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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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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1节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图)

  莎士比亚,一个多么煊赫的名字,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天才。面对《莎士比亚全集》里的37部剧本,两首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我们只有顶礼膜拜,献上最热烈的赞美:雄伟、壮丽、丰富,堪与大自然媲美;广阔而又细腻有如人的心灵;充沛的语言像阳光一样普照万物……然而我们的语言太贫乏了,而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  莎士比亚出生于英国小城斯特拉福,他的父亲是一位手套商人。少年时代的莎士比亚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在这个孩子身上还是展现出了某种特别的天赋,那就是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周围每一事物的好奇。这种天赋在他日后施展他的戏剧才华时起了极大的作用:小城的社会背景、乡下的传统和迷信生活、少年时代曾耳闻目睹的节日和民间娱乐方式,以及历代国王贵族的传说和故事,这一切都被莎士比亚容纳进了他那几乎无所不包的艺术世界之中。今天,我们常为莎士比亚的天才所惊叹,惊叹他何以能创造出如此一个深沉博大犹如汪洋大海般的艺术世界。事实上,诗人的创造却并非降自天启,而是与他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斯特拉福的戏剧家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2节 莎士比亚的出生(图)

  莎士比亚的家族世代都是农民,今天人们所能了解到的莎士比亚最早的祖先是他的曾祖。在莎士比亚父亲保存下来的贵族证书中,曾这样提到这位曾祖:“鉴于他的忠诚且勇敢的效劳,他曾受到最贤明的君王亨利八世的表彰和奖赏。”莎士比亚的祖父,名叫理查•莎士比亚,生活在16世纪上半叶,住在艾汶河畔的斯特拉福附近的斯尼特菲尔德,是个小农场主,死于1560年。  莎士比亚的父亲名叫约翰•莎士比亚,生于1530年左右。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不安于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苦单一而又收入微薄的生活,他的抱负是当一个生意兴旺的小镇商人,继而成为受人尊敬的市镇参议员。早在1552年,即莎士比亚出生的12年前,约翰•莎士比亚就弃农到斯特拉福小镇学习制软皮手套和其他皮饰物的手艺。这个小镇距伦敦约150公里,北边是亚登森林,与莎士比亚后来写的《皆大欢喜》中的森林同名,其中的联系不是偶然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约翰•莎士比亚终于成为一名手艺精湛、经营有方的皮手套工匠和商人。这段史实是十分确定的,因为在1552年的斯特拉福小镇的文件中记录着约翰曾卷入一桩公案:他和他的两个邻居被判罚款20便士,因为在他们的门前发现了垃圾。斯特拉福小镇在几百年前就具备了环保意识,规定垃圾必须倒在城郊的垃圾场。通过这一记载,得知约翰•莎士比亚住在亨利街,但住的不是自己的房子。不过对于年轻气盛、好运当头的约翰来说,拥有私宅并非难事,由于生意顺利,1556年他便购置了两处房子。同时,他的生意越做越大,除了制作皮手套之外,还兼营谷物、羊毛、麦芽,以及羊和鹿肉的买卖。  1557年,约翰•莎士比亚娶玛丽•阿登为妻。玛丽•阿登是当地贵族的幼女。十分巧合的是,当年莎士比亚的祖父理查正是在玛丽的父亲罗伯特•阿登手里租赁过土地。玛丽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有:一处占地60英亩的农庄,斯特拉福附近威尔姆科特村的一座房屋,以及若干钱物。当时,约翰已成为经济独立的商人,他们在斯特拉福这个繁忙拥挤而又不失优雅的市镇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店铺。约翰•莎士比亚夫妇是典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都想摆脱陈旧的农家生活模式,并且对宗教也不再盲目虔信。可以说,他们对宗教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也遗传给了将要出生的威廉•莎士比亚。  约翰和玛丽育有8名子女,威廉•莎士比亚排行第三。威廉是在斯特拉福的圣三一教堂受洗礼和被命名的。教堂登记册在1564年4月项下用拉丁文写着:“26日,约翰•莎士比亚之子威廉洗。施洗礼的英国国教教区牧师为约翰•布雷区格德尔。”“洗”是“受洗”的简称,当时新生儿通常在出生后3天受洗,以洗净孩子灵魂中的原罪。人们按照当时婴儿出生3天后受洗的习俗,将4月23日确定为他的生日,那天恰好是英格兰的守护神圣乔治的屠龙纪念日,此一巧合颇有象征意义。  说起莎士比亚,我们就不能不说说他的家乡——斯特拉福。斯特拉福镇位于沃里克郡,是地处英格兰中部的一个交通枢纽。“斯特拉福”镇原意是“涉水过河的道路”,由地名,我们便能够遥想它当年四通八达、往来商贾络绎繁忙的盛景。斯特拉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早在中世纪时期,它曾是伍斯特主教的领地。到12世纪末,斯特拉福开始从教会手中获得了部分的自治权。和所有历史悠久的欧洲小城一样,在斯特拉福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古老而优美的建筑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圣三一教堂和圣十字公会小教堂。它们建成于13世纪,迄今已有近八百年历史。圣十字公会小教堂有一个附属学校,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它被更名为“国王新公学”。艾汶河从小镇身畔静静地流过,一座美丽的石桥飞跨河上。它是在伦敦发了财的当地名人克洛普顿爵士在1490年修建的。家道殷实的克洛普顿爵士还在艾汶河畔建造了颇为华丽的住宅,并为之取名为“新地”,这栋宅邸后来被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莎士比亚给买了下来。  关于美丽的艾汶河,我们必须多说两句。据说当时用艾汶河水酿造的“斯特拉福酒”闻名遐迩,甚至远销到东印度。传说饮用此酒,能使人文思泉涌,下笔如神,恐怕莎士比亚就是这种功效的最佳见证人。斯特拉福城镇周围是一片绵亘数十里的茂密森林,莎士比亚在童年时就听说过有关这个森林的许多故事。据说著名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当年就出没在这片森林里。他的箭法高超,所向无敌,专门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深受百姓爱戴。后来莎士比亚在喜剧《皆大欢喜》中提到了这片森林和英雄罗宾汉。据说,这片森林里还住着许多神仙和精灵,他们经常在月夜里呼唤路上的行人,使人迷路。神仙们的女王是多情的提泰妮娅,她喜欢把这些迷路的行人引到她的用鲜花搭成的宫殿里去。在林间的空地上,总有许多小精灵在舞蹈。对此情景,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做了传神生动的描绘。  斯特拉福城镇还流传着各种民间传说和神怪故事,莎士比亚一定在平日游玩时留心倾听周围人们的闲谈。他那在乡村长大的父母,也可能给他讲过许多轶闻趣事,教会他不少东西。这些都使童年时代的莎士比亚得以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那动人的情节、质朴的语言,引起了他对文学的兴趣,激发了他丰富的想象力。总之,莎士比亚对斯特拉福的风土人情和民间文学十分熟悉,这些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场景和比喻散发着大自然的气息。研究莎士比亚诗歌语言的女专家凯洛莱因•斯彼琴对其戏剧中的诗意形象做过一次有趣的统计,结果表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形象和比喻,绝大多数和他的乡间生活、和大自然密切相关。可见,斯特拉福尤其是那里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在莎士比亚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斯特拉福镇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英国纺织业急剧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商品集散地,这给商人们带来很大好处。约翰•莎士比亚很快富裕起来,接连在城里买了四处房产,自1557年起,他便跻身于那些主持市政委员会的有声望的市民之列。最初,他被任命为麦酒质量检查员。此外,他还监督面包的生产,看看面粉里是否搀入了其他杂质。1559年,被任命为罚金仲裁,主要负责评定罚款金额。1562年,被任命为市财务官,管理市政收支账目,其中包括在诸如瘟疫等灾情发生时发放救济款,向前来演出的剧团施舍微薄的补助金等。1565年,当选为市政参议员,拇指上要戴一枚特别的戒指,在节日上街时,穿着皮裘镶边的黑袍,并有卫士开道,到处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1568年,约翰•莎士比亚走到了他仕途的顶点,当选为市政委员会执行官,任期一年。  但是从1577年起,约翰•莎士比亚便不再出席市政委员会的会议,显然是官场失意了,同时他的财政状况也逐渐陷入危机。1578年,他没有交纳每位参议员每年理应为济贫基金提供的四便士。1579年,由于债务缠身,他不得不把妻子继承来的农庄抵押出卖。接着他又作为债务人被告上了法庭。1586年,被从市政委员会的花名册上除名。1592年,约翰•莎士比亚上了所谓“不服从国教者”名单,即拒绝去教堂做礼拜。政府认为不去教堂做礼拜就等于破坏法律和治安,他因此而被传唤。至此,约翰•莎士比亚那小小的人生理想最终幻灭,紧接着,便是饱尝人世间的各种艰辛磨砺和忧虑愁怖之苦。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3节 斯特拉福的文法学校

  斯特拉福小镇不仅拥有繁荣、热闹的酒店、旅馆和手工工场,它还建有一所年代久远的学校——文法学校。文法学校就设在镇长办公室所在的楼上,距莎士比亚一家所住的亨利街也很近。文法学校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班。按那时的规定,儿童四五岁入学,先受两到三年的附属小学教育,然后升入文法学校初级班。学校学的是拉丁文。因为在附属小学学的是识字课本和教义问答,升入初级班即开始学拉丁文文法,用的教材是享利编的《拉丁语法》,所以被称为文法学校。威廉•莎士比亚作为一名市政委员会成员的子弟,在1570年6岁的时候免费进入斯特拉福的这所文法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在中世纪,这所学校由宗教性的“圣十字公会”管理,主要课程是天主教教义问答和神学入门。16世纪教会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使学校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种进行世俗教育的学校以取代教会学校。莎士比亚求学的这所文法学校于1553年由爱德华六世予以扩建,故又称“爱德华六世国王新学校”,它由市政委员会拨款维持,并接受其监督。所以,学校对市政委员会成员的子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莎士比亚的父亲当时正在市政委员会供职,因而他得以享受这一优待。  在当时的英国,孩子的启蒙教育是从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的。孩子们到了这个年龄,一般便会被送入学校。学校给他们安排的课程,不外乎是一些基本的阅读和拼写,以及算术,例如诵读字母表,用孩子们所熟知的基督教教义问答来进行阅读练习等等。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开始上学的时候,所接受的也不外乎就是这样的教育。  莎士比亚作为家中的长子,是父母最大的骄傲和寄托,是他后来凭自己的成就使莎士比亚这一姓氏跻身于士绅世家之列。可以说,约翰•莎士比亚未竟的事业、未了的心愿,都由威廉•莎士比亚实现和完成了。  斯特拉福文法学校的办学态度十分严谨,规定学龄前儿童自4岁起就得学习认英文字母、阅读和书写。教这些东西的,有时是地方录事,有时是某一教会小职员。莎士比亚大概在5岁时进入文法学校附属的幼学班。在星期日或其他宗教节日里,小莎士比亚还必须跟大人一起到教堂听讲道、诵圣经、唱赞美诗、做祈祷,这些,在英国教会里主要用英语进行。孩子们必须学会背诵《主教圣经》和《通用祈祷书》的重要段落,还要能进行教义问答。这是莎士比亚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为他日后驾轻就熟地运用母语奠定了基础。掌握了英文的读写技能之后,孩子们就可以入学了,通常大约7岁左右上学,14岁毕业。  伊丽莎白时代的教育家们一致公认,孩子学习知识要靠灌输。直至200年以后,由诗人华兹华斯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所倡导的新型教育观才得以在英国流行开来。卢梭提出:教育的艺术在于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东西,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们爱好学问的兴趣,并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们以研究学问的方法。莎士比亚的父母是一对慈爱的父母,但对于长子莎士比亚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百依百顺是使自己的孩子将来沦为不幸的人的根源,因而对小莎士比亚管教非常严格。  文艺复兴时期,在英国普遍出现的文法学校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重视拉丁文的学习。除拉丁文的文法外,学生还要学习会话、修辞、逻辑、演说、做诗等。在具备了拉丁语基础后,他们要攻读由浅入深的拉丁诗文,包括伊索寓言,曼图安纳斯的诗,普劳图斯、塞内加、泰伦斯、西塞罗、奥维德、维吉尔等罗马作家的作品选。其中普劳图斯、泰伦斯的喜剧和奥维德的长诗《变形记》对莎士比亚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引用了很多古罗马文学中的东西,这与他少年时代在拉丁课上所学的内容是分不开的。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喜剧《错误的喜剧》就是根据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喜剧《学生兄弟》改编的。  虽然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形成各自民族的语言,但古典文学的势力还占据统治地位。说一个人博学当然是指他的拉丁文化知识丰富。但也许是因为小莎士比亚读的时间不长,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以至于熟识莎士比亚的剧作家本•琼生在他编纂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献词中说,莎士比亚“懂得拉丁文不多,希腊文更少”。当然这绝不是说这位天才剧作家的文化素养低,要知道当时研究古典文学的风气虽盛,但莎士比亚不是一位学者,他是用英语写作的剧作家。本•琼生这样说也许还有另一层意思:莎士比亚读书少,也没进过大学,对古典文学并没有很深的造诣,却竟能写出这样的杰作,实在很难得。的确,一个没有受过学院教育的人也可以学习写作,而且会写得很出色。只要他阅读适当的书籍,留心观察身边的事件人物,他一样能变得博学多才。读莎士比亚的剧作,人们总会把作者想象成一位曾周游列国、学识渊博的百事通,并且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各类社交场合的达官贵人。才气横溢的外表并不一定反映实质上的博闻多识,艺术家有想象力这根魔棒,可以幻化出他需要的一切。  在文法学校里,学生不仅阅读古代作家的警句和箴言,还得把它们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为拉丁文。惠特克在《莎士比亚之学以致用》一书中写道:“莎士比亚作品中拥有大量足以传抄引用的警句,这得力于他当年的翻译练习。他把拉丁文译成英文,或把英文译成拉丁文时绞尽脑汁,力求每一练习都尽力做到措辞简洁明快,从而学会了用警句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另一类对莎士比亚有着重大意义的学习是演说术练习。这种练习在高年级进行,教师给学生传授雄辩术的规则,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使学生养成严密论证的习惯。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都不难发现他塑造的主人公常常具备演说家的素质,或是洋洋洒洒的议论,或是辞藻华丽的抒情,亦或是透视心灵的独白。这些都说明作者本人对演说术的训练有素。  莎士比亚在文法学校就读期间,任教的老师是西蒙•亨利和托马斯•詹金斯,他们都是经过大学的正规教育。斯特拉福作为一个有很好基础的小城镇,已形成全民重教的社会风气,这一点单从发给教师每年20英镑的优厚报酬即可看出。当时的教师工作环境舒适,生活待遇优厚,因而把更多的精力都投放到学生的教育方面。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中,莎士比亚获益匪浅。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4节 生活的体验在作品中的体现

  英国诗人本•琼生在《题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遗著》中这样写道:“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在西方文化中,莎士比亚享有着天神般的荣耀与尊崇。  打开莎士比亚的作品,仿佛打开了一本诗化的大百科全书。自然界的万物生灵、人间的世俗百态,都被他描摹得栩栩如生。莎士比亚自小生长于乡野,对自然有着深厚的热爱之情。在他那些久负盛名的悲剧和喜剧作品中,自然及其万物的轮回变迁总是被用来传递人心的喜怒哀乐,并象征人世的盛衰无常。《仲夏夜之梦》中那个清新醉人,带着梦幻色彩的童话故事充满了一种生命和爱的气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主人公胸中那深沉浓烈的爱在浓浓夜色的掩护下化为优美的诗句,与月桂和蔷薇的芬芳一起向着他心爱的少女传送。在他那脍炙人口的《十四行诗集》中,诗人让我们品味玫瑰、芳草、秋叶等优美的意象,在静观自然时令的迁移流转时,不由得感叹年华的流逝。这种手法在《哈姆雷特》中则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剧中单纯幼稚的少女奥菲利娅被自己的爱人所遗弃,她心力憔悴神智昏乱。诗人给我们描绘的是这样一幅凄楚的画面,失去理智的少女用各种花草装扮着自己,口中唱着村谣,成日在旷野游荡。她向周围播撒鲜花香草,然而每一种花草似乎都在传递着她的悲哀,预示着她的厄运。最后她被那些美艳而不祥的花草所簇拥着,在一条溪流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诗人在其作品中不仅用时节的更替和草木的枯荣比拟人世之无常,而且还把动物世界也引入到他的诗歌世界中,从黎明的黄鹂到月下的夜莺无所不包,以之来传递他的诗情。在《仲夏夜之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我们听到了各种昆虫的嘤鸣和鸟类的啼啭,它们烘托了一种甜蜜优美的气氛,传达着主人公的爱慕之情。在《麦克白》里,就在主人公犯下弑君之罪的那个夜晚,各种不祥的飞禽如猫头鹰、蝙蝠和秃鹫、隼等猛禽开始在夜空中哀号搏杀,把一种惊心动魄的惨酷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谈到动物,就不得不说说当时颇为风行的狩猎活动。莎士比亚似乎颇为精于此道。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狩猎活动中使用的各种猎犬和猎物如野兔、野猪、鹿等都很熟悉。他笔下那个牛皮大王福斯塔夫就总爱吹嘘自己是一个如何高明的猎手和英勇的战士,而一旦真的上了战场,他却胆小如鼠,令人忍俊不禁。《皆大欢喜》中那个装模作样的道德家杰克斯,就连面对一头垂死的鹿,也要大发议论。这样,诗人既刻画了人物性格的典型,同时充分展示了他的狩猎知识。除了一般人们所常见的普通动物之外,莎士比亚对于各种远方异域和神话中的动物也颇为通晓。他的戏剧作品中就屡次提到犀牛、老虎、象等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所无法见到的动物。麒麟、凤凰、龙等神化中的珍禽异兽也被他写入了自己的作品。  除了自然界的草木鸟兽,莎翁还特别善于刻画人类的现实生活。正如我们在前面曾指出的那样,这两者往往是有机和谐地交织在一起的。诗人特别善于表现英格兰乡间的风土人情。他笔下的乡村生活场景往往特别逼真。类似的例子在《亨利四世》上篇和《冬天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在《亨利四世》上篇中,滑稽人物福斯塔夫和他的同伴前往盖兹山袭击香客,途中与马夫之间的一段交谈,把乡间日常生活展现得如此清新!而在《冬天的故事》中,乡间剃羊毛的节日则给低沉阴郁的故事平添了些许活泼轻快的色调。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牲口贩子在集市上触摸牲口,村民们在集市上就羊毛的价格讨价还价,此类情节为作品增添了生活气息和现实感。在这种乡土生活中还孕育出无数的传说、歌谣和故事。热爱世俗人生的戏剧家从这些传说、歌谣和故事中获得了丰富的艺术滋养和创作灵感。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5节 宗教、巫术在16世纪的英国(图)

