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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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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作者:傅国涌

简介及前言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故事体的民国史,好看的民国史。

  讲故事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方式,那些曾经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都在故事中一一复活。

  作者为我们拉开这段历史的帷幕,将一百多个民国时期社会不同层面的代表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是缔造民国的伟人,叱咤风云的枭雄,马上赋诗的军阀,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做着实业报国梦的工商界、金融界的精英、有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的出版家……,他们是蔡锷、辜鸿铭、胡适、汪精卫、徐志摩、穆藕初、范旭东、冯玉祥、王国维、吴佩孚、张作霖……,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 ......

作者简介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曾做过乡村中学教师,1999年开始写作,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近200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

前言:历史是什么

  历史的零散的,是每个白天或黑夜,太阳和月亮底下每个角落发生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处于时间的河道之外,水流花谢,构成历史的每一瞬间。历史是沉重的,流淌着血与泪,弥漫着阴谋与算计。历史是轻松的,一个新人物的出场、一桩新事业的诞生,都能让我们在心底里为之欢呼,都能让我们感到心旷神怡。历史容易被遮蔽,因刻意的遮蔽而被遗忘。历史如同甩不掉的尾巴,它从不缺席、迟到、早退,它永远在场,经过千山万壑,不管有多少峰回路转,蓦然回首,它总是静静地在我们面前流淌。

  ??? 民国的横空出世不仅是中国史上空前的大事情,而且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如何,帝国的长梦已做到了尽头。透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他们或忧郁、或诚挚、或清明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气息、新的图景,与一统山河、开疆拓土的秦皇汉武不同,与横槊赋诗的曹孟德不同,与“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李自成们更不同。虽然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大陆上,民国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十八年,真正是“弹指一挥间”,但那是一个别样的时代,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乱世,有点类似闹哄哄的春秋战国和魏晋风流时代。当然,在文明的意义上,它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乱世。不光是各种在漫长的农耕和帝制黑夜里无法想象的那些新事业,包括出版、报纸、期刊、大学、研究所、近代民营企业……还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那些新人物,他们的面貌、气质、行事都不是旧时《世说新语》所能概括的,一句话,这里有全新的呼吸、全新的语言、全新的追求和梦想。

  ???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痛苦,读史使人快乐,读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许多同样零散的日子里,我阅读各类零散的民国史书,从日记、书信、年谱到回忆录、传记,并随手留下一些读书札记,没有风花雪月的猎奇故事,没有推背图式的神秘和玄虚,有的只是真实的声音和曾经的心灵脉动。我的这些札记注定了不成系统,也不会有结论,是非褒贬,全凭各位读者朋友明断。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一部分

两支笔和民国创世

  民国诞生,张季鸾以秘书身份执笔起草了孙中山的《就职宣言》,陈布雷以报人身份翻译了孙中山的《告友邦人士书》。大时代的两支笔,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破土而出,在《民立报》当过编辑的青年张季鸾因为于右任的保荐,出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还有杨杏佛、任鸿隽、柳亚子、吴玉章等青年才俊,可谓集一时之盛。其中,孙中山的就职宣言就是由张季鸾执笔起草的,不过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让他引以自豪的是,当孙中山宣誓就职时,他发了一个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报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职的概况,他说,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发的专电。熟悉新闻史的后起之秀徐铸成评价:“中国报纸之自有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失。”从政而不忘新闻,难怪张季鸾后来要以报纸作为他终生事业。

  孙中山在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发表了一份《告友邦人士书》,是用英文写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青年陈布雷时在上海《天铎报》执笔,他以典雅的古文试译了一段,英文极佳的王宠惠看了,觉得准确而且传神,大为满意。于是孙中山的《告友邦人士书》就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第二天,当《民立报》同人知道后,不无遗憾地对于右任说:“此文《天铎报》抢先发表,可惜可惜。”当时陈布雷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踏上从政之路。从1927年起,他的后半生几乎都在为蒋介石捉刀,起草各种文告、文件,甚至代笔写《西安半月记》之类的私人文字。

  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辞世,终年54岁。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去探视,挽词中还有“握手犹温”之语,蒋誉之为“一代论宗”, 周恩来、毛泽东等称他为“报界宗师”,“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在季鸾先生病逝前不久,由他主持笔政15年的《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也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他为坚持“文人论政”而骄傲。

  1948年11月13日,追随蒋介石二十年的幕僚、“文胆” 陈布雷黯然自尽,终年59岁,一生清廉、人品高洁的他在留给蒋的遗书中说:“自问平生实无始终贡献可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蒋则称誉他为“当代完人”。

  虽然陈布雷在选择绝路前曾一次次地对接近的人表示,多年来他一直渴望着回到新闻界,继续当年的文章报国生涯。但他也对王芸生说过:“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

国旗之争

  民国初创,参议院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张的青天白日三色旗只是作为海军旗,另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

  武昌起义爆发时,用的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代表当时的十八省;上海、江苏独立用的是宋教仁、陈其美主张的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广州独立后用的是青天白日旗,但陈炯明在惠州起兵用的则是井字旗。此外还有用白旗(取以明涤去污染、光复旧物之意)、金瓜钺斧旗(代表尚武强兵的精神)等,可谓各树一帜。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为制定国旗发生过剧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沪军都督府所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三色旗为海军旗。

  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对国旗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1912年1月12日,他在写给参议院论国旗的信中,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他的理由是:

  “(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旗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

  (二)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

  (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

  他指出“国旗之颁用,所重有三:一旗之历史,二旗之取义,三旗之美观也。武汉之旗,以之为全国首义尚矣;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而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青天白日旗原是孙中山早年的亲密同伴陆皓东为兴中会所设计,计划在1895年广州重阳节起义中使用。起义流产,陆皓东被捕遇难,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此后,孙中山参与发动的历次起义打出的都是这一旗帜。至于取义,他解释说:“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其主张之理由尚多。”他还附了两幅青天白日旗的图案。

  身为大总统,孙中山想让青天白日旗成为国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参议院多数的赞同,所以只能作为海军旗,而不能成为国旗。对于这一结果,他虽然不满意,但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直到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才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

  其实早在1906年冬天,同盟会内部就为国旗问题发生过冲突,黄兴与孙中山几乎为此决裂,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和日本太阳旗相近,“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主张用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孙中山坚持不让。章太炎到死,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旗。

“国庆日”

  孙中山曾向黎元洪等建议,将云南起义日(12月25日)也定为“国庆日”,作为永久的纪念。

  1911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为纪念这一天, 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参议院的决定,正式定为国庆日。三年后袁世凯称帝,民国几乎覆亡,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首义,登高一呼,才得以打倒袁氏的家天下,恢复民国。蔡锷等再造民国,功勋卓著,孙中山曾致电向黎元洪等建议,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当时年轻的蔡锷已病亡,孙中山只字未提及蔡(只提到曾参加过同盟会的唐继尧)。

  1916年12月13日,孙中山给黎元洪和国务院的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公鉴: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四万万人方想望太平,不图秉权者野心未除,诞生帝孽,筹安称制,民国几亡。虽其时义士人人奋起相争,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独立誓师申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之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乞大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外,更予唐督军暨起事诸人以懋赏,以障勋劳,昭示来兹。临电无任盼祷。

  细读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的这一电文,孙中山虽然建议定云南起义日为国庆日,却并没有明确将武昌首义的“双十节”作废的表达,直到1925年,他在弥留之际还和汪精卫谈及“不可忘辛亥革命”。他说武昌首义有开创民国之功,云南起义为民国中兴之业,都是应该永远值得纪念的。所以他希望将云南起义日(12月25日)定为“国庆日”,认为这个日子和“双十”节一样,“皆我五族人民人人都宜永留纪念者也”。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黎元洪等的回应。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也没有落实,只是将“12月25日”定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袁世凯的两次誓词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

  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1912年,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用浓重的河南地方音调口念誓词,效忠民国,但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细心地发现,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就职典礼其实压根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相比之下,其他到场的政府各部总长都穿着西式大礼服,他部下段祺瑞等人也都“军装整齐,神态严肃”,显得郑重其事。

  与梁漱溟的回忆可以相互参证的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当时的记录:

  “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

  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在这些细节之外,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兵变之后,数十步之内,行人断绝,各省派出的代

  表也是寥寥无几,“令人发生一种苍凉悲戚之感”,时在现场的著名记者黄远生“仰窥袁总统之丰采,颇萧瑟有秋气”。

  不过一年以后,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已非当初“光景甚为寂寥”可比,其时宋教仁已被暗杀,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元勋重新踏上了流亡之途。袁世凯性情的愉快可想而知,黄远生现场看到的袁世凯是“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

  那天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不是在居仁堂布置仪式,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他念誓词也很不严肃。本来规定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当时离袁的位置很近的韩玉辰倾耳静听,——“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本来秋天北方是很少下雨的。那一天,北京天下大雨,一直等到就职典礼结束,雨才停止。袁的女儿说得明白,自从袁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住进中南海后,“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可以说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出了这个门”。

齐如山亲睹兵变

  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有人抢了一堆挽联,也有人抢到貂褂,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

  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孙中山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奉命北上,试图迎袁南下就职。当他们一行“迎袁专使”抵达北京,兵变已在酝酿之中。兵变当夜,刚从法国归来的齐如山在崇文门大街上足足站了五六个小时,目睹了乱兵抢、烧各店铺的过程。因为他穿着当时比较稀罕的西装,乱兵把他当作了日本人,对他很客气,还不时有人来请教他所抢财物的价值。有人错将“老铁铺”的“铁”字看成了“钱”字,结果一无所获,将穷铁匠打了一顿。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来问他是否是绸子,他一想如果实话告诉他们,他们又要去别处抢,不如就说是。有人抢了一堆挽联,问他是什么?得知是办丧事用的,大呼晦气而去。有人抢到貂褂,问他是什么?得知是貂皮,欢天喜地而去,认为没有白干。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让他感到奇怪。这是《齐如山回忆录》记下当时兵变的实况。只是苦了蔡元培他们这些“迎袁专使”,他们住的地方正是乱的中心,他们跳墙出去,在墙根的寒风中蹲了一夜,狼狈不堪。

  兵变的部队是曹锟的第三师,属于袁世凯的嫡系,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袁不愿离开北京老巢的苦肉计,当时包括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卜禄士、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等外国人在内,“大多数稍有头脑的人似乎都怀疑袁世凯是北京这次骚乱的主谋”。连袁后来的澳大利亚籍顾问莫理循都深感失望,他在3月2日写的信中说:“我感到太难过了,因此不得不把这一切打电报告诉了《泰晤士报》。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

  兵变到底是不是袁氏唆使,史无定论。从当时情势看来,他没必要用兵变来达到目的,他岂不知兵犹火也,不能轻动。关于建都北京还是南京,虽然同盟会控制的参议院复议设在南京,但包括章太炎、黎元洪、张謇等在内的反对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而且南方比北方更强烈,浙江、安徽、江西、云南等省掌握实力的都督,上海包括《民立报》、《申报》在内也都主张建都北京,这些袁都是清楚的。

七八个诸葛亮

  共和大舞台上演《空城计》,一齐出现七、八个诸葛亮。共和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轨道。

  民国的出现,是个全新的事物,那毕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两千多年前的“周召共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在“非袁莫属”的舆论氛围中,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几乎是必然的。袁氏又如何能懂得何谓共和,他对身边的人提起“共和”总是满口的蔑视。陶菊隐《政海轶闻》有一则题为《办共和》:

  “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陶感叹:“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袁氏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礼数都极为周到,表现得极为谦恭,当面夸奖孙中山先生

  “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中山也夸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 孙中山在北京一个月,他们一共交谈13次,其中还有一个别有意味的小插曲,被名记者黄远生称为:“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比袁更“适当”,言下之意不愿第二次做总统,好让袁放心。可是,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确实,袁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是用老办法“对付”着办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不光是袁,当时举国上下真懂共和的,又有几人?早在1912年5月5日,年轻的报人邵飘萍以新闻从业者的敏锐,已洞察“共和”的名不副实,他在杭州《汉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共和大舞台。

  某处开一戏馆,名曰共和大舞台。

  各省之能戏者,闻之趋之若骛。

  各地之能听戏者,趋而望之如岁。

  奈能戏者多。面稍白者,皆争为旦。喉稍响者,皆争为净。即至副末,而每席争者亦以十数。虽添设种种名目,仍不足以位置。于是空城计上台,有诸葛亮一齐出现者七八人。听戏者莫不大骂‘狗屁共和’而返。”

“渴不饮盗泉之水”

  袁世凯对孙中山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给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宫崎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

  袁世凯的行事作风无非许人以勋位、军衔、官位、金钱,比如派胡瑛去日本,一次就给了二万。意志薄弱者过了昔日患难关,却过不了荣华关,老同盟会中被袁收买的不乏其人,如刘揆一、孙毓筠等人。袁不愿接受唐绍仪内阁以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提名,绕过内阁直接委任王为南京宣抚使,时黄兴正辞去南京留守。袁给了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公费,示意他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也不必上交,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金钱收买。袁曾将存有50万巨款的银行支票给宋教仁,宋只略取少许表示谢意,就原票奉还,这是袁所料不到的。袁听说陈其美有出国考察之意,即赠以巨款,被陈拒绝了。柏文蔚自述,“当其驻军浦口时,袁派其亲信章聿骏送来交通银行支票一百万元,给其作私人应用及老亲生活费用。”被婉言谢绝。袁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党籍的众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党,也被邹鲁拒绝。

  为了办理随意给特别费的事,袁甚至安排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任意取用,绕开正常的

  财政体制。当年唐在礼负责直属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军需处,名为军需,实际上是专门拨付特别费用,来人拿上袁世凯的手条即来支款,或支票或现钞,不问用途,纸条上只有“发给╳╳若干元”十来个字,有时连日期都不写。这种“特别款”有大有小,领取人不仅有“自己人”,也有“外人”和“对头”,比如袁对黎元洪这样的政治怀柔对象就很花心思,在经济上乃至其他一些方面照顾得都很周到。袁给人的特别费数额有大有小,多则一次数十万元,少则一、二万,或安置一个闲职,每月送数百到一千不等。常领取大数的人中不仅有前清重臣,有冯国璋之类自己人,也有收买过来的蓝天蔚、王芝祥等外人。乃至一些军费都以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拨付。

  连外国人,袁世凯也想以同样的法门对待,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进京,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曾长期支持中国革命,当时住在上海,袁世凯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他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请其速来北京,想不到宫崎竟如此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足下之北上,弟也不同意。”

“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报纸公布北洋政府授予胡适“三等嘉禾章”,胡适发表启事说:“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武昌枪响第五天,1911年10月15日,胡石庵独自在汉口创办《大汉报》,自编自写自校,有时候甚至不惜编造新闻,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日发行一万七千份,最高时达2万份。影响之大,出乎人们的想像,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胡石庵也是功臣。

  1913年春天,袁世凯给胡石庵颁发一等嘉禾章,不料竟遭到这位“书生本色”的报人拒绝,胡在复电中断然表示不愿与袁所加赏的——“马贼”、“流寇”、“奸商”、“贪吏”、“反对共和之巨奸”、“痛杀民军之凶徒”、“焚烧汉口之元凶”为伍。胡石庵退回勋章同时附诗一首:

  三户亡秦愿己空,战场荒草漬残红。

  郑蛇內外成虛斗,冀马奔腾起大风。

  一雁橫飞秋色里,万花齐落鼓声中。

  乾坤正气消磨尽,狗尾羊头亦巨公!

