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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鞑虏易驱 民国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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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了。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伪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其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像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乃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巴契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全文完)

  ──一九九一、九、一,晨九点五十八分于北美新泽西州

  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没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未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计程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武昌起义’的经纬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一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摈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问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俨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联衔通电(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柢,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社’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几乎没有实际参预。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通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暴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唐德刚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依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俐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

  ‘同盟会’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澈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浑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冶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意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他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埋)、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玄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明,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百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沣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他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社’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从‘企台’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堂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词,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字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人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未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为著「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如、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作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剌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作职业剌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竟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丰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顸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纪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 ’(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顸。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材,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斲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些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一九一一)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画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的;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令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着,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迳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款。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钜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载中山于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台’,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著。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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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2-17

 

 鞑虏易驱 民国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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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了。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伪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其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像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乃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巴契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全文完)

  ──一九九一、九、一,晨九点五十八分于北美新泽西州

  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没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未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计程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武昌起义’的经纬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一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摈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问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俨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联衔通电(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柢,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社’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几乎没有实际参预。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通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暴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唐德刚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依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俐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

  ‘同盟会’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澈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浑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冶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意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他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埋)、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玄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明,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百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沣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他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社’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从‘企台’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堂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词,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字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人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未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为著「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如、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作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剌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作职业剌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竟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丰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顸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纪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 ’(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顸。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材,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斲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些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一九一一)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画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的;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令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着,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迳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款。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钜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载中山于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台’,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著。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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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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