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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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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七十七页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冯、张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乘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七)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偃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共产党的‘人民政协’),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泡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底‘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的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底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钜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大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底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封为各地军政长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地盘便是‘热河特别区’。第五军副军长阚朝玺乃奉命率两个奉军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队,出任热河都统。驻节承德。

  第二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则是直隶省(今河北)。第二军军长直隶人(满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隶督办,驻节天津。所辖奉军及改编后的地方部队凡六万余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块地皮,便是山东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军副军长、山东人张宗昌,乃衣锦还乡出任山东督办。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贫困。‘跑关东’(山东人去东北谋生的习惯语)谋生。曾在海参崴卖过烧饼,在东三省当过‘胡子’,并学会了一些下等俄语。嗣候经过招安当兵等一系列行伍过程,终于能在直皖各系军中逐渐升迁,最后回东北投老少帅,至此竟做了山东督办。他所统率的除少数正规奉军之外,也改编了大批直鲁两省地方部队,号称‘直鲁军’及少数‘白俄军’。盛时竟拥众十万以上。虽然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并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银子。

  一九二五年初,张作霖以张宗昌凶猛善战,又在长江流域有作战经验,乃予以‘苏鲁皖剿匪司令’名义,嘱其挟前‘松沪护军使’因战败而投奉的卢永祥,挥军南下。张、卢于一九二五年初击破直系齐元军进占南京。卢永祥并于南京一带网罗一些淞沪旧部增组‘宣抚军’,仍以张宗昌为总司令,率军循沪宁路东进。一路取常州、夺无锡、占苏州,终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占领上海;再循沪杭线南进,与直系另一悍将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于沪杭之间。奉系势力发展至此,可说是臻于极盛了。然奉军此次南进远及苏杭这块天堂地区,张宗昌实居首功。

  因此当张宗昌得胜班师之际,论功行赏,张作霖乃授意段执政江山东督军郑士琦他调,遣缺就由张宗昌这为民国史上的‘标准军阀’递补了。张宗昌督鲁一督三年,直至‘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发之后,才被北伐军赶出山东。最后被白崇禧在滦东缴械,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鲁扫墓,误入韩复矩的圈套,终被枪杀。

  一九二五年四月张宗昌北返督鲁时,张作霖乃派心腹智囊总参议杨宇霆任‘江苏督办’;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并统率长江下游的奉军。

  奉军既占苏、皖,则奉系此时所夺地盘已扩及八省三市──关外:黑吉奉热(热河是省级特别区);关内:冀鲁苏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区划上虽直属冀苏二省,其实际影响力较其母省容有过之。

  以中比西,则此时的奉系地盘较中古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欧之英、法、德、奥、义、荷、比、西八大列强疆土之总合犹有过之。奉系此时拥有精兵三十七万人。陆海空军俱全。训练、装备、补给皆举国无双。奉张父子之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就在这奉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民国史上最大的国耻之一‘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爆发了。一时举国沸腾。学运民运的目标都集中于‘打倒帝国主义’,而上海的各国租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正当这华洋对峙,双方于春申街头摩拳擦掌的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奉老帅之命,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军精锐两千余人,进驻上海。这时被中国工运学运吓惨了的英法租界当局,见奉军入沪,竟联衔向少帅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

  此次中国军队进入租界,不论各方解释如何,也是中国租界史上的创举。这时的少帅,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将,风华正茂,其为人也,又面如冠玉、潇洒风流。周旋于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之中,真是如鱼得水。

  在一次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女公子(顾维钧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级宴会上,他这个‘小把戏’也结识了其后名播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没有他夫人于凤至的这位‘结拜姊妹’的不时翼护,则汉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此是后话。

  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黩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底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自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

  郭松龄(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

  盖奉系在本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材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二十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一九一九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底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郭松龄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底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的冲激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援,和国际共产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以及冯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联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十一月中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十一月廿二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败的原因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郛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援: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混水摸鱼。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轫,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阚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被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二十年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统帅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底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概焉!

  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一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麾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二一五页)。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十二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阚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复自由了的张汉公在台北还向我说:‘冯玉祥作假作了一辈子!’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与天安门喋血

  冯玉祥原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主要军阀。他游击全国,四处依附、四处‘倒戈’,竟成为民初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当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了。这一下他忽然搞到个全国第一号大地盘──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无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个老军阀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资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戏真唱,不愿做冯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冯既指挥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喽啰。因而这位‘作假作了一辈子’的‘倒戈将军’对段执政呈请‘辞职’又‘辞职’;而段执政对他则‘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戏。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这台假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张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龄已兵败身死。死敌奉军已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几至身败名裂的吴佩孚,又信誓旦旦必报此仇。玉祥处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蒋,北靠苏联了。汪蒋对他自然是欢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索兴公开化了。