  这首诗后来还刊登在《大汉报》上。

  1912年“双十”节,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世凯派人将勋章、授勋令与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回忆,“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也就是这个月25日,黄兴归乡途中,在长江上写下了“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的诗句。1916年“双十节”前夕,黎元洪授予黄兴“勋一位”,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的黄兴再次坚决拒绝了。

  章太炎曾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勋二位”。鲁迅晚年评价他的老师章太炎,其中有几句话曾被反复引用:“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申报》当时(1914年1月14日)如此报道:“章手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以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1923年4月初,北洋政府又发出一批勋位,北大教授胡适也榜上有名。4月8日,胡适在自己办的《努力周报》头条位置发表《胡适启事》:

  “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二部分

土布短褂的汤寿潜

  曹聚仁见到他父亲敬若神明的汤寿潜,土布短褂,一顶箬帽,一双蒲鞋,一把纸伞,

  看上去“十足的庄稼人”,却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

  汤寿潜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民国初年,他成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交通总长。在见过他的人眼中,他却是个极朴素的人。包天笑说到有一次与汤寿潜不期而遇:“我虽然常坐二等车,有时也到三等车去看看。那天却见一位汤蛰仙先生[寿潜]厕身于许多贩夫走卒之中,缩在壁角看报……辛亥革命,他是浙江都督,何以蜷伏在此?好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后来询诸友人,他们说:‘他生性如此,亦无足怪。’”

  曹聚仁说他父亲最景仰的大人物就是汤寿潜,大概1915年前后在杭州路上不期而遇,汤寿潜——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是一双蒲鞋,手上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他的诗文都不错,却是维新志士,实实在在去做社会建设工作的人。辛亥革命民军在杭州起义,旗营满洲将军指定要汤某人来杭州,他们才肯投降。因此,他就从上海回到杭州,任浙江都督。后来转任交通部长,一直是这么一种打扮。其后,任铁路局督办,也是这么一种打扮。”据说,有一次他从松江乘船去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个商人见他土老儿一个,疑心他偷了自己的银插子,冷语讥讽。那知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的就是这个庄稼人摸样的督办。那位富商吓得晕了,长跪不敢起来。汤一笑了之,并不追究。曹聚仁觉得这不仅仅是俭朴可以解释的,“汤氏,乃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他倒并不矫情,事事求其心之所安的”。他父亲之所以敬若神明,就是因此。

  1914年袁世凯政府在将沪杭铁路收归国有时,感于汤寿潜自1905年起督办铁路不取分文工资,奖励他20万元,他推辞不受,予以退还。再送到他家,他仍拒绝,最后全部捐给浙江教育会,后来就是用这笔巨款在杭州建造了浙江省最早的公共图书馆[1931年竣工,1932年正式开放,蔡元培亲笔题字]。其实他当时债务缠身,很需要钱,1915年杭州地方审判厅还在审理他的债务纠葛案。

  当袁世凯称帝消息传来,汤寿潜在病中脱口而出:“袁死期近矣。”他通电反对袁氏称帝,蔡锷举旗,他致电支持。他一生淡薄禄位,1917年谢世前给后人留下的告戒就是不要为官。

围缸喝酒与四呼万岁

  袁世凯召集报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诗:

  筹安会里互争先,记者称臣古未传。

  佐命即无功不世,大名千古有佳联。

  诗中说的人叫薛大可,民国初年主办过“袁记”的《亚细亚报》,他上书袁世凯,自称“记者臣某”,为世人所笑。除了他,当时新闻界更有臭名昭著的“三小人”:康士铎、乌泽声和汪健斋。时人评论,“三小人之性质长调,颇有差异。汪雄而康卑,乌则顽懦,若无甚感觉者也。”他们以“三小人”名于一时,风头几乎盖过了“记者臣某”薛大可,当然各有他们的特别之处。康士铎主持《民视报》,汪健斋主持《京津时报》,乌泽声主持《国华报》(袁死后改名《每日新报》,后来再改名《新民》),都是典型的无态度、无主张,看谁得势就捧谁,谁失败就骂谁。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御用的参政会议员,坐马车,带姨太太,威风八面。三个人挨骂的气魄各不相下,虐待编辑、记者的法子也没什么不同。所以被新闻界合称为“三小人”。

  “三小人”当中,康士铎素有笑里藏刀之名。每当酒酣耳热,你就是骂他九族,他也是面带笑容,没有怒色,然而,等到席终人散,他的陷阱算计也就安排妥当了。乌泽声本事最弱,但他在民初坐马车达六、七年之久,政治气候怎么变,他就怎么变,只要能保住荣华富贵即可。“筹安会”出笼,帝制论甚嚣尘上。袁世凯的许多旨意都是通过“筹安会”转达给报界,《国华报》、《民视报》无不以鲜艳醒目的色彩大肆渲染,“今上”、“圣躬”、“我大皇帝”、“万岁无疆”等名词布满了两报的版面,大有独领风气之势。两报发表的论文《帝国治安策》、《君宪精华》以及《国贼蔡锷小史》、《圣武南征记》等新闻,尤其是他们的“创格”,博得了短命的洪宪王朝“准元勋报”的美称。

  袁称帝之日,召集各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以“新闻界代表”自命的八人中就包括了“三小人”之内。袁氏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出宫之后,康士铎、乌泽声等都骂他有失礼仪。

蔡锷的签名书

  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赫然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蒋作宾、蒋方震等12个将军签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

  1915年冬天,当蔡锷逃离北京之后,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他感叹“纵虎出柙”,言词之间大有悔意。

  此前,当“筹安会”出笼,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的舆论甚嚣尘上,什么“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连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都出现了。蔡锷一方面悄悄地和老师梁启超密商大计,和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并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告诉黄兴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另一方面,他却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风月场,以示颓唐,而且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摆出一副要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因为梁启超已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列名其后,一共有12个将军在上面签了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原件至今还保存着。

  以袁世凯这样的奸雄自然不会轻信,他内心对蔡锷仍是不太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派人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锷事先已有防备,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租界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因为有了那份墨迹犹新的赞同帝制签名书,所以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致电责问蔡锷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蔡锷死后,每当梁启超想起心爱的学生当年的那番话,就感到心痛:“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桃花颜色亦千秋”

  蔡锷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

  蔡锷与小凤仙的传奇流传至今,刘禺生《洪宪纪事诗》中有“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的诗句,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更是把这段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相文的《小凤仙传》、黄毅的《袁氏盗国记》、哈汉章的《春藕笔录》,以及李丕章《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等野史、笔记无不众口一词,说蔡锷得到小凤仙的帮助,才得以脱身离京,成就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事业。

  其实,小凤仙“相貌不过中姿”,见过她的人都说她算不上漂亮,却是个通文墨、有个性的妓女,因为与蔡锷的一段关系,她在后来的野史中就成了“侠妓”,进而成为戏曲、电影的主角。蔡锷的儿子蔡端说,蔡锷到“云吉班”泡小凤仙的事当时并没有对家人保密。蔡锷天性敦笃,重情谊,小凤仙的插曲没有影响他与妻子的感情。护国战争期间,他在战火纷飞的前方不断地给第二个妻子潘蕙英写家书,仅保存下来的就有十来封。1916年1月31日,他在一天之内连写了两封信,其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信刚刚发出,他接到家中电报,得知生了个男孩,母子平安,十分欣慰,又马上给妻子写信,要她保重身体,并给儿子取名“永宁”,可见夫妻情深。

  一代英豪蔡锷在声望如日中天之时英年早逝,举国上下无不感到悲伤,小凤仙也是痛不欲生。据说,在北京的蔡锷追悼会上,她曾亲往祭奠,并送去了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

  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零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如此工整、有文采的对联显然不是出自粗通文墨的小凤仙手笔,大概是他人代笔的。在蔡锷病逝后不久,当时报纸上曾盛传小凤仙自杀,要以身殉情。1916年11月30日《长沙日报》就载有一篇《警署传询小凤仙》的报道,说警察为此特别传询了小凤仙,她则回答“儿与蔡先生感情殊笃,比闻其死,不胜悲痛。”警察说生命至重,不可轻生。她的回答是:“个人之事,可不必管。”京剧大师梅兰芳秘书许姬传的“七十年见闻录”中,有小凤仙后来的下落。1951年,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传达室收到小凤仙的信,三十四年前,他们在一次聚餐时曾有过一面之缘。年过半百的小凤仙此时已改名张洗非,在一户人家做保姆(随后,在梅的帮助下,她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梅兰芳约她见面,她在讲述三十年来的颠沛流离时显得平静,她曾嫁给东北军的一个师长,1949年后,又嫁了东北人民政府总务处的一个工人。只是说到蔡锷之死时,她还是声音哽咽,拿手绢擦眼泪。

挂银牌的鱼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故乡河南天天进奉,吃不完的鱼,袁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里放生。

  袁世凯食量很大,除了每一顿要吃两个大馒头,一碗面糊涂,随时还要食用鹿茸粉。袁有8个小老婆,他最后的病就是因为肾亏,鹿茸吃得太多所致。章士钊目睹过袁将鹿茸当零食的一幕。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说的就是此事:

  “夜夜羊车幸八宫,争承欢宠亦劳躬。

  事烦纵是食非少,滋补还须赖鹿茸。”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其中以开封以北黑冈口所产的赤尾鲤鱼最有名,当地每天向他进奉。还有一种大鲫鱼,产于淇水之源一处泉水中,身扁数寸,味道鲜美,还要胜过赤尾鲤鱼,此地属河南卫辉县,县里也是每天命人捞起,将泉水装在大木桶中,用火车运到北京,袁更喜欢吃。

  河南天天进奉的黄河鲤鱼,如果吃不完,袁世凯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里放生。以前明代的嘉靖皇帝、清代的慈禧太后都在这里放生过鱼,不过都是挂着金牌的。

  到了“北洋三杰”之狗冯国璋做总统时,开始在中南海捕鱼,将各种鱼出售。中南海,历代帝王后妃的放生处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所以冯国璋死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

  袁世凯称帝,冯国璋之所以心中不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帝制之下,他哪怕封爵,也只能永远做一条看门狗。在共和体制下,他毕竟还有继任之望,有自己做总统的可能。他的消极之举、劝退之举都因此而来。他的劝退电文中有“请敝屣尊荣,生命财产由国璋担保”等语。连忠实的北洋之“狗”都离心离德,袁世凯的帝王梦注定长久不了。

  袁世凯死后,有一年,张伯驹同袁的几个儿子一同前往河南彰德洹上村,为袁的大老婆祝寿,那是当年袁被撤职时垂钓的地方。一路上谈起袁世凯在历史上可以和哪个历史人物相比,四子袁克端说可以比曹操、王莽,五子袁克权说可以比桓温。

  曹操、王莽也好,桓温也好,在他们生存的那个时代,只能有那样的选择、那样的作为,到了20世纪,袁世凯还要放弃总统、回到做皇帝的老路,重温千年老梦,给黄河鲤鱼挂银牌,实在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

袁克定窝窝头切片

  袁克定在颐和园租房子住。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虽无鱼肉菜肴,只是以窝窝头切片,加上咸菜而已,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俨然还是当年“皇储”之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唾弃声中黯然离世,但他的丧礼还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在故乡河南彰德的墓地占地至少在200亩以上,尸体浩浩荡荡用专列运送,直接丧葬费用就达50多万银元。树倒猢狲散,袁氏遗留下来的财产,由腿有残疾而野心不小的袁克定主持,袁家子女、妻妾一共分了两次财产。第一次分财产,袁克定分给自己和他生母的数目一直是个秘密,分给其他人的有记录可查,6个姨太太每人各分得银元6万元,黄金30两;17个儿子每人分得银元8万元,黄金40两,各种股票7万元;13个女儿每人分得银元1万元作为出嫁时的陪嫁。以上合计银元185万元,黄金860两,股票119万元。第二次分财产,分的是北京、天津两地的房产,“克”字辈的儿子每人分得249万元,总计3984万元。袁克定以长子优势,独吞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200万法郎,以及大量田地、房产、古玩、文物、珠宝、字画等,价值连城,据有人考证,他所独占的财产总价值估计在被分掉的全部金银股票之上。

  荣华富贵转头空,万金散尽不复来。等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上距袁家分财产二十多年,袁克定已六十岁,住在北京万牲园,世交张伯驹前往祝寿,送去一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其时北洋“龙虎狗”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早已不在人世,段祺瑞也殁于庐山。北平沦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组织伪政府,想以高位诱袁克定下水,阅尽沧桑、到了耳顺之年的袁克定已非当年,马上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为册页,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那时袁克定大概已把财产耗尽,生活日渐艰困,在颐和园租房子住。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虽无鱼肉菜肴,只是以窝窝头切片,加上咸菜而已,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俨然还是当年“皇储”之时。张伯驹有诗:

  “池水昆明映碧虚,望洋空叹食无鱼。

  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宫詹注起居。”

铸上钱币又如何?

