合的状态中。黄集伟曾经写了个小说,幻想2008年的周刊是什么样子,结尾处是主编一声号令要大家开选题会。我当时建议他这样修改--改成创刊倒计时会议。我们那时候老说要创刊了,要倒计时了,我琢磨着到了2008年,这本杂志也未必能创刊。

  虽然杂志不能尽快面市,不过工资倒照发,而且居然加薪50%,从400块到600块。有些同事纷纷离去,我则想,到哪里找这样好的工作:不用干活还发钱,偶尔来上班就讨论杂志如何定位这样虚头八脑的问题。从家到净土胡同,骑自行车15分钟就够,比二外可近多了。我上大学时写的一个小说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给我寄来300块钱的稿费,那小说1.5万字,我给其他报纸写文章,稿费从千字20块到100块不等,足球报显然是最慷慨的,一篇文章375块,这笔账一算就明白,我宁愿天天在家写一篇球评,也不会去写小说了。1995年足球联赛火爆,北京有两家小报都以足球为头版,我在这家小报写完了,再给另一家小报写。每天早上我在明媚的阳光中醒来,盘算如何打发无所事事的时光,每天1000字的写作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有个美国人说过,体育记者是这世界上能找到的最好的谋生方式;我想修改一下,雷克·雷利那样的体育专栏作家,才是最好的差使,他可以看全世界最好看的比赛,采访体育明星,会晤体育圈内各色人物,但不用写报道,拿的年薪却高得不得了。

  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终于走上正轨。朱伟接手之后,我依旧是写体育,他编的第一期稿子,体育大概占了10页,写的是辛普森和泰森的故事。1996年的杂志就有"生活圆桌"这样一个栏目,当时请一帮著名作家给写,后来觉得那样的文章没意思,朱伟原来是搞文学的,他说文学承载的信息量太小。我给"圆桌"写的第一篇稿子是"闷死在网球场上",他看了以后说:不要那个结尾,写文章不要归纳总结。这句话实在让我如释重负,茅塞顿开。再后来我接着担负圆桌的编辑工作,我看到了许多好文章,记下了好多有意思的人与事,总是会有一个人写出很好玩的东西,然后连着写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枯竭,不写了。

第二部分:PART 2黄集伟:生活琐记(图)(1)

  黄集伟 加入《三联生活周刊》前曾任中学教员和媒体编辑,1993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1995离开后任职媒体及出版社编辑。

  1993年10月27日(星期三)

  那天中午,在永定门三联生活周刊二楼大教室里吃盒饭的记者们有点激动:有排骨。

  (说是"大教室",其实只是一间南北有窗、盖在一楼平顶上的简易房,其中摆放十来把折叠椅外,充当会议桌的,是张四五成新的乒乓球案子。《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培训以及后来的数十次"空转演习"均发生在这里。培训期间,当时京城不少媒体大腕都曾在这里讲课--讲课教师中,甚至包括"礼仪教师"、"国标舞教师"。让记者学习"国标"的想法和做法即或以今天的眼光看,也过于奢侈。而真正受益的,是当时所有的记者。"国标"的训练从"站姿"开始,受训记者被要求靠墙站立,挺胸收腹……及格者寥寥。)后来证明,那天盒饭中的"排骨"纯属"疑似"--记者在盒饭中吃到的,是腔骨,而且以骨为主,寡油少肉。记者苗炜用一次性筷子中的一根儿试图从狭小的腔管中剔出点儿如封面故事"导语"般有"内容"的干货,未遂。苗炜感叹说:"今天的排骨里怎么尽是隐士啊?"

  当时,离苗炜最近,坐着记者武荣和王锋。王锋也没吃到肉。他拍着自己的脸说:"还是我脸上肉多!看吧,明天盒饭里,肯定是今天剔下去的肉!"

  王锋说完,武荣搭上话茬儿:"那我明天死活得来!"王锋问她为什么?武容说:"今天啃骨头我都来了,明天吃肉我能不来吗?"

  三位的闲聊被听见,在场其他记者哄堂大笑……而这种"哄堂大笑"在"大教室"的早上很难听见。

  1993年12月4日(星期六)

  1993年尚未实行"双休日",每周上班6天,休息1天。这天一大早,记者黎争的脸色就不大好看。

  众人问其故,黎争说,全是因为大早上一个奇梦所扰--黎争梦见自己接电话,和他通话的,是那种叽里咕噜非常好听的英语,女声。正听在兴头上,电话听筒里忽然传出一个沉稳严肃的男声:喂,黎争吗?今天上午选题可以完成吗?

  (选题作为一个概念,对当时大多数记者来说都很陌生。《三联生活周刊》首批招聘的十多位记者中有学化学的、情报的、中文的、戏剧文学的,基本没学新闻的。这使得头回听说"选题"概念的记者们感觉自己就像厨子:要么不会备料,无菜可做;要么拿个鸡毛当令箭,拣到篮里就是菜……事实上,首批记者接受培训时所获取的丰富营养真正发挥作用,是在他们离开《三联生活周刊》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自此感染了一种可称之为"选题强迫症"的职业病:每有新闻事件发生,哪怕他们其时效力的媒体根本无法报道该事件,可在他们的"想像"中,还是可以瞬间勾画出"线索"、"质疑角度"、"线人布控"、"采访路径乃至导语首句用"疑问"还是"判断"之类的"操作方案"……此职业病亦称"创意消化不良",无药可医。)

  无须解释,所有在场记者都能猜出,黎争梦里的那个"男声"为当时周刊的执行主编无疑。黎争之梦当场即被众记者指责为"夸张"。其时,首批记者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已有半年时间,出身为北大化学系的黎争当记者的感觉已越来越好。

  1993年12月27日(星期一)

  因为接近年末,这个"星期一"的气氛很"过年"。就是这一天,《三联生活周刊》组建记者部以来,全体记者首次集体联欢,欢庆新年。下午,在新华社总部地下卡拉OK厅,周刊记者与周刊主笔首次不讨论选题、不研究"前脖子"、"后脖子"乃至"封面故事",而是放声歌唱。

  事前记者们曾有小小"阴谋"--歌词大意是,要在联欢会上好好收拾一下那些枪毙选题眼都不眨的主笔之流,但统统未遂。

  在联欢会上,主笔、主编们歌声洪亮、曲风多变、舞姿优雅而外,还死死把着麦克风不撒手,轰都轰不下去。

  (如果真实再现联欢会上下无穷细节,用今天的话说,那会非常八卦。还是不写吧。但其实,在当时的《三联生活周刊》,"联欢会"也是一种另类的培训--它是一个难得机会--让记者们从另一面了解他们的领导。在此前的正式培训期,主笔着装细节、谈吐风范之类,就一直是年轻女记者们最爱议论的话题--她们的"选题焦虑"较之男记者要轻微得多。在"发现"某主笔穿"花花公子"之类的"八卦"中,主笔们的"神性"被一一降解……情有可原的是,当时周刊所有主笔均为兼职,新记者与之近距离接触的时间非常少。)

  离开新华社,记者一行余兴未尽,便跟随愿意请客的4位主笔移师崇文门某餐馆。与"第一场"西餐+歌会模式不同,晚间的第二场"续宴"以酒为主,连菜都没怎么吃。酒过三巡,记者何笑聪忽然哭了起来,记者苗炜忽然大声唱歌,记者华莉忽然不断地大笑,记者刘君梅则忽然巧舌如簧妙语连珠。还有人发现,记者刘晓玲不知是没来,还是喝高了悄然离席?……无论如何,这些"表现"在选题会议上看不见。那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第一次集体聚会,喝得开心外,也是记者们为数不多的一次与主笔面对面:不谈选题,谈别的。

第二部分:PART 2黄集伟:生活琐记(2)

  1994年8月2日(星期二)

  此时,距离所谓首期三联记者"黄埔"已相隔一年有余。记者们享受盒饭的地点已迁移到了鼓楼附近的净土胡同,也是二楼。因为周刊尚未创刊,已开始有记者调离。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已是有新有老--老记们的心情复杂混乱,但一到吃饭,依旧谈笑风生。

  ("讨论本"不说,《三联生活周刊》的空转试刊即有十多本之多。考虑到新闻时效,很多讨论本、空转本所完成的新闻专题被依次转移到相关媒体发表,当时吞吐周刊稿件最多的是"中青"和"工商",且大多"颇受欢迎"。而更受欢迎的,是依次调离的记者。被培训了不说,很多调离者等于直接"回到"领导手下,只是不做周刊而已。留下来一直没走的记者尽管在言谈话语中多有抱怨、阴阳怪气,可内心深处依旧对《三联生活周刊》存有脆弱的梦想。不过,脆弱的梦想其实更像梦想,而不像别的。)

  那天中午的盒饭午餐里荤素齐备。听见记者王锋说自己没吃菜,白口吃下三盒米饭,记者石正茂大为惊讶--"天啊!你都快'打鸣儿'了吧?"

  记者苗炜顺着石正茂的思路忽然问:"你们说,什么是'机米'?鸡吃的米就是'机米'?"

  而记者钦峥完全不顾当时的语境,全力展示他刚花300多块钱买来的风衣,米色。在场的众女记者一直骂他冤大头--"他妈的,那个卖风衣的小姐拿色相勾引我,否则,我怎么会买?"钦峥为自己打圆场。

  记者王锋忽然说:"'周刊'绝对是一块儿肥肉,怎么就没人来吃呢?""废话!你往那块儿肥肉上吐了口唾沫,谁还敢吃啊!"苗炜显然话里有话。没人知道他什么意思。

  1994年8月7日(星期日)

  集合的时间约在9∶00,可一大早,《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就提前到了……整整齐齐。那天,是编辑部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集体外出郊游,目的地是密云的云湖度假村。

  郊游用车一大一小共两辆。执行主编与当时的领导们乘坐的是那辆红色切诺基,记者一行乘坐的是一辆租来的依维柯。上车后,记者石正茂第一个跳到司机旁边座位坐下,跟在她后面的单座依次是记者王烨,记者何笑聪,单排最后的座位上坐着记者王锋。

  双排座儿上成双成对儿,依次是记者徐巍和李翠萍,记者钦峥和黎争,记者童铭和苗炜,记者洪凌和张晓莉,记者刘晓玲和刘君梅。

  与事先想像会有"欢声笑语"相反,在前往云湖度假村的途中气氛沉闷。没人大声喧哗,没人领导话语权。整个路途中司机反复播放的磁带是当年非常流行的那盘《校园民谣》。

  当磁带放送到"同桌的你"时,大家的情绪开始有些微变化--最开始的丢转儿算"大循环":每当"同桌"播放完毕,不播下一首,继续"同"一次"桌";可接下来的丢转儿则聚焦歌中最伤感的一句--这样一来,"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把它扔在风里"一句开始无限循环起来,忽就制造出一种铺天盖地、无缘无故的伤感。

  (当时周刊记者们的情绪其实无从复原与形容。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年后,有人在《切·米沃什诗选》中读到那首名为《这个世界》的诗时,马上想到的,竟是多年前自己在生活周刊当记者时的复杂感受:见识、能力被丰富,可同时,梦想也被划出一道口子。米沃什在诗中写道:"看起来完全是一场误会/只是一次认真对待的试运行/河流将返回到源头/风将停息在旋转的地方"……不同的是,对一些离开生活周刊的记者而言,有些梦想已永远再无"返回"的机缘。)

  晚上9点半左右,出游记者和当时的领导层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在一间KTV包房里聚首联欢。因为时逢周末,云湖度假村人满为患。只能容纳10个人左右的KTV包房装进20多人,非常挤。

  当晚联欢会主持人由记者石正茂自告奋勇担当。记者们都知道石正茂口才好,但那天晚上,她的表现证明,她的口才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她会在每个人唱歌前做扼要推介,还会在一曲歌毕即兴点评--诚恳与玩笑并存,阿谀与针砭齐飞……非常好。

  到了晚上11点左右,歌会宣布结束。在晚餐上没喝够酒的记者开始要散啤,就花生米。其时已有记者兴冲冲跑去游泳,所以喝散啤喝醉的人不多。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苗炜。与崇文门一醉比,苗炜这次似乎真喝高了。他不再说汉语,而是强迫所有在场记者露天集中,他自己则站到一个台阶上,用英语大声背诵《王子复仇记》中的那段著名台词……酒精有时也能使人忘记母语?

  1994年11月3日(星期四)

  又快到周末了。因《三联生活周刊》依旧磨合、谈判、换帅、寻求新投资,记者上班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三五或二四六都有人来,也都有人不来。

  于是,在净土胡同小楼2楼,记者全体聚齐的情形日渐其少。而这一天,凑巧人到得齐:记者中,刘晓玲来了,徐巍来了,王锋来了,洪凌来了,钦峥来了,苗炜来了,连很少露脸儿的美编季思九也一大早就到了编辑部……清冷的2楼一下热闹起来。

  ("何日创刊"是当时记者们见面必说的"焦点"。"也许快了"--当时很多记者常用如此猜测"相互勉励"。无论谁,离开《三联生活周刊》后就找不到工组的担心几乎没有,但"工作"和"梦想",毕竟还不完全等同。)

第二部分:PART 2黄集伟:生活琐记(3)

  1994年秋冬之交最时髦的流行歌曲是苏芮的《牵手》。中午吃饭时,钦峥利用职务之便,把录音机开得山响,颠三倒四翻来覆去牵手、牵手。不知那位记者现场泛酸,即兴编撰对子。上联:记者不知亡刊恨;下联:楼上楼下唱牵手……意外获得满堂彩。

  当天,还有记者忙着向苗炜请教如何阅读"金庸"--就在不久前,不少记者刚刚以"员工价"购得三联版《金庸作品集》。记者苗炜是金迷。最后,有人把苗炜开列的"金庸作品阅读顺序"抄写下来并复印多份。

  依照那份"指南",阅读金庸作品次序被规定为3组--第1组:《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雪山飞狐》和《鸳鸯刀》;第2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第3组:《碧血剑》、《鹿鼎记》……除此之外,《连城诀》、《侠客行》和《笑傲江湖》需单篇阅读。

  1994年12月9日(星期五)

  那天天气有点糟糕。粗粗算来,首批记者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已有一年零七个月。当天,老记者见面的寒暄很应景--不迭地抱怨天气太冷。天气预报说,第二天将有"雨雪"光顾北京。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遣散记者已是大势所迫。几乎所有人对那一天的到来都茫然无措。大家心里有沮丧、恼火与不甘。鲜为人知的是,在最空虚的那几个月,百无聊赖无从知晓大局繁多谜题的记者曾瞒着各位领导,利用"复印"技术,私下编辑、粘贴过一个"记者版"的《三联生活周刊》。那个先将文字分栏打印、再用糨子粘贴而成、与手抄本黄色小说相差无几的"记者版"的封面故事由记者石正茂主笔,内容为"朝核危机"。封面上,"周刊"口号用6黑小字刊写:"生活,就是生机勃勃地活着!"……如你所知,这一切于大局无助,也终于幼稚可笑。彼时彼刻,关于梦想,环绕记者们的只有虚空。那时的他们,完全不懂梦想可以实现,但很难实现,而彼时彼刻他们又全无若干年后陈弈迅在《十年》中所谓"牵牵手就像旅游"般的潇洒……有点儿轴。)

  当天最费猜想的,是二楼会议室白黑板上的一行字:"挽留是最美丽的拒绝,拒绝是最完美的挽留"……大伙儿无心猜测那是谁的即兴涂鸦,而是反复琢磨那话里话外的意思。

第三部分:PART 3王锋: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图)(1)

  王锋 1993年~1998年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编辑。2000~2001年在中国先生网任总编,2002~2003年在新华在线新华传媒工场任总编,2004进入时尚集团任《时尚健康》主编。

  从武昌开来的246次特快早上5点停靠北京站,天还没亮,冷飕飕的。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第一次是18岁那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出站口一块广告牌下站了10分钟,看看这个我从小就一直在听说的城市,然后转身回到站里,换乘另一趟车去了长春。

  这次不是换乘,北京是我的目的地。时间是1993年4月26日凌晨。

  下了火车,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前往应聘的单位早9点才上班。我想到了天安门,全国人民都知道那个广场。

  广场离火车站不远。20分钟后我就站在广场巨大的方砖上。天还是黑。刚下过雨,地有些湿。空阔的马路上有几个人在晨练。天安门被墨色的天幕勾勒出一个轮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心里有些兴奋,还有些紧张。背着个大包,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敌后投奔陕北延安的进步青年。10多年过去,现在已经不能理解当时那份激动。但回过头看,那个兴奋、好奇,还有点紧张的早晨,确实是我整个人生一个重要转变的开始。

  面试

  手里攥着从《中国青年报》上剪下来的招聘广告,横竖穿过好几个胡同,9点半到了永定门外三元街17号,三联书店新址。筹备中的《三联生活周刊》就在这幢名为红磨房的白色小楼三层。

  负责接待的阿芳小姐漂亮干练,问过我的情况,夸张地说了句:"你怎么就从武汉跑来了?"那意思是我应该先把相关材料寄过来,经过他们选择后再通知面试。也不等我回答,就把我塞进一间小房,等候面谈。同一间屋子里,等候提审的还有六七个人。

