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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事儿》作者:史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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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龙无首:山雨欲来风满楼

  

民国山川,英雄竞逐。人物品藻,任诞风流。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乱世,政事纷繁复杂,局势动荡不安。在这个非常时期出现了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内忧外患的民国,他们扮演着自己特殊的角色,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民国的历史。那些或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我们演绎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使我们对活跃在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有了全新的看法。我们且从这些风云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捕捉当时的历史真相,洞察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

  

对民国史实的片面理解导致了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自己的主观臆造,而历史本身的博大精深远远不是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可以阐述清楚的。同是一个人一件事,在不同人的眼中,反射出不同的映像,而这些映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真实不完全的,这可能就是历史本身的吊诡吧。

  

历史的作用就是提供给今人以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事物发展,同时历史也留给人们思考和争论的空间,而在中国历史上,最能引起人们怀疑和争论的,非我民国,则其谁哉?

  一语成谶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一心想着废掉光绪帝,但是光绪没有儿子,废帝需要一个“说法”。于是就上演了一场反复废立阿哥的戏。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懿旨,由载漪的儿子溥儁做“大阿哥”,将来继承同治为嗣,兼祧光绪皇帝为嗣,就是既继承同治又继承光绪,并且传话,第二年光绪皇帝要举行禅位大典,同时举行大阿哥登基大典。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冲到了东交民巷使馆区,杀了日本驻华使馆的杉山彬,还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这样就把事情闹大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阿哥的父亲载漪支持义和团,对慈禧说义和团是良民而非乱民。慌乱之中慈禧带着光绪西逃,载漪和大阿哥溥儁也随驾西逃,他们逃到大同的时候,慈禧传下懿旨载漪为军机大臣,没多久慈禧就变卦了,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场乱子,祸首就是载漪,于是革去载漪军机大臣的职务,还把他遣戍新疆。第二年就是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回京宣布溥儁的父亲载漪有了过错并且已经处罚了,那么他的儿子就不能再做大阿哥,就这样废除了“大阿哥”这个名号。

  光绪病危,慈禧传下懿旨,由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入继同治皇帝,兼祧光绪皇帝,也就是继承同治又继承光绪。当天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太监就到了醇亲王的北府,准备相关事宜。登基大典是融宗教与世俗于一体的,乐师、太监和牧师集结在太和殿,溥仪被放在又高又大的皇座上。那天,3岁的溥仪又惊又冷,浑身打颤。侍卫内大臣和文武百官列队,一个个到他面前宣誓效忠。乳母是唯一能哄住他的人,只有跟乳母在一起,溥仪才安心,但那天按照规定不准她参加大典。诏书要求既是父亲又是摄政王的醇亲王载沣陪伴溥仪参加仪式。

  

大典在太和殿举行,按照规矩皇帝先要在保和殿接见大臣,完了再到太和殿,溥仪有段回忆记载:“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父亲的话意在安慰我,但是却给文武百官留下了惨淡的印象,登基大典刚结束,满朝文武官底下是窃窃私语:怎么可以说快回家了呢,怎么说快完了呢?这是不祥之兆啊。大清王朝亿万斯年怎么快完了呢?说这预示着大清王朝的不吉祥。”这一次登基大典没有一点喜庆欢乐的气氛,反倒笼罩着一片悲哀的气氛,而这一句话也成了谶语。

   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成为三岁的小孩子手中拨来弄去的玩具,一座没落王朝的宫殿终于岌岌可危,等待着轰然倒塌的命运。

  宝善里事件

  

十月的天气仍是闷热难熬,举目望去是一片无精打采的景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弥漫在空气中的沉闷。一时间浓烟滚滚,被炸飞的碎片四处飞散开来,夹杂着人们的叫喊声和孩子的哭声,慌乱中几个被火势严重烧伤的人飞快地跑出那间乌烟瘴气的房子。

  

很快一些高大的俄国士兵闻声赶来,他们冲开围观的人群,迅速包围了这里,他们先是派几个人四处搜查着,似乎已经找到了发生爆炸事件的原因,然后彼此交谈着。还有几个士兵手里攥着鲜艳的旗帜、文告还有名册……

   名册上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黄兴、孙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

  这就是武昌起义前一天发生的“意外事故”,1911年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政治筹备处忙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装填炸药的时候,炸药突然爆炸,声响巨大,俄国巡捕听见爆炸声后立即赶来。孙武等人虽已火速撤离现场,但“现场”被抄查,起义计划已然完全败露,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名册全部被抄走。

  俄国驻汉口总领事马上将此事告知瑞澂。瑞澂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同时按照名册、地址顺藤摸瓜式地搜捕所有参与进来的革命党人。当晚,起义中的主干力量被捕,杨洪胜在自己的小杂货店被捕,蒋翊武、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最高指挥部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脱,彭楚藩、刘复基等被押至总督署,瑞澂连夜对他们进行审讯,随后残忍杀害。

   宝善里事件一起,革命党人被杀害,革命消息如同扶摇大风,卷地俱起,由此引刮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清政府土崩瓦解之势,已成横流之决。

  谣言四起惹祸端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社会上已经散布着这样的政治谣言。这些谣言在根部蛀蚀着清政府的统治,谣言像野火一样流传开来,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与日俱增。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爆炸,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对宝善里事件的处治看,湖广总督瑞澂并不想扩大事态。可是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这则谣言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宝善里事件之后,瑞澂决定接受军官们的建议,销毁缴获的名册,对新军中存在的革命党人置之不理。

  

当宝善里发生爆炸事件,孙武等人在逃脱之后,猜想清政府必定会按照名册缉拿革命党人。本打算不将事态扩大的瑞澂,按缴获的名册捉拿了革命党人彭、刘、杨,并残忍杀害。在第二天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张廷辅被捕。政府的肆意捕杀使很多士兵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会成为被殃及的池鱼,面临着“等死,死国可乎”的局面,他们最终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与其等死,还不如拼死抗争,最终导致了这场大规模的政变。

  

先前在湖北武昌尽管盛传革命党要在八月十五起事,但整个中秋期间并没有动静,相反,武昌城里过中秋佳节的气氛依然浓郁,完全看不出任何即将起事的迹象。只有革命党人知道这些是一场带来新生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但是原定的发难时间因为准备不充分而被迫延期。

   宝善里事件后,起义计划败露,湖北总督瑞澂惊恐万分,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大肆搜捕。当晚就提审并杀害了起义中的主干力量。

  

清兵军事参议官铁忠提审起义计划中在指挥部任侦查员的彭楚藩。在清军面前彭楚藩傲然屹立,毫无屈服之意。看到这个情形,铁忠愤怒地咆哮道:“你是何人,见到官兵敢不跪下!”彭楚藩冷冷一笑,不屑一顾地说:“我彭楚藩是革命党人,你这清狗,我岂会跪你!”铁忠左右的卫兵把彭楚藩推坐在地上。铁忠继续拷问:“你为何革命?还有哪些余党?”彭楚藩指斥道:“大好河山,被你们这些清狗毁坏,断送,徇私舞弊,草菅人命!为何不要革命?!”铁忠无言以对,只得禀明瑞澂,瑞澂做主判以极刑。接着提审“小诸葛”刘复基——整个起义计划就是他起草的,刘复基自认革命不讳,大骂清官腐朽丑恶的嘴脸,杨洪胜脸部重伤,如黑炭一般,还不等清官吏发问,就怒吼道:“我就是革命党,我也不会说出什么!要杀便杀!你们这些清狗奴才的未日眼看就要到了!”说完,便放声大笑。被捕的革命党人丝毫没有畏惧退缩,见拷问不出结果,铁忠只得再次报告瑞澂,气急败坏的瑞澂连声说了“杀!杀!杀!”三个“杀字”。

  

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在督署东辕门被斩首。徐维贤哀悼烈士时曾赋七律一首:“一死名留万古垂,临刑骂贼志不亏。从容就义身甘殒,不怕牺牲世少为。首创共同三烈士,迎风响应两湖师。卒成汉业恢疆土,特立千秋纪念碑。”为了纪念这三位烈士,现在武昌有一条以三位烈士的姓命名的路,叫彭刘杨路。

  在得到彭刘杨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集合在一起商定应变措施,最后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机崛起,提前发难”。

  此时的武昌城,各个军营内纷纷谣言四起。工程营后队队长熊秉坤召集各队代表,约定当晚发难。熊秉坤也因此有了“熊一枪”的美名。

  

晚上八时,二排排长陶启胜领护兵巡棚查哨,看见金兆龙和程正瀛两人荷枪实弹,持枪而待。就问金兆龙这么晚了,要干什么。金兆龙说:“准备不测。”陶排长厉声喝问:“难道你想造反?”金兆龙反问道:“反就反,你能拿我怎样?”陶启胜上前死死扼住金兆龙的手腕,呼令护兵一起上来逮捕他。程正瀛见状按住陶启胜并用枪托撞击陶启胜的头部,陶启胜挣扎着忍痛逃跑。程正瀛向他开了一枪。这时熊秉坤刚刚走到本队第一排第三棚,听到第二排有呼喊和打斗的声音,知道事情有变,立即取出手枪,边装弹药边往二排方向跑。远远看见痛苦不堪的陶启胜从对面跑来,熊秉坤立即向他开枪射击,陶启胜侥幸从楼梯逃跑。

  

熊秉坤等人趁势而起,鼓动众士兵起义,军营大乱,熊秉坤带领跟随他们起义的士兵们向楚望台军械库冲去。这时枪声大作,整个工程营都跟着轰动起来。清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三人出来阻挠,起义众人没有一个退缩和屈服,阮荣发向人群里开枪,乱枪打死士兵一人,起义士兵将他们三人打死。之后起义的大队人马奔向楚望台军械所。

  

这时,工程营的其他士兵以及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的部分学生也相继聚集到楚望台。熊秉坤带领着起义大军在当晚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党人罗炳顺等人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军械库。拿到了武器弹药之后,革命军战士们群情激昂,一时间枪声大作。

  

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听到了起事的枪声,得知熊秉坤正奔向楚望台军械所,立刻带着各自的兄弟来到楚望台和熊秉坤等人会合,起义的队伍逐渐得到了扩大。起义队伍壮大,指挥不便,需要一个总指挥指导队伍行动。在营里有一个叫吴兆麟的人很有威信,他曾经进过参谋学校和军官讲习所学习,懂得军事作战,又是原日知会员、左队队官。于是起义队伍临时推举吴兆麟担任总指挥。吴兆麟受任后,立即部署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总督署位于武昌城的西南角,右毗城郭,左邻市街,后屏围墙,又紧靠大江。总督府坐落在这里,湖北总督瑞瀓就在这易守难攻的军事据点里面。炮营闹事,让整天担心革命党闹事的湖北总督瑞瀓大为恐慌,大骂手下的无能。当夜在总督署守卫的兵力大约有三千人,瑞澂利用这股精锐力量,拼死顽抗。为了一举捣毁总督署,起义队伍向总督署发动了数次进攻,枪林弹雨,战斗十分激烈。进攻督署,仍以工程营为主力,其他队伍辅助配合,这样兵分三路,从三面夹击总督署。后在炮队的强力支援下,起义军经过殊死战斗,终于攻破了总督署的大门,瑞澂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一见形势不妙,马上命人凿开督署的围墙,慌慌忙忙地登上楚豫兵舰,拖家带口地逃往汉口去了。总督瑞澂带着家小连夜逃跑,官兵见总督瑞澂已逃,早已无心抵抗,跟着弃械亡命。

  

这时天已大明,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这个早晨因此具有了非比寻常的革命意义,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迎风飘扬。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不久,传来了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省相继独立的大好消息,经过革命军的不懈努力,终于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计划没有变化快

   武昌起义革命这样打响,此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这条腐朽的船在绝望中挣扎了几下,终于沉没在辛亥革命的巨浪之中。

  

武昌起义是在仓促慌乱中由革命党人决定临时爆发的,也是在缺乏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不但筹备起义的总指挥张振武、孙武等人由于意外原因一个都没到场,孙中山和黄兴更未亲临。

  

在形势对革命党人不利的情况下,武昌首义仓促爆发,但是武昌起义胜利,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有人说是因为武汉为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重要,有人说功在新军哗变,有人说武昌起义成功得益于瑞澂连夜出逃,有的说武昌起义爆发应归张之洞的治鄂。这些说法或多或少涉及了一些事实,但有的失于偏狭,有的不无错舛。

  

就武汉本身而言,抛开地理位置不谈,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组织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最终掌握一部分新军武装并非难事,相对来讲,武昌地区的革命力量最为强大。

   革命党人处事果断,把握时机,在得知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毅然选择了有利时机,进行了关键性的决战,成就了武昌起义这场埋葬清王朝的“爆炸”。

   革命之势,犹如火山喷发,在内部积蓄力量,形成岩浆,最终涌出地表,喷薄而出。

  

同盟会的领导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从外部,如香港、越南等地临时输入革命力量,再到广州、镇南关等地起义,但因缺少蓄积力量的准备阶段,均以失败告终。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也曾投入革命积蓄力量,但是没有形成足够喷薄的“岩浆”。而武昌起义在内部力量不断蓄积的基础上,终于内爆,一发不可收拾。

  

烈士慷慨悲歌,为推翻清朝而捐躯的壮举,传遍武汉三镇,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党人更是矢志复仇。起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清政府已无回天之力。

  

武昌首义,人心浮动,清政府中一些官员即采取将家属走避天津租界的办法,甚至连当时的裕隆太后还有出走热河的准备,一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也举棋不定乃至坐视清廷崩溃。立宪派抛弃清政府,基本上共同倾向于不保清廷——当时从武汉赶到苏州的张謇会同雷奋等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政府“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赵凤昌则宣称:“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以保将来中国。”张謇则明确地对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当其时,立宪派与旧官僚采取“和平夺权”与“政变夺权”的手法,先后取得了湖北、江苏、湖南、广西等省的地方统治权。因此,从武昌起义到清廷宣布退位,不过几个月时间,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在极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了。

  

首义只一个晚上就获得成功,成功以后清政府不会善罢甘休的,急急忙忙调集精锐部队,因为汉口是武汉的北大门,北面来的部队就通过铁路先来到汉口,就在现在的黄浦路,刘家庙丹水池这一带集结,此时起义的正规部队和大部分民军还有一些民间人士,跟清廷的正规军短兵相接,场面悲壮,牺牲了的烈士数以万计。

  

清政府曾派荫昌率北洋新军开赴武昌镇压革命,但北洋军大部分将领都是袁世凯心腹爪牙,根本不听从荫昌调度。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统率北洋军前往武汉三镇。袁世凯刚刚被重新起用,北洋新军即展开猛烈进攻,都取得了不小胜利,先克汉口又占汉阳,使得武汉形势严重告急,革命大有被扼杀的危险。但袁早已抱定了“剿抚兼施”的政策,很快就与南方革命党人谋划和谈:在军事上,袁不立即攻占武昌,而是形成一时间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方面对革命党形成强大威慑,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以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以此要挟清政府。袁世凯当年大军压境,于军事得手之后,一再谋和停战,要挟清廷与南方谈判,完全是为其个人政治目的,和与战只是其手中的政治筹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态度客观上使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得以保存下去。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但各个方面的因素也对其产生了作用。历史的车轮终于将其辗作历史的尘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寿终正寝。

  铁血十八星

   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胜利的标志。武昌义旗一举,各省云起响应,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最后导致清王朝的终结。

   十八星旗的全称是“铁血十八星旗”,象征着宁死不屈的铁血精神,而旗面上的十八颗星代表全国十八个省。

  

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日益高涨。武汉三省扼九省通衢,工业集中,文化发达。那里的革命党人早就在孙中山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许多同盟会员和知识分子投身营伍,在新军中做了细致扎实的工作,积聚了雄厚的革命力量。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武汉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首领孙武为参谋长,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制定起义计划、文告、印信、旗帜、符号等。

  

由于事机不密,在10月9日革命党人预定起事的日子里,革命机关遭到破坏,许多革命党人被捕。彭楚藩等三人经严酷的审讯,坚贞不屈,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于10月10日凌晨英勇就义。尽管这样,起义还是在10月10日晚7时左右爆发。驻武昌紫阳桥附近的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组织领导下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随即抢占楚望台军械所。不久,新军二十九标、三十标、测绘学堂、南湖炮队、塘角辎重队等也相继起义,经一夜苦战,终于攻破湖广总督衙门,占领武昌全城。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军政府设在前湖北谘议局,门前两面十八星旗,随风飘舞。铁血十八星旗下站立着威风凛凛的卫兵,这一切代表着革命军政府的建立。

  

起义后,全国各地响应。十八星旗在多省悬挂。到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八星旗被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

  “你们不要骂我”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难道只是时势造就和机缘巧合吗?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在武昌起义中把这位清廷军官推为首领?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武昌起义后,逼上梁山的黎元洪被革命军推为鄂军总督,之后相继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始终是一个傀儡。但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是“忠厚长者”、“稳健派”,和蔼谦虚。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清朝末年因苏报案坐过牢,文名满天下,被社会上层人士推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先锋。他见了什么都要骂,惟有黎元洪是他歌颂的。在他的笔下,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之前黎元洪一直推委软弱,唯在这件事情上,一丝不苟,“强硬”了起来。

  床下都督

  

黎元洪——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幼时家境贫寒,在父亲投军,祖父过世以后,他和姐姐衣食无着,只得一起讨饭为生。实在饥饿难挨的时候,跑到别人的菜地里偷萝卜吃,聪明的他把萝卜拔出后将叶子拧下,再用土掩好,远看好像地里萝卜没人动过一样。在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14岁了。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生活变得稳定一些。20岁时他被天津水师学堂录取,他发奋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什么苦活重活都抢着干,而且各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得到几位师长的赏识。在入学后的第二年父亲去世,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困顿。即使在他结婚以后,每次回家探视亲人,都还要徒步往返近百里的路程,为的是省下一点路费,继续维持生活。后虽为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曾三次东渡日本,考察那里的政治与军事情况,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开通。

  

“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向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莲柄薄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其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在与黎元洪见过一面之后便对此人推崇备至,在他认为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当时的社会舆论也称赞黎元洪是“忠厚长者”和“稳健派”,很多人都说他和蔼谦虚,他对待下属的态度也是有口皆碑的。

  

武昌起义成功后,由谁出面主持刚刚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工作成为了革命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因为起义来的仓促,根本来不及和革命组织的领导者取得联系。政府要建立,起义军需要管理,起义新军还需要巩固并扩大战果,急需一个可以主持大局的人。照理说革命首义刚刚取得成功,应该推选一个德才兼备、深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首领,以期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关系,而且畏惧革命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府的都督。这与起义军代表和地方立宪派商议的结果不无关系,立宪派运用政治手段使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军同意了让黎元洪当大都督。

  

当时,黎元洪还是协统,官位相当于现在的旅长。他刚听到起义的消息后,就吓得赶快从营房中逃跑。他惧怕起义士兵拿他问罪,于是不敢回家,就换了一身衣服东躲西藏,打算混出城去,唯恐躲避不及。黎元洪下落不明,起义士兵只好派人四处寻找。最后这位面庞团团的黎协统总算被找到了。

  

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趣闻了,黎元洪也因此有了“床下都督”这个雅号。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此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了。萧带着众人把黎元洪从床底下生硬硬地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着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还把他关押在楼上,用重兵看守。黎元洪当时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呆若木鸡,加上他“体干肥硕”,活脱脱一个木菩萨。

  

也有人说,武昌起事后,黎元洪闻风唯恐躲避不及,就和执事官王安澜,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的家中。当革命军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觉得不妥又钻入床下。折腾了三五次。革命军马荣将子弹上膛,威胁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被革命军从床下拖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传说内容虽有些差别,但都从中反映了黎元洪被迫参加革命的不争事实。在很多文章著作里都能找到这件事的相关记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人在床底下被捉出来再被奉作统帅的,黎元洪也算是古今第一人了。

  活弥勒佛

  

当黎元洪得知起义士兵要推举他出任革命军大都督指挥队伍对抗清王朝的时候,被吓得浑身紧张,汗流浃背,表示坚决不做此“叛逆之事”。根本不顾革命党人苦苦相劝,只是连声推辞,执意不从。他推辞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什么革命党,我不能做都督,我也没有做都督的资格,你们怎么不接孙文来担任都督。”而当时孙文远在美国,还未听闻起义的消息。

  

这时,革命军将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唯恐被人加害似的,连声拒绝,黎元洪消极抗拒的态度激怒了在场的革命党人,他们气愤地骂黎元洪不识抬举,是满清走狗,也有人要枪毙黎元洪,另选都督。而黎元洪早已吓得面无血色,一身冷汗。

  

此后几天,黎元洪一直是缄默不语,他私下打算,不再做满清官吏,但是也不能趟革命军的浑水。由于黎元洪一直不肯就任都督,革命军只好将他软禁起来。他整日愁容满面,心事重重,心想“朝廷把我当叛徒,党人把我当囚徒,这下可完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死了之。”当时黎元洪消极抗拒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黎元洪见形势上已开始逐渐有利于革命军,再加上起义士兵的强行逼迫惹不起也躲不起,这才勉为其难,同意就任。他虽然知道清政府内部的腐败和政策制度上的落后,他的头脑中也存有排满的思想,但是却对革命一无所知,在他看来,革命党人虽然取得武昌起义的成功,但是想对付清军的反扑,实为难事。

   刚当上都督的黎元洪,虽然每日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但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专门发出公告,号令民众一律剪辫。一场改朝换代的变革,就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服饰发辫开始了,可是让黎元洪剪辫子他却痛哭流涕,一再拒绝。其实他这种心理倒也不足为怪,成为都督已经是勉为其难,又要剪掉一直顶在头上的辫子,改变以往旧的形象和作风,对于刚刚还和起义军敌对的一个人,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行为,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更何况他还要做首义都督,主持全局,公开发表演讲。

  

随着革命状况的不断好转,武汉三镇已被革命军控制,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于是,黎元洪的态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作为首义都督的他也不再不发一言了,这个变化开始的标志就是他剪掉长辫子。革命军的炮队击退了清政府的兵舰,黎元洪得知此消息之后就准备接受革命军的要求。他开口同革命党人说起话来。看守他的革命党虎着脸说:“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无数人,才换来今天的胜利,抬举你做都督。你多讨便宜呢!你再不下决心,蓄着长辫,我们就用手枪对付你。何况现在武汉三镇人人都剪辫子,你身为首义都督,就该身体力行,先剪掉辫子,以表示决心。”黎元洪此时也顺水推舟,见风使舵地说道:“你们说要剪辫子,我也早有此意,现在找个理发匠来,我剪去辫子就是了。”

  

革命党人请来了理发师,理发师问道:“都督剪去辫子,留多长头发?”黎元洪答道:“就剃个光头吧。”不到半小时的功夫,理发师便给黎理了个光头。这时,大家再看黎元洪,刚剪掉辫子的头圆圆秃秃的,宽厚的肩也是圆的,大肚子更是圆的,肥头大耳。众人打趣道:“都督好像个罗汉。”黎元洪笑着说:“像个活弥勒佛。”这话惹得众人哄堂大笑。黎元洪剪掉发辫后,吴兆麟还特地买回一挂鞭炮,表示庆贺。接着士兵们请剪掉长辫的黎元洪训话,黎元洪说道:“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是已下决心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黎元洪的一席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安民告示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黎元洪被推举为大都督,尽管他不情愿,不过,迫于各方压力,还是勉强答应下来。汤化龙、吴兆麟等人聚集在咨议局会议室里共同商议国号,最后,一致通过,确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开会期间黎元洪始终沉默不语,这又引起了革命军的强烈不满,最后,还是在吴兆麟等人的帮衬下,总算过了这关。

  

张振武逼着黎元洪在安民告示上签字,黎元洪不答应,张振武不理他,直接签了个“黎”字,命人拿出去给誊写发出了,黎元洪无可奈何。但是,发生的这一切让那些目睹了这一过程的革命党人,不禁对军政府的状况感到担忧。

  

布告张贴之后,武昌城内万人空巷,人头攒动,“首义都督黎元洪”的大名不胫而走,不但鼓舞士气,稳定民心,而且壮大了革命声威。当时有文献记载了这一情形:

  

“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发过布告,一些隐匿逃散的军官纷纷出来,表示愿意归附军政府,此后各省云集响应,特别是一些清朝大吏和清军高级将领也都附和革命,看来黎元洪做的这个“榜样”倒有一些效果。

  两面讨好

  

这里也要说说黎元洪的另一面,虽然黎元洪被寻获时,人正躲在床底下发抖,一副不济事的样子,但革命党人没有经验也不懂军事,只知道名义上也要一个“领导”,因此最后大家公推黎元洪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汉阳失守后,黄兴为任务失败而痛不欲生,黎元洪马上派人劝慰,并让黄兴迅速撤回武昌,逃离危险。一些革命党人对黄兴表示不满,强烈要求追究黄兴责任,这种怨愤的“民声”让黎元洪知道之后,黎元洪劝解说:“这件事,要责备,首先要责备我,因为是我任命黄先生为总司令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黄兴这两个字对革命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和号召力。如果现在我们因为汉阳失守而对黄先生作出不理智的行为,那么革命党内部团结的力量就有了分化,使独立各省灰心,敌人得知,就会气焰嚣张,这不是长了他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在黎元洪的安排下,黄兴顺利地离开武昌回到了上海。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党人的军事会议,发表了任职后的首次演说: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我鄂军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帜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前来归附……长江下游及云贵等省军队中之军官,多为鄂军出身,北洋军中,由吴禄贞统领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军界调升去的亦有五十余人,下级军官自不待言。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响应革命。因此,革命事业成功,绝无疑问。……”

  湖北三杰

  

黎元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从一个镇压革命党人的清朝官吏,一变而为民国政府的首位都督,日后还因此莫名其妙地当了副总统,乃至于大总统。民国时期的北京还有“湖北三杰”的说法。其一就是黎元洪,做了总统又做副总统,人称官界中第一人;其二为谭鑫培,老生,人称伶界中第一人;其三为小阿凤,人称花界中第一人。

  

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封建军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一些错事和坏事,但我们不能把他等同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那样的封建军阀,还是应该肯定他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的历史功绩。

  

挑瓦革命

  

武昌起义的炮火打响,革命形势迅速向全国蔓延,清王朝大势已去。此时有一个江苏巡抚叫程德全的,居然爬上巡抚衙门的房顶,用竹竿挑下几片瓦,然后跑到房间赶快脱掉清朝的官服,再把巡抚衙门换上军政府的招牌,宣布自己也“革命”了,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党!很多大官僚、大地主眼看清朝封建统治的大厦要土崩瓦解,纷纷随风转舵,附和革命。

   革命一起,满清的遗老遗少们纷纷逃亡,租界附近的房价也因此骤升不落。有好事者书一联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头发也大有文章

  

说起头发,《韩非子》中说:“古者披发文身。”后来满洲入主中原的时候,辫子成了是否效忠大清皇帝的象征,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厉威胁下,人们莫敢不从,这就留下了蓄辫的习俗。1645年,顺治皇帝发令“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官员不得递奏论剃发之事,否则“杀无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在当时广为流传着一副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剃了发,只留头顶的一撮,然后蓄辫子,而这条长长的辫子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梳了三百多年。在当时很多外国人的眼里,民国的中国人是很奇特的,男人脑后拖着一根油腻腻的长长的发辫。男人的发辫和女人被裹得畸形的脚,成为当时最令人费解的标志。

  

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辫子这种陋习也被终结。武昌起义之后,剪辫子被看成是一些革命者与清王朝决裂的第一步。孙中山在1895年开始投身共和革命的时候就剪掉发辫并且改变服饰。1903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也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还照相留念,并题了一首忧国忧民的诗。黎元洪剪辫子的事情早已被传为笑谈。康有为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主张。康有为极力主张剪辫,并且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还举出了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的例子。他请求光绪皇帝在变法之前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实施变革。

  溥仪听庄士敦说辫子没有好处,于是就想把辫子剪掉,旁人一听皇帝要剪辫子,都吓得不敢出声,妃子和宫里的师傅们苦苦相劝,但是溥仪还是亲自动手把辫子剪掉了,后来还请了理发师给自己理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学生头”。

  应该说最为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是在1912年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专门发出二十九号公告,号令民众一律剪辫之后开始的。那时候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自起义始,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的告示。

  

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剪去发辫,并且劝告和动员他人剪辫。也有一部分墨守成规迂腐不堪的遗老遗少视发辫为性命,唯恐剪去了会身遭不测。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些人主动去剪辫子,一些人被迫被剪辫子,一些人躲藏起来,这场剪辫子运动在当时闹得轰轰烈烈。

  

当时有一个叫樊樊山的名士,辛亥革命之后的年轻人总是喜欢穿洋装,而樊樊山依然穿着大长袍子,就有人问他现在怎么还穿着满洲服呢,樊樊山反问道:“那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对方回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啊。”樊樊山说:“我这也是外国服啊。”

  

那时候很多人在大街上游行,游行队里的人都扛着扫帚和扫把。这个意思就是扫除遗风旧习,而这个旧习就是女孩子从小缠足,直到双足畸形,男孩子留辫子。游行的人边走边喊,说以后不给女孩子缠足了,男人也不要在蓄辫子了,因为辫子毫无用处。

  

一时间,失去辫子的中国人还有点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帽子开始时兴起来了。久负盛名的盛锡福帽店就创建于1912年。当时盛锡福不分昼夜地大量赶制帽子却仍然供不应求,社会风俗的变化之快,革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时局的剧烈动荡,使大街小巷还出现了不少新奇的“景致”。商家把挂在道路两旁的招牌布幌中的“满”字改成了“新”字,如“满汉全席”、“满汉茶食”改成了“新汉全席”、“新汉茶食”。

  

剪辫子大军的运动盛况空前,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滥竽充数,在街上看到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哄而上。有的趁机敲诈勒索,有的浑水摸鱼。而在公共租界的茶馆店里,设了一个义务剪发会,还有富商自掏腰包,鼓励市民前来剪辫——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非但分文不收,还奉送大肉面一碗,这样来剪辫子的人摩肩接踵,整个茶馆门前熙熙攘攘。到此,这条辫子终于被剪掉了。

  艰难的起步

  

在上海市郊一幢西式小楼的书房里,几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满腔热血,意气风发。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中,腐败的清廷政府,对内残暴镇压民众,对外丧权辱国。他们一致认为,要走出自己的救国道路,必须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权。于是他们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起义,失败过,牺牲过,甚至被人讥讽唾弃过,但是一直保留在他们心中的就是那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后来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流芳百世,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文、陆皓东、王韬、宋耀如等等。

  

由于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相继失败,孙文被迫流亡海外,矢志不移的他继续组建革命政党,徐图再举。他四处奔波筹款。先到纽约、旧金山,后到了加拿大,筹措革命的活动经费。他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事迹广传海外。当时还在美国读书的宋庆龄,四处搜集报道孙文的报道,对孙文满心敬佩。

   当国内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首义告捷的时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当时还远在美洲,没有亲自领导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前,孙文曾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密电,但是当时密电被搁置在行李中,没有及时阅读。几天之后孙文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这是才检出密电的密码,译出黄兴电文:“新军有动,请急汇款应急。”孙文本因筹款不够,而回复电文“勿动”,但是当时天色已晚,电文没有发出去。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正在吃饭,不经意间看到一份报纸,上面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般震撼,他自己马上购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武昌已经被革命党占领,欣喜若狂。他立刻奔走美、英、法各国,开展活动,希望等到列强的支援。在国内再三致电催促下,他从法国乘船回国。抵达上海后,于1912年1月1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算是一个廉洁政府,总统府就设在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处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小楼内居住。正值百废待兴的时刻,政府的财政很紧张,临时政府中上至总统,下至职员都没有多少薪水,只有食宿由政府提供。

  顶天立地奇男子

  

孙中山的才华横溢从下面的故事可见一斑。早年,孙中山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很想见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是请人递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片。门卫随即将名片呈上,但是张之洞一瞧名片上的文字就很不高兴,问门卫来者是何人。门卫回答说是一个儒生。张之洞令人拿来纸笔写了一行字,又叫门卫交给孙中山。孙中山拿到纸一看,上面写着:“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很显然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上联,同时也要考考孙中山的“墨水”,看看他能不能对出下联。孙中山只是微微一笑,很快想出了下联,挥笔而就,又请门卫呈给了张之洞。只见上面写着:“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看这几个字,不觉暗暗吃惊,此人不能小视,于是忙命门卫打开大门,并且亲自迎接。

  

孙中山作七言绝句《咏志》:“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这首诗曾经作为革命组织的口号和革命人士的联络语,在当时又被人们称作革命歌、起义歌。浅显易懂的口语化风格使此诗极具鼓动性。其中“红羊”一句是有典故的。南宋理宗时,有一位算命先生让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年,国家就会有祸患发生。这些时间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正是生肖上的羊,于是就有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的灾难,后被人称为“红羊劫”。宋人最惨痛的记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丙午年,当时所谓的十年浩劫也始于丙午年。不过在这首诗里,孙中山却是反其意而用之,以“红羊”谐音太平天国领袖“洪”和“杨”,并且宣称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满清的劫运也到来了。

  

孙中山一生几无长物,但是酷爱读书。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几个中国的留学生看他生活艰苦,吃饭的钱都不够用,几个学生凑了几十英镑送给孙中山用来补贴生活。几天之后,这几个留学生又一起去看孙中山。学生们来到宿舍门口,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答应。“别再敲了,大概今天先生出去了。我们下次再来吧。”一个女学生说。几个学生正要回去。“等一下儿,我来敲一次试试。”一个男同学说着就用力敲了几下门,孙中山出来开门,并且感到很不好意思地说:“请大家原谅,我正在看书,才听见有人敲门。快请进!”学生们走进孙中山的宿舍,只见地上、床上、桌子上都堆满了新书。学生们在心里一算,买这些书大概需要好几十英镑。就问孙中山:“你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为什么还要买书呢?”孙中山微笑地答道:“这些书都是用你们送给我的钱买的,我还剩下十英镑呢!”学生们忙说:“你应该多买一些吃的,不要这样把身体搞坏了。”孙中山笑着说:“我觉得买书比吃饭重要,而且营养丰富。”

  

这里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次犬养毅等一批朋友请孙中山赴宴,以叙友情。犬养毅对孙中山说:“我是很敬佩你的,但我想问你,你最喜欢什么呢?”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革命!”犬养毅说:“你是革命家,你热爱革命,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除了革命之外,你最喜欢什么呢?”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儿,微笑着回答:“Woman(女人)。”犬养毅拍手赞道:“很好。还有呢?”孙中山回答:“Book(书)。”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革命需要制定一面旗帜,在广州起义前,孙中山的好友陆皓东制作了青天白日旗,后来,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加上红底色,成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由他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中,都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但是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没有得到革命党人的一致赞同,黄兴就反对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未来的中国国旗,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类似日本太阳旗,黄兴还自己设计制作了一面象征古代中国的井田制度的“井”字旗。二人各执己见,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度为此事而不和。

  

武昌起义成功后,急需制定国旗,当时的革命党人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国旗,主要的有十八星旗和五色旗。十八星旗象征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而五色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意思,故最后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武昌起义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等他回到国内,国旗已定,他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咸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漠漠东南云万叠,铁鞭叱咤厉天风。”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中山接触外国教育早,不受传统儒学束缚才敢于以此自称,台湾的很多历史教料书亦采用此说。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对手给孙中山的外号,有人说是袁世凯所取,系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中山言辞夸大却不实在。这只是对手揶揄的说法,孙中山等人的行动掀起了一场革命的惊涛骇浪,是值得肯定的。

   前往南京就任前,孙中山曾在上海火车站,对各界人士发表讲话,在讲话的最后,他说出那句最著名的论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同心扑满,当面算清

  

黄兴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个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肩膀宽阔,体格强健,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被法国人称作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在罗家伦看来,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更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读书人。黄兴是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豪杰之士。

  

1904年初春的一个风雪夜,黄兴与刘揆一等人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时起事,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城外由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向长沙进军。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同时相约湖北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先占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长沙起义计划商定后,满怀革命豪情的黄兴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

  

黄兴在长沙和武昌的书院读过书,后赴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学习西方的革命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并受到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先驱的影响,赞成用革命手段,打倒清王朝,建立新的中国的做法。当时,沙皇俄国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被沙皇俄国强占去的。沙俄的蛮横行径引起全国人民的抗俄怒火,黄兴与陈天华等留日学生组织拒俄队伍。

  

在上海,黄兴遇到同样刚从日本回国的湖南老乡胡之倓。胡之倓是长沙明德学堂校长,那时正在上海招聘教员。黄兴就应胡之倓的邀请,到明德学堂做教员,白天教书,晚上从事反清活动。后来,黄兴借过三十岁生日为名,办了两桌酒席,邀请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二十多名革命同志聚会,商量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华兴会以办矿业作掩护,对外称华兴公司,并且用“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两句话作为公司,也就是华兴会的宗旨。“扑满”本是存钱罐,存满了就打破。“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中的扑满、算清是推翻清王朝的意思,黄兴他们把扑满、算清巧妙地用作反抗清王朝的口号。

  

华兴会没有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过任何正式的纲领、章程,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他们的口号。黄兴在华兴会成立后便积极着手筹划武装起义。他主张联络各界反清力量,首先夺取长沙,光复湖南,然后争取各省响应,再向清王朝老巢北京进军,这就是先占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

  

黄兴派人分别到各省和长沙的各界联络,迅速积聚革命力量。主要联络清军里的新军和哥老会。哥老会是民间的秘密组织,打出“反清扶明”的旗帜,具有一定的革命力量和气势。当时哥老会的首领叫马福益。黄兴想联络哥老会,就派华兴会会员带着亲笔信,去见马福益。马福益还不懂革命,也不知道黄兴是何方神圣,对华兴会的“邀请”反应冷淡。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看出马福益犹豫不决,不肯接受“邀请”,刘道一眼看完不成联络任务回去无法交待,就问马福益:“马大哥,我们听说您是个人物,于是登门拜望。现在小弟有个问题要请教。”马福益说:“请问。”刘道一说:“大哥是打算按照哥老会宗旨反清扶明呢,还是准备接受招安,作清王朝的爪牙?”马福益这时才明白华兴会发出“邀请”的含义,随即表示同意与华兴会合作。事后黄兴决定亲自去会晤马福益。随后华兴会又与新军联络,新军答应参加起义。黄兴决定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起义。

这一天,被清王朝定为“万寿节”,要隆重庆祝,所有湖南的文武大员都要到长沙皇殿行礼拜寿。计划在这里预先埋下炸弹,打算引爆炸弹,炸死文武百官,顺利夺取长沙的各处要地,取得起义的成功。但是,由于华兴会组织不严密,纪律性很差,许多活动都处于半公开状态,民间组成的哥老会成员更缺乏斗争素质,因此起义的计划被泄露出去。在得知黄兴等人要在“万寿节”起事的消息后,长沙财主王先谦迫不及待地向湖南巡抚衙门报告,衙门立即派人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马福益被迫逃往广西,华兴会和哥老会的不少成员被逮捕。10月24日早晨,黄兴刚出家门,就碰上衙门派来抓他的捕头。捕头不认识黄兴,就叫着黄兴的本名问:“你是黄轸吗?”黄兴听到捕头发问就知道计划泄露,起事失败了,此时黄兴机敏地答道:“我也是来拜访黄轸的。听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正要去找他。”捕头信以为真就跟着黄兴去明德学堂去抓人。到了明德学堂门口,黄兴下轿对捕头说:“你们稍等,我去叫黄轸出来。”黄兴一进学堂,就从侧边小门溜出,躲到朋友家里。又转移到牧师黄吉亭的教堂里。后来他化装成海关关员,逃出长沙,转道武汉,辗转到了上海。

  

长沙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反清力量有所损失,但华兴会的成员多数逃脱了清王朝的魔掌,保存了力量。这次行动动员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在黄兴的鼓励下,华兴会的很多成员,与他一起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携手革命,壮大了革命的力量。而黄兴也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亲密盟友。1909年陶成章等再次掀起倒孙风潮。黄兴竭力为孙中山辩解,坚决维护孙的领导地位。次年黄兴参加孙中山主持的秘密会议,商定集中全党力量,在广州再次起义。4月27日爆发了黄花岗起义,黄兴亲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署,右手受伤,潜往香港养伤。武昌起义后黄兴乔装赴鄂,指挥汉口汉阳保卫战,苦战近一月,促使各省次第光复。汉阳失守,辞职赴沪,被光复各省代表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得悉孙中山回国,推辞赴宁组织临时政府。

  

黄兴去世后,有点头脸的人物都送来了挽联。章太炎“章疯子”的那幅挽联上书:“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在他生前,有一次章太炎在东京发现孙中山私自接受华侨捐款,大为恼怒,声言要和孙决裂,拥戴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费了很多口舌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最终说服了章太炎。孙中山后来很感激黄兴。但还是这位黄兴,在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反袁时,拒绝向孙表示个人效忠以重新入党。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而非对个人的忠诚,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谁人能够做到呢?

