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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犹太”生财之道:可怕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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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言 温州人来了

  引 子 震撼之旅:温州人为什么可怕

  第一章 温州制造:挡不住的商业旋风

  第二章 国际玩笑:异想天开的生意经

  第三章 中国犹太:受歧视的财富

  第四章 生而知之:金钱的气味

  第五章 座右铭:不赚钱,勿宁死

  第六章 生财有道:形象包装的诀窍

  第七章 地域气质:温州人就该这个样

  第八章 第二性:“难以忍受”的温州女人

  第九章 迷途:魔鬼生存训练课

  第十章 影响力:财富英雄大比拼

  第十一章 种子:“可怕”会生根

序言 温州人来了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报刊上读到温州的。

  报上说温州有个龙港城,是一群农民奋勇冲破几十年城乡壁垒,自己动手建造起来的都市,这使龙港农民城天下闻名。

  但是,有关温州的更多消息则是负面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电器产品基本上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乐清县柳市镇是质低价廉的电器生产集中地,那时国内许多商店门口挂着“柳市推销员免进”、“本店不售柳市货”等招牌,以致温州在人们心目中成了“瘟州”。

  温州偏居中国东南一隅,名气不大,影响微弱,所以当时谁也没太在意那个浙南的小地方受此打击后会怎么样。

  1986年夏天,西藏高原紫外线强烈,我在拉萨街头问一位守着眼镜摊的人:哪儿来的?答:温州。那人光着头,晒得很黑,似乎一点都不担心高原的紫外线会伤人。我当时感慨不已:除了四川人能吃苦,江浙地区的温州人也这么能吃苦。

  后来,到西部淘金的温州人越来越多。成都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造的,但现在经营店面商铺的却是温州人居多。灯饰市场,温州人几乎形成垄断。温州人占优势的还有皮货等等。在成都长期经商安家的已有8万多温州人。放眼四海,温州人好像无处不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西藏新疆,同四川人在外打工仔多这一点不同,温州人大多经商当老板。丰田公司有句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温州人则给自己写照,“高山峡谷有小城,有城就有温州人”。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对各省经济有很大影响。四川广元为了引进温州商人、改变消息闭塞、流通不畅的局面而竭尽全力。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温州商人去四川考察,飞机晚点,到广元机场已是深夜,广元市几位市政官员一直在机场守候。这位温州商人见状大为感动,不但自己投资,还带动其他温州人前来建温州商场。

  2000年我有机会到了欧洲。在意大利的北部名城米兰,导游告诉我,郊外有4万温州人在制造皮件。到佛罗伦萨,导游又告诉我,郊外工厂有很多温州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佛罗伦萨据说排名世界第三的大教堂,熙熙攘攘都是衣着光鲜的各国游客,一些摆摊卖艺术品的人中竟有几个中国乡下人。我凑上去问:哪儿的?答:浙江温州。我内心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他们的形象给中国人丢脸,一方面又钦佩这些温州乡下人,一不懂外语、二没多少文化,就敢成群结队闯荡世界作“洋插队”。

  星星点点的接触中,我对温州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为什么能在国内国外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们有着怎样的地域文化背景?与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有何异同?

  2002年8月初,我与几位报社同仁从成都飞赴温州采访,与温州的新闻人士、文化精英对话,收集资料,于是有了这本书——《可怕的温州人》。

  温州人的可怕,首先是他们天生有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朴素自然意识。外界“姓社姓资”沸反盈天;温州人只信“民以食为天”,怎样能生存,怎样能富裕、幸福,他们就怎么干。中国的许多地方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长时间徘徊彷徨,翻来覆去折腾,丧失了大好发展时机,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温州人却按照几何学中“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原理,排除一切干扰,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历史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利益驱动下敢闯敢干敢吃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其充满了风险和机遇,既遍地黄金又满布荆棘,既能一步天堂美梦成真又可能千金尽失满盘皆输。市场经济强有力地挑战人生,在这里,因循守旧、守株待兔、犹疑不决、闲适散漫、清高自闭统统没有出路。温州人敢冒风险、勇闯天下、敢吃第一只螃蟹的性格特点,使他们占得市场先机;当别人亦步亦趋学温州人时,他们已经积累起财富资本,进军新的领域。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江河不拒涓流”。没有国家投资形成的巨额产业群,温州人就自力创业,“从我做起”,“从小做起”,生产纽扣、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等。温州人文化不高,但动手能力强。顽强的生存本能让他们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上千方百计节约成本,赚取一分一厘甚至是一毫的利润。强烈的生存危机和利润意识造就了一大批竞争激烈的专业化生产工厂(作坊),高度集约的专业化生产造就了“温州制造”优质廉价商品洪流,市场占有率惊人。例如温州的打火机,竟占领了全球市场的70%。有鉴于此,国家把10个全国轻工业生产基地放在了弹丸之地的温州。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对市场天生的敏锐嗅觉。请看国内各大中小城市,160万温州人在这些城市商贸流通的大小市场呈均匀分布状态。在北方,在中西部各省,温州商人群落,或占据批发市场,或租用商场柜台,或经营服务业流通业,资金雄厚者则进军电脑、通信、房地产开发等领域。温州人追寻市场的精神有一个小故事: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曾在新疆阿勒泰雪山下遇见一个温州补鞋匠挑着沉甸甸的担子,一路追赶骑着马不停迁徙的哈萨克牧民。这是因为牧民马靴遇雪水极易磨穿,需不断修补。温州补鞋匠被这一小块市场吸引,竟凭着打满血泡的双脚,追赶哈萨克牧民辗转谋生。温州人就是用这样一种精神,占据、分割、蚕食着国内一块块市场。他们信息灵、资金雄厚、能吃苦、天生的商业头脑,在国内各地激烈的商业竞争中逐渐处于优势。难怪温州人被人们评价为“中国的犹太人”。

  温州人的可怕,还在于他们有着不同于中国传统等级制文化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温州社会经商、办厂蔚然成风。“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钟朋荣语)这是一场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浙江省经济发展迅猛,继江苏、广东、上海后,已成为当今中国又一经济热点区域。这一结果,终究要归功于以温州模式及温州文化为特点的民本经济、草根经济。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中国民间蕴藏着创造财富追求幸福的极大潜能。如果制度和文化能适应这种要求,百姓有创业致富的自由,加上各种资本包括民间资本的推动,何愁经济不会持续健康发展。

  勤劳智慧的温州人可敬、可佩、可爱,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欣赏温州现象而不去研究学习并启发自己的思路,总有一天早上醒来你会发现:可怕的温州人来了!

引子 震撼之旅:温州人为什么可怕

  温州,位于浙江沿海,是浙南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辖三区(鹿城、龙湾、瓯海)、两市(瑞安、东清)、六县(苍南、平阳、文成、泰顺、洞关、永嘉),总面积约11784平方公里,人口727万,市区人口约117万。

  1937年的夏天,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从伦敦到柏林去和他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他们的房门,是一个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弟弟吃惊地发现,他竟听不懂这位不速之客口中的中国话。只见来人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弟弟明白了,来人是希望他们买东西。等上门推销的小贩走后,哥哥告诉弟弟,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托。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服务态度经商赚钱。弟弟这才明白,他刚才听不懂的中国话其实是温州话。

  半个世纪后,这位弟弟已年逾古稀,他来到了温州的永嘉,在一座桥头遇到一位生意郎,顿时勾起了他对半个世纪前柏林那个夏天的回忆。

  为什么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个行走四方的生意小贩,会使这位留洋归来的人如此挂怀呢?这位有心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费孝通。就是他,发现了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划时代意义。费老在总结温州小贩生意时说,就是“这样的历史传统,推动了今天温州农村经济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的形成”。

  费老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他认为,“温州模式”已超出了区域范围,在全国范围有普遍意义。温州人依靠自己传统的才能和遍及全国的手艺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的流通网络,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大市场,为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新鲜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所以,他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2002年7月底,我们一行6人飞赴温州,进行为期一周的采访。这次采访的目标是针对有关“温州模式”的所有重大事件,挖掘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从而与皇城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等进行对比,得一个结论,印证一下:一个地方、一个社会群体是否能够顺应时势变化而自觉进行自我改造和社会变革从而创造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奇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内涵及其形态。

  费老当年对温州的兴趣,源于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高度关注。我们的这次采访,却是希望通过温州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来反省正统文化的积习。

  “温州模式”创造的经济奇迹,源自历史上北宋以来的“功利文化”;同样,中国社会众多城市群体性的落后、贫穷,也与中国的道德文化血肉相连。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我们的采访路线和项目安排也必然有点朦胧。

  但是,我们要感谢这样的朦胧!

  因为朦胧,所以我们不断地被意料之外的遭遇和见闻所震惊。

  棒喝当头不足以概括,绝处蹦极也难以形容。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震撼!就像和平年代的我们在枪战大片中遭遇被机关枪迎面乱扫、身体被击穿、被扫射成碎片的那种震撼!