  外国的钱币上常常有哲学家、诗人、作家和其他文化名人的头像,我们的军阀在铸币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孔子、李白的头像铸上去,他们只想到自己。

  民国以来,群雄纷起,大凡武人军阀手握兵柄一时胜利者,或被武人捧上台的官僚政客,无不想把自己的头像铸入钱币,以求万年不朽,哪怕铸在不能流通的纪念币上也好。袁世凯铸行、影响长远的“袁大头”众所周知,此前,黎元洪已在武昌发行过戴帽和光头的两种纪念币。袁氏呜呼哀哉之后,北洋、非北洋的枭雄群起仿效,在纪念币、流通币上竞相争妍,你方开罢我来也。

  1923年,用白花花的银子收买国会“八百罗汉”,顺利当选为大总统的曹锟,一种纪念币还不过瘾,连铸了两枚,一枚正面是刻有曹锟头像的“宪法成立纪念”金银币,背面是交叉飘扬的民国五色旗图案;另一枚正面是曹锟戎装脱帽纪念币,背面是海陆旗的图案。此前,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出前清大臣、袁氏称帝时的国务卿徐世昌为大总统,在天津铸造了面值一元的纪念币,上面是徐世昌的头像。段氏为“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虎,自视甚高,连下围棋都非赢不可,岂肯屈居人下,为人作嫁衣。1924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将自己的头像也铸进了纪念币,金、银各有一种,正面是他的光头便装像,背面稻穗中间有篆体的“和平”二字。

  各地军阀都不甘落伍,张作霖,李景林,还有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广西的陆荣廷、谭浩明,安徽的倪嗣冲,云南的唐继尧等,先后都将自己的肖像铸进纪念币。唐继尧因云南首义、反对袁世凯而得到美名,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先是铸造了有他正面像和侧面像的银币各一枚,曾在市面流通。后又铸金币,正面是他的半身像和“军务院抚军长唐”,背面有五色旗和“拥护共和纪念金币”字样,并标明“当银币五元”。

  有人发现外国的钱币上常常有哲学家、诗人、作家和其他文化名人的头像,如日本、英国、德国乃至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我们的军阀在铸币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孔子、李白的头像铸上去(更不用说鲁迅、胡适),他们只想到自己。他们的美梦总是像昙花般一瞬即逝,铸上钱币又能如何?

军阀纷纷开银行

  冯国璋有华充银行、华通银行,李纯有义兴银行,王怀庆有华懋银,张宗昌有元成银号……中华汇业银行股东大会的签到簿上有段祺瑞之子的签名、有冯国璋的堂号……

  旧王朝瓦解了,襁褓中的民国十分的脆弱,大大小小的军队将校、官僚政客、有些实力的土匪纷纷粉墨登场,大展拳脚,他们占地盘,抽捐税,搜刮财富,到处置产业。即使在战场上败了,只要躲进租界,他们一样可以过上钟鸣鼎食的奢华日子。光是从他们在北京开设的银行、银号,我们就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样子。

  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龙、虎、狗”三杰中的“狗”,多年雄居南京,看守南大门,先后当过副总统、代总统、总统,他开的银行至少有两家,一叫华充银行、一叫华通银行。做过多年江苏督军的李纯,民国初年就开了义兴银行,到1928年才在政治变局中倒闭。官至热察绥巡阅使的王怀庆开了华懋银行,做过山西民政长的李盛铎等开了商业银行。居有陇海路铁路督办肥缺的施肇基开有新亨银行。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伙同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开了大新银行,魏联芳另开有一家同德银号。臭名远扬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开了一家祥盛银号,还有祥顺兴、祥顺益。做过山东督办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有多少个小老婆都算不过来,他开的是元成银号。当过海军总长的刘冠雄开的是信富银号,湖北督军王占元开的是曰亨银号,直隶善后督办李景林开了成城银号,西北军一个叫刘仲五的师长也开有义聚银行。横行西北的马鸿逵开的两家银号叫敦泰、永昌,一直到1931年才关门。

  他们除了自己开银行、银号,还入股其他银行,我们看看中华汇业银行1919年到1927年历届股东大会的签到簿,其中有“北洋三杰”之“虎”、几次组阁、还做过执政的段祺瑞之子段宏业的名字,有冯国璋的堂号“冯大树堂”,也有王克敏、叶恭绰、陆宗舆、章宗祥等许多官僚政客的大名。

  这仅仅是北京,并不包括他们在上海以及在各自地盘上开的银行、银号,当然比起张作霖的庞大产业链,他们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幼嫩的民国能经得起他们的蚕食和鲸吞吗?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三部分

奉系军阀集团的财产

  张作霖的产业有土地,有银行,有投资的企业,有房产等等,奉系集团中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也都是广有资产,投资各种实业。

  19岁就开始为张作霖家管账的栾贵田,是张的恩师杨景镇的女婿,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离开张家,对张家的情况确实了如指掌,他回忆,张家的产业大概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土地,二是投资的企业,三是银行。先说土地,在通辽县钱家店有大约50余方,每方45亩;在高山子熟地500天,每天10亩,是从民间购买的;营口大高坎130天,每天10亩。再说企业,在沈阳有个三畲粮栈,资本5万元;在营口大高坎有个三畲当,资本5万元,40多个经营人员,经营范围从粮食、榨油到典当、放债,还发行钞票,曾印出钱票100万元;在辽源有个郑家屯庆畲祥,资本5万元,有30多个经营人员,经营粮食与典当;黑山姜家屯三畲当,资本5万元,有40多个经营人员,也是经营粮食与典当;还有两家煤矿、一家纱厂(中兴煤矿、八道壕煤矿与恒源纺织厂)。银行有边业银行,资本达500万元。

  这些仅仅是栾贵田多年后凭印象记得的,实际上,张作霖的资产不止这些,张家所拥有的土地更为辽阔,在北镇县有一千多垧土地、黑山县有500多垧、连山湾有一大片,另外还有至少15万垧的土地,在沈阳、大连都有大宅子,总资产不下于5000万银圆。除了上述经营的企业、银行,张在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政记轮船公司、奉天纺纱厂、东北银行等都有投资,而且是大股东。东三省那些官商合办的主要企业中,也多有投资。即使年轻的张学良也有自己的房产、土地、森林,以及在银行、实业方面不小的投资。

  不光是主宰东三省命运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总参议杨宇霆在土地、房屋、森林这些产业之外,还拥有大量银行和实业的投资,比如在东北银行的投资就有50万,在奉天实业银行、大同储蓄会、东三省实业银行,在大亨铁工厂、大冶铁工厂、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奉天纺纱厂、金城泉军衣庄等都有大小不等的投资,而且还独自经营复州石板矿区、法库门电灯厂。此外,不要说做过督军、省长的吴俊升、常荫槐、张作相、张焕相、王树翰、刘尚清等人,就是东北兵工厂总办臧士毅、参议韩麟春、奉天清乡总办齐恩铭、东北陆军粮秣厂总办保康、交涉署长高清和、奉天教育厅长祁彦树、警备处长陈奉璋、奉天纺织厂总理孙祖昌、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电务处长周大文等人也都是广有资产,在各种实业中有投资。

吴佩孚:“岂止能望见长白山”

  吴佩孚军中传唱《满江红·登蓬莱阁》,一次,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疑:“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他回答:“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

  1917年,在段祺瑞召集的一次会上,当时还只是个旅长的吴佩孚,不知因为什么事,说了一句话,段大怒,问发言的是什么人,曹锟回答是他的部下,段说:“小小官职,竟敢在此大会上发言。”早在1908年春天,吴佩孚在东北,只是一个小小的管带时,就敢于给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书,提出边防事务方面的建议,这在当时是个不平凡的举动,曾受到徐的嘉许。

  自比关羽、岳飞的吴佩孚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他本人不嫖、不赌、不抽大烟,这在同时的军阀中无疑是罕见的,所以他容不得部下抽大烟、贩大烟,一经发现必严肃查处,轻则撤职,重则枪毙。他也容不得部下嫖妓,有一炮兵团长在战场丧生,他竟然说:“战场是神圣的战场,哪容得不洁净的人,这种身不干净的人,神明是不能容的。”原来这个团长不久前曾去嫖妓。当然,部下为他的这种冷酷很伤心。

  1922年秋天,已如日中天的吴佩孚常驻洛阳,曹锟在保定的军中因欠饷激发兵变,实际上是学生出身和行伍出身的新旧派矛盾引发的冲突。曹锟急召他前去解决。他召集全体官兵做了一次“英雄并立”的讲话,意思是学生出身的是“英”,行伍出身的是“雄”,必须能文又能武才是英雄,希望他们相互学习,好好团结。虽然他说话有点口吃,而且一口山东蓬莱土话,不太好懂,但一场兵变还是被他轻轻几句话化解了,关键是这些不同出身的官兵都对他怀有敬意,他本人既是秀才也是兵。吴佩孚军中传唱他自己的词《满江红·登蓬莱阁》,日本人听了都不舒服,有一个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疑:“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他回答:“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

  卢沟桥事变后,吴佩孚在沦陷的北平给日本天皇写信,力言中日不可用兵。天皇没有理睬他,日本特务和下水的汉奸却纷纷来劝他出山,他的条件是要他出山可以,但日本必须退兵。那时他最喜欢画梅花,就是以凌寒而开的梅花自况。他终于命丧日医之手,一位佩服他气节的日本东京帝大教授曾送来这样一副挽联:

  “败师不入外租界,

  正谊羞登傀儡场。”

  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

  “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吴佩孚的诗词

  “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这是吴佩孚为“九一八”写的诗。

  吴佩孚以秀才而军阀,上马吟诗,下马读书写字画画,熟读《易经》、《春秋》,在军阀中很特别。“八方风雨会中州”,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军中传唱的军歌是他自己填的一阕《满江红·登蓬莱阁》: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想当年,吉黑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如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他的饮食起居都很简单,吃的是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或绍兴酒,早睡早起。他平时练兵、打仗之余,喜欢读书,不爱钱,不怕死,不向外国人低头。1924年败军之际,有人建议他逃入天津租界,他厉声斥之:“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到了汉口,有日本政要给汉口领事来电,探询他有无东游日本的意思,他的回答是“我连租界都不住,哪能去日本!”1925年,英、美等国银行表示愿给他信用借款,不须抵押,支持他东山再起,被他断然拒绝。此前当他雄居洛阳时,苏联要扶植他为中国之主,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对于别人称他为军阀,他并不介意,还赋诗自我解嘲:“敢云色相曾参透,却信军阀力无边。”但最后他也未能免于兵败的命运。1927年他大败于武昌城下,黯然入川,在白帝城写下的诗中已有“望月空余落花句”这样凄凉的句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写诗一首:“国耻传来空有恨,百战愧无国际功。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他以诗批评张学良:“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诗中的“醇酒妇人”,是指当时道路传言“九一八”前夜,张学良正与电影明星胡蝶翩翩起舞,其实并无此事。他一生嗜诗,1929年在四川过生日,赠给来宾的就是一本《蓬莱诗草》。只是“花开上苑春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的时光已不再。

  对于他最后的归结,这副自撰对联基本上是准确的: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自比“关岳”的军阀

  吴佩孚声援“五四“学生的通电:“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吴佩孚喜欢舞文弄墨,在军阀丛中如同鹤立,他骄傲,他目空当世,他曾跟上时代的节拍,他又落伍于时代的脚步,他复杂得让人难以琢磨,他又简单得如一汪清水。

  1937年6月,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报人张慧剑在北平采访了早已过气的大军阀吴佩孚,写了一篇采访记:“他说他笺注春秋左传,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他大骂杜注,他夸奖着这部书在军人教育上的作用,我知道他是自比关岳的,我听他批评左传的许多幼稚的见解,不免惊奇,然而同时却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安慰,以如此理解支持着自己的人生的吴佩孚,总不会屈膝事虏的吧?……吴氏给我的友谊的款待,颇使我流连而不忍去。以后我是静听吴氏发挥其三教同源的新学说,至于四十分钟之久。我压制着我的感情,不再说一句刺激吴氏的话。”

  此时,张慧剑看到的已不是一个叱咤自喜、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但比起硝烟中那个吴佩孚还要真实,有血肉,一个古老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乱世中投笔从戎、曾经高处不胜寒的成功者,一个被滚滚潮流抛弃的老人。遥想“五四”当年,我们还是要记起吴佩孚领衔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的通电,时在1919年6月9日,吴佩孚只是陆军第三师的师长,远在打内战的前线,但是他知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气即民气也”。他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自古以来,学生干预时政,从东汉到宋代的太学生,“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他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因此他要大声疾呼:“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篇传世的文言电文中透着一点豪情,一点正气,甚至一点书卷气,正是这个吴佩孚,拒绝了苏联扶植他为中国统治者的提议,拒绝了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向他伸出的橄榄枝,最后拒绝了日本请他“出山”做傀儡的要求。

不做“猪仔”的议员

  曹锟贿选总统,五千银圆一票,多数议员成为“猪仔”,但也有例外,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众议院议员邵瑞彭,不仅在报纸上公开揭发,而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当他返回故乡,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引以为荣。

  1923年10月9日,胡适写下一句沉痛的话:“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这一年,手握兵权的曹锟做够了军阀,想到新华门的宝座上坐坐。他以重金收买议员,送给每人五千银圆的支票一张(有个别是一万元的支票),一切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包办。10月5日,曹锟花费了四百万元巨款,顺利当选为民国大总统。那五百几十个接受贿赂、投了选票的国会议员从此被称为“猪仔”,成为永远的笑柄。

  曹锟贿选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他就贿选过副总统,不过那次他出价太低,只是要给每个议员送五百银圆,而且不是现付,而是许诺,不足以让那些善于计算的议员动心,所以他的副总统没有当成。或许接受了这次教训,五年后,他才会出手如此阔绰。后世有史家说,曹锟既然如此的不要脸,可以直截了当地坐到总统的椅子上去,何必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手续,用许多的金钱,买许多的“猪仔”,投什么选举票呢?但曹锟不这么想,他要“合法”地拥有那张椅子,绝不运用武力去夺取。

  “猪仔”议员们为了给自己的卖身找一块遮羞布,十来年争执不休、总是难产的宪法竟然在二、三天内就通过了二读、三读,从字面上读来,赫然是一部联邦分权的宪法,然而又有谁会将它当真呢?10月10日,当曹锟宣誓就任总统时,吴景濂等也举行了一个公布宪法的仪式。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议员都甘愿做“猪仔”,其中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一个众议院议员叫邵瑞彭,他在收到五千银圆的贿选支票后,拍照寄往北京、上海各地的报纸发表,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为了躲避追杀,他转道天津、香港,到了上海,时在10月14日,恰好柳亚子、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发起的“新南社”举行第一次会议,他以旧南社社友身份赴会,受到热烈欢迎。几天后,他返回故乡淳安,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他,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们高举的横幅上写着“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这大概是淳安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另一位断然拒贿、拂衣南下、视支票如粪土的议员是浙江乐清的洪叔翰,他的举动同样令故乡百姓引以为荣。

张作霖的“最不可及之处”

