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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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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坛上最有影响力、最有说服力的大奖。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意味着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肯定,而且获奖者都能给他的民族和国家带来光荣和骄傲。本书分上、下两册,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历届获奖者的生平和文学实绩,帮助读者了解诺贝尔文学奖九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前言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 京

  前   言

  诺贝尔文学奖是带有世界性声誉而规模宏大、奖金丰厚的诺贝尔奖的一种。如果把获奖者比做嵌耀在天际一颗耀眼的星星的话,那么,本书描绘的是活跃在二十世纪近百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坛上的发人深思的群星组成的灿烂蓝图。

  诺贝尔文奖共分物理、化学、医学 (包括生理学)、文学、和平五种,从1969年起又增设了经济学奖。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是瑞典著名的发明家和化学家,1833年10月21日生于斯德哥尔摩,1896年12月10日因心脏病在意大利圣雷莫逝世。生前主要致力于炸药的研究,其中有硝化甘油、雷管、固体炸药等,共获得八十五项发明的专利权。从年轻时候起,他对和平事业非常关心,希望用自己的发明消灭战争,造福人类。诺贝尔在1895年11月27日写下遗嘱,捐献全部财产三千一百二十二万余瑞典克朗设立基金,每年

  把利息作为奖金,来奖励世界上在科学、文学和和平事业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这就是诺贝尔奖金的由来。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瑞典文学院还特地从它的院士中组织了一个诺贝尔委员会,专门负责评比竞选事宜。每年12月10日于诺贝尔逝世纪念日举行发奖仪式。获奖者被授一份获奖证书、一枚带有诺贝尔头像和铭文的金质奖章和一定数量的奖金。奖金数目取决于当年利息收入,每年数字不等。从1901年起,几乎每年颁发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其间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停颁了七年,这七年是1914年、1918年、 1935年 1940—1943年。

  按照诺贝尔先生的遗嘱,文学奖的奖金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1900年经瑞典国王批准的基本章程中改为“近年来创作的”或“近年来才显示出意义的”作品,“文学作品”的概念扩展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即包括历史和哲学著作。获奖者不受国籍的的限制。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它受到评比标准和地理位置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所谓“最佳作品”,当然是以他们的政治、艺术标准为前提;同时,在二十世纪初,象瑞典这样的国度,它不可能广泛地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因此,也不可能做出完全合理的评选。它从开始就在欧洲几个国家内实行一年一度的“配给制”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它还涉及到推荐书、初审报告的强弱,以至于瑞典文学院的个人交往等诸因素。象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大国,竟没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象托尔斯泰这样的世界文坛巨匠竟被拒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门槛”之外,显然有它的不合理性。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实践证明:尽管确实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作家获奖,但统观全貌,获奖者未必伟大,未获奖者未必不伟大。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强烈的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活动中的权威性也不应忽视。获奖的作家、作品,在世界和本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促进世界文学繁荣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为加强对诺贝尔文学奖全面情况的了解,拓宽人们视野,提高其文学艺术的素养和鉴赏力,我们特意编写了《文坛群星》一书,介绍历届文学奖的评比背景,人物简历,重要作品,甚至内部争斗等。本书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同时,从作家们经历不同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中,也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诸如,作家的成功之道是什么?独创的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世界观怎样指导着作家的创作等。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书籍,特此鸣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不周之处,谨请识家、读者批评指正。

  诱人的“桂冠”之首

  ——1901年获奖者: 〔法国〕阿尔芒·苏利-普吕多姆(Rene Sully—Prudhomme)

  当影响深远、规模宏大、奖金丰厚而被视为整个世界最重要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场锣鼓敲响的时候,多少文豪墨客,学者骚人纷纷登场,竞赛一开始就呈现出激烈角逐的局面,面对使获奖者“一夜成名”魔力的第一顶诺贝文学奖“桂冠”,他们无不发出渴求而羡慕的惊叹:多么诱人的“桂冠”之首。

  在首次诺贝尔文学奖庞大的角逐阵营中,波兰推出了著名作家显克维支;德国则推出了三位作家——一位诗人,一位文史家、一位歌谣作家,而法国的一名著名科学家伯希洛以他的院士身份保荐左拉参加竞选……陆续寄到瑞典皇家学院的那些建议书及推荐函,为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文坛勾勒了一个壮阔的轮廓。

  颇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诱人的“桂冠”之首的争夺中,还发生了一件“拉关系”的插曲。一位名叫瓦耶西·哈多特的作家(他曾为岳父写过一本传记—— 《巴斯特传》),在法国文艺界交游甚广,他利用这种关系,促使一名作家、院士把他推荐给瑞典文学院。但后来这种“拉关系”并未获得成功。1901年11月14日,瑞典文学院经过一整天的冗长会议,终于作出了授予法国作家阿尔芒·苏利——普吕多姆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主要理由是为“特别表彰他的诗作,它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结晶之实证”。

  普吕多姆于1839年3月16日出生在巴黎,早年当过工程师,从事过法律工作,后致力于诗歌创作。 1864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居留诗集》,当时知名作家、评论家塞因特·贝乌凡称赞这部作品是“当代诗歌中的杰作”。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崇尚形式至上,强调客观主义。曾参加过宣扬这一诗歌主张的帕尔纳斯诗歌运动,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他以后的创作,如发表于1872年的《命运》、1875年的《徒然的柔情》、1878年的《正义》和1888年的《幸福》等,已明显地摆脱了强调客观主义的“无个性诗歌”的倾向,探讨人类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冲突。除写诗之外,他还是一个散文名家和理论家、翻译家,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论美术》(1883)、《诗句艺术断想》(1883)和《巴斯卡尔主张的真正宗教》(1905)等。188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普吕多姆得知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激动万分。他在给瑞典文学院的信中说:“我感到一种自豪的喜悦,并欣然认为,此项奖为作家们所力争的最高荣誉,但她应归于我的祖国——因为我的作品所以能赢得此项荣誉,却是得之于她的。”

  1901年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4周年纪念日,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首次诺贝尔奖授奖仪式,普吕多姆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授奖仪式,其奖状和奖金是法国驻瑞典公使代领的。

  普吕多姆晚年多病,自身体瘫痪后作品就写得更少了,1907年9月7日终因久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巴黎。

  历史学家闯进文学圈

  ——1902年获奖者: 〔德国〕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902年,德国有“纂史巨匠”之称的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以因为他是“现存的最伟大的历史写作艺术大师,特别是他写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罗马史》”的评语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使这位文学圈外的历史学家一夜之间成为闻名全球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得主。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按照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出的获奖条件,认为这一奖金的获得者并不一定限于纯文学,即使以哲学家、历史学家身份出现于社会上的学者,只要他的著作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也可属于获奖者范围之内。蒙森的获奖,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圈外人获奖的重大创举。

  其实,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蒙森的煌煌巨著《罗马史》不仅具有极准确的历史价值,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蒙森的文笔洗炼,擅长刻划人物,很多人将它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当时德国专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对蒙森说:“尊著《罗马史》我拜读再三,你看,封皮都快磨破了”。同上届普吕多姆获奖所经受过的曲折、竞争一样,蒙森的夺魁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首次颁奖冷落了两位文坛巨匠:托尔斯泰和左拉,于是抗议的声波在第二届竞选中只喧嚣起来,大量指责让托尔斯泰落选的信件涌进瑞典文学院,对于这些抗议活动,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威尔生说:“托翁没有获奖是因为不符合诺贝尔竞选章程的规定,应由具备资格的学者或有关团体推荐。”当托尔斯泰具备上述条件后,学院认为托翁作品的内容和倾向不符合诺贝尔“理想主义”要求,最后,托尔斯泰愤然退出了诺贝尔文学竞争的行列。这一年,左拉、卡尔杜齐、显克维奇、霍卜特曼、叶芝等人也参加了竞争。第一届没有参加竞争的英国也推出了史宾赛参加角逐。诺贝尔委员会从众多候选人中经过一番筛选,确定了这位“圈外”获奖者。

  蒙森得知获奖的消息,立即给瑞典学院写了一封信作为酬答,信中说;“当这个犀利而慈爱的判断突然地重造了我生命中那些极度纷纶的局面时,我恍如到达了生命的顶点。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出一句更好的话来表达我的欣喜了。”由此可见他获奖时的兴奋心情。

  蒙森于1817年11月30日出生在德国最北部加尔丁。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838年考入位于州首届基尔城的基尔大学法学系,184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43年发表了题为《古罗马社团的起源》,这是年方二十六岁的蒙森在德国文坛上第一次显露头角。蒙森的代表作《罗马史》自1854年出版第一卷起,前后辛苦耕耘,呕心呖血、历经三十余载,待到这部煌煌巨著五卷本完成时 (其中第四卷未完成),他已经是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该书的完成,使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

  除此之外,蒙森还写作了《罗马国家法》和《罗马刑法》,他主持编纂的《拉丁铭文大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森于1903年11月1日逝世。“绣球”甩向北欧的纳维亚半岛

  ——1903年获奖者:[挪威]比昂斯腾·马丁纽斯·比昂松(Bj■rnstjerne Bj■rnson)

  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居住着古老的挪威民族,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在幅员广阔而靠山临海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建立了历史悠久的挪威王国。如今那里的人民还在高唱赞美祖国的颂歌:“是呵,我们永远热爱这块土地……”这首歌在十九世纪末被定为挪威的国歌。1903年,诺贝尔委员会将文学奖的“绣球”甩向这个小岛,甩给了这首国歌歌词的作者、十九世纪后期挪威杰出作家比昂斯腾·马丁纽斯·比昂松。

  1903年,比昂松被授予诺贝文学奖,以表彰“他的高贵、宏伟和才华横溢的作品,它们往往以新颖的灵感和少有的纯洁精神而著称”。

  象第一、二届一样,许多文坛上声名赫赫的大师重新出现在竞争的行列,如卡尔度齐、艾契加里、布兰特、帕里斯……但法朗士对于布兰特的提名,使瑞典学者意识到:挪威的文学成就不可忽视。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十九世纪末的挪威文学时所说:“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俄国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与之媲美。”既然诺贝尔委员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末,他们在挪威两位齐名的大师比昂松和易卜生之间的抉择也是无疑的了。当时七十一岁的易卜生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而七十五的比昂逊虽也年迈,但还是生气勃勃,创作力旺盛。这样,瑞典学院选择比昂松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正如1901年曾推荐比昂松的一名瑞典教授说:“我提出比昂松的名字并非没有顾忌。不过每一个人必须摈弃个人的成见来向他致敬——尤其是瑞典官方向他致敬之后。”这样,瑞典学院终于选择了比昂松,并且以全票通过。

  比昂松于1832年12月8日出生在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里,年轻的比昂松在家乡绚丽多彩的山水风光熏陶下,培养起一种热爱祖国的大地,怀念民族历史的浓厚感情,他与那些勤劳忠厚的农民的长期生活在一起,也受到美好品格的感染,这一切对一位未来的伟大作家来说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他的长篇小说充满说教,读来沉闷,中短篇小说写得比较生动,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乡村故事》的一组中篇小说,以“真实和自然”相标榜,主题都是有才能的男女主人公历尽艰险,达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比昂松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戏剧创作。他从学写历史剧开始,在 《战斗之间》(1856)、《基格尔特恶王》(1862)等历史剧中吸取挪威民间传说,创造了古代挪威民族英雄的形象。七十年代后,他开始转向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破产》和《挑战的手套》,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

  比昂松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兴奋异常,他去给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威尔生的信中说:“我深为感动地读了阁下来函,它给我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讯息。在此,我要感谢你们在通知我这个消息时的褒奖。” 12月10日,这位七十一岁的年迈老人迈着惊喜的步子,走向斯特德哥尔摩的授奖大厅时,他成了第一个出庆典的获奖者。1909年4月26日,七十八岁的比昂松在巴黎病逝。

  巧妙的“所罗门式分配法”

  ——1904年获奖者: 〔法国〕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ederic Mistral)

  〔西班牙〕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Jose de Echegaray Y Eizaguirre

  )

  19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非同寻常,在晚霞衬托下的不夜城——斯德哥尔摩,一支训练有素的游行队伍从东方广场开拔、纵队前进,横贯东西,一直走到首都的另一端美术宫。号声响彻云霄,鼓声震耳欲聋,威武的陆军、海军特遣队走在队伍最前列,后面紧跟着的是文学、科学的社团以及福利机构的各代表队。三万多人参加的盛大游行结束后,在上议院的会议厅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遗憾的是,该年度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和西班牙作家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均因年迈未能出席庆典,人们称19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颁给两个诗人是巧妙的“所罗门式分配法”。

  米斯特拉尔1830年生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地区的马亚纳城,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复兴中世纪普罗旺斯的文化传统,坚持用该地区的古老方言奥克语写作。1851年,他开始写一部包括十二支歌的关于普罗旺斯的史诗,于1859年发表,深受大诗人拉马丁的喜爱。1854年,以他为首组成一个主张用奥克语写作的文学流派——菲立布里日派。他还编纂了广收现代奥克语各种方言的大辞典《菲立布里日的宝库》(1878),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历史剧《雅娜王后》(1890)《金岛》(1876)史诗《卡朗达尔》(1866)等,他对发展普罗旺斯地方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其作品有天主教神秘主义色彩。

  由于米斯特拉尔在诗歌、语言学方面的成就,早在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之初,就被提名为候选人。但他很自谦地说,人们的推举为“枝头对小鸟来说是稍微高了一点”,自称是“荷马的卑微学生”。1904年,正当米斯特拉尔夺魁已成定局之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波折。原委是米氏的一本诗集经一位诺贝尔奖金评委委员翻译,于9月份在瑞典出版。这个译本文笔拙劣,难以卒读。这个责任虽不在米氏本人,但瑞典文学院为稳重起见,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决定采取将1904年的奖金分成两半的权宜之计。

  米斯特拉尔获奖是因为“他诗作的新颖的独创性和真正的灵感,忠实地反映了自然景色及其人民和乡土感情。此外,还有他作为普罗旺斯语言学的重大成就”。

  获得同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作家是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1832年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正规的贵族资产阶级教育,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马德里大学数学工程系,先后担任过马德里工程学院教授,西班牙商业、教育和财政大臣。埃氏一向热爱戏剧,创作热情之高,据统计,他在三十多年里,总共创作了一百多部风格不同的剧本,其中半数是诗剧。他的第一部戏剧《单据本》于1864年2月18日在马德里阿波罗上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从此,戏剧家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声名鹊起。他的戏剧风格多样,大体可分为新浪漫主义戏剧、哲理剧、象征主义戏剧、讽刺戏剧等。著名的有描写爱情纠纷的《报复者的妻子》,有描写爱情悲剧的《在剑柄里》,有因流言招致家庭不幸的《伟大的牵线人》等。

  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是由具有权威的马德里西班牙皇家学院推荐的。1901年瑞典学院承办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会仅仅请求该学院和法兰西学院推荐入选。当时西班牙皇家学院曾推荐出诗人努涅兹。努涅兹后于1902年去世,这样,在西班牙能和努涅兹相媲美的只有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了。

  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授奖乃是为了“表彰他大量出色的剧作,它以其独特的新颖的风格,复兴了西班牙戏剧的伟大传统。”

  米斯特拉尔和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同年获奖后,各自均表现出亲善友好的态度,用“文字对谈”,竞相发信遥祝获奖。他们之间互表友善的作法,在当时传为佳话。

  米斯特拉尔1914年3月25日在家乡病逝。1916年9月16日,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病逝于马德里。“桂冠”献给“语言大师”

  ——1905年获奖者: 〔波兰〕亨利克·显克微奇(Henryk Sienkie Wicez)

  对于波兰来说,十九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他们一直受到来自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帝国的侵略,而对外族的侵侮和凌辱,一批批有思想有作为的波兰文学家奋起反抗,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表达民族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亨利克·显克微奇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他以充满旺盛生命力和鲜艳民族色彩的小说而获波兰“语言大师”的称号,特别是他获得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后,波兰民族载歌载舞,欢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声誉降临波兰……

  显克微奇于1846年5月5日生于波德拉斯卡地区的一个“军人世家”。祖父、父亲和大哥都参加过军队。他从小听过不少关于军人生活的故事;而出身文学世家的母亲对他的良好教育和熏陶,使他从小热爱文学。二十六岁那年,显克微奇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徒劳无益》,内容反映了波兰大学生的苦恼生活。接着又出版了包括《谁也不是预言家》和《两条道路》两个中篇在内的《伏尔希沃皮包里的幽默故事》,在显克微奇的作品中,应该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你往何处去》和《十字军骑士》,《十字军骑士》取材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波兰、立陶宛人民联合抗击入侵的日耳曼十字军骑士团的英勇业绩,揭露了侵略者的丑恶面目,《十字军骑士》出版时,正逢显克微奇从事创作三十周年,这部小说受到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出版界还特地购买了一座庄园作为“人民礼物”赠送给他。显克微奇1896年发表的《你往何处去》,刻划了古罗马帝国为暴君尼禄迫害基督教徒的暴行,抨击统治者的暴戾与骄横,并指出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专制统治一定要灭亡。作品先后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多次被搬上银幕。

  参加 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共有十五位文坛强手,其中包括托尔斯泰、卡尔度齐、吉卜林、拉格洛夫、史文明等。显克微奇“因为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的显著功绩”和“对史诗般叙事艺术的杰出贡献”而获奖。

  当显克微奇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兴奋异常,他于 11月 29日给瑞典文学院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你们送来的消息使我感到由衷的快乐,而更快乐的是这项崇高的荣誉不仅仅是给我一个人的,我将代表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文学接受他。”授奖的这一天,这位纤弱而白晰的小老头果然出现在庄严的领奖台上,瑞典国王亲手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献给了这位“语言大师”。

  桑榆暮景添殊荣

  ——1906年获奖者: 〔意大利〕乔苏埃·卡尔杜齐(Giosue Carducci)

  1906年,瑞典文学院以“不仅鉴于他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更主要的是颂扬他诗歌杰作中所具的特色、创作的气势、清新的风格和抒情的魅力”的评语而授予意大利诗人乔苏埃·卡尔杜齐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位濒临“落日”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却象划过天庭的流星一样,忽地闪过一道前所未有的光亮——他获得该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冠冕,真可谓桑榆暮景添殊荣。

  卡尔杜齐早在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之初,就被提名为候选人了,但五年来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五年的光阴对于一位不久人世的老病人卡尔杜齐来说,是极其漫长的。正因为年龄上的刻不容缓,使得那些拥戴者们的呼吁变得更加急迫。意大利皇家文学院院士波尔桑尼在推荐书上这样写道:“如果各位有意让此项无上的殊荣成名他毕生文学成就的冠冕,那么,不要延宕太久。因为,这位杰出作家的年岁,以及(更重要的)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久等了。”在瑞典,对于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的支持者也与年俱增。卡尔杜齐的获奖已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

  卡尔杜齐于1835年7月24日生于意大利中部的维尔西利亚。自幼刻苦攻读古罗和意大利古典文学,青年时代就成为民族复兴运动领袖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信徒,在五十年代写作的诗歌中,鲜明地表达了共和思想,歌颂民族解放斗争。他的早期诗集《青春诗钞》(1871)、《轻松的与严肃的》(1861—1871)受到古希腊和意大利古典诗歌风格的影响,氤氲着民族复兴运动的时代气氛。在代表作《撒旦颂》(1863)这首长诗里,诗人赞美撒旦是“复仇的理智”的象征,对他的大无畏的叛逆精神表示敬意,严厉抨击教会扼杀自由和理智、阻碍历史和文明的进步的罪恶;对人的理智压倒宗教教义的胜利,对人世生活的欢乐,给予热烈的礼赞。1872年,卡尔杜齐加入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他对巴黎公社寄予同情,和一些公社参加者有着往来。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卡尔杜齐退出了第一国际,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接近,政治上转向保守,站在群主立宪派的立场上,此后发表的作品《野蛮颂歌》、《诗歌和韵律》等,大多是抒情诗,避开现实生活,抒写大自然的风光。从此,卡尔杜齐成为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的官方诗人,       1980年被任命为意大利王国议会参议员。

  躺在病床上的卡尔杜齐接到获奖通知时,喜不自胜。11月5日,他在秘书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辞藻华美的回函,表示他衷心的谢忱。信中说:“你们以权威的瑞典文学院的名义寄给我的信,它那崇高的语言,它对我的褒赞以及对我那卑微的作品的奖掖,使我内心充满了最深切、最真挚的敬意和激动……教堂的先生们,我目前赢弱的身体已迫使我无法胜任任何工作,我现在只剩下我的头脑和我的心了。我以这两者,向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学院 (即瑞典文学院——笔者注)表达我对你的美意和诚挚的感谢。”1907年2月16

  日,也就是卡尔杜尔齐发出感谢信后的三个月,这位著名的诗人便带着桑榆暮景的殊荣,欣慰地、自豪地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令人窒息的“庆典”

  ——1907年获奖者: 〔英国〕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jPling)

  1907年,英国小说家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终于以他“观察的能力,想象的新颖,思维的雄浑和叙事的杰出才能”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文学奖。吉卜林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但令人遗憾的是,往常的盛典在这一年却笼罩上了一片沉闷、郁虑的气氛。仪式举办得极其简单,到会者寥寥数人,整个授奖过程没有掌声,没有喝彩。原因是授奖的前几天,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去世了。吉卜林走进皇宫谒见新王。国王满脸倦容,双目垂视,对他只问候了一两句话。皇宫内外充满着死一般的沉寂。后来吉卜林在他的自传体札记

  《谈谈我自己》中称这次典礼为令人窒息的“庆典”。

  但和这冷落的授奖仪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小学校代表队的儿童们,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个儿童代表队、来到吉卜林投宿的饭店,向这位曾为儿童贡献出许多迷人童话的获奖者,表示他 (她)们的敬意。其中一位小女孩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非常流利的“颂辞”。并为他表演了合唱歌曲。这一切使吉

  卜林感到十分愉快和欣慰。

  吉卜林于1865年12月31日诞生在印度的孟买,父亲是孟买英国艺术学校雕塑学教授,亲戚中有不少是画家,家庭环境对他绘画爱好和艺术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六岁时,父亲把他送到英国接受教育。1877年,吉卜林进入“联合服务学院”,这是一所专门为英国培训海外军事人员的学校。他在这里除学军事知识外,还喜欢读丁尼生和斯温明的诗,开始进行诗歌创作。1881年,他的父母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了他这时期的习作,题名为《学生抒情诗》。1882年,吉卜林回到印度,先后在拉哈尔的《民政与军事报》编辑部工作。1888年,他出版了《山中的平凡故事》、《三个士兵》、《加兹比一家的故事》等七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集。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889年,他作为《民政与军事报》的特派记者去英国,他乘船出发,取道中国、日本、美国,经历了一次“征服世界”的旅行,在途中写了许多札记,收集在《从大海到大海》等集子里。在英国期间,他写了诗集《大海》(1896)、 《林莽之书》(1894)和《林莽之书续篇》(1895),特别是后两部,成了吉卜林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林莽之书》写的是有关印度原始森林中野兽的故事,其中叙述一只勇敢的母狼从虎口救出婴儿莫格列并抚养了他。从此,小莫格列在莽林与野兽一起生活,长大后杀死了凶暴的老虎。作者写的是动物的故事,但充满了人类生活的寓意。九十年代后期,吉卜林的创作题材有了扩大,从描写印度殖民地风土人情转向世界其他地区。《基坶》是吉卜林长篇小说中的杰作,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他后期的诗歌、小说均不如早期的作品那样流行。

  1936年18日,吉卜林在伦敦去世,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威斯敏斯坦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一位十分自信的获奖者

  ——1908年获奖者: 〔德国〕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肯(Budoif Chuistoph Eucken)

  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肯获19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继蒙森之后又一位文学圈外获奖者,他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奥肯在接受报界记者采访时,对自己的获奖显得十分自信。他说,他曾经潜心研究过所有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规定,他认为自己的获奖符合一切必备的条件。他的作品将在全世界越来越“热门”起来。

  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在颁奖给奥肯的颁奖词中强调指出:“在他众多的著作中的展示出来的巨大热情和力量,以及他为生活中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维护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明确表示之所以授奖给这位哲学家,是为了“表彰他对真理的热切探求、思想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及在他许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

  奥肯作为哲家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他在哲学上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成就外,还得助于瑞典皇家科学家及其同事们。他的提名是由瑞典的同行、他在古腾堡大学的鼓吹者所推荐的。对于瑞典同行的协助,奥肯心中既清楚又感激。他在《生平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情可能是国内外的瑞典朋友们倡议的……如果我就此事要感谢一些人的话,那首先是我难以忘怀的诺尔斯特雷蒙 (瑞典哲学家),其次是瑞典第一位历史学家叶尔纳和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乌齐斯……”。

  奥肯于1846年1月5日出生在德国北部位于北海之滨的东弗里西亚群岛的首府奥里希城,父亲是当地的邮局局长,在奥肯五岁时即去世,他与寡母相依为命,以领取国家的怃恤金维持生计。奥肯从小喜欢读书,更爱思考,在幼小的心灵中常对人间的各种社会现象提出一系列问题,说明这位哲学家从幼年时代就已经具有一种超人的哲学头脑。青年时代的奥肯发愤读书,中学时曾不止一次地跳级,受到教师的好评,尤其是高中阶段的班主任、神学家兼哲学家罗伊特成了他早年最有影响的导师。1862年,奥肯考入歌廷根大学哲学系,并获得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奥肯曾先后在中学里短期任教,1871年,即在他二十五岁时受聘至瑞士西北部巴塞尔城的巴塞尔大学任哲学教授。早期代表作有《亚历士多德的研究方法》(1872)、《现代基本概念的历史和批判》(1878)等,中期代表作有《近代哲学史论文集》(1886)、《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奥肯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他的研究重心集中在人类现实的精神经历方面。

  1926年9月14日,这位被人们尊为“德国哲学界的涅斯托尔”,在经历了八十年的人生历程后,便与世长辞了。他留给了人类社会一份可供借鉴的精神财富。

  第一位女作家夺魁

  ——1909年获奖者: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Seima Ottiliana Lovise Lagerl■f)

  鉴于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在创作上的杰出贡献,瑞典文学院授她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作品中“崇高的理想主义、生动的想象能力和心灵上的敏感”,荣幸成为第一位女作家夺魁而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史册。

  从1904年起,拉格洛夫每年都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推荐者不仅有本国的科学院院士,而且还有挪威、芬兰等国的一些学者,由此可见拉格洛夫的影响早就越出了国界。

  其实,拉格洛夫的夺魁所遇到的麻烦并不比任何一个获奖者少。虽然她1907年出版的《尼尔斯的奇遇》一书震动了整个瑞典,那年她过五十岁诞辰时接到了无数令她深为感动的贺函。可是她那年的竞争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尼尔斯的奇遇》一书是拉格洛夫在全瑞典小学教师的敦请下写成的,他们的职业团体相当先进,会长本来是一位教师会的会员,后来出任了瑞典头一个自由政府的大众教育部长。他的名字被印在《尼尔斯的奇遇》的书名页上面(在出版商名称底下),这样做的用意或许是想藉此抬高瑞典教育革新的威信。可是这件事情却激怒了保守派的人士,他们的反对异常猛烈,一位曾经在1904年支持过拉格洛夫的历史教授,也因此撤回了他的推荐书。更另人感到惊异的是,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威尔生教授也卷入了这一反对本国人拉格洛夫获选的声浪。他一会儿拉出比利时的梅特林克,一会儿又涂改一份不利于拉格洛夫的材料,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瑞典文学院七名院士联合签署了一份强有力的材料,支持拉格洛夫获奖。经过两种意见的反复较量,终于在11月11日的会议中,瑞典文学院就压倒的多数通过了拉格洛夫当选。

  拉格洛夫于1858年11月20日诞生在瑞典西部伐姆兰省玛巴卡村的贵族地主家庭。从小就接触到安徒生的童话,二十岁以后,她到斯德哥尔摩读书,毕业后在伦茨克罗纳任教师。三十二岁那年,拉格洛夫发表第一部小说《古斯泰·贝林》的传说(1891)便一举成名。1895年,拉格洛夫到意大利和巴勒斯坦旅行,写了一些以古代北欧传说和意大利现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假基督的奇迹》(1899)里,她企图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揉合在一起。1900年发表的《尼尔斯历险记》使她在北欧获得与《安徒生童话》的作者齐名的声誉。这篇童话写一淘气的小男孩变成一个姆指大的小精灵,骑在鹅背上游遍瑞典的故事。作者把尼尔斯的历险与对她家乡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的描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堪称为一本知识丰富的教科书,深得儿童们的喜爱,至今仍是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拉格洛夫一生独居,没有儿女。“尼尔斯”成了她宝贝的独子,她把一幅尼尔斯骑鹅旅行的画像,背衬着瑞典国家地图,精心地挂在她书房的墙上,以便她天天能看到。她那可爱的尼尔斯陪伴她度过孤寂的笔耕生涯,尼尔斯还为她赢得了无数小朋友,他 (她)们纷纷从丹麦、挪威、德国等地来到拉格洛夫的庄园,看望和感谢这位曾给小朋友们生产重要精神食粮的伟大作家。

  1940年3月16日,年逾八十的拉格洛夫在她所最热爱的玛卡巴庄园病逝。“歌德的总督”加冕

  ——1910年获奖者: 〔德国〕保尔·海泽(Paui J·L·Heyse)

  德意志是歌德的祖国。一个世纪以前,这位大诗人曾在魏玛公国,在故乡法兰克福和异国意大利写下了举世闻名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青年时代的保尔·海泽就从这位前辈的作品和思想中受到了巨大的艺术感受。由于海泽熟读歌德的著作,并有精辟的理解能力,因而被后人称为“歌德的总督”。19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就飘然降临于继歌德之后的又一伟大文学家——保尔·海泽的头顶。

  参加 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竞选的共有 25位著名作家。其中有法朗士、布兰、梅特林克等。瑞典文学院的授奖是为了“表彰他作为抒情诗人、剧作家、长篇小说家在长期创作生涯中所显示的渗透着理想的非凡的艺术才能”。

  同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的获奖者消息并没有保密到发奖的12月10日这一天,新闻在前一个月就发布了。海泽对前往慕尼黑来访的记者说:“这个消息令我感到震惊,正如它震惊了全世界一样。我不知道什么人推荐了我,我也不知道其他还有那些人参加竞选。我只听说被提名的人当中有一位法国人——一个著名的神秘主义者,依我看来他不能代表法国文学。当然,一个人是很高兴看到自己毕生的宰勤劳作被认识、被加冕……”