  寻找文化根源的目标已退居次要位置。当时当地,分分秒秒都在震撼着我们大脑和身心的,首先是一个个闻所未闻的故事,真实得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我们要寻找的文化根源就是这些传奇得以发生的基石,但是我们首先关心的还是这些传奇。因为离开这些传奇,所谓的文化根源只不过是虚妄的谵语。

  于是,我们全面访问这些传奇,搜集它们的各种版本。

  于是,我们追踪这些传奇的“历史内幕”,企图澄清其存在价值。报道这些传奇,唤起中国精英阶层对财富文化的重新认识,唤起中国民间直面现代社会正从以贵贱为中心转向以财富为中心的现实。

  在飞往温州的飞机上,我们先从地图上认识温州。

  从古到今,温州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地为世人所瞩目,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创造出骄人的成绩。

  温州人是个重实际、重形象的群体。比如说与人结伴外出游玩时,如果导游指着一块石头,说它像什么什么,可能会得到温州人的认可与赞同。但如果对方说出的是一通富有美学意味、深奥难懂的道理的话,温州人则可能会转身离去了。

  我们也不能免俗,想从温州地图上看出些什么。

  它有点像哑铃,极具力度,富于活力。

  大家为这样的发现感到开心。一个矮小壮实的运动员举着哑铃,这正是温州人独特生命能量的形象,是生命魅力召唤下的一轮景观。

  我们还在一篇关于温州的随笔里看到,作者将温州比喻为一只牧羊犬,乐清、大荆是头,泰顺、仕阳是尾,洞头是脚。

  它善于奔跑,所以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有温州人的存在。他们在家乡成长,一旦具有奔走的能力,就满世界跑了。

  它强劲又尚武,具有团体精神。温州人的地域观念明显胜于其他地方。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温州人在火车上被外地人欺负了,眼看就要不敌,这个温州人大喊一声:“车上有温州人吗?我被外地人打了。”结果,所有的温州人都跑到他的身边,狠狠教训了外地人一通,显示出温州人个体或群体的血液里所释放出来的温暖的能量。

  它憨态可掬,惹人喜爱。温州人的豪爽、热情、好客,赢得了所有到过温州的外乡人的极大好感,也赢得了一笔笔生意,赢得了历史赋予的机会。豪迈和开朗,使身在他乡的温州人在最困苦的时候仍能保持愉快乐观的心境。

  地图上的温州还像一只枕头,就是那种藤条编成、夏天睡觉特别凉快的枕头。温州人喜欢热闹,喜欢玩乐,喜欢过安逸的日子。不少人稍稍有了一些钱以后,就忙着买房子、买电器、买车子,甚至花大力气造坟墓,而忘了当你享受的时候,别的地方的人正借鉴你的经验,在准备赶超你呢。

  在上海发展了十多年、创造了良好业绩的一个温州企业家讲了一个聚会的故事:

  上海的企业家晚上赴宴,全部是由专职司机开车。到了酒店,老板给司机100元钱去吃饭,自己则步入酒店,宴会结束回到车上,司机已经在车里等候了。温州的企业家则喜欢自己开车,有时候随便带上几个客人,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完了,大声张扬地离开酒店。他们还没把聚会、聚餐当作一个正式社交活动来对待。这样,如果这两方碰在了一起,很可能会谈不成生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不一样。

  我们经常在报刊上看见中国人同外国人谈判如何如何被骗了,如何如何不愉快等等。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文化根基不一样、思维模式不一样。

  由于去温州采访,我们认识了800年前的温州人叶适。

  大学问家叶适于南宋时期生活在温州永嘉。当时,温州商贾已经非常活跃,叶适从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利义统一、经世致用的“永嘉学派”事功学说体系。在这种功利文化的熏陶下,历史的风雨铸就了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传统品格。而这种独特的品格如同遗传因子,从此一直延续在温州人的举手投足之中。800年后,“永嘉学派”的功利特质成了今天“温州模式”的文化谜底。

  可以说,叶适“学以致用”的思想形成了温州人的主体思想,成了本土文化的根基。沿着这一文化脉络,温州人的所有行为都能够找到依据。

  你搞你的运动,我搞我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主义看不见,“尾巴”却能够使家里多一盘菜。

  你讨论你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我先搞我的家庭工业。温州地少人多,资源不丰富,大家都要,自己先动手吧。

  你不给拨款没关系,我们自己筹资,先把城市建设搞起来。

  机场、机场大道、体育馆、铁路等等,无不体现了“功利之学”的作用。

  在这里,文化提供了思维,思维产生了行动,行动之中能见利弊,利弊之后就看出了鲜明的结果。

  叶适是入世的。由于温州山高皇帝远,朝中高官也少,故“永嘉学派”大多数人都是靠自己的刻苦而登堂入室的。他们来自平民,对平民的生存苦乐也非常了解,因而也就知道柴米油盐是老百姓最需要的。叶适提出的功利学说是给士大夫听的,却是给老百姓用的。

  大量的温州人经过比较以后,发现诗和清谈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于是就奔实际的、功利的方面去了。

  温州人知道怎样去实现功利理想。

  温州地处一隅,免去了中原逐鹿的战争祸乱之苦;温州地域狭小,没有人会在这里为争霸业而涂炭生灵。温州三面依山,一面临海,山珍海味几可自足。

  但是,温州的致命弱点也是上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没有战乱,人口增多,土地并没有增加,僧多粥少的危机永远存在。因此,温州人只能选择叶适,而摒弃谢灵运。前者能使人重劳动而获利,后者只能使人尚空灵而贫穷。

  没有什么比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自己的欢乐而令人愉快了。因而,温州人的生命形态是欢乐的享受形态。

  温州人由于实实在在地做事,所以就享受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欢乐。

  可温州人太爱享乐了,太爱玩了;华灯初上,每一个排档都坐满了人;一到夜晚,歌舞厅、保龄球馆都是爆满。而且,消费的大多是本地人。

  鹿城区最早制作面包而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对我们说:“鹿城区的人太会玩了,像这样玩下去,将来天下就是乐清人、苍南人、瑞安人的了。”

  这番话令人震动!其实,这番话可以针对所有的温州人。

  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的长辈喜欢穿北京的黑棉布鞋,也就是北京鞋,戴上海牌手表,买上海的69型自行车。其实,从文化角度来说,这是对皇城文化和大都市文化的敬畏与羡慕。那时候,温州人不大被人看得起,因而他们就憋足了劲实干。创出业绩后,温州人的享乐主义占了上风,大家都喜气洋洋地玩了起来。

  通常所说的“温州人”是个复杂的概念,鹿城区人自认为是最正宗的温州人,可县里的人也认为自己是正宗的温州人,连丽水、青田、温岭等地的人出去都称自己是温州人。

  温州人非常自尊。曾经被称为“乡下人”的县里人,他们的心里也一直憋着一股劲。当鹿城区的温州人拼命在玩的时候,他们已经“兵临城下”:在市区买地造厂房,将已成功的产品和管理经验带进了市区,以市区为基地开始向外拓展。

  由于经学致用强调的是即时可见的功利,由于受地域狭小而形成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的影响,温州人普遍感到生意做到一定程度就做不上去了。几年前,大量温州人背井离乡,去开拓市场;赚了一些钱以后,就回到家乡发展、享受。

  然而,家乡从商的人也更加多了,加上外来人口,整个城市都非常困难。这样,就造成了如下的局面:温州内部,大家互相模仿,互相压价,市场逐渐萎缩;外部大多数的经营人才难以形成大气候,觉得还是家乡好,有不少人纷纷回撤;再出去经商的往往是没有经验的小青年。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几年的生意难做了。

  随着温州最后一辆菲亚特汽车被送进了汽车回收公司,证明了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菲亚特,集中了温州人及他们经商方面的大多数特点:小巧、灵活、耐用、价格公道。怀念菲亚特,但绝不再坐菲亚特,应该是温州人新的气派、新的起点!

  不过,熟悉了温州人的所有特征之后,令人感到最“可怕”的还是温州人的五大生意经。生意是一门学问,而学问总有它的规律、模式或经验;但是,以善于做生意而著称的温州人似乎并不理会通常意义上的这些规律、模式或经验,他们自有套路、自成规律。仔细思索起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攻伐之经

  温州人多地少,决定了他们只能向外拓展,不断地去寻找一个个新的生存空间。因此,温州人可能是中国经商者之中最多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群体。南至三亚、北到漠河、西抵拉萨、东达青岛,到处可见温州人的踪迹。最初,他们是以手工业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如理发、补鞋、裁缝等,一个个游兵散勇燕子般地南来北往。后来,他们发现各地时常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就纷纷开辟新的商场或商品集散地。每到这时,游兵散勇们就聚到了一起,出谋出钱出力,一定要在竞标中拔得头筹。

  因此,在全国很多城乡都有以温州人为主的商场或商品一条街。有的一个企业就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分公司、分销点、办事处,将温州人的商品意识传达给当地,辐射到周边。目前,在巴西、南非、欧洲、美洲都出现了新的温州人经商的网点。

  温州人攻伐之术的特点是: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而后从家乡搬来很多愿意经商的“兵勇”,安营扎寨,守住阵地,除非是市场衰落,否则绝不后撤。可以说,这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结合。

  血缘之经

  温州人更多的是以群体聚合的方式来从事各种工作,特别是生意方面的事情,血缘关系成了重要的因素。手工作坊和家庭工厂就是一个典型。

  楼上住人,楼下聚集着自己家或亲戚家的很多人,印刷、编织、裁缝、做鞋、制眼镜、造纽扣、加工小电器……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不时说些简单的邻里故事、闲话笑话。到吃饭的时候,各自解下围兜,走到后面的厨房,围成一桌,开心地聚餐。

  这样的工作模式几乎不需要管理:赚得多,大家分得多;反之,也能心安理得。谁要是想偷懒,看看四周都是亲人,你自己偷懒就意味着别人要多干一些,于是就会不忍心;更不会有人把原材料偷出去为自己所用——被大家发现,你还想做人吗?许多温州人就是这样起步的。

  如今,血缘在温州人新的经济模式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中的一个主要成员成了厂长或董事长,其他成员则分散在各个重要的部门,分头负责:有凝聚力而少扯皮、拆墙脚之类的现象;对外是一个团体或一只拳头,对内是一个温馨的群体;遇到困难,大家齐心出击;遇到矛盾,开一次家庭式的会议,往往就能解开疙瘩。血缘在企业里成了前进的动力,成了赢利的催化剂。

  血缘的向心力是无可置疑的,但会不会因此缺乏广纳百川的胸襟呢?会不会使外来的才俊,看不到彼岸那道最明亮的曙光呢?或许,血缘与非血缘要并驾齐驱才好。

  模仿之经

  温州的生意是从青菜小葱小鸡小鸭之中“长”出来的、“孵”出来的,本没有模式,也没有传统。好在温州人有一副非常聪明、具有非常强的模仿能力的头脑,他们无所畏惧,并且勇往直前。

  曾经是温州四大经济支柱的产品——纽扣、皮鞋、服装和打火机,最初无不来自于模仿。纽扣只要从外地或国外买来的衣服上拆下几颗,仔细研究一番就能够生产;皮鞋是仿意大利的;服装是仿法国的;打火机是仿日本的。温州有很多的同胞散居在世界各地(通过血缘关系出国的占多数),当他们回到国内时,其穿着和用品就成了家乡有心生意人的目标。到手以后,用一夜的时间就可将那些东西解剖完毕。旅外同胞于再次出国的前夕就会看见跟自己使用的那些东西一样精美的仿制品已经摆在了橱窗上了!