  俄人援冯既然公开了,则日本援张,英人援吴,也就更加积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角逐史。这次北洋军阀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阵线也是十分明朗的。

  因此在二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沿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舰炮战。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全部卷入中国内战了。日本人就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义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更联合援引‘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牒’。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国主义呢?同时他也为讨好奉张,并暗防赤俄,乃劝令冯部停止布雷。冯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劝告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却是段之向帝国主义低头,大大地违反了全国的民意。这时‘五卅惨案’的血犹未干,而帝国主义气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这时‘国共合作’情意方浓。国民党(也就是共产党)在华北的的地下活动,正如火燎原。‘五四运动’当年的激进分子这时多半是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声呼啸,则学运工运便一哄而起。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牒’。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国民党(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入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枪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帐之极了。

  邓小平初出茅庐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插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未机鲍亦偕大批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人、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入国民党了。

  在‘近代中国’这坐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小共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四大军阀.各怀异志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矩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的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为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底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持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五、六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

  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据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省。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矩等部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为在旦夕。久据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藉机重主中枢也。

  张之伐冯者,入关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张、吴、阎、冯,四大军阀,各怀异志;各军将领,谋利求禄,各为其主。把整个华北打得烟雾弥漫、血肉糢糊。可怜千万生灵,被这批军阀弄得尸填沟壑,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这时华南两广的国民党也正在东争西讨,枪声遍地;汪蒋二人为争领导权,正彼此钩心斗角。湖南的赵恒惕、唐生智更打得头破血流。驱汪以后的国民革命军,也于此时乘湘乱而北伐。一时中华大地,南北东西,都炮声隆隆。这时的中国,哪里还是个国家啊?!

  奉张统一华北的远景

  在这华北四大军阀混战之时,四人之中以吴佩孚比较空虚。他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众叛亲离,兵力无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阳,绵延千里,一字长蛇阵的战线,进攻退守均属不易;随时有斩头、除尾,和腰斩的危险。事实上当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见苏锡麟自述,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八二页),计划北上讨冯时,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无力抗吴,乃投向两广,这便引起了革命军的‘北伐’,吴佩孚也就首尾受敌了。

  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加入国民党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玉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入国民党’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

  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陲,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要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们,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操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亲莅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颁布动员令,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廿六日与廿九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南口战场仓促南下的吴佩孚本人。吴帅曾手刃退却旅团长数人,挂其头于电线杆亦不能阻止吴军败卒的‘反冲锋’。

  两桥之败,使吴军丧失了全部精锐,也丧失了再战的士气。纵横中原的吴大帅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还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归田了。

  吴佩孚既败,革命军乃兼程入赣入闽。在箬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连串的决战之后,也消灭了孙传芳这位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多少年来都是奉张父子的死敌,双方鏖战不停,有胜有败,从无已时。熟知不出数月,这两大死敌竟为蒋介石所澈底击败。这在奉系看来,正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老少帅两父子,便要以援孙援吴为借口,挥军南下,重掌苏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盘了。

  此时孙传芳率其残部两面受敌,自知非依附奉军,绝难自保,乃于十一月下旬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乞援请罪。与少帅约为弟兄;以父礼事老帅。并领衔遍约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商震、刘镇华、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国军’,以对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而以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军)、阎锡山(晋军)副之。

  实至名归,张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电就职。十二月廿七日遂移节北京。作霖此次入京显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扈从之盛、戒备之严,均前所未有。专车至前门站抵步时,自前门经正阳门、天安门、西长安街至张氏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街均用黄沙铺地、净水拂洒,俨然是前清帝王的銮仗。此时笔者先父与诸叔均随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况。诸叔均为在学青年,归来绘影绘声为我辈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国军’‘革命军’短兵相接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无限便利:

  第一、他于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出便名正言顺地发重兵南下。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于三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孙传芳军撤往江北。当革命军在白崇禧、何应钦、程潜等指挥之下于同时进入沪杭宁三角地区时,‘安国军’和‘革命军’就短兵相接了。

  ‘安国军’西路则由张学良于二、三月间指挥奉军主力率重炮七十余尊,循京汉线南下,进占郑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队不听命归附者,则予以缴械。吴佩孚两面受敌,不得已西窜四川,依附杨森,京汉线上的奉军与革命军也就要正面接触了。

  在奉军(包括‘直鲁军’)于东西两线代替了孙吴两军之后,乃与北伐的‘革命军’两面作战。在沪宁,以及津浦线上的张宗昌,虽不战而走。在西线上的张学良、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夺战,却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两军相遇于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一线。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大王深许奉军重炮为其‘铁军’北伐中第一号劲敌。然大王也告诉我说:‘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张说:‘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