  约莫半个小时后,我被叫进另一间屋。中间一张桌子,两侧端坐着《生活周刊》第一任主编钱钢和社长陶泰忠。我先简单介绍了自己,后又很矫情地谈到对三联的热爱,和来北京工作的决心。主编钱钢一直严肃,一开口却用很诗化的语言向我介绍了《三联生活周刊》的意义,精神理念,和基本筹备情况。同时我感觉到,另一侧的人也在严肃地观察。10分钟后,陶社长以沉着的口吻告诉我:"以我们对你的初步了解,你还是挺适合这个工作的。"我赶忙坚定地点点头:"我也这么认为。"

  初步面谈后,我拿到一份采访单。里面提供了6种采访对象:征婚男人;离婚男人;一个对烟酒茶有研究的文化老人;一个家里喂养着若干只小猫的宠物爱好者;一个年近40,为妻子进京奔波了8年的丈夫;还有一个我忘了。

  我选择了那个宠物爱好者。半小时后列出采访提纲。然后被引进一间很大的会议室。进会议室那一刻我愣住了:一张巨大的椭圆型会议桌周边坐满了10多个人。原以为真有一个宠物爱好者接受我采访,后来才知道那6种人只是考题,其身份分别由在座的10多个编辑担当。

  接受我采访的是一个微胖有点像宠物的中年人。聊了些什么都忘了,一定跟猫有关。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座的都是北京新闻界非常活跃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杨浪,贺延光,毕熙东,胡舒立,王安,杨迎明,何志云,他们都参加了生活周刊的筹建。我采访的宠物爱好者就是当时的《中国工商时报》的周末版主编陈西林。

  那次面试印象非常深,这种方式我之前和之后再也没见过。限定20分钟的采访时间里,一个人接受你的采访,所有人都在一旁观察。采访结束后,是5分钟的即兴问答。那些在一旁静默多时的家伙你一言我一语,扔过几个问题,让你应接不暇。更有钱钢在我前后左右踱步,冷不丁回过头来,以军人的气度劈头一问,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弄得人防不胜防。

  采访感觉很糟糕,从会议室出来灰头土脸。接下来我们按要求在两个小时完成采访稿。

  关在一间屋子里写稿的还有几个。阿芳不时进来为我们添茶倒水。采访不理想,心气也就减了一半。两个小时后写完稿,自己都看不下去。最后跟阿芳闲聊,谈及这次面试的缺憾和担忧。我让她去问问,能否早点给个信儿,我晚上就要回武汉了,省得老挂念。

  阿芳是个好人,出去一趟,旋即返回,拍拍我肩:"我问了,你行!"人一辈子,在关键时刻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并不多,这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至今都还记得阿芳说这话时那口底气扎实味道浓郁的京腔。阿芳说,其实行不行,你们从会议室出来就有结果了。这帮编辑主要考察的是你给他们的整体感觉,不是很看重专业经验和文字。几年后一次跟杨浪闲聊,说到那次面试,杨浪告诉我:"那天一看到你背着个大书包,风尘仆仆迈着大步从外面走进会议室,我就觉得这小子不错。"杨浪还说,当时他们招人有一个近乎偏执的标准,就是凡大学新闻系学生一般不予考虑。他们觉得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上手快,但成长慢,别的专业学生正好相反。所以在最初确定的15个记者中,只有汪文一个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汪文后来去了《中国青年报》,实践证明她是一个上手快成长也快品学兼优的好同学。

  回到那天下午。提前得到好消息,告别阿芳,从三联的小白楼里出来,心里一下亮堂了好多。不再是上午走近它时的不安和惶恐,步子和心情一样轻盈。在三联到17路汽车站不过200米的距离里,我迅速培养起对这个陌生城市的感情,以至觉得我是它,它也是我的一部分了。

第三部分:PART 3王锋: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2)

  密谋

  两个月后,我又来到北京。这次已经成为《三联生活周刊》的聘用记者。

  和现在很多机构招人用人方式不一样,当时生活周刊记者要提前两个月到岗参加培训。内容包括请京城名记名编来杂志社举办专题讲座;所有记者早上8点到单位集体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训练听力口语;甚至请来解放军艺术学校的专业老师给记者训练形体、礼仪,怎么走路,怎么交谈,怎么接电话……外面都称我们是三联的黄埔一期。从三联的管理者到编辑到记者之间,都憋着一股劲,认为自己手上即将诞生一本能参与国际新闻竞争,彪炳中国新闻历史的新闻周刊。苗炜在当时的一篇作业里说,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城北的和平里穿过几十个街区到城南永定门外,好像是为策划一个惊世密谋,心里充满了快感。

  我们的密谋从7月26日开始。

  第一天的主谋是三联老板董秀玉。她讲课的题目是:《三联书店·三联人·三联情结》。这题目就已经极大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董总心目中的杂志"要有鲜明的三联风格","永远追求卓越和层出不穷的创意"。50多岁的人了,言辞中居然出现"世纪之交,该有多少值得激动和欢畅的事情啊"这样的句子,真是让人激动和欢畅。

  随后是钱钢和陶泰忠讲话。他们一个沉着一个激昂,一个务实一个就虚,共同的特性是思路清晰,节奏抑扬。充斥在他们讲话中的那些"世纪意识","大系统观","商业文明"都让我这个刚到北京的外省青年耳目一新,醍醐灌顶。"我们粉碎自己来到生活,再相互粉碎铸成新我。"这哪里是讲课,分明是蛊惑,闪烁在这些40岁中年人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光芒让我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显得老态龙钟。那天的日记里我写道:今天才明白了什么叫生活,那就是"生机勃勃地活着"。

  那段时间刚到北京,我住在西南六里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独享一套三居室。每天7点不到起床,坐16路50分钟到前门,再转17路30分钟到永定门。白天上课,晚上回家还要写作业,挺累。但觉着自己每天在学习,在吸纳,在进步,"生机勃勃地活着",很有劲儿。按理说,20多岁已经不年轻,不应该活在格言里了,可当时想着那些语录,想着那些铿锵的语调就振奋,这种青春期的励志教育对我来得晚了些。

  我们26日开始的培训以每天两位编辑授课的方式进行。记得杨浪有一堂课,比他的新闻作品和版面更精彩。他把自己从事新闻事业13年分为蓝色时期(1981~1985):理想、敬业,责任感;红色时期(1986~1989):成熟,卓有成效的组织,是自己的颠峰;第三是迷乱时期(1989年以后);《中国青年报》是我一直阅读的报纸,杨浪的回忆犹如星星点灯,串起了我对那几年中国新闻发展足迹的印象,也加深了对新闻本身的理解。杨浪有阅历有责任感,心怀天下激情澎湃,是一个非常典型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闻战士。他说自己是一个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对这样的人我总是满怀敬慕和向往。杨浪谈到他对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关注,谈到一个好编辑应该充分了解所带每一位记者的知识结构,思想品德,审美趣味和可能适合的领域,我感到一种被尊重的温暖。当他饱含深情地望着我们说,"我对在座各位投以非常强烈的情感"时,我内心真是被深深打动了。

  编辑们是老师也是朋友,讲新闻更讲人生。我们那个年龄,对各种教学深恶痛绝。可几天的培训让我们觉得受益非浅。印象很深的还有钱钢,那张脸把天真的孩子气和成年人深重的责任感调和在一起,好有魅力。何况他口才那么好,我们还在一个迷信话语的年龄。当时我们记者每天要写一篇作业,随笔,论说,小说,诗歌不计。一段时间后钱钢就会对作业进行点评。记得有一次点评会,"我们从承受能力强的黄集伟开始",钱钢开讲了:

  "黄集伟是一个性能很好的发电机。可他的危险也就在这里。他在歧路上仍能把车开得飞快。"

  "刘君梅是一个提着篮子上集市的妇人,鱼虾肉蛋枯枝败叶全往篮子里装。"

  "王锋太冷了。没有火花,没有激情。不是冷静,是冷漠。"

  "首先定题。以题带动全文感觉。"

  "不要重辞令文采,这样会使真诚受到怀疑。"

  "有面的时候花功夫找点,有点的时候花功夫找面。"

  "冷峻理性,坦白率直,找到干净了断的周刊文体。我们不玩春秋笔法。"

  钱钢洋洋洒洒地讲了4个小时,眉飞色舞,妙语连珠,嘴到意到,鞭辟入里,我们记者都觉得他真是高人。

  8月16日,第一期培训快结束的时候,钱钢发言,对《三联生活周刊》做出完整阐释。

  他的讲话从"GOSS"开始。这4个字母分别代表Goal,Obscale,Solution,Start:目标,障碍,解决方法,开始。"多么具有目标价值和现实美感的4个步骤啊。它是《生活》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依旧是诗般的语言开场。

  随后钱钢分析了那两年报刊发展状况,剖析周末版的繁华和短命,论及了周刊出笼的背景和前途。并提出一些办刊的具体构思,如"三界共生,系统运作。"所谓三界,就是依靠新闻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系统运作,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

第三部分:PART 3王锋: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3)

  钱钢的阐释显露深切的历史感,一如他的写作,这也是他认识世界解释生活的方式。他深情款款地同我们一起回溯上上个世纪末的最后10年:从紫禁城的第一盏电灯到北洋水师的培训,从甲午海战到公车上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世界在骚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纪末画卷。"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加波诡云谲。人们将静候更加波澜壮阔天翻地覆的变化。"钱钢最后竟然用1991,2002这两个对称年的玄学思想来解释和预测我们的旷世幸会:"对称年,非凡的美妙!"我至今都很记得钱钢兴奋坚定的神态和手势。

  开练

  课堂培训进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们就开始实战练习。第一次大规模的采访是9月23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那个晚上。我被派到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那是北京申奥国内的主会场。前两个月看雅典奥运会还在感慨,想当年,2000年奥运会还在8年之后的遥望中,转眼间2004年的奥运会都过去了,回望10年也是恍然一梦。

  那次采访的封面专题《北京不拭泪》刊登在《生活周刊》第一期试刊号上。随后的一次评刊会也许值得一提。

  评刊由钱钢主持。发言从记者开始。记者中居然是苗炜轰了头炮。也知道这北京少爷平日的蔫儿闷里包藏着尖损和刻薄,但他那天抱着一壶茶用眼角瞅人的姿态还是让我惊讶:"整个儿一个伪善!虚妄的责任感!"接下来逐页批驳,毫不留情,就像当初编辑们批评我们的作业。

  陈虹更是从杂志定位、主旨等根本问题上提出质疑,被钱钢认为第一次看到了她的"研究生背景"。

  黎争从写法上给予否定,批评刊物文字充满矫情造作的贵族气。那年7月才从北大化学系毕业的黎争3个月里搬了4次家,他曾在作业里说,希望自己是双草鞋,去感受底层泥土的粗砺。

  石正茂则大呼:"这刊出得可真是时候啊,让我们从天上回到地面!"

  上午的评刊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对期待已久的试刊记者们无不表现出自己的失望。因为年轻,容易被调动也容易被打击。下午是编辑评刊。观点跟上午差不多,但编辑们表述得很冷静周全,也就没什么火力了。

  试刊前后那一个多月,对这本叫《生活》杂志的认识一直伴随着我们对生活本身的认识,点燃于盛夏的那团虚火基本上熄灭了。生活和《生活周刊》的状态开始从空中回落到一个不那么理想但更真实的高度。那几年,整个中国社会正以千年不遇的力量和速度前行,我们难过地发现,《生活周刊》并没有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被期待被需要。有记者套用一段经典:生活就这样结束/生活就这样结束/没有砰然巨响/只是一声唏嘘……

  《生活周刊》给我在北京的生活确定了一个不错的起点,尽管其中埋藏有太多的遗憾和蹉跎。对《生活周刊》我依旧充满热爱,对它的未来我还是怀有热望和信心。只是我不再继续亢奋在虚妄的想像中了。试刊之后,按要求我们每人写了一份总结。总结里我写道:"……尽管遇到诸多不测,尽管可能有更大的困难潜伏在将来,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相信明天的《生活周刊》会是最好的。只是那个目标比我们想像的要远,那段路比我们预计的更难。"

  1995年,朱伟之后,历经磨难的《生活周刊》终于正常出刊。

  1999年,我离开《生活周刊》。随后几年跟《生活》时有接触,总在关注它的每一步变化和成长。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会用《生活》的概念观察和评判我们。《生活周刊》像胎记一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印记。

  2003年9月的一天,在飞机上读到朱伟为《乐》杂志写的一篇有关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乐评。他用滤去了水分的锯木来表达卡氏大提琴的力量,他说那是丰富的祈祷,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像石砖一样被堆砌,进而成为一种建筑。我好生感慨。一是为卡氏的琴声,二是为我认识的这个人和这些事。想到《生活周刊》这本杂志10年里经受的艰难和压力,一定也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吧。

第三部分:PART 3朱伟: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图)(1)

  朱伟 1952年出生于上海,16岁赴黑龙江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在那里开始小说写作。1978~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文艺部编辑;1983年~1993年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编辑、编辑部副主任;1988~1989年曾为《读书》杂志撰写《最新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接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经常想,《三联生活周刊》之所以会有今天,很大原因是因为它诞生在净土胡同。从大约是1993年钱钢与陶泰忠看中这个地方,到2000年《三联生活周刊》搬出这个地方,这里留下了太多的欢乐,当然也有痛苦。

  我不知道钱钢他们当年是不是因为"净土"这两个字,才选中这个地方。反正,不知多少朋友都羡慕这个地方:在闹市之中,不需走多远,竟会有这么静的一方净土!

  这里原来是北京净土寺所在,寺早就倒塌,15号原来是北京最时髦的雪花电冰箱厂的厂房。我记得钱钢刚把破败的厂房装修成编辑部时邀我参观的场景,在胡同里,无论从哪一个口进去,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钱钢与陶泰忠,一个是原来《解放军报》的记者部副主任,我们一起合作编辑过《东方纪事》;一个是原来《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部主任,我在《人民文学》时的竞争对手。两人可谓珠联璧合,在当时真是年轻而被理想主义所笼罩。他们营造的15号,白墙白窗白桌椅加上灰地毯,整个一种静谧的气息。记得我当时印象最突出的是三楼设计的摄影部洗相片用的暗室,还有二楼已经准备就绪的会议室。

  遗憾的是,钱钢后来没能在他自己精心设计的编辑部里呆多久就离开了。

  我第二次走进15号,是参加还在筹备中的《三联生活周刊》一次文化研讨会。那时朱学勤刚刚接过钱钢的理想,他的办公室里云集了一帮学者,我记得清楚的有刘东、邓正来和雷颐;而他的办公室对面,杨浪的屋子里则是另一帮人,大家也都是兴奋而躁动,屋子里同样弥漫着烟雾。钱钢、朱学勤与杨浪当时对《生活》未来憧憬的那种眼神至今一直在我记忆里,我由此一直觉得,净土胡同正是有了他们那样的奠基,"生活"后来才能得以存活。到我这里,只不过是在一定积累之后的水到渠成罢了。

  1995年9月我接替杨浪,准确地说先任执行主编。等我真正走进15号院内这所三层小白楼时,留下的只有方向明一个主笔与苗炜、王锋、刘君梅、张晓莉四位记者加上钦峥管电脑与资讯。我上任的第一天向这六位做就职演说,一个个都是黯然或者不以为然。我讲完了,他们说,这样的就职演说我们听得多了。

  我9月上任后按要求要在年底前复刊。当时请来帮助策划的有汪晖、李陀、黄平和黄速建(时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聘闫琦(当时任编辑部主任)、何绍伟(当时管社会报道,后来很快去了《东方时空》)、兴安(当时是《北京文学》副主编,业余帮我约稿)、胡泳(由沈昌文先生推荐,从《中国日报》过来应聘)、刘怀昭(由《北京青年报》黄利推荐,负责国际)、舒可文(原来是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的小说作者,负责文化)。一个主笔(实际的副主编)、四个记者、六个编辑,这个结构可谓畸形。

  现在回想,1995年我们筹备复刊的三个重大决策,一是确定了要以半月刊方式起步。因为1994年底杨浪开始起步时先采用的是月刊,月刊节奏太慢,很难体现新闻价值。二是当时确定了要做新闻的文化评述,在新闻与文化中架一座桥梁,利用三联的文化资源,也有利于三联文化普及。三是在铜板纸、胶版纸与轻涂纸中坚决选择了轻涂纸。杨浪创刊时使用的是铜板纸,我总觉得作为周刊用纸太硬,也不亲切。试刊时用过胶版纸,又觉得太显文化感觉图片效果不好,也不利于将来广告发展。使用轻涂纸可以与国外的新闻周刊接轨,也可以像报纸一样直接上轮转印刷。但当时国内没有印刷厂使用,也没有这种纸,我们是头一家。记得决定使用这种纸后,我找到当时做外贸进口生意的邻居、朋友王蕾蕾,第一批纸是由她联系从香港进口,运到天津海岸后再拉到北京。

