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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在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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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在某处……作者:阿列克辛

  

  我和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他叫谢尔盖,我也叫谢尔盖。假如不是这样,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件事大概就不会发生了,我现在也就不会急着去机场退飞机票,而且也不至于放弃我整整盼了一冬的旅行了。

  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半以前,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在六年级学习。

  

1

  

  我们的动物课老师兼班主任常常对我说:“你的行为违背了所有的遗传法则。简直不能想象,你会是你父母亲的儿子!”平时,他总是把学生们的品行同他们生活和成长的家庭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有的学生来自不美满的家庭,有的学生来自美满的家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模范的家庭!动物课老师也正是这么说的:“你是模范家庭出来的孩子!你怎么能在课堂上偷偷地给同学提示呢?”

  也许是动物学使他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叫他时时记住谁是属于什么家族的吧?

  我经常偷偷地给我的朋友安东提示。同学们都管他叫长面包安东,因为他又胖又喧,脸颊绯红。当他害羞的时候,他那又大又圆、像球一样的脑袋就整个儿都变成了粉红色的,似乎他那淡白色头发的发根也从里往外泛着红色。

  安东是个仔细和认真得出奇的学生。可是他一站出来回答功课,就羞得什么也说不上来了。而且他讲话还结巴。同学们都巴不得老师多叫安东上黑板,因为在他身上至少也要花掉十节课的时间。但我总是坐立不安,翕动着嘴唇,做一些暗号,想方设法使我的朋友能把他比我掌握得好得多的功课记起来。这可把老师们惹火了,于是就把我们俩安置在那两个“应急”座位上,它们在教室正中一行的第一排——正对着老师的讲台。

  用动物课老师的话来说,这些座位是专为那些“害群之马”准备的。

  我们的班主任并不去动脑筋想一想,为什么安东答不好功课。他认为一切都很清楚:安东出身于不美满的家庭——他的父母早就离了婚,他生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我们的动物课老师深信,假如安东的父母不离婚,我们的这位同学就不会这样无缘无故地害羞,就不会在黑板旁边这么受罪,说不定就不会口吃。

  我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我违反了遗传法则。我的父母每次都出席家长会,可是我却常常写错别字。他们一直按时在我的记分簿上签名,而我却往往在上最后几节课时溜掉。

  我的父母领导着学校里的一个体育小组,而我却经常偷偷地给我的朋友安东提示。

  在我们学校,大家几乎从来不以名字和父称来称呼其他同学们的父母亲,一般都这么说:“巴拉班诺夫的父母”,“西多罗娃的父母”,……唯独我的父母亲是例外,他们似乎不受我的行为的影响而得到了应有的尊敬,虽然我的行为有时可能有损于他们作为社会活动家、年长的同志,以及我们的动物课老师所说的“校集体的真诚朋友”的好名声。

  不仅在学校里如此,在我们住的那幢楼里也是这样。人们一谈到我的父母就会说:“这是个幸福的家庭!”即使我在前一天想用水龙头把水浇到三楼的窗户里,人们也并不责怪我的父母,而对于别人的父母这可是饶不过的。有些邻居,特别是有些妇女看到妈妈和爸爸每天早晨风雨无阻地绕着院子跑步,看到他们总是形影不离,手挽着手一起上班又一起回家,总是慨叹不已,并经常带着对某家人进行责难的口气说:“这真是个模范家庭!……”

  有人说,人们在一起生活得久了,就会变得彼此相似。我的父母就很相像,这一点从挂在我家沙发上方的那张彩色照片上看得特别明显。爸爸和妈妈,两人都晒得黑黑的,牙齿雪白,两人都穿着浅蓝色的运动服,聚精会神地看着前方,大概是看着绐他们照相的那个人。满可以认为,是查理·卓别林给他们照的相,因为他们笑得简直合不上嘴。我有时甚至觉得,这是一张有声的照片,我似乎听得见他们欢快的笑声。当然,这件事与查理·卓别林毫无关系——只不过我的父母都是很认真的人罢了。比方说吧,如果有谁唱起歌来,他们就会马上跟着唱,而且不是像有的人那样,不出声地动动嘴唇,而是大声地、清晰地从第一段唱到最后一段。那么自然罗,如果照相师要求他们笑一笑,仅仅笑一笑,他们就会像看喜剧片似的哈哈大笑的。

  

  是啊,他们在生活中无论干什么事都好像要超额完成任务。这也不会惹得谁生气,因为他们做得很自然,仿佛不可能不这样做。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觉得我有权犯些过失和错误,因为我的父母所做的正确的和有益的事情足足顶得上五户甚至十户人家做的那么多。我心里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无论发生什么不痛快的事,我很快就会安下心来——那些不愉快的事比起我的父母是世上,或至少是我们全楼和全校最好的人这一主要之点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永远也不像安东的父母那样离婚……难怪连陌生人也从不把他们两分开,而老是把他们联在一起,用一个姓来称呼——叶麦梁诺夫夫妇。比如:“叶麦梁诺夫夫妇这么认为!叶麦梁诺夫夫妇这么说的!叶麦梁诺夫夫妇出差去了……”

  妈妈和爸爸经常出差。他们在共同设计一些工厂,这些工厂建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很远的地方……

  遇到这种时候,我就同姥姥一起留在家里。

2

 

  我的父母亲彼此很相像,而我却像姥姥,而且还不只外表相像。

  当然罗,姥姥为自己的女儿感到幸福,她也为女婿,也就是我的爸爸而感到自豪。可是,她跟我一样,时常违背那遗传法则。

  妈妈和爸爸总是叫我们锻炼身体,想使我们永远不得感冒和传染病(他们自己就连流行性感冒也从没有过),但我和姥姥却不听他们的。我们不愿意用凉水擦身子,不愿意在星期天为了滑雪或是去远足而比平日起得还要早。我们每天早晨也不认真做早操。

  我的父母亲常常埋怨我们俩做事总有差错:我们不能准确地告诉他们,谁给妈妈和爸爸来过电话,“最新消息”中广播了些什么,我们也不能严格地遵守作息制度。

  每次,妈妈和爸爸出差,我和姥姥刚把他们送走,便立刻像要搞阴谋似的,举行紧急会议。瘦小枯干、剪着短发的姥姥就好似一个狡猾而顽皮的男孩,而这个男孩,正如人家所说的,很有点像我。

   “喂,咱们拿出多少钱来看电影呢?”姥姥问。

   “多拿点儿!”我说。

  于是,姥姥就多拿出一些钱来,因为她也同我一样,非常喜欢看电影。我们还通过了另一项重要决议:不做午饭和晚饭,而是到设在我们楼下的食堂去吃,我很喜欢去食堂吃饭。在那里,我和姥姥也总能找到共同语言。

   “喂,咱们不要第一道和第二道菜,好吗?”姥姥动不动就问。

  我们在食堂里经常不吃汤菜,有时连第二道菜也不吃,然而总是要叫一道咸鲱鱼,并且每人要两份盛在小铝碗里的果子冻。我们吃得很香,而且省出了看电影的钱!……

  同姥姥在一起,我甚至看到了那些不让未满十六周岁的孩子看的影片。

   “我身子太虚了,”姥姥向验票员解释说,并且当面就做出一副年老体衰的样子。“我到哪儿这孩子都陪着我……我向您保证,他不会往银幕上看的!……”

  

   “对不起,你怎么还是往银幕上看哪?”她在漆黑的放映厅里问我……

  我的父母认为,为了使姥姥能延年益寿,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例如体育活动和长距离散步等等,而姥姥想摆脱这一切的时候,就会说:“我身子太虚了!”

  我和姥姥都不是“规规矩矩”的人,正是这一点把我们联合了起来。

  那一年,爸爸和妈妈出差去了两个月……

  在那些不美满的家庭里,父母亲离开家以后,根本就不给家里写信,在美满的家庭里,大概每星期写一次或两次,可是我和姥姥却每天都接到信。我的父母是严格遵守次序的:爸爸写一封,妈妈写一封,爸爸写一封,妈妈写一封……程序一次也没有乱过。信的末尾必然有写信日期,稍下一点总是写着:“于晨八时。”那就是说,爸爸和妈妈是在早晨跑步之后和上班之前写的信。

   “怪事!”有一次姥姥说。“哪怕有一次倒个个儿也好!……”

  我不明白,她究竟是在赞扬我的父母呢,还是在责怪他们什么。

  这是姥姥的一个特点:你从她的口气里往往听不出来,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讲正经话,是在夸奖还是在讥笑。

  又有一次,姥姥读完妈妈在信末尾写的那句有名的“于晨八时”之后,对我说:

   “喂,告诉您:您的父亲真是一位模范教练!我的女儿简直已经一点儿也不比他差了。”

  我还是一点儿也不懂:她是在夸我的父亲呢?还是对他不满?

  邮局可不像我的父母那样具有无懈可击的严谨作风:尽管我的父母似乎是按时间表发的信,可这些信却有时在早晨,有时在晚上到达我们那个褪了色的信箱。但经常还是早晨到……我总是自己去取信,并在上学的路上把信读完。这样做在各方面都挺合适:第一,我仿佛是每天一早就同我非常想念的父母亲谈了话;第二,如果我上课迟到了,我就晃一晃拆开的信封,解释道:

   “我爸爸妈妈来信啦!很重要。远道来的!……”

  于是,不知为什么,老师们就不批评我了,而是和颜悦色地说:

   “那么好吧,坐下吧。”

  父母亲写自己的事写得很少:“我们天天上班,每晚学习英文……”他们在自学英语,并且常常互相测验。这使我感到很惊讶:谁也没有强迫他们,谁也不给他们打分,可是他们却又是准备,又是着急,又是默写。自找苦吃!而且还心甘情愿!

  我们一向特别赞赏那些自己做不到的行为,所以我很赞赏我的父母。

  他们在开头的三行谈了谈自己的情况,然后就用三页信纸来给我和姥姥提各种各样的合理化建议,我们很少按照这些建议去做,但还是很乐意翻来覆去地读这些信,因为有人记得我们,关心我们……而这总是叫人高兴的。

  我和姥姥比较喜欢用明信片回信,邮局把这些明信片叫做“美术明信片”。我们深信,明信片上的图画和照片完全能弥补我们回信过短的不足。我们在信的末尾老是这样写:“详情下一封信再写!……”但是这样的“下一封信”一次也没有寄出。

  有一天早晨,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我从信箱里一下子抽出了两封信。两封信上都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每天接到一封信,我早就习惯了,可一天接两封信……这简直太过份了!

  我拆开了第一封信。

  

  谢尔盖!你知道吗,假如我给你写信,那就是说我非写不可了。谢廖沙,目前我的心绪很坏。比三月里的那个日子还要糟……还要沉重。我遇到了不幸。你是我唯一愿意诉说这一不幸的人,也是我唯一愿意(并且能够!)与之商量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也不会再有比你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不要求保护,因为没有人欺侮我。在这件事情上,谁也没有过错,发生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常的、合理的!但你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尽管一切都是对的,合理的,可是你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我通常在六点左右下班。无论你在哪个晚上来一趟,我都会十分感激。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不过倘若你能来一趟,我将十分感激。向你的妻子致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这封信没有署名,下面只有两个宇:“尼·叶”。

  平时我总是边跑边看信,有时磕磕绊绊,有时撞着过路的人。可是这一次,我站住了。

  

  谁能称呼我父亲为谢尔盖和谢廖沙呢?在信封的下方,在用绿墨水画的一条线的下面,像平常一样,写着回信的地址。可是没写姓名,而是只有“尼·叶”两个字。这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她过去和今后都没有比我父亲更为亲近的人呢?只有妈妈才能这样写呀!

  我反复读着这封信。我的一双手令人不快地颤抖起来。后来我无意地小声重复着最后一行:“向你的妻子致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这句话使我放心了一点儿。我自己说服着自己:“这是他们俩都认识的女朋友——如此而已。既然她认识我妈妈!又写着:‘向你的妻子致意。’当然是这样……”

  然而我念着念着,声音中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一种嘲笑的意味,这些话听起来已是对妈妈的一种挖苦了。我想起来了,每当爸爸由于某件事想责备我的时候,他就爱用“致意”这个词儿:“你又得三分啦?向你致意!……你又在课上偷偷给人提示了?向你致意!”也许,这个女人是从爸爸那里学会在这种含义上用“致意”这个词儿的吧?……

   “你在自言自语地叨咕什么呀?”我的一个邻居一边走下楼梯,一边从上面向我问道。

  平日我撒谎的时候,说话总是显得格外爽快,故意表现得很自信,好让别人不致产生怀疑。这次我却没精打采地答道:“我在记台词儿……”

   “派给你的好像是一个苦闷的角色,”邻居说这话时已经走到我下面一层楼的楼梯上了。

  我猛然想起了第二封信。那天该轮到爸爸写信,我忽然很希望看到他写一些有关妈妈的好话和亲切的词句。可是这样的话爸爸一句也没写,他在信中提出好多这样那样的希望:他希望我别忘了数学,姥姥别忘了自己的年岁……希望我们不要每天都吃咸鲱鱼,因为姥姥机体里的盐份要是过多,对健康是有害的,忘了这点是不明智的。

  还有,他作为我们校集体的一位真诚的朋友,希望体育小组不要由于他不在而垮台。可是关于妈妈他却只字末提……

  这使我觉得可疑。我甚至觉得,爸爸总是同妈妈一起上下班都是可疑的了。我仿佛觉得,这是爸爸当时故意做出来的,就像我要撒谎却想让大人相信我讲的全是真话一样。

  我到学校整整晚了十五分钟,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在空中挥动那两个拆开了的信封……而偏偏上的又是动物课。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的班主任说。“我看,这也不尽然,有时儿子同父亲差得远着呢。远极了!……”

3

  

  在那一天以前,我一直觉得生活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很少对什么事发生怀疑。即使碰到什么疑问,我也几乎从来不去找爸爸和妈妈,因为他们的意见是那么明确而合理,我自己也完全能想得出来。

  这些意见说说很容易,要做到却很难,因为它们只适合于像我父母这样的模范人物。

  我并不是模范人物,所以多半是去同姥姥商量。

  可是这一次我不能去找姥姥了,她毕竟是我妈妈的妈妈。

  偶尔我也同安东商量。他总是十分用心地听我讲,与此同时头发根渐渐发红,这说明他在努力深入地考虑我的请求或问题的实质。

  

  然后他会说:“我得好想一想。这是很严肃的事。”

  我的疑难一般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所以我很快就把它们忘记了。可是我那位认真的朋友常常在过了一两天之后把我带到一边对我说:

   “我全都考虑了。我觉得……”

   “你考虑什么啦?”我轻佻地问道。

  安东由于感到要解决我早已忘记的那个问题责任十分重大,因而口吃得非常厉害。这使我很后悔,我满心感激地、专心致志地听着他讲,以致他那淡白头发的发根竟变得通红通红。安东的劝告也很少能合乎我的心意。按照他的意见,几乎总是要为真理和正义做出自我牺牲,但我是不喜欢作自我牺牲的。

  不过,我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很信任。我知道,如果我一旦遇到了真正的危险,我正是应该向他去求援。

  现在危险出现了。我还看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危险,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了。这大概是我不能向我的好友求援的唯一的灾难。总的说来,我也不能找任何人求援……因为我不能向任何人承认,爸爸(我的爸爸!)过去和今后会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他甚至对妈妈也不是最亲近的……因为妈妈常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母亲来说,最亲的人莫过于她的孩子。”

   “这是自然法则!”爸爸表示同意。他一向是尊重法则的。

  我既不能找姥姥,也不能找安东,于是我决定自己来保卫我们的家,同时保卫自己的安宁,自己内心的无忧无虑。这种无忧无虑在我的心目中顿时显得从未有过的珍贵。我虽然毫无作为,但我决心要保卫那使我与众不同并使我感到自豪的唯一的东西,即我们家的模范称号。

  那个女人在信里写着,她六点左右下班。于是我就在这个时间按照写在信封下方的那个地址去找她,地址上面用绿墨水画着一条横线。

  我乘了两站公共汽车,步行了一小段路程,在一幢黄色的两层楼房旁边停了下来。这幢房子的窗户上端装饰着一些过于华丽的雕塑图案,上面带有许多很粗的裂痕,就像上了年岁的人面部的血管一样。在这种老房子的墙上,仿佛旧衣服上打着块新补丁,往往镶嵌着一些亮闪闪的大理石的或金色的纪念牌,牌上写着:某某的故居,某某曾在此逗留,某某在此处诞生,某某在此处逝世。可是在这幢房子的墙上,却没有牌子,尽管自然也曾有过不少各式各样的人在这里诞生、逝世,在这里生活过。

  我久久地打量着这幢褪了色的黄色建筑物,因为我冷不丁有些胆怯起来。我也全然不清楚要对那个女人说些什么。我突然对一切都产生了兴趣……我仔细看着窗棂间沾满灰尘的脏棉花,上面稀稀落落地缀着一些圆形的彩纸屑。它们想必是在新年之夜从房间里飞落到那儿的。我什么都注意到了,注意到了挂在气窗外的油透了的纸包,也注意到了吊在窗户上方的小冰溜儿,它们也像是窗上的饰物,只不过是新装上的、晶莹透明的罢了。我说些什么好呢?我怎么开口呢?

  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色照片。照片长年挂在我们厨房里一位单身女邻居的小桌上方,上面是一个穿着游泳衣、拄着船桨的美女,她向我们那个单元的全体住户发出号召:“夏季请到河上旅行!”其实,那个单身女邻居从来不去江河旅行,不知她为什么要剪下和挂上这张照片。

  爸爸走进厨房的时候,经常站在这个穿着游泳衣的美人儿旁边说:“她讲得完全对,在水上休息是再合理不过的了!”爸爸同意照片上那个女人的看法,这使我很生气。我把她同妈妈相比,心里感到很不痛快:这个拄着船桨的女人,虽然晒得也是那么黝黑,牙齿也是那么雪白,眼睛也是那么快活,可她还是比妈妈漂亮。因此我总想法贬低这个美女:“这号人我可知道!她们穿着游泳衣,但不会游泳。她们手里拿着桨,可是不会划船!她们拿着网球拍摇来晃去,可一辈子也没打过一次网球……”

  我犹豫不决地在这座黄色的旧楼旁边徘徊,心里想象着,我怎样登上楼梯,怎样按七号住宅(它大概是在二楼)的门铃,怎样听到门后传来轻轻的、毫无猜疑的脚步声,我又怎样装出一副高傲的神气,一边把信递给她,一边问道:“这是您写的吗?”她会小声地回答:“是呀。”我说:“有人要我还给您!……”说完我就走开。

  但我又想,用不着这么快走开。也许,我正面临着一场战斗呢?