  胡适日记中说:“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张作霖起自草莽,常常骂人,但是他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人告诉胡适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还有一个故事,张作霖最初任命王永江为警务处长,王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不受军人干涉,张答应了他,王就致力于改革全省的警政,设立高等警官学校,处处都是学习日本的警察方法。那个时候军人中有一些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像冯麟阁、汤玉麟等,都不服气,经常推荐人给王永江,王一概不用,他们意见很大,常常和王捣乱。无奈之下,王只好据实告诉了张作霖。有一次在“老虎厅”开会议事,老张提出此事,说王永江用心要办好警察,大家不许乱荐人。汤玉麟绰号“大虎”,随老张征战多年,险要之时几次救过老张,那两只有名的老虎标本就是他送给老张的,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屡犯军纪,其部下多次被王永江惩处过。所以他在席上发言攻击王。不料老张大怒,当众大骂他。汤也大怒退席,密谋举兵作乱,但老张稳住了汤部几个主要干将张作相和张景惠,兵变没有发生。但情况已闹得很严重,全城戒严,甚至架起了机关枪。王永江辞职避往大连,老张赶紧把他请了回来,让他继续全权做警政的改革。汤玉麟则脱离奉天,重操旧业,干起了土匪的老本行,一年多不归,老张几次叫他回去,他总是不肯回去。有一天张作霖过生日,演戏,其中有一出关于关羽和张飞的《古城相会》,老张看了忽然泪下,众人问故,他说:“人家兄弟失散了还能相会,咱弟兄一去就不回来了!”这话传到了汤耳朵里,大为感动,就自己跑回来了。

  时隔多年后,1934年2月11日,胡适听说这个故事,还在日记中喟然叹曰:“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

  因为外交经费包干,驻法公使、驻英公使都“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平时最怕与外国人交际。

  1919年,天津《大公报》派出的胡政之是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先是中国驻外使馆的腐败无能让他愤恨不已。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五年,平时最怕见外国人,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除了每年国庆节使馆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绝不宴请外人,外人也很少和他交往。他要到法国外交部办事,只与一般科员接洽,不要说见总长、次长,连见司长、科长都不容易。外交部之外就更为隔绝了。所以他驻法五年,法国新闻界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使馆中人向记者透露,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十万法郎,因为经费是包干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也是同一做派,都是“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他们个人自以为得计,国事则深受其害。欧洲人对中国的事茫然无知,其中与中国驻外使节平时与外人的隔绝大有关系。

  胡政之的通讯对当年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也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

  首席专使陆征祥“才具太短”,加上人才缺乏,随员中都是“九等以下人才”,到了法国,从驻欧洲各使馆中调用多人帮忙,“亦无特出之士”。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才华卓然”,是驻公使中有数的人物,也是他以往所信任的,本可让王担任秘书长。可惜陆为了敷衍胡维德,而起用了一个办事极为紊乱的驻法使馆秘书,用人不当导致笑话百出。最后,还因为代表席次问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陆征祥路过美国邀请王正廷同行,“许以第二席之专使”。到法国见到施肇基,“又许以第三席之专使”,并通告了和会。结果政府明令发表却是顾维钧第二、王正廷第三、施肇基第四,陆因此陷入尴尬。施不愿居顾之下。顾也因为有人要他让位于王而大愤,宣言辞职。最后,陆征祥于3月7日从旅馆出走,独自到了瑞士,并向北京提出辞职,整个和会期间他确实什么都不管。

  胡政之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梅兰芳和齐如山相得益彰

  政界、学界的人向来瞧不起唱戏的,即使红如梅兰芳,哪怕平时看起来很有交情,一到了文字上,绝不肯称兄道弟,而是称“小友”之类。

  梅兰芳在民国初年不过十六、七岁,而在京剧舞台上叫座的能力已震动京华,连有名的谭鑫培都望尘莫及,更不用说杨小楼等人。《齐如山回忆录》中说,他最初几次看梅的戏,并没有看出好来,一次戏界为自己办的小学校筹款而演出,所有名角都到场,梅兰芳因为另有三场堂会要唱,他在这边的戏排在后面,等到第四出戏演完了,他还没赶到,杨小楼先上场了,结果观众大哗,怎么劝说都无效,说他们买票就是冲着梅兰芳来的,既然梅不来,就退票。好不容易,梅来了,风波才告平息。其实,那时梅在艺术上并未成熟,戏演得平平,但为什么人气就那么旺?这让齐如山陷入了深思,当然他已察觉梅有很高的天赋,扮相、嗓音都很好。之后,他就特别留意梅的演出,开始给梅写信,提意见,而令他欣慰的是,每一次他提的建议,下一次演出时梅果然改进了,而且确实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这让他兴趣大增。

  从民国元年起,齐如山的信一直写了好几年,有百十来封,可他们没有直接见过面。迟至1914年春天,才打消种种顾虑走进梅家,那时社会上对演戏的很歧视,即使红如梅兰芳也不例外,人家可以捧他,却不会打心眼里平等待他。特别是政界、学界的人向来都是瞧不起唱戏的,平时哪怕看起来很有交情,一到了文字上,就颇费斟酌了,绝不肯称兄道弟,而是称“小友”之类。与梅兰芳交情很好的樊樊山送书画时,既不肯称兄弟,也不愿论辈行、称先生,当然不好意思称“小友”,所以就称“艺士”。

  在齐如山眼里,红遍都城的梅兰芳,家很静穆,人也很谦恭和蔼,光明磊落,性情品行都可以说是很好,而且束身自爱,其家庭妇人女子也都悠娴贞静,永远声不出户。这样的人家与好的读书人家并没有什么区别。此后,他就常常进出梅家,真正把梅看作了可信赖的朋友,协助梅进行京剧改革,不光编写了大量的新剧本,而且写了许多研究京剧的专门著作,对有历史的京剧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他的名字也就和梅兰芳、和京剧联系在了一起。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四部分

梅兰芳意外得博士

  梅兰芳到日本演出,驻日代办公使举行酒会,日本内阁全体出席,为中国争了面子。酒会的花费报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却不得报销,理由是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史无前例。

  当梅兰芳因“男人扮女人”的艺术(鲁迅语)而在中国红透半边天时,号称“国剧”的京剧还没有出过国门呢,鼎力支持京剧明星梅兰芳的齐如山开始琢磨这事。第一次把“国剧”发扬到国外,去的是日本,时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他们到了东京,中国驻日本的代办公使搞了个盛大的酒会,不但各国大使到齐,日本整个内阁倾巢出动,包括总理都到场,酒后演出一个小戏,皆大欢喜,代办和使馆人员尤其开心,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历来一个代办公使请客,来宾中最高级别的一般也就外交次长,总长都很难到的。而这次连内阁总理都欣然前来,这是史无前例的,这都是冲着梅兰芳而来的。齐如山说:“也可以说是中国戏的力量。”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给中国争了面子。

  然而,这个酒会花费的几千元钱报到外交部,却不得报销,理由是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史无前例。齐如山感叹说,至于为国家争了多大的光荣,官僚们的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概念,尤其是那些新上任的司长更是反对。直到后来外长换人,这笔账才得以报销。齐如山又开始筹划着如何让梅兰芳到欧美国家去访问演出,他找到了燕京大学校长、在杭州出生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司徒的意见是“梅兰芳的歌舞面貌,到外国去演唱,是没有问题的”。而齐如山想的则是如何发扬京剧的内涵,这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他费三个月工夫写了一本书《中国剧之组织》,又找最好的画师,画了几百幅有关的图片,从剧场、胡须、扮相、脸谱到舞谱、兵械、乐器等,一应俱全,司徒雷登看了,才明白京剧里面还有那么多道理,主动约了十几个教授,帮他将中文名词都译成英文。为了准备出国,梅兰芳个人耗费了四、五万元,齐如山也贴了五千,最后路费还没有着落,又是司徒帮着约了一些银行家来看京剧图片展,筹措到一笔经费。

  梅兰芳终于远渡重洋,到美国演出,波莫纳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都要授予他博士学位,这个意外所获,自然令他高兴。齐如山说,梅在演戏之外别无所长,在处世上只有忠厚和蔼,诚是知人之论。这以后那些为如何称呼梅兰芳而犯难的人,不用发愁了,加上“博士”即可。

徐悲鸿的柳暗花明

  正在柏林陷入困境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寄来通知,教育部已经补汇全部积欠的官费,可以到巴黎去领。徐悲鸿马上写信请使馆把钱汇到柏林,使馆照办不误。

  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回忆录《我与悲鸿》中忆及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留学生活,一个人的官费支撑了两个人多年的生活,虽多次遭遇经济困境,可是每次山穷水尽时,又总是柳暗花明。1923年春天,他们正在柏林,生活难以维持、日处愁城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寄来的通知说,教育部已经补汇全部积欠的官费,可以到巴黎去领。徐悲鸿马上写信请使馆把钱汇到柏林,使馆照办不误。钱到之后,他们还清了所有欠款,重返巴黎,继续学业。

  1925年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起先官费还是断断续续地汇来,后来又突然断了。这一来徐悲鸿他们又陷入了困境,有一次到了马上就要断炊的地步,蒋碧薇去一个朋友家借款,结果没有勇气开口。第二天起来,他们已经没有吃饭的钱,准备去朋友家,就在这时,收到一封信,原来大使馆来了通知,教育部寄来了一个月的公费,请他去使馆领取。那年夏天,他们租的房子遭冰雹袭击,屋顶的玻璃多被损坏,而他们没有经济能力修缮,正在束手无策之时,中国驻巴黎的总领事赵颂南来访,赵是江苏无锡人,非常崇尚西方文明,一家大小的生活习惯都已欧化,而且大力提倡幼童留学,直接接受西方教育,不光是自己的两个儿子,他还在家乡选拔亲友的子弟出来,其中有不少学有所成的。他同时爱好艺术,收购了许多西方原画珍品。看到了徐悲鸿当时的困难,他立即给了500法郎,才解了燃眉之急。

  官费先是时断时续,最后变成了断线的风筝,徐悲鸿和蒋碧薇无奈之下,只好去打工,奔走好久才找到两份临时工,徐给书店出版的小说画插图,蒋给罗浮百货公司做绣工,报酬都很菲薄,要赖以谋生很难。他们终于发现,在巴黎已走到了山穷水尽处。

  陈丹青在南京师大艺术学院的徐悲鸿艺术研讨会上发言,感叹徐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乃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其中说到他留学欧洲那一段,充满羡慕——“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满世界哪里去找这样的事?”这与我在蒋碧薇回忆录看到的有所出入。

“你们把遗嘱写下来”

  面对请愿的学生代表,教育总长刘哲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

  1927年,张作霖统治北京的时代,以刘哲为教育总长,将北京原来8个国立大学合并为一个京师大学,刘自兼校长。8校师生反对合并,学生会派代表向刘哲请愿。刘在教育部召见,先是一一问代表姓名,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而且办公桌前摆好了8副纸笔。当代表们感到莫名其妙时,刘一拍桌子,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旁边的教育次长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讨苦吃。”其时,刘哲在京城真是炙手可热,随便下个纸条,就能把人抓起来。当然,他的一个条子,也可以把亲戚朋友的子女送进大学里。

  已改称京师大学文科的北大第一院,有一次发生考试风波,刘哲召见学生代表,经济系的千家驹是其中之一,他们鱼贯而入,向刘行鞠躬礼,当时北京学生多穿蓝布大褂,两边有插兜,手可以放在里面取暖,时值冬天,千家驹在鞠躬时没有把手拿出来,被刘哲发现了,先是问姓名,接着拍桌子大骂,说:“你不要说见我教育总长,就是见我京师大学校长也不应该把手放在插兜里行礼啊!见我教育总长又是京师大学校长尚且如此傲慢无理,对其他师长更可想而知了。你进来时把手放在兜里,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拿个炸弹来炸我呢!”又说:“你们这些当代表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平素不用功,醉心‘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最害怕考试。你们迷信胡适、蒋梦麟之流,他们都是‘赤化分子’,我叫你们用功读书,你们就骂我‘老牛’,真是岂有此理。”“你们只要好好读书,将来自有你们的好处。你们看我,我以前在京师大学堂读文科,整天在家里圈圈点点的,所以能有今天,做了教育总长,又是京师大学校长,不用功行吗?”

  千家驹说刘哲是“沐猴而冠”,只知道升官发财这一套,在刘的眼里,包括胡适、蒋梦麟在内都成了“赤化分子”,另一方面,只要他一句话,阿猫、阿狗都能当教授。在他治下,王世杰、燕树裳等教授纷纷南下,离开北大。这大概也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钱昌照遍访各路军阀

  张宗昌一见面就拍着胸脯对钱昌照说:“如果你想当官,绝对没有问题,任何方面我都可以介绍。”

  1924年,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学成归国的钱昌照,怀抱着“工业救国”之志,那年他只有二十五岁,因为父辈与张謇有交情,凭张謇的介绍信,他在一年多时间里,走北穿南,遍访各路军阀。他最先到了东北,张作霖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少年英俊、大清早就出外练兵的张学良,他倒是颇有好感,认为此人很有希望。他住在姜登选家,遇到的人当中包括了粗鲁的军阀张宗昌,一见面,张就拍着胸脯对他说:“如果你想当官,绝对没有问题,任何方面我都可以介绍。”从沈阳到张家口,冯玉祥招待他吃午饭,两菜一汤,这比后来冯请蒋介石吃的白菜炖肉待遇还高,他说冯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救国救民的大道理。

  从张家口到太原,阎锡山说先要把山西建设成模范省,做其他省的榜样,他注意到阎讲话时,眼睛忽开忽闭,是个城府深、花样多的人。太原到开封,他见到胡景翼,感到胡虽是军人,却有一些见解,只是身体不大好,虚胖到难以行动的地步。开封到洛阳,正是秀才吴佩孚“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地,吴的秘书长杨云史和他同乡,兼有亲戚关系,和吴见面时,在座的还有白坚武、蒋百里,穿着棉袍、白薯屑落了一身的吴招呼他一起吃烤白薯,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对外国人不叩头,不躲进租界,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他从吴的谈吐感到此人有些迂,不是有希望的人。最后他到了南京,去见据有长江三角洲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当孙从内室出来时,满嘴喷出的都是鸦片烟味,孙的谈话和阎锡山很相似,说是要把苏、浙、赣、皖、闽五省建设成全国的模范区,那时上海也属于江苏管辖。不过他感到孙说话吞吞吐吐,令人难以捉摸。

  回到常熟家中,钱昌照觉得没有一个军阀可以依靠来实现他“工业救国”的抱负,有些失望。不久,他收到孙传芳的来信,邀请他当秘书处处长,还附了聘书。他把这件事告诉张謇,还有家里的亲人,他们都主张他应聘,认为孙重用地质学家丁文江,是个有作为的人,和他的看法不一样。他扬言自己选择吴佩孚,实际是到上海江湾找个房子躲起来,读中国通史,一读就是一年半。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作者:傅国涌

简介及前言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故事体的民国史,好看的民国史。

  讲故事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方式,那些曾经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都在故事中一一复活。

  作者为我们拉开这段历史的帷幕,将一百多个民国时期社会不同层面的代表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是缔造民国的伟人,叱咤风云的枭雄,马上赋诗的军阀,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做着实业报国梦的工商界、金融界的精英、有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的出版家……,他们是蔡锷、辜鸿铭、胡适、汪精卫、徐志摩、穆藕初、范旭东、冯玉祥、王国维、吴佩孚、张作霖……,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 ......

