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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海外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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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在南洋葛红兵拒绝行走文学定义-(图)

>  著名学者作家葛红兵新作《葛红兵海外日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葛红兵自2003年9月至2005年1月,近两年在行走在新加坡、英国、法国等地的心灵体验。

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到近期热销的安妮宝贝的《清醒纪》,"行走文学"似乎一直是文坛的热门话题,而葛红兵却坚决不愿把自己的《海外日记》归为此类,并且批评所谓"行走文学"不过是个伪概念,"只是行走,没有文学!"

自从去年底小说《沙床》畅销并引起争议后,葛红兵一度从读者视线中消失。两年来,他游走在新加坡、英国、法国等地,回国后,将这一年的游走记录集结为《海外日记》。据该书责编 介绍《葛红兵海外日记》不仅记录了葛红兵在海外的生活见闻、思想历程,其中包括《沙床》在国内引起争议时,他在国外看这件事情的内心体验。同时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照片,都是葛红兵在国外生活时自己拍的,里面有葛红兵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法国、英国等等一路走来的足迹,有些则是他在国外工作时的生活照片。该书责编姚梅介绍说:"本书的内容上说像是"行走文学",而形式上则更像安妮宝贝的《清醒记》,都是日记体。"

而葛红兵本人却坚决反对把自己的《海外日记》归为行走文学一类,并且批评所谓行走文学只是一个伪文学概念,他们只有行走没有文学。葛红兵说,相对于那些为了写作而行走的文化苦旅,他的行走是没有目的的。这也是这本书叫"日记",而不叫"游记"的原因,他没有写自己旅游的经历,而是潜心于写那些在异国生活时的对生活本身的"体悟"。他希望的是让海外的生活自己说话,而不是浮光掠影式景点扫描。葛红兵说,刚刚开始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就像老是会把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才能明白一样物品的价格一样,老是把国外的东西和国内比,后来在国外待久了缘故,他渐渐地体会到,不忘记国内就不会真正理解国外,特别是生活表面下隐含的深层的东西,比如宗教、法律等观念的根底。

葛红兵说:"真正的行走文学应该是忘记自己、潜入异国生活的深层的文学,是放弃本土视野真正理解异国生活和文化的文学。

葛红兵中国当代新生代作家中少数几个享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型作家,拥有中国、新加坡、英国等多所高等学府教授、研究员职衔,其小说、随笔《我的N种生活》、《未来战士三部曲》、《沙床》等因"善于捕捉当代人的灵魂悸动,提供了真诚的解剖和超越的忏悔"而成为书界长销不衰的畅销书。本书选录葛红兵教授近年在新加坡、法国、英国等地讲学、游历时的日记、随笔,文笔细腻优雅,思想深邃绵密,配以大量照片,深具越读和欣赏价值。

相对于那些为了写作而疾走的"文化苦旅",他的漫游是且行且停的,这也是这本书叫"日记",而不叫"游记"的原因,他没有平铺漫游中的奇闻,而是长时间地潜身于异国的日常生活,潜心于异国的精神内质,他是让那些异国的生活自己说话,而不是浮掠的图解。所以,他看到了日常故事和场景里的宗教、政治、历史、习俗,他看到了建筑、风景、人物里的精神和性灵……这是要见着一个资深学者和作家的功力的。

第一部分:在南洋新加坡的礼让-(图)

  走到斑马线边上,自动地停下来,想让车先过,但是,新加坡人的车已经早早地停下来了,司机挥挥手。

这种情况在新加坡经常看到,是常态,却让我这个异乡人感到诧异。在国内从来都是人让车。

和王去芽隆。回来的时候实在渴了,买了一听可口可乐,一边喝着一边打卡进地铁。看到地铁工作人员向我们挥手,突然想起来,新加坡地铁里不允许吃东西。看到过罚款的通告,吃东西,罚款1000新元,上帝,那是5000元人民币啊。

不过,我和王想错了,他们不是来罚款的。地铁管理员跑过来,要了我们的卡,在计算机系统里重新做了一下,把已经打进去的卡退出来,然后友善地提醒我们到外面喝完水再回来。新加坡到处是罚款通告,但是,真正被罚款的,我一次都没有看到,国际上,有关于新加坡的传闻,说新加坡是罚款社会,其实,这其中多是误解。

不由想到在国内被一个老太太罚款的情形:那天我在路边刚刚把车子停好,一个老太太立即过来,要罚款10元。而那张关于禁止停车、违者罚款10元的通告,则被她拿在手上。她早早地看着我停车,但是就是不提醒我,她似乎是把那张罚款通告当成了收款指南了。

对于新加坡人的这种礼让,我想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一、这里人口密度低,人和人之间直接冲撞的机会少;二、这里生活水平高,特别不顺、心情特别不好的人少;三、文化。恐怕最主要的还是文化。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是,不如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我们要好好检讨。

10月5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教师的“地位”太高

南洋理工大学内到处是山坡、草坪和树林。林中有许多小鸟、松鼠栖息游戏,校园南侧的一片森林里甚至还有一群猴子在那里称王称霸。

从早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中学教师在课堂上批评学生,言辞激烈,还把学生的作业本撕碎了。这个过程被另一个学生用手机拍摄了下来,并且传到了互联网上。报纸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最后新加坡教育部表态,表示理解这名教师的举动。

由此想到,在儒家社会里,教师的精神地位可能太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什么的,对学生的精神威压很重。华人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他们不是真理和知识面前平等的探求者。师生本应该合作着探求真理,老师只是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稍稍有些经验和积累,他可以把他的经验和积累传授给学生,但是,在真理面前,他并没有优先地位,他不能代表真理。

而在当今的华人社会中,老师扮演了真理的化身、知识的代言人角色,学生必须无条件服从教师。

这种情况下,学生根本不可能质疑教师。连教师都不能质疑,他们还怎么能质疑所谓的“真理敗ⅰ爸丁保克腔乖趺茨懿环尤ㄍ⒁览等ㄍ?

他们只能墨守而不能创造,因为,创造知识的前提是对现有知识的质疑,是对权威的质疑。

华人教师的精神地位不是太低,而是过高,他们对华裔的学生,尤其是中小学学生构成了巨大的压抑。

10月21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动物保护

最近,几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一个中国留学生被邻居举报,饲养龟类宠物,违反了动物保护法。有关部门已经进入他的家,查抄和没收了这个留学生的宠物,而这个学生现在还在外地出差,他回国后将面临指控,可能要受到数千新币的罚款。

二、新加坡动物保护协会反对政府在受到居民投诉后捕杀野猫,呼吁建立野猫保护区,呼吁公众捐款保护野猫。

三、新加坡动物保护协会向圣陶沙海豚表演馆所有人提交抗议信,指责其虐待海豚:强迫海豚表演不自然动作,伤害海豚的自然属性,强迫海豚生活在非常狭窄的空间里,使海豚得压抑症,妨碍了海豚的身心健康。等等。

保护动物已经在新加坡深入人心了。但是,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报道:警察捣毁一巨大马蜂窝。警察的这个举动并未受到动物保护协会的指责。为什么呢?是马蜂窝伤害了居民利益?还是马蜂不属于动物?或者马蜂是低等动物不属于保护之列?

动物保护方面我们思想上还是有悖论的:我们用鸡鸭喂养鳄鱼,理由在哪里呢?难道鸡鸭就没有生命权了吗?难道仅仅是因为鳄鱼濒危,它就变得比鸡鸭高贵了吗?

中国的东北,据说,为了保护东北虎,也在这么做。假期里,许多游客到虎园来看东北虎,他们买活的山羊和小牛给老虎吃,看完老虎撕开了山羊的肚皮,吸食山羊的体液,他们兴高采烈地高傲地回家了,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了。

我们的动物保护很成问题,直到现在,《汉语词典》里“老虎”的条目下,还是“虎骨可以入药”、“虎皮可以做衣服”,是“老虎全身都是宝,人类可以随便拿来用”的思维模式。

生活在国外,可以看到,动物是如何被看重的。电视里几乎天天有蛇、蜥蜴、大象等的镜头,电视里的解说和动物学家的举动让人不可思议,他们和蛇亲吻和蜥蜴拥抱。

仿佛这些动物没有一点危险。

有个笑话:说美国的蚊子比中国的蚊子笨,原因是美国保护动物,人们见到蚊子只是赶走它,并不伤害它,中国的蚊子因为老是受人的伤害,所以非常狡猾。

昨天去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路上看到两条一米长的蜥蜴,它们横在人行道上,这个时候前不见来者,后不见援兵,我和何两个人只能等在那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被蜥蜴咬伤,那是活该,但是,如果我们主动进攻蜥蜴,可能要坐牢或者罚款。最后我们在那里等了20分钟,终于,蜥蜴有了新想法,它不晒太阳了,它下水去了。

10月25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没有压抑,就没有“反抗”

早上上班,看到《联合早报》上的新闻《湖畔同游、红豆寄思,南大相思情要传留》,照片是一个南洋理工大学女生抱着一只玻璃猪,里面注满了相思红豆。女孩的名字叫周云帆,她的父亲和母亲当年是南大校友,并且在南大校园“打铁”(恋爱)成功。

报道用大字打出南大校长徐冠林在南大毕业生协会理事会上的发言:“我希望南大校园不只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也是世界上最浪漫的校园。我发现现在的学生,吃了晚饭,很少结伴兜南大湖。是不是我们的校园少树,没有树阴,浪漫的气氛不够?我们是不是应该营造一个更适合学生‘打铁’的环境?”徐校长要求南大校友为学弟学妹们提供“打铁”的经验,让南大的相思情韵流传下去。

看到南大校长为校园气氛不够浪漫担忧,提倡种树,为学生营造恋爱环境,我心里竟然莫名地为徐校长感动起来。前些天我和同事在校园里散步,他问我南大和上大有什么区别,我说,这里的校园可以说是一流的美丽,但是,校园里少了恋人们双双漫步的风景。南大非常美,南大人常常骄傲地认为南大校园是世界上最美的,校内山峦起伏,大片的草坡连绵不绝,但是,几乎没有恋人的踪迹。没有恋人们相拥而行的风景校园就没有生气了。

为什么呢?

看到校长为南大人不谈恋爱而担忧,想到中国大学的校长,他们对男生和女生交往的恐惧,他们常常下令隔绝男生和女生,男生不能上女生的楼,女生也不能上男生的楼。中国校长们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实在很多,然而各种各样的失格事件反而更多,某大学还发生了“偷拍”学生性爱的事件。

这里呢?男生和女生是同一个楼住的,校方有意安排男生和女生搭配着住,甚至一间套间里会同时住男生和女生,可是呢?并没有听说什么男女事件发生。为什么呢?男女之间可以非常容易的交往,没有任何人阻碍你的时候,你反而希望慎重对待了。

我的结论是:宽松的环境有利于自律。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中国大学里,许多学生的恋爱是冲着逆反去的,他们把恋爱看成是一种反抗。

中国大学之所以恋爱风那么盛,不是因为中国大学生人品不好,也不是因为他们贪恋男女情欲,实在是中国大学搞男女隔绝的产物,越是隔绝男女关系的地方,人们在性上越是积极。国人那么热衷于黄色笑话、桃色新闻,就是这个原因。

比如,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性的东西,它赤裸裸地放在广场上,谁都可以顺手摘取,这个时候那些摘取的人都会仔细地思量一下自己的行为,他会想自己是真的需要吗?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监督他、禁止他,他要完全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性的东西关进笼子,派人守着,这个时候就会有那些乐于冒险的人,他们并不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而是觉得既然你派人守着,把它关着,那肯定是好东西了,他就会冒险来拿。

新加坡允许有合法的红灯区,但是我去参观的时候,看到红灯区实际并不红火,冷冷清清,看的人有一些,实际消受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没有禁忌,没有人需要用到这里来显示自己打破禁忌的能量。

11月1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马六甲的郑和像

马六甲,类似中国的南方小镇,有些旧。一切都微缩了的中国南方。到处可以看见中文标牌,只是它们都是繁体字的;有一条华街,全部是华人商店,在那里甚至可以吃到地道的中国小吃。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特殊、不容易被同化的民族,在南洋各国旅行,去了许多华街,看得越来越真切了,这个民族的特性,无论到了哪里,呆多久,都不会改变。马六甲的中国景观,看起来像是没有经过改造的中国,道教庙宇、佛教庙宇,关公、大伯公、妈祖、观音娘娘在这里并行不悖,他们一起管理着华人的精神世界;三宝山上矗立着华人坟茔,福州会馆,里面供奉着仙逝者的遗体;街上的花生糖还是当初那个花生糖;古董店里的瓷器、木器还是中华的款式,它们甚至比今天中国大陆的更传统、更地道。建于1646年的青云庙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中国庙宇,据说建庙的材料和工匠均来自中国南方,庙宇的装饰以中国神话人物雕刻为主。

华人来马六甲活动非常早,中国明朝宦官郑和于1405年至1433年7次下西洋,有证据显示,他至少5次到达马六甲。今天,马六甲还保留了不少和郑和有关的遗迹,三宝山、宝山亭、三宝井等都和郑和有关。“三宝”是郑和原名,三宝山是郑和当年率队驻扎的地方,三宝井据说是郑和当年开凿。也有人说,马六甲皈依伊斯兰教,和郑和的传教有关,郑和乃伊斯兰教徒。不过,华人爱好和平、不事征服的秉性,使郑和在马六甲并未实行真正的占领和殖民统治,尽管从军事和科技上看,他完全有能力那样做。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影响郑和在当地华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中华文化对马六甲的影响力。

今天在马六甲,郑和的像一共有三座。一座在马六甲苏丹皇宫博物院内,雕刻的是郑和谒见马六甲苏丹时的情景,人物取跪姿,身穿绘有龙图的袍服。此塑像展出后,引起当地华社争议,大多认为跪姿塑像可能不符合史实,2003年初,一中国官员前来访问,参观苏丹皇宫博物院时笑言“穿着龙袍可是要杀头的”。当时中国明朝国力强大,郑和代表明永乐帝授苏丹印信,苏丹接受印信并成为中国的属国,并派遣使者跟随郑和船队到中国来朝贡,此后更有中国公主来嫁,两国通婚的记录,因而跪像不能反映当时两方交往的实际情况。当然,明代后期以及后来接续的清廷自动放弃海权,以禁海取代开放,自绝于海洋,架空了我宗主国的地位,使我海外华人失去母国照料,地位降低也是事实。

第二座郑和像在宝山亭院内,高一米左右,较小。宝山亭里有三宝殿,据说是特别为郑和而建立的,不过宝山亭中供奉的乃是当地神大伯公,并非郑和,郑和为回教徒,回教反对偶像崇拜,自然不能接受香火。

自16世纪开始,马六甲先后成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57年,马来西亚从英国手中宣布独立。16世纪以后,西方崛起,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洋国家纷纷崛起,他们远征亚洲,逐渐把亚洲部分地区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也因此,马六甲还保留了大量的葡萄牙、荷兰以及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遗迹。马六甲港口的半山腰上,有荷兰人留下的红屋,郑和纪念馆就设在这里,馆内展出郑和画像、迷你石像、仿建船舰、陶瓷餐具、古书等文物,纪念馆入口处,矗立着一座郑和石像。

该石像乃马六甲中华工商总会前会长吴国基于1991年率团访问中国,参观南京郑和纪念馆后,在中国定造的。这是一尊高九公尺的郑和石像,本来希望能置放在三宝山,但翌年郑和石像雕好运抵马六甲后,却由于种种原因(有说郑和为穆斯林信徒,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不被允许安置在三宝山或宝山亭内,石像只能寄放在一家华人公司的空地上,一放就是十年,其间因为疏忽,连起运时用于路上保护石像的铁框架都没有启封。现在,郑和像放在郑和纪念馆前,也算是暂时有了一个居身之所。不过,有关人士还是认为,郑和像应该放置在三宝山,“坐镇三宝山,渴饮三宝井,俯瞰郑和将军路,才能衬托出他的伟大。”

不过应该承认,上世纪60、70年代的闭关锁国,对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华裔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直到今天,这些国家对我们还有一定疑虑,这种疑虑甚至渗透到了这些国家民族生活的内部,郑和像在马六甲的处置问题,无论是跪姿是否妥当的问题,还是立像到底应该安放在哪里的问题,都是这些深层疑虑的反映,它也折射出当今华族在马六甲生存环境的复杂性。

郑和,本姓马,原名马和,小字三宝,是回族华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通过海路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过圣,并因此获得伊斯兰教哈只身份。郑和非常倾慕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希望效仿他们的朝圣历程,成为一个哈只,这可能是郑和远航的一个内在动力。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后归国休整期间,还曾经回乡扫墓,在云南昆明度过整个斋月。第四次下西洋,他是带着西安清真寺掌教哈三一起出海的,哈三出海显然是为了配合他在西洋各国传布伊斯兰教,郑和还派穆斯林内官去麦加朝觐,并数度奏请在南京和西安重修或新建清真寺,也因此,郑和后来也获得了哈只身份,这些都说明郑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郑和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华族问题,还有宗教等背景,有些中国记者单单从大中华概念出发,简单地从华族尊严的立场,反对郑和跪像,呼吁郑和像安置于三宝山等等,可能是会让当地人困惑的,其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1月10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殖民者的战舰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古船复制渐渐被人们当作文化活动的有意义形式来加以重视。英国为纪念德雷克周游世界的航行壮举复制了金鹿号,为了纪念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率队在特拉法加战胜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英国还修复并永久保存了他的旗舰胜利号,美国为了纪念第一批殖民者来到美洲原样复制了五月花号,瑞典为纪念当年东印度公司海上丝绸之路复制当年的哥德堡号,丹麦近年则复制了一艘一千年前的海盗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比上述舰只更早、造船技术更有历史价值的郑和宝船却从未得到复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一支由200余艘舰船、2万多名官兵组成的舰队,开始了远航壮举,在帆船时代,能够承受如此规模的船队的国家,没有几个。可以说,明代中国海上力量可算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另外,按照史书记载,郑和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体量之庞大也是世界上少见的,当然,这个记载可能有夸大之处,当代船舶专家考证,郑和宝船实际大小可能在长44米,宽8米,载重量250吨,可坐250人左右。而一百年后,1519年,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率领一支由5艘帆船266人组成的探险队,从西班牙塞维利亚港起航,开始他名垂青史的环球航行时,其船队加起来的总吨位只有280吨。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从郑和时代昙花一现的海上霸主地位衰落下来。儒家文化区在一贯的对海洋不感兴趣,缺乏进取、冒险精神的阴霾中,出现了郑和这个回族伊斯兰教航海奇葩之后,迅速地又回到了它天圆地方、中央大国、固步自封的迷梦中沉睡了。此时的西方却从中世纪的禁锢中醒来了,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先是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是荷兰、英国,相继成为海上霸主。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是人类历史的跨越式大发展,它催生了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世界范围的政治革命。

从今天的马六甲,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明的影响力。郑和的确是最早到达这里的文明使者,但是,他却没有把文明的种子牢牢地栽种在这里——华夏文明不能理解郑和创下的航海奇迹,也不能承担他开创的成果,之后,华夏文明迅速地关起了面向海洋的大门,在海禁中生活了数百年,直到甲午战争。相反,当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到来之后,他们迅速地取代了这种影响。

在马六甲,中华古代建筑遗存较少,相反,葡萄牙、荷兰乃至英式建筑却留存很多。这里有号称“16世纪东方最伟大的城堡” 圣地亚哥城堡,虽然它已经是残垣断壁,但从其巨大的葡萄牙城门,我们依然可见它当初的宏伟规模,当时它可能是东南亚最大和最坚固的城堡,它的围墙是用钢渣浇筑的,能经受当时各种炮火的攻击。该城堡几易其主,1511年葡萄牙人最初修建了它,但是,随着葡萄牙海上力量的衰落,之后它落入了荷兰人手里,1807年这座城堡则在英国人的炮火中引来了英国人的占领。今天,当地人把它视作自己的骄傲,当作马六甲精神的象征。

如果说,葡萄牙城门是具有葡萄牙意义的历史遗存,那么荷兰红屋及荷兰教堂则代表了荷兰在马六甲的影响力。如今,荷兰红屋已经被马六甲人视为马六甲的标志。这座建筑以其红色外墙而得名,建于1650年,是东南亚最古老的荷兰式建筑物。马六甲中心广场荷兰广场上的荷兰教堂,代表着荷兰的建筑特色和艺术雄心。这座教堂是荷兰人为纪念他们占领马六甲100周年而建造的,长约25米,宽12米,高15米,每条天花板横梁都是由一棵完整的树干砌成,主大厅一共使用了17根这样的独木大梁。

另外,英国人统治时期也留下了大量建筑遗存。

这些如今都已经成了马六甲人的骄傲。相比较而言,中华建筑遗存则要少些。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建筑都以砖木为结构,不易长久留存,而西洋建筑多以石头为结构,能够超历史保存和使用的缘故。说西方文化是建筑在石头的基础上的,应该不为过,石头的雕像、石头的建筑、石头的教堂,这是西方城市的突出面貌;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让我们思考,中华文化是在这片土地未开化之初便来到这里的,它有先到优势,可是它为什么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压倒性文化力量?

西方人发现美洲便改变了美洲的历史进程,1620年五月花号在美洲的登陆,不仅仅是一百个人的登陆,还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登陆,它们在那里扎根,并在之后的岁月里完全主导了美洲的文明走向?这是偶然的吗?华夏文明,在什么地方有它的优势,又在什么地方充满劣势,它为什么不能压倒性地主导一个蛮荒之地的文明进程,不能引导一个地区走向现代?

如今,马六甲的荷兰红屋已经在岁月的风雨中失去了它当初的富丽,它只是断壁残垣,可是,当我在其中徜徉,我依然能感到荷兰人当初的勃勃雄心,它傲然地屹立在半山腰,俯视着这个马六甲城市和港口,它像一个王,这就是文化的气势啊。

直到如今,马六甲最辉煌的建筑依然是那些殖民者建造的教堂,其中许多即使摆在西方城市,如巴黎、伦敦等地,也毫不逊色。它让我看到,那些怀着宗教信念而来的人,他们的精神力量是何其强健。

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在美化殖民者,是不是呢?对这个问题,也许应该允许一点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类历史上,武力征服带来种族融合、文明交融、文化跨区域传播和发展的例子很多,马六甲人把葡萄牙战舰复原展出,保留葡萄牙人、荷兰人在马六甲活动的遗迹,应该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对人类历史包括殖民史有更宽容、更超越的理解。这一点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1月12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马六甲的三轮车

马六甲旅游,最有趣的是坐人力三轮车,早晨瑞文纳海湾宾馆门口就停着很多这样的车子,每辆车子都打扮得非常光鲜,边沿上挂着花串,前面还插着花束,车主的胸口也挂着花束,马来人之喜欢花,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三轮车最叫绝的是上面都有放音设备,放的多是马来音乐或者是来自西方的流行音乐。车夫们虽然穿得没有他们的车光鲜,但是,也是干净而体面的,见到游客过去,他们都热情地站起来招呼,但是,并不显得热情过分。这也是让我喜欢马来的原因之一。东南亚几个国家,这方面最好的是马来,印尼的生意人太过热情,往往让你害怕,他们让价的时候又没谱,刚刚开价500万盾的东西,一会儿他就会自动降价到100万盾,这种情况在马来是很少见的,马来市场上的东西,还价20%就到顶了,他们开价是有规则的,不会漫天要价,不会“杀生”。

马六甲华人很多,但是,做三轮车生意的却没有华人,都是马来人。不过,不用担心,他们大多会一些英语,而且他们都很有专业精神,完全不需要你格外关照,就可以为你服务得很好。为我服务的那个先生,非常专业,他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特地先介绍我去三宝山、青云亭等景点去,每一个景点,他都能介绍一番,很有导游的韵味,他介绍我吃饭的地方、步行参观的地方的确都是马六甲游览的软肋。喜欢旅游的人都知道,旅游城市大多有面皮、软肋之分,面皮是专门做给外地游客看的,真真假假浑然一处,光鲜可人,各种物事以外地人的价格标注;而软肋呢?就是当地人穿着睡衣出没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没有修饰。面皮犹如那个城市的客厅,而软肋犹如那个城市的厨房和卧室啊。

那天晚上,因为我要买电池,他拉着我跑了好几个街道,最后在他认识的一家小店,敲了好一会儿门,才买到。晚上7点多,各种店铺关门。当地人的生活是很休闲的,他们不愿意让生意影响生活,店铺们静静地立在那里,并不特别在意旅游者,没有人拉你,没有挑逗和邀约的眼神,有的只是不紧不慢、不张不弛的生活风景,它们似乎是无目的地存在于那里,不会因为你的到来或离去而改变,他们没有迎合你,也没有拒绝你。

马六甲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没有因为游客而改变,倒是那些来这里的游客会因为看了这里的人和建筑,而改变一些对生活的看法呢!这样的旅游地才是旅游爱好者的天堂。

马六甲的三轮车先生似乎也是如此,他陪你一天,在马六甲的大街小巷里走,他是很有耐心的,你说在哪里停,他就停了,你下车走走,闲闲的,没有目的,说不清的,只是突然的一个念头。有时候你就在一家酒吧里坐了,看里面的雕塑和绘画,竟然忘了时间,他也不催你,远远地在街头站着,直到你再次上车。如果你放心他,他就会给你安排一切,那个线路一定是非常经济、非常地道的,你吃饭的时候,他就悄悄地退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等你吃好了,他又出现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但是,要的报酬却委实不多,只有7元新币,这是他一天的报酬,你当然希望再给他一点小费,但是,他却拒绝了。

1月13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做法过了头

最近一个朋友携子来新加坡读书。他的儿子参加了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智力测试,成绩非常好,新加坡教育部允许他的孩子报考新加坡最好的11所中学。

这种做法,在中国恐怕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相信的是人在智力上平等,每个人都能做伟人、做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只要后天努力。通过一项智力测验,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可笑的。但是,新加坡的做法真的可笑吗?

新加坡承认人有不同的智商,因而有不同的潜能。他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留给那些智能高的学生;把一般的资源给一般的学生。反过来,也绝不要求所有的人在学习上都达到一个水准。比如,他们中学的外语教学,就和我们的不同,对于跟不上的学生,他们准备了一个“B”级课程,允许他们选修比较低级的内容。这和我们中国完全两样,我们中国不管你是什么资质,一律学难度一样的课程,还要你学好。

新加坡承认精英是要天分的,所以,他们不鼓励每个人都做社会精英。

在新加坡社会生活得久了,有个很明显的感觉,这里人人都心平气和,没有那么多怨气;相反在中国,似乎每个人都怨气冲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本来是可以做大人物的,但是,社会压抑了他,让他没做成。新加坡,他们每年只是选拔很小比例的学生精英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无论是进入政府机关,还是个人创业,都会获得政府的扶持。他们宁可全额资助那些精英出国留学,也全额资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到新加坡留学,但是,却没有提出普及大学教育的口号。新加坡有许多技术学校,智力不够的学生可以进这些学校,学习一门技术,将来做技工。

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的理想教育可能过了头。我曾经在上海一个小学听课,那堂课上,老师要学生们说出自己的理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想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没有一个想做工人和农民的。事实是,无论是我们的学校还是家长,我们都要求孩子无一例外地去设立那些高不可攀(能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到5%)的“理想”。

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做法过了头,让一个中等或者下等资质的学生去和高等资质的学生竞争。我们承认人在体力上有差别,却不愿意承认人在智力上也有差别,实际上是害了那些学生:他们付出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勤苦,得到的却是学习、工作跟不上的苦恼以及因为自己不成功而衍生的怨天怨地的愤恨。

他们永远也得不到乐天知命的乐趣。

我有一个朋友,他鼓励他的女儿,将来要到美国留学,做杨澜,仿佛只有做了杨澜才叫成功。但是,依我看,他的女儿只不过是中等资质,做到杨澜那样的成就,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是,恐怕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体力和心智代价。我很可怜他的女儿,在这样的父亲的教育下,她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心满意足的那一天了。她有一份高不可及的理想,对她来说难如登天,但是,她却偏偏要坚持这份理想,她将来会怎样呢?我但愿她早早放弃那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否则她会一生不幸。一个以杨澜为楷模的中等资质的人,能有多少机会体验人生的快乐呢?

2月2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新加坡社会为什么这么安定

新加坡不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这里某些方面的开放程度不及中国。但是,这里却很稳定,甚至连社会治安问题都没有。这里的人们几乎夜不闭户,好像没有失窃问题,这里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刑事案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邻居吵架还有电视台播音员性骚扰案,何以如此?新加坡社会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更大的治安问题了。

这里有非常廉洁和高效的政府。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和周边国家比较起来,有天壤之差。有一次我去马来亚旅游,那天出关恰好忘记带新加坡“工作证”,只带了中国护照,从新加坡出关,边检人员非常友好,他把我带到边检站的计算机房,从计算机里调出我的资料,然后,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好让我回来的时候有凭据,就这么简单,我便顺利出关了。但是,到马来亚一边,入关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尽管我的中国护照上有为期一年的多次出入马来亚签证(我得到这种签证是因为我有新加坡一年的工作证),但是,马来亚边检员还是刁难我,他看着我的护照,假装犹豫着,先是要我打的回去拿“新加坡工作证”,看我很为难(来回至少要两个小时,大巴怎么可能等我),又不解“风情”,最后他竟然直接问:“如果我放你入关,我有什么好处?”他用的是英语,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惊讶得目瞪口呆,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当时我急中生智,立即拿出20新币,卷在手中塞给他,对他说:“请你帮助我,我非常感激你。”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20新币,然后用3秒钟给我办完了入关手续。当时我感到非常羞辱,我的后面,1米远的地方排着十几个新加坡人,我相信他们看到了我的行贿行为,一个中国人,在入关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护照而行贿,尽管是被迫的,但是,依然是一件让人感到痛苦和耻辱的事情。

要知道,这种情况在新加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新加坡政府没有人敢这样刁难“人民”,这个政府的确非常廉洁和高效,我在新加坡,办理各种手续,几乎都是一次成功,从来没有受过刁难,他们的办事人员,看到我的材料没有带全,比我还急,好像是他们的过错一样。新加坡移民局对外办公的柜台很低,没有隔栅,你和办事员之间仅仅隔着一个很低的柜台,柜台边上都放着两个篓子,里面放着一些小的很好玩的布偶,如果你觉得这个办事员办事很好,可以在她的篮子里,放一只布偶,表示赞赏。新加坡政府机关的对外窗口,包括机场等,都为来办事的人准备了糖果,你可以吃一块糖果,一边等着事情办完。

我所在的大学的管理部门,其服务态度和质量,是我们在大陆的人难以想象的。我太太要办理来新加坡度假的签证,本来应该是由我自己办的,但是,当我求助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办事员没有任何的推诿,而是热情地帮我办理各种手续,一直到最后,我太太已经来新加坡了,她还不放心,发来一封信询问细节。这种管理,人民就是有怨气,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谅解吧。老实说,对新加坡公务员的敬业我是很佩服的,虽然对他们的拘谨、不变通我也有抱怨,但是,想到他们是为了把事情办得牢靠,也就谅解了。

其次,给民众以疏导和堵截。新加坡承认人是有弱点的,对这种弱点也给予认可。不唱高调,是新加坡政府的最大特点。比如,新加坡政府允许合法卖淫,新加坡政府承认卖淫和买春是人类的弱点,难以治愈,硬性禁止,不但禁止不了,反而会孳生地下色情,带来黑帮控制等种种弊端,新加坡政府在此采取的是指定地点,政府管理,合法经营。这种策略使卖淫在新加坡不可能一夜暴富,没有人能通过卖淫业成为富翁,也没有人可以通过经营卖淫业而获得社会地位——事实上老鸨们在新加坡社会地位非常低。因为是“守法”经营,他们通过这个行业也挣不到什么超额利润,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了。而且,合法的色情业,并没有影响新加坡社会风气,去那种地方的大多是外籍单身劳工,正经的新加坡人几乎没有去那里玩的。新加坡的红灯区很冷清,根本看不到灯红酒绿的景象。

堵截: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如果犯法,不仅倾家荡产,还要挨鞭刑,鞭刑很残酷,打一鞭皮开肉绽,让你休养好,再来挨第二鞭,如果你要挨四鞭,那你恐怕是要做好发疯的准备。新加坡法律严酷,单单从罚款来说,在地铁上喝水,吃东西,罚款5000新币。5000新币折合人民币是多少呢?24000元人民币。

法律体系完备。任何人,有小小的违法都有可能面临严酷的指控,一切都在法律的掌管之下。你和邻居骂架,你骂人的话都有可能让你受控,你不能威胁邻居,比如“我打死你”,你不能侮辱对方人格,比如“你是婊子”一类,这些都是犯法的;又比如,你在私人庭院里不能堆放垃圾,能积水的物品不能放在露天或者可能受雨的地方等等,这些都有规定,如果你违犯了,被政府执行部门发现,先开罚单警告,无效就会告你到法院,你会面临重判:坐牢、罚款甚至加鞭刑一起来。

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如何适当疏导人性的弱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向新加坡学习的。

2月12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新加坡ok运动

刚来新加坡的时候,看到厕所里有新加坡政府的海报,上面写着:保持厕所干燥、洁净,“新加坡OK”,心里很是纳闷,是不是新加坡小题大做了?

怎么能把厕所的卫生和国家联系起来呢?厕所的卫生真的可以和一个国家的OK与否对等联系吗?