  第二章 蟒缠身:你方唱罢我登场

  

袁世凯倒行逆施做洪宪皇帝时,有人在北京街头贴着一幅对联,上联只有“袁世凯”三字;下联“中国人民”四字。这付对联的意思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幅“最不相对”的对联。提起袁世凯,许多人会想起“窃国大盗”四个字。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举国上下讨袁的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而在他的身后似乎也留下了千古骂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认为: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双方是有协议的,也是自愿的,因此谈不上是袁世凯窃国。但袁世凯后来违背了原来的誓言“以后有帝制为之者,天下共诛之”,袁世凯想做皇帝,这他就是窃国了,于是“天下共诛之”。至于说到袁世凯有才能,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也就不能当上大总统了。

  历史学家袁伟时认为,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其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宣布从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在经济领域,詹天佑修筑的京张铁路一直被国人传颂着,但人们并不了解修筑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以及用中国工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方面,都是袁世凯的功劳。

  

乱世民国风起云涌,政事纷繁复杂,军阀辈出,这些人就像戏剧台上的人物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小站风云

  

在天津市南区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水网密集,稻谷飘香,鱼肥蟹美,而且地域辽阔,交通方便,人称“天津小江南”。这个地区人口不多,地理位置极佳,东临渤海,居大沽海防要塞通往天津的中间,距北京也不过几百里,因此成为了天津有名的南大门。

  

这里就是天津小站,说到这个名字,恐怕了解近代史的人无人不知晓,它的名气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许多军事将领,其中一位就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军阀之父——袁世凯。

  

解放前陈伯达所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使袁世凯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更为人所唾骂。在此之后,对于袁世凯的评论常常冠以“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称谓。

  

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那么,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个曹操、刘裕式的人物,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枭雄;也有人说把他和曹操、刘裕相提并论有点过了,他只能算是一个富于谋略的政治家,在天津小站开始了他的发迹史。

  

小站不仅是袁世凯凸显野心的发源地,更是他从此平步青云的转折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淮军全军覆没,清廷的惨败使清政府的当政者深深地感受到旧式军队的落后。这时的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建立新式军队。于是清廷在小站收拾残部,聘用德国教练,编练定武军。后定武军改由袁世凯统带,袁凭借自己起草的“对西洋军事训练方案”赢得了这个训练新军队的职位,假借“民族之大义”,打着“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投机钻营,获准在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趁机增募兵力,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奠基工程。在清政府专制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使北洋军阀发展很快,袁世凯个人地位和权势也随着他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而迅猛扩大,在短短6年时间里,成为权倾中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首脑人物。

  

袁世凯治军严谨,清军的一个军官违犯军规,袁世凯按军纪要将其处以极刑。军队首领吴长庆闻知后,亲至袁住处说情。吴怕袁不给自己面子,就坐着不走。袁世凯请吴翻阅案上的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他一回来,便向吴长官负荆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失为领军人物,事已至此,不仅没有责怪袁世凯反而大笑着夸赞道:“在军队执法就应该这个样!”这事过后,吴长庆就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你们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犯法触事,就怕我饶了你们,袁世凯也不会饶你们。”

  

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他知道靠自己一个人训练士兵,没有帮手行不通,需要找一些服从指挥又忠诚可靠的人。于是请来自己的拜把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袁世凯早年读书时认识的秀才,在徐世昌进京赶考时,袁世凯赠送给他盘缠。此时的徐世昌已经飞黄腾达,作翰林院编修,但是他已经看出来文官的前途叵测,只有武官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于是报袁世凯当年之恩,他放弃了翰林院的官位来到小站。袁世凯封给徐世昌一个头衔,相当于自己的参谋长。徐世昌虽是文官出身,但是他足智多谋,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袁世凯还请来了在朝鲜认识的唐绍仪做军中文案。

  

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冯国璋毕业后留校,但他不甘于位,甲午战争之后,他了解了日本军事情况,懂得新军事,袁世凯得到了冯国璋的帮助,愈加如鱼得水。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到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袁世凯对于自己手下的人除了恩宠、威压之外,贯穿始终的还是权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骨干力量,“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这个说法的最初来历,据说是一次德国教官在阅操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时的情景,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人们又以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曾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练兵主要就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子。”这就是他的练兵秘诀,不禁使人毛骨悚然。一次,袁世凯巡营的时候发现一个军官正在偷偷地吸食鸦片。袁世凯二话不说,就抽出了明晃晃的腰刀,这个军官吓得浑身发抖,把烟枪扔在地上,扑到在袁世凯的身前,连连求饶,但是袁世凯毫不犹豫,亲自处决了他。因为他规定官兵不许吸鸦片,袁治军严明可窥一斑。

  拾簪将军

  

素有知兵之誉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成绩显著昭彰,袁世凯手下的人更懂得审时度势。慈禧以巡视之名到了天津,在袁世凯的陪同下来到小站。袁世凯命令新军全部到操场上列队站好,等待慈禧观阵检阅。慈禧由太监搀扶,袁世凯尾随其后,绕场一周。

  

检阅时,慈禧头上的宝簪掉在地上。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谁也不敢去拣,因为掉簪是不吉祥之兆,所以要是拣了怕扫了慈禧的兴,人头难保。这时,有个叫孟恩远的士兵看到了顺手就拣了起来。

  

看过士兵操练,慈禧要休息,这时孟恩远三步并做二步跑上前去,双手捧簪跪在慈禧脚下。慈禧先是一愣,刚要发话,只听孟恩远禀道:“凤簪落地,重返佛山。”

  

慈禧爱听人们称她“老佛爷”,听了孟恩远的这番乖巧的说话,不但没有因为掉簪影响兴致,反而越发高兴起来就问袁世凯:“刚才这捧簪的是谁?”袁世凯如实回答。慈禧说:“如今新军连一个队官都如此精明,足见袁大人练兵有方了。”在慈禧返回北京之前对袁世凯说:“那个姓孟的以后可以做点大事。”袁世凯见孟恩远受到慈禧赏识,又为自己赚足了面子。于是马上提升孟恩远。在袁世凯死后,孟恩远左右逢源,先后被段祺瑞任命为将军府将军、将军府惠威上将军。

   那些知道孟恩远底细的人,无不称其为“拾簪将军”。审时度势的孟恩远就因为一句“凤簪落地,重返佛山”由一个无名小卒变成统帅千军的将军。

  休把当兵自看轻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笼络人心,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严禁旧军队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都十分了解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他自然也应在雨中。如此鼓舞军心,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军。

   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其中《劝兵歌》简单易懂,琅琅上口。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的练兵成果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练兵时,袁世凯十分注意笼络部下誓死效忠自己,他特地派人在士兵吃饭前高喊:“谁给我们饭吃?是袁宫保。”袁宫保是对袁世凯的尊称。所以,这些士兵只知道效忠袁世凯,不知道效忠清王朝。

  

袁世凯靠的正是一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两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后来人称“北洋军”的新建陆军。那时,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却表现出了卓而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机警的处世手段。

  大丈夫志在四方

  

袁世凯是出身于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地认为想做官就得过科举,用读书这块“敲门砖”敲开官运亨通的大门,但是两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功名失意,以致怒火中烧,把所有诗文付之一炬,没考到功名的他不安于乡,立志自勉道:“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误岁月?”

  

终于,他带着几十个人跑到山东登州府,在一位叫吴长庆的首领的手下当了兵。吴统领并未重用他,于是,袁世凯大为不满地对战友说:“我家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战争迟早必起,若战败求和,列强必将群起而瓜分中国。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我以为亟需人才投军到此,不料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慨。”这一番慷慨陈词传到了吴长庆的耳朵里,于是提拔重用袁世凯。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脱身回国,这才避免了葬身战场的命运。后投身官宦门下,四处钻营。

  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会见李鸿章的时候曾说:“袁世凯这样的人物,竟然任下层军官,难怪没有人才可用。”因伊藤博文的这句话,袁世凯名声鹊起,成为当时报纸上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也借此机缘交接权贵。

  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地位的一代权监李莲英赖慈禧太后宠信,与袁世凯互相勾结,借以大发横财,袁世凯借机向上爬,大肆贿赂内应李莲英,最多的一次竟贿赂了白银二十万两。后被提拔到小站编练新军。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淮军作为李鸿章的军队,自然受到李鸿章的格外重视,袁世凯正是看准这点,积极投靠李鸿章,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袁世凯言必称“李北洋”、“李中堂”,甚至越级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汇报。

  

资望极高的李鸿章很是赏识袁世凯,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豪杰,“袁世凯”这三字,更是掷地有声。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管了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多人,又新募得二千五百余人,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并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训练起了这支国内最现代化的军队。后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创建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练兵数载,终使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卓然出世,“北洋”这个后来独霸中央政权十余载的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此走上历史舞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大展身手的机会也来了。当起义的枪声传到北京时,清王朝万分惊恐。他们决定出兵讨伐革命军,但是又不知道要派什么军,遣什么将。这时革命形势如迅雷闪电般地展开,各省的革命党人都纷纷发动起义响应,全国各地到处都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多见风使舵,转向革命,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长。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与革命军公开抗衡。在大革命风暴的荡涤和冲击下,清王朝这艘腐朽的大船正在迅速下沉。

  

由于大多数南方新军倒向革命,清政府把绞杀革命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有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的身上。奕匡以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政府卖命。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帝国主义者深感恐慌。因为他们看到了清政府没有镇压革命的能力。英国公使不断向其外交大臣发出电报,报告起义的情况,电报中的语气十分慌张。俄国公使哀叹清政府“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人心”。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信中说:“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这是国内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清王朝只能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指挥北洋军镇压革命军。

  “皇帝梦”

  

民国初年,有一份销售量很大的报纸叫《顺天时报》,袁世凯平时只看此报,以便了解时事和社会舆论。这时的袁世凯还未称帝,但是他的儿子袁克定似乎更心急,更迫切地想做上太子之位。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袁克定自己出钱购买整套报纸印刷设备,印制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以惑视听,为了让袁世凯以为时机成熟,这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还有许多劝袁尽早举行朝贺仪式的言论。袁世凯一直相信《顺天时报》的言论,而此前韩诚匆匆忙忙赶来京城,诚惶诚恐地向袁世凯报告祖坟也有红光,形同火炬,坟旁还长有状似蟠龙的紫藤树。更加坚定了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而且袁世凯身边的人也顺应总统的心思,筹备称帝事宜。

  

癞蛤蟆和袁世凯的附会传说在北方流传很广。民间流传在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蛤蟆结队朝王的怪事。据说袁世凯习惯午睡,每日午睡之后喜爱喝茶,有一次给他端茶捶腿的侍卫不小心打破了袁世凯常用的茶杯。这下侍卫自知闯祸不小,吓得痛哭不已,袁世凯的一位姨太太见到侍卫这样惶恐不堪,便动了恻隐之心,教他怎样交待。袁世凯醒后大怒,侍卫便按照之前姨太太交待的那样应付道:“小的知错,求大人开恩,只因小的进来看到床上躺的不是大人。”袁世凯忙问:“那是什么?”“是一条金龙,”侍卫说:“小的看得清楚,吓了一跳,才失手打破了茶杯。”

袁世凯听了哈哈大笑,不但没罚,还赏了这个侍卫一些大洋,并且嘱咐说:“在外面不得乱说。”而袁世凯更以为自己是九五之尊,应该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并且决定废除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并赶制御座,龙袍金印等物,紧锣密鼓地筹办自己的登基大典。

  

当时的工商部长张謇倾向共和,武昌起义后他剪掉辫子寄回老家说:“此一生之大纪念也。”张謇听说袁世凯要密谋称帝,气愤异常,于是质问袁世凯,袁世凯掩饰道:“如果民国决定以帝制为国体,那么有资格当皇帝的人,首先就是溥仪,其次应该轮到孔子的后裔,若是要搜寻朱明皇朝的后裔,那么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将军朱瑞等都是合格的人选,何必一定要推举我呢?”张謇讽刺道:“那唱小生的朱素云也有做皇帝的资格罗?”袁世凯听出讥讽之意,数日不快。

  

袁世凯一方面与清廷达成协议,一方面则操作“参政院”举行投票,宣扬君主立宪,策动请愿闹剧。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抚使,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包,样样俱全。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尽快登基。袁世凯假意推辞“只好俯就民意”。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终日怕他人反对,甚至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喊元宵,他也心生不快,认为元宵和“袁消”同音不吉利,于是在元宵节前禁止百姓说“元宵”只能说“汤圆”或是“粉果”。可百姓没有买他的帐,元宵仍不绝于耳。

  

袁克定作假《顺天时报》的秘密是被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发现的。一天袁静雪在无意中发现街市上的《顺天时报》与父亲每天必读的《顺天时报》论调大为不同,就急忙查对内容,结果发现论调根本不同。就拿着两份《顺天时报》去给袁世凯看。袁世凯大吃一惊厉声问:“哪来的?”然后得知是“皇太子”袁克定一手操办的,袁世凯气愤至极把袁克定痛打一顿,并骂他“欺负误国”。而袁克定办的这份宫廷版《顺天时报》被称为“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

  

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成为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从而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气壮如牛,准备即皇帝位。遭到国人反对。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运动,当时有人做嘲讽袁世凯称帝的对联:帝非帝,王非王,丢人缺德;满不满,汉不汉,有共无和。还有讽刺“洪宪”的对联:洪水横流,淹没满汉蒙回藏;宪章文武,尽是公侯伯子男。

  据传袁世凯死前曾大喊“公度误我”,这里指的是杨度,杨度在袁世凯保荐之下成为朝中重臣,于是杨一直感激袁世凯,更是支持袁世凯一切主张。清朝灭亡之后,杨度审时度势成为君王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亲自任“筹安会”会长,为袁世凯准备登基大典。袁世凯曾给他题字赐匾,称赞杨为旷世逸才。

  洪宪帝制刚出台,就遭到了全国上下一片唾骂,杨度的好友“快刀手”梁启超更是写文章骂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妄图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杨度在给袁世凯的挽联中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大势已去的杨度一度失意学佛,后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共党员。他曾在上海拜谒孙中山,痛陈自己以往的过错,孙中山对他劝慰有加。为寻求真理改造自己,杨度成为《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的忠实拥护者,并主动与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密切交往。成为共产党员后,杨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全力为党从事革命工作。

  

当袁世凯打算称帝的时候,像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等几个大军阀对于袁世凯称帝的事都愤愤不平,但是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发出了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但是消息败露,电文被袁世凯看到,这时袁世凯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袁世凯气恼成病,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便因病暴亡。当时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是双关语,指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陈树藩、汤芗铭等,结果迫于护国运动的压力,先后操戈向袁,真是“送命二陈汤”。

  洹上一钓翁

  

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而发兵南下,袁世凯所一手编练的北洋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北洋军只对袁世凯惟命是从,而这时的袁世凯因在朝中与满洲贵族斗争失败正“隐居”在河南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袁世凯出卖光绪帝,载沣怕自己大权旁落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一心想要杀死袁世凯,但是军机大臣不同意,怕北洋军造反,张之洞也不同意杀袁,张认为“现在时局动荡,皇帝年幼,不能轻易杀戮大臣而动摇国本。可否考虑将其逐出京城?”最后载沣让袁世凯回籍养疴。

  

在“回籍养疴”的洹上村,袁世凯表面上给人们一种遗忘世事的印象,每天逍遥自在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并在杂志上登载自己披蓑垂纶的照片,名曰“蓑笠垂钓图”。表面是这样,但实际上他韬光养晦,静待时机,每日与心腹通电,了解最新时事,向各方面都伸出触角,可谓运筹帷幄。同时,他牢牢地控制住北洋军,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武昌起义正好给了他这个机会。等到机会的袁世凯并不满足湖广总督的官职故意拖延说:“我脚上的的病还没有养好,等病情有所好转,就将立即上路。”清政府虽然知道袁世凯靠着北洋军作本钱,与清廷讨价还价,但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让步,于是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管制全国海陆军。

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袁世凯终于当上大总统,登上了他权利生涯的顶峰。因对义和团的镇压,袁世凯成为了朝中新宠,同时妥善应对八国联军为清政府排忧解难,使那些住在紫禁城里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所以赢得了这些人的完全信任。朝廷上下无人不对袁世凯另眼相看。在李鸿章的述职报告中,有一段文字就是对袁世凯的评价,说:“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居功甚伟”。春风得意的袁世凯,因得李鸿章的积极举荐和重用。加之他既熟悉洋务,又能够博得洋人的信赖,为人又很有魄力,尤其是慈禧对其镇压起义一事极为赞赏,认为袁世凯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栋梁之材,况且又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属于淮系集团。于是给袁世凯加官进爵。

  

在李鸿章天年即尽的时候,慈禧问谁能接他的班,他指定了袁世凯,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于是西太后就下令提拔袁世凯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并加封为太子少保。这时袁世凯急忙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并用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就这样袁世凯逐步走向了清政府政坛的前台,并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一跃成为晚清一时无二、举足轻重的政坛人物。

   袁世凯不但完全控制着北洋集团十万大军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而且他自己还身兼八大臣的特别地位。朝中大臣早已见风转舵“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听”了。

  

在各方面的压迫下,革命党人最终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答应共和的条件下,将政权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发表通电声明:“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清帝退位是形势所迫,这样没有人敢反对。溥仪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就表示“赞成共和”,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临时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博仪,在养心殿举行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隆裕太后悲痛欲绝地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是袁世凯亲自加进去的。这样一来,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致电给袁世凯,袁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就这样袁世凯一边口称“德鲜力薄,实难堪此重任,只好勉强从命”,一边暗室操作,控制局面。当晚,袁世凯剪掉了辫子,拥护共和,表示与清王朝一刀两断。  

   袁世凯剪掉了辫子一事成为北京轰动街头巷尾的新闻,之前袁世凯一直没剪掉辫子,直到孙中山亲自致电“民国大定,选举的人”,这样才肯剪掉辫子。

   当时,北京有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这样评价渔翁得利的袁世凯: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经过十六年艰苦斗争,以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狡诈、两面三刀的袁世凯窃篡了。民国时,议会投票选袁世凯为总统,因有记者拍照,所用镁光灯发强光,轰然作响,议员以为炸弹,惊惶失措,纷纷夺路逃命,一议员藏于桌下大喊曰:“我选举袁世凯。”

  

做了大总统的袁世凯为收买参议院议员,每次召集会议时,都会发给议员们一些“出席费”。有一次,辜鸿铭在散会时收到300块大洋的“出席费”,他很清楚这是袁世凯在有意拉拢他。于是拿着钱就跑向了“八大胡同”之一的北大胡同。那里多个妓院,辜鸿铭见妓院就进,见妓女就给钱,直到他把这300块大洋花光,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他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袁世凯的憎恶。

  萍水相逢成一梦

  

袁世凯正式登上中华民国的历史舞台,从此袁世凯在民国的历史上倒行逆施,变乱纷纷。在所有或高风亮节或投机取巧的面孔中,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就是蔡锷将军,蔡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袁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在梁启超写给蔡锷的挽联中可以说是概括了蔡锷的一生: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李敖编著的《拆穿蒋介石》的序言中有:“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

“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

   陶菊隐《政海轶闻》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以争国民人格”的蔡锷因为反对袁世凯而名垂史册,但他和袁世凯的关系却是微妙的,值得我们研究和探寻。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据梁启超说,蔡锷东渡日本学习,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后来袁世凯背叛民国,蔡锷断然不会反袁。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退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蔡锷曾称袁世凯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说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

  

后来袁世凯履次倒行逆施,造成了蔡锷对袁世凯的不满和反抗。护法运动就是蔡锷反袁的开始。1912年1月26日蔡锷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鲜明地指出民国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而袁世凯妄图通过所谓的“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蔡锷认为“袁之狡谋”

“懈我军心”,“惟有简率精兵,期共戮力中原”很快蔡锷发布了《北伐誓师词》,直呼袁世凯为“袁贼”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直入湖南。

  

宋教仁被暗杀后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而是主张宋案由法庭裁决,严禁武力干涉,蔡锷认为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蔡锷致电革命党人一致反对战争,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应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后袁世凯称帝,在《讨袁檄文》蔡锷里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世凯第七大罪。

  蔡锷始终是反对内战的,他认为“二次革命”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等到袁世凯把民国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残酷镇压了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并且对帝位虎视眈眈的时候,蔡锷才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

  

袁世凯曾经认为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于是袁世凯在1913年10月发大总统令招蔡锷进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动身进京。本来袁世凯对蔡锷是“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但是袁世凯疑心极重,认为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所以不能让蔡锷拥兵在外,招蔡锷进京的做法等于是“槛虎于柙”。

  

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一步步扩张,蔡锷为消除袁世凯对自己的警戒心理,用了一招韬光养晦的方法。这里要提到与蔡锷互称知己的民国名妓小凤仙。在风云激荡的民国初年,北京的八大胡同是烟花娼妓云集之所,林立着酒家书场,秦楼楚馆。其中属云吉班与金祥班最为著名,而这两班又以云吉楼的小凤仙和金祥楼的良玉楼名满京城。来云吉楼和良玉楼的嫖客,多半是达官贵人、巨贾豪绅。袁世凯安排小凤仙和良玉楼接触外省来京的要员,尤其是掌握兵权的将军,要将他们留在北京,等到袁世凯黄袍加身才能放走,以防他们回去反袁。

  

袁世凯迫使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尹昌衡进京,两人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同学,合办过广西陆军学堂,交情甚笃。蔡尹两人到了北京,形同软禁。“三太子”袁克文常陪同他们到八大胡同逛妓院,让小凤仙结交蔡锷,良玉楼结交尹昌衡,妄图使他们在石榴裙下丧失斗志,倒戈投诚。

  

开始蔡锷以“狎妓”麻痹袁世凯,每日饮酒看花,沉迷于八大胡同的风花雪月中迷惑袁的耳目,这样做一方面使袁世凯渐渐地不再把蔡锷当作大敌,一方面等待云南起义条件成熟。在8月举行的将军联名支持帝制时表示极力支持,使袁对他更加深信不疑。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时,他坦然回答“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而反袁呼声强烈,梁启超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蔡锷来到北京时,虽是锦衣玉食处于袁世凯的樊笼之中,他是怎样脱离的呢?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唱了出“挂印封金,辞曹挑袍”的一出好戏,逃回云南反袁队伍中去了。在许姬传老先生著作中有关于小凤仙的记载,1951年,梅兰芳剧团到沈阳演出时,收到一封来信,发信人的署名是张洗非,要求与梅氏会见。梅约小凤仙作了一次长谈,其中包括蔡锷潜离北京的经过。小凤仙是十四、五岁时,从上海到北京陕西巷云吉班,认识了蔡锷。蔡锷每到云吉班去,常有人监视他。但是,小凤仙认为蔡锷为人正派,不像一般官僚政客,因而感情极为融洽。蔡对小凤仙也视为知已,逐步向她述说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及其为患国家的道理,并要她设法帮助从吉班脱身离京。

  

小凤仙遂选择了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生日的一天,安排蔡氏在房中饮酒,把窗纱去掉,拉开窗帘,使监视蔡氏的人可洞观室内。大衣皮帽也挂在衣架上。待到开向天津的火车将要启程,蔡氏不取衣帽,假装去洗手间,趁院中人多杂乱之际,离开云吉班,直奔火车站。此时,仆人把窗帘放下,监视蔡氏的人以为他如厕即会归来,也看不见室内情况,并未介意。蔡锷到火车站后,立即用其老师梁启超事先命人代购的火车票,登车到天津住进日本医院。此后,龙归沧海,终于在云南举起反袁义旗。蔡锷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蔡锷暗地里逃离北京,远走高飞,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袁世凯的迫害。袁世凯大怒,下令将小凤仙投入北京监狱,追查蔡锷在京余党。袁世凯见尹昌衡不公开表态,便把他也关进陆军监狱,软禁在一幢小洋房里。同时严密监视四川会馆与金祥班,向良玉楼要尹的材料,追查尹的在京同伙。当时全中国的报刊都登载了蔡锷回云南起义、尹昌衡在北京被软禁的消息。在狱中,尹昌衡宣布绝食。尹都督坐牢绝食,总统府慌了手脚,放,怕他密谋捣乱,杀,又怕全国舆论对登基大典不利。只好派袁克文到八大胡同去请良玉楼劝他进食,出面解围。良玉楼入狱后,尹都督才肯喝酒吃饭,不再绝食,陆军监狱破天荒地准许探监留宿,批准“囚犯”与“娼妓”牢内同居,尽夜长谈。民国元勋与京师名妓被关押在陆军监狱的白虎大堂,美人救英雄一时间被传为美谈。

  

护国运动开始,护国军的攻势势如破竹,袁世凯势穷力孤,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而此时的袁世凯身边没有可靠人手,不少亲信纷纷离去,没有人为他主持征伐护国军,本来袁世凯想起用被他打入冷宫的段祺瑞,可段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冯国璋也装病不肯出来,张勋借口局势紧张,自己兵力不够。袁世凯曾派手下与蔡锷私下商讨使蔡锷退兵,但是被蔡锷坚决回绝。

  

不久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蔡锷虽然反对袁世凯续任大总统,但是蔡锷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他对袁世凯“多感知爱”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绝不“兼顾私情”。

   袁世凯死后,蔡锷发表了挽联:

   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

   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

   护国运动之后,蔡锷身体不适,到日本就医,此前蔡锷与其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

  

发动并领导了讨袁护国战争的蔡锷,其诗文了得,这也为他赢得了一代儒将的声名,和小凤仙的旧闻轶事,广为民间流传,妇孺皆知。可贵的是沦落风尘的小凤仙和良玉楼能够慧眼识英雄,演绎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传奇故事。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两人的一番真情:

   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

   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蔡锷逝世,孙中山挽蔡锷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梁启超痛失爱徒,也挽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然而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小凤仙的两副挽联:“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还有一幅是小凤仙找人代写的,“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半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当时有传闻说在北京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曾见小凤仙走入追悼会现场,而此后小凤仙即在京城消失,数十年再无消息。

  北京的莫里循

  

袁世凯曾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袁世凯恐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追逐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

  

意大利人莫理循本是报道中国政治军事实践的记者,因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道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保护外侨而声名大震,又以对日俄战争的推波助澜和准确预测而得到列强的认可,称他是中国问题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倾向改革的官员如袁世凯日渐表示亲近,从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转变为同情和宣传中国的观察家、实行家,受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邀请成为其政治顾问,在当时靠借债维持的新政府,莫理循的待遇之优是难以想到的。

  

1916年2月7日,莫理循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此时自负的袁世凯臆测“蔡锷有统治中国的野心”。对于袁世凯执迷不悟的想法,莫理循未加理睬并认为这是“愚蠢的问题”,可见莫理循作为记者的政治敏感性。

  

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关系密切,在袁世凯被罢官回乡时,莫理循在报道中表示不平,这使得袁世凯大为感激,并在新政府中重用莫理循。后来清王朝被迫起用袁世凯,莫理循通过《泰晤士报》成为新闻界的舆论导向,他宣称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而建立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非袁世凯莫属。同时,他游说革命党人和日本外交官,希望他们支持袁世凯为总统,并为袁定都北京出谋划策。《北京的莫理循》一书中记载。袁世凯在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亲自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莫理循表示,是他们二人帮助他成为总统。莫理循也因此极受袁赏识,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位政治顾问。

  

袁世凯对莫理循关怀备至。尤其表现在生活中,袁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莫理循而莫理循的长子生日,袁重礼道贺,莫的母亲和妹妹来华,袁亲自接待宴请,临行时赠送名贵衣料。这些举动令莫理循极为感动,但莫氏对袁世凯并不丧失原则地一味逢迎,相反,他常常讲些逆耳之言。莫理循说,他提出的意见并不高明,但至少对总统说了真话。

   莫理循对袁世凯提出过许多极有见地的建议,包括如何通过各项改革树立权威,以及对外宣传,甚至劝诫袁世凯不要取消孙中山建立铁路总公司。

  

最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作政治顾问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为,当数披露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莫理循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他通过端纳向《泰晤士报》泄露了《二十一条》的内容,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使日本有所顾忌,从而有所收敛。

  刺杀宋教仁

  

在民国时期的历史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宋教仁的惨案更让国民震惊和悲痛,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死引起举国上下强烈的震撼,也没有任何一个谋杀案像宋案一样,对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宋教仁的好友谭人凤说过:“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面对最具威胁力的政敌,袁世凯开始打算收为己用,在被拒绝之后就打算除之而后快。

  

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决定即刻赴京。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不测,但宋教仁坦言:“无妨,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也当全力赴之。”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友人陪同下来到上海车站,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了……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悲愤欲绝,撰联挽曰:“作民权保障,谁为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准备成立政府讨论政体,宋教仁坚决主张民选总统。但是孙中山声称,实行总统制,总统民选,总理由总统任命。在孙中山将全力交给袁世凯之前,为保革命成果一改初衷,实行内阁制。袁世凯为了笼络宋教仁,送给他名贵西服,并且尺寸拿捏得十分准确,可见袁的用心,后袁世凯送宋教仁一张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但是宋教仁油盐不进,让赵秉钧还给了袁世凯。由于宋教仁的一再拒绝,让受到宋政治上威胁的袁世凯动了杀机。1913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胜,宋教仁一路上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并在演讲中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于是掀起一场民主政治的风波,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为嫉恨并且意识到再不杀宋,自己的地位难保。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枪击,22日逝世。案发后,袁世凯假令“穷究主名”、“按法严办”。23日,上海英法租界扑房抓获凶手武士英及同谋应夔丞,并从应宅搜出多件确凿证据,证明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袁世凯,直接策划人是其爪牙赵秉钧和洪述祖,真相大白后全国激愤。连宋教仁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首汤化龙都这样激赞他:“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

  根据当时的报纸所载,宋教仁被刺,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地赶到医院问讯。两天后,他的噩耗传出,医院门前吊唁者络绎不绝。第二天灵柩移往湖南会馆,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莫不为之哀悼”,期间“风云变色,天地亦现阴忧之状。又忽作微雨,一时来会者,无不唏嘘感叹,谓为天泣。”

  

北京新闻界召开的哀悼宋渔父先生大会,有千数百人到场,其中还有日本、法国人。陈家鼎、程家柽、日本和法国的来宾等都发表了演说。统一党也召开追悼会。其他许多地方举行了追悼会。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宋教仁遇刺的噩耗,宋案的各种情况和举国上下的哀悼。不同政见的人异口同声,一致称宋教仁为大政治家,对他的被刺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

  

宋死后,上海法院曾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传票,传他到庭作证。黄兴、陈其美以宋的朋友的身份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果拿获正凶,他们准备赏银一万元,作为酬劳。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各自发出悬赏,赏格一样,都是抓住凶手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因此拿获的,赏洋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发出了悬赏。对此,袁世凯非常生气,干脆下令取消了各地的法院,以县知事兼理司法。宋教仁一死,中国的民主萌芽随之被扼杀。

  

应桂馨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后,逃到青岛躲避风声。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后,应桂馨认为终于到了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后公然从青岛到北京,此时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应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要求袁给他“勋二位”和巨额现金。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应不要惹怒袁世凯,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狂傲地反问袁世凯敢拿他怎样。袁世凯当然不是好惹的,等这些话传到袁的耳朵里后。袁已经开始打算处理这场“事端”。应得到消息后正打算火速逃离,但是袁世凯下手更急,还是在车站,应桂馨被当时军政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杀死。

  

至于一直避居青岛的洪述祖,到民国六年,化名回到上海因债务关系被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后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送到上海法院,处以极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而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极为厌憎,佯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不到一个月,赵秉钧作为袁的第一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的怪角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辫子满天飞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政局动荡不已。张勋等人乘机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仍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清室,人称“辫帅”,他的军队被称作“辫子军”。

  

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优厚”,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想法,政坛的许多头面人物还有那些为民国立下汉马功劳的人也不能忘却封建残余的皇室情结。张勋统率的“定武军”一直留着辫子,已在北京当总统的袁世凯派人找张勋,说建立民国,不要再留辫子了。但张勋回答一句话:“可死不可从。”显示护辫的决心。袁世凯没法子,只得由他。

  

发动复辟之前,他和康有为扶乩问吉凶,乩语出现:落花时节又逢君。当问“落花时节”指什么时候呢,乩语又出现李白的诗句:江城五月落梅花。张勋一计算,农历五月应当在阳历六七月间,因此,他7月1日发动了政变。但经过十几天就被段祺瑞败了。不久他见到逊帝溥仪,算是“又逢君”了,而自己的下场是“落梅花”,感到没法子混下去了,于是遁入荷兰大使馆请求“政治庇护”。

  

他因率军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统率两万军队驻扎在徐州一带。因是否解散国会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黎下令解除段的职务。段到天津后,即策动北洋各省督军在徐州集会示威。会后,一些省宣布独立,不承认北京政府。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领三千军队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6月30日晚入清宫,召开所谓的“御前会议”,决定复辟,恢复清王朝。张勋军队占据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群党,拥十二岁的溥仪登基。当天发布八道上谕,把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换下五色旗为龙旗,恢复清末官制封官受爵。张勋自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大权。

  

复辟消息刚一传出,全国一片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各大城市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强烈讨伐张勋。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拥有军事实权的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和日本政府的支援,组成“讨逆军”,誓师讨伐张勋。“讨逆军”很快攻入北京,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真辫子、假辫子被丢弃得满城都是。张勋突然之间从再造天朝的元勋坠落成举国声讨的叛逆,才明白自己“出头”的行为有多愚蠢,他大骂北洋诸君,说他人都很聪明,复辟又不是张勋一人的主张,成功了大家享福,失败了只有张勋一人受罪。后索性发出通电,将北洋诸君背信弃义的真面目公诸于众,电文称:“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冯国璋的传统观念很深,他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让溥仪复位。他曾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民国初年,他又与康有为等互通声气兴复大清。

  

京城里刚开始流传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消息,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不相信袁世凯会恢复帝制,于是处处为袁世凯辩白,直到徐树铮告诉他,袁世凯已经为恢复帝制做准备了,这才相信传闻。段祺瑞一心劝说袁世凯,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段祺瑞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袁世凯这时正做着他的皇帝梦,对于别人的劝解一点也听不进去,后段祺瑞见袁世凯仍有称帝计划,就称病在家,袁世凯也立即撤了他的军权。可是,帝制不得人心,一场反袁的风暴卷地而起,袁世凯的北洋军不听调度,无可奈何之下,袁世凯只得请段祺瑞重新出山。徐树铮见时机成熟便对段祺瑞说,大可乘势而起,取袁而代之。

  

段祺瑞却念其知遇之恩和袍泽之情没有置袁世凯于不顾,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顶着全国的骂名下令以总理身份厚葬袁,后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第三章 群兽斗:城头变换大王旗

  

北洋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的冲击、中西文化的交融使北洋社会表现为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中国现实的有特色的新政治、新经济、新军事、新教育、新文化、新外交是从中国历史上的旧政治、旧经济、旧军事、旧教育、旧外交发展变化而来的。在中华民国史的上段,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演变的轨迹。

  

作为转型与过渡时代的政府,北洋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与症结是政局不稳和派系斗争激烈。同时还必须指出,北洋政府始终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形式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北洋集团从一开始即分裂成各个利益不同的派系集团。

  

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很多。往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而我们对北洋时期那些人物的看法,受太多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失之偏颇,事实上,这些人物惯于运用政治手段,而他们本身又带有太多的传奇色彩,所以人们难免会对他们产生误解,而失去了历史人物本身的面貌。今天再次对这些人物进行解读的时候,褪去他们身上神秘的色彩,以及当时他们所受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物依然具有其“现实意义”。

  北洋之星初长成

  

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这使得清王朝大为恐慌,当时全国只有北洋军最为精锐,但北洋军只唯袁世凯一人马首是瞻,其他人无法有效调度,于是清廷被迫起用当时“养病”在家的袁世凯,让袁世凯领导北洋军平息革命,于是,袁世凯借机掌握了大权,但是并不发兵,故意制造僵持局面,要挟清王朝和革命党,从中渔利。最终,革命党认为是袁世凯帮助他们顺利推翻了清王朝,就把大总统之职让给了袁世凯,而清王朝也认为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竭力为他们争取到了皇室待遇条件,所以同意退位。于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正是北洋政府的开端。

  

虽然革命党用总理负责制来约束袁世凯的行为,但袁世凯手握军事大权,不肯听命于他人,于是想破坏宪法恢复帝制,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计划刚刚推出之时,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最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气恼中暴病身亡。袁世凯死后,拥有军事实力的北洋各派互不服气,展开了一场政权争夺战,形成了北洋时期的混乱局面,直到国民党北伐成功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极需军事人才协助,便请荫昌为他推荐良材,荫昌推荐了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袁世凯立即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步、炮、工兵学堂都是附设在新军里面的随营军事学校,此时袁世凯手下军事人才稀少,因此军官不仅带兵,还要兼管训练。由于王、段、冯三人成为袁世凯建练新军的中坚力量,于是他们就分别得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三个绰号,他们将北洋新军调教得龙精虎猛,被德国驻胶州总督盛赞为“北洋三杰”。

   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早年跟随袁世凯,出生入死,纵横捭阖,后来都名倾朝野。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左右逢源,穷兵黩武。

  

北洋三杰本来不是“三杰”是“四杰”,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最得力的手下是四个人,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与梁华殿。王士珍掌工兵,段祺瑞掌炮兵,冯国璋掌步兵,梁华殿掌骑兵。后来梁华殿在夜操时坠马失足落水溺死,不然北洋就该不止“三杰”而是“四杰”了。到袁世凯升任北洋大臣,王、段、冯三人随着水涨船高,就有了“北洋三杰龙虎狗”的说法。

  

从大环境来看,北洋政府所处的时代,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时代,这个大背景决定北洋政府需要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变,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北洋政府以转型与过渡为基本特征。

   在取代清政府而建立的政权的转型和过渡中,新旧冲突在所难免,加之中西文化撞击与杂和,使得北洋政府的过渡,成为质的变化与飞跃。

   动荡的年代给予人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会更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北洋时期的中国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当说,北洋时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北洋时期的中国处于社会多种转型和新旧交替的阶段,军事上,从封建军事制度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军事制度转型;经济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文化教育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转型。

   政局的不稳定,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各色历史人物轮翻登场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充满矛盾,而形式上统一的中央政府,实则分裂不一。