  假如给我开门的是在我们厨房里挨烟熏的那么一位美人儿,又怎么办呢?假如她比妈妈还要漂亮,那又怎么办呢?当然罗,她不会像妈妈那样又会滑雪又会游泳;也不会设计那些正在远离我们城市的某些地方兴建起来的工厂……而且当然罗,无论谁也不会像赞赏妈妈那样来赞赏她!我要把有关妈妈的一切都告诉她,让她不敢去跟妈妈比试高低。

  我下定决心,怀着满腔愤怒向二楼跑去。我把那封信捧在胸前……当我和孩子们不经意地用足球踢碎了同楼住户的玻璃时,人家跑来向我们的父母告状,也总是这样郑重其事地把足球抱在胸前的,因为它是主要的罪证。

  在七号住宅的门口挂着的住户名单上写着:“尼·叶麦梁诺娃——三声门铃。”尼·叶麦梁诺娃?怎么会是这样奇怪的巧合?也许,她正是爸爸的一个亲戚?比方说,是堂姊妹?可我对她却一无所知……别人也忘了把她告诉我——这又有什么呢?也许,她既没有父母,又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所以我的父亲才是她最亲近的人?这完全可能。当然,事情就是这样!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消失了,就像那个足球突然哧的一声跑了气似的。我马上低下头,安稳下来。我把信也藏进了衣袋,但过一会儿我又把它抽了出来。我想起了,这个女人是遭到了不幸的。真奇怪,这一整天我居然一次也没想起这封信中那几句最主要的话,整个这封信正是为了这几句话才写的:“谢廖沙,目前我的心绪很坏。比三月里的那个日子还要糟……我遇到了不幸。”

  三月里的那个日子又是怎么回事呢?大概那一天有谁死了吧?或者她那一天考试考砸了,而现在又有个什么人死了……因为她写道,现在她感到更为沉重。

  那我是来干什么的呢?简单告诉她一声爸爸不在城里就行了,让她别等了。

  我又把信藏起来,按了一下门铃。门后传来了迅速而急促的脚步声,差不多是跑到门边来的。

  这是盼望已久的三声门铃,可是等待的自然并不是我。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走廊和楼梯都是半明半暗的。

   “孩子,你找谁?”她停了一会儿才问道,似乎是想抑制住她的失望。她的样子疲乏不堪,很难叫人相信,刚才在过道里奔跑的会是她。

   “我找叶麦梁诺娃……”

   “你是从舒里克那儿来的吗?!”那个女人叫道。但是她叫得刚刚能够听见,像是在自言自语。她担心会失望,但又怀着希望,用非常非常轻微的声音重复了一遍:“你是从舒里克那儿来的吗?”

   “不……我是为了别的事……”

4

 

  我一走进房间就吓了一跳,简直呆住了,因为我看见了爸爸的照片……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他不是用自己平日那种平静的或充满自信而又乐观的眼光,而是用惘然若失的,仿佛向谁求援似的自光看着我。他的头发也不是整齐地往后梳着(有时他早晨还在头上箍着发网,为的是不让一根头发翘起来),——不,他的头发乱七八糟地纠在一起,在前额和耳朵上耷拉着,我觉得他的耳朵非常大,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脸又瘦又小的缘故。他的两颊甚至显出两个很浅的酒窝,这也是我过去从没发现的。

  他身上穿的也完全叫人认不出来……既不是浅蓝色的绒线运动衣(父亲有一次曾向我说明:“是纯毛的!”),也不是那件厚实的,深色底子上带着一些稀稀疏疏,隐约可见的白条的西服,而是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斜领衬衫,领口上的几颗扣子也没扣上。衬衫上尽是一条条褶纹,因为爸爸穿着它太肥了。

   321

  我过去从没发现,爸爸的脖子细得这么可怜。

  在另一张照片上,我看见爸爸穿着一件也过于肥大的工作制服,在剃光的脑袋上戴着一顶缀着红星的船形帽。他的目光是凄惶而痛苦的。

   “这是我四一年从前线收到的。那时的情况很不妙……”那个女人突然说道。

  她的声音十分柔和,听着使人感到安慰,就像有一次我住院时听到的那些大夫和护士的声音一样。

  当这些大夫和护士讲“沉重”、“不好”这些词的时候,他们仿佛知道,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变得轻松,都会好起来的。他们说起这些忧伤的字眼儿来,没有一点儿绝望的意味。

  叶麦梁诺娃显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这样久久地、两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墙上的照片。但她没有问我。

  于是我告诉她:

   “这是我父亲。”

  她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默默地,很注意地看着我的脸,像有近视眼的人一样。他们那种坦率的、仔细察看的目光,一点也不使人觉着不懂分寸或没有礼貌。

  这时我也把她看清楚了。她的确是近视眼,即使她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我看是男人戴的眼镜,也对她帮助不大——她还是把眼睛眯缝着。她的面庞苍白而憔悴,因此很难断定她究竟有多大年纪,但她身上似乎有个什么东西仍旧使她显得很年轻。后来我才明白,这东西就是她那条又粗又黑、像皇冠一样紧紧地盘在头上的辫子。

  每当爸爸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或同事们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

   “儿子跟爸爸长得一样!真像。像极了!……简直没法再像了!”

  如此等等。可是实际上,我是像姥姥,像妈妈的妈妈。

  那个女人仔细看了我好久,但没有说我像爸爸。她只是简单地问道:“是爸爸让你来的吗?”

   “我父母不在家。他们出差去了。”

  我本想强调一下,爸爸和妈妈是一起走的。但当着她的面我说不出“妈妈”这两个字,所以就说成了“父母”。

   “他们要去很久吗?”

   “一年半左右,”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撒了谎。接着又加了一句:“或者去两年……得看那儿的情况。”为了要掩饰自己的窘相,我详详细细地解释了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您来信了。我一早到信箱去取信,我以为是爸爸写来的,但却是您写来的……我读完信,就马上决定……”

  这时我才想起,读别人的信是不应当的,就结巴了一下,不吭声了。但这只有半分钟的功夫,随后我感到越来越窘,便更加详细地解释开了:

   “我和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早晨楼梯上又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起初没看清信是给谁的……再一看,上面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就以为是给我的呢。后来才发现不是给我的,但是已经晚了……”

  我把信递给了她。这封信我已经背下来了,因此它显得很旧,像揉皱了的档案材料一样。

   “那么说,你也叫谢尔盖,是吗?”她又问道。“是为了纪念父亲吧?这是可以理解的。你的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他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你看,他多瘦啊。他一面工作,一面读函授学校。后来志愿上了前线。我不愿意他去,求他留下,但他还是走了。他受了严重的震伤。我给他治了好久……”

   “您是大夫吗?”我问。

   “是的……他曾得过严重的失眠症。只有运动能治好他。还需要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生活有规律……我跟他斗争了好久。现在他的睡眠正常吗?”

  爸爸经常自豪地说,他跟个古代勇士一样,躺下就着,从来也不做梦。他有回开玩笑说:“现在的梦是什么样的?是彩色的还是宽银幕的?”但我不知为什么没敢把这点告诉她,只是说:

   “睡得还可以。时好时坏……”

  她在同我告别时,没要我向父亲问好,也没有说,让父亲回来时去她那里一趟。

   “该怎么称呼您呢?”我走到门口时问。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她答道。而后又笑了笑说:“问得迟总比不问强。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刚才我们俩都有些不好意思……”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她过去是父亲的妻子。她虽然没说,但我敢肯定。父亲在这幢黄色的旧房子里的时候很瘦,患失眠症。业余在函授学校学习。大概这个女人帮助过他……他是从这里上前线去的,后来又回到了这里。她给爸爸治过病……可是为什么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我呢?为什么呢?就是常常同我交换秘密的姥姥也没有说过。也许,她也什么都不知道吧?”

  

  有一次,在我父母结婚纪念日那天,我曾听到爸爸为自己的初恋而干杯。也就是为妈妈……这么说,他没有爱过这个女人?

  回到家里,姥姥正在读斯蒂文生或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这是姥姥所喜爱的作家),我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是不是有时候一个人的初恋是到后来才产生的呢?……一个人已经结婚了,可是他却不曾有过初恋……有这种事儿吗?”

   “对不起,这种事儿我已经忘了。等爸爸回来——你问他吧。”

   “为什么要问爸爸呢?”

  姥姥不知为什么一下子丢开了她喜欢看的惊险小说,平日要让她丢开可不那么容易。她严肃地瞧了我一眼,往常那种调皮的笑容也没有了。显然,那些事儿她全都清楚。

  我望着墙上哈哈大笑的爸爸。他的脸上已经没有酒窝,脖子也不是那么干瘦,那么可怜了……

  可是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亲口说过,我的爸爸是个很好的人。她亲口说的!……

5

 

  第二天,我没有等到上学时才顺便去我们的旧信箱那里取信,刚一醒来,我就穿着背心裤衩跑到了楼梯上。我明白,不会再有两封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的名字的信了。但我还是好长时间没能把细细的钥匙插进玩具般的小锁里去,可是在这以前我是一下就能插进去的。我抽出了妈妈的来信。

  

  这封信我已经不能边走边读了。我坐在澡盆里,不知为什么还插上了门。我开始一行一行地仔细地研究这封信,这是我过去从没有做过的。我现在对什么都加倍的注意。首先我发现妈妈的信同爸爸的信有明显的不同。大概以前爸爸和妈妈也是写得不一样的,只是我没在意罢了。现在我可发现了。

  爸爸虽然也想家,但从来不写他惦记着家里, 想快点回来。他认为既然出差有一定的期限,而这个期限又不可能缩短,那么白白地使自己、使姥姥和我心里难过是不明智的。爸爸经常使用“明智”和“不明智”这两个词儿。

   “白白地让自己和别人不痛快是不明智的,”他总说。

  妈妈却常使自己不痛快。她信里写道,她天天做梦,似乎梦见我病了(和爸爸不同,她经常做梦)。她很惦记姥姥是不是因为身体盐分过多而犯了腿痛的毛病。妈妈发誓说,她下次再也不这么长时间地出差了。她过去也这么答应过我。

  最近一次,在临出差之前,我听到爸爸劝妈妈:

   “工厂那些设施没人照管是不明智的。那是我们的劳动产儿呀!”

   “他也是我们的‘产儿’呀,”妈妈指着我反驳道。她难得不同意爸爸的意见,反驳时也是怯生生的,她自己都感到很奇怪,怎么会同爸爸争辩起来。

  爸爸谈到社会义务,谈到我和姥姥都是大人了,都是可以信赖的。

  姥姥朝我这边点点头说:“也许他是大人,但关于我自己,我可不敢这么说。”

   “可我说的是你们俩!您不要让我们为难!”爸爸提高了嗓门。

  

  他经常大声说话,而这样不知怎的很快就会使他在争论中取胜。

  在这封信里,妈妈又抱怨说,她非常想家。她幻想着她和爸爸回家后的情景。

  妈妈的这种幻想占去了整整一页半或两页信纸。

  妈妈盼望,她和爸爸能使我养成早早地,在六点半钟就起床的习惯,我们三人在早饭前绕着院子跑步。她盼望着,到了星期天我们四个人,也就是同姥姥一起,去参观博物馆,去看展览……

  妈妈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信里谈论这些幻想了。她的幻想在我们两地相隔时总是使我觉得十分美好。我准备天不亮就起床并且在院子里跑步(只要妈妈和爸爸快点回来!)。我准备去看展览,参观博物馆,尽管我和姥姥显然更喜欢看电影(只要妈妈和爸爸快些回来!)。

  可是这一回妈妈的那些幻想,特别是她所说的“一切又会好极了!一切都会那么好!”这些话并没有引起我过去曾有的那种喜悦。一种奇怪的、陌生的感情使我不能为这些话感到高兴。我仿佛为一切又会“那么好”而感到有点儿羞愧。

   “荒唐!”我一面驱赶着这种不愉快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一面坚决地对自己说。“真是荒唐!难道没有这个女人,爸爸就不能念完大学吗?难道别的大夫就治不好他的震伤吗?……”

  邻居来洗澡间敲门了。我跑去穿衣服时脑子里出现的最后一个想法是:爸爸自己也会达到目的的!当然罗,会达到的,因为我亲眼见过,他怎样整夜整夜地伏在绘图板上绘图,怎样自学英语(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为的是今后能够阅读各种科技书籍。

  我来到学校的时候,心情已经比较平静,对世上的一切又都感到心满意足了。

  在最后一节课上,安东的物理得了三分。他本来全都会,但太心慌了。

   “你最好在课后单独一个人向老师回答问题,那你就不会心慌了!”我这样安慰着自己的朋友。“你也不要走到黑板前去,就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回答……我向老师提一提,好不好?我就如此这般,说这是由于口吃的缘故……你的笔试答得多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人拿眼盯着你!”

  安东写作文和答卷子都比他在黑板旁回答问题要强得多。别人都以为,他是抄袭我的。这可太不公平了,因为事实上是我抄了他的。

  那一天,安东的心情坏透了。这从他的脸上就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脸又圆又宽,所以从他的脸上什么都很容易看得出来。我决心再安慰安东一番,我说:

   “咱们看电影去吧!”

   “谢尔盖,请原谅我……可我不能去。今天妈妈不值夜班,在家。”

  他的妈妈是电话员。

   “真是个怪人!你什么也不懂。咱们跟姥姥去看晚场。就说她身子太虚了,咱俩一块儿陪着她。你懂了吗?”

   “谢尔盖,请原谅……我不好意思拒绝你,可是妈妈在的时候……”

   “你就坐在她的身边吗?这就能使她开心吗?”

  安东在想着什么心事,甚至没有回答我的话。他说:“我简直不知道怎么给她看记分簿……”

   “那就别给她看。你告诉她,说拿去检查去了。送到市教育局去了。”

   “我不能欺骗她。她已经够受的了。”

   “什么‘够受的了’?”

   “妈妈说过,‘要是你也不成材,我就去投河。’”

   “你家已经有谁没成材吗?”

   “她不过是这么认为……她一辈子都不走运。我很想为她做点什么事……使她高兴高兴,可是我带回家的却尽是些不愉快。我总是搞成这个样子。”

  我同安东交朋友已经有两年多了,但是一次也没上他家去过。大概他家里条件不怎么好——他也没邀请我去过。

  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妈妈,可是这一天我却设想她有点儿像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

  于是我也想为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做点使她高兴的事。然而我却连她遇到了什么不幸也没问……没敢问。也许当时我不过是忘了,因为我一直在问关于爸爸的事,虽然爸爸并没有遇到任何不幸……

  我不希望爸爸去帮她的忙,因而我撒谎说,爸爸要一年半以后才回来。不过我个人也能帮她!替爸爸帮!……

  她的信已经不在我这儿了,但我能背得出来。像常有的那样,我时而记起这几句,时而又记起了另外几句话。“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最初我没有注意这几句话,可现在记起来了。那是不是说,她已经给爸爸写过一次信,约过他一次,但他没有去呢?她为什么约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她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的舒里克又是什么人呢?

  我打算保护她!可是她信中写着,没有人欺侮她。也许她只不过是需要有个人听她谈谈心事吧?……

  要保护一个人,自然比只是听人谈谈心事要难得多。但是保护一个人并不需要有什么权利,甚至不必征求他的同意。如果你要“听人谈心”,那就首先得要别人信得过你,愿心听你讲心里话。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肯不肯同我谈心呢?我不知道。

6

 

   然而,当我走近那幢黄色的两层楼房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又忘掉了她的不幸。我只是想怎么才能比较委婉地打听到,什么原因使她同爸爸分手的。关于这一点怎么问呢?是否这么问:“你们因为什么不在一起了?”这句话使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我很难想象,爸爸除了同妈妈在一起以外,还能跟别的什么人在一起。不如干脆这么问吧:“你们因为什么离婚?”或者是:“你们因为什么分居了呢?”但所有这些话我都觉得很难说出口,也很不习惯……

   “您同爸爸吵架了吧?”我问。

   她笑了笑说:

   “没吵嘴也没打架……只不过结果就是这个样了。要知道,我比谢尔盖年岁要大得多……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突然高兴地想到,妈妈比爸爸整整小七岁。大概在一刹那间我的脸上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了这种高兴,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稍带惊异地扶了扶眼镜。为了要弥补自己的过失,我带着显得十分过火的同情大声问道:

   “您遇到什么不幸了吧?”

   她显然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她没有答话,只是走到一张照片跟前,上面是个三、四岁的男孩,穿着海军服,帽带上有两个银字:“勇士”。她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

   “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就从孤儿院领了一个小男孩。他当时两岁半,是在战争时被父母丢失的……现在他十五岁零七个月了。”

   自然,如果她能这么准确地说出这个孩子的年龄,连几个月都说得出来,可见她是非常爱这个孩子的。妈妈也正是这样来讲我的年龄的。可是爸爸却好像总是要把我说得大一些:“他虚岁十二了!他虚岁十三了!”我对妈妈讲得那么准确有些生气,而爸爸的做法比较使我满意,因为我那时候只想快点长大。

   走廊里响起了门铃声。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马上跑去开门。她的动作快得出人意料,上次就使我感到惊奇。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只响了一声门铃。当她回来的时候,我跟她说:

   “找您不是要按三声铃吗……”“这我知道,”她温和地打断了我的话。“我只是视力不好,听力还是好的。”接着她又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不久前他的父母找到了。这是应该的……是正常的。”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为了打破沉默,我轻声问道:

   “他叫舒里克吗?”

   “你怎么知道的呢?”

   “您上次开门的时候,以为我是从舒里克那里来的……”

   “是的……他到自己的父母那里去了。他们暂住在城外的亲戚家。他还没有回来……我知道地址……但我不能去,因为他的父母大概希望他能对他们习惯起来。这是正常的。这可以理解……”

   又响起了一声门铃,她又跑去开门。

   她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没有力气了。显然对她来说,等待是多么的不轻松。她跌坐在沙发上,就像我不在房间里似的,又开始自言自语地说道:

   “那时,许多年前,我很不好过。可是现在情况就更糟了……那时,舒里克总算是我的儿子。可是现在呢,他又不是我的了。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打击……那时我还年轻,还有希望。而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您想要我去一趟吗?到他那儿,到城外去……我去把他带来!您愿意吗?”

   她哆嗦了一下,似乎因我听到了她的话而感到吃惊。

   “谁也不要带来。谁要是愿意,他自己就会来的……你同意吗?”

   我是同意的,但没告诉她。我对她说的完全是另外的话: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您不会是孤身一人的!您愿意我常到您这儿来吗?哪怕每天都来……这是真的!您愿意吗?哪怕每天都来!”