作者简介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曾做过乡村中学教师,1999年开始写作,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近200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

前言:历史是什么

  历史的零散的,是每个白天或黑夜,太阳和月亮底下每个角落发生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处于时间的河道之外,水流花谢,构成历史的每一瞬间。历史是沉重的,流淌着血与泪,弥漫着阴谋与算计。历史是轻松的,一个新人物的出场、一桩新事业的诞生,都能让我们在心底里为之欢呼,都能让我们感到心旷神怡。历史容易被遮蔽,因刻意的遮蔽而被遗忘。历史如同甩不掉的尾巴,它从不缺席、迟到、早退,它永远在场,经过千山万壑,不管有多少峰回路转,蓦然回首,它总是静静地在我们面前流淌。

  ??? 民国的横空出世不仅是中国史上空前的大事情,而且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如何,帝国的长梦已做到了尽头。透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他们或忧郁、或诚挚、或清明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气息、新的图景,与一统山河、开疆拓土的秦皇汉武不同,与横槊赋诗的曹孟德不同,与“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李自成们更不同。虽然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大陆上,民国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十八年,真正是“弹指一挥间”,但那是一个别样的时代,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乱世,有点类似闹哄哄的春秋战国和魏晋风流时代。当然,在文明的意义上,它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乱世。不光是各种在漫长的农耕和帝制黑夜里无法想象的那些新事业,包括出版、报纸、期刊、大学、研究所、近代民营企业……还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那些新人物,他们的面貌、气质、行事都不是旧时《世说新语》所能概括的,一句话,这里有全新的呼吸、全新的语言、全新的追求和梦想。

  ???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痛苦,读史使人快乐,读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许多同样零散的日子里,我阅读各类零散的民国史书,从日记、书信、年谱到回忆录、传记,并随手留下一些读书札记,没有风花雪月的猎奇故事,没有推背图式的神秘和玄虚,有的只是真实的声音和曾经的心灵脉动。我的这些札记注定了不成系统,也不会有结论,是非褒贬,全凭各位读者朋友明断。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一部分

两支笔和民国创世

  民国诞生,张季鸾以秘书身份执笔起草了孙中山的《就职宣言》,陈布雷以报人身份翻译了孙中山的《告友邦人士书》。大时代的两支笔,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破土而出,在《民立报》当过编辑的青年张季鸾因为于右任的保荐,出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还有杨杏佛、任鸿隽、柳亚子、吴玉章等青年才俊,可谓集一时之盛。其中,孙中山的就职宣言就是由张季鸾执笔起草的,不过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让他引以自豪的是,当孙中山宣誓就职时,他发了一个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报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职的概况,他说,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发的专电。熟悉新闻史的后起之秀徐铸成评价:“中国报纸之自有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失。”从政而不忘新闻,难怪张季鸾后来要以报纸作为他终生事业。

  孙中山在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发表了一份《告友邦人士书》,是用英文写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青年陈布雷时在上海《天铎报》执笔,他以典雅的古文试译了一段,英文极佳的王宠惠看了,觉得准确而且传神,大为满意。于是孙中山的《告友邦人士书》就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第二天,当《民立报》同人知道后,不无遗憾地对于右任说:“此文《天铎报》抢先发表,可惜可惜。”当时陈布雷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踏上从政之路。从1927年起,他的后半生几乎都在为蒋介石捉刀,起草各种文告、文件,甚至代笔写《西安半月记》之类的私人文字。

  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辞世,终年54岁。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去探视,挽词中还有“握手犹温”之语,蒋誉之为“一代论宗”, 周恩来、毛泽东等称他为“报界宗师”,“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在季鸾先生病逝前不久,由他主持笔政15年的《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也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他为坚持“文人论政”而骄傲。

  1948年11月13日,追随蒋介石二十年的幕僚、“文胆” 陈布雷黯然自尽,终年59岁,一生清廉、人品高洁的他在留给蒋的遗书中说:“自问平生实无始终贡献可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蒋则称誉他为“当代完人”。

  虽然陈布雷在选择绝路前曾一次次地对接近的人表示,多年来他一直渴望着回到新闻界,继续当年的文章报国生涯。但他也对王芸生说过:“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

国旗之争

  民国初创,参议院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张的青天白日三色旗只是作为海军旗,另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

  武昌起义爆发时,用的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代表当时的十八省;上海、江苏独立用的是宋教仁、陈其美主张的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广州独立后用的是青天白日旗,但陈炯明在惠州起兵用的则是井字旗。此外还有用白旗(取以明涤去污染、光复旧物之意)、金瓜钺斧旗(代表尚武强兵的精神)等,可谓各树一帜。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为制定国旗发生过剧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沪军都督府所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三色旗为海军旗。

  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对国旗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1912年1月12日,他在写给参议院论国旗的信中,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他的理由是:

  “(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旗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

  (二)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

  (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

  他指出“国旗之颁用,所重有三:一旗之历史,二旗之取义,三旗之美观也。武汉之旗,以之为全国首义尚矣;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而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青天白日旗原是孙中山早年的亲密同伴陆皓东为兴中会所设计,计划在1895年广州重阳节起义中使用。起义流产,陆皓东被捕遇难,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此后,孙中山参与发动的历次起义打出的都是这一旗帜。至于取义,他解释说:“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其主张之理由尚多。”他还附了两幅青天白日旗的图案。

  身为大总统,孙中山想让青天白日旗成为国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参议院多数的赞同,所以只能作为海军旗,而不能成为国旗。对于这一结果,他虽然不满意,但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直到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才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

  其实早在1906年冬天,同盟会内部就为国旗问题发生过冲突,黄兴与孙中山几乎为此决裂,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和日本太阳旗相近,“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主张用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孙中山坚持不让。章太炎到死,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旗。

“国庆日”

  孙中山曾向黎元洪等建议,将云南起义日(12月25日)也定为“国庆日”,作为永久的纪念。

  1911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为纪念这一天, 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参议院的决定,正式定为国庆日。三年后袁世凯称帝,民国几乎覆亡,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首义,登高一呼,才得以打倒袁氏的家天下,恢复民国。蔡锷等再造民国,功勋卓著,孙中山曾致电向黎元洪等建议,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当时年轻的蔡锷已病亡,孙中山只字未提及蔡(只提到曾参加过同盟会的唐继尧)。

  1916年12月13日,孙中山给黎元洪和国务院的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公鉴: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四万万人方想望太平,不图秉权者野心未除,诞生帝孽,筹安称制,民国几亡。虽其时义士人人奋起相争,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独立誓师申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之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乞大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外,更予唐督军暨起事诸人以懋赏,以障勋劳,昭示来兹。临电无任盼祷。

  细读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的这一电文,孙中山虽然建议定云南起义日为国庆日,却并没有明确将武昌首义的“双十节”作废的表达,直到1925年,他在弥留之际还和汪精卫谈及“不可忘辛亥革命”。他说武昌首义有开创民国之功,云南起义为民国中兴之业,都是应该永远值得纪念的。所以他希望将云南起义日(12月25日)定为“国庆日”,认为这个日子和“双十”节一样,“皆我五族人民人人都宜永留纪念者也”。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黎元洪等的回应。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也没有落实,只是将“12月25日”定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袁世凯的两次誓词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

  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1912年,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用浓重的河南地方音调口念誓词,效忠民国,但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细心地发现,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就职典礼其实压根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相比之下,其他到场的政府各部总长都穿着西式大礼服,他部下段祺瑞等人也都“军装整齐,神态严肃”,显得郑重其事。

  与梁漱溟的回忆可以相互参证的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当时的记录:

  “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

  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在这些细节之外,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兵变之后,数十步之内,行人断绝,各省派出的代

  表也是寥寥无几,“令人发生一种苍凉悲戚之感”,时在现场的著名记者黄远生“仰窥袁总统之丰采,颇萧瑟有秋气”。

  不过一年以后,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已非当初“光景甚为寂寥”可比,其时宋教仁已被暗杀,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元勋重新踏上了流亡之途。袁世凯性情的愉快可想而知,黄远生现场看到的袁世凯是“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

  那天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不是在居仁堂布置仪式,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他念誓词也很不严肃。本来规定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当时离袁的位置很近的韩玉辰倾耳静听,——“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本来秋天北方是很少下雨的。那一天,北京天下大雨,一直等到就职典礼结束,雨才停止。袁的女儿说得明白,自从袁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住进中南海后,“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可以说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出了这个门”。

齐如山亲睹兵变

  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有人抢了一堆挽联,也有人抢到貂褂,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

  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孙中山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奉命北上,试图迎袁南下就职。当他们一行“迎袁专使”抵达北京,兵变已在酝酿之中。兵变当夜,刚从法国归来的齐如山在崇文门大街上足足站了五六个小时,目睹了乱兵抢、烧各店铺的过程。因为他穿着当时比较稀罕的西装,乱兵把他当作了日本人,对他很客气,还不时有人来请教他所抢财物的价值。有人错将“老铁铺”的“铁”字看成了“钱”字,结果一无所获,将穷铁匠打了一顿。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来问他是否是绸子,他一想如果实话告诉他们,他们又要去别处抢,不如就说是。有人抢了一堆挽联,问他是什么?得知是办丧事用的,大呼晦气而去。有人抢到貂褂,问他是什么?得知是貂皮,欢天喜地而去,认为没有白干。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让他感到奇怪。这是《齐如山回忆录》记下当时兵变的实况。只是苦了蔡元培他们这些“迎袁专使”,他们住的地方正是乱的中心,他们跳墙出去,在墙根的寒风中蹲了一夜,狼狈不堪。

  兵变的部队是曹锟的第三师,属于袁世凯的嫡系,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袁不愿离开北京老巢的苦肉计,当时包括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卜禄士、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等外国人在内,“大多数稍有头脑的人似乎都怀疑袁世凯是北京这次骚乱的主谋”。连袁后来的澳大利亚籍顾问莫理循都深感失望,他在3月2日写的信中说:“我感到太难过了,因此不得不把这一切打电报告诉了《泰晤士报》。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

  兵变到底是不是袁氏唆使,史无定论。从当时情势看来,他没必要用兵变来达到目的,他岂不知兵犹火也,不能轻动。关于建都北京还是南京,虽然同盟会控制的参议院复议设在南京,但包括章太炎、黎元洪、张謇等在内的反对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而且南方比北方更强烈,浙江、安徽、江西、云南等省掌握实力的都督,上海包括《民立报》、《申报》在内也都主张建都北京,这些袁都是清楚的。

七八个诸葛亮

  共和大舞台上演《空城计》,一齐出现七、八个诸葛亮。共和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轨道。

  民国的出现,是个全新的事物,那毕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两千多年前的“周召共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在“非袁莫属”的舆论氛围中,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几乎是必然的。袁氏又如何能懂得何谓共和,他对身边的人提起“共和”总是满口的蔑视。陶菊隐《政海轶闻》有一则题为《办共和》:

  “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陶感叹:“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袁氏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礼数都极为周到,表现得极为谦恭,当面夸奖孙中山先生

  “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中山也夸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 孙中山在北京一个月,他们一共交谈13次,其中还有一个别有意味的小插曲,被名记者黄远生称为:“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比袁更“适当”,言下之意不愿第二次做总统,好让袁放心。可是,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确实,袁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是用老办法“对付”着办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不光是袁,当时举国上下真懂共和的,又有几人?早在1912年5月5日,年轻的报人邵飘萍以新闻从业者的敏锐,已洞察“共和”的名不副实,他在杭州《汉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共和大舞台。

  某处开一戏馆,名曰共和大舞台。

  各省之能戏者,闻之趋之若骛。

  各地之能听戏者,趋而望之如岁。

  奈能戏者多。面稍白者,皆争为旦。喉稍响者,皆争为净。即至副末,而每席争者亦以十数。虽添设种种名目,仍不足以位置。于是空城计上台,有诸葛亮一齐出现者七八人。听戏者莫不大骂‘狗屁共和’而返。”

“渴不饮盗泉之水”

  袁世凯对孙中山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给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宫崎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

  袁世凯的行事作风无非许人以勋位、军衔、官位、金钱,比如派胡瑛去日本,一次就给了二万。意志薄弱者过了昔日患难关,却过不了荣华关,老同盟会中被袁收买的不乏其人,如刘揆一、孙毓筠等人。袁不愿接受唐绍仪内阁以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提名,绕过内阁直接委任王为南京宣抚使,时黄兴正辞去南京留守。袁给了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公费,示意他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也不必上交,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金钱收买。袁曾将存有50万巨款的银行支票给宋教仁,宋只略取少许表示谢意,就原票奉还,这是袁所料不到的。袁听说陈其美有出国考察之意,即赠以巨款,被陈拒绝了。柏文蔚自述,“当其驻军浦口时,袁派其亲信章聿骏送来交通银行支票一百万元,给其作私人应用及老亲生活费用。”被婉言谢绝。袁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党籍的众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党,也被邹鲁拒绝。

  为了办理随意给特别费的事,袁甚至安排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任意取用,绕开正常的

  财政体制。当年唐在礼负责直属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军需处,名为军需,实际上是专门拨付特别费用,来人拿上袁世凯的手条即来支款,或支票或现钞,不问用途,纸条上只有“发给╳╳若干元”十来个字,有时连日期都不写。这种“特别款”有大有小,领取人不仅有“自己人”,也有“外人”和“对头”,比如袁对黎元洪这样的政治怀柔对象就很花心思,在经济上乃至其他一些方面照顾得都很周到。袁给人的特别费数额有大有小,多则一次数十万元,少则一、二万,或安置一个闲职,每月送数百到一千不等。常领取大数的人中不仅有前清重臣,有冯国璋之类自己人,也有收买过来的蓝天蔚、王芝祥等外人。乃至一些军费都以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拨付。

  连外国人,袁世凯也想以同样的法门对待,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进京,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曾长期支持中国革命,当时住在上海,袁世凯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他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请其速来北京,想不到宫崎竟如此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足下之北上,弟也不同意。”

“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报纸公布北洋政府授予胡适“三等嘉禾章”,胡适发表启事说:“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武昌枪响第五天,1911年10月15日,胡石庵独自在汉口创办《大汉报》,自编自写自校,有时候甚至不惜编造新闻,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日发行一万七千份,最高时达2万份。影响之大,出乎人们的想像,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胡石庵也是功臣。

  1913年春天,袁世凯给胡石庵颁发一等嘉禾章,不料竟遭到这位“书生本色”的报人拒绝,胡在复电中断然表示不愿与袁所加赏的——“马贼”、“流寇”、“奸商”、“贪吏”、“反对共和之巨奸”、“痛杀民军之凶徒”、“焚烧汉口之元凶”为伍。胡石庵退回勋章同时附诗一首:

  三户亡秦愿己空,战场荒草漬残红。

  郑蛇內外成虛斗,冀马奔腾起大风。

  一雁橫飞秋色里,万花齐落鼓声中。

  乾坤正气消磨尽,狗尾羊头亦巨公!