  海泽于1830年3月15日出生在德国首都柏林。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1847年考入柏林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和哲学,1852年获博士学位。发表于1853年的短篇小说《倔强的女性》是海泽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它是作者对生活和社会观察之后才写成的。小说的主人公是穷人的女儿,名叫劳列拉,她生性倔强,年少时曾经看到父亲对母亲的虐待和折磨,但母亲对父亲却毫无怨言,直到父亲死后,母亲还在怀念他。劳列拉对母亲十分同情,尚未成年就去做工,用挣来的钱赡养有病的母亲,但他对母亲的忍让哲学表示异议。她为了不遭受母亲那种痛苦的命运,一直不愿意与男青年交朋友,但曲折的生活经历,终于使她爱上了渔夫东尼奥。海泽的作品大多数以爱情为题材,除代表作《倔强的女性》之外,还有《愤怒》(1855)、《脱雷比的姑娘》(1858)、《安德里亚·德尔芬》(1862)、《特雷维索的绣花女》(1868)等。海泽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从1855年至1895年四十年间,创作了中、短篇小说一百二十多部,戏剧二十多部,还有评论、诗歌、译著等。他的高产令后人十分佩服,一位文学史家说:“文艺这个手工劳动对他来说,可真是太轻松了。”

  海泽的获奖使他成为德国第一位文学圈内人加冕。当时传出一条消息,说海泽是一个百万富翁,从丰厚的奖金意义上说,这笔巨款不必给他。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威尔生出面解释:海泽生活得不错,但不是一位百万富翁。结果倒是海泽宣布:他将从全部奖金中拨出四万马克捐献给社会上的慈善、福利事业。海泽由于年迈,他不能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

  1914年4月2日,海泽以八十四岁的年龄病逝于慕尼黑,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光,他的文学创作大多是在那里完成的。

  独占鳌头的 《青鸟》

  ——1911年获奖者: 〔比利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比作一颗挂在高山之巅的灿灿闪亮的珠宝,比利时著名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创作的《青鸟》则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独占熬头的“青鸟”,一嘴啄取了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颗珠宝,成为轰动全球的新闻人物。

  这一年,每位“有希望”的竞争者都纷纷披褂上阵。当然,许多“没有希望的”角逐者也跟着登场。和往年一样,最热心的还是法国。这次,法国的一些“圈外”人士及团体推出了一个世界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昆虫世界的荷马”——范白尔。范白尔虽然是一位昆虫学家,但他的著作却具有无上的文学价值。法国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经济困境,并向世人呼吁:以诺贝尔奖来帮助他乃是一项“无可推托的责任”。但因提名者没有送出正式的推荐书而未被正式列入竞选者档案;而法兰西学院的19名院士联合签名,郑重推荐另一名作家罗狄,并详细地开出罗狄的著作书目及发行数量、评论文字等,足有六十页之多;英国改变以往集中力量支持一位作家的作法,同时推出哈代、詹姆士、萧 (伯纳)等人;意大利则推出了小说家弗加沙洛,然而他在推荐书刚刚送去不久便去世了;和法、英国的威势。阵营赫赫的推荐形在鲜明对比的是,梅特林克的推荐书(毕尔特写)简单得仅有极短的五行文字。这“无心插柳”与“有意栽花”的对照,足见评奖内幕之奥妙。

  梅特林克1862年8月29日出生在比利时根城的一个公证人家庭里,少年时代在圣巴尔贝的耶苏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按照父母的旨意进入法律专科学校学习,二十七岁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暖房》,六幕十二场的童话剧《青鸟》的创作成功,使梅特林克成为二十世纪初期欧洲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剧作家。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等特色。这些作品有时以童话的形式显示出一中深邃的灵感,同时又以一种神妙的手法打动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想象。《青鸟》通过樵夫的两个孩子蒂蒂尔和弥蒂尔在圣诞节前梦见他俩受仙女白丽伦之托,为她病重的女儿去寻找青鸟——幸福的象征,表达了“只有甘愿把幸福给别人,自己才会获得幸福”的思想,《青鸟》发表后的第三年,即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由一位瑞典官员——瑞典驻罗马的公使毕尔特推荐的。

  梅特林克得知获奖的消息时,他正在意大利。梅特林克给瑞典文学院寄去了一封表示感激的信。信中说:“这是一个作家所能获得的最大的荣耀了。我必须告诉各位,我是多么清楚这点,同时,也必须告诉各位,我是多么感激。此刻,文字是实在无法表达我的心意的”。起先他宣布他将于12月10日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因其健康因素迫使他改变了计划,由比利时驻瑞典公使渥特斯代为领奖和发表答谢辞。

  1932年,比利时国王封梅特林克为伯爵。二次大战期间,他流亡美国。1949年在法国尼斯病逝。

  无产阶级早期革命的伟大写照

  ——1912年获奖者: 〔德国〕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假如说,梅特林克那部精湛的象征主义童话剧 《青鸟》颇能引起观众神奇联想的话,那么,豪普特曼以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斗争的历史事迹为题材的五幕时事正剧《织工》则应是成为无产阶级早期革命的伟大写照。许多文学家特别推崇他的一点是“他敢于发表和德皇威廉二世的政策大相径庭的革命性见解。伦敦《帕尔摩尔官报》有段评论颇足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豪普特曼先生,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但德国皇帝恐怕不会由衷地感到欣喜。

  这届文学奖引起了很大的骚动。诺贝尔委员会的会议和辩论是在一种迟迟不能获得决议的情况下进行的。瑞典文学院本身的内部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动。1912年6月15日,常任秘书威尔生博士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近半年时间,这一具有极大影响力和繁重事务的职务一直空缺,直到年底才有人正式接任。其次,参加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32名成员中,有许多年逾古稀、成就卓越的文坛老将。法国正式推出名声赫赫的“昆虫专家”范白尔、作家罗狄和柏格森等人;瑞士推出了“奥林比亚之春”一诗的作者施皮德勒;美国推出了强有力的国内大学界——特别是哈佛和哥伦比亚倾力支持的亨利·詹姆士;大不列巅的皇家学会则提名两位出色的英国人,哈代再度上场。以《金枝》一书风靡全球的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及神话学权威佛拉则也被提名;而萧伯纳却由一批挪威人所推荐。各路强手云集,无疑对豪普特曼是一种威胁。但瑞典文学院毕竟太熟悉豪普特曼了。早在诺贝尔文学奖创始的第二年,柏林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就推荐了他。这位教授在当年的推荐书上写道:“在真正热爱文学的德国团体里面,豪普特曼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一位作家。”四年之后,德国和奥地利的三十五位教授、院士、作家又联名推荐豪普特曼,并在推荐书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瑞典学院颁奖给豪普特曼的理由主要是“欲以表扬他在戏剧艺术领域中之丰硕、多样而又出色之成就”。

  豪普特曼1862年11月15日生于德国东部西里西亚的奥贝尔萨尔茨布隆,从小热爱艺术,又好写诗。1880年,一位偶而相识的画家十分赏识他的才气,介绍他进了布列斯劳艺术学校学习雕塑,接着他又到耶拿大学艺术系旁听了一个学期的课。二十六岁时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狂欢节》;他的第一部剧作《日出之前》在柏林“自由舞台”演出获得成功,他从此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以后的创作,豪特曼摆脱了自然主义,趋向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他的一生著作颇丰:四十多个剧本,二十多本长、短篇小说,十多部诗歌、传说和童话,三部自传体作品。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他的 《织工》。这个剧本的出现,不仅对作家本人,而且在整个德国戏剧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豪普特曼于1946年7月28日逝世,享年83岁。

  第一位东方获奖者

  ——1913年获奖者: 〔印度〕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争夺赛经过一番剧烈的角逐,这顶耀眼的“桂冠”远涉重洋,戴到了一个东方人的头上。他就是印度著名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泰戈尔以他的1910年出版的抒情诗集《吉檀迦梨》而成为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这部诗集中,他以优美动人的抒情格调,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深切感情,反映了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热望,《吉檀迦梨》被誉为印度诗歌的瑰宝。泰戈尔获奖是英国文艺协会的一位权威作家摩尔推荐的。当初,《吉檀迦梨》付印之前,著名画家罗森坦曾将这本书的手稿拿给诗人叶芝看过。这位赫赫有名的英国诗人看了十分欣赏,后来叶芝又将它传给诗画俱佳的摩尔。摩尔看了之后也同样拍案叫绝。于是,他决定向瑞典文学院推荐泰戈尔。

  其实,英国最主要的侯选人并非泰戈尔,而是哈代。签名支持哈代的英国人多达九十七位。那年总共有二十八位重要作家参加角逐。西班牙方面,有一大群人支持的加尔多斯,他的推荐书上整整有七百个签名;意大利的主要侯选人是德雷达;瑞士再度推出施皮德勒;丹麦、芬兰、瑞典和比利时也都纷纷推出侯选人,竞争相当激烈。看了这份候选人名单,我们不禁要为这位来自遥远的东方的诗人泰戈尔捏一把冷汗,他会不会被这么多强有力的西方竞争者所淹没呢,事实并非如此,这要归功于瑞典学院的公正。

  1913年11月13日,诺贝尔委员会再度开会,十三位代表中,投票支持泰戈尔的竞达十二人,以绝对多数支持而当选。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至为清新而又至为优美的诗篇,凭借着他那娴熟的技巧和他的英文,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泰戈尔明明是充满着东方的、民族色彩的文学、也要记在西方文学的账上,这实在有点不公平。然而,说他的诗“敏锐、清新、优美”,那倒是千真万确的。

  泰戈尔于1861年5月7日生于印度孟加拉省加尔各答,1941年8月4日在该地去世。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部短篇小说,二十几个剧本,他的创作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 (十九世纪末二十年)的作品广泛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出反帝反封建思想 (如《两亩地》)。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是泰戈尔创作的中期,长篇小说《沉船》以情节曲折,描写细腻而闻名。后期在国际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先后写了剧本《摩克多塔拉》、《红夹竹桃》等,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劳动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而呐喊的进步倾向。

  颁奖典礼于1913年12月10日举行,可泰戈尔并未出席。主办当局只好怅然接受他的致歉电报:由于“半个地球的遥远距离”,他无法登上领奖台。后在1921年春,泰戈尔终于达成了一游瑞典的心愿,在那他受到了无比热烈的欢迎。在瑞典人的心目中,他简直成了一个“东方圣人”。后来,泰戈尔将他所得的八千镑奖金捐献给学校作修缮费用。

  被战争飓风卷走的“桂冠”

  ——1914年获奖者:空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点燃,以德、奥、意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在欧洲大陆上的混战,必然波及瑞典这个小国,迫使瑞典也处于战时状态。起初,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还是按以往的程序,接受和处理来自各国的推荐书。迄1914年1月30日止,各国推荐给斯德哥尔摩的候选人共有二十四位。经初步协商研究,拟定瑞士诗人施皮德勒为19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被人们誉为“自歌德以来最伟大的日耳曼诗人。瑞典文学院后以“对其史诗般作品 《奥林匹亚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授予他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就在这个即将“拍板”的时刻,施皮德勒眼看即将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被一位厄普沙拉大学的教授的一纸报告顶掉了。那位史学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在目前战事纷纷的时刻,颁发奖金对于瑞典的‘中立’地位有百弊而无一利,弄不好会招来误解和麻烦。”当然,反对这位史学教授意见的也有不少人。他们认为: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挺身而出,捍卫和平,反对战争。但瑞典文学院趋于大部分国民的意愿,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这样被取消了,其奖金由基金会决定拨给了诺贝尔图书馆。施皮德勒眼看要到手的耀眼的“桂冠”被战争的飓风卷走了。

  没有庆典的颁奖

  ——1915年获奖者: 〔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以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他怡然超脱的反战立场,不仅成为法国最著名的伟大作家,而且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博得世界性声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一年的颁奖推迟了一年,例行的颁奖庆典也被取消,使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没有庆典的颁奖。

  罗曼·罗兰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厄普沙拉大学的文学史教授修克于1915年推荐的。修克学识渊博,在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加上罗曼·罗兰的著作在瑞典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反战立场也深得“中立”国瑞典人的欣赏,故此,瑞典学院对罗曼·罗兰作品的研究也格外认真仔细。他和该年西班牙的正式候选人加尔多斯等人比较起来,显然要优越些。鉴于罗曼·罗兰文学上的显著成就,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归属便十分明显了。瑞典文学院在通知罗曼·罗兰获奖的信上说:“学院迫切希望阁下接受此项敬意。学院笃信,此项决定必然会为知识界每一位具有独立性思想的人们所称道。”当时,罗曼·罗兰正在日内瓦。最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是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外交部。起先,罗曼·罗兰拒绝领奖,因为他担心会妨碍他的自由或招来新的迫害。后来,他还是接受了这份丰厚的奖金。不过,他将这份奖金捐献给了红十字会和法国的福利机构。当人们纷纷祝贺他获奖时,他说:“这项殊荣并非颁给我个人,而是颁给我们的祖国,而我正是由于此而接受它的”。

  正如罗曼·罗兰自己所说,他化了整整二十年时间来表现约翰·克利斯朵夫,十年酝酿,十年写作。他以一年一卷的速度,在十年之内写完了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小说从克利斯朵夫呱呱堕地开始写起,直至他在心中高唱着“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时休息吧”的歌声离开人世为止,分“少年”,“反抗”,“悲歌”,“复旦”四个阶段,通过对主人公反抗的、战斗的、追求自由的人道主义的赞美,来抨击邪恶的、残酷的、没落的势力。该书的全译本于1946年在上海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罗曼·罗兰于1866年1月29日在法国中部的高原小镇克拉姆西出生,父亲是一位银行小职员,母亲笃信天主教。15岁时,罗曼·罗兰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博士学位后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才华主要突出表现在文学与音乐两个方面。文学方面除如前所提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外,还有著名的三大人物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和小说

  《母与子》;音乐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七大卷《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他一生写过二十一部剧本,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是《群狼》、《理性的胜利》、《爱与死的搏斗》等。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在故乡去世,他正直的灵魂,始终不逾地对光明和人类解放的向往,成为一切热爱社会主义,靠拢无产阶级的进步作家的榜样。为纪念他的光辉事迹,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修建了《罗曼·罗兰纪念馆》,里面陈列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上面记述着瑞典学院当年所以颁奖给他,是因为“欲褒扬其作品中高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述各色人物之际,所表现的同情与忠实”。

  一个幸运的民族主义者

  ——1916年获奖者:[瑞典]佛纳·冯·海登斯塔姆(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意外地授给了瑞典的一位幸运的民族主义者,使世界为之惊叹,他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便闻名全球?

  这位获奖者就是瑞典国的佛纳·冯·海登斯塔姆。由于连年发生战事的原因。一九一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一九一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颁发。但获奖者的名字海登斯塔姆与罗曼·罗兰相比,却要大为逊色。如果把罗曼·罗兰在获奖前的名气比作是“国际”性的话,那么,海登斯塔姆在获奖前的名声则仅仅是“民族”性的。获奖前,基本只有瑞典本国人知道他的名字。11月12号,巴黎一家叫《时代》的报纸鉴于大家对海登斯坦这位作家过于陌生,于是便刊载了一篇专论:“虽然海登斯塔姆在瑞典国内有不少热烈的崇拜者,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瑞典以外的任何国家,不管普通人或文艺界人士,对他都是很陌生的。瑞典学院就象变魔术似的,使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瑞典学院这份赠礼对一个作家而言,要比巨额的现金珍贵多了。”因此,人们把1916年11月9日瑞典文学院决定海登斯塔姆的获奖的会议比作是一次“家庭事务会议”。

  当然,瑞典学院选择本国作家获奖。是否考虑到战争的因素,不便选举交战国双方的作家,以免引起误会,那就很难究根了。德国一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欧肯给瑞典学院的信中说,他很同情瑞典学院此时的处境,如果它把奖金颁发给交战国,不管那一方得到,必然会引起误解。这番直言不讳的话,也许揭示了其中某些奥秘。

  海登斯塔姆确实是一个瑞典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作品中,干戈耀目、威武雄壮的分列式,十八世纪的古礮在纸上怒吼。他的第一部诗集《朝圣和漫游年代》,把南欧和地中海东岸国家描绘成“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世界。这部作品是瑞典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唯美主义代表作,海登斯塔姆也成了唯美主义文学的首领人物之一。他的著作涉及的领域很广,诗歌、散文、政论、小说都有。著名诗集有《风景和人》等,散文、短篇小说集有《复兴》、《查理和人》,长篇小说有《安多米昂》。海登斯塔姆热爱瑞典,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评语是:“以褒扬他在瑞典文学新纪元中所占之重要代表人之地位”。

  海登斯塔姆于1859年出生于瑞典南部奈尔盖省的乌尔斯哈马尔庄园,从小爱读诗歌、小说,曾立志当一名画家,188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12年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19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几乎没写出过什么重要的作品,他的晚年思想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影响愈来愈小。1940年5月28日,八十一岁高龄的海登斯塔姆在奥斯特哥特兰特病逝。“福星”双降

  ——1917年获奖者:[丹麦]卡尔·吉勒鲁普(Karl Adolph Gjellerup)

  [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Henrik Pout—oppidan)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做“福星”的话,那么,1917的评奖则打破以往只评一人的常规,同时降下两颗“福星”,更凑巧的是,这两个获奖者出自同一个国家,同年出生(1857年),同在六十岁那年双双获得这项世界瞩目的文学奖殊荣。这两位丹麦作家的名字,一个叫卡尔·吉勒鲁普;另一个叫亨利克·彭托皮丹。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经过凡尔登那场惨烈的厮杀之后,敌对的双方对于大规模的屠杀均已感到木然,战事呈现出更加残酷的局面,战线也就拉得更长,被战火波及的地区不再局限于佛斯及杜奥蒙四周的据点了。欧洲上空战云密布——人间的“戏剧”愈演愈烈。也正是由于这“大剧”激烈,相形之下,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小剧”就显得不被人注意了,几乎淡漠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年,欧洲的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侯选人名单,而德国也仅仅推荐了一名“文坛次等星”作家参加竞争。由于大战的缘故,欧洲三个“中立”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在政治上和民族睦邻关系上,无形中更加趋向一致。早在大战之初的头一年,三国首脑曾有过一次聚会。时隔三年,这三个国家的首脑又一次聚会,进一步达成了大战期间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默契。也许是国家之间的这一默契,促成了1917年的评奖在三国之间选择。由于这个原因,瑞典文学院终于将1917年的文学奖颁给了这两位丹麦作家。

  卡尔·吉勒鲁普于1857年6月2日出生于西兰岛,从小爱好文学,早期受丹麦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勃兰戴斯影响,作品有自传性质的《一个理想主义者》 (1878)、《青年丹麦》(1879),其中渗透着反基督教的思想。后来在屠格涅夫影响下写了《罗木鲁》(1883),在席勒影响下写了《勃林希尔德》戏剧,在叔本华影响下写了长篇小说 《磨坊》,这部作品被后世认为是他的杰作。1890年,卡尔·吉勒鲁普迁居德国的德累斯顿市。在德国,他度过了近三十个年头,直至1919年去世,所以人们称他是“半个德国作家”。卡尔·吉勒鲁普获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多样而丰富的诗作,因为它们蕴含高超的思想。”

  亨利克·彭托皮丹和卡尔·吉勒鲁普同年出生,父亲也是牧师。从小对文学有强烈的爱好和兴趣,立志想当一名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锵羽》,表现了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和对富裕农民的物质主义的讽刺。他的代表作品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死人的王国》、《幸福的彼尔》、《天国》。彭托皮丹从九十年代起基本上在乡村中过着隐居的生活。1929年他被授予伦德大学荣誉哲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侵占了丹麦,使这位年近九十岁的年迈作家极端愤怒,他用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为丹麦描绘了一幅没有战争,人民幸福地生活的壮丽画卷,他的文学风格充溢着新的气息。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批评家在评论他的文笔时写道:“一股来自尤特兰的清新之风把哥本哈根文坛上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他以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为丹麦人民,为丹麦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彭托皮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更为简单明了:“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

  姗姗来迟的喜讯

  ——1919年获奖者:[瑞士]卡尔·施皮德勒(Carl Spitteler)

  1919年,瑞士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卡尔·施皮德勒由于“对其史诗的作品 《奥林匹亚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姗姗来迟的喜讯使施皮特勒异常激动,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的来到,然而,命运好象故意和他作对。1914年,按照瑞典文学院的研究结果,本来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属施皮德勒的,但结果被一位史学教授的一纸报告顶掉了。从此,施皮德勒苦苦地等了五年,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然而,令他焦急的是,这一年的颁奖仪式没有如期举行,而是拖到了次年的6月1日。史比德勒的获奖,使瑞士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分享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

  早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瑞典学院便已接到推荐施皮德勒的信,诺贝尔委员会对施皮德勒也一直颇为重视。他有两部杰作。一部为小说《普罗米修士与爱比米修士》,一部为诗歌《奥林匹亚的春天》。两者都是很久以前完成的。瑞典文学院在1912年请专家提出施皮德勒的研究书,这位专家就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文学史教授华尔堡。华尔堡的研究结果是:“施皮德勒的叙事诗继承了荷马、但丁的史诗传统,他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经过郑重的考虑,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但战争使他的美梦未能实现。1920年是施皮德勒七十五岁的寿辰,文学界的朋友都前来祝贺,同时也庆贺他获得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这次大奖角逐中,施皮德勒碰到了不少对手,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丹麦文学评论家及史学家布兰德,英国的高尔斯华绥,波兰的雷蒙特也参加了竞选。侯选人名单上还有维也纳大名鼎鼎的诗人及戏剧家霍甫曼斯达。在角逐中,许多人认为,施皮德勒不仅是一位原则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智者,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符合得奖的条件。

  施皮德勒1 845年出生在瑞士巴塞尔州的一个高级官吏家庭。1865年考入巴塞尔大学,1881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普罗米修士与爱比米修士》,1900年至1905年,施皮特勒集中精力创作了他一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奥林匹亚的春天》,这首气魄宏大、情绪激昂的叙事史诗使他赢得了整个欧洲优秀诗人的声誉。这是一部长达二万行的大型史诗,它描写了希腊神话世界的盛衰变化——主要取希腊神话中奥林匹亚王位从克罗诺斯白宙斯转移的这一段故事。故事情节和人物名字均来源于古代希腊神话,只有一位人物——女神赫拉与传说不同,作者把她写成了克罗诺斯的女儿 。这部作品因其通俗可读,韵味无穷,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施皮特勒于1924年去世,综观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的一生,他毕竟还是一位被自己唯心主义宗教哲学束缚了的资产阶级诗人。

  荣辱交加的文学大师

  ——1920年获奖者:[挪威]汉姆生(Knut Hamsun)

  1945年初,正当挪威人民热烈欢庆祖国从纳碎德国侵略军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伟大时刻,在遭到拘捕的囚犯队伍中,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就是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姆生。如今却因他在大战期间拥护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在祖国受到沦陷的不幸时刻竟与占领军进行合作,将以叛国的罪名受到审判!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它使挪威人民愉快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人们称他是荣辱交加的文学大师。

  汉姆生主要因他的小说《土地的生长》这部誉为挪威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以及依仗新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他的好友——卡尔菲尔特的推荐,而荣获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参加这次大奖角逐的作家共有十五位,他们都是世界文坛的强手,其中三位是挪威人:汉姆生、嘉堡和金克。金克和嘉堡以前曾被推荐过好几次,瑞典文学院也曾请专家撰写关于他的研究报告。而哈姆生以前只被提名过一次。那是1918年的事——该年的文学奖并未颁发。1920年提名快截止时。他的老友卡尔菲尔特出面推荐他,瑞典文学院的另两位院士英格斯陶穆、奥斯特林对汉姆生这个“飘泊的挪威天才”也极为欣赏,因而使他在竞选中顺利通过。为感谢推荐人和两位院士,当他从授奖庆典会上捧回大笔款项(支票)回到旅馆时,坚持要把这笔钱与卡尔菲特和英格斯陶穆平分,但遭到他的朋友的婉言谢绝,继而他又扬言要把支票和奖状送给旅馆的服务员。可是,他却又把支票和奖状弄丢了。直到第二天人们才从电梯里找到,这真是一曲颇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汉姆生原名彼得逊,1895年8月4日出生于挪威中部偏南的古德布兰斯达尔谷地上的洛姆地区,祖上世代务农,十五岁起独立谋生,当过鞋店徒工、小贩、修路工。他的成名之作——自传体小说《饥饿》发表在1890年,小说较生动地描绘了一位饥寒交迫的穷文人的各种幻想和变态心理,颇具吸引力,赢得了挪威广大读者,使他一举成名,成为新浪漫派的代表。他完成于1917年的小说三部曲中的《土地的生长》,是一部宣传倒退,鄙弃工业化的小说。作品通过塑造自给自足的农民伊克沙返朴自然,回到原始自然生活中去,宣扬了一种现代文明使人丧失真诚、纯朴的思想,暴露出作者消极、倒退的没落人生观。他的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爱情小说《维多利亚》被列入世界爱情名著之列,使汉姆生获得世界性文学声誉。

  汉姆生早年崇尚尼采思想,并推崇族长政治。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崇拜德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公开赞扬纳粹主义,把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看作是族长政治的楷模。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希特勒,1845年,汉姆生以叛国罪受到人民的审判,后因病释放。

  汉姆生1952年在格林斯迪特病逝,走完了他从鼎盛到没落的荣辱交加的一生。

  双喜临门的耆宿老人

  ——1921年获奖者: 〔法国〕安那托尔·法朗士

  1921年对于法国“文坛宗师”安托尔·法朗士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这位七十七岁高龄的髦宿老人光荣地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瑞典学院以“表彰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它的特色是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的高卢人的气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真可谓“双喜临门”。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之冠的激烈竞争,法朗士也是一位“老手”。他是最早被提名的一位,以后又多次被提名。1904年,他首次被提名后,1910年、1911年,他的名字又出现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决策台上,可是,十七年来,他一直没能如愿问鼎。尽管法朗士在世界文坛上有极高的声誉,对 1921年的夺魁,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参加这一年竞争的有十八位文坛老将,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萧伯纳、叶芝、伯格森等人,在这种高手云集的情况下,法朗士并不显得很突出。候选人当中有三分之一是由瑞典人推荐的,而这些瑞典人又多半是学院的院士。其次,在正式表决会上他又遭到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院士的反对,使评选出现了波峰浪谷的局面。但法朗士最后在瑞典文学院院士和其他三位最著名的拉丁语系文学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呼吁下,终于使竞选取得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法朗士虽是一位七十七岁高龄的老病人,但他还是坚持出席了19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他不理会医生的警告,带病从法国启程,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外孙和他的出版商卡尔曼·列维。这是一次颇有意义的远征。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一动态,《插图杂志》特地派出一名摄影记者加入这个行列。法朗士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那一天,码头上挤满了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和达官要人,其中最醒目的是瑞典首相布兰汀。布兰汀是一位热心欧洲事务的领袖,同时又是国际联盟最出色的代表之一。他亲自出来迎接,这对法朗士来说,确是一项莫大的荣耀。

  法朗士从国王手中接过奖状、奖金之后,做了一件令在场观众深为感动的事。他回到座位后,走到化学奖得主德国的诺恩斯忒面前,两人恳挚地握着手——握了很久很久,博得了全场的一片掌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德国是两个敌对的交战国,而这代表两个国家知识界的巨人的握手,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它是人们祈愿和平与安定,厌恶战争的心理吧!