7

 

   有时候,你为了要安慰一个人,会向他保证一些你后来做不到,或者几乎做不到的事。

   “我怎么能每天都上她那儿去呢?”我回到家里以后思量着。“现在还没有什么……可是以后我的父母回来了,那又怎么办呢?”

   往往有这种情况:如果需要我去克服什么困难,我就自己说服自己,不一定需要,再不就根本不需要这么做。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心里这样想:“我又没有对她很坚决很肯定地说我一定来,我不过是提出了这么个问题:‘您愿意我常上您这儿来吗?’而且她什么也没回答我——既没说‘好’,也没说‘不’。如果她愿意,她一定会说:‘来吧!来吧,请来吧!我等着你!’她什么也没说,而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没等人家邀请就擅自去吗?还有,总的说来……我所说的‘哪怕每天都来’,就像我们的文学课老师说的那样,是一种‘有意的夸张和渲染’。这一点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自然也是会理解的……如果我突然总是到她那儿去,那还算是什么夸张呢?”

   总之一句话,我是想说服自己,每天都去是不必要的。

   可是第二天我又去了……

   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年约十五岁的小伙子。我一看见他,就立即扶正了我的皮帽子,不然帽子的一个耳朵老是慢慢地耷拉到我的脸上来。同时,虽然不是在大街上,我也把大衣的钮扣全部扣好了。因为这个小伙子衣冠楚楚,而且长得还很漂亮。

   他生着一头浅色的卷发,梳着小分头,眼睛是蓝色的,脸蛋娇嫩而红润。

   他很有礼貌甚至很亲切地问我要找谁。我在只比我大两岁或三岁的男孩面前总感到很局促,我对他们要比对成年人更加崇拜。在那些跟我迥然不同又比我优越的男孩面前,我感到特别胆怯。现在我又胆怯了……我差点儿把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名字和父称都给忘了。

   “请进来吧,”那位小伙子说。

   他让我走在前面。我走到过道的尽头,敲了敲最后一扇门。小伙子十分惊奇地看着我:我怎么会知道该敲那一扇门呢?但他什么也没问,却殷勤地在我面前打开了房门——于是我又看到了父亲的照片……又在门槛边呆住了。那个小伙子并没有催促我。他不理解我慌乱的原因,终于说道:

   “不用客气。请进去吧。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觉得,他的彬彬有礼的风度是从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身上学到的。

   我进了房间……书柜和衣柜都打开了,地板上摆着一只敞开的箱子。我走过的时候朝箱子里看了一眼,箱底有一件花绒线衫和几本书。

   “把大衣脱了吧。请在沙发上坐,”那个小伙子说。“你看看书吧,省得等着无聊。”

   他瞧也不瞧,就从柜子里抽出一本厚书扔在沙发上。这是一本医学论文集。

   “把大衣脱了吧,这里太热了,”他又关切地说了一遍。

   我看着他那熨得十分笔挺的西服,以及没有一点皱褶的方格翻领衬衫,想起今天在课间大休息时我那件揉皱了的上衣还弄上了两块墨水,我就不打算脱大衣了。

   “别管我。我还得收拾东西。”他说。

   他又装箱子去了。

   书架上的书摆得满满的,一本挨着一本,仿佛排着队。他从中抽出几本,书行变稀了,书与书之间出现了空隙。

   他时而沉思地说:

   “不记得这是不是我的书了。好像这是送给我的。假如签上名就一目了然了。”

   有一次他转过身对我说:

   “衣物还好办一些,不容易弄混。”

   他开始往箱子里放衬衣、衬裤、背心。每件衣物他事先都仔细地看过,就跟在商店里买东西一样。

   我歇了一会儿,心里想,把大衣钮扣扣得整整齐齐的,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也显得太愚蠢可笑了,于是就问了一个完全有把握的问题:

   “你是舒里克吧?”

   他又向我转过身来: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的脑门儿上好像什么也没写着呀,”他点了点自己的前额。“而那儿写着的是‘勇士’。”

   他指了指照片上那个穿海军服戴海军帽的三、四岁的男孩。

   “我昨天到这里来过。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告诉我了……她盼望你来。”

   他的脸顿时变得很严肃,其中还有些悲伤。

   “她很爱我,”舒里克十分肯定地说。“我也很爱她,尽管她是个怪人,似乎不是来自你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她的心地非常善良……假如我不对她表示反抗,她就会用她的好心把我娇惯坏的。对我来说这可不大容易,”他叹了一口气,看来是由于别人对他太好,他有点替自己感到可怜。“我们甚至发生过冲突。现在,我在了解了我的父亲以后才懂得,我这是继承了父亲的禀性。正是这一点把我给救了。”

   他继续清理着东西。

   “我必须做出选择。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母亲,更何况我的父母住在另一个城市里。那就是说,我是非得离开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不可的了。要知道,父母亲也非常爱我。他们等我等了十五年,到处都找遍了。所以,我应该离开这个家,而且不要让人再记起我。这样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会好受得多……要断就干脆一刀两断。是父亲对我这么说的。他说,有些好心人,往往是藕断丝连,拖泥带水,似乎觉得这样做要高尚些。因此我才没有回来……现在我马上就走,然后写封信来。当面告别真叫人受不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这一切告诉我。

   他接着说道:

   “我的父母非常感激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不过我留在孤儿院里也会是很好的,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孤儿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当然,有家庭环境要好得多。这简直没法比。我的父母想给她写信到工作单位去,公开向她表示感谢。但她坚决拒绝了。怪僻得很!……”

   我认为,绝不能说舒里克是个“做事总有差错”的人。他大概很喜欢讲话,而且他所有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显得过于有条有理。他深知,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非常爱他,而且会以自己的好心把他娇惯坏。同时他也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孤儿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他相信,他的父母也非常爱他,而他身上还具有他父亲的禀性。他毫不怀疑,干什么都应该迅速果决、一刀两断……

   他口口声声地把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称为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尽管在以前(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他当然是称她为妈妈的。他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口误,一次也没有照过去那样来称呼她。

   但是,在他的言谈话语中,我还是听得出他想作些解释,并且为自己辩护。

   大概就是因为如此,他才向我讲了我根本就没问他的事情。

   “你以为,我用得着这些衬衣和书籍吗?我的父母可以给我买新的……我只是不愿意让这些东西引起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想我罢了。她会感到难过的……最好是一下子就离开,难过一阵子——以后就再也别想了。你看,在箱子的背面写着:‘舒里克·叶麦梁诺夫,第二大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带着这口箱子去过少先队夏令营。她可能会反复念叨这几个字。何苦呢?倒不如我把箱子带走。”

   我和他同姓。这一点我不喜欢。同时我注意到,他的鬓角留着没剃,耷拉着两绺暗白色的头发,乱七八糟的,就跟毡毛一样。看到这一点,我顿时觉得他那张漂亮的面孔变得令人厌恶了。

   他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肩膀,用一种诡秘的腔调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谢尔盖。”

   “帮帮我的忙吧,谢尔盖!你等着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回来。她很快就会回来的,今天是她给家长们辅导答疑的日子。请你告诉她,我感到非常难过,我是在心里同她告别的。这你都亲眼看见了,把这些都告诉她吧……你反正要等她回来!你是来参加家庭答疑的吧?”

   “来参加什么?”

   “什么参加什么?难道你不是病号吗?你不是我们学校的码?”

   “不是,我是别的学校的……”

   “把我全弄糊涂啦!我还满以为你是来参加家庭答疑的呢……”

   “参加什么答疑?”我又问道。

   “她是我们学校,也就是我原来那个学校的校医。她为家长和学生们额外安排了些答疑看病的时间。有时在学校,有时就在家里……她的自觉性真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经常是一点也得不到休息,说不定啥时候就会从我们那所七年制学校来一个看病的笨货,他把上衣一脱,一会儿用鼻子,一会儿用嘴呼哧呼哧地喘气,就像个火车头一样。按说她这样做当然应该受到极大的尊敬,可是并没有人向她说过一声谢谢,至少我是没有听见过。可你是为了什么事来的呢?”

   “我找她是因为别的问题。”

   “问题?我不详细问了,没工夫了。可惜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要不我想帮你个小忙。可以说是对你的报答!”

   “什么样的报答?”我好奇地问。

   “你不是我们学校的,跟你说又有什么用呢?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恶作剧……”

   他挥了挥手,似乎为了那些不光彩的童年回忆而感到惭愧。但他还是讲起来了: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可她又非常客气。所以有时她就是不相信,也不肯表现出来,以免得罪人。‘别伤人!’她常这么说。同学们自然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出于交情悄悄地告诉了他们。我说,你们要想逃学,就要想法逃得合法,符合规定。我悄悄地告诉他们,如果坐在离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哪怕只有三步远的地方,拿着体温表,轻轻地把度数弹上去,她绝对发现不了。我记得,我们整班整班的同学都弹过。尤其是在测验之前,同学们就像是突然都得上了传染病一样!可她什么也没有发现……她照样给人开假条,让他们回家休息。想起来真可笑!小时候干的荒唐事儿……我本想在告别的时候为你效点劳。像常说的,好心换好心。可惜你用不上……”

   他不知为什么得意洋洋地慢慢把胳膊肘一弯,上衣的袖子打个皱褶缩了上去,于是我看见他手腕上戴着一块漂亮的薄壳手表。

   “爸爸送我的,”他顺口说了一句。接着又马上着起忙来:“我该走了!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一会儿就要回来了。我倒是很想见她,但我们一谈起来只会使她难过,还不如我以后再给她写信。”

   他回到箱子边,开始关箱盖,可是箱盖怎么也关不严:一会儿露出一角衬衣,一会儿又露出一条短裤。于是他就往箱盖上一坐,这才把它锁上了。但是一条蓝色的短裤还是在外面露着……

   舒里克在临走时又一次对我说:

   “你到这来真是好极了。我以后再给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写信。请你告诉她,说我很难过。这是真话。我是爱她的。我好多方面都多亏了她……可是父母找到了,又有什么法子呢?这怪不得我呀。”

8

 

   舒里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的时候,我心里暗想:“这一个也把她抛弃了。”

   但他马上又返了回来,我以为他还是想等她回来。

   可是舒里克将两把钥匙往桌上一放,说:

   “请转交给她。这把英国钥匙是开大门的……不过这她知道。这回我可没有归路了。”

   “没有就没有好了……”我想。

   他生怕在路上遇见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三步并做两步地走了,右手拎着沉甸甸的箱子,身子向右边一歪一歪的。他溜了……

   我望着墙上那张穿着海军服,帽上缀着“勇土”两个银字的男孩照片。我喜欢将人们过去的照片同现实生活中的他们进行对比,他们有的变为成年人了,有的老了,有的则判若两人。

   我心里想:“你呀,勇士!好汉!溜之大吉不算……还说什么这样她会好受一些!在孤儿院里也不错……在我们的国家里孤儿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说得都对。千真万确。”

   我想象着,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多年前是怎样为舒里克买了这身漂亮的海军服,在带他去照相之前又是怎样精心地给他打扮了一番,还故意把几绺浅色的卷发给他露在了海军帽的外面。不过,她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买手表。

   舒里克的照片同我父亲的照片几乎并排挂在墙上,这使我感到不快。我对自己说:“他们可是截然不同的人,也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房间,离开这个家的。”尽管我不知道我父亲离开这里时的细节,但我对这一点却深信不疑。我的记忆似乎是想同我进行争辩,一次又一次恶意地使我回想起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信中那几行我所不理解的话:“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

   大门砰地响了一声。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又是那种急促而不知疲乏的脚步声,她走得很快,以为舒里克在等她。况且舒里克逃开时没有把房门关严,一束光线从屋里透进了走廊。

   我立即抓起桌上的钥匙,塞进了大衣的口袋里。我不假思索就这么做了,事后我才明白这是因为留在桌上的两把钥匙会泄露那件根本无可挽回的事。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不相信自己的近视眼,绕着房间走了一圈。她连招呼也没打就冲我问道:

   “他藏起来了?”她用信任的口气小声地告诉我:“这是他小时候的习惯。藏在衣柜里了吗?”

   她去打开衣柜。想必衣柜以前装的都是舒里克的东西,现在里面空荡荡的。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坐在了椅子上。我和她就这样面对面坐着,穿着大衣,一个扣子都没有解开。

   “他来过吗?”她问。

   我点了点头。

   “他这会儿在哪儿?”

   “他走了……他说会给你写信来。”

   她拱起背,低下了头。我觉得,舒里克是用他那埋得很深的禀性给了她重重的一击。

   帽子把她那深色的发辫全遮住了,因此没有什么东西使她的脸显得年轻,她的面容苍白而憔悴。我安慰她说:

   “舒里克会给您写信的……您将来可以和他通信!”

   “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她说。“于是他选择了妈妈和爸爸,这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

   这时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了,在沙发上再也坐不住了。为什么她总是“能理解”那些给她带来痛苦的人呢?为什么她把自己遇到的坏事和不公平的事看成是“正常的”呢?我已经不想再安慰她了。我对她不是说,而是喊道:

   “您的舒里克是个叛徒!他背叛了您。他利用了他对您的了解……像叛徒那样!”

   现在已经是我在打击她了。

   她摘下眼镜,似乎觉得是眼镜欺骗了她,而不是我在房子里大嚷大叫。我看见她那双稍稍眯缝着的近视眼,神色是那么茫然。但我心中没有怜悯,恰恰相反,我想使她不安,使她愤懑,我想让她同我一起叫喊。我虽然已经不像开始时那么大声,但还是固执地继续说道:

   “他对他的好朋友们说,您的视力不好,您的心肠好……他们就欺骗您。为了逃学,他们把体温表的度数弄高——是他教唆他们这么干的!而您却相信了他们。”

   她的背驼得越发厉害,头也垂得更低了。她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非常奇怪,她仿佛是为她刚刚听到的一切在谴责谁。她谴责的不是舒里克,不,不是舒里克,而是我。我不明白这种目光的含义,心里一害怕就安慰起她来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舒里克还很小……他那时不过是不懂事,还不自觉!可是现在他问心有愧了。这是他亲自对我说的……这是真的!别信我方才说的那些话!”

   我在维护舒里克,虽然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一点也不责怪他。我似乎是在请她原谅我竟使舒里克蒙受了委屈。

   她没有听我说,而是在自言自语:

   “这可以理解。这是正常的……要知道我不是儿科大夫,我是神经科医生。”

   显然,她不仅谴责我,也谴责她自己……谴责舒里克以外的所有的人。这是不可思议的。

   她继续说:

   “这就是说,我没有资格给孩子们治病。我爱孩子们!可那又怎么样呢,正因为如此,我就更没有资格……他们骗了我吗?那说明,他们不尊敬我。”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我挥动着双手。“大人们要是尊重一个人,就不会骗他。可是我们孩子反正是要骗的。您不信吗?这是真的!”

   她没有听我说话,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有这种事。这是真的!比如,我们非常尊敬文学课老师。我们甚至很爱她!可是不久以前她刚一上课就问我们:‘我给你们布置了作文作业吧?’我们大家却齐声喊道:‘没布置!’于是她说:‘开始得脑动脉硬化症了,我什么都给忘了。’事实上,她根本没有得什么硬化症,不过是我们骗了她。您看,我们虽然尊敬她,但还是要骗她!我们常有这种事儿。您不相信吗?这是真的!”

   原来我也是在自言自语,因为我的话她根本没有听进去。她仍在思索:

   “他是为了朋友们才这么做的。这可以理解。而我呢?……我不应该在学校里工作。我爱孩子们,但看来我不大了解他们。我也不大会治病。这是主要的。现在,正是学年中间,走不了。可是到了夏天,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点我清楚。”

   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该向她讲那些该死的体温表。我没有这个权利!……

   她走到墙边,取下舒里克的照片,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前,摸了摸镜框。而这是在我向她讲了那番话之后……

9

 

   我的生活再也不是无忧无虑的了,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幸福了。后来,在我大了一些的时候我才懂得,那种所谓的无忧无虑的幸福一般说来是残酷无情而又厚颜无耻的,因为普天下的人远远不都是幸福的。我觉得,我走路的样子变了,似乎变得步履沉重、行动迟缓了。事实上我还是走得很快(正如妈妈说的,“像飞一样”),——我的头也变得有些沉重,因为它越来越经常地陷入沉思。我甚至责备起自己来,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那一天整个晚上我都感到非常苦恼。“我为什么要提那倒霉的体温表呢?以为她马上会恨起舒里克来吗?是因为听了她的‘可以理解’、‘一切都是正常的’这些话吗?如果她离开学校又怎么办呢?她是很可能这样做的!”我不能让她这样做!似乎爸爸在离开那所房子的时候把保护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责任委托给我了,或者确切些说,把这个责任推到了我的身上。而我已经不能摆脱这个责任了。

   我有时在心中将爸爸同舒里克进行比较,力图让自己相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对自己解释道:“舒里克背叛了她!而爸爸根本没有背叛。世界上离婚的人有的是,难道他们都有罪吗?”

   不管怎么样,现在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除了我以外是什么人也没有了。就是我,她现在也没有得到,因为我同她还没有成为朋友。

   大家都知道,即使是古老的真理,只要是初次认识到,也会被认为是一大发现。直到那一天我才彻底相信,母爱是既不服从理智也不听从规劝的。我过去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这一点。很久很久以前,我不知在哪里读到过,做父母的往往更加心疼那些不成器的孩子。于是我又去问姥姥。

   “看看你自己你就清楚了,”姥姥说。“谁像你这样三天两头地接到爸爸妈妈的来信呀?”

   姥姥像平常一样在说笑话。爸爸和妈妈爱我,这一点当然是没什么可奇怪的。我相信,这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异……

   可是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怎么样呢?当我向她谈到舒里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对我的敌意。她现在愿不愿意见到我呢?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丢下她一个人不管……

   “丢下她一个人不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考虑着。“在一个遭到不幸的人的身边可能有几十个人,如果这些人不是他所需要的,如果他不把他们看作朋友,那么他仍然会是孤独的。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需要我吗?即使她不需要,我现在也得到她那儿去。可怎么个去法呢?假如我们过去就是朋友,那就好办了,因为看望朋友无须找借口,想去就去好了,也用不着请。可是我在讲了那么番话以后,又怎么去见她呢?”