  在莎士比亚所生活的时代,欧洲已经挣脱了中世纪基督教会的黑暗统治。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时代潮流把一抹明亮欢乐的阳光投向人类的现实生活。宗教已经无法再以它的苛严律令束缚人们的精神。自从16世纪开始,英国宗教节日开始减少,各种繁琐的宗教戒律也逐渐被简化。在莎士比亚的家乡斯特拉福,著名的圣十字公会教堂《最后审判》壁画,甚至被人刷上一层石灰覆盖,于是诗人对于这幅有名的壁画也只是耳闻其有,而未能亲见。  教会的精神禁锢松动了,中世纪开始流传的各种民间习俗和信仰便广为流布。然而,这些民间习俗和信仰受到了清教徒的排斥。清教徒的势力在英国日益壮大,他们那种古板僵刻的宗教信念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当时在英格兰民间流传着一些季节性节日,这些季节性节日起源于古代异教的季节循环信仰,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最为著名的节日有为欢迎春天来临的五朔节(May Day),在这个节日里,人们树起五月柱,表演传统的摩里斯舞。清教徒们对这一节日展开了猛烈攻击。他们指责这一节日染有异教淫佚之风,体现了撒旦崇拜。1583年,清教徒斯脱勃出版了一本名为《恶习流弊解剖》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中,他把这些民间流传的春天娱乐认作魔鬼的仪式。在清教徒的抵制下,各种民间节日和习俗备受压抑。五朔节期间树立在广场上或街头缀满鲜花的五月柱常被新教会的牧师砍断。得势的新教徒不仅压抑民间信仰和习俗,而且对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都严加苛律。在公有森林砍伐树木、树枝的村民要被处以很重的罚款;连民间流行的游戏木马也受到新教徒的迫害。清教徒统治的结果使得很多古老的习俗和民间文化从民俗中消失殆尽。  然而,一些赞颂宇宙万物繁衍生息之力的古老仪式,却顽强地保留在民众的记忆里。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些民间仪式和传统还仍然保留着。圣诞节和复活节期间演出的假面哑剧里,就保留了很多古老传统的残迹。例如在当时的一出哑剧中,表现了英格兰的守护者勇士圣乔治与巨人交战,他在战斗中阵亡,被一瓶神奇的魔水拯救,最后起死回生并战胜敌人。在这出戏里,我们看到了英雄的死亡及其复活,这一情节其实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表现英雄的死亡与复活也就由此而体现出浓厚的祭仪色彩。  这种深受古代异教文化影响的祭仪不仅出现在民众自发的娱乐活动中,亦见于中世纪教会所组织的的奇迹剧演出活动中。基督教奇迹剧的演出在圣体瞻礼节举行。这个节日是由教皇乌尔班四世于1264年设立的,时间约在每年的5月21日至6月24日之间。此时正是春夏之交,气候温暖天光充沛,为户外的演出和庆典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基督教奇迹剧的演出发展到后来,变成一种规模空前盛大的仪式活动。在英格兰以及欧洲各地乡镇的赛会上,奇迹剧的演员们以大车为舞台,穿街过巷为民众上演主耶酥基督的死亡和复活。  当然,从我们今天所能获得的资料去推测,这种街头演剧的演技水平估计是不甚高明的。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作品中也多少提到。例如在《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哈姆雷特在提到某一位扮演希律王的演员时就曾批评他表演太夸张,说此人的表演之夸张“比希律本人还要更甚”。不过这种街头演剧的粗犷泼辣也是颇吸引人的。尤其是在表演魔鬼的上场时,种种肆无忌惮的谐谑幽默和针砭现实的引申发挥,对民众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中世纪的奇迹剧发展到了15世纪转而变为道德剧。道德剧,又称“插剧”,一般在宴会空档时上演,例如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富尔根斯和卢克雷蒂娅》。在这种“插剧”的演出中,演出者往往针对婚姻展开长篇辩论,有时被称作“恶习”的丑角人物出来插科打诨,用一些淫荡的笑话逗观众取乐。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巡回剧团往来于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其状况犹如今天的马戏团。他们在城堡或市政厅里搭起自己的草台班子,上演着一些充满道德说教的剧目。构成了那个时代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以上这一切绚丽多彩的民间戏剧文化传统无疑都滋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  关于莎士比亚的生平,今天我们所知甚少。遗留下来可供我们查阅的资料,只有教区记事录中所保留的他的受洗和结婚记载。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以掌握了这位天才诗人生平的些许蛛丝马迹,也对他生活那个时代的状况多了些感性认识。在莎士比亚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都接受相应的礼仪。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有许多艺术作品以表现人生中的此类仪式为题。例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一幅以表现安顿爵士由出生到死亡之历程为题材的壁画,其中便表现了人的受洗、婚姻、临终弥撒等仪式。莎士比亚无疑是知道这幅名画的,他在自己的喜剧作品《皆大欢喜》中,借剧中人物杰克斯之口提到了这幅画。  近代宗教改革极大地推进了欧洲文明的进程。然而这些五花八门的民间仪式和庆典却大多仍保留了下来。民众的一般心理是要趋利避害的,对于祈福祛祸的各种典仪,他们自然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老百姓宁可相信,当自己新生了一个孩子时,采取某些必要手段就可以避免恶魔或者坏仙女妨碍孩子的健康。只要自己举行一些祈祷仪式加以防范,那么坏仙女就不能够把摇篮中熟睡的漂亮孩子偷走,换上一个丑陋的畸形儿。对于死者的葬礼亦是如此,举行一些仪式可以保证让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有钱的人家为此甚至不惜花费巨资。不过到了16世纪末,封建制度开始没落,英国传统的一些名门世家屡遭厄运,有钱人家举行葬礼的排场也不如从前了。  在当时的民间信仰和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淘气小妖精、仙女和其他精灵如顽皮小妖巴克或好汉罗宾的传说。英国人从古代凯尔特人的文化中继承了关于这些精灵的传说。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很喜欢古代凯尔特传说中的这些小精怪。当莎士比亚在作品中表现精灵时,他恰倒好处地淡化了传说中精灵们所具有的那种阴暗、神秘、不吉利的性格,而是把它们写得既淘气好玩,又无害于人。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在舞台上由年少姣好、能歌善舞的男孩子扮演,它们给观众带来的愉悦是难以形容的。  与精灵不同,女巫和她们的妖法则让人们感到害怕。例如说她们深夜赴会向撒旦致敬。欧洲传说中的女巫通常是一些丑陋凶恶的老婆子,人们指控她们向畜群施妖法,或者出于嫉妒恼恨,用魔法害得新婚的少年男子阳具不举,结果无法享受男欢女爱。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我们可以看见凶恶恐怖的女巫形象。她们是“不祥的三姊妹”,代表了淫邪的诱惑和人心中深藏的绝对的恶。  莎士比亚戏剧深受古罗马剧作家塞内加的影响,塞内加的悲剧多取材自神话,充满血腥与仇杀。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作品,如基德创作于1587年的那部阴郁的《西班牙悲剧》,也影响了莎翁的创作。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理解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麦克白》等剧情调何以如此恐怖怪异。此外,莎翁在他的戏中一次次让幽灵鬼怪登场,其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当时的剧场喧嚣混杂,如何在开演之后让吵吵嚷嚷的池座观众安静下来认真看戏呢?把鬼魂请出来自然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当哈姆雷特父亲的亡灵出现,向儿子控诉谋杀时,剧场里的观众们自然地出于恐惧而变得沉默。如此一来,扮演鬼魂的演员(或许就是莎士比亚本人罢)就能在全场肃静中,一字一句念出他的绝妙独白,把剧作家的优美思想传达出来。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6节 莎士比亚与不美满的婚姻

  在保存下来的文卷上有这样的记录:斯特拉福镇的桑德尔斯和理查森向伍斯特主教区的宗教法庭呈交保证书,并各出40英镑作保金,请求批准威廉•莎士比亚和处女安妮•哈瑟维结婚。1582年11月28日,伍斯特主教府事务处发布了允许18岁的威廉•莎士比亚与26岁的安妮•哈瑟维结婚的通告。6个月以后,即1583年5月26日,斯特拉福教堂为莎士比亚的女儿苏珊娜行了洗礼。  关于莎士比亚令人费解的婚姻之谜,集中体现在几个疑点上。第一个疑点是所谓的两个安妮之谜。在莎士比亚的婚姻手续文件中,有一个长久以来让莎士比亚传记作者和研究者们困惑不解的错误:主教府事务处在登记允许举行婚礼的决定时,把未婚妻的名字安妮•哈瑟维写成了安妮•惠特利。这一出入在莎士比亚研究者中引发了一次论争。  一种观点是,有人发现在威廉•莎士比亚与安妮•哈瑟维出席证婚的前一天另外还发出过一张名为威廉•萨克比亚的男子与坦普尔格拉夫顿地区的名为安妮•惠特利的女子结婚的证书。由此可以推断,这个萨克比亚与那个娶了安妮•哈瑟维的莎士比亚是同一个人,并进而认为,“惠特利”是“哈瑟维”的一种变动较大的拼法,因为当时的公证人有随心所欲拼写名字的习惯。  莎士比亚本人评论男女情爱的语句:“恋爱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有的人是被爱神的箭射中的,有的人是自己跌进爱神所设的罗网的。”再如“在恋爱的事情上,都是上天亲自安排好的;金钱可以买田地,娶妻只能靠运气。”又如“爱情是危险的信号,女孩子自身可以造成他们其中一个获得幸福,同时也会使另一个受到创伤。”  一派学者认为,莎士比亚这桩急匆匆的婚约有些不情愿的因素在里面,安妮•哈瑟维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一些。人们不知道她为什么拖到26岁还未出嫁,父亲去世后,她与继母一起生活,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家人对她迟迟不嫁的冷言冷语也不时地刺激她,于是她便迫不及待地向单纯的小伙子莎士比亚发动进攻。不知是莎士比亚真的一度坠入情网,还是安妮的魅力与手段无法抵挡,莎士比亚终究是就范了,到了1582年11月份身披婚纱的安妮已是怀孕3个月的女人了。另一个证据是,从桑德尔斯与理查森二人各出40英镑作为准婚保证金一事,让人感觉莎士比亚可能想过推卸责任,而女方则紧追不放、完婚心切,缺乏爱情即无完美婚姻,此派学者还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出些许句段,认为这些影射了莎士比亚对婚姻的不满。  例如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中那些描写洋溢着成年女性魅力的维纳斯,在密林浓荫之下企图勾引少年阿都尼的诗行,很可能是作者个人体验的反映。  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苏珊娜,后来(1585年)又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女,哈尼特和朱迪丝。人们推断莎士比亚是1585~1587这两年间离家去伦敦的,但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被称为“行踪不明的年代”。他去伦敦的原因,迄今没有一致的说法,有人推测因为妻子比他年龄大,他对家庭生活渐生不满。还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他与邻村的一些年轻人,私自进入镇东北托马斯•露西爵士的花园里猎鹿,被人发现,爵士告了官。但莎士比亚并不示弱,写了一首讽刺诗回敬他。露西爵士是当地显贵,曾当过国会议员,很有权势,岂肯善罢甘休,莎士比亚感到压力很大,只好逃往伦敦。这个说法也缺乏一些说服力,为什么他一逃许多年?更合情合理的推测是,因为他所住的小镇离伦敦不远,易感受先进的时代气息。当时伦敦有很多剧团,它们时常在英国各地巡回演出。这些团体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地方行政当局恶势力的迫害,往往寻求王室或某贵族、大臣的庇护,以他们的封号或职衔命名,如女王剧团、海军大臣剧团等等。1569年(当时莎士比亚的父亲正任镇长),女王剧团来到斯特拉福演出。在公演以前,照例要在市政厅演一场,一方面接受检查,一方面也算招待政府官员和当地名流。幼年的莎士比亚有了接触戏剧艺术的机会。也许正是演员那种自由自在的云游生活打动了他的心。

第二章 震撼伊丽莎白王朝第1节 进入女王的剧团(图)

  每个星期天,人群涌向圣保罗大教堂,听牧师布道。城市以教堂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发展,房舍鳞次栉比,街衢宽阔。市区边缘有花园和广场,以及供露天散步的空地。    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民间庆典的欢乐场面和各种重大节日的热闹习俗异彩纷呈,青年时代的天才诗人对这些自然不会加以放过。斯特拉福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当地民众又颇为富庶,于是这个小城便吸引了不少有名的剧团前来献艺。16世纪有记载可查的几次著名剧团前往斯特拉福演出的记录有:1573年与1576年莱斯特伯爵剧团的两次前往,1579年斯特雷恩吉勋爵剧团的演出,1584年埃塞克斯伯爵剧团的演出和1587年女王供奉剧团在斯特拉福的演出。这些著名巡回剧团在斯特拉福的演出让年轻的莎士比亚有了近距离亲近戏剧艺术的机会。  更为非同小可的是1575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本人驾临斯特拉福。这一年,莱斯特伯爵在斯特拉福邻近的肯尼威思城堡为女王陛下举办了盛大招待会。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带着她的盛大仪仗,偕同满朝的文武和贵妇来到了小城。对于宁静的斯特拉福小城来说,这自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豪华辉煌的庆典持续了三周。就连附近的居民都纷纷赶来,向他们敬爱的女王陛下表示拥戴。斯特拉福城为前来的客人们安排了露天娱乐活动。根据古代神话所改编的各种节目和烟火表演通宵达旦。我们可以相信,当时年纪尚轻的莎士比亚一定也参加了在自己家乡为女王举行的庆典,并且借此机会过足了他的戏瘾。

第二章 震撼伊丽莎白王朝第2节 16世纪的伦敦(图)

  英国首都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上,跨泰晤士河,距离泰晤士河入海口88公里。   伦敦地区就是当时英国人居住的地方。公元前54年,罗马帝国入侵大不列颠岛,公元前43年,这里曾是罗马人的主要兵站并修建了第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木桥。   泰晤士河从伦敦城的南部穿流而过,河中盛产各种鱼类,这给它带来了“城市的光荣和财富”之美誉。泰晤士河是伦敦城主要的交通动脉,皇家平底驳船、大货船和民众的小舟每日在河上穿梭不绝,往来如织。陆上的行人要穿越泰晤士河,必须经过伦敦桥,否则就要搭乘渡船过河。伦敦桥约建于12世纪末,20个石拱托起的桥面上建有两排房舍,只为行人和车辆留下一条狭窄的通道。离泰晤士河不远,在鲁德门东边的一座小山顶上,屹立着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巍峨庄严的教堂在群塔的簇拥下俯瞰城区。圣保罗教堂所属的圣保罗区是伦敦城中出版商云集的地方。当年莎士比亚也曾一度在此居住。  当莎士比亚最初刚到伦敦时,这座城市正处于它大肆扩张的繁盛时期。城市里居住着无数的商人和工匠。由各个手工业和工商业行会所推选的市长管理着这座城市。当时的手工业和工商业行会都有着严格的行规。这些行规保护着各商号老板和雇工门的利益。市政官员为了维持良好的社会风俗,把各种游戏、演出和剧院,都挪到了伦敦城的城墙外面。因此在城里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只有几家酒馆和客栈,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如“公牛”、“大钟”等,不时地也会有戏上演。  出了城就是乡村,可以欣赏到河畔切尔西和摩尔费尔德的乡村景色。在郊外的芬斯伯雷有一个射箭场。伦敦的市民们习惯星期天到郊外帕丁顿去散步。在郊外河滨大路西端,建有贵族的宫殿府第。四周尽是公园和花园,一直延伸到远处白厅村。  城墙外的肖厄迪其和河岸区,在宗教改革前曾是修道院的领地,享有免税特权,号称“自由地”。而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这片区域已经成了一个“三不管”地带。伦敦城里所容不下的剧院、马戏场和妓院都建在这里。伦敦的乞丐、小偷、小贩等作奸犯科之辈也往往聚居于此。在正经人眼中,这里显然是个藏污纳垢之所,一个很危险的去处。然而奇怪的是,这里的犯罪率却并不见得比伦敦其他地方高。  伦敦同时也是全国的经济贸易中心。当莎士比亚后来在《威尼斯商人》中描绘安东尼奥与夏洛克会面的场景时,他表现的并不是威尼斯的广场,而是伦敦常见的交易所。  伦敦还是当时英国的文化中心。伦敦城内寓居着许多有学问的人:法学家、外国语专家、医生,还有许多建筑师和画家为了修筑宫殿和为皇族富绅画像纷纷从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移居到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伦敦的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色彩当属戏剧。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之所以能够达到高峰,原因主要在于对英国戏剧传统的批判与继承,另一个条件则是要有适合表演的空间和剧场。莎士比亚初到伦敦时,这里有四座专供戏剧演出的剧场,它们分别是天鹅剧场、玫瑰剧场、花坛剧场和幸福剧场。   提到伦敦,很少有人不知道那个令人闻之而生畏的伦敦塔。这里面关押着政治犯,还豢养着皇家动物园的“动物”,包括狮子这样的猛兽和一个从美洲带回来的印第安人。在当时,人们进入城市都要从它的围墙穿过,然后才能踏上伦敦桥。九百年来曾先后作为王宫、兵工厂、监狱、及城堡的伦敦塔是伦敦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城堡共由22 个高塔所组成,留下了许多王室的血腥争斗史,16世纪起曾在此受刑的名人包括:学者托马斯、亨利八世的第二位妻子安宝琳、国王爱德华四世和约克公爵等,监禁过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伦敦塔由穿着鲜红服饰的卫士守护着,塔附近聚集有许多乌鸦,据说只要大乌鸦一离开,伦敦塔就会垮下来。塔内有一个拱门,所有的政治犯都会经过这个门,因此这个门又称为“叛国者门”。  伦敦塔内最著名的是珠宝塔,这里所收藏的帝国皇冠共由三千多颗宝石镶成,并有重达530克拉的非洲之星。此外白塔内的甲胄博物馆中所陈列的古武器也很值得观赏。

第二章 震撼伊丽莎白王朝第3节 文艺复兴的影响波及英国(图)

  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时间相较于西欧各地稍嫌晚了一点。16世纪以牛津大学为中心,掀起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期的人文主义高潮。该校有过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受到伊拉斯谟的影响相当大,他们初期的主要活动是研读意大利早期文学三杰──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的作品。著名的代表有威廉•拉提玛、托马斯,特别是约翰•科雷特。科雷特是牛津大学人文主义小组的核心人物,曾经在意大利学过希腊文、法律学、教皇的论述。他自1496年起的六年内,在校内开设了轰动英国学术界的“保罗书简”专题讲座的课程。他不仅解释字义、语法,并且从文献学、语言学的角度,深入钻研、讲解该圣书。1508年,他继承父亲的遗产,用其资金创办了“圣保罗中等学校”,这是一所完全不受教会控制的、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主张宗教改革的学校。  莎士比亚到达伦敦时,正值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进入鼎盛期。此时,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已波及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思想上的解放运动。此前,欧洲一直受封建专制的禁锢,教会与王权狼狈为奸,限制人们对物质生活和自由思想的追求,因此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手工业、商业的缓慢发展和积累,城市居民中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他们必然要追求物质的快速发展,进而在政治上寻求更高的地位。在文化思想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坚持反对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一批文人学士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实际提出现实的要求。他们主张个性解放,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这就意味着要遵从理性、破除蒙昧主义,给个人以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被称为“人文主义者”。  英国文艺复兴艺术方面的杰出代表,非莎士比亚莫属。莎士比亚生活在英国封建制度没落、资本主义兴起的转折时代,当时的资本积累加速进行,圈地运动波及全国,人民极度的贫困,贵族与人民之间的冲突日益扩大;莎士比亚以其中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对英国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和描述。他的剧本多取材自外国和古代的情节,如:《奥德赛》取自古希腊神话故事。但是,莎士比亚所欲表现的情景,却是英国的现实生活。他塑造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富有个性,心思复杂。他的创作喜剧以《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为代表,悲剧则以《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最为著名,历史剧是《亨利四世》、《亨利五世》、《里察三世》等。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颂扬国家统一、拥护王权、反对分裂的意念,表达出人文主义的个别国家主体。他在喜剧中歌颂出个性的解放、现实享受,主张自由平等,反映出英国人文主义的道德观。悲剧则揭露封建的陈腐、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二章 震撼伊丽莎白王朝第4节 17世纪英国的民众宗教(图)

  在16世纪中期,教会在语言、祈祷、仪式、建筑和教义等各种各样的变化,伴随着一些可笑的规定从上层强加到下层人民身上,这种情况使普通的教区居民不知所措。在诺里奇城和切斯特城,至少有四或五种不同的教义在教堂里被传授。   牧师的素质或者一个教区是否有一个固定牧师一定影响了人们对教义的掌握,因为在17世纪初,每六个教区中,至少有一个教区没有牧师。如托玛斯指出,将拉丁语宗教译成方言宗教存在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对牧师的影响不啻于对他们教区居民的影响。   在伊丽莎白时期,教士们的水平,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教育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如果无神论确实存在,就我们所理解的无神论在现代早期却很少见到。我们可以在15世纪和16世纪期间对异教徒的研究中,在16世纪、17世纪的教会法庭的记录里,在歌谣、 历书和笑话书 里发现它的踪迹。

第三章 戏剧的舞台第1节 世袭乡绅头衔的获得(图)

在16世纪末期,英国正值伊丽莎白一世当政,国力蒸蒸日上,而英国剧场承接着中世纪戏剧活动的发展,诞生了璀璨的戏剧活动,剧院和剧作家水平之高,可谓继古希腊悲剧之后,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时代。在1580年代后期,英国戏剧受着希腊罗马古典戏剧所影响,当时在大学中被研读和上演的戏剧,称为“学校剧”,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古罗马剧作家普罗特斯、泰伦斯与西尼卡的剧本被学生们依据拉丁原文研读并排演;二、英国人开始模仿罗马剧作家写作拉丁文和英文剧本;三、剧作家把古典学问注入以英国为题材和背景的戏剧中。  法学协会是影响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发展的第二个因素,当时的上流社会人士很多对文学潮流趋势与新来的古典学问感兴趣,法学协会会自编自演剧本,也为贵宾上演。英国第一出正规悲剧是沙克维尔与托马斯•诺顿所写,于1561年演出。由于当时英国本土戏剧受着诸多因素影响,因此往往会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戏剧、或一出戏之中有着不同时代的影子,如托马斯•诺顿在1560年的一出戏剧,背景是波斯,以英国原有的戏剧特色配上道德剧典型的抽象观念,加上神话人物,再渗入英国低俗闹剧的元素。  莎士比亚初到伦敦,是当时一个名为斯特雷恩吉的剧团的成员。该剧团在玫瑰剧场做场,经纪人是亨斯洛。这位亨斯洛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本演出收入账,其中提到了该团曾演出过的罗伯特•格林的两个剧本。它们分别是1592年2月19日上演的喜剧《培根修士和本吉修士》和不久以后演出的悲剧《愤怒的罗朗》。从帐目情况来看,这两出戏都是收入平平。与之相反,3月3日星期五上演的《哈利六世》却卖座甚佳,而这一出卖座的《哈利六世》很有可能就是莎士比亚的三联历史剧《亨利六世》的中篇。