后来才发现,新加坡每个厕所都有这条标语。新加坡政府做这件事是认真的,他们真的要让厕所干净起来——每个厕所都有免费的卫生纸、免费的洗手水、免费的洗手液、免费的干手器,新加坡政府相信,提升了厕所的质量,就能提升厕所的文明——他们相信在一个干净整洁、条件好的厕所里,如厕者不容易使用坏习惯,相反会表现出比较好的文明水准。

他们也下定决心,要让新加坡通过“厕所”OK起来。

果然,所到之处,无论是繁忙的地铁公厕,还是公园里偏僻得人迹罕至的厕所,到处都很干净——新加坡的厕所之干净在东南亚国家中可以评冠军。

由此,我想到政府施政。其实对于政府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小事,施政说小,可以小到厕所这样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小的地方,我们可以见出一个政府,它的信念、效率和水准。如果我们的行政机构,也能这样模仿一下,把一件件民众的小事情上升到“中国OK”的高度去办,我想我们的施政水平会大大地高上一截的。

2月15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神闲气定的鸟

在新加坡,一般公民可以过上非常好的生活,这是不假,据说针对亚洲白领有项调查显示,新加坡是亚洲白领最愿意居住的城市。新加坡70%的居民住在政府供给的平价组屋里,可以说“人人有其居”,李光耀的想法是:只有有恒产的人,才会有恒心。所以,他下定决心,让100%的新加坡人都有自己的房产。新加坡的确做到了。

但是,我这里倒是不想说新加坡的人过得怎么样。大体上,城市生活总是差不多的,要说新加坡的生活水平比上海高多少,也是很难具体讲出什么指标的。直觉告诉我的是:在经济水准上,新加坡的生活质量并不比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高,甚至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上海要比新加坡高;生活质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的差异和市民文明习惯的不同上。新加坡人大多不在家里做饭(新加坡政府不允许公民的厨房向外排烟,一般公民厨房的油烟机都是循环过滤型的,而不是排放式的。我初来新加坡,住在NTU提供的公寓里,看到厨房的油烟机没有排气管,好长时间没有想通,后来服务员定期来更换过滤器,才看懂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把公共环境看得多么重要。在我看来,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最美的城市,这里的空气质量没得说了,但是,新加坡政府最近还是公布了新的汽车排放标准,提高了柴油车的排放限制)。新加坡的生活质量主要表现在公共场所的卫生、整洁以及人们在公共场所行为的谦让、和睦上。

不过,我认为在新加坡,动物受到特别优待。新加坡保护动物不遗余力,野猫有收容所,如果接到市民关于野猫骚扰的投诉,政府应该解决问题,但是不能打杀野猫,只能把它收容起来,或者给它做绝育手术,使其不能繁殖并且“脾气”变好。新加坡还有专门的动物心理辅导组织,当他们发现哪里有动物受到虐待,就会立即出现,对那些受虐动物进行心理辅导。

新加坡到处是池塘、河流,池塘里的鱼极其肥美,更有大量的乌龟常常漂浮在水面上做睡觉的样子。这些鱼和龟受到新加坡政府的保护,曾经有个大学生,在家里偷偷养了几只星龟,被邻居告发之后,不仅被罚款,还坐了几天牢。如果你去新加坡,你就会发现,那里的鱼和乌龟们,极其悠闲,对人没有任何的恐惧情绪,你走过它的身边,它根本就不搭理你。

新加坡,有很多鸟,我曾经和几个朋友专门去布洛自然保护区看鸟,那里有数百种鸟类,夕阳中,那么多的鸟在树梢、湖滨、滩涂起降,可以说是绝美佳境。

事实上,不仅是在自然保护区里,就是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鸟,它们常常就栖息在走道的栏杆上,檐下的草地上,行人路过大多是放慢脚步,小心翼翼,生怕打搅了鸟儿的清梦。

开始的时候,我走路虎虎生风,哪管什么鸟不鸟的,常常是把那些鸟给打搅了;后来,我看出了门道,知道这些鸟之所以能神态安详、悠然地和人类生活在一处,完全是因为许许多多新加坡人爱动物、关心动物的结果,渐渐地我也被感化了。

几个月后,我就能做到不让鸟受惊,绕道走或者蹑手蹑脚地通过了。鸟在我一米外的地方,我走过,它不会飞走,甚至有一次大雨,一只鸟就在走道的栏杆上休息,而我又无道可绕的时候,竟然我也做到了从它身边一尺远的地方路过,而不打搅它了。

  3月16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30以后

我是世界上少有的那种对时间的流逝极其敏感的人,这不是自我夸耀,因为对时间敏感,可能是缺点:它让你不能安宁,让你总是焦虑。相聚还没有开始,你就预感到离别,开始为离别惆怅;青春没有演绎开放,你就为年老痛心;大家刚刚开始喝茶闲谈,你已经开始吝啬你的时间,想着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没有做了。

我不是一个和蔼的人,我不能看着时间流过我的身旁而无动于衷;我也不是一个阔绰的人,即使我有些钱,已经不是一个很穷的人了,但是,我依然不能享受闲暇,忙碌,不为别的,有的时候仅仅是想把那些时间抓在手里。

我甚至愿意用金钱买时间。1999年到上海后,我几乎没有乘过上海的公交车,一直是打的的,不是因为我有钱,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3公里的路程,在路上浪费两个小时。那些公交车们是如此的慢,仿佛对身边流逝的时间一无所知,它们的使命仿佛就是谋害一个人的生命。我碰到那些每天要花3个小时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人,我就会感到忧伤,人的一天有几个3小时?除了吃饭睡觉,我们一天真正能拿来工作的时间不足8个小时啊。3个小时,天哪,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却坐在车上一路晃过去了。那个时候,我想我一定要买辆车,我知道自己开车要比打的来得费钱,但是,即使是站在街边,花25分钟等的士,我也不愿意了。

作为一个1968年出生的人,我今年已经36岁了。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都死在73岁,父亲说,我们家的男人遗传寿命恐怕就是73岁吧。他是不是对呢?我想多半是对的。有什么理由渴望更长的寿命呢?内因我们走不出遗传,外因呢?我们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好,污染是更严重了,生活的压力也是更大了。我想我已经真切地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在这一半中,又有一半,我是在懵懂的童年,在接下来的一半人生里,我还将有一半要花在我垂暮的老年上……接近40岁,人生给我的一个精神性的提示是什么呢?死亡。这个概念,通过我祖父、祖母的过世,通过我哥哥的病重,来到我的面前,非常真切。长篇小说新作就要出版的时候,编辑姚梅问我,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想了很久,才告诉她,那是写时间的,时间流逝,而我们在时间的河流边等到的可能仅仅是那个虚无,它如同河里的“沙床”,上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让时间从其上毫无意义地流逝的一个形式。

因为新作我的谈话录《直来直去》的出版,去北京做宣传,遇见章乃器先生的公子章立凡先生,我让他给我看看面相,他对我说:你要41岁才能安定。听了他这个话,我立即服气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慢下来、静下来、停下来,听听、看看、想想,一切就都很好了,不一定要做什么,你没有力量改变世界。但是,没有,身体里的冲动依然故我,它让我不能安宁。似乎只有写作,不断地写作和说话,我才能获得平静,似乎只有和语言纠缠在一起,我才能被安慰。在北京的时候,和许戈辉对话,许戈辉说:也许你就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安定的人呢?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实在是非常伤感的。老实说,已经有三年多了吧,我在内心里惟一对自己说的话只有这样一句:安静下来。而渴望安静,我内心的波澜渐渐平息、我耳边的喧嚣渐渐停止、我手头的文字渐渐安宁、我眼前的世界渐渐止歇,风停了,太阳也已经出了,一切都很好了,为什么我还没有、还不能安静下来呢?回上海后,我反复地回想章立凡的话,也许是一个暗示:安静不是自我修炼的产物,安静是年龄的产物,只有真的到了41岁,年龄才能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安定下来吧。我不知道,章立凡说的安定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这是我渴望的,我也在心里默祷,希望他说的都能在我身上应验。

41岁以后,我想做什么呢?在新加坡住了接近一年,新加坡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富有不是金钱概念,而是灵魂和身体概念。你的灵魂是安宁的吗?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到底有多大的主宰力呢?遇到一个搞音乐的朋友,当我赞美他钢琴弹得好时,他却对我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他才45岁啊!怎么能退休呢?他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他的钢琴不是应该去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欣赏吗?他说:我不愿意让自己为了身外之物奔波劳碌,灵魂和身体都好像是在为别的事情忙碌,所以,我选择了退休,我要让它们真正地各得其所。是啊,身外的那些东西这个世界真的很重要吗?当我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慰,当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休息,我们在世界中只不过是徒劳无获的工具而已,它们仅仅是帮助我们占有世界的工具。我们得到的是因为我们在出卖自己,我们享乐的都是因为我们的压迫我们的灵魂和身体,让它们变成奴仆,我们赖以自豪的不过是我们被剥夺和奴役后得到的一份小小“赏赐”。

所以,真的很羡慕那个钢琴家,他早早退休,成了一个候鸟观察家。他背着相机满世界跑,只是为了看一眼那些飞来飞去的候鸟。那些飞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从这里到那里,他也一样,在地上自由地来去,从这里到那里,仅仅是为了天上的那个更自由的飞翔者。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抓一只飞鸟回家,也没有想过要为这些飞鸟撒种、耕耘,他什么都不为,仅仅是为了看,看过了也就看过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心不为形役、不为物役,甚至不为自己所役。

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一小片蓝色的天空,一块蛙鼓虫鸣的池塘,一丛淡淡的绿色的树林,而且这些我并不试图把它们搬回家,占为己有,这些东西大自然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我并不需要着意地去哪里找它们,也不需要着意地去和谁争,你争了也不可能得到更多,不争也不会更少。大自然对你非常公平,它在那里,只要你从世俗的功利中抬起头来,看看,那片绿色就属于你了;听听,那池蛙鸣也就是你的了;想想,看着天空发一小会儿呆,那天空就是你的了。

第一部分:在南洋伪单身

私有制诞生以来,不仅人和物之间表现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也表现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封建时代,微观层面,人和人之间的占有关系以父亲对子女的家庭占有关系为主导,以丈夫对妻子的婚姻占有关系为辅助;宏观层面,人人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要以为皇帝尽忠为第一人生要务。“五四”文化革命,文化新人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的解放口号,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人”从“占有”关系中解放出来。不过这个口号实在是难以实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占有关系就将继续下去。在当代,这种占有关系表现得比较人道,比如,婚姻生活中,丈夫和妻子之间不是单方面的丈夫占有妻子,而是妻子和丈夫的相互占有,从财产到人身都是如此,互相之间可以通过主张财产权占用对方的劳动,也可以通过主张性权利占用对方的身体。

从私有制看人类,通过婚姻关系实现的这种占有关系似乎很适合人类本性,也因此,文明史以来,人类把婚姻生活看成是生活的“常态”,而把非婚生活看作是生活的“变态”。我不知道“伪单身”这个命名的现实依据来自哪里,但是,是否这里包含了对“单身”的歧视?我们为什么没有命名“伪婚姻”呢?实际上,在我看来,处于“伪婚姻”有婚姻之名而无婚姻之实状态的人可能要比“伪单身”者多得多,他们的道德处境要比“伪单身”者的道德处境难堪得多。“伪婚姻”所带来的道德失败不仅仅牵涉婚姻双方,还涉及他们的子女、双方的父母等等:“伪婚姻”带来的家庭暴力、婚外恋、儿童虐待等问题更为严重。

何谓“伪单身”,有单身之名而无单身之实者?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既然你是“单身”了,就不应该有人和你同居,退一万步说,大家可以原谅变态地单身却需要人聊天、玩耍,但是,作为单身你还要求有性生活那就万万不能理解了,否则你就是作伪了。何以这单身者一有了性生活就成了“伪”的呢?而那些有婚姻却没有性生活的人,我们却并没有关心他们,并没有说他们是“伪婚姻”呢?我还没有想明白。

在我看来, “单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如“婚姻”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各人喜好,可以自由选择,结婚的人不应该歧视没有结婚的人,单身的人当然也不应该看不起结婚的人,这里并没有什么高/下、正常/非正常之分。而这两种生活方式,也没有真/伪之分,什么是“真单身”?什么是“伪单身”?单身还要弄出一个真伪来,有点干涉个人自由了吧。再说,婚姻而有性并非都合乎道德,岂不闻婚内强奸的事情也很多吗?单身而有性也并非全不符合道德。就如同单身者没有道德力量逼那些过着婚姻生活的人一定要做爱一样,结了婚的也不能用强力迫使单身者禁绝性爱;单身者没有说那些婚内没有性生活的人是伪婚,结了婚的人也没有必要说那些单身而有性爱的人是伪单身。

3月28日

the Secret of Paris

2004

第二部分:在巴黎巴黎的交通

前天说,“从机场进入巴黎的时候,一路看巴黎人开的那些车,大多是小型车,一半的车型是类似中国奥拓那种,除了的士,巴黎人很少用我开的桑塔纳那样的大型车;巴黎人恐怕也比较懒,他们的车子几乎没有很光鲜的,都是灰头土脸、素面朝天,恐怕几个月没有洗了;许多车子的前后保险杠上还有凹痕、擦痕。”后来在巴黎的大街上走了几趟,渐渐地就看明白了,巴黎的私家车实在是太多了,放眼所见,到处停着车,街道的两边都变成了停车场,车子们就一辆接着一辆首尾相接,停在路边停车场上,许多车上灰尘已经很重了,可能已经停在那里个把月了吧。Q说那是车主出去度假了。

巴黎对于人来说不算拥挤,街上看不到上海那种摩肩接踵的人流,有时走过几条街才能看见几个行人;但是,巴黎对于车来说却是拥挤极了,所过之处没有不停着车的。那些车停在露天,在街道的两旁或者旮旯里,像是弃儿,他们拥挤得不成样子了,许多街边停的车子,它们头首相连,中间几乎没有空隙。一次,我仔细地看那些车的停法,怎么也想不明白,要是车主想把他们的车从这种停车阵里开出来,前后的空隙怎么够得上打方向盘?用我的经验,只能是先把前面的车子顶开一点,后面的车子也顶开一点,拼了自己的车和别人的车的保险杠(不是擦伤就是碰瘪),杀出一条血路了。由此,在巴黎用车,当然是用不得好车的,时刻都得和别人玩碰碰车游戏啊。

巴黎的地铁非常发达,而且和路面公交车车票是通用的。在巴黎乘地铁才知道,巴黎的确是一个款待穷人的地方,穷人可以买到打折票,而且似乎通过地铁上下班的人,还可以得到各种其他优惠,巴黎的麦当劳还对持有地铁年票的人实行优惠。为什么呢?地铁年票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巴黎的地铁相对于巴黎人来说,实在是便宜的,一个欧,可以在地铁里转来转去,一直转到你想要到的任何地方。比起上海的地铁来,相对值来说,是极其便宜了。而且,巴黎的地铁没有上海的那种拥挤,我几次都是在上下班高峰期间乘车,都没有见到那种上海地铁的人流,很少的人没有座位站着,大多数人是坐着的。乘车的人也比较文明,如果车上的人多,靠近门口的那一排乘客就会自动站起来,和那些新进来的人陪站。靠近门口的椅子是弹簧伸缩的,人站起来,椅子就自动收起来了。

巴黎的公交车线路少,车次也少,15分钟甚至更久来一辆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也同样不太拥挤。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们国内的那些所谓交通专家们说的话,他们说,什么什么大城市是靠公共交通解决问题的,等等,我看那些专家们的话不可信,巴黎的地铁的确发达,是网状的,遍及巴黎地下的每个角落,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巴黎人出行主要依靠的是私家车,而不是地铁和公交车。地铁这里有十几条线路,上海要建成巴黎这样的地铁网恐怕要20年,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地铁网也还是不方便,大多情况下,入地铁站出地铁站,两头各需要步行十几二十分钟,加起来就是半个小时步行,如果在地铁里换乘一辆车,要按照地铁线路绕一点路,那么你至少得在地下呆半个小时吧,这样一来,单程地铁用时大多要一个小时。这恐怕是大多数巴黎人为什么在有这么发达和便宜的地铁交通的城市还要买私家车的缘故了吧。

上海我想也是不例外的,总有一天,上海人会发现,即使他们拥有了15条地铁线,他们还是渴望买自己的车。上海现在的问题是要有发展的眼光:人们渐渐地会富裕起来,对交通的要求也会提高,上海有一天也会发展到即使公交系统极其发达,但是,私人小汽车的拥有还是会急剧上升,上升到巴黎这个程度。不能认为一个城市可以单纯通过发展公交系统而解决交通问题,公交和“私交”必须同步考虑,现在的上海要同时考虑加快城市道路建设步伐,为未来的私家车流预留一片行驶和停泊的空间。

第二部分:在巴黎巴黎的地铁音乐

巴黎的地铁非常发达。我在巴黎的日子,基本上是一个人出门,怀揣一张地铁图,不会法语,也可以走遍巴黎——我不会法语,有的时候非常懊丧,但是,法语和英语相通,用英语解读法语,就像用汉语解读日文,大致也能把意思弄明白。更重要的是法国人会英语的很多,我的感觉是地铁站、公交车站的司机们,公园里的保安,街上漫步的老太太等,都会英语,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都市,一个不会法语的国际人完全可以凭借英语在这里生活。老实说,我不会法语,一句法语都不会,但是,我碰到的法国人,几乎都能用英语为我指路,去法国前,在新加坡,就听说法国人傲慢,不喜欢说英语,我倒是没有碰到。

总的来说,巴黎的地铁没有上海的新,也没有上海的干净。在巴黎的地铁里走路,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在一个醉鬼的身上;在巴黎的地铁里,你不仅仅会碰到涨潮似的人流,还会碰到便溺,当然便溺的味道就更是不在话下了,许多车站就沉浸在隔夜便溺的馊味之中——为什么巴黎的地铁会这样呢?其实,不仅仅巴黎的地铁里是这样,巴黎的大街上也是这样。在巴黎的街上漫步,你常常会碰到一坨宠物的排泄物。巴黎养狗的人很多,遛狗的人也就多,遛狗而不帮助宠物打扫便溺的人也多,可能有许多巴黎人,实际上是把大街当作宠物便所来用的吧,或者巴黎的宠物有在大街上随地便溺的爱好?

后来,到了英国,发现,英国的地铁要干净很多。由此得出结论:伦敦的城市管理水平比巴黎高,伦敦的居民素质要比巴黎好,伦敦的宠物们也比巴黎的素质好。总的说来,我的感觉是,巴黎真正有教养的人都在开车上下班,所以,巴黎街上的车比伦敦的多。巴黎地铁里的人素质比较低,他们可能觉得坐地铁有随地大小便之利——也因此,巴黎的地铁才会比伦敦的脏。伦敦街上的汽车比巴黎少,伦敦坐地铁的人就比巴黎的多,但是,伦敦人不喜欢在地铁里便溺,伦敦的宠物也不随地大小便。在伦敦到处可以看到宠物便溺箱,箱子上写着“宠物便溺ONLY”,很有意思,市政当局为宠物想得周到,宠物的爸爸妈妈们也愿意接受市政当局的安排,发现宠物排泄,一定会收拾一下,把宠物的排泄物收拾到“only”箱子里去。为什么收集宠物排泄物的箱子上要注明“only”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对于伦敦人的思维,我到现在还没有猜透——可能是“此箱专门为宠物准备,人类请勿使用!”的意思吧,它的言下之意可能是“人类不能在大街上大小便”!

巴黎的地铁四通八达。我有一个特殊的游玩方式:坐公交或者地铁,一站一站地下,一直到底站。我去新加坡的第二天,办落地签证的时候,有三个小时的空闲(新加坡政府的效率非常高,签证什么的一天内就可以解决),就一站一站地沿着新加坡东西线乘,一直从第一站“文礼”坐到最后一站“东海岸公园”。新加坡地铁每一站的风景都有不同,其站台设计也有变化,所以有可观性,特别是新加坡地铁交汇站台的设计,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从文礼始发,向东三站,东西线和南北线在这里交汇,交汇处,东西线和南北线是并行的,换乘的旅客,只要走5、6步远,就可以从一条线换到另一条线上。不过这还不是新加坡地铁最绝妙的地方,真正绝妙的是管理水平,任何时候,你从东西线下车——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必然在5、6步远的南北线上有一部(始发)地铁(这里是南北线的始发站)正停在那里等你,这种换乘的便利没有体验过的人真是难以言说的,你甚至可以穿过中间的南北线车厢,到另一边的东西线上乘回头车。这种管理水平,让我叹服。在巴黎我也如是炮制,发现巴黎的地铁本身是乏善可陈的。

但是,巴黎的地铁里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乐队在演奏或者歌唱。而且他们的水平都很高(至少要比伦敦地铁里的歌手和乐手们高很多)。一次在伦敦一座地铁站,看到一位中年胖女士在那里摇摇摆摆地唱卡拉OK,音调似乎是我熟悉的,又似乎是我不熟悉的,总之是似是而非的。等我坐着自动扶梯,离开她很远了,才听出了,她唱的是走了调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插曲“随风而逝”。一次,路过千年桥,这座耗资两千多万英镑(初建耗资1820万英镑,接着又耗资500万英镑对之进行了修理加固)的步行桥,是专门为迎接新世纪建造的,桥上有个年轻人在弹电吉他,他演奏的是吉他名曲“爱的浪漫史”,不过,老实说,他的演奏水平,可能连我都不如,节奏不准确,有些地方指法简化了。

巴黎地铁里的音乐家们整体水平不错,几乎是专业水平。一次去左岸大学区拜访一个朋友,在Republique换乘站换车,一下地铁就听到非常悦耳的歌声,转过拐角,看到的是一个五人演唱组正在表演。我猜他们可能来自墨西哥吧,他们有着黑黝黝的皮肤,浑厚纯净的歌喉,除了一把吉他,其他似乎都是南美民间乐器。他们对乐调的处理和现场发挥,非常专业,但是又很质朴,透着未被规驯的野性。每一曲终了,他们都能获得巨大的掌声。感染力让人震惊甚至难忘,我在那里听了半个多小时,差一点忘记了时间,误了和朋友的约会。那次以后,我就很注意那些地铁演奏者了,不再把他们当作乞讨者,他们即使是卖艺求活,也还是高贵的,并不辱没音乐的神圣。

和一个朋友谈到这种地铁音乐,朋友说,巴黎的地铁乐演奏者,大多是有证件的,经过地铁公司的考核,他们是巴黎地铁公司提供给乘客的服务的一部分。我想,这位朋友的说法可能是夸张了,地铁公司怎么会真的允许流浪艺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搞艺术王国?大概是出于无奈不来驱赶他们罢了,不过如果地铁公司真的给这些人发准演证,也是不过分的,这些人的确很有水平。再说,巴黎地铁公司把地铁管理得这么破旧肮脏,也没什么理由来驱赶他们:他们的音乐是那么充满活力(我总是对来自民间的活力保持着敬意),他们的歌喉是那么纯净,他们倒是让地铁增光了不少!

当然,巴黎的地铁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观赏的地方了。有些车站还是有意思的,比如卢浮宫站,那个著名的玻璃金字塔,就在这里,傍晚的时候,金字塔里面的灯光照出来,透过那些玻璃,装点了卢浮宫广场上的夜空,的确是非常美的,圣日耳曼地铁站在大学区地下,站台的墙上,用幻灯机打着名著的片段,这种新颖的设计,让人感叹法国人的创造力和对新奇事物的接受能力。

第二部分:在巴黎围墙与大学精神

巴黎的交通让人不敢恭维。巨大的移动车流和静止车阵永远是街上不变的景观。香榭丽舍大街,名字很好听,街道也的确宽大,甚至可以用壮观和辉煌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但是,那是在不考虑这条街被车流塞满时才有的感觉。我几次路过这条街,看到的仅仅是汽车——我看不到街道。远近的树、房舍,尽头的凯旋门、方尖碑都是这些汽车的背景,耳朵里充满了汽车的喘息声、抱怨声,汽车们在这里摩肩接踵,拥挤得透不过气来,难免焦躁。巴黎的交通何以如此?据笔者观察,巴黎的大院太多,大院多,社会车辆就被挤到有限的大街上来了。这种情况和中国差不多,笔者到过巴黎索邦大学,又到法兰西学院参观过,这些机构都躲在深深的大院里,索邦大学靠近圣米希尔大街的一个小广场是开放的,但是,其它的内广场却是躲在高墙后面的。

相比较而言,新加坡的交通是最好的,尽管也听到开车族的抱怨,但是,我在新加坡坐车,从来没有被堵过,这要归功于政府的管理。新加坡政府可能是世界上管理水平最高的政府吧,它把新加坡社会管理得像一个组织严密的公司,每一个新加坡公民都是这个公司的职员——也的确新加坡公民都从政府支持的投资行为中获利,他们的公积金是由政府帮助打理,每年都能得到红利回报。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交通要归功于新加坡社会的一个特征:没有院墙——这样,社会车辆的实际使用道路面积就几何级数地放大了。新加坡的居民区、大学区等大型社区,都是开放式的,我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就完全向社会开放,你只能大致知道这里是大学区,那里在大学区外,但是,它没有校门,也没有院墙,社会车辆可以自由地在大学区内通行——甚至野生的猴子、候鸟也可以在这里自由往返。这一点和英国非常接近。伦敦大学校区非常大,但是,它同样没有围墙,各种车辆可以在这里自由通行,伦敦大学的每一幢楼都是直接面对伦敦的,它没有躲在围墙的后面,世界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也是如此。我是傍晚的时候去那里听讲座的,我向一个路人问路,问他伦敦经济学院在哪里?那个路人告诉我,我已经走在伦敦经济学院里面了——他让我彻底明白了过来,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你是永远也找不到英国大学的大门的,英国的大学没有大门。后来我去朴茨茅斯看到朴茨茅斯大学也是如此。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我在那里访学的剑桥大学了。

康河,它是剑桥大学的,但也是剑桥镇的;剑桥大学的每一栋建筑、每一座桥梁都向社会开放。英国人并没有把剑桥围在一个大院里,而是让它和剑桥镇和整个英国社会完全融合在一起——你开着车在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之间转悠,不会有一个拿着警棍的门卫来查你的证件,也不会有人因为你不是剑桥大学的注册人员而驱赶你。难以想象,如果剑桥大学被一个巨大的围墙包裹在里面,我们是否还能看到今天的剑桥,今天的剑桥又是否会成为全世界学子、游客朝圣的地方?如果剑桥大学把自己隔绝在围墙里,它就不可能对剑桥镇乃至整个英国社会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反之,剑桥镇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剑桥的依托,全身心地拥抱剑桥大学。

反观中国的大学,他们总是把自己关在高大的院墙里,通过一道道大门,把自己和社区的百姓们隔绝开来,上海一所大学,甚至发生了附近居民请愿活动:这所大学迁建之初,通过征地得到了附近居民的土地,可以说,它是在附近居民奉献出来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建好之后,它却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围了起来,用冷冷的面孔拒绝居民进入,附近居民早晨晨练或者傍晚散步,都不能入内,更不用说把汽车开进校区了。在中国,我自己的家就住在一所大学的对面,春秋季节的傍晚,我常常会和家人散步,但是,我总是会回避那所大学,原因很简单,我受不了那个大学的保安员的盘问和拒绝:我说,我是这所大学的教师,我希望进去散步,他会问,那么你的太太和孩子是吗?我说不是,他就会说,那么不行,我们这里不是公园。

剑桥,一所世界驰名的大学,它是谦逊和好客的,它对社区居民免费开放,也对所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免费开放——它并没有认为那些伟大的建筑,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声,那美魅超绝的康河,那些树木和草坪是它的私人财产,它认为那是剑桥镇的、英国的,也是世界的。

剑桥大学几乎每个学院门口都张贴着欢迎参观的牌子,没有一所学院对参观者强行收费,当然他们大多也欢迎游客的主动投币,毕竟这些古老的建筑需要高昂的维护和保养费用,但是,那些投币,是被视为游客的慷慨和捐赠的,大多不是游客的义务。

如果剑桥大学把整个校区用围墙包裹起来,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剑桥镇的居民将失去他们的剑桥大学。各地的游客自然可以付费参观,但是,这样的参观和剑桥大学的精神操守,和剑桥镇居民的骄傲将毫无联系,人们只是来看一些孤立老建筑,这些老建筑中栖居着的大学教育的精魂,那活的学术灵魂、大学精神就不会存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如果剑桥大学用围墙把自己包裹起来,剑桥镇的居民将可能失去他们50%道路面积,我们可以想象,剑桥镇的所有车辆都不能自由地通过校区,而必须绕道行驶,这个时候,剑桥镇的交通将是何等拥挤。

我在想中国的交通问题,如果中国城市的大机构、大单位都拆掉院墙,把单位内部的道路面积贡献给社会,那么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呢?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剑桥居民,剑桥又怎么会成为一个热情的时刻准备容纳各地学子的圣地?大学各学院本身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我在剑桥访学,特别想住到三一学院里去,却不能如愿,最后在一位教授的帮助下,我才幸运地住进了Clare学院,在这里我有幸认识了一些学欧美历史和教育的同道。剑桥大学的教学体制和中国大学不一样,中国大学主要遵循的是美式体制,学校下辖学院,学院下辖系所,但是,剑桥大学是学校管理教学、考试、学位授予等,剑桥的学院不是介乎大学和系所之间的一层行政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大学教学实行导师制,教育方法强调自学为主;学院则负责学生的住宿、膳食、文娱活动及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学生在“大学”里听课、做实验等等,回到学院则参加同学间讨论、接受学院里辅导教师的辅导。大学里的课可以不去听,但是学院里的每周辅导、讨论却是不能不参加的。所以,我去剑桥前,我的朋友柯思仁提醒我一定要住进学院里,剑桥大学好就好在学院里的学习气氛。这种体制和中国的大学体制很不一样,中国的大学体制是大学集权,招生、毕业、考试、学位颁发等等都在校级层面统一管理,学院只是落实大学校级层面下达的各种任务,是大学下属的教育教学单位,剑桥的学院,是独立的日常生活、学习讨论、社交娱乐单位。这对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自学非常有好处。

由此,我也想到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他们和大众的关系,就如同中国的大学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他们在高高的围墙后面……

第二部分:在巴黎和左翼学者共进晚餐

左翼学者J来接我吃饭,我在楼下等了足足半个小时他才出现。这倒不要紧,老实说,巴黎的地面交通常常拥堵,如果你自己开车赴约迟到,恐怕大家都可以原谅,我也原谅他。当然,如果你乘地铁赴约还迟到,那就没话可说了,乘地铁的人是没有迟到的权利的,比如你是上班,比如你是上学。因为在街上站着等了半个小时,我又没有手机,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问题耽搁了,抑或是出了什么事情不能来了,所以还是非常焦急。我倒宁可这位左翼学者和劳工大众站在一个阵线,乘地铁来了。

在剑桥的时候,曾经有位朋友在餐馆打来电话,他在餐馆边吃饭边等人,结果约会的人没有来,他自己带的钱又不够,要我去为他付款,把他从饭馆赎回来。想到这里,我就庆幸自己没有在饭馆等他。

等J最终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迟到了:他开的是宝马车。要知道在法国的街道上,宝马车几乎是凤毛麟角,巴黎人开的车都很烂,都是那种灰头土脸、前额后屁股还有擦伤的小排量车,两座车居多,开着这样的宝马车在街上走路,当然要小心一些,谨慎一些。宝马是车里的资产阶级,不能在街上和无产阶级小排量车碰擦。

我按照国际惯例称他教授,J却说,不要称他教授,称呼他“知识工人”就可以了。为什么呢?难道教授不是独立思想的代名词吗?他说,教授在法国已经成了资产阶级中最落后的分子。我说那就称你思想家吧。他说,我只是“知识工人”,受雇于第四大学和学生,传授的只是知识。至于思想,第四大学是害怕的而且也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第四大学只培养有知识而无思想的中产阶级后备军,他们只要知识不要思想,我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受雇的工人。

我们去法兰西学院附近一家老餐馆就餐。J告诉我,这是一家家庭餐馆,员工就是老板,老板就是员工,没有剥削和被剥削。餐馆在一条弄堂口,看得出来离圣贤祠不远,出来的时候可以透过几条街道,看到圣贤祠的顶。餐馆门帘很小,向里走要下几级台阶,进门有个小小的门庭,看起来,这里不像是餐馆,倒像是一户普通居民家。里面是几间不大的餐室,有一个长廊,每间餐室大概只有普通家庭的起居室那么大,只能容纳一到两桌客人,特别的是这里的餐桌都铺着绣花的台布,而且餐椅是一些布艺沙发,墙上的画是有上百年历史的真迹,我这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家非常高档的餐馆。侍应生是一位老先生,据说,他就是老板,从他手里接过菜谱,果然,这里的菜贵得惊人。看得出来,我的这位知识工人朋友是经常来这里的,他和老板很熟。

席间我们谈起一些社会问题,J说,20世纪后半叶的无产阶级中产化运动已经严重损伤了巴黎工人的阶级意志,他们的阶级意识已经严重蜕化和腐蚀,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却一直处于上升之中,它不仅构成了资产阶级赖以自我认同的精神基础,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倾向,这种阶级意识的不平衡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越来越藐视无产阶级,他们已经从文化上消灭了无产阶级,进而也消灭了自己可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自我扬弃、发展的可能性。

J的谈话让我感觉,法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末世,这个社会就要崩溃了。他的那套僵硬的概念,那套本本主义的分析,听来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当然,他的分析也不是全无道理。当今世界,无产阶级不仅仅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受到压迫,更主要的是他们受到金融资本的利诱和盘剥,银行通过塞贷款给那些青年的无产者,让他们成为不动产的负债主人,也把虚假的“中产阶级”身份标签和身份意识强加给了那些年轻无产者,从此那些年轻的无产者便带着“中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被纳入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成为其中心甘情愿的被盘剥者,他们许多人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还贷,一生都处于“负债中产阶级”状态之中,却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代政治景象。也因此,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是被去掉了阶级意识,他们的阶级身份丝毫也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后半叶并不存在一个像他所说的“去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中产化)过程, 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从文化上被消灭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种消灭又是极其复杂的,实际上,当代西方世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社会竟然出现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看起来是不合常情,而实际却非常合理。中产阶级意识的核心是反主流、反传统,资产阶级金融体系把中产阶级身份感强加给人们之后,也把这种中产阶级意识带给了人们,使他们反过来追求一种貌合神离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从而助长了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但是,它并不显示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自我造就和勃兴,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带来的,相反它内里展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级意识:他们实际是以“真假难辨中产阶级的身份”美化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甚至在生活中仿照这种方式,重建无产阶级风格——这丝毫也阻止不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消灭。

当然,对此人们并不是全无抵抗的,从中游离出来的文化工作者,成了这种状况的反对英雄。比如,J。他们也的确构造了一种“反西方”的西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不仅仅强调无产者比有产者优秀,而且还强调女性比男性优秀、有色人种比白色人种优秀、边缘比主流优秀、东方比西方优秀等等。如果你生活在西方,你甚至会觉得这些的确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中的主角,有影响力的和主导性的主人公,经常出现女人、黑人,甚至东方人。有数部大片的“美国总统”角色是由黑人扮演的!(在好莱坞电影中,让黑人扮演总统、警长等决策者角色,让白人扮演助手、坏蛋、失败者等角色。)张艺谋是非常熟悉西方意识形态的,《十面埋伏》的故事情节,据说是两个男的追求一个女的,最后那个女的为了拯救情人献身——张艺谋非常清楚,在西方世界人们已经不再想看英雄救美女的传统故事了,相反,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女人拯救男人,甚至拯救世界,女人高于男人。不过,我们要看到这种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属性,电影中的黑人总统可能正是为了掩盖现实中没有黑人能够任总统的事实,电影中女性主宰者身份可能正是现实中女性被主宰身份的反面象征。

第二部分:在巴黎二战纪念碑

在法国和英国,看到很多一战、二战纪念碑,有许多,许许多多,有的时候,甚至是在一个小镇的街拐角,在一条小路的尽头,你在不经意之间,就会看到一座、两座。欧洲,这片在一战、二战中严重受伤的土地,它不仅把战争记在了脑海里,也把战争塑在了大地上。

欧洲的战争纪念碑,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它们的目的多不在于歌颂这些英雄的丰功伟绩,而是在感叹那些年轻生命的消逝,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战争摧毁而悲痛。这些纪念碑,是矗立在大地上的一个个母亲为死去的儿女的叹息,而大多不是对那些牺牲者的颂歌——它们一点都没有鼓励人去做战争牺牲者或者战争英雄的意思,相反它们是在为死者哀恸和惋惜,它们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战争,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永恒的生命损伤,通过战争来解决纷争,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悲剧。看看那些碑文,你就会深深地感悟到,为牺牲者所唱的赞歌并不能告慰亡灵,也不能抚平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孩子们那伤悲的心!逝去的人最想要的是回家!母亲、妻子、孩子最想看到的是远行的亲人的归来,而不是对死亡者的赞美。

当然,我们将永远地记住那些为正义而献身的人,也将永远地憎恶那些因邪恶目的发动战争的人,虽然现阶段的人类有时还不得不被迫遵循战争的法则,但是这并不构成以暴力对待暴力、以绞杀对待绞杀的战争逻辑的歌颂。

在伦敦一座普通的街心花园,我看到一棵广岛死难者纪念树——心里不禁感动。战争的胜利者,为失败者的死难感到哀恸,他们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敌人”,这是他们的大道德了。这样的人民有福了,上帝将保佑他们,赐给他们永恒的和平。因为他们的悲悯已经越过了战争“胜负二分”的逻辑,“正义和邪恶二分”的逻辑;他们知道,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所有的“人”都是战争中的失败者,所有的死难都是值得同情的宝贵生命价值的消失。在普茨茅斯海军纪念馆参观的时候,馆里展示了一位英国将军说的话:在战争中谁也不能成为胜利者。不记得那位将军的名字了,但是,他的话的确是深刻的,一位军人,能这样看问题,实在是难得。

在剑桥,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穿着军装,整装出发的雕像。那是一个早晨,被咕咕的鸽音唤醒了——有时候非常羡慕剑桥的鸽子,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它们都是闲庭信步的样子。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身影:也许它们才是剑桥真正的主人吧。信步走上剑桥的街道,街上还没有人,晨曦的光已经照在远近的屋顶上了,但是,那光还是冷着的。昨晚放了半个小时的焰火,地上竟然一点没有焰火的纸屑,惊叹英国人的效率。Hill路。蓦然间,便看到了他,他在晨曦里,正大步向着镇外走去,但是,很显然地,他在回首望着什么,他是一个剑桥大学的学子,也是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兵,他要代表剑桥人走上战场,从此他就要和这里的书斋生活告别,从此他就要和这里的和煦的晨曦告别,晨曦中他在频频地回首,他对剑桥的留恋是那么深切啊,和他大踏步走向战场的绝决是一样的,他对和平生活、书斋生活的眷恋啊,和他远离家乡去异国参战的决心是一样的。

我在想象,如果是在东方,我们会有一座这样的雕塑吗?会有一座着力展示出征学子对和平生活的留恋的战争纪念碑吗?我们的大地上矗立着无数的丰碑,但是,这些丰碑展示的只是渴望战斗、渴望杀敌的铁血战士,是一去不回头的勇气。对和平的向往和留恋,并不是怯懦,剑桥人并不怯懦,按照Jonathanholmes的统计,单是剑桥大学女王学院在二战中就失去了116名青年学子,在Jonathan holmes收集的名单中还包括一名叫Pe Tsun Yen (1934)的中国青年。但是,剑桥人带着和平的渴望去战斗,剑桥人也认同这种价值观——他们让他们的战士在出征的征途上频频回首,回望剑桥。

在怀特岛(英国南部、毗邻普茨茅斯)的沙滩边,有一座二战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碑文没有说谁是永垂不朽的,谁是永远伟大的,它单单只是刻着“为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归来的”。多好的话啊,那座纪念碑,刻着那样的字,它耸立在海边,就像一位母亲,在等待着出征的儿女从战场上归来,她在海边久久伫立,不愿意相信她的子女再也不能回来了,那“为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归来的”字迹就像它的心脏,一直跳动在大海边。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为这样的母亲而落下同情的泪水,每一个有血肉的人都会为这样的“等待”而永远地憎恶战争,永远地祝祷世界和平。

在欧洲,看多了战争纪念碑,觉得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它们多在悲悼那些无名的生命而不是在赞美那些战争中的英雄——它们是反战的战争纪念碑。巴黎的凯旋门上自然镌刻着将军们的名字,但是,地上卧躺着的,那个永远有灯火在祭奠,永远有鲜花在痛悼的却是一位无名战士;伦敦格林公园里的加拿大战争纪念碑,它雕刻的是一些飘零的枫叶,那些被水流冲走的枫叶象征了在战争中死去的无名生命;海德公园附近一座战争纪念碑,雕刻了一座躺在地上的无名尸体,让人看到的是战争的残酷,它告诉我们战争不是建功立业的地方,而是血腥的死亡之地。让我们学会宽容吧,只有宽容,宽容到“爱你们的仇敌”的宽容,才能化解仇恨的坚冰,让仇人握手,让憎恨无处藏身。

第二部分:在巴黎欧洲博物馆里的“异国珍品”(1)

参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伦敦TATE艺术馆等,我同时也看到,英国和法国社会对异国、异质艺术的珍视和渴望。卢浮宫的藏品中,有大量是来自他国的,大英博物馆中的藏品同样如此;伦敦TATE艺术馆中的藏品,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但是,从展出的来看,它们中超过一半是来自对岸的欧洲大陆,而不仅仅是英国艺术家作品。我在这里不谈他们是怎样得到那些异国艺术品的,有购买,其中当然也有掠夺,这是应当另文谈论的问题。我这里想谈的是一个国家对异质性文化精神的接纳,对本国以外、人类历史的知识兴趣。相比较而言,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一个艺术馆有这样的胸襟——把他国的异质性艺术品当作馆藏珍品加以收藏和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馆(有外国时钟馆,但那是特例)、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广西省博物馆等等,都没有专门的外国艺术展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历史性地——忽视了他国、异质艺术品的收藏。没有收藏,同样也就不会有借鉴。我们对他国艺术品没有收藏的兴趣,又哪里来借鉴、学习、融合的兴趣呢?我们可以说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藏品部分来路不正,但是,同样是掠夺,有些国家想到了要别国的文化和艺术,而有些国家只是想到掠夺金银财宝,相比较而言后者就等而下之了许多。

反观大英博物馆中的许多东方大型藏品,在那个时代,要运输那样的物件,跨越千山万水,所要付出的物质和人力代价可想而知,没有对艺术、知识、思想,没有对人类人文历史的热诚,有谁能忍受那样的艰辛,运输那些巨大的石块(大量碑刻、雕塑)和尸首(大量的木乃伊)呢?这些虽然说有经济价值,但是毕竟不是金钱本身。事实上,大量的落后地区的艺术珍品正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和博物馆的收藏兴趣而得到了完好的保存,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地了解一下近年来柬埔寨、越南、缅甸、尼泊尔、阿富汗等国艺术品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被人为破坏的情况,我们就能稍稍承认一下这个事实。

我们不应为文物掠夺唱赞歌,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些艺术品陈列在大英博物馆或者卢浮宫,它们就是属于这些国家或者这些博物馆的财产。其实,它们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是世界人民的财产,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只是为人类代行保管和展览的职能——他们并不能转卖、损毁、密藏这些艺术品,甚至不能从这些艺术身上获利,要知道大英博物馆是完全免费对世界各国游客开放的,而卢浮宫等机构虽然收费,但是,对于卢浮宫庞大的维持和发展费用来说,游客支付的门票费根本不足以支持其盈利。

大英博物馆创始人是Sloane医生,他出于对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兴趣开始了收集工作,他的收集和中国古代文人的对金石古玩的收藏不是一回事。大英博物馆拥有250年历史和近700万件藏品,它给自己的定位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对艺术、自然历史和科学的理解和认同。自创建以来,大英博物馆一直秉承三大原则:第一,完好、完整保留其所有藏品;第二,藏品向所有公众开放;第三,由全职的博物专家守护文物。老实说,博物馆不是宝物馆,中国人习惯把博物馆当成宝物馆,用金钱来衡量藏品价值,进而认为占有藏品就是占有金钱,这种思维必然使我们“把文物归谁所有”看得非常重,用占有意识来对待藏品,却忽视了藏品的人类学、文化学价值。老实说,中国的大多数藏馆都有这种毛病,我几乎参观过中国多数省级以上博物馆,但是,我参观的时候,没有一家博物馆的现场管理员能对本馆藏品作出专业的解释,他们的讲解只是背诵讲解词——这和大英博物馆的情况完全相反。我在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数个展室有专家现场讲解,他们的讲台上放着用塑料纸包起来的实物,允许参观者用手拿着,近距离观看、赏玩,能够回答参观者现场提出的专业问题。大英博物馆是用知识含量、文化含量来衡量藏品,进博物馆的藏品不是因为它珍贵,而是说它体现着人类的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借助于博物馆的展现,让我们了解那些已经消逝的历史,学习艺术和人类生活的历史原则。所以,我们会看到大英博物馆里会收藏着一张中国的冥币(1985年入馆),原因是它展现了中国社会风俗,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对死亡的理解。

第二部分:在巴黎欧洲博物馆里的“异国珍品”(2)

近年来,中国部分博物馆开始用重金回购那些流散在国外的中国艺术珍品。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的艺术珍品能够在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也欢迎海外人士出资捐助这种回购。但是,如果仅仅从爱国的角度来进行这种回购,如果仅仅从这些艺术品是中国的艺术品,必须“归中国人所有”这个角度来回购这些艺术品,那么我认为还不如不回购的好。中国艺术珍品受到海外收藏者和博物馆的珍爱,由他们收藏和展出(藏品向所有公众开放甚至免费开放),这是中国艺术品的光荣——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收藏者没有毁掉它或者带着它殉葬,具体它在谁的手上,真的那么重要吗?我倒是希望中国的艺术品能更多地被海外看重,要知道从人类历史价值来说,一个国家的任何输出,劳动力输出、农产品输出、工业产品输出等等,都比不上文化输出更有意义。我在法国参观法国现代艺术馆的时候,看到几件日本和朝鲜的瓷器,它们在那些西洋艺术品中鹤立着,它们让我在东西方瓷器艺术的比较中,一下子悟出了东方艺术特有的神韵。它们作为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在法国现代艺术馆展出,其超越历史的艺术价值绝对没有被埋没,其影响绝不亚于其在本国展出所能达到的水平。就此而言,我们如果一定要从爱国主义的高度把那些流散在世界上的中国艺术品购回中国,那可能对于世界艺术事业来说是一场灾难——我无法想象,那些世界级的展馆、展览会、世界艺术收藏市场上完全没有中国艺术,会是什么样子。那不仅对世界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中国艺术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老实说,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博物馆中地位并不高,它们收藏的中国作品还是太少。比起它们对埃及、印度古代艺术的重视,中国艺术显然被忽视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必重申我们对某些被掠夺出去的文物的物权,不过前大英博物馆馆长大卫·威尔逊的话我们也可以姑且听之,他说:“有很多原因使我们不能考虑把博物馆的任何文物归还给来源国。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原因中不包括来源国本身的条件。大英博物馆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博物馆而创建的,强调藏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我们不应用孩子的语言‘这是我的’来表达幼稚的想法,我们是出于一种博物馆的责任,为人类保护这些文物,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虽然里面包含了诡辩的逻辑,但是,也可以作为一说来对待吧?据电脑录入的资料显示,大英博物馆共收藏23579件中国文物藏品,其中国馆由香港富商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于1990年改造。何爵士没有用200万英镑和英国人打官司要那些文物的物权,而是帮助大英博物馆修缮扩建了中国馆,这不也是一个思路吗?从英博的年报上来看,大英博物馆对中国的文化交流不多,巡展很少,甚至中国文物也是如此,相反中国文物对美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活动却是不少,也许这和大英博物馆大量捐赠来自这两个国家的企业或个人有关吧。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和个人能捐助大英博物馆,能够积极地把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请到他们国家去展览,我们国家的企业和个人是否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呢?