   我需要找个借口,于是就开始找起来了……

   要是在平时,我要想出一个摆脱困境的主意并不费劲。

   “这是因为你任性惯啦,”姥姥说。“你认为要达到目的,怎么干都行。这样行动起来总是比较便当的,什么顾忌都没有。”

   过去,只要我认为有必要,我真的能去装假,撒谎,还有冒充某个人。这样干的确既简单又痛快。不过,我过去那些谎话和花招,就像所要达到的目的一样,都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一回,我碰上的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复杂且又异常的情况。可是我在思想上并不愿顾及这些,而仍然倾向于采取习惯的作法。

   我需要找出一个能再到那座黄色老房子的二层楼上去的理由。同时,我还要向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证明,她能够在学校里工作。这两个意图完全可以一并达到。我去要求尼娜·奥尔基耶芙娜救护病人!让她把某个男孩从严重的、非常危险的疾病中解救出来。“从致命的疾病中解救出来就更好!”我幻想着。可是救谁呢?救哪个孩子呢?我突然想起:“最好让她救我!当然罗!就是救我!”

   我很快就考虑好了行动计划,当天夜里就开始行动。对,正是要在夜里开始!

   我本来困得要命,但我还是从床上爬起来,叫醒了姥姥,向她说:“我得了很厉害的失眠症……”

   “对不起,什么失眠症?”

  

   “嗯,非常严重的失眠症……大概这是遗传法则!”

   “我迷迷糊糊的,听不懂你的话。什么法则呀?”

   这时我才想起,爸爸是在那里,在那座两层楼的房子里得的失眠症,可是姥姥不可能了解这一点,因为在我们家爸爸躺下就着,睡得很香。于是我说:

   “也许我的祖父或曾祖父得过这种病吧?”

   “你的外祖父就是我的丈夫,他睡得好极了。我不认识你爷爷,但从你爸爸来看……”

   “是呀……当然……他睡得很香。可是我已经第三夜睡不着觉了。”

   “不能合眼吗?”

   “能合眼,但时间不长……”

   “嗯,明白了。不过对你来说,这来得太早了?”

   “我知道……一般是老年人才睡不着觉,对吗?”

   “关于老人们你可别瞎说!我指的是另外的事……你爱上谁了吧?可不,我记得你前几天还问过关于初恋的事儿呢。”

   “我就是因为这个睡不着觉吗?……根本没影的事!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想去找医生,有人告诉我,有一位大夫,好像是位女大夫……她会给人治失眠症。我得去找她一趟。”

   “近来你老是出去,”姥姥说。我倒不想限制你的自由,但是自由一般给人带来的是进步,给你却好像只会带来两分。”

   “我没得过两分。”

   “会得的,”姥姥说。

   “由于失眠我还可能会留级!可这位女大夫的医术高极了。她在家里给人看病……而且完全免费!只要你给她写封信,哪怕就写几行字:‘感谢您救了我的外孙子!……’或者类似的话,她就会感到很高兴的。”

   “你是在引诱我去冒险。但我的身子太虚了……”姥姥说着,立时在我的面前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我身体不好,没劲儿跟你扯皮。你可以去找大夫,找教授……找催眠专家!你去治病吧!恢复吧!只是别妨碍我睡觉就行,我刚吃下两片安眠药。”

   “哈,也许就是你遗传给我的这个倒霉的毛病吧?”我高兴地喊了起来。

   “对不起,你已经惹我讨厌了。”

   姥姥像往常一样不但不打算妨碍我,还打算帮我的忙。可我还是翻来覆去,哼哼了好半天。我从床上爬起来两次,大声地喝水,好让姥姥听见,我是多么受罪。

   第二天放学以后我决定去找大夫。在去汽车站的路上,我把要同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进行的谈话预先演习了一下。我在冒充某个人之前总要作一番演习。我需要事先对一切可能产生的惊奇、疑问和困惑准备好答案。

   但这一次,演习明显地没有搞成功。平日我说得非常娴熟、流畅,显得特别自信的话现在听来不能令人信服,甚至显得十分荒唐。我在心里也代表谈话的对方发言。她的话越来越不客气,越来越刻薄。她已经不像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了。这场谈话还在继续。我似乎是在一旁听着这场对话——我对两个谈话人中的一位很反感:这个谈话人就是我。

   “您上车吗?”我听到身后有人焦急地催促我,因为该轮到我上公共汽车了。

   “不,我不上……”我说。

   我勉强拖着两腿走回家去,心里是一团乱麻。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不能去完成那个不久前我还认为十分成功和颇为机智的计划呢?

   只是现在,过了若干年之后,我才懂得:我的童年已经逝去了,虽然儿时那固有的一套仍愿为我效劳,但我已经不能利用它了。

10

 

   我不能欺骗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

   但我还是应该向她证明,我确实信任她这个大夫,而且她能够给孩子们治病!……

   过去我可能会说:“我应该豁出去一切!”现在我觉得豁出去一切的说法已经不合适了,因为正如有人说的,我的办法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怎样才能既不耍花招又不骗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突然间,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是一个多笨的傻瓜呀!既然有一个安东在,我干吗还要在夜间去吵醒可怜的姥姥呢?确实应该把安东的害羞、优柔寡断,以至口吃都治好!而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本行又正好是神经科大夫。她能解救我最要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以全班的名义写信感谢她。她马上就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而这一切又都是诚实而又高尚的!

   课后,我让安东留在教室里。

   我对他说:“咱俩正经地谈一谈。”

   “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的朋友关心地问。

   “还没有,不过很快就会发生的!我想出了一个帮助你妈妈的办法。”

   “我妈妈吗?”

   我知道,安东会拒绝执行我的计划,所以我就搬出了他的妈妈。

   安东坐在我们那张“应急”课桌旁,而我坐在老师的位子上。我觉得我坐在这个位子上说话会更有说服力。安东很激动,他的头发根渐渐变成了粉红色。我不打算再折磨他了,便直截了当地说:

   “有一个女人能给你治病。从明天就开始治。她是一位出色的大夫。神—经—科—大—夫!你懂吗?这正是你所需要的。你会成为一个勇敢而自豪的人!往后你给妈妈带来的都会是五分。”

   “我得好好想一想。这是件大事。”

   “没有什么可想的。我再也不想听你结结巴巴地讲话了!我也见不得你在黑板旁边那副难为情的样子!”

   “谢廖沙,谢谢你……”安东说,由于这意外的建议,他口吃得非常厉害。“但我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大夫是治不好的……”

   “你就忘了咱们的动物课老师是怎么说的了吗?!”我喊道。“有一回他说过,你的难为情是病态的。既是病态的,那就是说可以治好。这位大夫准能给你治好!然后我们就以全班的名义,用书面的形式向她表示感谢。”

   “让全班的人都知道我在治病吗?……”

   “好吧……要是你不愿意,就只有我知道。还有你妈妈……我们两人用书面的形式对她表示感谢!”

   “一定要用书面的形式吗?”

   “一定要!为了好留个纪念。”

   “对不起,谢廖沙……可如果她的药不管用又怎么办呢?”

   “我求你去治病……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

   “谢廖沙……你真要我这么做吗?你真的是在为我犯愁吗?我过去还真不知道……”

   我感到有点不自在,因为我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还不够真诚。

   像往常我耍滑头那样,我的话讲得既流畅,又显得特别自信。看来,这事我办得又有些“差错”。

   “可是安东确实会给治好的!”我在心中激励着自己。“那么一切都会是诚实而又高尚的了!关键是要使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也同意……”

   “我有要紧事找您!”我一进门就对她说,像是请她原谅我的到来。

   她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甚至对我的来意究竟是什么也没问。但是进了房间以后,她似乎是要使我抛开我那件要紧事,开口便问道:

   “你是直接从学校来的吗?”

   “我回了一趟家。”

   “你大概想吃午饭了吧?”

   “我已经吃过了……在小吃店吃的。”我不知为什么又加了一句:“这是真的!”

   “在小吃店?”她惊异地说。“怎么,家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不,我同姥姥在一起。”

   “跟妈妈的妈妈吗?”

   我点了点头……无论在这以前或是以后,我和她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我的妈妈。我们好像是忌讳这个题目,从来没提过一次……

   记得在那一刹那间,我突然希望我们以后也不要再谈父亲了。我决意把那个使我不安的问题最后弄清楚,也就是要搞清她信中那几句我所不理解的话的含义。而且我似乎也想稍微晚一点再谈自己的来意。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我说。“您在信里写着,爸爸不愿来就可以不来您这儿,‘像上次那样。’”

   “你把那封信背下来了吗?”

   “没有……我只是记住了这句话。您以前也给他写过信吗?”

   她沉默了许久,仿佛下不了决心是否要回答我的问题。后来她沉思般地说道:

   “假如那时谢尔盖来了,事情又会怎么样呢?也许舒里克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吧?……当然,也未必。但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这是舒里克上四年级时候的事。我记得那一天是二月十二日。几个同班同学把舒里克关了‘禁闭’。我没有追问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觉得受了委屈,一心想报仇!我们就坐在这张桌子旁吃晚饭……他向我泄露了他那些同学的一些秘密。当然罗,是一些非常可笑的男孩子的秘密。但他深信,这是一些‘可怕的秘密’。他是悄悄讲的,边讲边东张西望。……他希望我去向校长告发,好让他的朋友们受到惩罚。我那时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并且同校长的关系很好。现在这位校长已经不在了,他死了……但我没有答应,于是舒里克就又哭又喊,一个劲儿地央求。我心里有点害怕……我对他解释不通,也说服不了他。所以我认为,需要跟他作一次严厉的男子式的谈话。既不是同校长,也不是同老师,而只是同一个长辈,同一个男子汉谈谈。我给谢尔盖写了封信,因为我再电没有别人可写。我向他说明了全部情况。可是他没有来……我想,他大概是关心我,怕我又会像他所说的那样,让自己‘不痛快’。这是可以理解的。”

   自然罗,爸爸认为到这座房子里来是不明智的,也许是对妈妈,对我的一种不诚实。

   可是我上这儿来,是不是对我一家人的不诚实呢?我答不出这个问题。

   我看到对面墙上挂着的爸爸的和舒里克的照片。他们并列在一起。说不定,在爸爸身上也有舒克里所说的那种禀性吧?这些想法使我感到不快,我很快把它们赶开了……

   我开始想另外一些叫人高兴的事:一个人往往只会对亲近的人至少是可以信赖的人谈论他亲人的秘密。那么,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看来已开始信赖我了?……

   “你就是想了解这件事吗?”她又问。“这就是你说的要紧事吗?”

   “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急忙说。“跟这毫不相干……我的同学安东急需治疗。正好需要找神经科大夫!他非常腼腆,谦虚……还结巴。老是得三分。虽然他功课全都会!全都会,可是一站在黑板旁边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您懂吗?什么也答不出来!可是他妈妈对他说,要是他也不成材,她就去投河。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那么谦虚……假如您能把他治好就好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么件事……”

   在讲安东的时候,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她也站起来,并且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但她不是像眼睛近视的人平素的那样,是为了仔细看我。她走近我是为了使我能听见她说的话,因为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小,几乎像耳语一般:

   “为了要离开一个人……”她不知是向爸爸,还是向舒里克点了点头——他们的照片并排挂在墙上。“为了要离开一个人,有时需要找一些虚假的借口。因为真实的理由往往太残酷了。可是为了要来,什么借口也不需要。只要来就行了……”

   “哪里!哪里!安东确实非常神经质。我希望他能治好。您不相信吗?这是真的!”

   “那个自然,”她轻声说道。“我们将尽力治好他……”

   三年半过去了。

   我对家里的人从来没说过我认识她。她也一次没问过我,是否向家里人谈起过她,谈了些什么……甚至我们家在回忆往事时我也不曾提到过她,因为我害怕会搞乱什么,害怕使妈妈难过。妈妈是幸福的,我珍视这种幸福。

   我准备自己去做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所需要的一切。为爸爸做,替爸爸做……

   是受责任感的驱使吗?最初是如此,后来却不是这样……“受责任感的驱使”是很响亮的词句,比“被迫”要漂亮得多,但它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也许,一心想去保护和解救别人,这正是我已成长为男子汉的第一个征兆。一个人往往不会忘记第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

   可是前不久……大约六个月以前,我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离爸爸和妈妈设计的工程更近了一些。

   当我同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告别的时候,我答应每年夏天都到她那儿去。有时候,你为了要安慰一个人,会向他保证一些你后来做不到,或者几乎做不到的事……

   临别时我还不知道我的新地址,于是我们商定,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把信寄到那个城市的邮政总局,作为存局待领。到了冬天,爸爸说,等我放暑假时,他和妈妈将带着我一起上南方去,去高加索,去黑海。

   爸爸说:“这是你最后一个夏天。明年就该上大学了。应该养精蓄锐,把身体锻炼好!”

   “最后一个夏天”——在我们家里经常重复着这几个字,以致我觉得,我似乎活不到第二年的夏天。“夏季请到河上旅行!”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那位美女多年来一直这样劝告我。爸爸也说过,她的意见完全正确,什么也比不上在江河上休息更明智。然而现在爸爸又要我相信,什么也比不上高山上的空气、日光浴和海水澡对我更为有益的了。

   “我们坐飞机去,”爸爸说。“好让你在最后一个夏天好好玩一玩。”

   我喜爱玩乐。更何况我还从来没在海里洗过澡,也没坐过飞机。最后一个夏天看来将是非常幸福的,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它的来临。

   ……一周前,爸爸买到了三张飞机票。可是今天我收到了一封存局待领的信。

   我在等你,整个夏天都请了假。我没有同学生们去少先队夏令营,因为在等你!但你不来也无妨,我不会生气的。也许你有你的事情和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月份再上她那儿去,”我打定了主意。“那时也是假期……”于是我给她写了封信。我向她解释,元月份去她那里更好,因为冬天我不能去海边休息,可我住过多年的这座北方城市,冬天要比夏天好,可以滑雪。我还写道,如果她去少先队夏令营,她就能在户外得到休息,夏天呆在市内尘土太多……

   我把信读了一遍——觉得不能把信封上。这像是别人写的信,而不像是我写的:写得又长,又详细,并且没有涂改的地方。

   不,我既然答应过她,而且她又在等我,那么到时候我就应该到她那里去。否则,我就永远也不会去了。

   我不能让她受到第三次打击……所以我现在要去退飞机票……

   我在家里说,我非常想念姥姥和安东,他们俩都留在我度过童年的城市里。我也真的想念他们,但我却是到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那里去。我不想发电报,到了那里我要用至今还留在我手里的钥匙去开门,就是舒里克留下的那两把钥匙。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还不知道这件事。让她的家里不要老是出现一些令人伤心的意外吧。

   妈妈不反对我的做法,我这么急着去看姥姥,看她的妈妈,她感到很高兴。看来,事情办得又有些“差错”。

   可今天我同爸爸吵了一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说,我这趟旅行是不明智的,给姥姥和安东写封信就行了,以后还可以请他们来作客。爸爸说,我打乱了家里的全部计划,说我既然拒绝上山,拒绝攀高,拒绝飞行,那么我长大了就会不求上进……可我还是要去退飞机票。

   爸爸引用了他在一本书里读过的一段话:“人生——这是以生为起点死为终点的一段行程,中间会有许多停顿,还会发生种种事件。应该既不迷路又不偏离航线地完成这段行程。”

   可是我想,有的飞机和火车的确是既不按航线图也不按时刻表来完成它们的行程的。这是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飞机和火车(而它们正恰恰是最重要的!)它们负有帮助人、拯救人的使命……这个想法我没有告诉爸爸。但我还是要去退票。

译后记

  二十世纪俄罗斯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但大多数却只是在“社会主义各国”有知名度,而且他们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渐失去了魅力。本书的作者阿列克辛则不同,他的作品是真正“走向了世界”——除了被译成“社会主义各国”的语言之外,还被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波斯语、孟加拉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也译介过他的一些作品,立即在我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一场“阿列克辛热”,不少作家通过借鉴与模仿,创作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名篇。

  作为一名苏联时期的作家,他的作品居然能在东方和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众多国家里大受欢迎,不但少儿爱读,连成人也爱不释手,而且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魅力依然经久不衰,作家本人还荣获国际安徒生奖,被列入了以安徒生命名的荣誉名册。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阿列克辛的作品始终贯串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感教育,而不是对现行政治和传统教育理念的图解。他打破了“少儿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森严壁垒,引导双方彼此沟通、彼此理解,共同提高人文素养。阿列克辛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如何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复杂关系,这是任何人一辈子时时刻刻都会面临的抉择。

  《我的哥哥吹黑管》是一个女孩子的日记,她把“自我”的价值完全寄托在“他人”(哥哥)的身上,结果却伤害了他人。

  《第五排第三个》和《“搭错神经的叶夫多基娅”》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反思。大人往往从“自我”出发去理解与“塑造”孩子,结果混淆了好坏,酿成了悲剧。这两篇小说向大人们提出警示:如何对待行为“出格”或有才华却争强胜的孩子?

  《前天与后天》和《请来电话请来玩》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对待那些有贡献、却一生默默无闻的人,特别是当他们到了退休之日,是否可以弃之不顾?

  《可怕事件》里的中学生格列布是“名人”的后代,学校为了自己扬名就无原则地吹捧他,结果格列布的“自我”膨胀了,出于保持自己“地位”的目的,制造了一起伤害他人的恐怖事件。作品采用了侦探小说形式,写得扑朔迷离、情节紧张、扣人心弦。作品中的那群中学生个个性格突出,生动感人。

  《同时却在某处……》中的小主人公发现父亲对前妻造成巨大的伤害之后,并没有跟父亲公开顶撞,而是偷偷以实际的行动去弥补父亲所犯下的过失。在阿列克辛的小说中,大人与小孩是平等的,大人并非个个是楷模,小主人公往往介入成人的世界。

  《分财产》中的小主人公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产伤”,影响了她的智力与行为。是奶奶牺牲自己把她培养训练成一个完全正常的小姑娘。但奶奶老了,尽完了责任,小姑娘的父母嫉妒奶奶与孙女之间的亲情,想把女儿“夺回来”,最后把老人逼走了。小说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何对待有恩于自己、但已经“完成了角色”的人?