  “北洋三杰之龙”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平时,王善操权谋于腹中,段常行凶残于外形,冯贪婪之于不顾,这所谓的“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

  “北洋三杰”为北洋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段祺瑞赴德国学习过炮兵,冯国璋曾赴日本考察近代军制和日本军事,只有“三杰”中年龄最大的,也是资格最老的王士珍未出过国。在民国政坛上,段祺瑞、冯国璋一直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而善于权谋的袁世凯对段祺瑞、冯国璋并不完全放心,常常重用王士珍,于是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北洋时期,又有北洋“龙虎狗”三杰:王士珍为龙,段祺瑞为虎,冯国璋为狗。后来因缘际会,段、冯影响均超出军界,写入政史。故论其在后世的知名度,则龙不如狗,更不如虎。

  

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人称“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为人为政,有野心而无魄力。既想得到权利,又想明哲保身。经常超脱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时隐时现。人喻其为见首不见尾的“神龙”。

  

袁世凯对义和团血腥镇压,惹得清朝贵族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谋取私利的企图。清贵族派义和团首领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义和团设坛继续操练。袁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大家都认为,如若答应义和团设坛,必使其兴盛起来,图谋造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王室谴责。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之时,王士珍雷厉风行般地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王室之罪问斩。袁世凯顿时醒悟,佩服王士珍处事“应明果断”。

  

此后王士珍极受袁世凯信赖,凡是重要军牒袁必问王,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时人称王士珍为“龙目”,说王是袁的“眼睛”。

  

北洋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整个操练几乎全是在王士珍指挥下进行的,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颂。各国被邀往参观者,无不赞赏王士珍的调度才能。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段祺瑞提名其军师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并托王士珍到袁世凯那里疏通,王士珍答应。可是几天过去,袁世凯那儿毫无动静。段祺瑞又派亲信张国淦去总统府打探消息,王士珍也在场,却一言不发,若无其事。原来,王士珍早已看出袁世凯不想放权内阁,因此就根本没有向袁世凯提及此事。张国淦事后不得不佩服王士珍的老谋深算,而段祺瑞听闻后则气得半死。王士珍精通为官之道,以柔克刚,从小事处可见一斑。

  不讲情面的王士珍

  

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6月,直隶提督叶志超奉命赴朝助战,王士珍带领随营炮队官兵随叶志超开赴朝鲜驻守在牙山。此时,日本也出兵朝鲜,而且兵力不断增加,远远超过驻朝清军。后日本不宣而战,爆发了丰岛海战,清军失败,损失惨重。丰岛海战后王士珍随叶志超撤抵平壤与入朝清军左宝贵部会合。9月日军兵临平壤城下,王士珍带领牙山军防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王士珍观察地形后极力建议,在城外山上,设奇布防应战。而叶志超认为王士珍年轻无带兵经验,所以没有采纳王的建议。侵朝日军分四路猛攻平壤的中国驻军,中国官兵和朝鲜军民奋勇抗击,王士珍率领的炮队,坚守在城上顽强作战,王士珍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左上部也被弹片击伤,留下一寸多长的伤口。

  

日军四面合围,最终平壤失守,清军溃退。王士珍率炮兵突围杀出,连夜奔驰,抵达义州。到达义州时,王世珍及其部众饥渴难忍,停在村中休息,因为连年战事,村民听闻官兵将至,早已躲避起来,士兵在乱柴下发现埋藏的两个大缸,里面装着衣物和面粉。士兵饥渴难耐,但王士珍命令士兵不准动用百姓财物。后来,一个士官来到王士珍面前哀求,是否可以取些面粉充饥。看到疲惫不堪的士兵,王世珍这才点头同意了。临行前,王士珍喊来勤务兵,吩咐将所剩银两悉数奉上,王士珍接过银子,数也没数,全部放进缸里,原样封掩,然后率队离去。

  

王士珍任步兵第一协统领时,袁世凯派王士珍赴各地选募壮丁,成立北洋常备军左右两镇,王士珍任左镇翼长。王升官后,常有宗亲族人找他请求给一个差事,王士珍都婉言谢绝,他从不任亲用人。

  

王士珍的堂弟楼珍通过王士珍夫人让文书私下写了一封推荐信,到正定教场庄新建陆军任职,书信写好后,王士珍夫人偷偷盖了王士珍的行章后,楼珍将推荐书拿到教场庄教练营,管事的军官看后暗自发笑,知道推荐书不是王士珍亲笔所写,但碍于面子便马上安排楼珍住下,随后把楼珍拿来的推荐书给王士珍送去。王士珍看后大怒,痛斥夫人,把印章收好,随后补办手续,并下令对楼珍不可重用,同时告诫宗亲族人以此为戒。

  慢慢行,等等看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袁世凯的精力分散于政治经济各项事宜,不能专心致力于军事。王士珍同情清室,退隐家园。冯国璋主张用武,外放南京。在中央主持军事者只有段祺瑞一人,原来的鼎足三分之势,变为大权独揽之局。段担任陆军总长一席,兼任总统府军事处处长之要职。大权独揽的段祺瑞支持军队编制与调遣,将领选拔与补充,更趁此机会培养北洋军新生力量,为日后段逐步代替袁打下了基础。

  

段祺瑞性格坚定,蛮横粗暴,常常我行我素,令人生畏,因此被称作“虎”,常常要发虎威的。在北洋系统中,因为王士珍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袁世凯更加倚重段祺瑞和冯国璋,较之对冯国璋,袁对段更是多方笼络,恩爱有加。

  

袁世凯初到小站练兵时,段祺瑞新婚,袁世凯礼贤下士,对段祺瑞十分关照,对此,段祺瑞感恩不尽。后段祺瑞妻子病故,他的续弦夫人张佩蘅就是袁世凯的义女,所以袁段二人除多年袍泽关系外,还多了一层亲戚关系。

  

在北洋政府成立后的历届内阁中,段祺瑞均任陆军总长,随着地位的日益巩固,在北洋军阀集团中,许多新生力量都是由段亲自栽培,后来形成了“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这引起袁世凯的疑忌和不满。所以,在称帝之前,袁世凯将段祺瑞一脚踢开,令段去西山养病。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实际上控制着北洋政权。段祺瑞表面虽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实际则是“挟北洋以令总统”。后来,造成了民国初年著名的“府院之争”,迫使黎元洪下野。“北洋虎”最后胜利,使黎元洪等人充分领教了段的厉害。段三造共和,但挑起府院之争,亲日借款,一度成为和平的阻碍,声名狼藉。

  

福将、重将、主将,袁世凯曾用一个字逐次品评手下的将领,以王士珍为“福将”,段祺瑞为“重将”,而以冯国璋为“主将”。冯国璋一进小站,先后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督操营务处总办,不仅负责日常训练和典礼阅兵的指挥,且主持新军的兵法操典制订,为新军的建立和成熟立下了汗马功劳。

  

冯国璋和王士珍、段祺瑞以及曹锟等人都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之后又一起在新军中并肩奋斗,因而关系亲密,而冯和王、段又同期毕业,关系就更近一筹。“北洋三杰”可出生入死,纵横捭阖,亦可互理家事,教子训女。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不肯复职,依法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冯国璋犹豫不决,这时段祺瑞来电四字“四哥快来”,冯国璋又嗔又骂后整装北上了,而冯、段交恶后,王世珍断然违背自己多年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出山做了国务总理,不是因为冯国璋,别人是请不出这条“龙”的。

  

冯国璋做总统后与段祺瑞迅速交恶,本来情同手足,但是政治地位上升后,发生了利益冲突,除了政治主张截然相反之外,与生俱来的性格也是重要原因。段刚愎自用,冯则吃软不吃硬。“府院之争”后,冯国璋以副总统继任,冯、段两人硬硬相碰,互不相让,自然火花四溅,怒目相视了。冯死后段祺瑞吊唁,并亲拟挽联写道:兵学砥砺最相知,忆当拔剑狂歌,每兴誓澄清揽辔;国事纠纷犹未已,方冀同舟共济,何遽伤分道扬镳。

  

慢慢行,等等看,随着时局之变,北洋三杰的用武之地渐渐凸现。但是北洋军中大多数人,被革命党灌输了不少民族主义思想,对出兵攻打革命军态度消极,对满人荫昌挂帅也深感不满,因此,全都拖延行程,以待时变。军队一直拖沓迟滞,步履蹒跚。冯国璋去向袁世凯请示,袁授意了“慢慢行,等等看”六字拖诀。

  

整个北洋军不像是平叛剿匪,倒有反噬京城的势头。摄政王嚼出此味,吓得面无人色,惊恐万分,只好请袁世凯出山总揽军政大权。袁世凯毫不客气,甫一上台就用冯国璋顶替荫昌为第一军都统,总揽大权——这是冯国璋成为实力派的开始。

  

复出后的袁世凯首先让革命军见识到了北洋军的实力。冯国璋指挥的第一军在一天之内即夺回汉口,一个月内攻克革命军坚守的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当时北洋军所持军械威力巨大,武汉三镇几成废墟,为舆论大加鞭笞。

  

清廷对冯国璋大加褒奖,封其为二等男爵。冯接到圣旨电报万分激动,对周围人说,想不到我一介贫士,如今竟能封爵。今后必当拼死报效朝廷。冯痛哭流涕,自不待言。

  

冯国璋对于袁世凯,颇似荀彧之于曹操。冯忠君报国为报效朝廷,乘胜出击。这犯了袁世凯的大忌。袁世凯养敌自重,用以逼取清朝天下,最后享渔翁之利。袁认为,打下汉口,汉阳有无皆可,而决计不能攻下武昌的。冯为邀功三番五次表示“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袁不得不将其调开。冯国璋在政治上失败于“不识时务”,但忠心可表,弥留之际仍对徐世昌说:“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而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

  

冯国璋外表深沉,其实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而且爱钱如命,连段祺瑞都说他“有钱癖”,冯国璋农民出身,后来自已开有银行、钱庄,并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苏北盐垦公司等企业有大量投资,家有良田千亩,个人资产高达千万。可是这位北洋军阀中的首富,并不餍足,居然连小钱也不放过。

  

张勋复辟后,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从南京来到北京,入居新华宫。他一眼就瞄上中南海中的鱼。中南海是中海、南海的合称,明清两代的帝王后妃常在其中放生,许多鱼的鳍上拴有作为放生标志的金牌、银牌或铜环,几百年来一直没被捕捞过。冯国璋开价十万出卖捕捞权,结果以八万元成交,这钱自然进了冯的私囊。中南海是国家财产,冯国璋居然把它当作私宅,这种丑恶行径引起人们强烈愤慨。

   当时北京许多饭馆的菜单中忽然新增了一道“总统鱼”和传统的“东坡肉”对偶,其含意自不难明白,冯国璋去世,有人作了副对联:南海鱼可在,北洋狗已无。

  

冯国璋好财,而段祺瑞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既不好财,也不好色,还不好吃。平生只有两大爱好,一是政治,二是围棋。段祺瑞下围棋的时候,对手不能让他,但是又不能赢他,好在和他下棋的都是中高手,运筹帷幄,倒也吓得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正是这种自负的性格,导致了段袁的不和。

  

袁段之间的矛盾开始于清帝退位,袁世凯如愿以偿地成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自然把内阁中最重要的陆军总长一职任命于段,而对于陆军次长的任命一时没有定下,直到段提议由徐树铮担任之后,疑心过重的袁世凯认为段祺瑞既能掂量出徐树铮的分量,恐怕日后会成为心头之患,“尾大不掉”。加之袁世凯事必躬亲,而段祺瑞凡事直来直去,矛盾就这样不断慢慢加深。

  “六不总理”

  

在蒋介石一统天下之前的民国初年,谁也比不上段祺瑞这个国务总理的权势大。段虽实权在手,但是家教严得近乎苛刻。在当时的军阀当中,段祺瑞个人的生活是相当简朴的。他不吸鸦片,不逛北京的八大胡同,不沾花惹草,别人修建别墅,段连一间小屋都没盖,这些在民国初年的所有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在中国官场一脉相承的腐败习气氤氲之下,段祺瑞倒显“清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就是段祺瑞,人称“六不总理”。他除了躲在书房里下棋,几乎没有别的任何嗜好。

  

段祺瑞虽宣布黎为总统,却只把黎当成一个玩偶而已。其后不久,段祺瑞事事作梗,黎元洪被逼无奈之下,竟把“辫帅”张勋请进北京,结果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等到段祺瑞打跑张勋,成就其“三造共和”的美名后,黎元洪只得挂印离去。

  

黎走之后,冯国璋继任总统一职,段平时称冯为“四哥”。当年他们同为袁世凯效力,是袁手下的得力干将,人称北洋一狗一虎。冯上任时说,再也没有府院之争。可是在权力和利益面前,段一向飞扬跋扈,逼得冯国璋走投无路,只得彻底放权给段祺瑞。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段热衷于战事,虽然生活上简朴,但是为争权夺利他却什么钱都敢花。直皖战争前,他召集手下人筹款,财长李思浩等在几分钟之内就拿出了几千万银洋,段祺瑞明知这些钱来路不明,但是他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根本就没管。

  

这就是“清廉”的段祺瑞,在民国初年百废待兴的时刻,段作为总理从未对经济建设产生过任何兴趣,只专心于权术和阴谋。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民国政坛上屡仆屡起,自居“三造共和”功臣之名,或谋划密室,或奔走南北,策划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戏剧。

  “大总统不会做皇帝”

  

当初京城开始流传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消息,段祺瑞虽然是反对帝制的,但他相信袁世凯不会恢复帝制,所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为袁世凯洗刷。直到徐树铮告诉他,袁世凯已经开始为恢复帝制做准备时,段祺瑞才知道原来袁世凯一直瞒着他。他当即晋见袁世凯并极力相劝,而袁世凯想做皇帝已经想得走火入魔,甚至认为,谁劝阻,谁就是背叛他。

  

至于段祺瑞,从一开始就有说过:我于当年通电实施共和,而今复又劝说项城登基,想来二十四史中可有此等人乎?袁克定等人威胁段祺瑞,段大怒:武人不怕死。拒不赞同帝制,以致于后来封爵,连赵秉钧都榜上有名,唯独段祺瑞居然毫无名爵。

  

段看出袁的野心,袁的登基大典,段告病在家没去参加,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有人劝段祺瑞说,袁最为器重你,你却在帝制问题上顶撞他,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反对说,项城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袁世凯的帝制不得人心,刚一出台就撑不住了,蔡锷将军振臂一呼,一场反袁的风暴平地而起,北洋军已经尾大不掉不可依恃,不听调度,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得请段祺瑞重新出山。段是小站旧人,北洋元老,在军中的关系盘根错节,况且很多将领和部众都听命于他。

   袁世凯重新启用段祺瑞,徐树铮奋袂而起,认为取袁而代之的时机到了。以蔡锷之护国军压迫洪宪帝制,以倒袁下台为条件,左右其手,乘时而起。

  

而段祺瑞认为袁对他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恩,在袁世凯死后,为了表示和洪宪帝制毫无瓜葛,徐树铮也建议对袁进行抄家,这是一种政治姿态,但是段提笔,签署了关于袁世凯丧葬的通令,一切按国葬标准,全国下半旗志哀,并以总理身份主祭,大葬那天,他还下令所有内阁成员执绋,鸣礼炮响,并派出马步兵护灵。段祺瑞这样做,自然遭来了全国一片骂声。

   袁世凯下台,名义上的共和重新确立。段祺瑞也就势登上了权力顶峰——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即任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驻守天津。次年,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冯国璋又奉命率第二军南下讨伐,7月23日出发,8月16日已打到浦口,这时隔江相抗的国民党将领陈之骥正是他的女婿,马上过江投诚。南京方面闻讯大乱,他于是在25日渡江猛扑下关,和张勋一起,于9月2日攻陷南京。这一段战事,史称“赣宁之役”。

  

冯国璋和袁世凯关于帝制的对话天下皆知,成为袁世凯的一大羞耻。当时,冯国璋先谈公事,后来试探地问袁,袁一听故作叹息道:“华甫,你我多年兄弟,这样的谣言,别人相信,怎么你也信呢?确实,辛亥革命成功得过于容易,共和政体来得太快,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党人还在到处捣乱,使全国不得安宁,因此,就人心趋向而言,共和政体未必适宜我国。如今,有人组织了筹安会,准备研究一下国体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知华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冯国璋进一步问道:“假如国体要变,总统认为谁最适合来主持局面呢?”袁世凯答:“还政于清!”冯答道:“恐怕人心已去。”袁又说:“那就给明朝的后人吧!”冯说:“朱煜勋吗?!”

袁接着又说:“那就让孔子的后人来主持吧!”冯实在忍不住了,干脆直说道:“依我看,如果改为君主立宪,那就还得大总统来做皇帝,这样才最妥当。”袁世凯一听,故作惊愕地站了起来,满脸诚挚地答道:“我绝无这个意思,也绝不会这样做。你看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哪一个皇帝的后代是能够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么将来谁来继承帝位?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哪个能做皇帝?”他说得极尽感伤,冯国璋深受感动,并且深信不疑。回去后逢人就说大总统绝不会做皇帝,他可以保证云云。次日,京沪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袁、冯的此次对话,这些对话之所以能够很快公之于众,自然是快刀手梁启超的杰作了。

  

冯国璋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最终决定要称帝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他信誓旦旦地对天下人许诺“大总统决不会做皇帝”,结果大总统骗了他,害得他也骗了天下人。因此,虽然袁世凯封他为一等公,比他在前清的二等男爵高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他视之如敝屣,不时装病卖傻,公开反对。据袁世凯的爱女回忆,冯国璋就是在袁世凯死前也不原谅袁世凯对他的耍弄。在北洋大将中倒袁力度最大的就是冯国璋,如无冯国璋在南京的策动,北方北洋系统的将领还不敢公然造次。

  五将军密电

  

民国时,关于洪宪帝制一事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指的是陕西将军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是袁世凯最亲信的旧部,却相继反了他,真是送了他的命。对袁世凯致命的打击应该算是“五将军密电”。

  

云南掀起护国起义后,袁世凯派冯国璋前去镇压,但冯国璋借口局势不稳,拒绝袁世凯。冯对袁世凯的帝制一直态度消极,同时发觉各省对洪宪帝制都有所不满,于是主动给北洋系的各省发去密电,建议共同发出一个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该密电马上便得到了诸省将军复电赞同。冯国璋认为五人力量远远还不够,于是又发一个密电,宣称取消帝制是大势所趋,并非个人行动,以此征求各省将军的同意。

   这封密电传到直隶将军朱家宝处,其为表对朝廷效忠,就把密电转交给袁世凯,接到密电的袁世凯近乎昏厥,这时袁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

  

不久后,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可他想续任总统,便央告冯国璋出面联络各省将军仍推自己为总统。冯国璋不同意,并且认为南方也决不会同意,通电反而会弄巧成拙。

   先后致电三次:

  

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就国璋愚见,政府方面,须于取消而外,从速为根本的解决。从前帝制发生,国璋已信其必酿乱阶,始终反对,惟间于谗邪之口,言不见用,且恐独抒己见,疑为煽动。望政府回想往事,立即再进一步,以救现局。

  

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世凯从踌躇满志地称帝到呜呼哀哉,不过短短半年时光,其崩溃之速令人侧目。袁虽有朱家宝这样执迷不悟的死党效忠,但他大势已去,其命不永,最终羞愤而死。

  黎菩萨

   黎元洪,人称“黎菩萨”。菩萨供在神龛,受人膜拜。可是,黎元洪这个“菩萨”从未被人顶礼膜拜,反倒唯唯诺诺,因此又得了个“泥菩萨”的称号。

   段祺瑞逼走了几任总统。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非常不情愿地以“顾命大臣”身份去黎府通知黎元洪继承总统职位。

  

此时黎、段都迫不得已。黎木偶般坐于主位,段鞠躬,黎忙答礼。然后二人僵持许久,谁都没有开口。段出门,黎茫然起身送客。临走时段才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那国务院方面的事。段答,有我。

  

后段派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向黎大总统送来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要求加盖公章,黎元洪打算看看任命书,不料徐树铮颇不耐烦地嚷道,总理那边已经决定的事情,总统只管盖上章就行了。

  

黎元洪当政的第二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为对德参战,段祺瑞没经过总统的授意便在内阁通过了与德绝交书,随后,咄咄逼人的率领阁员到总统府盖章,对这等国家大事,黎元洪当然不会马上应允,这可惹恼了老段,愤愤地交上辞呈,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

  

黎元洪苦无良策,居然请“辫帅”张勋来调停。辫帅进京,调停是假,复辟是真,不但没有调节好黎段的矛盾,反而把各北京城弄得乌烟瘴气,黎只好请段出山平复。

  乱上添乱

  

张勋复辟并不是偶然现象,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暧昧,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幻想,即便是当时政坛的头面人物徐世昌、冯国璋等人也不能免此,不管是保皇派的康有为、胡嗣瑗、朱家宝,还是受时局影响的徐世昌、冯国璋,还有那些见风转舵的督军都不能褪去那层皇室情结。

  

复辟之所以成为情结,因为在复辟派的心里,复辟没有被实践证明过,于是复辟一词如同雾里看花,愈幻愈美。一旦好戏出台,观众满怀热情地定睛一看,满街辫子,才明白原来不过如此!帝制云云,原不过是一场怀旧,还是不如民主的好!于是注定要“反动之反动”。何况,这些封疆大吏、实力派,哪个不是演戏的高手,当初怕担风险,因此谁都不愿唱主角,如今主角登台,又觉得你凭什么做主角,于是假戏成真,翻脸无情,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台戏当然也就演砸了!

  

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历劫繁多,闹剧连台,常被后世耻笑,当时所谓民国并不是革命党人的天下,而在北洋系的掌握之中,当局者的民主共和意识淡薄,而忠君侍君的情结严重。因此说张勋复辟是必然而非偶然,纵使没有张勋,也会有其他人宣布复辟,唯独不同的大概就是复辟失败后的表现罢了。

  

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黎元洪和冯国璋的总统府主张中国不参战,段祺瑞的国务院则主张参战,发生著名的府院之争,大打出手、兵戎相向。黎元洪控制不了段祺瑞,只好请山东的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制约段祺瑞。民国成立后,张勋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被称为“辫军”。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他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

  

张勋到达京郊之后,发命限黎元洪三天之内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责调停事宜。之后辫子军就开进北京。张勋坐镇天津,令总统马上解散国会。最后黎元洪无奈,按张勋要求,解散国会。张勋入京后,请紫禁城里的清帝复辟,但十二天后事败。

  

冯国璋本来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逊帝溥仪复位。他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深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在民国初年,他又与胡嗣瑗、康有为等复辟派互通声气,不无兴复大清的想法。

  

根据民初优待清室的条件,逊帝溥仪和太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富贵尊荣,实乃天下第一寓公。溥仪年少无所事事,喜欢作画题字为乐,常流传至外,由于是皇上的手笔,时人趋之若骛。洪宪帝制后,冯国璋曾托人代求一帧。十几天以后,溥仪画成,派人用黄缎郑重裹好送给冯国璋。冯国璋大悦,但打开一看后脸色大变,疾令人将画烧掉。原来,溥仪画的是一匹长有两角的马,暗喻“马”加两点的“冯”字,并有提款云:“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大怒之余,从此常对人言:“溥仪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终究没做溥仪的“吾家千里驹”,这时反过来想想,不论是国会议员还是政府总理或总统,他们总还顾及到共和体制和国会的限制,所以要围绕国会做文章,出争执。而满清体制下的军阀诸侯根本不把国会和民意放在眼里,独裁专制主义横行,为扫清独裁掌权的道路,动辄解散国会,他们的本质和嘴脸一旦公之于众,自然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不管怎么说,复辟都是倒行逆施的,是危险的。

  按下葫芦起了瓢

  

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相比毕竟有些不同。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争得是名气,总统认为总统大,总理认为总理大,为此常常大动干戈。后来演变到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这时的“争”已经上升到了政见之争。

  

在民国初年政坛上,貌似玩笑,实际必然,而且这种演变也不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时民意能够上达,国会否决政府提案得到尊重,总统不可独裁,副总统可以不同意总统提议,总理能够反对总统主张,这些都是共和民主政体应有的作业。只是这些作业以不正常的军阀闹剧显现于世,所以被忽视和否定。

  

辛亥革命时,冯国璋没能体察袁世凯养敌自重的良苦用心,袁只好用段祺瑞来接替他。到了洪宪帝制时,段祺瑞虽反复劝争,算是诤臣,而冯国璋主动和西南方面联系,完全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后,得益于梁启超的理论熏陶,会有“和平混一”的想法,实际上是否定了袁世凯。而段祺瑞不管这些,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一意南征,于是府院之争不可调和。

  “精虫总统”

  

曹锟是“青史留名”的贿选总统。曹锟贿选总统,明码标价收买选票,凡是前来开会的每人500大洋,开会并同意投曹锟票的每人5000大洋,所付支票,上面加盖经办人的名章,银行见章付款。

  

1923年10月10日,心神不定的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大总统的职位。6月初,直系军阀用暴力驱逐了大总统黎元洪后,按宪法规定,总统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而当时的国会还不被曹锟所驾驭。于是,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结果,议员具有戒心,拒不出席会议,逼选不成,合法大选更是无望,只剩贿选一途。6月23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5000元,总统选出后1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于特别票价。

  

他为了当总统,个人掏腰包给573名议员每人发放了5000块银元,再加上所谓的会议出席费、招待费,共花掉1350万元!这么大的一笔巨款从哪儿来的?除了明抢暗贪没有别的道!总统督军尚且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自然也都不在话下了。

  

当过总统的曹锟,在第一次直系战争后,驻扎保定,而吴佩孚却蹲在洛阳。由于他们是非衍生,加上曹氏兄弟拨弄,社会传言“保洛分家”。鉴于事态严重,曹锟起草一封信给吴佩孚,信上写:“洛阳吴子玉弟:兄弟虽亲,不如自己亲,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锟”。吴佩孚大受感动,紧张之势缓和下来。

  

1923年,作为直系首领,曹锟唆使军警逼走总统黎元洪,并以5千元一票的代价贿赂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引起海内外抨击,被议员骂为“猪仔议员”。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在某次演讲时指出,人的精虫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同房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此话传出,引起百姓的耻笑,常有人称曹锟做“精虫总统”。   

  

民国初年,受贿舞弊成风,政府议员声名狼藉,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猪仔议员”,讽刺其无能腐败。一次议员在万牲园的豳风堂举行宴会,时人把“豳”字解为“猪积如山”,这个笑话在百姓们之间传播广泛,后来议员们听说了,就再也没去过豳风堂。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1923年6月8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9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10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6月13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14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10月10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最终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1913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嗾使“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来,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之前投票选袁经过14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6小时。所不同的是,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却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匦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

  

曹锟未做总统时,当然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而跨入新华宫不久,就开始尝到了以前历届总统所尝到的各种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统一全国,而且不能统一直系内部。他的号令莫说不能行之于奉、皖各系和西南军阀所占领的区域内,就是在直系范围下的各省,也都有格格不入之势。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看了这些情况,曾经意味深长地叹息着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曹自己也向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却是叫我来活受罪!”

  

有人统计,曹锟所用贿款共达1356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0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0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0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0万元,“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全国纷纷议论,在曹锟自己所颁布的“宪法”上,并无巡阅使这一官职,而在一天之内发表三四个巡阅使,显然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上将军以前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而在一天之内发表6个上将军,于是上将军也成为“关内侯、滥羊头”了。

  

曹锟这个中国政坛上著名的“闪客”以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曹锟被软禁。冯玉祥军将领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历史上最为荒诞的一场贿选闹剧就此结束。而曹锟自己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丑事。

  盖棺未定论

  

吴佩孚是一个盖棺没有定论的人物,有资料证明,吴佩孚虽然是个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军阀,但在他的一生中,也还有些值得称道的难能可贵之处。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和冯玉祥带兵杀入紫禁城。各位看官,且莫小看了这一细节。在之后的历史走向中,冯玉祥一直是吴佩孚的左右手。每次吴佩孚作战,总是让冯玉祥担当他的侧翼。吴也待冯象兄弟一样,倚为心脏边的长城。

  

吴佩孚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大量史实证明,吴佩孚是言行一致的。以女色为例,当时似他一样的权贵人物,袁世凯也好,曹锟也好,张作霖也好,一个个都是三妻四妾。而吴佩孚,却从始至终,只有一个结发的老妻张佩兰相伴,从不拈花惹草。据传,有位叫露娜的德国女郎慕吴佩孚之名,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追求他,他却以“老妻尚在”为由,断然拒绝了这桩婚事。像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也有传说,吴佩孚也不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在北京寓居期间,就曾被一个日本女特务勾引得神魂颠倒。但不管怎么说,吴佩孚一生中只有张佩兰一个老婆,这却是事实。

  

吴佩孚第二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段祺瑞第二次南征时期。当时吴佩孚带领陆军第三师,势如破竹,几战就把革命党人谭延闿逐出了长沙城,一直打到了衡阳。可是当时北洋军内部党争实在厉害。省督一职,反被皖系段祺瑞的亲信张敬尧得到。

  

吴佩孚在衡阳待了三年,老虎入闸,无所事事。这三年中,却为他赚了极其良好的声誉。他天天通电号召和平,又率先提出了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1920年,张敬尧在湖南刮地皮,刮得地深三尺。而皖系成立“安福会”,垄断了几乎所有内阁实缺,政府肥差。吴发起了狠,不听老段调令,直接带兵撤出湖南,一直走到了洛阳。吴孤身前往保定,和曹锟密商大计。

  曹锟没有主见,招集各处直系将领,合兵一处,讨伐皖系。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考验,当时的徐世昌想去调停,但此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曹、段拂袖而去。

  

按理说,皖系久居中央,控制中枢时日久了。吴佩孚只不过湖南回来一个小阀,兵械倦怠,那是不能和安福会比了。可实际,皖系却吃了一个大亏。当时的皖系主力,全部由徐树铮带领,在外蒙平息了叛乱。听说湖南兵变,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千里奔波,再加上段祺瑞心存骄傲,顿时吃了大亏。

   第一次直皖战争,只打了四天。吴佩孚出尽了风头。又是埋伏,又是齐射,又是飞射,又是烧粮。徐树铮大败,皖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直皖战争,意义十分重大。吴佩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官,自此踏入了上洛之路。

  

吴佩孚七月入驻洛阳后占了湖北,而且一口气打下了湘北重镇岳阳。四川方面,川军一直攻破宜昌。吴不及休整,亲自带兵直赴战场。但懋辛、蓝文蔚听着就怕了。打了几仗,丢了就跑。于是吴佩孚完全控制三峡。鄂王一战,吴佩孚定下了武力统一天下的雄心。

  

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失败以后,在情况十分危急时,有人劝他躲进外国租界地暂避一时,或者是取得洋人支持出国,以求东山再起。但吴佩孚都坚决拒绝了。在他忍辱负重逃到四川奉节白帝城以后,日本人又派特使找到他,答应给他财力和武力的大力支持,帮助他报仇雪耻,恢复霸业。但是,吴佩孚却不为所动,他对日本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

  

当时共产党重要人物董必武的一番评价,足以代表共产党人对吴佩孚的基本看法。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血洒执政府

   民国史上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战事和惨案。

  

而北洋时期中的惨案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经常提到的就是三?一八惨案。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对当时死难青年的沉痛哀悼与对凶残当局的强烈抨击。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并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下令严惩凶手。之后,为表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他宣布终身食素,此后不吃荤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没有实证,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 

   不管怎么样,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始作俑者自然是段祺瑞。

   虽然段祺瑞在长跪不起,严惩凶手,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这些做法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此时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

  

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段政府既有内忧——颁布法令、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外患——大沽口炮击事件。按逻辑分析,段祺瑞确实没有没有心力杀害和平情愿的学生,但是惨案已然发生,段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何况,在此之前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共和之意,究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已。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执政府的国务院总理辞职。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鲁迅先生又以极大的悲愤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等文章,称颂中国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临难竟能如此从容”、“在弹雨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称刘和珍等烈士是“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

  第四章 虎东北:老子英雄儿好汉

  

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最后出场的风云人物就是张作霖。一个出身于草莽的民间枭雄,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多彩元帅。张作霖身材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虽出身武莽,恂雅如一儒生。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而怀其惠。文化水平不高的他,有智慧,有计谋,凭借着老百姓的口碑和自己鲜明的个性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从一个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孩子,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后主动接受招安成为大清王朝的巡防营管带,再摇身变为中华民国奉天督军,越折腾越大,越走越顺,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凭借这些,张作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风云人物。

  “湖子”督军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区。散兵成群,难民遍野。官府无能,土匪横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苦不堪言。在这样动荡的岁月里,锻炼了张作霖过人的胆识和意志,还有宁死不屈的性格和嫉恶如仇的品质。

  

而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履历与他同时代的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人的经历相比最为艰辛,他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十几岁的时候,父亲被仇家打死,家被洪水冲毁,母亲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改嫁。他虽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也就是土匪。

  

他为人好赌,一次赌博,被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看出被诈,就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都来,我坐庄,就赌这块肉!”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作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的性格。

  

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而变得性情极为刚烈,惹得那些乡绅不满,有几个乡绅向县衙诬告张作霖“私通匪党”,张作霖因此蒙冤入狱,在狱里经受了一番磨难。后来县衙查无实据,关了张作霖一段时间后,将他释放了。出狱后的张作霖一时无路可走,一气之下,干脆就破罐子破摔,投奔了一路土匪落草于绿林,成了头目后为了进一步攀登,张作霖和手下设计劫持了当时东北最高将军盛京的小妾,通过这层关系,张作霖主动接受了政府的招安,而且摇身一变,成为了中级军官!十几年后,当年被诬陷“通匪”的张作霖成为了中华民国奉天督军,张督军在回乡的时候,几个吓破胆的乡绅前往请罪,谁知张作霖哈哈一笑,说,我张作霖从不记仇,你虽告发我,也算是为了乡里安宁,况且县衙并未将我怎样,反使我有了今日。说完赏了他们一些钱,劝其回家安心过日子。张作霖是一个心胸敞亮,不计前嫌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怎能不出人头地?