相比较而言,中国博物馆对海外作品的收藏少得可怜,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学生在国内观摩世界顶级作品的机会太少了。也许,我们的企业、个人在帮助国家回购那些中国艺术品的同时,应该多拿些钱,尽可能帮助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一点西方艺术作品,或者开展馆际交流和协作。在伦敦Tate艺术馆参观的时候,看到里面展出了那么多欧洲大陆画家的作品,孩子们在里面玩,艺术爱好者在原作面前临摹。Tate艺术馆里一幅莫奈的《荷花》前,有三个学生在现场对着原画临摹,他们真的让我羡慕万分。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艺术馆也能那样做,不分国籍地收藏世界级大师的作品?什么时候我们的博物馆能免费让观众参观,孩子能反复地来观摩甚至临摹他们喜欢的作品?在上海的时候,上海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一次国宝展,展出了王羲之、顾恺之等人的作品,但是,票价高不说,展期也很短,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排队观看,场面极其拥挤,不要说揣摩临摹,就是停下脚多看一眼都不行。

第二部分:在巴黎补助向男女同住倾斜(1)

·法国是高福利的国家,它的福利水平要高于美国、英国,留学巴黎的学生,也可以拿到住房补助。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一起租房,无论租什么房子,都只能拿到一份补助;但是,一男一女如果不是夫妻,合租两居室的房子,可以拿到两份补助(当然如果是合住一居室的房子也只能拿一份)。这是向男女异性合租倾斜的补助?

要知道在中国,如果大学生男女同住,常常会被视为淫乱,违反道德和校纪,最严厉的惩罚可能是开除学籍。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治安检查中包含了一项重要内容:对外来同居者检查他们的结婚证,没有结婚证的同居常常是被视作有违治安的。

·在法国乘地铁,只要你有学生身份,就可以获得各种优惠。比如交通的优惠,博物馆门票的优惠,甚至麦当劳餐饮的优惠等等。法国地铁公司针对26岁以下学生推出一种青年学生年票,可以让学生节省一半的地铁交通费。而且这种申请非常方便,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地铁售票处免费领取一个装有申请资料的信封,填好材料,寄给地铁公司就可以了。凭学生卡,你还可以购买一种全欧铁路通用的学生优惠票,在欧洲作优惠的长途旅行。当然,这一点,现在在中国也在渐渐地实施,中国许多地方,学生可以凭学生证打折,享受优惠。不过,显然中国的优惠没有那样大的力度,比如,中国学生在国内买火车票,一年或一个学期只能享受一次往返学校和家乡之间的优惠票。不过,中国的地铁,也就是许多学生天天坐的交通工具,并没有对学生优惠。

·法国有一种青年证,只要你在青年的范围之内,就可以凭借身份证件去办理,有了这个青年证,你可以在绝大多数地方获得优惠。法国人对青年人的优惠还真是不少,比如,欧洲铁路投票大多设成人和青年两种,对青年多有优惠;另外,有一种专门针对青年的旅馆,非常便宜,一般在那里居住的费用是三星级宾馆的十分之一。青年旅店的等级是以松树为标志的,4棵树最好,有洗漱间、浴室、停车场等等;其次为3树,提供单独床位加早餐;另外还有2树和1树的。这是欧洲设立的专门为旅行青年服务的机构,这种机构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现在有尊老优惠,比如许多公园和场所,对70岁以上老人免票或者打折。中国也有尊重儿童的设置,交通和许多场所都对1.2米以下的儿童优惠。但是,重视青年、优惠青年,似乎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共识。

在英国铁路票有一种优惠是向孩子倾斜的。如果两个人,一男一女带一个孩子,就可以购买“家庭票”,这种可以供三个人以上使用的家庭票,有的时候价格比两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加起来的价格还要便宜,更不用说,如果你带着两个甚至三个孩子的时候了,你简直就不用为他们付款。也就是说,在英国,夫妇两个人带上孩子旅行,有的时候要比夫妇两人旅行便宜。在英国,动物园、游泳池等门票,均有家庭票,家庭票的规定是父母加孩子(小孩大多规定4个以内),不过,你并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只要你说是一个家庭,售票员就会相信。我想这种相信,不仅仅是出于欧洲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风气,也出于对小孩子权益的尊重和倾斜,只要是大人带着小孩来的,无论是不是他们自己生的,都应该得到大家的照顾,这是西方人的共识。

西方人非常重视家庭。我在英国访学,每每见英国人,他们首先问的是你的家人是否来了?他们对我没有带家人感到很惊讶。在他们看来,一家人不在一起,分开很长时间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什么伟大的工作,都不能成为让家人长期分离的理由。 我赴英国和新加坡,对方都主动提供了家庭表格,也许在他们看来,携家人同行是天经地义。不过,我太太试图请假和我同行,却遭到她所在单位的拒绝。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看见我的同事们的办公桌上摆着家庭照片,我的同事也常常会在接近下班的时候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来。我们大家觉得这很正常。在英国,拜访了几位教授,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我常常会看到他们的家人的照片,他们乐意让访客看到他们的家庭,看到他们对家人的爱,看到他们正在为家人的幸福工作。

第二部分:在巴黎补助向男女同住倾斜(2)

在英国旅行,一个感觉是那些带着孩子出行的人都是很骄傲的,他们没有那种带着孩子旅行打搅了别人的想法。周边的人,对带着孩子旅行的人更是热情有加,抱着孩子的父亲,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总是会夺得大家的目光,总是会受到所有人的照顾——你不可能看到一个抱着婴儿的父亲会站在公交车上,而没有人让座,你也不会看到一个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会被卡在车门口,无法上下,或者要等别人下车后,才能下车。有一次,我在伦敦King’s Cross火车站,看见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下火车,她要背包,又要推车,动作就慢了些,但是,没有一个人催促她,相反所有的人都耐心地等在她的后面,甚至她下车之后,也没有人试图越过她先走,而是像排队一样跟在她后面,直到上电动扶梯。

后来我一直在想,那些看起来似乎是专门供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设施,在英国实际上更多的是为这些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准备的,她们的婴儿车在英国的所有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英国的所有交通工具都为它们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在法国的时候,一次看到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下公交车,当这位母亲推车到门口的时候,公交车靠路边的一面竟然慢慢地向着地面倾斜了下去。已经好几次了,我在乘车的时候,感觉到过这种倾斜,不过我没有特别注意它,我以为这种倾斜是因为路面有斜角,或者是因为什么特殊情况,但是,那次我却发现,这是公交车的一种特殊设计,是司机在操作着车辆,缓缓地降下了靠路边的一面,以便让婴儿推车更容易上下。我在想,在西方,做一个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是非常幸福的,不仅仅是同路的人们,甚至那些交通工具都愿意在为你做特殊的照顾。那个时候,我突然很感动。

想到自己在上海的时候,一次抱着三岁的儿子出门,在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上,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车上的吊杆,非常吃力,但是没有任何人让座,售票员对我抱着孩子的困境视而不见,相反厉声吆喝我掏钱买票。我的儿子对售票员的吆喝,很害怕,直往我怀里躲。当时,我是多么地羞愧难当啊,我为我们这些大人在孩子面前的荏弱和无情感到羞愧——那次以后,我在上海再也没有乘过公共汽车,我受不了那种无情和冷漠。

笼统地说“西方人是个人中心,个人第一位的”,可能是错的。成家了,西方人大多是以家庭为第一位的,实际上他们也很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以家庭为第一位,家庭在他们个人之上,甚至在工作和国家之上——这才是西方文化的真相吧。我们的文化,却只是一味强调男子汉大丈夫事业为重,提倡舍小家为大家,仿佛爱家是自私的表现。这是一个对比。我们对家、对一个人、对家人的爱不是赞许,而是把它看成是私心加以批判。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反思。

第二部分:在巴黎城市地标(1)

每一个城市都有灵魂。这些年住在上海,我知道,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中,居住着一个粗糙的渴望一步登天的东方灵魂,而世贸大厦的尖顶中居住着一个渴望通过金融和贸易致富的灵魂。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我们渴望和过去决裂,寻找新的精神和信仰,我们把“时代精神”挂在嘴边,我们总怕自己不够新,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天天在时代的河流里冲浪,试图把身上那些往昔的痕迹洗掉。实际上我们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恒定的东西,我们对永恒的事物没有足够的兴趣。

伦敦和巴黎呢?情况完全不同。我住的伦敦大学国际公寓,靠罗素广场很近,我沿着国际公寓的外墙,往罗素广场走,沿途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历史。这里的房子大多上了年纪,它们很老,老到你从他们面前走过,一不小心就会踩上时间的印记。罗素饭店,这是一幢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它带着浓郁的维多利亚风格,静静地矗立在21世纪伦敦的内心。在它的斜对面,那临街的一排楼房,同样古老:法律改革家Samuel Romilly(1757-1858)的旧居,基督教青年协会创始人George Williams(1821-1905)的旧居,还有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诗人艾略特的旧居。实际上这样的建筑在伦敦比比皆是。一天,我和朋友L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附近散步,走到一处房子前面,他告诉我,那里曾经住过中国作家老舍,他说老舍在这里写作了《四世同堂》。我走进去看,那里现在是伦敦大学中国瓷器博物馆。不过L不是文学圈的人,估计他记错了。《四世同堂》是老舍抗战以后1940年代的作品,老舍应聘伦敦大学是1920年代,老舍在这里写的应该是《二马》。《四世同堂》反映的是抗战时期的北平生活,老舍不可能在1920年代写出抗战小说。《四世同堂》可能和美国有关系,1946年至1949年,老舍在美国生活了4年,其中至少第三部有确凿证据是在美国完成的。老舍在伦敦的时间是1924至1929年,其间先后在伦敦租住过4个地方,其中,他在圣詹姆斯花园这处寓所居住的时间最长,达3年之久。据说圣詹姆斯花园31号寓所,已被列为老舍故居,被英国市政府镶上蓝色“名人瓷牌”。

伦敦非常“旧”,但是比起来,巴黎要比伦敦更“旧”,这两座城市在建筑上都是非常守旧的。我朋友家所在的那条街,据说当初是巴黎王公大臣们居住的地方,每隔几步就能看见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某某曾经在这里居住。巴黎的地标建筑是凯旋门么?凯旋门很老,拿破仑在位时命令兴建,但是,拿破仑并没有活着看到这座建筑完工,这座建筑只是迎来了拿破仑的遗体。巴黎以它为中心,放射形地展开了十几条街,在巴黎漫步,在任何方位,你都有可能目睹它的英姿。 这座建筑的确非常辉煌,在傍晚的光线之下它总是熠熠生辉。

但是,它并不是巴黎的灵魂,包括埃菲尔铁塔。许多人去巴黎就是为了见见这个地上的钢铁怪物,我去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它有什么美感呢?只是一堆没有魂灵的钢铁骨架。能够显现巴黎灵魂的建筑,那个栖息着巴黎的精神的建筑应该是圣心大教堂。它在高高的蒙马特山顶上俯瞰着巴黎,是它掌管着巴黎的精神世界。

伦敦也是如此。伦敦的灵魂建筑是圣保罗教堂和西敏寺。而我则对圣保罗大教堂更感兴趣,这座建筑是那样高大,它在伦敦的地位和圣心大教堂在巴黎的地位极其相近:你可以在城市的任何角落看到它高高的穹顶,它守护着伦敦的天空,每一个抬起头来仰望苍穹的人都会看见它,它在伦敦的天上,或者说,它就是天空的一部分。只要你不是那个只会埋头过世俗生活的人,只要你还会偶尔抬头仰望宇宙和苍穹,你就会受到它的感染。据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反复轰炸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也遭到重创,但是,它高大的穹顶一直傲立着,始终没有倒下。饱受轰炸之苦、在死亡阴影中生活着的伦敦人,每天早晨起来,只要看见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还高高地屹立着,只要看见阳光还在圣保罗大教堂上跳跃,就会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胜利的信心。

第二部分:在巴黎城市地标(2)

到伦敦之前我并没有对这座教堂有什么研究,但是,我还是在地图上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它,最后也在我的视线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它——它那么宏伟,你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把它当地标了。

按教堂底层的介绍,圣保罗大教堂始建于公元604年,后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中被毁。现在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伦敦大火后重建的,它由Sir Christopher Wren(建筑家克托弗·雷恩爵士)设计,工程从1675年开始,直到1710年才告完工,共花费了75万英镑,35年时间。大教堂最有特色的部分是中央的圆形穹顶,直径达34英尺,高113英尺。它是世界上第二大圆顶教堂,第三高教堂。

在其内部参观,我被它内部空间的辽旷和悠扬震撼。据说,平时圣保罗大教堂内部是不允许照相的,但是,我去的时候,教堂正在修理,游客不多,管理人员似乎也松懈了许多。我也没有看到关于禁止拍照的提示牌,一般不允许拍照的地方,在游客进入的时候,检票员都会提醒,但是,这里没有,于是我便拍了不少照片。

大厅中的诗班席华丽庄严,可惜不能走近,只能远远地看了。不过, 参观者可以绕到诗班席的后面,看祭坛的陈设,祭台上摆放着一本翻开的英国二战阵亡将士名录,每一页都用塑料纸做了膜,因此参观者可以翻看、查询。我信手翻了几十页,那些名字,本来都对应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他们曾像我们一样活蹦乱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现在,它们对应的只是一些空无,那些年轻的生命已经在战争中死去。

绕出祭坛,诗班席侧面有一个楼道,参观者可以沿着这个楼道爬上教堂的穹顶,欣赏穹顶上的绘画,还可以到穹顶外面的晒台上远眺伦敦的天际线。楼道非常狭窄,许多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上下,但是,想到可以到教堂的最高处,可以亲近伦敦的天际线,暂时的困难就都变得可以接受了。这条楼道又叫耳语道(Whispering Gallery),据说,沿途有一系列耳语孔,对着其中任何一个孔说话,所有的孔都能传出你的声音,这是非常奇妙的,据说情人们最喜欢来这里测试他们的爱情。站在圣保罗大教堂穹顶外的露台上,脚下是泰晤士河,对面是现代艺术馆,左面是著名的伦敦塔桥,右面可以望见滑铁卢大桥和伦敦之眼。这就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伦敦。

伦敦,在圣保罗大教堂建成之后,尽管经历了数百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以超高楼为特征的都市现代化浪潮,但是,它依然让自己的天际线低于圣保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依然是伦敦天空最重要的守护者——伦敦没有让自己冒失地超过圣保罗大教堂的高度,它对圣保罗大教堂保持了真正的敬仰。

在欧洲旅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宗教。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基础之上的,你在每一个乡村、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到教堂,教堂是它们的建筑中心,也是它们的社会中心。这一点我们只要听一下英国的国歌,God Save the Queen (King),就能完全领略。在英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经常去教堂,绝大多数人觉得,上帝对于他们来说 “非常重要”。英国人自律、反省、虔敬的民族性格都是和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分不开的。

欧洲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中迅速恢复过来,保持了其文明发展的方向,没有堕入独裁、暴力之中,这种普遍的宗教信仰氛围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之上。不过,欧洲又是平和的,欧洲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他们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同样也给不信教者以自由(这一点,他们做得要比许多无神论国家好)。

England on the River Cam

2004

第三部分:在英国个人信用

什么是社会信用呢?在中国,要相信一个人,他们依靠的是你的单位,你是那种大的有知名度的企业的正式员工,或者是国营的政府部门的雇员,可信度就增加了;在中国,一个人的信用是靠他的单位来获得的,是靠他的单位来证明的,它让每个人都得和单位捆绑在一起。在中国,人们很少用到公证处,倒是常常依赖单位获得信用证明,以至于中国出现了公证处也要依赖单位的情况。数年前,你需要一张父子关系公证书、一张博士学位公证书,你找到了公证处,但是,他们并不相信你手头的原始资料,而是要你的单位出一张证明,仿佛你的单位比那些原始资料更能证明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你的学位是你的学位一样。

总的说来,在中国,无论是机构还是他人,都是不相信“个人”的,“个人”的信用差不多是破产了。你迁户口,你的孩子上学报名,你的车子办停车证,甚至到邮局领一张汇款,等等,事无巨细,大多都需要你的单位证明。单位不仅仅是你的衣食父母,还是你的信用来源,你没有机会和权利自己证明自己的信用。

在英国呢?情况完全反了过来,重要的是你自己证明自己。你证明自己的最重要文件是什么呢?你的资产,主要是你的银行信用卡账号,比如,你在英国租车,不必出示你的身份证件,你只要出示你的信用卡就可以了。在英国,信用的基础是你的银行账号,如果你没有账号,你在英国就呆不下去。为什么呢?合法的雇主都不敢雇用你,因为你没有信用的基础;守法的商户或者银行对使用大额现钞的客户非常谨慎,他们甚至会拒绝这种客户。有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兑换大量现钞入境英国,然后在英国用这些现钞开立账户,试图把那些现钞存入银行却被银行拒绝的。我在剑桥办银行账户,咨询当地留学生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不要一次存入太多现钞,如果存款数大大超过你在英国实际所需,可能你的信用反而会遭到怀疑,他们反而会拒绝你。在英国,绝大多数银行,对客户的信用审查都很严肃,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客户越富有越好,他们首先要求客户的是信用,因为,一旦银行给你银行户头,实际上,银行就成了你的信用担保人,你可以开出支票,你可以在商家透支消费,你甚至可以用它来给其他人担保,或者在不需要任何抵押的情况下贷款。你用信用卡消费的时候,其实是银行在为你支付消费金,而你只是在之后通过结算向银行还款——如果你是没有还款信用的人,那银行的损失就大了。

那么银行又凭什么相信一个人的信用呢?如果你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是你的住所,你有固定的住处,这个住所就是你的信用来源。流氓者的危险就在于他没有固定的住处,别看他们有手有脚,似乎可以出力气养活自己,但是,他们居无定所,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有信用可言。如果你有恒定的住所,情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能你暂时面临失业,或者你要领国家救济,你的住所也不是你拥有的只是你租住的,但是,这都不要紧,贫穷并不影响你的信用,这一点和富裕(大量现钞)不一定能证明你的信用是一样的。

在中国你的工作单位是你的最保险的通信地址,可是在英国你的住址是最有效的联络地址——中国人更相信单位,而外国人更相信你个人通过居住而建立起来信用。相信单位是因为单位可以赋予一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这是集体文化的特征,把一个人放在一个集体(上下级、同事等社会关系)中,通过他的社会地位(社会的可监控性)来确立他的可信任度,这是中国的情况。个体文化不是这样,它试图通过你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独立个体对空间的独占而证明你是一个有信用的在世个体——它直接把人的生存符号——居住——当作一个人的信用符号。

所以,在英国你要证明你的信用,你首先要向银行提供你拥有固定住所的证明,比如长期租房合同等等。在法国也是如此,你首先要拥有固定的住所,拥有了固定住所,你才谈得上找工作,或者寻求政府的帮助,申请政府补贴等等。事实上,法国政府常常在你申请签证的时候,就会要求你提供你在法国的居住证明,如果你短期入境,你就必须在入境前定好宾馆,如果你借住在朋友那里,那你的朋友要为你提供居住担保材料。

第三部分:在英国“以良心的名义反对”

在伦敦Tavistock Square我看到了甘地(Gandhi)像,英国人为什么允许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竖立敌人的像?他们如果不是真正地理解和钦佩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主张,对这个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让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的人表示了真正的敬仰,是不可能这样做的。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非暴力运动及其理论的创始人。“active nonviolence”(非暴力抵抗运动)在英文中有一个专有名词satyagraha,这个词的词源来自梵文,原意为“真理”,这个词源暗示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理论基础:人类应当信任“真理”,“真理”拥有至上的道义力量必将战胜邪恶,爱的感召必能战胜暴力,而不需要借助于暴力。“非暴力抵抗”,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命题中,从马丁·路德·金的“消极抵抗”、梭罗的“不合作”、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等提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思想源远流长的线索。

在Tavistockv Square,还有一块碑石,它同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它是为纪念“Conscientious Objectors”而设立的。这个英文单词怎么翻译呢?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以良心的名义而拒绝(参战)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数百名因为良心和信仰的原因而拒绝应征参战的人受到监禁或者枪决,但是,也正是这些人使得英国官方后来承认人类有Conscientious Objection(以良心的名义而拒绝参战——国内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良心抵抗”)权利。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数千人引用此项权利,选择在诸如医院等非战斗单位服务,以避免拿起武器,参加他的良心和信仰不允许他做的射杀别人等战斗行动。此后“良心抵抗”(一个人为了良心或信仰的理由,如不能杀生等,而拒绝服兵役以及承担其他政治义务)在西方便成为一项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权利。Tavistock Square的Conscientious Objectors纪念碑立于1995年,就是为了纪念这些“以良心的名义拒绝参战”的人。可是当今世上,有多少人在被迫违背他们的良心和信仰应征参战呢?又有多少人应为他们反战的信仰、拒绝应征的行为而坐牢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呢?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1960年代的“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运动。1964年东京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翌年陆军部队正式投入越南地面战场,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内征兵,但许多年轻人拒绝加入这场道义上尚有疑问的战争,公然违背政府的法令拒绝应召入伍,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拒绝国家征召、未经许可上街游行是非法的,但是“公民不服从”运动者认为在政府本身行为的道义性和合法性有疑问的前提下,人们基于良知的召唤,有权抗拒国家要求,甚至展开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国家政治权威为目的的“不服从”运动。

按照德国学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的定义, Conscientious Objection(良心抵抗)是基于个人良心和信仰而拒绝战争和暴力杀戮的权利;按照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是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个别法律暂时偏离了正义,公民在尝试过其他所有方式都宣告无效之后,有权以不服从法律的方式提出使法律回归正义的诉求。要非常感谢这两个概念啊,它赋予了人类免除被迫充当战争机器、拒绝就死、也拒绝杀戮他人的权利,它赋予爱好和平、信仰爱可以感召恶的人以拒绝暴力的权利。

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德蕾莎修女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位革命者不理解她开办育婴堂、养老院、麻风病人收容所等帮助穷人生存下去的行为,只相信革命才能使穷人翻身的道理,德蕾莎修女对他回敬道:“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里只有爱! ”是啊,我们能不能改一改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的思想里溶进一些德蕾莎修女式“爱”的“革命”、甘地式“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因素呢?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宽容,需要爱,不仅宽容和爱我们的亲人、朋友,还要宽容和爱我们的敌人。其实,宽容地接纳了对手的思想,向对手表示敬仰,这样的事情,在英国还有很多。在英国国会广场上,有林肯像;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有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像。美国是从英国统治之下通过战争独立出去的,而华盛顿是美国建国之父,英国能够容忍这样的人,实在是值得钦佩!

我在伦敦的时候,恰巧黛安娜王妃纪念喷泉落成。在Hyde Gardon靠近Kensington Gardon的一侧看到耗资300万英镑、历时3年多才完成的黛安娜王妃的纪念喷泉(该喷泉的特点是水往高处流,当时,我费了很大的心机,才弄明白了它的原理,有兴趣的读者以后去那里可以仔细看看),心里是很感慨的,它再次让我见到了英国人的宽容。老实说,黛安娜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王妃,她的死也不是那么光彩,她是和自己的情人多迪·法耶兹死在一起的,她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婚姻维系期间和多人有染,我在英国期间还看到了英国一家重要报纸关于此一传闻得到证实的报道。黛安娜同意和查尔斯王子离婚是以剥夺了查尔斯王子几乎全部财产,查尔斯王子近乎破产、靠向其母亲举债度日为代价的,她死时已经和查尔斯王子分居多年,而且已经达成离婚协议,应该说已经不是英国王室成员,但是,英国还是以王室成员的礼仪在为历代皇室成员举办葬礼的Westminster教堂举行了葬礼。

第三部分:在英国橡木·橡木

在英国和法国的时候,数次接受宴请,可是,饮料中,每次都是葡萄酒和咖啡、果汁,没有见到啤酒和威士忌、白兰地。英国和法国一样,酒的价格中,葡萄酒便宜,啤酒、威士忌、白兰地稍稍贵些。在法国的时候,去过一家葡萄酒专卖店,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仔细观赏各种酒,比较它们的价格、年份、产地、品种,那个老板让贝看我对酒的确感兴趣,就邀请我品尝,先是几款新酒,然后是陈酿。他让我品尝了2003年的一些新酒。2003年法国经历了1947年以来的最高温,葡萄酒是高温送给人类的礼物,是太阳的“乳汁”,高温“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葡萄好”,去年法国葡萄歉收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但质地却是异常的好。想起新加坡朋友庄布忠的介绍,渐渐地能够用舌头和嘴唇悟出酒的个性和内涵来,里面的橡木的芳香、葡萄的果味甚至阳光的热度。临别,买了三瓶中档酒,让贝向我推荐的罗斯柴尔德木桐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款酒,他说,都是美乐葡萄酿成,有些葡萄树已经有两百年的树龄,可以喝出大自然的精华,这家酒庄由现在的菲利本家族经营也已经有150年历史,去年,这家酒庄的庆祝晚会上,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也来了,他说,多明戈也受不住酒香的诱惑啊。

不过,让贝先生的专卖店似乎大多数时间都关着,离开法国的时候,想去买两瓶带走,他那里的价格只有国内同档酒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可惜,去了两次,他们都不开门,也就错过了。真想在中国也开一家这样的店卖酒,也许可以守着那些酒过一生。

不过让贝的一句话,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转:

西方酒的秘密,不在原料上,而在盛酒的橡木桶上。

无论是以葡萄为原料的葡萄酒、白兰地,还是以谷物为原料的威士忌,以及龙舌兰、甘蔗为原料的龙舌兰酒和朗姆酒,上好的陈酿都要经过橡木桶的贮存和醇化。

英国的酿酒业其实不亚于法国,苏格兰的威士忌、英格兰的金酒都是世界驰名的。如果说,葡萄酒、白兰地是葡萄等果实的精华,那么威士忌则是麦子等谷物的精华了。大麦经萌芽、烘干、碾碎、发酵等变成麦芽汁,蒸馏后存放在橡木桶内贮藏醇化几年,之后,加水调配变成威士忌。苏格兰最好的威士忌品牌是芝华士,它至少要在橡木桶中沉睡12年才能上市。和葡萄酒不同的是,威士忌是经过蒸馏后提高了酒精度的酒,这个类似白兰地,但是,他们都要经过橡木桶的醇化却是一致的。芝华士威士忌这些年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在东方航空的航班上,就有免税的芝华士威士忌出售。其实,威士忌有两种,一种是大麦威士忌,另一种是混合威士忌,芝华士是以各种的大麦和谷物为原料的苏格兰威士忌混合调配而成。

由于威士忌酒液经蒸馏后,是在橡木桶中醇化的,经过时间的洗礼,谷物与橡木的香味会融合,而酒的琥珀般的金黄色泽则主要来自橡木。这样可以说,威士忌等西方酒的一半性格是来自橡木。一般人只是注意到酒的原料的质地和香味,很少注意到橡木桶给酒带来的丰厚的口感和味道。凡是在橡木桶中陈酿过的酒,除去原料本身所具有的品种香气之外,还会有香草或可可、或咖啡、或兼而有之的怡人香气。新酒都是青涩的,犹如尚未成熟的果实,只有在橡木桶中久藏之后,融入了时间的要素,酒才会真正地醇香可口。

木桶储存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酒在木桶中通过和空气接触而氧化,这样可以使酒变得醇厚;另一个,是让酒在木桶中汲取橡木的精华(干浸、总酚、单宁、甲基辛内、丁子香酚等成分)。世界上的橡木有很多,大概有250多种,但是,酿酒行业最常用的有3种,产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卢浮橡、夏橡以及主产于美国的美洲白栎。据说,卢浮橡的干浸较高,富含易溶于水的酚类化合物,但挥发性香气物质较少;夏橡的特点是挥发性芳香物质和酚类化合物有较好的平衡;而美洲白栎的特点是香气物质中香兰素的含量比较高。

让贝说,美国人喜欢急功近利的木头,“美国木头根本不能和葡萄的果味亲和”,只有欧洲的橡木,才能低调地和葡萄的果味做亲密的对话和交流,“她是贵族性的”,“优雅而迷人的”。

第三部分:在英国西方人的生活水准

其实,在大城市,我们是很难真正判断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经济生活水准的。世界上的那些大城市正在趋同,趋向同样的拥挤、堵塞、嘈杂、忙乱,人们拥挤在同样的公寓中,同样的乘坐公交系统上下班,吃快餐店里的垃圾食品。似乎世界上每个大城市本身在这些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这点上说,上海和巴黎、东京、伦敦这些城市本身没有什么两样。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伦敦、巴黎的市民,他们许多在乡下有第二住宅,周末,他们可以开着车到乡下去,去享受乡下的山水风光,享受那种远离尘嚣的宁静。在巴黎的时候,我住的那个街区,沿着街道,两边平时都停满了车,一辆接着一辆,但是,到了周末呢?那些车就明显减少了。我的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周末还在街上转悠的巴黎人,就是穷人了。周末在巴黎大街上逛街的人游客居多,巴黎人自己都下乡去了。

巴黎中心城区,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的,法国大革命对巴黎造成了致命的损毁,之后拿破仑三世时期,巴黎进行了大规模重建。近两百年没有什么变化,巴黎建筑和街道的主要格局是1853年至1870年间形成的。街道都以凯旋门为中心,放射状延伸,这就是为什么在巴黎中心城区的任何地方你都可能看见凯旋门的缘故。巴黎的建筑都是乔治·奥斯曼设计并督造的奥斯曼式建筑:米灰色,高7层,顶层有帽状阁楼,六层和三层有阳台,底层做店铺。上世纪60、70年代,巴黎随着人口增长,建筑空间必须拓展,向高空发展成了一个方向,高209米的蒙巴纳斯大厦就是那个时候建成的,但是,建成之后,巴黎人实在不能接受。他们太珍惜他们的历史建筑了,奥斯曼式建筑是他们自豪的源泉,此后几乎每一栋现代化高楼都遭到强烈非议。在民众的要求下,巴黎于1977年颁布法令,规定市内新建楼房限高37米,历史性建筑附近的新建筑则限高25米。去年11月,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发起了一场讨论:“巴黎是否要解除建筑限高令,允许起高楼以缓解住房危机?”经过一个月的辩论,巴黎市议会做出最终决议:限高令暂不取消。 所以,今天的巴黎中心城区,除了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圣心教堂、方尖碑等传统地标建筑和蒙巴纳斯大厦,几乎没有高层建筑。也因此,巴黎保持了“艺术之都”的原貌,古老的面貌得以保持,整个城市就是个巨大的艺术品。

当然,这也严重限制了巴黎人的居住环境,大多数巴黎人的居住环境都很狭窄,可以说是一屋难求。我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应邀到一位教授家里访问,我看到他住的房子比我在上海的要小很多,可能只有我在上海住房的一半大小。

这使得许多巴黎人,只能到郊区去买第二套住房,以弥补第一套住房的局限。平时住在市中心的公寓里,周末或假期,就去郊区,这成了许多巴黎人的标准生活。也因此,巴黎环城快速公路外渐渐形成了许多卫星镇,低层的联体别墅,或者深入森林边沿的农庄型别墅比比皆是,也有许多人在塞纳河、马恩河等河中的圣但尼岛、大亚特岛、圣日耳曼岛等购置房屋。据资料介绍,法国人国内度假天数中24%是在第二住宅中度过的。看发达国家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不能光看他们平时的生活,也要看他们的第二住宅,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度假的。

法国人特别热爱旅游。全法人口只有6千万多一点,但是,全法各级别饭店就有4万余家,各类床位4至5百万张,也就是差不多每十个人就有一张床位,虽然这些旅游设施不都是法国人自己用的,但是,这也能说明,法国人的旅游市场了。

这些现象告诉我:发达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比较多的是表现在他们的度假时间和质量上。我在印尼巴厘岛度假的时候,住在王朝酒店,感觉那家酒店住的全是欧洲人,它给我的直觉是欧洲人热衷于、也有条件外出度假。到巴黎以后,我在印尼的直觉也得到了验证。我是7月去巴黎的,7月正是巴黎的度假期,许多巴黎人外出度假了,我朋友的房东这个时候也外出度假了;本来约好一个学者做对话的,结果因为我晚到了几天,他已经外出度假去了;原想拜访米兰·昆德拉的,没有见着,原因也是他正在外地度假。

伦敦的情况也和巴黎近似,伦敦高层建筑不多,大多集中在一个金融新区。今天的伦敦建筑,一些是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重建的,另一些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遭到纳粹德国的毁灭性空袭后建成的,火灾和战争导致毁灭性损毁,但是,之后人们会以更大的热情投入重建,重建甚至能解决城市无序发展、自然扩张带来的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

伦敦是珍惜传统和历史的城市,这里的建筑许多是几百年历史的老建筑,烙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痕迹,市区很少见到非常突兀的现代建筑,总的给人的感觉是雅致和古朴。不过伦敦显得比巴黎更整洁也更雅静——这可能是因为伦敦的绿地更多,每过两三个街道就可以看见一座街边公园。另外,伦敦人的整体管理水平是比较高的,这里的市政设备,比如地铁、电话亭、垃圾箱等等的管理维护要比巴黎好。伦敦,稍稍往郊区一点的地方,住宅马上就变样了,基本上是独幢别墅,去海格克公墓参观马克思墓的时候,去KEW公园的时候,一路看到的就是那种独幢别墅。

伦敦之所以看起来比巴黎更舒畅,可能和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纳粹大规模轰炸有关,空袭之后,伦敦进行了整体性重建。相比较而言,巴黎没有这样的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绕过法德边境防线,从侧面进攻法国,使法国在军事上遭到惨重失败,法国被迫投降。1940年5月德军入侵法国后,贝当从驻西班牙大使的岗位上被调回国,随即出任政府副总理、总理,在法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力主对德投降,退出战争。同年6月22日,法国战败投降,贝当出任维希法国的元首,采取亲法西斯的政策。此举出卖了法国,却保护了巴黎,使巴黎这座古老的城市免于毁灭。因而,近日的巴黎保持了相对古老得多的面貌。从外貌上看,巴黎更古老,而伦敦则要年轻得多。

第三部分:在英国剑桥的体制

剑桥采取学院制,学院属于大学,但独立自治,由院长和院士共同管理。对于学生来说,学院起主导作用,学生由学院负责招生,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也主要在学院内进行。

学院首先是学生的生活共同体。

学生们在这里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运动、一起玩,这是学院的基本功能。学生的吃、住都在学院内进行,这就给学生们提供了相互交往、一起活动的物质基础。学院还常常组织各种娱乐晚会、舞会、体育比赛、化装游行等,给学生创造交流的机会,提高学生对学院的认同感。

因为有这个基础,学院最终又成了学生的学习共同体。学生们在学院导师的辅导和带领下组成研讨组,学生在大学所属的各个系科、实验室做实验、听课得到的知识,在学院研讨组中得到消化、吸收、升华。具体说来,大学是上课的地方,而学院则是“做功课”的地方。学生们,上课可以不去,但是,学院“做功课”的活动却是绝对不能不参加的。

导师会经常和学生见面,讨论学习问题,导师躺在沙发里拿着烟斗猛喷烟,喷得对面的天才学生冒火。在剑桥,最终决定一个学生成绩的,不是课堂,而是这类学院里的讨论会,这类讨论会,常常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创见留出地盘——它甚至比学生在大学上的课还重要,它给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了条件。

想起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生“宿舍”学习功能的发挥和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上海大学能够把各个学院的学生相对集中住在一个舍区,在舍区设立自修室、讨论室、健身室等学习、锻炼设施和场所,每个舍区设立住校指导教师两到三名,负责学生讨论小组活动的组织、监督、指导,一定可以提高学生课余学习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剑桥大学的组织体系。下面是来自大陆的留学生D给我找来的资料,把它抄录在这里:

剑桥大学实际上只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学院联合体,各学院高度自治,但遵守统一的剑桥大学章程,剑桥大学负责考试和学位的颁发,而招收学生的具体标准则由各学院自行决定,并自行招生。

剑桥大学的校长是由大学Council选举产生的,不过校长是名誉性的,只负责颁发荣誉学位和出席学校的各种庆典等。大学行政事务主要由副校长负责,副校长由大学Council提名,Regent House投票任命。

Regen t House是大学最高立法与权力机关,由各学院的教职人员组成,有大约3,000名成员。他们可以制订或修改学校规章、章程,投票任命副校长、大学Council成员、颁发学位和荣誉学位。Council负责日常行政工作,成员共21人,包括校长(但一般不出席)、副校长和19名由选举产生的成员。19人包括4名学院院长代表、4名教授代表、8名来自摄政院的其他成员和3名学生代表(其中至少有1名是研究生)。前三类成员由Regent House选举产生,学生代表则由学生选举产生。决策程序一般是:简单动议一般都由大学Council提出,在剑桥校刊上发表公告,如果10天内没有一定数目的Regent House成员反对,就算通过;如果动议比较复杂和重大,提案人先将动议发表在校刊上,然后举行公开辩论,之后提案人将修改后的提案再次发表在校刊上,如10天内无一定数目Regent House成员反对就算通过,如果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认为有必要,则应由Regent House投票表决。

第三部分:在英国整个国家都在尊重个人

在普茨茅斯英国海军博物馆,看到一件展品,它是一个普通水兵在前线写给母亲的信,信里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看得出来,这封信对于参观者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的教育意义——这通常是我们大多数类似博物馆选择展品的标准,但是,它却在英国海军博物馆展出来,为什么呢?