  1592年夏天,伦敦出现了鼠疫,一直持续到1594年。由于鼠疫不断爆发,剧院多次被关闭,而到外地巡回演出,也因地方害怕传染而常常碰壁,演员们无以维持生计,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莎士比亚在这期间把精力主要放在积累学识和戏剧素材上,他读了很多书,同各阶层的人交往,取得丰富的社会经验,做了文学上的多方面的尝试。也大量阅读古典著作,对之进行模拟创作,如以普罗特斯的《孪生兄弟》的范本写了《错误的喜剧》,用的也是双胞胎的情节。接着又写了《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慢慢走向成熟。在悲剧方面,他学习古罗马戏剧家塞内加和大学才子派的基德而写了《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他的其他方面的尝试是于1593年和1594年分别写了两首叙事长诗《维纳斯和阿都尼》及《鲁克丽丝受辱记》。前者写爱情的美艳及其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对爱的颂扬,表达了作者对非人性的戕害美的行为的痛恨;后一首则谴责荒淫强暴的行为。这两首诗都是献给他的庇护人南安普敦亨利•赖奥恩利的,他是一位年轻的有权势的贵族。  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文艺并不独立,必须有达官贵人保护,作家才能生存下去而不受侵害。这两首诗在莎士比亚在世时多次印行,说明他并不是一个不重视文名的人,如果有条件,也是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好好地印出来,大大地受欢迎的。鼠疫流行结束后,各剧院重新开张,但有一些却早已破产。两个主要的剧团保存下来,一个是海军大臣剧团,另一个是德比伯爵剧团。  南安普敦伯爵,原名亨利•里兹利。他虽然属于伊丽莎白时代最高贵的望族,却只是次子,无权继承爵位和遗产。家人决定培养他担任神职,在12岁时,他就被送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长兄之死改变了他的命运,不久其父也离开了人世,这样,南安普敦伯爵18岁时就成为伦敦一个富有而独立的贵人。他机敏英俊,加上熟谙古典文学,因而为宫廷生色不少,女王对他格外恩宠。大约在1591年左右,莎士比亚结识了南安普敦伯爵,伯爵成为他的保护人。从此,莎士比亚的生活和创作都呈现出新的色彩。  瘟疫过后,剧场重新开放。从1594年年底起,莎士比亚与另外两名演员,肯普和理查•伯比奇一起重登舞台,参加宫内大臣剧团在圣诞节期间为宫廷演出的《错误的喜剧》。莎士比亚早先所属的斯特雷恩吉剧团的恩主斯特雷恩吉勋爵于1593年4月16日去世,他的剧团于1594年转归宫务大臣卡莱保护。剧团以詹姆斯•伯比奇经营的剧场为演出场所。这个剧场的名字就叫“剧场”,位于伦敦城城墙北边,主教门外。剧团原先的经纪人亨斯洛和名演员阿林此时离开了剧团,投靠了海军大臣剧团,在泰晤士河对岸的玫瑰剧场做场。说起这位阿林,在当时是颇有名气的,他演马洛悲剧的主角,极受观众欢迎。宫内大臣剧团的组织方式颇为与众不同,剧团中的6名主要演员都出资成为股东,直接提取部分演出收入作为股息。莎士比亚正是剧团的股东之一,这一体制使他在经济上颇为收益。除此以外,宫内大臣剧团的演员在经济上都是独立的,他们只需向剧场主人詹姆斯伯比奇交纳房租即可。相比之下,海军大臣剧团的演员和编剧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只能接受由亨斯洛支付的固定薪金,经济上远无法和宫内大臣剧团的同行相比。  自从在宫内大臣剧团落脚之后,莎士比亚就再也没有更换过剧团。这样的情况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当时的演员们往往频繁更换东家。而莎士比亚则一直留在宫内大臣剧团,全心致力于巩固自己作为演员和编剧的地位。在这个时期,莎士比亚不仅登台演出,而且每年都要写出两个新戏。在自己的事业刚起步之时就能在一个重要的剧团里获得稳固的位置,这无疑为莎士比亚的戏剧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得以迅速提高自己作为编剧的声望,并且在有生之年,就使自己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剧作家。  从1599年起,莎士比亚在泰晤士河对岸的南华克一处新建的环球剧场居住了一段时期。有趣的是,这位收入颇丰厚的演员兼剧作家,在当时温彻斯特主教的眼中居然是一个不按规矩纳税的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有关资料,来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莎士比亚富了起来,开始置办各种产业。1602年,他买下50公顷土地。1605年,他出资440英镑,收购了斯特拉福什一税的部分包税权。这些投资使得他获利颇丰。估计很多人都未曾想到,这位天才剧作家居然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除此之外,他还用自己的诗才继续为自己积累名望和财富。《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不仅为他赢得了南安普敦伯爵的恩宠,而且还获得了伯爵馈赠的1000镑酬金。给莎士比亚带来更大的财富的则是他的戏剧创作。当年莎士比亚离开故乡前往伦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而25年后,他却已经跻身于斯特拉福的巨富之列。  富起来的莎士比亚开始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1596年,他向当局申请乡绅头衔和使用家徽的权利。这一要求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许多靠商业起家的新贵都借此光耀门楣,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事实上,莎士比亚在宫内大臣剧团的同事们,比如理查•伯比奇、赫明、柯莱、波普等人,还有他的斯特拉福同乡昆尼都向当局提出类似的要求并获得了批准。而昆尼的儿子托马斯在1616年做了莎士比亚的女婿。  莎士比亚的请求获得了批准。然而,仅仅因为莎士比亚发了财就给他世袭乡绅的头衔,这种做法毕竟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当局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说辞,称授予莎士比亚世袭乡绅头衔,是为了表彰他家的祖先勤劳王事。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演员的职业终于得到社会的尊重。凭借自己在戏剧上的杰出成就,莎士比亚不仅经济上翻了身,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往日农夫的孙子,如今成为拥有贵族身份的伦敦人。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佩特罗尼马斯的这句名言被莎士比亚的剧团所引用,它一直都铭刻在环球剧场的门楣上。仔细想来,其实戏剧不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说的那样,是人生的翻版,映照善恶的镜子吗?俗话说的好,“做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呆子”,舞台上呈现的百态人生,冷静清醒,而又滑稽可笑。  伦敦终于有了固定的戏剧演出场所,“剧场”剧院、帷幕剧院,以及后起的玫瑰剧院、天鹅剧院、环球剧院、命运剧院一时应运而生。戏剧活动在首都欣欣向荣。与之相比,外省难免相形见绌了。在英国戏剧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戏剧艺术在民众中极大地普及开来。然而在1576年到1584年间,剧目创作的滞后却制约了戏剧艺术的发展。戏剧舞台上难得见到好的剧本。这种情况延续到1584年至1593年之间,直到马洛和基德的杰作,如《帖木儿》和《西班牙悲剧》搬上舞台,才扭转了局面。而格林那样杰出的演员,更是使得优秀的剧作增光生色。到莎士比亚出现之后,英国16世纪的戏剧创作被推上了新的高峰。  在伦敦城所有的剧院中,位于城北的“剧场”和帷幕剧院是资格最老的。这两处剧院是詹姆斯•伯比奇的产业。此人原本是个细木匠,发家以后开始经营剧场。而在泰晤士河对岸,南华克以西,亨斯洛于1587年建造了玫瑰剧院。前首饰匠朗莱则于1585年建造了天鹅剧场,他是亨斯洛的玫瑰剧院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天鹅剧场由于没有常驻演出的剧团,在与海军大臣剧团和宫内大臣剧团的竞争中总处于劣势。尤其倒霉的是,1597年7月彭勃洛克剧团在天鹅剧场演出。他们所上演的纳希的剧本《狗岛》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结果使剧院受到了牵连,政府当局认为此剧鼓吹犯上作乱,关闭了该剧院。

第三章 戏剧的舞台第2节 环球剧场——戏剧的舞台(图)

  “剧场”剧院所使用的地皮是老板詹姆斯•伯比奇租借来的。眼看租期将满,剧场何去何从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詹姆斯•伯比奇为此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1596年詹姆斯•伯比奇去世,这个难题留给了他的儿子柯斯伯特。柯斯伯特想出了一个很绝妙的办法,顺利地解决了问题。他在泰晤士河对岸的南华克,离玫瑰剧院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地皮。 1598年12月28日,眼看着租约即将于年底到期,柯斯伯特派木工将“剧院”剧场整个拆除,把拆下来的木料运到新的地皮上。仅仅用了不到8个月的时间,新的“环球剧院”就建成开张了。这是一个豪华气派的剧场,莎士比亚在他的历史剧《亨利五世》中,曾借合唱队之口将这个漂亮的“木头圈子”做了一通褒奖。随着剧院的落成,在地皮的主人勃仑德爵士、剧场老板伯比奇两兄弟,以及宫内大臣剧团的5个演员之间,也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莎士比亚是剧院5个主要演员之一,因而也顺利成章地成了剧院的合伙股东之一。  环球剧院的落成开张让玫瑰剧院的老板亨斯洛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事实上,在这两家相邻剧院的竞争中,玫瑰剧院也总是处于劣势。亨斯洛不得不设法改弦更张。1599年,亨斯洛的女婿著名演员阿林在泰晤士河对岸,克里普门以北的芬斯伯雷免税区购置了一块地皮。于是亨斯洛放弃了玫瑰剧院,在这里建造了命运剧场。同时,亨斯洛还进行了另一桩大规模的房地产生意投资。他把河岸区西边的斗兽场和“熊园”改建成希望剧院,兼作斗兽和演戏之用。  莎士比亚时代所使用的剧院建筑主要有两种:露天剧场,和室内厅堂。前者是公共剧院,而后者则是私人剧院。从大约1610年开始,同一个剧团夏天在公共剧院表演,冬天则到私人剧场表演。  1615年以前,公共剧院至少有九家:“剧场”(The Theatre, 1576~1597)、“幕帷剧院”(The Curtain, 1577~1627)、“伯特戏院”(Newington Butts, 1579~1599)、“玫瑰剧院”(The Rose, 1587~1606)、“天鹅剧院”(The Swan, 1595~1632)、“环球剧院”(The Globe, 1599~1613;1614~1644)、“吉星剧院”(The Fortune, 1600~1621;1621~1661)、“红牛剧院”(The Red Bull, 1605~1663)、“希望剧院”(The Hope, 1613~1617)。这些剧院全部设在伦敦城外,在伦敦北郊或泰晤士河南岸。  清教徒革命以后,掌握政权的清教徒对戏剧等娱乐活动采取敌视的态度,英国的剧场被关闭了二十年之久。上述那些名重一时的剧院都遭到了拆除的厄运。然而,清教徒的破坏并未能将英国戏剧那段光荣的历史从人们脑海中彻底抹除。数百年之后,历史学家们根据保存下来的图画、地图、契约和各种文件,对当时的剧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考证。并且复建了其中的几所剧院。  据历史学家们考证,当时的剧院建筑一般大约高12米,平面为直径约25米的圆形或八角形。纵深4米的地方,留给3层围廊和包厢,大厅所占进深不超过20米,包括一个垫高的长方形舞台宽12米,伸入厅内8米。由此可见,此类剧场的空间是比较逼仄的,同时登台的演员总共不能超过12人。至于容纳的观众数量,命运剧院是1600人,环球剧院是1400人,而“剧场”剧院则比较小,仅能容纳l000人。剧场内部是一个占地颇广的中央无顶空间,通称为“池子”或“场”,这里的观众只能站着看戏。环绕在“池子”周围的是三层有屋顶的楼廊,它们构成了剧场的外围部分。在池子里看戏的观众一律支付同等的入场费。如果另外再缴纳额外的费用,就可以进入楼廊内去看戏。楼廊上还设有包厢或“贵族席”,为国王陛下和达官贵人专用。舞台是一个高出地面四至六英尺的平台,向前突出伸入池子中。池子里的观众三面围绕舞台观看演出。与之相比,楼廊内观众的视野则开朗得多。此外,在前台后方还有一个叫“显露处”的地方,在它的背后有二门供上下场之用,此外“显露处”还能让台上的演员隐藏起来,或者根据剧情需要忽然出现。在舞台的第二层也有个类似的伸入空间,称为“内顶厢”,此外还有一两个窗口,演员可以从这里俯望或者攀爬。有的剧场舞台上有第三层空间让演员使用,以表示场景发生地点为极高之处,不过这一层通常是留给乐师们的。演员的化妆室设在舞台背后。在舞台的正上方还有一个走廊。这里是乐队演奏的地方,有时候也可以作为舞台的补充部分使用,例如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夜晚相会时朱丽叶所站的阳台就在舞台上的这个区域。有时候,一些轻佻浮浪的贵族子弟为了引人注目,也会坐在这个地方观看演出。  出来后台的上场门和下场门之外,舞台地板上还有一扇活板门,当表演鬼魂出现或消失的情节时,扮演鬼魂的演员就从这里上下场。此外它还被用来表演埋葬死人的情节。舞台的上方由两根柱子所支撑的茅草屋顶遮蔽。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内设机械装置,道具、神仙由此冉冉降落舞台。整个剧场建筑的屋顶则称为“天顶”。每当场内有演出时,天顶上就会挂起绣有剧场名称与徽记的旗帜。莎士比亚所在的环球剧院的天顶上还装饰着一个地球,屋顶横梁上还铭刻着一句拉丁文箴言“totu mundus agit histrionem”,意思是“世界即舞台”。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环球剧场,正是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复制而成的。它具有那个时期剧场典型的内部和外部结构特征。  舞台的设计应是针对不断进行的戏剧动作。演员在一景结束后即从一扇门离开前台,另外一组演员随即从另一扇门进场开始换一景,显示空间可能是张开的,而舞台即成为一处新地方;也可能前台的一景由上层的另一景接续,又或者是同时使用的不只一层,景与景之接续并没有停顿。舞台上下都藏有机械装置,舞台地板所开的活动小门可充当坟墓,可供鬼魂与恶魂之出现用,也可发出烟火及供其它特殊效果用。起重机、绳索、和升降东西用的滑车也藏在舞台上下。此地区也操纵警钟、雷声、鸣炮、放烟火等音响效果。  基本上私人剧院与公共剧院没有甚么差别,因为加了屋顶而且在大小上受了限制,私人剧院的座位大约公共剧院的一半到四分之一。观众全有座位,舞台与背景也与公共剧场的相似。

第三章 戏剧的舞台第3节 戏剧舞台的的构造(图)

  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团,一般由10-20人组成,股东一般占一半,另一半是雇员。多才多艺的莎士比亚,曾经是宫内大臣剧团的股东兼演员,后来又成为环球剧院的演员、导演和剧作家,是剧团里最重要的领导人。   舞台戏剧的重点在于想象力,戏剧效果仰赖于观众的想象力,而不是逼真的舞台布置。台词足以弥补不足之处,使场景活起来。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空间 。  一、舞台的结构具象征意义  宜使用可移动的布景和道具,像桌子、椅子、剑、丘比特的弓、画在布上的太阳和月亮、岩石、建筑物、乃至穆罕默德的脑袋、一道彩虹之类的。  二、戏剧台词和场景的互相作用  在当时那种简陋的舞台条件下,舞台上所表现的特定场景往往由剧中人直接说出来,或者干脆用一块字牌显示。当时的演出一般是在白天进行,于是在露天剧场如何表现夜晚场景就成了一个难题。戏剧家门只能用一支蜡烛或者一把象征性的火炬,将观众带入夜晚的情景之中。当舞台装置不足以表现场景时,语言便起到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例如在《李尔王》中,瞎眼的老李尔想要自杀,他让他的儿子埃德加牵着他来到悬崖边。扮演埃德加的演员拉着扮演李尔的演员在平坦的舞台上兜了一圈,象征性地“爬”到“悬崖”顶上,然后向身边的老人描述下面万丈深渊的景象:“眼睛这么望下看,竟是惊心怵目!在半空盘旋的乌鸦,看起来还没有瓢虫那么大……在海滩上走着的渔夫像只小老鼠……”这种虚拟写意的舞台表演生动质朴而又诗意十足。  三、戏剧的音乐形式  当时的戏剧的演出自始至终都有乐队现场伴奏。乐队根据情节进展演奏着不同旋律的乐曲,有效烘托了演出的气氛。当舞台上表演战争场面时,乐队号角齐鸣,鼓声大作,使战斗场面更加动人心魄。在正式剧目结束之后,乐队奏起吉格舞曲,演员们踏着舞曲节拍,即兴表演一段讽刺性的歌舞闹剧。将整个演出带向欢乐的结尾。  四、演员在戏剧舞台上的主导作用  在16世纪末的英国,职业演员还没有开始出现。当时的演员,层次教高的,如莎士比亚等人,都由剧作家本人兼任,他们往往也是一个剧院领导者。层次较低的,则是一些手工业行会的成员,对这些人来说,登台演戏是一种业余活动,他们所参加的多半是瞻礼日的奇迹剧或道德剧演出。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就写到了这些业余演员。剧中波顿和他的一帮好友为了参加忒修斯公爵的婚礼并为宫廷进行演出,组织了一个剧团努力排演《皮拉摩斯和提斯柏》。参与排演的演员全都是各行各业的工匠:细木匠、裁缝、风箱修理工等等。这个草台班子的成员们虽然演技不高,但却人人敬业。  此外,还有一些到处走江湖的杂耍艺人,往来于乡村广场和集市,表演哑剧。1572年,英国政府为了打击游手好闲和犯罪,颁布了一项苛严的法令。根据这条法令,演员被视为潜在的犯罪嫌疑分子。没有正当职业的演员一旦被抓住,就会被送入监狱,遭受鞭打和鲸刑。在这种情况下,演员们不得不设法自保。其中一条途径,便是投入某个大贵人门下,穿上贵族家仆人的制服,佩戴上恩主的家徽。  例如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内大臣剧团,便是由一群投在宫内大臣门下的演员组成的。这个剧团原来只有8名主要演员。1604年伊丽莎白女王驾崩之后,该剧团演员增加到12名。喜好戏剧艺术的国王詹姆斯一世还特例开恩,把这个剧团更名为国王供奉剧团,并特准他们参加国王在伦敦举行游行仪式的队伍。  后来,演员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开始拥有剧团的股份。演员根据其用以购买剧团财产、服装和道具的资金的多少而拥有剧团相应的股份。剧院卖座收入的一半在股东之间分配,另一半则用于支付剧场的租金和维修费。虽然剧院的收入因时而异,但总体上说来在当时还是颇为可观的。在莎士比亚于1616年去世时,他所在的皇家供奉剧团共有26名常驻演员。与当时的其他剧团比起来,这算是个很大的数目。  在一个剧团里,主要演员占据着核心的位置。除了主要演员之外,还有一些雇来扮演次要角色的临时演员。这些人是按周付酬的,他们的收入要低于当时手工艺工匠的平均工资。此外,剧团成员还包括其他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如看门的、管服装的、管道具的、抄剧本的、乐师和提台词的等等。  五、丑角是另一种专门的角色  伊丽莎白时代戏剧舞台上的喜剧角色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丑角”,一种是“弄臣”。丑角是乡巴佬,一张口就说错话。在一出喜剧作品中,他们往往被用来当作陪衬使用,与其他那些英武豪壮的骑士或是温柔浪漫的情人们形成有趣的反差。而弄臣则是受宫廷或达官贵人豢养,他们身穿杂色衣,手中执杖。模样滑稽做作,专以逗笑为职业。  当时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丑角演员是塔顿。塔顿个头矮小,身材畸形,塌鼻子,相貌不佳,然而却应对敏捷、妙语如珠。他的高超演技使他名闻全伦敦,据说就连伊丽莎白女王也曾被他的演出感动过。1588年塔顿去世。在他死后宫内大臣剧团的丑角由肯普担任。此人擅长演愚人笨伯,他曾经成功地扮演过莎士比亚剧作中一系列诸如此类的人物形象。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高波、《无事生非》中的道格培里。1600年肯普离开了宫内大臣剧团。莎士比亚转而雇用瘦弱、机敏的阿明,专门为他安排滑稽角色。阿明曾扮演过《皆大欢喜》中滑稽幽默的试金石、《李尔王》中语带机锋的弄臣等形象。特别是《李尔王》中的弄臣一角,被他扮演得格外成功。  当时的剧团里是没有女演员的,于是所有的女性角色都由男演员扮演。扮演女性角色的一般都是未成年的童伶。这些容貌姣好的少年跟随剧团里资深的演员学习表演,并且在演出中担任女性角色。如果剧团演出频繁卖座上佳,那么这些男孩子也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但是童伶们的收入是很没有保障的,他们的地位也极不稳定。他们的演艺生涯随着青春期的来临而结束。青春期的少年开始变声,体格也变得雄壮,自然无法再调脂弄粉装扮女角。童伶们的下场一般都是沦为剧团的杂役,鲜有其他出路。  即便如此,这些少年人却是真正的职业演员。童伶们自小就开始学习唱歌、乐器、舞蹈、朗诵,以及揣摩妇女的姿态和声调等等。要求一个男子把女性角色演得细腻逼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当时的童伶演员似乎演技都颇为高妙。以致于在观众的眼中,舞台上的这些少年论到温柔妩媚,竟然比起女子还要更胜几分。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追捧童伶竟然一时成了风气。不过,当时剧团里的成年演员毕竟占了多数,能扮演女人的童伶演员并不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女性角色远远少于男性角色。

第三章 戏剧的舞台第4节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图)