  温州人的主导产品大多为易解剖、具有一定手工技能的东西,而像电脑、手表,以及化妆品等具有较大难度的产品,就不在模仿之列了。

  豪爽之经

  从温州的沿革来看,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几乎都没有波及温州,也就是说温州从没有接纳过大批的北方人;倒是倭寇侵扰沿海时,从南边的福建那儿涌进了不少“南人”。然而,凡是到过温州的外地人一致认为,温州人具有北方人的豪爽与义气,这是温州人在残酷的商海拼搏中最具优势的人文与性格特点。

  温州人穿着良好、饮食讲究、腰板挺直、笑声爽朗。与人做生意时,这些因素往往给对方以极大的好感与信任感。而温州人或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或大大让利的手法,以及今天吃亏明天收回的自信,都使他们在广阔的商场上屡屡得手,意气风发。

  想象之经

  许多人以为,做生意就是昧着良心使尽一切手段赚钱。其实不然。就商业行为来说,它不仅需要经商技巧、管理技巧、融资技巧、为人技巧、网络技巧等等,还需要想象技巧。这一点,温州人挥出了漂亮的好几笔。比如,邀请克林顿做广告就是其中一例。

  当然,要更加具体形象地认识这些生意经,这本书中的许多故事就是最好的教材。温州之行,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震撼之旅,我们希望对这本书的读者也是如此!

  第一章 温州制造:挡不住的商业旋风

  有一个段子在温州非常流行:火星人落到地球上被逮住了。东北人会问他有没有户口;北京人会问他与我们人类有没有血缘关系;上海人会把他用来搞外星人展览,卖门票;广东人会问他身上哪些器官可以吃;海南人会问是男是女,男的就杀掉,女的就做老婆;而温州人则会立即请他吃饭,打听火星上有没有生意可做,请他帮忙介绍。这就是温州人!

  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老太太也会做生意

  在温州进行采访,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老太太背着自家作坊生产的小商品,闯进内陆城市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进行“洗楼”式的推销。推销对象听不懂她的方言,她只有用手“说话”。结果每次都有较大收获。成功的秘诀就是她的左右手向推销对象展开的顺序:先展开右手,手心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再展开左手,手心上写着“买我的产品给你20%回扣”。这就是温州人!

  20年前,一个16岁少年在家乡小镇街头做补鞋匠,20岁时与伙伴用2000元办了一个小作坊,开始加工小电器零件。他就是现年38岁的亿万大亨、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2001年,温州媒体搞过一次“温州人崇拜的20世纪名人”问卷调查,南存辉与鲁迅、雷锋一起当选。在另一个“温州百姓心目中的温州企业家”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题是问温州女性的:“你最想选哪个老板做你的丈夫?”南存辉名列第一。理由是:他气质儒雅,有书卷气。这就是温州人!

  温州莆田、青田人通过各种渠道一村一村地移民意大利。第一批人出国站稳了脚,又将第二批人带出去,多年以后,他们都到国外去了。出国后不懂外语,困难很多,他们就特别团结。他们有自己定的一些规矩,如有温州人初到,他们就自发凑钱助其发展,等他成功后再还钱;他们互相不杀价,捆绑成团,外面的人“水泼不进”。他们靠假冒伪劣皮货起家,模仿正宗意大利皮货,价格压得很低,很快把意大利市场打垮,当地人十分害怕他们。现在,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他们又开始进军正宗高档的皮货市场,很快又占领了高达30%的市场份额。他们自称是“中国的犹太人”,尽管世界各国对他们进行封锁,但他们仍然无孔不入地挤进去,将自己经济的毛细血管与世界经济的毛细血管相连。今天,在全世界,他们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就是温州人!

  “当老板,睡地板。”这不是表扬艰苦奋斗精神,而是老板卖了自己和家人赖以安身的房屋才换来了梦寐以求的厂子,自己才当上了老板。晚上下工后无家可归,当然只有睡地板了。这就是温州人!

  农民包机;邀请克林顿做广告;发明机场建设费;有偿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是温州人!

  1998年8月30日凌晨2点,杭州至乌鲁木齐快运专列延伸国际专线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首次有了国际快运铁路专线。这列名为“华东中铁快运X288次”的杭州至乌鲁木齐专列,延伸至俄罗斯的莫斯科、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不久,这趟国际快运专列的始发站又由杭州直接延伸至温州。该国际快运专线是由温州至乌鲁木齐专线联合体(温州市东风运输公司、殴海西山托运部、市长运青松第六营业处的托运个体户联合组成)和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华东公司联合开辟,全程长达10000多公里。这条万里通道大大缩短了温州货运路程,促进了温州外贸经济的发展。由运输专业户承包国际快运专列是我国铁路运输营运的最新模式和重大改革。这就是温州人!

  “走遍天下路,难过温州渡”

  有这样一个故事。

  温州四面是水,走出温州只有水路一条。“水路一条”,用温州话说就成了“死路一条”。没有航运,没有直通的陆路交通,东面是海,宽阔的瓯江又横亘于温州与内陆之间。温州人想在瓯江上架一座桥都快想疯了。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浙江省省长到温州考察,车队到达瓯江渡口等待趸船过江时,被堵在了对岸。工作人员电话打到温州市委,要市里赶紧派人去疏通。温州市委书记不紧不慢地说:“等一等。”一个小时后,又有下属来催,书记仍是稳坐不动。又过了一小时,又有人来催,书记还是不动。整整3个小时后,市委书记才亲率一班人马赶往渡口,把堵得心里直冒烟的省长一行接过瓯江。省长见到市委书记后第一句感叹就是:“走遍天下路,难过温州渡。”

  当然,省上拨出部分资金与地方集资建桥的事也就此“搞定”。温州人如此大胆,上面官员明知就里也难以责难,因为温州人除了大胆,还非常狡黠。

  包山、包地、包海、包油田、包国际快运……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承包的故事。胆大包天的温州人可以包天包地!

  “胆大妄为”的集体创改

  当今中国,有谁不知“包产到户”呢?但是,是谁最早提出和实行这种责任制形式并总结了完整的经验?到了温州,才得知此前安徽凤阳农民的“包产到户”并不是创举。“包产到户倡导者”事实上是李云河、戴洁天等人。是李云河他们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是李云河们使“包产到户”家喻户晓。

  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农村集体化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有200多个公社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如此“胆大妄为”的集体行为,带头实施者竟是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等人。

  不仅这样干,李云河等人还写了5000余字的专题报告,历数集体制公有化的种种缺陷,理直气壮地宣扬“包产到户”的好处。结果,这些冒险家随后纷纷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但是,温州民本经济的实践并没有因此中断,它们像地火蔓延,星星点点绵延不绝。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工包产》一文,使当时担任永嘉县农业书记的李云河眼前顿时一亮,早就盘旋于脑中的“按劳分粮”、“包产到户”想法再一次鲜明地跳了出来。

  1956年5月,经上级批准,李云河、戴洁天、李桂茂在永嘉县燎原农业合作社试点“包产到户”。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户经验总结》小册子面世。

  但是,在农民喜庆声中迎来的1958年2月14日的永嘉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李云河的“多劳多得”、“包产到户”却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李云河、戴洁天等人成了“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

  有一张大字报对李云河作了精辟概括:“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李云河成了“目无组织”的“堕落”共产党员。

  安徽凤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国家承认后,李云河激动不已。1981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一则《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简报,终于唤来了李云河放开手脚的一天。

  “包产到户”发展了经济改革方兴未艾的农村形势,推动了正在起步的城市经济改革。作为“包产到户”的倡导者李云河、戴洁天等,为中国农村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也为温州农村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八个人造城记

  其实,任何奇迹的发生,首先源于冒险、智慧和勇气。温州奇迹,也是如此。“违法”建成中国第一农民城应是“包产到户”冒险失败27年之后温州人的再一次集体冒险。

  温州苍南县的小渔村龙港靠海,可建设优良的港区。1983年为了促进港区发展,县里报浙江省批准设立龙港镇。但是省里县里都没有钱,龙港镇新城只存在于一位乡村画家画的水彩规划图里。不久,一个名字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这就是后来的农民城“城主”陈定模。