这位水兵给母亲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Dear mother,

Just a line to let you know that I recovered your loving letters on Monday Moon.I still like Mary all night and in the best health.You need not send insurance Cards more as they might get me into more trouble,as I have had plenty but have them ready I will get home on the……I would have some more photos.

Stoker Albert Fareley

信的下方,博物馆工作人员注着:“1915年该士兵之后死于甲板爆炸。”非常简短。

用中文来说,这封信意思是告诉他母亲,他接到来信了,请母亲不要再寄保单,他爱着Mary,他期待归家,等等。语言非常日常,因为日常,有些话像是“密语”,可能只有他的母亲能读得懂。这是一封真正的“生活信件”,看得出,这位水兵的文化水平不高,所用的英文不够雅丽规整,信里也没有表露我们通常想象的那种战争英雄的思想境界,他似乎只是在和她的母亲谈一些家常。

但是,我要感谢英国皇家海军博物馆的布展者,他们让一个普通士兵出现在这里,他们没有讲什么爱国的大道理,而是讲述一个普通士兵、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突然被战争夺去了生命的故事,母亲再也收不到儿子的来信了,Mary失去了她的爱人。一个博物馆,它以它的布展展示了这个国家对个体生命的关心,对普通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心,它没有让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宏大叙事淹没“个体生命至高无上”这个启蒙之后现代人类确定起来的核心价值观。

写到这里,想起在新加坡生活的时候,看过的一篇关于英国的报道,苏格兰西洛锡安区有个叫布雷奇的小火车站,多年来,在这个小站上下车的几乎只有一个人沃诺克。苏格兰铁路公司算了一下费用:沃诺克每年付给铁路公司的车费大约650镑,但铁路公司维持这个小站的费用却是34000镑。铁路公司很想关闭这个小站,沃诺克为此写信给苏格兰铁路公司进行抗议,经过数年的犹豫,苏格兰铁路公司终于决定保留这个火车站。

苏格兰铁路公司为一名乘客而保留一个车站的行为在经济上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另一方面,一家公司能够自觉地考虑自己的社会职责,将普遍服务的社会职能放在首位,却是让我感动的:他们没有利用“大多数乘客”的利益作为托词,而拒绝为沃诺克这一个个体服务,在他们的心目中,每个个体都极其重要,重要到和“乘客全体”同样的水平。

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常常会因为不能代表乘客全体而苦恼,当我要求服务部门给我以认真的服务时,他们常常会说:他们是为全体乘客服务的,不是为我一个人服务的。现在,我希望他们能够改一改他们的逻辑:每一个乘客就是乘客全体啊。

第三部分:在英国院子里的弥勒佛和裸体少女

中国人是最喜欢弥勒佛的,为什么呢?弥勒佛很中国化,完全是中国人的形象。释迦牟尼等都是印度人的模样,没有那么亲和。弥勒佛的大肚和笑脸都是中国式的,另外,弥勒佛的宽容精神、博爱情怀对一般人来说,也更为朴素实在,无论是追求去弥勒净土,还是等待弥勒降世救苦救难,反正弥勒的怀抱都是温暖的。中国人对弥勒佛的信仰分上生信仰和下世信仰,上生信仰相信人死后可以往生弥勒净土,下世信仰相信弥勒一定会降身人间,普度众生。 在这种信仰中,弥勒非常像基督教中的基督。

据说,弥勒佛的原型是唐五代时期浙江奉化的游方僧人契此。契此经常背一个布袋,又被称为布袋和尚。契此有一偈:“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可见,契此是一个非常超脱的人,追求腾腾自在、闲闲无为,不迷执,这种生活态度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契此还有宽容和博爱的精神,他有偈云:“宽却肚皮须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 若逢知己须依分,纵遇冤家也共和。”他强调要大度能容,不要执着于人间的是非爱憎,要在超越是非爱憎、和仇敌和平共处之中悟道成佛。 应当说,这是非常高明的见解,类似基督的“爱仇敌”说。

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高贵的,是需要仰视才能见的,中国人崇拜偶像,把偶像当神。买一尊佛像回家,不能说“买”,而要说“请”;这请来的佛像自然不能随便摆放,而要把它供奉在家里最尊贵的位置上,一般要放在正厅的中央;不仅位置要摆好,还要每日供奉,焚香敬拜是少不了的。

但是,弥勒佛在英国人的意识中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天主教、基督教占中心地位的英国,东方人那种对于弥勒佛的信仰,大概是很难被理解的。

在英国怀特岛居住的时候,一次散步,看到一户人家,弥勒佛没有被请入厅堂,倒是在院子里风餐露宿起来,而且他还席地而坐。这倒罢了,据说当年中国的契此和尚也的确是如此行径的,乞食为生、餐风卧雪。

但是,这位怀特岛居民似乎把这样一位菩萨放在院子里又有些过意不去,恐怕是怕他孤独吧,又给他配上了一位少女,而且是裸体少女,那个裸体少女还在搔首弄姿,似乎要在我们的菩萨面前展示自己美妙的身材。

我不是佛教徒,并不为英国人对弥勒佛的大不敬而恼火,不过我看到这幅景象,却是大声笑了出来。

为什么中国人崇拜的佛到了英国人这里就成了对着裸体少女眯眯笑的俗人呢?

恐怕是文化差异吧。这位英国仁兄可能脑子里并没有偶像崇拜的观念,中国人的弥勒佛在他眼里也许只是一件普通雕塑,或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人体艺术作品吧,它和米开朗奇罗的大卫像在一个层面上,把它安放在自家庭院里,让它装点自己的庭院,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甚至还显现了他对艺术的爱好。至于给它安排一个妙龄的裸体女郎,更是他别出心裁的安排了,西方人喜欢人体艺术,对妙龄女郎的裸体雕塑更是情有独钟,这种爱好,他们从古希腊就开始了,在这位英国仁兄的意识中,也许,弥勒佛也是喜欢看妙龄女郎的身体的吧。

也或者,这位英国仁兄认定弥勒佛是一尊裸体雕塑?要知道,弥勒佛的肚子实在太大了,一向反对裸体的中国人为了能让他的肚子露天,对他几乎是破例了,差不多让他赤裸了上身。他是很可能被认为是一尊裸体雕塑的。

由此我想到人类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之间哪里有什么可以沟通的地方呢?一个把弥勒佛雕像看成是神本身而加以膜拜的人,和一个把弥勒佛雕像看成是裸体雕塑作品的人,他们之间怎么沟通呢?

文化差异将把人类隔绝在各自的天井中。

不过,也许事情正在好转。在过去的数千年中,人类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他们却是在差不多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的,交通和通信设施限制了人类的交往和交流——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的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甚至是完全无法对话的差异。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飞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使人类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变得越来越容易,人类的文化已经越过了彼此独立、在隔绝中孤立发展的原始阶段,而进入了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全球化阶段,今天,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不和世界对话,而自在自为地生存并得到发展。人类在孤立发展阶段产生的各个孤立文化之间的对话是极其困难的(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非洲土著文化之间的对话极其困难)。但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有可能在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基础上,逐渐建立一种直接面向全球的新文化,理性而宽容的人类、崇尚民主和自由的人类,获得了全球交往和交流能力的人类,也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共同参与建构一种崭新的适应全球化格局的新文化。如果说,人类在彼此孤立的时代曾经创造出多种辉煌的文化体系,这已经验证了人类的文化创造力,那么,今天,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怀疑人类的创作一种全球化新文化的能力了。

第三部分:在英国去看The Needles(1)

The Needles是怀特岛西南角深入海中的一系列连续礁石,礁石是白色的,在蓝色的海天之间,在金黄的阳光之下,像钻石一样熠熠生辉。在照片上看到它的时候,我立即被它吸引了。

那天,我先去了East Cowes,参观了那里的女王行宫。头天晚上,在一家酒吧听音乐的时候,一对英国夫妇给了我East Cowes的介绍书,向我推荐女王行宫,他们说那里可以看到真正的英国皇家园林,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皇室艺术收藏品,许多是欧洲珍品,值得看。我先乘车到New port的车,然后在半途下车沿着一条小公路向北徒步去East Cowes。岛上牧草的气味,麦子的气味,飞鸟从天空滑过的气味,牛群和马群悠然休戚的气味,让我心旷神怡。

路边是一片又一片连绵起伏的草场。我有时候在公路上走,有时候在草场上走,如果我沿着草场的小路走,我要时时回头,观望公路,如果公路离开了我的视野,我很可能会迷路。路上碰到一处卖旧车的商店,场院里停着十几辆车,有一辆福特只要500英镑。我的驾驶证在英国可以用,在剑桥生活的时候,朋友建议我买辆车,一直也没有下决心,到这里倒是真的有点动心了。可惜,我在英国的时间不多,不能进行更多的旅行,只能作罢。

一对老夫妇看我一个人徒步,在我前面100米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等我,向我挥手,他们要带我一段。我上了车,说我是在徒步,想看看这里的田野风光,所以,只要跟他们的车走一段就可以了。可是他们一再问我要去哪里,我只好说,我的目的地是East Cowes,于是他们拿出地图,找了路线,似乎要专门送我;我说,我只是徒步,没有一定的目的地,哪里开始和结束都可以,他们不用特地送我。不过,他们还是把我一口气送到了East Cowes女王行宫的门口。老先生说,这里不是风景区,没有什么风景,你一个人会迷路,根本到不了那里。下车的时候,我给老先生5镑汽油费,老先生拒绝了。

这样,我的时间就大大地富裕了,从女王行宫出来,大约两点钟,喝了一杯果汁,吃了一块蛋糕,午饭算解决了。英国旅馆的早餐极其丰盛,牛排和炸土豆条热量之大,难以想象,我每天坚持步行8—10公里,但是,我还是在发胖,中午根本没有食欲。由此,我也想到英国这个民族的饮食结构,他们对牛排、鱼排的热衷,对土豆的热衷,让他们食品的热量远远高于中国人的水平,中国人主要以米饭为主,热量不够。在剑桥的时候,天天看到周边的人去运动,仿佛不运动就不好受似的,伦敦也是这样,运动成风。中国人夺奥运会金牌,用的是举国体制,集整个国家的力量,大量投资,在几个尖子身上集训;英国人不是这样,他们是全民在运动。为什么呢?他们食物的热量高,身体活力超过了中国人,不运动会感到不舒服,热量没出路;而中国人是一运动就感到上气不接下气。所以,中国人习惯于静,把家里装修得非常漂亮舒适,买最大最好的电视机,业余时间喜欢在家里呆着,而英国人,喜欢户外活动。

拿出地图来研究了一下,这里有公交车可以到New port,从那里可以换车去Yarmouth。Mike说,他的游艇就停在Yarmouth的港口里,我有空可以去找他。赶到Yarmouth,我用了两个小时,在New port等着换车,就用了一个小时。怀特岛这样的地方大,多数人交通靠的是私家车,那些乘公交车的多是外地游客,本地人只有学生或者超过了驾车年龄的老人才会乘公交车,所以这里的公交系统很成问题。在港口转了一圈,没有看到Mike的游艇,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一定要找到Mike,于是我决定去The Needles。四点半的时候,我重新上了公交车,公交车司机却告诉我,时间晚了,去The Needles的公交车已经没有了,他只到Alam Bay。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步行去。他又提醒我,我可能需要步行两个小时,来回需要4个小时,而那个时候,可能Alam Bay和Yarmouth之间的公交车也没有了。我翻开地图研究了一下,Alam Bay到The Needles的直线距离可能也就是6-7公里的样子。从地图上看,通向The Needles的公路,除了一个地方有一道弯,几乎是笔直的。以我的步行速度,来回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

我应该可以赶回来,而且我渴望看到的正是夕阳中的The Needles,脑海中The Needles那张在夕阳的余晖中发光的照片激励着我。

犹豫之后,在Alam Bay,我还是不顾司机的劝阻下车步行向The Needles进发了。公路正如地图表示的那样,并没有太过弯曲,但是,它不时地上坡和下坡,我知道我正在丘陵地带一个人步行,现在是5点半,离太阳下山还有3个小时,我应该可以在9点前赶回Alam Bay,乘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去。公路上大多数的车是迎面开来的,看来,自驾游的人们正从The Needles返回,没有车往The Needles去,可以判断,那里可能没有什么固定的居民,否则现在正是这些居民回家的时候。

一路走,不禁有些寂寞起来,好在沿途有不少牧场,可以看到牛和马,更多的是野兔,它们成群结队,在草地上戏耍。偶尔,路边会有几幢农舍,在我的故乡,这个时候,应该是炊烟袅袅的时候了吧,这里的农家呢?

夕阳还好,没有什么变化,最怕的是夕阳在我到达The Needles之前就下山了。

之后,看到了两个移动的亮点,像是两个人,要知道,在这个岛上,步行的本地人是很少的,可能她们也是旅客吧!我加快脚步,赶了过去,果然,她们是两个女孩,来自日本,也是徒步去The Needles。看到我,她们格外兴奋的样子,立即要求和我同行,老实说,见到她们这样的“同道者”,我也是很高兴的。太阳渐渐地在下落,天渐渐地在变凉,我知道在薄暮中一个人的回途,总是有些凄凉的。有人同行,自然是好事。

第三部分:在英国去看The Needles(2)

我说,她们两个这么晚了还要去看The Needles,肯定是缝纫女工(Needles women)了——Needles在英语中是“针”的意思,她们听了大笑起来,那种笑声可以把所有忧思震碎。之后,只要我说话,她们就笑,笑是不是日本女孩的民族性格呢?老实说,我不是一个说笑话的高手,英语也还没有达到可以随意幽默的水平。

因为和她们同路,我的步行速度放慢了,但是,也因为和她们同路,我决定稍稍冒险,在公路打弯的地方,离开公路,抄小道。我在道口停了下来,脚下的公路向右边拐弯了,从地图上看,它会在山背后再度拐回来,路的左手,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能是当地牧马人或者是草场收割者用的。我对两个日本女孩说,这条道可能是一条捷径,我们可以试一下这条捷径。两个女孩用日语商量起来,我站在边上向那条小径打量,小径向着草坡深处绵延而去,看不到尽头,对这条路我也没有把握,如果她们不同意,我就准备放弃提议。不过,我还是说,你们看见了,那边有牛,应该说,这里不会有狼或者其他什么大型动物,不会有危险。

她们商量了一阵,最终决定跟我一起冒险。老实说,她们同意了我的提议,倒是让我开始担心起来,带着这样两个女孩子,万一出现什么意外,我会受不了,责任重大。我们沿着小道一路走去,太阳光开始发红,没有刚才那么白了。小道也比我想象的要长,我们翻过了一道山梁后,前面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出现住家或者公路,相反,身后的公路却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公路在视线之外,总是让人紧张。两个女孩话少了,步子也加快了,身体跟我贴得很近。我接过其中一个女孩的背包,好让她们走得轻松点,背包挺重,里面可能装着水。接着,出现了岔道,一左一右,按理应该走右边的道,不过,我有些担心,也许那条向右的道只是通向牧场中心,并不能到公路上去,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看到身边的几头牛,它们在悠闲地吃草,我绕到它们的身后,从我们来时的方向驱赶它们,它们沿着左边的岔道向前走了。我没有和两个日本女孩商量,而是带着她们跟着牛走下去,她们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判断方法,问她们,只能让她们也紧张起来。牛在这个时候,被驱赶,一定会往归圈的路走,而他们的圈一定是在公路边的。

果然,我们赶着牛,翻过又一道山梁的时候,公路又一次出现了,而且,我们踏上公路的第一眼,就看到了The Needles的路牌。

十分钟后,The Needles,那两根插在海中的银针出现了,下面是被夕阳染得彤红的海水,The Needles,窈窕、白皙的The Needles,亭亭玉立地站在海中,是海中的女神啊。我们来得正是时候,满天、满海、满山都是夕阳,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是红色的了。

大自然是多么奇诡啊,它就是奇迹。

我们离开公路,爬上最高的悬崖,从这里,远眺大海,海水由近及远,淡灰色、淡黄色、金黄色、红色、火红色,渐次铺展开去,一直到极目处,它又出现了灰色的一条,上面接着的是火红的天空。

在海水辉煌的金色闪光中,女孩子们拿出背包里的东西,果然里面有水,还有三明治。我谢绝了三明治,接了水。与其把水背回去,不如在这里把它消灭了。

The Needles寂静无人,已经没有什么旅客来这里了。天太晚了。我开始为回程担心起来,如果我们沿着公路步行回去,可能要两个小时,这样算来,时间非常危险,可能赶不上回程的公交车。

也许,我们应该搭一辆方便车。这时,正好一辆车在公路上停下来,我向着它挥手,但是,它可能没有看见我,掉头走了。悬崖下有个停车场,我和两个女孩下来后,各把守一个出口,看看会不会有过路的车。老实说,我们的运气真的很好,五六分钟不到,一辆大众甲壳虫出现了,两个女孩拦住了它,跟司机交谈了一会儿,便向我招手。

这个时候,能搭上一辆车,真的让人欣慰啊。感谢上帝。

开车的是一位女士,五六十岁的样子,驾驶座上坐的却是一位男士。女士认真地批评我们,不应该这么晚还在这里玩,这里已经没车了,如果不是遇到他们,我们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她只能送我们到Alam Bay去了。我们自然感激不尽。20分钟之后,我们到了Alam Bay,两个女孩给我5镑,我自己又添上5镑,给她,她摇摇手不要,下车去看公交站牌,还没等我们下车到站牌那里去,她又挥手让我们上车,原来,这里的下一班公交车要到8点40分,她说,她得把我们送到New port去。于是,我们又上车。这回,我们大家都放松了,我问他们两个的姓名,并感谢他们,没想到副驾驶座上的男士转过身来,说他叫Bob,会一点中文,他的父亲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中国上海居住过,然后,他拿出一张纸,写下了他的中文名字,并在旁边写了一个繁体字的“龙”。我向他要了英文名字和电邮地址,又在一张纸上写了我自己的名字和电邮地址,两个女孩也写了她们的名字和地址,交给了他。

接下来,我们几乎一帆风顺,在New port,她们几乎没有等一分钟,就赶上了南环岛线,而我也是立即就上了北环岛线。忙乱中,我竟然忘记了我和她们两个人还没有交换过地址。不过,没有关系,如果需要,我可以发信向Bob要的。

也许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还有后续。当天晚上,回到旅舍以后,我看BBC电视台的节目,竟然看到了Bob,他正接受一个节目的专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下长相相近的人太多了,也许他只是和Bob长得像呢?我拿出Bob写给我的电邮地址,用电邮中后半部的地址到网上搜索了一下,那是一家大型传媒公司的网站,Bob竟然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和总经理。

第三部分:在英国钓鱼的小孩

那个时候,太阳已经落山,站在沙滩上的你已经看不见阳光,不过,远处The Needles白色的石峰依然反射着太阳的余晖。这是海边,你能感觉到地球圆弧形地展开,弧状的海平面遮住了你面前的光线,你已经在“夜”里,你看不见太阳了,但是,远处的山峰还看得见,它还在太阳的余晖中闪闪发光。这种奇崛的景象你是第一次体会。你在夜里,而远处的山峰却在白天,它还沐浴在日光里。

7月的英国南部,虽然也是夏天,但它和地球另一面的亚洲却不一样,它有些清冷,即使正午的时候,气温也只有25度。你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气温中驾驶帆船和摩托艇,不过游泳你却是不习惯,这里的海水和泰国、印尼那边的比起来,可以说是很冷的。

天黑得很晚,晚上9点、10点,还没有夜的感觉。你和你的朋友们,常常晚上10点的时候才出门。你一个人漫步,沙滩上的泳客差不多都离开了,这会儿他们转移到镇上的酒吧去了,留下空旷的沙滩萧条了,你是喜欢萧条些的景象的。

路上,你遇到一对老夫妇,他们向你挥手,下午你们在一起晒太阳,太阳洞穿你的身体,让你飞升起来的时候,老太太对你说,她刚刚发现悬崖上的林地里有一家酒吧,“像神秘园”,去了那里,你一定会有发现。你还没有决定是否去,也许,老太太只是觉得你很年轻,不应该一个人玩,介绍你去一个单身年轻人玩的地方,那个地方你可能几天前曾经路过过,当时你并没有在意。你们约了明天去参观Osborne House女王行宫,他们用车带你去。你很喜欢老夫妇俩的狗Kew,和Kew在一起让你愉快,你可以和它玩飞碟。

接着,你看到了栈桥上的小兄弟俩,十二三岁的两个小伙子,他们在钓鱼。在他们这个年龄,你也曾喜欢钓鱼,油菜花铺天盖地地开着,你和伙伴们一个个散开了,在油菜花的香味里,在春天微熏的风里,在河面上一圈圈的涟漪里,那些鱼好像是春天的礼物。你的记忆让你思乡了。这会儿是两个小小伙子,在夜的海边,他们放饵、甩线、收线,银色的线在空中滑动,在湛蓝的海水下面,是神秘的鱼群……

稍稍近处,是他们的母亲,她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着书,有些暗了的天幕下,你能看见的只是她的剪影。她,还有那两个孩子,构成了一幅安宁的图画,是那小兄弟两个让母亲感到安宁,还是母亲的守护让兄弟两个感到安宁呢?也许都有吧。这样的情景是让你感动的。很久了,每当你出门休假,看到那些举家出游的人,你会感慨。

你问他们,这里能钓到鱼吗?他们说,钓到很多鱼。你的英语不够用,就像你听不懂很多菜名一样,你听不懂鱼的名字。鱼呢?你说,你想看看那些鱼,你知道,钓鱼人是非常愿意向别人展示他们的收获的,那是他们的成果。可是,他们身边并没有鱼桶,他们说,放回海里了,他们看你疑惑不解的样子,又说,法律不允许旅游者把钓到的鱼带回家,只能放回海里。

两个小伙子,他们钓到了鱼,然后又把鱼放回去。在几乎已经没人的海滩上,在夜幕低垂的时候,这里并没有什么人监督他们啊,但是,他们做到了。如果你钓过鱼,你就一定知道,让一个钓鱼人把他们钓上来的鱼再放回去是多么难!钓鱼的过程中,你需要付出耐心的等待,没有什么比那些鱼更能给你带来喜悦了,因为它是你等待的结果,但是,两个小小伙子,他们放回了那些鱼。你由衷地赞赏他们,他们的法律意识,他们遵守规则的意识,让你感慨,如果一个社会,全部由这样的人组成,那么诚信还是问题吗?他们很小,但是,却懂得遵守规则,他们有法律意识。就在你和他们对话的关口,你果然看到他们钓到了鱼,他们也果然把那条鱼放回了海里。

你感慨于这个社会的诚信,诚信在两个孩子的心里,也在整个英国社会的心里。在无人的海边,在暮色中,诚信依然在闪闪发光。

你悄悄退出来,回到沙滩上去,路过母亲身边的时候,你对那位母亲说,你拥有两个很棒的“gentleman”,那位母亲抬起头来说:“那当然。”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她眼神里由衷的骄傲。你说,他们懂得诚信,懂得遵守规则,这都是您教育的结果,要感谢您,培养了两个这么好的孩子,她说,她也为他们感到骄傲。你心里很赞同,这位母亲是完全有理由骄傲的。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教育孩子,把他们抚养成人,送上社会,让他们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更伟大的事业了。

你想到,在中国,许许多多的母亲们,她们把到工厂上班生产钢精锅等物质产品看得比抚育孩子更神圣,她们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然后心安理得地“走上社会”和男人平起平坐去了,她们不会为抚育孩子感到骄傲,相反她们认为在家里抚育孩子或者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是低贱的,当你赞美她们的孩子时,她们总是要谦虚一番,会说,她们的孩子很差,不值得赞美。

这是英国母亲和中国母亲的区别么?我们的母亲,如果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身上,让她们的孩子更有安全感,对社会更信任,也愿意做受信任的人,我们何时能这样呢?

第三部分:在英国伦敦的自行车道

我们是自行车大国,在上海,也许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是用自行车做交通工具的吧。许多人依靠自行车上下班,天天自行车来自行车去。上海也在抑制公众的私家车消费,私家车上牌,一个牌照大概要4万人民币左右。这个牌照费大致相当于一辆低价小轿车的价格。但是,上海的道路却似乎主要是为汽车服务的——如果开着车在高架道上奔驰,20分钟可以横贯整个上海市区,但是,如果坐着公交车在高架底下晃悠,你需要两个小时,开自驾车和坐公交车之间,时间成本比是1:6。上海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比如,开车可以从南北高架快速横穿上海南北,但是,如果骑自行车,你会发现许多立交桥没有给骑自行车的人或者步行的人留下通道。成都路在天目路被割断了,行人和自行车不能通行,只有汽车能从高架上通过,如果你是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你会觉得非常丧气,这个城市没有为你考虑,它重视了汽车,歧视了自行车和行人,其实对于它来说加一条自行车道非常简单,只要在汽车道的两边各加出一条一米五的路边(伦敦的自行车专用道大多只有一米宽左右);广粤路和场中路相交界的地方,汽车可以通过,但是,行人和自行车却无路可走,如果你从广粤路骑车去场中路,那你要做好望路兴叹。

这个城市没有认认真真地对待行人,几乎所有的人行道都有电线杆一类的障碍物挡道,大多数人行道是断断续续的,你走着走着,就会有什么挡住了你的去路,有的时候是一只交流电变压器,有的时候是一座公交车候车点,有的时候是一处突然冒出来的建筑物,似乎人行道在道路规划的时候根本没有通盘考虑过,它只是作为上述物件的备用场地存在的,是可有可无的。

但是,伦敦不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汽车、自行车、行人受到了平等尊重,汽车有汽车的专用道,行人有行人的专用道,自行车有自行车的专用道。汽车的专用道自然是横平竖直,来去无遮拦;自行车道也是如此,伦敦的市政当局并没有歧视自行车;对于人行道来说也是如此,伦敦的人行道上没有上海人行道上必见的电线杆等障碍物。伦敦人没有觉得汽车不能忍受障碍物,而步行的行人可以忍受障碍物。总之,伦敦人没有觉得在交通权上,开车的有优先权,而骑车和步行的则等而下之,要让着汽车。

照理说,伦敦比上海发达,上海的汽车拥有量是170万辆左右(东京是接近700万辆、汉城570万辆),伦敦的汽车拥有量可能在上海的三倍以上,伦敦人更有条件照顾汽车的优先通行权了,但是,伦敦并不限制汽车,伦敦拥挤区域收拥堵费,调剂车民用车习惯。我们是全体市民包括不开车的市民也要为公路建设交税,伦敦是谁开车谁多交费(这方面新加坡更厉害,开车要买拥车证,拥车证一般比汽车的价格贵,而且只能用10年,你要开车,就首先要为建路作贡献)。我们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让那些不用汽车的老百姓在为建路付款,另一方面又只是大力扩建汽车道,没有为他们的自行车和两条腿准备道路,甚至在侵占他们的道路,他们交的钱越多,汽车道修得越快越好,他们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就被汽车道占用得越多。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在呼吁抑制汽车,但是,我认为他们用错了脑筋:他们只想通过限制私人家庭轿车,让政府和企业用车垄断公路使用权。我们现在的许多“专家”都反对中国家庭购买轿车、普及轿车,老实说,我觉得这些人是在空口说白话,他们不了解人类的欲望,也不了解人类实现欲望的能量,私家车是限制不了的。在英国道路建设的过程中曾经也有人相信家庭用车不会普及,但是,1963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将是长期的趋势,任何方法都不能限制人们对汽车的渴求,这份报告后来在1970、80年代得到验证。该报告认为政府应该将投资重点转向道路建设,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对人们使用私人汽车进行调节,但不可能加以限制。

现在,我们国内还有一种观点,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或者经济手段限制私人拥有轿车,上海采取私车牌照拍卖的手段限制私车发展。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呢?我看没有什么效果,上海人买私车的热情并没有降低,这就是证明。这种做法又是否合理合法呢?我持反对意见。上海的道路建设是在全民交税的基础上完成的,是政府公共基础建设投资的结果,为什么政府公务人员、企业管理者就可以免费得到通行权?一部分机构和个人拥有使用汽车道特权,而普通市民却要额外付出一笔牌照费才能使用这些道路,这恐怕有失公平。

驾车者、骑车者、步行者三者之间的道路使用权要平等,驾车者内部,每个驾车者之间的道路使用权也要平等才行。

机动车驾驶者占用道路面积大、享受的交通便捷多、对环境造成的噪声和空气污染严重,从这些出发,他们应该多付出,也就是多交费,这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多交费才合理。我看这里要有两个原则:一是平等,所有得利者应当平等交费,一部分人在交拍卖费,一部分人不交就不平等;二是谁使用得多谁就应该交得多,一辆一天只在道上开一个小时的私家轿车要和一辆一天要在道上开24小时的公务车一样交道路费同样不平等。

怎么办?我觉得伦敦和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汽车上都安装了一种无限缴款设备,汽车开到某个因拥堵或者因贷款修路等原因而收费的路段,路边的电子设备自动和你的车上设备连通,实现不停车的无限扣款,这就实现了谁用路谁交费的“公平”。事实证明,伦敦和新加坡的这个方法很好,卓有成效,这个政策实施以后,伦敦的城市拥堵下降了20%,笔者在新加坡长期生活观察的结果是,新加坡几乎没有汽车拥堵现象。

第三部分:在英国思想者的旅行

2003年至2004年底,葛红兵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游历海外,先一年,在南洋,后一年,在欧洲。2005年5月,《葛红兵海外日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葛红兵说,两年的“游历”,不是“旅游”,而是一段异国的“生活”,他希望以“日记”为书写的形式,写出自己对这一段“生活”的“体悟”——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书分三辑,《在南洋》、《在巴黎》、《在英国》——视角新颖,视野空阔,衣食住行,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科技教育、金融经济、建设建筑、法律法规,无所不及,无所不包;其间,每一篇文字都配有作者摄影的图片,图与文,光影与文采,相映生辉。

纵观全书,印象至深的有两点:

一、充分发挥了日记体书写的特点,行文直白、平易、朴实、不事雕凿,似乎是自己对着自己说话,也似乎是对着几个相知的朋友说话。

例如:“……我向一个路人问路,问他伦敦经济学院在哪里?那个路人告诉我,我已经走在伦敦经济学院里面了——他让我彻底明白了过来,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你是永远也找不到英国大学的大门的,英国的大学没有大门。后来我去朴茨茅斯看到朴茨茅斯大学也是如此。”——《葛红兵海外日记第二辑:在巴黎》

这样的句式,叙事简洁,语感亲切,内涵幽深,有着法国蒙田的随笔风格——尤其是采用“日记”这样一种随心所欲的文体,所以更能彰显作者的本我意识——依然故我的葛红兵,言谈立意永远都是率真的、直露的、狂妄的、无所顾忌的——譬如,他在南洋写成的对“中日关系”的系列看法,2004年被转贴上网,因其的观点与国内一部分“仇日”网民相悖,引得网上硝烟弥漫、论争纷起,至今也未止息。

二、充分发挥“学者散文”的特点,如院校讲坛上的大课,叙述引入思辨,博引旁证、思维敏捷、文辞慷慨、论点先见。

例如:“按照德国学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的定义, conscientious objection(良心抵抗)是基于个人良心和信仰而拒绝战争和暴力杀戮的权利;按照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是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个别法律暂时偏离了正义,公民在尝试过其他所有方式都宣告无效之后,有权以不服从法律的方式提出使法律回归正义的诉求。要非常感谢这两个概念啊,它赋予了人类免除被迫充当战争机器、拒绝就死、也拒绝杀戮他人的权利,它赋予爱好和平、信仰爱可以感召恶的人以拒绝暴力的权利。”——(《葛红兵海外日记第三辑:在英国》

与此前大陆出版的几部“名人异国游”不同,《葛红兵海外日记》既不属浮光掠影式的异域采风记,也不属主题先行式的海外文化录,而是如葛红兵所说,属于“随感”一类的笔记小品,一段“海外生活”的“有感而发”。因为作者的学养品味,轻松率性的文字与深沉严肃的内涵融合得十分完美——丰厚的中西文化知识积淀与超越的世界思维方法理念在书中融会贯通,所以,这部书也被人称为是“一次思想者的旅行”。

思想者的一次旅行,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从亚洲到欧洲,从东方文明到西方文明——一个异乡游学的孤独者,一个世纪文明的探寻者,阅读、教学、讲演、旅行、采风,重要的是或长或短一段时间的海外“居住”——沉下去,沉下去,沉浸在异国的生活中去,深浸在无国界的大空间中去,思想、思考、研究、探索——关于战争、关于和平、关于人类、关于自然、关于宗教——游学的过程,也是“求知”的过程和“求是”的过程。

心内的谦卑匍匐,身外的姿肆飞扬,放弃小我,回归大我,向西方学习,做人类文明薪火的传播者,自由、平等、博爱、宽容——民主的精髓和信仰的精神,葛红兵的理想国——他的寻觅,永不会终止。

第一部分:在南洋葛红兵拒绝行走文学定义-(图)

>  著名学者作家葛红兵新作《葛红兵海外日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葛红兵自2003年9月至2005年1月,近两年在行走在新加坡、英国、法国等地的心灵体验。

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到近期热销的安妮宝贝的《清醒纪》,"行走文学"似乎一直是文坛的热门话题,而葛红兵却坚决不愿把自己的《海外日记》归为此类,并且批评所谓"行走文学"不过是个伪概念,"只是行走,没有文学!"