  复刊的第一期封面故事是方向明执笔的邓斌集资案。记得当时方向拿到了此案特别翔实的材料,但最后稿子写成,中纪委方面说不能发,临时只能改用与沈太福对比分析的方式,一手材料都舍弃不用。值得一提的是方向在周刊重新起步时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连续几年的封面重大选题常常都由他拼出来。常常是他写完了,我觉得还不行,他就重写一遍,从无怨言。我觉得在周刊我就是一个过于苛刻的编辑,大家只不过容忍了我的苛刻,也才有一期期刊物的出来。

  这一期的社会报道头条是约当时《工人日报》记者高晓岩写的北京地铁超负荷现状,提出地铁安全问题。经济头条是闫琦约一个叫王艳的女孩写的《"327"与管金生的悲剧》。专题是何绍伟组织的《好莱坞给我们带来什么》的讨论。苗炜在这一期中写了4页的《辛普森的三个角色》,显示出他的才华。刘怀昭做了两个话题,一篇谈美国的炸弹杀手抗拒工业文明,一篇谈现代人离不开扑洛载克(抗抑郁药)。我觉得是她开创了周刊批评国际潮流的模式。而娜斯是把对时尚的质疑带进周刊,这一期她介绍凯文·克莱恩探讨感官刺激的广告,探讨的是色情与广告商业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周刊一复刊,王小波就来帮我捧场,他给生活周刊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复刊第一期的最后一个栏目是《大家谈》,除王小波此文,苏童帮我写了一篇《购物批评》。

第三部分:PART 3朱伟: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2)

  这个第一期,也就是1995年第五期的版式设计是我拉了《收获》编辑部原来我的好友谷白来完成的。他用老式版式纸一页页地画版样,封底他选了四张照片作为刊物内容宣传,宣传词分别是:"十部大片的冲击波远没有过去,好莱坞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一个5岁女孩怎样与动物成为朋友,你尊重动物,动物也会尊重你。""因为人和狗之间缺乏友爱与理解,中国的狗才会经常咬人?"后期的制版,包括版心、行距,最后的调整都是潘振平先生自己出马,他是三联书店分管周刊的副总,他的工作应该是确定选题、把握方向、审稿与代表三联书店对周刊日常管理,但最后实际由他成了忙里忙外的总监制。

  整个复刊是手忙脚乱的过程,楼上楼下灯火通明。闫琦是最后盯屏的,我们要求每篇文章不甩尾巴,多出来的字她就一定一行行一个个字地抠,认真到所有后期排版人员全都叫苦不迭。

  我从1995年9月开始,就天天进出净土胡同,从此,我也就把净土胡同15号当成了自己的家,在那间小办公室里我呆了四年半。我喜欢胡同里冬天的感觉,走在胡同里,抬头看那些掉光了叶子,伸向天空的树枝,我总感觉露着它们的质,显得特别丰富,比长满了绿叶要有味道得多。刮风的日子,能进屋的都进屋了,小平房烟囱里冒着温馨的煤烟,晚上加班后走在胡同里,有一种特别的静。我至今依恋那个小办公室,累了时候站在窗边,眼前是一片错杂的屋脊。下完雪,那些屋脊上都覆着雪,让阳光一照漂亮极了。后来我们搬到安贞大厦,又搬回三联书店,就再找不到那种感觉。我由此始终珍藏着编辑部一些同人在净土二楼会议室后门防火梯上的那张合影--这张照片是年轻的生活周刊的一个剪影。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图)(1)

  闫琦 原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1995年8月任《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主任,1998年4月离开后任《Newton-科学世界》执行主编,2002年11月返回生活周刊,任战略发展部主任。

  1995年8月初的一天,我穿过雍和宫、国子监一直向西,来到了净土胡同,看到这名字,心里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宁静。

  《三联生活周刊》坐落在一家倒闭工厂的厂房里。上得二楼,打听朱伟,等待接见。一个戴眼镜清瘦干练的人走了出来,互做介绍后,朱伟就直奔主题谈起了编辑部主任的工作,好像我这是第一天上班,而不是来面见。谈话间,副总编潘振平过来了,他为我倒了杯茶,没聊几句,就说一起去吃顿饭吧,我想这意味着我被他们接受了。

  做好大姐

  来到鼓楼著名的马凯餐厅,席间我才对编辑部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朱伟刚来接任主编,我是他第一个找来的人,朋友推荐我给他当编辑部主任。此前,我没有做过编辑部主任,甚至没有编辑部工作经验,怎样担当好这个职责,我没底。潘振平非常和蔼,说话声音很轻很柔和,像个兄长,颇给人好感。事实证明他日后成了同事们释放压力和倾诉困惑的一个出口,尽管他从来都是只给一个耐心倾听的姿态,少有表态,他说他必须维护主编的权威。那天潘振平对我说,如果大家都把你当成了大姐,你就成功了。朱伟雄心勃勃,是个透着精明的人,他追求简单有效的操作模式,不惟资历,看中人的实际能力,正是这样,我侥幸进了生活周刊。

  说实话,开始时我对"三联"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只是找一个自己愿意呆的环境。来周刊前我在一家公司做了近两年总经理助理,那之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作了很久。我"下海"出于三个考虑,一是想找一个说话自由、个人意志不被强迫的地方,二是逃避我始终应付不来的人际关系,三自然是想增收。

  前些日子,同事王小峰把一张我大学时代的照片贴在网上,招来大家的议论,大致都认为那种精神气质和纯粹在今天已经十分稀缺。也许是他们年轻,其实即使在以往的年代,真正追求纯粹的人也是少数,因为那样的人很难生存。我不能再忍受那些形式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忍受为了几元钱的一级工资调整也勾心斗角,更不能忍受说假话比真话还多的政治生活,所以我想走。

  当时的生活周刊真像一方净土,使我的心灵得以小憩,摆脱了想摆脱的东西,我很满足。当然,我也时刻记着自己的责任,努力去"做好大姐"。过去我在朋友圈中受的是他人的关照,但在同事中我总遭遇人际障碍,因为我太过爱憎分明,说话也太直截了当。如何"做好大姐",让我想了足有半个月。一开始,我还是脱离不开管人的思路,但后来,我真庆幸是这个可爱的集体让我自然发生了转变,我努力去了解伙伴们的价值观,熟悉他们的做事方式,最终我觉得,除了必要的管理外,对于一个人人都讲底线的集体,人性化管理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把自己的责任更多地定位在"服务"上。而在这样的氛围里,首先获得滋养的是我自己。

  别样生活,另一番天地

  生活周刊的记者通常有两大头疼事,一是报选题,二是改稿。舒可文在周刊里年纪最大,以前还是朱伟的朋友,可她一直都对选题会严重过敏。他的先生赵汀阳说,舒可文一到周日就紧张,赶紧看电视,看报纸,听小道消息,觉也睡不塌实,一切都为了周一的选题会,生怕朱伟给脸看。选题会上最勇敢的是苗炜,十次里有八次没选题,但也是脸涨得通红,我想他是不习惯说话,下去了也就有了。朱伟可能了解这一点,总是对他网开一面,很少训斥。

  记得第一次选题会要我先发言,因为是我负责搜集资讯。我不知道该如何报选题,拿着目录念,朱伟阴着脸叫停,捎带训斥了几句,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下去后,我暗自努力,终于两周后获得表扬,说我进步很快,我有了一点信心。

  1995年底做年终专题,我领命做联合国,第一次作为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我发现自己很是兴奋,文章也很轻松地完成了。此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也还有一点文字能力,以前我以为自己只会写报告。接着杂志开始按双周运作,我负责编辑资讯栏目《生活扫描》、《数据库》,编写轻松有趣的《街谈巷议》,还有时事类的《人物》。虽然这些栏目后来都被调整掉了,但通过它们,我对自己的笔增加了信心。记得毕淑敏来电话跟我聊《街谈巷议》,她的喜爱也给我带来不小的鼓励。

  我大学的专业是情报收集和处理,媒体离不开资讯,一进门就被派了这活。那时网络没有普及,信息获得主要靠报纸,我每天要看几十种报纸做信息摘要。还好,钦峥也是学信息管理的,就抓他一起来干。我们给信息确定几个主题词便于检索,钦峥自己改造一个软件,使其具有检索功能,在仅有的两台386一体机上,秘书高媛每天做着输入和检索的工作,直到1998年我们从新华社购买了报刊文章检索系统。其实,那时我们的效率很差,与其说对记者们能有多大帮助,不如说对我和钦峥有帮助,对我而言,终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了一个检索系统,这是大学时代就向往的美国模式啊,虽然这只是一个超简单系统;我想对于钦峥好处就更大了,这个按记者招聘进来的小伙子却不善言谈,憷头记者工作,也许是从改造软件开始,他以正当的理由一头扎进了电脑和网络世界里,至今都在那里溜达着,这工作只用大脑不用说话,很适合他。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2)

  记得刚进周刊,我就露了怯。一天大家在看杨浪时期的周刊,全彩印刷,定价10元,还有许多留白处。我正儿八经地建议说,咱们能不能少印点彩页,把价钱降下来,我想这老土的看法差点没让他们笑出声吧,这些记者都是在我之前进入"三联",早就完成了现代期刊样式的启蒙教育。可恰恰是我这老土,却被派上了一项重要工作--让我负责杂志操作的后半部分,也就是带着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美术编辑共同完成从配图到出片、打样的工作。至今我都佩服朱伟和老潘的胆量,他们竟不怕我给搞砸了。我很感谢这个工作使我熟悉了杂志制作的全过程。

  图片是一个大问题,为此我绞尽脑汁。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网络图片库,虽然已经有了美联社、路透社等驻华机构,但还不能直接向中国媒体供图。当时我们主要依赖新华社摄影部的帮助,但由于风格和题材的限制,他们的图片能用的不多,也由于当时传输手段落后,驻外记者发来的新闻图片既少又晚,还多为黑白片,洗出照片又要好几天。因此,说来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动用了一些外国杂志的图片,主要是时事图片,因为没有渠道可以购买。在十年前,要做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全彩杂志,也只能做一点出格的事了。我还联系了北京不少摄影师,通过他们找一些照片,甚至封面照片。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摄影师,但用得不够理想,再说一本杂志总是充满北京的照片,地方色彩就太过浓厚了。

  想当年,周刊经费再紧张,也没有砍下外文刊物,这就是三联。每当杂志到手,总是我先翻看一遍,把所有重要照片都做好说明夹上即时贴,以备后用。朱伟发稿后,我就根据记忆寻找合适的配图,当然还要去约一些图片,这样费时费力的工作一直干了两年多,经常半夜收工,骑着自行车跑10公里路回家,于是,就有了一次半夜遭劫的经历。

  版式的认识也是在生活周刊启蒙的,原本是应该由美术编辑干,但那时我们配合得不够理想。我是急性子,事情放在那里就睡不着觉,他是慢性子,上班总来得晚,自有自己一套工作习惯。我经常不管不顾地自己开练,最后让他检查调整。说起来这过程竟也让我对版式有了感觉,以至后来我再去做《Newton-科学世界》时,心中最有底的就是图片和版式,我已经不是外行了,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的版式还真是幼稚。

  性情各异,情同手足

  我第一次真正有同事关系也很养人、很舒服的感觉是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周刊像一个大家庭,我的抽屉里放着各种食物,谁想吃就自己动手,拿完了我再买,别人抽屉里的东西也一样。有同事开玩笑,说我像一只老母鸡,后面总跟着一群小鸡在找食。

  那个时期的生活周刊只有十几个人,大家性情各异,却相处甚好。王锋、苗炜是俩帅哥,只是风格有南北之分,王锋很会与人相处,觉得他更小资一些,而苗炜则是北京大老爷们一个。王锋总是穿戴得很上心,关注时尚,很早就登上美国大兵靴,他粗的时候什么都丢,可他的情感又很细腻,文章既有男性的宽厚又不失柔美的东西。他在美国时,总是用漂亮的信纸写来漂亮的句子,并且不会忘了装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整个过程都在追求美感。他还经常想些点子娱乐大家。一年冬天,他弄了条Made in China的青蛇,几乎让所有女孩子都大呼小叫了一遍,外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惨案。

  苗炜是脑子比嘴转得快的那类人,很多时候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精彩更多地体现在"圆桌"里。至少那时他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小资,虽然他关心好玩的东西,有新潮的观念,有自由的意志,可似乎很难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他一直都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之类。除了写字不懒,苗炜其他方面基本都懒。他家离单位很近,是骑车的最佳距离,可他懒,收入不高时就常打车(这是他惟一的小资生活)。现在他还是懒,但比起从前还是进步了不少,至少有了一套高尔夫杆,开着车去了法国,品过法国名酒,可他的胃口,我相信还是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苗炜的观察和搞笑能力都不错,内心里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家附近有一所宠物医院,仅仅是让他帮忙打听做猫绝育如何挂号,我就被他写进了"圆桌",当然是一个不讲猫道的坏典型。

  生活周刊有一群有理想的人,王锋、苗炜还有胡泳更是突出,他们不只关心一篇文章如何才能做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国外做杂志的经验。王锋曾去美国一年,研究了大批的样本,写了不少笔记;苗炜几乎一本杂志在手,总是不放过认真研读的机会;胡泳在海外留学也做了不少研究。在周刊,经常会听到"我们可以设这样一个栏目"的建议。

  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永远一身黑衣一脸胡子的副主编方向明。可以说,生活周刊早期一些做宏大叙事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他是惟一杨浪时代留下的新闻记者,生活周刊早期的记者都是野路子出身,对他文章的路数有时不太认同,他一个高大的汉子,脾气却出奇的好,任你说什么意见,他总是很平静,他解释得很少,只是埋头写字,熬得很辛苦。现在看来,正是他当时的努力,才使生活周刊在半月刊阶段能够拥有一些深度新闻报道的东西。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3)

  舒可文是一个自由主义女性,性格有些不羁,来生活周刊前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师,其精神气质和书房修炼使她成为一个极有个性的文化主笔。说来好笑,她对生活有着独特的热爱,其精彩表达感染或者说"欺骗"了一批原本拿不定主意的女同事追随其后,生下自己的宝宝。总听到有人要找她算账:为什么把那么艰辛的育儿生活说得那么美妙?可在她看来,那就是一件享受的事。

  刘怀昭是一个观念西化的回国留学生,当时受欢迎的编译文章许多出自她的手,她擅长运用资讯,善于找到独特的角度,重新解读新闻事件,提出新的观念。她一时沉静,一时又闹哄哄的,甚至看上我的一件棉麻针织衣,即刻就要我扒下来给她,这份亲昵让我很感享受。

  刘君梅是生活周刊最勤快的记者,家住北京西郊泸定桥以远,上班的路上尘土飞扬,那上班是真正的"进城"。环境这样差,可她心态一向积极。我最佩服她永远以修饰得无可挑剔的模样,走进办公室,进出各种采访场所。她外号猫妹,充满爱心,家里始终有几只小猫追随其后。我的环保意识就是她喋喋不休的选题计划和闲聊启蒙的。

  张晓莉是生活周刊最听话的女孩,规定9点上班,她准到,坐在那里读读英语也好,虽然别人都没那么守规矩,但她心里从来没有不平衡。她认真采访写稿,怯生生地望着主编,极力要弄清他究竟想要什么。现在她也成了一家大报的首席记者,文字也越来越老辣。

  邢海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兴趣多变,也使他在多个领域中游走自如,思维总有出人意料之处。关于他的恋爱故事你可以听到不下10个本子,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搞不清,但不重要,谈论时他的那份疑似真实的失落让你感动,他是一个想过出花样生活的人。其实他很重感情,曾经为了写一篇自己的感情故事,写了一夜,哭了一夜。

  因为字数所限,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刚写了几个人就不得不收笔了,好在我知道有同事生动地写了他们--邹剑宇、王星、高昱、王珲、李梦苏、刘天时、卞智洪、皮昊、邹俊武、商圆还有技术编辑程昆,可爱的行政秘书高媛都是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分子。

  人去人又归

  1998年4月,在为生活周刊工作了近三年后,我离开了。那滋味不好受。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养育后代,人生不为自己,只想让父母晚年幸福。我努力地工作,希望有能力带着他们每年出游一次,希望年底时能奉上自己的孝敬。可是我陷入了困境之中。由于周刊经费严重紧张,收入水平一直上不去。1998年栏目调整,我的收入将剩下原有的一半,尽管我还担负杂志后半部分的制作、行政管理等其他一切没有人承担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选择离开。

  新单位正在筹备引进一本优秀的科学读物,后来我做了这本《Newton-科学世界》的执行主编。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生活周刊难以割舍。我刚到新单位时,曾经有同事反感我,因为我言必称"生活周刊",据说,做试刊版式那天,我说了不下十次"生活周刊如何如何",想一想,那些希望有自己个性创意的同事是该烦我。由于运作不顺,我们那里也会危机频发,一旦遇到困难,我总是先向朱伟和老潘求助,一会儿来扫描一些图片,一会儿请教一点问题,他们也总是乐于助我。