  在温州,陈定模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这位不入品的芝麻绿豆官以他的智慧和坚忍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历史,而他的沉浮又生动地描绘出温州基层官员在某一时期的共同命运轨迹。

  现在,陈定模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1984年夏天的情景。那是在6月,毛遂自荐的他带着7个干部和3000元办公经费到任时,眼前的龙港是一片野鸭乱飞衰草连天的蛮荒滩涂。当时,他四十出头,卷着一高一低的两只裤腿,站在一块沼泽地面前。目光所及,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两旁有数十间泥坯农舍,歪斜不齐,了无生机;再往前看,便是一大片滩涂。3天前,陈定模被任命为这个新规划的龙港镇的镇委书记,他身后站着的7位干部都是自告奋勇随他而来的。

  在这样的地方,凭着这8个人要造一座农民城,能成吗?十多年后,记者采访陈定模。旧地重游,老陈莞尔一笑,打开抽屉掏出一张图纸,皱巴巴的,有一处还被烟烧了个小洞。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龙港建城规划图》。

  图是当年老陈亲手绘的,街道、楼房、市场、医院、学校和幼儿园,都已经在纸上各就各位。整个新城呈“井”字形,街巷纵横,一目了然。龙港要建城,仅造路、供水、排污等3项公共设施,就起码要500万元,陈定模全指望这张图纸。

  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出来,旁边就是陈定模绘就的那张规划图,公布的优惠政策有8条,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的口号。

  陈定模带着7个干部组成7个宣传队,带上两张“皮”(地皮、嘴皮)与一张纸(龙港镇规划设计图),分赴全县12个区镇。大海报、墙报、幻灯、广播喇叭不断搅着偌大的县城;他们搞了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他们在《温州日报》上大登广告……很快,一个“龙港热”形成了。只要交钱,立刻就可以成为城里人。顿时,多少代梦寐以求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如潮水般涌进龙港。到1984年8月底,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就达2000余户,一包包的钞票、一捆捆的希望,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推到了陈定模的面前。收盘一看,共1.2亿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梦幻般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紧接着,陈定模等人率先在全国突破土地制度限制,把土地使用权当作商品来经营,按照不同地段分为不同等级,以收取市政设施费为名,进行土地有偿出让。这位闯将似的汉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旧感慨万千: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像门诊医生一样面对一批又一批满怀疑窦又充满好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提问“进城后户口问题怎么解决”……最壮观的情景出现在交纳地价款时,农民们争先恐后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里塞,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

  凭一张图纸就集得1.2亿元,这样的“空城计”今天听来无疑是令人愉悦和赞叹的,而在当时当地却潜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风险: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陈定模卖土地集资造城算不算是犯了天条?就在龙港对外开放后的第三个月,调查工作组就悄然而入,把猪皮的公文包胀鼓鼓地塞满材料后,又悄然而去。各种足以证明“毁田建房”的“证据”上报到市人大,某领导大笔一挥:严肃查处!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该领导与陈定模在某场合见面时,陈定模问及此事,他居然说忘了,想不起来了。

  后来,陈定模总结说,中国探索集镇化建设的路子的阻力主要来自“脑子”,一旦你迈开了步子,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要容易,而意识形态的阻力又超乎你的想象。为了让龙港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他只好自己找“尚方宝剑”: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终于,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按这两条经典论述,“非农土地商品化”或许不行,可是“土地有偿使用”应该是允许的吧。在龙港干了几年,他出口成章,竟可以把马列原著倒背如流。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考察龙港,陈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语录”。领导同志十分惊奇:看来温州干部的理论素质的确很高。

  陈定模说:“官”字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面对一次次的质问和调查,陈定模申辩无效,论理无功,他违心地检讨自己:“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与此同时,在龙港却还是春笋般地冒出高楼大厦。他以农民特有的“狡黠”的“怠工”心理,一以贯之地干他的事。

  1987年,《农民日报》以十分严厉的口吻报道了龙港的“毁田事件”。6月,在陈定模的邀请下,《农民日报》总编、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教授马家驹等一行十余人聚会龙港,跟“土理论家”陈定模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这场对话构成了当年一件颇为引人关注的新闻事件。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比如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是适合的,至少在龙港是行得通的。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就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在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因此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起来了,而且以后会越来越高。不久前我们搞了一次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我们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筑……

  有资料称,陈定模是国内尝试把国有土地有偿交付给农民使用的第一人。

  质疑与申辩、查处与抗查,在陈定模担任龙港镇委书记期间交替出现。尽管他百般努力有时甚至不无妥协,可一直就没有从争议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一方面,龙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参观考察团蜂拥而至;可另一方面,对陈定模和龙港的各种各样的清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此后不久,由省、市、县三级纪委6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又来了,这次不是“毁田建房”,而是“清理干部私人建房”。调查组挂出了检举箱,此时,谣言四起。“陈定模被抓起来了!”“陈定模家被抄了!”活灵活现,有板有眼。居然还有人说自己看着陈定模戴上手铐被两个“大盖帽”拉上警车往温州市区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亲戚来了,朋友来了,他们不敢说找陈定模,只是在办公室、陈家门口探子似的看一看、瞧一瞧。调查组在龙港整整蹲点了7个多月,其中审计局的同志查账3个多月,结果呢?调查组的结论是:“老陈工作是有成效的,在群众中威望是很高的,我们没有发现经济问题……”

  当组织上对陈定模公布这一结果时,被折腾得大半年没法开展工作的他终于火了:“你们查了这么多月,花了这么多钱,就这两句话?!”数日后,中央一位高层领导视察龙港,陈定模将整他的事、整他的人全盘托出。

  他说:“多数人看,少数人干,个别人还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结果大家都不想干。”中央领导生气了,而那群站在中央领导身边比陈定模大好几级的干部们脸色骤青骤白,好不尴尬。

  1989年,陈定模终于出问题了:他无视上级三令五申,为其母的丧事大操大办。这年12月底,陈定模81岁的老母过世。陈定模知道此时凭自己在龙港的地位,各路人马到时都会过来,他在讣告上写道“遵照先母遗嘱,丧事简办,谢绝送礼”,并与各单位一一做了工作。他是个有心人,他有个册子,登记花圈186个,其中私人名义送的150个。但后来调查组说有260个,因为他们有充足的证据——某君的任务就是蹲点数花圈,怎会有错。另外有个颇值得玩味的细节,出殡的队伍走了约一大半,其兄陈定汉把表示戴孝的草绳圈扣到他头上,这也成了党员干部“封建迷信”的证据。

  不久,陈定模被迫离开龙港,离开温州。当他离开的时候,龙港的地区面积已达58万平方公里,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居民人口15万,城内工业企业600余家。到1994年,龙港镇列全国乡镇综合经济实力第17位。至2001年,龙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38.8亿元,工业总产值87.5亿元,居民人均收入6066元,是全国最大的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编织基地之一。

  1998年,温州评选“改革开放20年温州10大风云人物”,远走他乡的陈定模仍以高票入选。2002年8月,唐山市开平区委请他担任区招商办主任,帮助搞活区内的第三产业。陈定模积极运作,请到了300多位温州客商到唐山考察,最后近200位客商留在开平区建起了温州商贸城。在众人眼中,陈定模已成为温州经验和龙港改革的“教父级”人物;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当年龙港改革的“孤胆英雄”,今天仍然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资源。不管陈定模最终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他的身上流淌的永远是温州人的血液……

  撬开金融铁板,“抬会”带来疯狂

  温州民营经济“见风长”,家庭工业作坊纷纷扩大规模,跃上档次。但生气勃勃的温州民营企业首先遇到的拦路虎就是银行贷款困难,而当时信用社存贷利率偏低,自主存款有限。在民营经济发达的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全部信贷资金只有区区40万元,存贷矛盾极为突出。

  当时国家的金融利率是铁板一块,根本别想撬动。但是实利当前,猖狂的温州人开始打利率的主意了。1980年,他们从粮食有议价粮、煤炭有议价煤的逻辑推理中,天真地想到了议价利率,温州人喜欢“试一试”。

  时任苍南县金乡信用社主任的陈礼铨提出实行“议价利率”。他当然谙熟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对利率的严格控制,但陈礼铨是温州人,温州不仅赋予他异端天性,更为他提供了有力支持,上面领导不唯书、不唯上,很功利地支持他干,下边的私企眼巴巴地盼着议价利率给自己带来实利。10月,陈礼铨所在的金乡信用社率先突破禁区,试行“议价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改革。

  果不其然,这一大胆之举迅速使金乡信用社扭转了局面。当年底该社浮动利率存款余额21万元,翌年跃升到54万元,不到两年就累计吸收个人存款817户共171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52户,金额217万元。几番运作,年年亏损的信用社1981年竟破天荒盈利1.6万元。随后,温州人把金乡信用社的议价利率推广到苍南全县。

  1985年浮动利率改革在温州全市推广,第二年就有近400家农村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当年温州信用社实现利润152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近一倍。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温州人不仅靠朴素的市场化功利思维得到了实利,而且无意间成为新中国金融改革的发“难”地之一。

  紧随陈礼铨之后,方培林出现了。他以开“只见过一天阳光的钱庄”而被载入温州经济改革的史册。

  方培林是温州第一个浮出水面成为公众人物的钱庄老板,当年只有30出头,在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做工人。

  1984年9月29日,苍南钱库镇挂出了一块“方兴钱庄”的白底红字木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钱庄的挂牌在当时是一桩爆炸性的新闻,然而它有悖于国家金融管理的有关条例。

  为了寻找政策上的依据,方培林四处翻寻中央文件,结果他竟真的在当时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

  方培林立即进行了大胆的“方氏解读”:“集资如果合法的话,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