  阿列克辛创作的艺术特色备受国内外评论界的赞扬。他自称的“中篇”小说其实在篇幅上与大的“短篇”相近,但就艺术信息而言,几乎等于“长篇”。他的小说笔法凝练,极力浓缩事件展开的时空,最大限度增加情节的“含量”,精心挑选细节。无论是作者的语言还是包括少年在内的主人公的语言,往往具有警句式的特色,充满了幽默。这种幽默时而温和,时而尖刻,时而又化作“含泪的笑”。

  阿列克辛的这种语言艺术,即使译者能充分欣赏,也无法在译文中做到充分的传达。本书译者虽竭尽全力,也许仍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希望读者谅解的。

而同时在某处……作者:阿列克辛

  

  我和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他叫谢尔盖,我也叫谢尔盖。假如不是这样,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件事大概就不会发生了,我现在也就不会急着去机场退飞机票,而且也不至于放弃我整整盼了一冬的旅行了。

  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半以前,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在六年级学习。

  

1

  

  我们的动物课老师兼班主任常常对我说:“你的行为违背了所有的遗传法则。简直不能想象,你会是你父母亲的儿子!”平时,他总是把学生们的品行同他们生活和成长的家庭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有的学生来自不美满的家庭,有的学生来自美满的家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模范的家庭!动物课老师也正是这么说的:“你是模范家庭出来的孩子!你怎么能在课堂上偷偷地给同学提示呢?”

  也许是动物学使他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叫他时时记住谁是属于什么家族的吧?

  我经常偷偷地给我的朋友安东提示。同学们都管他叫长面包安东,因为他又胖又喧,脸颊绯红。当他害羞的时候,他那又大又圆、像球一样的脑袋就整个儿都变成了粉红色的,似乎他那淡白色头发的发根也从里往外泛着红色。

  安东是个仔细和认真得出奇的学生。可是他一站出来回答功课,就羞得什么也说不上来了。而且他讲话还结巴。同学们都巴不得老师多叫安东上黑板,因为在他身上至少也要花掉十节课的时间。但我总是坐立不安,翕动着嘴唇,做一些暗号,想方设法使我的朋友能把他比我掌握得好得多的功课记起来。这可把老师们惹火了,于是就把我们俩安置在那两个“应急”座位上,它们在教室正中一行的第一排——正对着老师的讲台。

  用动物课老师的话来说,这些座位是专为那些“害群之马”准备的。

  我们的班主任并不去动脑筋想一想,为什么安东答不好功课。他认为一切都很清楚:安东出身于不美满的家庭——他的父母早就离了婚,他生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我们的动物课老师深信,假如安东的父母不离婚,我们的这位同学就不会这样无缘无故地害羞,就不会在黑板旁边这么受罪,说不定就不会口吃。

  我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我违反了遗传法则。我的父母每次都出席家长会,可是我却常常写错别字。他们一直按时在我的记分簿上签名,而我却往往在上最后几节课时溜掉。

  我的父母领导着学校里的一个体育小组,而我却经常偷偷地给我的朋友安东提示。

  在我们学校,大家几乎从来不以名字和父称来称呼其他同学们的父母亲,一般都这么说:“巴拉班诺夫的父母”,“西多罗娃的父母”,……唯独我的父母亲是例外,他们似乎不受我的行为的影响而得到了应有的尊敬,虽然我的行为有时可能有损于他们作为社会活动家、年长的同志,以及我们的动物课老师所说的“校集体的真诚朋友”的好名声。

  不仅在学校里如此,在我们住的那幢楼里也是这样。人们一谈到我的父母就会说:“这是个幸福的家庭!”即使我在前一天想用水龙头把水浇到三楼的窗户里,人们也并不责怪我的父母,而对于别人的父母这可是饶不过的。有些邻居,特别是有些妇女看到妈妈和爸爸每天早晨风雨无阻地绕着院子跑步,看到他们总是形影不离,手挽着手一起上班又一起回家,总是慨叹不已,并经常带着对某家人进行责难的口气说:“这真是个模范家庭!……”

  有人说,人们在一起生活得久了,就会变得彼此相似。我的父母就很相像,这一点从挂在我家沙发上方的那张彩色照片上看得特别明显。爸爸和妈妈,两人都晒得黑黑的,牙齿雪白,两人都穿着浅蓝色的运动服,聚精会神地看着前方,大概是看着绐他们照相的那个人。满可以认为,是查理·卓别林给他们照的相,因为他们笑得简直合不上嘴。我有时甚至觉得,这是一张有声的照片,我似乎听得见他们欢快的笑声。当然,这件事与查理·卓别林毫无关系——只不过我的父母都是很认真的人罢了。比方说吧,如果有谁唱起歌来,他们就会马上跟着唱,而且不是像有的人那样,不出声地动动嘴唇,而是大声地、清晰地从第一段唱到最后一段。那么自然罗,如果照相师要求他们笑一笑,仅仅笑一笑,他们就会像看喜剧片似的哈哈大笑的。

  

  是啊,他们在生活中无论干什么事都好像要超额完成任务。这也不会惹得谁生气,因为他们做得很自然,仿佛不可能不这样做。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觉得我有权犯些过失和错误,因为我的父母所做的正确的和有益的事情足足顶得上五户甚至十户人家做的那么多。我心里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无论发生什么不痛快的事,我很快就会安下心来——那些不愉快的事比起我的父母是世上,或至少是我们全楼和全校最好的人这一主要之点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永远也不像安东的父母那样离婚……难怪连陌生人也从不把他们两分开,而老是把他们联在一起,用一个姓来称呼——叶麦梁诺夫夫妇。比如:“叶麦梁诺夫夫妇这么认为!叶麦梁诺夫夫妇这么说的!叶麦梁诺夫夫妇出差去了……”

  妈妈和爸爸经常出差。他们在共同设计一些工厂,这些工厂建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很远的地方……

  遇到这种时候,我就同姥姥一起留在家里。

2

 

  我的父母亲彼此很相像,而我却像姥姥,而且还不只外表相像。

  当然罗,姥姥为自己的女儿感到幸福,她也为女婿,也就是我的爸爸而感到自豪。可是,她跟我一样,时常违背那遗传法则。

  妈妈和爸爸总是叫我们锻炼身体,想使我们永远不得感冒和传染病(他们自己就连流行性感冒也从没有过),但我和姥姥却不听他们的。我们不愿意用凉水擦身子,不愿意在星期天为了滑雪或是去远足而比平日起得还要早。我们每天早晨也不认真做早操。

  我的父母亲常常埋怨我们俩做事总有差错:我们不能准确地告诉他们,谁给妈妈和爸爸来过电话,“最新消息”中广播了些什么,我们也不能严格地遵守作息制度。

  每次,妈妈和爸爸出差,我和姥姥刚把他们送走,便立刻像要搞阴谋似的,举行紧急会议。瘦小枯干、剪着短发的姥姥就好似一个狡猾而顽皮的男孩,而这个男孩,正如人家所说的,很有点像我。

   “喂,咱们拿出多少钱来看电影呢?”姥姥问。

   “多拿点儿!”我说。

  于是,姥姥就多拿出一些钱来,因为她也同我一样,非常喜欢看电影。我们还通过了另一项重要决议:不做午饭和晚饭,而是到设在我们楼下的食堂去吃,我很喜欢去食堂吃饭。在那里,我和姥姥也总能找到共同语言。

   “喂,咱们不要第一道和第二道菜,好吗?”姥姥动不动就问。

  我们在食堂里经常不吃汤菜,有时连第二道菜也不吃,然而总是要叫一道咸鲱鱼,并且每人要两份盛在小铝碗里的果子冻。我们吃得很香,而且省出了看电影的钱!……

  同姥姥在一起,我甚至看到了那些不让未满十六周岁的孩子看的影片。

   “我身子太虚了,”姥姥向验票员解释说,并且当面就做出一副年老体衰的样子。“我到哪儿这孩子都陪着我……我向您保证,他不会往银幕上看的!……”

  

   “对不起,你怎么还是往银幕上看哪?”她在漆黑的放映厅里问我……

  我的父母认为,为了使姥姥能延年益寿,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例如体育活动和长距离散步等等,而姥姥想摆脱这一切的时候,就会说:“我身子太虚了!”

  我和姥姥都不是“规规矩矩”的人,正是这一点把我们联合了起来。

  那一年,爸爸和妈妈出差去了两个月……

  在那些不美满的家庭里,父母亲离开家以后,根本就不给家里写信,在美满的家庭里,大概每星期写一次或两次,可是我和姥姥却每天都接到信。我的父母是严格遵守次序的:爸爸写一封,妈妈写一封,爸爸写一封,妈妈写一封……程序一次也没有乱过。信的末尾必然有写信日期,稍下一点总是写着:“于晨八时。”那就是说,爸爸和妈妈是在早晨跑步之后和上班之前写的信。

   “怪事!”有一次姥姥说。“哪怕有一次倒个个儿也好!……”

  我不明白,她究竟是在赞扬我的父母呢,还是在责怪他们什么。

  这是姥姥的一个特点:你从她的口气里往往听不出来,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讲正经话,是在夸奖还是在讥笑。

  又有一次,姥姥读完妈妈在信末尾写的那句有名的“于晨八时”之后,对我说:

   “喂,告诉您:您的父亲真是一位模范教练!我的女儿简直已经一点儿也不比他差了。”

  我还是一点儿也不懂:她是在夸我的父亲呢?还是对他不满?

  邮局可不像我的父母那样具有无懈可击的严谨作风:尽管我的父母似乎是按时间表发的信,可这些信却有时在早晨,有时在晚上到达我们那个褪了色的信箱。但经常还是早晨到……我总是自己去取信,并在上学的路上把信读完。这样做在各方面都挺合适:第一,我仿佛是每天一早就同我非常想念的父母亲谈了话;第二,如果我上课迟到了,我就晃一晃拆开的信封,解释道:

   “我爸爸妈妈来信啦!很重要。远道来的!……”

  于是,不知为什么,老师们就不批评我了,而是和颜悦色地说:

   “那么好吧,坐下吧。”

  父母亲写自己的事写得很少:“我们天天上班,每晚学习英文……”他们在自学英语,并且常常互相测验。这使我感到很惊讶:谁也没有强迫他们,谁也不给他们打分,可是他们却又是准备,又是着急,又是默写。自找苦吃!而且还心甘情愿!

  我们一向特别赞赏那些自己做不到的行为,所以我很赞赏我的父母。

  他们在开头的三行谈了谈自己的情况,然后就用三页信纸来给我和姥姥提各种各样的合理化建议,我们很少按照这些建议去做,但还是很乐意翻来覆去地读这些信,因为有人记得我们,关心我们……而这总是叫人高兴的。

  我和姥姥比较喜欢用明信片回信,邮局把这些明信片叫做“美术明信片”。我们深信,明信片上的图画和照片完全能弥补我们回信过短的不足。我们在信的末尾老是这样写:“详情下一封信再写!……”但是这样的“下一封信”一次也没有寄出。

  有一天早晨,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我从信箱里一下子抽出了两封信。两封信上都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每天接到一封信,我早就习惯了,可一天接两封信……这简直太过份了!

  我拆开了第一封信。

  

  谢尔盖!你知道吗,假如我给你写信,那就是说我非写不可了。谢廖沙,目前我的心绪很坏。比三月里的那个日子还要糟……还要沉重。我遇到了不幸。你是我唯一愿意诉说这一不幸的人,也是我唯一愿意(并且能够!)与之商量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也不会再有比你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不要求保护,因为没有人欺侮我。在这件事情上,谁也没有过错,发生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常的、合理的!但你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尽管一切都是对的,合理的,可是你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我通常在六点左右下班。无论你在哪个晚上来一趟,我都会十分感激。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不过倘若你能来一趟,我将十分感激。向你的妻子致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这封信没有署名,下面只有两个宇:“尼·叶”。

  平时我总是边跑边看信,有时磕磕绊绊,有时撞着过路的人。可是这一次,我站住了。

  

  谁能称呼我父亲为谢尔盖和谢廖沙呢?在信封的下方,在用绿墨水画的一条线的下面,像平常一样,写着回信的地址。可是没写姓名,而是只有“尼·叶”两个字。这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她过去和今后都没有比我父亲更为亲近的人呢?只有妈妈才能这样写呀!

  我反复读着这封信。我的一双手令人不快地颤抖起来。后来我无意地小声重复着最后一行:“向你的妻子致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这句话使我放心了一点儿。我自己说服着自己:“这是他们俩都认识的女朋友——如此而已。既然她认识我妈妈!又写着:‘向你的妻子致意。’当然是这样……”

  然而我念着念着,声音中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一种嘲笑的意味,这些话听起来已是对妈妈的一种挖苦了。我想起来了,每当爸爸由于某件事想责备我的时候,他就爱用“致意”这个词儿:“你又得三分啦?向你致意!……你又在课上偷偷给人提示了?向你致意!”也许,这个女人是从爸爸那里学会在这种含义上用“致意”这个词儿的吧?……

   “你在自言自语地叨咕什么呀?”我的一个邻居一边走下楼梯,一边从上面向我问道。

  平日我撒谎的时候,说话总是显得格外爽快,故意表现得很自信,好让别人不致产生怀疑。这次我却没精打采地答道:“我在记台词儿……”

   “派给你的好像是一个苦闷的角色,”邻居说这话时已经走到我下面一层楼的楼梯上了。

  我猛然想起了第二封信。那天该轮到爸爸写信,我忽然很希望看到他写一些有关妈妈的好话和亲切的词句。可是这样的话爸爸一句也没写,他在信中提出好多这样那样的希望:他希望我别忘了数学,姥姥别忘了自己的年岁……希望我们不要每天都吃咸鲱鱼,因为姥姥机体里的盐份要是过多,对健康是有害的,忘了这点是不明智的。

  还有,他作为我们校集体的一位真诚的朋友,希望体育小组不要由于他不在而垮台。可是关于妈妈他却只字末提……

  这使我觉得可疑。我甚至觉得,爸爸总是同妈妈一起上下班都是可疑的了。我仿佛觉得,这是爸爸当时故意做出来的,就像我要撒谎却想让大人相信我讲的全是真话一样。

  我到学校整整晚了十五分钟,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在空中挥动那两个拆开了的信封……而偏偏上的又是动物课。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的班主任说。“我看,这也不尽然,有时儿子同父亲差得远着呢。远极了!……”

3

  

  在那一天以前,我一直觉得生活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很少对什么事发生怀疑。即使碰到什么疑问,我也几乎从来不去找爸爸和妈妈,因为他们的意见是那么明确而合理,我自己也完全能想得出来。

  这些意见说说很容易,要做到却很难,因为它们只适合于像我父母这样的模范人物。

  我并不是模范人物,所以多半是去同姥姥商量。

  可是这一次我不能去找姥姥了,她毕竟是我妈妈的妈妈。

  偶尔我也同安东商量。他总是十分用心地听我讲,与此同时头发根渐渐发红,这说明他在努力深入地考虑我的请求或问题的实质。

  

  然后他会说:“我得好想一想。这是很严肃的事。”

  我的疑难一般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所以我很快就把它们忘记了。可是我那位认真的朋友常常在过了一两天之后把我带到一边对我说:

   “我全都考虑了。我觉得……”

   “你考虑什么啦?”我轻佻地问道。

  安东由于感到要解决我早已忘记的那个问题责任十分重大,因而口吃得非常厉害。这使我很后悔,我满心感激地、专心致志地听着他讲,以致他那淡白头发的发根竟变得通红通红。安东的劝告也很少能合乎我的心意。按照他的意见,几乎总是要为真理和正义做出自我牺牲,但我是不喜欢作自我牺牲的。

  不过,我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很信任。我知道,如果我一旦遇到了真正的危险,我正是应该向他去求援。

  现在危险出现了。我还看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危险,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了。这大概是我不能向我的好友求援的唯一的灾难。总的说来,我也不能找任何人求援……因为我不能向任何人承认,爸爸(我的爸爸!)过去和今后会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他甚至对妈妈也不是最亲近的……因为妈妈常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母亲来说,最亲的人莫过于她的孩子。”

   “这是自然法则!”爸爸表示同意。他一向是尊重法则的。

  我既不能找姥姥,也不能找安东,于是我决定自己来保卫我们的家,同时保卫自己的安宁,自己内心的无忧无虑。这种无忧无虑在我的心目中顿时显得从未有过的珍贵。我虽然毫无作为,但我决心要保卫那使我与众不同并使我感到自豪的唯一的东西,即我们家的模范称号。

  那个女人在信里写着,她六点左右下班。于是我就在这个时间按照写在信封下方的那个地址去找她,地址上面用绿墨水画着一条横线。

  我乘了两站公共汽车,步行了一小段路程,在一幢黄色的两层楼房旁边停了下来。这幢房子的窗户上端装饰着一些过于华丽的雕塑图案,上面带有许多很粗的裂痕,就像上了年岁的人面部的血管一样。在这种老房子的墙上,仿佛旧衣服上打着块新补丁,往往镶嵌着一些亮闪闪的大理石的或金色的纪念牌,牌上写着:某某的故居,某某曾在此逗留,某某在此处诞生,某某在此处逝世。可是在这幢房子的墙上,却没有牌子,尽管自然也曾有过不少各式各样的人在这里诞生、逝世,在这里生活过。

  我久久地打量着这幢褪了色的黄色建筑物,因为我冷不丁有些胆怯起来。我也全然不清楚要对那个女人说些什么。我突然对一切都产生了兴趣……我仔细看着窗棂间沾满灰尘的脏棉花,上面稀稀落落地缀着一些圆形的彩纸屑。它们想必是在新年之夜从房间里飞落到那儿的。我什么都注意到了,注意到了挂在气窗外的油透了的纸包,也注意到了吊在窗户上方的小冰溜儿,它们也像是窗上的饰物,只不过是新装上的、晶莹透明的罢了。我说些什么好呢?我怎么开口呢?

  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色照片。照片长年挂在我们厨房里一位单身女邻居的小桌上方,上面是一个穿着游泳衣、拄着船桨的美女,她向我们那个单元的全体住户发出号召:“夏季请到河上旅行!”其实,那个单身女邻居从来不去江河旅行,不知她为什么要剪下和挂上这张照片。

  爸爸走进厨房的时候,经常站在这个穿着游泳衣的美人儿旁边说:“她讲得完全对,在水上休息是再合理不过的了!”爸爸同意照片上那个女人的看法,这使我很生气。我把她同妈妈相比,心里感到很不痛快:这个拄着船桨的女人,虽然晒得也是那么黝黑,牙齿也是那么雪白,眼睛也是那么快活,可她还是比妈妈漂亮。因此我总想法贬低这个美女:“这号人我可知道!她们穿着游泳衣,但不会游泳。她们手里拿着桨,可是不会划船!她们拿着网球拍摇来晃去,可一辈子也没打过一次网球……”

  我犹豫不决地在这座黄色的旧楼旁边徘徊,心里想象着,我怎样登上楼梯,怎样按七号住宅(它大概是在二楼)的门铃,怎样听到门后传来轻轻的、毫无猜疑的脚步声,我又怎样装出一副高傲的神气,一边把信递给她,一边问道:“这是您写的吗?”她会小声地回答:“是呀。”我说:“有人要我还给您!……”说完我就走开。

  但我又想,用不着这么快走开。也许,我正面临着一场战斗呢?