  2002年秋冬时节,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Newton-科学世界》,像回娘家一样回到生活周刊。此时生活周刊兵强马壮,安贞大厦的办公环境优雅,倒真像小资文人聚集之地。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参加选题会,看着满屋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心里真是喜欢,我自己也幸得美丽可爱的助手回晓君,我切实感到生活周刊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过去生活周刊一个月出两期杂志的经费只有8万元,要支付稿费、工资等管理成本,基本没有采访经费,偶然的外出采访大都是受人之邀。现在不同了,一个月的成本就要百万元,记者已经跨出国门采访,新闻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受到尊重。我明白,生活周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也难免再遭遇坎坷,但这飞跃还将继续着。

  我祝福生活周刊一路向前。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图)(1)

  舒可文 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文化编辑。时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哲学教师,副教授。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1994年有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我每天都得给我刚出生不久的小闺女洗好几次澡,那时候她是我的天,我的地。闲着没事的时候,不紧不慢地写了本跟艺术有关的小册子,主要是因为本来没什么别的事,有人愿意出版它,正好给家里添点进项,其他的事情都如外太空的奇闻。

  奇闻之一就来自吕祥,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来聊天,那个夏天他时不时地说到三联书店筹办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全然与我无关。后来天气渐渐凉下来,这个话题的热度也降了下来,我记得似乎是因为投资之类的事情。到了转过年1995年,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朱伟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在家当全职家庭妇女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新学期开始后就得回学校接着教书去。他说,那多没劲,还不如到《三联生活周刊》来。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学校开学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周刊上班的。

  最初的几次选题会上,我听着一群小姑娘、小小子兴致极高地汇报着他们四处搜集来的信息,有好莱坞某明星的什么事,有某公司的什么事,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明明是别人的事,却如数家珍,一本正经地把它们拉到和自己这么近的距离,显得非常不靠谱,总之,"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美丽"--这是生活周刊某一期的封面题目。接着,朱伟就要问:"角度?"这又让我纳了半天闷儿:有啥说啥,有根有据,还不行?不行,因为题目多数来自道听途说,大家都在说的事,你有什么理由再说它?全凭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说的理由。"角度",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是个最让大家费心的词,后来改成了比较平易的"你怎么做"。

  虽然来之前朱伟问过我,看不看一些时髦的书,我说看,来了之后我立刻感觉到他问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来以为不就找题目吗?不就写字吗?后来发觉这完全是一份新活计,根本不是我习惯的那种题目和那样的文字,好在这时候生活周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运行,我还有时间把旧习惯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很快,1996年一开始,生活周刊就进入了双周的运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样,揪着这辆快车,买了不少我原来根本不看的书,壮着胆子写着那些自个还没想清楚的事,感觉是中年转行第二春。

  生活周刊有一个宗旨,就是要反映时代进程。一个时代当然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构成,我一开始就被放在文化部,对于我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放弃原来习惯了的注意点,不能从书本上寻找说话的题目,必须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里找到可说的题目,哪怕是过了没多久的事,在朱伟那儿也被叫做"腌兔子"。

  城市文化中,艺术被拉入我们的选题有点偶然。虽然艺术家是非常敏感又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有时候是批判者,有时候是时尚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消解者。但那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刚从非常边缘的状态渐渐进入城市文化的主流。就像商人赚钱有各种各样的花招一样,艺术家也有各种花招制造不同的趣味,他们的着数属于艺术,反映的却是这个时代、特定文化的气质。以前在写美学题目的时候,也要拿艺术家来分析,但那只是从作品或文字记载上做文章,材料和依据都是过去时态的。而这种进行时态的艺术现象充满了魅力,大有可解释的空间,可我完全不会采访。

  这时候,我的朋友邱志杰和王铭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最开始的采访是拿邱志杰练手,对邱志杰的采访让我第一次拿艺术的现在进行时态做文章,这显然符合生活周刊对新鲜度的要求,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只把采访归置在一个"角度"下,基本原样地写下来,因为这些材料根本超出我的分析方式。王铭铭帮我找到了新的方式,他给了我们家很多人类学的书,而且不论多么细枝末节的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有时候他也讲一些他在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候的趣闻,我从中获益不少。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把艺术家当成一个族群看待,他说当然。此后我试着这么做,即使是做艺术评论,也完全改为对作品阅读、对创作者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阅读,然后才有阅读者的叙事。

  艺术活动在那时候的媒体上基本还是一种时尚题目,或文化新闻事件,我写的这些东西是一种很混杂的杂烩,不一定符合传媒惯例,但朱伟还是都把它放在了"艺术"这个专栏里,并一直让它持续着。很快,生活周刊成了反映艺术动态的一个公共平台,也让我给自己定的题目有了长期做下去的机会。北京被"非典"围困的时候,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把这些东西整理成《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出版,算是我对这个栏目的一个交代。

  2001年生活周刊变成了真正的周刊,那时候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城市中最活跃的产业,福利分房停止了,房子开始成为50年来普通中国人第一项大的不动产。改为周刊后的第一期封面故事就是《居住改变中国》。这本来是艺术批评家黄专策划的一个展览的题目,黄专、上河美术馆的陈家刚,拉上我,讨论了好长时间,越讨论规模越大,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张欣。我已经开始查找几十年来和住房有关的政府文件、媒体报道,甚至小说里写到的居住状态,最终因为展览线索太多和一些其他原因,没有做成展览,却成了我们杂志现成的题目。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2)

  "城市化进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个到处见到的字眼,城市也进入了生活周刊的选题会,高昱最先在生活周刊开始以城市为题目做文章,他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小伙,他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生存历史等很民生的高度考察一个城市在快速变化中的种种状况,这在编辑部里也成一时佳话。上海苏州河改造的时候,因为牵涉到很多艺术家工作室的搬迁,朱伟就让我去做。去上海之前,老潘给了我一些人的电话,说他们都是研究上海历史的人,也许能给我一些帮助。这个题目给了我一个真正做采访调查的机会,虽然在家里也做了一些功课,但是沿着苏州河从东到西走下来,几乎所有的东西和采访到的所有人说的事,都是绝对具体,绝对鲜活的,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苏州河的历史和今天稍做对比,就发现,城市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东西了,尤其是在它处于巨变之中,所有事先的判断都会在复杂的具体问题中变得可笑,比如对旧建筑的拆与保护这种最简单的争论,在种种的合理欲望中纠缠在一起,真不是谁高尚谁贪心能分辨得清的。那一次采访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真正的田野调查和书房做功课完全是不同的天地。后来,生活周刊又陆续以这种方式做了一些城市的话题,有顺理成章的,也有败笔。其实顺着这些题目做下去,每一个都是很大的诱惑,刚觉得有意思就不能接着做了,因为,周末就得发稿。这种节奏虽然我已经适应,但是至今仍觉不爽。

  回头这么一看,快10年的光景过去了,不仅我习惯了的方法论被改造了,世界观也被改造了,从原教旨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这不仅得益于采访,也还因为我整天就和一帮比我小十几二十岁的人混在一起,转行的同时,也被他们调整着与时代进程的焦距。胡泳给我们带进了互联网文化,那时候他翻译的《数字化生存》在全中国掀起了这个话题热,完全是由于对他这个人的熟悉,我才会认真对待这种文化,不然我会把互联网仅仅看成是一种工具。吴晓东在做《地产十年》的准备时,我仔细听看他做的准备,要采访的人和事,对比我在做《居住改变中国》时所关心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虽然一个是说地产一个是说居住,但其中有很多相关的东西,他注意到的事是我完全没注意到的。小于、钟和晏爱跟我聊天说电影,即使是在我看过的电影里,她们看到的东西总是和我不一样,她们看到的东西比我看到的更贴近电影本身。在安贞大厦时有那么一段时间,文化部被安排在跃层上的一个过道厅里,落地玻璃前阳光铺满整个房间,这里曾是编辑部最招人的地方。我们常常是坐在落地窗的窗台上聊天,即使是讨论选题也是这么坐着,因为我们四个人只有两台电脑,谁都不好意思独占一台。隔壁的老潘经常到我们这儿待一会儿,其他部门的吴晓东、高昱、李三、蔡伟等等,都常到我们这儿喝茶,聊天,属于闷骚型的苗炜、王星也不时到我们这儿站一会儿,偶尔点评一句,总在逻辑之外。后来王小峰又带进了流行音乐,都是我这个年龄不会主动去听的。就这样,耳闻目染由不得地被他们改造了世界观。

  当然还有一个大的背景,生活周刊的10年是非常顺时应势的10年,它的成型过程正好是在中国进入开放社会的过程中,所有中国人都经历着新时代的整理。生活周刊草创时期,这种类型的刊物在中国是第一家,谁都不熟悉这个刊物该是什么样的,做这么一个事本身就等于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主动调整姿态的位置。可能大家对杂志的理解不一定一样,对所谓时代进程的理解不一定一样,各自整理的结果也不一定一样,但所有人都不可能逃避这种自我整理。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图)(1)

  巫昂 祖籍福建,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文学硕士。2000~2003年在《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任记者,现为自由作家。

  一

  2000年6月10日到2003年9月10日,我的生活跟这本杂志联系在一起。

  此为我之幸。大概多少年后,也可以说是这本杂志之幸吧,居然养活过我这么个人。

  我的记性本来是很差劲的,居然还记住了这两个日期,简直是奇迹。

  2000年6月10日,我从望京倒了几趟车,去安定门内大街寻一个叫净土胡同的地方,走了死久,到了一栋小楼里边,在二楼走廊深处,隐藏着主编朱伟,他负责面试我。

  借用新闻报道的叙述模式:这个嘴巴略微有些歪的、肩膀略微有些斜的、戴眼镜的、小个子的、文化气息浓厚的上海男人,坐在一堆古典音乐CD里,好像他办的是个音乐杂志,他的办公桌上养了一小盆不用土的观赏植物,我在此后三四年间,数次想掐死那丛植物,以示自己的愤怒抑或知遇之恩,未遂。

  "你没有新闻从业经验。"他拿着我的简历,从眼镜片后边观察了下我,我心虚了起来。

  …………

  "噢,你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什么?"他。

  "小说家路翎。"我。

  "你喜欢这个作家嘛?"他。

  "不喜欢。"我。

  "那为什么写他?"他。

  "因为还没什么人写他,我可以胡说八道。"我。

  然后我就被录取了。那时候,正好"三联"在酝酿从半月刊变成周刊,由一个圈子化的泛文化半月刊,转型向一个大众化的有硬新闻的周刊,所以需要许多能跑新闻的记者,尤其是时政社会口的。我本来呢,是很想干文化的,但文化并不缺人,只好临时去弄社会,结果,就没能再文化回去了。

  社会部一口气培训了12个新人,半年之后,真正留下来的似乎只剩下了我,这并不是在强调说我有多牛,而是,好像整个非体制内的新闻系统就是这样,大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为此东挪挪西挪挪,我的优点是不懂得该行业规则,不知道挪了以后能去哪里。但多数去"三联"的人,有如下准备:理想主义,觉得这是个挺不错的杂志,进不了这地儿还有其他若干地方可去的"护记符",想混一阵子到别地儿当主编,不想到别地儿当主编但最终还是硬生生被挖走了……

  我有一个缺点,对自己呆过的地方向来并不待见,虽然里边混杂了一段类似于婚姻的复杂情感。而我不只一次跟更新的新人传授经验,开始的时候,要把自己当孙子看,像张爱玲说的:低下去低下去,低到尘埃里头,吃灰。

  二

  培训的内容,主要是请资格老的记者来跟我们新人谈话,实际上,最后只有高昱、邹剑宇跟吴晓东跟我们正经讲了,他们三个,在当时的我印象中,都是非常青年才俊的,年龄适中言谈飞扬,虽然肤色深浅略有不同。我分给了高昱那房"管帮带",他每两周"幸"我一次,稿子传过去,过一两个小时,那边就打过来一个急切的、痛心疾首的电话:"巫昂啊,你,你这样写不行,你知道吗?"

  然后哒哒哒说了一通如何如何不行,该怎么怎么写。这边厢,我听得心如刀绞,悲观绝望。

  "这样吧,时间也太紧了,我还要出差,我帮你改了,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高善人最后扔下一句诸如此类的话,突然挂断了电话。高善人眼下在《商务周刊》当主编,不久前接受了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采访稿是英文的,我没耐心看,但大抵说他是个"左派"代表,"左派"为何物?是他的平民思想和宏大叙事吗?是他的宽边眼镜和一小时两三百字的写字速度吗?

  后来培训不了了之,"三联"的各种政策一向具有鲜明的不持续性,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每当快发钱的时候,上边便开始修改发钱的法律条文,但你不要着急,过不了几个月,这个条文就会失效。我在的那段期间,起码还有如下短命的制度:轮班接听读者热线(实际上一天也没几个读者打过来热线,他们宁可给《京华时报》打),打卡坐班制,新闻突击攻坚小组,主笔轮流当主编,记者轮流当主笔,等等,等等。

  三

  第一次去外地出差,是采访山西一个被误会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女人,这个新闻有一个怪拗口的名字:国内首例艾滋病初筛结果泄密案。故事女主角是一个从浙江远道到山西忻州那样一个很小很封闭的小城镇去做生意的,她去当地医院做腰椎尖盘突出的手术,被做了下HIV检测,结果居然是阳性,但这是初筛实验,照理应当到省一级的指定实验室去做确诊实验才能算数,但是,如我们所知,在一个小地方发现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哪怕并不是确诊的,那都是很轰动的新闻,这个消息很小道而迅速地从医院流传到社会上,一路影响了她的生活,她很快成为当地名人,上街买把瓜子,小贩都不敢接她的钱,我采访的时候,她为类似的遭遇哭了几次。

  回北京后,我写出来初稿,自己觉得采访扎实各方都有说法,看起来四角俱全挺那个的,但没有中心思想,也就是说,任何文章,"三联"当时的习惯是要提炼出来一个主题的,文章的结构大抵都是三段式:第一部分讲事情本身;第二部分,让几个矛盾方在那里冲突冲突;第三部分,就得升华了,升华的手段实际上很有限,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找些专家来胡扯,这个专家说两句那个从另一个角度再说两句,所以每个记者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御用专家,万金油也似,但当时我还没有,只好求助于高昱。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2)

  当时升华出来一个很牛的主题,叫做: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交锋。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个报道,导致我转正的。所以,高昱是我的贵人。他也是我在"三联"期间非常佩服的一个人,爱思考有理想,保持了一贯的平民主义立场,而有时候,主编会把这种立场说成是农民思想,高昱有若干著名报道,早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四

  "三联"的G点,一是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二是追究一个人的经历,和他成为新闻人物之间的古怪关系,三是新闻事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四是对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讨好跟迷恋。最后这点,也是时代风尚使然。好些新媒体讲自己的办刊所针对的读者群体,往往说是白领和中产阶级,为了这个东西,发了疯地讨论来讨论去,跟SM差不多。

  权力问题实在复杂,世无英雄,遂使权力得英雄之名,分析一个新闻事件中各色复杂关系的结果,往往为了偷懒,落到权力这叠干稻草上。权力,成为万金油,某样方法论某种思维方式,也系一个人见人爱百发百中的词儿。在我亲历的2000年前后,半月刊转成周刊的初期,"三联"热衷的是知识分子化的权力问题,大约是2000年,讨论警察权、大熊猫的特权、一个班级的权力体系……

  后来,大概就是李鸿谷做社会部主笔以后,社会新闻跟封面故事趋向于硬朗,跟时效性强,本来泛文化的办刊方向走向了硬新闻,我们这个部门的记者,为了新闻的硬,开始奔走于各种事发现场,但去的时候往往也还是并非第一时间,"三联"的强项是做后点报道,因为先发制人自然是赶不过日报跟各色网站的,惟有在后边跟着,拿只冷眼看这看那,最后总结出来一个很"三联"的立场跟观念来。

  个人体验上讲,做硬新闻需要一个人具备对新闻无条件的热情,甚至于善于遗忘类似事件。但作为一个喜欢发明创造的人,我是无法忍受重复的,所以第一年,大概是2001年,我还热衷于第一轮硬新闻,比如自然灾害、案子、腐败事件等等;第二年,我就开始为新发作的空难和投毒案怎么做出新鲜感费脑子;到了第三年,许多类型的报道,都开始无法刺激我的神经,而新鲜的形态,在很短的时间内,也无法一一建立。

  但是当时,我做得还是很有些乐趣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一切过去的,都容易变得不怎么美好。在灾难现场,接触死难者家属,去跟当地政府部门纠缠跟斗智斗勇,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关键采访对象,说服他们接受采访,这些都能够调动出一个人的潜在能量,我才发现自己身上,有极端冷静甚至近乎冷酷的一面,我从不在工作场合,因为某个悲惨的场景动容。也绝不为了显示敬业熬夜工作,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对写东西能够保持体力与精力的一个要点,晚上一定是娱乐时间,假如朱伟深夜来电话,我就会装成点灯织布的骗子应付之,通常,早起工作效率更高,也不至于造成作息上的恶性循环,最后把自己弄成一个疲乏万状的中年人。

  五

  有一回,浮兰克苗炜(苗炜的ID--编者注)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分裂得这么好,一边写小说,一边当记者?"