  为了长远的发展,方培林还在经营管理中采取了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采取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数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他还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在方兴钱庄开张的当日,方培林就贴出了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也更为灵活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

  方培林的钱庄得到了钱库镇政府的默许,然而却迅速遭到上级部门的干涉。就在钱庄挂牌的第二天,市农业银行就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把招牌摘下来,转入地下。日后他颇为心酸地自嘲说:“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的阳光。”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恰恰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制约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的服务时间是法定的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钱庄因此生意兴隆。有时,手头现金不足,他就凭自己在当地的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

  有人曾详细地记录了方培林的一天,其细节很能体现钱庄在当时的运作特征——

  上午10时,一位经营南北货的老板满头大汗地来到钱庄:“请贷给我一万块钱,我下午到温州市区进100箱味精。”

  可此时钱庄里没钱,而方培林仍微笑着应允下来。10∶05,他来到经营百货的老陈家,向他借1万元,对方面露难色:“不行,我下午两点要向外地汇2万元,手上这笔钱不能动。”方培林说:“我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4个小时,保证下午两点钟之前归还。”

  10∶20,南北货老板贷到了他所需要的钱。百货老板4小时闲置资金也被方培林利用起来。40分钟后的11∶00,有人存进1万,方培林并不急于先还给老陈,而是又用这笔钱应付了另两位求贷者。下午1∶30,又有人存进了1万多元。这时,方培林才将1万元还给老陈。不到4个小时,方培林将这笔钱周转了3次,真可谓分秒必争,滴水不漏。

  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月息1%,3个月以上为1.2%;贷款利率为2%。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在开张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存贷款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温州有人开起钱庄了。”这条新闻在当时金融界引起的震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在它不长的生命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伴随着质疑和责难。

  对钱庄的定性,在金融界也一直是个争论的话题,大多数金融界的权威人士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本该持有由金融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才可经营的钱庄,在几年金融经营活动中却一直是无证运行。方兴钱庄的经营活动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应健雄曾于1985年10月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的身份带人对方培林的钱庄进行了调查。据他回忆,当时他们查阅了钱庄—年多的金融业务活动的账目,发现所做账本不规范。行里的两位同志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帮他重新整理。应健雄认为方培林对金融懂得不多,而整个金融的运作也不合常规,钱庄里甚至连个保险箱都没有,资金的周转主要靠手头十来个做买卖的人作为固定客户支撑着。

  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混乱,所以银行决定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也实行利率浮动,改变了以往的服务方式,成为由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在全国率先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欲以此与方兴钱庄竞争,挤掉钱庄。

  1989年,出于自身经营状况的原因,坚持了5年之久的、带有半地下色彩的方兴钱庄自行关闭。方兴钱庄由于业务发生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的认真负责,关闭后的扫尾工作做得相当出色,没留下任何令人不满意的纠纷。

  温州“地下钱庄”的出现,凸显了“民间金融”或“草根金融”性质的非法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它到底是钻国家金融制度空子的蛀虫,还是国家金融制度的有益补充,对当时的意义,值得进一步去探讨。当年方兴钱庄的设立,在客观上对温州试验区的金融体制改革起了推动作用,由此将中国千百年来就存在的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平抑了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将民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金融监管领域。2005年,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加强对温州民间融资的管理。这是温州第一次用政府发文的形式“堵疏结合”规范民间资本借贷。

温州地区肥沃的私营经济土壤,从一开始就为民间金融的萌生提供了最好的养料。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方式长期存在。私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为了解决一时的资金短缺,不得已便以这种民间的方式进行互援自救。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各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有资料显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这种抬会的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金动力。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也就是那位因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气颇大的老温州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万元。”

  当时,方培林钱庄的尴尬处境,似乎给他的随行者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信息:进入到规范化的金融行业的大门紧闭着,可任何大胆的尝试——哪怕得不到法律的认可——都将是被默许的。

  于是,在方兴钱庄开张的一年后,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在温州全境爆发了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不寒而的“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了,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的尝试,继而变成大胆的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间,一种新的特定含义的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叶三凤是一个快40岁的很会算计的女人,在镇上开了家杂货店。在别人的怂恿下,她也办起了一个抬会。她的那一套规矩在当时是最流行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则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狂热和从众心态的驱使下,如火如荼地玩了起来。叶三凤最风光时每月可净收入120万元。仅乐清一县,像叶三凤这样的抬会会主就有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万人,会主年收入1970万元。在两年时间里,温州所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参加,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一位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老人描述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不出两个时辰,两头的钱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了晚上一间房子已全部堆满钱,脚都插不进,只有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们仍不肯散去,喊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用刺刀让他们后退。”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被人视为财神的会主竟有八成以上是由像叶三凤这样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效益比,自然逼使抬会以几何级数地发展新会员作为其支撑下去的唯一手段。当年,最疯狂的会员发展方式是所谓的“短会”:入会交1.2万元,第二个月就还给会员9000元,第三个月再还9000元,本息两清。会主虽然要亏损6000元,但可以此来引诱更多的人入会。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出现了“官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3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5万、1万三种,视干部大小而定。主要是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的百姓来入会。

  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金钱游戏总有一天会断链崩盘。到1987年底,数以千计的抬会终于难以维系下去了,出现了抬会会主的潜逃事件。很快,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抬会体系顿时发生集体性的瞬间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人间悲剧上演了。

  苍南几十个讨债的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位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位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焊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做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在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倾家荡产。

  记录下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温州“抬会风暴”,其实是为中国民间金融史的演进留存一个令人心悸也令人警醒的片断。

  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

  在温州,经济体制改革的破禁更富传奇色彩。1987年,为了使民间资本冲破禁区,温州苍南县委办调研室副主任黄正瑞研究出了被称为“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股份合作制。

  那是一个充满“姓社姓资”争论的年代。当时温州的经济格局正悄悄发生变化,从简单的家庭企业到挂户经营(即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之后,农民联户、合股等形式的企业悄然兴起,占到温州工业总产值的27.8%。温州人很敏感,如果这类企业算姓私,“资产阶级”主力军就超过温州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那么温州经济问题大了。黄正瑞的笔下诞生了“骡子理论”,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色彩糅在了股份合作制一张画纸上,使千家万户的小企业能把生产的规模几十倍地扩大起来。当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其后,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到1990年,股份合作制企业产值已经占到温州农村工业总产值的2/3,由此引发了1991年初充满政治色彩的温州风波,并惊动了中央领导。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其所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中写道:5月,李瑞环视察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要以后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今天的黄正瑞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创举:股份合作企业在当时温州已经存在,创造这个理论只是为当时温州的发展作掩护,这种创造就如同一个筐,把适合温州发展的要素都往里装。而回顾这段略微泛黄的历史片段,即使在对民营企业充满良性政治氛围的今天,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就此感叹,“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

  不信神也不信邪的温州人,确实可怕!

  惊人的数据

  形形色色的可怕的温州人,各显神通,创造出各种各样惊人的奇迹。

  今天,在中国大陆,温州无疑是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每年在以三位数的速度增加。

  2002年第一季度末,温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企业存款额、外汇存款余额三者相加高达1160.16亿元。此外,个人之间的互助性、消费性借贷,资金大致在300亿元规模。这样,汇聚在温州的民间资金大约在1500亿元,但温州民间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超过2000亿元;

  2002年上半年,温州市外汇交易量达59.8亿美元,已成为国内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排名仅次于北京、上海;

  2002年上半年,工行温州市分行完成单边交易量超过32亿美元,约占全国工行系统总交易量的80%左右;

  2002年上半年,温州经济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2.5%。自1998年以来,温州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率,2002年经济生产总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温州是典型的藏富于民。

  2001年,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占该市企业总数的90%以上,实现工业产值约2000亿元,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98%。而温州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高达85%。温州的一位政府官员说:“温州的民本经济不是几棵大树,而是一片森林。”

  这样的财富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1年,整个温州地区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制约经济发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1亩。同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的投入极少,30年6个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补鞋、弹棉花,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这10万人被人讥为“十万细菌”。

  这个深藏在浙江南部山区的城市,就在全国其他多数地方还吵吵嚷嚷地探索怎样“不得罪”社会主义、又很资本主义地开始市场经济的时候,已经悄悄地神秘地积累起财富来了。

  连省委书记的眼睛都骗过了

  每小时,温州人生产皮鞋12万双。

  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

  每年,5亿~6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每10个地球人中就有1人穿上温州人制造的真皮皮鞋。

  每10元国内服装的产值中,就有1元是温州服装创造的。

  2001年,75亿支笔从温州人的手下产出……

  难以想象,这些曾在20世纪80年代看来是小打小闹的、仿冒的、低价的、靠数量取胜的不起眼的产品,而今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占有龙头地位的产品,从低端产品走到中高端,这一变化仅仅用了十来年时间。

  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想象的。

  温州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南方周末》一次著名调查的结论是:从1993年开始,温州模式北渐,在浙江地方经济中唱起了主角。浙江全境选择了温州模式的改革路径。“浙江的活力之源是温州,而浙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温州化了的浙江。”《杭州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对我们讲:“什么是浙江经验?浙江经验就是温州经验。”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率领浙江代表团参加乌鲁木齐贸易洽谈会。空闲时间张书记想买一些新疆特色小礼物,东挑西选之后定下一把做工精细的新疆刀。但回去之后慢慢欣赏,却意外地发现,刀上刻有一行小字——“温州制造”。