  十四行诗是欧洲的一种抒情诗体,原兴起于意大利,16世纪上半叶传入英国。它的真正繁荣是在16世纪90年代,随着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涨而达到高峰的。当时,英国诗人们十分喜欢这种诗体,因为它多采取连续性的组诗形式,紧凑集中,格律严谨。当时追逐这种文学时尚的人很多,在1592年至1597年这5年间,英国共发表了2500多首十四行诗。  莎士比亚在紧随时尚方面从不落后,他自然也加入到十四行诗人们的这场角逐、较量之中,并且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以说,在推出了最早的两首长篇叙事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之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艺术上取得了更高成就。这些至今仍能强烈吸引读者的诗,一般认为是莎士比亚于1592年至1598年间陆续创作的,共154首,它们证明莎士比亚攀登上了当时诗歌文化的巅峰,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为英国诗歌史上又增添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1609年,第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出版了,负责印行的是托马斯•索普,尽管这本诗集很可能是未经作者同意就出版的“盗印本”,但我们仍要感激索普先生的初衷和勇气。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之所以吸引了古往今来的众多读者,主要原因是因为其诗的“甜蜜”,即它们用悦耳动听的语言音韵赞颂了世间最为美好的情感——友谊和爱情。  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多把十四行诗献给自己的情人,莎士比亚也有些诗作是献给一个他称之为黑肤女郎的,但仅有25首,其他100余首十四行诗都是献给一位年轻朋友的。这说明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友谊似乎比爱情的地位更高。这不足为奇,重友轻色的心理在当时十分普遍。正是在这种友谊至上的心态下,莎士比亚用诗歌的形式盛赞友谊是人生最美好的无价之宝。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第一部分中所涉及到的年轻朋友究竟是谁,始终都是众说纷纭,普遍认为是莎士比亚惟一的庇护人南安普敦伯爵。莎士比亚在献上两首长诗之后,对十四行诗又情有独钟,于是写来送给与他友谊日深的南安普敦。除了借诗传情外,莎士比亚的另一个目的更为急切,南安普敦伯爵年轻英俊、风流倜傥,但是不愿意让婚姻套牢,而他的母亲却希望儿子尽快结婚生子,以保证家族兴旺。于是伯爵夫人委托莎士比亚进行规劝,这样便诞生了一组以敦促尽早成家传宗接代为主题的十四行诗。但年轻人对于年长者的劝告往往置之不理,以致引火烧身,追悔莫及。南安普敦后来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1598年2月,不安分的南安普敦与女王的侍女伊丽莎白•弗农私通,致使她怀孕,被迫结婚。女王对于那些破坏了她的宫廷侍女贞操的人一向毫不留情,南安普敦大概害怕遭到惩罚,撇下怀孕的妻子去了欧洲大陆。在巴黎他参加网球赛赌博,结果输的身无分文,到11月妻子生下女儿后,他才不得不回到伦敦。如此看来,假设当初南安普敦接受莎士比亚的劝告,按部就班地攀一门高亲结婚生子振兴家业,就不会落到后来这样的狼狈境地。  在126首歌颂友谊的诗歌之后,诗人的创作热情又因一位“黑肤女郎”激发而起,他极口称赞自己对情人的忠实爱情。在那个时期,无论肤色黑、头发黑,还是眼睛黑都不时髦,都不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眼光,但诗人却赞美情人的黑:  美的本质是黑,我将如是赌咒,  一切与你肤色相悖的都是丑。  ——(第132首)  可见诗人对黑肤女郎的感情达到何等痴狂的地步!但他的真情并没有得到爱的回报,她是个生性放荡、水性杨花的女人,对诗人并不忠诚,她后来诱惑了诗人年轻的朋友,造成了双重的背叛。诗人的内心既痛苦又矛盾,他对友人语重心长地说:“你占有她,并非我最大的哀愁,可是我对她的爱不能说不深,她占有你,才是我主要的烦忧,这爱情的损失更能使我伤心。”最终,诗人以宽容之心挽回了与年轻朋友的友情,二人言归于好。  如果说从十四行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情感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真、善、美统一的世界。诗人在这些歌颂友情与爱情的诗歌中,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生活的最高标准:真、善、美及这三者的结合:  真,善,美就是我们全部的主题;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真善美,过去是各不相关,而现在,三位同座,共享同一空间。  这第105首十四行诗,可以看作是整部诗集的终曲和结语,是我们理解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思想精髓的一把钥匙。这时的莎士比亚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他对人生对社会都充满了美好的期望,对人文主义理想也深信不疑。他想要热情赞美和执着追求一种至真至纯的感情,一种真善美相统一的感情,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如此。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莎士比亚的诗才虽然在这些诗中只是牛刀小试,但却呈现出夺睛耀目的色彩。这些十四行诗不仅表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对真、善、美的理想和看法,同时还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所引起的失望与焦虑,可以说它们不仅仅是个人的抒情,同时也表达了一个时代。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除了强烈的感情之外,还有深邃的思想,反映了他进步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这些思想在否定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禁欲主义和神权的基础上,赞扬了人的个性,宣称人的平等,赋予了人和人的生以新的内容和意义,达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民主思想的最高水平。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其他特点,莎士比亚的诗歌有其他文人所无的现实感和市井情趣。他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忧患意识,同时又有乐观精神使他能够清醒而保持平衡。莎士比亚驾驭语言的技巧可谓精湛高超,他能运用语言的色彩如云锦,又能素净如洁水。  总之,莎士比亚以惊人的艺术表现力得心应手地运用了商籁诗体。在154首十四行诗中,他表现了广阔的思想天地。诗中形象的生动,词汇的丰富,语言的巧妙,音调的铿锵,都是异常突出的。在英国的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一座高峰,他的甜蜜的诗歌不仅在英国的抒情诗宝库中,而且在世界的抒情诗宝库中也保持着崇高的地位。

第四章 时局的动荡不安第1节 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图)

  正值女王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进入鼎盛期。此时,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已波及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思想上的解放运动。此前,欧洲一直受封建专制的禁锢,史称黑暗的中世纪。教会与王权狼狈为奸,限制人们对物质生活和自由思想的追求,因此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手工业、商业的缓慢发展和积累,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城市居民中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为了提高生产力,他们必然要追求物质的快速发展,进而在政治上寻求更高的地位。在文化思想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坚持反对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一批文人学士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实际提出现实的要求。他们主张个性解放,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这就意味着要遵从理性、破除蒙昧主义,给个人以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英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政治斗争方面。15世纪后半期,英国贵族之间进行了长达30年之久的“玫瑰战争”(1455-1485)。战争本是封建势力之间争权夺利引发的,其结果是损伤了他们的利益。国家统一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都铎王室的亨利七世统一了全国,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中央王权强大到不可撼动。王室为了对付封建贵族的割据势力,就须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联合,采取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不多时,英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安定的治世。与此相伴随的,戏剧事业也日益繁荣。在中世纪蒙昧时代,文学只是作为宗教的婢女,除了英雄史诗、宗教布道文外,戏剧是宗教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在莎士比亚幼年,戏剧舞台上还充斥着奇迹剧,搬演的是《圣经》里的故事。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找到了古希腊罗马的悲剧和喜剧佳作。此外,民族戏剧也在发展。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插剧,它是戏剧演出的间隙里串演的一种短剧,其中有杂耍,插科打诨,滑稽逗趣,一般也有一个故事情节。十六世纪中叶,有人开始为插剧写剧本,虽然大多是对古典悲剧、喜剧的模仿,但向民族文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588年,英国舰队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得海上霸权,为英国向海外扩张铺平了道路。国内人们的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人们对自己伟大帝国的自豪感和对其历史的浓厚兴趣就通过历史剧来表现。据统计,这场战争以后的十几年间,伦敦有关历史的著作和历史剧出版了200多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除《约翰王》和《亨利八世》之外,其余8部所写历史事件具有连续性,描写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末一个世纪中,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及英国王室内部王族之间的矛盾斗争。  1588年,袭击英国海岸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全军覆没,敌视英国国王的罗马天主教皇遭到沉重打击。摧毁“无敌舰队”意味着英国开始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海上强国。英国国力开始蒸蒸日上。而带领英国走向繁荣昌盛的伊丽莎白女王,更是受到了臣民们的热烈拥戴。对女王的爱戴通过很多方式表达了出来。例如当时流行着一则以凤凰和鹈鹕为主角的动物寓言,这个寓言故事就是与女王有关的。故事里的凤凰代表处女的贞洁,也表示女王的独一无二。鹈鹕则体现女王为人民鞠躬尽瘁。在一些肖像画中,女王的形象被表现为或是手持彩虹,或是站在象征恒心的柱子边上,手执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或者一手按住地球或天球。  对于臣民们的拥戴,伊丽莎白受之泰然。事实上,女王本人也喜欢利用各种时机和手段,在民众当中宣传和制造她自己的良好形象。女王很喜欢自比为月神和贞洁之神戴安娜,或是正义女神阿斯特雷娅。女王身边的庭臣们,最典型者如罗利爵士和戴维斯爵士等人,在对女王的性情好恶细加揣摩之后,更是发展出了一整套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以之来对女王进行歌颂。这一风气流传开以后,一时间女王竟然被塑造成了一个神话般的形象。其影响所及,不仅在官方活动,如游行、招待会中要颂扬女王,就连比武场上的图案和建筑物的形状都隐藏着有颂扬女王的含义。当时的朝臣们喜欢为自己修造形状为英文字母E字形的宫殿,原因就在于E是女王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这样一种将君主神化的风气也影响了当时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不用多说别的例子,只要翻翻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我们就不难发现精明的剧作家和当时的其他作者一样,一有机会就要为女王歌功颂德。莎士比亚写于1595年至1600年之间的喜剧,便都是以间接方式向女王致敬的。正是因为如此,剧作家让女性角色在这些剧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赋予了他笔下的女性角色一种浓厚的“女权主义”色彩,以此来博取女王的欢心。《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对她的追求者奥兰朵说:“我们这世界差不多有6000岁了,可是从来没见过哪一个男人肯为情而死。”而《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反驳“不爱女人”的培尼狄克说:“与其听一个男人指天发誓说他爱我,我还宁愿听我的狗向着乌鸦叫。”可以想见,当这样的情节在女王陛下御前上演的时候,它们毫无疑问是能博得龙颜一悦的。  由于国力强盛,财富日增,因而朝廷中的各种庆典活动也极为频繁。举办这些庆典活动往往不惜花费巨资,极尽人间奢华之能事。按照时令,这些庆典活动几乎一年到头没有间断。11月17日是女王的登基纪念日。在这一天里女王驾临白厅。宫廷为庆祝女王登基要举办豪华的比武活动。在比武场上,高大英武的武士骑着骏马整装待发,明媚的阳光照得武士的甲胄金光闪耀。赛场周围仆役环立,飘扬的旗幡上绣着武士们的徽章和专为女王编撰的拉丁文格言。  接着是圣诞节,其间由宫廷宴饮总管负责安排娱乐活动,包括音乐会、舞会、假面剧。平时在公共剧场演出的剧团,以及隶属教会的黑衣修士剧院和圣保罗学校的儿童剧团此时也会来宫廷献艺。  到了夏天,女王会带着整个宫廷行幸外省,接受外省臣子的隆重款待。对于偏居外省的臣子们来说,能够获得接待女王的权利是一种无上的殊荣,为此即使花费甚昂他们也在所不惜。每逢女王陛下驾临之时,外省贵族们总要挖空心思在自己的庄园或领地里为女王准备各种奇巧的节目表演和娱乐活动。  宫廷的豪华气派,吸引外省贵族来到伦敦,依傍领主城堡建立的小村庄因而趋向衰落。古老的价值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好客的传统逐渐消失。穷人再也不能仅为“绅士”干点零活,就可得到免费食宿。本来根据习俗,圣诞节期间,任何穷人都能在城堡里得到接待,并且参加喜庆活动。贵族现在却逃避这项义务。17世纪初,外省贵族感到身上的道德和经济负担越来越重,逐渐放弃了贝斯女王时代“快乐英格兰”的生活方式。“贝斯”是伊丽莎白的昵称。

第四章 时局的动荡不安第2节 宇宙中心——新学说的诞生(图)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人们普遍相信2世纪时希腊科学家托勒密所提出的宇宙观。按照这种观点,宇宙的形状像一个洋葱头。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静止不动。七大行星围绕着地球沿同心轨道运行。世界被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月球是这两个部分的分界。月球以下的是变动不居的世界,月球以上则是恒定不变的世界。在宇宙最顶处的穹顶上,太阳像一个大火球高高悬挂着。而天上的星辰则如同金色的钉子被钉在苍穹上。周天的运转与人间的秩序有着某种和谐关系,地上的王权犹如天穹里的太阳,统治着整个自然界。  今天看来,这种宇宙观自然是不科学的。其实,早在1543年,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就发表了《天体运行论》,对宇宙的构造提出了新的假设。然而这一新的假设直到1609年,才由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和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证实。在16世纪,绝大多数民众对这一新的学说仍旧一无所知。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大宇宙诸天体的运行和人体内的小宇宙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和谐。要理解人体小宇宙,就必须参照整个大宇宙。天空中的星体运转影响着人体的新陈代谢。此外,天上的十二星座不仅影响人的性格气质,也分别支配着人体某个器官和部位的健康状况,例如白羊座制约人的头和脸,金牛座制约脖子,双子座掌管肩膀,狮子座管后背和心脏,巨蟹座影响人的胸、胃、肺等器官,等等。如此以来,星相学在当时就成了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  传统医学的建立和这样一些信仰观念是密切相关的。早在公元2世纪的的时候,希腊医生盖仑就提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理论。他认为,人的性格取决于体液的成分。人体内有4种体液,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在人体内保持着均衡的比例;如果比例一旦失衡,人体的功能就会紊乱,从而导致疾病发生。  当时的药品并不太有效。医生治疗所使用的药物包括传统的草药,配制的药品和种种软膏。配制药品的成分也是五花八门。一旦霍乱、鼠疫等对人类健康具有毁灭性打击的周期性流行病开始蔓延,人们也只能束手无策、听天由命。在医疗条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人们为了保持健康往往求神问卜。这种风气在宫廷和达官贵人中同样流行。  此外,宇宙运行不仅影响个人生命活动,也制约国家和社会的状况。在当时的人看来,星辰运行、彗星出没、日蚀、月蚀等天文现象都是某种信号,它们能够预告灾难的来临和君主的死亡。总而言之,自然界与人类生活之间有着某种内在和谐一致的类比关系。自然界向人们透露了某些征兆和讯息,沿着这些征兆和讯息所提供的路向,人们就可以参透那不可知的神秘世界,读懂宇宙和社会这本大书。  而具备这种能力的,是那些拥有高超智慧的贤哲和修道之人。这些智者贤哲用他们的知识教化民众。他们编撰了许多箴言和象征图画集、历书、算命书和预言书等东西,以便让蒙昧的百姓能够略知天数。这些人当中当然有不少欺世盗名之辈,但也不乏才学广博之人。他们对于女王和达官贵人们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对于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自然界是统一而和谐的。尽管它的面貌多变,人类仍然可以根据类比法则和征兆理论,来读懂自然界所传递的讯息。在宇宙、人体、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套和谐对应的关系以及一种严密的等级秩序。通过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我们能够多少了解当时人们的这种信仰和价值观念。不过,作为天才剧作家,莎士比亚从来都不会死守某种意识形态观点不放。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人们对于世界的各种矛盾见解都展示了出来。企图通过他的作品完全把握他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如此多变。例如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他借助尤利西斯的长篇道白,谴责一旦人们不遵守传统的等级秩序,将会出现何等的混乱局面。而在《李尔王》中,他却借爱德蒙之口,对星相学及其预言大加揶揄:“人世间的癫狂莫此为甚:当我们命运不济时,……就把灾祸归咎于日月星辰。”这种多变性,或许正是莎士比亚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超越于他的时代之处。

第四章 时局的动荡不安第3节 女王的葬礼(图)

  1603年3月24日,圣母领报瞻礼日前夕,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驾崩。这一天恰好也是英国民用历本的岁首。一个时代由此宣告结束。由于女王没有直接继承人,她的远房表弟,姓斯图亚特的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承了王位。他就是英国历史上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任国王詹姆斯一世。  新王登基不久,宫内大臣剧团便得到了詹姆斯一世的垂青。国王下令让宫内大臣剧团改名为国王供奉剧团。对于剧团里的演员们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此时的莎士比亚已届中年,在戏剧界声望颇高。当时另一位著名的剧作家琼森比莎士比亚小8岁,他对莎士比亚就极其敬重,从不吝惜在各种公开场合对他进行高度评价。  1603年,由于伦敦发生了瘟疫,因此各剧院不得不纷纷关闭。莎士比亚从环球剧院附近的住所搬到了市中心区,住在蒙克维尔和西尔维两街交叉口附近。新旧王朝更替之初,莎士比亚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早在伊丽莎白驾崩之时,莎士比亚就开始尝试写一种新的戏剧体裁。伊丽莎白时代的繁荣昌盛一去不返,新王朝的统治者令人难以捉摸。步入中年的莎士比亚也尝过了人世的悲苦无常,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后来的评论家们在谈到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时,把这些作品称为“问题剧”或者“阴郁喜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终成眷属》是这一系列“阴郁喜剧”的发轫之作。这两部作品完成于1601至1603年之间。它们与莎士比亚早先的喜剧作品很不相同。作品中充满讽刺和揶揄,并且笼罩着一种惶惑不安的气氛。这种创作风格在后来的几年中继续了下去,类似的作品还有《一报还一报》、《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雅典的泰门》和《科利奥兰纳斯》等。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所写的题材是古希腊时代的特洛伊战争。面对这一伟大的史诗题材,莎士比亚的处理方式颇为与众不同。在他的笔下,古代神话和史诗中的英雄备受揶揄,他们被描绘得优柔寡断,懦弱无常。诗人乔叟的名作《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所表现的主题在这里也受嘲弄,中世纪的骑士风度和优雅爱情变得虚假造作。传统价值观念被解构得荡然无存。  在《终成眷属》中,忠贞的爱情受到剧作家的质疑。女主角海伦娜从童年时代起,就暗恋罗西昂伯爵贝特朗。伯爵虽然奉国王之命娶她为妻,却在外面背着妻子偷欢。机智的海伦娜夜间冒充美人与丈夫幽会,掌握了丈夫偷情的证据。最后当众诘难薄情郎君,使丈夫无言以对,不得不发誓对她忠诚。剧中女主人公海伦娜虽然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挽回了爱情,但个中况味细细品来却颇有些悲凉。  《一报还一报》的剧情发生在维也纳。公爵文森修假称出巡,让清教徒大臣安哲鲁摄政。安哲鲁以整治风俗为名行使苛政。貌似铁面无私的安哲鲁,爱上了见习修女伊莎贝拉。正巧伊莎贝拉的弟弟因奸淫罪被判死刑,安哲鲁借此要挟伊莎贝拉顺遂自己的私欲。幸好公爵明察秋毫,一直于暗中监视。他为伊莎贝拉设计,才免遭安哲鲁的毒手。这部戏的道德教训暧昧不明,但莎士比亚对腐败权力的影射却显而易见。通过塑造安哲鲁这个形象,莎士比亚揭露了人性的阴暗角落,让我们看到过分膨胀的权利如何腐蚀了人的良知。  在1606年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创作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雅典的泰门》和《科利奥兰纳斯》、《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裘力斯•恺撒》。在这几部作品中,莎士比亚的视野变得更为广阔。他从1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获取素材,把观众带回到古代的地中海世界。然而,不论他所写的是古代的埃及、雅典还是罗马,莎士比亚真正的用意都是借古喻今,用历史上的故事来影射詹姆斯一世统治下的英国社会。  于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对英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状况便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从中我们隐约可见詹姆斯一世称霸世界的企图,以及英国贵族阶级的尴尬处境,这个阶级高傲孤立,与民众完全隔膜,自身内部又派系林立,纷争不断。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科利奥兰纳斯之所以会投入罗马最凶恶的敌人奥菲狄乌斯的怀抱,正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所导致的。《雅典的泰门》是一则黑色寓言:商业蓬勃发展,金融暴发户不断增加,贵族权力业已式微,传统价值观也被人们弃若敝屣。剧中的商人泰门富可敌国,他热情慷慨,竟因朋友而倾家荡产。最后,看破红尘的泰门退隐到沙漠中,灰心厌世,诅咒人生。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剧作家对现实的强烈批判。

第四章 时局的动荡不安第4节 最早出现的盗版(图)

  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其生前就很受欢迎。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为剧院增加票房收入,莎士比亚不得不大大提高自己的剧作产量。他的创作压力可想而知。此外,由于这种作品通常都是刚一完成就投入了排演,一边排演一边还调整修改,因而也很难为印刷商提供一个正确无误的定本。当时,各家剧团都留心不使自己拥有的剧本流传在外,这是保全独家演出权的最好方法。剧本底稿与布景、道具一样,归入剧团的“家产”。对于一个新剧本,剧团在将之充分利用之前是不会把它卖给出版商。因为一旦剧本出版,谁都可以弄到一册,然后照样排演。这无疑是很不明智的行为。除非剧团遇到经济困难,才会以每本6到10镑的价格,把不再上演的剧本原稿卖给出版商。  由于莎士比亚作品非常卖座,难免就有些缺德书商将其盗印卖给别的剧团做演出之用。这就是导致早期流传的莎士比亚剧作不同版本面目大相径庭的原因。当然,有的版本也是很忠于演出本的,如《理查二世》、《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和《亨利四世》等几部作品,今天所见的便是所谓的“好四开本”。其实,莎士比亚的一部分作品在他生前曾印成对开本出版,但与此同时,一些低劣的盗版仍然在坊间大肆流行。  “版权”的概念在当时也已经存在,但是它主要保护出版商的利益,而不是作者的权利。莎士比亚作品的对开本当时印了1000册,出版时每册售价1镑。(今天我们还能找到200册,其中14册保存完好。)从中获利的自然是出版商。可能正是因为以上的诸多原因,当时的剧作者一般都对印刷出版商看不顺眼。1557年,情况有了些改变。女王玛丽•都锋签署敷令,恩准印刷出版商在伦敦组成书商同业公会:1559年伊丽莎白延长了敷令的效力。这个行会垄断了出版业。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伦敦主教审查合格后,任何新书都要在书商注册簿上登记,由此取得独家印刷和销售权。这样一来,对于打击盗版倒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四章 时局的动荡不安第5节 黑衣修士剧院(图)

  当时的剧院都是露天的,因此只在白天演出。夜晚由于无法照明,因此剧院不能营业。剧院在夜晚营业始于黑衣修士剧院。黑衣修士剧院所在地原来是一家修道院,位于城墙内的西端,紧挨着鲁德门,占地2公顷。1538年亨利八世下令解散各家修道院时,这家修道院被没收。后来,国王供奉剧团看中了这个地方,并且利用自己的关系取得了对它的使用权。1608年,剧团进入了修道院,并将之命名为黑衣修士剧院。这个剧院其实是一个有顶的长方形大厅,内可容纳500多名观众。因为有屋顶、照明,而且全是坐席,因此这个剧院票价较贵,从6便士到2先令不等。黑衣修士剧院的出现在英国戏剧发展的历史上非同小可。从此以后,剧团可以全天候演出了。此外,蜡烛照明使演出效果更加完美,可以逼真地模拟许多白天演出所不能表现的场景。  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要利用这个新的场所,借助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来描摹人类的极端感情,融戏剧场面、难以置信的事件和悲壮情怀于一炉。世界变成舞台,舞台就是世界,人生和艺术的界线已经消失。最重要的意象是舞台场景和演员。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1节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图)