自从去年底小说《沙床》畅销并引起争议后,葛红兵一度从读者视线中消失。两年来,他游走在新加坡、英国、法国等地,回国后,将这一年的游走记录集结为《海外日记》。据该书责编 介绍《葛红兵海外日记》不仅记录了葛红兵在海外的生活见闻、思想历程,其中包括《沙床》在国内引起争议时,他在国外看这件事情的内心体验。同时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照片,都是葛红兵在国外生活时自己拍的,里面有葛红兵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法国、英国等等一路走来的足迹,有些则是他在国外工作时的生活照片。该书责编姚梅介绍说:"本书的内容上说像是"行走文学",而形式上则更像安妮宝贝的《清醒记》,都是日记体。"

而葛红兵本人却坚决反对把自己的《海外日记》归为行走文学一类,并且批评所谓行走文学只是一个伪文学概念,他们只有行走没有文学。葛红兵说,相对于那些为了写作而行走的文化苦旅,他的行走是没有目的的。这也是这本书叫"日记",而不叫"游记"的原因,他没有写自己旅游的经历,而是潜心于写那些在异国生活时的对生活本身的"体悟"。他希望的是让海外的生活自己说话,而不是浮光掠影式景点扫描。葛红兵说,刚刚开始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就像老是会把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才能明白一样物品的价格一样,老是把国外的东西和国内比,后来在国外待久了缘故,他渐渐地体会到,不忘记国内就不会真正理解国外,特别是生活表面下隐含的深层的东西,比如宗教、法律等观念的根底。

葛红兵说:"真正的行走文学应该是忘记自己、潜入异国生活的深层的文学,是放弃本土视野真正理解异国生活和文化的文学。

葛红兵中国当代新生代作家中少数几个享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型作家,拥有中国、新加坡、英国等多所高等学府教授、研究员职衔,其小说、随笔《我的N种生活》、《未来战士三部曲》、《沙床》等因"善于捕捉当代人的灵魂悸动,提供了真诚的解剖和超越的忏悔"而成为书界长销不衰的畅销书。本书选录葛红兵教授近年在新加坡、法国、英国等地讲学、游历时的日记、随笔,文笔细腻优雅,思想深邃绵密,配以大量照片,深具越读和欣赏价值。

相对于那些为了写作而疾走的"文化苦旅",他的漫游是且行且停的,这也是这本书叫"日记",而不叫"游记"的原因,他没有平铺漫游中的奇闻,而是长时间地潜身于异国的日常生活,潜心于异国的精神内质,他是让那些异国的生活自己说话,而不是浮掠的图解。所以,他看到了日常故事和场景里的宗教、政治、历史、习俗,他看到了建筑、风景、人物里的精神和性灵……这是要见着一个资深学者和作家的功力的。

第一部分:在南洋新加坡的礼让-(图)

  走到斑马线边上,自动地停下来,想让车先过,但是,新加坡人的车已经早早地停下来了,司机挥挥手。

这种情况在新加坡经常看到,是常态,却让我这个异乡人感到诧异。在国内从来都是人让车。

和王去芽隆。回来的时候实在渴了,买了一听可口可乐,一边喝着一边打卡进地铁。看到地铁工作人员向我们挥手,突然想起来,新加坡地铁里不允许吃东西。看到过罚款的通告,吃东西,罚款1000新元,上帝,那是5000元人民币啊。

不过,我和王想错了,他们不是来罚款的。地铁管理员跑过来,要了我们的卡,在计算机系统里重新做了一下,把已经打进去的卡退出来,然后友善地提醒我们到外面喝完水再回来。新加坡到处是罚款通告,但是,真正被罚款的,我一次都没有看到,国际上,有关于新加坡的传闻,说新加坡是罚款社会,其实,这其中多是误解。

不由想到在国内被一个老太太罚款的情形:那天我在路边刚刚把车子停好,一个老太太立即过来,要罚款10元。而那张关于禁止停车、违者罚款10元的通告,则被她拿在手上。她早早地看着我停车,但是就是不提醒我,她似乎是把那张罚款通告当成了收款指南了。

对于新加坡人的这种礼让,我想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一、这里人口密度低,人和人之间直接冲撞的机会少;二、这里生活水平高,特别不顺、心情特别不好的人少;三、文化。恐怕最主要的还是文化。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是,不如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我们要好好检讨。

10月5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教师的“地位”太高

南洋理工大学内到处是山坡、草坪和树林。林中有许多小鸟、松鼠栖息游戏,校园南侧的一片森林里甚至还有一群猴子在那里称王称霸。

从早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中学教师在课堂上批评学生,言辞激烈,还把学生的作业本撕碎了。这个过程被另一个学生用手机拍摄了下来,并且传到了互联网上。报纸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最后新加坡教育部表态,表示理解这名教师的举动。

由此想到,在儒家社会里,教师的精神地位可能太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什么的,对学生的精神威压很重。华人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他们不是真理和知识面前平等的探求者。师生本应该合作着探求真理,老师只是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稍稍有些经验和积累,他可以把他的经验和积累传授给学生,但是,在真理面前,他并没有优先地位,他不能代表真理。

而在当今的华人社会中,老师扮演了真理的化身、知识的代言人角色,学生必须无条件服从教师。

这种情况下,学生根本不可能质疑教师。连教师都不能质疑,他们还怎么能质疑所谓的“真理敗ⅰ爸丁保克腔乖趺茨懿环尤ㄍ⒁览等ㄍ?

他们只能墨守而不能创造,因为,创造知识的前提是对现有知识的质疑,是对权威的质疑。

华人教师的精神地位不是太低,而是过高,他们对华裔的学生,尤其是中小学学生构成了巨大的压抑。

10月21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动物保护

最近,几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一个中国留学生被邻居举报,饲养龟类宠物,违反了动物保护法。有关部门已经进入他的家,查抄和没收了这个留学生的宠物,而这个学生现在还在外地出差,他回国后将面临指控,可能要受到数千新币的罚款。

二、新加坡动物保护协会反对政府在受到居民投诉后捕杀野猫,呼吁建立野猫保护区,呼吁公众捐款保护野猫。

三、新加坡动物保护协会向圣陶沙海豚表演馆所有人提交抗议信,指责其虐待海豚:强迫海豚表演不自然动作,伤害海豚的自然属性,强迫海豚生活在非常狭窄的空间里,使海豚得压抑症,妨碍了海豚的身心健康。等等。

保护动物已经在新加坡深入人心了。但是,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报道:警察捣毁一巨大马蜂窝。警察的这个举动并未受到动物保护协会的指责。为什么呢?是马蜂窝伤害了居民利益?还是马蜂不属于动物?或者马蜂是低等动物不属于保护之列?

动物保护方面我们思想上还是有悖论的:我们用鸡鸭喂养鳄鱼,理由在哪里呢?难道鸡鸭就没有生命权了吗?难道仅仅是因为鳄鱼濒危,它就变得比鸡鸭高贵了吗?

中国的东北,据说,为了保护东北虎,也在这么做。假期里,许多游客到虎园来看东北虎,他们买活的山羊和小牛给老虎吃,看完老虎撕开了山羊的肚皮,吸食山羊的体液,他们兴高采烈地高傲地回家了,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了。

我们的动物保护很成问题,直到现在,《汉语词典》里“老虎”的条目下,还是“虎骨可以入药”、“虎皮可以做衣服”,是“老虎全身都是宝,人类可以随便拿来用”的思维模式。

生活在国外,可以看到,动物是如何被看重的。电视里几乎天天有蛇、蜥蜴、大象等的镜头,电视里的解说和动物学家的举动让人不可思议,他们和蛇亲吻和蜥蜴拥抱。

仿佛这些动物没有一点危险。

有个笑话:说美国的蚊子比中国的蚊子笨,原因是美国保护动物,人们见到蚊子只是赶走它,并不伤害它,中国的蚊子因为老是受人的伤害,所以非常狡猾。

昨天去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路上看到两条一米长的蜥蜴,它们横在人行道上,这个时候前不见来者,后不见援兵,我和何两个人只能等在那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被蜥蜴咬伤,那是活该,但是,如果我们主动进攻蜥蜴,可能要坐牢或者罚款。最后我们在那里等了20分钟,终于,蜥蜴有了新想法,它不晒太阳了,它下水去了。

10月25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没有压抑,就没有“反抗”

早上上班,看到《联合早报》上的新闻《湖畔同游、红豆寄思,南大相思情要传留》,照片是一个南洋理工大学女生抱着一只玻璃猪,里面注满了相思红豆。女孩的名字叫周云帆,她的父亲和母亲当年是南大校友,并且在南大校园“打铁”(恋爱)成功。

报道用大字打出南大校长徐冠林在南大毕业生协会理事会上的发言:“我希望南大校园不只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也是世界上最浪漫的校园。我发现现在的学生,吃了晚饭,很少结伴兜南大湖。是不是我们的校园少树,没有树阴,浪漫的气氛不够?我们是不是应该营造一个更适合学生‘打铁’的环境?”徐校长要求南大校友为学弟学妹们提供“打铁”的经验,让南大的相思情韵流传下去。

看到南大校长为校园气氛不够浪漫担忧,提倡种树,为学生营造恋爱环境,我心里竟然莫名地为徐校长感动起来。前些天我和同事在校园里散步,他问我南大和上大有什么区别,我说,这里的校园可以说是一流的美丽,但是,校园里少了恋人们双双漫步的风景。南大非常美,南大人常常骄傲地认为南大校园是世界上最美的,校内山峦起伏,大片的草坡连绵不绝,但是,几乎没有恋人的踪迹。没有恋人们相拥而行的风景校园就没有生气了。

为什么呢?

看到校长为南大人不谈恋爱而担忧,想到中国大学的校长,他们对男生和女生交往的恐惧,他们常常下令隔绝男生和女生,男生不能上女生的楼,女生也不能上男生的楼。中国校长们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实在很多,然而各种各样的失格事件反而更多,某大学还发生了“偷拍”学生性爱的事件。

这里呢?男生和女生是同一个楼住的,校方有意安排男生和女生搭配着住,甚至一间套间里会同时住男生和女生,可是呢?并没有听说什么男女事件发生。为什么呢?男女之间可以非常容易的交往,没有任何人阻碍你的时候,你反而希望慎重对待了。

我的结论是:宽松的环境有利于自律。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中国大学里,许多学生的恋爱是冲着逆反去的,他们把恋爱看成是一种反抗。

中国大学之所以恋爱风那么盛,不是因为中国大学生人品不好,也不是因为他们贪恋男女情欲,实在是中国大学搞男女隔绝的产物,越是隔绝男女关系的地方,人们在性上越是积极。国人那么热衷于黄色笑话、桃色新闻,就是这个原因。

比如,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性的东西,它赤裸裸地放在广场上,谁都可以顺手摘取,这个时候那些摘取的人都会仔细地思量一下自己的行为,他会想自己是真的需要吗?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监督他、禁止他,他要完全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性的东西关进笼子,派人守着,这个时候就会有那些乐于冒险的人,他们并不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而是觉得既然你派人守着,把它关着,那肯定是好东西了,他就会冒险来拿。

新加坡允许有合法的红灯区,但是我去参观的时候,看到红灯区实际并不红火,冷冷清清,看的人有一些,实际消受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没有禁忌,没有人需要用到这里来显示自己打破禁忌的能量。

11月1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马六甲的郑和像

马六甲,类似中国的南方小镇,有些旧。一切都微缩了的中国南方。到处可以看见中文标牌,只是它们都是繁体字的;有一条华街,全部是华人商店,在那里甚至可以吃到地道的中国小吃。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特殊、不容易被同化的民族,在南洋各国旅行,去了许多华街,看得越来越真切了,这个民族的特性,无论到了哪里,呆多久,都不会改变。马六甲的中国景观,看起来像是没有经过改造的中国,道教庙宇、佛教庙宇,关公、大伯公、妈祖、观音娘娘在这里并行不悖,他们一起管理着华人的精神世界;三宝山上矗立着华人坟茔,福州会馆,里面供奉着仙逝者的遗体;街上的花生糖还是当初那个花生糖;古董店里的瓷器、木器还是中华的款式,它们甚至比今天中国大陆的更传统、更地道。建于1646年的青云庙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中国庙宇,据说建庙的材料和工匠均来自中国南方,庙宇的装饰以中国神话人物雕刻为主。

华人来马六甲活动非常早,中国明朝宦官郑和于1405年至1433年7次下西洋,有证据显示,他至少5次到达马六甲。今天,马六甲还保留了不少和郑和有关的遗迹,三宝山、宝山亭、三宝井等都和郑和有关。“三宝”是郑和原名,三宝山是郑和当年率队驻扎的地方,三宝井据说是郑和当年开凿。也有人说,马六甲皈依伊斯兰教,和郑和的传教有关,郑和乃伊斯兰教徒。不过,华人爱好和平、不事征服的秉性,使郑和在马六甲并未实行真正的占领和殖民统治,尽管从军事和科技上看,他完全有能力那样做。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影响郑和在当地华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中华文化对马六甲的影响力。

今天在马六甲,郑和的像一共有三座。一座在马六甲苏丹皇宫博物院内,雕刻的是郑和谒见马六甲苏丹时的情景,人物取跪姿,身穿绘有龙图的袍服。此塑像展出后,引起当地华社争议,大多认为跪姿塑像可能不符合史实,2003年初,一中国官员前来访问,参观苏丹皇宫博物院时笑言“穿着龙袍可是要杀头的”。当时中国明朝国力强大,郑和代表明永乐帝授苏丹印信,苏丹接受印信并成为中国的属国,并派遣使者跟随郑和船队到中国来朝贡,此后更有中国公主来嫁,两国通婚的记录,因而跪像不能反映当时两方交往的实际情况。当然,明代后期以及后来接续的清廷自动放弃海权,以禁海取代开放,自绝于海洋,架空了我宗主国的地位,使我海外华人失去母国照料,地位降低也是事实。

第二座郑和像在宝山亭院内,高一米左右,较小。宝山亭里有三宝殿,据说是特别为郑和而建立的,不过宝山亭中供奉的乃是当地神大伯公,并非郑和,郑和为回教徒,回教反对偶像崇拜,自然不能接受香火。

自16世纪开始,马六甲先后成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57年,马来西亚从英国手中宣布独立。16世纪以后,西方崛起,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洋国家纷纷崛起,他们远征亚洲,逐渐把亚洲部分地区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也因此,马六甲还保留了大量的葡萄牙、荷兰以及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遗迹。马六甲港口的半山腰上,有荷兰人留下的红屋,郑和纪念馆就设在这里,馆内展出郑和画像、迷你石像、仿建船舰、陶瓷餐具、古书等文物,纪念馆入口处,矗立着一座郑和石像。

该石像乃马六甲中华工商总会前会长吴国基于1991年率团访问中国,参观南京郑和纪念馆后,在中国定造的。这是一尊高九公尺的郑和石像,本来希望能置放在三宝山,但翌年郑和石像雕好运抵马六甲后,却由于种种原因(有说郑和为穆斯林信徒,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不被允许安置在三宝山或宝山亭内,石像只能寄放在一家华人公司的空地上,一放就是十年,其间因为疏忽,连起运时用于路上保护石像的铁框架都没有启封。现在,郑和像放在郑和纪念馆前,也算是暂时有了一个居身之所。不过,有关人士还是认为,郑和像应该放置在三宝山,“坐镇三宝山,渴饮三宝井,俯瞰郑和将军路,才能衬托出他的伟大。”

不过应该承认,上世纪60、70年代的闭关锁国,对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华裔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直到今天,这些国家对我们还有一定疑虑,这种疑虑甚至渗透到了这些国家民族生活的内部,郑和像在马六甲的处置问题,无论是跪姿是否妥当的问题,还是立像到底应该安放在哪里的问题,都是这些深层疑虑的反映,它也折射出当今华族在马六甲生存环境的复杂性。

郑和,本姓马,原名马和,小字三宝,是回族华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通过海路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过圣,并因此获得伊斯兰教哈只身份。郑和非常倾慕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希望效仿他们的朝圣历程,成为一个哈只,这可能是郑和远航的一个内在动力。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后归国休整期间,还曾经回乡扫墓,在云南昆明度过整个斋月。第四次下西洋,他是带着西安清真寺掌教哈三一起出海的,哈三出海显然是为了配合他在西洋各国传布伊斯兰教,郑和还派穆斯林内官去麦加朝觐,并数度奏请在南京和西安重修或新建清真寺,也因此,郑和后来也获得了哈只身份,这些都说明郑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郑和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华族问题,还有宗教等背景,有些中国记者单单从大中华概念出发,简单地从华族尊严的立场,反对郑和跪像,呼吁郑和像安置于三宝山等等,可能是会让当地人困惑的,其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1月10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殖民者的战舰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古船复制渐渐被人们当作文化活动的有意义形式来加以重视。英国为纪念德雷克周游世界的航行壮举复制了金鹿号,为了纪念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率队在特拉法加战胜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英国还修复并永久保存了他的旗舰胜利号,美国为了纪念第一批殖民者来到美洲原样复制了五月花号,瑞典为纪念当年东印度公司海上丝绸之路复制当年的哥德堡号,丹麦近年则复制了一艘一千年前的海盗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比上述舰只更早、造船技术更有历史价值的郑和宝船却从未得到复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一支由200余艘舰船、2万多名官兵组成的舰队,开始了远航壮举,在帆船时代,能够承受如此规模的船队的国家,没有几个。可以说,明代中国海上力量可算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另外,按照史书记载,郑和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体量之庞大也是世界上少见的,当然,这个记载可能有夸大之处,当代船舶专家考证,郑和宝船实际大小可能在长44米,宽8米,载重量250吨,可坐250人左右。而一百年后,1519年,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率领一支由5艘帆船266人组成的探险队,从西班牙塞维利亚港起航,开始他名垂青史的环球航行时,其船队加起来的总吨位只有280吨。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从郑和时代昙花一现的海上霸主地位衰落下来。儒家文化区在一贯的对海洋不感兴趣,缺乏进取、冒险精神的阴霾中,出现了郑和这个回族伊斯兰教航海奇葩之后,迅速地又回到了它天圆地方、中央大国、固步自封的迷梦中沉睡了。此时的西方却从中世纪的禁锢中醒来了,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先是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是荷兰、英国,相继成为海上霸主。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是人类历史的跨越式大发展,它催生了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世界范围的政治革命。

从今天的马六甲,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明的影响力。郑和的确是最早到达这里的文明使者,但是,他却没有把文明的种子牢牢地栽种在这里——华夏文明不能理解郑和创下的航海奇迹,也不能承担他开创的成果,之后,华夏文明迅速地关起了面向海洋的大门,在海禁中生活了数百年,直到甲午战争。相反,当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到来之后,他们迅速地取代了这种影响。

在马六甲,中华古代建筑遗存较少,相反,葡萄牙、荷兰乃至英式建筑却留存很多。这里有号称“16世纪东方最伟大的城堡” 圣地亚哥城堡,虽然它已经是残垣断壁,但从其巨大的葡萄牙城门,我们依然可见它当初的宏伟规模,当时它可能是东南亚最大和最坚固的城堡,它的围墙是用钢渣浇筑的,能经受当时各种炮火的攻击。该城堡几易其主,1511年葡萄牙人最初修建了它,但是,随着葡萄牙海上力量的衰落,之后它落入了荷兰人手里,1807年这座城堡则在英国人的炮火中引来了英国人的占领。今天,当地人把它视作自己的骄傲,当作马六甲精神的象征。

如果说,葡萄牙城门是具有葡萄牙意义的历史遗存,那么荷兰红屋及荷兰教堂则代表了荷兰在马六甲的影响力。如今,荷兰红屋已经被马六甲人视为马六甲的标志。这座建筑以其红色外墙而得名,建于1650年,是东南亚最古老的荷兰式建筑物。马六甲中心广场荷兰广场上的荷兰教堂,代表着荷兰的建筑特色和艺术雄心。这座教堂是荷兰人为纪念他们占领马六甲100周年而建造的,长约25米,宽12米,高15米,每条天花板横梁都是由一棵完整的树干砌成,主大厅一共使用了17根这样的独木大梁。

另外,英国人统治时期也留下了大量建筑遗存。

这些如今都已经成了马六甲人的骄傲。相比较而言,中华建筑遗存则要少些。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建筑都以砖木为结构,不易长久留存,而西洋建筑多以石头为结构,能够超历史保存和使用的缘故。说西方文化是建筑在石头的基础上的,应该不为过,石头的雕像、石头的建筑、石头的教堂,这是西方城市的突出面貌;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让我们思考,中华文化是在这片土地未开化之初便来到这里的,它有先到优势,可是它为什么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压倒性文化力量?

西方人发现美洲便改变了美洲的历史进程,1620年五月花号在美洲的登陆,不仅仅是一百个人的登陆,还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登陆,它们在那里扎根,并在之后的岁月里完全主导了美洲的文明走向?这是偶然的吗?华夏文明,在什么地方有它的优势,又在什么地方充满劣势,它为什么不能压倒性地主导一个蛮荒之地的文明进程,不能引导一个地区走向现代?

如今,马六甲的荷兰红屋已经在岁月的风雨中失去了它当初的富丽,它只是断壁残垣,可是,当我在其中徜徉,我依然能感到荷兰人当初的勃勃雄心,它傲然地屹立在半山腰,俯视着这个马六甲城市和港口,它像一个王,这就是文化的气势啊。

直到如今,马六甲最辉煌的建筑依然是那些殖民者建造的教堂,其中许多即使摆在西方城市,如巴黎、伦敦等地,也毫不逊色。它让我看到,那些怀着宗教信念而来的人,他们的精神力量是何其强健。

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在美化殖民者,是不是呢?对这个问题,也许应该允许一点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类历史上,武力征服带来种族融合、文明交融、文化跨区域传播和发展的例子很多,马六甲人把葡萄牙战舰复原展出,保留葡萄牙人、荷兰人在马六甲活动的遗迹,应该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对人类历史包括殖民史有更宽容、更超越的理解。这一点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1月12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马六甲的三轮车

马六甲旅游,最有趣的是坐人力三轮车,早晨瑞文纳海湾宾馆门口就停着很多这样的车子,每辆车子都打扮得非常光鲜,边沿上挂着花串,前面还插着花束,车主的胸口也挂着花束,马来人之喜欢花,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三轮车最叫绝的是上面都有放音设备,放的多是马来音乐或者是来自西方的流行音乐。车夫们虽然穿得没有他们的车光鲜,但是,也是干净而体面的,见到游客过去,他们都热情地站起来招呼,但是,并不显得热情过分。这也是让我喜欢马来的原因之一。东南亚几个国家,这方面最好的是马来,印尼的生意人太过热情,往往让你害怕,他们让价的时候又没谱,刚刚开价500万盾的东西,一会儿他就会自动降价到100万盾,这种情况在马来是很少见的,马来市场上的东西,还价20%就到顶了,他们开价是有规则的,不会漫天要价,不会“杀生”。

马六甲华人很多,但是,做三轮车生意的却没有华人,都是马来人。不过,不用担心,他们大多会一些英语,而且他们都很有专业精神,完全不需要你格外关照,就可以为你服务得很好。为我服务的那个先生,非常专业,他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特地先介绍我去三宝山、青云亭等景点去,每一个景点,他都能介绍一番,很有导游的韵味,他介绍我吃饭的地方、步行参观的地方的确都是马六甲游览的软肋。喜欢旅游的人都知道,旅游城市大多有面皮、软肋之分,面皮是专门做给外地游客看的,真真假假浑然一处,光鲜可人,各种物事以外地人的价格标注;而软肋呢?就是当地人穿着睡衣出没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没有修饰。面皮犹如那个城市的客厅,而软肋犹如那个城市的厨房和卧室啊。

那天晚上,因为我要买电池,他拉着我跑了好几个街道,最后在他认识的一家小店,敲了好一会儿门,才买到。晚上7点多,各种店铺关门。当地人的生活是很休闲的,他们不愿意让生意影响生活,店铺们静静地立在那里,并不特别在意旅游者,没有人拉你,没有挑逗和邀约的眼神,有的只是不紧不慢、不张不弛的生活风景,它们似乎是无目的地存在于那里,不会因为你的到来或离去而改变,他们没有迎合你,也没有拒绝你。

马六甲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没有因为游客而改变,倒是那些来这里的游客会因为看了这里的人和建筑,而改变一些对生活的看法呢!这样的旅游地才是旅游爱好者的天堂。

马六甲的三轮车先生似乎也是如此,他陪你一天,在马六甲的大街小巷里走,他是很有耐心的,你说在哪里停,他就停了,你下车走走,闲闲的,没有目的,说不清的,只是突然的一个念头。有时候你就在一家酒吧里坐了,看里面的雕塑和绘画,竟然忘了时间,他也不催你,远远地在街头站着,直到你再次上车。如果你放心他,他就会给你安排一切,那个线路一定是非常经济、非常地道的,你吃饭的时候,他就悄悄地退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等你吃好了,他又出现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但是,要的报酬却委实不多,只有7元新币,这是他一天的报酬,你当然希望再给他一点小费,但是,他却拒绝了。

1月13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做法过了头

最近一个朋友携子来新加坡读书。他的儿子参加了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智力测试,成绩非常好,新加坡教育部允许他的孩子报考新加坡最好的11所中学。

这种做法,在中国恐怕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相信的是人在智力上平等,每个人都能做伟人、做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只要后天努力。通过一项智力测验,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可笑的。但是,新加坡的做法真的可笑吗?

新加坡承认人有不同的智商,因而有不同的潜能。他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留给那些智能高的学生;把一般的资源给一般的学生。反过来,也绝不要求所有的人在学习上都达到一个水准。比如,他们中学的外语教学,就和我们的不同,对于跟不上的学生,他们准备了一个“B”级课程,允许他们选修比较低级的内容。这和我们中国完全两样,我们中国不管你是什么资质,一律学难度一样的课程,还要你学好。

新加坡承认精英是要天分的,所以,他们不鼓励每个人都做社会精英。

在新加坡社会生活得久了,有个很明显的感觉,这里人人都心平气和,没有那么多怨气;相反在中国,似乎每个人都怨气冲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本来是可以做大人物的,但是,社会压抑了他,让他没做成。新加坡,他们每年只是选拔很小比例的学生精英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无论是进入政府机关,还是个人创业,都会获得政府的扶持。他们宁可全额资助那些精英出国留学,也全额资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到新加坡留学,但是,却没有提出普及大学教育的口号。新加坡有许多技术学校,智力不够的学生可以进这些学校,学习一门技术,将来做技工。

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的理想教育可能过了头。我曾经在上海一个小学听课,那堂课上,老师要学生们说出自己的理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想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没有一个想做工人和农民的。事实是,无论是我们的学校还是家长,我们都要求孩子无一例外地去设立那些高不可攀(能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到5%)的“理想”。

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做法过了头,让一个中等或者下等资质的学生去和高等资质的学生竞争。我们承认人在体力上有差别,却不愿意承认人在智力上也有差别,实际上是害了那些学生:他们付出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勤苦,得到的却是学习、工作跟不上的苦恼以及因为自己不成功而衍生的怨天怨地的愤恨。

他们永远也得不到乐天知命的乐趣。

我有一个朋友,他鼓励他的女儿,将来要到美国留学,做杨澜,仿佛只有做了杨澜才叫成功。但是,依我看,他的女儿只不过是中等资质,做到杨澜那样的成就,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是,恐怕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体力和心智代价。我很可怜他的女儿,在这样的父亲的教育下,她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心满意足的那一天了。她有一份高不可及的理想,对她来说难如登天,但是,她却偏偏要坚持这份理想,她将来会怎样呢?我但愿她早早放弃那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否则她会一生不幸。一个以杨澜为楷模的中等资质的人,能有多少机会体验人生的快乐呢?

2月2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新加坡社会为什么这么安定

新加坡不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这里某些方面的开放程度不及中国。但是,这里却很稳定,甚至连社会治安问题都没有。这里的人们几乎夜不闭户,好像没有失窃问题,这里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刑事案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邻居吵架还有电视台播音员性骚扰案,何以如此?新加坡社会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更大的治安问题了。

这里有非常廉洁和高效的政府。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和周边国家比较起来,有天壤之差。有一次我去马来亚旅游,那天出关恰好忘记带新加坡“工作证”,只带了中国护照,从新加坡出关,边检人员非常友好,他把我带到边检站的计算机房,从计算机里调出我的资料,然后,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好让我回来的时候有凭据,就这么简单,我便顺利出关了。但是,到马来亚一边,入关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尽管我的中国护照上有为期一年的多次出入马来亚签证(我得到这种签证是因为我有新加坡一年的工作证),但是,马来亚边检员还是刁难我,他看着我的护照,假装犹豫着,先是要我打的回去拿“新加坡工作证”,看我很为难(来回至少要两个小时,大巴怎么可能等我),又不解“风情”,最后他竟然直接问:“如果我放你入关,我有什么好处?”他用的是英语,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惊讶得目瞪口呆,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当时我急中生智,立即拿出20新币,卷在手中塞给他,对他说:“请你帮助我,我非常感激你。”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20新币,然后用3秒钟给我办完了入关手续。当时我感到非常羞辱,我的后面,1米远的地方排着十几个新加坡人,我相信他们看到了我的行贿行为,一个中国人,在入关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护照而行贿,尽管是被迫的,但是,依然是一件让人感到痛苦和耻辱的事情。

要知道,这种情况在新加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新加坡政府没有人敢这样刁难“人民”,这个政府的确非常廉洁和高效,我在新加坡,办理各种手续,几乎都是一次成功,从来没有受过刁难,他们的办事人员,看到我的材料没有带全,比我还急,好像是他们的过错一样。新加坡移民局对外办公的柜台很低,没有隔栅,你和办事员之间仅仅隔着一个很低的柜台,柜台边上都放着两个篓子,里面放着一些小的很好玩的布偶,如果你觉得这个办事员办事很好,可以在她的篮子里,放一只布偶,表示赞赏。新加坡政府机关的对外窗口,包括机场等,都为来办事的人准备了糖果,你可以吃一块糖果,一边等着事情办完。

我所在的大学的管理部门,其服务态度和质量,是我们在大陆的人难以想象的。我太太要办理来新加坡度假的签证,本来应该是由我自己办的,但是,当我求助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办事员没有任何的推诿,而是热情地帮我办理各种手续,一直到最后,我太太已经来新加坡了,她还不放心,发来一封信询问细节。这种管理,人民就是有怨气,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谅解吧。老实说,对新加坡公务员的敬业我是很佩服的,虽然对他们的拘谨、不变通我也有抱怨,但是,想到他们是为了把事情办得牢靠,也就谅解了。

其次,给民众以疏导和堵截。新加坡承认人是有弱点的,对这种弱点也给予认可。不唱高调,是新加坡政府的最大特点。比如,新加坡政府允许合法卖淫,新加坡政府承认卖淫和买春是人类的弱点,难以治愈,硬性禁止,不但禁止不了,反而会孳生地下色情,带来黑帮控制等种种弊端,新加坡政府在此采取的是指定地点,政府管理,合法经营。这种策略使卖淫在新加坡不可能一夜暴富,没有人能通过卖淫业成为富翁,也没有人可以通过经营卖淫业而获得社会地位——事实上老鸨们在新加坡社会地位非常低。因为是“守法”经营,他们通过这个行业也挣不到什么超额利润,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了。而且,合法的色情业,并没有影响新加坡社会风气,去那种地方的大多是外籍单身劳工,正经的新加坡人几乎没有去那里玩的。新加坡的红灯区很冷清,根本看不到灯红酒绿的景象。

堵截: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如果犯法,不仅倾家荡产,还要挨鞭刑,鞭刑很残酷,打一鞭皮开肉绽,让你休养好,再来挨第二鞭,如果你要挨四鞭,那你恐怕是要做好发疯的准备。新加坡法律严酷,单单从罚款来说,在地铁上喝水,吃东西,罚款5000新币。5000新币折合人民币是多少呢?24000元人民币。

法律体系完备。任何人,有小小的违法都有可能面临严酷的指控,一切都在法律的掌管之下。你和邻居骂架,你骂人的话都有可能让你受控,你不能威胁邻居,比如“我打死你”,你不能侮辱对方人格,比如“你是婊子”一类,这些都是犯法的;又比如,你在私人庭院里不能堆放垃圾,能积水的物品不能放在露天或者可能受雨的地方等等,这些都有规定,如果你违犯了,被政府执行部门发现,先开罚单警告,无效就会告你到法院,你会面临重判:坐牢、罚款甚至加鞭刑一起来。

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如何适当疏导人性的弱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向新加坡学习的。

2月12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新加坡ok运动

刚来新加坡的时候,看到厕所里有新加坡政府的海报,上面写着:保持厕所干燥、洁净,“新加坡OK”,心里很是纳闷,是不是新加坡小题大做了?

怎么能把厕所的卫生和国家联系起来呢?厕所的卫生真的可以和一个国家的OK与否对等联系吗?