  假如给我开门的是在我们厨房里挨烟熏的那么一位美人儿,又怎么办呢?假如她比妈妈还要漂亮,那又怎么办呢?当然罗,她不会像妈妈那样又会滑雪又会游泳;也不会设计那些正在远离我们城市的某些地方兴建起来的工厂……而且当然罗,无论谁也不会像赞赏妈妈那样来赞赏她!我要把有关妈妈的一切都告诉她,让她不敢去跟妈妈比试高低。

  我下定决心,怀着满腔愤怒向二楼跑去。我把那封信捧在胸前……当我和孩子们不经意地用足球踢碎了同楼住户的玻璃时,人家跑来向我们的父母告状,也总是这样郑重其事地把足球抱在胸前的,因为它是主要的罪证。

  在七号住宅的门口挂着的住户名单上写着:“尼·叶麦梁诺娃——三声门铃。”尼·叶麦梁诺娃?怎么会是这样奇怪的巧合?也许,她正是爸爸的一个亲戚?比方说,是堂姊妹?可我对她却一无所知……别人也忘了把她告诉我——这又有什么呢?也许,她既没有父母,又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所以我的父亲才是她最亲近的人?这完全可能。当然,事情就是这样!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消失了,就像那个足球突然哧的一声跑了气似的。我马上低下头,安稳下来。我把信也藏进了衣袋,但过一会儿我又把它抽了出来。我想起了,这个女人是遭到了不幸的。真奇怪,这一整天我居然一次也没想起这封信中那几句最主要的话,整个这封信正是为了这几句话才写的:“谢廖沙,目前我的心绪很坏。比三月里的那个日子还要糟……我遇到了不幸。”

  三月里的那个日子又是怎么回事呢?大概那一天有谁死了吧?或者她那一天考试考砸了,而现在又有个什么人死了……因为她写道,现在她感到更为沉重。

  那我是来干什么的呢?简单告诉她一声爸爸不在城里就行了,让她别等了。

  我又把信藏起来,按了一下门铃。门后传来了迅速而急促的脚步声,差不多是跑到门边来的。

  这是盼望已久的三声门铃,可是等待的自然并不是我。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走廊和楼梯都是半明半暗的。

   “孩子,你找谁?”她停了一会儿才问道,似乎是想抑制住她的失望。她的样子疲乏不堪,很难叫人相信,刚才在过道里奔跑的会是她。

   “我找叶麦梁诺娃……”

   “你是从舒里克那儿来的吗?!”那个女人叫道。但是她叫得刚刚能够听见,像是在自言自语。她担心会失望,但又怀着希望,用非常非常轻微的声音重复了一遍:“你是从舒里克那儿来的吗?”

   “不……我是为了别的事……”

4

 

  我一走进房间就吓了一跳,简直呆住了,因为我看见了爸爸的照片……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他不是用自己平日那种平静的或充满自信而又乐观的眼光,而是用惘然若失的,仿佛向谁求援似的自光看着我。他的头发也不是整齐地往后梳着(有时他早晨还在头上箍着发网,为的是不让一根头发翘起来),——不,他的头发乱七八糟地纠在一起,在前额和耳朵上耷拉着,我觉得他的耳朵非常大,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脸又瘦又小的缘故。他的两颊甚至显出两个很浅的酒窝,这也是我过去从没发现的。

  他身上穿的也完全叫人认不出来……既不是浅蓝色的绒线运动衣(父亲有一次曾向我说明:“是纯毛的!”),也不是那件厚实的,深色底子上带着一些稀稀疏疏,隐约可见的白条的西服,而是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斜领衬衫,领口上的几颗扣子也没扣上。衬衫上尽是一条条褶纹,因为爸爸穿着它太肥了。

   321

  我过去从没发现,爸爸的脖子细得这么可怜。

  在另一张照片上,我看见爸爸穿着一件也过于肥大的工作制服,在剃光的脑袋上戴着一顶缀着红星的船形帽。他的目光是凄惶而痛苦的。

   “这是我四一年从前线收到的。那时的情况很不妙……”那个女人突然说道。

  她的声音十分柔和,听着使人感到安慰,就像有一次我住院时听到的那些大夫和护士的声音一样。

  当这些大夫和护士讲“沉重”、“不好”这些词的时候,他们仿佛知道,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变得轻松,都会好起来的。他们说起这些忧伤的字眼儿来,没有一点儿绝望的意味。

  叶麦梁诺娃显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这样久久地、两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墙上的照片。但她没有问我。

  于是我告诉她:

   “这是我父亲。”

  她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默默地,很注意地看着我的脸,像有近视眼的人一样。他们那种坦率的、仔细察看的目光,一点也不使人觉着不懂分寸或没有礼貌。

  这时我也把她看清楚了。她的确是近视眼,即使她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我看是男人戴的眼镜,也对她帮助不大——她还是把眼睛眯缝着。她的面庞苍白而憔悴,因此很难断定她究竟有多大年纪,但她身上似乎有个什么东西仍旧使她显得很年轻。后来我才明白,这东西就是她那条又粗又黑、像皇冠一样紧紧地盘在头上的辫子。

  每当爸爸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或同事们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

   “儿子跟爸爸长得一样!真像。像极了!……简直没法再像了!”

  如此等等。可是实际上,我是像姥姥,像妈妈的妈妈。

  那个女人仔细看了我好久,但没有说我像爸爸。她只是简单地问道:“是爸爸让你来的吗?”

   “我父母不在家。他们出差去了。”

  我本想强调一下,爸爸和妈妈是一起走的。但当着她的面我说不出“妈妈”这两个字,所以就说成了“父母”。

   “他们要去很久吗?”

   “一年半左右,”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撒了谎。接着又加了一句:“或者去两年……得看那儿的情况。”为了要掩饰自己的窘相,我详详细细地解释了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您来信了。我一早到信箱去取信,我以为是爸爸写来的,但却是您写来的……我读完信,就马上决定……”

  这时我才想起,读别人的信是不应当的,就结巴了一下,不吭声了。但这只有半分钟的功夫,随后我感到越来越窘,便更加详细地解释开了:

   “我和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早晨楼梯上又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起初没看清信是给谁的……再一看,上面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就以为是给我的呢。后来才发现不是给我的,但是已经晚了……”

  我把信递给了她。这封信我已经背下来了,因此它显得很旧,像揉皱了的档案材料一样。

   “那么说,你也叫谢尔盖,是吗?”她又问道。“是为了纪念父亲吧?这是可以理解的。你的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他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你看,他多瘦啊。他一面工作,一面读函授学校。后来志愿上了前线。我不愿意他去,求他留下,但他还是走了。他受了严重的震伤。我给他治了好久……”

   “您是大夫吗?”我问。

   “是的……他曾得过严重的失眠症。只有运动能治好他。还需要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生活有规律……我跟他斗争了好久。现在他的睡眠正常吗?”

  爸爸经常自豪地说,他跟个古代勇士一样,躺下就着,从来也不做梦。他有回开玩笑说:“现在的梦是什么样的?是彩色的还是宽银幕的?”但我不知为什么没敢把这点告诉她,只是说:

   “睡得还可以。时好时坏……”

  她在同我告别时,没要我向父亲问好,也没有说,让父亲回来时去她那里一趟。

   “该怎么称呼您呢?”我走到门口时问。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她答道。而后又笑了笑说:“问得迟总比不问强。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刚才我们俩都有些不好意思……”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她过去是父亲的妻子。她虽然没说,但我敢肯定。父亲在这幢黄色的旧房子里的时候很瘦,患失眠症。业余在函授学校学习。大概这个女人帮助过他……他是从这里上前线去的,后来又回到了这里。她给爸爸治过病……可是为什么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我呢?为什么呢?就是常常同我交换秘密的姥姥也没有说过。也许,她也什么都不知道吧?”

  

  有一次,在我父母结婚纪念日那天,我曾听到爸爸为自己的初恋而干杯。也就是为妈妈……这么说,他没有爱过这个女人?

  回到家里,姥姥正在读斯蒂文生或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这是姥姥所喜爱的作家),我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是不是有时候一个人的初恋是到后来才产生的呢?……一个人已经结婚了,可是他却不曾有过初恋……有这种事儿吗?”

   “对不起,这种事儿我已经忘了。等爸爸回来——你问他吧。”

   “为什么要问爸爸呢?”

  姥姥不知为什么一下子丢开了她喜欢看的惊险小说,平日要让她丢开可不那么容易。她严肃地瞧了我一眼,往常那种调皮的笑容也没有了。显然,那些事儿她全都清楚。

  我望着墙上哈哈大笑的爸爸。他的脸上已经没有酒窝,脖子也不是那么干瘦,那么可怜了……

  可是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亲口说过,我的爸爸是个很好的人。她亲口说的!……

5

 

  第二天,我没有等到上学时才顺便去我们的旧信箱那里取信,刚一醒来,我就穿着背心裤衩跑到了楼梯上。我明白,不会再有两封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的名字的信了。但我还是好长时间没能把细细的钥匙插进玩具般的小锁里去,可是在这以前我是一下就能插进去的。我抽出了妈妈的来信。

  

  这封信我已经不能边走边读了。我坐在澡盆里,不知为什么还插上了门。我开始一行一行地仔细地研究这封信,这是我过去从没有做过的。我现在对什么都加倍的注意。首先我发现妈妈的信同爸爸的信有明显的不同。大概以前爸爸和妈妈也是写得不一样的,只是我没在意罢了。现在我可发现了。

  爸爸虽然也想家,但从来不写他惦记着家里, 想快点回来。他认为既然出差有一定的期限,而这个期限又不可能缩短,那么白白地使自己、使姥姥和我心里难过是不明智的。爸爸经常使用“明智”和“不明智”这两个词儿。

   “白白地让自己和别人不痛快是不明智的,”他总说。

  妈妈却常使自己不痛快。她信里写道,她天天做梦,似乎梦见我病了(和爸爸不同,她经常做梦)。她很惦记姥姥是不是因为身体盐分过多而犯了腿痛的毛病。妈妈发誓说,她下次再也不这么长时间地出差了。她过去也这么答应过我。

  最近一次,在临出差之前,我听到爸爸劝妈妈:

   “工厂那些设施没人照管是不明智的。那是我们的劳动产儿呀!”

   “他也是我们的‘产儿’呀,”妈妈指着我反驳道。她难得不同意爸爸的意见,反驳时也是怯生生的,她自己都感到很奇怪,怎么会同爸爸争辩起来。

  爸爸谈到社会义务,谈到我和姥姥都是大人了,都是可以信赖的。

  姥姥朝我这边点点头说:“也许他是大人,但关于我自己,我可不敢这么说。”

   “可我说的是你们俩!您不要让我们为难!”爸爸提高了嗓门。

  

  他经常大声说话,而这样不知怎的很快就会使他在争论中取胜。

  在这封信里,妈妈又抱怨说,她非常想家。她幻想着她和爸爸回家后的情景。

  妈妈的这种幻想占去了整整一页半或两页信纸。

  妈妈盼望,她和爸爸能使我养成早早地,在六点半钟就起床的习惯,我们三人在早饭前绕着院子跑步。她盼望着,到了星期天我们四个人,也就是同姥姥一起,去参观博物馆,去看展览……

  妈妈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信里谈论这些幻想了。她的幻想在我们两地相隔时总是使我觉得十分美好。我准备天不亮就起床并且在院子里跑步(只要妈妈和爸爸快点回来!)。我准备去看展览,参观博物馆,尽管我和姥姥显然更喜欢看电影(只要妈妈和爸爸快些回来!)。

  可是这一回妈妈的那些幻想,特别是她所说的“一切又会好极了!一切都会那么好!”这些话并没有引起我过去曾有的那种喜悦。一种奇怪的、陌生的感情使我不能为这些话感到高兴。我仿佛为一切又会“那么好”而感到有点儿羞愧。

   “荒唐!”我一面驱赶着这种不愉快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一面坚决地对自己说。“真是荒唐!难道没有这个女人,爸爸就不能念完大学吗?难道别的大夫就治不好他的震伤吗?……”

  邻居来洗澡间敲门了。我跑去穿衣服时脑子里出现的最后一个想法是:爸爸自己也会达到目的的!当然罗,会达到的,因为我亲眼见过,他怎样整夜整夜地伏在绘图板上绘图,怎样自学英语(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为的是今后能够阅读各种科技书籍。

  我来到学校的时候,心情已经比较平静,对世上的一切又都感到心满意足了。

  在最后一节课上,安东的物理得了三分。他本来全都会,但太心慌了。

   “你最好在课后单独一个人向老师回答问题,那你就不会心慌了!”我这样安慰着自己的朋友。“你也不要走到黑板前去,就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回答……我向老师提一提,好不好?我就如此这般,说这是由于口吃的缘故……你的笔试答得多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人拿眼盯着你!”

  安东写作文和答卷子都比他在黑板旁回答问题要强得多。别人都以为,他是抄袭我的。这可太不公平了,因为事实上是我抄了他的。

  那一天,安东的心情坏透了。这从他的脸上就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脸又圆又宽,所以从他的脸上什么都很容易看得出来。我决心再安慰安东一番,我说:

   “咱们看电影去吧!”

   “谢尔盖,请原谅我……可我不能去。今天妈妈不值夜班,在家。”

  他的妈妈是电话员。

   “真是个怪人!你什么也不懂。咱们跟姥姥去看晚场。就说她身子太虚了,咱俩一块儿陪着她。你懂了吗?”

   “谢尔盖,请原谅……我不好意思拒绝你,可是妈妈在的时候……”

   “你就坐在她的身边吗?这就能使她开心吗?”

  安东在想着什么心事,甚至没有回答我的话。他说:“我简直不知道怎么给她看记分簿……”

   “那就别给她看。你告诉她,说拿去检查去了。送到市教育局去了。”

   “我不能欺骗她。她已经够受的了。”

   “什么‘够受的了’?”

   “妈妈说过,‘要是你也不成材,我就去投河。’”

   “你家已经有谁没成材吗?”

   “她不过是这么认为……她一辈子都不走运。我很想为她做点什么事……使她高兴高兴,可是我带回家的却尽是些不愉快。我总是搞成这个样子。”

  我同安东交朋友已经有两年多了,但是一次也没上他家去过。大概他家里条件不怎么好——他也没邀请我去过。

  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妈妈,可是这一天我却设想她有点儿像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

  于是我也想为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做点使她高兴的事。然而我却连她遇到了什么不幸也没问……没敢问。也许当时我不过是忘了,因为我一直在问关于爸爸的事,虽然爸爸并没有遇到任何不幸……

  我不希望爸爸去帮她的忙,因而我撒谎说,爸爸要一年半以后才回来。不过我个人也能帮她!替爸爸帮!……

  她的信已经不在我这儿了,但我能背得出来。像常有的那样,我时而记起这几句,时而又记起了另外几句话。“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最初我没有注意这几句话,可现在记起来了。那是不是说,她已经给爸爸写过一次信,约过他一次,但他没有去呢?她为什么约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她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的舒里克又是什么人呢?

  我打算保护她!可是她信中写着,没有人欺侮她。也许她只不过是需要有个人听她谈谈心事吧?……

  要保护一个人,自然比只是听人谈谈心事要难得多。但是保护一个人并不需要有什么权利,甚至不必征求他的同意。如果你要“听人谈心”,那就首先得要别人信得过你,愿心听你讲心里话。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肯不肯同我谈心呢?我不知道。

6

 

   然而,当我走近那幢黄色的两层楼房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又忘掉了她的不幸。我只是想怎么才能比较委婉地打听到,什么原因使她同爸爸分手的。关于这一点怎么问呢?是否这么问:“你们因为什么不在一起了?”这句话使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我很难想象,爸爸除了同妈妈在一起以外,还能跟别的什么人在一起。不如干脆这么问吧:“你们因为什么离婚?”或者是:“你们因为什么分居了呢?”但所有这些话我都觉得很难说出口,也很不习惯……

   “您同爸爸吵架了吧?”我问。

   她笑了笑说:

   “没吵嘴也没打架……只不过结果就是这个样了。要知道,我比谢尔盖年岁要大得多……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突然高兴地想到,妈妈比爸爸整整小七岁。大概在一刹那间我的脸上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了这种高兴,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稍带惊异地扶了扶眼镜。为了要弥补自己的过失,我带着显得十分过火的同情大声问道:

   “您遇到什么不幸了吧?”

   她显然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她没有答话,只是走到一张照片跟前,上面是个三、四岁的男孩,穿着海军服,帽带上有两个银字:“勇士”。她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

   “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就从孤儿院领了一个小男孩。他当时两岁半,是在战争时被父母丢失的……现在他十五岁零七个月了。”

   自然,如果她能这么准确地说出这个孩子的年龄,连几个月都说得出来,可见她是非常爱这个孩子的。妈妈也正是这样来讲我的年龄的。可是爸爸却好像总是要把我说得大一些:“他虚岁十二了!他虚岁十三了!”我对妈妈讲得那么准确有些生气,而爸爸的做法比较使我满意,因为我那时候只想快点长大。

   走廊里响起了门铃声。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马上跑去开门。她的动作快得出人意料,上次就使我感到惊奇。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只响了一声门铃。当她回来的时候,我跟她说:

   “找您不是要按三声铃吗……”“这我知道,”她温和地打断了我的话。“我只是视力不好,听力还是好的。”接着她又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不久前他的父母找到了。这是应该的……是正常的。”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为了打破沉默,我轻声问道:

   “他叫舒里克吗?”

   “你怎么知道的呢?”

   “您上次开门的时候,以为我是从舒里克那里来的……”

   “是的……他到自己的父母那里去了。他们暂住在城外的亲戚家。他还没有回来……我知道地址……但我不能去,因为他的父母大概希望他能对他们习惯起来。这是正常的。这可以理解……”

   又响起了一声门铃,她又跑去开门。

   她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没有力气了。显然对她来说,等待是多么的不轻松。她跌坐在沙发上,就像我不在房间里似的,又开始自言自语地说道:

   “那时,许多年前,我很不好过。可是现在情况就更糟了……那时,舒里克总算是我的儿子。可是现在呢,他又不是我的了。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打击……那时我还年轻,还有希望。而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您想要我去一趟吗?到他那儿,到城外去……我去把他带来!您愿意吗?”

   她哆嗦了一下,似乎因我听到了她的话而感到吃惊。

   “谁也不要带来。谁要是愿意,他自己就会来的……你同意吗?”

   我是同意的,但没告诉她。我对她说的完全是另外的话: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您不会是孤身一人的!您愿意我常到您这儿来吗?哪怕每天都来……这是真的!您愿意吗?哪怕每天都来!”