  法朗士于1844年生于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书商家庭,这个到处堆满了书籍的家,对他从小爱上书籍,积累知识,成为一名文学家起到了极为有利的作用。他的成名之作是188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波纳尔的罪行》,作品描写一个学者同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冲突;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四部曲《当代史话》和诗歌《金色诗集》,法朗士的作品,就风格和结构来说,在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的小说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只有日常所见的平凡生活片断,人物对话多于故事的叙述,哲学的辩论超过事物的描写;他对丑恶现实的嘲笑,用的是“圣人的温和语气”(高尔基语),妙趣横生而鞭辟入里,幽默雅致而为人高贵矜持的风度。这种艺术特色也体现在 《克兰比尔》之中。这篇小说历来被认为是法朗士的短篇代表作。它描写善良、勤劳的卖菜小贬克兰比尔,仅仅因为一句含糊不清的话,便莫名其妙地进了监狱,出狱后又遭社会的掘弃,感到无法生存。作品有力地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比牢狱更可怕的残酷现实。

  法朗士于1929年逝世。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以怀念这位伟大的文坛宗师。

  明智的抉择

  ——1922年获奖者: 〔西班牙〕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Jacinto Benavente)

  每年举行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总要发布一段简短的赞词,以说明颁奖的理由。根据学院的赞词,西班牙剧作家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所以于1922年获奖,乃是“由于他以适切之方式,延续了西班牙戏剧之灿烂传统。”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创作了近百部戏剧,这些作品在国外颇为叫座。当他的名字在获奖消息中公布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向这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新星投以热烈的目光,相反,却发出一片惊讶的嘘嘘声。这位受冷漠的中彩者也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主要原因是,在这一届诺贝尔奖中,“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获奖,而爱因斯坦亲临瑞典领奖。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担心自己本已受到冷落的境况再因“科学巨人”的出现而显得更加格外的冷淡。为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作家不出席庆典倒是一个明智的抉择。

  1922年,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虽然击败了赫赫有名的、年逾八旬的英国文坛老将哈代等世界各国的强手,但他并没有获得显耀一时的光环和声誉,原因何在?在世界各国都对这届文学奖表示冷漠的气氛中,唯有德国一家名叫《汉堡日报》的报纸用了极其肉麻的语言和头衔称颂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说他不仅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杰出的戏剧家,是“西班牙的萧伯纳”,而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流政治人才”。德国的舆论及报界何以如此吹捧?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有不少中立国对德国并没有多少好感,但在西班牙却蔓延着一股亲德的势力。据说,在这股亲德的运动中,贝纳勉特·伊·马丁内斯充当了领袖人物。因此,人们甚至怀疑贝纳勉特·伊·马丁内斯的某些戏本质上是在极其隐蔽地颂扬“德国主宰世界的使命”。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于1866年8月12日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从小爱好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戏剧,1893年出版了《诗集》。他的戏剧处女作 《别人的窝》(1894)问世并在马德里公演后受到观众的热烈好评。他最受人推崇的剧本是《利害关系》(1907)这部社会讽刺喜剧。该剧通过两个骗子列昂德和克利斯平在西班牙某小城行骗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人之间在善与恶、精神与金钱方面的利害关系。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一生创作过各类剧本一百多个,有悲喜剧、儿童剧、伦理剧等,他的晚年没有什么惊人之作。1954年,作家在马德里逝世。

  幸运的中彩者

  ——1923年获奖者: 〔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Reats)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不列巅才出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当时德国已有四位,法国已有三位。在1923年获奖角逐中,英国哈代的声名真可谓如日中天,同时,他在瑞典的新闻界里拥有一群为数可观的支持者,因此,大家都认为这位条件无比优越的文坛巨匠的获奖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的名字曾数度为一些具有资格的英国权威人士所提名。但竞选的结果却令人意外,得奖人却是爱尔兰的威廉·巴特勒·叶芝。

  当时,瑞典一家报纸发表的评论指出,这其中有着“令人不快”的政治涵义。当时,在爱尔兰要求民族自治的呼吁下,大英帝国和爱尔兰的关系颇为紧张。可以说,瑞典文学院以颁奖的形式来表明他对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支持,这是当时报界评论家的分析。其实,瑞典文学院对叶芝的研究早就在诺贝尔文学奖创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1902年,叶芝就由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十八世纪英国史》的作者列基所推荐。瑞典文学院也在这一年中建立了有关叶芝的研究档案。列基是都柏林大学的教授,他在1902年送往瑞典文学院的推荐书上这样写道:“他确实是年轻而神秘,可是却才气纵横。我不敢妄称他是我的现存的诗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位;我甚至不敢妄称他是我们的诗人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可是,我从来未见过任何诗人象他那样,能够把真正的诗人天赋和诸位所欣赏的理想主义倾向融成一体——或者能对当代英国文学中之此一倾向施以如此巨大的冲击。”

  1923年,由于叶芝的声誉在瑞典文学院越来越高,诺贝尔委员会的会长霍尔斯陶穆主动为他提名,叶芝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自然十拿九稳。人们称他是幸运的中彩者。

  叶芝于1865年6月13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画家的家庭,自幼接受文艺方面的熏陶,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写诗,早期的诗歌承袭了十九世纪后期唯美主义的风格。1891年,叶芝和诗友们建立了“诗人俱乐部”、“爱尔兰文学会”。1894年他的著名诗剧《心愿之乡》在伦敦上演、使叶芝一举成名。叶芝后期的诗歌愈来愈趋向于成熟。诗中融贯着象征意义、哲理性、现实主义三种因素,诗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代表作有《钟》、《盘旋的楼梯》、《驶向拜占庭》等。1923年,叶芝终于以他的诗歌博得欧洲各国广泛的读者,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那种永远充满灵感的诗——它们透过高度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的评语,授予他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叶芝1924年写过一篇叫做《瑞典的厚礼》的文章。刊登在《伦敦信使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从贵国国王手中接受贵国学院赐予我们这份殊荣时,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年轻人的幽魂站在我的一边,另一边则应该站着一个活生生的、精力旺盛的老妇人。”叶芝的这一意念、充满了抽象的象征主义遗风。叶芝1939年1月28日死于心脏病,遗体安葬在法国的罗盖勃罗纳的坟场。1948年,依叶芝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回故乡。幕碑上镌刻着他生前写就的壮丽诗句:“冷眼看待生与死。”

  不幸者的大幸

  ——1924年获奖者: 〔波兰〕拉迪斯拉斯·S·莱蒙特(Ladislas Stanislas Reymont)

  1924年,瑞典文学院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小说家拉迪斯拉斯·S·雷蒙特。这对全身瘫痪、刚走过生命的第五十六个年头,将要奄奄一息的不幸者——莱蒙特来说,确实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大幸。

  有人说,莱蒙特的获奖与1920年挪威作家汉姆生获奖有点近似:均以一部作品叫响夺魁,这一点只要看瑞典学院所发布的赞词便可明了。根据学院的赞词、莱蒙特之所以获奖乃是“由于他那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农民》。”

  参加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共有八十六位著名作家,其中包括莱蒙特的同胞——泽龙斯基。泽龙斯基的成就与竞选的条件虽不见得比莱蒙特优越,也并不比莱蒙特逊色。而泽龙斯基是在波兰舆论界的倾力支持下出马竞选的,莱蒙特的声势不及泽龙斯基浩大。就纯粹艺术以及文学价值的观点来说,瑞典文学院的抉择可以说是相当公正的。莱蒙特的农村四部曲纵使称不上是一部“民族的史诗”,也是一部傲世之作,泽龙斯基的作品虽然充满了高贵的爱国情操,却不能与雷蒙特的作品相提并论,几乎所有的斯拉夫文学专家都同意这一点。但也有人提议将这一届的奖金仿效1917年的做法,在两位波兰作家之间平分,诺贝尔委员会没有采纳这一意见。参加这次大赛竞选的还有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萧伯纳、黛莱达、托玛斯·曼等。

  莱蒙特于1868年5月6日出生在波兰中部罗兹省罗兹城效区的大科别拉村,父亲是一位贫穷的乡村教堂的风琴师。由于家境清贫,少年时代便外出流浪,学过裁缝,当过肩挑小贩、铁路职员,长期的流浪生活,使他对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资本主义有着广泛的了解,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母狗》、《正义》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获奖作品《农民》由《秋》、《冬》、《春》、《夏》四部组成。小说通过对富农波利那一家在错综复杂的农村斗争中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 1905年革命前后在沙俄占领者统治下的波兰农村的社会状况,雷莱特以细致的笔触,刻画出沙皇占领者的凶狂狡诈和地主村长勾结外敌,压迫贫苦农民,出卖民族利益的丑恶面目。歌颂了波兰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反抗沙俄侵略的英勇斗争。《农民》的发表,使莱蒙特享有世界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荣称。

  莱蒙特晚年还写了《在普鲁士的学校里》(1909)、《幻想家》(1909)、《吸血鬼》(1911)和长篇小说《一七九四年》三部曲 (1914—1920),由于他晚期思想趋向保守,这些作品的价值无法与《农民》相比拟。莱蒙特1952年12月5日在华沙病逝,终年五十七岁。“勇敢的战士”

  ——1925年获奖者: 〔英国〕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在1925年颁发的,它被延了一年,于1926年和该年的奖金同时颁发。当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降临到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萧 (伯纳)身上时,他非常幽默地说:“干嘛要在一个老头子的脖子上系上一只金铃?”当时有一家新闻社报道了萧 (伯纳)对于记者的谈话。肃说:“这件事我实在有点想不通。我想我之所以获奖是由于我今年没有写出半个字。”没写半个字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位大师的幽默感中,可以窥见萧(伯纳)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据说,他不仅对诺贝尔文学奖是这样,对其他荣誉和头衔也是这样。他认为,人活着不应该追求虚荣和名誉。

  在诺贝尔文学奖角逐场上,萧 (伯纳)是一群“老兵”当中的一个,他的名字一再被提出,他的作品也曾被考虑,被扬弃,然后再度被考虑。十四年前,也即是在1911年,萧(伯纳)已在世界文坛上赫赫有名,首次被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诗人墨累伊所推荐,成为1911年度的候选人。当时诺贝然的常任秘书威尔生对萧伯纳没有好感,便以所谓的“太会诡辩、无情、不文雅”为理由而未被竞选上。1921年,他又被一批瑞典学者提名,被列入竞争侯选人之一,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将他列在名单的第三位,结果又一次落选。1923年,萧(伯纳)以他的唯一著名的大型悲剧《圣女贞德》轰动整个欧洲文坛。并且 《圣女贞德》在英、法、德、瑞典等国一再被搬上戏剧舞台,造就了一批戏剧女明星,萧 (伯纳)的名声也随之大震。这一年,他再度被提名。瑞典文学院院士霍尔斯陶穆的支持态度较之1921年更加积极,三年前的“慢三步”一跃而变成为“上头牌”。在授奖大会上,霍尔斯陶穆对萧(伯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萧(伯纳)接到瑞典学院以“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励性的讽刺常蕴含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的评语而获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时,他表示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在朋友的再三劝导下,他才领了那张奖状,并把它挂在别墅墙上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他将所得的六千五百英镑的奖金用来建立了一个英瑞文化基金会,以褒奖和扶持后起的作家们。他的这一措举得到了文坛有识之士的齐声喝采。革命导师恩格斯曾以“萧作为文学家,他是很有才气和敏锐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微不足道,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的评价,高度概括了他对待荣誉金钱的态度。

  萧(伯纳)于1857年7月26日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父亲是个小公务员,母亲是个有才能的音乐家。萧 (伯纳)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父亲经商失败不能养家,他因经济困难无法上大学,十五岁就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缮写员,后为出纳。1879年,他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未成熟》,但遭到出版商的拒绝,未能出版。1884年,他参加了英国改良主义的“费边社”,并成为该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萧 (伯纳)当上了伦敦市参议员。萧 (伯纳)是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又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几乎活了整整一个世纪,创作活动达七十一年之久,共写了五十一个剧本,五部小说和几百篇论文。《华伦夫人的职业》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剧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体面”生活,都是建筑在残酷的剥削和肮脏的交易上的本质问题。1926年,他没有去瑞典亲自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却于五年后访问苏联,并在莫斯科度过了他的七十五岁寿辰,高尔基写信向他祝寿,并称他是“勇敢的战士”。

  萧(伯纳)于 1950年 11月 2日在圣劳伦斯的乡间别墅里逝世。

  第二位女作家获奖

  ——1926年获奖者: 〔意大利〕葛莱西雅·黛莱达(Grazia Deledda)

  192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搁置了一段时间,等到翌年才颁给萨丁尼亚的小说家葛莱西雅·黛莱达。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史册上,是第二位女作家获奖。

  黛莱达远在1913年便已经被提名,当时她才四十一岁。那一年,她是由意大利本国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们推荐的。瑞典驻意大利的大使也支持黛莱达。虽然瑞典和意大利双方热心人士鼎力支持这位女性作家,但后来还是没有成功。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第一位东方人家、印度的诗圣泰戈尔。直到1927年,诺贝尔基金会的会长、年高德重的修克教授也出面支持黛莱达,这时,时机才终于成熟。

  在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场上,黛莱达的对手们也非常有利,除了本国有几位影响颇大的诗人、史学家外,还有两位在二年后和三年后分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挪威小说家温塞特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值得庆幸的是,这两位颇有希望获奖的作家由于没有按照瑞典文学院的规定的期限送来符合规定的推荐书而被取消了资格,这对黛莱达来说,无疑减少了两位竞争对手。

  黛莱达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在受奖仪式上,她没有发表任何正式的答谢演讲。

  这位女作家1875年9月27日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岛中部奥罗城一个很有声望的家庭里,父亲是当时的努奥罗市的市长,从小聆听大人们在夜室里讲述有关撒丁岛的古老传说,她还经常到乡村里、海滩边去游览,与村民和渔夫们产主了一种感情上的共鸣。在这种环境促使下,她十五岁便开始文艺创作,她以短篇小说为发端,逐渐走上长篇小说的创作道路。她的创作风格明显地受到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的影响,也涉取了西西里的民间语汇,具有朴实、自然、生动的写实文风。早期作品《正直的灵魂》(1895)、《恶之路》 (1896)均以犯罪、忏悔为主题,描写了撒丁岛人在古老的宗法制度下所涉及的一系列道德问题。二十世纪初期,她着力创作了《埃里亚斯·波尔托卢》、《灰烬》《风中节苇》等小说。《山上的老人》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897年,黛莱达嫁给了一位来自意大利半岛上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随丈夫迁居罗马。在那里,她又创作了《孤独人的秘密》、《阿纳莱娜·比尔希尼》等作品,1936年8月15日,黛莱达逝世于罗马寓所。

  1926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她那为理想所鼓舞的著作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且以深刻而又同情的态度处理一般人类问题。”“彩球”抛向哲学圈

  ——1927年获奖者:[法国]亨利·柏格森(Herri Bergson)

  1927年的诺贝文学奖授予以哲学著作为主的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将文学奖的“彩球”抛向哲学圈,这在整个诺贝尔文学颁奖史上并不多见。哲学家获奖虽不系诺贝尔文学奖的“正统”,但它符合人文学科的范略。

  在这一届的竞选中,虽然被提名的侯选人有三十六位,乍一看,选择一位合适的得奖人并不困难,但拿着报告书一个一个细选,条件特别优越的只有三四人。瑞典学院认为,颁奖给他们可以提高此项大奖的身价。因此,1927年的文学奖几乎没经过讨论就颁给了由一大群法国学者及作家推荐出来的伟大哲学家柏格森。

  其实,早在1912年,柏格森就被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位会员推荐。接着,瑞典文学院在审理和研究有关柏林森的推荐书时,还同时委托了两位著名的北欧哲学家撰写一份材料翔实的研究报告,1913年至1914年,他们写了两份有关柏格森的研究书。此时的柏格森在瑞典文学院的会议桌上,正成为一个火烧火燎的“爆星体”的人物,人们预料,他完全有可能在近年度获奖。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4年的文学奖因战争而停颁。直到 1927年获得该年度的文学奖,柏格森从首次提名起足足等了十五个年头。由此可见,这看似平易却艰辛的夺魁,饱含着哲学巨匠柏格森多少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努力。

  柏格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年已经六十八岁了。瑞典文学院给他授奖的理由是:“由于其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及表达的卓越技巧”。由于柏格森身患重病,全身瘫痪,已经很多年无法走动了,因此,他只得通知瑞典文学院,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后来,法国驻瑞典大使代为他领奖,并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致谢辞。

  柏格林于1859年10月18日出生于巴黎,其父母均属犹太人。早在大学预科学校求学时他就对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1889年他以文学博士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后任中学、大学哲学教授。1913年赴英、美讲学,并任英国精神学会主席。1919年他返回法国进入法兰西语言科学院。此后从事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的研究。柏格森自在中学和大学任教期间开始,写下了大量哲学著作。主要有发表于1900年的《笑的研究》,发表于1911年的《变化的知觉》,发表于1919年的《精神力量》及《绵延性和同时性》(1922)、《思想和运动》 (1934),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笑的研究》中研究了喜剧的源泉。艺术在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中占有相当优先的地位。

  1941年1月4日,柏格森因病逝世于巴黎,时年八十三岁。

  受国王恩宠的荣耀

  ——1928的获奖者: 〔挪威〕希格丽·温塞特(Sigrid Undset)

  192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争夺赛,经过几番剧烈的角逐,挪威女作家希格丽·温塞特一举夺魁。她是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强人,也是挪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三人。挪威国王破例地将“圣奥拉卡大十字勋章”赠给了这位为祖国赢得荣誉的女作家。

  那一年,温塞特除了与国内的几位作家和其他国家的强手拼夺“桂冠”外,还面临着另外两位女作家的挑战。一位德国诗人兼小说家胡哈,另一位是西班牙小说家艾斯庇纳。艾斯屁纳极为她的同胞们所敬爱,当她还在世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在她的故乡桑坦德镇为她立了铜像,她这番出马,有一大群德里士林的西班牙文人在背后大力支持。她的一生以小说创作为主,作品大多反映被奴役的妇女的痛苦。她 1920年发表的《死亡者的金属》是她致力完成的一部代表作,这部小说1927年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另一名竞争势力较强的对手胡哈,青年时代曾学习过历史、哲学和语言学,获得过博士学位。她描写豪门大族衰落的长篇小说 《从胜利巷出来》以及反映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史诗式作品《德国的伟大战争》等,有人认为她是近代德国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学中,贡献和成就仅次于托马斯·曼的一位重要作家。

  在众多的选手中,温塞特以她著名的三部曲《克里斯汀·拉佛兰斯达忒》而力挫群雄。这部长篇小说以十四世纪上半叶的古勃朗斯特伦和特伦特拉格为背景,再现了中世纪的历史,同时生地描述了女主人公克里斯汀在热烈追求爱情,力求摆脱社会习惯势力的束缚过程中的复杂心理。这部作品在1920至1922年间陆续发表。1922年,温塞特因这部作品而首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那年提供瑞典文学院讨论的有关研究报告对温茜特的这部作品赞赏备至。那位教授这样写道:“在当代文学中,只有廖廖几部作品能跟温茜特的《克里斯汀·拉佛兰斯达忒》相比,这部作品已成为挪威文学的一座里程碑。”从这一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这部巨著的热烈崇赏的程度。1928年,瑞典文学院以“主要是由于她对中世纪北国生活之有力描绘”而授予温塞特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温塞特于1882年5月20日出生在丹麦开伦特堡,十一岁时父亲因病去世,这对她的生活和思想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好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温塞特进入一家法律事务所做律师助手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在心中酝酿创作小说的计划。处女作长篇小说《玛特·欧莉太太》(1907)描写当时社会风尚,有现实主义倾向。《珍妮》(1911)这部小说使她闻名于世。

  《克里斯汀·拉佛兰斯达忒》(1920—1922)、包括《花冠》、《女人》、《十字架》,通过对妇女悲惨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挪威的幸福生活》(1942),具有反法西斯的色彩。

  温塞特获得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有幸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奖金,但她将这笔奖金全部捐赠给社会福利机关,并筹备设立了一个基金会。1949年6月10日,温塞特在挪威中南部的城镇利勒哈默尔病逝。

  爱发牢骚的文坛宗师

  ——1929年获奖者: 〔德国〕托马斯·曼(Thomas Mann)“虽然托马斯·曼于1924年底推出《魔山》,可是他仍可单靠《布登布鲁克斯》一书取得获奖的资格。虽然他的另几部小说,特别是《特里斯坦》、《托尼欧·克洛格》以及《死于威尼斯》——均有极为深刻的心理分析与高度的艺术造诣,可是这些远不足以确定他的获奖资格”。这是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会长霍尔斯陶穆写在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评语。

  然而,托马斯·曼对于这一评语并不满意。其原因是扬此抑彼,贬低了

  《魔山》。依他看来,《魔山》是具有世界性地位的传世佳作,他应以《魔山》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获奖。然而,他没有成功。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尽管对《魔山》的题材也很感兴趣,但他以为从艺术角度而言,这部作品却是一部失败之作。尽管这届文学奖的“桂冠”已戴到托马斯·曼的头顶,但他还是牢骚满腹。获奖不久,他在给法国著名作家纪德的信中强烈地表达了他与瑞典文学院的评语相悖的不满情绪。他说:“关于这部作品(指《魔山》),我所听到的尽是很不谅解的评语,指责的人大多想证明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理性和某种批评精神的产物。奇怪的是,一位诺贝尔委员会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批评家——博克教授,曾在公众场合说这部作品是蹩脚的艺术品。因此,瑞典文学院授奖于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的早期作品

  《布登布鲁克斯》,这是院士的共同的心声。从各方面来看,瑞典文学院是完全走偏了。单靠《布登布鲁克斯》,我绝对无法足以获得瑞典文学院的褒奖。总之,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确实是由这部倒霉的小说造成的。我深信,这部小说的故事性不但能胜过了它所包含的分析与哲理性的议论,而且使它的内容和艺术价值显得更加突出。”这一点足以证明托马斯·曼的牢骚情绪。

  1929年的侯选人名单上,共有二十四位来自各国的作家,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当中,只有一位在成就上足以与托马斯·曼抗衡,那个人便是伟大的德国诗人史蒂芬·乔治。乔治是一个抒情的天才,那时他刚刚获得歌德奖。最后,瑞典文学院经过反复衡量,还是确定将大奖授予托马斯·曼。1929年12月10日,托马斯·曼率领全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在德国北部靠近波罗的海的卢卑克城。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倒下》发表后,获得文学界的好评。他的代表作《布登布鲁克斯》(1901)以商人布登布鲁克斯一家由盛到衰的四十历史为主要线索,艺术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社会的生活面貌。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没有认清德国统治者发动的战争的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曾抱着对美国“自由”、“民主”的幻想迁居美国,1952年又因这种幻想的破灭而回到瑞士定居。托马斯·曼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余年,著有长篇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雅阔布的故事》(1933)、《年青的约瑟夫》(1934)《约瑟夫在埃及》(1936)、《赡养者约瑟夫》(1943)〕,中篇小说《马利奥和魔术师》(1930),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等。

  1955年8月12日,托马斯·曼在苏黎世病逝。“桂冠”飞越大西洋

  ——1930年获奖者: 〔美国〕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930年12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大厅里华灯高照,金壁辉煌。当瑞典国王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奖金交给一个面容消瘦的美国中年男子的时候,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获奖者热泪盈眶,异常激动。因为他今天不仅是以一名作家的身分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祖国和新兴的美利坚文学赢得了世界公认的崇高地位。从 1901年起,诺贝尔文学奖已历时三十年的历史,然而,三十年来,唯有1913年那次,“桂冠”横跨过了欧洲大陆(授予印度“诗哲”泰戈尔)其余全部获奖者均是欧洲人。如今,这顶“桂冠”飞越大西洋,使美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名册上。他,就是辛克莱·刘易斯。

  193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中,苏联作家高尔基,无疑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坛宗师。然而,瑞典文学院并没有把大奖颁给他。法国诗人瓦莱里也是一位呼声极高的竞选人,但由于三年前法国的小说家柏格森刚得过奖,瑞典文学院认为,此年度“桂冠”不宜再给法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评选活动后,颁奖国难免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尚未问津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而那时候,刘易斯的名声正在欧洲日益鹊起,他的作品《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在瑞典非常畅销,1929年出版的《多兹沃思》受到瑞典文艺界的好评。在1930年11月5日瑞典文学院的表决会上,著名的修克教授极力赞扬刘易斯的新著《多兹沃思》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刘易斯就这样较顺利地获得了瑞典文学院多数院土的支持,以在创作上“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的评语而一举夺得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刘易斯于1885年1月7日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苏克萨特镇的一个医生家庭。1902年,即在刘易斯十七岁那年离开家乡,到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读大学预科,翌年进康狄涅克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文学院学习。1910年以后,先后在爱荷华州、旧金山、华盛顿的几家报刊杂志社工作过。他的处女作《我们的雷恩先生》发表于1914年。1920年,他的长篇小说《大街》问世后,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同时也标志着刘易斯创作的成熟期已经开始。他发表于1925年的《阿罗史密斯》曾获1926年的普利策奖。《大街》以乡村和小市镇为背景,通过一对夫妇的曲折经历,揭示了小市镇的闭塞和保守,嘲讽了市民的偏狭、愚昧,也讽刺了知识分子的浅薄和软弱。《阿罗史密斯》通过一位名叫阿罗史密斯的医生的经历,揭露了医学的商业化,对于腐朽的社会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真实地反映了二十年代美国医学界的状况。刘易斯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还发表过论文、特写、诗歌和剧本等。他虽然在创作中从某些侧面揭示了中产阶级生活中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黑暗,但他批判中产阶级的同时,又同情他们,喜爱他们,这无疑对小说的批判力带来一些局限。刘易斯1951年1月10日在意大利罗马逝世。

  特殊的获奖者

  ——1931年获奖者: 〔瑞典〕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Erik Axel Karlfeldt)

  1931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平时是每年的十二月十日)用一种沉痛的纪念性调子这种特别方式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追认给一位特殊的获奖者,他就是已故的瑞典著名抒情诗人、瑞典文学院的曾任秘书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

  按照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规定,获奖者必须是还活在世上的作家。这一年的授奖特别例外,这在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卡尔费尔特获奖的消息公布后,瑞典的舆论界一片哗然,人们立即群起围攻瑞典文学院,他们利用报纸、开会等场合公开批评瑞典文学院违背诺贝尔本人的意愿,公然将文学奖金会奖给一位去世的人,为以后的颁奖开了一个坏的先例。这些诛伐的文字在瑞典最为激烈。瑞典学院对这些批评家的答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规章明确规定允许颁奖给已故的人,只要这个人的推荐书是在他去世之前提出来的,卡尔费尔特的情况确实是如此。

  早在1918年,瑞典文学院几次想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但都被他本人婉言谢绝,其理由是,自己是瑞典文学院的官员,授奖给自己有诸多不便。就这样,即将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被他推了下来。

  1931年,年迈而多病的卡尔费尔特提出辞职报告,瑞典文学院考虑他的年龄与身体等因素,同意了他的请求,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的职务委任霍尔斯陶穆。这时,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又提出将该年度的大奖授予退职的卡尔菲尔特,他已不掌权,应该无所顾虑,可能不会反对,然而遗憾的是,没等瑞典文学院正式决定,他已匆匆离开人世六个月了。

  这年的诀择并非由于没有其他人参加竞选才能这样做的,参加角逐的大约三十位,包括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获奖的高尔斯华绥和伊凡·布宁。法国就有三名势力较强的选手,第一位是保罗·梵乐希,他于一年前首度被一群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们提名,接着由伦敦大学的法学教授梭拉特二度提名。第二位是已经角逐好几次的艾斯陶涅。第三位是詹美士,一位歌咏巴斯克乡间美景的诗人,由奥斯特林所推荐。给已故作家授奖是因为:“表彰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的诗作。”

  卡尔费尔特1864年7月20日出生在瑞典东部福尔卡纳的一个律师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年生活在农村,瑞典优美的乡村风光和陶冶个性的大自然景色,为他提供了绚丽多彩的诗歌题材。1885年他考入瑞典文化古城乌普萨拉市的乌普萨拉大学文学系,1892年获文学士学位,1898年又获得瑞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两科的硕士学位。1904年被推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他的处女作《荒原和爱情之歌》发表于1895年。《费里道林之歌》(1895)、《费里道林的乐园与达拉纳绘画韵文》(1898)两部诗作的发表,使他一跃而成为瑞典的著名诗人。他的诗作富有浪漫主义的抒情诗的基调,曾翻译成英、法、德文。

  在193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奥斯特林代表该院发表了介绍获奖者卡尔费尔特的演说,如果这位特殊获奖者在九泉之下能听到他获奖消息的话,他也一定会很感激的。“文学国际主义”的倡导者

  ——1932年获奖者: 〔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93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圈里的角逐十分激烈,早在年初 (元月一日),瑞典文学院收到一份篇幅相当长的推荐书,支持美国作家厄普吞·辛克莱。有二十位知名之士,如科学家爱因斯坦、心理学家麦克独孤、政治学家拉斯基、哲学家杜威等人,为了要推荐他,特地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在纽约设立秘书处,其活动相当积极,它竞发动了五十五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七百七十个作家、诗人和知识界人士,签名支持辛克莱,摆出了美国“势在必得”的局势。然而,这一全球性的活动实在不可能奏效。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刚得过奖(1930年刘易斯)。第二,这位侯选人的论调太过激进,不易为瑞典文学院所接受。这位“全球瞩目”的侯选人就这样落选了。

  法兰西学院的正式侯选人梵乐希,一生著作繁多,曾于1931年前往斯德哥尔摩一游,现在时机似乎成熟了;法国著名作家布尔傑、贺斯龙也是多次被提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场上的“老手”了;苏俄侯选人高尔基在那时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理应受到世界文坛的高度重视,然而遗憾的是,瑞典文学院并没有认真考虑他的入选问题。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祖上原是德文郡的农场主,经过三百余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已成为一个豪富的家族。父亲是律师,中学毕业后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律。1895年开始创作,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 《四面八方》出版于1897年,1906年出版了为他获得杰出小说家声誉的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这部作品和后来出版的《骑虎》(1920)、《出租》(1921)组成了著名的《福赛忒家史》三部曲。他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现代喜剧》三部曲,剧本《银盒》、《斗争》、《正义》等,作者以深邃的洞察能力,高度的艺术概括,典型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广阔生活场景,其作品感情深笃,朴实无华,动人心弦,然而,更主要的是他一直以高度的热忱,致力于文学的国际主义,他的这种文学主张符合诺贝尔先生的理想主义思想,颇受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赞赏,瑞典文学院的修克教授亲自当他的推荐人,高尔斯华绥一举获得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乃是“由于他出色的小说艺术——该艺术在《福赛忒家史》中有高超的表现”。也是由于他一生倡导文学国际主义”的结果。

  流亡者的福音

  ——1933年获奖者: 〔苏俄〕伊凡·布宁(Lvan Bunin)

  1920年6月26日,正当苏联红军向黑海的重要港口城市敖德赛挺进之际,一个五十来岁小个儿的俄国人挤上了从这里开往法国的最后一艘轮船,他在惊恐混乱的人群中向自己的祖国留下了难忘的一瞥。他对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怀有深厚的感情,但顽固的旧贵族的立场又促使他对红军的即将来到怀有莫名的恐惧情绪,他在惆怅的心情中踏上了流亡 (法国)的道路。十三年后的一天 (1933·12·10),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授予他1933诺贝尔文学奖,给这位浪亡者带来了福音。

  在长达三十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活动中,从沙皇统治下的旧俄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尚无一位作家获过诺贝尔文学奖。是这块土地上没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吗,答案是肯定的。托尔斯泰、高尔基曾都相继提名过,但都未获奖。瑞典文学院也在考虑让这一幅员广阔的土地上出一名获奖作家。1923年,布宁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推荐,同时被推荐的还有高尔基。从1923年开始,布宁和高尔基几乎每年被提名。诺贝尔委员会曾于1918年和1928年,委托有关专家撰写过高尔基作品的研究报告,而报告者却以所谓高尔基“和他祖国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活动”为由,不予推荐,提醒瑞典文学院把目光转向了流亡国外的作家布宁,命运为这位流亡作家带来了好的转机。

  说来也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生前在俄国的巴库拥有油田。他的侄子伊凡·诺贝尔在他叔叔死后一直负责经营那份产业。而布宁一直是伊凡·诺贝尔崇敬的作家之一,并有着密切的联系。伊凡·诺贝尔也是这一年颁奖庆典的座上宾,他虽然不直接参予评奖,但他的地位和影响自然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使俄国、法国许多作家都为布宁作宣传,造舆论,终使他从该年度三十位侯选人中脱颖而出。

  布宁于1870年俄历10月20日出生在俄罗斯中部沃罗涅什镇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便独立谋生,当过图书小职员,摆过书摊,十七岁开始发表诗作,189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在露天下》,此后写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如短篇小说《安东诺夫卡苹果》(1900)、《梦》(1908)、《弟兄们》 (1914)、《从旧金山来的先生》(1915)及中篇小说《乡村》,布宁的创作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繁荣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十月革命爆发后,布宁从旧贵族阶级的立场出发,反对和诅咒革命,流亡法国后,曾游历欧洲、非洲和亚洲,写了《米佳的爱情》、《幽暗的村间小径》等两百个中短篇小说。《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是布宁的代表作。