  如今的温州提出创建国际性轻工业城,建造十大“国”字号工业园区的口号。在从有形专业市场转向无形营销市场的今天,鞋、服装、制笔、纽扣、拉链、眼镜、锁、打火机、塑编、剃须刀、印刷包装,已形成温州人积累财富的十大小商品种类。在这些行业中,拥有7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8个全国免检产品。

  作为国内轻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温州已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称号。

  连五粮液厂的订单都是小意思

  在“农民城”温州龙港镇,偏处一隅的批发市场“中国礼品城”外表普通,但实际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企业宣传礼品批发中心。“光是青岛海尔每年3亿元的礼品采购,就至少有6千万元来到了这里。”“天一礼品”的一位缪姓经理满脸堆笑,他说,“连四川的五粮液也是这里的采购大户,一年几百万的订单只是小意思。”笔、雨伞、打火机……温州和周边省份制造的各类礼品,印上各种企业的名称后,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温州企业有“航母”,但更多的是“小舢板”。

  温州人乐意自称“配角经济”。

  小商品,大配角,大市场。

  温州苍南县的一批印刷包装企业专门为全国的白酒企业等制作酒类包装,一年的销售额达到30多亿元。纽扣更为典型。温州的服装其实较少用本地产的纽扣,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外地。按照各类纽扣的平均值算,每一麻袋纽扣的总数约为50万粒,利润仅为数千元,一粒纽扣获利最薄的以毫计。难以想象的是,这些不起眼的纽扣在2004年上半年就创造了5个多亿的产值。

  金字塔经营模式

  从温州市中心驱车沿温台高速公路而上,半小时左右即可见到路边一片气派的现代化厂房。这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正泰电器集团的厂房。

  塑壳断路器公司只是正泰繁忙的生产环节中的一个。从四川长江电机厂被高薪挖来的李俐担任这里的副总经理。接受采访时,身后的流水线正以年销售额3亿元的速度运转。沿着参观的路线,我们注意到一块展板,上面写着当月供货量前5名和后5名协作厂的名单。后5名意味着被淘汰的危险。优胜劣汰,是“温州制造”成功的秘诀之一。

  著名的电器镇温州柳市占有全国低压电器的一半产量。这里共生着一个庞大的低压电器企业群,正泰电器、德力西等几家大企业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在这个金字塔的下面是1200个私营或家庭协作厂。媒体评价:“与其说是正泰成就了1200个协作厂,不如说是那1200个协作厂成就了正泰。”正是这1200个企业群在整体上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大生产的格局,大幅度节约了制造成本及交易成本。这种模式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高度评价。

  据了解,正泰95%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采购,与上游企业形成非常安全稳定的信用关系,流动资金占用量达到最小。近几年,正泰每年以60%增长率高速增长,年产值超60个亿。2002年,正泰董事长南存辉说,放慢点速度,增长30%。

  搞垮日本人

  温州小商品的全球竞争能力,有一个让温州人得意洋洋的故事。1998年,日本一家世界著名打火机企业组成小型经贸考察团造访温州。目的只想揭开一个谜:中国人凭什么少了一个“零”?

  在温州最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老板周大虎的介绍令他们倒抽一口凉气:同样一个电子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周大虎的进价是0.1元,为大虎厂跑龙套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0.01元。日本考察团离去时,每一个团员均脸色阴郁,心情沉重。

  温州目前约有1300家生产打火机的企业,年产5亿~6亿只打火机,日产100万只左右,产值可达20多个亿。为300多家打火机企业生产配套产品的还有近1000家企业。“三天一小样,七天成批量。天天有新样,家家不一样。”

  据估算,总共有近20万人就业于打火机行业。如今的温州打火机已经打败了原来的老师——日本、韩国、台湾,使得80%的老师关门,使得世界原本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变成最大的进口国,日、韩许多制造商转而变为贸易商,跑到温州去进行委托加工定牌生产。温州的金属打火机占国内市场95%,占世界市场份额70%以上,出口总量占国内80%以上。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一个地方民营经济的发达,必定和当地政府营造的良性市场氛围有关。“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温州人的戏言,折射出温州市政府一种独特的城市经营观。“农民城”就是政府一毛不拔建起来的。

  温州出租车经营权出让价创下了全国之最,一个“顶子”68万元!

  市场的力量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温州市市长钱兴中称:“仅这两年我们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环境,已投资了140多个亿。这么多的钱哪里来?我们有三条:第一是概念性的资源货币化,把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比如说,出租车的经营权,300多辆,我们就卖了两个多亿;第二是政府性的资源市场化,如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第三是非产业化的资源产业化,比如教育、文化。

  垃圾处理是非产业化资源产业化的经典案例。过去处理垃圾是政府出钱,要几个亿;而现在是温州老板拿钱去投资、去开发、去建设。靠民间投资来实现和完成的垃圾处理,这在全国是第一个。温州的垃圾处理项目已进入国家的863计划。

  温州市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项光明,是国内由民营企业投资搞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的第一人。据称,其中已并网发电的东庄垃圾发电厂投资9000万元,日处理生活垃圾385吨,每年可发电900万度,预计12年就可收回投资。同时,投资1.8亿元、日处理垃圾600吨的温州临江垃圾发电厂也正在建设之中。项光明还将投资2.5亿元,建第三个垃圾发电厂。

  很多地方政府面对城市的各种问题,虽雄心勃勃却束手无策,没钱什么也干不了,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温州人却善用“看不见的手”,获得有效资源的最大化,难怪有人说温州人“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温州的政府是值得尊敬的,有钱盖楼但不盖,不跟风、不务虚、不贪功,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很冷静,不搞争论。”温州老板对当地政府给予肯定评价。

  排名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的意大利与温州相似

  温州之外还有个“温州”,温州的经济其实是放大了的“温州人经济”,是瞄准全球化大市场的流动经济。这是温州经济的精髓所在。

  有这样一组数字:2003年温州的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而在温州之外的160万温州人办了3万多家企业,86%从事商业流通,去年实现销售1600多亿元,其中销售温州商品金额超过900亿元。而在海外,还有50多万温州人。1600亿元相当于什么概念?有人估算,这足够造27座纽约世贸大厦或0.8个三峡工程。

  在外的百万温州大军所带来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使温州的资本完成了外迁与内送的膨胀循环,使温州区域经济具有了全球市场触觉。庞大的游商部落,让温州的民营经济站在了新的战略高度上。面向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温州人处于史无前例的战略最高点。

  温州市长钱兴中这样评价温州经济的特点: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举,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并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举。“在全国有多少温州的商贸城和温州街?温州人在全国和世界各地方的商业网对当地经济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有关媒体曾作过很有意思的比较:“排名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的意大利与温州相似,是中小企业王国,没有重工业,工业品大多是瓷器、鞋帽、服装等日用消费品(但都是名牌),同样是家族特色,同样的特色园区(服装集中在米兰,陶瓷在佛罗伦萨……),与浙江差不多的人口,同样拥有全球的同乡人行销网络。”

  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

  西部最大商业城市成都,可以说是温州游商一块肥沃的栖息地。

  据估计,在四川的温州人约15万,在成都的约8万。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人就为当地每年创造产值160亿元,成为创造财富最大的外来群体。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无疑更加惊人。官方消息称,2002年成都市的GDP可望达到1700亿元,其中70%左右为成都的民营企业所创造,这个70%中间温州商人又占了10%。

  温州四川商会副会长贾银寿号称“运输大王”,是从温州到成都、重庆的最大铁路货运商。仅仅从他手中每年运到成都的温州小商品就多达2000个火车皮,运的最多的就是鞋、服装和皮革。

  有23个交易区的成都荷花池年成交量达50亿元,是西南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中近一半以上经营户来自江浙地区,尤其是温州,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温州商报》2002年7月份组织了一次“向西,追寻温州的足迹”西部行特别报道活动,主管外向型经济的成都市副市长何绍华称:“温州人是牵市场牛鼻子的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是成都人、四川人所欠缺的。”

  记者问:“现在温州人对成都经济的影响如此巨大,不知道您对温州商人这个群体有什么具体评价?”

  何绍华答:“一是他们善于发现商机。比如四川省贫困的广元地区,20世纪80年代,就有温州商人在此创业。现在,广元市中心最漂亮的景观是‘温州商城’。要知道,广元位于西安与成都之间,陕西与四川交界之处,是成都与西安之间物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这样的商业地位,西安人没有看到,成都人也没有看到,偏偏让温州人看到了,而且在此做得很漂亮。第二是,温州商人特别能吃苦,他们一路小跑到成都,吃尽千辛万苦,从商业起家,逐步走向工业。第三是,特别能经营。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办的,但是成都人已基本不在此经营,现在基本上是江浙人、温州人在此支撑市场。温州人的经商理念给了四川商界许多启发。”

  还有一个典型数据——全国85%以上的皮鞋市场是温州人开的。

  在重庆,历经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解放碑、朝天门和石桥铺三大商业圈,在此“三圈”的街上走走,你到处可以看到温州的品牌或听到温州话。据介绍,在“三圈”里经营扎根的人有80%来自浙江,一半是温州人。用重庆人的话说,重庆的主要商业圈被温州人“包围”了。由于温州人的出现,重庆中心城市的店价、房产价也大为提高。美特斯·邦威2001年以350万的天价租下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店铺,造就了重庆历史上铺面高租金之最。

  在上海,温州人每年可以拿出63亿元给楼市。特别醒目的一个数据是,以温州资金为主力的外地人购买了上海楼市高价住宅的53.6%,超过了本地居民。据业内人士称,外地人购房的目的主要不是自己居住,而是用来投资。他们通过大资金进入房地产二级市场,囤积一段时间,抬高房价后再倒手售出。上海媒体惊呼“上海楼市出现了温州现象”。