  总之驻马店和郾城之战,奉军吃了败仗。当张发奎乘胜攻入郑州张学良的司令部时,在学良办公桌上发现有敌将‘留交张发奎将军’一封亲笔信。大意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向华(张发奎字)莞尔纳之。去岁汉公与我谈及,也证实有此‘留函’。这也可看出他们那时内战双方的心境。

  五十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帅升级为国家元首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的第二项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挟天子、令诸侯’了。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调整;再做点姿态以赢得列强驻华‘公使团’的承认(这是那时军阀政府的必要条件),他就可正位作‘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国民党‘清共’运动蓄势待发之时,张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团’的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搜查之后,逮捕了国共两党地下领袖六十余人。略经审判,竟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二十余人判处‘绞刑’,并将所搜得的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的钜帙,公诸世界,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张作霖便正位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原在‘劝进’人士继续劝进之下,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且出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诏告世界。

  张作霖以中国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总统旧例驾莅‘天坛’祭天。正当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喃喃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咸认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为当时卸任总理的顾维钧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纽约告我者,当非虚语。

  国共两党的内讧

  在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之后,北方的军阀中国,尚能粗安,而同时一时期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则天翻地覆。

  原来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占领武汉取得相当胜利之后,党中部分军政领袖便认为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权力过重,为防止军人独裁,应设法加以抑制,乃发生了‘倒蒋’的暗潮。迨革命军于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沪宁以后,此一暗潮则逐渐蜕变成国共之争。盖共产党原亦在‘倒蒋’阵营之中,而上海一带之金融界所谓‘江浙财团’者,则由于社会性质上之反共,乃转而‘拥蒋’。致使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势成水火。而共产党乃成为左派之左派;蒋氏则成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势所难免。迨汪精卫于四月初自苏联归来──汪蒋原有‘中山舰事件’之宿怨,至此旧恨新仇,一时俱发。加以苏联之第三国际及上海的江浙财团各自暗中助阵,乃演成‘宁汉分立’。蒋氏在右翼军头桂系将领公开协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发动‘四?一二事变’之‘清共运动’。一时人头滚滚,国共合作期中之‘跨党’菁英,一时俱尽。即上海一地跨党分子之死难者即不下万人。共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亦几遭不测。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绩,至此全付东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汉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国民党,为争夺上海财源,亦继之以‘分共’(见陈公博自述)。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兴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广州公社’。卒使广州闹市,顿成灰烬,死人如麻。

  中国革命之流产亦导致苏联斯大林与扥洛斯基之争。于‘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摆在读者面前的有‘国共之争’;亦有国民党内汪蒋桂唐之内争;更有共产党斯派、扥派之内争。

  党纲解纽,则枪杆至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吾见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龙潭血战、李宗仁讨唐、张发奎讨桂、李济琛讨张、‘铁军’自杀、汪精卫逃亡……一连串数不尽的事变。国共两党皆自顾不暇,‘北伐’也就无形中断了。北伐中断,也使北京的张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帅。

  阎锡山估计错误、傅作仪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虽自戕太过,毕竟改组未几、党员年轻,腐化未透而冲劲犹存。它经过半年的折腾,至一九二八年初蒋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虽失去猛将张发奎、唐生智、贺龙和叶挺,但是却增加两支北洋军──冯玉祥和阎锡山。

  玉祥于一九二六年自苏联返国后乃整饬旧部国民一二三军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于九月十七日‘誓师’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义,效忠国民党;旋即率部入陜。一九二七年夏当奉军战败撤出河南,武汉部队亦自郑州班师企图‘东征’蒋介石之时,冯军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冯氏与汪精卫、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接防郑州。旋即奉蒋总司令电召,于六月十九日东去徐州与蒋中正、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斯时宁汉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班师,无暇北顾,陇海西段乃重入冯军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北伐军改组时,冯已拥众四十万,虎距中原,乃受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遵命北上讨奉。

  至于阎锡山,他原为安国军中劝进分子之一,并荣任安国军副司令,然见北伐军势盛,阎亦于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赵戴文往南昌见蒋,愿加入革命军。惟迟至一九二七年春阎氏仍不敢表态,以南蒋北张,胜负莫卜也。代张学良败于郾城,撤出郑州,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阎锡山迫不及待,乃易帜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遣猛将商震北入绥远,进据张家口;傅作仪东进直隶,占领涿州。阎氏原来腹案是配合北伐军,抄奉军后路,先入关者为王,乘机占领北京,而国民党内讧,革命军两路班师,回长江两岸,另打内战,则非阎氏始料所及也。