  莎士比亚,一个多么煊赫的名字,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天才。面对《莎士比亚全集》里的37部剧本,两首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我们只有顶礼膜拜,献上最热烈的赞美:雄伟、壮丽、丰富,堪与大自然媲美;广阔而又细腻有如人的心灵;充沛的语言像阳光一样普照万物……然而我们的语言太贫乏了,而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  莎士比亚出生于英国小城斯特拉福,他的父亲是一位手套商人。少年时代的莎士比亚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在这个孩子身上还是展现出了某种特别的天赋,那就是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周围每一事物的好奇。这种天赋在他日后施展他的戏剧才华时起了极大的作用:小城的社会背景、乡下的传统和迷信生活、少年时代曾耳闻目睹的节日和民间娱乐方式,以及历代国王贵族的传说和故事,这一切都被莎士比亚容纳进了他那几乎无所不包的艺术世界之中。今天,我们常为莎士比亚的天才所惊叹,惊叹他何以能创造出如此一个深沉博大犹如汪洋大海般的艺术世界。事实上,诗人的创造却并非降自天启,而是与他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斯特拉福的戏剧家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2节 莎士比亚的出生(图)

  莎士比亚的家族世代都是农民,今天人们所能了解到的莎士比亚最早的祖先是他的曾祖。在莎士比亚父亲保存下来的贵族证书中,曾这样提到这位曾祖:“鉴于他的忠诚且勇敢的效劳,他曾受到最贤明的君王亨利八世的表彰和奖赏。”莎士比亚的祖父,名叫理查•莎士比亚,生活在16世纪上半叶,住在艾汶河畔的斯特拉福附近的斯尼特菲尔德,是个小农场主,死于1560年。  莎士比亚的父亲名叫约翰•莎士比亚,生于1530年左右。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不安于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苦单一而又收入微薄的生活,他的抱负是当一个生意兴旺的小镇商人,继而成为受人尊敬的市镇参议员。早在1552年,即莎士比亚出生的12年前,约翰•莎士比亚就弃农到斯特拉福小镇学习制软皮手套和其他皮饰物的手艺。这个小镇距伦敦约150公里,北边是亚登森林,与莎士比亚后来写的《皆大欢喜》中的森林同名,其中的联系不是偶然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约翰•莎士比亚终于成为一名手艺精湛、经营有方的皮手套工匠和商人。这段史实是十分确定的,因为在1552年的斯特拉福小镇的文件中记录着约翰曾卷入一桩公案:他和他的两个邻居被判罚款20便士,因为在他们的门前发现了垃圾。斯特拉福小镇在几百年前就具备了环保意识,规定垃圾必须倒在城郊的垃圾场。通过这一记载,得知约翰•莎士比亚住在亨利街,但住的不是自己的房子。不过对于年轻气盛、好运当头的约翰来说,拥有私宅并非难事,由于生意顺利,1556年他便购置了两处房子。同时,他的生意越做越大,除了制作皮手套之外,还兼营谷物、羊毛、麦芽,以及羊和鹿肉的买卖。  1557年,约翰•莎士比亚娶玛丽•阿登为妻。玛丽•阿登是当地贵族的幼女。十分巧合的是,当年莎士比亚的祖父理查正是在玛丽的父亲罗伯特•阿登手里租赁过土地。玛丽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有:一处占地60英亩的农庄,斯特拉福附近威尔姆科特村的一座房屋,以及若干钱物。当时,约翰已成为经济独立的商人,他们在斯特拉福这个繁忙拥挤而又不失优雅的市镇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店铺。约翰•莎士比亚夫妇是典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都想摆脱陈旧的农家生活模式,并且对宗教也不再盲目虔信。可以说,他们对宗教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也遗传给了将要出生的威廉•莎士比亚。  约翰和玛丽育有8名子女,威廉•莎士比亚排行第三。威廉是在斯特拉福的圣三一教堂受洗礼和被命名的。教堂登记册在1564年4月项下用拉丁文写着:“26日,约翰•莎士比亚之子威廉洗。施洗礼的英国国教教区牧师为约翰•布雷区格德尔。”“洗”是“受洗”的简称,当时新生儿通常在出生后3天受洗,以洗净孩子灵魂中的原罪。人们按照当时婴儿出生3天后受洗的习俗,将4月23日确定为他的生日,那天恰好是英格兰的守护神圣乔治的屠龙纪念日,此一巧合颇有象征意义。  说起莎士比亚,我们就不能不说说他的家乡——斯特拉福。斯特拉福镇位于沃里克郡,是地处英格兰中部的一个交通枢纽。“斯特拉福”镇原意是“涉水过河的道路”,由地名,我们便能够遥想它当年四通八达、往来商贾络绎繁忙的盛景。斯特拉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早在中世纪时期,它曾是伍斯特主教的领地。到12世纪末,斯特拉福开始从教会手中获得了部分的自治权。和所有历史悠久的欧洲小城一样,在斯特拉福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古老而优美的建筑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圣三一教堂和圣十字公会小教堂。它们建成于13世纪,迄今已有近八百年历史。圣十字公会小教堂有一个附属学校,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它被更名为“国王新公学”。艾汶河从小镇身畔静静地流过,一座美丽的石桥飞跨河上。它是在伦敦发了财的当地名人克洛普顿爵士在1490年修建的。家道殷实的克洛普顿爵士还在艾汶河畔建造了颇为华丽的住宅,并为之取名为“新地”,这栋宅邸后来被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莎士比亚给买了下来。  关于美丽的艾汶河,我们必须多说两句。据说当时用艾汶河水酿造的“斯特拉福酒”闻名遐迩,甚至远销到东印度。传说饮用此酒,能使人文思泉涌,下笔如神,恐怕莎士比亚就是这种功效的最佳见证人。斯特拉福城镇周围是一片绵亘数十里的茂密森林,莎士比亚在童年时就听说过有关这个森林的许多故事。据说著名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当年就出没在这片森林里。他的箭法高超,所向无敌,专门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深受百姓爱戴。后来莎士比亚在喜剧《皆大欢喜》中提到了这片森林和英雄罗宾汉。据说,这片森林里还住着许多神仙和精灵,他们经常在月夜里呼唤路上的行人,使人迷路。神仙们的女王是多情的提泰妮娅,她喜欢把这些迷路的行人引到她的用鲜花搭成的宫殿里去。在林间的空地上,总有许多小精灵在舞蹈。对此情景,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做了传神生动的描绘。  斯特拉福城镇还流传着各种民间传说和神怪故事,莎士比亚一定在平日游玩时留心倾听周围人们的闲谈。他那在乡村长大的父母,也可能给他讲过许多轶闻趣事,教会他不少东西。这些都使童年时代的莎士比亚得以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那动人的情节、质朴的语言,引起了他对文学的兴趣,激发了他丰富的想象力。总之,莎士比亚对斯特拉福的风土人情和民间文学十分熟悉,这些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场景和比喻散发着大自然的气息。研究莎士比亚诗歌语言的女专家凯洛莱因•斯彼琴对其戏剧中的诗意形象做过一次有趣的统计,结果表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形象和比喻,绝大多数和他的乡间生活、和大自然密切相关。可见,斯特拉福尤其是那里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在莎士比亚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斯特拉福镇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英国纺织业急剧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商品集散地,这给商人们带来很大好处。约翰•莎士比亚很快富裕起来,接连在城里买了四处房产,自1557年起,他便跻身于那些主持市政委员会的有声望的市民之列。最初,他被任命为麦酒质量检查员。此外,他还监督面包的生产,看看面粉里是否搀入了其他杂质。1559年,被任命为罚金仲裁,主要负责评定罚款金额。1562年,被任命为市财务官,管理市政收支账目,其中包括在诸如瘟疫等灾情发生时发放救济款,向前来演出的剧团施舍微薄的补助金等。1565年,当选为市政参议员,拇指上要戴一枚特别的戒指,在节日上街时,穿着皮裘镶边的黑袍,并有卫士开道,到处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1568年,约翰•莎士比亚走到了他仕途的顶点,当选为市政委员会执行官,任期一年。  但是从1577年起,约翰•莎士比亚便不再出席市政委员会的会议,显然是官场失意了,同时他的财政状况也逐渐陷入危机。1578年,他没有交纳每位参议员每年理应为济贫基金提供的四便士。1579年,由于债务缠身,他不得不把妻子继承来的农庄抵押出卖。接着他又作为债务人被告上了法庭。1586年,被从市政委员会的花名册上除名。1592年,约翰•莎士比亚上了所谓“不服从国教者”名单,即拒绝去教堂做礼拜。政府认为不去教堂做礼拜就等于破坏法律和治安,他因此而被传唤。至此,约翰•莎士比亚那小小的人生理想最终幻灭,紧接着,便是饱尝人世间的各种艰辛磨砺和忧虑愁怖之苦。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3节 斯特拉福的文法学校

  斯特拉福小镇不仅拥有繁荣、热闹的酒店、旅馆和手工工场,它还建有一所年代久远的学校——文法学校。文法学校就设在镇长办公室所在的楼上,距莎士比亚一家所住的亨利街也很近。文法学校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班。按那时的规定,儿童四五岁入学,先受两到三年的附属小学教育,然后升入文法学校初级班。学校学的是拉丁文。因为在附属小学学的是识字课本和教义问答,升入初级班即开始学拉丁文文法,用的教材是享利编的《拉丁语法》,所以被称为文法学校。威廉•莎士比亚作为一名市政委员会成员的子弟,在1570年6岁的时候免费进入斯特拉福的这所文法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在中世纪,这所学校由宗教性的“圣十字公会”管理,主要课程是天主教教义问答和神学入门。16世纪教会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使学校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种进行世俗教育的学校以取代教会学校。莎士比亚求学的这所文法学校于1553年由爱德华六世予以扩建,故又称“爱德华六世国王新学校”,它由市政委员会拨款维持,并接受其监督。所以,学校对市政委员会成员的子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莎士比亚的父亲当时正在市政委员会供职,因而他得以享受这一优待。  在当时的英国,孩子的启蒙教育是从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的。孩子们到了这个年龄,一般便会被送入学校。学校给他们安排的课程,不外乎是一些基本的阅读和拼写,以及算术,例如诵读字母表,用孩子们所熟知的基督教教义问答来进行阅读练习等等。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开始上学的时候,所接受的也不外乎就是这样的教育。  莎士比亚作为家中的长子,是父母最大的骄傲和寄托,是他后来凭自己的成就使莎士比亚这一姓氏跻身于士绅世家之列。可以说,约翰•莎士比亚未竟的事业、未了的心愿,都由威廉•莎士比亚实现和完成了。  斯特拉福文法学校的办学态度十分严谨,规定学龄前儿童自4岁起就得学习认英文字母、阅读和书写。教这些东西的,有时是地方录事,有时是某一教会小职员。莎士比亚大概在5岁时进入文法学校附属的幼学班。在星期日或其他宗教节日里,小莎士比亚还必须跟大人一起到教堂听讲道、诵圣经、唱赞美诗、做祈祷,这些,在英国教会里主要用英语进行。孩子们必须学会背诵《主教圣经》和《通用祈祷书》的重要段落,还要能进行教义问答。这是莎士比亚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为他日后驾轻就熟地运用母语奠定了基础。掌握了英文的读写技能之后,孩子们就可以入学了,通常大约7岁左右上学,14岁毕业。  伊丽莎白时代的教育家们一致公认,孩子学习知识要靠灌输。直至200年以后,由诗人华兹华斯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所倡导的新型教育观才得以在英国流行开来。卢梭提出:教育的艺术在于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东西,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们爱好学问的兴趣,并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们以研究学问的方法。莎士比亚的父母是一对慈爱的父母,但对于长子莎士比亚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百依百顺是使自己的孩子将来沦为不幸的人的根源,因而对小莎士比亚管教非常严格。  文艺复兴时期,在英国普遍出现的文法学校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重视拉丁文的学习。除拉丁文的文法外,学生还要学习会话、修辞、逻辑、演说、做诗等。在具备了拉丁语基础后,他们要攻读由浅入深的拉丁诗文,包括伊索寓言,曼图安纳斯的诗,普劳图斯、塞内加、泰伦斯、西塞罗、奥维德、维吉尔等罗马作家的作品选。其中普劳图斯、泰伦斯的喜剧和奥维德的长诗《变形记》对莎士比亚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引用了很多古罗马文学中的东西,这与他少年时代在拉丁课上所学的内容是分不开的。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喜剧《错误的喜剧》就是根据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喜剧《学生兄弟》改编的。  虽然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形成各自民族的语言,但古典文学的势力还占据统治地位。说一个人博学当然是指他的拉丁文化知识丰富。但也许是因为小莎士比亚读的时间不长,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以至于熟识莎士比亚的剧作家本•琼生在他编纂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献词中说,莎士比亚“懂得拉丁文不多,希腊文更少”。当然这绝不是说这位天才剧作家的文化素养低,要知道当时研究古典文学的风气虽盛,但莎士比亚不是一位学者,他是用英语写作的剧作家。本•琼生这样说也许还有另一层意思:莎士比亚读书少,也没进过大学,对古典文学并没有很深的造诣,却竟能写出这样的杰作,实在很难得。的确,一个没有受过学院教育的人也可以学习写作,而且会写得很出色。只要他阅读适当的书籍,留心观察身边的事件人物,他一样能变得博学多才。读莎士比亚的剧作,人们总会把作者想象成一位曾周游列国、学识渊博的百事通,并且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各类社交场合的达官贵人。才气横溢的外表并不一定反映实质上的博闻多识,艺术家有想象力这根魔棒,可以幻化出他需要的一切。  在文法学校里,学生不仅阅读古代作家的警句和箴言,还得把它们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为拉丁文。惠特克在《莎士比亚之学以致用》一书中写道:“莎士比亚作品中拥有大量足以传抄引用的警句,这得力于他当年的翻译练习。他把拉丁文译成英文,或把英文译成拉丁文时绞尽脑汁,力求每一练习都尽力做到措辞简洁明快,从而学会了用警句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另一类对莎士比亚有着重大意义的学习是演说术练习。这种练习在高年级进行,教师给学生传授雄辩术的规则,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使学生养成严密论证的习惯。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都不难发现他塑造的主人公常常具备演说家的素质,或是洋洋洒洒的议论,或是辞藻华丽的抒情,亦或是透视心灵的独白。这些都说明作者本人对演说术的训练有素。  莎士比亚在文法学校就读期间,任教的老师是西蒙•亨利和托马斯•詹金斯,他们都是经过大学的正规教育。斯特拉福作为一个有很好基础的小城镇,已形成全民重教的社会风气,这一点单从发给教师每年20英镑的优厚报酬即可看出。当时的教师工作环境舒适,生活待遇优厚,因而把更多的精力都投放到学生的教育方面。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中,莎士比亚获益匪浅。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4节 生活的体验在作品中的体现

  英国诗人本•琼生在《题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遗著》中这样写道:“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在西方文化中,莎士比亚享有着天神般的荣耀与尊崇。  打开莎士比亚的作品,仿佛打开了一本诗化的大百科全书。自然界的万物生灵、人间的世俗百态,都被他描摹得栩栩如生。莎士比亚自小生长于乡野,对自然有着深厚的热爱之情。在他那些久负盛名的悲剧和喜剧作品中,自然及其万物的轮回变迁总是被用来传递人心的喜怒哀乐,并象征人世的盛衰无常。《仲夏夜之梦》中那个清新醉人,带着梦幻色彩的童话故事充满了一种生命和爱的气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主人公胸中那深沉浓烈的爱在浓浓夜色的掩护下化为优美的诗句,与月桂和蔷薇的芬芳一起向着他心爱的少女传送。在他那脍炙人口的《十四行诗集》中,诗人让我们品味玫瑰、芳草、秋叶等优美的意象,在静观自然时令的迁移流转时,不由得感叹年华的流逝。这种手法在《哈姆雷特》中则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剧中单纯幼稚的少女奥菲利娅被自己的爱人所遗弃,她心力憔悴神智昏乱。诗人给我们描绘的是这样一幅凄楚的画面,失去理智的少女用各种花草装扮着自己,口中唱着村谣,成日在旷野游荡。她向周围播撒鲜花香草,然而每一种花草似乎都在传递着她的悲哀,预示着她的厄运。最后她被那些美艳而不祥的花草所簇拥着,在一条溪流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诗人在其作品中不仅用时节的更替和草木的枯荣比拟人世之无常,而且还把动物世界也引入到他的诗歌世界中,从黎明的黄鹂到月下的夜莺无所不包,以之来传递他的诗情。在《仲夏夜之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我们听到了各种昆虫的嘤鸣和鸟类的啼啭,它们烘托了一种甜蜜优美的气氛,传达着主人公的爱慕之情。在《麦克白》里,就在主人公犯下弑君之罪的那个夜晚,各种不祥的飞禽如猫头鹰、蝙蝠和秃鹫、隼等猛禽开始在夜空中哀号搏杀,把一种惊心动魄的惨酷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谈到动物,就不得不说说当时颇为风行的狩猎活动。莎士比亚似乎颇为精于此道。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狩猎活动中使用的各种猎犬和猎物如野兔、野猪、鹿等都很熟悉。他笔下那个牛皮大王福斯塔夫就总爱吹嘘自己是一个如何高明的猎手和英勇的战士,而一旦真的上了战场,他却胆小如鼠,令人忍俊不禁。《皆大欢喜》中那个装模作样的道德家杰克斯,就连面对一头垂死的鹿,也要大发议论。这样,诗人既刻画了人物性格的典型,同时充分展示了他的狩猎知识。除了一般人们所常见的普通动物之外,莎士比亚对于各种远方异域和神话中的动物也颇为通晓。他的戏剧作品中就屡次提到犀牛、老虎、象等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所无法见到的动物。麒麟、凤凰、龙等神化中的珍禽异兽也被他写入了自己的作品。  除了自然界的草木鸟兽,莎翁还特别善于刻画人类的现实生活。正如我们在前面曾指出的那样,这两者往往是有机和谐地交织在一起的。诗人特别善于表现英格兰乡间的风土人情。他笔下的乡村生活场景往往特别逼真。类似的例子在《亨利四世》上篇和《冬天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在《亨利四世》上篇中,滑稽人物福斯塔夫和他的同伴前往盖兹山袭击香客,途中与马夫之间的一段交谈,把乡间日常生活展现得如此清新!而在《冬天的故事》中,乡间剃羊毛的节日则给低沉阴郁的故事平添了些许活泼轻快的色调。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牲口贩子在集市上触摸牲口,村民们在集市上就羊毛的价格讨价还价,此类情节为作品增添了生活气息和现实感。在这种乡土生活中还孕育出无数的传说、歌谣和故事。热爱世俗人生的戏剧家从这些传说、歌谣和故事中获得了丰富的艺术滋养和创作灵感。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5节 宗教、巫术在16世纪的英国(图)