  1933年的文学奖授奖大会在瑞典皇家音乐宫举行。按规定必须在会场悬挂得奖国的国旗,然而,这一次例外,因为布宁不能代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他是从旧俄帝国文坛出来,革命后又逃亡国外的作家,沙皇的“三色旗”早已被社会遗弃,于是,授奖大厅借诺贝尔生辰一百周年,挂起清一色的旗帜——瑞典国旗。布宁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

  1953年11月8日,布宁在巴黎逝世。

  大器晚成者首战中彩

  ——1934年获奖者:[意大利]路伊吉·皮蓝德娄(Luigi Pirandello)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中,很少有一位作家第一次被推荐便夺魁中彩的。然而,1934年的获奖者、六十七岁的意大利小说家和戏剧家却是一个首战告捷的幸运儿,且他的成名之作都是他晚期创作的,令许多参赛的侯选人和文学爱好者敬仰和羡慕。

  皮蓝德娄第一次被意大利皇家学院文艺部所推荐,推荐人是意大利一位在19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他成功的关键是:他的戏剧曾在巴黎几家剧院演出后大获好评。 《诚实之喜乐》、《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香榭大道剧院》等不同凡响的戏,被批评家誉为真正的杰作,后来在柏林和伦敦两地上演时,更获得了莱茵哈特和萧伯纳的推崇。这样一来,他的戏剧遂立即风靡全球,他的另一部作品《皇帝》,乃是《哈姆莱特》这一主题的变奏,成绩亦斐然可观,从而奠定了皮蓝德娄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

  和皮蓝德娄争夺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共有二十八位作家。其中美国戏剧家奥尼尔和法国作家马丁·杜·加尔,相继于1936年与193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报告书,是由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诺贝尔委员会的会长霍尔斯陶穆起草的。在这份报告中,霍尔斯陶穆对皮蓝德娄作了很高的评价。报告中说:“从许多方面看来,皮蓝德娄确是一位出色的作家,而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并使他们热爱和关心一种充满哲理性的戏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国的观众中得到证明。这也说明了皮蓝德娄戏剧的力量。皮蓝德娄竟然有办法吸引住这些固执而富有知识的观众,这真切地证明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瑞典文学院授予皮蓝德娄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因为他果敢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

  皮蓝德娄于1867年6月28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凯琴铁成。他是一个当地富有的硫磺商人的儿子,被父亲指定为商务上的继承者,然而,皮蓝德娄对做生意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在家乡中学毕业后,先后进入帕勒莫大学和罗马大学,尔后又留学德国,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文学和语言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892年回国后在罗马高等师范学校当教师。并结识了真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家卡普安纳。皮蓝德娄早期作品《被抛弃的女人》明显地受到维尔加、卡普安纳为代表的真实主义的影响,作品注意人物的内心感受,笔触细腻真切。从长篇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老人与青年》、《一个电影摄影师的日记》等起,他的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开始逐渐脱离真实主义。除小说创作以外,他的主要成就还显示在他的戏剧创作上。《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亨利四世》等,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当我需要你》被好莱坞改编搬上了银幕。

  皮蓝德娄亲往瑞典领奖。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剧院演出他的成名作《诚实的喜乐》。瑞典王室几乎全部出席观赏。那晚的演出极为成功,观众向他报以无比热烈的鼓掌、赞扬及拥抱祝贺。

  在竞选风波中脱颖而出

  ——1936年获奖者: 〔美国〕欧金·奥尼尔(Eugene O′ Neill)

  1935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因无法在表决会议中达成协议而停发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做虽然不同寻常,却是符合规定的。因为按照诺贝尔奖颁奖章程:“瑞典学院可以每五年停颁一次奖”。不过,话说回来,自1901年起,诺贝尔文学奖除战争的原因外,尚未因其它原因停颁过。类似象1935年这样形不成决议而停颁文学奖还是首次。当时,在一般人眼中,奥尼尔乃是美国戏剧家里头最伟大的一位,同时也是唯一在欧洲拥有观众的一位。因为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兼学院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对奥尼尔并不很欣赏。193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停颁,其焦点就在对奥尼尔这一人物的争论上。“就其影响而言,奥尼尔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然而,由于他偏爱描绘错综复杂的感情,偏爱处理复杂的情节,再加上他的技巧虽奇而不能制胜,因此,观众很快就感到兴味索然了。他的作品涵盖面相当窄,而且,几乎毫无格调可言——这两点使他无法在他国内大行其道。虽然我们应当承认,奥尼尔凭藉着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一大批人物,但他拙于心理剖析,只会弹奏着一根简直要绷断了的“单弦琴”…… 此外,他曾推出如此多拙劣的作品,我们应当考虑,是否有必要原谅他的错误?”这是霍尔斯陶穆在奥尼尔报告中对奥尼尔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就这样,在瑞典文学院里,“奥尼尔支持派”和“奥尼尔反对派”形成了对峙。

  事实上,远在奥尼尔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当欧洲所有的戏剧院都还没有演过奥尼尔的作品时,他的若干重要作品便已成功地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演出了。知道这点之后,再去读霍尔斯陶穆那份无比严峻的研究报告,任何人都会大感惊讶的。正在这时,“奥尼尔支持派”大张旗鼓地对奥进行宣传,再加上奥尼尔的戏剧,如《安娜·克里斯蒂》、《奇妙的插曲》、《榆树下的欲望》、 《哀悼》等,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的成功演出,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宣传。批评家的著文说奥尼尔的作品是美国的伊丽莎白时代,还有的人称奥尼尔的戏剧是古希腊剧的再版,他的戏剧天赋是可以和瑞典本国的戏剧家斯特林堡相抗衡。到了1936年,霍尔斯陶穆就有些“悔悟”而一改对奥尼尔的态度,奥尼尔的支持者们终于赢得了胜利,使他从这场竞选风波中脱颖而出。

  奥尼尔以“由于他剧作中所表现的力、热忱、与深挚的感情——它们完全符合悲剧的原始概念”的评语而获奖。在颁奖典礼上,霍尔斯陶穆极力推崇这位曾遭他批评过的得奖人。可惜,奥尼尔在美国病倒,美国驻瑞典领事代为他领奖。

  奥尼尔于1888年出生在纽约一个演员家庭,在康涅狄格州读书,上过一年普林斯顿大学,1912年回康涅狄格州当记者,同时开始文艺创作,1920年发表的两部多幕剧《天边外》、《琼斯皇帝》开始确立了他在戏剧方面的重要地位。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的代表作有《榆树下的欲望》、《奇妙的插曲》、《哀悼》、《伟大之神布朗》等,颇受美国评论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这位有国际声誉的戏剧家曾于1920年、1922年、1928年、1957年四次获得普利策奖。奥尼尔于1953年病逝。“隐士”的春天

  ——1937年获奖者:[法国]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du Gard)

  素有“隐士”之称的法国小说家马丁·杜·加尔,平时性情孤僻,喜好沉默思索,极力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当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降临到他头上的时刻,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隐士”一跃而成为“电影明星”般的人物。他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在市政厅的传统性的宴会上,他当着五千多名来宾的面,平生第一次发表公开演讲,把获奖喻为自己生命的“春天”,感谢瑞典文学院对自己的褒扬。

  瑞典文学院将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马丁·杜·加尔,是“由于他那一系列名为《提波家史》之小说表现的强有力艺术性与真实性”。他是第六位获奖的法国人。

  出马角逐这届文学奖的侯选人共有三十六位,其中包括梵乐希、狄哈梅、季欧诺。季欧诺是由好几千名崇拜他的法国人及美国人推荐的。伟大的法国诗人克劳代尔首度参加角逐。北欧舆论界虽然并不怀疑马丁·杜·加尔的成就,可却不屈不挠地支持芬兰小说家兰帕,竞争相当激烈。

  马丁·杜·加尔从1934年首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起,一直是竞争场上较活跃的“老手”。这一“活跃”主要是指他本人出色的文学创作成就,一直被瑞典文学院所注目。他的《提波家史》发表后,在法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的评论家将把它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提并论,是二十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潮流中较有代表的一部力作。

  马丁·杜·加尔于1881年3月25日生于巴黎西郊讷伊镇一个职业性的中产阶级家庭,少时聪颖,爱好文学,1899年考入巴黎国立文献学院求学。

  《成功》是加尔的处女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丁·杜·加尔应征入伍,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海上运输队服役,他创作的《勒路神父的遗嘱》(1914)、《如此大胆》(1928)两部笑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代表作《提波家史》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加工而成的,这部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通过小说主人公提波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后冲突,同时又通过小说中不同宗教信仰的封达南一家的遭遇,深刻地反映了那次大战中法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加尔后期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德·莫特上校的日记》,动笔于1941年,但他晚年多病仍坚持写。1958年8月22日,马丁·杜·加尔病逝于贝尔,他未能完成这部著作便匆匆离开了人世。

  昙花一现的“末等星”

  ——1938年获奖者: 〔美国〕赛珍珠(Pearls·S·Buck)

  1938年,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令世人大为震惊,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把她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曾授予了如罗曼·罗兰、泰戈尔、萧伯纳等“一等星”的话,那么,这一届的文学奖则授给了一个昙花一现的“末等星”。

  赛珍珠原名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希尔斯保罗一个长老会传教士的家庭里,幼年时随父母来到中国,在江苏镇江长大。赛珍珠是她模仿清末的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可见妓女“赛金花”在她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十七岁时,赛珍珠回美国进入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攻读心里学,毕业后在美国过了一段短期的教书生活后又来中国,后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教英语和英国文学。1917年赛珍珠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1928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赛珍珠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仇视和害怕革命战争,没等北伐军进入南京,就匆匆逃离中国。1931年,她的畅销书《大地》在美国约翰·戴公司出版。这本书的发行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作家。《大地》是描写中国社会风貌的作品,并没有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实质,仅仅是杜撰了某些个别现象而已。鲁迅在1933年致姚克书中指出:“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他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象这样一个显然脱离中国当时社会本质的小说,瑞典文学院还给了“由于她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之丰富而生动的史诗式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的杰作”这样的评语,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不管怎么说,就文学奖而言,瑞典学院完全可以从三十名候选人中挑选出合适的获奖者,在这些侯选人中,有第二年就获文学奖的西伦佩,有1 944年获奖的延森,有1946年获奖的海塞及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等强手。赛珍珠的意外获奖,连她自己本人也没想过,在瑞典文学院的正式通知电报未到达赛珍珠之手的时候,记者将这一消息转告她时,赛珍珠起先也吃了一惊。她说:“在瑞典文学院的电报到达之前,我宁愿相信这是一场误会,或者是一个低级的笑话。”然而,当她得到正式通知时,马上决定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赛珍珠1973年去世。

  硝烟笼罩下的抗衡

  ——1939年获奖者: 〔芬兰〕佛朗斯·伊弥儿·西伦佩(Frans Eemil Sillanpaa)

  1939年秋冬之交,世界形势急剧恶化,欧洲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奥国和捷克,同时还于不久前以武力解决了波兰。当时和纳粹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的苏俄已经吞并了波罗的海三个独立的小国,而且,正准备以相同的手段对付芬兰。芬兰在1809年以前,曾有六个世纪的时间是瑞典王国的版图的一部分。如今,她正在抵抗东边的侵略国,瑞典全国上下一致同情芬兰,目前的战局对于芬兰这个偏远的小国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显得极为不利。

  芬兰作家西伦佩自1930年起就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在以后的八、九年中,他几乎每年都被提名。1939年和西兰帕同时参加角逐的还有其他五位芬兰作家和诗人。其中塔尔维欧、萨尔蜜能也常参加文学奖的角逐,这两人和西伦佩一样,都是以芬兰文写作的小说家。格里潘堡、汉摩则用瑞典文写作。最后,瑞典文学院选择了既是以芬兰文写作,又较之其他两位用芬兰文写作得更有成就的西伦佩荣获该年度文学奖之冠。西伦佩作品的报告书是由当年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的霍尔斯陶穆起草的。他对西兰帕以描写芬兰农村生活为主的作品十分欣赏,称他继承了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左拉遗风,以有利的写实主义风格叙述了人类的不幸,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韵味。最后,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在描写两样相互影响的东西——他的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时所表现的深刻了解与细腻艺术”而授予他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战争连绵不断的发生,诺贝尔文学奖这场硝烟笼罩下的抗衡似乎给人一种草率、萧条之感。一年一度的隆重的颁奖典礼被取消了。瑞典文学院在该市的证券交易所——一座古老的王宫里设宴招待了唯一的一个客人,他就是千里迢迢从芬兰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的西伦佩,宴会后,瑞典文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和奖金支票交给了他。

  西伦佩1888年9月16日出生在芬兰南部海曼居莱地区的乡村里,中学毕业后考入赫尔辛基大学。1913年开始写作,处女作《人生和太阳》发表于1916年,作品强调人的本能驾驭一切。长篇小说《神圣的贫困》(1919)写一佃农在战争中的生活,作品标志着作者对祖国与人民命运的忧虑心情和在艺术上的成熟。他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少女西丽亚》,小说通过一名有钱人的少女西丽亚,由于父母双亡,变得穷困潦倒,后来不得不出外给别人当帮工,受尽凌斯折磨,最后也是贫困交加,悲惨地离开人世。小说以愤慨的笔触,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

  《夏夜里的人们》(1934)和短篇小说《靠近土地》(1924)、《小丘上的窝棚》(1925)、 《忏悔》(1928)等。

  西伦佩领奖回国后,许多记者在隆隆的炮中采访了他。他和许多获奖者一样,都忘不了那句模式般的话:“这项奖不仅是颁给我个人,同时也是颁给我的祖国。”西伦佩于1964年去世。

  多次被提名的语言“革新大师”

  ——1944年获奖者: 〔丹麦〕约翰尼斯·V·延森(Johannes V· Jensen)

  1944年,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已沦为战场,混战达到了巅峰。然而,人们已经可以隐隐看出,噩恶即将结束了。在1940年到1943年,瑞典国王诏令诺贝尔奖一律停发。尽管如此,司掌各项诺贝尔奖的机构仍在继续进行它们的例行工作,它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将所有的推荐函登记下来,列入档案。在战后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场锣鼓声中,第一位夺魁者就是丹麦作家约翰尼斯·V·延森,诺贝委员会的院士们对延森的名字已非常熟悉了,据院计,延森是在第十八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时获奖的。

  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规定:诺贝尔奖不得连续五年不颁发。如果超过五年不颁发的话,捐款人的法定继承人有权控告基金会破坏诺贝尔遗嘱中的规定,这样会直接威胁到基金会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战争是诺贝尔本人也预料不及的事。那几年,由于战争而停颁诺贝尔奖。因此,1944年的侯选人,实际上积有几年的侯选人名单了。一位伟大的法国人几年来常被推荐,那便是狄哈梅。同时被推荐的还有梵乐希,以及第三度出马的克劳代尔,他于1941年为一些挪威人所推荐。此外,几位英国作家也出现在侯选人名册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布兰登、莫根。美国作家斯坦贝克,也参加了这一届的角逐,斯坦贝克后在1962年获奖。中国的林语堂也是那一年的侯选人之列,他是由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推荐的。

  1944年授予延森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富有诗意之有力而丰饶的想象,他把一种胸襟开阔的求知心和一种大胆、清新的创造性风格结合了起来。”

  延森1873年1月20日诞生在丹麦中部佛斯奥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1895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但他未能去履行他的医生职务便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他决心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丹麦人》写成于1896年。1901年发表的文集《哥特的复兴》,力图说明一切技术进步都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和日耳曼种族。大型系列历史小说《漫长的旅行》(六卷, 1908—1921)写人类从史前时代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间的进化。继续阐明其种族主义观点。他的短篇小说较少种族偏见和说教意味,技术也更精湛,主要有《希默兰的故事》(三卷;1898—1910)等,他的第一部诗集于1906年问世,在丹麦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延森能驾驭各种文学样式,作品的体裁繁多,他创作过诗歌、小说、散文、历史神话故事、随笔,同时还著有艺术史方面的专著。他的诗歌、散文、小说被誉为丹麦文坛三绝,在丹麦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被称为丹麦语言的“革新大师”。

  延森获奖那年,他已是七十一岁的高龄老人了,那时他正躺在哥本哈根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幸亏那年的颁奖仪式没有举行。直到1945年战后第一次恢复传统的颁奖典礼时,他亲赴瑞典领奖。1950年12月25日,这位十八次被提名的语言“革新大师”,走完了他七十七年的人生之路。

  女诗人喜交“红运”

  ——1945年获奖者: 〔智利〕解贝拉·米斯特拉尔(Ga briela Mistrsl)

  1945年,法国诗人梵乐希的名字很可能,同时也很应该被收进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的名册里。他从1930年开始,至少被推荐了十次。1933年,他声势凌人地出马角逐,背后鼎力支持他的是十八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1936年,一大群比利时及荷兰的学院院士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同地们遥相呼应,再次向瑞典学院力荐梵乐希。1940年,年迈的霍尔斯陶穆将常任秘书的职位让给了一位正当盛年的诗人兼文艺批评家奥斯特林,奥斯特林还同时出任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1945年,经过奥斯特林的一番努力,他为梵乐希打通了所有的“关节”,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唾手可得,只等开会表决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梵乐希于表决前便与世长辞了。于是,有人提出效仿1931年瑞典诗人卡尔菲费特的办法,追授梵乐希诺贝尔文学奖。可这一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猛烈的反对。瑞典文学院只得放弃“追授”一法,经过一番平衡,瑞典学院将这顶“桂冠”授给了智利一位女诗人——她就是喜交红运的米斯特拉尔。

  米斯特拉尔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1889年4月7日出生于智利北部科金博省弗考尼亚乡镇上,祖上曾是从西班牙迁居来的移民,从小失去父爱,十四岁开始练习写诗,并在当地报刊发表。十七岁时,她与一位铁路职工恋爱,后来男方由于郁郁不得志而自杀。这给米斯特拉尔年轻的心灵投下了一团阴影。她的《死的十四行诗》(1914)以浮沉、抑郁的情调表达了这种情感,并获得了圣地亚哥花节诗歌比赛第一名。为此,她一跃而成为智利的著名诗人之一。1922年,米斯特拉尔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孤寂》,诗集融女之少恋的羞怯、追求、疑虑,妒忌于一炉,诗句朴质清新,抒发的均是诗人自己的爱情感受,不失为一部优美的抒情诗集。1930年,她发表了《艺术十条原则》,提出“美是指灵魂的美”的观点。鉴于米斯特拉尔对拉丁美洲诗歌的卓越贡献,她从1940年开始,就被南美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和大学教授所推荐。来自智利本国的推荐评论这样写道:“她那崇高而富有感召力的人格,使他成为当今南美洲最重要的道德和知识的力量。而且,不容怀疑,她是自古至今最伟大的女性诗人——也就是说,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诗人。”

  米斯特拉尔一生获得荣誉很多,既有她为国家外交事务和社会方面的功绩,也有她诗歌创作上的贡献。1945年,诗人“因为她那善于强烈地表达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奖。从另一角度来说,梵乐希之死,为她提供了获奖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诗人的“红运”。米斯特拉尔于1957年在美国纽约逝世。

  十五载拼搏露峥嵘

  ——1946年获奖者:[瑞士]海曼·海塞(Hermann Hesse)

  在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技场上,出现了“老将”与“新手”并驾齐驱,交肩角逐的场面。尽管这些“新手”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其中有五位是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有两位来自法国:纪德和莫瑞亚阿,两位来自英国:艾略特和邱吉尔,一位来自苏俄:巴斯特纳克。结果,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落入了一位十五载拼搏露峥嵘的“老将”手中,他就是瑞士诗人、小说家海曼·海塞。

  海塞早在1931年就被他的一位同胞、19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豪普特曼所提名。起初,他在国际文坛上只是一个藉藉无名的作家,当时,掌管诺贝尔文学奖大权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并不十分推崇他。并断言:海塞不是一个小说家,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抒情诗人——他只关怀他个人的问题。霍尔斯陶穆在他执笔起草的那份研究报告中,虽然也颂扬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但同时又说他的小说所创造的人物与诺贝尔本人所提倡的理想主义精神相违背。就这样,海塞第一次参加角逐便出师不利。这件事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和不平。极力推荐海塞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就是一位“鸣不平”者,在海塞六十岁生日时,托马斯·曼专门在《新苏黎士日报》上发表文章,在祝贺海塞生日的同时,公开呼吁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海塞,以改变海塞“不公正地遭受忽视”的状况。在逆境中,海塞屡战屡败,然而,他从未就此罢休,在攀登文学高峰的征途上顽强拼搏。

  十五载时光的苦苦追求,海塞的诗作已是现代德语文学中唯一十全十美的东西。诗人终于得到了1940年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奥斯特林的好评。同时,奥斯特林极力主张将1941年的大奖颁给海塞,经过院士的反复考虑和挑选,海塞终于以“由于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的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与深刻的洞察,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

  海塞于1877年7月2日生于德国南部卡尔天镇,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新教的牧师,从幼年时代起,海塞就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家庭中,接受了比较广泛的文化熏陶,少年时代的海塞就梦想成为一名诗人,但在十五岁时却不得不遵照父母的旨意进入神学院。僵化的经神教育,摧残着青少年的身心,他在十五年后发表的长篇小说《轮下》中满怀愤怒地回顾了这段经历。不到一年,他逃离了神学院。他进过工厂,当过书店伙计,一边工作一边创作,1889年出版了两部诗集《浪漫主义之歌》、《午夜后一小时》。他的成名之作是创作于1940年的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这部小说描写了青年音乐家彼得·卡门青从农村来到城市,由于他和城市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终于带着绝望心情回到了农村,最后,他在纯朴的人民和美丽的大自然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塞积极投入和平运动,发表了著名的反战文章《啊,朋友,不要这股腔调》,战后,他写了《席特哈尔他》( 1922),并把小说第一部献给罗曼·罗兰,以纪念他们战时的友谊。海塞1927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草原狼》,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

  1946年,瑞典学院举行该年的颁奖仪式,海塞因病住进了疗养院。因此无法前往领奖。海塞1923年加入瑞士籍,因此,瑞士驻瑞典大使代为他领奖并致答谢辞。1962年8月9日,海塞在瑞士提契诺州的蒙塔尼奥拉病逝。

  害怕荣耀的“转世歌德”

  ——1947年获奖者: 〔法国〕安得烈·纪德(Andre )Gide

  1947年12月10日,有着“转世歌德”美誉的法国作家安得烈·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传到法国时,大批记者涌进纪德的住宅进行采访。这位害怕荣耀的“转世歌德”却“躲”了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象我这样一位又衰老又疲惫的人,荣耀会把我毁了。”

  法国著名作家保罗·梵乐希去世后,法国文坛领袖的地位非纪德莫属。当时纪德已近八旬,作品甚丰,他在法国乃至国际上的威望都是很高的,甚至连不是十分崇拜他的人都视他为“转世的歌德”。纪德于1946年被提名为诺贝文学奖的侯选人,不过,直到1947年,瑞典学院才委托专家撰写一份关于他作品的报告书。那位专家便是阿列尼乌斯,阿列尼乌斯在结论中对纪德评价很好,称他为“一个独特而复杂的人——他最主要的长处绝非他的文学创造力,而是他那种分析与辩论的天才,他那种连绵细密的逻辑,他那种挖掘问题以及摇撼世人思想的非凡才能。”他认为纪德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欧洲作家之一,更是最接近 ‘歌德式理想’之现代法国作家。” 1947年参加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共有三十五位来自各国的文坛宿将,其中包括后来获奖的瑞典诗人拉格维斯特,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和英国诗人艾略特。这一年,纪德刚过完他的七十八岁诞辰,他的健康情况十分恶劣。现在,不只瑞典的文艺界人士,全世界的文人都非常盼望瑞典文学院将此项大奖授予可敬的“转世歌德”。

  纪德于1969年11月22日出生在巴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派信徒,十四岁的时候,早熟的纪德爱上了比他大三岁的表姐玛德莱娜,但他俩的婚事并不遂心愿,纪德的第一部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的记事本》就是为了向玛德莱娜表达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而写的。纪德是一个具有写作小说、戏剧、散文、评论等多种体裁的“全才”,1897年,他出版的重要作品、散文集《人间食粮》,作品由一连串富有诗意的断想组成,这些珍珠般的断想大多是从东方传说和圣经的故事中获取灵感的。

  《蔑视道德的人》(1902)的发表,确立了纪德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他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窄门》、《田园交响乐》、《梵蒂冈的地窖》。1945年,他获得“歌德奖章”,1947年,牛津大学颁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瑞典文学院将194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纪德,乃是由于“他那些内容赅博,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作品——在它们里头,作者以一种对真理的无限的爱,以及一种对心理的敏税的洞察力,探索人的问题与处境”。

  颁奖那天,纪德因健康因素,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他给斯德哥尔摩发去了一封长信,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又表示深深的歉意。

  纪德因肺炎于1951年2月18日病逝于法国巴黎。“朦胧诗人”喜登大雅之堂

  ——1948年获奖者: 〔英国〕T·S·艾略特(ThomasStearns Eliot)

  1948年12月10日这个文学史上不异常的日子,英国现代派作家T·S·艾略特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有意思的是,这位作诗象“雾”一样的“朦胧诗人”,那天乘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改装的民航机,在飞越北海到达斯德哥尔摩上空时,因遇迷雾无法降落,只得转返在西海岸的哥腾堡降落。当他换上从伦敦带来的燕尾礼服,胸戴叮当作响的各种勋章,在英国驻哥腾堡总领事的协助下,乘快车赶到斯德哥尔斯音乐宫去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时,人们早已在哪里翘首以待了。“他来了,他来了”。这位跳着现代舞步的“朦胧诗人”和大名鼎鼎的文艺批评家穿过欧洲的《荒原》,“制造”了《大教堂凶杀案》,用一种不同凡响的现代派音调,弹奏着《四个四重奏》……这位独辟蹊径的诗人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全场人员的齐声喝彩。瑞典文学院以“因为他在现代诗之先锋性卓越贡献”的高度评价,授予他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证书、奖金,并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辞。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艾略特发表了里程碑式的现代诗歌作品 《荒原》,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名声也与日俱增。在瑞典文学院里,艾略特有狂热的崇拜者与十分称职的翻译者。然而,诺贝尔委员会所参与的第一份报告书却是相当不利的。因为那份报告书的执笔人便是学院的长老、前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他已经年届八旬,因而无法充分领略现代诗的“谜一般的魅力”。他嫌恶这种“超越时代与文明、宗教与神”的怪诞文学。不过,有几位院士——也包括新的常任秘书奥斯特林热烈支持他,他们没有遭到多大阻力就说服了他们的院士们,连霍尔斯陶穆也没横加阻挠。唯一具有危险性的对手是一位已经得过奖 (1929)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瑞典学院里少数几位有影响的院士提出将1948的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授予他,但是,由于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的限制而未能这样做。

  艾略特于188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祖父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办者,母亲是诗人。1906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受新人文主义者欧文·巴比特的反浪漫主义观念影响很深,早期诗歌的重要作品有《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位夫人的写照》、《小老头》等,创作于1922年的著名长诗《荒原》是艾略特的成名作,《荒原》借寻找圣林的传说,大量引用或改编五十六部前人的著作,用六种语言,渲染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欧洲不过是一片荒原。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是创作于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的长诗《四个四重奏》,作者借用英国一座乡间住宅玫瑰园遗址“诺顿”、艾略特祖先在英国居住过的村庄“牙科克”、美国马萨诸塞洲海边一组礁石“萨尔维奇斯”和十七世纪英国的一座教堂“小吉丁”为题,组成一组哲学宗教性长诗,表现了人类历史周而复始,绕着天主的意志循环不已的思想。被认为是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由于他在诗和文艺批评方面有创见性的贡献,英王乔治六世封他为“有功勋位”的爵士;法国总统赠予他一条荣誉团的缦带(荣誉团系拿破仑一世于1802年创立,以授予对法国有特殊贡献的人)。艾略特于1965年去世。

  幸运的“南方文学”派创始人

  ——1949年获奖者: 〔美国〕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949年,瑞典学院在表决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无法获得决议。这意味:瑞典学院必须宣布它无法达成多数表决,因而必须将颁奖之事往后延一年。那年并非没有强有力的候选人,和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一起参加 1949年文学奖“桂冠”之争的有:美国的海明威和斯坦贝克,苏俄的巴斯特纳克和肖洛可夫,瑞典的拉格维斯特和英国的邱吉尔,法国的莫瑞亚珂和卡缪,这些名家以后均相继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 1949年的表决中,有些院士投票支持拉格维斯特;而有的拥护邱吉尔。在这“两军对峙”的局面中,瑞典各地的报纸上激起了一场风暴,甚至连瑞典政府里头都鼓噪不已,人们指责学院无能……

  福克纳是美国二十世纪重要的小说家、“南方文学”派的创始人一,也是整个西方最有影响的现代派小说家。在角逐1949年文学奖的前后,瑞典的文学评论掀起一股褒扬福克纳作品的“热潮,自1944年第一部福克纳的小说

  《八月之光》在斯德哥尔摩上市以后,福克纳的作品译本陆续在瑞典出版。这本书一出现,文学评论界几乎每书必评,评之则褒。在瑞典文学批评家的心目中,福克纳对“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处境,作了深邃而全新的透视。这些评论对二次大战后醉心于卡夫卡作品的瑞典青年一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克纳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形成了一个以南方家乡为背景,以几个家族的兴亡历史为主线的小说体系。这就是美国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莱1946年编选出版《袖珍本福克纳文集》时提出的“福克纳帕塌法世系”,文学评论界的褒扬对瑞典文学院的最终定“夺”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佛克纳这个“南方文学”派的创始人幸运地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福克纳的研究报告是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前任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亲自起草的。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对现代美国小说之强有力与高度艺术性的贡献”的评语而获奖。

  福克纳出生于1897年,二十年代初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诗集《大理石的农牧神》 (1924),他的第一部小说是《士兵的报酬》(1926),自从192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沙多里斯》之后,福克纳开始成为职业作家,先后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美国南方风格和气息的小说《喧嚣与愤怒》(1929)、《当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他在作品中揭露了美国南方深刻的社会矛盾,谴责奴隶制度的残余势力,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境遇,其艺术手法颇有独到之处,“意识流”,“时序颠倒”、“对位式结构”“象征隐喻”等手法常使作品产生独特的效果。福克纳的创作,使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南方文学”派。