  张学良斯时虽败于革命军,而晋军则远非其敌手。学良乃回师围傅作仪于涿州;邀击商震于察绥之间。商震败绩,奉军尾追入晋。阎老西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时救援无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仪坚守涿州为三晋屏障。涿州不失则山西可保无恙。学良乃调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时弹下如雨,全城进毁。古人所谓‘负户而汲,掘鼠煮筋’,莫过于此。守城晋军与涿州居民,伤亡几尽,而作义坚守不降。奉军积愤乃至动用毒瓦斯炮弹,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仪一守三阅月,实是今之所无,古之鲜有。作义一战成名,中外舆论均为之喝采。迨弹尽援绝,最后接受奉军和平条件时,国内政局已面目全非──蒋总司令复职,二次北伐正整军待发。未几阎锡山便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司令’,与白崇禧、冯玉祥两军比翼前进。奉张已寡敌众,力有不胜,老少帅便要考虑退路了。

  皇姑屯事变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春继续北伐时,原分四路出师直指京津。何应钦率‘第一军团’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济南为日军所阻,引发‘济南惨案’之外,‘直鲁联军’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隶(旋改名‘河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则于津浦、平汉两铁路之间自新乡向北推进。白崇禧则率‘第四集团军’之一部(原唐生智旧部,经桂系收编者),循津浦线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则循年前旧路,东出娘子关,北出大同,拊奉军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围。在此军力悬殊,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奉张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逊位让贤,回师东北,再作打算了。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诉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绝对不能再打了。至于后来的涿州之围,也实在是晋闽投机所惹出来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结果。

  在学良力劝之下,老帅也迫于现实,他父子乃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决定全师出关。可是他父子这一决策,却忽视了那把他们家乡早已视作禁脔的日本帝国主义了。当时日本田中内阁对我东北的侵略设计,则为增建五条有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铁路。为此‘五路建设权’,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约,而张是个爱国的硬汉子。对日本这项要求,始终‘软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

  可日本在华的‘关东驻屯军’对我东北的阴谋那就更进一步了──他们要设立个傀儡政权,使东北永远脱离中国。如果张作霖不是个适当的傀儡,那就杀张而另选之。所以张作霖出关之前,媒体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张作霖做‘大辽帝国皇帝’的传闻。不幸的是我们这对父子档老少帅,都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终不敢把日本阴谋看得太严重,并有一种‘谅他不敢’的糊涂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当老帅于六月三日在北京专车返奉时,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专列,堂而皇之,浩浩荡荡地开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杀他,那就是插标卖首了。果然于六月四日清晨五时卅分,皇姑屯一声爆炸,张老帅就应声殉国了。

  从以美为师到以俄为师

  张作霖之死,不用说在近代中国也写完军阀混战史的最后一页。笔者作此长文底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变前三四年之间,最复杂的军阀混战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读者对军阀故事略知始末,也可为‘九?一八事变’铺陈点历史的背景,以乞教于方家。

  拙篇若有余事足纪者,则是对‘军阀’这一万恶名辞,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结无亏,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谓‘军阀’者,固不可一概而论。盖我国近代史的发展,从中古社会走向现在社会实有其极显著的‘阶段性’。舜犹人也,各阶段的英雄豪杰,都是各该阶段的特殊产品。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通性;各阶段亦各有其贤与不肖。非此阶段人物多属圣贤,而彼阶段(如军阀时代)所产者,尽属不肖也。治史者‘秉笔直书’,绝不可先有成见而一竿打翻一条船也。

  再者,各民族国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国者),均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于‘通性’。我国所特有的‘国家强于社会’和‘中央集权’的帝王专政制度,自秦汉以降,虽算不得是个‘好’制度,然亦不失为农业社会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制度,故能一拖两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则失其‘效用’。以故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寻找另一个‘有效用’的新制度,为长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会’至民初‘国民党’,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实为‘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制’等等之美国模式也。一切以美国为师。然二十世纪初年(甚至中期以后)之中国,却无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因此‘总统’也,‘国会’也,搞了十来年,至张作霖组织‘军政府’,即证明早年‘美国模式’在中国的澈底破产。‘军阀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国模式破产之并发症也。

  孙中山先生圣之时者也。民六(一九一七)以后,见列宁革命成功之新经验而‘顿悟’,而‘大彻大悟’。他深知‘中国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自此我们寻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转向‘俄国模式’了。

  长话短说,中山逝世后的六十年来,‘中国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遗教,‘以俄为师’之结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发展,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各阶段有各阶段的贡献;各阶段亦有各阶段的极限,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也。‘以俄为师’,一重要‘阶段’也;但是也只是一个‘重要阶段’而已。此一‘阶段’一过,若吾人但知墨守‘旧师’‘先师’,而不谙‘出师’‘求师’之道,则在下一‘阶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阶段’的革命对象了。