  这首诗后来还刊登在《大汉报》上。

  1912年“双十”节,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世凯派人将勋章、授勋令与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回忆,“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也就是这个月25日,黄兴归乡途中,在长江上写下了“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的诗句。1916年“双十节”前夕,黎元洪授予黄兴“勋一位”,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的黄兴再次坚决拒绝了。

  章太炎曾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勋二位”。鲁迅晚年评价他的老师章太炎,其中有几句话曾被反复引用:“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申报》当时(1914年1月14日)如此报道:“章手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以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1923年4月初,北洋政府又发出一批勋位,北大教授胡适也榜上有名。4月8日,胡适在自己办的《努力周报》头条位置发表《胡适启事》:

  “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二部分

土布短褂的汤寿潜

  曹聚仁见到他父亲敬若神明的汤寿潜,土布短褂,一顶箬帽,一双蒲鞋,一把纸伞,

  看上去“十足的庄稼人”,却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

  汤寿潜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民国初年,他成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交通总长。在见过他的人眼中,他却是个极朴素的人。包天笑说到有一次与汤寿潜不期而遇:“我虽然常坐二等车,有时也到三等车去看看。那天却见一位汤蛰仙先生[寿潜]厕身于许多贩夫走卒之中,缩在壁角看报……辛亥革命,他是浙江都督,何以蜷伏在此?好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后来询诸友人,他们说:‘他生性如此,亦无足怪。’”

  曹聚仁说他父亲最景仰的大人物就是汤寿潜,大概1915年前后在杭州路上不期而遇,汤寿潜——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是一双蒲鞋,手上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他的诗文都不错,却是维新志士,实实在在去做社会建设工作的人。辛亥革命民军在杭州起义,旗营满洲将军指定要汤某人来杭州,他们才肯投降。因此,他就从上海回到杭州,任浙江都督。后来转任交通部长,一直是这么一种打扮。其后,任铁路局督办,也是这么一种打扮。”据说,有一次他从松江乘船去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个商人见他土老儿一个,疑心他偷了自己的银插子,冷语讥讽。那知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的就是这个庄稼人摸样的督办。那位富商吓得晕了,长跪不敢起来。汤一笑了之,并不追究。曹聚仁觉得这不仅仅是俭朴可以解释的,“汤氏,乃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他倒并不矫情,事事求其心之所安的”。他父亲之所以敬若神明,就是因此。

  1914年袁世凯政府在将沪杭铁路收归国有时,感于汤寿潜自1905年起督办铁路不取分文工资,奖励他20万元,他推辞不受,予以退还。再送到他家,他仍拒绝,最后全部捐给浙江教育会,后来就是用这笔巨款在杭州建造了浙江省最早的公共图书馆[1931年竣工,1932年正式开放,蔡元培亲笔题字]。其实他当时债务缠身,很需要钱,1915年杭州地方审判厅还在审理他的债务纠葛案。

  当袁世凯称帝消息传来,汤寿潜在病中脱口而出:“袁死期近矣。”他通电反对袁氏称帝,蔡锷举旗,他致电支持。他一生淡薄禄位,1917年谢世前给后人留下的告戒就是不要为官。

围缸喝酒与四呼万岁

  袁世凯召集报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诗:

  筹安会里互争先,记者称臣古未传。

  佐命即无功不世,大名千古有佳联。

  诗中说的人叫薛大可,民国初年主办过“袁记”的《亚细亚报》,他上书袁世凯,自称“记者臣某”,为世人所笑。除了他,当时新闻界更有臭名昭著的“三小人”:康士铎、乌泽声和汪健斋。时人评论,“三小人之性质长调,颇有差异。汪雄而康卑,乌则顽懦,若无甚感觉者也。”他们以“三小人”名于一时,风头几乎盖过了“记者臣某”薛大可,当然各有他们的特别之处。康士铎主持《民视报》,汪健斋主持《京津时报》,乌泽声主持《国华报》(袁死后改名《每日新报》,后来再改名《新民》),都是典型的无态度、无主张,看谁得势就捧谁,谁失败就骂谁。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御用的参政会议员,坐马车,带姨太太,威风八面。三个人挨骂的气魄各不相下,虐待编辑、记者的法子也没什么不同。所以被新闻界合称为“三小人”。

  “三小人”当中,康士铎素有笑里藏刀之名。每当酒酣耳热,你就是骂他九族,他也是面带笑容,没有怒色,然而,等到席终人散,他的陷阱算计也就安排妥当了。乌泽声本事最弱,但他在民初坐马车达六、七年之久,政治气候怎么变,他就怎么变,只要能保住荣华富贵即可。“筹安会”出笼,帝制论甚嚣尘上。袁世凯的许多旨意都是通过“筹安会”转达给报界,《国华报》、《民视报》无不以鲜艳醒目的色彩大肆渲染,“今上”、“圣躬”、“我大皇帝”、“万岁无疆”等名词布满了两报的版面,大有独领风气之势。两报发表的论文《帝国治安策》、《君宪精华》以及《国贼蔡锷小史》、《圣武南征记》等新闻,尤其是他们的“创格”,博得了短命的洪宪王朝“准元勋报”的美称。

  袁称帝之日,召集各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以“新闻界代表”自命的八人中就包括了“三小人”之内。袁氏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出宫之后,康士铎、乌泽声等都骂他有失礼仪。

蔡锷的签名书

  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赫然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蒋作宾、蒋方震等12个将军签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

  1915年冬天,当蔡锷逃离北京之后,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他感叹“纵虎出柙”,言词之间大有悔意。

  此前,当“筹安会”出笼,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的舆论甚嚣尘上,什么“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连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都出现了。蔡锷一方面悄悄地和老师梁启超密商大计,和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并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告诉黄兴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另一方面,他却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风月场,以示颓唐,而且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摆出一副要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因为梁启超已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列名其后,一共有12个将军在上面签了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原件至今还保存着。

  以袁世凯这样的奸雄自然不会轻信,他内心对蔡锷仍是不太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派人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锷事先已有防备,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租界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因为有了那份墨迹犹新的赞同帝制签名书,所以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致电责问蔡锷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蔡锷死后,每当梁启超想起心爱的学生当年的那番话,就感到心痛:“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桃花颜色亦千秋”

  蔡锷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

  蔡锷与小凤仙的传奇流传至今,刘禺生《洪宪纪事诗》中有“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的诗句,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更是把这段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相文的《小凤仙传》、黄毅的《袁氏盗国记》、哈汉章的《春藕笔录》,以及李丕章《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等野史、笔记无不众口一词,说蔡锷得到小凤仙的帮助,才得以脱身离京,成就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事业。

  其实,小凤仙“相貌不过中姿”,见过她的人都说她算不上漂亮,却是个通文墨、有个性的妓女,因为与蔡锷的一段关系,她在后来的野史中就成了“侠妓”,进而成为戏曲、电影的主角。蔡锷的儿子蔡端说,蔡锷到“云吉班”泡小凤仙的事当时并没有对家人保密。蔡锷天性敦笃,重情谊,小凤仙的插曲没有影响他与妻子的感情。护国战争期间,他在战火纷飞的前方不断地给第二个妻子潘蕙英写家书,仅保存下来的就有十来封。1916年1月31日,他在一天之内连写了两封信,其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信刚刚发出,他接到家中电报,得知生了个男孩,母子平安,十分欣慰,又马上给妻子写信,要她保重身体,并给儿子取名“永宁”,可见夫妻情深。

  一代英豪蔡锷在声望如日中天之时英年早逝,举国上下无不感到悲伤,小凤仙也是痛不欲生。据说,在北京的蔡锷追悼会上,她曾亲往祭奠,并送去了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

  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零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如此工整、有文采的对联显然不是出自粗通文墨的小凤仙手笔,大概是他人代笔的。在蔡锷病逝后不久,当时报纸上曾盛传小凤仙自杀,要以身殉情。1916年11月30日《长沙日报》就载有一篇《警署传询小凤仙》的报道,说警察为此特别传询了小凤仙,她则回答“儿与蔡先生感情殊笃,比闻其死,不胜悲痛。”警察说生命至重,不可轻生。她的回答是:“个人之事,可不必管。”京剧大师梅兰芳秘书许姬传的“七十年见闻录”中,有小凤仙后来的下落。1951年,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传达室收到小凤仙的信,三十四年前,他们在一次聚餐时曾有过一面之缘。年过半百的小凤仙此时已改名张洗非,在一户人家做保姆(随后,在梅的帮助下,她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梅兰芳约她见面,她在讲述三十年来的颠沛流离时显得平静,她曾嫁给东北军的一个师长,1949年后,又嫁了东北人民政府总务处的一个工人。只是说到蔡锷之死时,她还是声音哽咽,拿手绢擦眼泪。

挂银牌的鱼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故乡河南天天进奉,吃不完的鱼,袁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里放生。

  袁世凯食量很大,除了每一顿要吃两个大馒头,一碗面糊涂,随时还要食用鹿茸粉。袁有8个小老婆,他最后的病就是因为肾亏,鹿茸吃得太多所致。章士钊目睹过袁将鹿茸当零食的一幕。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说的就是此事:

  “夜夜羊车幸八宫,争承欢宠亦劳躬。

  事烦纵是食非少,滋补还须赖鹿茸。”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其中以开封以北黑冈口所产的赤尾鲤鱼最有名,当地每天向他进奉。还有一种大鲫鱼,产于淇水之源一处泉水中,身扁数寸,味道鲜美,还要胜过赤尾鲤鱼,此地属河南卫辉县,县里也是每天命人捞起,将泉水装在大木桶中,用火车运到北京,袁更喜欢吃。

  河南天天进奉的黄河鲤鱼,如果吃不完,袁世凯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里放生。以前明代的嘉靖皇帝、清代的慈禧太后都在这里放生过鱼,不过都是挂着金牌的。

  到了“北洋三杰”之狗冯国璋做总统时,开始在中南海捕鱼,将各种鱼出售。中南海,历代帝王后妃的放生处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所以冯国璋死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

  袁世凯称帝,冯国璋之所以心中不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帝制之下,他哪怕封爵,也只能永远做一条看门狗。在共和体制下,他毕竟还有继任之望,有自己做总统的可能。他的消极之举、劝退之举都因此而来。他的劝退电文中有“请敝屣尊荣,生命财产由国璋担保”等语。连忠实的北洋之“狗”都离心离德,袁世凯的帝王梦注定长久不了。

  袁世凯死后,有一年,张伯驹同袁的几个儿子一同前往河南彰德洹上村,为袁的大老婆祝寿,那是当年袁被撤职时垂钓的地方。一路上谈起袁世凯在历史上可以和哪个历史人物相比,四子袁克端说可以比曹操、王莽,五子袁克权说可以比桓温。

  曹操、王莽也好,桓温也好,在他们生存的那个时代,只能有那样的选择、那样的作为,到了20世纪,袁世凯还要放弃总统、回到做皇帝的老路,重温千年老梦,给黄河鲤鱼挂银牌,实在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

袁克定窝窝头切片

  袁克定在颐和园租房子住。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虽无鱼肉菜肴,只是以窝窝头切片,加上咸菜而已,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俨然还是当年“皇储”之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唾弃声中黯然离世,但他的丧礼还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在故乡河南彰德的墓地占地至少在200亩以上,尸体浩浩荡荡用专列运送,直接丧葬费用就达50多万银元。树倒猢狲散,袁氏遗留下来的财产,由腿有残疾而野心不小的袁克定主持,袁家子女、妻妾一共分了两次财产。第一次分财产,袁克定分给自己和他生母的数目一直是个秘密,分给其他人的有记录可查,6个姨太太每人各分得银元6万元,黄金30两;17个儿子每人分得银元8万元,黄金40两,各种股票7万元;13个女儿每人分得银元1万元作为出嫁时的陪嫁。以上合计银元185万元,黄金860两,股票119万元。第二次分财产,分的是北京、天津两地的房产,“克”字辈的儿子每人分得249万元,总计3984万元。袁克定以长子优势,独吞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200万法郎,以及大量田地、房产、古玩、文物、珠宝、字画等,价值连城,据有人考证,他所独占的财产总价值估计在被分掉的全部金银股票之上。

  荣华富贵转头空,万金散尽不复来。等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上距袁家分财产二十多年,袁克定已六十岁,住在北京万牲园,世交张伯驹前往祝寿,送去一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其时北洋“龙虎狗”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早已不在人世,段祺瑞也殁于庐山。北平沦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组织伪政府,想以高位诱袁克定下水,阅尽沧桑、到了耳顺之年的袁克定已非当年,马上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为册页,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那时袁克定大概已把财产耗尽,生活日渐艰困,在颐和园租房子住。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虽无鱼肉菜肴,只是以窝窝头切片,加上咸菜而已,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俨然还是当年“皇储”之时。张伯驹有诗:

  “池水昆明映碧虚,望洋空叹食无鱼。

  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宫詹注起居。”

铸上钱币又如何?