后来才发现,新加坡每个厕所都有这条标语。新加坡政府做这件事是认真的,他们真的要让厕所干净起来——每个厕所都有免费的卫生纸、免费的洗手水、免费的洗手液、免费的干手器,新加坡政府相信,提升了厕所的质量,就能提升厕所的文明——他们相信在一个干净整洁、条件好的厕所里,如厕者不容易使用坏习惯,相反会表现出比较好的文明水准。

他们也下定决心,要让新加坡通过“厕所”OK起来。

果然,所到之处,无论是繁忙的地铁公厕,还是公园里偏僻得人迹罕至的厕所,到处都很干净——新加坡的厕所之干净在东南亚国家中可以评冠军。

由此,我想到政府施政。其实对于政府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小事,施政说小,可以小到厕所这样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小的地方,我们可以见出一个政府,它的信念、效率和水准。如果我们的行政机构,也能这样模仿一下,把一件件民众的小事情上升到“中国OK”的高度去办,我想我们的施政水平会大大地高上一截的。

2月15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神闲气定的鸟

在新加坡,一般公民可以过上非常好的生活,这是不假,据说针对亚洲白领有项调查显示,新加坡是亚洲白领最愿意居住的城市。新加坡70%的居民住在政府供给的平价组屋里,可以说“人人有其居”,李光耀的想法是:只有有恒产的人,才会有恒心。所以,他下定决心,让100%的新加坡人都有自己的房产。新加坡的确做到了。

但是,我这里倒是不想说新加坡的人过得怎么样。大体上,城市生活总是差不多的,要说新加坡的生活水平比上海高多少,也是很难具体讲出什么指标的。直觉告诉我的是:在经济水准上,新加坡的生活质量并不比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高,甚至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上海要比新加坡高;生活质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的差异和市民文明习惯的不同上。新加坡人大多不在家里做饭(新加坡政府不允许公民的厨房向外排烟,一般公民厨房的油烟机都是循环过滤型的,而不是排放式的。我初来新加坡,住在NTU提供的公寓里,看到厨房的油烟机没有排气管,好长时间没有想通,后来服务员定期来更换过滤器,才看懂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把公共环境看得多么重要。在我看来,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最美的城市,这里的空气质量没得说了,但是,新加坡政府最近还是公布了新的汽车排放标准,提高了柴油车的排放限制)。新加坡的生活质量主要表现在公共场所的卫生、整洁以及人们在公共场所行为的谦让、和睦上。

不过,我认为在新加坡,动物受到特别优待。新加坡保护动物不遗余力,野猫有收容所,如果接到市民关于野猫骚扰的投诉,政府应该解决问题,但是不能打杀野猫,只能把它收容起来,或者给它做绝育手术,使其不能繁殖并且“脾气”变好。新加坡还有专门的动物心理辅导组织,当他们发现哪里有动物受到虐待,就会立即出现,对那些受虐动物进行心理辅导。

新加坡到处是池塘、河流,池塘里的鱼极其肥美,更有大量的乌龟常常漂浮在水面上做睡觉的样子。这些鱼和龟受到新加坡政府的保护,曾经有个大学生,在家里偷偷养了几只星龟,被邻居告发之后,不仅被罚款,还坐了几天牢。如果你去新加坡,你就会发现,那里的鱼和乌龟们,极其悠闲,对人没有任何的恐惧情绪,你走过它的身边,它根本就不搭理你。

新加坡,有很多鸟,我曾经和几个朋友专门去布洛自然保护区看鸟,那里有数百种鸟类,夕阳中,那么多的鸟在树梢、湖滨、滩涂起降,可以说是绝美佳境。

事实上,不仅是在自然保护区里,就是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鸟,它们常常就栖息在走道的栏杆上,檐下的草地上,行人路过大多是放慢脚步,小心翼翼,生怕打搅了鸟儿的清梦。

开始的时候,我走路虎虎生风,哪管什么鸟不鸟的,常常是把那些鸟给打搅了;后来,我看出了门道,知道这些鸟之所以能神态安详、悠然地和人类生活在一处,完全是因为许许多多新加坡人爱动物、关心动物的结果,渐渐地我也被感化了。

几个月后,我就能做到不让鸟受惊,绕道走或者蹑手蹑脚地通过了。鸟在我一米外的地方,我走过,它不会飞走,甚至有一次大雨,一只鸟就在走道的栏杆上休息,而我又无道可绕的时候,竟然我也做到了从它身边一尺远的地方路过,而不打搅它了。

  3月16日

第一部分:在南洋30以后

我是世界上少有的那种对时间的流逝极其敏感的人,这不是自我夸耀,因为对时间敏感,可能是缺点:它让你不能安宁,让你总是焦虑。相聚还没有开始,你就预感到离别,开始为离别惆怅;青春没有演绎开放,你就为年老痛心;大家刚刚开始喝茶闲谈,你已经开始吝啬你的时间,想着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没有做了。

我不是一个和蔼的人,我不能看着时间流过我的身旁而无动于衷;我也不是一个阔绰的人,即使我有些钱,已经不是一个很穷的人了,但是,我依然不能享受闲暇,忙碌,不为别的,有的时候仅仅是想把那些时间抓在手里。

我甚至愿意用金钱买时间。1999年到上海后,我几乎没有乘过上海的公交车,一直是打的的,不是因为我有钱,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3公里的路程,在路上浪费两个小时。那些公交车们是如此的慢,仿佛对身边流逝的时间一无所知,它们的使命仿佛就是谋害一个人的生命。我碰到那些每天要花3个小时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人,我就会感到忧伤,人的一天有几个3小时?除了吃饭睡觉,我们一天真正能拿来工作的时间不足8个小时啊。3个小时,天哪,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却坐在车上一路晃过去了。那个时候,我想我一定要买辆车,我知道自己开车要比打的来得费钱,但是,即使是站在街边,花25分钟等的士,我也不愿意了。

作为一个1968年出生的人,我今年已经36岁了。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都死在73岁,父亲说,我们家的男人遗传寿命恐怕就是73岁吧。他是不是对呢?我想多半是对的。有什么理由渴望更长的寿命呢?内因我们走不出遗传,外因呢?我们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好,污染是更严重了,生活的压力也是更大了。我想我已经真切地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在这一半中,又有一半,我是在懵懂的童年,在接下来的一半人生里,我还将有一半要花在我垂暮的老年上……接近40岁,人生给我的一个精神性的提示是什么呢?死亡。这个概念,通过我祖父、祖母的过世,通过我哥哥的病重,来到我的面前,非常真切。长篇小说新作就要出版的时候,编辑姚梅问我,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想了很久,才告诉她,那是写时间的,时间流逝,而我们在时间的河流边等到的可能仅仅是那个虚无,它如同河里的“沙床”,上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让时间从其上毫无意义地流逝的一个形式。

因为新作我的谈话录《直来直去》的出版,去北京做宣传,遇见章乃器先生的公子章立凡先生,我让他给我看看面相,他对我说:你要41岁才能安定。听了他这个话,我立即服气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慢下来、静下来、停下来,听听、看看、想想,一切就都很好了,不一定要做什么,你没有力量改变世界。但是,没有,身体里的冲动依然故我,它让我不能安宁。似乎只有写作,不断地写作和说话,我才能获得平静,似乎只有和语言纠缠在一起,我才能被安慰。在北京的时候,和许戈辉对话,许戈辉说:也许你就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安定的人呢?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实在是非常伤感的。老实说,已经有三年多了吧,我在内心里惟一对自己说的话只有这样一句:安静下来。而渴望安静,我内心的波澜渐渐平息、我耳边的喧嚣渐渐停止、我手头的文字渐渐安宁、我眼前的世界渐渐止歇,风停了,太阳也已经出了,一切都很好了,为什么我还没有、还不能安静下来呢?回上海后,我反复地回想章立凡的话,也许是一个暗示:安静不是自我修炼的产物,安静是年龄的产物,只有真的到了41岁,年龄才能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安定下来吧。我不知道,章立凡说的安定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这是我渴望的,我也在心里默祷,希望他说的都能在我身上应验。

41岁以后,我想做什么呢?在新加坡住了接近一年,新加坡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富有不是金钱概念,而是灵魂和身体概念。你的灵魂是安宁的吗?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到底有多大的主宰力呢?遇到一个搞音乐的朋友,当我赞美他钢琴弹得好时,他却对我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他才45岁啊!怎么能退休呢?他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他的钢琴不是应该去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欣赏吗?他说:我不愿意让自己为了身外之物奔波劳碌,灵魂和身体都好像是在为别的事情忙碌,所以,我选择了退休,我要让它们真正地各得其所。是啊,身外的那些东西这个世界真的很重要吗?当我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慰,当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休息,我们在世界中只不过是徒劳无获的工具而已,它们仅仅是帮助我们占有世界的工具。我们得到的是因为我们在出卖自己,我们享乐的都是因为我们的压迫我们的灵魂和身体,让它们变成奴仆,我们赖以自豪的不过是我们被剥夺和奴役后得到的一份小小“赏赐”。

所以,真的很羡慕那个钢琴家,他早早退休,成了一个候鸟观察家。他背着相机满世界跑,只是为了看一眼那些飞来飞去的候鸟。那些飞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从这里到那里,他也一样,在地上自由地来去,从这里到那里,仅仅是为了天上的那个更自由的飞翔者。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抓一只飞鸟回家,也没有想过要为这些飞鸟撒种、耕耘,他什么都不为,仅仅是为了看,看过了也就看过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心不为形役、不为物役,甚至不为自己所役。

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一小片蓝色的天空,一块蛙鼓虫鸣的池塘,一丛淡淡的绿色的树林,而且这些我并不试图把它们搬回家,占为己有,这些东西大自然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我并不需要着意地去哪里找它们,也不需要着意地去和谁争,你争了也不可能得到更多,不争也不会更少。大自然对你非常公平,它在那里,只要你从世俗的功利中抬起头来,看看,那片绿色就属于你了;听听,那池蛙鸣也就是你的了;想想,看着天空发一小会儿呆,那天空就是你的了。

第一部分:在南洋伪单身

私有制诞生以来,不仅人和物之间表现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也表现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封建时代,微观层面,人和人之间的占有关系以父亲对子女的家庭占有关系为主导,以丈夫对妻子的婚姻占有关系为辅助;宏观层面,人人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要以为皇帝尽忠为第一人生要务。“五四”文化革命,文化新人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的解放口号,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人”从“占有”关系中解放出来。不过这个口号实在是难以实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占有关系就将继续下去。在当代,这种占有关系表现得比较人道,比如,婚姻生活中,丈夫和妻子之间不是单方面的丈夫占有妻子,而是妻子和丈夫的相互占有,从财产到人身都是如此,互相之间可以通过主张财产权占用对方的劳动,也可以通过主张性权利占用对方的身体。

从私有制看人类,通过婚姻关系实现的这种占有关系似乎很适合人类本性,也因此,文明史以来,人类把婚姻生活看成是生活的“常态”,而把非婚生活看作是生活的“变态”。我不知道“伪单身”这个命名的现实依据来自哪里,但是,是否这里包含了对“单身”的歧视?我们为什么没有命名“伪婚姻”呢?实际上,在我看来,处于“伪婚姻”有婚姻之名而无婚姻之实状态的人可能要比“伪单身”者多得多,他们的道德处境要比“伪单身”者的道德处境难堪得多。“伪婚姻”所带来的道德失败不仅仅牵涉婚姻双方,还涉及他们的子女、双方的父母等等:“伪婚姻”带来的家庭暴力、婚外恋、儿童虐待等问题更为严重。

何谓“伪单身”,有单身之名而无单身之实者?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既然你是“单身”了,就不应该有人和你同居,退一万步说,大家可以原谅变态地单身却需要人聊天、玩耍,但是,作为单身你还要求有性生活那就万万不能理解了,否则你就是作伪了。何以这单身者一有了性生活就成了“伪”的呢?而那些有婚姻却没有性生活的人,我们却并没有关心他们,并没有说他们是“伪婚姻”呢?我还没有想明白。

在我看来, “单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如“婚姻”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各人喜好,可以自由选择,结婚的人不应该歧视没有结婚的人,单身的人当然也不应该看不起结婚的人,这里并没有什么高/下、正常/非正常之分。而这两种生活方式,也没有真/伪之分,什么是“真单身”?什么是“伪单身”?单身还要弄出一个真伪来,有点干涉个人自由了吧。再说,婚姻而有性并非都合乎道德,岂不闻婚内强奸的事情也很多吗?单身而有性也并非全不符合道德。就如同单身者没有道德力量逼那些过着婚姻生活的人一定要做爱一样,结了婚的也不能用强力迫使单身者禁绝性爱;单身者没有说那些婚内没有性生活的人是伪婚,结了婚的人也没有必要说那些单身而有性爱的人是伪单身。

3月28日

the Secret of Paris

2004

第二部分:在巴黎巴黎的交通

前天说,“从机场进入巴黎的时候,一路看巴黎人开的那些车,大多是小型车,一半的车型是类似中国奥拓那种,除了的士,巴黎人很少用我开的桑塔纳那样的大型车;巴黎人恐怕也比较懒,他们的车子几乎没有很光鲜的,都是灰头土脸、素面朝天,恐怕几个月没有洗了;许多车子的前后保险杠上还有凹痕、擦痕。”后来在巴黎的大街上走了几趟,渐渐地就看明白了,巴黎的私家车实在是太多了,放眼所见,到处停着车,街道的两边都变成了停车场,车子们就一辆接着一辆首尾相接,停在路边停车场上,许多车上灰尘已经很重了,可能已经停在那里个把月了吧。Q说那是车主出去度假了。

巴黎对于人来说不算拥挤,街上看不到上海那种摩肩接踵的人流,有时走过几条街才能看见几个行人;但是,巴黎对于车来说却是拥挤极了,所过之处没有不停着车的。那些车停在露天,在街道的两旁或者旮旯里,像是弃儿,他们拥挤得不成样子了,许多街边停的车子,它们头首相连,中间几乎没有空隙。一次,我仔细地看那些车的停法,怎么也想不明白,要是车主想把他们的车从这种停车阵里开出来,前后的空隙怎么够得上打方向盘?用我的经验,只能是先把前面的车子顶开一点,后面的车子也顶开一点,拼了自己的车和别人的车的保险杠(不是擦伤就是碰瘪),杀出一条血路了。由此,在巴黎用车,当然是用不得好车的,时刻都得和别人玩碰碰车游戏啊。

巴黎的地铁非常发达,而且和路面公交车车票是通用的。在巴黎乘地铁才知道,巴黎的确是一个款待穷人的地方,穷人可以买到打折票,而且似乎通过地铁上下班的人,还可以得到各种其他优惠,巴黎的麦当劳还对持有地铁年票的人实行优惠。为什么呢?地铁年票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巴黎的地铁相对于巴黎人来说,实在是便宜的,一个欧,可以在地铁里转来转去,一直转到你想要到的任何地方。比起上海的地铁来,相对值来说,是极其便宜了。而且,巴黎的地铁没有上海的那种拥挤,我几次都是在上下班高峰期间乘车,都没有见到那种上海地铁的人流,很少的人没有座位站着,大多数人是坐着的。乘车的人也比较文明,如果车上的人多,靠近门口的那一排乘客就会自动站起来,和那些新进来的人陪站。靠近门口的椅子是弹簧伸缩的,人站起来,椅子就自动收起来了。

巴黎的公交车线路少,车次也少,15分钟甚至更久来一辆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也同样不太拥挤。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们国内的那些所谓交通专家们说的话,他们说,什么什么大城市是靠公共交通解决问题的,等等,我看那些专家们的话不可信,巴黎的地铁的确发达,是网状的,遍及巴黎地下的每个角落,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巴黎人出行主要依靠的是私家车,而不是地铁和公交车。地铁这里有十几条线路,上海要建成巴黎这样的地铁网恐怕要20年,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地铁网也还是不方便,大多情况下,入地铁站出地铁站,两头各需要步行十几二十分钟,加起来就是半个小时步行,如果在地铁里换乘一辆车,要按照地铁线路绕一点路,那么你至少得在地下呆半个小时吧,这样一来,单程地铁用时大多要一个小时。这恐怕是大多数巴黎人为什么在有这么发达和便宜的地铁交通的城市还要买私家车的缘故了吧。

上海我想也是不例外的,总有一天,上海人会发现,即使他们拥有了15条地铁线,他们还是渴望买自己的车。上海现在的问题是要有发展的眼光:人们渐渐地会富裕起来,对交通的要求也会提高,上海有一天也会发展到即使公交系统极其发达,但是,私人小汽车的拥有还是会急剧上升,上升到巴黎这个程度。不能认为一个城市可以单纯通过发展公交系统而解决交通问题,公交和“私交”必须同步考虑,现在的上海要同时考虑加快城市道路建设步伐,为未来的私家车流预留一片行驶和停泊的空间。

第二部分:在巴黎巴黎的地铁音乐

巴黎的地铁非常发达。我在巴黎的日子,基本上是一个人出门,怀揣一张地铁图,不会法语,也可以走遍巴黎——我不会法语,有的时候非常懊丧,但是,法语和英语相通,用英语解读法语,就像用汉语解读日文,大致也能把意思弄明白。更重要的是法国人会英语的很多,我的感觉是地铁站、公交车站的司机们,公园里的保安,街上漫步的老太太等,都会英语,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都市,一个不会法语的国际人完全可以凭借英语在这里生活。老实说,我不会法语,一句法语都不会,但是,我碰到的法国人,几乎都能用英语为我指路,去法国前,在新加坡,就听说法国人傲慢,不喜欢说英语,我倒是没有碰到。

总的来说,巴黎的地铁没有上海的新,也没有上海的干净。在巴黎的地铁里走路,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在一个醉鬼的身上;在巴黎的地铁里,你不仅仅会碰到涨潮似的人流,还会碰到便溺,当然便溺的味道就更是不在话下了,许多车站就沉浸在隔夜便溺的馊味之中——为什么巴黎的地铁会这样呢?其实,不仅仅巴黎的地铁里是这样,巴黎的大街上也是这样。在巴黎的街上漫步,你常常会碰到一坨宠物的排泄物。巴黎养狗的人很多,遛狗的人也就多,遛狗而不帮助宠物打扫便溺的人也多,可能有许多巴黎人,实际上是把大街当作宠物便所来用的吧,或者巴黎的宠物有在大街上随地便溺的爱好?

后来,到了英国,发现,英国的地铁要干净很多。由此得出结论:伦敦的城市管理水平比巴黎高,伦敦的居民素质要比巴黎好,伦敦的宠物们也比巴黎的素质好。总的说来,我的感觉是,巴黎真正有教养的人都在开车上下班,所以,巴黎街上的车比伦敦的多。巴黎地铁里的人素质比较低,他们可能觉得坐地铁有随地大小便之利——也因此,巴黎的地铁才会比伦敦的脏。伦敦街上的汽车比巴黎少,伦敦坐地铁的人就比巴黎的多,但是,伦敦人不喜欢在地铁里便溺,伦敦的宠物也不随地大小便。在伦敦到处可以看到宠物便溺箱,箱子上写着“宠物便溺ONLY”,很有意思,市政当局为宠物想得周到,宠物的爸爸妈妈们也愿意接受市政当局的安排,发现宠物排泄,一定会收拾一下,把宠物的排泄物收拾到“only”箱子里去。为什么收集宠物排泄物的箱子上要注明“only”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对于伦敦人的思维,我到现在还没有猜透——可能是“此箱专门为宠物准备,人类请勿使用!”的意思吧,它的言下之意可能是“人类不能在大街上大小便”!

巴黎的地铁四通八达。我有一个特殊的游玩方式:坐公交或者地铁,一站一站地下,一直到底站。我去新加坡的第二天,办落地签证的时候,有三个小时的空闲(新加坡政府的效率非常高,签证什么的一天内就可以解决),就一站一站地沿着新加坡东西线乘,一直从第一站“文礼”坐到最后一站“东海岸公园”。新加坡地铁每一站的风景都有不同,其站台设计也有变化,所以有可观性,特别是新加坡地铁交汇站台的设计,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从文礼始发,向东三站,东西线和南北线在这里交汇,交汇处,东西线和南北线是并行的,换乘的旅客,只要走5、6步远,就可以从一条线换到另一条线上。不过这还不是新加坡地铁最绝妙的地方,真正绝妙的是管理水平,任何时候,你从东西线下车——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必然在5、6步远的南北线上有一部(始发)地铁(这里是南北线的始发站)正停在那里等你,这种换乘的便利没有体验过的人真是难以言说的,你甚至可以穿过中间的南北线车厢,到另一边的东西线上乘回头车。这种管理水平,让我叹服。在巴黎我也如是炮制,发现巴黎的地铁本身是乏善可陈的。

但是,巴黎的地铁里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乐队在演奏或者歌唱。而且他们的水平都很高(至少要比伦敦地铁里的歌手和乐手们高很多)。一次在伦敦一座地铁站,看到一位中年胖女士在那里摇摇摆摆地唱卡拉OK,音调似乎是我熟悉的,又似乎是我不熟悉的,总之是似是而非的。等我坐着自动扶梯,离开她很远了,才听出了,她唱的是走了调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插曲“随风而逝”。一次,路过千年桥,这座耗资两千多万英镑(初建耗资1820万英镑,接着又耗资500万英镑对之进行了修理加固)的步行桥,是专门为迎接新世纪建造的,桥上有个年轻人在弹电吉他,他演奏的是吉他名曲“爱的浪漫史”,不过,老实说,他的演奏水平,可能连我都不如,节奏不准确,有些地方指法简化了。

巴黎地铁里的音乐家们整体水平不错,几乎是专业水平。一次去左岸大学区拜访一个朋友,在Republique换乘站换车,一下地铁就听到非常悦耳的歌声,转过拐角,看到的是一个五人演唱组正在表演。我猜他们可能来自墨西哥吧,他们有着黑黝黝的皮肤,浑厚纯净的歌喉,除了一把吉他,其他似乎都是南美民间乐器。他们对乐调的处理和现场发挥,非常专业,但是又很质朴,透着未被规驯的野性。每一曲终了,他们都能获得巨大的掌声。感染力让人震惊甚至难忘,我在那里听了半个多小时,差一点忘记了时间,误了和朋友的约会。那次以后,我就很注意那些地铁演奏者了,不再把他们当作乞讨者,他们即使是卖艺求活,也还是高贵的,并不辱没音乐的神圣。

和一个朋友谈到这种地铁音乐,朋友说,巴黎的地铁乐演奏者,大多是有证件的,经过地铁公司的考核,他们是巴黎地铁公司提供给乘客的服务的一部分。我想,这位朋友的说法可能是夸张了,地铁公司怎么会真的允许流浪艺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搞艺术王国?大概是出于无奈不来驱赶他们罢了,不过如果地铁公司真的给这些人发准演证,也是不过分的,这些人的确很有水平。再说,巴黎地铁公司把地铁管理得这么破旧肮脏,也没什么理由来驱赶他们:他们的音乐是那么充满活力(我总是对来自民间的活力保持着敬意),他们的歌喉是那么纯净,他们倒是让地铁增光了不少!

当然,巴黎的地铁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观赏的地方了。有些车站还是有意思的,比如卢浮宫站,那个著名的玻璃金字塔,就在这里,傍晚的时候,金字塔里面的灯光照出来,透过那些玻璃,装点了卢浮宫广场上的夜空,的确是非常美的,圣日耳曼地铁站在大学区地下,站台的墙上,用幻灯机打着名著的片段,这种新颖的设计,让人感叹法国人的创造力和对新奇事物的接受能力。

第二部分:在巴黎围墙与大学精神

巴黎的交通让人不敢恭维。巨大的移动车流和静止车阵永远是街上不变的景观。香榭丽舍大街,名字很好听,街道也的确宽大,甚至可以用壮观和辉煌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但是,那是在不考虑这条街被车流塞满时才有的感觉。我几次路过这条街,看到的仅仅是汽车——我看不到街道。远近的树、房舍,尽头的凯旋门、方尖碑都是这些汽车的背景,耳朵里充满了汽车的喘息声、抱怨声,汽车们在这里摩肩接踵,拥挤得透不过气来,难免焦躁。巴黎的交通何以如此?据笔者观察,巴黎的大院太多,大院多,社会车辆就被挤到有限的大街上来了。这种情况和中国差不多,笔者到过巴黎索邦大学,又到法兰西学院参观过,这些机构都躲在深深的大院里,索邦大学靠近圣米希尔大街的一个小广场是开放的,但是,其它的内广场却是躲在高墙后面的。

相比较而言,新加坡的交通是最好的,尽管也听到开车族的抱怨,但是,我在新加坡坐车,从来没有被堵过,这要归功于政府的管理。新加坡政府可能是世界上管理水平最高的政府吧,它把新加坡社会管理得像一个组织严密的公司,每一个新加坡公民都是这个公司的职员——也的确新加坡公民都从政府支持的投资行为中获利,他们的公积金是由政府帮助打理,每年都能得到红利回报。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交通要归功于新加坡社会的一个特征:没有院墙——这样,社会车辆的实际使用道路面积就几何级数地放大了。新加坡的居民区、大学区等大型社区,都是开放式的,我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就完全向社会开放,你只能大致知道这里是大学区,那里在大学区外,但是,它没有校门,也没有院墙,社会车辆可以自由地在大学区内通行——甚至野生的猴子、候鸟也可以在这里自由往返。这一点和英国非常接近。伦敦大学校区非常大,但是,它同样没有围墙,各种车辆可以在这里自由通行,伦敦大学的每一幢楼都是直接面对伦敦的,它没有躲在围墙的后面,世界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也是如此。我是傍晚的时候去那里听讲座的,我向一个路人问路,问他伦敦经济学院在哪里?那个路人告诉我,我已经走在伦敦经济学院里面了——他让我彻底明白了过来,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你是永远也找不到英国大学的大门的,英国的大学没有大门。后来我去朴茨茅斯看到朴茨茅斯大学也是如此。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我在那里访学的剑桥大学了。

康河,它是剑桥大学的,但也是剑桥镇的;剑桥大学的每一栋建筑、每一座桥梁都向社会开放。英国人并没有把剑桥围在一个大院里,而是让它和剑桥镇和整个英国社会完全融合在一起——你开着车在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之间转悠,不会有一个拿着警棍的门卫来查你的证件,也不会有人因为你不是剑桥大学的注册人员而驱赶你。难以想象,如果剑桥大学被一个巨大的围墙包裹在里面,我们是否还能看到今天的剑桥,今天的剑桥又是否会成为全世界学子、游客朝圣的地方?如果剑桥大学把自己隔绝在围墙里,它就不可能对剑桥镇乃至整个英国社会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反之,剑桥镇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剑桥的依托,全身心地拥抱剑桥大学。

反观中国的大学,他们总是把自己关在高大的院墙里,通过一道道大门,把自己和社区的百姓们隔绝开来,上海一所大学,甚至发生了附近居民请愿活动:这所大学迁建之初,通过征地得到了附近居民的土地,可以说,它是在附近居民奉献出来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建好之后,它却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围了起来,用冷冷的面孔拒绝居民进入,附近居民早晨晨练或者傍晚散步,都不能入内,更不用说把汽车开进校区了。在中国,我自己的家就住在一所大学的对面,春秋季节的傍晚,我常常会和家人散步,但是,我总是会回避那所大学,原因很简单,我受不了那个大学的保安员的盘问和拒绝:我说,我是这所大学的教师,我希望进去散步,他会问,那么你的太太和孩子是吗?我说不是,他就会说,那么不行,我们这里不是公园。

剑桥,一所世界驰名的大学,它是谦逊和好客的,它对社区居民免费开放,也对所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免费开放——它并没有认为那些伟大的建筑,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声,那美魅超绝的康河,那些树木和草坪是它的私人财产,它认为那是剑桥镇的、英国的,也是世界的。

剑桥大学几乎每个学院门口都张贴着欢迎参观的牌子,没有一所学院对参观者强行收费,当然他们大多也欢迎游客的主动投币,毕竟这些古老的建筑需要高昂的维护和保养费用,但是,那些投币,是被视为游客的慷慨和捐赠的,大多不是游客的义务。

如果剑桥大学把整个校区用围墙包裹起来,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剑桥镇的居民将失去他们的剑桥大学。各地的游客自然可以付费参观,但是,这样的参观和剑桥大学的精神操守,和剑桥镇居民的骄傲将毫无联系,人们只是来看一些孤立老建筑,这些老建筑中栖居着的大学教育的精魂,那活的学术灵魂、大学精神就不会存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如果剑桥大学用围墙把自己包裹起来,剑桥镇的居民将可能失去他们50%道路面积,我们可以想象,剑桥镇的所有车辆都不能自由地通过校区,而必须绕道行驶,这个时候,剑桥镇的交通将是何等拥挤。

我在想中国的交通问题,如果中国城市的大机构、大单位都拆掉院墙,把单位内部的道路面积贡献给社会,那么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呢?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剑桥居民,剑桥又怎么会成为一个热情的时刻准备容纳各地学子的圣地?大学各学院本身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我在剑桥访学,特别想住到三一学院里去,却不能如愿,最后在一位教授的帮助下,我才幸运地住进了Clare学院,在这里我有幸认识了一些学欧美历史和教育的同道。剑桥大学的教学体制和中国大学不一样,中国大学主要遵循的是美式体制,学校下辖学院,学院下辖系所,但是,剑桥大学是学校管理教学、考试、学位授予等,剑桥的学院不是介乎大学和系所之间的一层行政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大学教学实行导师制,教育方法强调自学为主;学院则负责学生的住宿、膳食、文娱活动及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学生在“大学”里听课、做实验等等,回到学院则参加同学间讨论、接受学院里辅导教师的辅导。大学里的课可以不去听,但是学院里的每周辅导、讨论却是不能不参加的。所以,我去剑桥前,我的朋友柯思仁提醒我一定要住进学院里,剑桥大学好就好在学院里的学习气氛。这种体制和中国的大学体制很不一样,中国的大学体制是大学集权,招生、毕业、考试、学位颁发等等都在校级层面统一管理,学院只是落实大学校级层面下达的各种任务,是大学下属的教育教学单位,剑桥的学院,是独立的日常生活、学习讨论、社交娱乐单位。这对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自学非常有好处。

由此,我也想到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他们和大众的关系,就如同中国的大学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他们在高高的围墙后面……

第二部分:在巴黎和左翼学者共进晚餐

左翼学者J来接我吃饭,我在楼下等了足足半个小时他才出现。这倒不要紧,老实说,巴黎的地面交通常常拥堵,如果你自己开车赴约迟到,恐怕大家都可以原谅,我也原谅他。当然,如果你乘地铁赴约还迟到,那就没话可说了,乘地铁的人是没有迟到的权利的,比如你是上班,比如你是上学。因为在街上站着等了半个小时,我又没有手机,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问题耽搁了,抑或是出了什么事情不能来了,所以还是非常焦急。我倒宁可这位左翼学者和劳工大众站在一个阵线,乘地铁来了。

在剑桥的时候,曾经有位朋友在餐馆打来电话,他在餐馆边吃饭边等人,结果约会的人没有来,他自己带的钱又不够,要我去为他付款,把他从饭馆赎回来。想到这里,我就庆幸自己没有在饭馆等他。

等J最终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迟到了:他开的是宝马车。要知道在法国的街道上,宝马车几乎是凤毛麟角,巴黎人开的车都很烂,都是那种灰头土脸、前额后屁股还有擦伤的小排量车,两座车居多,开着这样的宝马车在街上走路,当然要小心一些,谨慎一些。宝马是车里的资产阶级,不能在街上和无产阶级小排量车碰擦。

我按照国际惯例称他教授,J却说,不要称他教授,称呼他“知识工人”就可以了。为什么呢?难道教授不是独立思想的代名词吗?他说,教授在法国已经成了资产阶级中最落后的分子。我说那就称你思想家吧。他说,我只是“知识工人”,受雇于第四大学和学生,传授的只是知识。至于思想,第四大学是害怕的而且也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第四大学只培养有知识而无思想的中产阶级后备军,他们只要知识不要思想,我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受雇的工人。

我们去法兰西学院附近一家老餐馆就餐。J告诉我,这是一家家庭餐馆,员工就是老板,老板就是员工,没有剥削和被剥削。餐馆在一条弄堂口,看得出来离圣贤祠不远,出来的时候可以透过几条街道,看到圣贤祠的顶。餐馆门帘很小,向里走要下几级台阶,进门有个小小的门庭,看起来,这里不像是餐馆,倒像是一户普通居民家。里面是几间不大的餐室,有一个长廊,每间餐室大概只有普通家庭的起居室那么大,只能容纳一到两桌客人,特别的是这里的餐桌都铺着绣花的台布,而且餐椅是一些布艺沙发,墙上的画是有上百年历史的真迹,我这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家非常高档的餐馆。侍应生是一位老先生,据说,他就是老板,从他手里接过菜谱,果然,这里的菜贵得惊人。看得出来,我的这位知识工人朋友是经常来这里的,他和老板很熟。

席间我们谈起一些社会问题,J说,20世纪后半叶的无产阶级中产化运动已经严重损伤了巴黎工人的阶级意志,他们的阶级意识已经严重蜕化和腐蚀,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却一直处于上升之中,它不仅构成了资产阶级赖以自我认同的精神基础,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倾向,这种阶级意识的不平衡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越来越藐视无产阶级,他们已经从文化上消灭了无产阶级,进而也消灭了自己可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自我扬弃、发展的可能性。

J的谈话让我感觉,法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末世,这个社会就要崩溃了。他的那套僵硬的概念,那套本本主义的分析,听来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当然,他的分析也不是全无道理。当今世界,无产阶级不仅仅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受到压迫,更主要的是他们受到金融资本的利诱和盘剥,银行通过塞贷款给那些青年的无产者,让他们成为不动产的负债主人,也把虚假的“中产阶级”身份标签和身份意识强加给了那些年轻无产者,从此那些年轻的无产者便带着“中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被纳入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成为其中心甘情愿的被盘剥者,他们许多人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还贷,一生都处于“负债中产阶级”状态之中,却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代政治景象。也因此,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是被去掉了阶级意识,他们的阶级身份丝毫也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后半叶并不存在一个像他所说的“去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中产化)过程, 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从文化上被消灭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种消灭又是极其复杂的,实际上,当代西方世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社会竟然出现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看起来是不合常情,而实际却非常合理。中产阶级意识的核心是反主流、反传统,资产阶级金融体系把中产阶级身份感强加给人们之后,也把这种中产阶级意识带给了人们,使他们反过来追求一种貌合神离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从而助长了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但是,它并不显示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自我造就和勃兴,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带来的,相反它内里展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级意识:他们实际是以“真假难辨中产阶级的身份”美化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甚至在生活中仿照这种方式,重建无产阶级风格——这丝毫也阻止不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消灭。

当然,对此人们并不是全无抵抗的,从中游离出来的文化工作者,成了这种状况的反对英雄。比如,J。他们也的确构造了一种“反西方”的西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不仅仅强调无产者比有产者优秀,而且还强调女性比男性优秀、有色人种比白色人种优秀、边缘比主流优秀、东方比西方优秀等等。如果你生活在西方,你甚至会觉得这些的确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中的主角,有影响力的和主导性的主人公,经常出现女人、黑人,甚至东方人。有数部大片的“美国总统”角色是由黑人扮演的!(在好莱坞电影中,让黑人扮演总统、警长等决策者角色,让白人扮演助手、坏蛋、失败者等角色。)张艺谋是非常熟悉西方意识形态的,《十面埋伏》的故事情节,据说是两个男的追求一个女的,最后那个女的为了拯救情人献身——张艺谋非常清楚,在西方世界人们已经不再想看英雄救美女的传统故事了,相反,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女人拯救男人,甚至拯救世界,女人高于男人。不过,我们要看到这种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属性,电影中的黑人总统可能正是为了掩盖现实中没有黑人能够任总统的事实,电影中女性主宰者身份可能正是现实中女性被主宰身份的反面象征。

第二部分:在巴黎二战纪念碑

在法国和英国,看到很多一战、二战纪念碑,有许多,许许多多,有的时候,甚至是在一个小镇的街拐角,在一条小路的尽头,你在不经意之间,就会看到一座、两座。欧洲,这片在一战、二战中严重受伤的土地,它不仅把战争记在了脑海里,也把战争塑在了大地上。

欧洲的战争纪念碑,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它们的目的多不在于歌颂这些英雄的丰功伟绩,而是在感叹那些年轻生命的消逝,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战争摧毁而悲痛。这些纪念碑,是矗立在大地上的一个个母亲为死去的儿女的叹息,而大多不是对那些牺牲者的颂歌——它们一点都没有鼓励人去做战争牺牲者或者战争英雄的意思,相反它们是在为死者哀恸和惋惜,它们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战争,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永恒的生命损伤,通过战争来解决纷争,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悲剧。看看那些碑文,你就会深深地感悟到,为牺牲者所唱的赞歌并不能告慰亡灵,也不能抚平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孩子们那伤悲的心!逝去的人最想要的是回家!母亲、妻子、孩子最想看到的是远行的亲人的归来,而不是对死亡者的赞美。

当然,我们将永远地记住那些为正义而献身的人,也将永远地憎恶那些因邪恶目的发动战争的人,虽然现阶段的人类有时还不得不被迫遵循战争的法则,但是这并不构成以暴力对待暴力、以绞杀对待绞杀的战争逻辑的歌颂。

在伦敦一座普通的街心花园,我看到一棵广岛死难者纪念树——心里不禁感动。战争的胜利者,为失败者的死难感到哀恸,他们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敌人”,这是他们的大道德了。这样的人民有福了,上帝将保佑他们,赐给他们永恒的和平。因为他们的悲悯已经越过了战争“胜负二分”的逻辑,“正义和邪恶二分”的逻辑;他们知道,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所有的“人”都是战争中的失败者,所有的死难都是值得同情的宝贵生命价值的消失。在普茨茅斯海军纪念馆参观的时候,馆里展示了一位英国将军说的话:在战争中谁也不能成为胜利者。不记得那位将军的名字了,但是,他的话的确是深刻的,一位军人,能这样看问题,实在是难得。

在剑桥,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穿着军装,整装出发的雕像。那是一个早晨,被咕咕的鸽音唤醒了——有时候非常羡慕剑桥的鸽子,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它们都是闲庭信步的样子。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身影:也许它们才是剑桥真正的主人吧。信步走上剑桥的街道,街上还没有人,晨曦的光已经照在远近的屋顶上了,但是,那光还是冷着的。昨晚放了半个小时的焰火,地上竟然一点没有焰火的纸屑,惊叹英国人的效率。Hill路。蓦然间,便看到了他,他在晨曦里,正大步向着镇外走去,但是,很显然地,他在回首望着什么,他是一个剑桥大学的学子,也是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兵,他要代表剑桥人走上战场,从此他就要和这里的书斋生活告别,从此他就要和这里的和煦的晨曦告别,晨曦中他在频频地回首,他对剑桥的留恋是那么深切啊,和他大踏步走向战场的绝决是一样的,他对和平生活、书斋生活的眷恋啊,和他远离家乡去异国参战的决心是一样的。

我在想象,如果是在东方,我们会有一座这样的雕塑吗?会有一座着力展示出征学子对和平生活的留恋的战争纪念碑吗?我们的大地上矗立着无数的丰碑,但是,这些丰碑展示的只是渴望战斗、渴望杀敌的铁血战士,是一去不回头的勇气。对和平的向往和留恋,并不是怯懦,剑桥人并不怯懦,按照Jonathanholmes的统计,单是剑桥大学女王学院在二战中就失去了116名青年学子,在Jonathan holmes收集的名单中还包括一名叫Pe Tsun Yen (1934)的中国青年。但是,剑桥人带着和平的渴望去战斗,剑桥人也认同这种价值观——他们让他们的战士在出征的征途上频频回首,回望剑桥。

在怀特岛(英国南部、毗邻普茨茅斯)的沙滩边,有一座二战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碑文没有说谁是永垂不朽的,谁是永远伟大的,它单单只是刻着“为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归来的”。多好的话啊,那座纪念碑,刻着那样的字,它耸立在海边,就像一位母亲,在等待着出征的儿女从战场上归来,她在海边久久伫立,不愿意相信她的子女再也不能回来了,那“为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归来的”字迹就像它的心脏,一直跳动在大海边。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为这样的母亲而落下同情的泪水,每一个有血肉的人都会为这样的“等待”而永远地憎恶战争,永远地祝祷世界和平。

在欧洲,看多了战争纪念碑,觉得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它们多在悲悼那些无名的生命而不是在赞美那些战争中的英雄——它们是反战的战争纪念碑。巴黎的凯旋门上自然镌刻着将军们的名字,但是,地上卧躺着的,那个永远有灯火在祭奠,永远有鲜花在痛悼的却是一位无名战士;伦敦格林公园里的加拿大战争纪念碑,它雕刻的是一些飘零的枫叶,那些被水流冲走的枫叶象征了在战争中死去的无名生命;海德公园附近一座战争纪念碑,雕刻了一座躺在地上的无名尸体,让人看到的是战争的残酷,它告诉我们战争不是建功立业的地方,而是血腥的死亡之地。让我们学会宽容吧,只有宽容,宽容到“爱你们的仇敌”的宽容,才能化解仇恨的坚冰,让仇人握手,让憎恨无处藏身。

第二部分:在巴黎欧洲博物馆里的“异国珍品”(1)

参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伦敦TATE艺术馆等,我同时也看到,英国和法国社会对异国、异质艺术的珍视和渴望。卢浮宫的藏品中,有大量是来自他国的,大英博物馆中的藏品同样如此;伦敦TATE艺术馆中的藏品,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但是,从展出的来看,它们中超过一半是来自对岸的欧洲大陆,而不仅仅是英国艺术家作品。我在这里不谈他们是怎样得到那些异国艺术品的,有购买,其中当然也有掠夺,这是应当另文谈论的问题。我这里想谈的是一个国家对异质性文化精神的接纳,对本国以外、人类历史的知识兴趣。相比较而言,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一个艺术馆有这样的胸襟——把他国的异质性艺术品当作馆藏珍品加以收藏和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馆(有外国时钟馆,但那是特例)、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广西省博物馆等等,都没有专门的外国艺术展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历史性地——忽视了他国、异质艺术品的收藏。没有收藏,同样也就不会有借鉴。我们对他国艺术品没有收藏的兴趣,又哪里来借鉴、学习、融合的兴趣呢?我们可以说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藏品部分来路不正,但是,同样是掠夺,有些国家想到了要别国的文化和艺术,而有些国家只是想到掠夺金银财宝,相比较而言后者就等而下之了许多。

反观大英博物馆中的许多东方大型藏品,在那个时代,要运输那样的物件,跨越千山万水,所要付出的物质和人力代价可想而知,没有对艺术、知识、思想,没有对人类人文历史的热诚,有谁能忍受那样的艰辛,运输那些巨大的石块(大量碑刻、雕塑)和尸首(大量的木乃伊)呢?这些虽然说有经济价值,但是毕竟不是金钱本身。事实上,大量的落后地区的艺术珍品正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和博物馆的收藏兴趣而得到了完好的保存,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地了解一下近年来柬埔寨、越南、缅甸、尼泊尔、阿富汗等国艺术品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被人为破坏的情况,我们就能稍稍承认一下这个事实。

我们不应为文物掠夺唱赞歌,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些艺术品陈列在大英博物馆或者卢浮宫,它们就是属于这些国家或者这些博物馆的财产。其实,它们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是世界人民的财产,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只是为人类代行保管和展览的职能——他们并不能转卖、损毁、密藏这些艺术品,甚至不能从这些艺术身上获利,要知道大英博物馆是完全免费对世界各国游客开放的,而卢浮宫等机构虽然收费,但是,对于卢浮宫庞大的维持和发展费用来说,游客支付的门票费根本不足以支持其盈利。

大英博物馆创始人是Sloane医生,他出于对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兴趣开始了收集工作,他的收集和中国古代文人的对金石古玩的收藏不是一回事。大英博物馆拥有250年历史和近700万件藏品,它给自己的定位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对艺术、自然历史和科学的理解和认同。自创建以来,大英博物馆一直秉承三大原则:第一,完好、完整保留其所有藏品;第二,藏品向所有公众开放;第三,由全职的博物专家守护文物。老实说,博物馆不是宝物馆,中国人习惯把博物馆当成宝物馆,用金钱来衡量藏品价值,进而认为占有藏品就是占有金钱,这种思维必然使我们“把文物归谁所有”看得非常重,用占有意识来对待藏品,却忽视了藏品的人类学、文化学价值。老实说,中国的大多数藏馆都有这种毛病,我几乎参观过中国多数省级以上博物馆,但是,我参观的时候,没有一家博物馆的现场管理员能对本馆藏品作出专业的解释,他们的讲解只是背诵讲解词——这和大英博物馆的情况完全相反。我在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数个展室有专家现场讲解,他们的讲台上放着用塑料纸包起来的实物,允许参观者用手拿着,近距离观看、赏玩,能够回答参观者现场提出的专业问题。大英博物馆是用知识含量、文化含量来衡量藏品,进博物馆的藏品不是因为它珍贵,而是说它体现着人类的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借助于博物馆的展现,让我们了解那些已经消逝的历史,学习艺术和人类生活的历史原则。所以,我们会看到大英博物馆里会收藏着一张中国的冥币(1985年入馆),原因是它展现了中国社会风俗,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对死亡的理解。

第二部分:在巴黎欧洲博物馆里的“异国珍品”(2)

近年来,中国部分博物馆开始用重金回购那些流散在国外的中国艺术珍品。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的艺术珍品能够在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也欢迎海外人士出资捐助这种回购。但是,如果仅仅从爱国的角度来进行这种回购,如果仅仅从这些艺术品是中国的艺术品,必须“归中国人所有”这个角度来回购这些艺术品,那么我认为还不如不回购的好。中国艺术珍品受到海外收藏者和博物馆的珍爱,由他们收藏和展出(藏品向所有公众开放甚至免费开放),这是中国艺术品的光荣——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收藏者没有毁掉它或者带着它殉葬,具体它在谁的手上,真的那么重要吗?我倒是希望中国的艺术品能更多地被海外看重,要知道从人类历史价值来说,一个国家的任何输出,劳动力输出、农产品输出、工业产品输出等等,都比不上文化输出更有意义。我在法国参观法国现代艺术馆的时候,看到几件日本和朝鲜的瓷器,它们在那些西洋艺术品中鹤立着,它们让我在东西方瓷器艺术的比较中,一下子悟出了东方艺术特有的神韵。它们作为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在法国现代艺术馆展出,其超越历史的艺术价值绝对没有被埋没,其影响绝不亚于其在本国展出所能达到的水平。就此而言,我们如果一定要从爱国主义的高度把那些流散在世界上的中国艺术品购回中国,那可能对于世界艺术事业来说是一场灾难——我无法想象,那些世界级的展馆、展览会、世界艺术收藏市场上完全没有中国艺术,会是什么样子。那不仅对世界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中国艺术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老实说,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博物馆中地位并不高,它们收藏的中国作品还是太少。比起它们对埃及、印度古代艺术的重视,中国艺术显然被忽视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必重申我们对某些被掠夺出去的文物的物权,不过前大英博物馆馆长大卫·威尔逊的话我们也可以姑且听之,他说:“有很多原因使我们不能考虑把博物馆的任何文物归还给来源国。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原因中不包括来源国本身的条件。大英博物馆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博物馆而创建的,强调藏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我们不应用孩子的语言‘这是我的’来表达幼稚的想法,我们是出于一种博物馆的责任,为人类保护这些文物,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虽然里面包含了诡辩的逻辑,但是,也可以作为一说来对待吧?据电脑录入的资料显示,大英博物馆共收藏23579件中国文物藏品,其中国馆由香港富商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于1990年改造。何爵士没有用200万英镑和英国人打官司要那些文物的物权,而是帮助大英博物馆修缮扩建了中国馆,这不也是一个思路吗?从英博的年报上来看,大英博物馆对中国的文化交流不多,巡展很少,甚至中国文物也是如此,相反中国文物对美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活动却是不少,也许这和大英博物馆大量捐赠来自这两个国家的企业或个人有关吧。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和个人能捐助大英博物馆,能够积极地把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请到他们国家去展览,我们国家的企业和个人是否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呢?