  然‘出师’之后,何择何从?今后‘求师’之山门又在何方?事属‘未来’,治史者则不愿多言矣!(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于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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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2-17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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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七十七页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冯、张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乘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七)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偃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共产党的‘人民政协’),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泡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底‘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的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底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钜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大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底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封为各地军政长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地盘便是‘热河特别区’。第五军副军长阚朝玺乃奉命率两个奉军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队,出任热河都统。驻节承德。

  第二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则是直隶省(今河北)。第二军军长直隶人(满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隶督办,驻节天津。所辖奉军及改编后的地方部队凡六万余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块地皮,便是山东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军副军长、山东人张宗昌,乃衣锦还乡出任山东督办。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贫困。‘跑关东’(山东人去东北谋生的习惯语)谋生。曾在海参崴卖过烧饼,在东三省当过‘胡子’,并学会了一些下等俄语。嗣候经过招安当兵等一系列行伍过程,终于能在直皖各系军中逐渐升迁,最后回东北投老少帅,至此竟做了山东督办。他所统率的除少数正规奉军之外,也改编了大批直鲁两省地方部队,号称‘直鲁军’及少数‘白俄军’。盛时竟拥众十万以上。虽然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并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银子。

  一九二五年初,张作霖以张宗昌凶猛善战,又在长江流域有作战经验,乃予以‘苏鲁皖剿匪司令’名义,嘱其挟前‘松沪护军使’因战败而投奉的卢永祥,挥军南下。张、卢于一九二五年初击破直系齐元军进占南京。卢永祥并于南京一带网罗一些淞沪旧部增组‘宣抚军’,仍以张宗昌为总司令,率军循沪宁路东进。一路取常州、夺无锡、占苏州,终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占领上海;再循沪杭线南进,与直系另一悍将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于沪杭之间。奉系势力发展至此,可说是臻于极盛了。然奉军此次南进远及苏杭这块天堂地区,张宗昌实居首功。

  因此当张宗昌得胜班师之际,论功行赏,张作霖乃授意段执政江山东督军郑士琦他调,遣缺就由张宗昌这为民国史上的‘标准军阀’递补了。张宗昌督鲁一督三年,直至‘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发之后,才被北伐军赶出山东。最后被白崇禧在滦东缴械,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鲁扫墓,误入韩复矩的圈套,终被枪杀。

  一九二五年四月张宗昌北返督鲁时,张作霖乃派心腹智囊总参议杨宇霆任‘江苏督办’;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并统率长江下游的奉军。

  奉军既占苏、皖,则奉系此时所夺地盘已扩及八省三市──关外:黑吉奉热(热河是省级特别区);关内:冀鲁苏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区划上虽直属冀苏二省,其实际影响力较其母省容有过之。

  以中比西,则此时的奉系地盘较中古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欧之英、法、德、奥、义、荷、比、西八大列强疆土之总合犹有过之。奉系此时拥有精兵三十七万人。陆海空军俱全。训练、装备、补给皆举国无双。奉张父子之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就在这奉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民国史上最大的国耻之一‘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爆发了。一时举国沸腾。学运民运的目标都集中于‘打倒帝国主义’,而上海的各国租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正当这华洋对峙,双方于春申街头摩拳擦掌的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奉老帅之命,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军精锐两千余人,进驻上海。这时被中国工运学运吓惨了的英法租界当局,见奉军入沪,竟联衔向少帅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

  此次中国军队进入租界,不论各方解释如何,也是中国租界史上的创举。这时的少帅,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将,风华正茂,其为人也,又面如冠玉、潇洒风流。周旋于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之中,真是如鱼得水。

  在一次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女公子(顾维钧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级宴会上,他这个‘小把戏’也结识了其后名播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没有他夫人于凤至的这位‘结拜姊妹’的不时翼护,则汉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此是后话。

  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黩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底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自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

  郭松龄(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

  盖奉系在本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材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二十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一九一九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底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郭松龄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底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的冲激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援,和国际共产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以及冯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联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十一月中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十一月廿二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败的原因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郛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援: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混水摸鱼。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轫,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阚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被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二十年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统帅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底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概焉!

  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一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麾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二一五页)。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十二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阚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复自由了的张汉公在台北还向我说:‘冯玉祥作假作了一辈子!’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与天安门喋血

  冯玉祥原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主要军阀。他游击全国,四处依附、四处‘倒戈’,竟成为民初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当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了。这一下他忽然搞到个全国第一号大地盘──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无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个老军阀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资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戏真唱,不愿做冯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冯既指挥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喽啰。因而这位‘作假作了一辈子’的‘倒戈将军’对段执政呈请‘辞职’又‘辞职’;而段执政对他则‘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戏。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这台假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张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龄已兵败身死。死敌奉军已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几至身败名裂的吴佩孚,又信誓旦旦必报此仇。玉祥处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蒋,北靠苏联了。汪蒋对他自然是欢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索兴公开化了。