7

 

   有时候,你为了要安慰一个人,会向他保证一些你后来做不到,或者几乎做不到的事。

   “我怎么能每天都上她那儿去呢?”我回到家里以后思量着。“现在还没有什么……可是以后我的父母回来了,那又怎么办呢?”

   往往有这种情况:如果需要我去克服什么困难,我就自己说服自己,不一定需要,再不就根本不需要这么做。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心里这样想:“我又没有对她很坚决很肯定地说我一定来,我不过是提出了这么个问题:‘您愿意我常上您这儿来吗?’而且她什么也没回答我——既没说‘好’,也没说‘不’。如果她愿意,她一定会说:‘来吧!来吧,请来吧!我等着你!’她什么也没说,而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没等人家邀请就擅自去吗?还有,总的说来……我所说的‘哪怕每天都来’,就像我们的文学课老师说的那样,是一种‘有意的夸张和渲染’。这一点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自然也是会理解的……如果我突然总是到她那儿去,那还算是什么夸张呢?”

   总之一句话,我是想说服自己,每天都去是不必要的。

   可是第二天我又去了……

   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年约十五岁的小伙子。我一看见他,就立即扶正了我的皮帽子,不然帽子的一个耳朵老是慢慢地耷拉到我的脸上来。同时,虽然不是在大街上,我也把大衣的钮扣全部扣好了。因为这个小伙子衣冠楚楚,而且长得还很漂亮。

   他生着一头浅色的卷发,梳着小分头,眼睛是蓝色的,脸蛋娇嫩而红润。

   他很有礼貌甚至很亲切地问我要找谁。我在只比我大两岁或三岁的男孩面前总感到很局促,我对他们要比对成年人更加崇拜。在那些跟我迥然不同又比我优越的男孩面前,我感到特别胆怯。现在我又胆怯了……我差点儿把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名字和父称都给忘了。

   “请进来吧,”那位小伙子说。

   他让我走在前面。我走到过道的尽头,敲了敲最后一扇门。小伙子十分惊奇地看着我:我怎么会知道该敲那一扇门呢?但他什么也没问,却殷勤地在我面前打开了房门——于是我又看到了父亲的照片……又在门槛边呆住了。那个小伙子并没有催促我。他不理解我慌乱的原因,终于说道:

   “不用客气。请进去吧。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觉得,他的彬彬有礼的风度是从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身上学到的。

   我进了房间……书柜和衣柜都打开了,地板上摆着一只敞开的箱子。我走过的时候朝箱子里看了一眼,箱底有一件花绒线衫和几本书。

   “把大衣脱了吧。请在沙发上坐,”那个小伙子说。“你看看书吧,省得等着无聊。”

   他瞧也不瞧,就从柜子里抽出一本厚书扔在沙发上。这是一本医学论文集。

   “把大衣脱了吧,这里太热了,”他又关切地说了一遍。

   我看着他那熨得十分笔挺的西服,以及没有一点皱褶的方格翻领衬衫,想起今天在课间大休息时我那件揉皱了的上衣还弄上了两块墨水,我就不打算脱大衣了。

   “别管我。我还得收拾东西。”他说。

   他又装箱子去了。

   书架上的书摆得满满的,一本挨着一本,仿佛排着队。他从中抽出几本,书行变稀了,书与书之间出现了空隙。

   他时而沉思地说:

   “不记得这是不是我的书了。好像这是送给我的。假如签上名就一目了然了。”

   有一次他转过身对我说:

   “衣物还好办一些,不容易弄混。”

   他开始往箱子里放衬衣、衬裤、背心。每件衣物他事先都仔细地看过,就跟在商店里买东西一样。

   我歇了一会儿,心里想,把大衣钮扣扣得整整齐齐的,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也显得太愚蠢可笑了,于是就问了一个完全有把握的问题:

   “你是舒里克吧?”

   他又向我转过身来: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的脑门儿上好像什么也没写着呀,”他点了点自己的前额。“而那儿写着的是‘勇士’。”

   他指了指照片上那个穿海军服戴海军帽的三、四岁的男孩。

   “我昨天到这里来过。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告诉我了……她盼望你来。”

   他的脸顿时变得很严肃,其中还有些悲伤。

   “她很爱我,”舒里克十分肯定地说。“我也很爱她,尽管她是个怪人,似乎不是来自你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她的心地非常善良……假如我不对她表示反抗,她就会用她的好心把我娇惯坏的。对我来说这可不大容易,”他叹了一口气,看来是由于别人对他太好,他有点替自己感到可怜。“我们甚至发生过冲突。现在,我在了解了我的父亲以后才懂得,我这是继承了父亲的禀性。正是这一点把我给救了。”

   他继续清理着东西。

   “我必须做出选择。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母亲,更何况我的父母住在另一个城市里。那就是说,我是非得离开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不可的了。要知道,父母亲也非常爱我。他们等我等了十五年,到处都找遍了。所以,我应该离开这个家,而且不要让人再记起我。这样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会好受得多……要断就干脆一刀两断。是父亲对我这么说的。他说,有些好心人,往往是藕断丝连,拖泥带水,似乎觉得这样做要高尚些。因此我才没有回来……现在我马上就走,然后写封信来。当面告别真叫人受不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这一切告诉我。

   他接着说道:

   “我的父母非常感激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不过我留在孤儿院里也会是很好的,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孤儿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当然,有家庭环境要好得多。这简直没法比。我的父母想给她写信到工作单位去,公开向她表示感谢。但她坚决拒绝了。怪僻得很!……”

   我认为,绝不能说舒里克是个“做事总有差错”的人。他大概很喜欢讲话,而且他所有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显得过于有条有理。他深知,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非常爱他,而且会以自己的好心把他娇惯坏。同时他也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孤儿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他相信,他的父母也非常爱他,而他身上还具有他父亲的禀性。他毫不怀疑,干什么都应该迅速果决、一刀两断……

   他口口声声地把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称为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尽管在以前(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他当然是称她为妈妈的。他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口误,一次也没有照过去那样来称呼她。

   但是,在他的言谈话语中,我还是听得出他想作些解释,并且为自己辩护。

   大概就是因为如此,他才向我讲了我根本就没问他的事情。

   “你以为,我用得着这些衬衣和书籍吗?我的父母可以给我买新的……我只是不愿意让这些东西引起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想我罢了。她会感到难过的……最好是一下子就离开,难过一阵子——以后就再也别想了。你看,在箱子的背面写着:‘舒里克·叶麦梁诺夫,第二大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带着这口箱子去过少先队夏令营。她可能会反复念叨这几个字。何苦呢?倒不如我把箱子带走。”

   我和他同姓。这一点我不喜欢。同时我注意到,他的鬓角留着没剃,耷拉着两绺暗白色的头发,乱七八糟的,就跟毡毛一样。看到这一点,我顿时觉得他那张漂亮的面孔变得令人厌恶了。

   他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肩膀,用一种诡秘的腔调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谢尔盖。”

   “帮帮我的忙吧,谢尔盖!你等着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回来。她很快就会回来的,今天是她给家长们辅导答疑的日子。请你告诉她,我感到非常难过,我是在心里同她告别的。这你都亲眼看见了,把这些都告诉她吧……你反正要等她回来!你是来参加家庭答疑的吧?”

   “来参加什么?”

   “什么参加什么?难道你不是病号吗?你不是我们学校的码?”

   “不是,我是别的学校的……”

   “把我全弄糊涂啦!我还满以为你是来参加家庭答疑的呢……”

   “参加什么答疑?”我又问道。

   “她是我们学校,也就是我原来那个学校的校医。她为家长和学生们额外安排了些答疑看病的时间。有时在学校,有时就在家里……她的自觉性真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经常是一点也得不到休息,说不定啥时候就会从我们那所七年制学校来一个看病的笨货,他把上衣一脱,一会儿用鼻子,一会儿用嘴呼哧呼哧地喘气,就像个火车头一样。按说她这样做当然应该受到极大的尊敬,可是并没有人向她说过一声谢谢,至少我是没有听见过。可你是为了什么事来的呢?”

   “我找她是因为别的问题。”

   “问题?我不详细问了,没工夫了。可惜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要不我想帮你个小忙。可以说是对你的报答!”

   “什么样的报答?”我好奇地问。

   “你不是我们学校的,跟你说又有什么用呢?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恶作剧……”

   他挥了挥手,似乎为了那些不光彩的童年回忆而感到惭愧。但他还是讲起来了: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可她又非常客气。所以有时她就是不相信,也不肯表现出来,以免得罪人。‘别伤人!’她常这么说。同学们自然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出于交情悄悄地告诉了他们。我说,你们要想逃学,就要想法逃得合法,符合规定。我悄悄地告诉他们,如果坐在离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哪怕只有三步远的地方,拿着体温表,轻轻地把度数弹上去,她绝对发现不了。我记得,我们整班整班的同学都弹过。尤其是在测验之前,同学们就像是突然都得上了传染病一样!可她什么也没有发现……她照样给人开假条,让他们回家休息。想起来真可笑!小时候干的荒唐事儿……我本想在告别的时候为你效点劳。像常说的,好心换好心。可惜你用不上……”

   他不知为什么得意洋洋地慢慢把胳膊肘一弯,上衣的袖子打个皱褶缩了上去,于是我看见他手腕上戴着一块漂亮的薄壳手表。

   “爸爸送我的,”他顺口说了一句。接着又马上着起忙来:“我该走了!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一会儿就要回来了。我倒是很想见她,但我们一谈起来只会使她难过,还不如我以后再给她写信。”

   他回到箱子边,开始关箱盖,可是箱盖怎么也关不严:一会儿露出一角衬衣,一会儿又露出一条短裤。于是他就往箱盖上一坐,这才把它锁上了。但是一条蓝色的短裤还是在外面露着……

   舒里克在临走时又一次对我说:

   “你到这来真是好极了。我以后再给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写信。请你告诉她,说我很难过。这是真话。我是爱她的。我好多方面都多亏了她……可是父母找到了,又有什么法子呢?这怪不得我呀。”

8

 

   舒里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的时候,我心里暗想:“这一个也把她抛弃了。”

   但他马上又返了回来,我以为他还是想等她回来。

   可是舒里克将两把钥匙往桌上一放,说:

   “请转交给她。这把英国钥匙是开大门的……不过这她知道。这回我可没有归路了。”

   “没有就没有好了……”我想。

   他生怕在路上遇见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三步并做两步地走了,右手拎着沉甸甸的箱子,身子向右边一歪一歪的。他溜了……

   我望着墙上那张穿着海军服,帽上缀着“勇土”两个银字的男孩照片。我喜欢将人们过去的照片同现实生活中的他们进行对比,他们有的变为成年人了,有的老了,有的则判若两人。

   我心里想:“你呀,勇士!好汉!溜之大吉不算……还说什么这样她会好受一些!在孤儿院里也不错……在我们的国家里孤儿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说得都对。千真万确。”

   我想象着,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多年前是怎样为舒里克买了这身漂亮的海军服,在带他去照相之前又是怎样精心地给他打扮了一番,还故意把几绺浅色的卷发给他露在了海军帽的外面。不过,她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买手表。

   舒里克的照片同我父亲的照片几乎并排挂在墙上,这使我感到不快。我对自己说:“他们可是截然不同的人,也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房间,离开这个家的。”尽管我不知道我父亲离开这里时的细节,但我对这一点却深信不疑。我的记忆似乎是想同我进行争辩,一次又一次恶意地使我回想起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信中那几行我所不理解的话:“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

   大门砰地响了一声。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又是那种急促而不知疲乏的脚步声,她走得很快,以为舒里克在等她。况且舒里克逃开时没有把房门关严,一束光线从屋里透进了走廊。

   我立即抓起桌上的钥匙,塞进了大衣的口袋里。我不假思索就这么做了,事后我才明白这是因为留在桌上的两把钥匙会泄露那件根本无可挽回的事。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不相信自己的近视眼,绕着房间走了一圈。她连招呼也没打就冲我问道:

   “他藏起来了?”她用信任的口气小声地告诉我:“这是他小时候的习惯。藏在衣柜里了吗?”

   她去打开衣柜。想必衣柜以前装的都是舒里克的东西,现在里面空荡荡的。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坐在了椅子上。我和她就这样面对面坐着,穿着大衣,一个扣子都没有解开。

   “他来过吗?”她问。

   我点了点头。

   “他这会儿在哪儿?”

   “他走了……他说会给你写信来。”

   她拱起背,低下了头。我觉得,舒里克是用他那埋得很深的禀性给了她重重的一击。

   帽子把她那深色的发辫全遮住了,因此没有什么东西使她的脸显得年轻,她的面容苍白而憔悴。我安慰她说:

   “舒里克会给您写信的……您将来可以和他通信!”

   “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她说。“于是他选择了妈妈和爸爸,这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

   这时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了,在沙发上再也坐不住了。为什么她总是“能理解”那些给她带来痛苦的人呢?为什么她把自己遇到的坏事和不公平的事看成是“正常的”呢?我已经不想再安慰她了。我对她不是说,而是喊道:

   “您的舒里克是个叛徒!他背叛了您。他利用了他对您的了解……像叛徒那样!”

   现在已经是我在打击她了。

   她摘下眼镜,似乎觉得是眼镜欺骗了她,而不是我在房子里大嚷大叫。我看见她那双稍稍眯缝着的近视眼,神色是那么茫然。但我心中没有怜悯,恰恰相反,我想使她不安,使她愤懑,我想让她同我一起叫喊。我虽然已经不像开始时那么大声,但还是固执地继续说道:

   “他对他的好朋友们说,您的视力不好,您的心肠好……他们就欺骗您。为了逃学,他们把体温表的度数弄高——是他教唆他们这么干的!而您却相信了他们。”

   她的背驼得越发厉害,头也垂得更低了。她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非常奇怪,她仿佛是为她刚刚听到的一切在谴责谁。她谴责的不是舒里克,不,不是舒里克,而是我。我不明白这种目光的含义,心里一害怕就安慰起她来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舒里克还很小……他那时不过是不懂事,还不自觉!可是现在他问心有愧了。这是他亲自对我说的……这是真的!别信我方才说的那些话!”

   我在维护舒里克,虽然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一点也不责怪他。我似乎是在请她原谅我竟使舒里克蒙受了委屈。

   她没有听我说,而是在自言自语:

   “这可以理解。这是正常的……要知道我不是儿科大夫,我是神经科医生。”

   显然,她不仅谴责我,也谴责她自己……谴责舒里克以外的所有的人。这是不可思议的。

   她继续说:

   “这就是说,我没有资格给孩子们治病。我爱孩子们!可那又怎么样呢,正因为如此,我就更没有资格……他们骗了我吗?那说明,他们不尊敬我。”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我挥动着双手。“大人们要是尊重一个人,就不会骗他。可是我们孩子反正是要骗的。您不信吗?这是真的!”

   她没有听我说话,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有这种事。这是真的!比如,我们非常尊敬文学课老师。我们甚至很爱她!可是不久以前她刚一上课就问我们:‘我给你们布置了作文作业吧?’我们大家却齐声喊道:‘没布置!’于是她说:‘开始得脑动脉硬化症了,我什么都给忘了。’事实上,她根本没有得什么硬化症,不过是我们骗了她。您看,我们虽然尊敬她,但还是要骗她!我们常有这种事儿。您不相信吗?这是真的!”

   原来我也是在自言自语,因为我的话她根本没有听进去。她仍在思索:

   “他是为了朋友们才这么做的。这可以理解。而我呢?……我不应该在学校里工作。我爱孩子们,但看来我不大了解他们。我也不大会治病。这是主要的。现在,正是学年中间,走不了。可是到了夏天,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点我清楚。”

   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该向她讲那些该死的体温表。我没有这个权利!……

   她走到墙边,取下舒里克的照片,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前,摸了摸镜框。而这是在我向她讲了那番话之后……

9

 

   我的生活再也不是无忧无虑的了,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幸福了。后来,在我大了一些的时候我才懂得,那种所谓的无忧无虑的幸福一般说来是残酷无情而又厚颜无耻的,因为普天下的人远远不都是幸福的。我觉得,我走路的样子变了,似乎变得步履沉重、行动迟缓了。事实上我还是走得很快(正如妈妈说的,“像飞一样”),——我的头也变得有些沉重,因为它越来越经常地陷入沉思。我甚至责备起自己来,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那一天整个晚上我都感到非常苦恼。“我为什么要提那倒霉的体温表呢?以为她马上会恨起舒里克来吗?是因为听了她的‘可以理解’、‘一切都是正常的’这些话吗?如果她离开学校又怎么办呢?她是很可能这样做的!”我不能让她这样做!似乎爸爸在离开那所房子的时候把保护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责任委托给我了,或者确切些说,把这个责任推到了我的身上。而我已经不能摆脱这个责任了。

   我有时在心中将爸爸同舒里克进行比较,力图让自己相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对自己解释道:“舒里克背叛了她!而爸爸根本没有背叛。世界上离婚的人有的是,难道他们都有罪吗?”

   不管怎么样,现在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除了我以外是什么人也没有了。就是我,她现在也没有得到,因为我同她还没有成为朋友。

   大家都知道,即使是古老的真理,只要是初次认识到,也会被认为是一大发现。直到那一天我才彻底相信,母爱是既不服从理智也不听从规劝的。我过去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这一点。很久很久以前,我不知在哪里读到过,做父母的往往更加心疼那些不成器的孩子。于是我又去问姥姥。

   “看看你自己你就清楚了,”姥姥说。“谁像你这样三天两头地接到爸爸妈妈的来信呀?”

   姥姥像平常一样在说笑话。爸爸和妈妈爱我,这一点当然是没什么可奇怪的。我相信,这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异……

   可是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怎么样呢?当我向她谈到舒里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对我的敌意。她现在愿不愿意见到我呢?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丢下她一个人不管……

   “丢下她一个人不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考虑着。“在一个遭到不幸的人的身边可能有几十个人,如果这些人不是他所需要的,如果他不把他们看作朋友,那么他仍然会是孤独的。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需要我吗?即使她不需要,我现在也得到她那儿去。可怎么个去法呢?假如我们过去就是朋友,那就好办了,因为看望朋友无须找借口,想去就去好了,也用不着请。可是我在讲了那么番话以后,又怎么去见她呢?”