  

张作霖依靠岳父赵占元,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自保的武装组织“大团”,张作霖就做这个二十多人的团的小头目,维护附近几个村子的安全。张作霖把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他的人在这个保险区内很守规矩,努力维护治安。张作霖嫉恶如仇,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此后他的保险区内几乎没有胡匪骚扰,张作霖因此得到人们的称赞,声名鹊起。

  

张作霖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保险团中脱颖而出,成为绿林“总瓢把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个“义”字。显然,他的能力、气度、义气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张作霖还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他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该讲义气,所以在创业时能同生死共患难。及到后来,张又办军事培训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采用结秦晋之好、收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张作霖常对部下施以恩惠,常以严慈家长的身份出现。通过种种手段,张作霖在奉系军阀上层建立起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这些人最起码在张的创业过程中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取得对外的一致性。张作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在那个年代,义气很重要。所以,他有很多过命的好朋友支持他。无论什么要命的关头都能死里逃生,可不都是幸运。

  当时辽西地区长年受胡匪滋扰,民无聊生。许多胡匪势力强大,党羽千余,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张作霖嫉恶如仇,在他带领下,连年痛剿,当地的百姓对于张作霖的“王师”特别欢迎。

  可还有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也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双手使枪,本事了得。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为除这个心头之患,张作霖等人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杜立三为人小心谨慎,马上功夫又非比寻常,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因此,他们决定智取。先由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比张作霖还高的大官。让杜立三火速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没有贸然行动。

  

杜立三没有掉进陷阱,计划落空。但是张作霖没有灰心他想到了他的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于是张作霖打算利用这层关系诱捕杜立三。

  

为此,张作霖特地把杜泮林从黑山接到新民,并给杜泮林引见省城大员证实给杜泮林看确实是招抚。杜泮林是老实人,就给杜立三写信,言辞恳切,信中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杜立三接到信后,将信将疑地到了新民府,在见到委员殷鸿寿的时候,杜立三仍然小心翼翼,双手插兜,紧握枪柄。直到谈话完毕,殷鸿寿突然高喊:“送客!”就在杜立三走到门口,转身请殷鸿寿留步的时候,几个壮汉一齐上来把杜立三按倒在地,卸了双枪,然后捆住,当晚枪决了杜立三。枪决杜立三之后,张作霖按照原来的部署一举端了杜立三的老巢。扫除了杜立三一党人,匪患已绝,人心大快。

  发迹八角台

  

随着张作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当时达到二十多个村子,他手下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一百多人的大团,由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这个大团的团长是一个叫金寿山的。这个大团不但不保民,反倒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张作霖带领自己手下赶走了金寿山。后来,在腊月三十晚上,金寿山带人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带着部众冲出包围,逃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八角台,就在逃跑的途中,张作霖的妻子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张学良。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繁多,鱼龙混杂,商会的人听说张作霖来了,争相款待,因为张作霖有着保民卫民的好名声,所以地方绅商都表示希望张作霖和部众留下来,维护当地治安。就这样张作霖作了八角台的团练长。张作霖在八角台落脚,八角台也成了张作霖的发迹之地。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几年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张作霖尽心尽力经营他的武装,因此他的势力扩展很快。但是这时社会逐步稳定,八角台已经不需要他的势力保护。这时商会会长就想给张作霖及其部众找一个出路。当时的绅商决定将张作霖的势力交给政府,于是张“改邪归正化私团为公团”被政府收编。

   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升官发财梦

  

张作霖是个颇有头脑的人,他有一套自己的打算,懂得如何抓住机会,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当初的落草为寇,也是迫于无奈。正赶上盛京将军增祺派人去接家眷的机会,张作霖设计布置,在盛京将军夫人去往奉天的路上,劫持了这一行人马。随后,张作霖靠盛京将军夫人这一桥梁,顺利成为一个头戴五品亮白顶兰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腰佩清式军刀,足登薄底快靴的正规清军管带,他手下的张景惠和汤玉麟、张作相也分别当上了帮带和哨长。1904年春,张作霖部被列入国家正式军队编制,这是张作霖政治生涯中极为关键的一步,张作霖踏入官场,由此起步,凭借这一地位和手中的这支武装开始了他一生的权力角逐,居然也得心应手,一路扶摇直上。

  

在新民府张作霖很懂得取信于人,巧于应对,投其所好。同时,办事认真,管制有方。很快得到了知府增韫的赏识,很快就控制了军事实权。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东北展开战争。而这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划分了战区。日俄军队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不管是战区还是中立区民不聊生。张作霖开始盘算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势力。在日俄方面,谁给张作霖好处,他就帮助谁。开始帮助俄军,后来又“立誓援助日本军”,而自己的部队得到扩编,后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五个营的统带。此时的张作霖更是招兵买马,开展组编活动。先后吸引了各路人马参加进来,然后接受政府点编,他也成为帮办。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可见张作霖很有野心,而且为人长于计谋。张学良后来评价他的父亲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还是有失偏颇的。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投效清毅军,参加了反侵略战争,后来升为哨长。不久,被清朝廷招抚任新民巡防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由一民间草莽英雄演变为清政府一支地方部队的头目。此后,升至前路巡防营统领,拥兵五千,其间奉命剿蒙匪大获全胜。他的巡防营也因此扩编为三个营,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升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06年,时任奉天巡防处总办的张锡銮是个精于骑射的人,有“快马张”之称。张作霖为了讨好这位顶头上司,特意从自己的战马中挑选了一匹最好的送给张锡銮,随后,又以同姓借口,拜张锡銮为义父。在张锡銮离开新民赴奉天上任时,张作霖又从自己的马队中挑选了250名人高马大的骑兵,由他亲自率队,护送张锡銮直至奉天。这一系列的举动给张锡銮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出张作霖所料,不久,来自奉天的任命书,就将他所部三营扩编成五营,他本人也被任命为巡防五营的统带官,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张作霖不仅官职高升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实力又有所扩大。

  

1907年,清廷在东北废除将军制,建立行省,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上任伊始,就组织力量剿灭胡匪,在官军围追堵截下,大小匪帮或降或亡,清廷对徐世昌的政绩大为赞赏,但辽西巨匪杜立三拒不投降,却使徐世昌寝食难安,大为头痛。为消灭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张作霖前往剿匪,张作霖认为这又是他立功升官的好机会,机不可失,于是十分卖力,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设计诱杀了杜立三,喜出望外的徐世昌立即奏报朝廷为张作霖请功,张作霖被朝廷赏银5000两,并提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不胜感激的张作霖进省来向总督谢委,徐世昌命督署总参议周树模代见,闲聊中周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受抚?”张作霖不假思索地说:“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回答得干脆明确。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作霖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命率部进军奉天城,镇压革命党,杀害新军,其间,张作霖派人暗杀了革命党领袖张榕等人。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上台之后,张作霖被任命为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就这样一跃而为正规军的高级将领,独霸整座奉天城,奉系军阀在这里发迹。张作霖利用政治军事手段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统一了东三省,作为与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三足鼎立关系的奉系军阀,成为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

  逐鹿中原

  

招安后的张作霖剿匪得力,又被派到洮南一带,剿除那里的蒙古叛匪。当时有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所以说,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些蒙匪“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张作霖智取和强攻两种策略并用,终于扭转局面。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于是给他扩编,这样张作霖的队伍增值3500人,成为东北响当当的一支劲旅。张作霖见得到徐世昌的青睐,更加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终于解除了危害边疆多年的匪患。

  

清政府惧怕张作霖发展,曾调兵数万人,几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只好下旨招安,封张作霖为新民府三营统领。张作霖则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清王朝覆灭后,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权,张作霖被奉为中华民国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独霸奉天。张作霖野心勃勃,欲问鼎中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张作霖率领奉系军阀三次入关,逐鹿中原,参加军阀混战。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时,奉军控制了北京政权,进入张作霖领军的鼎盛时期。可是连年的穷兵黩武,致使东北三省的生产遭到破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全国掀起反奉运动。

  有个性的奉天督军

  

凡是一流的人物,都很有些手腕,也很有一些性格。张作霖就是很典型的一例。张作霖出身草莽,然而,竟能统领东北十余年,进而两度问鼎北京直到最后坐上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的宝座,其人的长处就是他身上鲜明的个性和脾气。在张作霖担任奉天督军的时候,一次正赶上春节,张作霖视察下面的机构。结果因为一些事情给耽搁了,等张作霖去的时候已经是大年三十的下午,机构里很多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本以为会吃闭门羹的张作霖发现门没锁,里面还有人在工作,原来有一个小办事员在那里抄抄写写的,这个办事员姓赵,家里很穷,又在农村,回去一次不容易,而且费用大,所以这个小办事员就索性不回家了,在办公室练练毛笔字。正赶上张作霖来,张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就把实话说了,张问他为什么练字,他说这里很多的东西都要给大帅以及其它官员看,字写的不好,上司就不会满意的。张作霖听完连说“好小子”,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张作霖问秘书长,说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写字很好的小伙子?秘书长当时就蒙了,说回去查一查,没查到。张作霖就把那天的事说了,这样,才找到这个姓赵的人,张作霖说要见一见这个人,把姓赵的小伙子吓坏了,他不知道那天见面的竟然是督军大人,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浑身不自在起来,张作霖当着秘书长的面就说:“这小子是好小子,给他安排个好缺分。”督军说话,秘书长当然照办,这个姓赵的后来一直做到黑龙江税务局局长,这是一个肥缺。后来张作霖还经常拿他做例子教育手下的官员,因而,这个姓赵的一直官运亨通,肥得流油。

  

张作霖订下了很多规矩,谁不按照要求做,张元帅就会大怒,大发脾气。有一次,张作霖带着随从打猎回来晚了,大约晚上11点多,按照他订的规矩城门已经禁止开了,张作霖的随从到城门口叫城上的人开门,说是大帅回城了,城上的一个值班的军官是新来的,做事认真,刚来的也不知深浅,只知道按规矩办事。当时就告诉城下的人:“大帅有令,夜间禁止开门,违令者杀。”城下的人说:“现在是大帅回来了,打猎回来得晚了,你先开门,大帅在这里呢。”那个姓李的军官,根本听不进去,还甩下一句狠话:“就是大帅亲自叫门,我也不开!”张作霖听了副官的禀报就只好在城外过夜了。

  

第二天一早,军法处处长于芷山就把这个姓李的军官带到张作霖的办公室,这下,姓李的军官知道闯了大祸,他估计没开城门惹怒了大帅,刚一见到张作霖就跪下连说:“大帅饶命。”张作霖一反常态亲自把他扶起来,让他坐下,还让人给他倒了杯茶。张作霖说:“你小子不赖!能把我的命令记得这么牢,好样的,像你这样把城门,一个坏人也进不来!我和于处长说这样的好小子,咱可不能委屈了!这样,你当监狱长吧,替大帅我看管犯人去!”这个姓李的军官一听忙说:“大帅不计较,小的就已经很感激了,怎么敢去当监狱长?小的不是那块料啊!”张作霖一听,哈哈大笑着说:“老子能当大帅,你小子就能当监狱长,老子说你能当就能当。”左右都听出张作霖这话有点“失言”,但是谁也不敢纠正。于是,姓李的军官被派到奉天陆军第一模范监狱任副典狱长,一直做到奉天警务处处长。

  绿林学校

  

张作霖名声大噪,成为奉系军阀首领以“奉张”称雄于北方叱咤在民初的政治舞台。穷苦出身的张作霖最不愿意被人提及早年落草当“胡子”的经历。在袁世凯任总统时他是海陆军奉天大元帅,他身边的军官大多是名校毕业,随便谁拿出的文凭学历都叫得响,只有他是土匪出身。有一次,张作霖出席宴会,一些军官便以文凭、学历来戏谑他。当时的临时政府国务卿徐世昌首先对参谋总长段祺瑞说:“卑职是光绪进士,段老弟你呢?”段祺瑞回答道:“卑职与曹锟老弟同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直隶都督兼总统府军事处长冯国璋接着自我介绍道:“卑职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还有一些军官也介绍了各自的高等文凭。这时只有张作霖不吭声。轮到张作霖讲话了,面对众人奚落嘲讽的目光,张作霖暗自生气,可又没法开口说自己没文赁,土匪出身。这时张作霖看到了桌子上的酒杯,他眼珠一转来了主意:只见他抓起一个玻璃酒杯,猛地向空中抛去,“噌”地拔出腰中手枪,“砰”地一声,那被抛在空中还没有坠地的酒杯就被打个粉碎,声音脆响,玻璃四溅。全场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不知所措。张作霖摸摸脑袋,哈哈大笑道:“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经过这一事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嘲笑张作霖的出身了。

  

其实与当土匪的短暂时间相比,张作霖当官的时间更长——主动受招安后即成了清军的中级军官,清朝覆亡前他已经是堂堂的“关外练兵大臣”。说起张作霖的丑事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镇压“乱党”之举,本来他在远离省城的奉天前路巡防营作统领,听闻省城有革命党人行动后,星夜赶至奉天城镇压,并因此而立足省城,成为拥兵自重的关外军阀。在镇压中残忍杀害的包括李大钊在内二十之多个革命党人。

  

“睡卧美人腕,醒掌天下权”张作霖的顾问本庄繁加回国省亲时,曾要张作霖题字留念,张作霖要本庄繁次日来取,后送这一幅联。这个“胡子”出身的没什么文化的军阀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眼光。

  寸土不让

  

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

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来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岸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知恩图报

  

小时候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他教私塾。有一天,正在教学生读书时,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地听他讲课,表情很严肃也很认真。杨景镇很好奇就把那个小孩叫进来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想念书上学,可是家穷,上不起学,就在这里偷听。”杨先生觉得让小孩读书识字是件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供给张作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

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时间私塾。在杨景镇的私塾里,张作霖学到了初步的文化知识。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是个知恩图报,讲义气的人,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时情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就曾跟杨景镇读书。张作霖总说自己毕业于“绿林学校”,幽默之余,也十分贴切。他只跟着杨景镇上过一点私塾,无论成名前后都没有广泛读书的机会,接触最多的无非是市井之间流传的说书演义。

  

就在张作霖大权在握之时,正是张学良成长之日。张作霖有一点很值得肯定,就是他很尊敬文人。因此,他把他的儿子张学良培养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将军,张作霖自己没有文化,重视枪杆子忽视笔杆子,因为这个也吃过不少苦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不断膨胀的野心和手中越来越多的权力要求他自身的能力不断提高,他感到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尤其是长子张学良,他一心想将张学良培养成一个文武全才,以便将来好继承大业。张作霖教育张学良“不要当败家子儿”。

  

张学良从六七岁开始接受严格的文化教育,读书识字。张学良的大姐首芳谈到张学良的童年时,概括成八个字:聪明、活泼、大胆、顽皮。总是做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为了教育张学良,张作霖特意把他的恩师接到家塾教育张学良,但是张学良总是调皮捣蛋,背书的时候偷翻书本,老师不允许他看,他还顶嘴说:“书是我的,我怎么不可以看?”

  

有时张学良看到别人穿了新衣服,就故意弄脏别人的衣服,然后鼓掌大笑。甚至把他的老师绑在凳子上,然后出去玩,一整天都没有回家,老师就在凳子上饿着,直到张作霖回来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小顽皮。

  

张作霖虽然疼爱他的儿子,但是也不一味溺爱,他自己小时候生活艰辛,从不浪费粮食,家里的孩子都知道父亲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所以谁都不敢浪费。幼年的张学良总是挑食,这个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有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张作霖特意点了自己从前最爱吃的高粱饭,但是张学良不喜欢吃,吃得很少。张作霖破口大骂张学良不知天高地厚,是“败家子儿”。

  有权不见土肥原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班。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根本没有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重任”。出乎这个特务头子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少帅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壁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说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权力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任何时候都不见。”

  东北上空的青天白日

  

说到张学良,就不能不说东北易帜,1928年4月,蒋介石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离京返奉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但这时的东三省仍然是奉系军阀的地盘,照旧悬挂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7月北伐进入最后一战——滦河之战。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各路军队直逼滦河东岸与直鲁军对峙。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离京返奉,在滦河收束奉军回到沈阳,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阴谋没有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三次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8月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阻挠东北易帜。同时他带来田中义一的命令,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林权助再度威胁张学良:如果东三省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立即作出反应,申明自己是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顶住日方压力。国民政府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7月3日,蒋介石奉方代表要求东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

同时派代表到东北与张学良谈判易帜之事。张表示同意,唯以对日外交问题,易帜要延长三个月。但行动上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为实际上之统一。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

  风流少帅

  

张学良生性不羁,对政事并不专心,沉溺酒色之中无法自拔。这时军阀内部纪律涣散,宴会很多,每每选色征歌,醉生梦死。有一次冯玉祥被邀请赴宴,宴会主人招来妓女,嬉笑取乐。冯玉祥很是气愤,实在看不过去,就在街上找了一个老妇人在席间啼哭,冯给其银元,结果满座皆惊,不欢而散。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张学良爱美人,他的近侧们就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莫过于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带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钱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娇妾告别,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感到财力不足,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取财,甚至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而从法律上讲这些财物应该属于溥仪所有。

  哪管东师入沈阳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招待宋哲元和其他几位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和左右通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畔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

  张学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被千夫指责,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而正直“九?一八”的晚上携夫人和赵四小姐看戏,也被舆论指责,说张学良竟有如此闲情逸致去看戏,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事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报佳人舞几回。”

  

公众舆论尽管如此,但张学良对日立场十分坚决,不容置疑。事变前夕,张在接获紧急情报后即据以致电蒋介石,并慨然请缨:为国为家,愿意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而蒋介石这时训诫张学良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还发出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而在事变前的一周,蒋介石再次密电重申不抵抗的政策。这些“内幕”公众舆论自然不会知晓,致使张学良一直背负着不抵抗的罪名。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有这样一段:“政府现在即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当时就有一副对联讽刺说:“主权零趸,坚持不抵抗主义;良心批发,发扬大无畏精神。”横批为:“中正不正”。事后日本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五十多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五十多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於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也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在临近中秋9月18日夜晚,东北三千里江山被鲜血肆意染红,大部国土相继沦陷敌手。白山、黑水成为东北人民的梦魇。不战而退,实在令国人为之痛愤。半个世纪过去了,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而这些话里也许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吧!

  

1933年3月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们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只好离去,交出军权,借名到海外考察,实则带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是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难道抗日有罪

  

1936年12月张学良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被蒋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还打算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蒋介石还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对蒋不满。张学良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蒋介石,并囚禁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蒋介石迫不得已同意。

  

在释放蒋介石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乘飞机离开西安。结果刚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张学良被扣之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制止了军队里的骚动。张学良与周恩来都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以前曾听说过的名字”。在延安事先曾进行过商谈的张学良与周恩来基本达成一致抗战的认识。张学良说,“尽管我们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他曾评价周恩来“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刻”,“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到很清”。张学良实现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直接会谈。张学良领着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并列席了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

  

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钟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遭到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的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刀下留人

  

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经张学良不断向父亲推荐,加上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屡立战功,郭已成为奉军中的重要将领,掌握奉军的精锐师旅。

  血溅老虎厅

  

杨常事件中的杨宇霆、常荫槐本来是张作霖的得力干将,但在张作霖死后,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张学良作对。张学良对于杨、常的专横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

  

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宇霆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予张以难甚。张学良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人,“杀一儆百”以起到树立权威、稳定政局之目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张学良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认为若不除掉这二人,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于是张学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弄巧成拙,“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

   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

   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毕竟杨宇霆、常荫槐人本为东北军元老,在张作霖时期曾受重用。

  

据说张学良当时用抛银元来占卜是否除去杨常两人,连抛两次都是肯定的,袁大头朝下,张学良很纳闷,一气之下第三次把银元仍得很远,被张夫人余凤至捡到,一看还是没有头像。认定杨常两人非除不可,于是告诉张学良第三次也是肯定的,从而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现在老虎厅的张桌子上陈列的就是当时那枚银元。

   杨常被杀后,少帅做到了“立威”,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再也没有人认为少帅是扶不起的阿斗了,但是对于杨常事件是对是错很多人还各有各的看法。

  一代传奇,赵四小姐

  

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很多女人都会爱上风流倜傥的少帅,但能没名没份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数十年寂寞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关于这对“牢狱鸳鸯”相濡以沫的爱情,不管何时娓娓道来,都带着一种世纪沧桑风云变幻的感慨。

  

赵四在《新生命》一文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还有张学良用他那浓重的东北口音讲过的“这是我的姑娘”,而这句“这是我的姑娘”至今令无数人动容不已。

  

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初识在天津,当时北洋政府中有些达官贵人,因在北京生活受到拘束,便常溜到天津在交际场中品酒赏花,高歌酣舞。张学良在天津有私邸,颇为精美。他有时路过天津也小作逗留。好奇的赵四小姐,到那里看热闹,经人介绍,与张学良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后来,赵四小姐私奔,在赵家掀起了轩然大波。其父赵庆华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而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张家门庭,只给她秘书的地位,没有正式夫人的名义。

  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意,赵四心甘情愿地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张学良。

  

而心胸大度、温柔贤慧的于凤至感念赵四小姐的一片真情,力主在帅府东侧建起一幢小楼,并亲自监工设计装饰,使得赵四小姐搬入此楼居住。期间,于风至知书达理,情分和礼数都属不浅。在北京一起生活的日子,赵四把张学良送给她的礼物,都先拿到于凤至那里。她们与张学良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生活。一九二九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将军在这里有了唯一的儿子。

  

赵四小姐才智过人、兴趣广泛,不安心只在深宅大院里当张学良的“秘书”,这是她的性格使然,与于凤至截然不同。她要做张学良生活的伴侣,也要成为他公众场合的“左右手”。大方的举止、流利的英语和娴熟的舞技,让她左右逢源。

  

后来张学良和赵四需要一个固定的社交聚会场所,以他们当时的财力和地位,这势必是一座设计精巧、取意新奇,少不了大兴土木、雕梁画栋的宅第。讲排场、要门面是张学良和赵四天生的性格成分,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他们对住宅的追求上。

  

张学良是一个民族主义、英雄情结兼备的人,优越的成长环境让他对外国文化的求知欲望甚浓,而赵四从小生活在繁华闹市——天津,租界文化对她的影响也不小。不失民族气节,能够接受新鲜的思想文明,表现在了他们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上,也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二人后来信奉洋教,心如止水,不闻窗外之事,尽管世事总是无奈,他们却始终不觉得孤单寂寞。相伴七十载,毫无悔言。后来于凤至为报答几十年来一直照顾著张学良的赵四小姐,主动与张学良解除婚约,成全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在基督十字架下终于结为正式夫妻,而这时两鬓云霜的他们已经相濡以沫,整整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

   时光飞逝,岁月不再,当年所有的建筑已经残损破旧,只有这段美好的爱情和他们对爱的忠贞,至今被人们怀念,唤起许多人的记忆和思考。

  第五章 猴沐冠:多少楼台烟雨中

  

提起老百姓口中这位“蒋该死”蒋介石先生,很多人会想到李敖的那句经典评价“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氏终其一生,就大处着眼而观之,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器小量狭、自作聪明,终令国事一败涂地。美国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说蒋介石既放荡不羁,又遵循孔道;偶尔暴躁,通常却待人谦恭。

  蒋介石早年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八字考语。“乖方”,显然是指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曾因开设课程一事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他陈述理由时“情态激烈”,让学校董事感到怒不可遏,几乎把他扭送官府查办。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家,与妻子发生口角,竟脚踹怀孕8个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产。

  蒋介石喜欢骂人,他那句“娘希匹”几乎无人不知,骂下人、骂下属,甚至发无名之怒,暴怒之时,几至“视国人皆为可杀”。

  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凡此种种,但乖方终于未能根除,而一直伴随着这位民国枭雄,如影随形。

  充满争议的蒋中正

  

蒋介石出生在浙江溪口一家盐商之家,早期在保定陆军学校求学,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参加孙的革命党,跟随孙闹革命,到自己指挥北伐,北伐成功后,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再到后来的反共剿共,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直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败后退居台湾到老死他乡。蒋的前期是对中国有贡献的,从他留学回来参加革命,救孙大帅直到被孙信任,是他政治前途的开始,所以蒋总以孙的追随者自居。接着创立黄埔军校到最后的北伐成功。这时期的蒋是中国的英雄,是他结束了军阀混战,至少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上真正从南打到北统一中国的,蒋是历史第一人。

   民国初期的中国在蒋的治理下经济上开始复苏。新经济运动的实施,使中国民族资本得到发展。

  

蒋介石虽是军事强人,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袖,这从抗日的策略和内战中可以看出。在“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动用了差不多全部国民党精锐调往淞沪作战,希望扩大上海之战,以冀国际可以出面调停,但这战略上的错误,做成国军精锐尽失,形成日后完全无力防守南京,当时的一些将领,也曾劝说蒋不要全部投入淞沪,应该保留实力在南京和日军硬拼一场。

   在《李宗仁回忆录》里,李宗仁认为南京保卫战本无必要,蒋介石应对战役的失败付相当的责任。

   而蒋最大的错误开始于对共产党的剿杀,蒋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手腕都很高明,但是这个决策是极为失败的。

  

抗日胜利后,举国上下渴望和平,军队和百姓都早已厌战、倦战。而蒋竟然完不理会民情。当时在美苏的调停下,的确有希望实行联合政府,而民众亦对重庆和谈抱有相当期望,蒋介石此时只一心想将共产党消灭,全无谈判余地,最后导致全面内战。

   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早已民心尽失,尽管武器先进,但是军心涣散,以彻底的溃败收场,最后在金门一役中止住了解放军进攻台湾,蒋介石才可在台湾站稳。

  

在台湾方面,蒋中正的威权统治也使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甚至制造祟拜风气,蒋中正铜像大量出现于车站、各级学校及各公共机关,其名也出现在道路名称,成为台湾最常见之路名。很多评论家也指出蒋中正为巩固政权展开恐怖统治,以刑法一百条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造成白色恐怖。

  毛泽东在1938年给蒋中正的信中说:“……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独裁统治,是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在中国的代表。蒋中正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抗日战争战场的重要力量,蒋中正的历史功绩有在于此。

  蒋介石一生反共反人民,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对日本侵略东北实行不抵抗主义,西安事变後也是半心半意抗日,积聚力量,阴谋消灭共产党,但最终反被击败,退守孤岛凄凉离世。当然蒋还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这也是后来“九二共识”的由来。

   蒋虽有聪明才智,但是他的独裁政策脱离了人民,使国民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拥护,水可载舟,亦能覆舟,他的倒台是理所当然的。

  四万万微生物

  

1907年,蒋介石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学校里的教官多是日本人。当时日本军事强盛,从未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因而趾高气扬,丝毫不掩饰对中国学生的蔑视。一次卫生课上,日本教官拿出一个土块,把它比作中国,并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有四亿人,而他手中的那个土块正好有四亿个微生物。”堂堂中国人,怎能甘受其辱!坐在座位上的蒋介石怒火中烧,不顾军纪走上前去,用力夺过教员手中的土块将其掰成八块,随后怒视着教官高声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不可一世的教官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但很快他用手指着蒋介石威胁道:“你是一个革命分子!”因为在军校,学员是不允许这么做的。被指认为是革命党更是掉脑袋的事!但蒋介石除了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接受教育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就在这一年年底,学校决定选送一批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尽管有着先前的“恶迹”,蒋介石也名列其中。就在这一段异国求学中,蒋介石也入了同盟会。第一次开会,就被同盟会领袖陈其美介绍给了孙文孙逸仙。

  从边缘走向中心

  

最初的时候,蒋介石只是革命中的一个小角色。武昌起义之后,他率领一支百人的部队攻打杭州的浙江巡抚衙门。战斗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封信,提到自己希望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希望母亲能恕其不孝之罪。信中颇有悲壮之气,从此他的个人经历与中国现代史联系在了一起。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起步得陈其美助益良多,是陈其美把他领进同盟会,并将他引见给孙中山。陈被袁世凯暗杀后,在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急需人手壮大力量的时候,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

  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并不顺利。当时,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的分量无法和陈其美相提并论,更不如此时的陈炯明——他掌握着孙中山惟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所以,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一些极富远见的建议,孙中山基本上未予采纳。比如蒋介石建议彻底消灭桂系军阀,稳定广州革命政府;并提醒孙中山注意陈炯明的野心;还有在1921年,在法定代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蒋介石劝阻孙中山不要进行让他成为“非常大总统”的选举……事实证明,在这些问题上,蒋介石是正确的,但结果却让他气馁。

  

对此,蒋介石往往是以辞职或不告而别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他也会采取相同的方式。以至于从1918年3月到粤军赴任至1924年1月,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他至少有14次辞职或者不告而别。《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莱恩?克罗泽总结说,每当形势不能如他所愿,他就以辞职的方式以退为进,以此证明他是不可缺少的,其结果也往往是他一旦复出,职权就会更大。凡此种种,蒋介石日后提及这些经历时,把它归结为“合则留不合则去”。

  

当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加害孙中山时,接到电报的蒋介石立刻从上海赶到广州,陪伴孙中山度过难关。自1911年投身革命以来,也许取得孙中山的充分信任对蒋介石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他作为革命马前卒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在陈洁如所写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蒋介石曾清楚地提到这一点。至于此后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主席只是他的人生逻辑的自然延伸。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蒋介石消极请辞的事情出现。

  哭出来的嫡系

  

在编遣会开张前,1928年6月24日,蒋介石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说是“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

  

7月6日上午,蒋介石率众在北京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柩的大典。对于蒋介石玩的这一手,四个集团军的首领谁也不敢怠慢,因为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

  

蒋介石在祭文中强调“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明显是以统帅自居,俨然凌驾于各路集团军之上的“总总司令”了。祭文宣罢,开棺瞻仰中山先生遗容。棺盖一开,蒋介石当即扶棺大哭。

冯玉祥上前相劝,不料他哭得反而更伤心了。参加祭典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就各怀鬼胎,见蒋介石如此造作,都觉可笑。有悄声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蒋介石耳朵尖,一闻此言,马上就不哭了。于是盖棺散会。

  

蒋介石为了掌握对头冯玉祥的情况,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当孔走到院里,就听到了冯玉祥正大声和许多人说话,但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李宗仁回忆说:“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倒卧在床上,盖了两床锦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又说:“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视冯氏,并安慰他要好好静养。”冯玉祥自己说:“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生诊治说,是神经衰弱症。”

  宁汉之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10万人在广州誓师北伐。此次北伐共8个军,分三路向湖南、江西和福建进军。北伐开始后,捷报频传。

  

就在这时,孔祥熙由美国回到了广州,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1927年元旦,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但当时孔祥熙并没到武汉就职,在广州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回上海找宋蔼龄去了。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日渐明朗,国民革命军顺应民心民意,所向披靡。而北洋军阀失道寡助,节节败退,统一中国已然是早晚的事情。

  

当时的蒋介石并非不想消灭段祺瑞,但他更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尤其是在汪精卫手下。于是他决定不再向北出动一兵一卒,此时蒋介石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的裂痕完全公开化了。

  求签问卜得胜利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居住的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总司令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做过二十余年蒋介石侍卫,职务做到侍卫总队长的宓熙,对此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傍晚,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入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什,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据宓熙说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简中抽出一支竹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结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之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

  

住持僧问:“先生是否来问战争之事?”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战事的胜败如何?”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住持僧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事,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您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父,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在目前所问,正是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主您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淮水与长江,相交加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第四句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

  

蒋介石听后,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二百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话,从预备队伍中调入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中求签和住持僧之训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士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已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十二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备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被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打了一个南昌城下的漂亮仗。

  

事先虽有部署,战斗也是极其激烈的,蒋介石卫士大队队长宓熙及其助手副大队长受伤,白崇禧卫士队队长被手榴弹炸死,卫士和警戒部队战死百余人。如果蒋介石不拉住白崇禧去求签算命,没有住持僧一番话,不作事先准备,整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就要覆灭了。

  讨蒋第一、抗日第二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1927年10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

  

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而此时蒋介石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宋氏“大姐大”

  

1927年3月末,蒋介石到了上海,很快到宋氏家族拜访,希望得到孔氏夫妇的支持。在1927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宋蔼龄是个如鱼得水的人物。斟酌时局之后,她打算促成蒋宋联姻,并认为这是一项足以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业”。

   于是孔氏夫妇,一个开始积极为宁汉合流斡旋,一个开始为蒋介石宋美龄牵媒拉线。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了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臣。

   1927年4月,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维护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孔祥熙和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出席。

  

那天,蒋介石、汪精卫果然应邀赴宴。一方面是孔祥熙、宋蔼龄的面子他们谁也不好驳;二来蒋、汪也确有共同利益,“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他们暂时还谁也离不开谁。蒋介石需要汪精卫在政治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汪精卫需要蒋介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力量。他们之间彼此需要,又彼此排斥。

  中美合作

  

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完成了他们的政治婚姻。《申报》在报道这则新闻时,用《中美合作》做标题,一语相关(蒋介石字“中正”),暗道出这桩婚姻背后的政治目的。

   蒋介石兆宋霭龄牵线和娶宋美龄一样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

  

宋蔼龄最得意的杰作,就是成功地策划并撮合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从而将蒋介石的军力与宋氏家族的财力和英美背景彻底融合起来,为创立蒋家王朝与宋氏王朝奠定了基础。

  

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认为:宋蔼龄始终是牵线的媒人、策划者和家庭财富的创造者。蒋宋的婚礼分两次进行:先举行基督教式的婚礼,后举行中国式的婚礼。

  蒋介石当天在报端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他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力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常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在这之后,宋美龄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无齿之徒”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代,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81岁高龄的他当门而坐,欢庆胜利,其欢乐之情,无异于少年。

  

但是吴稚晖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实验于中国,故从北代战争后积极反共,思想没有能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继续前进。只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

  

“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以后,吴稚晖给蒋光头出主意“清党”和在南京“另立山头”与武汉分裂。吴稚晖的牙齿都早脱落了,人家叫他是“无齿之徒”也正因为无耻,所以甘心做蒋介石的骗人工具。

  

民国十八年冬,冯玉祥曾给他一个电报,内容说:“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作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吴稚晖厚着脸皮,倒多了几分“自解之意”。

  过江专线

  

早期接触的电话都是人工式的,由专人负责专线,接不通的情况不多。蒋介石要电话时如遇总机忙,接线员只要说一声委员长要用电话,就可以将其他正在通着的电话切掉。

   1929年蒋介石的桌子上换掉了原来的人工电话放了一台自动电话,由于新式电话,蒋使用不惯,以至于他“摔电话”的传闻不断。

  

蒋介石住在武昌,想往汉口打电话,可电话连续拨不通,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派人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传来问话。湖北电政局局长朱一成和黄如祖闻讯,慌忙责令专人检查电话机和线路,还查看了蒋委员长当时的通话记录,都没发现问题原因。后来查出原因从武昌到汉口的“过江中断线”一直是处于忙音的状态。

  

令蒋介石为打电话发脾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接线的话务“语言不通”。当时电话局私下谈论一则趣闻:蒋的宁波话,碰到张发奎一口粤语,两人的说话简直不如所云,各说各的,谁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蒋按通话惯例,说完总要问“听懂了吗?”张也照例回答“是”!显得十分滑稽可笑,而张只好回去再细细琢磨蒋的意思。

  罗斯福欲除蒋介石

   1940年春,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邀请马寅初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这些将官学员很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

  

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演说在将官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席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就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蒋介石知道马寅初在他的心腹学校点火,非常生气。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马寅初被拒。孔祥熙接着对他进行利诱,请他当财政部长,又遭拒。蒋介石便于1940年12月6日派宪兵闯入学校,将他逮捕。随后中央通讯社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差点死于一次精心策划的谋杀。谋杀的策划者既非日本特工也非汪伪汉奸,更不是地方军阀,而是被其视为主子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究竞是什么原因促使罗斯福要杀掉蒋介石这位“盟友”呢?

  

首先,在战略方针上美蒋存在根本分歧。二战爆发后,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决定联合英国,首先对德作战,对日采取守势,实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武器,使中国继续抗日,为美国赢得对日决战的准备时间。罗斯福指出:“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在中国抗战时期,美国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提供了10多亿美元的贷款和大批物资,并泥大批美军顾问来华帮助中国抗战。

  

与罗斯福的愿望相反,蒋介石的战赂方针是“运用英美之力解决对日问题。”他接受美援的目的不是替别人作战,而是保存甚至壮大自身实力,为消灭其最终敌人——中国共产党服务。蒋介石认为“日寇为癣疹之疾,乃心腹之思”,“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蒋介石深知:若同日军拼光了本钱,战后且不说消灭共产党,就连任何一个地方军阀也不会拥戴自己。因而他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

  

战略方针的根本分歧必然导致军事指挥上的分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继英美之后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但是蒋介石期望由美国出兵帮助自己打败日本,而不愿将嫡系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而中国战场的溃败有损美国远东利益,于是在1942年初史迪威来华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时,罗斯福致函蒋介石要求把军队指挥权交予史迪威,以图改变中国战场局势,但是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而且由于蒋介石从中作梗,使史迪威的命令无人理睬。1943年10月史迪威计划宰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蒋介石却拒绝招美式装备的30个嫡系师从滇西入缅配合作战,罗斯福改组中国军队的建议蒋介石也不加理睬……罗斯福对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不合作态度极其不满。

  

其次,在反共方面美蒋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自身利益不同,因而在权衡抗日和反共的轻重缓急上存在矛盾。蒋介石扭心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于是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而罗斯福认为只有保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方能一致对日作战,从而保证“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实现,因此对蒋介石制造的诸如“皖南事变”等危及抗日大局的反共行为不但不予支持,而且相当不满。

  

再加一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四大家族的横征暴敛,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致使人民生活日趋贫困,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使罗斯福等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蒋介石政权未免失望。

  

从美国的自身利益出发,罗斯福打算除掉蒋介石。1943年12月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对史迪威说,“你如果无法与蒋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并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态度的新的政治领袖。”史迪威令其副手多思将军执行罗斯福的这项口头指令。多思拟利用蒋介石将于1944年3月访问印度之机实施谋杀,具体方案是:当蒋介石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时,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所有降落伞都是失灵的。这样在1944年3月某日,世界各国报纸都将刊载“蒋介石死于空难”的消息。

   不料,1944年3月初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豫湘桂战场告急,蒋介石临时取消访印,谋杀计划流产。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救了蒋介石一命。

  

之所以以后再没有类似谋杀计划,是因为当时德国法西斯已末日可数,而美军于1944年2月底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太平洋战局为之改观,日本法西斯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也就开始考虑战后称霸世界战略。罗斯福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想使中国成为亚洲抗衡共产主义的堡垒,而总统特使赫尔利于1944年秋季的中国之行后,极力使罗斯福相信蒋介石是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把蒋介石视为美国利益的最佳代理人而加以支持,当然不会再有谋杀蒋介石的计划,这是由美国的自身利益决定的。

  

有趣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罗斯福谋杀蒋介石的口头指令的具体执行人多思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与蒋介石竟然共事十余载直到多思奉调回美后,才在其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披露了这一秘密。

  四家的天下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由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瞿秋白提出的。瞿秋白和毛泽东有些相像,他们都是出色的文人,很会利用笔杆子,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

  

当时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说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家族,它们对民国的历史和国民党的命运曾有着重大影响。有人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分别列出,其中最会玩、争权、专政、护权、传权的政教家族当属蒋氏家族;最会钱权结合、横跨政经界的显赫家族当属宋氏家族;最会玩钱、最会抓钱、最奢侈的豪门家族当属孔氏家族;最会做人、最会拉帮结党的衰败家族当属陈氏家族。

  

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封建买办统治集团,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利用反动政权,掠夺人民财富,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迅速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实际说起来孔家却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因而势力强大。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二十年。

  

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赤字。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九一八”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可以说,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二个时间。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八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戏中戏:救蒋、灭蒋与逼蒋

  

“西安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的较量——有的人获得了胜利,有的人遭到了失败,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他们之间进行的只是良心和欲望的角逐。

  

“九一八”事变以后,受到影响最大的人是张学良,一纸《塘沽协定》使张学良的军队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张学良周游欧洲回国后就被蒋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被迁移至西北,执行剿灭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自己的地盘后,不再采取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转而成为坚决的抗日者。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共产党,提出联共一致抗日遭到拒绝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凭借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逼蒋改变政策联共抗日。

  

当时的国内人士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并不认同张学良武力逼迫国家元首的作法。各路军阀和实权者纷纷表示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大部分替蒋介石说话。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开始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使张学良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蒋介石开始不接受抗日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才勉强口头答应:“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狡猾的蒋介石没有签署任何文书。

  

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政府官员、各路军阀以及市民们的盛大欢迎。之后,蒋介石称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因而递出了辞呈,但被中央政府挽留。而在南京的军事法庭则以反乱罪的名义对张学良判刑十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处理,此后张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也在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队改编接收。

  

1936年10月“西安事变”之前。日本侵略军驻华北部队倾巢出动,进行以北平为进攻目标的军事演习。国人再次呼吁:“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官员,正在为庆祝蒋介石的50大寿忙碌着。他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捐款献飞机,美其名曰:“祝寿抗日”。

   然而,蒋介石最关心的并不是抗日,而是如何消灭中共及其红军。“攘外必先安内”,是他不容动摇的既定方针。

  

张学良多次恳请蒋介石正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心所向。然而,已经下定决心实施镇压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斥责张学良的立场。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张、杨的请求,进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杨部队调离拆散。甚至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杨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杨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事变完全是张杨的单独行动。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同样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大家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自相残杀、自毁长城,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和平解决的舆论压力。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才得以稳定了局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蒋介石的前面总是困难重重,虽然他已经确立了全国军事领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据各省的对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图,而蒋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明显的勉强和拖拉,则正是这些对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图东山再起的理由。

   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很出色。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1936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张学良本人也确实没料到要受监禁,他把他自愿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作是对委员长继续效忠的表示。

  

至于杨虎城,他也被关押起来,有意报复的蒋介石乘1949年共产党行将占领重庆之际杀害了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扣押蒋介石是杨虎城的主意,他劝说张学良袖手旁观。在西安事变中负责的决不止一方。蒋介石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声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从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给他的八项要求。当然,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内容。他停止了其“镇压”或“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不再称之为“共匪”。在西安事变这台令人惊奇的各种力量的三角戏中,只有少帅和他的迫随者失去了一切。

  溽暑匡庐盛会开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尽管这一番演说义正词严,人们对比此前老蒋的嘴脸,还是作了讥讽。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就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

  听闻此言,文人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四句反问,信手拈来,类比生动,饶有风趣。据说后来《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政治生活全系权谋

  

抗战胜利日,蒋介石留在中国历史上的记录是:全身军装,配有特级上将军衔和勋章的蒋兴致勃勃地开车在重庆市中心一番巡游,其间享受着街道两旁“蒋委员长万岁”的欢呼声。这时的蒋介石风光无限,踌躇满志。这一天,共产党也并没有提出“十一条意见”扫他的兴。

  

不过蒋介石的踌躇满志并不仅仅是抗战胜利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对即将实现的“抗战建国”伟大愿望的憧憬。虽然当时正在进行重庆谈判,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虽然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但国民党的文章依然照做:美国提供的数千架飞机正在帮国民党把士兵运送到各个接收地区,已被蒋笼络的日本将军冈村宁次也在指挥日军抵抗八路军的就地接收。只等时机一到,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这似乎已是胜券在握。

  

蒋介石不忘“剿匪”是其逆潮流而动的表现,而历史惩罚了他的行为,追究了他的责任。不过就抗战表现而言,蒋介石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事实上,蒋在全面抗战打响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准备,诸多的战前准备使蒋介石声望日隆。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主张不对蒋进行人身危害,是因为没有人可顶替他的位置。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尽管在战略乃至战术运用上均有纰漏,但一再损兵折将显然也有武器落后、后勤不力、指挥低能等客观因素。但从大历史处看,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蒋曾发表过“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认为抵御外侮和复兴民族真的执行起来,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阶段。复兴民族需要全盘改造,必须大规模去旧从新;抵御外侮则是危机中的救亡图存运动,只能在团结对外的号召下接受现实。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架构体系,一般人民心智未开,所谓的高级人士则只会嘴上议论,并没有实际贡献。军人受到地域观念的束缚和将领人身关系的影响,离心力比向心力强,蒋只有通过哲学和道德等规劝其心理。太平洋战事展开之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了四年零五个月,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蒋介石并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开国之君”。拿“帝王基业”对他的诱惑与之相比,民族利益在他手里只是一张牌。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求稳固权位,一再容忍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如果日本军阀不过于狂妄自大,他几乎已经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牺牲了东北权益和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然当国共内战失利以后,蒋介石竟然主动提出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但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拒绝。更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蒋介石这位自诩“民族救星”的中国最高统帅居然以放弃抗战来要挟美国给予支援,无赖的本性遭到罗斯福羞辱,也让中国人脸上无光。

  

蒋介石最终与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名号擦肩而过,根本原因在于他没能体察并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最让国人唾弃他的理由是,蒋介石为了反共,竟然与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合作,并判决这个最大的刽子手无罪。由此可以充分印证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第一章 龙无首:山雨欲来风满楼

  

民国山川,英雄竞逐。人物品藻,任诞风流。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乱世,政事纷繁复杂,局势动荡不安。在这个非常时期出现了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内忧外患的民国,他们扮演着自己特殊的角色,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民国的历史。那些或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我们演绎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使我们对活跃在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有了全新的看法。我们且从这些风云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捕捉当时的历史真相,洞察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

  

对民国史实的片面理解导致了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自己的主观臆造,而历史本身的博大精深远远不是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可以阐述清楚的。同是一个人一件事,在不同人的眼中,反射出不同的映像,而这些映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真实不完全的,这可能就是历史本身的吊诡吧。

  

历史的作用就是提供给今人以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事物发展,同时历史也留给人们思考和争论的空间,而在中国历史上,最能引起人们怀疑和争论的,非我民国,则其谁哉?