  俄人援冯既然公开了,则日本援张,英人援吴,也就更加积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角逐史。这次北洋军阀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阵线也是十分明朗的。

  因此在二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沿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舰炮战。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全部卷入中国内战了。日本人就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义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更联合援引‘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牒’。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国主义呢?同时他也为讨好奉张,并暗防赤俄,乃劝令冯部停止布雷。冯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劝告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却是段之向帝国主义低头,大大地违反了全国的民意。这时‘五卅惨案’的血犹未干,而帝国主义气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这时‘国共合作’情意方浓。国民党(也就是共产党)在华北的的地下活动,正如火燎原。‘五四运动’当年的激进分子这时多半是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声呼啸,则学运工运便一哄而起。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牒’。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国民党(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入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枪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帐之极了。

  邓小平初出茅庐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插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未机鲍亦偕大批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人、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入国民党了。

  在‘近代中国’这坐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小共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四大军阀.各怀异志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矩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的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为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底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持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五、六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

  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据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省。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矩等部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为在旦夕。久据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藉机重主中枢也。

  张之伐冯者,入关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张、吴、阎、冯,四大军阀,各怀异志;各军将领,谋利求禄,各为其主。把整个华北打得烟雾弥漫、血肉糢糊。可怜千万生灵,被这批军阀弄得尸填沟壑,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这时华南两广的国民党也正在东争西讨,枪声遍地;汪蒋二人为争领导权,正彼此钩心斗角。湖南的赵恒惕、唐生智更打得头破血流。驱汪以后的国民革命军,也于此时乘湘乱而北伐。一时中华大地,南北东西,都炮声隆隆。这时的中国,哪里还是个国家啊?!

  奉张统一华北的远景

  在这华北四大军阀混战之时,四人之中以吴佩孚比较空虚。他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众叛亲离,兵力无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阳,绵延千里,一字长蛇阵的战线,进攻退守均属不易;随时有斩头、除尾,和腰斩的危险。事实上当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见苏锡麟自述,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八二页),计划北上讨冯时,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无力抗吴,乃投向两广,这便引起了革命军的‘北伐’,吴佩孚也就首尾受敌了。

  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加入国民党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玉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入国民党’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

  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陲,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要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们,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操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亲莅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颁布动员令,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廿六日与廿九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南口战场仓促南下的吴佩孚本人。吴帅曾手刃退却旅团长数人,挂其头于电线杆亦不能阻止吴军败卒的‘反冲锋’。

  两桥之败,使吴军丧失了全部精锐,也丧失了再战的士气。纵横中原的吴大帅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还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归田了。

  吴佩孚既败,革命军乃兼程入赣入闽。在箬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连串的决战之后,也消灭了孙传芳这位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多少年来都是奉张父子的死敌,双方鏖战不停,有胜有败,从无已时。熟知不出数月,这两大死敌竟为蒋介石所澈底击败。这在奉系看来,正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老少帅两父子,便要以援孙援吴为借口,挥军南下,重掌苏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盘了。

  此时孙传芳率其残部两面受敌,自知非依附奉军,绝难自保,乃于十一月下旬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乞援请罪。与少帅约为弟兄;以父礼事老帅。并领衔遍约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商震、刘镇华、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国军’,以对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而以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军)、阎锡山(晋军)副之。

  实至名归,张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电就职。十二月廿七日遂移节北京。作霖此次入京显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扈从之盛、戒备之严,均前所未有。专车至前门站抵步时,自前门经正阳门、天安门、西长安街至张氏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街均用黄沙铺地、净水拂洒,俨然是前清帝王的銮仗。此时笔者先父与诸叔均随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况。诸叔均为在学青年,归来绘影绘声为我辈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国军’‘革命军’短兵相接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无限便利:

  第一、他于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出便名正言顺地发重兵南下。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于三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孙传芳军撤往江北。当革命军在白崇禧、何应钦、程潜等指挥之下于同时进入沪杭宁三角地区时,‘安国军’和‘革命军’就短兵相接了。

  ‘安国军’西路则由张学良于二、三月间指挥奉军主力率重炮七十余尊,循京汉线南下,进占郑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队不听命归附者,则予以缴械。吴佩孚两面受敌,不得已西窜四川,依附杨森,京汉线上的奉军与革命军也就要正面接触了。

  在奉军(包括‘直鲁军’)于东西两线代替了孙吴两军之后,乃与北伐的‘革命军’两面作战。在沪宁,以及津浦线上的张宗昌,虽不战而走。在西线上的张学良、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夺战,却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两军相遇于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一线。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大王深许奉军重炮为其‘铁军’北伐中第一号劲敌。然大王也告诉我说:‘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张说:‘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