  我私下里觉得自己很傻,在很多问题上,一个具体而卑贱的人爱怎么分裂怎么分裂,对局面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当个记者,特别是社会新闻的记者,整天哀伤哪愤怒哪着急上火哪,还往往得不到任何真相或者说真理,记者嘛,永远生是事实的人,死是事实的鬼,但是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在欺骗你,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临到头了,只好绕来绕去,写出一篇安全系数较高还能交差的啰唆报道。

  我的记者生涯,因为一场官司的开庭,到达了转折期。我甚至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从以前连屁股上被蚊子咬了一口都要哼哼半天的小青年,变成了一个坚强而僵硬的新闻战士。一个人做点啥总要有那么点目的的,那么除了谋生之外,我肯要在"三联"这本杂志的小温床上,长出那么点经验的虱子,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想当个职业作家,也一直劝周围的朋友参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但我现在发现他们过得都比我好,整日里饭局来酒吧去,周日傍晚还包了车去郊县party。

  当记者跟当文艺工作者毕竟是两回事,一个作家可以是封闭矫情虚无的,一个记者却注定要牺牲自己那点审美趣味,变得功利无耻冷得有点漠,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跟上次帮了我的忙的某采访对象保持终生的联系,但是下礼拜就忘光了,直到下回有事又去骚扰他们。

  我看到美国老牌记者麦克唐纳在70岁时做的一篇翻案文章--《也许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女人》,他的工作方式像个侦探,独自调查到了一个陈年旧案的元凶,一个律师因为有外遇,精心谋杀了他的老婆孩子(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当一线记者,要在我们这里,准当主编享受特殊津贴了)。读这种报道,其实跟读小说也差不多,他在那里不温不火津津有味地讲一个关于残酷人性的绝妙例子,我们在这里享受破案过程带来的阅读乐趣,如果有什么新闻能跟像世上硕果仅存的几部小说那样永垂不朽,这样的稿子就是。

  但是,哪怕我有天大的耐心一直活到70岁而且继续当个记者,谁愿意听一个中国老大妈讲述她拼着老命颤颤巍巍搞到的故事呢?在我国,很少见到白发苍苍的记者,中国的记者到了40岁上还不能当上主编,那就是很没面子的事,因为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与JI类似,都是青春饭。大家觉得,假如到了中老年,还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还去跟那些人套瓷还去挖空心思采访别人,而最终还要写稿子,这都是做人做得很不成功的标志。

第四部分:PART 4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3)

  六

  我为什么离开"三联",这个事情说起来颇有些复杂,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渐渐感到了身心的分裂,自由写作的力量拉扯着我,到了我当记者的第四个年头,逐渐成为一个很干扰我的事。主编朱伟经常在谈话中,用海明威的例子来教育我,让我跟这个时代保持密切关系,并成为一个兼具记者与作家身份的人才。

  但是,我所在的,并非美国。并不是报报名就可以去报道美伊战争,也并不能在杂志文章中展示我脑子里那些近乎反人类的、疯狂偏激的想法。我不得不收敛自己,尽量做到克己为人,为了大局,和一种跟我并不合适的知识分子趣味,而工作。

  而契机,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联事变",还改革了稿费制度,猛地说要裁掉一半稿费,居然工资变少,文章又要被改得非常标准,某日早起,心血来潮,我便发了一个很简单的辞职电子邮件,把自己给自由掉了。

  "三联"不是一个媒体集团,像南方报业或者时尚集团那样,一个记者在业务能力上上升了以后,他想当官了,可以去孵化一个新的子媒体,不想当官了,也许可以做里边的自由人,因为媒体集团里头人多,可以躲藏一些自由人并不至于招致别人的反感。但三联不同,它的小作坊气味与缺乏人才上升空间的客观条件,一直都阻碍着它挽留住一批批成熟的记者,所以,社会上流动着一大批从"三联"这个鸟巢飞出来的孤魂野鬼,他们身上有类似的气质:不甚合群、孤傲而精英、比较热爱精细生活、在关注新闻的同时对文化有研究、怀疑主义、自由主义、自嘲反讽、在有些事情上有点儿怯懦。

  说的并不是我。我这种东西,另当别论。一个素有反骨的人,是上不了台面的。

  但最最起码,对我而言,假如并不倡导自由也不张扬个性,不与某些东西保持距离,不知觉或者有意识地去跟风,去做清客和代言人,这个杂志将毫无魅力可言。

第四部分:PART 4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图)(1)

  陆新之 2000年11月加盟《三联生活周刊》,任主笔,2001年12月离职。此前在深圳任职某日报的财经版负责人,之后历任《中国证券期货》月刊主笔、《经济观察报》财经主笔、驻华南首席记者。现为上海东方早报《全球财经观察》首席观察员,编委。出版著作有《王石是怎样炼成的》、《魅力之城》和《巨商是怎样练成的》。

  入伙

  2000年秋天,我误打误撞加盟《三联生活周刊》。当年10月份,我正式认识了网上交流已久的"三联"旧人邹剑宇,刚刚结婚的他住在安定门内的菊儿胡同,算得上是很小资的住处。我那时候正好闲居北京等候出国,常常去他家搅扰。其间他和访客常常说起《三联生活周刊》正准备正式改为周刊,版面选题如何如何。我听了技痒,于是也忍不住插进去臧否褒贬一番,结果邹觉得我有时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说经济那边还需要人,你反正有时间,不如一起来搞。我想想也对,于是便跟着邹剑宇,走进那条长得看不到终点的净土胡同,然后看到了刚刚装修未久的小楼。

  记得去之前,还专门问过邹剑宇:"'三联'也是一个老牌子刊物,招人有什么程序?我要做什么准备吗?"

  答曰:没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就是做一篇稿件,合适就留下了。

  我心想,这样也干脆,不合适也就马上知道了。

  到了那栋小楼所在的院子,还没有进入大院,旁边有个店面,邹剑宇指着说,这就是我们的饭堂了,还有大师傅专门做饭的。我心想,这个地方,倒是很有人文关怀阿。

  上了二楼,看到新装修后的办公室搞成了格子间,有点写字楼的感觉。再上三楼,转到一间小屋子,里面一个平头的北京小伙子,邹剑宇介绍说这就是苗炜,主编助理。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啊,这就是著名的布丁啊。苗炜那时候正在电脑上下围棋,见我停了下来,没什么表情地攀谈了几句,说欢迎我来入伙。当时我心中暗道,好酷啊。后来熟悉了才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喜怒脸上看不出来的人。

  于是就像打网络游戏一样,邹剑宇把我引荐给苗炜,苗炜又把我带到下面去见主编朱伟。这又是一个我在上世纪90年代看《人民文学》就听说过的大腕啊。朱伟在办公室非常严肃,匆匆跟我谈了两句,就扬声道,那就先做一篇稿件看看再说吧。我想,爽快!

  于是出来外面的大办公室,找了一个格子坐下,写什么呢?苗炜和邹剑宇商量了一阵,说刚好不是出来一个富豪排行榜嘛,你就根据这个写一个吧。我想了想,说这么短时间,好像不方便采访,写个评论如何?苗道,你就按照你觉得合适的路子写吧。

  我看看表,大约也十点多了,说好吧,我就吃饭前交稿吧。于是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地写将起来,大约半个小时,搞了1000多字,跟苗炜说完了。苗有点吃惊,说打印出来拿给主编看吧,你就先回去。邹剑宇也说,我得忙着写稿了,中午你就自己照顾自己吧。我便徐徐踱步出胡同,那天正是秋日,阳光明媚,这一条肮脏的胡同也分外安静,感觉有些奇妙。

  到了下午,我跑去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闲聊,接到邹剑宇打来的电话,说稿件主编挺满意,而且了解你的财经背景,你就算是正式加盟了啊,第二天就来上班吧。我说我可是什么证书都没有带来啊,要什么手续吗?邹剑宇说,你就赶紧人到就是了。

  第二天,我起个大早赶去,结果被拉到朱伟的办公室,七八平方米的房间,挤进来了9个人,那就是朱伟、方向明、苗炜、舒可文、李鸿谷、邹剑宇、高昱、吴晓东和我。第一次参加编委会很新鲜,大家谈的选题构思都很独特,和我以前六七年做的方向大不一样,我看到大家慷慨陈词,也给感染了,神神道道跟着摆活。

  例如把编前会的时间提前,用周刊的节奏来处理选题和稿件,尤其是经济部门训练新人培养记者的一些做法,好像都是我想出来的,似乎也有点效果。

  于是,在那一个号称是北京历来最多雪的冬天,我开始了在"三联"火红的媒体生涯。

  大干

  入伙杂志之后,除了工作,偶尔也有娱乐。其中主流的集体娱乐只有两种,其一就是互相联网打星际,其二就是一起去吃烤串。

  那时候杂志由双周刊改为周刊,而人手只是加了两名主笔数名见习记者,而且那时候市场上也没有一本成功的综合周刊,因此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内部气氛很好,但是真的落实到版面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很不一样了。真正是应了那一句笑话:"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好在大家的斗志都很高昂,64页的全彩色杂志,排版加印刷就要三天时间,留给记者的采访写稿时间,不过四天。这本杂志又坚持记者亲自采访写作,很少外稿,结果每期差不多40页,5万多字,就是靠10个左右的记者撑着。那时候改版正是新年,北京的那一年冬天号称是雪最大的,由11月下到转年3月,一场连着一场,大家就常常在冬夜里写稿到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杂志社之中单身汉很多,加上美术和制作人员,于是几乎每天晚上的编辑部都有七八个人在。然后总有一个人提前嚷嚷起来,不写不写先歇歇,于是大家纷纷响应,一起开打星际。大多数时候是我们联合着一起对战电脑,主要是大家都觉得干活太辛苦,自己人互殴的话那就太不人道了。有时候实在心情好也会相互交锋。记得在那个冬夜里面,先后和我们对战的有专栏作者、漫画作者、其他同行以及闲着没事路过的出租车司机。所以,即使星际争霸怎么激烈,怎么刺激神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难得的放松了。

第四部分:PART 4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2)

  原来,世界上最血腥和不人道的游戏,很可能就是让人去办一本有理想的周刊。

  所以,那时候打完游戏和做完一期杂志之后,和两三个疲惫的同事,踩着肮脏的雪,走出胡同口,在那一家无名的小店,吃上四五串羊肉和鸡胗,偶尔加上两只大羊腰,那就是莫大的乐趣。一口气吃完了这些物事,不过十多二十元结账,然后大家懒洋洋地出门,往往已经是两三点辰光,吸一口凉气,踏着掩盖了垃圾的大雪,隐约觉得深夜的北京,竟然有着一种别样的魅力。

  2001年时,生活周刊里面的人大都极有个性,主编就不消说了,连很多新来的年轻人,干起活谈起内容来都特有主见,杂志里面一派干劲。

  记忆之中,招来的两位女翻译,一位姓纪,一位姓甄。本来只是希望他们做好编译就是了,但是没有想到,她们虽然不是记者出身,但是却很警醒,拿到外电资料,还能配合着做采访,搞出来的报道还很有"三联"风格。还有一位经济部我们招来的年轻女子张姑娘,那时候她才刚毕业,有干劲但是确实不懂写稿,更加不懂写"三联"味道的稿,所以一度我们觉得她不行了。按照"三联"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记者老不上稿件,就意味着除了底薪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就基本上呆不下去。不料张姑娘韧性十足,即使经常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总能隔三岔五写出一些有特色的报道,硬是坚持下来了。给任何人机会,这样也是"三联"的好处。到我离开时,她已经是蛮成熟的财经记者了。这两年也在一线财经媒体历炼,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的副主编了,也是佳话。

  编辑部最大的牛人是苗炜。他是很典型的北京大老爷们,很少见他生气,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但是总能够突如其来一句把人噎住。一般的新同事都有点怕他,不是怕他骂,而是怕他眼光"毒"。哪些题目做得水了,在编辑会上,他常常会很不屑地对太多的题目一扬眉毛,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这事情没啥意思,你丫咋这么多话。别做好了。"

  苗炜的文笔有口皆碑,脑子也活。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翻着《时代》周刊琢磨杂志应该怎么做。隔三岔五的,就看到他吭哧吭哧地写关于国际化科技化以及人文类的东西,换了很多笔名,不过总能看出是苗氏出品,好生抒情和显着机灵的字里行间,很有点渴望国际大同大家发财大家都能找到女fans的良苦用心在里面。我后来常开玩笑,说他的《生活圆桌》类文章是"心灵星巴克"。

  和他的文章不一样,苗炜平时很少说笑话,但是喜欢听笑话,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用"前中年期"来形容我们几个主笔的尴尬年纪和心情,他每回听了都嘿嘿一咧嘴笑笑,大摇大摆地踱回他自己的小办公室去打游戏了。

  自称布丁以及使用无数武侠小说人物名字的苗炜,这个和《三联生活周刊》血肉相连已经七八年的后青春期才子,2002年提了副主编,也出了一本《有想法,没办法》的黄皮书,不过十几万字。

  想来也有点让人感慨,这么几年积累下来的《生活圆桌》随笔,也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册,和街上老是认识不过来的N个青年小说家一篇篇的大部头没法比。不过,布丁的这些透着机灵和犬儒色彩的东西,可是某一批年近30在北京读大学的女生成长过程中的贴心小棉袄和生理星巴克,里面充满了某一类人的情感代码和心灵暗号,好多女生看他的《生活圆桌》文体的时候,脸上那种满足的神情怎么看都有点像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味道。

  2002年,婚后的苗炜买了房子,装修了好几个月,又买了车,让老婆开着接送上下班。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所以,《生活圆桌》上就少了他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人为此而感到遗憾,或者说窃喜?

  因缘

  2001年的头两个月还比较顺利,大家慢慢适应了周刊的节奏,广告也慢慢好了起来,大家春节之后刚刚歇口气,又有新的变故,就是要搬出净土胡同原来的办公室。

  因为事出突然,那一期已经基本做好的杂志,还留在原来的机器里面,因为一时间没有找到机器,所以3月份的第一期,是在美术编辑邹俊武和商园家里面完成的。当时大家苦中作乐,说有点搞《挺进报》的味道。

  记得当时搬家时候比较乱,气氛也比较紧张,但是生活周刊的员工们都很负责,大家自发地想方设法把最有价值的资料转移出去了。然后在新找到的安贞大厦27楼办公室,很快进入角色,采访的继续采访,制作的继续制作,财务也有条不紊,刊物基本上正常运作,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在生活周刊工作,最大的欣慰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团队作战,永远不是孤单上路。具体来说,就是和你有关的上下游各个环节的同事,总能够多做一点,很少有互相推诿的时候。记得有一期封面的版面刚出来,标题上多打了一个字,结果一晚上,几乎路过会议室所有看到这个错误的人,包括实习记者,都主动联系责任编辑,想错都没那么容易!那时候很多年轻记者做一个选题有什么问题,心里面也不会很慌,因为他知道总能在编辑部里面找到人求助。当然,这种感觉也是放大了的。实际上没有哪个媒体的成员那么厉害,但是,那种相互之间的信任是非常难得的。

第四部分:PART 4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3)

  这几年我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工作也一直和媒体有关,因此,很多"三联"现在和过去的同事,也总会联系。最多的是李伟,他是很年轻很能跑的,所以总有做选题的时候互相找的时候。现在他也成了主编,很动力澎湃。还有MSN上长期见得到的尚进,他堪称媒体圈里的"百晓生"。谁谁谁收了多少红包,某某某又要跳槽了,这些消息他那边总能够第一批知道,而且细节生动,非常过瘾。他说,写北京媒体史作者非他莫属。

  离开《三联生活周刊》之后,我和黄河在深圳有一段时间还是同事,经常一起开会讨论选题,也一起出去揭黑"打老虎",非常过瘾。不过他生就闲适的性格,不太愿意回到铁马金戈的一线媒体生涯,现在成家之后,每个月写一两篇宏大叙事的长文,间或写写读书文章,真个是乐在其中。而大约一年见上那么一两次的时候,总是难免讲起彼此的"三联"岁月,分外唏嘘。

  我加入媒体行业已经11年,但是真正觉得自己登堂入室知道怎么做选题写报道,还是来了"三联"之后。这也是我这几年来,谈起媒体运作经营的时候,有意无意总要援引"三联"的经验和例子的原因。那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有幸参与其中,能够和一群优秀的媒体人合作或者交锋,因此也有幸能够琢磨出一些门道。人的一生很多东西真是有际遇的,如果不是2000年秋天去了生活周刊,我可能就已经读了MBA,然后做企业。又或者做了其他什么五迷三道的职业。说不定已经发迹了,也说不定混得很不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不会像现在一样专注在财经新闻领域,也不可能写出两三本这样的书。说白了,直到今天,听到别人谈起《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多关注一些。因为我实在觉得和这个刊物有一种莫名无形但又冲不淡的联系。我相信这一种感觉会在未来维系很久。

第四部分:PART 4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图)(1)

  于彦琳 笔名小于。2000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文化部实习,毕业后成为正式记者。现在供职于《中国电影报》。

  开始

  我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是光头的。

  2000年夏天,我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读书,"研三"的生活非常松散轻闲,就给一些媒体写稿子。我的朋友,现在《虹》杂志主编朱芸当时还在《世界都市》当编辑,她说我可以去那里找个小工作干干,我去《虹》与人力部人见面,很不成功。但就是那天碰见朱芸的校友,当时"三联"的记者王珲。王珲与朱芸百年不遇,就遇见了这么一回,把我引进了《三联生活周刊》。

  那个时候写电影的卞智洪刚刚离开周刊,好像去了TOM,王珲知道我是学电影的后,就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我惟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不是可以随便上网,王珲说可以,每个人都有电脑。第二是收入如何,王珲说两三千。这些钱,对我一个学生来说真不少了。我就答应了。

  现在四年过去,我也不在《三联生活周刊》了。回头想想,能进生活周刊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机缘,如果我去了别的媒体,如果王珲没有一回头看见朱芸,如果她只看到朱芸而没有跟她回办公室,现在我在哪里只有天才知道。

  几天之后,我就光着头去了周刊编辑部。净土胡同真的很难找,我在鼓楼一带转悠了至少一个小时才摸到周刊。我摸索着上了二楼,舒可文老师接待了我。舒可文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拿到的最大的"红包"。我不知道她怎么看待我:一个老结不了婚的贫嘴?