  在莎士比亚所生活的时代,欧洲已经挣脱了中世纪基督教会的黑暗统治。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时代潮流把一抹明亮欢乐的阳光投向人类的现实生活。宗教已经无法再以它的苛严律令束缚人们的精神。自从16世纪开始,英国宗教节日开始减少,各种繁琐的宗教戒律也逐渐被简化。在莎士比亚的家乡斯特拉福,著名的圣十字公会教堂《最后审判》壁画,甚至被人刷上一层石灰覆盖,于是诗人对于这幅有名的壁画也只是耳闻其有,而未能亲见。  教会的精神禁锢松动了,中世纪开始流传的各种民间习俗和信仰便广为流布。然而,这些民间习俗和信仰受到了清教徒的排斥。清教徒的势力在英国日益壮大,他们那种古板僵刻的宗教信念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当时在英格兰民间流传着一些季节性节日,这些季节性节日起源于古代异教的季节循环信仰,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最为著名的节日有为欢迎春天来临的五朔节(May Day),在这个节日里,人们树起五月柱,表演传统的摩里斯舞。清教徒们对这一节日展开了猛烈攻击。他们指责这一节日染有异教淫佚之风,体现了撒旦崇拜。1583年,清教徒斯脱勃出版了一本名为《恶习流弊解剖》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中,他把这些民间流传的春天娱乐认作魔鬼的仪式。在清教徒的抵制下,各种民间节日和习俗备受压抑。五朔节期间树立在广场上或街头缀满鲜花的五月柱常被新教会的牧师砍断。得势的新教徒不仅压抑民间信仰和习俗,而且对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都严加苛律。在公有森林砍伐树木、树枝的村民要被处以很重的罚款;连民间流行的游戏木马也受到新教徒的迫害。清教徒统治的结果使得很多古老的习俗和民间文化从民俗中消失殆尽。  然而,一些赞颂宇宙万物繁衍生息之力的古老仪式,却顽强地保留在民众的记忆里。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些民间仪式和传统还仍然保留着。圣诞节和复活节期间演出的假面哑剧里,就保留了很多古老传统的残迹。例如在当时的一出哑剧中,表现了英格兰的守护者勇士圣乔治与巨人交战,他在战斗中阵亡,被一瓶神奇的魔水拯救,最后起死回生并战胜敌人。在这出戏里,我们看到了英雄的死亡及其复活,这一情节其实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表现英雄的死亡与复活也就由此而体现出浓厚的祭仪色彩。  这种深受古代异教文化影响的祭仪不仅出现在民众自发的娱乐活动中,亦见于中世纪教会所组织的的奇迹剧演出活动中。基督教奇迹剧的演出在圣体瞻礼节举行。这个节日是由教皇乌尔班四世于1264年设立的,时间约在每年的5月21日至6月24日之间。此时正是春夏之交,气候温暖天光充沛,为户外的演出和庆典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基督教奇迹剧的演出发展到后来,变成一种规模空前盛大的仪式活动。在英格兰以及欧洲各地乡镇的赛会上,奇迹剧的演员们以大车为舞台,穿街过巷为民众上演主耶酥基督的死亡和复活。  当然,从我们今天所能获得的资料去推测,这种街头演剧的演技水平估计是不甚高明的。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作品中也多少提到。例如在《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哈姆雷特在提到某一位扮演希律王的演员时就曾批评他表演太夸张,说此人的表演之夸张“比希律本人还要更甚”。不过这种街头演剧的粗犷泼辣也是颇吸引人的。尤其是在表演魔鬼的上场时,种种肆无忌惮的谐谑幽默和针砭现实的引申发挥,对民众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中世纪的奇迹剧发展到了15世纪转而变为道德剧。道德剧,又称“插剧”,一般在宴会空档时上演,例如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富尔根斯和卢克雷蒂娅》。在这种“插剧”的演出中,演出者往往针对婚姻展开长篇辩论,有时被称作“恶习”的丑角人物出来插科打诨,用一些淫荡的笑话逗观众取乐。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巡回剧团往来于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其状况犹如今天的马戏团。他们在城堡或市政厅里搭起自己的草台班子,上演着一些充满道德说教的剧目。构成了那个时代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以上这一切绚丽多彩的民间戏剧文化传统无疑都滋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  关于莎士比亚的生平,今天我们所知甚少。遗留下来可供我们查阅的资料,只有教区记事录中所保留的他的受洗和结婚记载。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以掌握了这位天才诗人生平的些许蛛丝马迹,也对他生活那个时代的状况多了些感性认识。在莎士比亚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都接受相应的礼仪。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有许多艺术作品以表现人生中的此类仪式为题。例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一幅以表现安顿爵士由出生到死亡之历程为题材的壁画,其中便表现了人的受洗、婚姻、临终弥撒等仪式。莎士比亚无疑是知道这幅名画的,他在自己的喜剧作品《皆大欢喜》中,借剧中人物杰克斯之口提到了这幅画。  近代宗教改革极大地推进了欧洲文明的进程。然而这些五花八门的民间仪式和庆典却大多仍保留了下来。民众的一般心理是要趋利避害的,对于祈福祛祸的各种典仪,他们自然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老百姓宁可相信,当自己新生了一个孩子时,采取某些必要手段就可以避免恶魔或者坏仙女妨碍孩子的健康。只要自己举行一些祈祷仪式加以防范,那么坏仙女就不能够把摇篮中熟睡的漂亮孩子偷走,换上一个丑陋的畸形儿。对于死者的葬礼亦是如此,举行一些仪式可以保证让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有钱的人家为此甚至不惜花费巨资。不过到了16世纪末,封建制度开始没落,英国传统的一些名门世家屡遭厄运,有钱人家举行葬礼的排场也不如从前了。  在当时的民间信仰和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淘气小妖精、仙女和其他精灵如顽皮小妖巴克或好汉罗宾的传说。英国人从古代凯尔特人的文化中继承了关于这些精灵的传说。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很喜欢古代凯尔特传说中的这些小精怪。当莎士比亚在作品中表现精灵时,他恰倒好处地淡化了传说中精灵们所具有的那种阴暗、神秘、不吉利的性格,而是把它们写得既淘气好玩,又无害于人。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在舞台上由年少姣好、能歌善舞的男孩子扮演,它们给观众带来的愉悦是难以形容的。  与精灵不同,女巫和她们的妖法则让人们感到害怕。例如说她们深夜赴会向撒旦致敬。欧洲传说中的女巫通常是一些丑陋凶恶的老婆子,人们指控她们向畜群施妖法,或者出于嫉妒恼恨,用魔法害得新婚的少年男子阳具不举,结果无法享受男欢女爱。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我们可以看见凶恶恐怖的女巫形象。她们是“不祥的三姊妹”,代表了淫邪的诱惑和人心中深藏的绝对的恶。  莎士比亚戏剧深受古罗马剧作家塞内加的影响,塞内加的悲剧多取材自神话,充满血腥与仇杀。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作品,如基德创作于1587年的那部阴郁的《西班牙悲剧》,也影响了莎翁的创作。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理解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麦克白》等剧情调何以如此恐怖怪异。此外,莎翁在他的戏中一次次让幽灵鬼怪登场,其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当时的剧场喧嚣混杂,如何在开演之后让吵吵嚷嚷的池座观众安静下来认真看戏呢?把鬼魂请出来自然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当哈姆雷特父亲的亡灵出现,向儿子控诉谋杀时,剧场里的观众们自然地出于恐惧而变得沉默。如此一来,扮演鬼魂的演员(或许就是莎士比亚本人罢)就能在全场肃静中,一字一句念出他的绝妙独白,把剧作家的优美思想传达出来。

第一章 斯特拉福的戏剧家第6节 莎士比亚与不美满的婚姻

  在保存下来的文卷上有这样的记录:斯特拉福镇的桑德尔斯和理查森向伍斯特主教区的宗教法庭呈交保证书,并各出40英镑作保金,请求批准威廉•莎士比亚和处女安妮•哈瑟维结婚。1582年11月28日,伍斯特主教府事务处发布了允许18岁的威廉•莎士比亚与26岁的安妮•哈瑟维结婚的通告。6个月以后,即1583年5月26日,斯特拉福教堂为莎士比亚的女儿苏珊娜行了洗礼。  关于莎士比亚令人费解的婚姻之谜,集中体现在几个疑点上。第一个疑点是所谓的两个安妮之谜。在莎士比亚的婚姻手续文件中,有一个长久以来让莎士比亚传记作者和研究者们困惑不解的错误:主教府事务处在登记允许举行婚礼的决定时,把未婚妻的名字安妮•哈瑟维写成了安妮•惠特利。这一出入在莎士比亚研究者中引发了一次论争。  一种观点是,有人发现在威廉•莎士比亚与安妮•哈瑟维出席证婚的前一天另外还发出过一张名为威廉•萨克比亚的男子与坦普尔格拉夫顿地区的名为安妮•惠特利的女子结婚的证书。由此可以推断,这个萨克比亚与那个娶了安妮•哈瑟维的莎士比亚是同一个人,并进而认为,“惠特利”是“哈瑟维”的一种变动较大的拼法,因为当时的公证人有随心所欲拼写名字的习惯。  莎士比亚本人评论男女情爱的语句:“恋爱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有的人是被爱神的箭射中的,有的人是自己跌进爱神所设的罗网的。”再如“在恋爱的事情上,都是上天亲自安排好的;金钱可以买田地,娶妻只能靠运气。”又如“爱情是危险的信号,女孩子自身可以造成他们其中一个获得幸福,同时也会使另一个受到创伤。”  一派学者认为,莎士比亚这桩急匆匆的婚约有些不情愿的因素在里面,安妮•哈瑟维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一些。人们不知道她为什么拖到26岁还未出嫁,父亲去世后,她与继母一起生活,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家人对她迟迟不嫁的冷言冷语也不时地刺激她,于是她便迫不及待地向单纯的小伙子莎士比亚发动进攻。不知是莎士比亚真的一度坠入情网,还是安妮的魅力与手段无法抵挡,莎士比亚终究是就范了,到了1582年11月份身披婚纱的安妮已是怀孕3个月的女人了。另一个证据是,从桑德尔斯与理查森二人各出40英镑作为准婚保证金一事,让人感觉莎士比亚可能想过推卸责任,而女方则紧追不放、完婚心切,缺乏爱情即无完美婚姻,此派学者还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出些许句段,认为这些影射了莎士比亚对婚姻的不满。  例如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中那些描写洋溢着成年女性魅力的维纳斯,在密林浓荫之下企图勾引少年阿都尼的诗行,很可能是作者个人体验的反映。  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苏珊娜,后来(1585年)又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女,哈尼特和朱迪丝。人们推断莎士比亚是1585~1587这两年间离家去伦敦的,但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被称为“行踪不明的年代”。他去伦敦的原因,迄今没有一致的说法,有人推测因为妻子比他年龄大,他对家庭生活渐生不满。还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他与邻村的一些年轻人,私自进入镇东北托马斯•露西爵士的花园里猎鹿,被人发现,爵士告了官。但莎士比亚并不示弱,写了一首讽刺诗回敬他。露西爵士是当地显贵,曾当过国会议员,很有权势,岂肯善罢甘休,莎士比亚感到压力很大,只好逃往伦敦。这个说法也缺乏一些说服力,为什么他一逃许多年?更合情合理的推测是,因为他所住的小镇离伦敦不远,易感受先进的时代气息。当时伦敦有很多剧团,它们时常在英国各地巡回演出。这些团体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地方行政当局恶势力的迫害,往往寻求王室或某贵族、大臣的庇护,以他们的封号或职衔命名,如女王剧团、海军大臣剧团等等。1569年(当时莎士比亚的父亲正任镇长),女王剧团来到斯特拉福演出。在公演以前,照例要在市政厅演一场,一方面接受检查,一方面也算招待政府官员和当地名流。幼年的莎士比亚有了接触戏剧艺术的机会。也许正是演员那种自由自在的云游生活打动了他的心。

第二章 震撼伊丽莎白王朝第1节 进入女王的剧团(图)

  每个星期天,人群涌向圣保罗大教堂,听牧师布道。城市以教堂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发展,房舍鳞次栉比,街衢宽阔。市区边缘有花园和广场,以及供露天散步的空地。    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民间庆典的欢乐场面和各种重大节日的热闹习俗异彩纷呈,青年时代的天才诗人对这些自然不会加以放过。斯特拉福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当地民众又颇为富庶,于是这个小城便吸引了不少有名的剧团前来献艺。16世纪有记载可查的几次著名剧团前往斯特拉福演出的记录有:1573年与1576年莱斯特伯爵剧团的两次前往,1579年斯特雷恩吉勋爵剧团的演出,1584年埃塞克斯伯爵剧团的演出和1587年女王供奉剧团在斯特拉福的演出。这些著名巡回剧团在斯特拉福的演出让年轻的莎士比亚有了近距离亲近戏剧艺术的机会。  更为非同小可的是1575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本人驾临斯特拉福。这一年,莱斯特伯爵在斯特拉福邻近的肯尼威思城堡为女王陛下举办了盛大招待会。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带着她的盛大仪仗,偕同满朝的文武和贵妇来到了小城。对于宁静的斯特拉福小城来说,这自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豪华辉煌的庆典持续了三周。就连附近的居民都纷纷赶来,向他们敬爱的女王陛下表示拥戴。斯特拉福城为前来的客人们安排了露天娱乐活动。根据古代神话所改编的各种节目和烟火表演通宵达旦。我们可以相信,当时年纪尚轻的莎士比亚一定也参加了在自己家乡为女王举行的庆典,并且借此机会过足了他的戏瘾。

第二章 震撼伊丽莎白王朝第2节 16世纪的伦敦(图)

  英国首都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上,跨泰晤士河,距离泰晤士河入海口88公里。   伦敦地区就是当时英国人居住的地方。公元前54年,罗马帝国入侵大不列颠岛,公元前43年,这里曾是罗马人的主要兵站并修建了第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木桥。   泰晤士河从伦敦城的南部穿流而过,河中盛产各种鱼类,这给它带来了“城市的光荣和财富”之美誉。泰晤士河是伦敦城主要的交通动脉,皇家平底驳船、大货船和民众的小舟每日在河上穿梭不绝,往来如织。陆上的行人要穿越泰晤士河,必须经过伦敦桥,否则就要搭乘渡船过河。伦敦桥约建于12世纪末,20个石拱托起的桥面上建有两排房舍,只为行人和车辆留下一条狭窄的通道。离泰晤士河不远,在鲁德门东边的一座小山顶上,屹立着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巍峨庄严的教堂在群塔的簇拥下俯瞰城区。圣保罗教堂所属的圣保罗区是伦敦城中出版商云集的地方。当年莎士比亚也曾一度在此居住。  当莎士比亚最初刚到伦敦时,这座城市正处于它大肆扩张的繁盛时期。城市里居住着无数的商人和工匠。由各个手工业和工商业行会所推选的市长管理着这座城市。当时的手工业和工商业行会都有着严格的行规。这些行规保护着各商号老板和雇工门的利益。市政官员为了维持良好的社会风俗,把各种游戏、演出和剧院,都挪到了伦敦城的城墙外面。因此在城里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只有几家酒馆和客栈,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如“公牛”、“大钟”等,不时地也会有戏上演。  出了城就是乡村,可以欣赏到河畔切尔西和摩尔费尔德的乡村景色。在郊外的芬斯伯雷有一个射箭场。伦敦的市民们习惯星期天到郊外帕丁顿去散步。在郊外河滨大路西端,建有贵族的宫殿府第。四周尽是公园和花园,一直延伸到远处白厅村。  城墙外的肖厄迪其和河岸区,在宗教改革前曾是修道院的领地,享有免税特权,号称“自由地”。而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这片区域已经成了一个“三不管”地带。伦敦城里所容不下的剧院、马戏场和妓院都建在这里。伦敦的乞丐、小偷、小贩等作奸犯科之辈也往往聚居于此。在正经人眼中,这里显然是个藏污纳垢之所,一个很危险的去处。然而奇怪的是,这里的犯罪率却并不见得比伦敦其他地方高。  伦敦同时也是全国的经济贸易中心。当莎士比亚后来在《威尼斯商人》中描绘安东尼奥与夏洛克会面的场景时,他表现的并不是威尼斯的广场,而是伦敦常见的交易所。  伦敦还是当时英国的文化中心。伦敦城内寓居着许多有学问的人:法学家、外国语专家、医生,还有许多建筑师和画家为了修筑宫殿和为皇族富绅画像纷纷从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移居到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伦敦的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色彩当属戏剧。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之所以能够达到高峰,原因主要在于对英国戏剧传统的批判与继承,另一个条件则是要有适合表演的空间和剧场。莎士比亚初到伦敦时,这里有四座专供戏剧演出的剧场,它们分别是天鹅剧场、玫瑰剧场、花坛剧场和幸福剧场。   提到伦敦,很少有人不知道那个令人闻之而生畏的伦敦塔。这里面关押着政治犯,还豢养着皇家动物园的“动物”,包括狮子这样的猛兽和一个从美洲带回来的印第安人。在当时,人们进入城市都要从它的围墙穿过,然后才能踏上伦敦桥。九百年来曾先后作为王宫、兵工厂、监狱、及城堡的伦敦塔是伦敦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城堡共由22 个高塔所组成,留下了许多王室的血腥争斗史,16世纪起曾在此受刑的名人包括:学者托马斯、亨利八世的第二位妻子安宝琳、国王爱德华四世和约克公爵等,监禁过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伦敦塔由穿着鲜红服饰的卫士守护着,塔附近聚集有许多乌鸦,据说只要大乌鸦一离开,伦敦塔就会垮下来。塔内有一个拱门,所有的政治犯都会经过这个门,因此这个门又称为“叛国者门”。  伦敦塔内最著名的是珠宝塔,这里所收藏的帝国皇冠共由三千多颗宝石镶成,并有重达530克拉的非洲之星。此外白塔内的甲胄博物馆中所陈列的古武器也很值得观赏。

第二章 震撼伊丽莎白王朝第3节 文艺复兴的影响波及英国(图)

  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时间相较于西欧各地稍嫌晚了一点。16世纪以牛津大学为中心,掀起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期的人文主义高潮。该校有过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受到伊拉斯谟的影响相当大,他们初期的主要活动是研读意大利早期文学三杰──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的作品。著名的代表有威廉•拉提玛、托马斯,特别是约翰•科雷特。科雷特是牛津大学人文主义小组的核心人物,曾经在意大利学过希腊文、法律学、教皇的论述。他自1496年起的六年内,在校内开设了轰动英国学术界的“保罗书简”专题讲座的课程。他不仅解释字义、语法,并且从文献学、语言学的角度,深入钻研、讲解该圣书。1508年,他继承父亲的遗产,用其资金创办了“圣保罗中等学校”,这是一所完全不受教会控制的、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主张宗教改革的学校。  莎士比亚到达伦敦时,正值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进入鼎盛期。此时,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已波及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思想上的解放运动。此前,欧洲一直受封建专制的禁锢,教会与王权狼狈为奸,限制人们对物质生活和自由思想的追求,因此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手工业、商业的缓慢发展和积累,城市居民中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他们必然要追求物质的快速发展,进而在政治上寻求更高的地位。在文化思想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坚持反对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一批文人学士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实际提出现实的要求。他们主张个性解放,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这就意味着要遵从理性、破除蒙昧主义,给个人以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被称为“人文主义者”。  英国文艺复兴艺术方面的杰出代表,非莎士比亚莫属。莎士比亚生活在英国封建制度没落、资本主义兴起的转折时代,当时的资本积累加速进行,圈地运动波及全国,人民极度的贫困,贵族与人民之间的冲突日益扩大;莎士比亚以其中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对英国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和描述。他的剧本多取材自外国和古代的情节,如:《奥德赛》取自古希腊神话故事。但是,莎士比亚所欲表现的情景,却是英国的现实生活。他塑造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富有个性,心思复杂。他的创作喜剧以《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为代表,悲剧则以《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最为著名,历史剧是《亨利四世》、《亨利五世》、《里察三世》等。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颂扬国家统一、拥护王权、反对分裂的意念,表达出人文主义的个别国家主体。他在喜剧中歌颂出个性的解放、现实享受,主张自由平等,反映出英国人文主义的道德观。悲剧则揭露封建的陈腐、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二章 震撼伊丽莎白王朝第4节 17世纪英国的民众宗教(图)

  在16世纪中期,教会在语言、祈祷、仪式、建筑和教义等各种各样的变化,伴随着一些可笑的规定从上层强加到下层人民身上,这种情况使普通的教区居民不知所措。在诺里奇城和切斯特城,至少有四或五种不同的教义在教堂里被传授。   牧师的素质或者一个教区是否有一个固定牧师一定影响了人们对教义的掌握,因为在17世纪初,每六个教区中,至少有一个教区没有牧师。如托玛斯指出,将拉丁语宗教译成方言宗教存在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对牧师的影响不啻于对他们教区居民的影响。   在伊丽莎白时期,教士们的水平,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教育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如果无神论确实存在,就我们所理解的无神论在现代早期却很少见到。我们可以在15世纪和16世纪期间对异教徒的研究中,在16世纪、17世纪的教会法庭的记录里,在歌谣、 历书和笑话书 里发现它的踪迹。

第三章 戏剧的舞台第1节 世袭乡绅头衔的获得(图)

在16世纪末期,英国正值伊丽莎白一世当政,国力蒸蒸日上,而英国剧场承接着中世纪戏剧活动的发展,诞生了璀璨的戏剧活动,剧院和剧作家水平之高,可谓继古希腊悲剧之后,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时代。在1580年代后期,英国戏剧受着希腊罗马古典戏剧所影响,当时在大学中被研读和上演的戏剧,称为“学校剧”,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古罗马剧作家普罗特斯、泰伦斯与西尼卡的剧本被学生们依据拉丁原文研读并排演;二、英国人开始模仿罗马剧作家写作拉丁文和英文剧本;三、剧作家把古典学问注入以英国为题材和背景的戏剧中。  法学协会是影响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发展的第二个因素,当时的上流社会人士很多对文学潮流趋势与新来的古典学问感兴趣,法学协会会自编自演剧本,也为贵宾上演。英国第一出正规悲剧是沙克维尔与托马斯•诺顿所写,于1561年演出。由于当时英国本土戏剧受着诸多因素影响,因此往往会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戏剧、或一出戏之中有着不同时代的影子,如托马斯•诺顿在1560年的一出戏剧,背景是波斯,以英国原有的戏剧特色配上道德剧典型的抽象观念,加上神话人物,再渗入英国低俗闹剧的元素。  莎士比亚初到伦敦,是当时一个名为斯特雷恩吉的剧团的成员。该剧团在玫瑰剧场做场,经纪人是亨斯洛。这位亨斯洛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本演出收入账,其中提到了该团曾演出过的罗伯特•格林的两个剧本。它们分别是1592年2月19日上演的喜剧《培根修士和本吉修士》和不久以后演出的悲剧《愤怒的罗朗》。从帐目情况来看,这两出戏都是收入平平。与之相反,3月3日星期五上演的《哈利六世》却卖座甚佳,而这一出卖座的《哈利六世》很有可能就是莎士比亚的三联历史剧《亨利六世》的中篇。