  总之驻马店和郾城之战,奉军吃了败仗。当张发奎乘胜攻入郑州张学良的司令部时,在学良办公桌上发现有敌将‘留交张发奎将军’一封亲笔信。大意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向华(张发奎字)莞尔纳之。去岁汉公与我谈及,也证实有此‘留函’。这也可看出他们那时内战双方的心境。

  五十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帅升级为国家元首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的第二项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挟天子、令诸侯’了。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调整;再做点姿态以赢得列强驻华‘公使团’的承认(这是那时军阀政府的必要条件),他就可正位作‘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国民党‘清共’运动蓄势待发之时,张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团’的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搜查之后,逮捕了国共两党地下领袖六十余人。略经审判,竟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二十余人判处‘绞刑’,并将所搜得的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的钜帙,公诸世界,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张作霖便正位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原在‘劝进’人士继续劝进之下,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且出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诏告世界。

  张作霖以中国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总统旧例驾莅‘天坛’祭天。正当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喃喃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咸认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为当时卸任总理的顾维钧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纽约告我者,当非虚语。

  国共两党的内讧

  在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之后,北方的军阀中国,尚能粗安,而同时一时期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则天翻地覆。

  原来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占领武汉取得相当胜利之后,党中部分军政领袖便认为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权力过重,为防止军人独裁,应设法加以抑制,乃发生了‘倒蒋’的暗潮。迨革命军于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沪宁以后,此一暗潮则逐渐蜕变成国共之争。盖共产党原亦在‘倒蒋’阵营之中,而上海一带之金融界所谓‘江浙财团’者,则由于社会性质上之反共,乃转而‘拥蒋’。致使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势成水火。而共产党乃成为左派之左派;蒋氏则成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势所难免。迨汪精卫于四月初自苏联归来──汪蒋原有‘中山舰事件’之宿怨,至此旧恨新仇,一时俱发。加以苏联之第三国际及上海的江浙财团各自暗中助阵,乃演成‘宁汉分立’。蒋氏在右翼军头桂系将领公开协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发动‘四?一二事变’之‘清共运动’。一时人头滚滚,国共合作期中之‘跨党’菁英,一时俱尽。即上海一地跨党分子之死难者即不下万人。共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亦几遭不测。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绩,至此全付东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汉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国民党,为争夺上海财源,亦继之以‘分共’(见陈公博自述)。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兴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广州公社’。卒使广州闹市,顿成灰烬,死人如麻。

  中国革命之流产亦导致苏联斯大林与扥洛斯基之争。于‘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摆在读者面前的有‘国共之争’;亦有国民党内汪蒋桂唐之内争;更有共产党斯派、扥派之内争。

  党纲解纽,则枪杆至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吾见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龙潭血战、李宗仁讨唐、张发奎讨桂、李济琛讨张、‘铁军’自杀、汪精卫逃亡……一连串数不尽的事变。国共两党皆自顾不暇,‘北伐’也就无形中断了。北伐中断,也使北京的张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帅。

  阎锡山估计错误、傅作仪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虽自戕太过,毕竟改组未几、党员年轻,腐化未透而冲劲犹存。它经过半年的折腾,至一九二八年初蒋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虽失去猛将张发奎、唐生智、贺龙和叶挺,但是却增加两支北洋军──冯玉祥和阎锡山。

  玉祥于一九二六年自苏联返国后乃整饬旧部国民一二三军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于九月十七日‘誓师’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义,效忠国民党;旋即率部入陜。一九二七年夏当奉军战败撤出河南,武汉部队亦自郑州班师企图‘东征’蒋介石之时,冯军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冯氏与汪精卫、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接防郑州。旋即奉蒋总司令电召,于六月十九日东去徐州与蒋中正、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斯时宁汉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班师,无暇北顾,陇海西段乃重入冯军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北伐军改组时,冯已拥众四十万,虎距中原,乃受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遵命北上讨奉。

  至于阎锡山,他原为安国军中劝进分子之一,并荣任安国军副司令,然见北伐军势盛,阎亦于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赵戴文往南昌见蒋,愿加入革命军。惟迟至一九二七年春阎氏仍不敢表态,以南蒋北张,胜负莫卜也。代张学良败于郾城,撤出郑州,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阎锡山迫不及待,乃易帜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遣猛将商震北入绥远,进据张家口;傅作仪东进直隶,占领涿州。阎氏原来腹案是配合北伐军,抄奉军后路,先入关者为王,乘机占领北京,而国民党内讧,革命军两路班师,回长江两岸,另打内战,则非阎氏始料所及也。