  但当时舒可文见到我的时候一点都不吃惊,仿佛女的光头很正常。她穿着黑色长裙,点了支烟,我们俩人坐在老式破旧沙发上。她简单问了我是学啥的,问我知道周刊风格吗?我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她就弯腰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几份杂志,让我回家看看,了解了解。舒可文说我可以先写两篇文章看看。我就走了。

  舒老师和我,我们俩的记忆一向有偏差,所以舒老师看到这里请不要与我争论,探讨即可。

  那时候"三联"的办公室,跟《编辑部的故事》里差不多,灰扑扑的很旧。我非常怀念会议室那个怎么也擦不干净的大圆桌子。中午大门外头周刊食堂打了饭,有人留在食堂吃,有的人拿到会议室,边吃边讨论,说什么的都有。后来周刊搬回三联书店,大家也在会议室集体吃盒饭,但会议室的桌子上少了什么。少的是当年在净土胡同时开会的气氛。

  做经济报道的谢衡说她刚来时,被周刊开会的气氛震住了。她每次说这个,我就跟她说原来在净土胡同开会的情景。任何一个记者提出选题,几乎都会引起全部成员的讨论,讨论得非常详细,每个发话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议,并补充部分材料。那段时间我受益非浅。

  这会儿写回忆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有点怀疑,我是不是过度美化了自己的记忆,当年真得就那么好吗?也许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周刊都在急剧的成长期,自然有那样一股气势。这么多年我经常想起那时,真有可能被这种气质影像修改了自己的记忆。无论如何那时候真好,上班的时候穿过胡同,到单位,看见同事都非常高兴。作为新来的人,对其他记者,我有敬仰之情,仰视之。所以我觉得当时办公室的同事不乏神人,越琢磨他们越有意思。我记得郦毅,她平时闷不出声,偶而说话却常常语出惊人。有时开会,她手机响,居然是警报一样的声音。

  交稿

  2002年,我换了一个手机,可以自己录铃声。我录的铃声是"该交稿子了!该--交稿子了!"舒可文故意在开会时打我手机,好让所有同事听听这"骇人的呼声"。

  主编朱伟说这话的时候,听起来跟紧箍咒似的,让人头疼。每个记者听了都心惊肉跳。所以新鲜了两天之后,他们呼吁我把手机铃声赶紧换了。

  在"三联",写稿子是最大的事情,无论你有多痛苦,到交稿的时候必须把稿子交出来。尽管大部分稿子都写得非常难,但看合刊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这么几年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了。还有些文章都忘了自己曾经写过。

  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藏酷的。舒可文跟我说北京新出了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去采访设计者林天苗王功新夫妇。我跟他们约了,他们派了司机到国贸接上我,去了他们在通县的家。

  林天苗他们家非常漂亮,但院子里蚊子多了一些。初次采访,我还是免不了紧张,问的问题也丢三落四,林天苗不禁提醒我:"你这句话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你想我先回答哪个?"

  回宿舍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拿去给舒可文看。过了一会儿,朱伟让我去他办公室,舒可文也在。至今我都认为,这是我在周刊听到的最有用的一次指导。从此我知道有文必录和单纯描述性的文章不是周刊要的,如果一个事情成了事件,背后定然有别的东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才是重要的。在此后四年里,我不论写什么文章,总会记起这个。

  四年里,我的进步非常缓慢,至今我还不是很能把握要写的一些东西。但在周刊,我仍然有所得,就是能隐约看到仿佛有些东西在那里,等着我把它写出来,不然面前的东西仍然是不透的。

第四部分:PART 4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2)

  最痛苦的一次,应该是2000年我回洛阳采访圣诞节那场大火。我是洛阳人,但接近灾难真相仍然非常困难,家属几乎不愿意再回忆过去的事情。我通过父母的关系找到一位幸存者,谈到那天晚上的经历,她还是忍不住颤抖。参与救援的公安再三推脱,才终于接受了很短的一次采访。更多的时候,我知道采访对象就在门里,但我只能在门外转来转去,无法得到他们许可,带我去的人跟我说:"家人可难过了,都不好意思说这事。"

  冬天我很绝望坐在自己家,想着难道这关过不了了。后来我很沮丧地跟朋友说:"你看看我,都内分泌失调了。"老实说,我无数次面临交稿时,都有失调的感觉。

  跟我一起去洛阳的,是当时主笔高昱,我写大火,他写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失落。鬼都不会相信,高昱比我还小两岁。他比我老练有把握得多了。

  回北京后,我把近万字的稿子写了三遍,最后一遍是主编把我关进他屋子,排除任何打扰写出来的。杂志出来后,我自己看了也不是很满意。这次事情让我面对社会部记者自觉不如,也看到能力的界限。我还是集中注意力写电影好了。

  这原来也是个故事

  三联乡周刊村是个移民村,人口变动不居,变动的两个原则是适者生存与意兴阑珊。由于各种原因,周刊村从净土胡同,搬到安贞大厦,最后落在乡政府边上。

  周刊村分大大小小的生产组:李鸿谷,社会组的人惯称李大人,领导成员最多的社会生产小组;国际组,退伍军人蔡伟二进周刊后领导了这个让周刊村放眼世界的战斗集体;其他还有经济组什么的。不过这个已经是过去的结构了,现在为了促进生产发展,一切都在调整。

  有一阵周刊村要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文化组的小于连眉毛都不动--那个时候该组两位主笔,只有她一位属下每日放羊,如果开除了她,只剩下领导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可能。一旦下属过少,那么一定是领导更需要下属,而不是反过来。

  两位领导风采各具,有腿短到"劈叉不过像稍息"的王小峰,还有周刊几大"定海神针"、被昔日经济组组长高昱概括为"抽烟、说脏话、相夫教子"的舒可文老师。

  在小于来之前,还有钟和晏,被传她几乎不吃饭,大家这么说是有道理的:第一,她非常瘦,比得上孙燕姿;第二,她反对单位聚餐,认为不如组织大家去看展览。很快周刊数一数二的美女邢慧敏也来了。

  几个性格各异的人,组成了一个绝对称不上色彩缤纷的生产小组,因为大家都爱穿黑色。即使小于后来移民到其他乡放羊去了,也时常会想起来这个集体,太有趣了--四位妇女,和一位"妇女之友"王小峰。但奈何生产力低下,加上大家都对每日放羊产生了疲劳,来来回回就剩下两位领导和小于。饶是如此,几位牧民妇女经常见面交流放羊心得,谈来谈去还是周刊--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移民,情况将永远如此。

  后来经常一脸无辜的孟静来了,她擅长放一种叫做"电视剧"的羊,一时颇得村长青睐。老师说让孟静单单放羊太浪费了,她几乎是八卦写得最好的人之一。

  后来轮到小于移民了。她去香港,没及时去给羊打草,村长生气了,呵斥了几句。小于也生气了,跟几个同事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

  之后就是别人的回忆了。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图)(1)

  李菁 2001年5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社会部记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编辑,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养尊处优的生活过得越久,心里越没来由地空虚。奉献了五年的青春之后,毅然决定投入"围城"外火热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联书店扫书。因他的发现,办公室便多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工作清闲,每期都看得极为细致,连那两页的美国图书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编辑部后来有过一次是否继续保留这个栏目的争论,我斗胆支持了一下,但也没挽回它的命运)。2001年4月在网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会部记者时,我心里怦然一动。

  也许是看走了眼

  见面那天李鸿谷大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他那一句紧似一句的追问之下,我内心一腔悲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冲动,觉得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被如此刁难过,暗下决心与"三联"就此了断。但李大人好像浑然不知我对他的咬牙切齿,没过几天,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再来,我支吾半天,终是不好意思凛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谁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呆了下来。

  我至今仍对见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于怀,以至现在每有机会我还跳出来控诉他。李大人像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喃喃自语:"我真的有问题吗?"偶尔也会不无委屈地解释,是想借此知道每位应聘者"认知的边界"。后来经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联"信徒,怀着无限向往走进办公室,跟李大人谈话过后人仰马翻、痛不欲生的场景,难免心生同情。虽然经李大人确认,我是目前在职的社会部记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进来的,但我始终认为那是他一时昏头看走眼的结果。

  与社会部众多"好孩子"出身的记者相比,李大人是个后进青年变先进的典型。我常开玩笑说李大人之所以对新人百般刁难,很可能是自己做学生时是常被好学生告状的坏孩子,虽然后来一不小心变成好人,但看到"好学生",潜意识仍有挑战和征服的欲望。

  与李鸿谷相处久了,发现他其实算是宽厚的人。社会部的头头,有时是个两边受气的角色,一面要率领麾下寡男众女(目前社会部只剩下朱文轶一男丁)承担"硬新闻"的那一部分,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也要搜肠刮肚地找到足够"硬"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兼任"指导员"一职,应对我们周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动,承担我们不敢对主编发泄而转嫁到他身上的怨气。每个新来的记者起初莫不是对李大人唯唯诺诺,不敢造次,时间一长便知他当初的"刺"原来只在业务层面生长。平素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当众编排他的笑话,李大人也不急,说多了,他顶多无奈状地长叹一声:"你们这帮坏人啊!"不过偶尔,他还是有几分怀恋地讲自己当年当古惑仔、一脚(还是一拳,记不清了)击落对方两颗门牙的辉煌,每听到此,我总倒抽一口凉气,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没几天,便又蠢蠢欲动。

  行万里路识万般人

  我到"三联"正经做过的第一个稿件是关于"大舜号"海难的审判。之前对发生在家乡的那场海难印象深刻,于是主动提出做这个报道。后来家人帮助找到一遇难者家属,我暗自庆幸运气好,在电话里一口气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听筒从左耳换到右耳,再从右耳换到左耳,听他讲他的哥哥在"大舜号"沉没之前一直和他保持通话、冷静交待自己的后事、托他照料年迈双亲的细节,以及他们对海难营救及处理方式的不满。他讲得悲切,我记得详尽,直到两耳和太阳穴都神经性地疼痛起来,才挂下电话长舒一口气。我强按心头的喜悦向李大人做了汇报,想就此动手开写。不料李大人面无表情:"很好,不过一个不够,继续找,至少要采访8个家属!"

  我一听就懵了。采访一个尚且不易,还要再找7个!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心里千万个不满,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拿着电话本把大连的同学、朋友悉数打一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在我的逼迫下,他们又在周围发动了"地毯式搜索",勉强搞到7个人的电话号码,其中两位幸存者又冷冷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待辗转联系上这5位家属、采访完他们后,我觉得快要虚脱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日子。为了一个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名单列了长长一串,一个一个地骚扰,真有宁可错杀千万,也决不漏掉一个的感觉。那段时间心理压力极大,连晚上做梦都在打电话找人。醒来暗想,这样的日子可不能久过。但我后来意识到,这种采访方式几乎成了每个社会部记者的入门训练。扛过这一道关口之后,面对一个新的选题时,就可以有效率而准确地切入,不再会有茫然无措之感。

  到"三联"后听说社会部记者要经常出差,我心里一阵暗喜。小时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喜欢的一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又加上一句"识万般人"。那时整天幻想着像三毛一样,背起行囊四处周游。长大之后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借出差之机实现我"行万里路"的心愿,是我那时一个小私心杂念。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2)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溃"也就是来"三联"半年后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节之前,我被打发到四川写一桩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北京,很大程度意味着"只可成功不许失败"。后来我不止一次被问到"万一"采访不到怎么办,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们的压力正在于如何绞尽脑汁不让这"万一"发生。

  南方冬天的阴冷潮湿让我这个北方人极不适应,我一边咒骂着小城宾馆没有暖气的房间,一边满脸堆笑地与推说"敏感"绝不应承采访的警方软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还在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照例做淑女状和刑警大队长周旋。这边,李鸿谷的电话已催过来,告诉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须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边阴暗又烟雾缭绕的网吧里,在又脏又粘的键盘上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警告信"。将"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则我要起义了!"发给李鸿谷后,再冲出去,继续与警方纠缠。也许是我眼神里的绝望还是誓不罢休的纠缠精神打动了他们,最后一天晚上,终于有人坐在我的对面,踏踏实实地跟我讲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飞机。到达时,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辆富康在机场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错,一头撞向路边护栏,万幸的是,虽然车头撞得稀烂,我和司机除了吓得说不出话来,都没受什么伤。后来回想起车撞向护栏的那一瞬间,我竟不无恶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编大人第一个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几页稿子。

  连夜赶到办公室,没想到办公室比平时还热闹,采访偷渡事件的雷静也刚从福建回来,都准备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静少言寡语,安静得像个女孩,但那一晚,他显得焦躁不安,不时站在窗前,一边看远方的天空一点点变白、三环路上的车由少增多,一边喃喃自语:"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没法过!"雷静被逼要跳楼的段子也由此诞生。回武汉过了春节,任李鸿谷怎么劝说,雷静还是毅然抛下了我们,不肯再回京。

  那时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后哀叹:"没材料啊!"经常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搞到这点材料却被他轻薄,顿时万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拼命。但时间长了,也能慢慢体会李大人的一番苦心。在社会部的稿件上,主编大人也坚定地支持"李鸿谷路线",我后来经常能发现这样的改动:"×××感到很欣慰。"被主编改成:"×××(跟记者)说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联"几年,收获之一是培养了很多"线人"。但有时很内疚地发现自己很功利,经常一忙,便无暇与朋友联络寒暄;但如若采访需要,即便十年没联络,最终也能将人家挖出来。直到后来我经常骚扰的几个线人,一接电话便一把将假笑撕下:"又什么事,说吧!"时间长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电话一通便直奔主题。

  我曾跟李大人说,我们的工作就像特工,经常被"空投"到一个与自己无任何关联的地点,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任务。李大人冷冷打击我:"你也太美化自己了!"不过后来真的有机会采访一个身份类似"特工"的人,短短几天"交手",他半开玩笑地慨叹:"你们完全可以做我这一行了!"

  初到"三联",时常觉得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三年,顶多三年!我暗自给自己定下期限。一晃眼,已超过这个"大限"半年了,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最终又留了下来一一或许就是那种永远无法预料明天会出现在哪一个地方、和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关联、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的感觉让我留下来的吧,这种奇妙的感觉的确令我迷恋!

  忐忑着跨出国门

  2002年4月,"国航"釜山发生空难。周二上班,李鸿谷或是苗炜试探着说了一句,"韩国那么近,我们可以去一趟啊!"然后目光在社会部里巡视一番,落到了惟一有护照、游过新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试一试,行的话,咱们就去一趟!"