  一语成谶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一心想着废掉光绪帝,但是光绪没有儿子,废帝需要一个“说法”。于是就上演了一场反复废立阿哥的戏。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懿旨,由载漪的儿子溥儁做“大阿哥”,将来继承同治为嗣,兼祧光绪皇帝为嗣,就是既继承同治又继承光绪,并且传话,第二年光绪皇帝要举行禅位大典,同时举行大阿哥登基大典。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冲到了东交民巷使馆区,杀了日本驻华使馆的杉山彬,还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这样就把事情闹大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阿哥的父亲载漪支持义和团,对慈禧说义和团是良民而非乱民。慌乱之中慈禧带着光绪西逃,载漪和大阿哥溥儁也随驾西逃,他们逃到大同的时候,慈禧传下懿旨载漪为军机大臣,没多久慈禧就变卦了,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场乱子,祸首就是载漪,于是革去载漪军机大臣的职务,还把他遣戍新疆。第二年就是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回京宣布溥儁的父亲载漪有了过错并且已经处罚了,那么他的儿子就不能再做大阿哥,就这样废除了“大阿哥”这个名号。

  光绪病危,慈禧传下懿旨,由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入继同治皇帝,兼祧光绪皇帝,也就是继承同治又继承光绪。当天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太监就到了醇亲王的北府,准备相关事宜。登基大典是融宗教与世俗于一体的,乐师、太监和牧师集结在太和殿,溥仪被放在又高又大的皇座上。那天,3岁的溥仪又惊又冷,浑身打颤。侍卫内大臣和文武百官列队,一个个到他面前宣誓效忠。乳母是唯一能哄住他的人,只有跟乳母在一起,溥仪才安心,但那天按照规定不准她参加大典。诏书要求既是父亲又是摄政王的醇亲王载沣陪伴溥仪参加仪式。

  

大典在太和殿举行,按照规矩皇帝先要在保和殿接见大臣,完了再到太和殿,溥仪有段回忆记载:“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父亲的话意在安慰我,但是却给文武百官留下了惨淡的印象,登基大典刚结束,满朝文武官底下是窃窃私语:怎么可以说快回家了呢,怎么说快完了呢?这是不祥之兆啊。大清王朝亿万斯年怎么快完了呢?说这预示着大清王朝的不吉祥。”这一次登基大典没有一点喜庆欢乐的气氛,反倒笼罩着一片悲哀的气氛,而这一句话也成了谶语。

   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成为三岁的小孩子手中拨来弄去的玩具,一座没落王朝的宫殿终于岌岌可危,等待着轰然倒塌的命运。

  宝善里事件

  

十月的天气仍是闷热难熬,举目望去是一片无精打采的景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弥漫在空气中的沉闷。一时间浓烟滚滚,被炸飞的碎片四处飞散开来,夹杂着人们的叫喊声和孩子的哭声,慌乱中几个被火势严重烧伤的人飞快地跑出那间乌烟瘴气的房子。

  

很快一些高大的俄国士兵闻声赶来,他们冲开围观的人群,迅速包围了这里,他们先是派几个人四处搜查着,似乎已经找到了发生爆炸事件的原因,然后彼此交谈着。还有几个士兵手里攥着鲜艳的旗帜、文告还有名册……

   名册上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黄兴、孙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

  这就是武昌起义前一天发生的“意外事故”,1911年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政治筹备处忙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装填炸药的时候,炸药突然爆炸,声响巨大,俄国巡捕听见爆炸声后立即赶来。孙武等人虽已火速撤离现场,但“现场”被抄查,起义计划已然完全败露,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名册全部被抄走。

  俄国驻汉口总领事马上将此事告知瑞澂。瑞澂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同时按照名册、地址顺藤摸瓜式地搜捕所有参与进来的革命党人。当晚,起义中的主干力量被捕,杨洪胜在自己的小杂货店被捕,蒋翊武、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最高指挥部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脱,彭楚藩、刘复基等被押至总督署,瑞澂连夜对他们进行审讯,随后残忍杀害。

   宝善里事件一起,革命党人被杀害,革命消息如同扶摇大风,卷地俱起,由此引刮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清政府土崩瓦解之势,已成横流之决。

  谣言四起惹祸端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社会上已经散布着这样的政治谣言。这些谣言在根部蛀蚀着清政府的统治,谣言像野火一样流传开来,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与日俱增。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爆炸,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对宝善里事件的处治看,湖广总督瑞澂并不想扩大事态。可是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这则谣言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宝善里事件之后,瑞澂决定接受军官们的建议,销毁缴获的名册,对新军中存在的革命党人置之不理。

  

当宝善里发生爆炸事件,孙武等人在逃脱之后,猜想清政府必定会按照名册缉拿革命党人。本打算不将事态扩大的瑞澂,按缴获的名册捉拿了革命党人彭、刘、杨,并残忍杀害。在第二天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张廷辅被捕。政府的肆意捕杀使很多士兵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会成为被殃及的池鱼,面临着“等死,死国可乎”的局面,他们最终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与其等死,还不如拼死抗争,最终导致了这场大规模的政变。

  

先前在湖北武昌尽管盛传革命党要在八月十五起事,但整个中秋期间并没有动静,相反,武昌城里过中秋佳节的气氛依然浓郁,完全看不出任何即将起事的迹象。只有革命党人知道这些是一场带来新生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但是原定的发难时间因为准备不充分而被迫延期。

   宝善里事件后,起义计划败露,湖北总督瑞澂惊恐万分,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大肆搜捕。当晚就提审并杀害了起义中的主干力量。

  

清兵军事参议官铁忠提审起义计划中在指挥部任侦查员的彭楚藩。在清军面前彭楚藩傲然屹立,毫无屈服之意。看到这个情形,铁忠愤怒地咆哮道:“你是何人,见到官兵敢不跪下!”彭楚藩冷冷一笑,不屑一顾地说:“我彭楚藩是革命党人,你这清狗,我岂会跪你!”铁忠左右的卫兵把彭楚藩推坐在地上。铁忠继续拷问:“你为何革命?还有哪些余党?”彭楚藩指斥道:“大好河山,被你们这些清狗毁坏,断送,徇私舞弊,草菅人命!为何不要革命?!”铁忠无言以对,只得禀明瑞澂,瑞澂做主判以极刑。接着提审“小诸葛”刘复基——整个起义计划就是他起草的,刘复基自认革命不讳,大骂清官腐朽丑恶的嘴脸,杨洪胜脸部重伤,如黑炭一般,还不等清官吏发问,就怒吼道:“我就是革命党,我也不会说出什么!要杀便杀!你们这些清狗奴才的未日眼看就要到了!”说完,便放声大笑。被捕的革命党人丝毫没有畏惧退缩,见拷问不出结果,铁忠只得再次报告瑞澂,气急败坏的瑞澂连声说了“杀!杀!杀!”三个“杀字”。

  

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在督署东辕门被斩首。徐维贤哀悼烈士时曾赋七律一首:“一死名留万古垂,临刑骂贼志不亏。从容就义身甘殒,不怕牺牲世少为。首创共同三烈士,迎风响应两湖师。卒成汉业恢疆土,特立千秋纪念碑。”为了纪念这三位烈士,现在武昌有一条以三位烈士的姓命名的路,叫彭刘杨路。

  在得到彭刘杨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集合在一起商定应变措施,最后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机崛起,提前发难”。

  此时的武昌城,各个军营内纷纷谣言四起。工程营后队队长熊秉坤召集各队代表,约定当晚发难。熊秉坤也因此有了“熊一枪”的美名。

  

晚上八时,二排排长陶启胜领护兵巡棚查哨,看见金兆龙和程正瀛两人荷枪实弹,持枪而待。就问金兆龙这么晚了,要干什么。金兆龙说:“准备不测。”陶排长厉声喝问:“难道你想造反?”金兆龙反问道:“反就反,你能拿我怎样?”陶启胜上前死死扼住金兆龙的手腕,呼令护兵一起上来逮捕他。程正瀛见状按住陶启胜并用枪托撞击陶启胜的头部,陶启胜挣扎着忍痛逃跑。程正瀛向他开了一枪。这时熊秉坤刚刚走到本队第一排第三棚,听到第二排有呼喊和打斗的声音,知道事情有变,立即取出手枪,边装弹药边往二排方向跑。远远看见痛苦不堪的陶启胜从对面跑来,熊秉坤立即向他开枪射击,陶启胜侥幸从楼梯逃跑。

  

熊秉坤等人趁势而起,鼓动众士兵起义,军营大乱,熊秉坤带领跟随他们起义的士兵们向楚望台军械库冲去。这时枪声大作,整个工程营都跟着轰动起来。清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三人出来阻挠,起义众人没有一个退缩和屈服,阮荣发向人群里开枪,乱枪打死士兵一人,起义士兵将他们三人打死。之后起义的大队人马奔向楚望台军械所。

  

这时,工程营的其他士兵以及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的部分学生也相继聚集到楚望台。熊秉坤带领着起义大军在当晚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党人罗炳顺等人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军械库。拿到了武器弹药之后,革命军战士们群情激昂,一时间枪声大作。

  

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听到了起事的枪声,得知熊秉坤正奔向楚望台军械所,立刻带着各自的兄弟来到楚望台和熊秉坤等人会合,起义的队伍逐渐得到了扩大。起义队伍壮大,指挥不便,需要一个总指挥指导队伍行动。在营里有一个叫吴兆麟的人很有威信,他曾经进过参谋学校和军官讲习所学习,懂得军事作战,又是原日知会员、左队队官。于是起义队伍临时推举吴兆麟担任总指挥。吴兆麟受任后,立即部署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总督署位于武昌城的西南角,右毗城郭,左邻市街,后屏围墙,又紧靠大江。总督府坐落在这里,湖北总督瑞瀓就在这易守难攻的军事据点里面。炮营闹事,让整天担心革命党闹事的湖北总督瑞瀓大为恐慌,大骂手下的无能。当夜在总督署守卫的兵力大约有三千人,瑞澂利用这股精锐力量,拼死顽抗。为了一举捣毁总督署,起义队伍向总督署发动了数次进攻,枪林弹雨,战斗十分激烈。进攻督署,仍以工程营为主力,其他队伍辅助配合,这样兵分三路,从三面夹击总督署。后在炮队的强力支援下,起义军经过殊死战斗,终于攻破了总督署的大门,瑞澂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一见形势不妙,马上命人凿开督署的围墙,慌慌忙忙地登上楚豫兵舰,拖家带口地逃往汉口去了。总督瑞澂带着家小连夜逃跑,官兵见总督瑞澂已逃,早已无心抵抗,跟着弃械亡命。

  

这时天已大明,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这个早晨因此具有了非比寻常的革命意义,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迎风飘扬。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不久,传来了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省相继独立的大好消息,经过革命军的不懈努力,终于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计划没有变化快

   武昌起义革命这样打响,此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这条腐朽的船在绝望中挣扎了几下,终于沉没在辛亥革命的巨浪之中。

  

武昌起义是在仓促慌乱中由革命党人决定临时爆发的,也是在缺乏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不但筹备起义的总指挥张振武、孙武等人由于意外原因一个都没到场,孙中山和黄兴更未亲临。

  

在形势对革命党人不利的情况下,武昌首义仓促爆发,但是武昌起义胜利,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有人说是因为武汉为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重要,有人说功在新军哗变,有人说武昌起义成功得益于瑞澂连夜出逃,有的说武昌起义爆发应归张之洞的治鄂。这些说法或多或少涉及了一些事实,但有的失于偏狭,有的不无错舛。

  

就武汉本身而言,抛开地理位置不谈,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组织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最终掌握一部分新军武装并非难事,相对来讲,武昌地区的革命力量最为强大。

   革命党人处事果断,把握时机,在得知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毅然选择了有利时机,进行了关键性的决战,成就了武昌起义这场埋葬清王朝的“爆炸”。

   革命之势,犹如火山喷发,在内部积蓄力量,形成岩浆,最终涌出地表,喷薄而出。

  

同盟会的领导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从外部,如香港、越南等地临时输入革命力量,再到广州、镇南关等地起义,但因缺少蓄积力量的准备阶段,均以失败告终。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也曾投入革命积蓄力量,但是没有形成足够喷薄的“岩浆”。而武昌起义在内部力量不断蓄积的基础上,终于内爆,一发不可收拾。

  

烈士慷慨悲歌,为推翻清朝而捐躯的壮举,传遍武汉三镇,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党人更是矢志复仇。起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清政府已无回天之力。

  

武昌首义,人心浮动,清政府中一些官员即采取将家属走避天津租界的办法,甚至连当时的裕隆太后还有出走热河的准备,一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也举棋不定乃至坐视清廷崩溃。立宪派抛弃清政府,基本上共同倾向于不保清廷——当时从武汉赶到苏州的张謇会同雷奋等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政府“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赵凤昌则宣称:“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以保将来中国。”张謇则明确地对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当其时,立宪派与旧官僚采取“和平夺权”与“政变夺权”的手法,先后取得了湖北、江苏、湖南、广西等省的地方统治权。因此,从武昌起义到清廷宣布退位,不过几个月时间,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在极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了。

  

首义只一个晚上就获得成功,成功以后清政府不会善罢甘休的,急急忙忙调集精锐部队,因为汉口是武汉的北大门,北面来的部队就通过铁路先来到汉口,就在现在的黄浦路,刘家庙丹水池这一带集结,此时起义的正规部队和大部分民军还有一些民间人士,跟清廷的正规军短兵相接,场面悲壮,牺牲了的烈士数以万计。

  

清政府曾派荫昌率北洋新军开赴武昌镇压革命,但北洋军大部分将领都是袁世凯心腹爪牙,根本不听从荫昌调度。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统率北洋军前往武汉三镇。袁世凯刚刚被重新起用,北洋新军即展开猛烈进攻,都取得了不小胜利,先克汉口又占汉阳,使得武汉形势严重告急,革命大有被扼杀的危险。但袁早已抱定了“剿抚兼施”的政策,很快就与南方革命党人谋划和谈:在军事上,袁不立即攻占武昌,而是形成一时间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方面对革命党形成强大威慑,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以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以此要挟清政府。袁世凯当年大军压境,于军事得手之后,一再谋和停战,要挟清廷与南方谈判,完全是为其个人政治目的,和与战只是其手中的政治筹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态度客观上使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得以保存下去。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但各个方面的因素也对其产生了作用。历史的车轮终于将其辗作历史的尘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寿终正寝。

  铁血十八星

   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胜利的标志。武昌义旗一举,各省云起响应,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最后导致清王朝的终结。

   十八星旗的全称是“铁血十八星旗”,象征着宁死不屈的铁血精神,而旗面上的十八颗星代表全国十八个省。

  

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日益高涨。武汉三省扼九省通衢,工业集中,文化发达。那里的革命党人早就在孙中山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许多同盟会员和知识分子投身营伍,在新军中做了细致扎实的工作,积聚了雄厚的革命力量。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武汉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首领孙武为参谋长,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制定起义计划、文告、印信、旗帜、符号等。

  

由于事机不密,在10月9日革命党人预定起事的日子里,革命机关遭到破坏,许多革命党人被捕。彭楚藩等三人经严酷的审讯,坚贞不屈,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于10月10日凌晨英勇就义。尽管这样,起义还是在10月10日晚7时左右爆发。驻武昌紫阳桥附近的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组织领导下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随即抢占楚望台军械所。不久,新军二十九标、三十标、测绘学堂、南湖炮队、塘角辎重队等也相继起义,经一夜苦战,终于攻破湖广总督衙门,占领武昌全城。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军政府设在前湖北谘议局,门前两面十八星旗,随风飘舞。铁血十八星旗下站立着威风凛凛的卫兵,这一切代表着革命军政府的建立。

  

起义后,全国各地响应。十八星旗在多省悬挂。到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八星旗被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

  “你们不要骂我”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难道只是时势造就和机缘巧合吗?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在武昌起义中把这位清廷军官推为首领?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武昌起义后,逼上梁山的黎元洪被革命军推为鄂军总督,之后相继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始终是一个傀儡。但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是“忠厚长者”、“稳健派”,和蔼谦虚。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清朝末年因苏报案坐过牢,文名满天下,被社会上层人士推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先锋。他见了什么都要骂,惟有黎元洪是他歌颂的。在他的笔下,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之前黎元洪一直推委软弱,唯在这件事情上,一丝不苟,“强硬”了起来。

  床下都督

  

黎元洪——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幼时家境贫寒,在父亲投军,祖父过世以后,他和姐姐衣食无着,只得一起讨饭为生。实在饥饿难挨的时候,跑到别人的菜地里偷萝卜吃,聪明的他把萝卜拔出后将叶子拧下,再用土掩好,远看好像地里萝卜没人动过一样。在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14岁了。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生活变得稳定一些。20岁时他被天津水师学堂录取,他发奋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什么苦活重活都抢着干,而且各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得到几位师长的赏识。在入学后的第二年父亲去世,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困顿。即使在他结婚以后,每次回家探视亲人,都还要徒步往返近百里的路程,为的是省下一点路费,继续维持生活。后虽为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曾三次东渡日本,考察那里的政治与军事情况,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开通。

  

“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向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莲柄薄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其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在与黎元洪见过一面之后便对此人推崇备至,在他认为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当时的社会舆论也称赞黎元洪是“忠厚长者”和“稳健派”,很多人都说他和蔼谦虚,他对待下属的态度也是有口皆碑的。

  

武昌起义成功后,由谁出面主持刚刚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工作成为了革命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因为起义来的仓促,根本来不及和革命组织的领导者取得联系。政府要建立,起义军需要管理,起义新军还需要巩固并扩大战果,急需一个可以主持大局的人。照理说革命首义刚刚取得成功,应该推选一个德才兼备、深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首领,以期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关系,而且畏惧革命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府的都督。这与起义军代表和地方立宪派商议的结果不无关系,立宪派运用政治手段使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军同意了让黎元洪当大都督。

  

当时,黎元洪还是协统,官位相当于现在的旅长。他刚听到起义的消息后,就吓得赶快从营房中逃跑。他惧怕起义士兵拿他问罪,于是不敢回家,就换了一身衣服东躲西藏,打算混出城去,唯恐躲避不及。黎元洪下落不明,起义士兵只好派人四处寻找。最后这位面庞团团的黎协统总算被找到了。

  

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趣闻了,黎元洪也因此有了“床下都督”这个雅号。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此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了。萧带着众人把黎元洪从床底下生硬硬地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着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还把他关押在楼上,用重兵看守。黎元洪当时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呆若木鸡,加上他“体干肥硕”,活脱脱一个木菩萨。

  

也有人说,武昌起事后,黎元洪闻风唯恐躲避不及,就和执事官王安澜,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的家中。当革命军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觉得不妥又钻入床下。折腾了三五次。革命军马荣将子弹上膛,威胁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被革命军从床下拖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传说内容虽有些差别,但都从中反映了黎元洪被迫参加革命的不争事实。在很多文章著作里都能找到这件事的相关记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人在床底下被捉出来再被奉作统帅的,黎元洪也算是古今第一人了。

  活弥勒佛

  

当黎元洪得知起义士兵要推举他出任革命军大都督指挥队伍对抗清王朝的时候,被吓得浑身紧张,汗流浃背,表示坚决不做此“叛逆之事”。根本不顾革命党人苦苦相劝,只是连声推辞,执意不从。他推辞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什么革命党,我不能做都督,我也没有做都督的资格,你们怎么不接孙文来担任都督。”而当时孙文远在美国,还未听闻起义的消息。

  

这时,革命军将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唯恐被人加害似的,连声拒绝,黎元洪消极抗拒的态度激怒了在场的革命党人,他们气愤地骂黎元洪不识抬举,是满清走狗,也有人要枪毙黎元洪,另选都督。而黎元洪早已吓得面无血色,一身冷汗。

  

此后几天,黎元洪一直是缄默不语,他私下打算,不再做满清官吏,但是也不能趟革命军的浑水。由于黎元洪一直不肯就任都督,革命军只好将他软禁起来。他整日愁容满面,心事重重,心想“朝廷把我当叛徒,党人把我当囚徒,这下可完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死了之。”当时黎元洪消极抗拒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黎元洪见形势上已开始逐渐有利于革命军,再加上起义士兵的强行逼迫惹不起也躲不起,这才勉为其难,同意就任。他虽然知道清政府内部的腐败和政策制度上的落后,他的头脑中也存有排满的思想,但是却对革命一无所知,在他看来,革命党人虽然取得武昌起义的成功,但是想对付清军的反扑,实为难事。

   刚当上都督的黎元洪,虽然每日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但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专门发出公告,号令民众一律剪辫。一场改朝换代的变革,就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服饰发辫开始了,可是让黎元洪剪辫子他却痛哭流涕,一再拒绝。其实他这种心理倒也不足为怪,成为都督已经是勉为其难,又要剪掉一直顶在头上的辫子,改变以往旧的形象和作风,对于刚刚还和起义军敌对的一个人,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行为,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更何况他还要做首义都督,主持全局,公开发表演讲。

  

随着革命状况的不断好转,武汉三镇已被革命军控制,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于是,黎元洪的态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作为首义都督的他也不再不发一言了,这个变化开始的标志就是他剪掉长辫子。革命军的炮队击退了清政府的兵舰,黎元洪得知此消息之后就准备接受革命军的要求。他开口同革命党人说起话来。看守他的革命党虎着脸说:“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无数人,才换来今天的胜利,抬举你做都督。你多讨便宜呢!你再不下决心,蓄着长辫,我们就用手枪对付你。何况现在武汉三镇人人都剪辫子,你身为首义都督,就该身体力行,先剪掉辫子,以表示决心。”黎元洪此时也顺水推舟,见风使舵地说道:“你们说要剪辫子,我也早有此意,现在找个理发匠来,我剪去辫子就是了。”

  

革命党人请来了理发师,理发师问道:“都督剪去辫子,留多长头发?”黎元洪答道:“就剃个光头吧。”不到半小时的功夫,理发师便给黎理了个光头。这时,大家再看黎元洪,刚剪掉辫子的头圆圆秃秃的,宽厚的肩也是圆的,大肚子更是圆的,肥头大耳。众人打趣道:“都督好像个罗汉。”黎元洪笑着说:“像个活弥勒佛。”这话惹得众人哄堂大笑。黎元洪剪掉发辫后,吴兆麟还特地买回一挂鞭炮,表示庆贺。接着士兵们请剪掉长辫的黎元洪训话,黎元洪说道:“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是已下决心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黎元洪的一席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安民告示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黎元洪被推举为大都督,尽管他不情愿,不过,迫于各方压力,还是勉强答应下来。汤化龙、吴兆麟等人聚集在咨议局会议室里共同商议国号,最后,一致通过,确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开会期间黎元洪始终沉默不语,这又引起了革命军的强烈不满,最后,还是在吴兆麟等人的帮衬下,总算过了这关。

  

张振武逼着黎元洪在安民告示上签字,黎元洪不答应,张振武不理他,直接签了个“黎”字,命人拿出去给誊写发出了,黎元洪无可奈何。但是,发生的这一切让那些目睹了这一过程的革命党人,不禁对军政府的状况感到担忧。

  

布告张贴之后,武昌城内万人空巷,人头攒动,“首义都督黎元洪”的大名不胫而走,不但鼓舞士气,稳定民心,而且壮大了革命声威。当时有文献记载了这一情形:

  

“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发过布告,一些隐匿逃散的军官纷纷出来,表示愿意归附军政府,此后各省云集响应,特别是一些清朝大吏和清军高级将领也都附和革命,看来黎元洪做的这个“榜样”倒有一些效果。

  两面讨好

  

这里也要说说黎元洪的另一面,虽然黎元洪被寻获时,人正躲在床底下发抖,一副不济事的样子,但革命党人没有经验也不懂军事,只知道名义上也要一个“领导”,因此最后大家公推黎元洪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汉阳失守后,黄兴为任务失败而痛不欲生,黎元洪马上派人劝慰,并让黄兴迅速撤回武昌,逃离危险。一些革命党人对黄兴表示不满,强烈要求追究黄兴责任,这种怨愤的“民声”让黎元洪知道之后,黎元洪劝解说:“这件事,要责备,首先要责备我,因为是我任命黄先生为总司令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黄兴这两个字对革命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和号召力。如果现在我们因为汉阳失守而对黄先生作出不理智的行为,那么革命党内部团结的力量就有了分化,使独立各省灰心,敌人得知,就会气焰嚣张,这不是长了他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在黎元洪的安排下,黄兴顺利地离开武昌回到了上海。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党人的军事会议,发表了任职后的首次演说: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我鄂军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帜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前来归附……长江下游及云贵等省军队中之军官,多为鄂军出身,北洋军中,由吴禄贞统领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军界调升去的亦有五十余人,下级军官自不待言。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响应革命。因此,革命事业成功,绝无疑问。……”

  湖北三杰

  

黎元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从一个镇压革命党人的清朝官吏,一变而为民国政府的首位都督,日后还因此莫名其妙地当了副总统,乃至于大总统。民国时期的北京还有“湖北三杰”的说法。其一就是黎元洪,做了总统又做副总统,人称官界中第一人;其二为谭鑫培,老生,人称伶界中第一人;其三为小阿凤,人称花界中第一人。

  

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封建军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一些错事和坏事,但我们不能把他等同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那样的封建军阀,还是应该肯定他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的历史功绩。

  

挑瓦革命

  

武昌起义的炮火打响,革命形势迅速向全国蔓延,清王朝大势已去。此时有一个江苏巡抚叫程德全的,居然爬上巡抚衙门的房顶,用竹竿挑下几片瓦,然后跑到房间赶快脱掉清朝的官服,再把巡抚衙门换上军政府的招牌,宣布自己也“革命”了,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党!很多大官僚、大地主眼看清朝封建统治的大厦要土崩瓦解,纷纷随风转舵,附和革命。

   革命一起,满清的遗老遗少们纷纷逃亡,租界附近的房价也因此骤升不落。有好事者书一联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头发也大有文章

  

说起头发,《韩非子》中说:“古者披发文身。”后来满洲入主中原的时候,辫子成了是否效忠大清皇帝的象征,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厉威胁下,人们莫敢不从,这就留下了蓄辫的习俗。1645年,顺治皇帝发令“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官员不得递奏论剃发之事,否则“杀无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在当时广为流传着一副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剃了发,只留头顶的一撮,然后蓄辫子,而这条长长的辫子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梳了三百多年。在当时很多外国人的眼里,民国的中国人是很奇特的,男人脑后拖着一根油腻腻的长长的发辫。男人的发辫和女人被裹得畸形的脚,成为当时最令人费解的标志。

  

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辫子这种陋习也被终结。武昌起义之后,剪辫子被看成是一些革命者与清王朝决裂的第一步。孙中山在1895年开始投身共和革命的时候就剪掉发辫并且改变服饰。1903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也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还照相留念,并题了一首忧国忧民的诗。黎元洪剪辫子的事情早已被传为笑谈。康有为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主张。康有为极力主张剪辫,并且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还举出了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的例子。他请求光绪皇帝在变法之前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实施变革。

  溥仪听庄士敦说辫子没有好处,于是就想把辫子剪掉,旁人一听皇帝要剪辫子,都吓得不敢出声,妃子和宫里的师傅们苦苦相劝,但是溥仪还是亲自动手把辫子剪掉了,后来还请了理发师给自己理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学生头”。

  应该说最为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是在1912年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专门发出二十九号公告,号令民众一律剪辫之后开始的。那时候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自起义始,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的告示。

  

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剪去发辫,并且劝告和动员他人剪辫。也有一部分墨守成规迂腐不堪的遗老遗少视发辫为性命,唯恐剪去了会身遭不测。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些人主动去剪辫子,一些人被迫被剪辫子,一些人躲藏起来,这场剪辫子运动在当时闹得轰轰烈烈。

  

当时有一个叫樊樊山的名士,辛亥革命之后的年轻人总是喜欢穿洋装,而樊樊山依然穿着大长袍子,就有人问他现在怎么还穿着满洲服呢,樊樊山反问道:“那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对方回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啊。”樊樊山说:“我这也是外国服啊。”

  

那时候很多人在大街上游行,游行队里的人都扛着扫帚和扫把。这个意思就是扫除遗风旧习,而这个旧习就是女孩子从小缠足,直到双足畸形,男孩子留辫子。游行的人边走边喊,说以后不给女孩子缠足了,男人也不要在蓄辫子了,因为辫子毫无用处。

  

一时间,失去辫子的中国人还有点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帽子开始时兴起来了。久负盛名的盛锡福帽店就创建于1912年。当时盛锡福不分昼夜地大量赶制帽子却仍然供不应求,社会风俗的变化之快,革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时局的剧烈动荡,使大街小巷还出现了不少新奇的“景致”。商家把挂在道路两旁的招牌布幌中的“满”字改成了“新”字,如“满汉全席”、“满汉茶食”改成了“新汉全席”、“新汉茶食”。

  

剪辫子大军的运动盛况空前,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滥竽充数,在街上看到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哄而上。有的趁机敲诈勒索,有的浑水摸鱼。而在公共租界的茶馆店里,设了一个义务剪发会,还有富商自掏腰包,鼓励市民前来剪辫——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非但分文不收,还奉送大肉面一碗,这样来剪辫子的人摩肩接踵,整个茶馆门前熙熙攘攘。到此,这条辫子终于被剪掉了。

  艰难的起步

  

在上海市郊一幢西式小楼的书房里,几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满腔热血,意气风发。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中,腐败的清廷政府,对内残暴镇压民众,对外丧权辱国。他们一致认为,要走出自己的救国道路,必须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权。于是他们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起义,失败过,牺牲过,甚至被人讥讽唾弃过,但是一直保留在他们心中的就是那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后来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流芳百世,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文、陆皓东、王韬、宋耀如等等。

  

由于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相继失败,孙文被迫流亡海外,矢志不移的他继续组建革命政党,徐图再举。他四处奔波筹款。先到纽约、旧金山,后到了加拿大,筹措革命的活动经费。他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事迹广传海外。当时还在美国读书的宋庆龄,四处搜集报道孙文的报道,对孙文满心敬佩。

   当国内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首义告捷的时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当时还远在美洲,没有亲自领导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前,孙文曾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密电,但是当时密电被搁置在行李中,没有及时阅读。几天之后孙文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这是才检出密电的密码,译出黄兴电文:“新军有动,请急汇款应急。”孙文本因筹款不够,而回复电文“勿动”,但是当时天色已晚,电文没有发出去。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正在吃饭,不经意间看到一份报纸,上面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般震撼,他自己马上购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武昌已经被革命党占领,欣喜若狂。他立刻奔走美、英、法各国,开展活动,希望等到列强的支援。在国内再三致电催促下,他从法国乘船回国。抵达上海后,于1912年1月1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算是一个廉洁政府,总统府就设在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处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小楼内居住。正值百废待兴的时刻,政府的财政很紧张,临时政府中上至总统,下至职员都没有多少薪水,只有食宿由政府提供。

  顶天立地奇男子

  

孙中山的才华横溢从下面的故事可见一斑。早年,孙中山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很想见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是请人递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片。门卫随即将名片呈上,但是张之洞一瞧名片上的文字就很不高兴,问门卫来者是何人。门卫回答说是一个儒生。张之洞令人拿来纸笔写了一行字,又叫门卫交给孙中山。孙中山拿到纸一看,上面写着:“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很显然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上联,同时也要考考孙中山的“墨水”,看看他能不能对出下联。孙中山只是微微一笑,很快想出了下联,挥笔而就,又请门卫呈给了张之洞。只见上面写着:“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看这几个字,不觉暗暗吃惊,此人不能小视,于是忙命门卫打开大门,并且亲自迎接。

  

孙中山作七言绝句《咏志》:“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这首诗曾经作为革命组织的口号和革命人士的联络语,在当时又被人们称作革命歌、起义歌。浅显易懂的口语化风格使此诗极具鼓动性。其中“红羊”一句是有典故的。南宋理宗时,有一位算命先生让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年,国家就会有祸患发生。这些时间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正是生肖上的羊,于是就有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的灾难,后被人称为“红羊劫”。宋人最惨痛的记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丙午年,当时所谓的十年浩劫也始于丙午年。不过在这首诗里,孙中山却是反其意而用之,以“红羊”谐音太平天国领袖“洪”和“杨”,并且宣称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满清的劫运也到来了。

  

孙中山一生几无长物,但是酷爱读书。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几个中国的留学生看他生活艰苦,吃饭的钱都不够用,几个学生凑了几十英镑送给孙中山用来补贴生活。几天之后,这几个留学生又一起去看孙中山。学生们来到宿舍门口,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答应。“别再敲了,大概今天先生出去了。我们下次再来吧。”一个女学生说。几个学生正要回去。“等一下儿,我来敲一次试试。”一个男同学说着就用力敲了几下门,孙中山出来开门,并且感到很不好意思地说:“请大家原谅,我正在看书,才听见有人敲门。快请进!”学生们走进孙中山的宿舍,只见地上、床上、桌子上都堆满了新书。学生们在心里一算,买这些书大概需要好几十英镑。就问孙中山:“你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为什么还要买书呢?”孙中山微笑地答道:“这些书都是用你们送给我的钱买的,我还剩下十英镑呢!”学生们忙说:“你应该多买一些吃的,不要这样把身体搞坏了。”孙中山笑着说:“我觉得买书比吃饭重要,而且营养丰富。”

  

这里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次犬养毅等一批朋友请孙中山赴宴,以叙友情。犬养毅对孙中山说:“我是很敬佩你的,但我想问你,你最喜欢什么呢?”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革命!”犬养毅说:“你是革命家,你热爱革命,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除了革命之外,你最喜欢什么呢?”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儿,微笑着回答:“Woman(女人)。”犬养毅拍手赞道:“很好。还有呢?”孙中山回答:“Book(书)。”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革命需要制定一面旗帜,在广州起义前,孙中山的好友陆皓东制作了青天白日旗,后来,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加上红底色,成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由他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中,都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但是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没有得到革命党人的一致赞同,黄兴就反对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未来的中国国旗,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类似日本太阳旗,黄兴还自己设计制作了一面象征古代中国的井田制度的“井”字旗。二人各执己见,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度为此事而不和。

  

武昌起义成功后,急需制定国旗,当时的革命党人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国旗,主要的有十八星旗和五色旗。十八星旗象征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而五色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意思,故最后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武昌起义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等他回到国内,国旗已定,他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咸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漠漠东南云万叠,铁鞭叱咤厉天风。”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中山接触外国教育早,不受传统儒学束缚才敢于以此自称,台湾的很多历史教料书亦采用此说。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对手给孙中山的外号,有人说是袁世凯所取,系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中山言辞夸大却不实在。这只是对手揶揄的说法,孙中山等人的行动掀起了一场革命的惊涛骇浪,是值得肯定的。

   前往南京就任前,孙中山曾在上海火车站,对各界人士发表讲话,在讲话的最后,他说出那句最著名的论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同心扑满,当面算清

  

黄兴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个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肩膀宽阔,体格强健,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被法国人称作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在罗家伦看来,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更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读书人。黄兴是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豪杰之士。

  

1904年初春的一个风雪夜,黄兴与刘揆一等人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时起事,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城外由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向长沙进军。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同时相约湖北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先占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长沙起义计划商定后,满怀革命豪情的黄兴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

  

黄兴在长沙和武昌的书院读过书,后赴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学习西方的革命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并受到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先驱的影响,赞成用革命手段,打倒清王朝,建立新的中国的做法。当时,沙皇俄国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被沙皇俄国强占去的。沙俄的蛮横行径引起全国人民的抗俄怒火,黄兴与陈天华等留日学生组织拒俄队伍。

  

在上海,黄兴遇到同样刚从日本回国的湖南老乡胡之倓。胡之倓是长沙明德学堂校长,那时正在上海招聘教员。黄兴就应胡之倓的邀请,到明德学堂做教员,白天教书,晚上从事反清活动。后来,黄兴借过三十岁生日为名,办了两桌酒席,邀请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二十多名革命同志聚会,商量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华兴会以办矿业作掩护,对外称华兴公司,并且用“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两句话作为公司,也就是华兴会的宗旨。“扑满”本是存钱罐,存满了就打破。“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中的扑满、算清是推翻清王朝的意思,黄兴他们把扑满、算清巧妙地用作反抗清王朝的口号。

  

华兴会没有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过任何正式的纲领、章程,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他们的口号。黄兴在华兴会成立后便积极着手筹划武装起义。他主张联络各界反清力量,首先夺取长沙,光复湖南,然后争取各省响应,再向清王朝老巢北京进军,这就是先占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

  

黄兴派人分别到各省和长沙的各界联络,迅速积聚革命力量。主要联络清军里的新军和哥老会。哥老会是民间的秘密组织,打出“反清扶明”的旗帜,具有一定的革命力量和气势。当时哥老会的首领叫马福益。黄兴想联络哥老会,就派华兴会会员带着亲笔信,去见马福益。马福益还不懂革命,也不知道黄兴是何方神圣,对华兴会的“邀请”反应冷淡。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看出马福益犹豫不决,不肯接受“邀请”,刘道一眼看完不成联络任务回去无法交待,就问马福益:“马大哥,我们听说您是个人物,于是登门拜望。现在小弟有个问题要请教。”马福益说:“请问。”刘道一说:“大哥是打算按照哥老会宗旨反清扶明呢,还是准备接受招安,作清王朝的爪牙?”马福益这时才明白华兴会发出“邀请”的含义,随即表示同意与华兴会合作。事后黄兴决定亲自去会晤马福益。随后华兴会又与新军联络,新军答应参加起义。黄兴决定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起义。

这一天,被清王朝定为“万寿节”,要隆重庆祝,所有湖南的文武大员都要到长沙皇殿行礼拜寿。计划在这里预先埋下炸弹,打算引爆炸弹,炸死文武百官,顺利夺取长沙的各处要地,取得起义的成功。但是,由于华兴会组织不严密,纪律性很差,许多活动都处于半公开状态,民间组成的哥老会成员更缺乏斗争素质,因此起义的计划被泄露出去。在得知黄兴等人要在“万寿节”起事的消息后,长沙财主王先谦迫不及待地向湖南巡抚衙门报告,衙门立即派人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马福益被迫逃往广西,华兴会和哥老会的不少成员被逮捕。10月24日早晨,黄兴刚出家门,就碰上衙门派来抓他的捕头。捕头不认识黄兴,就叫着黄兴的本名问:“你是黄轸吗?”黄兴听到捕头发问就知道计划泄露,起事失败了,此时黄兴机敏地答道:“我也是来拜访黄轸的。听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正要去找他。”捕头信以为真就跟着黄兴去明德学堂去抓人。到了明德学堂门口,黄兴下轿对捕头说:“你们稍等,我去叫黄轸出来。”黄兴一进学堂,就从侧边小门溜出,躲到朋友家里。又转移到牧师黄吉亭的教堂里。后来他化装成海关关员,逃出长沙,转道武汉,辗转到了上海。

  

长沙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反清力量有所损失,但华兴会的成员多数逃脱了清王朝的魔掌,保存了力量。这次行动动员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在黄兴的鼓励下,华兴会的很多成员,与他一起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携手革命,壮大了革命的力量。而黄兴也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亲密盟友。1909年陶成章等再次掀起倒孙风潮。黄兴竭力为孙中山辩解,坚决维护孙的领导地位。次年黄兴参加孙中山主持的秘密会议,商定集中全党力量,在广州再次起义。4月27日爆发了黄花岗起义,黄兴亲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署,右手受伤,潜往香港养伤。武昌起义后黄兴乔装赴鄂,指挥汉口汉阳保卫战,苦战近一月,促使各省次第光复。汉阳失守,辞职赴沪,被光复各省代表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得悉孙中山回国,推辞赴宁组织临时政府。

  

黄兴去世后,有点头脸的人物都送来了挽联。章太炎“章疯子”的那幅挽联上书:“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在他生前,有一次章太炎在东京发现孙中山私自接受华侨捐款,大为恼怒,声言要和孙决裂,拥戴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费了很多口舌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最终说服了章太炎。孙中山后来很感激黄兴。但还是这位黄兴,在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反袁时,拒绝向孙表示个人效忠以重新入党。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而非对个人的忠诚,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谁人能够做到呢?