  福克纳于1962年7月6日病逝于家乡牛津镇。

  内容简介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坛上最有影响力、最有说服力的大奖。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意味着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肯定,而且获奖者都能给他的民族和国家带来光荣和骄傲。本书分上、下两册,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历届获奖者的生平和文学实绩,帮助读者了解诺贝尔文学奖九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前言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 京

  前   言

  诺贝尔文学奖是带有世界性声誉而规模宏大、奖金丰厚的诺贝尔奖的一种。如果把获奖者比做嵌耀在天际一颗耀眼的星星的话,那么,本书描绘的是活跃在二十世纪近百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坛上的发人深思的群星组成的灿烂蓝图。

  诺贝尔文奖共分物理、化学、医学 (包括生理学)、文学、和平五种,从1969年起又增设了经济学奖。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是瑞典著名的发明家和化学家,1833年10月21日生于斯德哥尔摩,1896年12月10日因心脏病在意大利圣雷莫逝世。生前主要致力于炸药的研究,其中有硝化甘油、雷管、固体炸药等,共获得八十五项发明的专利权。从年轻时候起,他对和平事业非常关心,希望用自己的发明消灭战争,造福人类。诺贝尔在1895年11月27日写下遗嘱,捐献全部财产三千一百二十二万余瑞典克朗设立基金,每年

  把利息作为奖金,来奖励世界上在科学、文学和和平事业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这就是诺贝尔奖金的由来。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瑞典文学院还特地从它的院士中组织了一个诺贝尔委员会,专门负责评比竞选事宜。每年12月10日于诺贝尔逝世纪念日举行发奖仪式。获奖者被授一份获奖证书、一枚带有诺贝尔头像和铭文的金质奖章和一定数量的奖金。奖金数目取决于当年利息收入,每年数字不等。从1901年起,几乎每年颁发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其间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停颁了七年,这七年是1914年、1918年、 1935年 1940—1943年。

  按照诺贝尔先生的遗嘱,文学奖的奖金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1900年经瑞典国王批准的基本章程中改为“近年来创作的”或“近年来才显示出意义的”作品,“文学作品”的概念扩展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即包括历史和哲学著作。获奖者不受国籍的的限制。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它受到评比标准和地理位置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所谓“最佳作品”,当然是以他们的政治、艺术标准为前提;同时,在二十世纪初,象瑞典这样的国度,它不可能广泛地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因此,也不可能做出完全合理的评选。它从开始就在欧洲几个国家内实行一年一度的“配给制”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它还涉及到推荐书、初审报告的强弱,以至于瑞典文学院的个人交往等诸因素。象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大国,竟没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象托尔斯泰这样的世界文坛巨匠竟被拒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门槛”之外,显然有它的不合理性。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实践证明:尽管确实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作家获奖,但统观全貌,获奖者未必伟大,未获奖者未必不伟大。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强烈的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活动中的权威性也不应忽视。获奖的作家、作品,在世界和本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促进世界文学繁荣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为加强对诺贝尔文学奖全面情况的了解,拓宽人们视野,提高其文学艺术的素养和鉴赏力,我们特意编写了《文坛群星》一书,介绍历届文学奖的评比背景,人物简历,重要作品,甚至内部争斗等。本书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同时,从作家们经历不同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中,也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诸如,作家的成功之道是什么?独创的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世界观怎样指导着作家的创作等。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书籍,特此鸣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不周之处,谨请识家、读者批评指正。

  诱人的“桂冠”之首

  ——1901年获奖者: 〔法国〕阿尔芒·苏利-普吕多姆(Rene Sully—Prudhomme)

  当影响深远、规模宏大、奖金丰厚而被视为整个世界最重要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场锣鼓敲响的时候,多少文豪墨客,学者骚人纷纷登场,竞赛一开始就呈现出激烈角逐的局面,面对使获奖者“一夜成名”魔力的第一顶诺贝文学奖“桂冠”,他们无不发出渴求而羡慕的惊叹:多么诱人的“桂冠”之首。

  在首次诺贝尔文学奖庞大的角逐阵营中,波兰推出了著名作家显克维支;德国则推出了三位作家——一位诗人,一位文史家、一位歌谣作家,而法国的一名著名科学家伯希洛以他的院士身份保荐左拉参加竞选……陆续寄到瑞典皇家学院的那些建议书及推荐函,为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文坛勾勒了一个壮阔的轮廓。

  颇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诱人的“桂冠”之首的争夺中,还发生了一件“拉关系”的插曲。一位名叫瓦耶西·哈多特的作家(他曾为岳父写过一本传记—— 《巴斯特传》),在法国文艺界交游甚广,他利用这种关系,促使一名作家、院士把他推荐给瑞典文学院。但后来这种“拉关系”并未获得成功。1901年11月14日,瑞典文学院经过一整天的冗长会议,终于作出了授予法国作家阿尔芒·苏利——普吕多姆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主要理由是为“特别表彰他的诗作,它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结晶之实证”。

  普吕多姆于1839年3月16日出生在巴黎,早年当过工程师,从事过法律工作,后致力于诗歌创作。 1864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居留诗集》,当时知名作家、评论家塞因特·贝乌凡称赞这部作品是“当代诗歌中的杰作”。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崇尚形式至上,强调客观主义。曾参加过宣扬这一诗歌主张的帕尔纳斯诗歌运动,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他以后的创作,如发表于1872年的《命运》、1875年的《徒然的柔情》、1878年的《正义》和1888年的《幸福》等,已明显地摆脱了强调客观主义的“无个性诗歌”的倾向,探讨人类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冲突。除写诗之外,他还是一个散文名家和理论家、翻译家,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论美术》(1883)、《诗句艺术断想》(1883)和《巴斯卡尔主张的真正宗教》(1905)等。188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普吕多姆得知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激动万分。他在给瑞典文学院的信中说:“我感到一种自豪的喜悦,并欣然认为,此项奖为作家们所力争的最高荣誉,但她应归于我的祖国——因为我的作品所以能赢得此项荣誉,却是得之于她的。”

  1901年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4周年纪念日,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首次诺贝尔奖授奖仪式,普吕多姆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授奖仪式,其奖状和奖金是法国驻瑞典公使代领的。

  普吕多姆晚年多病,自身体瘫痪后作品就写得更少了,1907年9月7日终因久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巴黎。

  历史学家闯进文学圈

  ——1902年获奖者: 〔德国〕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902年,德国有“纂史巨匠”之称的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以因为他是“现存的最伟大的历史写作艺术大师,特别是他写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罗马史》”的评语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使这位文学圈外的历史学家一夜之间成为闻名全球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得主。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按照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出的获奖条件,认为这一奖金的获得者并不一定限于纯文学,即使以哲学家、历史学家身份出现于社会上的学者,只要他的著作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也可属于获奖者范围之内。蒙森的获奖,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圈外人获奖的重大创举。

  其实,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蒙森的煌煌巨著《罗马史》不仅具有极准确的历史价值,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蒙森的文笔洗炼,擅长刻划人物,很多人将它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当时德国专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对蒙森说:“尊著《罗马史》我拜读再三,你看,封皮都快磨破了”。同上届普吕多姆获奖所经受过的曲折、竞争一样,蒙森的夺魁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首次颁奖冷落了两位文坛巨匠:托尔斯泰和左拉,于是抗议的声波在第二届竞选中只喧嚣起来,大量指责让托尔斯泰落选的信件涌进瑞典文学院,对于这些抗议活动,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威尔生说:“托翁没有获奖是因为不符合诺贝尔竞选章程的规定,应由具备资格的学者或有关团体推荐。”当托尔斯泰具备上述条件后,学院认为托翁作品的内容和倾向不符合诺贝尔“理想主义”要求,最后,托尔斯泰愤然退出了诺贝尔文学竞争的行列。这一年,左拉、卡尔杜齐、显克维奇、霍卜特曼、叶芝等人也参加了竞争。第一届没有参加竞争的英国也推出了史宾赛参加角逐。诺贝尔委员会从众多候选人中经过一番筛选,确定了这位“圈外”获奖者。

  蒙森得知获奖的消息,立即给瑞典学院写了一封信作为酬答,信中说;“当这个犀利而慈爱的判断突然地重造了我生命中那些极度纷纶的局面时,我恍如到达了生命的顶点。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出一句更好的话来表达我的欣喜了。”由此可见他获奖时的兴奋心情。

  蒙森于1817年11月30日出生在德国最北部加尔丁。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838年考入位于州首届基尔城的基尔大学法学系,184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43年发表了题为《古罗马社团的起源》,这是年方二十六岁的蒙森在德国文坛上第一次显露头角。蒙森的代表作《罗马史》自1854年出版第一卷起,前后辛苦耕耘,呕心呖血、历经三十余载,待到这部煌煌巨著五卷本完成时 (其中第四卷未完成),他已经是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该书的完成,使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

  除此之外,蒙森还写作了《罗马国家法》和《罗马刑法》,他主持编纂的《拉丁铭文大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森于1903年11月1日逝世。“绣球”甩向北欧的纳维亚半岛

  ——1903年获奖者:[挪威]比昂斯腾·马丁纽斯·比昂松(Bj■rnstjerne Bj■rnson)

  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居住着古老的挪威民族,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在幅员广阔而靠山临海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建立了历史悠久的挪威王国。如今那里的人民还在高唱赞美祖国的颂歌:“是呵,我们永远热爱这块土地……”这首歌在十九世纪末被定为挪威的国歌。1903年,诺贝尔委员会将文学奖的“绣球”甩向这个小岛,甩给了这首国歌歌词的作者、十九世纪后期挪威杰出作家比昂斯腾·马丁纽斯·比昂松。

  1903年,比昂松被授予诺贝文学奖,以表彰“他的高贵、宏伟和才华横溢的作品,它们往往以新颖的灵感和少有的纯洁精神而著称”。

  象第一、二届一样,许多文坛上声名赫赫的大师重新出现在竞争的行列,如卡尔度齐、艾契加里、布兰特、帕里斯……但法朗士对于布兰特的提名,使瑞典学者意识到:挪威的文学成就不可忽视。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十九世纪末的挪威文学时所说:“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俄国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与之媲美。”既然诺贝尔委员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末,他们在挪威两位齐名的大师比昂松和易卜生之间的抉择也是无疑的了。当时七十一岁的易卜生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而七十五的比昂逊虽也年迈,但还是生气勃勃,创作力旺盛。这样,瑞典学院选择比昂松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正如1901年曾推荐比昂松的一名瑞典教授说:“我提出比昂松的名字并非没有顾忌。不过每一个人必须摈弃个人的成见来向他致敬——尤其是瑞典官方向他致敬之后。”这样,瑞典学院终于选择了比昂松,并且以全票通过。

  比昂松于1832年12月8日出生在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里,年轻的比昂松在家乡绚丽多彩的山水风光熏陶下,培养起一种热爱祖国的大地,怀念民族历史的浓厚感情,他与那些勤劳忠厚的农民的长期生活在一起,也受到美好品格的感染,这一切对一位未来的伟大作家来说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他的长篇小说充满说教,读来沉闷,中短篇小说写得比较生动,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乡村故事》的一组中篇小说,以“真实和自然”相标榜,主题都是有才能的男女主人公历尽艰险,达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比昂松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戏剧创作。他从学写历史剧开始,在 《战斗之间》(1856)、《基格尔特恶王》(1862)等历史剧中吸取挪威民间传说,创造了古代挪威民族英雄的形象。七十年代后,他开始转向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破产》和《挑战的手套》,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

  比昂松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兴奋异常,他去给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威尔生的信中说:“我深为感动地读了阁下来函,它给我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讯息。在此,我要感谢你们在通知我这个消息时的褒奖。” 12月10日,这位七十一岁的年迈老人迈着惊喜的步子,走向斯特德哥尔摩的授奖大厅时,他成了第一个出庆典的获奖者。1909年4月26日,七十八岁的比昂松在巴黎病逝。

  巧妙的“所罗门式分配法”

  ——1904年获奖者: 〔法国〕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ederic Mistral)

  〔西班牙〕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Jose de Echegaray Y Eizaguirre

  )

  19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非同寻常,在晚霞衬托下的不夜城——斯德哥尔摩,一支训练有素的游行队伍从东方广场开拔、纵队前进,横贯东西,一直走到首都的另一端美术宫。号声响彻云霄,鼓声震耳欲聋,威武的陆军、海军特遣队走在队伍最前列,后面紧跟着的是文学、科学的社团以及福利机构的各代表队。三万多人参加的盛大游行结束后,在上议院的会议厅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遗憾的是,该年度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和西班牙作家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均因年迈未能出席庆典,人们称19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颁给两个诗人是巧妙的“所罗门式分配法”。

  米斯特拉尔1830年生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地区的马亚纳城,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复兴中世纪普罗旺斯的文化传统,坚持用该地区的古老方言奥克语写作。1851年,他开始写一部包括十二支歌的关于普罗旺斯的史诗,于1859年发表,深受大诗人拉马丁的喜爱。1854年,以他为首组成一个主张用奥克语写作的文学流派——菲立布里日派。他还编纂了广收现代奥克语各种方言的大辞典《菲立布里日的宝库》(1878),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历史剧《雅娜王后》(1890)《金岛》(1876)史诗《卡朗达尔》(1866)等,他对发展普罗旺斯地方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其作品有天主教神秘主义色彩。

  由于米斯特拉尔在诗歌、语言学方面的成就,早在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之初,就被提名为候选人。但他很自谦地说,人们的推举为“枝头对小鸟来说是稍微高了一点”,自称是“荷马的卑微学生”。1904年,正当米斯特拉尔夺魁已成定局之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波折。原委是米氏的一本诗集经一位诺贝尔奖金评委委员翻译,于9月份在瑞典出版。这个译本文笔拙劣,难以卒读。这个责任虽不在米氏本人,但瑞典文学院为稳重起见,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决定采取将1904年的奖金分成两半的权宜之计。

  米斯特拉尔获奖是因为“他诗作的新颖的独创性和真正的灵感,忠实地反映了自然景色及其人民和乡土感情。此外,还有他作为普罗旺斯语言学的重大成就”。

  获得同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作家是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1832年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正规的贵族资产阶级教育,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马德里大学数学工程系,先后担任过马德里工程学院教授,西班牙商业、教育和财政大臣。埃氏一向热爱戏剧,创作热情之高,据统计,他在三十多年里,总共创作了一百多部风格不同的剧本,其中半数是诗剧。他的第一部戏剧《单据本》于1864年2月18日在马德里阿波罗上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从此,戏剧家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声名鹊起。他的戏剧风格多样,大体可分为新浪漫主义戏剧、哲理剧、象征主义戏剧、讽刺戏剧等。著名的有描写爱情纠纷的《报复者的妻子》,有描写爱情悲剧的《在剑柄里》,有因流言招致家庭不幸的《伟大的牵线人》等。

  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是由具有权威的马德里西班牙皇家学院推荐的。1901年瑞典学院承办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会仅仅请求该学院和法兰西学院推荐入选。当时西班牙皇家学院曾推荐出诗人努涅兹。努涅兹后于1902年去世,这样,在西班牙能和努涅兹相媲美的只有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了。

  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授奖乃是为了“表彰他大量出色的剧作,它以其独特的新颖的风格,复兴了西班牙戏剧的伟大传统。”

  米斯特拉尔和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同年获奖后,各自均表现出亲善友好的态度,用“文字对谈”,竞相发信遥祝获奖。他们之间互表友善的作法,在当时传为佳话。

  米斯特拉尔1914年3月25日在家乡病逝。1916年9月16日,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病逝于马德里。“桂冠”献给“语言大师”

  ——1905年获奖者: 〔波兰〕亨利克·显克微奇(Henryk Sienkie Wicez)

  对于波兰来说,十九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他们一直受到来自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帝国的侵略,而对外族的侵侮和凌辱,一批批有思想有作为的波兰文学家奋起反抗,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表达民族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亨利克·显克微奇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他以充满旺盛生命力和鲜艳民族色彩的小说而获波兰“语言大师”的称号,特别是他获得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后,波兰民族载歌载舞,欢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声誉降临波兰……

  显克微奇于1846年5月5日生于波德拉斯卡地区的一个“军人世家”。祖父、父亲和大哥都参加过军队。他从小听过不少关于军人生活的故事;而出身文学世家的母亲对他的良好教育和熏陶,使他从小热爱文学。二十六岁那年,显克微奇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徒劳无益》,内容反映了波兰大学生的苦恼生活。接着又出版了包括《谁也不是预言家》和《两条道路》两个中篇在内的《伏尔希沃皮包里的幽默故事》,在显克微奇的作品中,应该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你往何处去》和《十字军骑士》,《十字军骑士》取材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波兰、立陶宛人民联合抗击入侵的日耳曼十字军骑士团的英勇业绩,揭露了侵略者的丑恶面目,《十字军骑士》出版时,正逢显克微奇从事创作三十周年,这部小说受到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出版界还特地购买了一座庄园作为“人民礼物”赠送给他。显克微奇1896年发表的《你往何处去》,刻划了古罗马帝国为暴君尼禄迫害基督教徒的暴行,抨击统治者的暴戾与骄横,并指出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专制统治一定要灭亡。作品先后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多次被搬上银幕。

  参加 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共有十五位文坛强手,其中包括托尔斯泰、卡尔度齐、吉卜林、拉格洛夫、史文明等。显克微奇“因为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的显著功绩”和“对史诗般叙事艺术的杰出贡献”而获奖。

  当显克微奇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兴奋异常,他于 11月 29日给瑞典文学院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你们送来的消息使我感到由衷的快乐,而更快乐的是这项崇高的荣誉不仅仅是给我一个人的,我将代表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文学接受他。”授奖的这一天,这位纤弱而白晰的小老头果然出现在庄严的领奖台上,瑞典国王亲手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献给了这位“语言大师”。

  桑榆暮景添殊荣

  ——1906年获奖者: 〔意大利〕乔苏埃·卡尔杜齐(Giosue Carducci)

  1906年,瑞典文学院以“不仅鉴于他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更主要的是颂扬他诗歌杰作中所具的特色、创作的气势、清新的风格和抒情的魅力”的评语而授予意大利诗人乔苏埃·卡尔杜齐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位濒临“落日”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却象划过天庭的流星一样,忽地闪过一道前所未有的光亮——他获得该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冠冕,真可谓桑榆暮景添殊荣。

  卡尔杜齐早在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之初,就被提名为候选人了,但五年来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五年的光阴对于一位不久人世的老病人卡尔杜齐来说,是极其漫长的。正因为年龄上的刻不容缓,使得那些拥戴者们的呼吁变得更加急迫。意大利皇家文学院院士波尔桑尼在推荐书上这样写道:“如果各位有意让此项无上的殊荣成名他毕生文学成就的冠冕,那么,不要延宕太久。因为,这位杰出作家的年岁,以及(更重要的)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久等了。”在瑞典,对于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的支持者也与年俱增。卡尔杜齐的获奖已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

  卡尔杜齐于1835年7月24日生于意大利中部的维尔西利亚。自幼刻苦攻读古罗和意大利古典文学,青年时代就成为民族复兴运动领袖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信徒,在五十年代写作的诗歌中,鲜明地表达了共和思想,歌颂民族解放斗争。他的早期诗集《青春诗钞》(1871)、《轻松的与严肃的》(1861—1871)受到古希腊和意大利古典诗歌风格的影响,氤氲着民族复兴运动的时代气氛。在代表作《撒旦颂》(1863)这首长诗里,诗人赞美撒旦是“复仇的理智”的象征,对他的大无畏的叛逆精神表示敬意,严厉抨击教会扼杀自由和理智、阻碍历史和文明的进步的罪恶;对人的理智压倒宗教教义的胜利,对人世生活的欢乐,给予热烈的礼赞。1872年,卡尔杜齐加入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他对巴黎公社寄予同情,和一些公社参加者有着往来。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卡尔杜齐退出了第一国际,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接近,政治上转向保守,站在群主立宪派的立场上,此后发表的作品《野蛮颂歌》、《诗歌和韵律》等,大多是抒情诗,避开现实生活,抒写大自然的风光。从此,卡尔杜齐成为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的官方诗人,       1980年被任命为意大利王国议会参议员。

  躺在病床上的卡尔杜齐接到获奖通知时,喜不自胜。11月5日,他在秘书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辞藻华美的回函,表示他衷心的谢忱。信中说:“你们以权威的瑞典文学院的名义寄给我的信,它那崇高的语言,它对我的褒赞以及对我那卑微的作品的奖掖,使我内心充满了最深切、最真挚的敬意和激动……教堂的先生们,我目前赢弱的身体已迫使我无法胜任任何工作,我现在只剩下我的头脑和我的心了。我以这两者,向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学院 (即瑞典文学院——笔者注)表达我对你的美意和诚挚的感谢。”1907年2月16

  日,也就是卡尔杜尔齐发出感谢信后的三个月,这位著名的诗人便带着桑榆暮景的殊荣,欣慰地、自豪地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令人窒息的“庆典”

  ——1907年获奖者: 〔英国〕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jPling)

  1907年,英国小说家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终于以他“观察的能力,想象的新颖,思维的雄浑和叙事的杰出才能”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文学奖。吉卜林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但令人遗憾的是,往常的盛典在这一年却笼罩上了一片沉闷、郁虑的气氛。仪式举办得极其简单,到会者寥寥数人,整个授奖过程没有掌声,没有喝彩。原因是授奖的前几天,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去世了。吉卜林走进皇宫谒见新王。国王满脸倦容,双目垂视,对他只问候了一两句话。皇宫内外充满着死一般的沉寂。后来吉卜林在他的自传体札记

  《谈谈我自己》中称这次典礼为令人窒息的“庆典”。

  但和这冷落的授奖仪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小学校代表队的儿童们,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个儿童代表队、来到吉卜林投宿的饭店,向这位曾为儿童贡献出许多迷人童话的获奖者,表示他 (她)们的敬意。其中一位小女孩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非常流利的“颂辞”。并为他表演了合唱歌曲。这一切使吉

  卜林感到十分愉快和欣慰。

  吉卜林于1865年12月31日诞生在印度的孟买,父亲是孟买英国艺术学校雕塑学教授,亲戚中有不少是画家,家庭环境对他绘画爱好和艺术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六岁时,父亲把他送到英国接受教育。1877年,吉卜林进入“联合服务学院”,这是一所专门为英国培训海外军事人员的学校。他在这里除学军事知识外,还喜欢读丁尼生和斯温明的诗,开始进行诗歌创作。1881年,他的父母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了他这时期的习作,题名为《学生抒情诗》。1882年,吉卜林回到印度,先后在拉哈尔的《民政与军事报》编辑部工作。1888年,他出版了《山中的平凡故事》、《三个士兵》、《加兹比一家的故事》等七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集。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889年,他作为《民政与军事报》的特派记者去英国,他乘船出发,取道中国、日本、美国,经历了一次“征服世界”的旅行,在途中写了许多札记,收集在《从大海到大海》等集子里。在英国期间,他写了诗集《大海》(1896)、 《林莽之书》(1894)和《林莽之书续篇》(1895),特别是后两部,成了吉卜林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林莽之书》写的是有关印度原始森林中野兽的故事,其中叙述一只勇敢的母狼从虎口救出婴儿莫格列并抚养了他。从此,小莫格列在莽林与野兽一起生活,长大后杀死了凶暴的老虎。作者写的是动物的故事,但充满了人类生活的寓意。九十年代后期,吉卜林的创作题材有了扩大,从描写印度殖民地风土人情转向世界其他地区。《基坶》是吉卜林长篇小说中的杰作,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他后期的诗歌、小说均不如早期的作品那样流行。

  1936年18日,吉卜林在伦敦去世,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威斯敏斯坦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一位十分自信的获奖者

  ——1908年获奖者: 〔德国〕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肯(Budoif Chuistoph Eucken)

  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肯获19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继蒙森之后又一位文学圈外获奖者,他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奥肯在接受报界记者采访时,对自己的获奖显得十分自信。他说,他曾经潜心研究过所有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规定,他认为自己的获奖符合一切必备的条件。他的作品将在全世界越来越“热门”起来。

  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在颁奖给奥肯的颁奖词中强调指出:“在他众多的著作中的展示出来的巨大热情和力量,以及他为生活中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维护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明确表示之所以授奖给这位哲学家,是为了“表彰他对真理的热切探求、思想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及在他许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

  奥肯作为哲家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他在哲学上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成就外,还得助于瑞典皇家科学家及其同事们。他的提名是由瑞典的同行、他在古腾堡大学的鼓吹者所推荐的。对于瑞典同行的协助,奥肯心中既清楚又感激。他在《生平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情可能是国内外的瑞典朋友们倡议的……如果我就此事要感谢一些人的话,那首先是我难以忘怀的诺尔斯特雷蒙 (瑞典哲学家),其次是瑞典第一位历史学家叶尔纳和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乌齐斯……”。

  奥肯于1846年1月5日出生在德国北部位于北海之滨的东弗里西亚群岛的首府奥里希城,父亲是当地的邮局局长,在奥肯五岁时即去世,他与寡母相依为命,以领取国家的怃恤金维持生计。奥肯从小喜欢读书,更爱思考,在幼小的心灵中常对人间的各种社会现象提出一系列问题,说明这位哲学家从幼年时代就已经具有一种超人的哲学头脑。青年时代的奥肯发愤读书,中学时曾不止一次地跳级,受到教师的好评,尤其是高中阶段的班主任、神学家兼哲学家罗伊特成了他早年最有影响的导师。1862年,奥肯考入歌廷根大学哲学系,并获得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奥肯曾先后在中学里短期任教,1871年,即在他二十五岁时受聘至瑞士西北部巴塞尔城的巴塞尔大学任哲学教授。早期代表作有《亚历士多德的研究方法》(1872)、《现代基本概念的历史和批判》(1878)等,中期代表作有《近代哲学史论文集》(1886)、《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奥肯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他的研究重心集中在人类现实的精神经历方面。

  1926年9月14日,这位被人们尊为“德国哲学界的涅斯托尔”,在经历了八十年的人生历程后,便与世长辞了。他留给了人类社会一份可供借鉴的精神财富。

  第一位女作家夺魁

  ——1909年获奖者: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Seima Ottiliana Lovise Lagerl■f)

  鉴于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在创作上的杰出贡献,瑞典文学院授她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作品中“崇高的理想主义、生动的想象能力和心灵上的敏感”,荣幸成为第一位女作家夺魁而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史册。

  从1904年起,拉格洛夫每年都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推荐者不仅有本国的科学院院士,而且还有挪威、芬兰等国的一些学者,由此可见拉格洛夫的影响早就越出了国界。

  其实,拉格洛夫的夺魁所遇到的麻烦并不比任何一个获奖者少。虽然她1907年出版的《尼尔斯的奇遇》一书震动了整个瑞典,那年她过五十岁诞辰时接到了无数令她深为感动的贺函。可是她那年的竞争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尼尔斯的奇遇》一书是拉格洛夫在全瑞典小学教师的敦请下写成的,他们的职业团体相当先进,会长本来是一位教师会的会员,后来出任了瑞典头一个自由政府的大众教育部长。他的名字被印在《尼尔斯的奇遇》的书名页上面(在出版商名称底下),这样做的用意或许是想藉此抬高瑞典教育革新的威信。可是这件事情却激怒了保守派的人士,他们的反对异常猛烈,一位曾经在1904年支持过拉格洛夫的历史教授,也因此撤回了他的推荐书。更另人感到惊异的是,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威尔生教授也卷入了这一反对本国人拉格洛夫获选的声浪。他一会儿拉出比利时的梅特林克,一会儿又涂改一份不利于拉格洛夫的材料,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瑞典文学院七名院士联合签署了一份强有力的材料,支持拉格洛夫获奖。经过两种意见的反复较量,终于在11月11日的会议中,瑞典文学院就压倒的多数通过了拉格洛夫当选。

  拉格洛夫于1858年11月20日诞生在瑞典西部伐姆兰省玛巴卡村的贵族地主家庭。从小就接触到安徒生的童话,二十岁以后,她到斯德哥尔摩读书,毕业后在伦茨克罗纳任教师。三十二岁那年,拉格洛夫发表第一部小说《古斯泰·贝林》的传说(1891)便一举成名。1895年,拉格洛夫到意大利和巴勒斯坦旅行,写了一些以古代北欧传说和意大利现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假基督的奇迹》(1899)里,她企图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揉合在一起。1900年发表的《尼尔斯历险记》使她在北欧获得与《安徒生童话》的作者齐名的声誉。这篇童话写一淘气的小男孩变成一个姆指大的小精灵,骑在鹅背上游遍瑞典的故事。作者把尼尔斯的历险与对她家乡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的描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堪称为一本知识丰富的教科书,深得儿童们的喜爱,至今仍是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拉格洛夫一生独居,没有儿女。“尼尔斯”成了她宝贝的独子,她把一幅尼尔斯骑鹅旅行的画像,背衬着瑞典国家地图,精心地挂在她书房的墙上,以便她天天能看到。她那可爱的尼尔斯陪伴她度过孤寂的笔耕生涯,尼尔斯还为她赢得了无数小朋友,他 (她)们纷纷从丹麦、挪威、德国等地来到拉格洛夫的庄园,看望和感谢这位曾给小朋友们生产重要精神食粮的伟大作家。

  1940年3月16日,年逾八十的拉格洛夫在她所最热爱的玛卡巴庄园病逝。“歌德的总督”加冕

  ——1910年获奖者: 〔德国〕保尔·海泽(Paui J·L·Heyse)

  德意志是歌德的祖国。一个世纪以前,这位大诗人曾在魏玛公国,在故乡法兰克福和异国意大利写下了举世闻名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青年时代的保尔·海泽就从这位前辈的作品和思想中受到了巨大的艺术感受。由于海泽熟读歌德的著作,并有精辟的理解能力,因而被后人称为“歌德的总督”。19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就飘然降临于继歌德之后的又一伟大文学家——保尔·海泽的头顶。

  参加 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竞选的共有 25位著名作家。其中有法朗士、布兰、梅特林克等。瑞典文学院的授奖是为了“表彰他作为抒情诗人、剧作家、长篇小说家在长期创作生涯中所显示的渗透着理想的非凡的艺术才能”。

  同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的获奖者消息并没有保密到发奖的12月10日这一天,新闻在前一个月就发布了。海泽对前往慕尼黑来访的记者说:“这个消息令我感到震惊,正如它震惊了全世界一样。我不知道什么人推荐了我,我也不知道其他还有那些人参加竞选。我只听说被提名的人当中有一位法国人——一个著名的神秘主义者,依我看来他不能代表法国文学。当然,一个人是很高兴看到自己毕生的宰勤劳作被认识、被加冕……”