  外国的钱币上常常有哲学家、诗人、作家和其他文化名人的头像,我们的军阀在铸币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孔子、李白的头像铸上去,他们只想到自己。

  民国以来,群雄纷起,大凡武人军阀手握兵柄一时胜利者,或被武人捧上台的官僚政客,无不想把自己的头像铸入钱币,以求万年不朽,哪怕铸在不能流通的纪念币上也好。袁世凯铸行、影响长远的“袁大头”众所周知,此前,黎元洪已在武昌发行过戴帽和光头的两种纪念币。袁氏呜呼哀哉之后,北洋、非北洋的枭雄群起仿效,在纪念币、流通币上竞相争妍,你方开罢我来也。

  1923年,用白花花的银子收买国会“八百罗汉”,顺利当选为大总统的曹锟,一种纪念币还不过瘾,连铸了两枚,一枚正面是刻有曹锟头像的“宪法成立纪念”金银币,背面是交叉飘扬的民国五色旗图案;另一枚正面是曹锟戎装脱帽纪念币,背面是海陆旗的图案。此前,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出前清大臣、袁氏称帝时的国务卿徐世昌为大总统,在天津铸造了面值一元的纪念币,上面是徐世昌的头像。段氏为“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虎,自视甚高,连下围棋都非赢不可,岂肯屈居人下,为人作嫁衣。1924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将自己的头像也铸进了纪念币,金、银各有一种,正面是他的光头便装像,背面稻穗中间有篆体的“和平”二字。

  各地军阀都不甘落伍,张作霖,李景林,还有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广西的陆荣廷、谭浩明,安徽的倪嗣冲,云南的唐继尧等,先后都将自己的肖像铸进纪念币。唐继尧因云南首义、反对袁世凯而得到美名,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先是铸造了有他正面像和侧面像的银币各一枚,曾在市面流通。后又铸金币,正面是他的半身像和“军务院抚军长唐”,背面有五色旗和“拥护共和纪念金币”字样,并标明“当银币五元”。

  有人发现外国的钱币上常常有哲学家、诗人、作家和其他文化名人的头像,如日本、英国、德国乃至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我们的军阀在铸币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孔子、李白的头像铸上去(更不用说鲁迅、胡适),他们只想到自己。他们的美梦总是像昙花般一瞬即逝,铸上钱币又能如何?

军阀纷纷开银行

  冯国璋有华充银行、华通银行,李纯有义兴银行,王怀庆有华懋银,张宗昌有元成银号……中华汇业银行股东大会的签到簿上有段祺瑞之子的签名、有冯国璋的堂号……

  旧王朝瓦解了,襁褓中的民国十分的脆弱,大大小小的军队将校、官僚政客、有些实力的土匪纷纷粉墨登场,大展拳脚,他们占地盘,抽捐税,搜刮财富,到处置产业。即使在战场上败了,只要躲进租界,他们一样可以过上钟鸣鼎食的奢华日子。光是从他们在北京开设的银行、银号,我们就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样子。

  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龙、虎、狗”三杰中的“狗”,多年雄居南京,看守南大门,先后当过副总统、代总统、总统,他开的银行至少有两家,一叫华充银行、一叫华通银行。做过多年江苏督军的李纯,民国初年就开了义兴银行,到1928年才在政治变局中倒闭。官至热察绥巡阅使的王怀庆开了华懋银行,做过山西民政长的李盛铎等开了商业银行。居有陇海路铁路督办肥缺的施肇基开有新亨银行。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伙同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开了大新银行,魏联芳另开有一家同德银号。臭名远扬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开了一家祥盛银号,还有祥顺兴、祥顺益。做过山东督办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有多少个小老婆都算不过来,他开的是元成银号。当过海军总长的刘冠雄开的是信富银号,湖北督军王占元开的是曰亨银号,直隶善后督办李景林开了成城银号,西北军一个叫刘仲五的师长也开有义聚银行。横行西北的马鸿逵开的两家银号叫敦泰、永昌,一直到1931年才关门。

  他们除了自己开银行、银号,还入股其他银行,我们看看中华汇业银行1919年到1927年历届股东大会的签到簿,其中有“北洋三杰”之“虎”、几次组阁、还做过执政的段祺瑞之子段宏业的名字,有冯国璋的堂号“冯大树堂”,也有王克敏、叶恭绰、陆宗舆、章宗祥等许多官僚政客的大名。

  这仅仅是北京,并不包括他们在上海以及在各自地盘上开的银行、银号,当然比起张作霖的庞大产业链,他们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幼嫩的民国能经得起他们的蚕食和鲸吞吗?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三部分

奉系军阀集团的财产

  张作霖的产业有土地,有银行,有投资的企业,有房产等等,奉系集团中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也都是广有资产,投资各种实业。

  19岁就开始为张作霖家管账的栾贵田,是张的恩师杨景镇的女婿,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离开张家,对张家的情况确实了如指掌,他回忆,张家的产业大概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土地,二是投资的企业,三是银行。先说土地,在通辽县钱家店有大约50余方,每方45亩;在高山子熟地500天,每天10亩,是从民间购买的;营口大高坎130天,每天10亩。再说企业,在沈阳有个三畲粮栈,资本5万元;在营口大高坎有个三畲当,资本5万元,40多个经营人员,经营范围从粮食、榨油到典当、放债,还发行钞票,曾印出钱票100万元;在辽源有个郑家屯庆畲祥,资本5万元,有30多个经营人员,经营粮食与典当;黑山姜家屯三畲当,资本5万元,有40多个经营人员,也是经营粮食与典当;还有两家煤矿、一家纱厂(中兴煤矿、八道壕煤矿与恒源纺织厂)。银行有边业银行,资本达500万元。

  这些仅仅是栾贵田多年后凭印象记得的,实际上,张作霖的资产不止这些,张家所拥有的土地更为辽阔,在北镇县有一千多垧土地、黑山县有500多垧、连山湾有一大片,另外还有至少15万垧的土地,在沈阳、大连都有大宅子,总资产不下于5000万银圆。除了上述经营的企业、银行,张在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政记轮船公司、奉天纺纱厂、东北银行等都有投资,而且是大股东。东三省那些官商合办的主要企业中,也多有投资。即使年轻的张学良也有自己的房产、土地、森林,以及在银行、实业方面不小的投资。

  不光是主宰东三省命运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总参议杨宇霆在土地、房屋、森林这些产业之外,还拥有大量银行和实业的投资,比如在东北银行的投资就有50万,在奉天实业银行、大同储蓄会、东三省实业银行,在大亨铁工厂、大冶铁工厂、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奉天纺纱厂、金城泉军衣庄等都有大小不等的投资,而且还独自经营复州石板矿区、法库门电灯厂。此外,不要说做过督军、省长的吴俊升、常荫槐、张作相、张焕相、王树翰、刘尚清等人,就是东北兵工厂总办臧士毅、参议韩麟春、奉天清乡总办齐恩铭、东北陆军粮秣厂总办保康、交涉署长高清和、奉天教育厅长祁彦树、警备处长陈奉璋、奉天纺织厂总理孙祖昌、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电务处长周大文等人也都是广有资产,在各种实业中有投资。

吴佩孚:“岂止能望见长白山”

  吴佩孚军中传唱《满江红·登蓬莱阁》,一次,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疑:“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他回答:“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

  1917年,在段祺瑞召集的一次会上,当时还只是个旅长的吴佩孚,不知因为什么事,说了一句话,段大怒,问发言的是什么人,曹锟回答是他的部下,段说:“小小官职,竟敢在此大会上发言。”早在1908年春天,吴佩孚在东北,只是一个小小的管带时,就敢于给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书,提出边防事务方面的建议,这在当时是个不平凡的举动,曾受到徐的嘉许。

  自比关羽、岳飞的吴佩孚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他本人不嫖、不赌、不抽大烟,这在同时的军阀中无疑是罕见的,所以他容不得部下抽大烟、贩大烟,一经发现必严肃查处,轻则撤职,重则枪毙。他也容不得部下嫖妓,有一炮兵团长在战场丧生,他竟然说:“战场是神圣的战场,哪容得不洁净的人,这种身不干净的人,神明是不能容的。”原来这个团长不久前曾去嫖妓。当然,部下为他的这种冷酷很伤心。

  1922年秋天,已如日中天的吴佩孚常驻洛阳,曹锟在保定的军中因欠饷激发兵变,实际上是学生出身和行伍出身的新旧派矛盾引发的冲突。曹锟急召他前去解决。他召集全体官兵做了一次“英雄并立”的讲话,意思是学生出身的是“英”,行伍出身的是“雄”,必须能文又能武才是英雄,希望他们相互学习,好好团结。虽然他说话有点口吃,而且一口山东蓬莱土话,不太好懂,但一场兵变还是被他轻轻几句话化解了,关键是这些不同出身的官兵都对他怀有敬意,他本人既是秀才也是兵。吴佩孚军中传唱他自己的词《满江红·登蓬莱阁》,日本人听了都不舒服,有一个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疑:“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他回答:“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

  卢沟桥事变后,吴佩孚在沦陷的北平给日本天皇写信,力言中日不可用兵。天皇没有理睬他,日本特务和下水的汉奸却纷纷来劝他出山,他的条件是要他出山可以,但日本必须退兵。那时他最喜欢画梅花,就是以凌寒而开的梅花自况。他终于命丧日医之手,一位佩服他气节的日本东京帝大教授曾送来这样一副挽联:

  “败师不入外租界,

  正谊羞登傀儡场。”

  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

  “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吴佩孚的诗词

  “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这是吴佩孚为“九一八”写的诗。

  吴佩孚以秀才而军阀,上马吟诗,下马读书写字画画,熟读《易经》、《春秋》,在军阀中很特别。“八方风雨会中州”,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军中传唱的军歌是他自己填的一阕《满江红·登蓬莱阁》: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想当年,吉黑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如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他的饮食起居都很简单,吃的是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或绍兴酒,早睡早起。他平时练兵、打仗之余,喜欢读书,不爱钱,不怕死,不向外国人低头。1924年败军之际,有人建议他逃入天津租界,他厉声斥之:“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到了汉口,有日本政要给汉口领事来电,探询他有无东游日本的意思,他的回答是“我连租界都不住,哪能去日本!”1925年,英、美等国银行表示愿给他信用借款,不须抵押,支持他东山再起,被他断然拒绝。此前当他雄居洛阳时,苏联要扶植他为中国之主,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对于别人称他为军阀,他并不介意,还赋诗自我解嘲:“敢云色相曾参透,却信军阀力无边。”但最后他也未能免于兵败的命运。1927年他大败于武昌城下,黯然入川,在白帝城写下的诗中已有“望月空余落花句”这样凄凉的句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写诗一首:“国耻传来空有恨,百战愧无国际功。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他以诗批评张学良:“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诗中的“醇酒妇人”,是指当时道路传言“九一八”前夜,张学良正与电影明星胡蝶翩翩起舞,其实并无此事。他一生嗜诗,1929年在四川过生日,赠给来宾的就是一本《蓬莱诗草》。只是“花开上苑春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的时光已不再。

  对于他最后的归结,这副自撰对联基本上是准确的: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自比“关岳”的军阀

  吴佩孚声援“五四“学生的通电:“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吴佩孚喜欢舞文弄墨,在军阀丛中如同鹤立,他骄傲,他目空当世,他曾跟上时代的节拍,他又落伍于时代的脚步,他复杂得让人难以琢磨,他又简单得如一汪清水。

  1937年6月,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报人张慧剑在北平采访了早已过气的大军阀吴佩孚,写了一篇采访记:“他说他笺注春秋左传,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他大骂杜注,他夸奖着这部书在军人教育上的作用,我知道他是自比关岳的,我听他批评左传的许多幼稚的见解,不免惊奇,然而同时却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安慰,以如此理解支持着自己的人生的吴佩孚,总不会屈膝事虏的吧?……吴氏给我的友谊的款待,颇使我流连而不忍去。以后我是静听吴氏发挥其三教同源的新学说,至于四十分钟之久。我压制着我的感情,不再说一句刺激吴氏的话。”

  此时,张慧剑看到的已不是一个叱咤自喜、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但比起硝烟中那个吴佩孚还要真实,有血肉,一个古老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乱世中投笔从戎、曾经高处不胜寒的成功者,一个被滚滚潮流抛弃的老人。遥想“五四”当年,我们还是要记起吴佩孚领衔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的通电,时在1919年6月9日,吴佩孚只是陆军第三师的师长,远在打内战的前线,但是他知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气即民气也”。他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自古以来,学生干预时政,从东汉到宋代的太学生,“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他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因此他要大声疾呼:“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篇传世的文言电文中透着一点豪情,一点正气,甚至一点书卷气,正是这个吴佩孚,拒绝了苏联扶植他为中国统治者的提议,拒绝了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向他伸出的橄榄枝,最后拒绝了日本请他“出山”做傀儡的要求。

不做“猪仔”的议员

  曹锟贿选总统,五千银圆一票,多数议员成为“猪仔”,但也有例外,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众议院议员邵瑞彭,不仅在报纸上公开揭发,而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当他返回故乡,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引以为荣。

  1923年10月9日,胡适写下一句沉痛的话:“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这一年,手握兵权的曹锟做够了军阀,想到新华门的宝座上坐坐。他以重金收买议员,送给每人五千银圆的支票一张(有个别是一万元的支票),一切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包办。10月5日,曹锟花费了四百万元巨款,顺利当选为民国大总统。那五百几十个接受贿赂、投了选票的国会议员从此被称为“猪仔”,成为永远的笑柄。

  曹锟贿选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他就贿选过副总统,不过那次他出价太低,只是要给每个议员送五百银圆,而且不是现付,而是许诺,不足以让那些善于计算的议员动心,所以他的副总统没有当成。或许接受了这次教训,五年后,他才会出手如此阔绰。后世有史家说,曹锟既然如此的不要脸,可以直截了当地坐到总统的椅子上去,何必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手续,用许多的金钱,买许多的“猪仔”,投什么选举票呢?但曹锟不这么想,他要“合法”地拥有那张椅子,绝不运用武力去夺取。

  “猪仔”议员们为了给自己的卖身找一块遮羞布,十来年争执不休、总是难产的宪法竟然在二、三天内就通过了二读、三读,从字面上读来,赫然是一部联邦分权的宪法,然而又有谁会将它当真呢?10月10日,当曹锟宣誓就任总统时,吴景濂等也举行了一个公布宪法的仪式。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议员都甘愿做“猪仔”,其中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一个众议院议员叫邵瑞彭,他在收到五千银圆的贿选支票后,拍照寄往北京、上海各地的报纸发表,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为了躲避追杀,他转道天津、香港,到了上海,时在10月14日,恰好柳亚子、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发起的“新南社”举行第一次会议,他以旧南社社友身份赴会,受到热烈欢迎。几天后,他返回故乡淳安,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他,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们高举的横幅上写着“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这大概是淳安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另一位断然拒贿、拂衣南下、视支票如粪土的议员是浙江乐清的洪叔翰,他的举动同样令故乡百姓引以为荣。

张作霖的“最不可及之处”