  第二章 蟒缠身:你方唱罢我登场

  

袁世凯倒行逆施做洪宪皇帝时,有人在北京街头贴着一幅对联,上联只有“袁世凯”三字;下联“中国人民”四字。这付对联的意思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幅“最不相对”的对联。提起袁世凯,许多人会想起“窃国大盗”四个字。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举国上下讨袁的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而在他的身后似乎也留下了千古骂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认为: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双方是有协议的,也是自愿的,因此谈不上是袁世凯窃国。但袁世凯后来违背了原来的誓言“以后有帝制为之者,天下共诛之”,袁世凯想做皇帝,这他就是窃国了,于是“天下共诛之”。至于说到袁世凯有才能,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也就不能当上大总统了。

  历史学家袁伟时认为,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其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宣布从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在经济领域,詹天佑修筑的京张铁路一直被国人传颂着,但人们并不了解修筑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以及用中国工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方面,都是袁世凯的功劳。

  

乱世民国风起云涌,政事纷繁复杂,军阀辈出,这些人就像戏剧台上的人物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小站风云

  

在天津市南区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水网密集,稻谷飘香,鱼肥蟹美,而且地域辽阔,交通方便,人称“天津小江南”。这个地区人口不多,地理位置极佳,东临渤海,居大沽海防要塞通往天津的中间,距北京也不过几百里,因此成为了天津有名的南大门。

  

这里就是天津小站,说到这个名字,恐怕了解近代史的人无人不知晓,它的名气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许多军事将领,其中一位就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军阀之父——袁世凯。

  

解放前陈伯达所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使袁世凯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更为人所唾骂。在此之后,对于袁世凯的评论常常冠以“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称谓。

  

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那么,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个曹操、刘裕式的人物,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枭雄;也有人说把他和曹操、刘裕相提并论有点过了,他只能算是一个富于谋略的政治家,在天津小站开始了他的发迹史。

  

小站不仅是袁世凯凸显野心的发源地,更是他从此平步青云的转折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淮军全军覆没,清廷的惨败使清政府的当政者深深地感受到旧式军队的落后。这时的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建立新式军队。于是清廷在小站收拾残部,聘用德国教练,编练定武军。后定武军改由袁世凯统带,袁凭借自己起草的“对西洋军事训练方案”赢得了这个训练新军队的职位,假借“民族之大义”,打着“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投机钻营,获准在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趁机增募兵力,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奠基工程。在清政府专制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使北洋军阀发展很快,袁世凯个人地位和权势也随着他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而迅猛扩大,在短短6年时间里,成为权倾中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首脑人物。

  

袁世凯治军严谨,清军的一个军官违犯军规,袁世凯按军纪要将其处以极刑。军队首领吴长庆闻知后,亲至袁住处说情。吴怕袁不给自己面子,就坐着不走。袁世凯请吴翻阅案上的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他一回来,便向吴长官负荆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失为领军人物,事已至此,不仅没有责怪袁世凯反而大笑着夸赞道:“在军队执法就应该这个样!”这事过后,吴长庆就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你们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犯法触事,就怕我饶了你们,袁世凯也不会饶你们。”

  

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他知道靠自己一个人训练士兵,没有帮手行不通,需要找一些服从指挥又忠诚可靠的人。于是请来自己的拜把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袁世凯早年读书时认识的秀才,在徐世昌进京赶考时,袁世凯赠送给他盘缠。此时的徐世昌已经飞黄腾达,作翰林院编修,但是他已经看出来文官的前途叵测,只有武官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于是报袁世凯当年之恩,他放弃了翰林院的官位来到小站。袁世凯封给徐世昌一个头衔,相当于自己的参谋长。徐世昌虽是文官出身,但是他足智多谋,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袁世凯还请来了在朝鲜认识的唐绍仪做军中文案。

  

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冯国璋毕业后留校,但他不甘于位,甲午战争之后,他了解了日本军事情况,懂得新军事,袁世凯得到了冯国璋的帮助,愈加如鱼得水。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到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袁世凯对于自己手下的人除了恩宠、威压之外,贯穿始终的还是权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骨干力量,“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这个说法的最初来历,据说是一次德国教官在阅操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时的情景,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人们又以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曾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练兵主要就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子。”这就是他的练兵秘诀,不禁使人毛骨悚然。一次,袁世凯巡营的时候发现一个军官正在偷偷地吸食鸦片。袁世凯二话不说,就抽出了明晃晃的腰刀,这个军官吓得浑身发抖,把烟枪扔在地上,扑到在袁世凯的身前,连连求饶,但是袁世凯毫不犹豫,亲自处决了他。因为他规定官兵不许吸鸦片,袁治军严明可窥一斑。

  拾簪将军

  

素有知兵之誉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成绩显著昭彰,袁世凯手下的人更懂得审时度势。慈禧以巡视之名到了天津,在袁世凯的陪同下来到小站。袁世凯命令新军全部到操场上列队站好,等待慈禧观阵检阅。慈禧由太监搀扶,袁世凯尾随其后,绕场一周。

  

检阅时,慈禧头上的宝簪掉在地上。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谁也不敢去拣,因为掉簪是不吉祥之兆,所以要是拣了怕扫了慈禧的兴,人头难保。这时,有个叫孟恩远的士兵看到了顺手就拣了起来。

  

看过士兵操练,慈禧要休息,这时孟恩远三步并做二步跑上前去,双手捧簪跪在慈禧脚下。慈禧先是一愣,刚要发话,只听孟恩远禀道:“凤簪落地,重返佛山。”

  

慈禧爱听人们称她“老佛爷”,听了孟恩远的这番乖巧的说话,不但没有因为掉簪影响兴致,反而越发高兴起来就问袁世凯:“刚才这捧簪的是谁?”袁世凯如实回答。慈禧说:“如今新军连一个队官都如此精明,足见袁大人练兵有方了。”在慈禧返回北京之前对袁世凯说:“那个姓孟的以后可以做点大事。”袁世凯见孟恩远受到慈禧赏识,又为自己赚足了面子。于是马上提升孟恩远。在袁世凯死后,孟恩远左右逢源,先后被段祺瑞任命为将军府将军、将军府惠威上将军。

   那些知道孟恩远底细的人,无不称其为“拾簪将军”。审时度势的孟恩远就因为一句“凤簪落地,重返佛山”由一个无名小卒变成统帅千军的将军。

  休把当兵自看轻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笼络人心,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严禁旧军队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都十分了解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他自然也应在雨中。如此鼓舞军心,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军。

   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其中《劝兵歌》简单易懂,琅琅上口。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的练兵成果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练兵时,袁世凯十分注意笼络部下誓死效忠自己,他特地派人在士兵吃饭前高喊:“谁给我们饭吃?是袁宫保。”袁宫保是对袁世凯的尊称。所以,这些士兵只知道效忠袁世凯,不知道效忠清王朝。

  

袁世凯靠的正是一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两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后来人称“北洋军”的新建陆军。那时,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却表现出了卓而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机警的处世手段。

  大丈夫志在四方

  

袁世凯是出身于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地认为想做官就得过科举,用读书这块“敲门砖”敲开官运亨通的大门,但是两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功名失意,以致怒火中烧,把所有诗文付之一炬,没考到功名的他不安于乡,立志自勉道:“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误岁月?”

  

终于,他带着几十个人跑到山东登州府,在一位叫吴长庆的首领的手下当了兵。吴统领并未重用他,于是,袁世凯大为不满地对战友说:“我家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战争迟早必起,若战败求和,列强必将群起而瓜分中国。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我以为亟需人才投军到此,不料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慨。”这一番慷慨陈词传到了吴长庆的耳朵里,于是提拔重用袁世凯。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脱身回国,这才避免了葬身战场的命运。后投身官宦门下,四处钻营。

  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会见李鸿章的时候曾说:“袁世凯这样的人物,竟然任下层军官,难怪没有人才可用。”因伊藤博文的这句话,袁世凯名声鹊起,成为当时报纸上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也借此机缘交接权贵。

  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地位的一代权监李莲英赖慈禧太后宠信,与袁世凯互相勾结,借以大发横财,袁世凯借机向上爬,大肆贿赂内应李莲英,最多的一次竟贿赂了白银二十万两。后被提拔到小站编练新军。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淮军作为李鸿章的军队,自然受到李鸿章的格外重视,袁世凯正是看准这点,积极投靠李鸿章,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袁世凯言必称“李北洋”、“李中堂”,甚至越级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汇报。

  

资望极高的李鸿章很是赏识袁世凯,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豪杰,“袁世凯”这三字,更是掷地有声。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管了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多人,又新募得二千五百余人,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并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训练起了这支国内最现代化的军队。后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创建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练兵数载,终使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卓然出世,“北洋”这个后来独霸中央政权十余载的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此走上历史舞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大展身手的机会也来了。当起义的枪声传到北京时,清王朝万分惊恐。他们决定出兵讨伐革命军,但是又不知道要派什么军,遣什么将。这时革命形势如迅雷闪电般地展开,各省的革命党人都纷纷发动起义响应,全国各地到处都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多见风使舵,转向革命,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长。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与革命军公开抗衡。在大革命风暴的荡涤和冲击下,清王朝这艘腐朽的大船正在迅速下沉。

  

由于大多数南方新军倒向革命,清政府把绞杀革命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有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的身上。奕匡以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政府卖命。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帝国主义者深感恐慌。因为他们看到了清政府没有镇压革命的能力。英国公使不断向其外交大臣发出电报,报告起义的情况,电报中的语气十分慌张。俄国公使哀叹清政府“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人心”。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信中说:“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这是国内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清王朝只能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指挥北洋军镇压革命军。

  “皇帝梦”

  

民国初年,有一份销售量很大的报纸叫《顺天时报》,袁世凯平时只看此报,以便了解时事和社会舆论。这时的袁世凯还未称帝,但是他的儿子袁克定似乎更心急,更迫切地想做上太子之位。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袁克定自己出钱购买整套报纸印刷设备,印制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以惑视听,为了让袁世凯以为时机成熟,这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还有许多劝袁尽早举行朝贺仪式的言论。袁世凯一直相信《顺天时报》的言论,而此前韩诚匆匆忙忙赶来京城,诚惶诚恐地向袁世凯报告祖坟也有红光,形同火炬,坟旁还长有状似蟠龙的紫藤树。更加坚定了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而且袁世凯身边的人也顺应总统的心思,筹备称帝事宜。

  

癞蛤蟆和袁世凯的附会传说在北方流传很广。民间流传在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蛤蟆结队朝王的怪事。据说袁世凯习惯午睡,每日午睡之后喜爱喝茶,有一次给他端茶捶腿的侍卫不小心打破了袁世凯常用的茶杯。这下侍卫自知闯祸不小,吓得痛哭不已,袁世凯的一位姨太太见到侍卫这样惶恐不堪,便动了恻隐之心,教他怎样交待。袁世凯醒后大怒,侍卫便按照之前姨太太交待的那样应付道:“小的知错,求大人开恩,只因小的进来看到床上躺的不是大人。”袁世凯忙问:“那是什么?”“是一条金龙,”侍卫说:“小的看得清楚,吓了一跳,才失手打破了茶杯。”

袁世凯听了哈哈大笑,不但没罚,还赏了这个侍卫一些大洋,并且嘱咐说:“在外面不得乱说。”而袁世凯更以为自己是九五之尊,应该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并且决定废除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并赶制御座,龙袍金印等物,紧锣密鼓地筹办自己的登基大典。

  

当时的工商部长张謇倾向共和,武昌起义后他剪掉辫子寄回老家说:“此一生之大纪念也。”张謇听说袁世凯要密谋称帝,气愤异常,于是质问袁世凯,袁世凯掩饰道:“如果民国决定以帝制为国体,那么有资格当皇帝的人,首先就是溥仪,其次应该轮到孔子的后裔,若是要搜寻朱明皇朝的后裔,那么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将军朱瑞等都是合格的人选,何必一定要推举我呢?”张謇讽刺道:“那唱小生的朱素云也有做皇帝的资格罗?”袁世凯听出讥讽之意,数日不快。

  

袁世凯一方面与清廷达成协议,一方面则操作“参政院”举行投票,宣扬君主立宪,策动请愿闹剧。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抚使,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包,样样俱全。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尽快登基。袁世凯假意推辞“只好俯就民意”。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终日怕他人反对,甚至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喊元宵,他也心生不快,认为元宵和“袁消”同音不吉利,于是在元宵节前禁止百姓说“元宵”只能说“汤圆”或是“粉果”。可百姓没有买他的帐,元宵仍不绝于耳。

  

袁克定作假《顺天时报》的秘密是被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发现的。一天袁静雪在无意中发现街市上的《顺天时报》与父亲每天必读的《顺天时报》论调大为不同,就急忙查对内容,结果发现论调根本不同。就拿着两份《顺天时报》去给袁世凯看。袁世凯大吃一惊厉声问:“哪来的?”然后得知是“皇太子”袁克定一手操办的,袁世凯气愤至极把袁克定痛打一顿,并骂他“欺负误国”。而袁克定办的这份宫廷版《顺天时报》被称为“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

  

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成为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从而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气壮如牛,准备即皇帝位。遭到国人反对。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运动,当时有人做嘲讽袁世凯称帝的对联:帝非帝,王非王,丢人缺德;满不满,汉不汉,有共无和。还有讽刺“洪宪”的对联:洪水横流,淹没满汉蒙回藏;宪章文武,尽是公侯伯子男。

  据传袁世凯死前曾大喊“公度误我”,这里指的是杨度,杨度在袁世凯保荐之下成为朝中重臣,于是杨一直感激袁世凯,更是支持袁世凯一切主张。清朝灭亡之后,杨度审时度势成为君王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亲自任“筹安会”会长,为袁世凯准备登基大典。袁世凯曾给他题字赐匾,称赞杨为旷世逸才。

  洪宪帝制刚出台,就遭到了全国上下一片唾骂,杨度的好友“快刀手”梁启超更是写文章骂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妄图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杨度在给袁世凯的挽联中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大势已去的杨度一度失意学佛,后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共党员。他曾在上海拜谒孙中山,痛陈自己以往的过错,孙中山对他劝慰有加。为寻求真理改造自己,杨度成为《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的忠实拥护者,并主动与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密切交往。成为共产党员后,杨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全力为党从事革命工作。

  

当袁世凯打算称帝的时候,像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等几个大军阀对于袁世凯称帝的事都愤愤不平,但是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发出了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但是消息败露,电文被袁世凯看到,这时袁世凯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袁世凯气恼成病,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便因病暴亡。当时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是双关语,指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陈树藩、汤芗铭等,结果迫于护国运动的压力,先后操戈向袁,真是“送命二陈汤”。

  洹上一钓翁

  

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而发兵南下,袁世凯所一手编练的北洋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北洋军只对袁世凯惟命是从,而这时的袁世凯因在朝中与满洲贵族斗争失败正“隐居”在河南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袁世凯出卖光绪帝,载沣怕自己大权旁落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一心想要杀死袁世凯,但是军机大臣不同意,怕北洋军造反,张之洞也不同意杀袁,张认为“现在时局动荡,皇帝年幼,不能轻易杀戮大臣而动摇国本。可否考虑将其逐出京城?”最后载沣让袁世凯回籍养疴。

  

在“回籍养疴”的洹上村,袁世凯表面上给人们一种遗忘世事的印象,每天逍遥自在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并在杂志上登载自己披蓑垂纶的照片,名曰“蓑笠垂钓图”。表面是这样,但实际上他韬光养晦,静待时机,每日与心腹通电,了解最新时事,向各方面都伸出触角,可谓运筹帷幄。同时,他牢牢地控制住北洋军,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武昌起义正好给了他这个机会。等到机会的袁世凯并不满足湖广总督的官职故意拖延说:“我脚上的的病还没有养好,等病情有所好转,就将立即上路。”清政府虽然知道袁世凯靠着北洋军作本钱,与清廷讨价还价,但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让步,于是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管制全国海陆军。

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袁世凯终于当上大总统,登上了他权利生涯的顶峰。因对义和团的镇压,袁世凯成为了朝中新宠,同时妥善应对八国联军为清政府排忧解难,使那些住在紫禁城里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所以赢得了这些人的完全信任。朝廷上下无人不对袁世凯另眼相看。在李鸿章的述职报告中,有一段文字就是对袁世凯的评价,说:“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居功甚伟”。春风得意的袁世凯,因得李鸿章的积极举荐和重用。加之他既熟悉洋务,又能够博得洋人的信赖,为人又很有魄力,尤其是慈禧对其镇压起义一事极为赞赏,认为袁世凯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栋梁之材,况且又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属于淮系集团。于是给袁世凯加官进爵。

  

在李鸿章天年即尽的时候,慈禧问谁能接他的班,他指定了袁世凯,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于是西太后就下令提拔袁世凯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并加封为太子少保。这时袁世凯急忙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并用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就这样袁世凯逐步走向了清政府政坛的前台,并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一跃成为晚清一时无二、举足轻重的政坛人物。

   袁世凯不但完全控制着北洋集团十万大军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而且他自己还身兼八大臣的特别地位。朝中大臣早已见风转舵“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听”了。

  

在各方面的压迫下,革命党人最终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答应共和的条件下,将政权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发表通电声明:“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清帝退位是形势所迫,这样没有人敢反对。溥仪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就表示“赞成共和”,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临时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博仪,在养心殿举行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隆裕太后悲痛欲绝地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是袁世凯亲自加进去的。这样一来,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致电给袁世凯,袁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就这样袁世凯一边口称“德鲜力薄,实难堪此重任,只好勉强从命”,一边暗室操作,控制局面。当晚,袁世凯剪掉了辫子,拥护共和,表示与清王朝一刀两断。  

   袁世凯剪掉了辫子一事成为北京轰动街头巷尾的新闻,之前袁世凯一直没剪掉辫子,直到孙中山亲自致电“民国大定,选举的人”,这样才肯剪掉辫子。

   当时,北京有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这样评价渔翁得利的袁世凯: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经过十六年艰苦斗争,以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狡诈、两面三刀的袁世凯窃篡了。民国时,议会投票选袁世凯为总统,因有记者拍照,所用镁光灯发强光,轰然作响,议员以为炸弹,惊惶失措,纷纷夺路逃命,一议员藏于桌下大喊曰:“我选举袁世凯。”

  

做了大总统的袁世凯为收买参议院议员,每次召集会议时,都会发给议员们一些“出席费”。有一次,辜鸿铭在散会时收到300块大洋的“出席费”,他很清楚这是袁世凯在有意拉拢他。于是拿着钱就跑向了“八大胡同”之一的北大胡同。那里多个妓院,辜鸿铭见妓院就进,见妓女就给钱,直到他把这300块大洋花光,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他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袁世凯的憎恶。

  萍水相逢成一梦

  

袁世凯正式登上中华民国的历史舞台,从此袁世凯在民国的历史上倒行逆施,变乱纷纷。在所有或高风亮节或投机取巧的面孔中,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就是蔡锷将军,蔡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袁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在梁启超写给蔡锷的挽联中可以说是概括了蔡锷的一生: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李敖编著的《拆穿蒋介石》的序言中有:“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

“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

   陶菊隐《政海轶闻》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以争国民人格”的蔡锷因为反对袁世凯而名垂史册,但他和袁世凯的关系却是微妙的,值得我们研究和探寻。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据梁启超说,蔡锷东渡日本学习,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后来袁世凯背叛民国,蔡锷断然不会反袁。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退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蔡锷曾称袁世凯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说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

  

后来袁世凯履次倒行逆施,造成了蔡锷对袁世凯的不满和反抗。护法运动就是蔡锷反袁的开始。1912年1月26日蔡锷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鲜明地指出民国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而袁世凯妄图通过所谓的“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蔡锷认为“袁之狡谋”

“懈我军心”,“惟有简率精兵,期共戮力中原”很快蔡锷发布了《北伐誓师词》,直呼袁世凯为“袁贼”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直入湖南。

  

宋教仁被暗杀后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而是主张宋案由法庭裁决,严禁武力干涉,蔡锷认为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蔡锷致电革命党人一致反对战争,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应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后袁世凯称帝,在《讨袁檄文》蔡锷里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世凯第七大罪。

  蔡锷始终是反对内战的,他认为“二次革命”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等到袁世凯把民国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残酷镇压了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并且对帝位虎视眈眈的时候,蔡锷才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

  

袁世凯曾经认为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于是袁世凯在1913年10月发大总统令招蔡锷进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动身进京。本来袁世凯对蔡锷是“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但是袁世凯疑心极重,认为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所以不能让蔡锷拥兵在外,招蔡锷进京的做法等于是“槛虎于柙”。

  

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一步步扩张,蔡锷为消除袁世凯对自己的警戒心理,用了一招韬光养晦的方法。这里要提到与蔡锷互称知己的民国名妓小凤仙。在风云激荡的民国初年,北京的八大胡同是烟花娼妓云集之所,林立着酒家书场,秦楼楚馆。其中属云吉班与金祥班最为著名,而这两班又以云吉楼的小凤仙和金祥楼的良玉楼名满京城。来云吉楼和良玉楼的嫖客,多半是达官贵人、巨贾豪绅。袁世凯安排小凤仙和良玉楼接触外省来京的要员,尤其是掌握兵权的将军,要将他们留在北京,等到袁世凯黄袍加身才能放走,以防他们回去反袁。

  

袁世凯迫使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尹昌衡进京,两人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同学,合办过广西陆军学堂,交情甚笃。蔡尹两人到了北京,形同软禁。“三太子”袁克文常陪同他们到八大胡同逛妓院,让小凤仙结交蔡锷,良玉楼结交尹昌衡,妄图使他们在石榴裙下丧失斗志,倒戈投诚。

  

开始蔡锷以“狎妓”麻痹袁世凯,每日饮酒看花,沉迷于八大胡同的风花雪月中迷惑袁的耳目,这样做一方面使袁世凯渐渐地不再把蔡锷当作大敌,一方面等待云南起义条件成熟。在8月举行的将军联名支持帝制时表示极力支持,使袁对他更加深信不疑。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时,他坦然回答“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而反袁呼声强烈,梁启超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蔡锷来到北京时,虽是锦衣玉食处于袁世凯的樊笼之中,他是怎样脱离的呢?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唱了出“挂印封金,辞曹挑袍”的一出好戏,逃回云南反袁队伍中去了。在许姬传老先生著作中有关于小凤仙的记载,1951年,梅兰芳剧团到沈阳演出时,收到一封来信,发信人的署名是张洗非,要求与梅氏会见。梅约小凤仙作了一次长谈,其中包括蔡锷潜离北京的经过。小凤仙是十四、五岁时,从上海到北京陕西巷云吉班,认识了蔡锷。蔡锷每到云吉班去,常有人监视他。但是,小凤仙认为蔡锷为人正派,不像一般官僚政客,因而感情极为融洽。蔡对小凤仙也视为知已,逐步向她述说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及其为患国家的道理,并要她设法帮助从吉班脱身离京。

  

小凤仙遂选择了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生日的一天,安排蔡氏在房中饮酒,把窗纱去掉,拉开窗帘,使监视蔡氏的人可洞观室内。大衣皮帽也挂在衣架上。待到开向天津的火车将要启程,蔡氏不取衣帽,假装去洗手间,趁院中人多杂乱之际,离开云吉班,直奔火车站。此时,仆人把窗帘放下,监视蔡氏的人以为他如厕即会归来,也看不见室内情况,并未介意。蔡锷到火车站后,立即用其老师梁启超事先命人代购的火车票,登车到天津住进日本医院。此后,龙归沧海,终于在云南举起反袁义旗。蔡锷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蔡锷暗地里逃离北京,远走高飞,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袁世凯的迫害。袁世凯大怒,下令将小凤仙投入北京监狱,追查蔡锷在京余党。袁世凯见尹昌衡不公开表态,便把他也关进陆军监狱,软禁在一幢小洋房里。同时严密监视四川会馆与金祥班,向良玉楼要尹的材料,追查尹的在京同伙。当时全中国的报刊都登载了蔡锷回云南起义、尹昌衡在北京被软禁的消息。在狱中,尹昌衡宣布绝食。尹都督坐牢绝食,总统府慌了手脚,放,怕他密谋捣乱,杀,又怕全国舆论对登基大典不利。只好派袁克文到八大胡同去请良玉楼劝他进食,出面解围。良玉楼入狱后,尹都督才肯喝酒吃饭,不再绝食,陆军监狱破天荒地准许探监留宿,批准“囚犯”与“娼妓”牢内同居,尽夜长谈。民国元勋与京师名妓被关押在陆军监狱的白虎大堂,美人救英雄一时间被传为美谈。

  

护国运动开始,护国军的攻势势如破竹,袁世凯势穷力孤,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而此时的袁世凯身边没有可靠人手,不少亲信纷纷离去,没有人为他主持征伐护国军,本来袁世凯想起用被他打入冷宫的段祺瑞,可段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冯国璋也装病不肯出来,张勋借口局势紧张,自己兵力不够。袁世凯曾派手下与蔡锷私下商讨使蔡锷退兵,但是被蔡锷坚决回绝。

  

不久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蔡锷虽然反对袁世凯续任大总统,但是蔡锷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他对袁世凯“多感知爱”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绝不“兼顾私情”。

   袁世凯死后,蔡锷发表了挽联:

   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

   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

   护国运动之后,蔡锷身体不适,到日本就医,此前蔡锷与其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

  

发动并领导了讨袁护国战争的蔡锷,其诗文了得,这也为他赢得了一代儒将的声名,和小凤仙的旧闻轶事,广为民间流传,妇孺皆知。可贵的是沦落风尘的小凤仙和良玉楼能够慧眼识英雄,演绎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传奇故事。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两人的一番真情:

   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

   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蔡锷逝世,孙中山挽蔡锷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梁启超痛失爱徒,也挽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然而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小凤仙的两副挽联:“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还有一幅是小凤仙找人代写的,“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半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当时有传闻说在北京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曾见小凤仙走入追悼会现场,而此后小凤仙即在京城消失,数十年再无消息。

  北京的莫里循

  

袁世凯曾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袁世凯恐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追逐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

  

意大利人莫理循本是报道中国政治军事实践的记者,因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道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保护外侨而声名大震,又以对日俄战争的推波助澜和准确预测而得到列强的认可,称他是中国问题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倾向改革的官员如袁世凯日渐表示亲近,从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转变为同情和宣传中国的观察家、实行家,受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邀请成为其政治顾问,在当时靠借债维持的新政府,莫理循的待遇之优是难以想到的。

  

1916年2月7日,莫理循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此时自负的袁世凯臆测“蔡锷有统治中国的野心”。对于袁世凯执迷不悟的想法,莫理循未加理睬并认为这是“愚蠢的问题”,可见莫理循作为记者的政治敏感性。

  

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关系密切,在袁世凯被罢官回乡时,莫理循在报道中表示不平,这使得袁世凯大为感激,并在新政府中重用莫理循。后来清王朝被迫起用袁世凯,莫理循通过《泰晤士报》成为新闻界的舆论导向,他宣称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而建立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非袁世凯莫属。同时,他游说革命党人和日本外交官,希望他们支持袁世凯为总统,并为袁定都北京出谋划策。《北京的莫理循》一书中记载。袁世凯在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亲自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莫理循表示,是他们二人帮助他成为总统。莫理循也因此极受袁赏识,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位政治顾问。

  

袁世凯对莫理循关怀备至。尤其表现在生活中,袁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莫理循而莫理循的长子生日,袁重礼道贺,莫的母亲和妹妹来华,袁亲自接待宴请,临行时赠送名贵衣料。这些举动令莫理循极为感动,但莫氏对袁世凯并不丧失原则地一味逢迎,相反,他常常讲些逆耳之言。莫理循说,他提出的意见并不高明,但至少对总统说了真话。

   莫理循对袁世凯提出过许多极有见地的建议,包括如何通过各项改革树立权威,以及对外宣传,甚至劝诫袁世凯不要取消孙中山建立铁路总公司。

  

最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作政治顾问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为,当数披露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莫理循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他通过端纳向《泰晤士报》泄露了《二十一条》的内容,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使日本有所顾忌,从而有所收敛。

  刺杀宋教仁

  

在民国时期的历史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宋教仁的惨案更让国民震惊和悲痛,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死引起举国上下强烈的震撼,也没有任何一个谋杀案像宋案一样,对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宋教仁的好友谭人凤说过:“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面对最具威胁力的政敌,袁世凯开始打算收为己用,在被拒绝之后就打算除之而后快。

  

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决定即刻赴京。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不测,但宋教仁坦言:“无妨,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也当全力赴之。”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友人陪同下来到上海车站,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了……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悲愤欲绝,撰联挽曰:“作民权保障,谁为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准备成立政府讨论政体,宋教仁坚决主张民选总统。但是孙中山声称,实行总统制,总统民选,总理由总统任命。在孙中山将全力交给袁世凯之前,为保革命成果一改初衷,实行内阁制。袁世凯为了笼络宋教仁,送给他名贵西服,并且尺寸拿捏得十分准确,可见袁的用心,后袁世凯送宋教仁一张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但是宋教仁油盐不进,让赵秉钧还给了袁世凯。由于宋教仁的一再拒绝,让受到宋政治上威胁的袁世凯动了杀机。1913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胜,宋教仁一路上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并在演讲中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于是掀起一场民主政治的风波,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为嫉恨并且意识到再不杀宋,自己的地位难保。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枪击,22日逝世。案发后,袁世凯假令“穷究主名”、“按法严办”。23日,上海英法租界扑房抓获凶手武士英及同谋应夔丞,并从应宅搜出多件确凿证据,证明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袁世凯,直接策划人是其爪牙赵秉钧和洪述祖,真相大白后全国激愤。连宋教仁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首汤化龙都这样激赞他:“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

  根据当时的报纸所载,宋教仁被刺,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地赶到医院问讯。两天后,他的噩耗传出,医院门前吊唁者络绎不绝。第二天灵柩移往湖南会馆,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莫不为之哀悼”,期间“风云变色,天地亦现阴忧之状。又忽作微雨,一时来会者,无不唏嘘感叹,谓为天泣。”

  

北京新闻界召开的哀悼宋渔父先生大会,有千数百人到场,其中还有日本、法国人。陈家鼎、程家柽、日本和法国的来宾等都发表了演说。统一党也召开追悼会。其他许多地方举行了追悼会。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宋教仁遇刺的噩耗,宋案的各种情况和举国上下的哀悼。不同政见的人异口同声,一致称宋教仁为大政治家,对他的被刺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

  

宋死后,上海法院曾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传票,传他到庭作证。黄兴、陈其美以宋的朋友的身份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果拿获正凶,他们准备赏银一万元,作为酬劳。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各自发出悬赏,赏格一样,都是抓住凶手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因此拿获的,赏洋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发出了悬赏。对此,袁世凯非常生气,干脆下令取消了各地的法院,以县知事兼理司法。宋教仁一死,中国的民主萌芽随之被扼杀。

  

应桂馨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后,逃到青岛躲避风声。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后,应桂馨认为终于到了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后公然从青岛到北京,此时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应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要求袁给他“勋二位”和巨额现金。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应不要惹怒袁世凯,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狂傲地反问袁世凯敢拿他怎样。袁世凯当然不是好惹的,等这些话传到袁的耳朵里后。袁已经开始打算处理这场“事端”。应得到消息后正打算火速逃离,但是袁世凯下手更急,还是在车站,应桂馨被当时军政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杀死。

  

至于一直避居青岛的洪述祖,到民国六年,化名回到上海因债务关系被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后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送到上海法院,处以极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而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极为厌憎,佯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不到一个月,赵秉钧作为袁的第一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的怪角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辫子满天飞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政局动荡不已。张勋等人乘机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仍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清室,人称“辫帅”,他的军队被称作“辫子军”。

  

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优厚”,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想法,政坛的许多头面人物还有那些为民国立下汉马功劳的人也不能忘却封建残余的皇室情结。张勋统率的“定武军”一直留着辫子,已在北京当总统的袁世凯派人找张勋,说建立民国,不要再留辫子了。但张勋回答一句话:“可死不可从。”显示护辫的决心。袁世凯没法子,只得由他。

  

发动复辟之前,他和康有为扶乩问吉凶,乩语出现:落花时节又逢君。当问“落花时节”指什么时候呢,乩语又出现李白的诗句:江城五月落梅花。张勋一计算,农历五月应当在阳历六七月间,因此,他7月1日发动了政变。但经过十几天就被段祺瑞败了。不久他见到逊帝溥仪,算是“又逢君”了,而自己的下场是“落梅花”,感到没法子混下去了,于是遁入荷兰大使馆请求“政治庇护”。

  

他因率军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统率两万军队驻扎在徐州一带。因是否解散国会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黎下令解除段的职务。段到天津后,即策动北洋各省督军在徐州集会示威。会后,一些省宣布独立,不承认北京政府。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领三千军队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6月30日晚入清宫,召开所谓的“御前会议”,决定复辟,恢复清王朝。张勋军队占据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群党,拥十二岁的溥仪登基。当天发布八道上谕,把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换下五色旗为龙旗,恢复清末官制封官受爵。张勋自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大权。

  

复辟消息刚一传出,全国一片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各大城市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强烈讨伐张勋。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拥有军事实权的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和日本政府的支援,组成“讨逆军”,誓师讨伐张勋。“讨逆军”很快攻入北京,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真辫子、假辫子被丢弃得满城都是。张勋突然之间从再造天朝的元勋坠落成举国声讨的叛逆,才明白自己“出头”的行为有多愚蠢,他大骂北洋诸君,说他人都很聪明,复辟又不是张勋一人的主张,成功了大家享福,失败了只有张勋一人受罪。后索性发出通电,将北洋诸君背信弃义的真面目公诸于众,电文称:“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冯国璋的传统观念很深,他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让溥仪复位。他曾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民国初年,他又与康有为等互通声气兴复大清。

  

京城里刚开始流传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消息,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不相信袁世凯会恢复帝制,于是处处为袁世凯辩白,直到徐树铮告诉他,袁世凯已经为恢复帝制做准备了,这才相信传闻。段祺瑞一心劝说袁世凯,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段祺瑞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袁世凯这时正做着他的皇帝梦,对于别人的劝解一点也听不进去,后段祺瑞见袁世凯仍有称帝计划,就称病在家,袁世凯也立即撤了他的军权。可是,帝制不得人心,一场反袁的风暴卷地而起,袁世凯的北洋军不听调度,无可奈何之下,袁世凯只得请段祺瑞重新出山。徐树铮见时机成熟便对段祺瑞说,大可乘势而起,取袁而代之。

  

段祺瑞却念其知遇之恩和袍泽之情没有置袁世凯于不顾,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顶着全国的骂名下令以总理身份厚葬袁,后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第三章 群兽斗:城头变换大王旗

  

北洋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的冲击、中西文化的交融使北洋社会表现为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中国现实的有特色的新政治、新经济、新军事、新教育、新文化、新外交是从中国历史上的旧政治、旧经济、旧军事、旧教育、旧外交发展变化而来的。在中华民国史的上段,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演变的轨迹。

  

作为转型与过渡时代的政府,北洋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与症结是政局不稳和派系斗争激烈。同时还必须指出,北洋政府始终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形式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北洋集团从一开始即分裂成各个利益不同的派系集团。

  

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很多。往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而我们对北洋时期那些人物的看法,受太多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失之偏颇,事实上,这些人物惯于运用政治手段,而他们本身又带有太多的传奇色彩,所以人们难免会对他们产生误解,而失去了历史人物本身的面貌。今天再次对这些人物进行解读的时候,褪去他们身上神秘的色彩,以及当时他们所受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物依然具有其“现实意义”。

  北洋之星初长成

  

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这使得清王朝大为恐慌,当时全国只有北洋军最为精锐,但北洋军只唯袁世凯一人马首是瞻,其他人无法有效调度,于是清廷被迫起用当时“养病”在家的袁世凯,让袁世凯领导北洋军平息革命,于是,袁世凯借机掌握了大权,但是并不发兵,故意制造僵持局面,要挟清王朝和革命党,从中渔利。最终,革命党认为是袁世凯帮助他们顺利推翻了清王朝,就把大总统之职让给了袁世凯,而清王朝也认为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竭力为他们争取到了皇室待遇条件,所以同意退位。于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正是北洋政府的开端。

  

虽然革命党用总理负责制来约束袁世凯的行为,但袁世凯手握军事大权,不肯听命于他人,于是想破坏宪法恢复帝制,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计划刚刚推出之时,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最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气恼中暴病身亡。袁世凯死后,拥有军事实力的北洋各派互不服气,展开了一场政权争夺战,形成了北洋时期的混乱局面,直到国民党北伐成功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极需军事人才协助,便请荫昌为他推荐良材,荫昌推荐了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袁世凯立即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步、炮、工兵学堂都是附设在新军里面的随营军事学校,此时袁世凯手下军事人才稀少,因此军官不仅带兵,还要兼管训练。由于王、段、冯三人成为袁世凯建练新军的中坚力量,于是他们就分别得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三个绰号,他们将北洋新军调教得龙精虎猛,被德国驻胶州总督盛赞为“北洋三杰”。

   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早年跟随袁世凯,出生入死,纵横捭阖,后来都名倾朝野。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左右逢源,穷兵黩武。

  

北洋三杰本来不是“三杰”是“四杰”,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最得力的手下是四个人,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与梁华殿。王士珍掌工兵,段祺瑞掌炮兵,冯国璋掌步兵,梁华殿掌骑兵。后来梁华殿在夜操时坠马失足落水溺死,不然北洋就该不止“三杰”而是“四杰”了。到袁世凯升任北洋大臣,王、段、冯三人随着水涨船高,就有了“北洋三杰龙虎狗”的说法。

  

从大环境来看,北洋政府所处的时代,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时代,这个大背景决定北洋政府需要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变,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北洋政府以转型与过渡为基本特征。

   在取代清政府而建立的政权的转型和过渡中,新旧冲突在所难免,加之中西文化撞击与杂和,使得北洋政府的过渡,成为质的变化与飞跃。

   动荡的年代给予人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会更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北洋时期的中国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当说,北洋时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北洋时期的中国处于社会多种转型和新旧交替的阶段,军事上,从封建军事制度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军事制度转型;经济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文化教育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转型。

   政局的不稳定,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各色历史人物轮翻登场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充满矛盾,而形式上统一的中央政府,实则分裂不一。