  张学良斯时虽败于革命军,而晋军则远非其敌手。学良乃回师围傅作仪于涿州;邀击商震于察绥之间。商震败绩,奉军尾追入晋。阎老西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时救援无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仪坚守涿州为三晋屏障。涿州不失则山西可保无恙。学良乃调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时弹下如雨,全城进毁。古人所谓‘负户而汲,掘鼠煮筋’,莫过于此。守城晋军与涿州居民,伤亡几尽,而作义坚守不降。奉军积愤乃至动用毒瓦斯炮弹,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仪一守三阅月,实是今之所无,古之鲜有。作义一战成名,中外舆论均为之喝采。迨弹尽援绝,最后接受奉军和平条件时,国内政局已面目全非──蒋总司令复职,二次北伐正整军待发。未几阎锡山便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司令’,与白崇禧、冯玉祥两军比翼前进。奉张已寡敌众,力有不胜,老少帅便要考虑退路了。

  皇姑屯事变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春继续北伐时,原分四路出师直指京津。何应钦率‘第一军团’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济南为日军所阻,引发‘济南惨案’之外,‘直鲁联军’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隶(旋改名‘河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则于津浦、平汉两铁路之间自新乡向北推进。白崇禧则率‘第四集团军’之一部(原唐生智旧部,经桂系收编者),循津浦线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则循年前旧路,东出娘子关,北出大同,拊奉军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围。在此军力悬殊,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奉张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逊位让贤,回师东北,再作打算了。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诉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绝对不能再打了。至于后来的涿州之围,也实在是晋闽投机所惹出来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结果。

  在学良力劝之下,老帅也迫于现实,他父子乃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决定全师出关。可是他父子这一决策,却忽视了那把他们家乡早已视作禁脔的日本帝国主义了。当时日本田中内阁对我东北的侵略设计,则为增建五条有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铁路。为此‘五路建设权’,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约,而张是个爱国的硬汉子。对日本这项要求,始终‘软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

  可日本在华的‘关东驻屯军’对我东北的阴谋那就更进一步了──他们要设立个傀儡政权,使东北永远脱离中国。如果张作霖不是个适当的傀儡,那就杀张而另选之。所以张作霖出关之前,媒体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张作霖做‘大辽帝国皇帝’的传闻。不幸的是我们这对父子档老少帅,都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终不敢把日本阴谋看得太严重,并有一种‘谅他不敢’的糊涂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当老帅于六月三日在北京专车返奉时,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专列,堂而皇之,浩浩荡荡地开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杀他,那就是插标卖首了。果然于六月四日清晨五时卅分,皇姑屯一声爆炸,张老帅就应声殉国了。

  从以美为师到以俄为师

  张作霖之死,不用说在近代中国也写完军阀混战史的最后一页。笔者作此长文底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变前三四年之间,最复杂的军阀混战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读者对军阀故事略知始末,也可为‘九?一八事变’铺陈点历史的背景,以乞教于方家。

  拙篇若有余事足纪者,则是对‘军阀’这一万恶名辞,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结无亏,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谓‘军阀’者,固不可一概而论。盖我国近代史的发展,从中古社会走向现在社会实有其极显著的‘阶段性’。舜犹人也,各阶段的英雄豪杰,都是各该阶段的特殊产品。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通性;各阶段亦各有其贤与不肖。非此阶段人物多属圣贤,而彼阶段(如军阀时代)所产者,尽属不肖也。治史者‘秉笔直书’,绝不可先有成见而一竿打翻一条船也。

  再者,各民族国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国者),均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于‘通性’。我国所特有的‘国家强于社会’和‘中央集权’的帝王专政制度,自秦汉以降,虽算不得是个‘好’制度,然亦不失为农业社会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制度,故能一拖两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则失其‘效用’。以故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寻找另一个‘有效用’的新制度,为长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会’至民初‘国民党’,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实为‘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制’等等之美国模式也。一切以美国为师。然二十世纪初年(甚至中期以后)之中国,却无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因此‘总统’也,‘国会’也,搞了十来年,至张作霖组织‘军政府’,即证明早年‘美国模式’在中国的澈底破产。‘军阀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国模式破产之并发症也。

  孙中山先生圣之时者也。民六(一九一七)以后,见列宁革命成功之新经验而‘顿悟’,而‘大彻大悟’。他深知‘中国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自此我们寻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转向‘俄国模式’了。

  长话短说,中山逝世后的六十年来,‘中国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遗教,‘以俄为师’之结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发展,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各阶段有各阶段的贡献;各阶段亦有各阶段的极限,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也。‘以俄为师’,一重要‘阶段’也;但是也只是一个‘重要阶段’而已。此一‘阶段’一过,若吾人但知墨守‘旧师’‘先师’,而不谙‘出师’‘求师’之道,则在下一‘阶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阶段’的革命对象了。

  然‘出师’之后,何择何从?今后‘求师’之山门又在何方?事属‘未来’,治史者则不愿多言矣!(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于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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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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