  1592年夏天,伦敦出现了鼠疫,一直持续到1594年。由于鼠疫不断爆发,剧院多次被关闭,而到外地巡回演出,也因地方害怕传染而常常碰壁,演员们无以维持生计,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莎士比亚在这期间把精力主要放在积累学识和戏剧素材上,他读了很多书,同各阶层的人交往,取得丰富的社会经验,做了文学上的多方面的尝试。也大量阅读古典著作,对之进行模拟创作,如以普罗特斯的《孪生兄弟》的范本写了《错误的喜剧》,用的也是双胞胎的情节。接着又写了《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慢慢走向成熟。在悲剧方面,他学习古罗马戏剧家塞内加和大学才子派的基德而写了《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他的其他方面的尝试是于1593年和1594年分别写了两首叙事长诗《维纳斯和阿都尼》及《鲁克丽丝受辱记》。前者写爱情的美艳及其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对爱的颂扬,表达了作者对非人性的戕害美的行为的痛恨;后一首则谴责荒淫强暴的行为。这两首诗都是献给他的庇护人南安普敦亨利•赖奥恩利的,他是一位年轻的有权势的贵族。  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文艺并不独立,必须有达官贵人保护,作家才能生存下去而不受侵害。这两首诗在莎士比亚在世时多次印行,说明他并不是一个不重视文名的人,如果有条件,也是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好好地印出来,大大地受欢迎的。鼠疫流行结束后,各剧院重新开张,但有一些却早已破产。两个主要的剧团保存下来,一个是海军大臣剧团,另一个是德比伯爵剧团。  南安普敦伯爵,原名亨利•里兹利。他虽然属于伊丽莎白时代最高贵的望族,却只是次子,无权继承爵位和遗产。家人决定培养他担任神职,在12岁时,他就被送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长兄之死改变了他的命运,不久其父也离开了人世,这样,南安普敦伯爵18岁时就成为伦敦一个富有而独立的贵人。他机敏英俊,加上熟谙古典文学,因而为宫廷生色不少,女王对他格外恩宠。大约在1591年左右,莎士比亚结识了南安普敦伯爵,伯爵成为他的保护人。从此,莎士比亚的生活和创作都呈现出新的色彩。  瘟疫过后,剧场重新开放。从1594年年底起,莎士比亚与另外两名演员,肯普和理查•伯比奇一起重登舞台,参加宫内大臣剧团在圣诞节期间为宫廷演出的《错误的喜剧》。莎士比亚早先所属的斯特雷恩吉剧团的恩主斯特雷恩吉勋爵于1593年4月16日去世,他的剧团于1594年转归宫务大臣卡莱保护。剧团以詹姆斯•伯比奇经营的剧场为演出场所。这个剧场的名字就叫“剧场”,位于伦敦城城墙北边,主教门外。剧团原先的经纪人亨斯洛和名演员阿林此时离开了剧团,投靠了海军大臣剧团,在泰晤士河对岸的玫瑰剧场做场。说起这位阿林,在当时是颇有名气的,他演马洛悲剧的主角,极受观众欢迎。宫内大臣剧团的组织方式颇为与众不同,剧团中的6名主要演员都出资成为股东,直接提取部分演出收入作为股息。莎士比亚正是剧团的股东之一,这一体制使他在经济上颇为收益。除此以外,宫内大臣剧团的演员在经济上都是独立的,他们只需向剧场主人詹姆斯伯比奇交纳房租即可。相比之下,海军大臣剧团的演员和编剧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只能接受由亨斯洛支付的固定薪金,经济上远无法和宫内大臣剧团的同行相比。  自从在宫内大臣剧团落脚之后,莎士比亚就再也没有更换过剧团。这样的情况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当时的演员们往往频繁更换东家。而莎士比亚则一直留在宫内大臣剧团,全心致力于巩固自己作为演员和编剧的地位。在这个时期,莎士比亚不仅登台演出,而且每年都要写出两个新戏。在自己的事业刚起步之时就能在一个重要的剧团里获得稳固的位置,这无疑为莎士比亚的戏剧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得以迅速提高自己作为编剧的声望,并且在有生之年,就使自己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剧作家。  从1599年起,莎士比亚在泰晤士河对岸的南华克一处新建的环球剧场居住了一段时期。有趣的是,这位收入颇丰厚的演员兼剧作家,在当时温彻斯特主教的眼中居然是一个不按规矩纳税的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有关资料,来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莎士比亚富了起来,开始置办各种产业。1602年,他买下50公顷土地。1605年,他出资440英镑,收购了斯特拉福什一税的部分包税权。这些投资使得他获利颇丰。估计很多人都未曾想到,这位天才剧作家居然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除此之外,他还用自己的诗才继续为自己积累名望和财富。《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不仅为他赢得了南安普敦伯爵的恩宠,而且还获得了伯爵馈赠的1000镑酬金。给莎士比亚带来更大的财富的则是他的戏剧创作。当年莎士比亚离开故乡前往伦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而25年后,他却已经跻身于斯特拉福的巨富之列。  富起来的莎士比亚开始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1596年,他向当局申请乡绅头衔和使用家徽的权利。这一要求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许多靠商业起家的新贵都借此光耀门楣,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事实上,莎士比亚在宫内大臣剧团的同事们,比如理查•伯比奇、赫明、柯莱、波普等人,还有他的斯特拉福同乡昆尼都向当局提出类似的要求并获得了批准。而昆尼的儿子托马斯在1616年做了莎士比亚的女婿。  莎士比亚的请求获得了批准。然而,仅仅因为莎士比亚发了财就给他世袭乡绅的头衔,这种做法毕竟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当局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说辞,称授予莎士比亚世袭乡绅头衔,是为了表彰他家的祖先勤劳王事。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演员的职业终于得到社会的尊重。凭借自己在戏剧上的杰出成就,莎士比亚不仅经济上翻了身,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往日农夫的孙子,如今成为拥有贵族身份的伦敦人。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佩特罗尼马斯的这句名言被莎士比亚的剧团所引用,它一直都铭刻在环球剧场的门楣上。仔细想来,其实戏剧不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说的那样,是人生的翻版,映照善恶的镜子吗?俗话说的好,“做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呆子”,舞台上呈现的百态人生,冷静清醒,而又滑稽可笑。  伦敦终于有了固定的戏剧演出场所,“剧场”剧院、帷幕剧院,以及后起的玫瑰剧院、天鹅剧院、环球剧院、命运剧院一时应运而生。戏剧活动在首都欣欣向荣。与之相比,外省难免相形见绌了。在英国戏剧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戏剧艺术在民众中极大地普及开来。然而在1576年到1584年间,剧目创作的滞后却制约了戏剧艺术的发展。戏剧舞台上难得见到好的剧本。这种情况延续到1584年至1593年之间,直到马洛和基德的杰作,如《帖木儿》和《西班牙悲剧》搬上舞台,才扭转了局面。而格林那样杰出的演员,更是使得优秀的剧作增光生色。到莎士比亚出现之后,英国16世纪的戏剧创作被推上了新的高峰。  在伦敦城所有的剧院中,位于城北的“剧场”和帷幕剧院是资格最老的。这两处剧院是詹姆斯•伯比奇的产业。此人原本是个细木匠,发家以后开始经营剧场。而在泰晤士河对岸,南华克以西,亨斯洛于1587年建造了玫瑰剧院。前首饰匠朗莱则于1585年建造了天鹅剧场,他是亨斯洛的玫瑰剧院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天鹅剧场由于没有常驻演出的剧团,在与海军大臣剧团和宫内大臣剧团的竞争中总处于劣势。尤其倒霉的是,1597年7月彭勃洛克剧团在天鹅剧场演出。他们所上演的纳希的剧本《狗岛》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结果使剧院受到了牵连,政府当局认为此剧鼓吹犯上作乱,关闭了该剧院。

第三章 戏剧的舞台第2节 环球剧场——戏剧的舞台(图)

  “剧场”剧院所使用的地皮是老板詹姆斯•伯比奇租借来的。眼看租期将满,剧场何去何从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詹姆斯•伯比奇为此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1596年詹姆斯•伯比奇去世,这个难题留给了他的儿子柯斯伯特。柯斯伯特想出了一个很绝妙的办法,顺利地解决了问题。他在泰晤士河对岸的南华克,离玫瑰剧院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地皮。 1598年12月28日,眼看着租约即将于年底到期,柯斯伯特派木工将“剧院”剧场整个拆除,把拆下来的木料运到新的地皮上。仅仅用了不到8个月的时间,新的“环球剧院”就建成开张了。这是一个豪华气派的剧场,莎士比亚在他的历史剧《亨利五世》中,曾借合唱队之口将这个漂亮的“木头圈子”做了一通褒奖。随着剧院的落成,在地皮的主人勃仑德爵士、剧场老板伯比奇两兄弟,以及宫内大臣剧团的5个演员之间,也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莎士比亚是剧院5个主要演员之一,因而也顺利成章地成了剧院的合伙股东之一。  环球剧院的落成开张让玫瑰剧院的老板亨斯洛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事实上,在这两家相邻剧院的竞争中,玫瑰剧院也总是处于劣势。亨斯洛不得不设法改弦更张。1599年,亨斯洛的女婿著名演员阿林在泰晤士河对岸,克里普门以北的芬斯伯雷免税区购置了一块地皮。于是亨斯洛放弃了玫瑰剧院,在这里建造了命运剧场。同时,亨斯洛还进行了另一桩大规模的房地产生意投资。他把河岸区西边的斗兽场和“熊园”改建成希望剧院,兼作斗兽和演戏之用。  莎士比亚时代所使用的剧院建筑主要有两种:露天剧场,和室内厅堂。前者是公共剧院,而后者则是私人剧院。从大约1610年开始,同一个剧团夏天在公共剧院表演,冬天则到私人剧场表演。  1615年以前,公共剧院至少有九家:“剧场”(The Theatre, 1576~1597)、“幕帷剧院”(The Curtain, 1577~1627)、“伯特戏院”(Newington Butts, 1579~1599)、“玫瑰剧院”(The Rose, 1587~1606)、“天鹅剧院”(The Swan, 1595~1632)、“环球剧院”(The Globe, 1599~1613;1614~1644)、“吉星剧院”(The Fortune, 1600~1621;1621~1661)、“红牛剧院”(The Red Bull, 1605~1663)、“希望剧院”(The Hope, 1613~1617)。这些剧院全部设在伦敦城外,在伦敦北郊或泰晤士河南岸。  清教徒革命以后,掌握政权的清教徒对戏剧等娱乐活动采取敌视的态度,英国的剧场被关闭了二十年之久。上述那些名重一时的剧院都遭到了拆除的厄运。然而,清教徒的破坏并未能将英国戏剧那段光荣的历史从人们脑海中彻底抹除。数百年之后,历史学家们根据保存下来的图画、地图、契约和各种文件,对当时的剧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考证。并且复建了其中的几所剧院。  据历史学家们考证,当时的剧院建筑一般大约高12米,平面为直径约25米的圆形或八角形。纵深4米的地方,留给3层围廊和包厢,大厅所占进深不超过20米,包括一个垫高的长方形舞台宽12米,伸入厅内8米。由此可见,此类剧场的空间是比较逼仄的,同时登台的演员总共不能超过12人。至于容纳的观众数量,命运剧院是1600人,环球剧院是1400人,而“剧场”剧院则比较小,仅能容纳l000人。剧场内部是一个占地颇广的中央无顶空间,通称为“池子”或“场”,这里的观众只能站着看戏。环绕在“池子”周围的是三层有屋顶的楼廊,它们构成了剧场的外围部分。在池子里看戏的观众一律支付同等的入场费。如果另外再缴纳额外的费用,就可以进入楼廊内去看戏。楼廊上还设有包厢或“贵族席”,为国王陛下和达官贵人专用。舞台是一个高出地面四至六英尺的平台,向前突出伸入池子中。池子里的观众三面围绕舞台观看演出。与之相比,楼廊内观众的视野则开朗得多。此外,在前台后方还有一个叫“显露处”的地方,在它的背后有二门供上下场之用,此外“显露处”还能让台上的演员隐藏起来,或者根据剧情需要忽然出现。在舞台的第二层也有个类似的伸入空间,称为“内顶厢”,此外还有一两个窗口,演员可以从这里俯望或者攀爬。有的剧场舞台上有第三层空间让演员使用,以表示场景发生地点为极高之处,不过这一层通常是留给乐师们的。演员的化妆室设在舞台背后。在舞台的正上方还有一个走廊。这里是乐队演奏的地方,有时候也可以作为舞台的补充部分使用,例如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夜晚相会时朱丽叶所站的阳台就在舞台上的这个区域。有时候,一些轻佻浮浪的贵族子弟为了引人注目,也会坐在这个地方观看演出。  出来后台的上场门和下场门之外,舞台地板上还有一扇活板门,当表演鬼魂出现或消失的情节时,扮演鬼魂的演员就从这里上下场。此外它还被用来表演埋葬死人的情节。舞台的上方由两根柱子所支撑的茅草屋顶遮蔽。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内设机械装置,道具、神仙由此冉冉降落舞台。整个剧场建筑的屋顶则称为“天顶”。每当场内有演出时,天顶上就会挂起绣有剧场名称与徽记的旗帜。莎士比亚所在的环球剧院的天顶上还装饰着一个地球,屋顶横梁上还铭刻着一句拉丁文箴言“totu mundus agit histrionem”,意思是“世界即舞台”。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环球剧场,正是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复制而成的。它具有那个时期剧场典型的内部和外部结构特征。  舞台的设计应是针对不断进行的戏剧动作。演员在一景结束后即从一扇门离开前台,另外一组演员随即从另一扇门进场开始换一景,显示空间可能是张开的,而舞台即成为一处新地方;也可能前台的一景由上层的另一景接续,又或者是同时使用的不只一层,景与景之接续并没有停顿。舞台上下都藏有机械装置,舞台地板所开的活动小门可充当坟墓,可供鬼魂与恶魂之出现用,也可发出烟火及供其它特殊效果用。起重机、绳索、和升降东西用的滑车也藏在舞台上下。此地区也操纵警钟、雷声、鸣炮、放烟火等音响效果。  基本上私人剧院与公共剧院没有甚么差别,因为加了屋顶而且在大小上受了限制,私人剧院的座位大约公共剧院的一半到四分之一。观众全有座位,舞台与背景也与公共剧场的相似。

第三章 戏剧的舞台第3节 戏剧舞台的的构造(图)

  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团,一般由10-20人组成,股东一般占一半,另一半是雇员。多才多艺的莎士比亚,曾经是宫内大臣剧团的股东兼演员,后来又成为环球剧院的演员、导演和剧作家,是剧团里最重要的领导人。   舞台戏剧的重点在于想象力,戏剧效果仰赖于观众的想象力,而不是逼真的舞台布置。台词足以弥补不足之处,使场景活起来。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空间 。  一、舞台的结构具象征意义  宜使用可移动的布景和道具,像桌子、椅子、剑、丘比特的弓、画在布上的太阳和月亮、岩石、建筑物、乃至穆罕默德的脑袋、一道彩虹之类的。  二、戏剧台词和场景的互相作用  在当时那种简陋的舞台条件下,舞台上所表现的特定场景往往由剧中人直接说出来,或者干脆用一块字牌显示。当时的演出一般是在白天进行,于是在露天剧场如何表现夜晚场景就成了一个难题。戏剧家门只能用一支蜡烛或者一把象征性的火炬,将观众带入夜晚的情景之中。当舞台装置不足以表现场景时,语言便起到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例如在《李尔王》中,瞎眼的老李尔想要自杀,他让他的儿子埃德加牵着他来到悬崖边。扮演埃德加的演员拉着扮演李尔的演员在平坦的舞台上兜了一圈,象征性地“爬”到“悬崖”顶上,然后向身边的老人描述下面万丈深渊的景象:“眼睛这么望下看,竟是惊心怵目!在半空盘旋的乌鸦,看起来还没有瓢虫那么大……在海滩上走着的渔夫像只小老鼠……”这种虚拟写意的舞台表演生动质朴而又诗意十足。  三、戏剧的音乐形式  当时的戏剧的演出自始至终都有乐队现场伴奏。乐队根据情节进展演奏着不同旋律的乐曲,有效烘托了演出的气氛。当舞台上表演战争场面时,乐队号角齐鸣,鼓声大作,使战斗场面更加动人心魄。在正式剧目结束之后,乐队奏起吉格舞曲,演员们踏着舞曲节拍,即兴表演一段讽刺性的歌舞闹剧。将整个演出带向欢乐的结尾。  四、演员在戏剧舞台上的主导作用  在16世纪末的英国,职业演员还没有开始出现。当时的演员,层次教高的,如莎士比亚等人,都由剧作家本人兼任,他们往往也是一个剧院领导者。层次较低的,则是一些手工业行会的成员,对这些人来说,登台演戏是一种业余活动,他们所参加的多半是瞻礼日的奇迹剧或道德剧演出。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就写到了这些业余演员。剧中波顿和他的一帮好友为了参加忒修斯公爵的婚礼并为宫廷进行演出,组织了一个剧团努力排演《皮拉摩斯和提斯柏》。参与排演的演员全都是各行各业的工匠:细木匠、裁缝、风箱修理工等等。这个草台班子的成员们虽然演技不高,但却人人敬业。  此外,还有一些到处走江湖的杂耍艺人,往来于乡村广场和集市,表演哑剧。1572年,英国政府为了打击游手好闲和犯罪,颁布了一项苛严的法令。根据这条法令,演员被视为潜在的犯罪嫌疑分子。没有正当职业的演员一旦被抓住,就会被送入监狱,遭受鞭打和鲸刑。在这种情况下,演员们不得不设法自保。其中一条途径,便是投入某个大贵人门下,穿上贵族家仆人的制服,佩戴上恩主的家徽。  例如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内大臣剧团,便是由一群投在宫内大臣门下的演员组成的。这个剧团原来只有8名主要演员。1604年伊丽莎白女王驾崩之后,该剧团演员增加到12名。喜好戏剧艺术的国王詹姆斯一世还特例开恩,把这个剧团更名为国王供奉剧团,并特准他们参加国王在伦敦举行游行仪式的队伍。  后来,演员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开始拥有剧团的股份。演员根据其用以购买剧团财产、服装和道具的资金的多少而拥有剧团相应的股份。剧院卖座收入的一半在股东之间分配,另一半则用于支付剧场的租金和维修费。虽然剧院的收入因时而异,但总体上说来在当时还是颇为可观的。在莎士比亚于1616年去世时,他所在的皇家供奉剧团共有26名常驻演员。与当时的其他剧团比起来,这算是个很大的数目。  在一个剧团里,主要演员占据着核心的位置。除了主要演员之外,还有一些雇来扮演次要角色的临时演员。这些人是按周付酬的,他们的收入要低于当时手工艺工匠的平均工资。此外,剧团成员还包括其他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如看门的、管服装的、管道具的、抄剧本的、乐师和提台词的等等。  五、丑角是另一种专门的角色  伊丽莎白时代戏剧舞台上的喜剧角色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丑角”,一种是“弄臣”。丑角是乡巴佬,一张口就说错话。在一出喜剧作品中,他们往往被用来当作陪衬使用,与其他那些英武豪壮的骑士或是温柔浪漫的情人们形成有趣的反差。而弄臣则是受宫廷或达官贵人豢养,他们身穿杂色衣,手中执杖。模样滑稽做作,专以逗笑为职业。  当时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丑角演员是塔顿。塔顿个头矮小,身材畸形,塌鼻子,相貌不佳,然而却应对敏捷、妙语如珠。他的高超演技使他名闻全伦敦,据说就连伊丽莎白女王也曾被他的演出感动过。1588年塔顿去世。在他死后宫内大臣剧团的丑角由肯普担任。此人擅长演愚人笨伯,他曾经成功地扮演过莎士比亚剧作中一系列诸如此类的人物形象。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高波、《无事生非》中的道格培里。1600年肯普离开了宫内大臣剧团。莎士比亚转而雇用瘦弱、机敏的阿明,专门为他安排滑稽角色。阿明曾扮演过《皆大欢喜》中滑稽幽默的试金石、《李尔王》中语带机锋的弄臣等形象。特别是《李尔王》中的弄臣一角,被他扮演得格外成功。  当时的剧团里是没有女演员的,于是所有的女性角色都由男演员扮演。扮演女性角色的一般都是未成年的童伶。这些容貌姣好的少年跟随剧团里资深的演员学习表演,并且在演出中担任女性角色。如果剧团演出频繁卖座上佳,那么这些男孩子也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但是童伶们的收入是很没有保障的,他们的地位也极不稳定。他们的演艺生涯随着青春期的来临而结束。青春期的少年开始变声,体格也变得雄壮,自然无法再调脂弄粉装扮女角。童伶们的下场一般都是沦为剧团的杂役,鲜有其他出路。  即便如此,这些少年人却是真正的职业演员。童伶们自小就开始学习唱歌、乐器、舞蹈、朗诵,以及揣摩妇女的姿态和声调等等。要求一个男子把女性角色演得细腻逼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当时的童伶演员似乎演技都颇为高妙。以致于在观众的眼中,舞台上的这些少年论到温柔妩媚,竟然比起女子还要更胜几分。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追捧童伶竟然一时成了风气。不过,当时剧团里的成年演员毕竟占了多数,能扮演女人的童伶演员并不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女性角色远远少于男性角色。

第三章 戏剧的舞台第4节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图)