相比较而言,中国博物馆对海外作品的收藏少得可怜,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学生在国内观摩世界顶级作品的机会太少了。也许,我们的企业、个人在帮助国家回购那些中国艺术品的同时,应该多拿些钱,尽可能帮助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一点西方艺术作品,或者开展馆际交流和协作。在伦敦Tate艺术馆参观的时候,看到里面展出了那么多欧洲大陆画家的作品,孩子们在里面玩,艺术爱好者在原作面前临摹。Tate艺术馆里一幅莫奈的《荷花》前,有三个学生在现场对着原画临摹,他们真的让我羡慕万分。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艺术馆也能那样做,不分国籍地收藏世界级大师的作品?什么时候我们的博物馆能免费让观众参观,孩子能反复地来观摩甚至临摹他们喜欢的作品?在上海的时候,上海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一次国宝展,展出了王羲之、顾恺之等人的作品,但是,票价高不说,展期也很短,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排队观看,场面极其拥挤,不要说揣摩临摹,就是停下脚多看一眼都不行。

第二部分:在巴黎补助向男女同住倾斜(1)

·法国是高福利的国家,它的福利水平要高于美国、英国,留学巴黎的学生,也可以拿到住房补助。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一起租房,无论租什么房子,都只能拿到一份补助;但是,一男一女如果不是夫妻,合租两居室的房子,可以拿到两份补助(当然如果是合住一居室的房子也只能拿一份)。这是向男女异性合租倾斜的补助?

要知道在中国,如果大学生男女同住,常常会被视为淫乱,违反道德和校纪,最严厉的惩罚可能是开除学籍。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治安检查中包含了一项重要内容:对外来同居者检查他们的结婚证,没有结婚证的同居常常是被视作有违治安的。

·在法国乘地铁,只要你有学生身份,就可以获得各种优惠。比如交通的优惠,博物馆门票的优惠,甚至麦当劳餐饮的优惠等等。法国地铁公司针对26岁以下学生推出一种青年学生年票,可以让学生节省一半的地铁交通费。而且这种申请非常方便,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地铁售票处免费领取一个装有申请资料的信封,填好材料,寄给地铁公司就可以了。凭学生卡,你还可以购买一种全欧铁路通用的学生优惠票,在欧洲作优惠的长途旅行。当然,这一点,现在在中国也在渐渐地实施,中国许多地方,学生可以凭学生证打折,享受优惠。不过,显然中国的优惠没有那样大的力度,比如,中国学生在国内买火车票,一年或一个学期只能享受一次往返学校和家乡之间的优惠票。不过,中国的地铁,也就是许多学生天天坐的交通工具,并没有对学生优惠。

·法国有一种青年证,只要你在青年的范围之内,就可以凭借身份证件去办理,有了这个青年证,你可以在绝大多数地方获得优惠。法国人对青年人的优惠还真是不少,比如,欧洲铁路投票大多设成人和青年两种,对青年多有优惠;另外,有一种专门针对青年的旅馆,非常便宜,一般在那里居住的费用是三星级宾馆的十分之一。青年旅店的等级是以松树为标志的,4棵树最好,有洗漱间、浴室、停车场等等;其次为3树,提供单独床位加早餐;另外还有2树和1树的。这是欧洲设立的专门为旅行青年服务的机构,这种机构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现在有尊老优惠,比如许多公园和场所,对70岁以上老人免票或者打折。中国也有尊重儿童的设置,交通和许多场所都对1.2米以下的儿童优惠。但是,重视青年、优惠青年,似乎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共识。

在英国铁路票有一种优惠是向孩子倾斜的。如果两个人,一男一女带一个孩子,就可以购买“家庭票”,这种可以供三个人以上使用的家庭票,有的时候价格比两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加起来的价格还要便宜,更不用说,如果你带着两个甚至三个孩子的时候了,你简直就不用为他们付款。也就是说,在英国,夫妇两个人带上孩子旅行,有的时候要比夫妇两人旅行便宜。在英国,动物园、游泳池等门票,均有家庭票,家庭票的规定是父母加孩子(小孩大多规定4个以内),不过,你并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只要你说是一个家庭,售票员就会相信。我想这种相信,不仅仅是出于欧洲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风气,也出于对小孩子权益的尊重和倾斜,只要是大人带着小孩来的,无论是不是他们自己生的,都应该得到大家的照顾,这是西方人的共识。

西方人非常重视家庭。我在英国访学,每每见英国人,他们首先问的是你的家人是否来了?他们对我没有带家人感到很惊讶。在他们看来,一家人不在一起,分开很长时间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什么伟大的工作,都不能成为让家人长期分离的理由。 我赴英国和新加坡,对方都主动提供了家庭表格,也许在他们看来,携家人同行是天经地义。不过,我太太试图请假和我同行,却遭到她所在单位的拒绝。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看见我的同事们的办公桌上摆着家庭照片,我的同事也常常会在接近下班的时候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来。我们大家觉得这很正常。在英国,拜访了几位教授,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我常常会看到他们的家人的照片,他们乐意让访客看到他们的家庭,看到他们对家人的爱,看到他们正在为家人的幸福工作。

第二部分:在巴黎补助向男女同住倾斜(2)

在英国旅行,一个感觉是那些带着孩子出行的人都是很骄傲的,他们没有那种带着孩子旅行打搅了别人的想法。周边的人,对带着孩子旅行的人更是热情有加,抱着孩子的父亲,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总是会夺得大家的目光,总是会受到所有人的照顾——你不可能看到一个抱着婴儿的父亲会站在公交车上,而没有人让座,你也不会看到一个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会被卡在车门口,无法上下,或者要等别人下车后,才能下车。有一次,我在伦敦King’s Cross火车站,看见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下火车,她要背包,又要推车,动作就慢了些,但是,没有一个人催促她,相反所有的人都耐心地等在她的后面,甚至她下车之后,也没有人试图越过她先走,而是像排队一样跟在她后面,直到上电动扶梯。

后来我一直在想,那些看起来似乎是专门供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设施,在英国实际上更多的是为这些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准备的,她们的婴儿车在英国的所有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英国的所有交通工具都为它们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在法国的时候,一次看到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下公交车,当这位母亲推车到门口的时候,公交车靠路边的一面竟然慢慢地向着地面倾斜了下去。已经好几次了,我在乘车的时候,感觉到过这种倾斜,不过我没有特别注意它,我以为这种倾斜是因为路面有斜角,或者是因为什么特殊情况,但是,那次我却发现,这是公交车的一种特殊设计,是司机在操作着车辆,缓缓地降下了靠路边的一面,以便让婴儿推车更容易上下。我在想,在西方,做一个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是非常幸福的,不仅仅是同路的人们,甚至那些交通工具都愿意在为你做特殊的照顾。那个时候,我突然很感动。

想到自己在上海的时候,一次抱着三岁的儿子出门,在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上,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车上的吊杆,非常吃力,但是没有任何人让座,售票员对我抱着孩子的困境视而不见,相反厉声吆喝我掏钱买票。我的儿子对售票员的吆喝,很害怕,直往我怀里躲。当时,我是多么地羞愧难当啊,我为我们这些大人在孩子面前的荏弱和无情感到羞愧——那次以后,我在上海再也没有乘过公共汽车,我受不了那种无情和冷漠。

笼统地说“西方人是个人中心,个人第一位的”,可能是错的。成家了,西方人大多是以家庭为第一位的,实际上他们也很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以家庭为第一位,家庭在他们个人之上,甚至在工作和国家之上——这才是西方文化的真相吧。我们的文化,却只是一味强调男子汉大丈夫事业为重,提倡舍小家为大家,仿佛爱家是自私的表现。这是一个对比。我们对家、对一个人、对家人的爱不是赞许,而是把它看成是私心加以批判。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反思。

第二部分:在巴黎城市地标(1)

每一个城市都有灵魂。这些年住在上海,我知道,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中,居住着一个粗糙的渴望一步登天的东方灵魂,而世贸大厦的尖顶中居住着一个渴望通过金融和贸易致富的灵魂。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我们渴望和过去决裂,寻找新的精神和信仰,我们把“时代精神”挂在嘴边,我们总怕自己不够新,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天天在时代的河流里冲浪,试图把身上那些往昔的痕迹洗掉。实际上我们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恒定的东西,我们对永恒的事物没有足够的兴趣。

伦敦和巴黎呢?情况完全不同。我住的伦敦大学国际公寓,靠罗素广场很近,我沿着国际公寓的外墙,往罗素广场走,沿途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历史。这里的房子大多上了年纪,它们很老,老到你从他们面前走过,一不小心就会踩上时间的印记。罗素饭店,这是一幢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它带着浓郁的维多利亚风格,静静地矗立在21世纪伦敦的内心。在它的斜对面,那临街的一排楼房,同样古老:法律改革家Samuel Romilly(1757-1858)的旧居,基督教青年协会创始人George Williams(1821-1905)的旧居,还有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诗人艾略特的旧居。实际上这样的建筑在伦敦比比皆是。一天,我和朋友L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附近散步,走到一处房子前面,他告诉我,那里曾经住过中国作家老舍,他说老舍在这里写作了《四世同堂》。我走进去看,那里现在是伦敦大学中国瓷器博物馆。不过L不是文学圈的人,估计他记错了。《四世同堂》是老舍抗战以后1940年代的作品,老舍应聘伦敦大学是1920年代,老舍在这里写的应该是《二马》。《四世同堂》反映的是抗战时期的北平生活,老舍不可能在1920年代写出抗战小说。《四世同堂》可能和美国有关系,1946年至1949年,老舍在美国生活了4年,其中至少第三部有确凿证据是在美国完成的。老舍在伦敦的时间是1924至1929年,其间先后在伦敦租住过4个地方,其中,他在圣詹姆斯花园这处寓所居住的时间最长,达3年之久。据说圣詹姆斯花园31号寓所,已被列为老舍故居,被英国市政府镶上蓝色“名人瓷牌”。

伦敦非常“旧”,但是比起来,巴黎要比伦敦更“旧”,这两座城市在建筑上都是非常守旧的。我朋友家所在的那条街,据说当初是巴黎王公大臣们居住的地方,每隔几步就能看见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某某曾经在这里居住。巴黎的地标建筑是凯旋门么?凯旋门很老,拿破仑在位时命令兴建,但是,拿破仑并没有活着看到这座建筑完工,这座建筑只是迎来了拿破仑的遗体。巴黎以它为中心,放射形地展开了十几条街,在巴黎漫步,在任何方位,你都有可能目睹它的英姿。 这座建筑的确非常辉煌,在傍晚的光线之下它总是熠熠生辉。

但是,它并不是巴黎的灵魂,包括埃菲尔铁塔。许多人去巴黎就是为了见见这个地上的钢铁怪物,我去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它有什么美感呢?只是一堆没有魂灵的钢铁骨架。能够显现巴黎灵魂的建筑,那个栖息着巴黎的精神的建筑应该是圣心大教堂。它在高高的蒙马特山顶上俯瞰着巴黎,是它掌管着巴黎的精神世界。

伦敦也是如此。伦敦的灵魂建筑是圣保罗教堂和西敏寺。而我则对圣保罗大教堂更感兴趣,这座建筑是那样高大,它在伦敦的地位和圣心大教堂在巴黎的地位极其相近:你可以在城市的任何角落看到它高高的穹顶,它守护着伦敦的天空,每一个抬起头来仰望苍穹的人都会看见它,它在伦敦的天上,或者说,它就是天空的一部分。只要你不是那个只会埋头过世俗生活的人,只要你还会偶尔抬头仰望宇宙和苍穹,你就会受到它的感染。据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反复轰炸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也遭到重创,但是,它高大的穹顶一直傲立着,始终没有倒下。饱受轰炸之苦、在死亡阴影中生活着的伦敦人,每天早晨起来,只要看见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还高高地屹立着,只要看见阳光还在圣保罗大教堂上跳跃,就会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胜利的信心。

第二部分:在巴黎城市地标(2)

到伦敦之前我并没有对这座教堂有什么研究,但是,我还是在地图上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它,最后也在我的视线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它——它那么宏伟,你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把它当地标了。

按教堂底层的介绍,圣保罗大教堂始建于公元604年,后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中被毁。现在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伦敦大火后重建的,它由Sir Christopher Wren(建筑家克托弗·雷恩爵士)设计,工程从1675年开始,直到1710年才告完工,共花费了75万英镑,35年时间。大教堂最有特色的部分是中央的圆形穹顶,直径达34英尺,高113英尺。它是世界上第二大圆顶教堂,第三高教堂。

在其内部参观,我被它内部空间的辽旷和悠扬震撼。据说,平时圣保罗大教堂内部是不允许照相的,但是,我去的时候,教堂正在修理,游客不多,管理人员似乎也松懈了许多。我也没有看到关于禁止拍照的提示牌,一般不允许拍照的地方,在游客进入的时候,检票员都会提醒,但是,这里没有,于是我便拍了不少照片。

大厅中的诗班席华丽庄严,可惜不能走近,只能远远地看了。不过, 参观者可以绕到诗班席的后面,看祭坛的陈设,祭台上摆放着一本翻开的英国二战阵亡将士名录,每一页都用塑料纸做了膜,因此参观者可以翻看、查询。我信手翻了几十页,那些名字,本来都对应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他们曾像我们一样活蹦乱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现在,它们对应的只是一些空无,那些年轻的生命已经在战争中死去。

绕出祭坛,诗班席侧面有一个楼道,参观者可以沿着这个楼道爬上教堂的穹顶,欣赏穹顶上的绘画,还可以到穹顶外面的晒台上远眺伦敦的天际线。楼道非常狭窄,许多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上下,但是,想到可以到教堂的最高处,可以亲近伦敦的天际线,暂时的困难就都变得可以接受了。这条楼道又叫耳语道(Whispering Gallery),据说,沿途有一系列耳语孔,对着其中任何一个孔说话,所有的孔都能传出你的声音,这是非常奇妙的,据说情人们最喜欢来这里测试他们的爱情。站在圣保罗大教堂穹顶外的露台上,脚下是泰晤士河,对面是现代艺术馆,左面是著名的伦敦塔桥,右面可以望见滑铁卢大桥和伦敦之眼。这就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伦敦。

伦敦,在圣保罗大教堂建成之后,尽管经历了数百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以超高楼为特征的都市现代化浪潮,但是,它依然让自己的天际线低于圣保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依然是伦敦天空最重要的守护者——伦敦没有让自己冒失地超过圣保罗大教堂的高度,它对圣保罗大教堂保持了真正的敬仰。

在欧洲旅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宗教。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基础之上的,你在每一个乡村、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到教堂,教堂是它们的建筑中心,也是它们的社会中心。这一点我们只要听一下英国的国歌,God Save the Queen (King),就能完全领略。在英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经常去教堂,绝大多数人觉得,上帝对于他们来说 “非常重要”。英国人自律、反省、虔敬的民族性格都是和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分不开的。

欧洲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中迅速恢复过来,保持了其文明发展的方向,没有堕入独裁、暴力之中,这种普遍的宗教信仰氛围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之上。不过,欧洲又是平和的,欧洲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他们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同样也给不信教者以自由(这一点,他们做得要比许多无神论国家好)。

England on the River Cam

2004

第三部分:在英国个人信用

什么是社会信用呢?在中国,要相信一个人,他们依靠的是你的单位,你是那种大的有知名度的企业的正式员工,或者是国营的政府部门的雇员,可信度就增加了;在中国,一个人的信用是靠他的单位来获得的,是靠他的单位来证明的,它让每个人都得和单位捆绑在一起。在中国,人们很少用到公证处,倒是常常依赖单位获得信用证明,以至于中国出现了公证处也要依赖单位的情况。数年前,你需要一张父子关系公证书、一张博士学位公证书,你找到了公证处,但是,他们并不相信你手头的原始资料,而是要你的单位出一张证明,仿佛你的单位比那些原始资料更能证明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你的学位是你的学位一样。

总的说来,在中国,无论是机构还是他人,都是不相信“个人”的,“个人”的信用差不多是破产了。你迁户口,你的孩子上学报名,你的车子办停车证,甚至到邮局领一张汇款,等等,事无巨细,大多都需要你的单位证明。单位不仅仅是你的衣食父母,还是你的信用来源,你没有机会和权利自己证明自己的信用。

在英国呢?情况完全反了过来,重要的是你自己证明自己。你证明自己的最重要文件是什么呢?你的资产,主要是你的银行信用卡账号,比如,你在英国租车,不必出示你的身份证件,你只要出示你的信用卡就可以了。在英国,信用的基础是你的银行账号,如果你没有账号,你在英国就呆不下去。为什么呢?合法的雇主都不敢雇用你,因为你没有信用的基础;守法的商户或者银行对使用大额现钞的客户非常谨慎,他们甚至会拒绝这种客户。有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兑换大量现钞入境英国,然后在英国用这些现钞开立账户,试图把那些现钞存入银行却被银行拒绝的。我在剑桥办银行账户,咨询当地留学生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不要一次存入太多现钞,如果存款数大大超过你在英国实际所需,可能你的信用反而会遭到怀疑,他们反而会拒绝你。在英国,绝大多数银行,对客户的信用审查都很严肃,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客户越富有越好,他们首先要求客户的是信用,因为,一旦银行给你银行户头,实际上,银行就成了你的信用担保人,你可以开出支票,你可以在商家透支消费,你甚至可以用它来给其他人担保,或者在不需要任何抵押的情况下贷款。你用信用卡消费的时候,其实是银行在为你支付消费金,而你只是在之后通过结算向银行还款——如果你是没有还款信用的人,那银行的损失就大了。

那么银行又凭什么相信一个人的信用呢?如果你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是你的住所,你有固定的住处,这个住所就是你的信用来源。流氓者的危险就在于他没有固定的住处,别看他们有手有脚,似乎可以出力气养活自己,但是,他们居无定所,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有信用可言。如果你有恒定的住所,情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能你暂时面临失业,或者你要领国家救济,你的住所也不是你拥有的只是你租住的,但是,这都不要紧,贫穷并不影响你的信用,这一点和富裕(大量现钞)不一定能证明你的信用是一样的。

在中国你的工作单位是你的最保险的通信地址,可是在英国你的住址是最有效的联络地址——中国人更相信单位,而外国人更相信你个人通过居住而建立起来信用。相信单位是因为单位可以赋予一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这是集体文化的特征,把一个人放在一个集体(上下级、同事等社会关系)中,通过他的社会地位(社会的可监控性)来确立他的可信任度,这是中国的情况。个体文化不是这样,它试图通过你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独立个体对空间的独占而证明你是一个有信用的在世个体——它直接把人的生存符号——居住——当作一个人的信用符号。

所以,在英国你要证明你的信用,你首先要向银行提供你拥有固定住所的证明,比如长期租房合同等等。在法国也是如此,你首先要拥有固定的住所,拥有了固定住所,你才谈得上找工作,或者寻求政府的帮助,申请政府补贴等等。事实上,法国政府常常在你申请签证的时候,就会要求你提供你在法国的居住证明,如果你短期入境,你就必须在入境前定好宾馆,如果你借住在朋友那里,那你的朋友要为你提供居住担保材料。

第三部分:在英国“以良心的名义反对”

在伦敦Tavistock Square我看到了甘地(Gandhi)像,英国人为什么允许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竖立敌人的像?他们如果不是真正地理解和钦佩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主张,对这个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让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的人表示了真正的敬仰,是不可能这样做的。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非暴力运动及其理论的创始人。“active nonviolence”(非暴力抵抗运动)在英文中有一个专有名词satyagraha,这个词的词源来自梵文,原意为“真理”,这个词源暗示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理论基础:人类应当信任“真理”,“真理”拥有至上的道义力量必将战胜邪恶,爱的感召必能战胜暴力,而不需要借助于暴力。“非暴力抵抗”,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命题中,从马丁·路德·金的“消极抵抗”、梭罗的“不合作”、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等提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思想源远流长的线索。

在Tavistockv Square,还有一块碑石,它同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它是为纪念“Conscientious Objectors”而设立的。这个英文单词怎么翻译呢?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以良心的名义而拒绝(参战)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数百名因为良心和信仰的原因而拒绝应征参战的人受到监禁或者枪决,但是,也正是这些人使得英国官方后来承认人类有Conscientious Objection(以良心的名义而拒绝参战——国内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良心抵抗”)权利。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数千人引用此项权利,选择在诸如医院等非战斗单位服务,以避免拿起武器,参加他的良心和信仰不允许他做的射杀别人等战斗行动。此后“良心抵抗”(一个人为了良心或信仰的理由,如不能杀生等,而拒绝服兵役以及承担其他政治义务)在西方便成为一项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权利。Tavistock Square的Conscientious Objectors纪念碑立于1995年,就是为了纪念这些“以良心的名义拒绝参战”的人。可是当今世上,有多少人在被迫违背他们的良心和信仰应征参战呢?又有多少人应为他们反战的信仰、拒绝应征的行为而坐牢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呢?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1960年代的“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运动。1964年东京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翌年陆军部队正式投入越南地面战场,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内征兵,但许多年轻人拒绝加入这场道义上尚有疑问的战争,公然违背政府的法令拒绝应召入伍,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拒绝国家征召、未经许可上街游行是非法的,但是“公民不服从”运动者认为在政府本身行为的道义性和合法性有疑问的前提下,人们基于良知的召唤,有权抗拒国家要求,甚至展开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国家政治权威为目的的“不服从”运动。

按照德国学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的定义, Conscientious Objection(良心抵抗)是基于个人良心和信仰而拒绝战争和暴力杀戮的权利;按照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是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个别法律暂时偏离了正义,公民在尝试过其他所有方式都宣告无效之后,有权以不服从法律的方式提出使法律回归正义的诉求。要非常感谢这两个概念啊,它赋予了人类免除被迫充当战争机器、拒绝就死、也拒绝杀戮他人的权利,它赋予爱好和平、信仰爱可以感召恶的人以拒绝暴力的权利。

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德蕾莎修女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位革命者不理解她开办育婴堂、养老院、麻风病人收容所等帮助穷人生存下去的行为,只相信革命才能使穷人翻身的道理,德蕾莎修女对他回敬道:“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里只有爱! ”是啊,我们能不能改一改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的思想里溶进一些德蕾莎修女式“爱”的“革命”、甘地式“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因素呢?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宽容,需要爱,不仅宽容和爱我们的亲人、朋友,还要宽容和爱我们的敌人。其实,宽容地接纳了对手的思想,向对手表示敬仰,这样的事情,在英国还有很多。在英国国会广场上,有林肯像;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有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像。美国是从英国统治之下通过战争独立出去的,而华盛顿是美国建国之父,英国能够容忍这样的人,实在是值得钦佩!

我在伦敦的时候,恰巧黛安娜王妃纪念喷泉落成。在Hyde Gardon靠近Kensington Gardon的一侧看到耗资300万英镑、历时3年多才完成的黛安娜王妃的纪念喷泉(该喷泉的特点是水往高处流,当时,我费了很大的心机,才弄明白了它的原理,有兴趣的读者以后去那里可以仔细看看),心里是很感慨的,它再次让我见到了英国人的宽容。老实说,黛安娜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王妃,她的死也不是那么光彩,她是和自己的情人多迪·法耶兹死在一起的,她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婚姻维系期间和多人有染,我在英国期间还看到了英国一家重要报纸关于此一传闻得到证实的报道。黛安娜同意和查尔斯王子离婚是以剥夺了查尔斯王子几乎全部财产,查尔斯王子近乎破产、靠向其母亲举债度日为代价的,她死时已经和查尔斯王子分居多年,而且已经达成离婚协议,应该说已经不是英国王室成员,但是,英国还是以王室成员的礼仪在为历代皇室成员举办葬礼的Westminster教堂举行了葬礼。

第三部分:在英国橡木·橡木

在英国和法国的时候,数次接受宴请,可是,饮料中,每次都是葡萄酒和咖啡、果汁,没有见到啤酒和威士忌、白兰地。英国和法国一样,酒的价格中,葡萄酒便宜,啤酒、威士忌、白兰地稍稍贵些。在法国的时候,去过一家葡萄酒专卖店,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仔细观赏各种酒,比较它们的价格、年份、产地、品种,那个老板让贝看我对酒的确感兴趣,就邀请我品尝,先是几款新酒,然后是陈酿。他让我品尝了2003年的一些新酒。2003年法国经历了1947年以来的最高温,葡萄酒是高温送给人类的礼物,是太阳的“乳汁”,高温“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葡萄好”,去年法国葡萄歉收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但质地却是异常的好。想起新加坡朋友庄布忠的介绍,渐渐地能够用舌头和嘴唇悟出酒的个性和内涵来,里面的橡木的芳香、葡萄的果味甚至阳光的热度。临别,买了三瓶中档酒,让贝向我推荐的罗斯柴尔德木桐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款酒,他说,都是美乐葡萄酿成,有些葡萄树已经有两百年的树龄,可以喝出大自然的精华,这家酒庄由现在的菲利本家族经营也已经有150年历史,去年,这家酒庄的庆祝晚会上,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也来了,他说,多明戈也受不住酒香的诱惑啊。

不过,让贝先生的专卖店似乎大多数时间都关着,离开法国的时候,想去买两瓶带走,他那里的价格只有国内同档酒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可惜,去了两次,他们都不开门,也就错过了。真想在中国也开一家这样的店卖酒,也许可以守着那些酒过一生。

不过让贝的一句话,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转:

西方酒的秘密,不在原料上,而在盛酒的橡木桶上。

无论是以葡萄为原料的葡萄酒、白兰地,还是以谷物为原料的威士忌,以及龙舌兰、甘蔗为原料的龙舌兰酒和朗姆酒,上好的陈酿都要经过橡木桶的贮存和醇化。

英国的酿酒业其实不亚于法国,苏格兰的威士忌、英格兰的金酒都是世界驰名的。如果说,葡萄酒、白兰地是葡萄等果实的精华,那么威士忌则是麦子等谷物的精华了。大麦经萌芽、烘干、碾碎、发酵等变成麦芽汁,蒸馏后存放在橡木桶内贮藏醇化几年,之后,加水调配变成威士忌。苏格兰最好的威士忌品牌是芝华士,它至少要在橡木桶中沉睡12年才能上市。和葡萄酒不同的是,威士忌是经过蒸馏后提高了酒精度的酒,这个类似白兰地,但是,他们都要经过橡木桶的醇化却是一致的。芝华士威士忌这些年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在东方航空的航班上,就有免税的芝华士威士忌出售。其实,威士忌有两种,一种是大麦威士忌,另一种是混合威士忌,芝华士是以各种的大麦和谷物为原料的苏格兰威士忌混合调配而成。

由于威士忌酒液经蒸馏后,是在橡木桶中醇化的,经过时间的洗礼,谷物与橡木的香味会融合,而酒的琥珀般的金黄色泽则主要来自橡木。这样可以说,威士忌等西方酒的一半性格是来自橡木。一般人只是注意到酒的原料的质地和香味,很少注意到橡木桶给酒带来的丰厚的口感和味道。凡是在橡木桶中陈酿过的酒,除去原料本身所具有的品种香气之外,还会有香草或可可、或咖啡、或兼而有之的怡人香气。新酒都是青涩的,犹如尚未成熟的果实,只有在橡木桶中久藏之后,融入了时间的要素,酒才会真正地醇香可口。

木桶储存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酒在木桶中通过和空气接触而氧化,这样可以使酒变得醇厚;另一个,是让酒在木桶中汲取橡木的精华(干浸、总酚、单宁、甲基辛内、丁子香酚等成分)。世界上的橡木有很多,大概有250多种,但是,酿酒行业最常用的有3种,产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卢浮橡、夏橡以及主产于美国的美洲白栎。据说,卢浮橡的干浸较高,富含易溶于水的酚类化合物,但挥发性香气物质较少;夏橡的特点是挥发性芳香物质和酚类化合物有较好的平衡;而美洲白栎的特点是香气物质中香兰素的含量比较高。

让贝说,美国人喜欢急功近利的木头,“美国木头根本不能和葡萄的果味亲和”,只有欧洲的橡木,才能低调地和葡萄的果味做亲密的对话和交流,“她是贵族性的”,“优雅而迷人的”。

第三部分:在英国西方人的生活水准

其实,在大城市,我们是很难真正判断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经济生活水准的。世界上的那些大城市正在趋同,趋向同样的拥挤、堵塞、嘈杂、忙乱,人们拥挤在同样的公寓中,同样的乘坐公交系统上下班,吃快餐店里的垃圾食品。似乎世界上每个大城市本身在这些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这点上说,上海和巴黎、东京、伦敦这些城市本身没有什么两样。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伦敦、巴黎的市民,他们许多在乡下有第二住宅,周末,他们可以开着车到乡下去,去享受乡下的山水风光,享受那种远离尘嚣的宁静。在巴黎的时候,我住的那个街区,沿着街道,两边平时都停满了车,一辆接着一辆,但是,到了周末呢?那些车就明显减少了。我的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周末还在街上转悠的巴黎人,就是穷人了。周末在巴黎大街上逛街的人游客居多,巴黎人自己都下乡去了。

巴黎中心城区,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的,法国大革命对巴黎造成了致命的损毁,之后拿破仑三世时期,巴黎进行了大规模重建。近两百年没有什么变化,巴黎建筑和街道的主要格局是1853年至1870年间形成的。街道都以凯旋门为中心,放射状延伸,这就是为什么在巴黎中心城区的任何地方你都可能看见凯旋门的缘故。巴黎的建筑都是乔治·奥斯曼设计并督造的奥斯曼式建筑:米灰色,高7层,顶层有帽状阁楼,六层和三层有阳台,底层做店铺。上世纪60、70年代,巴黎随着人口增长,建筑空间必须拓展,向高空发展成了一个方向,高209米的蒙巴纳斯大厦就是那个时候建成的,但是,建成之后,巴黎人实在不能接受。他们太珍惜他们的历史建筑了,奥斯曼式建筑是他们自豪的源泉,此后几乎每一栋现代化高楼都遭到强烈非议。在民众的要求下,巴黎于1977年颁布法令,规定市内新建楼房限高37米,历史性建筑附近的新建筑则限高25米。去年11月,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发起了一场讨论:“巴黎是否要解除建筑限高令,允许起高楼以缓解住房危机?”经过一个月的辩论,巴黎市议会做出最终决议:限高令暂不取消。 所以,今天的巴黎中心城区,除了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圣心教堂、方尖碑等传统地标建筑和蒙巴纳斯大厦,几乎没有高层建筑。也因此,巴黎保持了“艺术之都”的原貌,古老的面貌得以保持,整个城市就是个巨大的艺术品。

当然,这也严重限制了巴黎人的居住环境,大多数巴黎人的居住环境都很狭窄,可以说是一屋难求。我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应邀到一位教授家里访问,我看到他住的房子比我在上海的要小很多,可能只有我在上海住房的一半大小。

这使得许多巴黎人,只能到郊区去买第二套住房,以弥补第一套住房的局限。平时住在市中心的公寓里,周末或假期,就去郊区,这成了许多巴黎人的标准生活。也因此,巴黎环城快速公路外渐渐形成了许多卫星镇,低层的联体别墅,或者深入森林边沿的农庄型别墅比比皆是,也有许多人在塞纳河、马恩河等河中的圣但尼岛、大亚特岛、圣日耳曼岛等购置房屋。据资料介绍,法国人国内度假天数中24%是在第二住宅中度过的。看发达国家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不能光看他们平时的生活,也要看他们的第二住宅,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度假的。

法国人特别热爱旅游。全法人口只有6千万多一点,但是,全法各级别饭店就有4万余家,各类床位4至5百万张,也就是差不多每十个人就有一张床位,虽然这些旅游设施不都是法国人自己用的,但是,这也能说明,法国人的旅游市场了。

这些现象告诉我:发达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比较多的是表现在他们的度假时间和质量上。我在印尼巴厘岛度假的时候,住在王朝酒店,感觉那家酒店住的全是欧洲人,它给我的直觉是欧洲人热衷于、也有条件外出度假。到巴黎以后,我在印尼的直觉也得到了验证。我是7月去巴黎的,7月正是巴黎的度假期,许多巴黎人外出度假了,我朋友的房东这个时候也外出度假了;本来约好一个学者做对话的,结果因为我晚到了几天,他已经外出度假去了;原想拜访米兰·昆德拉的,没有见着,原因也是他正在外地度假。

伦敦的情况也和巴黎近似,伦敦高层建筑不多,大多集中在一个金融新区。今天的伦敦建筑,一些是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重建的,另一些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遭到纳粹德国的毁灭性空袭后建成的,火灾和战争导致毁灭性损毁,但是,之后人们会以更大的热情投入重建,重建甚至能解决城市无序发展、自然扩张带来的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

伦敦是珍惜传统和历史的城市,这里的建筑许多是几百年历史的老建筑,烙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痕迹,市区很少见到非常突兀的现代建筑,总的给人的感觉是雅致和古朴。不过伦敦显得比巴黎更整洁也更雅静——这可能是因为伦敦的绿地更多,每过两三个街道就可以看见一座街边公园。另外,伦敦人的整体管理水平是比较高的,这里的市政设备,比如地铁、电话亭、垃圾箱等等的管理维护要比巴黎好。伦敦,稍稍往郊区一点的地方,住宅马上就变样了,基本上是独幢别墅,去海格克公墓参观马克思墓的时候,去KEW公园的时候,一路看到的就是那种独幢别墅。

伦敦之所以看起来比巴黎更舒畅,可能和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纳粹大规模轰炸有关,空袭之后,伦敦进行了整体性重建。相比较而言,巴黎没有这样的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绕过法德边境防线,从侧面进攻法国,使法国在军事上遭到惨重失败,法国被迫投降。1940年5月德军入侵法国后,贝当从驻西班牙大使的岗位上被调回国,随即出任政府副总理、总理,在法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力主对德投降,退出战争。同年6月22日,法国战败投降,贝当出任维希法国的元首,采取亲法西斯的政策。此举出卖了法国,却保护了巴黎,使巴黎这座古老的城市免于毁灭。因而,近日的巴黎保持了相对古老得多的面貌。从外貌上看,巴黎更古老,而伦敦则要年轻得多。

第三部分:在英国剑桥的体制

剑桥采取学院制,学院属于大学,但独立自治,由院长和院士共同管理。对于学生来说,学院起主导作用,学生由学院负责招生,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也主要在学院内进行。

学院首先是学生的生活共同体。

学生们在这里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运动、一起玩,这是学院的基本功能。学生的吃、住都在学院内进行,这就给学生们提供了相互交往、一起活动的物质基础。学院还常常组织各种娱乐晚会、舞会、体育比赛、化装游行等,给学生创造交流的机会,提高学生对学院的认同感。

因为有这个基础,学院最终又成了学生的学习共同体。学生们在学院导师的辅导和带领下组成研讨组,学生在大学所属的各个系科、实验室做实验、听课得到的知识,在学院研讨组中得到消化、吸收、升华。具体说来,大学是上课的地方,而学院则是“做功课”的地方。学生们,上课可以不去,但是,学院“做功课”的活动却是绝对不能不参加的。

导师会经常和学生见面,讨论学习问题,导师躺在沙发里拿着烟斗猛喷烟,喷得对面的天才学生冒火。在剑桥,最终决定一个学生成绩的,不是课堂,而是这类学院里的讨论会,这类讨论会,常常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创见留出地盘——它甚至比学生在大学上的课还重要,它给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了条件。

想起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生“宿舍”学习功能的发挥和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上海大学能够把各个学院的学生相对集中住在一个舍区,在舍区设立自修室、讨论室、健身室等学习、锻炼设施和场所,每个舍区设立住校指导教师两到三名,负责学生讨论小组活动的组织、监督、指导,一定可以提高学生课余学习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剑桥大学的组织体系。下面是来自大陆的留学生D给我找来的资料,把它抄录在这里:

剑桥大学实际上只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学院联合体,各学院高度自治,但遵守统一的剑桥大学章程,剑桥大学负责考试和学位的颁发,而招收学生的具体标准则由各学院自行决定,并自行招生。

剑桥大学的校长是由大学Council选举产生的,不过校长是名誉性的,只负责颁发荣誉学位和出席学校的各种庆典等。大学行政事务主要由副校长负责,副校长由大学Council提名,Regent House投票任命。

Regen t House是大学最高立法与权力机关,由各学院的教职人员组成,有大约3,000名成员。他们可以制订或修改学校规章、章程,投票任命副校长、大学Council成员、颁发学位和荣誉学位。Council负责日常行政工作,成员共21人,包括校长(但一般不出席)、副校长和19名由选举产生的成员。19人包括4名学院院长代表、4名教授代表、8名来自摄政院的其他成员和3名学生代表(其中至少有1名是研究生)。前三类成员由Regent House选举产生,学生代表则由学生选举产生。决策程序一般是:简单动议一般都由大学Council提出,在剑桥校刊上发表公告,如果10天内没有一定数目的Regent House成员反对,就算通过;如果动议比较复杂和重大,提案人先将动议发表在校刊上,然后举行公开辩论,之后提案人将修改后的提案再次发表在校刊上,如10天内无一定数目Regent House成员反对就算通过,如果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认为有必要,则应由Regent House投票表决。

第三部分:在英国整个国家都在尊重个人

在普茨茅斯英国海军博物馆,看到一件展品,它是一个普通水兵在前线写给母亲的信,信里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看得出来,这封信对于参观者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的教育意义——这通常是我们大多数类似博物馆选择展品的标准,但是,它却在英国海军博物馆展出来,为什么呢?