   我需要找个借口,于是就开始找起来了……

   要是在平时,我要想出一个摆脱困境的主意并不费劲。

   “这是因为你任性惯啦,”姥姥说。“你认为要达到目的,怎么干都行。这样行动起来总是比较便当的,什么顾忌都没有。”

   过去,只要我认为有必要,我真的能去装假,撒谎,还有冒充某个人。这样干的确既简单又痛快。不过,我过去那些谎话和花招,就像所要达到的目的一样,都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一回,我碰上的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复杂且又异常的情况。可是我在思想上并不愿顾及这些,而仍然倾向于采取习惯的作法。

   我需要找出一个能再到那座黄色老房子的二层楼上去的理由。同时,我还要向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证明,她能够在学校里工作。这两个意图完全可以一并达到。我去要求尼娜·奥尔基耶芙娜救护病人!让她把某个男孩从严重的、非常危险的疾病中解救出来。“从致命的疾病中解救出来就更好!”我幻想着。可是救谁呢?救哪个孩子呢?我突然想起:“最好让她救我!当然罗!就是救我!”

   我很快就考虑好了行动计划,当天夜里就开始行动。对,正是要在夜里开始!

   我本来困得要命,但我还是从床上爬起来,叫醒了姥姥,向她说:“我得了很厉害的失眠症……”

   “对不起,什么失眠症?”

  

   “嗯,非常严重的失眠症……大概这是遗传法则!”

   “我迷迷糊糊的,听不懂你的话。什么法则呀?”

   这时我才想起,爸爸是在那里,在那座两层楼的房子里得的失眠症,可是姥姥不可能了解这一点,因为在我们家爸爸躺下就着,睡得很香。于是我说:

   “也许我的祖父或曾祖父得过这种病吧?”

   “你的外祖父就是我的丈夫,他睡得好极了。我不认识你爷爷,但从你爸爸来看……”

   “是呀……当然……他睡得很香。可是我已经第三夜睡不着觉了。”

   “不能合眼吗?”

   “能合眼,但时间不长……”

   “嗯,明白了。不过对你来说,这来得太早了?”

   “我知道……一般是老年人才睡不着觉,对吗?”

   “关于老人们你可别瞎说!我指的是另外的事……你爱上谁了吧?可不,我记得你前几天还问过关于初恋的事儿呢。”

   “我就是因为这个睡不着觉吗?……根本没影的事!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想去找医生,有人告诉我,有一位大夫,好像是位女大夫……她会给人治失眠症。我得去找她一趟。”

   “近来你老是出去,”姥姥说。我倒不想限制你的自由,但是自由一般给人带来的是进步,给你却好像只会带来两分。”

   “我没得过两分。”

   “会得的,”姥姥说。

   “由于失眠我还可能会留级!可这位女大夫的医术高极了。她在家里给人看病……而且完全免费!只要你给她写封信,哪怕就写几行字:‘感谢您救了我的外孙子!……’或者类似的话,她就会感到很高兴的。”

   “你是在引诱我去冒险。但我的身子太虚了……”姥姥说着,立时在我的面前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我身体不好,没劲儿跟你扯皮。你可以去找大夫,找教授……找催眠专家!你去治病吧!恢复吧!只是别妨碍我睡觉就行,我刚吃下两片安眠药。”

   “哈,也许就是你遗传给我的这个倒霉的毛病吧?”我高兴地喊了起来。

   “对不起,你已经惹我讨厌了。”

   姥姥像往常一样不但不打算妨碍我,还打算帮我的忙。可我还是翻来覆去,哼哼了好半天。我从床上爬起来两次,大声地喝水,好让姥姥听见,我是多么受罪。

   第二天放学以后我决定去找大夫。在去汽车站的路上,我把要同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进行的谈话预先演习了一下。我在冒充某个人之前总要作一番演习。我需要事先对一切可能产生的惊奇、疑问和困惑准备好答案。

   但这一次,演习明显地没有搞成功。平日我说得非常娴熟、流畅,显得特别自信的话现在听来不能令人信服,甚至显得十分荒唐。我在心里也代表谈话的对方发言。她的话越来越不客气,越来越刻薄。她已经不像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了。这场谈话还在继续。我似乎是在一旁听着这场对话——我对两个谈话人中的一位很反感:这个谈话人就是我。

   “您上车吗?”我听到身后有人焦急地催促我,因为该轮到我上公共汽车了。

   “不,我不上……”我说。

   我勉强拖着两腿走回家去,心里是一团乱麻。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不能去完成那个不久前我还认为十分成功和颇为机智的计划呢?

   只是现在,过了若干年之后,我才懂得:我的童年已经逝去了,虽然儿时那固有的一套仍愿为我效劳,但我已经不能利用它了。

10

 

   我不能欺骗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

   但我还是应该向她证明,我确实信任她这个大夫,而且她能够给孩子们治病!……

   过去我可能会说:“我应该豁出去一切!”现在我觉得豁出去一切的说法已经不合适了,因为正如有人说的,我的办法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怎样才能既不耍花招又不骗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突然间,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是一个多笨的傻瓜呀!既然有一个安东在,我干吗还要在夜间去吵醒可怜的姥姥呢?确实应该把安东的害羞、优柔寡断,以至口吃都治好!而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本行又正好是神经科大夫。她能解救我最要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以全班的名义写信感谢她。她马上就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而这一切又都是诚实而又高尚的!

   课后,我让安东留在教室里。

   我对他说:“咱俩正经地谈一谈。”

   “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的朋友关心地问。

   “还没有,不过很快就会发生的!我想出了一个帮助你妈妈的办法。”

   “我妈妈吗?”

   我知道,安东会拒绝执行我的计划,所以我就搬出了他的妈妈。

   安东坐在我们那张“应急”课桌旁,而我坐在老师的位子上。我觉得我坐在这个位子上说话会更有说服力。安东很激动,他的头发根渐渐变成了粉红色。我不打算再折磨他了,便直截了当地说:

   “有一个女人能给你治病。从明天就开始治。她是一位出色的大夫。神—经—科—大—夫!你懂吗?这正是你所需要的。你会成为一个勇敢而自豪的人!往后你给妈妈带来的都会是五分。”

   “我得好好想一想。这是件大事。”

   “没有什么可想的。我再也不想听你结结巴巴地讲话了!我也见不得你在黑板旁边那副难为情的样子!”

   “谢廖沙,谢谢你……”安东说,由于这意外的建议,他口吃得非常厉害。“但我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大夫是治不好的……”

   “你就忘了咱们的动物课老师是怎么说的了吗?!”我喊道。“有一回他说过,你的难为情是病态的。既是病态的,那就是说可以治好。这位大夫准能给你治好!然后我们就以全班的名义,用书面的形式向她表示感谢。”

   “让全班的人都知道我在治病吗?……”

   “好吧……要是你不愿意,就只有我知道。还有你妈妈……我们两人用书面的形式对她表示感谢!”

   “一定要用书面的形式吗?”

   “一定要!为了好留个纪念。”

   “对不起,谢廖沙……可如果她的药不管用又怎么办呢?”

   “我求你去治病……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

   “谢廖沙……你真要我这么做吗?你真的是在为我犯愁吗?我过去还真不知道……”

   我感到有点不自在,因为我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还不够真诚。

   像往常我耍滑头那样,我的话讲得既流畅,又显得特别自信。看来,这事我办得又有些“差错”。

   “可是安东确实会给治好的!”我在心中激励着自己。“那么一切都会是诚实而又高尚的了!关键是要使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也同意……”

   “我有要紧事找您!”我一进门就对她说,像是请她原谅我的到来。

   她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甚至对我的来意究竟是什么也没问。但是进了房间以后,她似乎是要使我抛开我那件要紧事,开口便问道:

   “你是直接从学校来的吗?”

   “我回了一趟家。”

   “你大概想吃午饭了吧?”

   “我已经吃过了……在小吃店吃的。”我不知为什么又加了一句:“这是真的!”

   “在小吃店?”她惊异地说。“怎么,家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不,我同姥姥在一起。”

   “跟妈妈的妈妈吗?”

   我点了点头……无论在这以前或是以后,我和她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我的妈妈。我们好像是忌讳这个题目,从来没提过一次……

   记得在那一刹那间,我突然希望我们以后也不要再谈父亲了。我决意把那个使我不安的问题最后弄清楚,也就是要搞清她信中那几句我所不理解的话的含义。而且我似乎也想稍微晚一点再谈自己的来意。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我说。“您在信里写着,爸爸不愿来就可以不来您这儿,‘像上次那样。’”

   “你把那封信背下来了吗?”

   “没有……我只是记住了这句话。您以前也给他写过信吗?”

   她沉默了许久,仿佛下不了决心是否要回答我的问题。后来她沉思般地说道:

   “假如那时谢尔盖来了,事情又会怎么样呢?也许舒里克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吧?……当然,也未必。但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这是舒里克上四年级时候的事。我记得那一天是二月十二日。几个同班同学把舒里克关了‘禁闭’。我没有追问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觉得受了委屈,一心想报仇!我们就坐在这张桌子旁吃晚饭……他向我泄露了他那些同学的一些秘密。当然罗,是一些非常可笑的男孩子的秘密。但他深信,这是一些‘可怕的秘密’。他是悄悄讲的,边讲边东张西望。……他希望我去向校长告发,好让他的朋友们受到惩罚。我那时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并且同校长的关系很好。现在这位校长已经不在了,他死了……但我没有答应,于是舒里克就又哭又喊,一个劲儿地央求。我心里有点害怕……我对他解释不通,也说服不了他。所以我认为,需要跟他作一次严厉的男子式的谈话。既不是同校长,也不是同老师,而只是同一个长辈,同一个男子汉谈谈。我给谢尔盖写了封信,因为我再电没有别人可写。我向他说明了全部情况。可是他没有来……我想,他大概是关心我,怕我又会像他所说的那样,让自己‘不痛快’。这是可以理解的。”

   自然罗,爸爸认为到这座房子里来是不明智的,也许是对妈妈,对我的一种不诚实。

   可是我上这儿来,是不是对我一家人的不诚实呢?我答不出这个问题。

   我看到对面墙上挂着的爸爸的和舒里克的照片。他们并列在一起。说不定,在爸爸身上也有舒克里所说的那种禀性吧?这些想法使我感到不快,我很快把它们赶开了……

   我开始想另外一些叫人高兴的事:一个人往往只会对亲近的人至少是可以信赖的人谈论他亲人的秘密。那么,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看来已开始信赖我了?……

   “你就是想了解这件事吗?”她又问。“这就是你说的要紧事吗?”

   “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急忙说。“跟这毫不相干……我的同学安东急需治疗。正好需要找神经科大夫!他非常腼腆,谦虚……还结巴。老是得三分。虽然他功课全都会!全都会,可是一站在黑板旁边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您懂吗?什么也答不出来!可是他妈妈对他说,要是他也不成材,她就去投河。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那么谦虚……假如您能把他治好就好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么件事……”

   在讲安东的时候,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她也站起来,并且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但她不是像眼睛近视的人平素的那样,是为了仔细看我。她走近我是为了使我能听见她说的话,因为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小,几乎像耳语一般:

   “为了要离开一个人……”她不知是向爸爸,还是向舒里克点了点头——他们的照片并排挂在墙上。“为了要离开一个人,有时需要找一些虚假的借口。因为真实的理由往往太残酷了。可是为了要来,什么借口也不需要。只要来就行了……”

   “哪里!哪里!安东确实非常神经质。我希望他能治好。您不相信吗?这是真的!”

   “那个自然,”她轻声说道。“我们将尽力治好他……”

   三年半过去了。

   我对家里的人从来没说过我认识她。她也一次没问过我,是否向家里人谈起过她,谈了些什么……甚至我们家在回忆往事时我也不曾提到过她,因为我害怕会搞乱什么,害怕使妈妈难过。妈妈是幸福的,我珍视这种幸福。

   我准备自己去做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所需要的一切。为爸爸做,替爸爸做……

   是受责任感的驱使吗?最初是如此,后来却不是这样……“受责任感的驱使”是很响亮的词句,比“被迫”要漂亮得多,但它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也许,一心想去保护和解救别人,这正是我已成长为男子汉的第一个征兆。一个人往往不会忘记第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

   可是前不久……大约六个月以前,我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离爸爸和妈妈设计的工程更近了一些。

   当我同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告别的时候,我答应每年夏天都到她那儿去。有时候,你为了要安慰一个人,会向他保证一些你后来做不到,或者几乎做不到的事……

   临别时我还不知道我的新地址,于是我们商定,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把信寄到那个城市的邮政总局,作为存局待领。到了冬天,爸爸说,等我放暑假时,他和妈妈将带着我一起上南方去,去高加索,去黑海。

   爸爸说:“这是你最后一个夏天。明年就该上大学了。应该养精蓄锐,把身体锻炼好!”

   “最后一个夏天”——在我们家里经常重复着这几个字,以致我觉得,我似乎活不到第二年的夏天。“夏季请到河上旅行!”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那位美女多年来一直这样劝告我。爸爸也说过,她的意见完全正确,什么也比不上在江河上休息更明智。然而现在爸爸又要我相信,什么也比不上高山上的空气、日光浴和海水澡对我更为有益的了。

   “我们坐飞机去,”爸爸说。“好让你在最后一个夏天好好玩一玩。”

   我喜爱玩乐。更何况我还从来没在海里洗过澡,也没坐过飞机。最后一个夏天看来将是非常幸福的,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它的来临。

   ……一周前,爸爸买到了三张飞机票。可是今天我收到了一封存局待领的信。

   我在等你,整个夏天都请了假。我没有同学生们去少先队夏令营,因为在等你!但你不来也无妨,我不会生气的。也许你有你的事情和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月份再上她那儿去,”我打定了主意。“那时也是假期……”于是我给她写了封信。我向她解释,元月份去她那里更好,因为冬天我不能去海边休息,可我住过多年的这座北方城市,冬天要比夏天好,可以滑雪。我还写道,如果她去少先队夏令营,她就能在户外得到休息,夏天呆在市内尘土太多……

   我把信读了一遍——觉得不能把信封上。这像是别人写的信,而不像是我写的:写得又长,又详细,并且没有涂改的地方。

   不,我既然答应过她,而且她又在等我,那么到时候我就应该到她那里去。否则,我就永远也不会去了。

   我不能让她受到第三次打击……所以我现在要去退飞机票……

   我在家里说,我非常想念姥姥和安东,他们俩都留在我度过童年的城市里。我也真的想念他们,但我却是到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那里去。我不想发电报,到了那里我要用至今还留在我手里的钥匙去开门,就是舒里克留下的那两把钥匙。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还不知道这件事。让她的家里不要老是出现一些令人伤心的意外吧。

   妈妈不反对我的做法,我这么急着去看姥姥,看她的妈妈,她感到很高兴。看来,事情办得又有些“差错”。

   可今天我同爸爸吵了一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说,我这趟旅行是不明智的,给姥姥和安东写封信就行了,以后还可以请他们来作客。爸爸说,我打乱了家里的全部计划,说我既然拒绝上山,拒绝攀高,拒绝飞行,那么我长大了就会不求上进……可我还是要去退飞机票。

   爸爸引用了他在一本书里读过的一段话:“人生——这是以生为起点死为终点的一段行程,中间会有许多停顿,还会发生种种事件。应该既不迷路又不偏离航线地完成这段行程。”

   可是我想,有的飞机和火车的确是既不按航线图也不按时刻表来完成它们的行程的。这是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飞机和火车(而它们正恰恰是最重要的!)它们负有帮助人、拯救人的使命……这个想法我没有告诉爸爸。但我还是要去退票。

译后记

  二十世纪俄罗斯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但大多数却只是在“社会主义各国”有知名度,而且他们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渐失去了魅力。本书的作者阿列克辛则不同,他的作品是真正“走向了世界”——除了被译成“社会主义各国”的语言之外,还被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波斯语、孟加拉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也译介过他的一些作品,立即在我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一场“阿列克辛热”,不少作家通过借鉴与模仿,创作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名篇。

  作为一名苏联时期的作家,他的作品居然能在东方和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众多国家里大受欢迎,不但少儿爱读,连成人也爱不释手,而且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魅力依然经久不衰,作家本人还荣获国际安徒生奖,被列入了以安徒生命名的荣誉名册。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阿列克辛的作品始终贯串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感教育,而不是对现行政治和传统教育理念的图解。他打破了“少儿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森严壁垒,引导双方彼此沟通、彼此理解,共同提高人文素养。阿列克辛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如何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复杂关系,这是任何人一辈子时时刻刻都会面临的抉择。

  《我的哥哥吹黑管》是一个女孩子的日记,她把“自我”的价值完全寄托在“他人”(哥哥)的身上,结果却伤害了他人。

  《第五排第三个》和《“搭错神经的叶夫多基娅”》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反思。大人往往从“自我”出发去理解与“塑造”孩子,结果混淆了好坏,酿成了悲剧。这两篇小说向大人们提出警示:如何对待行为“出格”或有才华却争强胜的孩子?

  《前天与后天》和《请来电话请来玩》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对待那些有贡献、却一生默默无闻的人,特别是当他们到了退休之日,是否可以弃之不顾?

  《可怕事件》里的中学生格列布是“名人”的后代,学校为了自己扬名就无原则地吹捧他,结果格列布的“自我”膨胀了,出于保持自己“地位”的目的,制造了一起伤害他人的恐怖事件。作品采用了侦探小说形式,写得扑朔迷离、情节紧张、扣人心弦。作品中的那群中学生个个性格突出,生动感人。

  《同时却在某处……》中的小主人公发现父亲对前妻造成巨大的伤害之后,并没有跟父亲公开顶撞,而是偷偷以实际的行动去弥补父亲所犯下的过失。在阿列克辛的小说中,大人与小孩是平等的,大人并非个个是楷模,小主人公往往介入成人的世界。

  《分财产》中的小主人公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产伤”,影响了她的智力与行为。是奶奶牺牲自己把她培养训练成一个完全正常的小姑娘。但奶奶老了,尽完了责任,小姑娘的父母嫉妒奶奶与孙女之间的亲情,想把女儿“夺回来”,最后把老人逼走了。小说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何对待有恩于自己、但已经“完成了角色”的人?

  阿列克辛创作的艺术特色备受国内外评论界的赞扬。他自称的“中篇”小说其实在篇幅上与大的“短篇”相近,但就艺术信息而言,几乎等于“长篇”。他的小说笔法凝练,极力浓缩事件展开的时空,最大限度增加情节的“含量”,精心挑选细节。无论是作者的语言还是包括少年在内的主人公的语言,往往具有警句式的特色,充满了幽默。这种幽默时而温和,时而尖刻,时而又化作“含泪的笑”。

  阿列克辛的这种语言艺术,即使译者能充分欣赏,也无法在译文中做到充分的传达。本书译者虽竭尽全力,也许仍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希望读者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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