  十四行诗是欧洲的一种抒情诗体,原兴起于意大利,16世纪上半叶传入英国。它的真正繁荣是在16世纪90年代,随着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涨而达到高峰的。当时,英国诗人们十分喜欢这种诗体,因为它多采取连续性的组诗形式,紧凑集中,格律严谨。当时追逐这种文学时尚的人很多,在1592年至1597年这5年间,英国共发表了2500多首十四行诗。  莎士比亚在紧随时尚方面从不落后,他自然也加入到十四行诗人们的这场角逐、较量之中,并且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以说,在推出了最早的两首长篇叙事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之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艺术上取得了更高成就。这些至今仍能强烈吸引读者的诗,一般认为是莎士比亚于1592年至1598年间陆续创作的,共154首,它们证明莎士比亚攀登上了当时诗歌文化的巅峰,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为英国诗歌史上又增添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1609年,第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出版了,负责印行的是托马斯•索普,尽管这本诗集很可能是未经作者同意就出版的“盗印本”,但我们仍要感激索普先生的初衷和勇气。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之所以吸引了古往今来的众多读者,主要原因是因为其诗的“甜蜜”,即它们用悦耳动听的语言音韵赞颂了世间最为美好的情感——友谊和爱情。  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多把十四行诗献给自己的情人,莎士比亚也有些诗作是献给一个他称之为黑肤女郎的,但仅有25首,其他100余首十四行诗都是献给一位年轻朋友的。这说明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友谊似乎比爱情的地位更高。这不足为奇,重友轻色的心理在当时十分普遍。正是在这种友谊至上的心态下,莎士比亚用诗歌的形式盛赞友谊是人生最美好的无价之宝。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第一部分中所涉及到的年轻朋友究竟是谁,始终都是众说纷纭,普遍认为是莎士比亚惟一的庇护人南安普敦伯爵。莎士比亚在献上两首长诗之后,对十四行诗又情有独钟,于是写来送给与他友谊日深的南安普敦。除了借诗传情外,莎士比亚的另一个目的更为急切,南安普敦伯爵年轻英俊、风流倜傥,但是不愿意让婚姻套牢,而他的母亲却希望儿子尽快结婚生子,以保证家族兴旺。于是伯爵夫人委托莎士比亚进行规劝,这样便诞生了一组以敦促尽早成家传宗接代为主题的十四行诗。但年轻人对于年长者的劝告往往置之不理,以致引火烧身,追悔莫及。南安普敦后来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1598年2月,不安分的南安普敦与女王的侍女伊丽莎白•弗农私通,致使她怀孕,被迫结婚。女王对于那些破坏了她的宫廷侍女贞操的人一向毫不留情,南安普敦大概害怕遭到惩罚,撇下怀孕的妻子去了欧洲大陆。在巴黎他参加网球赛赌博,结果输的身无分文,到11月妻子生下女儿后,他才不得不回到伦敦。如此看来,假设当初南安普敦接受莎士比亚的劝告,按部就班地攀一门高亲结婚生子振兴家业,就不会落到后来这样的狼狈境地。  在126首歌颂友谊的诗歌之后,诗人的创作热情又因一位“黑肤女郎”激发而起,他极口称赞自己对情人的忠实爱情。在那个时期,无论肤色黑、头发黑,还是眼睛黑都不时髦,都不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眼光,但诗人却赞美情人的黑:  美的本质是黑,我将如是赌咒,  一切与你肤色相悖的都是丑。  ——(第132首)  可见诗人对黑肤女郎的感情达到何等痴狂的地步!但他的真情并没有得到爱的回报,她是个生性放荡、水性杨花的女人,对诗人并不忠诚,她后来诱惑了诗人年轻的朋友,造成了双重的背叛。诗人的内心既痛苦又矛盾,他对友人语重心长地说:“你占有她,并非我最大的哀愁,可是我对她的爱不能说不深,她占有你,才是我主要的烦忧,这爱情的损失更能使我伤心。”最终,诗人以宽容之心挽回了与年轻朋友的友情,二人言归于好。  如果说从十四行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情感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真、善、美统一的世界。诗人在这些歌颂友情与爱情的诗歌中,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生活的最高标准:真、善、美及这三者的结合:  真,善,美就是我们全部的主题;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真善美,过去是各不相关,而现在,三位同座,共享同一空间。  这第105首十四行诗,可以看作是整部诗集的终曲和结语,是我们理解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思想精髓的一把钥匙。这时的莎士比亚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他对人生对社会都充满了美好的期望,对人文主义理想也深信不疑。他想要热情赞美和执着追求一种至真至纯的感情,一种真善美相统一的感情,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如此。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莎士比亚的诗才虽然在这些诗中只是牛刀小试,但却呈现出夺睛耀目的色彩。这些十四行诗不仅表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对真、善、美的理想和看法,同时还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所引起的失望与焦虑,可以说它们不仅仅是个人的抒情,同时也表达了一个时代。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除了强烈的感情之外,还有深邃的思想,反映了他进步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这些思想在否定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禁欲主义和神权的基础上,赞扬了人的个性,宣称人的平等,赋予了人和人的生以新的内容和意义,达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民主思想的最高水平。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其他特点,莎士比亚的诗歌有其他文人所无的现实感和市井情趣。他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忧患意识,同时又有乐观精神使他能够清醒而保持平衡。莎士比亚驾驭语言的技巧可谓精湛高超,他能运用语言的色彩如云锦,又能素净如洁水。  总之,莎士比亚以惊人的艺术表现力得心应手地运用了商籁诗体。在154首十四行诗中,他表现了广阔的思想天地。诗中形象的生动,词汇的丰富,语言的巧妙,音调的铿锵,都是异常突出的。在英国的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一座高峰,他的甜蜜的诗歌不仅在英国的抒情诗宝库中,而且在世界的抒情诗宝库中也保持着崇高的地位。

第四章 时局的动荡不安第1节 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图)

  正值女王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进入鼎盛期。此时,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已波及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思想上的解放运动。此前,欧洲一直受封建专制的禁锢,史称黑暗的中世纪。教会与王权狼狈为奸,限制人们对物质生活和自由思想的追求,因此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手工业、商业的缓慢发展和积累,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城市居民中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为了提高生产力,他们必然要追求物质的快速发展,进而在政治上寻求更高的地位。在文化思想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坚持反对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一批文人学士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实际提出现实的要求。他们主张个性解放,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这就意味着要遵从理性、破除蒙昧主义,给个人以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英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政治斗争方面。15世纪后半期,英国贵族之间进行了长达30年之久的“玫瑰战争”(1455-1485)。战争本是封建势力之间争权夺利引发的,其结果是损伤了他们的利益。国家统一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都铎王室的亨利七世统一了全国,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中央王权强大到不可撼动。王室为了对付封建贵族的割据势力,就须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联合,采取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不多时,英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安定的治世。与此相伴随的,戏剧事业也日益繁荣。在中世纪蒙昧时代,文学只是作为宗教的婢女,除了英雄史诗、宗教布道文外,戏剧是宗教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在莎士比亚幼年,戏剧舞台上还充斥着奇迹剧,搬演的是《圣经》里的故事。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找到了古希腊罗马的悲剧和喜剧佳作。此外,民族戏剧也在发展。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插剧,它是戏剧演出的间隙里串演的一种短剧,其中有杂耍,插科打诨,滑稽逗趣,一般也有一个故事情节。十六世纪中叶,有人开始为插剧写剧本,虽然大多是对古典悲剧、喜剧的模仿,但向民族文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588年,英国舰队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得海上霸权,为英国向海外扩张铺平了道路。国内人们的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人们对自己伟大帝国的自豪感和对其历史的浓厚兴趣就通过历史剧来表现。据统计,这场战争以后的十几年间,伦敦有关历史的著作和历史剧出版了200多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除《约翰王》和《亨利八世》之外,其余8部所写历史事件具有连续性,描写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末一个世纪中,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及英国王室内部王族之间的矛盾斗争。  1588年,袭击英国海岸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全军覆没,敌视英国国王的罗马天主教皇遭到沉重打击。摧毁“无敌舰队”意味着英国开始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海上强国。英国国力开始蒸蒸日上。而带领英国走向繁荣昌盛的伊丽莎白女王,更是受到了臣民们的热烈拥戴。对女王的爱戴通过很多方式表达了出来。例如当时流行着一则以凤凰和鹈鹕为主角的动物寓言,这个寓言故事就是与女王有关的。故事里的凤凰代表处女的贞洁,也表示女王的独一无二。鹈鹕则体现女王为人民鞠躬尽瘁。在一些肖像画中,女王的形象被表现为或是手持彩虹,或是站在象征恒心的柱子边上,手执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或者一手按住地球或天球。  对于臣民们的拥戴,伊丽莎白受之泰然。事实上,女王本人也喜欢利用各种时机和手段,在民众当中宣传和制造她自己的良好形象。女王很喜欢自比为月神和贞洁之神戴安娜,或是正义女神阿斯特雷娅。女王身边的庭臣们,最典型者如罗利爵士和戴维斯爵士等人,在对女王的性情好恶细加揣摩之后,更是发展出了一整套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以之来对女王进行歌颂。这一风气流传开以后,一时间女王竟然被塑造成了一个神话般的形象。其影响所及,不仅在官方活动,如游行、招待会中要颂扬女王,就连比武场上的图案和建筑物的形状都隐藏着有颂扬女王的含义。当时的朝臣们喜欢为自己修造形状为英文字母E字形的宫殿,原因就在于E是女王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这样一种将君主神化的风气也影响了当时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不用多说别的例子,只要翻翻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我们就不难发现精明的剧作家和当时的其他作者一样,一有机会就要为女王歌功颂德。莎士比亚写于1595年至1600年之间的喜剧,便都是以间接方式向女王致敬的。正是因为如此,剧作家让女性角色在这些剧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赋予了他笔下的女性角色一种浓厚的“女权主义”色彩,以此来博取女王的欢心。《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对她的追求者奥兰朵说:“我们这世界差不多有6000岁了,可是从来没见过哪一个男人肯为情而死。”而《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反驳“不爱女人”的培尼狄克说:“与其听一个男人指天发誓说他爱我,我还宁愿听我的狗向着乌鸦叫。”可以想见,当这样的情节在女王陛下御前上演的时候,它们毫无疑问是能博得龙颜一悦的。  由于国力强盛,财富日增,因而朝廷中的各种庆典活动也极为频繁。举办这些庆典活动往往不惜花费巨资,极尽人间奢华之能事。按照时令,这些庆典活动几乎一年到头没有间断。11月17日是女王的登基纪念日。在这一天里女王驾临白厅。宫廷为庆祝女王登基要举办豪华的比武活动。在比武场上,高大英武的武士骑着骏马整装待发,明媚的阳光照得武士的甲胄金光闪耀。赛场周围仆役环立,飘扬的旗幡上绣着武士们的徽章和专为女王编撰的拉丁文格言。  接着是圣诞节,其间由宫廷宴饮总管负责安排娱乐活动,包括音乐会、舞会、假面剧。平时在公共剧场演出的剧团,以及隶属教会的黑衣修士剧院和圣保罗学校的儿童剧团此时也会来宫廷献艺。  到了夏天,女王会带着整个宫廷行幸外省,接受外省臣子的隆重款待。对于偏居外省的臣子们来说,能够获得接待女王的权利是一种无上的殊荣,为此即使花费甚昂他们也在所不惜。每逢女王陛下驾临之时,外省贵族们总要挖空心思在自己的庄园或领地里为女王准备各种奇巧的节目表演和娱乐活动。  宫廷的豪华气派,吸引外省贵族来到伦敦,依傍领主城堡建立的小村庄因而趋向衰落。古老的价值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好客的传统逐渐消失。穷人再也不能仅为“绅士”干点零活,就可得到免费食宿。本来根据习俗,圣诞节期间,任何穷人都能在城堡里得到接待,并且参加喜庆活动。贵族现在却逃避这项义务。17世纪初,外省贵族感到身上的道德和经济负担越来越重,逐渐放弃了贝斯女王时代“快乐英格兰”的生活方式。“贝斯”是伊丽莎白的昵称。

第四章 时局的动荡不安第2节 宇宙中心——新学说的诞生(图)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人们普遍相信2世纪时希腊科学家托勒密所提出的宇宙观。按照这种观点,宇宙的形状像一个洋葱头。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静止不动。七大行星围绕着地球沿同心轨道运行。世界被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月球是这两个部分的分界。月球以下的是变动不居的世界,月球以上则是恒定不变的世界。在宇宙最顶处的穹顶上,太阳像一个大火球高高悬挂着。而天上的星辰则如同金色的钉子被钉在苍穹上。周天的运转与人间的秩序有着某种和谐关系,地上的王权犹如天穹里的太阳,统治着整个自然界。  今天看来,这种宇宙观自然是不科学的。其实,早在1543年,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就发表了《天体运行论》,对宇宙的构造提出了新的假设。然而这一新的假设直到1609年,才由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和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证实。在16世纪,绝大多数民众对这一新的学说仍旧一无所知。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大宇宙诸天体的运行和人体内的小宇宙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和谐。要理解人体小宇宙,就必须参照整个大宇宙。天空中的星体运转影响着人体的新陈代谢。此外,天上的十二星座不仅影响人的性格气质,也分别支配着人体某个器官和部位的健康状况,例如白羊座制约人的头和脸,金牛座制约脖子,双子座掌管肩膀,狮子座管后背和心脏,巨蟹座影响人的胸、胃、肺等器官,等等。如此以来,星相学在当时就成了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  传统医学的建立和这样一些信仰观念是密切相关的。早在公元2世纪的的时候,希腊医生盖仑就提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理论。他认为,人的性格取决于体液的成分。人体内有4种体液,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在人体内保持着均衡的比例;如果比例一旦失衡,人体的功能就会紊乱,从而导致疾病发生。  当时的药品并不太有效。医生治疗所使用的药物包括传统的草药,配制的药品和种种软膏。配制药品的成分也是五花八门。一旦霍乱、鼠疫等对人类健康具有毁灭性打击的周期性流行病开始蔓延,人们也只能束手无策、听天由命。在医疗条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人们为了保持健康往往求神问卜。这种风气在宫廷和达官贵人中同样流行。  此外,宇宙运行不仅影响个人生命活动,也制约国家和社会的状况。在当时的人看来,星辰运行、彗星出没、日蚀、月蚀等天文现象都是某种信号,它们能够预告灾难的来临和君主的死亡。总而言之,自然界与人类生活之间有着某种内在和谐一致的类比关系。自然界向人们透露了某些征兆和讯息,沿着这些征兆和讯息所提供的路向,人们就可以参透那不可知的神秘世界,读懂宇宙和社会这本大书。  而具备这种能力的,是那些拥有高超智慧的贤哲和修道之人。这些智者贤哲用他们的知识教化民众。他们编撰了许多箴言和象征图画集、历书、算命书和预言书等东西,以便让蒙昧的百姓能够略知天数。这些人当中当然有不少欺世盗名之辈,但也不乏才学广博之人。他们对于女王和达官贵人们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对于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自然界是统一而和谐的。尽管它的面貌多变,人类仍然可以根据类比法则和征兆理论,来读懂自然界所传递的讯息。在宇宙、人体、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套和谐对应的关系以及一种严密的等级秩序。通过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我们能够多少了解当时人们的这种信仰和价值观念。不过,作为天才剧作家,莎士比亚从来都不会死守某种意识形态观点不放。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人们对于世界的各种矛盾见解都展示了出来。企图通过他的作品完全把握他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如此多变。例如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他借助尤利西斯的长篇道白,谴责一旦人们不遵守传统的等级秩序,将会出现何等的混乱局面。而在《李尔王》中,他却借爱德蒙之口,对星相学及其预言大加揶揄:“人世间的癫狂莫此为甚:当我们命运不济时,……就把灾祸归咎于日月星辰。”这种多变性,或许正是莎士比亚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超越于他的时代之处。

第四章 时局的动荡不安第3节 女王的葬礼(图)

  1603年3月24日,圣母领报瞻礼日前夕,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驾崩。这一天恰好也是英国民用历本的岁首。一个时代由此宣告结束。由于女王没有直接继承人,她的远房表弟,姓斯图亚特的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承了王位。他就是英国历史上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任国王詹姆斯一世。  新王登基不久,宫内大臣剧团便得到了詹姆斯一世的垂青。国王下令让宫内大臣剧团改名为国王供奉剧团。对于剧团里的演员们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此时的莎士比亚已届中年,在戏剧界声望颇高。当时另一位著名的剧作家琼森比莎士比亚小8岁,他对莎士比亚就极其敬重,从不吝惜在各种公开场合对他进行高度评价。  1603年,由于伦敦发生了瘟疫,因此各剧院不得不纷纷关闭。莎士比亚从环球剧院附近的住所搬到了市中心区,住在蒙克维尔和西尔维两街交叉口附近。新旧王朝更替之初,莎士比亚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早在伊丽莎白驾崩之时,莎士比亚就开始尝试写一种新的戏剧体裁。伊丽莎白时代的繁荣昌盛一去不返,新王朝的统治者令人难以捉摸。步入中年的莎士比亚也尝过了人世的悲苦无常,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后来的评论家们在谈到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时,把这些作品称为“问题剧”或者“阴郁喜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终成眷属》是这一系列“阴郁喜剧”的发轫之作。这两部作品完成于1601至1603年之间。它们与莎士比亚早先的喜剧作品很不相同。作品中充满讽刺和揶揄,并且笼罩着一种惶惑不安的气氛。这种创作风格在后来的几年中继续了下去,类似的作品还有《一报还一报》、《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雅典的泰门》和《科利奥兰纳斯》等。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所写的题材是古希腊时代的特洛伊战争。面对这一伟大的史诗题材,莎士比亚的处理方式颇为与众不同。在他的笔下,古代神话和史诗中的英雄备受揶揄,他们被描绘得优柔寡断,懦弱无常。诗人乔叟的名作《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所表现的主题在这里也受嘲弄,中世纪的骑士风度和优雅爱情变得虚假造作。传统价值观念被解构得荡然无存。  在《终成眷属》中,忠贞的爱情受到剧作家的质疑。女主角海伦娜从童年时代起,就暗恋罗西昂伯爵贝特朗。伯爵虽然奉国王之命娶她为妻,却在外面背着妻子偷欢。机智的海伦娜夜间冒充美人与丈夫幽会,掌握了丈夫偷情的证据。最后当众诘难薄情郎君,使丈夫无言以对,不得不发誓对她忠诚。剧中女主人公海伦娜虽然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挽回了爱情,但个中况味细细品来却颇有些悲凉。  《一报还一报》的剧情发生在维也纳。公爵文森修假称出巡,让清教徒大臣安哲鲁摄政。安哲鲁以整治风俗为名行使苛政。貌似铁面无私的安哲鲁,爱上了见习修女伊莎贝拉。正巧伊莎贝拉的弟弟因奸淫罪被判死刑,安哲鲁借此要挟伊莎贝拉顺遂自己的私欲。幸好公爵明察秋毫,一直于暗中监视。他为伊莎贝拉设计,才免遭安哲鲁的毒手。这部戏的道德教训暧昧不明,但莎士比亚对腐败权力的影射却显而易见。通过塑造安哲鲁这个形象,莎士比亚揭露了人性的阴暗角落,让我们看到过分膨胀的权利如何腐蚀了人的良知。  在1606年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创作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雅典的泰门》和《科利奥兰纳斯》、《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裘力斯•恺撒》。在这几部作品中,莎士比亚的视野变得更为广阔。他从1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获取素材,把观众带回到古代的地中海世界。然而,不论他所写的是古代的埃及、雅典还是罗马,莎士比亚真正的用意都是借古喻今,用历史上的故事来影射詹姆斯一世统治下的英国社会。  于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对英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状况便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从中我们隐约可见詹姆斯一世称霸世界的企图,以及英国贵族阶级的尴尬处境,这个阶级高傲孤立,与民众完全隔膜,自身内部又派系林立,纷争不断。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科利奥兰纳斯之所以会投入罗马最凶恶的敌人奥菲狄乌斯的怀抱,正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所导致的。《雅典的泰门》是一则黑色寓言:商业蓬勃发展,金融暴发户不断增加,贵族权力业已式微,传统价值观也被人们弃若敝屣。剧中的商人泰门富可敌国,他热情慷慨,竟因朋友而倾家荡产。最后,看破红尘的泰门退隐到沙漠中,灰心厌世,诅咒人生。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剧作家对现实的强烈批判。

第四章 时局的动荡不安第4节 最早出现的盗版(图)

  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其生前就很受欢迎。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为剧院增加票房收入,莎士比亚不得不大大提高自己的剧作产量。他的创作压力可想而知。此外,由于这种作品通常都是刚一完成就投入了排演,一边排演一边还调整修改,因而也很难为印刷商提供一个正确无误的定本。当时,各家剧团都留心不使自己拥有的剧本流传在外,这是保全独家演出权的最好方法。剧本底稿与布景、道具一样,归入剧团的“家产”。对于一个新剧本,剧团在将之充分利用之前是不会把它卖给出版商。因为一旦剧本出版,谁都可以弄到一册,然后照样排演。这无疑是很不明智的行为。除非剧团遇到经济困难,才会以每本6到10镑的价格,把不再上演的剧本原稿卖给出版商。  由于莎士比亚作品非常卖座,难免就有些缺德书商将其盗印卖给别的剧团做演出之用。这就是导致早期流传的莎士比亚剧作不同版本面目大相径庭的原因。当然,有的版本也是很忠于演出本的,如《理查二世》、《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和《亨利四世》等几部作品,今天所见的便是所谓的“好四开本”。其实,莎士比亚的一部分作品在他生前曾印成对开本出版,但与此同时,一些低劣的盗版仍然在坊间大肆流行。  “版权”的概念在当时也已经存在,但是它主要保护出版商的利益,而不是作者的权利。莎士比亚作品的对开本当时印了1000册,出版时每册售价1镑。(今天我们还能找到200册,其中14册保存完好。)从中获利的自然是出版商。可能正是因为以上的诸多原因,当时的剧作者一般都对印刷出版商看不顺眼。1557年,情况有了些改变。女王玛丽•都锋签署敷令,恩准印刷出版商在伦敦组成书商同业公会:1559年伊丽莎白延长了敷令的效力。这个行会垄断了出版业。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伦敦主教审查合格后,任何新书都要在书商注册簿上登记,由此取得独家印刷和销售权。这样一来,对于打击盗版倒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四章 时局的动荡不安第5节 黑衣修士剧院(图)

  当时的剧院都是露天的,因此只在白天演出。夜晚由于无法照明,因此剧院不能营业。剧院在夜晚营业始于黑衣修士剧院。黑衣修士剧院所在地原来是一家修道院,位于城墙内的西端,紧挨着鲁德门,占地2公顷。1538年亨利八世下令解散各家修道院时,这家修道院被没收。后来,国王供奉剧团看中了这个地方,并且利用自己的关系取得了对它的使用权。1608年,剧团进入了修道院,并将之命名为黑衣修士剧院。这个剧院其实是一个有顶的长方形大厅,内可容纳500多名观众。因为有屋顶、照明,而且全是坐席,因此这个剧院票价较贵,从6便士到2先令不等。黑衣修士剧院的出现在英国戏剧发展的历史上非同小可。从此以后,剧团可以全天候演出了。此外,蜡烛照明使演出效果更加完美,可以逼真地模拟许多白天演出所不能表现的场景。  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要利用这个新的场所,借助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来描摹人类的极端感情,融戏剧场面、难以置信的事件和悲壮情怀于一炉。世界变成舞台,舞台就是世界,人生和艺术的界线已经消失。最重要的意象是舞台场景和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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