  胡适日记中说:“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张作霖起自草莽,常常骂人,但是他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人告诉胡适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还有一个故事,张作霖最初任命王永江为警务处长,王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不受军人干涉,张答应了他,王就致力于改革全省的警政,设立高等警官学校,处处都是学习日本的警察方法。那个时候军人中有一些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像冯麟阁、汤玉麟等,都不服气,经常推荐人给王永江,王一概不用,他们意见很大,常常和王捣乱。无奈之下,王只好据实告诉了张作霖。有一次在“老虎厅”开会议事,老张提出此事,说王永江用心要办好警察,大家不许乱荐人。汤玉麟绰号“大虎”,随老张征战多年,险要之时几次救过老张,那两只有名的老虎标本就是他送给老张的,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屡犯军纪,其部下多次被王永江惩处过。所以他在席上发言攻击王。不料老张大怒,当众大骂他。汤也大怒退席,密谋举兵作乱,但老张稳住了汤部几个主要干将张作相和张景惠,兵变没有发生。但情况已闹得很严重,全城戒严,甚至架起了机关枪。王永江辞职避往大连,老张赶紧把他请了回来,让他继续全权做警政的改革。汤玉麟则脱离奉天,重操旧业,干起了土匪的老本行,一年多不归,老张几次叫他回去,他总是不肯回去。有一天张作霖过生日,演戏,其中有一出关于关羽和张飞的《古城相会》,老张看了忽然泪下,众人问故,他说:“人家兄弟失散了还能相会,咱弟兄一去就不回来了!”这话传到了汤耳朵里,大为感动,就自己跑回来了。

  时隔多年后,1934年2月11日,胡适听说这个故事,还在日记中喟然叹曰:“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

  因为外交经费包干,驻法公使、驻英公使都“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平时最怕与外国人交际。

  1919年,天津《大公报》派出的胡政之是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先是中国驻外使馆的腐败无能让他愤恨不已。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五年,平时最怕见外国人,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除了每年国庆节使馆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绝不宴请外人,外人也很少和他交往。他要到法国外交部办事,只与一般科员接洽,不要说见总长、次长,连见司长、科长都不容易。外交部之外就更为隔绝了。所以他驻法五年,法国新闻界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使馆中人向记者透露,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十万法郎,因为经费是包干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也是同一做派,都是“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他们个人自以为得计,国事则深受其害。欧洲人对中国的事茫然无知,其中与中国驻外使节平时与外人的隔绝大有关系。

  胡政之的通讯对当年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也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

  首席专使陆征祥“才具太短”,加上人才缺乏,随员中都是“九等以下人才”,到了法国,从驻欧洲各使馆中调用多人帮忙,“亦无特出之士”。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才华卓然”,是驻公使中有数的人物,也是他以往所信任的,本可让王担任秘书长。可惜陆为了敷衍胡维德,而起用了一个办事极为紊乱的驻法使馆秘书,用人不当导致笑话百出。最后,还因为代表席次问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陆征祥路过美国邀请王正廷同行,“许以第二席之专使”。到法国见到施肇基,“又许以第三席之专使”,并通告了和会。结果政府明令发表却是顾维钧第二、王正廷第三、施肇基第四,陆因此陷入尴尬。施不愿居顾之下。顾也因为有人要他让位于王而大愤,宣言辞职。最后,陆征祥于3月7日从旅馆出走,独自到了瑞士,并向北京提出辞职,整个和会期间他确实什么都不管。

  胡政之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梅兰芳和齐如山相得益彰

  政界、学界的人向来瞧不起唱戏的,即使红如梅兰芳,哪怕平时看起来很有交情,一到了文字上,绝不肯称兄道弟,而是称“小友”之类。

  梅兰芳在民国初年不过十六、七岁,而在京剧舞台上叫座的能力已震动京华,连有名的谭鑫培都望尘莫及,更不用说杨小楼等人。《齐如山回忆录》中说,他最初几次看梅的戏,并没有看出好来,一次戏界为自己办的小学校筹款而演出,所有名角都到场,梅兰芳因为另有三场堂会要唱,他在这边的戏排在后面,等到第四出戏演完了,他还没赶到,杨小楼先上场了,结果观众大哗,怎么劝说都无效,说他们买票就是冲着梅兰芳来的,既然梅不来,就退票。好不容易,梅来了,风波才告平息。其实,那时梅在艺术上并未成熟,戏演得平平,但为什么人气就那么旺?这让齐如山陷入了深思,当然他已察觉梅有很高的天赋,扮相、嗓音都很好。之后,他就特别留意梅的演出,开始给梅写信,提意见,而令他欣慰的是,每一次他提的建议,下一次演出时梅果然改进了,而且确实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这让他兴趣大增。

  从民国元年起,齐如山的信一直写了好几年,有百十来封,可他们没有直接见过面。迟至1914年春天,才打消种种顾虑走进梅家,那时社会上对演戏的很歧视,即使红如梅兰芳也不例外,人家可以捧他,却不会打心眼里平等待他。特别是政界、学界的人向来都是瞧不起唱戏的,平时哪怕看起来很有交情,一到了文字上,就颇费斟酌了,绝不肯称兄道弟,而是称“小友”之类。与梅兰芳交情很好的樊樊山送书画时,既不肯称兄弟,也不愿论辈行、称先生,当然不好意思称“小友”,所以就称“艺士”。

  在齐如山眼里,红遍都城的梅兰芳,家很静穆,人也很谦恭和蔼,光明磊落,性情品行都可以说是很好,而且束身自爱,其家庭妇人女子也都悠娴贞静,永远声不出户。这样的人家与好的读书人家并没有什么区别。此后,他就常常进出梅家,真正把梅看作了可信赖的朋友,协助梅进行京剧改革,不光编写了大量的新剧本,而且写了许多研究京剧的专门著作,对有历史的京剧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他的名字也就和梅兰芳、和京剧联系在了一起。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四部分

梅兰芳意外得博士

  梅兰芳到日本演出,驻日代办公使举行酒会,日本内阁全体出席,为中国争了面子。酒会的花费报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却不得报销,理由是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史无前例。

  当梅兰芳因“男人扮女人”的艺术(鲁迅语)而在中国红透半边天时,号称“国剧”的京剧还没有出过国门呢,鼎力支持京剧明星梅兰芳的齐如山开始琢磨这事。第一次把“国剧”发扬到国外,去的是日本,时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他们到了东京,中国驻日本的代办公使搞了个盛大的酒会,不但各国大使到齐,日本整个内阁倾巢出动,包括总理都到场,酒后演出一个小戏,皆大欢喜,代办和使馆人员尤其开心,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历来一个代办公使请客,来宾中最高级别的一般也就外交次长,总长都很难到的。而这次连内阁总理都欣然前来,这是史无前例的,这都是冲着梅兰芳而来的。齐如山说:“也可以说是中国戏的力量。”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给中国争了面子。

  然而,这个酒会花费的几千元钱报到外交部,却不得报销,理由是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史无前例。齐如山感叹说,至于为国家争了多大的光荣,官僚们的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概念,尤其是那些新上任的司长更是反对。直到后来外长换人,这笔账才得以报销。齐如山又开始筹划着如何让梅兰芳到欧美国家去访问演出,他找到了燕京大学校长、在杭州出生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司徒的意见是“梅兰芳的歌舞面貌,到外国去演唱,是没有问题的”。而齐如山想的则是如何发扬京剧的内涵,这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他费三个月工夫写了一本书《中国剧之组织》,又找最好的画师,画了几百幅有关的图片,从剧场、胡须、扮相、脸谱到舞谱、兵械、乐器等,一应俱全,司徒雷登看了,才明白京剧里面还有那么多道理,主动约了十几个教授,帮他将中文名词都译成英文。为了准备出国,梅兰芳个人耗费了四、五万元,齐如山也贴了五千,最后路费还没有着落,又是司徒帮着约了一些银行家来看京剧图片展,筹措到一笔经费。

  梅兰芳终于远渡重洋,到美国演出,波莫纳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都要授予他博士学位,这个意外所获,自然令他高兴。齐如山说,梅在演戏之外别无所长,在处世上只有忠厚和蔼,诚是知人之论。这以后那些为如何称呼梅兰芳而犯难的人,不用发愁了,加上“博士”即可。

徐悲鸿的柳暗花明

  正在柏林陷入困境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寄来通知,教育部已经补汇全部积欠的官费,可以到巴黎去领。徐悲鸿马上写信请使馆把钱汇到柏林,使馆照办不误。

  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回忆录《我与悲鸿》中忆及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留学生活,一个人的官费支撑了两个人多年的生活,虽多次遭遇经济困境,可是每次山穷水尽时,又总是柳暗花明。1923年春天,他们正在柏林,生活难以维持、日处愁城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寄来的通知说,教育部已经补汇全部积欠的官费,可以到巴黎去领。徐悲鸿马上写信请使馆把钱汇到柏林,使馆照办不误。钱到之后,他们还清了所有欠款,重返巴黎,继续学业。

  1925年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起先官费还是断断续续地汇来,后来又突然断了。这一来徐悲鸿他们又陷入了困境,有一次到了马上就要断炊的地步,蒋碧薇去一个朋友家借款,结果没有勇气开口。第二天起来,他们已经没有吃饭的钱,准备去朋友家,就在这时,收到一封信,原来大使馆来了通知,教育部寄来了一个月的公费,请他去使馆领取。那年夏天,他们租的房子遭冰雹袭击,屋顶的玻璃多被损坏,而他们没有经济能力修缮,正在束手无策之时,中国驻巴黎的总领事赵颂南来访,赵是江苏无锡人,非常崇尚西方文明,一家大小的生活习惯都已欧化,而且大力提倡幼童留学,直接接受西方教育,不光是自己的两个儿子,他还在家乡选拔亲友的子弟出来,其中有不少学有所成的。他同时爱好艺术,收购了许多西方原画珍品。看到了徐悲鸿当时的困难,他立即给了500法郎,才解了燃眉之急。

  官费先是时断时续,最后变成了断线的风筝,徐悲鸿和蒋碧薇无奈之下,只好去打工,奔走好久才找到两份临时工,徐给书店出版的小说画插图,蒋给罗浮百货公司做绣工,报酬都很菲薄,要赖以谋生很难。他们终于发现,在巴黎已走到了山穷水尽处。

  陈丹青在南京师大艺术学院的徐悲鸿艺术研讨会上发言,感叹徐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乃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其中说到他留学欧洲那一段,充满羡慕——“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满世界哪里去找这样的事?”这与我在蒋碧薇回忆录看到的有所出入。

“你们把遗嘱写下来”

  面对请愿的学生代表,教育总长刘哲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

  1927年,张作霖统治北京的时代,以刘哲为教育总长,将北京原来8个国立大学合并为一个京师大学,刘自兼校长。8校师生反对合并,学生会派代表向刘哲请愿。刘在教育部召见,先是一一问代表姓名,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而且办公桌前摆好了8副纸笔。当代表们感到莫名其妙时,刘一拍桌子,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旁边的教育次长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讨苦吃。”其时,刘哲在京城真是炙手可热,随便下个纸条,就能把人抓起来。当然,他的一个条子,也可以把亲戚朋友的子女送进大学里。

  已改称京师大学文科的北大第一院,有一次发生考试风波,刘哲召见学生代表,经济系的千家驹是其中之一,他们鱼贯而入,向刘行鞠躬礼,当时北京学生多穿蓝布大褂,两边有插兜,手可以放在里面取暖,时值冬天,千家驹在鞠躬时没有把手拿出来,被刘哲发现了,先是问姓名,接着拍桌子大骂,说:“你不要说见我教育总长,就是见我京师大学校长也不应该把手放在插兜里行礼啊!见我教育总长又是京师大学校长尚且如此傲慢无理,对其他师长更可想而知了。你进来时把手放在兜里,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拿个炸弹来炸我呢!”又说:“你们这些当代表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平素不用功,醉心‘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最害怕考试。你们迷信胡适、蒋梦麟之流,他们都是‘赤化分子’,我叫你们用功读书,你们就骂我‘老牛’,真是岂有此理。”“你们只要好好读书,将来自有你们的好处。你们看我,我以前在京师大学堂读文科,整天在家里圈圈点点的,所以能有今天,做了教育总长,又是京师大学校长,不用功行吗?”

  千家驹说刘哲是“沐猴而冠”,只知道升官发财这一套,在刘的眼里,包括胡适、蒋梦麟在内都成了“赤化分子”,另一方面,只要他一句话,阿猫、阿狗都能当教授。在他治下,王世杰、燕树裳等教授纷纷南下,离开北大。这大概也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钱昌照遍访各路军阀

  张宗昌一见面就拍着胸脯对钱昌照说:“如果你想当官,绝对没有问题,任何方面我都可以介绍。”

  1924年,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学成归国的钱昌照,怀抱着“工业救国”之志,那年他只有二十五岁,因为父辈与张謇有交情,凭张謇的介绍信,他在一年多时间里,走北穿南,遍访各路军阀。他最先到了东北,张作霖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少年英俊、大清早就出外练兵的张学良,他倒是颇有好感,认为此人很有希望。他住在姜登选家,遇到的人当中包括了粗鲁的军阀张宗昌,一见面,张就拍着胸脯对他说:“如果你想当官,绝对没有问题,任何方面我都可以介绍。”从沈阳到张家口,冯玉祥招待他吃午饭,两菜一汤,这比后来冯请蒋介石吃的白菜炖肉待遇还高,他说冯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救国救民的大道理。

  从张家口到太原,阎锡山说先要把山西建设成模范省,做其他省的榜样,他注意到阎讲话时,眼睛忽开忽闭,是个城府深、花样多的人。太原到开封,他见到胡景翼,感到胡虽是军人,却有一些见解,只是身体不大好,虚胖到难以行动的地步。开封到洛阳,正是秀才吴佩孚“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地,吴的秘书长杨云史和他同乡,兼有亲戚关系,和吴见面时,在座的还有白坚武、蒋百里,穿着棉袍、白薯屑落了一身的吴招呼他一起吃烤白薯,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对外国人不叩头,不躲进租界,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他从吴的谈吐感到此人有些迂,不是有希望的人。最后他到了南京,去见据有长江三角洲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当孙从内室出来时,满嘴喷出的都是鸦片烟味,孙的谈话和阎锡山很相似,说是要把苏、浙、赣、皖、闽五省建设成全国的模范区,那时上海也属于江苏管辖。不过他感到孙说话吞吞吐吐,令人难以捉摸。

  回到常熟家中,钱昌照觉得没有一个军阀可以依靠来实现他“工业救国”的抱负,有些失望。不久,他收到孙传芳的来信,邀请他当秘书处处长,还附了聘书。他把这件事告诉张謇,还有家里的亲人,他们都主张他应聘,认为孙重用地质学家丁文江,是个有作为的人,和他的看法不一样。他扬言自己选择吴佩孚,实际是到上海江湾找个房子躲起来,读中国通史,一读就是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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