  “北洋三杰之龙”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平时,王善操权谋于腹中,段常行凶残于外形,冯贪婪之于不顾,这所谓的“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

  “北洋三杰”为北洋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段祺瑞赴德国学习过炮兵,冯国璋曾赴日本考察近代军制和日本军事,只有“三杰”中年龄最大的,也是资格最老的王士珍未出过国。在民国政坛上,段祺瑞、冯国璋一直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而善于权谋的袁世凯对段祺瑞、冯国璋并不完全放心,常常重用王士珍,于是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北洋时期,又有北洋“龙虎狗”三杰:王士珍为龙,段祺瑞为虎,冯国璋为狗。后来因缘际会,段、冯影响均超出军界,写入政史。故论其在后世的知名度,则龙不如狗,更不如虎。

  

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人称“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为人为政,有野心而无魄力。既想得到权利,又想明哲保身。经常超脱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时隐时现。人喻其为见首不见尾的“神龙”。

  

袁世凯对义和团血腥镇压,惹得清朝贵族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谋取私利的企图。清贵族派义和团首领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义和团设坛继续操练。袁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大家都认为,如若答应义和团设坛,必使其兴盛起来,图谋造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王室谴责。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之时,王士珍雷厉风行般地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王室之罪问斩。袁世凯顿时醒悟,佩服王士珍处事“应明果断”。

  

此后王士珍极受袁世凯信赖,凡是重要军牒袁必问王,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时人称王士珍为“龙目”,说王是袁的“眼睛”。

  

北洋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整个操练几乎全是在王士珍指挥下进行的,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颂。各国被邀往参观者,无不赞赏王士珍的调度才能。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段祺瑞提名其军师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并托王士珍到袁世凯那里疏通,王士珍答应。可是几天过去,袁世凯那儿毫无动静。段祺瑞又派亲信张国淦去总统府打探消息,王士珍也在场,却一言不发,若无其事。原来,王士珍早已看出袁世凯不想放权内阁,因此就根本没有向袁世凯提及此事。张国淦事后不得不佩服王士珍的老谋深算,而段祺瑞听闻后则气得半死。王士珍精通为官之道,以柔克刚,从小事处可见一斑。

  不讲情面的王士珍

  

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6月,直隶提督叶志超奉命赴朝助战,王士珍带领随营炮队官兵随叶志超开赴朝鲜驻守在牙山。此时,日本也出兵朝鲜,而且兵力不断增加,远远超过驻朝清军。后日本不宣而战,爆发了丰岛海战,清军失败,损失惨重。丰岛海战后王士珍随叶志超撤抵平壤与入朝清军左宝贵部会合。9月日军兵临平壤城下,王士珍带领牙山军防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王士珍观察地形后极力建议,在城外山上,设奇布防应战。而叶志超认为王士珍年轻无带兵经验,所以没有采纳王的建议。侵朝日军分四路猛攻平壤的中国驻军,中国官兵和朝鲜军民奋勇抗击,王士珍率领的炮队,坚守在城上顽强作战,王士珍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左上部也被弹片击伤,留下一寸多长的伤口。

  

日军四面合围,最终平壤失守,清军溃退。王士珍率炮兵突围杀出,连夜奔驰,抵达义州。到达义州时,王世珍及其部众饥渴难忍,停在村中休息,因为连年战事,村民听闻官兵将至,早已躲避起来,士兵在乱柴下发现埋藏的两个大缸,里面装着衣物和面粉。士兵饥渴难耐,但王士珍命令士兵不准动用百姓财物。后来,一个士官来到王士珍面前哀求,是否可以取些面粉充饥。看到疲惫不堪的士兵,王世珍这才点头同意了。临行前,王士珍喊来勤务兵,吩咐将所剩银两悉数奉上,王士珍接过银子,数也没数,全部放进缸里,原样封掩,然后率队离去。

  

王士珍任步兵第一协统领时,袁世凯派王士珍赴各地选募壮丁,成立北洋常备军左右两镇,王士珍任左镇翼长。王升官后,常有宗亲族人找他请求给一个差事,王士珍都婉言谢绝,他从不任亲用人。

  

王士珍的堂弟楼珍通过王士珍夫人让文书私下写了一封推荐信,到正定教场庄新建陆军任职,书信写好后,王士珍夫人偷偷盖了王士珍的行章后,楼珍将推荐书拿到教场庄教练营,管事的军官看后暗自发笑,知道推荐书不是王士珍亲笔所写,但碍于面子便马上安排楼珍住下,随后把楼珍拿来的推荐书给王士珍送去。王士珍看后大怒,痛斥夫人,把印章收好,随后补办手续,并下令对楼珍不可重用,同时告诫宗亲族人以此为戒。

  慢慢行,等等看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袁世凯的精力分散于政治经济各项事宜,不能专心致力于军事。王士珍同情清室,退隐家园。冯国璋主张用武,外放南京。在中央主持军事者只有段祺瑞一人,原来的鼎足三分之势,变为大权独揽之局。段担任陆军总长一席,兼任总统府军事处处长之要职。大权独揽的段祺瑞支持军队编制与调遣,将领选拔与补充,更趁此机会培养北洋军新生力量,为日后段逐步代替袁打下了基础。

  

段祺瑞性格坚定,蛮横粗暴,常常我行我素,令人生畏,因此被称作“虎”,常常要发虎威的。在北洋系统中,因为王士珍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袁世凯更加倚重段祺瑞和冯国璋,较之对冯国璋,袁对段更是多方笼络,恩爱有加。

  

袁世凯初到小站练兵时,段祺瑞新婚,袁世凯礼贤下士,对段祺瑞十分关照,对此,段祺瑞感恩不尽。后段祺瑞妻子病故,他的续弦夫人张佩蘅就是袁世凯的义女,所以袁段二人除多年袍泽关系外,还多了一层亲戚关系。

  

在北洋政府成立后的历届内阁中,段祺瑞均任陆军总长,随着地位的日益巩固,在北洋军阀集团中,许多新生力量都是由段亲自栽培,后来形成了“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这引起袁世凯的疑忌和不满。所以,在称帝之前,袁世凯将段祺瑞一脚踢开,令段去西山养病。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实际上控制着北洋政权。段祺瑞表面虽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实际则是“挟北洋以令总统”。后来,造成了民国初年著名的“府院之争”,迫使黎元洪下野。“北洋虎”最后胜利,使黎元洪等人充分领教了段的厉害。段三造共和,但挑起府院之争,亲日借款,一度成为和平的阻碍,声名狼藉。

  

福将、重将、主将,袁世凯曾用一个字逐次品评手下的将领,以王士珍为“福将”,段祺瑞为“重将”,而以冯国璋为“主将”。冯国璋一进小站,先后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督操营务处总办,不仅负责日常训练和典礼阅兵的指挥,且主持新军的兵法操典制订,为新军的建立和成熟立下了汗马功劳。

  

冯国璋和王士珍、段祺瑞以及曹锟等人都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之后又一起在新军中并肩奋斗,因而关系亲密,而冯和王、段又同期毕业,关系就更近一筹。“北洋三杰”可出生入死,纵横捭阖,亦可互理家事,教子训女。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不肯复职,依法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冯国璋犹豫不决,这时段祺瑞来电四字“四哥快来”,冯国璋又嗔又骂后整装北上了,而冯、段交恶后,王世珍断然违背自己多年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出山做了国务总理,不是因为冯国璋,别人是请不出这条“龙”的。

  

冯国璋做总统后与段祺瑞迅速交恶,本来情同手足,但是政治地位上升后,发生了利益冲突,除了政治主张截然相反之外,与生俱来的性格也是重要原因。段刚愎自用,冯则吃软不吃硬。“府院之争”后,冯国璋以副总统继任,冯、段两人硬硬相碰,互不相让,自然火花四溅,怒目相视了。冯死后段祺瑞吊唁,并亲拟挽联写道:兵学砥砺最相知,忆当拔剑狂歌,每兴誓澄清揽辔;国事纠纷犹未已,方冀同舟共济,何遽伤分道扬镳。

  

慢慢行,等等看,随着时局之变,北洋三杰的用武之地渐渐凸现。但是北洋军中大多数人,被革命党灌输了不少民族主义思想,对出兵攻打革命军态度消极,对满人荫昌挂帅也深感不满,因此,全都拖延行程,以待时变。军队一直拖沓迟滞,步履蹒跚。冯国璋去向袁世凯请示,袁授意了“慢慢行,等等看”六字拖诀。

  

整个北洋军不像是平叛剿匪,倒有反噬京城的势头。摄政王嚼出此味,吓得面无人色,惊恐万分,只好请袁世凯出山总揽军政大权。袁世凯毫不客气,甫一上台就用冯国璋顶替荫昌为第一军都统,总揽大权——这是冯国璋成为实力派的开始。

  

复出后的袁世凯首先让革命军见识到了北洋军的实力。冯国璋指挥的第一军在一天之内即夺回汉口,一个月内攻克革命军坚守的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当时北洋军所持军械威力巨大,武汉三镇几成废墟,为舆论大加鞭笞。

  

清廷对冯国璋大加褒奖,封其为二等男爵。冯接到圣旨电报万分激动,对周围人说,想不到我一介贫士,如今竟能封爵。今后必当拼死报效朝廷。冯痛哭流涕,自不待言。

  

冯国璋对于袁世凯,颇似荀彧之于曹操。冯忠君报国为报效朝廷,乘胜出击。这犯了袁世凯的大忌。袁世凯养敌自重,用以逼取清朝天下,最后享渔翁之利。袁认为,打下汉口,汉阳有无皆可,而决计不能攻下武昌的。冯为邀功三番五次表示“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袁不得不将其调开。冯国璋在政治上失败于“不识时务”,但忠心可表,弥留之际仍对徐世昌说:“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而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

  

冯国璋外表深沉,其实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而且爱钱如命,连段祺瑞都说他“有钱癖”,冯国璋农民出身,后来自已开有银行、钱庄,并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苏北盐垦公司等企业有大量投资,家有良田千亩,个人资产高达千万。可是这位北洋军阀中的首富,并不餍足,居然连小钱也不放过。

  

张勋复辟后,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从南京来到北京,入居新华宫。他一眼就瞄上中南海中的鱼。中南海是中海、南海的合称,明清两代的帝王后妃常在其中放生,许多鱼的鳍上拴有作为放生标志的金牌、银牌或铜环,几百年来一直没被捕捞过。冯国璋开价十万出卖捕捞权,结果以八万元成交,这钱自然进了冯的私囊。中南海是国家财产,冯国璋居然把它当作私宅,这种丑恶行径引起人们强烈愤慨。

   当时北京许多饭馆的菜单中忽然新增了一道“总统鱼”和传统的“东坡肉”对偶,其含意自不难明白,冯国璋去世,有人作了副对联:南海鱼可在,北洋狗已无。

  

冯国璋好财,而段祺瑞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既不好财,也不好色,还不好吃。平生只有两大爱好,一是政治,二是围棋。段祺瑞下围棋的时候,对手不能让他,但是又不能赢他,好在和他下棋的都是中高手,运筹帷幄,倒也吓得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正是这种自负的性格,导致了段袁的不和。

  

袁段之间的矛盾开始于清帝退位,袁世凯如愿以偿地成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自然把内阁中最重要的陆军总长一职任命于段,而对于陆军次长的任命一时没有定下,直到段提议由徐树铮担任之后,疑心过重的袁世凯认为段祺瑞既能掂量出徐树铮的分量,恐怕日后会成为心头之患,“尾大不掉”。加之袁世凯事必躬亲,而段祺瑞凡事直来直去,矛盾就这样不断慢慢加深。

  “六不总理”

  

在蒋介石一统天下之前的民国初年,谁也比不上段祺瑞这个国务总理的权势大。段虽实权在手,但是家教严得近乎苛刻。在当时的军阀当中,段祺瑞个人的生活是相当简朴的。他不吸鸦片,不逛北京的八大胡同,不沾花惹草,别人修建别墅,段连一间小屋都没盖,这些在民国初年的所有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在中国官场一脉相承的腐败习气氤氲之下,段祺瑞倒显“清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就是段祺瑞,人称“六不总理”。他除了躲在书房里下棋,几乎没有别的任何嗜好。

  

段祺瑞虽宣布黎为总统,却只把黎当成一个玩偶而已。其后不久,段祺瑞事事作梗,黎元洪被逼无奈之下,竟把“辫帅”张勋请进北京,结果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等到段祺瑞打跑张勋,成就其“三造共和”的美名后,黎元洪只得挂印离去。

  

黎走之后,冯国璋继任总统一职,段平时称冯为“四哥”。当年他们同为袁世凯效力,是袁手下的得力干将,人称北洋一狗一虎。冯上任时说,再也没有府院之争。可是在权力和利益面前,段一向飞扬跋扈,逼得冯国璋走投无路,只得彻底放权给段祺瑞。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段热衷于战事,虽然生活上简朴,但是为争权夺利他却什么钱都敢花。直皖战争前,他召集手下人筹款,财长李思浩等在几分钟之内就拿出了几千万银洋,段祺瑞明知这些钱来路不明,但是他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根本就没管。

  

这就是“清廉”的段祺瑞,在民国初年百废待兴的时刻,段作为总理从未对经济建设产生过任何兴趣,只专心于权术和阴谋。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民国政坛上屡仆屡起,自居“三造共和”功臣之名,或谋划密室,或奔走南北,策划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戏剧。

  “大总统不会做皇帝”

  

当初京城开始流传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消息,段祺瑞虽然是反对帝制的,但他相信袁世凯不会恢复帝制,所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为袁世凯洗刷。直到徐树铮告诉他,袁世凯已经开始为恢复帝制做准备时,段祺瑞才知道原来袁世凯一直瞒着他。他当即晋见袁世凯并极力相劝,而袁世凯想做皇帝已经想得走火入魔,甚至认为,谁劝阻,谁就是背叛他。

  

至于段祺瑞,从一开始就有说过:我于当年通电实施共和,而今复又劝说项城登基,想来二十四史中可有此等人乎?袁克定等人威胁段祺瑞,段大怒:武人不怕死。拒不赞同帝制,以致于后来封爵,连赵秉钧都榜上有名,唯独段祺瑞居然毫无名爵。

  

段看出袁的野心,袁的登基大典,段告病在家没去参加,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有人劝段祺瑞说,袁最为器重你,你却在帝制问题上顶撞他,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反对说,项城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袁世凯的帝制不得人心,刚一出台就撑不住了,蔡锷将军振臂一呼,一场反袁的风暴平地而起,北洋军已经尾大不掉不可依恃,不听调度,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得请段祺瑞重新出山。段是小站旧人,北洋元老,在军中的关系盘根错节,况且很多将领和部众都听命于他。

   袁世凯重新启用段祺瑞,徐树铮奋袂而起,认为取袁而代之的时机到了。以蔡锷之护国军压迫洪宪帝制,以倒袁下台为条件,左右其手,乘时而起。

  

而段祺瑞认为袁对他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恩,在袁世凯死后,为了表示和洪宪帝制毫无瓜葛,徐树铮也建议对袁进行抄家,这是一种政治姿态,但是段提笔,签署了关于袁世凯丧葬的通令,一切按国葬标准,全国下半旗志哀,并以总理身份主祭,大葬那天,他还下令所有内阁成员执绋,鸣礼炮响,并派出马步兵护灵。段祺瑞这样做,自然遭来了全国一片骂声。

   袁世凯下台,名义上的共和重新确立。段祺瑞也就势登上了权力顶峰——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即任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驻守天津。次年,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冯国璋又奉命率第二军南下讨伐,7月23日出发,8月16日已打到浦口,这时隔江相抗的国民党将领陈之骥正是他的女婿,马上过江投诚。南京方面闻讯大乱,他于是在25日渡江猛扑下关,和张勋一起,于9月2日攻陷南京。这一段战事,史称“赣宁之役”。

  

冯国璋和袁世凯关于帝制的对话天下皆知,成为袁世凯的一大羞耻。当时,冯国璋先谈公事,后来试探地问袁,袁一听故作叹息道:“华甫,你我多年兄弟,这样的谣言,别人相信,怎么你也信呢?确实,辛亥革命成功得过于容易,共和政体来得太快,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党人还在到处捣乱,使全国不得安宁,因此,就人心趋向而言,共和政体未必适宜我国。如今,有人组织了筹安会,准备研究一下国体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知华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冯国璋进一步问道:“假如国体要变,总统认为谁最适合来主持局面呢?”袁世凯答:“还政于清!”冯答道:“恐怕人心已去。”袁又说:“那就给明朝的后人吧!”冯说:“朱煜勋吗?!”

袁接着又说:“那就让孔子的后人来主持吧!”冯实在忍不住了,干脆直说道:“依我看,如果改为君主立宪,那就还得大总统来做皇帝,这样才最妥当。”袁世凯一听,故作惊愕地站了起来,满脸诚挚地答道:“我绝无这个意思,也绝不会这样做。你看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哪一个皇帝的后代是能够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么将来谁来继承帝位?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哪个能做皇帝?”他说得极尽感伤,冯国璋深受感动,并且深信不疑。回去后逢人就说大总统绝不会做皇帝,他可以保证云云。次日,京沪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袁、冯的此次对话,这些对话之所以能够很快公之于众,自然是快刀手梁启超的杰作了。

  

冯国璋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最终决定要称帝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他信誓旦旦地对天下人许诺“大总统决不会做皇帝”,结果大总统骗了他,害得他也骗了天下人。因此,虽然袁世凯封他为一等公,比他在前清的二等男爵高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他视之如敝屣,不时装病卖傻,公开反对。据袁世凯的爱女回忆,冯国璋就是在袁世凯死前也不原谅袁世凯对他的耍弄。在北洋大将中倒袁力度最大的就是冯国璋,如无冯国璋在南京的策动,北方北洋系统的将领还不敢公然造次。

  五将军密电

  

民国时,关于洪宪帝制一事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指的是陕西将军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是袁世凯最亲信的旧部,却相继反了他,真是送了他的命。对袁世凯致命的打击应该算是“五将军密电”。

  

云南掀起护国起义后,袁世凯派冯国璋前去镇压,但冯国璋借口局势不稳,拒绝袁世凯。冯对袁世凯的帝制一直态度消极,同时发觉各省对洪宪帝制都有所不满,于是主动给北洋系的各省发去密电,建议共同发出一个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该密电马上便得到了诸省将军复电赞同。冯国璋认为五人力量远远还不够,于是又发一个密电,宣称取消帝制是大势所趋,并非个人行动,以此征求各省将军的同意。

   这封密电传到直隶将军朱家宝处,其为表对朝廷效忠,就把密电转交给袁世凯,接到密电的袁世凯近乎昏厥,这时袁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

  

不久后,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可他想续任总统,便央告冯国璋出面联络各省将军仍推自己为总统。冯国璋不同意,并且认为南方也决不会同意,通电反而会弄巧成拙。

   先后致电三次:

  

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就国璋愚见,政府方面,须于取消而外,从速为根本的解决。从前帝制发生,国璋已信其必酿乱阶,始终反对,惟间于谗邪之口,言不见用,且恐独抒己见,疑为煽动。望政府回想往事,立即再进一步,以救现局。

  

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世凯从踌躇满志地称帝到呜呼哀哉,不过短短半年时光,其崩溃之速令人侧目。袁虽有朱家宝这样执迷不悟的死党效忠,但他大势已去,其命不永,最终羞愤而死。

  黎菩萨

   黎元洪,人称“黎菩萨”。菩萨供在神龛,受人膜拜。可是,黎元洪这个“菩萨”从未被人顶礼膜拜,反倒唯唯诺诺,因此又得了个“泥菩萨”的称号。

   段祺瑞逼走了几任总统。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非常不情愿地以“顾命大臣”身份去黎府通知黎元洪继承总统职位。

  

此时黎、段都迫不得已。黎木偶般坐于主位,段鞠躬,黎忙答礼。然后二人僵持许久,谁都没有开口。段出门,黎茫然起身送客。临走时段才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那国务院方面的事。段答,有我。

  

后段派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向黎大总统送来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要求加盖公章,黎元洪打算看看任命书,不料徐树铮颇不耐烦地嚷道,总理那边已经决定的事情,总统只管盖上章就行了。

  

黎元洪当政的第二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为对德参战,段祺瑞没经过总统的授意便在内阁通过了与德绝交书,随后,咄咄逼人的率领阁员到总统府盖章,对这等国家大事,黎元洪当然不会马上应允,这可惹恼了老段,愤愤地交上辞呈,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

  

黎元洪苦无良策,居然请“辫帅”张勋来调停。辫帅进京,调停是假,复辟是真,不但没有调节好黎段的矛盾,反而把各北京城弄得乌烟瘴气,黎只好请段出山平复。

  乱上添乱

  

张勋复辟并不是偶然现象,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暧昧,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幻想,即便是当时政坛的头面人物徐世昌、冯国璋等人也不能免此,不管是保皇派的康有为、胡嗣瑗、朱家宝,还是受时局影响的徐世昌、冯国璋,还有那些见风转舵的督军都不能褪去那层皇室情结。

  

复辟之所以成为情结,因为在复辟派的心里,复辟没有被实践证明过,于是复辟一词如同雾里看花,愈幻愈美。一旦好戏出台,观众满怀热情地定睛一看,满街辫子,才明白原来不过如此!帝制云云,原不过是一场怀旧,还是不如民主的好!于是注定要“反动之反动”。何况,这些封疆大吏、实力派,哪个不是演戏的高手,当初怕担风险,因此谁都不愿唱主角,如今主角登台,又觉得你凭什么做主角,于是假戏成真,翻脸无情,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台戏当然也就演砸了!

  

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历劫繁多,闹剧连台,常被后世耻笑,当时所谓民国并不是革命党人的天下,而在北洋系的掌握之中,当局者的民主共和意识淡薄,而忠君侍君的情结严重。因此说张勋复辟是必然而非偶然,纵使没有张勋,也会有其他人宣布复辟,唯独不同的大概就是复辟失败后的表现罢了。

  

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黎元洪和冯国璋的总统府主张中国不参战,段祺瑞的国务院则主张参战,发生著名的府院之争,大打出手、兵戎相向。黎元洪控制不了段祺瑞,只好请山东的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制约段祺瑞。民国成立后,张勋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被称为“辫军”。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他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

  

张勋到达京郊之后,发命限黎元洪三天之内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责调停事宜。之后辫子军就开进北京。张勋坐镇天津,令总统马上解散国会。最后黎元洪无奈,按张勋要求,解散国会。张勋入京后,请紫禁城里的清帝复辟,但十二天后事败。

  

冯国璋本来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逊帝溥仪复位。他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深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在民国初年,他又与胡嗣瑗、康有为等复辟派互通声气,不无兴复大清的想法。

  

根据民初优待清室的条件,逊帝溥仪和太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富贵尊荣,实乃天下第一寓公。溥仪年少无所事事,喜欢作画题字为乐,常流传至外,由于是皇上的手笔,时人趋之若骛。洪宪帝制后,冯国璋曾托人代求一帧。十几天以后,溥仪画成,派人用黄缎郑重裹好送给冯国璋。冯国璋大悦,但打开一看后脸色大变,疾令人将画烧掉。原来,溥仪画的是一匹长有两角的马,暗喻“马”加两点的“冯”字,并有提款云:“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大怒之余,从此常对人言:“溥仪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终究没做溥仪的“吾家千里驹”,这时反过来想想,不论是国会议员还是政府总理或总统,他们总还顾及到共和体制和国会的限制,所以要围绕国会做文章,出争执。而满清体制下的军阀诸侯根本不把国会和民意放在眼里,独裁专制主义横行,为扫清独裁掌权的道路,动辄解散国会,他们的本质和嘴脸一旦公之于众,自然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不管怎么说,复辟都是倒行逆施的,是危险的。

  按下葫芦起了瓢

  

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相比毕竟有些不同。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争得是名气,总统认为总统大,总理认为总理大,为此常常大动干戈。后来演变到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这时的“争”已经上升到了政见之争。

  

在民国初年政坛上,貌似玩笑,实际必然,而且这种演变也不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时民意能够上达,国会否决政府提案得到尊重,总统不可独裁,副总统可以不同意总统提议,总理能够反对总统主张,这些都是共和民主政体应有的作业。只是这些作业以不正常的军阀闹剧显现于世,所以被忽视和否定。

  

辛亥革命时,冯国璋没能体察袁世凯养敌自重的良苦用心,袁只好用段祺瑞来接替他。到了洪宪帝制时,段祺瑞虽反复劝争,算是诤臣,而冯国璋主动和西南方面联系,完全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后,得益于梁启超的理论熏陶,会有“和平混一”的想法,实际上是否定了袁世凯。而段祺瑞不管这些,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一意南征,于是府院之争不可调和。

  “精虫总统”

  

曹锟是“青史留名”的贿选总统。曹锟贿选总统,明码标价收买选票,凡是前来开会的每人500大洋,开会并同意投曹锟票的每人5000大洋,所付支票,上面加盖经办人的名章,银行见章付款。

  

1923年10月10日,心神不定的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大总统的职位。6月初,直系军阀用暴力驱逐了大总统黎元洪后,按宪法规定,总统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而当时的国会还不被曹锟所驾驭。于是,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结果,议员具有戒心,拒不出席会议,逼选不成,合法大选更是无望,只剩贿选一途。6月23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5000元,总统选出后1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于特别票价。

  

他为了当总统,个人掏腰包给573名议员每人发放了5000块银元,再加上所谓的会议出席费、招待费,共花掉1350万元!这么大的一笔巨款从哪儿来的?除了明抢暗贪没有别的道!总统督军尚且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自然也都不在话下了。

  

当过总统的曹锟,在第一次直系战争后,驻扎保定,而吴佩孚却蹲在洛阳。由于他们是非衍生,加上曹氏兄弟拨弄,社会传言“保洛分家”。鉴于事态严重,曹锟起草一封信给吴佩孚,信上写:“洛阳吴子玉弟:兄弟虽亲,不如自己亲,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锟”。吴佩孚大受感动,紧张之势缓和下来。

  

1923年,作为直系首领,曹锟唆使军警逼走总统黎元洪,并以5千元一票的代价贿赂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引起海内外抨击,被议员骂为“猪仔议员”。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在某次演讲时指出,人的精虫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同房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此话传出,引起百姓的耻笑,常有人称曹锟做“精虫总统”。   

  

民国初年,受贿舞弊成风,政府议员声名狼藉,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猪仔议员”,讽刺其无能腐败。一次议员在万牲园的豳风堂举行宴会,时人把“豳”字解为“猪积如山”,这个笑话在百姓们之间传播广泛,后来议员们听说了,就再也没去过豳风堂。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1923年6月8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9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10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6月13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14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10月10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最终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1913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嗾使“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来,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之前投票选袁经过14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6小时。所不同的是,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却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匦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

  

曹锟未做总统时,当然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而跨入新华宫不久,就开始尝到了以前历届总统所尝到的各种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统一全国,而且不能统一直系内部。他的号令莫说不能行之于奉、皖各系和西南军阀所占领的区域内,就是在直系范围下的各省,也都有格格不入之势。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看了这些情况,曾经意味深长地叹息着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曹自己也向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却是叫我来活受罪!”

  

有人统计,曹锟所用贿款共达1356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0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0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0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0万元,“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全国纷纷议论,在曹锟自己所颁布的“宪法”上,并无巡阅使这一官职,而在一天之内发表三四个巡阅使,显然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上将军以前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而在一天之内发表6个上将军,于是上将军也成为“关内侯、滥羊头”了。

  

曹锟这个中国政坛上著名的“闪客”以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曹锟被软禁。冯玉祥军将领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历史上最为荒诞的一场贿选闹剧就此结束。而曹锟自己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丑事。

  盖棺未定论

  

吴佩孚是一个盖棺没有定论的人物,有资料证明,吴佩孚虽然是个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军阀,但在他的一生中,也还有些值得称道的难能可贵之处。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和冯玉祥带兵杀入紫禁城。各位看官,且莫小看了这一细节。在之后的历史走向中,冯玉祥一直是吴佩孚的左右手。每次吴佩孚作战,总是让冯玉祥担当他的侧翼。吴也待冯象兄弟一样,倚为心脏边的长城。

  

吴佩孚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大量史实证明,吴佩孚是言行一致的。以女色为例,当时似他一样的权贵人物,袁世凯也好,曹锟也好,张作霖也好,一个个都是三妻四妾。而吴佩孚,却从始至终,只有一个结发的老妻张佩兰相伴,从不拈花惹草。据传,有位叫露娜的德国女郎慕吴佩孚之名,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追求他,他却以“老妻尚在”为由,断然拒绝了这桩婚事。像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也有传说,吴佩孚也不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在北京寓居期间,就曾被一个日本女特务勾引得神魂颠倒。但不管怎么说,吴佩孚一生中只有张佩兰一个老婆,这却是事实。

  

吴佩孚第二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段祺瑞第二次南征时期。当时吴佩孚带领陆军第三师,势如破竹,几战就把革命党人谭延闿逐出了长沙城,一直打到了衡阳。可是当时北洋军内部党争实在厉害。省督一职,反被皖系段祺瑞的亲信张敬尧得到。

  

吴佩孚在衡阳待了三年,老虎入闸,无所事事。这三年中,却为他赚了极其良好的声誉。他天天通电号召和平,又率先提出了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1920年,张敬尧在湖南刮地皮,刮得地深三尺。而皖系成立“安福会”,垄断了几乎所有内阁实缺,政府肥差。吴发起了狠,不听老段调令,直接带兵撤出湖南,一直走到了洛阳。吴孤身前往保定,和曹锟密商大计。

  曹锟没有主见,招集各处直系将领,合兵一处,讨伐皖系。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考验,当时的徐世昌想去调停,但此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曹、段拂袖而去。

  

按理说,皖系久居中央,控制中枢时日久了。吴佩孚只不过湖南回来一个小阀,兵械倦怠,那是不能和安福会比了。可实际,皖系却吃了一个大亏。当时的皖系主力,全部由徐树铮带领,在外蒙平息了叛乱。听说湖南兵变,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千里奔波,再加上段祺瑞心存骄傲,顿时吃了大亏。

   第一次直皖战争,只打了四天。吴佩孚出尽了风头。又是埋伏,又是齐射,又是飞射,又是烧粮。徐树铮大败,皖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直皖战争,意义十分重大。吴佩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官,自此踏入了上洛之路。

  

吴佩孚七月入驻洛阳后占了湖北,而且一口气打下了湘北重镇岳阳。四川方面,川军一直攻破宜昌。吴不及休整,亲自带兵直赴战场。但懋辛、蓝文蔚听着就怕了。打了几仗,丢了就跑。于是吴佩孚完全控制三峡。鄂王一战,吴佩孚定下了武力统一天下的雄心。

  

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失败以后,在情况十分危急时,有人劝他躲进外国租界地暂避一时,或者是取得洋人支持出国,以求东山再起。但吴佩孚都坚决拒绝了。在他忍辱负重逃到四川奉节白帝城以后,日本人又派特使找到他,答应给他财力和武力的大力支持,帮助他报仇雪耻,恢复霸业。但是,吴佩孚却不为所动,他对日本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

  

当时共产党重要人物董必武的一番评价,足以代表共产党人对吴佩孚的基本看法。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血洒执政府

   民国史上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战事和惨案。

  

而北洋时期中的惨案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经常提到的就是三?一八惨案。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对当时死难青年的沉痛哀悼与对凶残当局的强烈抨击。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并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下令严惩凶手。之后,为表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他宣布终身食素,此后不吃荤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没有实证,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 

   不管怎么样,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始作俑者自然是段祺瑞。

   虽然段祺瑞在长跪不起,严惩凶手,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这些做法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此时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

  

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段政府既有内忧——颁布法令、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外患——大沽口炮击事件。按逻辑分析,段祺瑞确实没有没有心力杀害和平情愿的学生,但是惨案已然发生,段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何况,在此之前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共和之意,究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已。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执政府的国务院总理辞职。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鲁迅先生又以极大的悲愤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等文章,称颂中国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临难竟能如此从容”、“在弹雨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称刘和珍等烈士是“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

  第四章 虎东北:老子英雄儿好汉

  

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最后出场的风云人物就是张作霖。一个出身于草莽的民间枭雄,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多彩元帅。张作霖身材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虽出身武莽,恂雅如一儒生。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而怀其惠。文化水平不高的他,有智慧,有计谋,凭借着老百姓的口碑和自己鲜明的个性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从一个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孩子,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后主动接受招安成为大清王朝的巡防营管带,再摇身变为中华民国奉天督军,越折腾越大,越走越顺,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凭借这些,张作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风云人物。

  “湖子”督军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区。散兵成群,难民遍野。官府无能,土匪横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苦不堪言。在这样动荡的岁月里,锻炼了张作霖过人的胆识和意志,还有宁死不屈的性格和嫉恶如仇的品质。

  

而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履历与他同时代的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人的经历相比最为艰辛,他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十几岁的时候,父亲被仇家打死,家被洪水冲毁,母亲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改嫁。他虽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也就是土匪。

  

他为人好赌,一次赌博,被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看出被诈,就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都来,我坐庄,就赌这块肉!”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作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的性格。

  

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而变得性情极为刚烈,惹得那些乡绅不满,有几个乡绅向县衙诬告张作霖“私通匪党”,张作霖因此蒙冤入狱,在狱里经受了一番磨难。后来县衙查无实据,关了张作霖一段时间后,将他释放了。出狱后的张作霖一时无路可走,一气之下,干脆就破罐子破摔,投奔了一路土匪落草于绿林,成了头目后为了进一步攀登,张作霖和手下设计劫持了当时东北最高将军盛京的小妾,通过这层关系,张作霖主动接受了政府的招安,而且摇身一变,成为了中级军官!十几年后,当年被诬陷“通匪”的张作霖成为了中华民国奉天督军,张督军在回乡的时候,几个吓破胆的乡绅前往请罪,谁知张作霖哈哈一笑,说,我张作霖从不记仇,你虽告发我,也算是为了乡里安宁,况且县衙并未将我怎样,反使我有了今日。说完赏了他们一些钱,劝其回家安心过日子。张作霖是一个心胸敞亮,不计前嫌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怎能不出人头地?