这位水兵给母亲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Dear mother,

Just a line to let you know that I recovered your loving letters on Monday Moon.I still like Mary all night and in the best health.You need not send insurance Cards more as they might get me into more trouble,as I have had plenty but have them ready I will get home on the……I would have some more photos.

Stoker Albert Fareley

信的下方,博物馆工作人员注着:“1915年该士兵之后死于甲板爆炸。”非常简短。

用中文来说,这封信意思是告诉他母亲,他接到来信了,请母亲不要再寄保单,他爱着Mary,他期待归家,等等。语言非常日常,因为日常,有些话像是“密语”,可能只有他的母亲能读得懂。这是一封真正的“生活信件”,看得出,这位水兵的文化水平不高,所用的英文不够雅丽规整,信里也没有表露我们通常想象的那种战争英雄的思想境界,他似乎只是在和她的母亲谈一些家常。

但是,我要感谢英国皇家海军博物馆的布展者,他们让一个普通士兵出现在这里,他们没有讲什么爱国的大道理,而是讲述一个普通士兵、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突然被战争夺去了生命的故事,母亲再也收不到儿子的来信了,Mary失去了她的爱人。一个博物馆,它以它的布展展示了这个国家对个体生命的关心,对普通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心,它没有让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宏大叙事淹没“个体生命至高无上”这个启蒙之后现代人类确定起来的核心价值观。

写到这里,想起在新加坡生活的时候,看过的一篇关于英国的报道,苏格兰西洛锡安区有个叫布雷奇的小火车站,多年来,在这个小站上下车的几乎只有一个人沃诺克。苏格兰铁路公司算了一下费用:沃诺克每年付给铁路公司的车费大约650镑,但铁路公司维持这个小站的费用却是34000镑。铁路公司很想关闭这个小站,沃诺克为此写信给苏格兰铁路公司进行抗议,经过数年的犹豫,苏格兰铁路公司终于决定保留这个火车站。

苏格兰铁路公司为一名乘客而保留一个车站的行为在经济上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另一方面,一家公司能够自觉地考虑自己的社会职责,将普遍服务的社会职能放在首位,却是让我感动的:他们没有利用“大多数乘客”的利益作为托词,而拒绝为沃诺克这一个个体服务,在他们的心目中,每个个体都极其重要,重要到和“乘客全体”同样的水平。

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常常会因为不能代表乘客全体而苦恼,当我要求服务部门给我以认真的服务时,他们常常会说:他们是为全体乘客服务的,不是为我一个人服务的。现在,我希望他们能够改一改他们的逻辑:每一个乘客就是乘客全体啊。

第三部分:在英国院子里的弥勒佛和裸体少女

中国人是最喜欢弥勒佛的,为什么呢?弥勒佛很中国化,完全是中国人的形象。释迦牟尼等都是印度人的模样,没有那么亲和。弥勒佛的大肚和笑脸都是中国式的,另外,弥勒佛的宽容精神、博爱情怀对一般人来说,也更为朴素实在,无论是追求去弥勒净土,还是等待弥勒降世救苦救难,反正弥勒的怀抱都是温暖的。中国人对弥勒佛的信仰分上生信仰和下世信仰,上生信仰相信人死后可以往生弥勒净土,下世信仰相信弥勒一定会降身人间,普度众生。 在这种信仰中,弥勒非常像基督教中的基督。

据说,弥勒佛的原型是唐五代时期浙江奉化的游方僧人契此。契此经常背一个布袋,又被称为布袋和尚。契此有一偈:“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可见,契此是一个非常超脱的人,追求腾腾自在、闲闲无为,不迷执,这种生活态度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契此还有宽容和博爱的精神,他有偈云:“宽却肚皮须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 若逢知己须依分,纵遇冤家也共和。”他强调要大度能容,不要执着于人间的是非爱憎,要在超越是非爱憎、和仇敌和平共处之中悟道成佛。 应当说,这是非常高明的见解,类似基督的“爱仇敌”说。

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高贵的,是需要仰视才能见的,中国人崇拜偶像,把偶像当神。买一尊佛像回家,不能说“买”,而要说“请”;这请来的佛像自然不能随便摆放,而要把它供奉在家里最尊贵的位置上,一般要放在正厅的中央;不仅位置要摆好,还要每日供奉,焚香敬拜是少不了的。

但是,弥勒佛在英国人的意识中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天主教、基督教占中心地位的英国,东方人那种对于弥勒佛的信仰,大概是很难被理解的。

在英国怀特岛居住的时候,一次散步,看到一户人家,弥勒佛没有被请入厅堂,倒是在院子里风餐露宿起来,而且他还席地而坐。这倒罢了,据说当年中国的契此和尚也的确是如此行径的,乞食为生、餐风卧雪。

但是,这位怀特岛居民似乎把这样一位菩萨放在院子里又有些过意不去,恐怕是怕他孤独吧,又给他配上了一位少女,而且是裸体少女,那个裸体少女还在搔首弄姿,似乎要在我们的菩萨面前展示自己美妙的身材。

我不是佛教徒,并不为英国人对弥勒佛的大不敬而恼火,不过我看到这幅景象,却是大声笑了出来。

为什么中国人崇拜的佛到了英国人这里就成了对着裸体少女眯眯笑的俗人呢?

恐怕是文化差异吧。这位英国仁兄可能脑子里并没有偶像崇拜的观念,中国人的弥勒佛在他眼里也许只是一件普通雕塑,或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人体艺术作品吧,它和米开朗奇罗的大卫像在一个层面上,把它安放在自家庭院里,让它装点自己的庭院,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甚至还显现了他对艺术的爱好。至于给它安排一个妙龄的裸体女郎,更是他别出心裁的安排了,西方人喜欢人体艺术,对妙龄女郎的裸体雕塑更是情有独钟,这种爱好,他们从古希腊就开始了,在这位英国仁兄的意识中,也许,弥勒佛也是喜欢看妙龄女郎的身体的吧。

也或者,这位英国仁兄认定弥勒佛是一尊裸体雕塑?要知道,弥勒佛的肚子实在太大了,一向反对裸体的中国人为了能让他的肚子露天,对他几乎是破例了,差不多让他赤裸了上身。他是很可能被认为是一尊裸体雕塑的。

由此我想到人类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之间哪里有什么可以沟通的地方呢?一个把弥勒佛雕像看成是神本身而加以膜拜的人,和一个把弥勒佛雕像看成是裸体雕塑作品的人,他们之间怎么沟通呢?

文化差异将把人类隔绝在各自的天井中。

不过,也许事情正在好转。在过去的数千年中,人类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他们却是在差不多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的,交通和通信设施限制了人类的交往和交流——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的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甚至是完全无法对话的差异。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飞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使人类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变得越来越容易,人类的文化已经越过了彼此独立、在隔绝中孤立发展的原始阶段,而进入了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全球化阶段,今天,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不和世界对话,而自在自为地生存并得到发展。人类在孤立发展阶段产生的各个孤立文化之间的对话是极其困难的(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非洲土著文化之间的对话极其困难)。但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有可能在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基础上,逐渐建立一种直接面向全球的新文化,理性而宽容的人类、崇尚民主和自由的人类,获得了全球交往和交流能力的人类,也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共同参与建构一种崭新的适应全球化格局的新文化。如果说,人类在彼此孤立的时代曾经创造出多种辉煌的文化体系,这已经验证了人类的文化创造力,那么,今天,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怀疑人类的创作一种全球化新文化的能力了。

第三部分:在英国去看The Needles(1)

The Needles是怀特岛西南角深入海中的一系列连续礁石,礁石是白色的,在蓝色的海天之间,在金黄的阳光之下,像钻石一样熠熠生辉。在照片上看到它的时候,我立即被它吸引了。

那天,我先去了East Cowes,参观了那里的女王行宫。头天晚上,在一家酒吧听音乐的时候,一对英国夫妇给了我East Cowes的介绍书,向我推荐女王行宫,他们说那里可以看到真正的英国皇家园林,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皇室艺术收藏品,许多是欧洲珍品,值得看。我先乘车到New port的车,然后在半途下车沿着一条小公路向北徒步去East Cowes。岛上牧草的气味,麦子的气味,飞鸟从天空滑过的气味,牛群和马群悠然休戚的气味,让我心旷神怡。

路边是一片又一片连绵起伏的草场。我有时候在公路上走,有时候在草场上走,如果我沿着草场的小路走,我要时时回头,观望公路,如果公路离开了我的视野,我很可能会迷路。路上碰到一处卖旧车的商店,场院里停着十几辆车,有一辆福特只要500英镑。我的驾驶证在英国可以用,在剑桥生活的时候,朋友建议我买辆车,一直也没有下决心,到这里倒是真的有点动心了。可惜,我在英国的时间不多,不能进行更多的旅行,只能作罢。

一对老夫妇看我一个人徒步,在我前面100米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等我,向我挥手,他们要带我一段。我上了车,说我是在徒步,想看看这里的田野风光,所以,只要跟他们的车走一段就可以了。可是他们一再问我要去哪里,我只好说,我的目的地是East Cowes,于是他们拿出地图,找了路线,似乎要专门送我;我说,我只是徒步,没有一定的目的地,哪里开始和结束都可以,他们不用特地送我。不过,他们还是把我一口气送到了East Cowes女王行宫的门口。老先生说,这里不是风景区,没有什么风景,你一个人会迷路,根本到不了那里。下车的时候,我给老先生5镑汽油费,老先生拒绝了。

这样,我的时间就大大地富裕了,从女王行宫出来,大约两点钟,喝了一杯果汁,吃了一块蛋糕,午饭算解决了。英国旅馆的早餐极其丰盛,牛排和炸土豆条热量之大,难以想象,我每天坚持步行8—10公里,但是,我还是在发胖,中午根本没有食欲。由此,我也想到英国这个民族的饮食结构,他们对牛排、鱼排的热衷,对土豆的热衷,让他们食品的热量远远高于中国人的水平,中国人主要以米饭为主,热量不够。在剑桥的时候,天天看到周边的人去运动,仿佛不运动就不好受似的,伦敦也是这样,运动成风。中国人夺奥运会金牌,用的是举国体制,集整个国家的力量,大量投资,在几个尖子身上集训;英国人不是这样,他们是全民在运动。为什么呢?他们食物的热量高,身体活力超过了中国人,不运动会感到不舒服,热量没出路;而中国人是一运动就感到上气不接下气。所以,中国人习惯于静,把家里装修得非常漂亮舒适,买最大最好的电视机,业余时间喜欢在家里呆着,而英国人,喜欢户外活动。

拿出地图来研究了一下,这里有公交车可以到New port,从那里可以换车去Yarmouth。Mike说,他的游艇就停在Yarmouth的港口里,我有空可以去找他。赶到Yarmouth,我用了两个小时,在New port等着换车,就用了一个小时。怀特岛这样的地方大,多数人交通靠的是私家车,那些乘公交车的多是外地游客,本地人只有学生或者超过了驾车年龄的老人才会乘公交车,所以这里的公交系统很成问题。在港口转了一圈,没有看到Mike的游艇,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一定要找到Mike,于是我决定去The Needles。四点半的时候,我重新上了公交车,公交车司机却告诉我,时间晚了,去The Needles的公交车已经没有了,他只到Alam Bay。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步行去。他又提醒我,我可能需要步行两个小时,来回需要4个小时,而那个时候,可能Alam Bay和Yarmouth之间的公交车也没有了。我翻开地图研究了一下,Alam Bay到The Needles的直线距离可能也就是6-7公里的样子。从地图上看,通向The Needles的公路,除了一个地方有一道弯,几乎是笔直的。以我的步行速度,来回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

我应该可以赶回来,而且我渴望看到的正是夕阳中的The Needles,脑海中The Needles那张在夕阳的余晖中发光的照片激励着我。

犹豫之后,在Alam Bay,我还是不顾司机的劝阻下车步行向The Needles进发了。公路正如地图表示的那样,并没有太过弯曲,但是,它不时地上坡和下坡,我知道我正在丘陵地带一个人步行,现在是5点半,离太阳下山还有3个小时,我应该可以在9点前赶回Alam Bay,乘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去。公路上大多数的车是迎面开来的,看来,自驾游的人们正从The Needles返回,没有车往The Needles去,可以判断,那里可能没有什么固定的居民,否则现在正是这些居民回家的时候。

一路走,不禁有些寂寞起来,好在沿途有不少牧场,可以看到牛和马,更多的是野兔,它们成群结队,在草地上戏耍。偶尔,路边会有几幢农舍,在我的故乡,这个时候,应该是炊烟袅袅的时候了吧,这里的农家呢?

夕阳还好,没有什么变化,最怕的是夕阳在我到达The Needles之前就下山了。

之后,看到了两个移动的亮点,像是两个人,要知道,在这个岛上,步行的本地人是很少的,可能她们也是旅客吧!我加快脚步,赶了过去,果然,她们是两个女孩,来自日本,也是徒步去The Needles。看到我,她们格外兴奋的样子,立即要求和我同行,老实说,见到她们这样的“同道者”,我也是很高兴的。太阳渐渐地在下落,天渐渐地在变凉,我知道在薄暮中一个人的回途,总是有些凄凉的。有人同行,自然是好事。

第三部分:在英国去看The Needles(2)

我说,她们两个这么晚了还要去看The Needles,肯定是缝纫女工(Needles women)了——Needles在英语中是“针”的意思,她们听了大笑起来,那种笑声可以把所有忧思震碎。之后,只要我说话,她们就笑,笑是不是日本女孩的民族性格呢?老实说,我不是一个说笑话的高手,英语也还没有达到可以随意幽默的水平。

因为和她们同路,我的步行速度放慢了,但是,也因为和她们同路,我决定稍稍冒险,在公路打弯的地方,离开公路,抄小道。我在道口停了下来,脚下的公路向右边拐弯了,从地图上看,它会在山背后再度拐回来,路的左手,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能是当地牧马人或者是草场收割者用的。我对两个日本女孩说,这条道可能是一条捷径,我们可以试一下这条捷径。两个女孩用日语商量起来,我站在边上向那条小径打量,小径向着草坡深处绵延而去,看不到尽头,对这条路我也没有把握,如果她们不同意,我就准备放弃提议。不过,我还是说,你们看见了,那边有牛,应该说,这里不会有狼或者其他什么大型动物,不会有危险。

她们商量了一阵,最终决定跟我一起冒险。老实说,她们同意了我的提议,倒是让我开始担心起来,带着这样两个女孩子,万一出现什么意外,我会受不了,责任重大。我们沿着小道一路走去,太阳光开始发红,没有刚才那么白了。小道也比我想象的要长,我们翻过了一道山梁后,前面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出现住家或者公路,相反,身后的公路却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公路在视线之外,总是让人紧张。两个女孩话少了,步子也加快了,身体跟我贴得很近。我接过其中一个女孩的背包,好让她们走得轻松点,背包挺重,里面可能装着水。接着,出现了岔道,一左一右,按理应该走右边的道,不过,我有些担心,也许那条向右的道只是通向牧场中心,并不能到公路上去,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看到身边的几头牛,它们在悠闲地吃草,我绕到它们的身后,从我们来时的方向驱赶它们,它们沿着左边的岔道向前走了。我没有和两个日本女孩商量,而是带着她们跟着牛走下去,她们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判断方法,问她们,只能让她们也紧张起来。牛在这个时候,被驱赶,一定会往归圈的路走,而他们的圈一定是在公路边的。

果然,我们赶着牛,翻过又一道山梁的时候,公路又一次出现了,而且,我们踏上公路的第一眼,就看到了The Needles的路牌。

十分钟后,The Needles,那两根插在海中的银针出现了,下面是被夕阳染得彤红的海水,The Needles,窈窕、白皙的The Needles,亭亭玉立地站在海中,是海中的女神啊。我们来得正是时候,满天、满海、满山都是夕阳,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是红色的了。

大自然是多么奇诡啊,它就是奇迹。

我们离开公路,爬上最高的悬崖,从这里,远眺大海,海水由近及远,淡灰色、淡黄色、金黄色、红色、火红色,渐次铺展开去,一直到极目处,它又出现了灰色的一条,上面接着的是火红的天空。

在海水辉煌的金色闪光中,女孩子们拿出背包里的东西,果然里面有水,还有三明治。我谢绝了三明治,接了水。与其把水背回去,不如在这里把它消灭了。

The Needles寂静无人,已经没有什么旅客来这里了。天太晚了。我开始为回程担心起来,如果我们沿着公路步行回去,可能要两个小时,这样算来,时间非常危险,可能赶不上回程的公交车。

也许,我们应该搭一辆方便车。这时,正好一辆车在公路上停下来,我向着它挥手,但是,它可能没有看见我,掉头走了。悬崖下有个停车场,我和两个女孩下来后,各把守一个出口,看看会不会有过路的车。老实说,我们的运气真的很好,五六分钟不到,一辆大众甲壳虫出现了,两个女孩拦住了它,跟司机交谈了一会儿,便向我招手。

这个时候,能搭上一辆车,真的让人欣慰啊。感谢上帝。

开车的是一位女士,五六十岁的样子,驾驶座上坐的却是一位男士。女士认真地批评我们,不应该这么晚还在这里玩,这里已经没车了,如果不是遇到他们,我们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她只能送我们到Alam Bay去了。我们自然感激不尽。20分钟之后,我们到了Alam Bay,两个女孩给我5镑,我自己又添上5镑,给她,她摇摇手不要,下车去看公交站牌,还没等我们下车到站牌那里去,她又挥手让我们上车,原来,这里的下一班公交车要到8点40分,她说,她得把我们送到New port去。于是,我们又上车。这回,我们大家都放松了,我问他们两个的姓名,并感谢他们,没想到副驾驶座上的男士转过身来,说他叫Bob,会一点中文,他的父亲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中国上海居住过,然后,他拿出一张纸,写下了他的中文名字,并在旁边写了一个繁体字的“龙”。我向他要了英文名字和电邮地址,又在一张纸上写了我自己的名字和电邮地址,两个女孩也写了她们的名字和地址,交给了他。

接下来,我们几乎一帆风顺,在New port,她们几乎没有等一分钟,就赶上了南环岛线,而我也是立即就上了北环岛线。忙乱中,我竟然忘记了我和她们两个人还没有交换过地址。不过,没有关系,如果需要,我可以发信向Bob要的。

也许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还有后续。当天晚上,回到旅舍以后,我看BBC电视台的节目,竟然看到了Bob,他正接受一个节目的专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下长相相近的人太多了,也许他只是和Bob长得像呢?我拿出Bob写给我的电邮地址,用电邮中后半部的地址到网上搜索了一下,那是一家大型传媒公司的网站,Bob竟然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和总经理。

第三部分:在英国钓鱼的小孩

那个时候,太阳已经落山,站在沙滩上的你已经看不见阳光,不过,远处The Needles白色的石峰依然反射着太阳的余晖。这是海边,你能感觉到地球圆弧形地展开,弧状的海平面遮住了你面前的光线,你已经在“夜”里,你看不见太阳了,但是,远处的山峰还看得见,它还在太阳的余晖中闪闪发光。这种奇崛的景象你是第一次体会。你在夜里,而远处的山峰却在白天,它还沐浴在日光里。

7月的英国南部,虽然也是夏天,但它和地球另一面的亚洲却不一样,它有些清冷,即使正午的时候,气温也只有25度。你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气温中驾驶帆船和摩托艇,不过游泳你却是不习惯,这里的海水和泰国、印尼那边的比起来,可以说是很冷的。

天黑得很晚,晚上9点、10点,还没有夜的感觉。你和你的朋友们,常常晚上10点的时候才出门。你一个人漫步,沙滩上的泳客差不多都离开了,这会儿他们转移到镇上的酒吧去了,留下空旷的沙滩萧条了,你是喜欢萧条些的景象的。

路上,你遇到一对老夫妇,他们向你挥手,下午你们在一起晒太阳,太阳洞穿你的身体,让你飞升起来的时候,老太太对你说,她刚刚发现悬崖上的林地里有一家酒吧,“像神秘园”,去了那里,你一定会有发现。你还没有决定是否去,也许,老太太只是觉得你很年轻,不应该一个人玩,介绍你去一个单身年轻人玩的地方,那个地方你可能几天前曾经路过过,当时你并没有在意。你们约了明天去参观Osborne House女王行宫,他们用车带你去。你很喜欢老夫妇俩的狗Kew,和Kew在一起让你愉快,你可以和它玩飞碟。

接着,你看到了栈桥上的小兄弟俩,十二三岁的两个小伙子,他们在钓鱼。在他们这个年龄,你也曾喜欢钓鱼,油菜花铺天盖地地开着,你和伙伴们一个个散开了,在油菜花的香味里,在春天微熏的风里,在河面上一圈圈的涟漪里,那些鱼好像是春天的礼物。你的记忆让你思乡了。这会儿是两个小小伙子,在夜的海边,他们放饵、甩线、收线,银色的线在空中滑动,在湛蓝的海水下面,是神秘的鱼群……

稍稍近处,是他们的母亲,她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着书,有些暗了的天幕下,你能看见的只是她的剪影。她,还有那两个孩子,构成了一幅安宁的图画,是那小兄弟两个让母亲感到安宁,还是母亲的守护让兄弟两个感到安宁呢?也许都有吧。这样的情景是让你感动的。很久了,每当你出门休假,看到那些举家出游的人,你会感慨。

你问他们,这里能钓到鱼吗?他们说,钓到很多鱼。你的英语不够用,就像你听不懂很多菜名一样,你听不懂鱼的名字。鱼呢?你说,你想看看那些鱼,你知道,钓鱼人是非常愿意向别人展示他们的收获的,那是他们的成果。可是,他们身边并没有鱼桶,他们说,放回海里了,他们看你疑惑不解的样子,又说,法律不允许旅游者把钓到的鱼带回家,只能放回海里。

两个小伙子,他们钓到了鱼,然后又把鱼放回去。在几乎已经没人的海滩上,在夜幕低垂的时候,这里并没有什么人监督他们啊,但是,他们做到了。如果你钓过鱼,你就一定知道,让一个钓鱼人把他们钓上来的鱼再放回去是多么难!钓鱼的过程中,你需要付出耐心的等待,没有什么比那些鱼更能给你带来喜悦了,因为它是你等待的结果,但是,两个小小伙子,他们放回了那些鱼。你由衷地赞赏他们,他们的法律意识,他们遵守规则的意识,让你感慨,如果一个社会,全部由这样的人组成,那么诚信还是问题吗?他们很小,但是,却懂得遵守规则,他们有法律意识。就在你和他们对话的关口,你果然看到他们钓到了鱼,他们也果然把那条鱼放回了海里。

你感慨于这个社会的诚信,诚信在两个孩子的心里,也在整个英国社会的心里。在无人的海边,在暮色中,诚信依然在闪闪发光。

你悄悄退出来,回到沙滩上去,路过母亲身边的时候,你对那位母亲说,你拥有两个很棒的“gentleman”,那位母亲抬起头来说:“那当然。”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她眼神里由衷的骄傲。你说,他们懂得诚信,懂得遵守规则,这都是您教育的结果,要感谢您,培养了两个这么好的孩子,她说,她也为他们感到骄傲。你心里很赞同,这位母亲是完全有理由骄傲的。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教育孩子,把他们抚养成人,送上社会,让他们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更伟大的事业了。

你想到,在中国,许许多多的母亲们,她们把到工厂上班生产钢精锅等物质产品看得比抚育孩子更神圣,她们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然后心安理得地“走上社会”和男人平起平坐去了,她们不会为抚育孩子感到骄傲,相反她们认为在家里抚育孩子或者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是低贱的,当你赞美她们的孩子时,她们总是要谦虚一番,会说,她们的孩子很差,不值得赞美。

这是英国母亲和中国母亲的区别么?我们的母亲,如果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身上,让她们的孩子更有安全感,对社会更信任,也愿意做受信任的人,我们何时能这样呢?

第三部分:在英国伦敦的自行车道

我们是自行车大国,在上海,也许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是用自行车做交通工具的吧。许多人依靠自行车上下班,天天自行车来自行车去。上海也在抑制公众的私家车消费,私家车上牌,一个牌照大概要4万人民币左右。这个牌照费大致相当于一辆低价小轿车的价格。但是,上海的道路却似乎主要是为汽车服务的——如果开着车在高架道上奔驰,20分钟可以横贯整个上海市区,但是,如果坐着公交车在高架底下晃悠,你需要两个小时,开自驾车和坐公交车之间,时间成本比是1:6。上海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比如,开车可以从南北高架快速横穿上海南北,但是,如果骑自行车,你会发现许多立交桥没有给骑自行车的人或者步行的人留下通道。成都路在天目路被割断了,行人和自行车不能通行,只有汽车能从高架上通过,如果你是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你会觉得非常丧气,这个城市没有为你考虑,它重视了汽车,歧视了自行车和行人,其实对于它来说加一条自行车道非常简单,只要在汽车道的两边各加出一条一米五的路边(伦敦的自行车专用道大多只有一米宽左右);广粤路和场中路相交界的地方,汽车可以通过,但是,行人和自行车却无路可走,如果你从广粤路骑车去场中路,那你要做好望路兴叹。

这个城市没有认认真真地对待行人,几乎所有的人行道都有电线杆一类的障碍物挡道,大多数人行道是断断续续的,你走着走着,就会有什么挡住了你的去路,有的时候是一只交流电变压器,有的时候是一座公交车候车点,有的时候是一处突然冒出来的建筑物,似乎人行道在道路规划的时候根本没有通盘考虑过,它只是作为上述物件的备用场地存在的,是可有可无的。

但是,伦敦不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汽车、自行车、行人受到了平等尊重,汽车有汽车的专用道,行人有行人的专用道,自行车有自行车的专用道。汽车的专用道自然是横平竖直,来去无遮拦;自行车道也是如此,伦敦的市政当局并没有歧视自行车;对于人行道来说也是如此,伦敦的人行道上没有上海人行道上必见的电线杆等障碍物。伦敦人没有觉得汽车不能忍受障碍物,而步行的行人可以忍受障碍物。总之,伦敦人没有觉得在交通权上,开车的有优先权,而骑车和步行的则等而下之,要让着汽车。

照理说,伦敦比上海发达,上海的汽车拥有量是170万辆左右(东京是接近700万辆、汉城570万辆),伦敦的汽车拥有量可能在上海的三倍以上,伦敦人更有条件照顾汽车的优先通行权了,但是,伦敦并不限制汽车,伦敦拥挤区域收拥堵费,调剂车民用车习惯。我们是全体市民包括不开车的市民也要为公路建设交税,伦敦是谁开车谁多交费(这方面新加坡更厉害,开车要买拥车证,拥车证一般比汽车的价格贵,而且只能用10年,你要开车,就首先要为建路作贡献)。我们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让那些不用汽车的老百姓在为建路付款,另一方面又只是大力扩建汽车道,没有为他们的自行车和两条腿准备道路,甚至在侵占他们的道路,他们交的钱越多,汽车道修得越快越好,他们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就被汽车道占用得越多。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在呼吁抑制汽车,但是,我认为他们用错了脑筋:他们只想通过限制私人家庭轿车,让政府和企业用车垄断公路使用权。我们现在的许多“专家”都反对中国家庭购买轿车、普及轿车,老实说,我觉得这些人是在空口说白话,他们不了解人类的欲望,也不了解人类实现欲望的能量,私家车是限制不了的。在英国道路建设的过程中曾经也有人相信家庭用车不会普及,但是,1963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将是长期的趋势,任何方法都不能限制人们对汽车的渴求,这份报告后来在1970、80年代得到验证。该报告认为政府应该将投资重点转向道路建设,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对人们使用私人汽车进行调节,但不可能加以限制。

现在,我们国内还有一种观点,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或者经济手段限制私人拥有轿车,上海采取私车牌照拍卖的手段限制私车发展。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呢?我看没有什么效果,上海人买私车的热情并没有降低,这就是证明。这种做法又是否合理合法呢?我持反对意见。上海的道路建设是在全民交税的基础上完成的,是政府公共基础建设投资的结果,为什么政府公务人员、企业管理者就可以免费得到通行权?一部分机构和个人拥有使用汽车道特权,而普通市民却要额外付出一笔牌照费才能使用这些道路,这恐怕有失公平。

驾车者、骑车者、步行者三者之间的道路使用权要平等,驾车者内部,每个驾车者之间的道路使用权也要平等才行。

机动车驾驶者占用道路面积大、享受的交通便捷多、对环境造成的噪声和空气污染严重,从这些出发,他们应该多付出,也就是多交费,这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多交费才合理。我看这里要有两个原则:一是平等,所有得利者应当平等交费,一部分人在交拍卖费,一部分人不交就不平等;二是谁使用得多谁就应该交得多,一辆一天只在道上开一个小时的私家轿车要和一辆一天要在道上开24小时的公务车一样交道路费同样不平等。

怎么办?我觉得伦敦和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汽车上都安装了一种无限缴款设备,汽车开到某个因拥堵或者因贷款修路等原因而收费的路段,路边的电子设备自动和你的车上设备连通,实现不停车的无限扣款,这就实现了谁用路谁交费的“公平”。事实证明,伦敦和新加坡的这个方法很好,卓有成效,这个政策实施以后,伦敦的城市拥堵下降了20%,笔者在新加坡长期生活观察的结果是,新加坡几乎没有汽车拥堵现象。

第三部分:在英国思想者的旅行

2003年至2004年底,葛红兵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游历海外,先一年,在南洋,后一年,在欧洲。2005年5月,《葛红兵海外日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葛红兵说,两年的“游历”,不是“旅游”,而是一段异国的“生活”,他希望以“日记”为书写的形式,写出自己对这一段“生活”的“体悟”——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书分三辑,《在南洋》、《在巴黎》、《在英国》——视角新颖,视野空阔,衣食住行,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科技教育、金融经济、建设建筑、法律法规,无所不及,无所不包;其间,每一篇文字都配有作者摄影的图片,图与文,光影与文采,相映生辉。

纵观全书,印象至深的有两点:

一、充分发挥了日记体书写的特点,行文直白、平易、朴实、不事雕凿,似乎是自己对着自己说话,也似乎是对着几个相知的朋友说话。

例如:“……我向一个路人问路,问他伦敦经济学院在哪里?那个路人告诉我,我已经走在伦敦经济学院里面了——他让我彻底明白了过来,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你是永远也找不到英国大学的大门的,英国的大学没有大门。后来我去朴茨茅斯看到朴茨茅斯大学也是如此。”——《葛红兵海外日记第二辑:在巴黎》

这样的句式,叙事简洁,语感亲切,内涵幽深,有着法国蒙田的随笔风格——尤其是采用“日记”这样一种随心所欲的文体,所以更能彰显作者的本我意识——依然故我的葛红兵,言谈立意永远都是率真的、直露的、狂妄的、无所顾忌的——譬如,他在南洋写成的对“中日关系”的系列看法,2004年被转贴上网,因其的观点与国内一部分“仇日”网民相悖,引得网上硝烟弥漫、论争纷起,至今也未止息。

二、充分发挥“学者散文”的特点,如院校讲坛上的大课,叙述引入思辨,博引旁证、思维敏捷、文辞慷慨、论点先见。

例如:“按照德国学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的定义, conscientious objection(良心抵抗)是基于个人良心和信仰而拒绝战争和暴力杀戮的权利;按照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是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个别法律暂时偏离了正义,公民在尝试过其他所有方式都宣告无效之后,有权以不服从法律的方式提出使法律回归正义的诉求。要非常感谢这两个概念啊,它赋予了人类免除被迫充当战争机器、拒绝就死、也拒绝杀戮他人的权利,它赋予爱好和平、信仰爱可以感召恶的人以拒绝暴力的权利。”——(《葛红兵海外日记第三辑:在英国》

与此前大陆出版的几部“名人异国游”不同,《葛红兵海外日记》既不属浮光掠影式的异域采风记,也不属主题先行式的海外文化录,而是如葛红兵所说,属于“随感”一类的笔记小品,一段“海外生活”的“有感而发”。因为作者的学养品味,轻松率性的文字与深沉严肃的内涵融合得十分完美——丰厚的中西文化知识积淀与超越的世界思维方法理念在书中融会贯通,所以,这部书也被人称为是“一次思想者的旅行”。

思想者的一次旅行,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从亚洲到欧洲,从东方文明到西方文明——一个异乡游学的孤独者,一个世纪文明的探寻者,阅读、教学、讲演、旅行、采风,重要的是或长或短一段时间的海外“居住”——沉下去,沉下去,沉浸在异国的生活中去,深浸在无国界的大空间中去,思想、思考、研究、探索——关于战争、关于和平、关于人类、关于自然、关于宗教——游学的过程,也是“求知”的过程和“求是”的过程。

心内的谦卑匍匐,身外的姿肆飞扬,放弃小我,回归大我,向西方学习,做人类文明薪火的传播者,自由、平等、博爱、宽容——民主的精髓和信仰的精神,葛红兵的理想国——他的寻觅,永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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