  海泽于1830年3月15日出生在德国首都柏林。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1847年考入柏林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和哲学,1852年获博士学位。发表于1853年的短篇小说《倔强的女性》是海泽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它是作者对生活和社会观察之后才写成的。小说的主人公是穷人的女儿,名叫劳列拉,她生性倔强,年少时曾经看到父亲对母亲的虐待和折磨,但母亲对父亲却毫无怨言,直到父亲死后,母亲还在怀念他。劳列拉对母亲十分同情,尚未成年就去做工,用挣来的钱赡养有病的母亲,但他对母亲的忍让哲学表示异议。她为了不遭受母亲那种痛苦的命运,一直不愿意与男青年交朋友,但曲折的生活经历,终于使她爱上了渔夫东尼奥。海泽的作品大多数以爱情为题材,除代表作《倔强的女性》之外,还有《愤怒》(1855)、《脱雷比的姑娘》(1858)、《安德里亚·德尔芬》(1862)、《特雷维索的绣花女》(1868)等。海泽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从1855年至1895年四十年间,创作了中、短篇小说一百二十多部,戏剧二十多部,还有评论、诗歌、译著等。他的高产令后人十分佩服,一位文学史家说:“文艺这个手工劳动对他来说,可真是太轻松了。”

  海泽的获奖使他成为德国第一位文学圈内人加冕。当时传出一条消息,说海泽是一个百万富翁,从丰厚的奖金意义上说,这笔巨款不必给他。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威尔生出面解释:海泽生活得不错,但不是一位百万富翁。结果倒是海泽宣布:他将从全部奖金中拨出四万马克捐献给社会上的慈善、福利事业。海泽由于年迈,他不能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

  1914年4月2日,海泽以八十四岁的年龄病逝于慕尼黑,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光,他的文学创作大多是在那里完成的。

  独占鳌头的 《青鸟》

  ——1911年获奖者: 〔比利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比作一颗挂在高山之巅的灿灿闪亮的珠宝,比利时著名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创作的《青鸟》则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独占熬头的“青鸟”,一嘴啄取了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颗珠宝,成为轰动全球的新闻人物。

  这一年,每位“有希望”的竞争者都纷纷披褂上阵。当然,许多“没有希望的”角逐者也跟着登场。和往年一样,最热心的还是法国。这次,法国的一些“圈外”人士及团体推出了一个世界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昆虫世界的荷马”——范白尔。范白尔虽然是一位昆虫学家,但他的著作却具有无上的文学价值。法国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经济困境,并向世人呼吁:以诺贝尔奖来帮助他乃是一项“无可推托的责任”。但因提名者没有送出正式的推荐书而未被正式列入竞选者档案;而法兰西学院的19名院士联合签名,郑重推荐另一名作家罗狄,并详细地开出罗狄的著作书目及发行数量、评论文字等,足有六十页之多;英国改变以往集中力量支持一位作家的作法,同时推出哈代、詹姆士、萧 (伯纳)等人;意大利则推出了小说家弗加沙洛,然而他在推荐书刚刚送去不久便去世了;和法、英国的威势。阵营赫赫的推荐形在鲜明对比的是,梅特林克的推荐书(毕尔特写)简单得仅有极短的五行文字。这“无心插柳”与“有意栽花”的对照,足见评奖内幕之奥妙。

  梅特林克1862年8月29日出生在比利时根城的一个公证人家庭里,少年时代在圣巴尔贝的耶苏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按照父母的旨意进入法律专科学校学习,二十七岁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暖房》,六幕十二场的童话剧《青鸟》的创作成功,使梅特林克成为二十世纪初期欧洲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剧作家。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等特色。这些作品有时以童话的形式显示出一中深邃的灵感,同时又以一种神妙的手法打动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想象。《青鸟》通过樵夫的两个孩子蒂蒂尔和弥蒂尔在圣诞节前梦见他俩受仙女白丽伦之托,为她病重的女儿去寻找青鸟——幸福的象征,表达了“只有甘愿把幸福给别人,自己才会获得幸福”的思想,《青鸟》发表后的第三年,即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由一位瑞典官员——瑞典驻罗马的公使毕尔特推荐的。

  梅特林克得知获奖的消息时,他正在意大利。梅特林克给瑞典文学院寄去了一封表示感激的信。信中说:“这是一个作家所能获得的最大的荣耀了。我必须告诉各位,我是多么清楚这点,同时,也必须告诉各位,我是多么感激。此刻,文字是实在无法表达我的心意的”。起先他宣布他将于12月10日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因其健康因素迫使他改变了计划,由比利时驻瑞典公使渥特斯代为领奖和发表答谢辞。

  1932年,比利时国王封梅特林克为伯爵。二次大战期间,他流亡美国。1949年在法国尼斯病逝。

  无产阶级早期革命的伟大写照

  ——1912年获奖者: 〔德国〕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假如说,梅特林克那部精湛的象征主义童话剧 《青鸟》颇能引起观众神奇联想的话,那么,豪普特曼以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斗争的历史事迹为题材的五幕时事正剧《织工》则应是成为无产阶级早期革命的伟大写照。许多文学家特别推崇他的一点是“他敢于发表和德皇威廉二世的政策大相径庭的革命性见解。伦敦《帕尔摩尔官报》有段评论颇足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豪普特曼先生,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但德国皇帝恐怕不会由衷地感到欣喜。

  这届文学奖引起了很大的骚动。诺贝尔委员会的会议和辩论是在一种迟迟不能获得决议的情况下进行的。瑞典文学院本身的内部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动。1912年6月15日,常任秘书威尔生博士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近半年时间,这一具有极大影响力和繁重事务的职务一直空缺,直到年底才有人正式接任。其次,参加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32名成员中,有许多年逾古稀、成就卓越的文坛老将。法国正式推出名声赫赫的“昆虫专家”范白尔、作家罗狄和柏格森等人;瑞士推出了“奥林比亚之春”一诗的作者施皮德勒;美国推出了强有力的国内大学界——特别是哈佛和哥伦比亚倾力支持的亨利·詹姆士;大不列巅的皇家学会则提名两位出色的英国人,哈代再度上场。以《金枝》一书风靡全球的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及神话学权威佛拉则也被提名;而萧伯纳却由一批挪威人所推荐。各路强手云集,无疑对豪普特曼是一种威胁。但瑞典文学院毕竟太熟悉豪普特曼了。早在诺贝尔文学奖创始的第二年,柏林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就推荐了他。这位教授在当年的推荐书上写道:“在真正热爱文学的德国团体里面,豪普特曼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一位作家。”四年之后,德国和奥地利的三十五位教授、院士、作家又联名推荐豪普特曼,并在推荐书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瑞典学院颁奖给豪普特曼的理由主要是“欲以表扬他在戏剧艺术领域中之丰硕、多样而又出色之成就”。

  豪普特曼1862年11月15日生于德国东部西里西亚的奥贝尔萨尔茨布隆,从小热爱艺术,又好写诗。1880年,一位偶而相识的画家十分赏识他的才气,介绍他进了布列斯劳艺术学校学习雕塑,接着他又到耶拿大学艺术系旁听了一个学期的课。二十六岁时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狂欢节》;他的第一部剧作《日出之前》在柏林“自由舞台”演出获得成功,他从此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以后的创作,豪特曼摆脱了自然主义,趋向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他的一生著作颇丰:四十多个剧本,二十多本长、短篇小说,十多部诗歌、传说和童话,三部自传体作品。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他的 《织工》。这个剧本的出现,不仅对作家本人,而且在整个德国戏剧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豪普特曼于1946年7月28日逝世,享年83岁。

  第一位东方获奖者

  ——1913年获奖者: 〔印度〕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争夺赛经过一番剧烈的角逐,这顶耀眼的“桂冠”远涉重洋,戴到了一个东方人的头上。他就是印度著名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泰戈尔以他的1910年出版的抒情诗集《吉檀迦梨》而成为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这部诗集中,他以优美动人的抒情格调,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深切感情,反映了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热望,《吉檀迦梨》被誉为印度诗歌的瑰宝。泰戈尔获奖是英国文艺协会的一位权威作家摩尔推荐的。当初,《吉檀迦梨》付印之前,著名画家罗森坦曾将这本书的手稿拿给诗人叶芝看过。这位赫赫有名的英国诗人看了十分欣赏,后来叶芝又将它传给诗画俱佳的摩尔。摩尔看了之后也同样拍案叫绝。于是,他决定向瑞典文学院推荐泰戈尔。

  其实,英国最主要的侯选人并非泰戈尔,而是哈代。签名支持哈代的英国人多达九十七位。那年总共有二十八位重要作家参加角逐。西班牙方面,有一大群人支持的加尔多斯,他的推荐书上整整有七百个签名;意大利的主要侯选人是德雷达;瑞士再度推出施皮德勒;丹麦、芬兰、瑞典和比利时也都纷纷推出侯选人,竞争相当激烈。看了这份候选人名单,我们不禁要为这位来自遥远的东方的诗人泰戈尔捏一把冷汗,他会不会被这么多强有力的西方竞争者所淹没呢,事实并非如此,这要归功于瑞典学院的公正。

  1913年11月13日,诺贝尔委员会再度开会,十三位代表中,投票支持泰戈尔的竞达十二人,以绝对多数支持而当选。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至为清新而又至为优美的诗篇,凭借着他那娴熟的技巧和他的英文,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泰戈尔明明是充满着东方的、民族色彩的文学、也要记在西方文学的账上,这实在有点不公平。然而,说他的诗“敏锐、清新、优美”,那倒是千真万确的。

  泰戈尔于1861年5月7日生于印度孟加拉省加尔各答,1941年8月4日在该地去世。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部短篇小说,二十几个剧本,他的创作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 (十九世纪末二十年)的作品广泛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出反帝反封建思想 (如《两亩地》)。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是泰戈尔创作的中期,长篇小说《沉船》以情节曲折,描写细腻而闻名。后期在国际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先后写了剧本《摩克多塔拉》、《红夹竹桃》等,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劳动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而呐喊的进步倾向。

  颁奖典礼于1913年12月10日举行,可泰戈尔并未出席。主办当局只好怅然接受他的致歉电报:由于“半个地球的遥远距离”,他无法登上领奖台。后在1921年春,泰戈尔终于达成了一游瑞典的心愿,在那他受到了无比热烈的欢迎。在瑞典人的心目中,他简直成了一个“东方圣人”。后来,泰戈尔将他所得的八千镑奖金捐献给学校作修缮费用。

  被战争飓风卷走的“桂冠”

  ——1914年获奖者:空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点燃,以德、奥、意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在欧洲大陆上的混战,必然波及瑞典这个小国,迫使瑞典也处于战时状态。起初,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还是按以往的程序,接受和处理来自各国的推荐书。迄1914年1月30日止,各国推荐给斯德哥尔摩的候选人共有二十四位。经初步协商研究,拟定瑞士诗人施皮德勒为19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被人们誉为“自歌德以来最伟大的日耳曼诗人。瑞典文学院后以“对其史诗般作品 《奥林匹亚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授予他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就在这个即将“拍板”的时刻,施皮德勒眼看即将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被一位厄普沙拉大学的教授的一纸报告顶掉了。那位史学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在目前战事纷纷的时刻,颁发奖金对于瑞典的‘中立’地位有百弊而无一利,弄不好会招来误解和麻烦。”当然,反对这位史学教授意见的也有不少人。他们认为: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挺身而出,捍卫和平,反对战争。但瑞典文学院趋于大部分国民的意愿,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这样被取消了,其奖金由基金会决定拨给了诺贝尔图书馆。施皮德勒眼看要到手的耀眼的“桂冠”被战争的飓风卷走了。

  没有庆典的颁奖

  ——1915年获奖者: 〔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以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他怡然超脱的反战立场,不仅成为法国最著名的伟大作家,而且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博得世界性声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一年的颁奖推迟了一年,例行的颁奖庆典也被取消,使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没有庆典的颁奖。

  罗曼·罗兰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厄普沙拉大学的文学史教授修克于1915年推荐的。修克学识渊博,在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加上罗曼·罗兰的著作在瑞典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反战立场也深得“中立”国瑞典人的欣赏,故此,瑞典学院对罗曼·罗兰作品的研究也格外认真仔细。他和该年西班牙的正式候选人加尔多斯等人比较起来,显然要优越些。鉴于罗曼·罗兰文学上的显著成就,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归属便十分明显了。瑞典文学院在通知罗曼·罗兰获奖的信上说:“学院迫切希望阁下接受此项敬意。学院笃信,此项决定必然会为知识界每一位具有独立性思想的人们所称道。”当时,罗曼·罗兰正在日内瓦。最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是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外交部。起先,罗曼·罗兰拒绝领奖,因为他担心会妨碍他的自由或招来新的迫害。后来,他还是接受了这份丰厚的奖金。不过,他将这份奖金捐献给了红十字会和法国的福利机构。当人们纷纷祝贺他获奖时,他说:“这项殊荣并非颁给我个人,而是颁给我们的祖国,而我正是由于此而接受它的”。

  正如罗曼·罗兰自己所说,他化了整整二十年时间来表现约翰·克利斯朵夫,十年酝酿,十年写作。他以一年一卷的速度,在十年之内写完了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小说从克利斯朵夫呱呱堕地开始写起,直至他在心中高唱着“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时休息吧”的歌声离开人世为止,分“少年”,“反抗”,“悲歌”,“复旦”四个阶段,通过对主人公反抗的、战斗的、追求自由的人道主义的赞美,来抨击邪恶的、残酷的、没落的势力。该书的全译本于1946年在上海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罗曼·罗兰于1866年1月29日在法国中部的高原小镇克拉姆西出生,父亲是一位银行小职员,母亲笃信天主教。15岁时,罗曼·罗兰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博士学位后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才华主要突出表现在文学与音乐两个方面。文学方面除如前所提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外,还有著名的三大人物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和小说

  《母与子》;音乐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七大卷《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他一生写过二十一部剧本,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是《群狼》、《理性的胜利》、《爱与死的搏斗》等。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在故乡去世,他正直的灵魂,始终不逾地对光明和人类解放的向往,成为一切热爱社会主义,靠拢无产阶级的进步作家的榜样。为纪念他的光辉事迹,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修建了《罗曼·罗兰纪念馆》,里面陈列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上面记述着瑞典学院当年所以颁奖给他,是因为“欲褒扬其作品中高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述各色人物之际,所表现的同情与忠实”。

  一个幸运的民族主义者

  ——1916年获奖者:[瑞典]佛纳·冯·海登斯塔姆(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意外地授给了瑞典的一位幸运的民族主义者,使世界为之惊叹,他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便闻名全球?

  这位获奖者就是瑞典国的佛纳·冯·海登斯塔姆。由于连年发生战事的原因。一九一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一九一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颁发。但获奖者的名字海登斯塔姆与罗曼·罗兰相比,却要大为逊色。如果把罗曼·罗兰在获奖前的名气比作是“国际”性的话,那么,海登斯塔姆在获奖前的名声则仅仅是“民族”性的。获奖前,基本只有瑞典本国人知道他的名字。11月12号,巴黎一家叫《时代》的报纸鉴于大家对海登斯坦这位作家过于陌生,于是便刊载了一篇专论:“虽然海登斯塔姆在瑞典国内有不少热烈的崇拜者,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瑞典以外的任何国家,不管普通人或文艺界人士,对他都是很陌生的。瑞典学院就象变魔术似的,使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瑞典学院这份赠礼对一个作家而言,要比巨额的现金珍贵多了。”因此,人们把1916年11月9日瑞典文学院决定海登斯塔姆的获奖的会议比作是一次“家庭事务会议”。

  当然,瑞典学院选择本国作家获奖。是否考虑到战争的因素,不便选举交战国双方的作家,以免引起误会,那就很难究根了。德国一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欧肯给瑞典学院的信中说,他很同情瑞典学院此时的处境,如果它把奖金颁发给交战国,不管那一方得到,必然会引起误解。这番直言不讳的话,也许揭示了其中某些奥秘。

  海登斯塔姆确实是一个瑞典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作品中,干戈耀目、威武雄壮的分列式,十八世纪的古礮在纸上怒吼。他的第一部诗集《朝圣和漫游年代》,把南欧和地中海东岸国家描绘成“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世界。这部作品是瑞典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唯美主义代表作,海登斯塔姆也成了唯美主义文学的首领人物之一。他的著作涉及的领域很广,诗歌、散文、政论、小说都有。著名诗集有《风景和人》等,散文、短篇小说集有《复兴》、《查理和人》,长篇小说有《安多米昂》。海登斯塔姆热爱瑞典,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评语是:“以褒扬他在瑞典文学新纪元中所占之重要代表人之地位”。

  海登斯塔姆于1859年出生于瑞典南部奈尔盖省的乌尔斯哈马尔庄园,从小爱读诗歌、小说,曾立志当一名画家,188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12年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19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几乎没写出过什么重要的作品,他的晚年思想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影响愈来愈小。1940年5月28日,八十一岁高龄的海登斯塔姆在奥斯特哥特兰特病逝。“福星”双降

  ——1917年获奖者:[丹麦]卡尔·吉勒鲁普(Karl Adolph Gjellerup)

  [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Henrik Pout—oppidan)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做“福星”的话,那么,1917的评奖则打破以往只评一人的常规,同时降下两颗“福星”,更凑巧的是,这两个获奖者出自同一个国家,同年出生(1857年),同在六十岁那年双双获得这项世界瞩目的文学奖殊荣。这两位丹麦作家的名字,一个叫卡尔·吉勒鲁普;另一个叫亨利克·彭托皮丹。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经过凡尔登那场惨烈的厮杀之后,敌对的双方对于大规模的屠杀均已感到木然,战事呈现出更加残酷的局面,战线也就拉得更长,被战火波及的地区不再局限于佛斯及杜奥蒙四周的据点了。欧洲上空战云密布——人间的“戏剧”愈演愈烈。也正是由于这“大剧”激烈,相形之下,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小剧”就显得不被人注意了,几乎淡漠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年,欧洲的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侯选人名单,而德国也仅仅推荐了一名“文坛次等星”作家参加竞争。由于大战的缘故,欧洲三个“中立”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在政治上和民族睦邻关系上,无形中更加趋向一致。早在大战之初的头一年,三国首脑曾有过一次聚会。时隔三年,这三个国家的首脑又一次聚会,进一步达成了大战期间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默契。也许是国家之间的这一默契,促成了1917年的评奖在三国之间选择。由于这个原因,瑞典文学院终于将1917年的文学奖颁给了这两位丹麦作家。

  卡尔·吉勒鲁普于1857年6月2日出生于西兰岛,从小爱好文学,早期受丹麦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勃兰戴斯影响,作品有自传性质的《一个理想主义者》 (1878)、《青年丹麦》(1879),其中渗透着反基督教的思想。后来在屠格涅夫影响下写了《罗木鲁》(1883),在席勒影响下写了《勃林希尔德》戏剧,在叔本华影响下写了长篇小说 《磨坊》,这部作品被后世认为是他的杰作。1890年,卡尔·吉勒鲁普迁居德国的德累斯顿市。在德国,他度过了近三十个年头,直至1919年去世,所以人们称他是“半个德国作家”。卡尔·吉勒鲁普获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多样而丰富的诗作,因为它们蕴含高超的思想。”

  亨利克·彭托皮丹和卡尔·吉勒鲁普同年出生,父亲也是牧师。从小对文学有强烈的爱好和兴趣,立志想当一名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锵羽》,表现了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和对富裕农民的物质主义的讽刺。他的代表作品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死人的王国》、《幸福的彼尔》、《天国》。彭托皮丹从九十年代起基本上在乡村中过着隐居的生活。1929年他被授予伦德大学荣誉哲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侵占了丹麦,使这位年近九十岁的年迈作家极端愤怒,他用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为丹麦描绘了一幅没有战争,人民幸福地生活的壮丽画卷,他的文学风格充溢着新的气息。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批评家在评论他的文笔时写道:“一股来自尤特兰的清新之风把哥本哈根文坛上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他以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为丹麦人民,为丹麦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彭托皮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更为简单明了:“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

  姗姗来迟的喜讯

  ——1919年获奖者:[瑞士]卡尔·施皮德勒(Carl Spitteler)

  1919年,瑞士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卡尔·施皮德勒由于“对其史诗的作品 《奥林匹亚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姗姗来迟的喜讯使施皮特勒异常激动,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的来到,然而,命运好象故意和他作对。1914年,按照瑞典文学院的研究结果,本来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属施皮德勒的,但结果被一位史学教授的一纸报告顶掉了。从此,施皮德勒苦苦地等了五年,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然而,令他焦急的是,这一年的颁奖仪式没有如期举行,而是拖到了次年的6月1日。史比德勒的获奖,使瑞士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分享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

  早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瑞典学院便已接到推荐施皮德勒的信,诺贝尔委员会对施皮德勒也一直颇为重视。他有两部杰作。一部为小说《普罗米修士与爱比米修士》,一部为诗歌《奥林匹亚的春天》。两者都是很久以前完成的。瑞典文学院在1912年请专家提出施皮德勒的研究书,这位专家就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文学史教授华尔堡。华尔堡的研究结果是:“施皮德勒的叙事诗继承了荷马、但丁的史诗传统,他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经过郑重的考虑,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但战争使他的美梦未能实现。1920年是施皮德勒七十五岁的寿辰,文学界的朋友都前来祝贺,同时也庆贺他获得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这次大奖角逐中,施皮德勒碰到了不少对手,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丹麦文学评论家及史学家布兰德,英国的高尔斯华绥,波兰的雷蒙特也参加了竞选。侯选人名单上还有维也纳大名鼎鼎的诗人及戏剧家霍甫曼斯达。在角逐中,许多人认为,施皮德勒不仅是一位原则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智者,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符合得奖的条件。

  施皮德勒1 845年出生在瑞士巴塞尔州的一个高级官吏家庭。1865年考入巴塞尔大学,1881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普罗米修士与爱比米修士》,1900年至1905年,施皮特勒集中精力创作了他一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奥林匹亚的春天》,这首气魄宏大、情绪激昂的叙事史诗使他赢得了整个欧洲优秀诗人的声誉。这是一部长达二万行的大型史诗,它描写了希腊神话世界的盛衰变化——主要取希腊神话中奥林匹亚王位从克罗诺斯白宙斯转移的这一段故事。故事情节和人物名字均来源于古代希腊神话,只有一位人物——女神赫拉与传说不同,作者把她写成了克罗诺斯的女儿 。这部作品因其通俗可读,韵味无穷,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施皮特勒于1924年去世,综观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的一生,他毕竟还是一位被自己唯心主义宗教哲学束缚了的资产阶级诗人。

  荣辱交加的文学大师

  ——1920年获奖者:[挪威]汉姆生(Knut Hamsun)

  1945年初,正当挪威人民热烈欢庆祖国从纳碎德国侵略军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伟大时刻,在遭到拘捕的囚犯队伍中,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就是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姆生。如今却因他在大战期间拥护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在祖国受到沦陷的不幸时刻竟与占领军进行合作,将以叛国的罪名受到审判!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它使挪威人民愉快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人们称他是荣辱交加的文学大师。

  汉姆生主要因他的小说《土地的生长》这部誉为挪威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以及依仗新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他的好友——卡尔菲尔特的推荐,而荣获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参加这次大奖角逐的作家共有十五位,他们都是世界文坛的强手,其中三位是挪威人:汉姆生、嘉堡和金克。金克和嘉堡以前曾被推荐过好几次,瑞典文学院也曾请专家撰写关于他的研究报告。而哈姆生以前只被提名过一次。那是1918年的事——该年的文学奖并未颁发。1920年提名快截止时。他的老友卡尔菲尔特出面推荐他,瑞典文学院的另两位院士英格斯陶穆、奥斯特林对汉姆生这个“飘泊的挪威天才”也极为欣赏,因而使他在竞选中顺利通过。为感谢推荐人和两位院士,当他从授奖庆典会上捧回大笔款项(支票)回到旅馆时,坚持要把这笔钱与卡尔菲特和英格斯陶穆平分,但遭到他的朋友的婉言谢绝,继而他又扬言要把支票和奖状送给旅馆的服务员。可是,他却又把支票和奖状弄丢了。直到第二天人们才从电梯里找到,这真是一曲颇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汉姆生原名彼得逊,1895年8月4日出生于挪威中部偏南的古德布兰斯达尔谷地上的洛姆地区,祖上世代务农,十五岁起独立谋生,当过鞋店徒工、小贩、修路工。他的成名之作——自传体小说《饥饿》发表在1890年,小说较生动地描绘了一位饥寒交迫的穷文人的各种幻想和变态心理,颇具吸引力,赢得了挪威广大读者,使他一举成名,成为新浪漫派的代表。他完成于1917年的小说三部曲中的《土地的生长》,是一部宣传倒退,鄙弃工业化的小说。作品通过塑造自给自足的农民伊克沙返朴自然,回到原始自然生活中去,宣扬了一种现代文明使人丧失真诚、纯朴的思想,暴露出作者消极、倒退的没落人生观。他的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爱情小说《维多利亚》被列入世界爱情名著之列,使汉姆生获得世界性文学声誉。

  汉姆生早年崇尚尼采思想,并推崇族长政治。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崇拜德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公开赞扬纳粹主义,把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看作是族长政治的楷模。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希特勒,1845年,汉姆生以叛国罪受到人民的审判,后因病释放。

  汉姆生1952年在格林斯迪特病逝,走完了他从鼎盛到没落的荣辱交加的一生。

  双喜临门的耆宿老人

  ——1921年获奖者: 〔法国〕安那托尔·法朗士

  1921年对于法国“文坛宗师”安托尔·法朗士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这位七十七岁高龄的髦宿老人光荣地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瑞典学院以“表彰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它的特色是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的高卢人的气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真可谓“双喜临门”。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之冠的激烈竞争,法朗士也是一位“老手”。他是最早被提名的一位,以后又多次被提名。1904年,他首次被提名后,1910年、1911年,他的名字又出现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决策台上,可是,十七年来,他一直没能如愿问鼎。尽管法朗士在世界文坛上有极高的声誉,对 1921年的夺魁,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参加这一年竞争的有十八位文坛老将,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萧伯纳、叶芝、伯格森等人,在这种高手云集的情况下,法朗士并不显得很突出。候选人当中有三分之一是由瑞典人推荐的,而这些瑞典人又多半是学院的院士。其次,在正式表决会上他又遭到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院士的反对,使评选出现了波峰浪谷的局面。但法朗士最后在瑞典文学院院士和其他三位最著名的拉丁语系文学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呼吁下,终于使竞选取得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法朗士虽是一位七十七岁高龄的老病人,但他还是坚持出席了19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他不理会医生的警告,带病从法国启程,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外孙和他的出版商卡尔曼·列维。这是一次颇有意义的远征。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一动态,《插图杂志》特地派出一名摄影记者加入这个行列。法朗士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那一天,码头上挤满了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和达官要人,其中最醒目的是瑞典首相布兰汀。布兰汀是一位热心欧洲事务的领袖,同时又是国际联盟最出色的代表之一。他亲自出来迎接,这对法朗士来说,确是一项莫大的荣耀。

  法朗士从国王手中接过奖状、奖金之后,做了一件令在场观众深为感动的事。他回到座位后,走到化学奖得主德国的诺恩斯忒面前,两人恳挚地握着手——握了很久很久,博得了全场的一片掌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德国是两个敌对的交战国,而这代表两个国家知识界的巨人的握手,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它是人们祈愿和平与安定,厌恶战争的心理吧!