  

张作霖依靠岳父赵占元,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自保的武装组织“大团”,张作霖就做这个二十多人的团的小头目,维护附近几个村子的安全。张作霖把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他的人在这个保险区内很守规矩,努力维护治安。张作霖嫉恶如仇,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此后他的保险区内几乎没有胡匪骚扰,张作霖因此得到人们的称赞,声名鹊起。

  

张作霖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保险团中脱颖而出,成为绿林“总瓢把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个“义”字。显然,他的能力、气度、义气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张作霖还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他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该讲义气,所以在创业时能同生死共患难。及到后来,张又办军事培训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采用结秦晋之好、收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张作霖常对部下施以恩惠,常以严慈家长的身份出现。通过种种手段,张作霖在奉系军阀上层建立起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这些人最起码在张的创业过程中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取得对外的一致性。张作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在那个年代,义气很重要。所以,他有很多过命的好朋友支持他。无论什么要命的关头都能死里逃生,可不都是幸运。

  当时辽西地区长年受胡匪滋扰,民无聊生。许多胡匪势力强大,党羽千余,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张作霖嫉恶如仇,在他带领下,连年痛剿,当地的百姓对于张作霖的“王师”特别欢迎。

  可还有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也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双手使枪,本事了得。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为除这个心头之患,张作霖等人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杜立三为人小心谨慎,马上功夫又非比寻常,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因此,他们决定智取。先由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比张作霖还高的大官。让杜立三火速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没有贸然行动。

  

杜立三没有掉进陷阱,计划落空。但是张作霖没有灰心他想到了他的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于是张作霖打算利用这层关系诱捕杜立三。

  

为此,张作霖特地把杜泮林从黑山接到新民,并给杜泮林引见省城大员证实给杜泮林看确实是招抚。杜泮林是老实人,就给杜立三写信,言辞恳切,信中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杜立三接到信后,将信将疑地到了新民府,在见到委员殷鸿寿的时候,杜立三仍然小心翼翼,双手插兜,紧握枪柄。直到谈话完毕,殷鸿寿突然高喊:“送客!”就在杜立三走到门口,转身请殷鸿寿留步的时候,几个壮汉一齐上来把杜立三按倒在地,卸了双枪,然后捆住,当晚枪决了杜立三。枪决杜立三之后,张作霖按照原来的部署一举端了杜立三的老巢。扫除了杜立三一党人,匪患已绝,人心大快。

  发迹八角台

  

随着张作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当时达到二十多个村子,他手下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一百多人的大团,由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这个大团的团长是一个叫金寿山的。这个大团不但不保民,反倒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张作霖带领自己手下赶走了金寿山。后来,在腊月三十晚上,金寿山带人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带着部众冲出包围,逃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八角台,就在逃跑的途中,张作霖的妻子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张学良。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繁多,鱼龙混杂,商会的人听说张作霖来了,争相款待,因为张作霖有着保民卫民的好名声,所以地方绅商都表示希望张作霖和部众留下来,维护当地治安。就这样张作霖作了八角台的团练长。张作霖在八角台落脚,八角台也成了张作霖的发迹之地。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几年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张作霖尽心尽力经营他的武装,因此他的势力扩展很快。但是这时社会逐步稳定,八角台已经不需要他的势力保护。这时商会会长就想给张作霖及其部众找一个出路。当时的绅商决定将张作霖的势力交给政府,于是张“改邪归正化私团为公团”被政府收编。

   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升官发财梦

  

张作霖是个颇有头脑的人,他有一套自己的打算,懂得如何抓住机会,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当初的落草为寇,也是迫于无奈。正赶上盛京将军增祺派人去接家眷的机会,张作霖设计布置,在盛京将军夫人去往奉天的路上,劫持了这一行人马。随后,张作霖靠盛京将军夫人这一桥梁,顺利成为一个头戴五品亮白顶兰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腰佩清式军刀,足登薄底快靴的正规清军管带,他手下的张景惠和汤玉麟、张作相也分别当上了帮带和哨长。1904年春,张作霖部被列入国家正式军队编制,这是张作霖政治生涯中极为关键的一步,张作霖踏入官场,由此起步,凭借这一地位和手中的这支武装开始了他一生的权力角逐,居然也得心应手,一路扶摇直上。

  

在新民府张作霖很懂得取信于人,巧于应对,投其所好。同时,办事认真,管制有方。很快得到了知府增韫的赏识,很快就控制了军事实权。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东北展开战争。而这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划分了战区。日俄军队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不管是战区还是中立区民不聊生。张作霖开始盘算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势力。在日俄方面,谁给张作霖好处,他就帮助谁。开始帮助俄军,后来又“立誓援助日本军”,而自己的部队得到扩编,后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五个营的统带。此时的张作霖更是招兵买马,开展组编活动。先后吸引了各路人马参加进来,然后接受政府点编,他也成为帮办。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可见张作霖很有野心,而且为人长于计谋。张学良后来评价他的父亲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还是有失偏颇的。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投效清毅军,参加了反侵略战争,后来升为哨长。不久,被清朝廷招抚任新民巡防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由一民间草莽英雄演变为清政府一支地方部队的头目。此后,升至前路巡防营统领,拥兵五千,其间奉命剿蒙匪大获全胜。他的巡防营也因此扩编为三个营,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升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06年,时任奉天巡防处总办的张锡銮是个精于骑射的人,有“快马张”之称。张作霖为了讨好这位顶头上司,特意从自己的战马中挑选了一匹最好的送给张锡銮,随后,又以同姓借口,拜张锡銮为义父。在张锡銮离开新民赴奉天上任时,张作霖又从自己的马队中挑选了250名人高马大的骑兵,由他亲自率队,护送张锡銮直至奉天。这一系列的举动给张锡銮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出张作霖所料,不久,来自奉天的任命书,就将他所部三营扩编成五营,他本人也被任命为巡防五营的统带官,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张作霖不仅官职高升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实力又有所扩大。

  

1907年,清廷在东北废除将军制,建立行省,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上任伊始,就组织力量剿灭胡匪,在官军围追堵截下,大小匪帮或降或亡,清廷对徐世昌的政绩大为赞赏,但辽西巨匪杜立三拒不投降,却使徐世昌寝食难安,大为头痛。为消灭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张作霖前往剿匪,张作霖认为这又是他立功升官的好机会,机不可失,于是十分卖力,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设计诱杀了杜立三,喜出望外的徐世昌立即奏报朝廷为张作霖请功,张作霖被朝廷赏银5000两,并提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不胜感激的张作霖进省来向总督谢委,徐世昌命督署总参议周树模代见,闲聊中周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受抚?”张作霖不假思索地说:“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回答得干脆明确。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作霖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命率部进军奉天城,镇压革命党,杀害新军,其间,张作霖派人暗杀了革命党领袖张榕等人。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上台之后,张作霖被任命为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就这样一跃而为正规军的高级将领,独霸整座奉天城,奉系军阀在这里发迹。张作霖利用政治军事手段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统一了东三省,作为与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三足鼎立关系的奉系军阀,成为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

  逐鹿中原

  

招安后的张作霖剿匪得力,又被派到洮南一带,剿除那里的蒙古叛匪。当时有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所以说,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些蒙匪“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张作霖智取和强攻两种策略并用,终于扭转局面。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于是给他扩编,这样张作霖的队伍增值3500人,成为东北响当当的一支劲旅。张作霖见得到徐世昌的青睐,更加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终于解除了危害边疆多年的匪患。

  

清政府惧怕张作霖发展,曾调兵数万人,几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只好下旨招安,封张作霖为新民府三营统领。张作霖则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清王朝覆灭后,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权,张作霖被奉为中华民国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独霸奉天。张作霖野心勃勃,欲问鼎中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张作霖率领奉系军阀三次入关,逐鹿中原,参加军阀混战。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时,奉军控制了北京政权,进入张作霖领军的鼎盛时期。可是连年的穷兵黩武,致使东北三省的生产遭到破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全国掀起反奉运动。

  有个性的奉天督军

  

凡是一流的人物,都很有些手腕,也很有一些性格。张作霖就是很典型的一例。张作霖出身草莽,然而,竟能统领东北十余年,进而两度问鼎北京直到最后坐上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的宝座,其人的长处就是他身上鲜明的个性和脾气。在张作霖担任奉天督军的时候,一次正赶上春节,张作霖视察下面的机构。结果因为一些事情给耽搁了,等张作霖去的时候已经是大年三十的下午,机构里很多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本以为会吃闭门羹的张作霖发现门没锁,里面还有人在工作,原来有一个小办事员在那里抄抄写写的,这个办事员姓赵,家里很穷,又在农村,回去一次不容易,而且费用大,所以这个小办事员就索性不回家了,在办公室练练毛笔字。正赶上张作霖来,张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就把实话说了,张问他为什么练字,他说这里很多的东西都要给大帅以及其它官员看,字写的不好,上司就不会满意的。张作霖听完连说“好小子”,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张作霖问秘书长,说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写字很好的小伙子?秘书长当时就蒙了,说回去查一查,没查到。张作霖就把那天的事说了,这样,才找到这个姓赵的人,张作霖说要见一见这个人,把姓赵的小伙子吓坏了,他不知道那天见面的竟然是督军大人,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浑身不自在起来,张作霖当着秘书长的面就说:“这小子是好小子,给他安排个好缺分。”督军说话,秘书长当然照办,这个姓赵的后来一直做到黑龙江税务局局长,这是一个肥缺。后来张作霖还经常拿他做例子教育手下的官员,因而,这个姓赵的一直官运亨通,肥得流油。

  

张作霖订下了很多规矩,谁不按照要求做,张元帅就会大怒,大发脾气。有一次,张作霖带着随从打猎回来晚了,大约晚上11点多,按照他订的规矩城门已经禁止开了,张作霖的随从到城门口叫城上的人开门,说是大帅回城了,城上的一个值班的军官是新来的,做事认真,刚来的也不知深浅,只知道按规矩办事。当时就告诉城下的人:“大帅有令,夜间禁止开门,违令者杀。”城下的人说:“现在是大帅回来了,打猎回来得晚了,你先开门,大帅在这里呢。”那个姓李的军官,根本听不进去,还甩下一句狠话:“就是大帅亲自叫门,我也不开!”张作霖听了副官的禀报就只好在城外过夜了。

  

第二天一早,军法处处长于芷山就把这个姓李的军官带到张作霖的办公室,这下,姓李的军官知道闯了大祸,他估计没开城门惹怒了大帅,刚一见到张作霖就跪下连说:“大帅饶命。”张作霖一反常态亲自把他扶起来,让他坐下,还让人给他倒了杯茶。张作霖说:“你小子不赖!能把我的命令记得这么牢,好样的,像你这样把城门,一个坏人也进不来!我和于处长说这样的好小子,咱可不能委屈了!这样,你当监狱长吧,替大帅我看管犯人去!”这个姓李的军官一听忙说:“大帅不计较,小的就已经很感激了,怎么敢去当监狱长?小的不是那块料啊!”张作霖一听,哈哈大笑着说:“老子能当大帅,你小子就能当监狱长,老子说你能当就能当。”左右都听出张作霖这话有点“失言”,但是谁也不敢纠正。于是,姓李的军官被派到奉天陆军第一模范监狱任副典狱长,一直做到奉天警务处处长。

  绿林学校

  

张作霖名声大噪,成为奉系军阀首领以“奉张”称雄于北方叱咤在民初的政治舞台。穷苦出身的张作霖最不愿意被人提及早年落草当“胡子”的经历。在袁世凯任总统时他是海陆军奉天大元帅,他身边的军官大多是名校毕业,随便谁拿出的文凭学历都叫得响,只有他是土匪出身。有一次,张作霖出席宴会,一些军官便以文凭、学历来戏谑他。当时的临时政府国务卿徐世昌首先对参谋总长段祺瑞说:“卑职是光绪进士,段老弟你呢?”段祺瑞回答道:“卑职与曹锟老弟同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直隶都督兼总统府军事处长冯国璋接着自我介绍道:“卑职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还有一些军官也介绍了各自的高等文凭。这时只有张作霖不吭声。轮到张作霖讲话了,面对众人奚落嘲讽的目光,张作霖暗自生气,可又没法开口说自己没文赁,土匪出身。这时张作霖看到了桌子上的酒杯,他眼珠一转来了主意:只见他抓起一个玻璃酒杯,猛地向空中抛去,“噌”地拔出腰中手枪,“砰”地一声,那被抛在空中还没有坠地的酒杯就被打个粉碎,声音脆响,玻璃四溅。全场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不知所措。张作霖摸摸脑袋,哈哈大笑道:“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经过这一事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嘲笑张作霖的出身了。

  

其实与当土匪的短暂时间相比,张作霖当官的时间更长——主动受招安后即成了清军的中级军官,清朝覆亡前他已经是堂堂的“关外练兵大臣”。说起张作霖的丑事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镇压“乱党”之举,本来他在远离省城的奉天前路巡防营作统领,听闻省城有革命党人行动后,星夜赶至奉天城镇压,并因此而立足省城,成为拥兵自重的关外军阀。在镇压中残忍杀害的包括李大钊在内二十之多个革命党人。

  

“睡卧美人腕,醒掌天下权”张作霖的顾问本庄繁加回国省亲时,曾要张作霖题字留念,张作霖要本庄繁次日来取,后送这一幅联。这个“胡子”出身的没什么文化的军阀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眼光。

  寸土不让

  

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

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来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岸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知恩图报

  

小时候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他教私塾。有一天,正在教学生读书时,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地听他讲课,表情很严肃也很认真。杨景镇很好奇就把那个小孩叫进来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想念书上学,可是家穷,上不起学,就在这里偷听。”杨先生觉得让小孩读书识字是件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供给张作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

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时间私塾。在杨景镇的私塾里,张作霖学到了初步的文化知识。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是个知恩图报,讲义气的人,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时情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就曾跟杨景镇读书。张作霖总说自己毕业于“绿林学校”,幽默之余,也十分贴切。他只跟着杨景镇上过一点私塾,无论成名前后都没有广泛读书的机会,接触最多的无非是市井之间流传的说书演义。

  

就在张作霖大权在握之时,正是张学良成长之日。张作霖有一点很值得肯定,就是他很尊敬文人。因此,他把他的儿子张学良培养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将军,张作霖自己没有文化,重视枪杆子忽视笔杆子,因为这个也吃过不少苦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不断膨胀的野心和手中越来越多的权力要求他自身的能力不断提高,他感到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尤其是长子张学良,他一心想将张学良培养成一个文武全才,以便将来好继承大业。张作霖教育张学良“不要当败家子儿”。

  

张学良从六七岁开始接受严格的文化教育,读书识字。张学良的大姐首芳谈到张学良的童年时,概括成八个字:聪明、活泼、大胆、顽皮。总是做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为了教育张学良,张作霖特意把他的恩师接到家塾教育张学良,但是张学良总是调皮捣蛋,背书的时候偷翻书本,老师不允许他看,他还顶嘴说:“书是我的,我怎么不可以看?”

  

有时张学良看到别人穿了新衣服,就故意弄脏别人的衣服,然后鼓掌大笑。甚至把他的老师绑在凳子上,然后出去玩,一整天都没有回家,老师就在凳子上饿着,直到张作霖回来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小顽皮。

  

张作霖虽然疼爱他的儿子,但是也不一味溺爱,他自己小时候生活艰辛,从不浪费粮食,家里的孩子都知道父亲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所以谁都不敢浪费。幼年的张学良总是挑食,这个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有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张作霖特意点了自己从前最爱吃的高粱饭,但是张学良不喜欢吃,吃得很少。张作霖破口大骂张学良不知天高地厚,是“败家子儿”。

  有权不见土肥原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班。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根本没有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重任”。出乎这个特务头子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少帅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壁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说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权力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任何时候都不见。”

  东北上空的青天白日

  

说到张学良,就不能不说东北易帜,1928年4月,蒋介石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离京返奉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但这时的东三省仍然是奉系军阀的地盘,照旧悬挂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7月北伐进入最后一战——滦河之战。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各路军队直逼滦河东岸与直鲁军对峙。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离京返奉,在滦河收束奉军回到沈阳,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阴谋没有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三次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8月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阻挠东北易帜。同时他带来田中义一的命令,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林权助再度威胁张学良:如果东三省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立即作出反应,申明自己是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顶住日方压力。国民政府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7月3日,蒋介石奉方代表要求东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

同时派代表到东北与张学良谈判易帜之事。张表示同意,唯以对日外交问题,易帜要延长三个月。但行动上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为实际上之统一。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

  风流少帅

  

张学良生性不羁,对政事并不专心,沉溺酒色之中无法自拔。这时军阀内部纪律涣散,宴会很多,每每选色征歌,醉生梦死。有一次冯玉祥被邀请赴宴,宴会主人招来妓女,嬉笑取乐。冯玉祥很是气愤,实在看不过去,就在街上找了一个老妇人在席间啼哭,冯给其银元,结果满座皆惊,不欢而散。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张学良爱美人,他的近侧们就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莫过于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带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钱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娇妾告别,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感到财力不足,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取财,甚至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而从法律上讲这些财物应该属于溥仪所有。

  哪管东师入沈阳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招待宋哲元和其他几位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和左右通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畔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

  张学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被千夫指责,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而正直“九?一八”的晚上携夫人和赵四小姐看戏,也被舆论指责,说张学良竟有如此闲情逸致去看戏,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事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报佳人舞几回。”

  

公众舆论尽管如此,但张学良对日立场十分坚决,不容置疑。事变前夕,张在接获紧急情报后即据以致电蒋介石,并慨然请缨:为国为家,愿意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而蒋介石这时训诫张学良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还发出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而在事变前的一周,蒋介石再次密电重申不抵抗的政策。这些“内幕”公众舆论自然不会知晓,致使张学良一直背负着不抵抗的罪名。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有这样一段:“政府现在即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当时就有一副对联讽刺说:“主权零趸,坚持不抵抗主义;良心批发,发扬大无畏精神。”横批为:“中正不正”。事后日本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五十多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五十多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於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也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在临近中秋9月18日夜晚,东北三千里江山被鲜血肆意染红,大部国土相继沦陷敌手。白山、黑水成为东北人民的梦魇。不战而退,实在令国人为之痛愤。半个世纪过去了,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而这些话里也许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吧!

  

1933年3月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们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只好离去,交出军权,借名到海外考察,实则带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是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难道抗日有罪

  

1936年12月张学良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被蒋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还打算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蒋介石还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对蒋不满。张学良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蒋介石,并囚禁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蒋介石迫不得已同意。

  

在释放蒋介石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乘飞机离开西安。结果刚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张学良被扣之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制止了军队里的骚动。张学良与周恩来都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以前曾听说过的名字”。在延安事先曾进行过商谈的张学良与周恩来基本达成一致抗战的认识。张学良说,“尽管我们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他曾评价周恩来“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刻”,“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到很清”。张学良实现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直接会谈。张学良领着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并列席了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

  

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钟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遭到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的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刀下留人

  

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经张学良不断向父亲推荐,加上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屡立战功,郭已成为奉军中的重要将领,掌握奉军的精锐师旅。

  血溅老虎厅

  

杨常事件中的杨宇霆、常荫槐本来是张作霖的得力干将,但在张作霖死后,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张学良作对。张学良对于杨、常的专横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

  

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宇霆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予张以难甚。张学良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人,“杀一儆百”以起到树立权威、稳定政局之目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张学良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认为若不除掉这二人,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于是张学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弄巧成拙,“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

   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

   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毕竟杨宇霆、常荫槐人本为东北军元老,在张作霖时期曾受重用。

  

据说张学良当时用抛银元来占卜是否除去杨常两人,连抛两次都是肯定的,袁大头朝下,张学良很纳闷,一气之下第三次把银元仍得很远,被张夫人余凤至捡到,一看还是没有头像。认定杨常两人非除不可,于是告诉张学良第三次也是肯定的,从而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现在老虎厅的张桌子上陈列的就是当时那枚银元。

   杨常被杀后,少帅做到了“立威”,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再也没有人认为少帅是扶不起的阿斗了,但是对于杨常事件是对是错很多人还各有各的看法。

  一代传奇,赵四小姐

  

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很多女人都会爱上风流倜傥的少帅,但能没名没份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数十年寂寞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关于这对“牢狱鸳鸯”相濡以沫的爱情,不管何时娓娓道来,都带着一种世纪沧桑风云变幻的感慨。

  

赵四在《新生命》一文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还有张学良用他那浓重的东北口音讲过的“这是我的姑娘”,而这句“这是我的姑娘”至今令无数人动容不已。

  

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初识在天津,当时北洋政府中有些达官贵人,因在北京生活受到拘束,便常溜到天津在交际场中品酒赏花,高歌酣舞。张学良在天津有私邸,颇为精美。他有时路过天津也小作逗留。好奇的赵四小姐,到那里看热闹,经人介绍,与张学良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后来,赵四小姐私奔,在赵家掀起了轩然大波。其父赵庆华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而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张家门庭,只给她秘书的地位,没有正式夫人的名义。

  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意,赵四心甘情愿地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张学良。

  

而心胸大度、温柔贤慧的于凤至感念赵四小姐的一片真情,力主在帅府东侧建起一幢小楼,并亲自监工设计装饰,使得赵四小姐搬入此楼居住。期间,于风至知书达理,情分和礼数都属不浅。在北京一起生活的日子,赵四把张学良送给她的礼物,都先拿到于凤至那里。她们与张学良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生活。一九二九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将军在这里有了唯一的儿子。

  

赵四小姐才智过人、兴趣广泛,不安心只在深宅大院里当张学良的“秘书”,这是她的性格使然,与于凤至截然不同。她要做张学良生活的伴侣,也要成为他公众场合的“左右手”。大方的举止、流利的英语和娴熟的舞技,让她左右逢源。

  

后来张学良和赵四需要一个固定的社交聚会场所,以他们当时的财力和地位,这势必是一座设计精巧、取意新奇,少不了大兴土木、雕梁画栋的宅第。讲排场、要门面是张学良和赵四天生的性格成分,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他们对住宅的追求上。

  

张学良是一个民族主义、英雄情结兼备的人,优越的成长环境让他对外国文化的求知欲望甚浓,而赵四从小生活在繁华闹市——天津,租界文化对她的影响也不小。不失民族气节,能够接受新鲜的思想文明,表现在了他们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上,也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二人后来信奉洋教,心如止水,不闻窗外之事,尽管世事总是无奈,他们却始终不觉得孤单寂寞。相伴七十载,毫无悔言。后来于凤至为报答几十年来一直照顾著张学良的赵四小姐,主动与张学良解除婚约,成全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在基督十字架下终于结为正式夫妻,而这时两鬓云霜的他们已经相濡以沫,整整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

   时光飞逝,岁月不再,当年所有的建筑已经残损破旧,只有这段美好的爱情和他们对爱的忠贞,至今被人们怀念,唤起许多人的记忆和思考。

  第五章 猴沐冠:多少楼台烟雨中

  

提起老百姓口中这位“蒋该死”蒋介石先生,很多人会想到李敖的那句经典评价“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氏终其一生,就大处着眼而观之,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器小量狭、自作聪明,终令国事一败涂地。美国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说蒋介石既放荡不羁,又遵循孔道;偶尔暴躁,通常却待人谦恭。

  蒋介石早年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八字考语。“乖方”,显然是指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曾因开设课程一事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他陈述理由时“情态激烈”,让学校董事感到怒不可遏,几乎把他扭送官府查办。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家,与妻子发生口角,竟脚踹怀孕8个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产。

  蒋介石喜欢骂人,他那句“娘希匹”几乎无人不知,骂下人、骂下属,甚至发无名之怒,暴怒之时,几至“视国人皆为可杀”。

  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凡此种种,但乖方终于未能根除,而一直伴随着这位民国枭雄,如影随形。

  充满争议的蒋中正

  

蒋介石出生在浙江溪口一家盐商之家,早期在保定陆军学校求学,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参加孙的革命党,跟随孙闹革命,到自己指挥北伐,北伐成功后,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再到后来的反共剿共,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直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败后退居台湾到老死他乡。蒋的前期是对中国有贡献的,从他留学回来参加革命,救孙大帅直到被孙信任,是他政治前途的开始,所以蒋总以孙的追随者自居。接着创立黄埔军校到最后的北伐成功。这时期的蒋是中国的英雄,是他结束了军阀混战,至少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上真正从南打到北统一中国的,蒋是历史第一人。

   民国初期的中国在蒋的治理下经济上开始复苏。新经济运动的实施,使中国民族资本得到发展。

  

蒋介石虽是军事强人,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袖,这从抗日的策略和内战中可以看出。在“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动用了差不多全部国民党精锐调往淞沪作战,希望扩大上海之战,以冀国际可以出面调停,但这战略上的错误,做成国军精锐尽失,形成日后完全无力防守南京,当时的一些将领,也曾劝说蒋不要全部投入淞沪,应该保留实力在南京和日军硬拼一场。

   在《李宗仁回忆录》里,李宗仁认为南京保卫战本无必要,蒋介石应对战役的失败付相当的责任。

   而蒋最大的错误开始于对共产党的剿杀,蒋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手腕都很高明,但是这个决策是极为失败的。

  

抗日胜利后,举国上下渴望和平,军队和百姓都早已厌战、倦战。而蒋竟然完不理会民情。当时在美苏的调停下,的确有希望实行联合政府,而民众亦对重庆和谈抱有相当期望,蒋介石此时只一心想将共产党消灭,全无谈判余地,最后导致全面内战。

   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早已民心尽失,尽管武器先进,但是军心涣散,以彻底的溃败收场,最后在金门一役中止住了解放军进攻台湾,蒋介石才可在台湾站稳。

  

在台湾方面,蒋中正的威权统治也使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甚至制造祟拜风气,蒋中正铜像大量出现于车站、各级学校及各公共机关,其名也出现在道路名称,成为台湾最常见之路名。很多评论家也指出蒋中正为巩固政权展开恐怖统治,以刑法一百条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造成白色恐怖。

  毛泽东在1938年给蒋中正的信中说:“……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独裁统治,是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在中国的代表。蒋中正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抗日战争战场的重要力量,蒋中正的历史功绩有在于此。

  蒋介石一生反共反人民,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对日本侵略东北实行不抵抗主义,西安事变後也是半心半意抗日,积聚力量,阴谋消灭共产党,但最终反被击败,退守孤岛凄凉离世。当然蒋还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这也是后来“九二共识”的由来。

   蒋虽有聪明才智,但是他的独裁政策脱离了人民,使国民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拥护,水可载舟,亦能覆舟,他的倒台是理所当然的。

  四万万微生物

  

1907年,蒋介石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学校里的教官多是日本人。当时日本军事强盛,从未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因而趾高气扬,丝毫不掩饰对中国学生的蔑视。一次卫生课上,日本教官拿出一个土块,把它比作中国,并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有四亿人,而他手中的那个土块正好有四亿个微生物。”堂堂中国人,怎能甘受其辱!坐在座位上的蒋介石怒火中烧,不顾军纪走上前去,用力夺过教员手中的土块将其掰成八块,随后怒视着教官高声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不可一世的教官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但很快他用手指着蒋介石威胁道:“你是一个革命分子!”因为在军校,学员是不允许这么做的。被指认为是革命党更是掉脑袋的事!但蒋介石除了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接受教育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就在这一年年底,学校决定选送一批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尽管有着先前的“恶迹”,蒋介石也名列其中。就在这一段异国求学中,蒋介石也入了同盟会。第一次开会,就被同盟会领袖陈其美介绍给了孙文孙逸仙。

  从边缘走向中心

  

最初的时候,蒋介石只是革命中的一个小角色。武昌起义之后,他率领一支百人的部队攻打杭州的浙江巡抚衙门。战斗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封信,提到自己希望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希望母亲能恕其不孝之罪。信中颇有悲壮之气,从此他的个人经历与中国现代史联系在了一起。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起步得陈其美助益良多,是陈其美把他领进同盟会,并将他引见给孙中山。陈被袁世凯暗杀后,在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急需人手壮大力量的时候,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

  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并不顺利。当时,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的分量无法和陈其美相提并论,更不如此时的陈炯明——他掌握着孙中山惟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所以,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一些极富远见的建议,孙中山基本上未予采纳。比如蒋介石建议彻底消灭桂系军阀,稳定广州革命政府;并提醒孙中山注意陈炯明的野心;还有在1921年,在法定代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蒋介石劝阻孙中山不要进行让他成为“非常大总统”的选举……事实证明,在这些问题上,蒋介石是正确的,但结果却让他气馁。

  

对此,蒋介石往往是以辞职或不告而别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他也会采取相同的方式。以至于从1918年3月到粤军赴任至1924年1月,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他至少有14次辞职或者不告而别。《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莱恩?克罗泽总结说,每当形势不能如他所愿,他就以辞职的方式以退为进,以此证明他是不可缺少的,其结果也往往是他一旦复出,职权就会更大。凡此种种,蒋介石日后提及这些经历时,把它归结为“合则留不合则去”。

  

当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加害孙中山时,接到电报的蒋介石立刻从上海赶到广州,陪伴孙中山度过难关。自1911年投身革命以来,也许取得孙中山的充分信任对蒋介石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他作为革命马前卒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在陈洁如所写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蒋介石曾清楚地提到这一点。至于此后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主席只是他的人生逻辑的自然延伸。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蒋介石消极请辞的事情出现。

  哭出来的嫡系

  

在编遣会开张前,1928年6月24日,蒋介石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说是“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

  

7月6日上午,蒋介石率众在北京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柩的大典。对于蒋介石玩的这一手,四个集团军的首领谁也不敢怠慢,因为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

  

蒋介石在祭文中强调“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明显是以统帅自居,俨然凌驾于各路集团军之上的“总总司令”了。祭文宣罢,开棺瞻仰中山先生遗容。棺盖一开,蒋介石当即扶棺大哭。

冯玉祥上前相劝,不料他哭得反而更伤心了。参加祭典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就各怀鬼胎,见蒋介石如此造作,都觉可笑。有悄声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蒋介石耳朵尖,一闻此言,马上就不哭了。于是盖棺散会。

  

蒋介石为了掌握对头冯玉祥的情况,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当孔走到院里,就听到了冯玉祥正大声和许多人说话,但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李宗仁回忆说:“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倒卧在床上,盖了两床锦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又说:“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视冯氏,并安慰他要好好静养。”冯玉祥自己说:“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生诊治说,是神经衰弱症。”

  宁汉之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10万人在广州誓师北伐。此次北伐共8个军,分三路向湖南、江西和福建进军。北伐开始后,捷报频传。

  

就在这时,孔祥熙由美国回到了广州,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1927年元旦,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但当时孔祥熙并没到武汉就职,在广州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回上海找宋蔼龄去了。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日渐明朗,国民革命军顺应民心民意,所向披靡。而北洋军阀失道寡助,节节败退,统一中国已然是早晚的事情。

  

当时的蒋介石并非不想消灭段祺瑞,但他更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尤其是在汪精卫手下。于是他决定不再向北出动一兵一卒,此时蒋介石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的裂痕完全公开化了。

  求签问卜得胜利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居住的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总司令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做过二十余年蒋介石侍卫,职务做到侍卫总队长的宓熙,对此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傍晚,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入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什,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据宓熙说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简中抽出一支竹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结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之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

  

住持僧问:“先生是否来问战争之事?”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战事的胜败如何?”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住持僧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事,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您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父,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在目前所问,正是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主您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淮水与长江,相交加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第四句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

  

蒋介石听后,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二百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话,从预备队伍中调入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中求签和住持僧之训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士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已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十二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备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被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打了一个南昌城下的漂亮仗。

  

事先虽有部署,战斗也是极其激烈的,蒋介石卫士大队队长宓熙及其助手副大队长受伤,白崇禧卫士队队长被手榴弹炸死,卫士和警戒部队战死百余人。如果蒋介石不拉住白崇禧去求签算命,没有住持僧一番话,不作事先准备,整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就要覆灭了。

  讨蒋第一、抗日第二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1927年10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

  

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而此时蒋介石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宋氏“大姐大”

  

1927年3月末,蒋介石到了上海,很快到宋氏家族拜访,希望得到孔氏夫妇的支持。在1927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宋蔼龄是个如鱼得水的人物。斟酌时局之后,她打算促成蒋宋联姻,并认为这是一项足以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业”。

   于是孔氏夫妇,一个开始积极为宁汉合流斡旋,一个开始为蒋介石宋美龄牵媒拉线。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了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臣。

   1927年4月,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维护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孔祥熙和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出席。

  

那天,蒋介石、汪精卫果然应邀赴宴。一方面是孔祥熙、宋蔼龄的面子他们谁也不好驳;二来蒋、汪也确有共同利益,“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他们暂时还谁也离不开谁。蒋介石需要汪精卫在政治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汪精卫需要蒋介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力量。他们之间彼此需要,又彼此排斥。

  中美合作

  

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完成了他们的政治婚姻。《申报》在报道这则新闻时,用《中美合作》做标题,一语相关(蒋介石字“中正”),暗道出这桩婚姻背后的政治目的。

   蒋介石兆宋霭龄牵线和娶宋美龄一样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

  

宋蔼龄最得意的杰作,就是成功地策划并撮合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从而将蒋介石的军力与宋氏家族的财力和英美背景彻底融合起来,为创立蒋家王朝与宋氏王朝奠定了基础。

  

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认为:宋蔼龄始终是牵线的媒人、策划者和家庭财富的创造者。蒋宋的婚礼分两次进行:先举行基督教式的婚礼,后举行中国式的婚礼。

  蒋介石当天在报端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他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力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常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在这之后,宋美龄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无齿之徒”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代,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81岁高龄的他当门而坐,欢庆胜利,其欢乐之情,无异于少年。

  

但是吴稚晖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实验于中国,故从北代战争后积极反共,思想没有能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继续前进。只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

  

“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以后,吴稚晖给蒋光头出主意“清党”和在南京“另立山头”与武汉分裂。吴稚晖的牙齿都早脱落了,人家叫他是“无齿之徒”也正因为无耻,所以甘心做蒋介石的骗人工具。

  

民国十八年冬,冯玉祥曾给他一个电报,内容说:“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作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吴稚晖厚着脸皮,倒多了几分“自解之意”。

  过江专线

  

早期接触的电话都是人工式的,由专人负责专线,接不通的情况不多。蒋介石要电话时如遇总机忙,接线员只要说一声委员长要用电话,就可以将其他正在通着的电话切掉。

   1929年蒋介石的桌子上换掉了原来的人工电话放了一台自动电话,由于新式电话,蒋使用不惯,以至于他“摔电话”的传闻不断。

  

蒋介石住在武昌,想往汉口打电话,可电话连续拨不通,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派人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传来问话。湖北电政局局长朱一成和黄如祖闻讯,慌忙责令专人检查电话机和线路,还查看了蒋委员长当时的通话记录,都没发现问题原因。后来查出原因从武昌到汉口的“过江中断线”一直是处于忙音的状态。

  

令蒋介石为打电话发脾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接线的话务“语言不通”。当时电话局私下谈论一则趣闻:蒋的宁波话,碰到张发奎一口粤语,两人的说话简直不如所云,各说各的,谁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蒋按通话惯例,说完总要问“听懂了吗?”张也照例回答“是”!显得十分滑稽可笑,而张只好回去再细细琢磨蒋的意思。

  罗斯福欲除蒋介石

   1940年春,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邀请马寅初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这些将官学员很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

  

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演说在将官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席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就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蒋介石知道马寅初在他的心腹学校点火,非常生气。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马寅初被拒。孔祥熙接着对他进行利诱,请他当财政部长,又遭拒。蒋介石便于1940年12月6日派宪兵闯入学校,将他逮捕。随后中央通讯社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差点死于一次精心策划的谋杀。谋杀的策划者既非日本特工也非汪伪汉奸,更不是地方军阀,而是被其视为主子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究竞是什么原因促使罗斯福要杀掉蒋介石这位“盟友”呢?

  

首先,在战略方针上美蒋存在根本分歧。二战爆发后,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决定联合英国,首先对德作战,对日采取守势,实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武器,使中国继续抗日,为美国赢得对日决战的准备时间。罗斯福指出:“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在中国抗战时期,美国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提供了10多亿美元的贷款和大批物资,并泥大批美军顾问来华帮助中国抗战。

  

与罗斯福的愿望相反,蒋介石的战赂方针是“运用英美之力解决对日问题。”他接受美援的目的不是替别人作战,而是保存甚至壮大自身实力,为消灭其最终敌人——中国共产党服务。蒋介石认为“日寇为癣疹之疾,乃心腹之思”,“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蒋介石深知:若同日军拼光了本钱,战后且不说消灭共产党,就连任何一个地方军阀也不会拥戴自己。因而他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

  

战略方针的根本分歧必然导致军事指挥上的分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继英美之后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但是蒋介石期望由美国出兵帮助自己打败日本,而不愿将嫡系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而中国战场的溃败有损美国远东利益,于是在1942年初史迪威来华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时,罗斯福致函蒋介石要求把军队指挥权交予史迪威,以图改变中国战场局势,但是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而且由于蒋介石从中作梗,使史迪威的命令无人理睬。1943年10月史迪威计划宰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蒋介石却拒绝招美式装备的30个嫡系师从滇西入缅配合作战,罗斯福改组中国军队的建议蒋介石也不加理睬……罗斯福对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不合作态度极其不满。

  

其次,在反共方面美蒋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自身利益不同,因而在权衡抗日和反共的轻重缓急上存在矛盾。蒋介石扭心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于是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而罗斯福认为只有保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方能一致对日作战,从而保证“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实现,因此对蒋介石制造的诸如“皖南事变”等危及抗日大局的反共行为不但不予支持,而且相当不满。

  

再加一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四大家族的横征暴敛,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致使人民生活日趋贫困,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使罗斯福等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蒋介石政权未免失望。

  

从美国的自身利益出发,罗斯福打算除掉蒋介石。1943年12月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对史迪威说,“你如果无法与蒋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并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态度的新的政治领袖。”史迪威令其副手多思将军执行罗斯福的这项口头指令。多思拟利用蒋介石将于1944年3月访问印度之机实施谋杀,具体方案是:当蒋介石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时,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所有降落伞都是失灵的。这样在1944年3月某日,世界各国报纸都将刊载“蒋介石死于空难”的消息。

   不料,1944年3月初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豫湘桂战场告急,蒋介石临时取消访印,谋杀计划流产。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救了蒋介石一命。

  

之所以以后再没有类似谋杀计划,是因为当时德国法西斯已末日可数,而美军于1944年2月底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太平洋战局为之改观,日本法西斯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也就开始考虑战后称霸世界战略。罗斯福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想使中国成为亚洲抗衡共产主义的堡垒,而总统特使赫尔利于1944年秋季的中国之行后,极力使罗斯福相信蒋介石是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把蒋介石视为美国利益的最佳代理人而加以支持,当然不会再有谋杀蒋介石的计划,这是由美国的自身利益决定的。

  

有趣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罗斯福谋杀蒋介石的口头指令的具体执行人多思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与蒋介石竟然共事十余载直到多思奉调回美后,才在其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披露了这一秘密。

  四家的天下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由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瞿秋白提出的。瞿秋白和毛泽东有些相像,他们都是出色的文人,很会利用笔杆子,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

  

当时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说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家族,它们对民国的历史和国民党的命运曾有着重大影响。有人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分别列出,其中最会玩、争权、专政、护权、传权的政教家族当属蒋氏家族;最会钱权结合、横跨政经界的显赫家族当属宋氏家族;最会玩钱、最会抓钱、最奢侈的豪门家族当属孔氏家族;最会做人、最会拉帮结党的衰败家族当属陈氏家族。

  

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封建买办统治集团,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利用反动政权,掠夺人民财富,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迅速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实际说起来孔家却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因而势力强大。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二十年。

  

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赤字。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九一八”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可以说,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二个时间。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八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戏中戏:救蒋、灭蒋与逼蒋

  

“西安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的较量——有的人获得了胜利,有的人遭到了失败,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他们之间进行的只是良心和欲望的角逐。

  

“九一八”事变以后,受到影响最大的人是张学良,一纸《塘沽协定》使张学良的军队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张学良周游欧洲回国后就被蒋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被迁移至西北,执行剿灭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自己的地盘后,不再采取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转而成为坚决的抗日者。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共产党,提出联共一致抗日遭到拒绝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凭借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逼蒋改变政策联共抗日。

  

当时的国内人士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并不认同张学良武力逼迫国家元首的作法。各路军阀和实权者纷纷表示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大部分替蒋介石说话。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开始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使张学良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蒋介石开始不接受抗日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才勉强口头答应:“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狡猾的蒋介石没有签署任何文书。

  

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政府官员、各路军阀以及市民们的盛大欢迎。之后,蒋介石称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因而递出了辞呈,但被中央政府挽留。而在南京的军事法庭则以反乱罪的名义对张学良判刑十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处理,此后张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也在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队改编接收。

  

1936年10月“西安事变”之前。日本侵略军驻华北部队倾巢出动,进行以北平为进攻目标的军事演习。国人再次呼吁:“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官员,正在为庆祝蒋介石的50大寿忙碌着。他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捐款献飞机,美其名曰:“祝寿抗日”。

   然而,蒋介石最关心的并不是抗日,而是如何消灭中共及其红军。“攘外必先安内”,是他不容动摇的既定方针。

  

张学良多次恳请蒋介石正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心所向。然而,已经下定决心实施镇压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斥责张学良的立场。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张、杨的请求,进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杨部队调离拆散。甚至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杨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杨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事变完全是张杨的单独行动。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同样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大家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自相残杀、自毁长城,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和平解决的舆论压力。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才得以稳定了局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蒋介石的前面总是困难重重,虽然他已经确立了全国军事领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据各省的对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图,而蒋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明显的勉强和拖拉,则正是这些对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图东山再起的理由。

   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很出色。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1936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张学良本人也确实没料到要受监禁,他把他自愿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作是对委员长继续效忠的表示。

  

至于杨虎城,他也被关押起来,有意报复的蒋介石乘1949年共产党行将占领重庆之际杀害了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扣押蒋介石是杨虎城的主意,他劝说张学良袖手旁观。在西安事变中负责的决不止一方。蒋介石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声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从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给他的八项要求。当然,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内容。他停止了其“镇压”或“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不再称之为“共匪”。在西安事变这台令人惊奇的各种力量的三角戏中,只有少帅和他的迫随者失去了一切。

  溽暑匡庐盛会开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尽管这一番演说义正词严,人们对比此前老蒋的嘴脸,还是作了讥讽。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就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

  听闻此言,文人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四句反问,信手拈来,类比生动,饶有风趣。据说后来《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政治生活全系权谋

  

抗战胜利日,蒋介石留在中国历史上的记录是:全身军装,配有特级上将军衔和勋章的蒋兴致勃勃地开车在重庆市中心一番巡游,其间享受着街道两旁“蒋委员长万岁”的欢呼声。这时的蒋介石风光无限,踌躇满志。这一天,共产党也并没有提出“十一条意见”扫他的兴。

  

不过蒋介石的踌躇满志并不仅仅是抗战胜利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对即将实现的“抗战建国”伟大愿望的憧憬。虽然当时正在进行重庆谈判,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虽然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但国民党的文章依然照做:美国提供的数千架飞机正在帮国民党把士兵运送到各个接收地区,已被蒋笼络的日本将军冈村宁次也在指挥日军抵抗八路军的就地接收。只等时机一到,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这似乎已是胜券在握。

  

蒋介石不忘“剿匪”是其逆潮流而动的表现,而历史惩罚了他的行为,追究了他的责任。不过就抗战表现而言,蒋介石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事实上,蒋在全面抗战打响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准备,诸多的战前准备使蒋介石声望日隆。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主张不对蒋进行人身危害,是因为没有人可顶替他的位置。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尽管在战略乃至战术运用上均有纰漏,但一再损兵折将显然也有武器落后、后勤不力、指挥低能等客观因素。但从大历史处看,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蒋曾发表过“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认为抵御外侮和复兴民族真的执行起来,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阶段。复兴民族需要全盘改造,必须大规模去旧从新;抵御外侮则是危机中的救亡图存运动,只能在团结对外的号召下接受现实。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架构体系,一般人民心智未开,所谓的高级人士则只会嘴上议论,并没有实际贡献。军人受到地域观念的束缚和将领人身关系的影响,离心力比向心力强,蒋只有通过哲学和道德等规劝其心理。太平洋战事展开之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了四年零五个月,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蒋介石并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开国之君”。拿“帝王基业”对他的诱惑与之相比,民族利益在他手里只是一张牌。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求稳固权位,一再容忍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如果日本军阀不过于狂妄自大,他几乎已经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牺牲了东北权益和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然当国共内战失利以后,蒋介石竟然主动提出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但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拒绝。更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蒋介石这位自诩“民族救星”的中国最高统帅居然以放弃抗战来要挟美国给予支援,无赖的本性遭到罗斯福羞辱,也让中国人脸上无光。

  

蒋介石最终与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名号擦肩而过,根本原因在于他没能体察并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最让国人唾弃他的理由是,蒋介石为了反共,竟然与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合作,并判决这个最大的刽子手无罪。由此可以充分印证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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