  在北京,仅2002年3月14日、15日两天,温州人买楼就花了3000万。著名的京城“浙江村”几乎垄断了北方的中低档服装市场。

  在昆明,5万温州人至少拥有60亿元的投资资产,而这60亿资产可以产生200亿以上的经济效益。

  在新疆,做边贸的温州人接近8万,每年撒入新疆50亿元。

  在国内各省,温州人和温州市场比比皆是。

  温州人的商旅足迹延伸到了国外。50多万温州人分布在意大利、法国、美国、巴拿马等十几个国家,开设了温州人的市场。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江指出,中国前往欧洲的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和福建省,实际上在整个欧洲,中国移民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意大利是温州移民在南部欧洲的主要定居地,据说,现在意大利的皮货制造一半以上出自在意大利的温州人之手。而原来犹太人垄断的一些商业领域,不但被温州人渐渐蚕食,而且还让犹太人当了打工仔。

  在美国纽约,温州籍华人约有10万。当地报纸以法拉盛商业区作为解剖观察的细胞:“许多老旧的华人杂货店、餐饮店,已换成多家浙江温州人开办的超市。经营者多是打拼的温州青年,开办的超市以生鲜蔬果鱼肉为主,规模与速度胜过许多老牌超市。”媒体惊叹:温州人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的发展,短短10年内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每人花680元买票听温州老板讲课

  温州在中国改革史上创造了太多的第一: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温州人为中国贡献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与财富增长相辅相成的样本,从各地纷至沓来的取经人将温州变成了“热州”。

  仅正泰集团去年就接待了4万人次参观。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全国每年到温州考察学习的县级以上单位就有300多个,在温州常设办事机构的单位已达200多个。光看还不够,许多参观者还邀请温州的企业家去讲课。

  温州模式开始登堂入室。正泰集团、东艺的管理经验已被收入清华大学编写的MBA教材中。民营企业老板们纷纷到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授课。一场在上海举行的“温州民营企业为何能成为世纪大赢家”报告会,门票680张一元,上海人还是蜂拥而至。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世界上知名大企业的老总都是频频应邀外出讲课的。一个企业可以花很多钱在媒体上做广告,但是如果企业的管理、文化等没有可供人家学习借鉴的地方,是不可能被邀请讲课的。”

  2002年5月26日,温州两大电器王正泰的南存辉和德力西的胡成中同时出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畅谈改革。这说明温州模式、温州的民营企业及温州人的创新精神正在全国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与关注。

  壮观的“温州热”

  屈指数来,中国当代历史上至今已经出现了三次“温州热”,每一次都带来一股外来考察的热潮,每一次都意味着温州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和经济权力圈中的地位变化,每一次都和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重新定位密切相关。

  1985年,《解放日报》的一篇著名报道——《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奠定了温州模式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地位。1986年随即被称为“温州年”。事实上,温州热的第一波浪潮从1983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没有铁路和机场。参观考察团到温州,要沿着坎坷的国道线,一路颠簸到瓯江边,再等待数小时的汽车轮渡,方能进入目的地。但在这4年中竟有超过60万取经大军拥入温州,仅1986年一年就有副省级以上官员93人次到温州参观考察。新兴的农民城龙港镇,高峰时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所有饭店24小时开餐,仍然无法满足需求。温州的旅馆连走廊、过道、饭厅里都支起了临时铺位。

  让温州人津津乐道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温州时发现,同天抵达温州的全国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十几个。他当即要求坚决制止参观现象的泛滥,国务院办公厅还下发了中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这仅仅是温州热的开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关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戛然而止。到1994年,第二次温州热带来的参观大军达到50万人次。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大召开,首次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其后,江泽民总书记亲临温州视察,第三次温州热在意料中来临,并持续至今。

  “拷问”温州

  专家学者时刻关注着温州。

  在温州瑞安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研讨会”上,王洛林、董辅、吕政、周叔莲、张维迎、樊纲、钟朋荣等著名学者同时会聚一堂,实不多见。正是这些著名的思想者,敏锐地发现、提炼和拷问温州,把新生民间经济的粒粒火种播撒到全国。

  “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在1986年对温州模式的总结至今仍然是最精当的概括。20世纪90年代他两度重游温州,对比今昔,老人感慨万千:“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吴敬琏说:“1998年,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从温州考察回来,写了一封信给朱总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学习温州,发展中小企业成为风尚。之后国家经贸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温州,沿着我去过的企业看了一圈,调查回来后称‘去晚了’‘吓了一跳’‘想不到’,过后不久,国家经贸委出台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吴敬琏说,“支持地方中小企业群的发展,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增长级,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盘皆活。全国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下岗工人,温州却没有下岗人员,为什么?中小企业吸收了。温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小企业是吸收消化劳动力的好途径。”他还称,希望各地也像温州那样,中小企业家和其他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成长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评价:“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了经济大省。”

  1999年末到2000年初,五位经济学家相继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比较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一批批思想的探索者如候鸟一般在温州来来去去。在蔚为壮观的“温州热”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前去朝拜“民本经济圣地”的人们到底能学到什么?自1997年开始,曾经独具个性的温州模式被贴上了正统化的标签,全国的市场经济化浪潮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温州模式开始失去甄别价值。

  “在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京城四少”之一的经济学家钟朋荣说。思维无模式,意味着由此产生的温州经济模式是难以简单拷贝的。但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却存在可以复制的可能。源于草根阶层的温州民本经济,其除旧务新、唯利是图、自力改革的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关注财富、温州的历史断面和思想峰面,汲取民本、民生、民强的自觉意识,对于民本经济相对弱小的西部诸省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在这里,勇气与信心是学习的第一要素。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一个民生力量与改革勇气突涌的地方,都会不断有新的奇迹出现。

  第二章 国际玩笑:异想天开的生意经

  温州是异端的,因为温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异端的。800年前,叶适与朱熹、程灏齐名,都是儒学主流,但叶适是“异端”。儒家诸圣强调利义冲突,而叶适则要强调“以利和义”,讲究经世致用,提倡功利之学。叶适说:“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有了此说,内陆城市以讲究贵贱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就不可能在温州酝酿。温州社会的主流从来就是以财富为中心。财富成了官民共同追逐的目标,于是殊途同归。官有官道,民有民路,唯利是图,有钱者尊。

  “养蜂部落”南征北战

  温州人说,我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温州人的思想深处印刻着一个鲜明的观点,拥有财富的人就有能力,有未来。

  上世纪60年代,举国上下陷入“文革”泥潭,政治口号满天飞,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而温州人则开始了新一轮市场经济的南征北战。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温州小商小贩只好打擦边球——虽然各地在打击投机倒把,但中国太大了,走村串巷的小商贩们尚有生存空间。于是,从温州涌出数不清的小商小贩、修鞋匠、长途贩运户。

  当时,温州出了无数“养蜂部落”,上万温州养蜂人乘着火车天南海北追花逐蜜。但是你千万不要相信温州人真的在为养蜂事业这样居无定所地漂泊!秘诀是,当时国家政策重视农业,而养蜂属于农业生产,铁路部门对长途运输蜂箱有巨大的价格优惠。善钻空子的温州人看出了里面的市场空间,灵机一动,搬着几十箱蜜蜂赶火车奔赴新疆云南追逐花期,同时利用蜂箱偷偷搞紧俏物资的贩运,把云南的烟藏在蜂箱里运到新疆去卖,再把新疆的葡萄干贩到天津去卖……

  长途运送蜂箱火车票价格低得不能再低,温州养蜂人就靠低价贩运投机倒把赚得腰包涨了起来。

  捉放“八大王”

  温州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跌跌撞撞,顽强前进,“异端”使温州一直居于全国“姓社姓资”的漩涡中。温州人至今称道的是,温州虽然历经上方“拷问”,但几任市委书记,无不尽显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

  8月正是台风季节。1981年8月,刚刚到任的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轻车微服出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作为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级,他到温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乱”,要把温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

  多年以后,袁芳烈回忆说,那时他自己感觉好像是掉进了“敌占区”。

  温州几乎没有国有企业,没有“政治觉悟很高”的群众,到处都是小打小闹的家庭作坊和汗流满面的农民推销员……年轻的市委书记决定迅速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摧毁猖狂滋长的私有化“毒瘤”。

  随即,温州乐清柳市镇8个重要的个体户成了第一批目标。这就是民办短途邮电的“邮电大王”、做广告信息的“目录大王”、购销旧货加工的“旧货大王”、购销低压电器的“机电大王”等“八大王”。1982年初,借着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东风”,政府以“投机倒把罪”把八大王抓了起来,其中7个被判了刑,剩下一个亡命天涯……

  然而,抓了“八大王”后,温州经济一下子蔫了。大大小小的个体老板跑的跑、躲的躲,温州仅有的一点国营厂矿更是“扶不起的阿斗”,当年第二产业竟然出现负增长——割尾巴割得温州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疑惑万分的袁芳烈开始深入实地调研:在瑞安塘下镇一间昏暗的地下家庭作坊,半间屋和5台简易机器,老板和工人就是一个在家带孙子的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守着机器操作,晚上把制作完成的松紧带交给小贩。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不如:5台机器投入只需要500元,而老太太的年纯收入达6000元!