  法朗士于1844年生于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书商家庭,这个到处堆满了书籍的家,对他从小爱上书籍,积累知识,成为一名文学家起到了极为有利的作用。他的成名之作是188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波纳尔的罪行》,作品描写一个学者同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冲突;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四部曲《当代史话》和诗歌《金色诗集》,法朗士的作品,就风格和结构来说,在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的小说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只有日常所见的平凡生活片断,人物对话多于故事的叙述,哲学的辩论超过事物的描写;他对丑恶现实的嘲笑,用的是“圣人的温和语气”(高尔基语),妙趣横生而鞭辟入里,幽默雅致而为人高贵矜持的风度。这种艺术特色也体现在 《克兰比尔》之中。这篇小说历来被认为是法朗士的短篇代表作。它描写善良、勤劳的卖菜小贬克兰比尔,仅仅因为一句含糊不清的话,便莫名其妙地进了监狱,出狱后又遭社会的掘弃,感到无法生存。作品有力地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比牢狱更可怕的残酷现实。

  法朗士于1929年逝世。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以怀念这位伟大的文坛宗师。

  明智的抉择

  ——1922年获奖者: 〔西班牙〕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Jacinto Benavente)

  每年举行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总要发布一段简短的赞词,以说明颁奖的理由。根据学院的赞词,西班牙剧作家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所以于1922年获奖,乃是“由于他以适切之方式,延续了西班牙戏剧之灿烂传统。”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创作了近百部戏剧,这些作品在国外颇为叫座。当他的名字在获奖消息中公布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向这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新星投以热烈的目光,相反,却发出一片惊讶的嘘嘘声。这位受冷漠的中彩者也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主要原因是,在这一届诺贝尔奖中,“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获奖,而爱因斯坦亲临瑞典领奖。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担心自己本已受到冷落的境况再因“科学巨人”的出现而显得更加格外的冷淡。为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作家不出席庆典倒是一个明智的抉择。

  1922年,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虽然击败了赫赫有名的、年逾八旬的英国文坛老将哈代等世界各国的强手,但他并没有获得显耀一时的光环和声誉,原因何在?在世界各国都对这届文学奖表示冷漠的气氛中,唯有德国一家名叫《汉堡日报》的报纸用了极其肉麻的语言和头衔称颂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说他不仅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杰出的戏剧家,是“西班牙的萧伯纳”,而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流政治人才”。德国的舆论及报界何以如此吹捧?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有不少中立国对德国并没有多少好感,但在西班牙却蔓延着一股亲德的势力。据说,在这股亲德的运动中,贝纳勉特·伊·马丁内斯充当了领袖人物。因此,人们甚至怀疑贝纳勉特·伊·马丁内斯的某些戏本质上是在极其隐蔽地颂扬“德国主宰世界的使命”。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于1866年8月12日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从小爱好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戏剧,1893年出版了《诗集》。他的戏剧处女作 《别人的窝》(1894)问世并在马德里公演后受到观众的热烈好评。他最受人推崇的剧本是《利害关系》(1907)这部社会讽刺喜剧。该剧通过两个骗子列昂德和克利斯平在西班牙某小城行骗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人之间在善与恶、精神与金钱方面的利害关系。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一生创作过各类剧本一百多个,有悲喜剧、儿童剧、伦理剧等,他的晚年没有什么惊人之作。1954年,作家在马德里逝世。

  幸运的中彩者

  ——1923年获奖者: 〔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Reats)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不列巅才出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当时德国已有四位,法国已有三位。在1923年获奖角逐中,英国哈代的声名真可谓如日中天,同时,他在瑞典的新闻界里拥有一群为数可观的支持者,因此,大家都认为这位条件无比优越的文坛巨匠的获奖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的名字曾数度为一些具有资格的英国权威人士所提名。但竞选的结果却令人意外,得奖人却是爱尔兰的威廉·巴特勒·叶芝。

  当时,瑞典一家报纸发表的评论指出,这其中有着“令人不快”的政治涵义。当时,在爱尔兰要求民族自治的呼吁下,大英帝国和爱尔兰的关系颇为紧张。可以说,瑞典文学院以颁奖的形式来表明他对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支持,这是当时报界评论家的分析。其实,瑞典文学院对叶芝的研究早就在诺贝尔文学奖创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1902年,叶芝就由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十八世纪英国史》的作者列基所推荐。瑞典文学院也在这一年中建立了有关叶芝的研究档案。列基是都柏林大学的教授,他在1902年送往瑞典文学院的推荐书上这样写道:“他确实是年轻而神秘,可是却才气纵横。我不敢妄称他是我的现存的诗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位;我甚至不敢妄称他是我们的诗人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可是,我从来未见过任何诗人象他那样,能够把真正的诗人天赋和诸位所欣赏的理想主义倾向融成一体——或者能对当代英国文学中之此一倾向施以如此巨大的冲击。”

  1923年,由于叶芝的声誉在瑞典文学院越来越高,诺贝尔委员会的会长霍尔斯陶穆主动为他提名,叶芝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自然十拿九稳。人们称他是幸运的中彩者。

  叶芝于1865年6月13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画家的家庭,自幼接受文艺方面的熏陶,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写诗,早期的诗歌承袭了十九世纪后期唯美主义的风格。1891年,叶芝和诗友们建立了“诗人俱乐部”、“爱尔兰文学会”。1894年他的著名诗剧《心愿之乡》在伦敦上演、使叶芝一举成名。叶芝后期的诗歌愈来愈趋向于成熟。诗中融贯着象征意义、哲理性、现实主义三种因素,诗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代表作有《钟》、《盘旋的楼梯》、《驶向拜占庭》等。1923年,叶芝终于以他的诗歌博得欧洲各国广泛的读者,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那种永远充满灵感的诗——它们透过高度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的评语,授予他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叶芝1924年写过一篇叫做《瑞典的厚礼》的文章。刊登在《伦敦信使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从贵国国王手中接受贵国学院赐予我们这份殊荣时,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年轻人的幽魂站在我的一边,另一边则应该站着一个活生生的、精力旺盛的老妇人。”叶芝的这一意念、充满了抽象的象征主义遗风。叶芝1939年1月28日死于心脏病,遗体安葬在法国的罗盖勃罗纳的坟场。1948年,依叶芝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回故乡。幕碑上镌刻着他生前写就的壮丽诗句:“冷眼看待生与死。”

  不幸者的大幸

  ——1924年获奖者: 〔波兰〕拉迪斯拉斯·S·莱蒙特(Ladislas Stanislas Reymont)

  1924年,瑞典文学院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小说家拉迪斯拉斯·S·雷蒙特。这对全身瘫痪、刚走过生命的第五十六个年头,将要奄奄一息的不幸者——莱蒙特来说,确实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大幸。

  有人说,莱蒙特的获奖与1920年挪威作家汉姆生获奖有点近似:均以一部作品叫响夺魁,这一点只要看瑞典学院所发布的赞词便可明了。根据学院的赞词、莱蒙特之所以获奖乃是“由于他那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农民》。”

  参加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共有八十六位著名作家,其中包括莱蒙特的同胞——泽龙斯基。泽龙斯基的成就与竞选的条件虽不见得比莱蒙特优越,也并不比莱蒙特逊色。而泽龙斯基是在波兰舆论界的倾力支持下出马竞选的,莱蒙特的声势不及泽龙斯基浩大。就纯粹艺术以及文学价值的观点来说,瑞典文学院的抉择可以说是相当公正的。莱蒙特的农村四部曲纵使称不上是一部“民族的史诗”,也是一部傲世之作,泽龙斯基的作品虽然充满了高贵的爱国情操,却不能与雷蒙特的作品相提并论,几乎所有的斯拉夫文学专家都同意这一点。但也有人提议将这一届的奖金仿效1917年的做法,在两位波兰作家之间平分,诺贝尔委员会没有采纳这一意见。参加这次大赛竞选的还有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萧伯纳、黛莱达、托玛斯·曼等。

  莱蒙特于1868年5月6日出生在波兰中部罗兹省罗兹城效区的大科别拉村,父亲是一位贫穷的乡村教堂的风琴师。由于家境清贫,少年时代便外出流浪,学过裁缝,当过肩挑小贩、铁路职员,长期的流浪生活,使他对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资本主义有着广泛的了解,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母狗》、《正义》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获奖作品《农民》由《秋》、《冬》、《春》、《夏》四部组成。小说通过对富农波利那一家在错综复杂的农村斗争中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 1905年革命前后在沙俄占领者统治下的波兰农村的社会状况,雷莱特以细致的笔触,刻画出沙皇占领者的凶狂狡诈和地主村长勾结外敌,压迫贫苦农民,出卖民族利益的丑恶面目。歌颂了波兰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反抗沙俄侵略的英勇斗争。《农民》的发表,使莱蒙特享有世界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荣称。

  莱蒙特晚年还写了《在普鲁士的学校里》(1909)、《幻想家》(1909)、《吸血鬼》(1911)和长篇小说《一七九四年》三部曲 (1914—1920),由于他晚期思想趋向保守,这些作品的价值无法与《农民》相比拟。莱蒙特1952年12月5日在华沙病逝,终年五十七岁。“勇敢的战士”

  ——1925年获奖者: 〔英国〕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在1925年颁发的,它被延了一年,于1926年和该年的奖金同时颁发。当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降临到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萧 (伯纳)身上时,他非常幽默地说:“干嘛要在一个老头子的脖子上系上一只金铃?”当时有一家新闻社报道了萧 (伯纳)对于记者的谈话。肃说:“这件事我实在有点想不通。我想我之所以获奖是由于我今年没有写出半个字。”没写半个字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位大师的幽默感中,可以窥见萧(伯纳)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据说,他不仅对诺贝尔文学奖是这样,对其他荣誉和头衔也是这样。他认为,人活着不应该追求虚荣和名誉。

  在诺贝尔文学奖角逐场上,萧 (伯纳)是一群“老兵”当中的一个,他的名字一再被提出,他的作品也曾被考虑,被扬弃,然后再度被考虑。十四年前,也即是在1911年,萧(伯纳)已在世界文坛上赫赫有名,首次被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诗人墨累伊所推荐,成为1911年度的候选人。当时诺贝然的常任秘书威尔生对萧伯纳没有好感,便以所谓的“太会诡辩、无情、不文雅”为理由而未被竞选上。1921年,他又被一批瑞典学者提名,被列入竞争侯选人之一,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将他列在名单的第三位,结果又一次落选。1923年,萧(伯纳)以他的唯一著名的大型悲剧《圣女贞德》轰动整个欧洲文坛。并且 《圣女贞德》在英、法、德、瑞典等国一再被搬上戏剧舞台,造就了一批戏剧女明星,萧 (伯纳)的名声也随之大震。这一年,他再度被提名。瑞典文学院院士霍尔斯陶穆的支持态度较之1921年更加积极,三年前的“慢三步”一跃而变成为“上头牌”。在授奖大会上,霍尔斯陶穆对萧(伯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萧(伯纳)接到瑞典学院以“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励性的讽刺常蕴含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的评语而获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时,他表示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在朋友的再三劝导下,他才领了那张奖状,并把它挂在别墅墙上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他将所得的六千五百英镑的奖金用来建立了一个英瑞文化基金会,以褒奖和扶持后起的作家们。他的这一措举得到了文坛有识之士的齐声喝采。革命导师恩格斯曾以“萧作为文学家,他是很有才气和敏锐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微不足道,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的评价,高度概括了他对待荣誉金钱的态度。

  萧(伯纳)于1857年7月26日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父亲是个小公务员,母亲是个有才能的音乐家。萧 (伯纳)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父亲经商失败不能养家,他因经济困难无法上大学,十五岁就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缮写员,后为出纳。1879年,他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未成熟》,但遭到出版商的拒绝,未能出版。1884年,他参加了英国改良主义的“费边社”,并成为该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萧 (伯纳)当上了伦敦市参议员。萧 (伯纳)是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又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几乎活了整整一个世纪,创作活动达七十一年之久,共写了五十一个剧本,五部小说和几百篇论文。《华伦夫人的职业》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剧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体面”生活,都是建筑在残酷的剥削和肮脏的交易上的本质问题。1926年,他没有去瑞典亲自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却于五年后访问苏联,并在莫斯科度过了他的七十五岁寿辰,高尔基写信向他祝寿,并称他是“勇敢的战士”。

  萧(伯纳)于 1950年 11月 2日在圣劳伦斯的乡间别墅里逝世。

  第二位女作家获奖

  ——1926年获奖者: 〔意大利〕葛莱西雅·黛莱达(Grazia Deledda)

  192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搁置了一段时间,等到翌年才颁给萨丁尼亚的小说家葛莱西雅·黛莱达。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史册上,是第二位女作家获奖。

  黛莱达远在1913年便已经被提名,当时她才四十一岁。那一年,她是由意大利本国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们推荐的。瑞典驻意大利的大使也支持黛莱达。虽然瑞典和意大利双方热心人士鼎力支持这位女性作家,但后来还是没有成功。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第一位东方人家、印度的诗圣泰戈尔。直到1927年,诺贝尔基金会的会长、年高德重的修克教授也出面支持黛莱达,这时,时机才终于成熟。

  在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场上,黛莱达的对手们也非常有利,除了本国有几位影响颇大的诗人、史学家外,还有两位在二年后和三年后分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挪威小说家温塞特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值得庆幸的是,这两位颇有希望获奖的作家由于没有按照瑞典文学院的规定的期限送来符合规定的推荐书而被取消了资格,这对黛莱达来说,无疑减少了两位竞争对手。

  黛莱达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在受奖仪式上,她没有发表任何正式的答谢演讲。

  这位女作家1875年9月27日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岛中部奥罗城一个很有声望的家庭里,父亲是当时的努奥罗市的市长,从小聆听大人们在夜室里讲述有关撒丁岛的古老传说,她还经常到乡村里、海滩边去游览,与村民和渔夫们产主了一种感情上的共鸣。在这种环境促使下,她十五岁便开始文艺创作,她以短篇小说为发端,逐渐走上长篇小说的创作道路。她的创作风格明显地受到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的影响,也涉取了西西里的民间语汇,具有朴实、自然、生动的写实文风。早期作品《正直的灵魂》(1895)、《恶之路》 (1896)均以犯罪、忏悔为主题,描写了撒丁岛人在古老的宗法制度下所涉及的一系列道德问题。二十世纪初期,她着力创作了《埃里亚斯·波尔托卢》、《灰烬》《风中节苇》等小说。《山上的老人》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897年,黛莱达嫁给了一位来自意大利半岛上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随丈夫迁居罗马。在那里,她又创作了《孤独人的秘密》、《阿纳莱娜·比尔希尼》等作品,1936年8月15日,黛莱达逝世于罗马寓所。

  1926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她那为理想所鼓舞的著作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且以深刻而又同情的态度处理一般人类问题。”“彩球”抛向哲学圈

  ——1927年获奖者:[法国]亨利·柏格森(Herri Bergson)

  1927年的诺贝文学奖授予以哲学著作为主的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将文学奖的“彩球”抛向哲学圈,这在整个诺贝尔文学颁奖史上并不多见。哲学家获奖虽不系诺贝尔文学奖的“正统”,但它符合人文学科的范略。

  在这一届的竞选中,虽然被提名的侯选人有三十六位,乍一看,选择一位合适的得奖人并不困难,但拿着报告书一个一个细选,条件特别优越的只有三四人。瑞典学院认为,颁奖给他们可以提高此项大奖的身价。因此,1927年的文学奖几乎没经过讨论就颁给了由一大群法国学者及作家推荐出来的伟大哲学家柏格森。

  其实,早在1912年,柏格森就被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位会员推荐。接着,瑞典文学院在审理和研究有关柏林森的推荐书时,还同时委托了两位著名的北欧哲学家撰写一份材料翔实的研究报告,1913年至1914年,他们写了两份有关柏格森的研究书。此时的柏格森在瑞典文学院的会议桌上,正成为一个火烧火燎的“爆星体”的人物,人们预料,他完全有可能在近年度获奖。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4年的文学奖因战争而停颁。直到 1927年获得该年度的文学奖,柏格森从首次提名起足足等了十五个年头。由此可见,这看似平易却艰辛的夺魁,饱含着哲学巨匠柏格森多少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努力。

  柏格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年已经六十八岁了。瑞典文学院给他授奖的理由是:“由于其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及表达的卓越技巧”。由于柏格森身患重病,全身瘫痪,已经很多年无法走动了,因此,他只得通知瑞典文学院,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后来,法国驻瑞典大使代为他领奖,并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致谢辞。

  柏格林于1859年10月18日出生于巴黎,其父母均属犹太人。早在大学预科学校求学时他就对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1889年他以文学博士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后任中学、大学哲学教授。1913年赴英、美讲学,并任英国精神学会主席。1919年他返回法国进入法兰西语言科学院。此后从事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的研究。柏格森自在中学和大学任教期间开始,写下了大量哲学著作。主要有发表于1900年的《笑的研究》,发表于1911年的《变化的知觉》,发表于1919年的《精神力量》及《绵延性和同时性》(1922)、《思想和运动》 (1934),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笑的研究》中研究了喜剧的源泉。艺术在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中占有相当优先的地位。

  1941年1月4日,柏格森因病逝世于巴黎,时年八十三岁。

  受国王恩宠的荣耀

  ——1928的获奖者: 〔挪威〕希格丽·温塞特(Sigrid Undset)

  192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争夺赛,经过几番剧烈的角逐,挪威女作家希格丽·温塞特一举夺魁。她是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强人,也是挪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三人。挪威国王破例地将“圣奥拉卡大十字勋章”赠给了这位为祖国赢得荣誉的女作家。

  那一年,温塞特除了与国内的几位作家和其他国家的强手拼夺“桂冠”外,还面临着另外两位女作家的挑战。一位德国诗人兼小说家胡哈,另一位是西班牙小说家艾斯庇纳。艾斯屁纳极为她的同胞们所敬爱,当她还在世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在她的故乡桑坦德镇为她立了铜像,她这番出马,有一大群德里士林的西班牙文人在背后大力支持。她的一生以小说创作为主,作品大多反映被奴役的妇女的痛苦。她 1920年发表的《死亡者的金属》是她致力完成的一部代表作,这部小说1927年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另一名竞争势力较强的对手胡哈,青年时代曾学习过历史、哲学和语言学,获得过博士学位。她描写豪门大族衰落的长篇小说 《从胜利巷出来》以及反映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史诗式作品《德国的伟大战争》等,有人认为她是近代德国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学中,贡献和成就仅次于托马斯·曼的一位重要作家。

  在众多的选手中,温塞特以她著名的三部曲《克里斯汀·拉佛兰斯达忒》而力挫群雄。这部长篇小说以十四世纪上半叶的古勃朗斯特伦和特伦特拉格为背景,再现了中世纪的历史,同时生地描述了女主人公克里斯汀在热烈追求爱情,力求摆脱社会习惯势力的束缚过程中的复杂心理。这部作品在1920至1922年间陆续发表。1922年,温塞特因这部作品而首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那年提供瑞典文学院讨论的有关研究报告对温茜特的这部作品赞赏备至。那位教授这样写道:“在当代文学中,只有廖廖几部作品能跟温茜特的《克里斯汀·拉佛兰斯达忒》相比,这部作品已成为挪威文学的一座里程碑。”从这一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这部巨著的热烈崇赏的程度。1928年,瑞典文学院以“主要是由于她对中世纪北国生活之有力描绘”而授予温塞特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温塞特于1882年5月20日出生在丹麦开伦特堡,十一岁时父亲因病去世,这对她的生活和思想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好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温塞特进入一家法律事务所做律师助手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在心中酝酿创作小说的计划。处女作长篇小说《玛特·欧莉太太》(1907)描写当时社会风尚,有现实主义倾向。《珍妮》(1911)这部小说使她闻名于世。

  《克里斯汀·拉佛兰斯达忒》(1920—1922)、包括《花冠》、《女人》、《十字架》,通过对妇女悲惨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挪威的幸福生活》(1942),具有反法西斯的色彩。

  温塞特获得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有幸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奖金,但她将这笔奖金全部捐赠给社会福利机关,并筹备设立了一个基金会。1949年6月10日,温塞特在挪威中南部的城镇利勒哈默尔病逝。

  爱发牢骚的文坛宗师

  ——1929年获奖者: 〔德国〕托马斯·曼(Thomas Mann)“虽然托马斯·曼于1924年底推出《魔山》,可是他仍可单靠《布登布鲁克斯》一书取得获奖的资格。虽然他的另几部小说,特别是《特里斯坦》、《托尼欧·克洛格》以及《死于威尼斯》——均有极为深刻的心理分析与高度的艺术造诣,可是这些远不足以确定他的获奖资格”。这是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会长霍尔斯陶穆写在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评语。

  然而,托马斯·曼对于这一评语并不满意。其原因是扬此抑彼,贬低了

  《魔山》。依他看来,《魔山》是具有世界性地位的传世佳作,他应以《魔山》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获奖。然而,他没有成功。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尽管对《魔山》的题材也很感兴趣,但他以为从艺术角度而言,这部作品却是一部失败之作。尽管这届文学奖的“桂冠”已戴到托马斯·曼的头顶,但他还是牢骚满腹。获奖不久,他在给法国著名作家纪德的信中强烈地表达了他与瑞典文学院的评语相悖的不满情绪。他说:“关于这部作品(指《魔山》),我所听到的尽是很不谅解的评语,指责的人大多想证明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理性和某种批评精神的产物。奇怪的是,一位诺贝尔委员会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批评家——博克教授,曾在公众场合说这部作品是蹩脚的艺术品。因此,瑞典文学院授奖于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的早期作品

  《布登布鲁克斯》,这是院士的共同的心声。从各方面来看,瑞典文学院是完全走偏了。单靠《布登布鲁克斯》,我绝对无法足以获得瑞典文学院的褒奖。总之,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确实是由这部倒霉的小说造成的。我深信,这部小说的故事性不但能胜过了它所包含的分析与哲理性的议论,而且使它的内容和艺术价值显得更加突出。”这一点足以证明托马斯·曼的牢骚情绪。

  1929年的侯选人名单上,共有二十四位来自各国的作家,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当中,只有一位在成就上足以与托马斯·曼抗衡,那个人便是伟大的德国诗人史蒂芬·乔治。乔治是一个抒情的天才,那时他刚刚获得歌德奖。最后,瑞典文学院经过反复衡量,还是确定将大奖授予托马斯·曼。1929年12月10日,托马斯·曼率领全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在德国北部靠近波罗的海的卢卑克城。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倒下》发表后,获得文学界的好评。他的代表作《布登布鲁克斯》(1901)以商人布登布鲁克斯一家由盛到衰的四十历史为主要线索,艺术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社会的生活面貌。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没有认清德国统治者发动的战争的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曾抱着对美国“自由”、“民主”的幻想迁居美国,1952年又因这种幻想的破灭而回到瑞士定居。托马斯·曼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余年,著有长篇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雅阔布的故事》(1933)、《年青的约瑟夫》(1934)《约瑟夫在埃及》(1936)、《赡养者约瑟夫》(1943)〕,中篇小说《马利奥和魔术师》(1930),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等。

  1955年8月12日,托马斯·曼在苏黎世病逝。“桂冠”飞越大西洋

  ——1930年获奖者: 〔美国〕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930年12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大厅里华灯高照,金壁辉煌。当瑞典国王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奖金交给一个面容消瘦的美国中年男子的时候,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获奖者热泪盈眶,异常激动。因为他今天不仅是以一名作家的身分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祖国和新兴的美利坚文学赢得了世界公认的崇高地位。从 1901年起,诺贝尔文学奖已历时三十年的历史,然而,三十年来,唯有1913年那次,“桂冠”横跨过了欧洲大陆(授予印度“诗哲”泰戈尔)其余全部获奖者均是欧洲人。如今,这顶“桂冠”飞越大西洋,使美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名册上。他,就是辛克莱·刘易斯。

  193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中,苏联作家高尔基,无疑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坛宗师。然而,瑞典文学院并没有把大奖颁给他。法国诗人瓦莱里也是一位呼声极高的竞选人,但由于三年前法国的小说家柏格森刚得过奖,瑞典文学院认为,此年度“桂冠”不宜再给法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评选活动后,颁奖国难免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尚未问津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而那时候,刘易斯的名声正在欧洲日益鹊起,他的作品《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在瑞典非常畅销,1929年出版的《多兹沃思》受到瑞典文艺界的好评。在1930年11月5日瑞典文学院的表决会上,著名的修克教授极力赞扬刘易斯的新著《多兹沃思》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刘易斯就这样较顺利地获得了瑞典文学院多数院土的支持,以在创作上“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的评语而一举夺得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刘易斯于1885年1月7日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苏克萨特镇的一个医生家庭。1902年,即在刘易斯十七岁那年离开家乡,到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读大学预科,翌年进康狄涅克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文学院学习。1910年以后,先后在爱荷华州、旧金山、华盛顿的几家报刊杂志社工作过。他的处女作《我们的雷恩先生》发表于1914年。1920年,他的长篇小说《大街》问世后,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同时也标志着刘易斯创作的成熟期已经开始。他发表于1925年的《阿罗史密斯》曾获1926年的普利策奖。《大街》以乡村和小市镇为背景,通过一对夫妇的曲折经历,揭示了小市镇的闭塞和保守,嘲讽了市民的偏狭、愚昧,也讽刺了知识分子的浅薄和软弱。《阿罗史密斯》通过一位名叫阿罗史密斯的医生的经历,揭露了医学的商业化,对于腐朽的社会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真实地反映了二十年代美国医学界的状况。刘易斯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还发表过论文、特写、诗歌和剧本等。他虽然在创作中从某些侧面揭示了中产阶级生活中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黑暗,但他批判中产阶级的同时,又同情他们,喜爱他们,这无疑对小说的批判力带来一些局限。刘易斯1951年1月10日在意大利罗马逝世。

  特殊的获奖者

  ——1931年获奖者: 〔瑞典〕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Erik Axel Karlfeldt)

  1931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平时是每年的十二月十日)用一种沉痛的纪念性调子这种特别方式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追认给一位特殊的获奖者,他就是已故的瑞典著名抒情诗人、瑞典文学院的曾任秘书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

  按照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规定,获奖者必须是还活在世上的作家。这一年的授奖特别例外,这在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卡尔费尔特获奖的消息公布后,瑞典的舆论界一片哗然,人们立即群起围攻瑞典文学院,他们利用报纸、开会等场合公开批评瑞典文学院违背诺贝尔本人的意愿,公然将文学奖金会奖给一位去世的人,为以后的颁奖开了一个坏的先例。这些诛伐的文字在瑞典最为激烈。瑞典学院对这些批评家的答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规章明确规定允许颁奖给已故的人,只要这个人的推荐书是在他去世之前提出来的,卡尔费尔特的情况确实是如此。

  早在1918年,瑞典文学院几次想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但都被他本人婉言谢绝,其理由是,自己是瑞典文学院的官员,授奖给自己有诸多不便。就这样,即将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被他推了下来。

  1931年,年迈而多病的卡尔费尔特提出辞职报告,瑞典文学院考虑他的年龄与身体等因素,同意了他的请求,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的职务委任霍尔斯陶穆。这时,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又提出将该年度的大奖授予退职的卡尔菲尔特,他已不掌权,应该无所顾虑,可能不会反对,然而遗憾的是,没等瑞典文学院正式决定,他已匆匆离开人世六个月了。

  这年的诀择并非由于没有其他人参加竞选才能这样做的,参加角逐的大约三十位,包括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获奖的高尔斯华绥和伊凡·布宁。法国就有三名势力较强的选手,第一位是保罗·梵乐希,他于一年前首度被一群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们提名,接着由伦敦大学的法学教授梭拉特二度提名。第二位是已经角逐好几次的艾斯陶涅。第三位是詹美士,一位歌咏巴斯克乡间美景的诗人,由奥斯特林所推荐。给已故作家授奖是因为:“表彰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的诗作。”

  卡尔费尔特1864年7月20日出生在瑞典东部福尔卡纳的一个律师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年生活在农村,瑞典优美的乡村风光和陶冶个性的大自然景色,为他提供了绚丽多彩的诗歌题材。1885年他考入瑞典文化古城乌普萨拉市的乌普萨拉大学文学系,1892年获文学士学位,1898年又获得瑞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两科的硕士学位。1904年被推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他的处女作《荒原和爱情之歌》发表于1895年。《费里道林之歌》(1895)、《费里道林的乐园与达拉纳绘画韵文》(1898)两部诗作的发表,使他一跃而成为瑞典的著名诗人。他的诗作富有浪漫主义的抒情诗的基调,曾翻译成英、法、德文。

  在193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奥斯特林代表该院发表了介绍获奖者卡尔费尔特的演说,如果这位特殊获奖者在九泉之下能听到他获奖消息的话,他也一定会很感激的。“文学国际主义”的倡导者

  ——1932年获奖者: 〔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93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圈里的角逐十分激烈,早在年初 (元月一日),瑞典文学院收到一份篇幅相当长的推荐书,支持美国作家厄普吞·辛克莱。有二十位知名之士,如科学家爱因斯坦、心理学家麦克独孤、政治学家拉斯基、哲学家杜威等人,为了要推荐他,特地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在纽约设立秘书处,其活动相当积极,它竞发动了五十五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七百七十个作家、诗人和知识界人士,签名支持辛克莱,摆出了美国“势在必得”的局势。然而,这一全球性的活动实在不可能奏效。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刚得过奖(1930年刘易斯)。第二,这位侯选人的论调太过激进,不易为瑞典文学院所接受。这位“全球瞩目”的侯选人就这样落选了。

  法兰西学院的正式侯选人梵乐希,一生著作繁多,曾于1931年前往斯德哥尔摩一游,现在时机似乎成熟了;法国著名作家布尔傑、贺斯龙也是多次被提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场上的“老手”了;苏俄侯选人高尔基在那时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理应受到世界文坛的高度重视,然而遗憾的是,瑞典文学院并没有认真考虑他的入选问题。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祖上原是德文郡的农场主,经过三百余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已成为一个豪富的家族。父亲是律师,中学毕业后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律。1895年开始创作,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 《四面八方》出版于1897年,1906年出版了为他获得杰出小说家声誉的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这部作品和后来出版的《骑虎》(1920)、《出租》(1921)组成了著名的《福赛忒家史》三部曲。他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现代喜剧》三部曲,剧本《银盒》、《斗争》、《正义》等,作者以深邃的洞察能力,高度的艺术概括,典型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广阔生活场景,其作品感情深笃,朴实无华,动人心弦,然而,更主要的是他一直以高度的热忱,致力于文学的国际主义,他的这种文学主张符合诺贝尔先生的理想主义思想,颇受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赞赏,瑞典文学院的修克教授亲自当他的推荐人,高尔斯华绥一举获得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乃是“由于他出色的小说艺术——该艺术在《福赛忒家史》中有高超的表现”。也是由于他一生倡导文学国际主义”的结果。

  流亡者的福音

  ——1933年获奖者: 〔苏俄〕伊凡·布宁(Lvan Bunin)

  1920年6月26日,正当苏联红军向黑海的重要港口城市敖德赛挺进之际,一个五十来岁小个儿的俄国人挤上了从这里开往法国的最后一艘轮船,他在惊恐混乱的人群中向自己的祖国留下了难忘的一瞥。他对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怀有深厚的感情,但顽固的旧贵族的立场又促使他对红军的即将来到怀有莫名的恐惧情绪,他在惆怅的心情中踏上了流亡 (法国)的道路。十三年后的一天 (1933·12·10),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授予他1933诺贝尔文学奖,给这位浪亡者带来了福音。

  在长达三十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活动中,从沙皇统治下的旧俄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尚无一位作家获过诺贝尔文学奖。是这块土地上没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吗,答案是肯定的。托尔斯泰、高尔基曾都相继提名过,但都未获奖。瑞典文学院也在考虑让这一幅员广阔的土地上出一名获奖作家。1923年,布宁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推荐,同时被推荐的还有高尔基。从1923年开始,布宁和高尔基几乎每年被提名。诺贝尔委员会曾于1918年和1928年,委托有关专家撰写过高尔基作品的研究报告,而报告者却以所谓高尔基“和他祖国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活动”为由,不予推荐,提醒瑞典文学院把目光转向了流亡国外的作家布宁,命运为这位流亡作家带来了好的转机。

  说来也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生前在俄国的巴库拥有油田。他的侄子伊凡·诺贝尔在他叔叔死后一直负责经营那份产业。而布宁一直是伊凡·诺贝尔崇敬的作家之一,并有着密切的联系。伊凡·诺贝尔也是这一年颁奖庆典的座上宾,他虽然不直接参予评奖,但他的地位和影响自然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使俄国、法国许多作家都为布宁作宣传,造舆论,终使他从该年度三十位侯选人中脱颖而出。

  布宁于1870年俄历10月20日出生在俄罗斯中部沃罗涅什镇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便独立谋生,当过图书小职员,摆过书摊,十七岁开始发表诗作,189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在露天下》,此后写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如短篇小说《安东诺夫卡苹果》(1900)、《梦》(1908)、《弟兄们》 (1914)、《从旧金山来的先生》(1915)及中篇小说《乡村》,布宁的创作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繁荣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十月革命爆发后,布宁从旧贵族阶级的立场出发,反对和诅咒革命,流亡法国后,曾游历欧洲、非洲和亚洲,写了《米佳的爱情》、《幽暗的村间小径》等两百个中短篇小说。《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是布宁的代表作。