  我开始狂打电话。查号台查出使馆电话,拨过去永远是语音报读"签证须知",好不容易有人接听,却说这类事情不知该找谁。又打了N个电话后,终于误打误撞地找到一个签证官。当天简短的英文面谈之后,他让我第二天再带齐所有证件等签证。

  签证搞定,兴奋不过几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诸多细节:到那里住在哪里?上哪儿找翻译?……实际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从使馆里拿到签证,我只有半天的时间便要启程。丝毫找不出头绪,只能拿着电话本一个一个打电话试运气,但是辗转找到的留学生都在汉城,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焦躁心情,继续寻找一一我戏称这样的举动为"撒下漫天大网",不知哪条线上会有鱼上钩。

  二三个小时后,有好消息传来,终让我心情稍些放松。姐姐帮我联系到釜山一家商社的会长柳富烈,只是在来中国谈生意时由我姐姐为他做过英文翻译,由此"不幸"而无端地要为一个他从不知道的中国杂志服务。据说姐姐刚刚联系到柳会长时他还莫名其妙:"中国记者到釜山采访,找我干吗?"后来才明白这算是私人之请。

  周四一早,当我坐上了去韩国的飞机时,心里满是对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惧,外带不知如何完成任务的压力。"三联"的一贯作风是:任务派下来,到时只等着收活,该花的钱花到,至于怎么申请签证、到那边吃住行的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展开采访,则一概不管。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3)

  因为承担着"三联"第一次自己出钱派记者出国采访的重大使命,到釜山的前两个晚上我住在MOTEL(汽车旅店)里,并非有多高尚,思想动机只是怕花钱太多,万一任务完成不好,反倒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MOTEL其实也是情人旅馆,灯光昏暗,门口散了一地骚首弄姿的色情广告,各路神色暧昧的人进进出出。晚上一回去,我立即将自己紧紧锁在房间里,捏着鼻子躺在艳俗的粉色床上,直到第三天柳会长看不下去,慷慨地押下自己的信用卡,把我请进了四星级宾馆(连续三天,柳会长的司机开着豪华车拉上会说韩语的中国员工,和我一起奔波于出事现场、各家医院、政府,提起他们,我永远感激不尽)。

  到釜山的第二天,我到一家医院寻找幸存者,接待处的护士小姐很友好地查阅住院名单,说医院里有两个中国人并告诉了房间号。我兴奋地推门而入,两个中国幸存者是吉林某公司劳务输出韩国做船员,都是朝鲜族。瘦的姓吴,见到有中国人来意外之余由衷地兴奋,不待我细问就迫不及待地倾诉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的遭遇;对面床稍胖一些的姓朴,也许是劳务输出之前对"外事纪律"之类的概念印象深刻,一直警惕地看着我,盘问我为何不同大使馆的人一起来。我觉他事多,便不与纠缠,专心询问吴某那一瞬间的诸多细节。吴某谈兴正浓,对床的朴某突然吐出一长串朝鲜话,我虽听不懂,但大致猜出对方的意思一一不让吴跟我讲。很朴实的吴迟疑了一下,又陷于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的灾难的回忆中。

  此举没奏效,朴某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后毫不避讳地大声说:"喂,是大使馆吗?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女的,自称是记者……"我一边在采访,那只耳朵却在捕捉他越来越低沉的声音,心里越来越恼火。"好,你放心,事故原因我不会说的!"朴的声音突然又提高,然后郑重其事地挂下电话。

  "国航"的第一次空难发生在韩国,使事件陡增许多复杂,尤其在事故原因上面,韩方抓住中国机长不放,中方则认为釜山机场控制塔台存在失误。双方各执一词,当时的确十分敏感。但是,一个普通的幸存者会知道事故原因吗?即便他能对我说上什么,我还未必引用,我也要对我写上的话负责呢!朴某大约把我当成女特务了,我恼火的同时也在心里无奈发笑。

  虽然觉得被人这样当面"检举"很伤自尊,但我还是尽力不受他干扰,专心于对吴的采访。但那边突然又猛喝一声:"喂,你的证件呢?!你有证件吗?!"那一瞬间,我觉得一股热血涌上脑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扭过头对他:"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的证件?!我跟你说话了吗?我根本没有采访你,你也没有资格看我的证件!"

  我后来想,这个小"刁难"若在平时,我也不会在意,但在那种情境下,从决定派我去韩国的那一刻就积蓄的压力一下子到达顶点,肆意释放出来。虽然我知道朴某看到这篇文章的概率比他再次遇上空难的概率还小,但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向他道声歉吧!

  凭心而论,这次采访完成得并不好。毕竟经验不足,到达现场没有针对性地四处出击,很多信息和国内已有的报道相重叠,很多有价值的细节又被忽略掉。回来后,李大人毫不客气地说我采访不够细致,印象最深的是,我好像对他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在釜山一下飞机似乎就能闻到海水的咸味。李大人说我采访中没有好好地利用"嗅觉",经他提醒后,我才回忆起现场的那股消毒水和许多物体烧焦的味道混在一起,是多么刺鼻。

  我后来将社会部划分为两个阶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李大人是脑体皆可,我们则清一色的是体力劳动者,当然我们的猪宝宝后来也曾一度由体力劳动者晋升,专攻国家政策,从诸多小事探出背后的宏大意义,但最近又不幸重新返回苦力大家庭。由"体力劳动者"而演化为"民工",而社会部又以"女民工"居多,杀人放火,风吹草动,拿包就走。出差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各自把一路上受了气的遭遇添油加醋地传播一下,泄了私愤后第二天"又是一个好汉"。

  生命是一场经历

  我们可亲可敬的庄山大哥离开之后,一次社会部聚会上,李鸿谷痛心疾首地说对不起屡被打发到矿难或洪灾现场的庄山,两个大男人都有点喝高了,有点泪眼婆娑的意思。我们几个阴阳怪气地嘲笑他们,但心里都有些酸楚和沉重。出去采访时,经常要费力地解释"三联"--一二三的"三",联合的"联";对方经常一脸困惑地问:"'生活'周刊?那写我们这些事干什么?"或者干脆还以鄙夷的目光。后来看到有人批评"三联"前半截"土的掉渣",未免心生沮丧,觉得做社会部记者实在是出力不讨好。从不敢说社会部的记者做得多好,但"敬业"二字我想至少是配得上的。

  李大人经常用"伟大的媒体"或"伟大的记者"之类的说辞,让我抛掉招之即来的犹疑。去年深秋,和金焱受命采访"神舟五号"。和一涌而上的诸多"中"字头"大媒体"相比,"三联"显得太微不足道,前去几次都被拒绝,编辑部这边选题已定,没有退路。被逼无奈,只好一次又一次去航天城。直到一天被暂时安排到一个办公室等人,一下子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发现了关键人物的联系方式,心头一阵狂喜。趁人家回来之前,赶紧掏出纸笔一个一个抄下来,情景活像当年电影里的女特务或女地下党。这一招果然奏效,当你直接把电话打到对方家里时,他们的戒心就小了许多,由此才算打来一个突破口。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4)

  记得拖着一身"斗智斗勇"后的疲惫从航天城出来,远远看见庞大的CCTV的电视转播车,悻悻地想:"人家这才叫记录历史呢!"垂头丧气地回来,又忍不住和李大人理论,但李大人用他无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我采访到的那些诸如杨利伟戴尿不湿升空、早起来三兄弟喝红酒的细节,其实有着同样的份量。对此,我一直将信将疑。或许要等到20周年的回忆录里再做评断吧。

  如今,精明的上海人朱伟、典型的北京大爷苗炜,再加上中国的"肚脐眼"武汉来的李鸿谷,成了"三联"的三个支点,精明粗疏,细致散淡,软硬兼施,倒也有趣。男人们喜欢从事件中看出宏大以显示其对时代的把握和参透;而我,犹自喜欢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觉得悲天悯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经常想,自己是个生性懒散的人,如果不是这份工作,我这辈子都不会写这么多字。之所以做了记者,一是我对一切新奇的事情都有兴趣;二是喜欢和别人分享我的感觉。少年或学生时代,唐德刚、陈香梅、王赣骏或者何振梁,这些名字与我而言曾是另一个世界,但后来终有一天他们都成了我的采访对象时,我由衷地感觉到那种叫做"奇妙"的快乐。"国航"空难、巴厘岛爆炸、神舟五号升空、巴基斯坦人质事件--这些于我,成了刻录我生命宽度和厚度的标尺。

  我一直相信,生命就是一场经历,扩大足下的界限,与扩大脑中的疆域一样,都是一种快乐。"三联"的三年,赐予我领略别样风景的独特机会。对此,饱受"女民工"之苦的我,却永远心存感激。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图)(1)

《十年》讲述《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历程

  近日,《三联生活周刊》迎来了它的“十周年生日”,一本名为《十年》的书由10年来几代三联人讲述“编辑部的故事”,解密三联生活成为时代风向标的深层原因。如著名作家周国平给予此书的评语所言:“《三联生活周刊》是新时期第一本由文化机构创办的新闻杂志,其显著特色是文化性与新闻性并重,力求使新闻具有历史的品格,又使文化具有当下的活力。这种追求本身体现了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在此意义上,它无愧是老三联《生活》杂志的现代版。如果说它已是中国期刊舞台上的一部名剧,本书展示的则是后台的情景。历届编导、演员在这里七嘴八舌,各有各的兴奋点,共同的是都相当动情。我觉得这正是此书好看的地方,多样的视角合成了一个真实的编辑部故事。”

  以下为《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新书发布会

  时间:2005年4月6日下午

  地点:三联书店三楼“版协”会议室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闫琦。今天这个活动像是一个家庭聚会,我们请了一些媒体的朋友参加我们这个聚会。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座的领导和嘉宾。(介绍略)

  朱伟:闫琦是第三代的编辑部主任,他给今天的会定义为家庭聚会,我觉得定义很好。因为三联生活周刊十周年,其实严格说,如果我们以杨浪创办生活周刊第一期来记的话,1995年1月14号,如果说1995年1月14号创刊第一期是杨浪主编,现在我们超过十多年。如果再往前推,我习惯于把三联生活周刊分期,陈钢先生是第一期,当然在陈钢先生之前还有1992年的,陈钢先生正式做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出版署批准刊号是1993年3月18号,这样算已经是12年了,如果算上1992年开始策划的,要达到13年。实际上如果用陈钢时期作为第一代,那就是12年的历史。陈钢先生这本刊号是1993年12月2号,应该说三联生活周刊的历史,我们统计了一下,据不完全统计,在三联生活周刊从陈钢时期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20多人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本来我们想在三联生活周刊十周年的时候做一个纪念活动,请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同志,但是后来因为我有一个观点,三联生活周刊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所以我们没有做纪念活动,就做了一本书《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今天应该是我们一个家庭聚会,或者是一个交流会,请来一些记者,这些记者都不是外人,都是长期支持《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

  我习惯于分三期,第一期如果说是陈钢先生主编的部分,第二期是属于杨浪先生负责的这部分,杨浪先生正式出版了第一期到第四期,我接手是从第五期开始到现在为止,今天我们新出的杂志是第331期。如果说三联生活周刊能够有今天,形成了一个品牌,也在业内有比较好的影响,它的经济效益还算好,还是因为我们200多位同仁花了这么多的心血,12年的时间,对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个长时间的奠基。现在三联生活周刊最新一代的记者,有的记者今年刚刚到三联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形成了一个光荣的传统,这个传统最早是从陈钢先生、杨浪先生建立起来的。今天这个会主要是一个家庭聚会。下面我们先请三联书店现任的负责人张伟民先生介绍一下三联生活周刊的情况。

  张伟民:我首先代表三联书店社委会感谢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同志们为创办这本杂志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感谢媒体的朋友多年来对三联生活周刊的关心、帮助和支持。

  让我谈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没有多少资格,因为我来三联生活周刊比较短,加入三联生活周刊18个年头。但是我有一个感觉,三联生活周刊坎坷走过了10年,这10年可以说非常艰辛,同时也充满喜悦和收获。现在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是中国期刊界最具品牌影响力的期刊之一,经济效益也非常好,据统计是全国期刊广告收入20强中的第17位。更重要的,从三联生活周刊一批一批的培育和走出了许多人才,这些人现在在媒体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骨干和领军人物。三联生活周刊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我想可以有多方面的总结和概括,但是我看了这本书,我觉得董总的一句话很全面,“没有对文化的坚守和执著,没有对事业的理想和热情,没有全体同事的团结和努力,没有朋友们的爱护和支持是不会有今天的周刊”,我觉得这段话概括得非常好。同时我在这里也做一个必要的补充,我还要补充的提到,在生活周刊创办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几位人物,一位是杨浪先生,当年三联生活周刊领导让他创办这本杂志和他不谋而合,第二位是三联书店原领导沈常吾先生,他提出要办十个刊物,但是最后生活周刊是第一个办成了,他觉得意义重大,等于向外面昭示,三联生活周刊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三位就是董总,由于她的坚韧、不懈的追求和努力,由她开创的以商业投资和合作办刊的方式做杂志的模式,使得三联生活周刊走到今天,再一位就是潘总,潘总是重要的协调人,协调三联书店、协调投资者,潘总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贡献渗透在十年的历史中。最后就是朱伟,他是中国最好的期刊主编之一。三联生活周刊终于走向艺高业精的境界,正在进行着中国期刊业出色的演练,这个评价非常高,这跟朱伟的勤奋工作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感谢所有的同志,曾经为三联生活周刊努力工作的同志。

  三联生活周刊已经迈入第二个十年,现在期刊界的竞争十分激烈,第二个十年如何走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我们全体同仁应该齐心协力,使三联生活周刊第二个十年能够走得更好。这本书我翻看了一下,很受启发,有些三联的创办人,比如杨浪先生的文章总结了很重要的经验,特别是媒体如何遵循市场化发展的途径,产品生产和市场化经营,他认为是媒体产业相互作用并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基本矛盾,他还期望三联生活周刊在进一步提升品牌、扩大市场影响力、提高经营业绩方面有更好的收获,他还希望三联生活周刊能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性杂志。我想这些期望也好,建议也好,对三联生活周刊都非常重要,我们希望今天这个座谈会大家能够继续缅怀过去创业的历史,也能展望未来。像沈先生说到的,“展望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好的平台,使我们三联生活周刊第二个春天能够走得更好”。

  谢谢大家!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图)(2)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从三联书店刚开始,1993年开始计划做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到真正解决亏损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漫长过程中,如果说没有当初社领导的坚持,尤其是董秀玉先生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不能坚持下去的话,大概不会有三联生活周刊的今天。所以我想从筹备到创办三联生活周刊来讲,这个孩子是我们董总一手养起来的,所以他最有发言权。

  董秀玉:如果说我们能坚持,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当时社委会一起的决定,这么多人,我们三联黄埔一批又一批同事的努力,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今天来之前,我在三联书店的总编那里聊天,他告诉我说,他上班一个多礼拜,看了三联的帐,情况很好,比他想象好得多。我说为什么?他说三联是一个周刊,去年虽然读书的人那么少,但是周刊弥补了所有的亏损,这太重要了。我很高兴,今天来参加周刊的会,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为三联书店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对大家当面表示感谢。

  我的文章名字叫做“期望时代大刊”,我们当初的目标还要远大,就是要做成这个时代的大刊,当然有很多困难,大家都很努力,我们昨天又撤了一个刊,我知道很难。只要我们坚持,世界在进步,中国也在进步,我们一定能够做好。希望大家再加一把劲。

  谢谢大家!

  潘振平:第一,周刊的情况,现在从经营上来讲,前年开始摆脱了原来的亏损局面。因为这个刊物刚开始出的时候是月刊,后来到95年年底出版的时候是半月刊,一直到2001年才开始正式每周一本,开始出周刊。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本刊物开始走向正常运转的道路,后期还会有发展。

  第一,从我个人在周刊这么多年,周刊最大的财富就是一支队伍,200多人,不断出去,不断进入,这支队伍在周刊创造了这样一个业绩,这是周刊十年来发展最大的一个收获。这些人在三联书店、在出版界这样一个大舞台上进行创造活动,能够给我们的受众提供一些比较独特的报道、评论内容,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第三,我们今天主要谈《十年》这本书。从周刊全面的历史来看,在书里还缺了一块,就是这十多年来和我们有过各种各样合作关系的人。本来我们也想把这个内容放进去,但是现在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块现在记录进去还不太成熟,包括我们现在还要官司,直到现在还有官司在身。总的来说,周刊投入和产出现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应该把编辑部以外、编刊以外的杂志经营活动,包括那些合作关系,应该进行一些梳理,可能大家会对周刊的成长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前天晚上陈钢打电话来,他说现在考虑周刊是不是作为一个媒体成长的案例,我说现在还看不出来。我想参与周刊成长的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也应该对他们有一个介绍,凡是在周刊工作过的人都要介绍,对周刊进行过支持的,不管现在他们和周刊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们也应该是周刊成长史上不应该被忘记的人。

  最后,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出席这个会。谢谢大家!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图)(3)

杨浪主办《三联生活周刊》创刊号图片

  朱伟:我介绍一下“十年”这本书的编辑过程。

  我们最早想十周年的时候把三联生活周刊所有工作过的同志召集回来,做一个纪念活动。三联生活周刊到现在为止预期的目标,虽然说外界说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大刊,但是从我们自己的理解来讲,我们觉得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离大刊还有相当的距离。从经营的情况来看,我们在目前各个刊物的比较下,三联生活周刊从去年的经营情况来看,编辑部大概50个人左右,创造纯利润600万左右,人均利润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跟董总期望的,比如说三联生活周刊要做成广告收入一个亿的目标,现在应该说还有一定的距离。后来我们觉得还是低调一点,在十周年的时候请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同志回忆一下三联生活周刊的成长。