  1933年的文学奖授奖大会在瑞典皇家音乐宫举行。按规定必须在会场悬挂得奖国的国旗,然而,这一次例外,因为布宁不能代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他是从旧俄帝国文坛出来,革命后又逃亡国外的作家,沙皇的“三色旗”早已被社会遗弃,于是,授奖大厅借诺贝尔生辰一百周年,挂起清一色的旗帜——瑞典国旗。布宁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

  1953年11月8日,布宁在巴黎逝世。

  大器晚成者首战中彩

  ——1934年获奖者:[意大利]路伊吉·皮蓝德娄(Luigi Pirandello)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中,很少有一位作家第一次被推荐便夺魁中彩的。然而,1934年的获奖者、六十七岁的意大利小说家和戏剧家却是一个首战告捷的幸运儿,且他的成名之作都是他晚期创作的,令许多参赛的侯选人和文学爱好者敬仰和羡慕。

  皮蓝德娄第一次被意大利皇家学院文艺部所推荐,推荐人是意大利一位在19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他成功的关键是:他的戏剧曾在巴黎几家剧院演出后大获好评。 《诚实之喜乐》、《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香榭大道剧院》等不同凡响的戏,被批评家誉为真正的杰作,后来在柏林和伦敦两地上演时,更获得了莱茵哈特和萧伯纳的推崇。这样一来,他的戏剧遂立即风靡全球,他的另一部作品《皇帝》,乃是《哈姆莱特》这一主题的变奏,成绩亦斐然可观,从而奠定了皮蓝德娄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

  和皮蓝德娄争夺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共有二十八位作家。其中美国戏剧家奥尼尔和法国作家马丁·杜·加尔,相继于1936年与193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报告书,是由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诺贝尔委员会的会长霍尔斯陶穆起草的。在这份报告中,霍尔斯陶穆对皮蓝德娄作了很高的评价。报告中说:“从许多方面看来,皮蓝德娄确是一位出色的作家,而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并使他们热爱和关心一种充满哲理性的戏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国的观众中得到证明。这也说明了皮蓝德娄戏剧的力量。皮蓝德娄竟然有办法吸引住这些固执而富有知识的观众,这真切地证明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瑞典文学院授予皮蓝德娄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因为他果敢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

  皮蓝德娄于1867年6月28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凯琴铁成。他是一个当地富有的硫磺商人的儿子,被父亲指定为商务上的继承者,然而,皮蓝德娄对做生意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在家乡中学毕业后,先后进入帕勒莫大学和罗马大学,尔后又留学德国,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文学和语言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892年回国后在罗马高等师范学校当教师。并结识了真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家卡普安纳。皮蓝德娄早期作品《被抛弃的女人》明显地受到维尔加、卡普安纳为代表的真实主义的影响,作品注意人物的内心感受,笔触细腻真切。从长篇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老人与青年》、《一个电影摄影师的日记》等起,他的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开始逐渐脱离真实主义。除小说创作以外,他的主要成就还显示在他的戏剧创作上。《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亨利四世》等,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当我需要你》被好莱坞改编搬上了银幕。

  皮蓝德娄亲往瑞典领奖。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剧院演出他的成名作《诚实的喜乐》。瑞典王室几乎全部出席观赏。那晚的演出极为成功,观众向他报以无比热烈的鼓掌、赞扬及拥抱祝贺。

  在竞选风波中脱颖而出

  ——1936年获奖者: 〔美国〕欧金·奥尼尔(Eugene O′ Neill)

  1935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因无法在表决会议中达成协议而停发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做虽然不同寻常,却是符合规定的。因为按照诺贝尔奖颁奖章程:“瑞典学院可以每五年停颁一次奖”。不过,话说回来,自1901年起,诺贝尔文学奖除战争的原因外,尚未因其它原因停颁过。类似象1935年这样形不成决议而停颁文学奖还是首次。当时,在一般人眼中,奥尼尔乃是美国戏剧家里头最伟大的一位,同时也是唯一在欧洲拥有观众的一位。因为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兼学院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对奥尼尔并不很欣赏。193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停颁,其焦点就在对奥尼尔这一人物的争论上。“就其影响而言,奥尼尔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然而,由于他偏爱描绘错综复杂的感情,偏爱处理复杂的情节,再加上他的技巧虽奇而不能制胜,因此,观众很快就感到兴味索然了。他的作品涵盖面相当窄,而且,几乎毫无格调可言——这两点使他无法在他国内大行其道。虽然我们应当承认,奥尼尔凭藉着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一大批人物,但他拙于心理剖析,只会弹奏着一根简直要绷断了的“单弦琴”…… 此外,他曾推出如此多拙劣的作品,我们应当考虑,是否有必要原谅他的错误?”这是霍尔斯陶穆在奥尼尔报告中对奥尼尔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就这样,在瑞典文学院里,“奥尼尔支持派”和“奥尼尔反对派”形成了对峙。

  事实上,远在奥尼尔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当欧洲所有的戏剧院都还没有演过奥尼尔的作品时,他的若干重要作品便已成功地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演出了。知道这点之后,再去读霍尔斯陶穆那份无比严峻的研究报告,任何人都会大感惊讶的。正在这时,“奥尼尔支持派”大张旗鼓地对奥进行宣传,再加上奥尼尔的戏剧,如《安娜·克里斯蒂》、《奇妙的插曲》、《榆树下的欲望》、 《哀悼》等,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的成功演出,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宣传。批评家的著文说奥尼尔的作品是美国的伊丽莎白时代,还有的人称奥尼尔的戏剧是古希腊剧的再版,他的戏剧天赋是可以和瑞典本国的戏剧家斯特林堡相抗衡。到了1936年,霍尔斯陶穆就有些“悔悟”而一改对奥尼尔的态度,奥尼尔的支持者们终于赢得了胜利,使他从这场竞选风波中脱颖而出。

  奥尼尔以“由于他剧作中所表现的力、热忱、与深挚的感情——它们完全符合悲剧的原始概念”的评语而获奖。在颁奖典礼上,霍尔斯陶穆极力推崇这位曾遭他批评过的得奖人。可惜,奥尼尔在美国病倒,美国驻瑞典领事代为他领奖。

  奥尼尔于1888年出生在纽约一个演员家庭,在康涅狄格州读书,上过一年普林斯顿大学,1912年回康涅狄格州当记者,同时开始文艺创作,1920年发表的两部多幕剧《天边外》、《琼斯皇帝》开始确立了他在戏剧方面的重要地位。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的代表作有《榆树下的欲望》、《奇妙的插曲》、《哀悼》、《伟大之神布朗》等,颇受美国评论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这位有国际声誉的戏剧家曾于1920年、1922年、1928年、1957年四次获得普利策奖。奥尼尔于1953年病逝。“隐士”的春天

  ——1937年获奖者:[法国]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du Gard)

  素有“隐士”之称的法国小说家马丁·杜·加尔,平时性情孤僻,喜好沉默思索,极力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当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降临到他头上的时刻,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隐士”一跃而成为“电影明星”般的人物。他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在市政厅的传统性的宴会上,他当着五千多名来宾的面,平生第一次发表公开演讲,把获奖喻为自己生命的“春天”,感谢瑞典文学院对自己的褒扬。

  瑞典文学院将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马丁·杜·加尔,是“由于他那一系列名为《提波家史》之小说表现的强有力艺术性与真实性”。他是第六位获奖的法国人。

  出马角逐这届文学奖的侯选人共有三十六位,其中包括梵乐希、狄哈梅、季欧诺。季欧诺是由好几千名崇拜他的法国人及美国人推荐的。伟大的法国诗人克劳代尔首度参加角逐。北欧舆论界虽然并不怀疑马丁·杜·加尔的成就,可却不屈不挠地支持芬兰小说家兰帕,竞争相当激烈。

  马丁·杜·加尔从1934年首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起,一直是竞争场上较活跃的“老手”。这一“活跃”主要是指他本人出色的文学创作成就,一直被瑞典文学院所注目。他的《提波家史》发表后,在法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的评论家将把它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提并论,是二十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潮流中较有代表的一部力作。

  马丁·杜·加尔于1881年3月25日生于巴黎西郊讷伊镇一个职业性的中产阶级家庭,少时聪颖,爱好文学,1899年考入巴黎国立文献学院求学。

  《成功》是加尔的处女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丁·杜·加尔应征入伍,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海上运输队服役,他创作的《勒路神父的遗嘱》(1914)、《如此大胆》(1928)两部笑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代表作《提波家史》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加工而成的,这部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通过小说主人公提波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后冲突,同时又通过小说中不同宗教信仰的封达南一家的遭遇,深刻地反映了那次大战中法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加尔后期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德·莫特上校的日记》,动笔于1941年,但他晚年多病仍坚持写。1958年8月22日,马丁·杜·加尔病逝于贝尔,他未能完成这部著作便匆匆离开了人世。

  昙花一现的“末等星”

  ——1938年获奖者: 〔美国〕赛珍珠(Pearls·S·Buck)

  1938年,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令世人大为震惊,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把她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曾授予了如罗曼·罗兰、泰戈尔、萧伯纳等“一等星”的话,那么,这一届的文学奖则授给了一个昙花一现的“末等星”。

  赛珍珠原名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希尔斯保罗一个长老会传教士的家庭里,幼年时随父母来到中国,在江苏镇江长大。赛珍珠是她模仿清末的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可见妓女“赛金花”在她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十七岁时,赛珍珠回美国进入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攻读心里学,毕业后在美国过了一段短期的教书生活后又来中国,后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教英语和英国文学。1917年赛珍珠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1928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赛珍珠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仇视和害怕革命战争,没等北伐军进入南京,就匆匆逃离中国。1931年,她的畅销书《大地》在美国约翰·戴公司出版。这本书的发行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作家。《大地》是描写中国社会风貌的作品,并没有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实质,仅仅是杜撰了某些个别现象而已。鲁迅在1933年致姚克书中指出:“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他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象这样一个显然脱离中国当时社会本质的小说,瑞典文学院还给了“由于她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之丰富而生动的史诗式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的杰作”这样的评语,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不管怎么说,就文学奖而言,瑞典学院完全可以从三十名候选人中挑选出合适的获奖者,在这些侯选人中,有第二年就获文学奖的西伦佩,有1 944年获奖的延森,有1946年获奖的海塞及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等强手。赛珍珠的意外获奖,连她自己本人也没想过,在瑞典文学院的正式通知电报未到达赛珍珠之手的时候,记者将这一消息转告她时,赛珍珠起先也吃了一惊。她说:“在瑞典文学院的电报到达之前,我宁愿相信这是一场误会,或者是一个低级的笑话。”然而,当她得到正式通知时,马上决定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赛珍珠1973年去世。

  硝烟笼罩下的抗衡

  ——1939年获奖者: 〔芬兰〕佛朗斯·伊弥儿·西伦佩(Frans Eemil Sillanpaa)

  1939年秋冬之交,世界形势急剧恶化,欧洲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奥国和捷克,同时还于不久前以武力解决了波兰。当时和纳粹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的苏俄已经吞并了波罗的海三个独立的小国,而且,正准备以相同的手段对付芬兰。芬兰在1809年以前,曾有六个世纪的时间是瑞典王国的版图的一部分。如今,她正在抵抗东边的侵略国,瑞典全国上下一致同情芬兰,目前的战局对于芬兰这个偏远的小国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显得极为不利。

  芬兰作家西伦佩自1930年起就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在以后的八、九年中,他几乎每年都被提名。1939年和西兰帕同时参加角逐的还有其他五位芬兰作家和诗人。其中塔尔维欧、萨尔蜜能也常参加文学奖的角逐,这两人和西伦佩一样,都是以芬兰文写作的小说家。格里潘堡、汉摩则用瑞典文写作。最后,瑞典文学院选择了既是以芬兰文写作,又较之其他两位用芬兰文写作得更有成就的西伦佩荣获该年度文学奖之冠。西伦佩作品的报告书是由当年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的霍尔斯陶穆起草的。他对西兰帕以描写芬兰农村生活为主的作品十分欣赏,称他继承了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左拉遗风,以有利的写实主义风格叙述了人类的不幸,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韵味。最后,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在描写两样相互影响的东西——他的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时所表现的深刻了解与细腻艺术”而授予他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战争连绵不断的发生,诺贝尔文学奖这场硝烟笼罩下的抗衡似乎给人一种草率、萧条之感。一年一度的隆重的颁奖典礼被取消了。瑞典文学院在该市的证券交易所——一座古老的王宫里设宴招待了唯一的一个客人,他就是千里迢迢从芬兰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的西伦佩,宴会后,瑞典文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和奖金支票交给了他。

  西伦佩1888年9月16日出生在芬兰南部海曼居莱地区的乡村里,中学毕业后考入赫尔辛基大学。1913年开始写作,处女作《人生和太阳》发表于1916年,作品强调人的本能驾驭一切。长篇小说《神圣的贫困》(1919)写一佃农在战争中的生活,作品标志着作者对祖国与人民命运的忧虑心情和在艺术上的成熟。他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少女西丽亚》,小说通过一名有钱人的少女西丽亚,由于父母双亡,变得穷困潦倒,后来不得不出外给别人当帮工,受尽凌斯折磨,最后也是贫困交加,悲惨地离开人世。小说以愤慨的笔触,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

  《夏夜里的人们》(1934)和短篇小说《靠近土地》(1924)、《小丘上的窝棚》(1925)、 《忏悔》(1928)等。

  西伦佩领奖回国后,许多记者在隆隆的炮中采访了他。他和许多获奖者一样,都忘不了那句模式般的话:“这项奖不仅是颁给我个人,同时也是颁给我的祖国。”西伦佩于1964年去世。

  多次被提名的语言“革新大师”

  ——1944年获奖者: 〔丹麦〕约翰尼斯·V·延森(Johannes V· Jensen)

  1944年,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已沦为战场,混战达到了巅峰。然而,人们已经可以隐隐看出,噩恶即将结束了。在1940年到1943年,瑞典国王诏令诺贝尔奖一律停发。尽管如此,司掌各项诺贝尔奖的机构仍在继续进行它们的例行工作,它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将所有的推荐函登记下来,列入档案。在战后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场锣鼓声中,第一位夺魁者就是丹麦作家约翰尼斯·V·延森,诺贝委员会的院士们对延森的名字已非常熟悉了,据院计,延森是在第十八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时获奖的。

  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规定:诺贝尔奖不得连续五年不颁发。如果超过五年不颁发的话,捐款人的法定继承人有权控告基金会破坏诺贝尔遗嘱中的规定,这样会直接威胁到基金会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战争是诺贝尔本人也预料不及的事。那几年,由于战争而停颁诺贝尔奖。因此,1944年的侯选人,实际上积有几年的侯选人名单了。一位伟大的法国人几年来常被推荐,那便是狄哈梅。同时被推荐的还有梵乐希,以及第三度出马的克劳代尔,他于1941年为一些挪威人所推荐。此外,几位英国作家也出现在侯选人名册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布兰登、莫根。美国作家斯坦贝克,也参加了这一届的角逐,斯坦贝克后在1962年获奖。中国的林语堂也是那一年的侯选人之列,他是由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推荐的。

  1944年授予延森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富有诗意之有力而丰饶的想象,他把一种胸襟开阔的求知心和一种大胆、清新的创造性风格结合了起来。”

  延森1873年1月20日诞生在丹麦中部佛斯奥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1895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但他未能去履行他的医生职务便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他决心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丹麦人》写成于1896年。1901年发表的文集《哥特的复兴》,力图说明一切技术进步都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和日耳曼种族。大型系列历史小说《漫长的旅行》(六卷, 1908—1921)写人类从史前时代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间的进化。继续阐明其种族主义观点。他的短篇小说较少种族偏见和说教意味,技术也更精湛,主要有《希默兰的故事》(三卷;1898—1910)等,他的第一部诗集于1906年问世,在丹麦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延森能驾驭各种文学样式,作品的体裁繁多,他创作过诗歌、小说、散文、历史神话故事、随笔,同时还著有艺术史方面的专著。他的诗歌、散文、小说被誉为丹麦文坛三绝,在丹麦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被称为丹麦语言的“革新大师”。

  延森获奖那年,他已是七十一岁的高龄老人了,那时他正躺在哥本哈根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幸亏那年的颁奖仪式没有举行。直到1945年战后第一次恢复传统的颁奖典礼时,他亲赴瑞典领奖。1950年12月25日,这位十八次被提名的语言“革新大师”,走完了他七十七年的人生之路。

  女诗人喜交“红运”

  ——1945年获奖者: 〔智利〕解贝拉·米斯特拉尔(Ga briela Mistrsl)

  1945年,法国诗人梵乐希的名字很可能,同时也很应该被收进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的名册里。他从1930年开始,至少被推荐了十次。1933年,他声势凌人地出马角逐,背后鼎力支持他的是十八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1936年,一大群比利时及荷兰的学院院士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同地们遥相呼应,再次向瑞典学院力荐梵乐希。1940年,年迈的霍尔斯陶穆将常任秘书的职位让给了一位正当盛年的诗人兼文艺批评家奥斯特林,奥斯特林还同时出任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1945年,经过奥斯特林的一番努力,他为梵乐希打通了所有的“关节”,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唾手可得,只等开会表决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梵乐希于表决前便与世长辞了。于是,有人提出效仿1931年瑞典诗人卡尔菲费特的办法,追授梵乐希诺贝尔文学奖。可这一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猛烈的反对。瑞典文学院只得放弃“追授”一法,经过一番平衡,瑞典学院将这顶“桂冠”授给了智利一位女诗人——她就是喜交红运的米斯特拉尔。

  米斯特拉尔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1889年4月7日出生于智利北部科金博省弗考尼亚乡镇上,祖上曾是从西班牙迁居来的移民,从小失去父爱,十四岁开始练习写诗,并在当地报刊发表。十七岁时,她与一位铁路职工恋爱,后来男方由于郁郁不得志而自杀。这给米斯特拉尔年轻的心灵投下了一团阴影。她的《死的十四行诗》(1914)以浮沉、抑郁的情调表达了这种情感,并获得了圣地亚哥花节诗歌比赛第一名。为此,她一跃而成为智利的著名诗人之一。1922年,米斯特拉尔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孤寂》,诗集融女之少恋的羞怯、追求、疑虑,妒忌于一炉,诗句朴质清新,抒发的均是诗人自己的爱情感受,不失为一部优美的抒情诗集。1930年,她发表了《艺术十条原则》,提出“美是指灵魂的美”的观点。鉴于米斯特拉尔对拉丁美洲诗歌的卓越贡献,她从1940年开始,就被南美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和大学教授所推荐。来自智利本国的推荐评论这样写道:“她那崇高而富有感召力的人格,使他成为当今南美洲最重要的道德和知识的力量。而且,不容怀疑,她是自古至今最伟大的女性诗人——也就是说,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诗人。”

  米斯特拉尔一生获得荣誉很多,既有她为国家外交事务和社会方面的功绩,也有她诗歌创作上的贡献。1945年,诗人“因为她那善于强烈地表达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奖。从另一角度来说,梵乐希之死,为她提供了获奖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诗人的“红运”。米斯特拉尔于1957年在美国纽约逝世。

  十五载拼搏露峥嵘

  ——1946年获奖者:[瑞士]海曼·海塞(Hermann Hesse)

  在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技场上,出现了“老将”与“新手”并驾齐驱,交肩角逐的场面。尽管这些“新手”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其中有五位是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有两位来自法国:纪德和莫瑞亚阿,两位来自英国:艾略特和邱吉尔,一位来自苏俄:巴斯特纳克。结果,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落入了一位十五载拼搏露峥嵘的“老将”手中,他就是瑞士诗人、小说家海曼·海塞。

  海塞早在1931年就被他的一位同胞、19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豪普特曼所提名。起初,他在国际文坛上只是一个藉藉无名的作家,当时,掌管诺贝尔文学奖大权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并不十分推崇他。并断言:海塞不是一个小说家,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抒情诗人——他只关怀他个人的问题。霍尔斯陶穆在他执笔起草的那份研究报告中,虽然也颂扬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但同时又说他的小说所创造的人物与诺贝尔本人所提倡的理想主义精神相违背。就这样,海塞第一次参加角逐便出师不利。这件事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和不平。极力推荐海塞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就是一位“鸣不平”者,在海塞六十岁生日时,托马斯·曼专门在《新苏黎士日报》上发表文章,在祝贺海塞生日的同时,公开呼吁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海塞,以改变海塞“不公正地遭受忽视”的状况。在逆境中,海塞屡战屡败,然而,他从未就此罢休,在攀登文学高峰的征途上顽强拼搏。

  十五载时光的苦苦追求,海塞的诗作已是现代德语文学中唯一十全十美的东西。诗人终于得到了1940年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奥斯特林的好评。同时,奥斯特林极力主张将1941年的大奖颁给海塞,经过院士的反复考虑和挑选,海塞终于以“由于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的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与深刻的洞察,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

  海塞于1877年7月2日生于德国南部卡尔天镇,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新教的牧师,从幼年时代起,海塞就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家庭中,接受了比较广泛的文化熏陶,少年时代的海塞就梦想成为一名诗人,但在十五岁时却不得不遵照父母的旨意进入神学院。僵化的经神教育,摧残着青少年的身心,他在十五年后发表的长篇小说《轮下》中满怀愤怒地回顾了这段经历。不到一年,他逃离了神学院。他进过工厂,当过书店伙计,一边工作一边创作,1889年出版了两部诗集《浪漫主义之歌》、《午夜后一小时》。他的成名之作是创作于1940年的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这部小说描写了青年音乐家彼得·卡门青从农村来到城市,由于他和城市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终于带着绝望心情回到了农村,最后,他在纯朴的人民和美丽的大自然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塞积极投入和平运动,发表了著名的反战文章《啊,朋友,不要这股腔调》,战后,他写了《席特哈尔他》( 1922),并把小说第一部献给罗曼·罗兰,以纪念他们战时的友谊。海塞1927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草原狼》,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

  1946年,瑞典学院举行该年的颁奖仪式,海塞因病住进了疗养院。因此无法前往领奖。海塞1923年加入瑞士籍,因此,瑞士驻瑞典大使代为他领奖并致答谢辞。1962年8月9日,海塞在瑞士提契诺州的蒙塔尼奥拉病逝。

  害怕荣耀的“转世歌德”

  ——1947年获奖者: 〔法国〕安得烈·纪德(Andre )Gide

  1947年12月10日,有着“转世歌德”美誉的法国作家安得烈·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传到法国时,大批记者涌进纪德的住宅进行采访。这位害怕荣耀的“转世歌德”却“躲”了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象我这样一位又衰老又疲惫的人,荣耀会把我毁了。”

  法国著名作家保罗·梵乐希去世后,法国文坛领袖的地位非纪德莫属。当时纪德已近八旬,作品甚丰,他在法国乃至国际上的威望都是很高的,甚至连不是十分崇拜他的人都视他为“转世的歌德”。纪德于1946年被提名为诺贝文学奖的侯选人,不过,直到1947年,瑞典学院才委托专家撰写一份关于他作品的报告书。那位专家便是阿列尼乌斯,阿列尼乌斯在结论中对纪德评价很好,称他为“一个独特而复杂的人——他最主要的长处绝非他的文学创造力,而是他那种分析与辩论的天才,他那种连绵细密的逻辑,他那种挖掘问题以及摇撼世人思想的非凡才能。”他认为纪德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欧洲作家之一,更是最接近 ‘歌德式理想’之现代法国作家。” 1947年参加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共有三十五位来自各国的文坛宿将,其中包括后来获奖的瑞典诗人拉格维斯特,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和英国诗人艾略特。这一年,纪德刚过完他的七十八岁诞辰,他的健康情况十分恶劣。现在,不只瑞典的文艺界人士,全世界的文人都非常盼望瑞典文学院将此项大奖授予可敬的“转世歌德”。

  纪德于1969年11月22日出生在巴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派信徒,十四岁的时候,早熟的纪德爱上了比他大三岁的表姐玛德莱娜,但他俩的婚事并不遂心愿,纪德的第一部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的记事本》就是为了向玛德莱娜表达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而写的。纪德是一个具有写作小说、戏剧、散文、评论等多种体裁的“全才”,1897年,他出版的重要作品、散文集《人间食粮》,作品由一连串富有诗意的断想组成,这些珍珠般的断想大多是从东方传说和圣经的故事中获取灵感的。

  《蔑视道德的人》(1902)的发表,确立了纪德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他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窄门》、《田园交响乐》、《梵蒂冈的地窖》。1945年,他获得“歌德奖章”,1947年,牛津大学颁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瑞典文学院将194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纪德,乃是由于“他那些内容赅博,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作品——在它们里头,作者以一种对真理的无限的爱,以及一种对心理的敏税的洞察力,探索人的问题与处境”。

  颁奖那天,纪德因健康因素,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他给斯德哥尔摩发去了一封长信,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又表示深深的歉意。

  纪德因肺炎于1951年2月18日病逝于法国巴黎。“朦胧诗人”喜登大雅之堂

  ——1948年获奖者: 〔英国〕T·S·艾略特(ThomasStearns Eliot)

  1948年12月10日这个文学史上不异常的日子,英国现代派作家T·S·艾略特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有意思的是,这位作诗象“雾”一样的“朦胧诗人”,那天乘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改装的民航机,在飞越北海到达斯德哥尔摩上空时,因遇迷雾无法降落,只得转返在西海岸的哥腾堡降落。当他换上从伦敦带来的燕尾礼服,胸戴叮当作响的各种勋章,在英国驻哥腾堡总领事的协助下,乘快车赶到斯德哥尔斯音乐宫去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时,人们早已在哪里翘首以待了。“他来了,他来了”。这位跳着现代舞步的“朦胧诗人”和大名鼎鼎的文艺批评家穿过欧洲的《荒原》,“制造”了《大教堂凶杀案》,用一种不同凡响的现代派音调,弹奏着《四个四重奏》……这位独辟蹊径的诗人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全场人员的齐声喝彩。瑞典文学院以“因为他在现代诗之先锋性卓越贡献”的高度评价,授予他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证书、奖金,并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辞。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艾略特发表了里程碑式的现代诗歌作品 《荒原》,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名声也与日俱增。在瑞典文学院里,艾略特有狂热的崇拜者与十分称职的翻译者。然而,诺贝尔委员会所参与的第一份报告书却是相当不利的。因为那份报告书的执笔人便是学院的长老、前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他已经年届八旬,因而无法充分领略现代诗的“谜一般的魅力”。他嫌恶这种“超越时代与文明、宗教与神”的怪诞文学。不过,有几位院士——也包括新的常任秘书奥斯特林热烈支持他,他们没有遭到多大阻力就说服了他们的院士们,连霍尔斯陶穆也没横加阻挠。唯一具有危险性的对手是一位已经得过奖 (1929)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瑞典学院里少数几位有影响的院士提出将1948的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授予他,但是,由于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的限制而未能这样做。

  艾略特于188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祖父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办者,母亲是诗人。1906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受新人文主义者欧文·巴比特的反浪漫主义观念影响很深,早期诗歌的重要作品有《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位夫人的写照》、《小老头》等,创作于1922年的著名长诗《荒原》是艾略特的成名作,《荒原》借寻找圣林的传说,大量引用或改编五十六部前人的著作,用六种语言,渲染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欧洲不过是一片荒原。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是创作于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的长诗《四个四重奏》,作者借用英国一座乡间住宅玫瑰园遗址“诺顿”、艾略特祖先在英国居住过的村庄“牙科克”、美国马萨诸塞洲海边一组礁石“萨尔维奇斯”和十七世纪英国的一座教堂“小吉丁”为题,组成一组哲学宗教性长诗,表现了人类历史周而复始,绕着天主的意志循环不已的思想。被认为是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由于他在诗和文艺批评方面有创见性的贡献,英王乔治六世封他为“有功勋位”的爵士;法国总统赠予他一条荣誉团的缦带(荣誉团系拿破仑一世于1802年创立,以授予对法国有特殊贡献的人)。艾略特于1965年去世。

  幸运的“南方文学”派创始人

  ——1949年获奖者: 〔美国〕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949年,瑞典学院在表决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无法获得决议。这意味:瑞典学院必须宣布它无法达成多数表决,因而必须将颁奖之事往后延一年。那年并非没有强有力的候选人,和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一起参加 1949年文学奖“桂冠”之争的有:美国的海明威和斯坦贝克,苏俄的巴斯特纳克和肖洛可夫,瑞典的拉格维斯特和英国的邱吉尔,法国的莫瑞亚珂和卡缪,这些名家以后均相继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 1949年的表决中,有些院士投票支持拉格维斯特;而有的拥护邱吉尔。在这“两军对峙”的局面中,瑞典各地的报纸上激起了一场风暴,甚至连瑞典政府里头都鼓噪不已,人们指责学院无能……

  福克纳是美国二十世纪重要的小说家、“南方文学”派的创始人一,也是整个西方最有影响的现代派小说家。在角逐1949年文学奖的前后,瑞典的文学评论掀起一股褒扬福克纳作品的“热潮,自1944年第一部福克纳的小说

  《八月之光》在斯德哥尔摩上市以后,福克纳的作品译本陆续在瑞典出版。这本书一出现,文学评论界几乎每书必评,评之则褒。在瑞典文学批评家的心目中,福克纳对“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处境,作了深邃而全新的透视。这些评论对二次大战后醉心于卡夫卡作品的瑞典青年一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克纳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形成了一个以南方家乡为背景,以几个家族的兴亡历史为主线的小说体系。这就是美国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莱1946年编选出版《袖珍本福克纳文集》时提出的“福克纳帕塌法世系”,文学评论界的褒扬对瑞典文学院的最终定“夺”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佛克纳这个“南方文学”派的创始人幸运地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福克纳的研究报告是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前任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亲自起草的。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对现代美国小说之强有力与高度艺术性的贡献”的评语而获奖。

  福克纳出生于1897年,二十年代初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诗集《大理石的农牧神》 (1924),他的第一部小说是《士兵的报酬》(1926),自从192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沙多里斯》之后,福克纳开始成为职业作家,先后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美国南方风格和气息的小说《喧嚣与愤怒》(1929)、《当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他在作品中揭露了美国南方深刻的社会矛盾,谴责奴隶制度的残余势力,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境遇,其艺术手法颇有独到之处,“意识流”,“时序颠倒”、“对位式结构”“象征隐喻”等手法常使作品产生独特的效果。福克纳的创作,使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南方文学”派。

  福克纳于1962年7月6日病逝于家乡牛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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