  应该说三联生活周刊的成长和各位同事付出的辛劳、酸甜苦辣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想请大家写一点关于三联生活周刊的记忆,集合起来可能就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历史。后来我跟潘总交流,他说这不是三联生活周刊的正史,是三联生活周刊的野史。三联生活周刊的12年,从无到有,经过了那么多的坎坷,董总的文章中谈到“我们感谢所有为三联生活周刊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作用的同志”,包括许多跟我们有过经营合作关系的公司,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在担任三联生活周刊代理的天依发广告公司,三联生活周刊的广告是他们的主营业务。这本书在编辑的过程中,其实主要的编辑是闫琦,我们约到的稿子比现在要丰富得多,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些筛选。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的情况。三联生活周刊从第一代陈钢真正启动运作,到现在为止12年。这个过程中,这本书中有一个大事记,把基本的脉络整理出来了。陈钢先生曾经出过五本征求意见稿,这是中国期刊历史上没有过的。当时董总非常有魄力的,整个编辑部空转运行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现在回过头看当年三联生活周刊陈钢时期的运行,包括对记者的培训,对整个期刊的成长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一代的记者,各自都在各个媒体重要的岗位上,他们现在的基础训练基本上都是陈钢先生领导的。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苗炜他们说陈钢对于整个记者的训练,三联生活周刊的传统是陈钢奠基的。真正面市是杨浪先生开始,真正从新闻和文化的结合是杨浪先生做尝试,具体地做了四本杂志。生活周刊前期的奠基,为什么有媒体说三联生活周刊在发展中比较有骨气的一本杂志?我想跟前期的准备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杂志编辑已经没有这样的机遇,没有这样的领导有魄力,使得一本杂志前期还没有真正面市的时候就有那么长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在充分准备以后,先培养人,先做结构上的准备,我觉得这是三联生活周刊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基础。像盖楼一样,如果没有地基,不可能有今天,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取得这样经营上的业绩,我们从人均利润上,每一个人的人均利润超过十万,纯利润。这样的基础跟当初三联书店的领导确定的三联生活周刊的经营模式有很大的关系。从期刊经营上来讲,三联生活周刊的经营比较早的走市场化的道路,包括我们,如果说前期的磕磕碰碰比较多的是在跟我们投资和经营合作方之间的关系磨合,我觉得这也是三联生活周刊成功的一个很值得总结的经验。我们的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前卫的,或者说是跟市场结合得比较紧的结果。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上任,我是1995年9月份正式当三联生活周刊的执行总编,到现在为止,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到现在十年不到,虽然说现在生活周刊渐渐长大了,但是如果说没有前面那么长时间的奠基,后面这个楼是盖不起来的。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三联生活周刊所有的同仁,对我们的前辈们为三联生活周刊的前面做出很大努力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敬意,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从1995年开始出版,1996年开始以半月刊的方式出版,2002年开始以周刊的形式出版。我们从半月刊转周刊的时候,当时也是我们董总一个非常坚决的决策,其实我们在1999年下半年的时候,关于是不是从半月刊转为周刊经过过激烈的讨论,当时的条件是不成熟的,无论是在资金方面,还是在整个编辑部的准备方面,但是董总说现在周刊如果再不做就完了,一定要抓住时机上。我们后来顶住了一切压力,当时发行和广告全部都不支持,我们在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大的前进,变成了周刊。我们幸运的是,变成周刊以后,2001年当年,我们的广告和发行都上升了,而且上升的幅度很大。实际上三联生活周刊走出困境是从2001年开始,真正变成周刊开始。但是变成周刊以后投入很大,变成周刊以后一年投入1000多万,当初所有的广告其实不能支撑三联生活周刊的发展。2001年的广告,天依发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广告是700万到800万,但是我们开始起步以后,到2003年,天依发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广告一下跃升为1800万,2003年三联生活周刊从经济上彻底走出困境,到今年为止,在全国的周刊中,全国现在大概有很多家周刊,从经济实力来讲,三联生活周刊是最具经济实力的,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从今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从今年开始增加了印张,使它变成最厚的作品,现在是120页篇幅,我们希望不断地增加篇幅,使得它能够变成一本真正综合性的权威的周刊。董总给我们定的目标,基础目标,一个亿的广告,我们距离这个目标比较遥远,但是我们周刊的同仁们还是有信心,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达到我们周刊的创始人、策划者给我们提出的基础目标。

  下面我们请周刊的老同志代表杨浪发言。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图)(4)

朱伟主办《三联生活周刊》图片  杨浪:在过去这十来年,我对三联生活周刊是密切关注的。我们算长辈、前辈。经过十年,从93年开始已经12年了,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是很有意义的,老总最初发起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当时不像现在期刊业市场这么好。刚才朱伟说的这些数据对我是有益的。

  董秀玉:99年就开始盈利。

  杨浪:其实三联本身是一个传奇,有一年北青报还登了一个刊,北青报找我采访。方向明的一篇东西里也说到三联。为什么历史这个东西那么多人要殚精竭虑,还是说不尽?其实历史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这是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其实三联生活周刊的初期经过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许多事件,才有今天,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杂志、一个出版物之所以有生命力的内在原因。我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看谁会写那段事儿?后来发现没有。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东西,正因为发生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它有它顽强的生命力。

  三联生活周刊,经营的套路是现代做杂志、做期刊最终决定成败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我期待着三联成为一个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我认为三联生活周刊绝对具有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的可能性。从韬奋先生做这本杂志,实际上是世界性的如今有影响力的品牌,三联生活周刊是从韬奋先生开始传承的。三联生活周刊是在93年、94年的时候,是中国期刊界最早的用现代期刊的理念引进商业资本的,试图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商业运作。93年,我们谈了很多经营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惊讶,居然有这么多的问题。现在有许多在市场上覆盖很不错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但是三联是最早的,三联最早进入市场,并且历经坎坷。如果说老总很顽强,我绝对是有见解的。三联生活周刊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其实它是有优秀的期刊运作的基础。一个好的媒体的标志就是一个好的内容、一个好的市场覆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人才,要有好的团队。当时我跟陈钢一块儿做,包括在座的苗炜、王锋,在当时如何使一批年轻人用现代、专业的方式进入这个岗位,也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十多年来,回过头,我觉得三联生活周刊能这么好,原因在于基因,根上有一个东西。但是我更想说的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一定有望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当然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期刊市场竞争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机构,一定会试图以某种方式进行与国际品牌嫁接合作,其实我们知道最好的是自由品牌。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在财经方面还是有一些书生气,再过十几年、二十几年,没准我们会看到一个三联的纪录片。

  朱伟:最重要的基因是三联生活周刊从最早的版本开始做起,可能是董总说的“理想主义之路”,如果说没有理想主义,大概也不会有三联生活周刊纪录片。

  杨迎明:“十年”这本书只谈风月,不谈其它别的,我就按照这个写。我到三联书店主要是杨浪介绍我来的,杨浪和希林之所以推荐我到三联,主要是救助,我这个人离文化越来越远,希望我能够进入文化圈子。在三联一年的过程中,虽然本性时时暴露,但是多多少少沾到一点文化的东西。从三联书店出来以后,办了一个《放眼看世界》,仍然走的是老路子。

  三联生活周刊最初的时候,董总的意思是打造“一条中国新闻周刊的航空母舰”,不用发动进攻,只要使用一些炮艇,被它的浪就给冲掉了,我觉得最早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因此他才能够集结北京的,包括一些外地的媒体、出版、新闻等所谓的大腕,是准备打一种综合性集团大兵团作战。三联生活周刊最开始的东西并不是应运而生,中国的形势发展到那一步需要出这么一本东西,而是想打破一层天窗。因此当陈钢到我家里谈办三联生活周刊,我第一种感觉是复辟,现在感觉并不是复辟,而是中国走到现在这一步应该有这么一本东西,这本东西是非常主观的。

  三联生活周刊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我希望三联生活周刊是一种更高的姿态。因为现在三联生活周刊不能用格调和品味,而是要做更深的东西,做宗旨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三联传统的东西,一种不可更替、不可更改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我希望三联生活周刊确实能够做到大刊,而且它具备竞争力。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图)(5)

  黄集伟:去年闫琦约我写这本书的稿子的时候,我觉得到去年基本上三联生活周刊的事儿回顾了一下。为了写这个稿件,我又回去把93年、94年、95年的工作日记翻出来,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事儿,我又挑了七篇日记,稍微删了删,改了改。现任主编朱伟非常感谢前面的主编和记者。作为我,我倒是感谢后来的主编、后来的记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的个人履历表填这一条肯定是无效信息,很多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人也更感谢后来的记者、编辑,尤其是主编。

  “十年”这本书我基本上翻完了,我感觉这本书里的观点都比较有意思。我谈谈印象比较深的。很多人为这本书写稿会有顾虑,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说,在这本书里朱先生写得最直率。朱伟先生这一篇最有历史感,记录了三联生活周刊第五期整个出版过程。再就是王锋,王锋这一篇充满激情。苗炜把他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后的一次暗恋联系在一起,非常有意思。这本书已经在书店卖,周围的一些朋友都在看,我想它对很多刚刚走出学校、想要到媒体工作的人有一些参考意义。作为一份职业,尤其当这个职业跟自己的梦想有关的时候,我想会有很多的启发。

  王锋:我十年前怕讲话,现在还是怕讲话。我感觉很焦灼,十年前我刚刚20几岁,杨浪他们40几岁,我特别希望成为他们。十年后,又看到新一拨的编辑,我又很渴望成为他们这样的人,总是不安定。这本书中说十年前的记者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不对,不管是知识储备、学识修养,现在这一代远远在我们之上。

  朱伟:我这儿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三联生活周刊当初在胡同的一张合影,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那时候刚办没有几年。刚才王锋已经说到怀旧的层面,回过头看三联生活周刊,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应该说还是欢乐的时候多。下面请胡泳发言,他最早从《中国日报》到三联生活周刊。

  胡泳:这本书我拿到以后仔细看了,因为是一些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很亲切。而且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生活周刊十年了,十年太长,中间的波折非常多,以至于没有人能够从前到后把事情说清。这本书把三联生活周刊的前前后后记录得比较全,这是最大的好处。与此同时,我个人觉得这本书还不够过瘾,当时编辑说不要宏大叙事,或者是个性化的写作,这样会使这本书出现断面的东西。因此对于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我想看到的有些东西,比如董总、方向明、杨浪的事情,比如社会资本当初怎么运营,中间我们曾经长久的在新闻报道和文化领域中打架,比如一些很关键的东西,这本书没有反映。如果作为案例研究的话,这本书的史料性是有问题的。由于有断面,造成这本书还有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它的女性气质过强,这本书的广告语是“一本杂志和他所倡导的生活”,这是朱伟的一大贡献,但是造成了这本书在性别上有点问题。

  编者不想宏大叙事,但是我个人觉得十年总归是要总结一点东西。我个人简单的感觉,生活周刊十年可能不完全是一帮人的成功,最大的特点还是它是说了一个事,有事才能成功,这个事可能要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情况看。生活周刊的成功在于它完成了一个从文化的年代到媒体年代的转型,其实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朱伟,因为他本身是写小说、编小说,然后在80年代后期他写了“小说一撇”,小说在80年代是一个话题。苗炜写北京反思,当中有一句话“70年代的时候小说已经沦陷,媒体传媒会有视觉的影响,造成小说的沦陷”,文学在80年代的中心地位到90年代被完全摧垮。朱伟这个人造成三联生活周刊大的转型。原来我们在一个胡同,这个胡同给我们很多人回忆,他比喻成胎记,很有意思的比喻。三联走进禁锢很容易,但是走出禁锢很难,是一种脱胎换骨,是一种很大的成功,当然也在于董总的坚守。

  我觉得再有十年,也许比前面十年还难,因为再上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上起来会更难,因为你遇到的东西跟十年前又不一样。十年前,生活周刊的起步遇到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电视,电视在93年以东方时空为代表,很厉害,另外一个是全国性的报纸,比如南方周末,但是再过十年,生活周刊面对的问题必须要有国际的考量,要有资本、品牌的考量。同时遇到一个新媒介的挑战,就是网络,可能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当初三联的领导层有一个远见,他们倡导做杂志,杂志的利润现在超过了三联书的利润,证明了领导的远见。我想再下面十年,我们的领导有没有未雨绸缪的新的远见,能够造成下一个新的增长点。

  最后,走出禁锢以后遇到的是两个P,一个P是宣传,一个P是利润,宣传和利润的问题是现在中国所有媒体都遇到的一个严峻的矛盾。朱伟刚才说很多编辑要撤稿,这造成现在媒体在夹缝中生存,一个要说得好,同时还要会说,这就造成了现在媒体的怪招很多,这可能是生活周刊今后面对的更大的问题。

第五部分:《十年》新书发布会实录《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6)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在变周刊之前文化性比较强,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性跟两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一个是高昱,另外一个是李鸿谷。高昱在李鸿谷之前为三联生活周刊在半月刊时期的新闻化做了很大的贡献。

  高昱:我是三联培养的,胡游他们都是原来自己形成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我是毕业之后直接分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所以说对于三联的变化,或者说从人文拓展,这方面接触比较多一些。

  三联的过去多么艰苦,我写的文章也是算了一笔经济帐。以前三联的艰苦和现在三联的成功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对比,实际这也为后来三联生活周刊的组织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比我们当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地现摸索要更难一些。双重空间化,面对商业和政治双重的压力,对于中国的传媒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中国的传媒,像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个具有品牌榜样地位的刊物怎么样生存?以什么样的面貌继续发展壮大?这可能是我们在座其它媒体都在不断学习、观察、探索的。

  现在的三联有非常大的压力,之前我们最早一批创办三联的给现在三联的压力,另外一个是社会形态给三联的压力。现在我们虽然不在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三联能够给所有的人做出表率,给所有其它媒体做出一个榜样。三联书店主要在于对知识和思想的传承,最根本的是一种责任感,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三联生活周刊怎么样实施?怎么样看待社会现实,以及从社会现实中寻找一些具有趋势性、时代性的方向?这个工作早期我们做得比较多,因为一开始是比较文化性的,从走出禁锢之后,大家更多的是怎么样承载商业成功?一本杂志要办成功,吸引更多的读者,产生更大的市场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影响更多人的感官。

  我作为一个离开三联生活周刊的人,还是希望十年之后能够更多增加一些本身它给整个传媒界提供的榜样作用,就是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要告诉大家向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知识的传承和价值观的影响。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读者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群落,但是现在杂志甚至包括传媒价值观的分化比较激烈,当然本身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都比较厉害,生活周刊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可能跟我们当年强调中立性或者是孤岛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报纸可以强调中立,杂志很难说是中立,更多应该代表价值观的取向。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一定要代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又分哪些种?怎么样从一个具有知识分子传承的本质上寻找到符合自己角色的价值观传递方法?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当前比较重要的需要讨论的。中产阶级很多时候比较容易陷入个人主义,这可能是小资产阶级本身的一个弱点。三联生活周刊不仅仅应该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更多的应该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拓展,把自己的地位、角色提升得更高一些、更开阔一些。当然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双重空间和的问题,但是不应该害怕这些问题。像当年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中国大概是什么形态一样,是不是应该在某些方面多做一些开放性的工作,或者多做一些开放性的实验、尝试?现在三联生活周刊本身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认可度,我们的文章,科技类的文章、社会类的文章、文化类的文章都形成很大的影响,应该跟社会主要的问题、主要的矛盾更接近一些。

  董秀玉:刚才讲世界品牌的问题,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我自己有一个想法,虽然我们现在条件比较困难,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会有很多敏感问题,但是一些大的题材、一些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关注,千万不要把杂志做得轻、薄,做得轻飘飘。作为一个大刊的基本价值非常重要。当时我们采访李铮的问题给告上去了,告到中央,新闻出版署来调查我们,我就问这个事跟谁采访的,事实对不对?采访的对象对,事实对,别怕,我顶着。作为一个世界品牌,作为一个大刊,有一定的价值观,有社会的正义,这方面我们的东西不能丢掉,我们不能变得轻飘飘,当然现在不是这样。刚才大家说的我很有体会,当然我们领导要担一点责任,有些东西实在不能发我们也不能顶着干。但是好多东西,包括改革开放,包括生物周刊,其实就是顶着走过来的,如果当时不顶着风险,我们就没有今天。当时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根本没钱,我们怎么做一个周刊?当时这种经营方式本身就顶着雷子,那时候天天挨批评,也不理他,反正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没有一分钱进腰包,大家做一个正义的事情。有的事情就要顶一下。当然朱伟会很难,但是我觉得像李铮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该顶的也就顶过去了。如果一个大刊没有这种大的新闻,没有这种大的事情,我们会很难。我这个人是不大守规矩,大原则的东西我也知道,实在不让做我也不做。但是记者的视点应该很清楚,我们关注什么问题应该很清楚。甚至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做,我们档案还要留下来,我们做过这些东西,这不会让记者从一些重大问题上走到一些细小问题,迎合一些中产阶级的小趣味,不能这么走。

  朱伟:李铮那一期,我们董总作为社领导帮我们顶住很大的压力。李铮之后我们做过一次河北贪官网,上面也关注,我记得当时专门打一个电话,叫我们到河北去,我们和潘总、李鸿谷一起去了河北。生活周刊历史上确实充满了磕磕碰碰,我们会尽力做,只能这样说。生活周刊做到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前辈,还是我们这一代,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应该做的和自己的使命。这个杂志做的过程就是这样磕磕碰碰过来的,今后还是要这样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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