  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如果有1000个这样的老太太,温州的经济总量会增加多少呀!温州,就是以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劝谏着它的市委书记。数以万计的家庭工场作坊、10万走南闯北的农民供销员、完全陌生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的地下经济机制,让袁芳烈彻底改变了对温州经济的判断。来温州不到一年,他就决定召开温州市专业户、重点户“两户代表大会”。

  没料到,这个代表大会的请柬发到许多“两户”手中时,竟被视为又是一个“严打”信号,许多接到邀请信的专业户重点户心情悲壮,以为此去就是“鸿门宴”。有人甚至准备好了坐牢的行囊,与妻儿挥泪而别。但是,到了开会的地方一看,傻了!全温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市民拥上街头夹道欢迎来自温州各地的“赚钱英雄”。前来赴会的“两户”们不仅没有被抓进监牢,反而戴上大红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两户大会”成了温州民营经济金鸡破晓的第一声长鸣!

  从此,袁芳烈的屁股和温州人、温州民营经济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同时袁芳烈也在用这种方式表明:“八大王”抓错了。果然,经过公检法三家联合复查,发现“八大王”的经济活动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布“八大王”案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一位温州老人告诉记者,他佩服袁芳烈是因为他犯错误后敢于在任上自纠。平反“八大王”后,温州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20%以上,名震中外的“温州模式”初具雏形。20年后,人们这样评价袁芳烈:温州不会忘记——他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助产士和吹鼓手。

  “我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

  接替袁芳烈的董朝才临上任,省里领导特别找他谈话。重点交待的是:“你要把温州的国有企业搞活搞好,把温州的做法改变过来!”1985年12月,新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出现在温州的国企、村镇和家庭作坊里。他汲取了前任的教训,没有下车伊始就疾风暴雨式地来个下马威,而是开始深入调研。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景、一场场热血沸腾的座谈、一个个深刻反思的不眠之夜:“我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可我不能不正视现实,不能不认真考虑:为什么几十年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仅仅几年工夫就让人家民营给超过了?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秘密?”

  在改变温州和被温州改变的较量中,董朝才不由自主地坐在了温州民营经济一方。难怪当时温州市民戏言,董朝才没把温州拉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反而被温州人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了。半年之后,董朝才发表了他的轰动一时、至今仍能算是经典文献的“温州考察报告”。他说,一种经济形式占支配地位,当然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形式非要达到比重上占多数的地步不可。

  除了思想解放,董朝才的众多决策也非常超前。

  1985年柳市发生一起经济案件。名为集体实为合伙的“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两个合伙人分了8万多元利润,第二年6月,二人被刑拘后以贪污罪判刑。此案在温州多达10万户“红帽子企业”中引发地震:“红帽子企业”利润到底该怎么算?当时滞后的法律条款留给人们的又是一个尴尬的空白。

  难题摆到董朝才面前,他明确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法院立即宣告两个合伙经营者无罪——这一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新兴股份合作经济的合法地位!

  董朝才还有一个功劳。1988年9月18日,经过董朝才再三争取,中央批准成立“温州经济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有了这柄“尚方宝剑”,表明温州改革什么都可以“试一试”:效果好就推广,效果不好就规范……换句话说,温州“自费改革”第一次受到了肯定。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被调离他用。虽然有点意外,却也在预料之中。董朝才上任之始就说过,为了真正为温州办一些实事,他随时准备豁出去。他说:“我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是的,一个真正的改革家是绝不会被任何形式的利诱和威胁的“帽子”压倒的。

  离开温州的头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董朝才和原温州服装商会会长刘松福撑着一把破伞来到鞋革小商品市场。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市场依然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董朝才动情地说:“老百姓兜里的钱多了一点,心里也踏实了。要是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呀!”

  两个红头文件顶牛

  萧规曹随,也需勇气。

  继董朝才之后,一位面目慈祥的“保姆”不声不响地担负起哺育“温州模式”这个襁褓中婴儿的重任。他就是抗战时英勇牺牲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儿子刘锡荣,地道的温州人。

  在坚持温州改革方面,刘锡荣不肯张扬,行事低调。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最讲平等性和法治化”在温州越来越明显。既然资本自身具有协调社会经济公平公开公正走向的神秘力量,那么政府就应该顺应这种力量。

  随后,刘锡荣的一个“被迫之举”开创了中国民航建设的新的一页。刘锡荣在任上建成了中国首家集资机场,同时又“被迫”发明了现在已在全国机场增收的“机场建设费”。

  地处浙南偏僻一隅、只有“死(水)路一条”的温州要想经济持续腾飞,必须有一座现代化的机场。这早已是温州几届领导班子的共识。但在国家计划内短期并无修建温州机场的方案。刘锡荣决定,除了温州及浙江省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外,机场建设资金缺口采取向民间集资的方式筹款!

  精明的温州人立刻从中嗅出商机,大量的民间游资很快进入机场建设,而刘锡荣则给政府定下规矩:3年不盖宿舍楼,5年不买小轿车。

  1990年7月4日,全国第一个以地方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并举行了首航仪式。

  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但刘锡荣却头痛起来。按国家相关法规政策,机场要交由中国民航总局经营管理,而民航总局是不会用钱来“买”这个主要用民间资本建成的温州机场的。他们只消按政策“收过去”就行了。

  刘锡荣急了!温州政府和温州民间花了那么多钱建这个机场,还给所有民间投资者作了承诺。可现在怎么就被“无端”地拿走了呢!地方政府又怎么向投资者交代呢?

  好吧,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理由。刘锡荣被逼上了梁山。他想,人民机场人民建,使用者就应该付钱。否则谁还敢投资来建机场?!于是,市政府下文,“机场建设费”应运而生。

  温州此举一出,全国各地群起效仿。民航总局却认为“机场建设费”属于乱收费,专门下红头文件予以制止。于是,在温州机场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观:一张盖着国家民航总局大印的红头文件贴在售票窗口旁,内容为《关于禁止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通告》;而另一张盖有温州市人民政府大印的红头文件则并排贴在旁边,内容为《关于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通告》。

  两个红头文件顶上了牛。刘锡荣决定北上找民航总局领导谈判。

  据说,在北京,刘锡荣据理力争,从温州机场增收机场建设费说到亟待改革的中国民航,从中国民航的连年亏损说到民航制约经济发展的利害关系。

  这次谈判的最后结果是什么,一般人不知道。不过,不到半年,民航总局很快重新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宣布正式在全国各机场收取“机场建设费”,用于新机场的滚动开发建设。

  温州人的“金钱杠杆平衡市场”理论再次获胜。

  慧眼识“路”

  温州的官方比大陆其他城市的官方,显得有点“异端”;到了温州的民间,那“异端”就更邪门了!“只要有利益,温州人就会去做。”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叫人目瞪口呆的是,当大家还不能确定哪儿有利益时,温州人的目光早就入地三尺或飘升天上,识破了商机,瞅准了金子所在,然后“衔枚疾行”,悄然而至,一夜之间把一切搞定!

  当改革开放的钟声刚刚敲响时,不甘寂寞的温州人就从“自古水路一条”的温州跋山涉水来到上海闯滩。以后,山海环抱的温州地区便久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海是个广阔的天地,温州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温州每一个乡镇几乎都辟出了“直达上海班车”的候车站。104国道上,昼夜奔驰着大车、小车甚至拖拉机,一群群一批批温州人奔向上海。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正在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

  在比田间机耕路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个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探队员一样正在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张望画画写写,用了整整5天。

  随后,他们悄悄回到温州。

  紧接着,一次大规模的集资行为在温州龙港农民中间开始了——“根据我们在上海浦东得到的信息和现场调查,浦东开发缺少一条贯通南北的干道,杨高路的拓宽改造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将来的杨高路必将繁华无疑,我们要抢在改造前租下一批店面房屋……”说这番话的,就是前往浦东刺探商情的陈氏两兄弟中的老二。在此以前,他曾有过在深圳深南东路抢先一步租下店面发大财的辉煌。

  第二天一早,陈氏两兄弟提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里面装有65万人民币巨款——匆匆坐上了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当然,他们没忘记在家乡带上一本不知什么名称的集体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因为温州人谁都知道,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大上海,谁都害怕与个体、私营经济打交道。

  尘土飞扬的杨高路上,提着蛇皮袋的陈氏两兄弟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大门。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他们所看中的都不是沿马路的门面,在浦东严桥乡陈氏兄弟看中的竟是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

  自然,有上海人窃笑这两个人不开窍。可是,陈氏兄弟心里清楚得很,你们上海人才不开窍呢!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再看谁笑谁?

  到1991年11月底,陈氏兄弟的65万元投资全部落实了。尽管他们的上海合作伙伴有村办企业、市属企业、部队大院之分,但是联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

  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物的发展果然以得了个大头的温州人的意愿为转移: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造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

  1992年12月7日,杨高路竣工仪式前夜,陈氏两兄弟在他们上海的居所乐呵呵地说:“65万元投资共营造了活动店面109间,现已出租98间。还有11间不是租不出去,而是我们不舍得租,因为行情还在看涨。目前每间租金年均8000元,65万元投资已经收回了。你算算,一共经营5年,我们能赚多少?信息真是金钱啊!”

  该轮到上海人目瞪口呆了。

  一个“第一”和一个“比喻”

  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深具远见卓识,他的一个“第一”和一个“比喻”,在温州人和不少上海人中广为流传。

  他的那个“第一”,是投资3亿元在浦东创办上海建桥学院。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资兴建的民办大学。他的一个“比喻”,是关于上海人与温州人的比较:温州人的生存能力更强,无论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下,都像一棵野草一样,自己会找到阳光和雨露;而上海的环境和条件太好了,上海人更像温室里的花朵,美丽但不够坚强。

  1999年10月25日由周星增牵头,几位朋友一起,联合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出资兴办上海建桥学院。2000年9月第一批1352名学生入学。在这第一年招生中,建桥学院创造了上海民办高校招生史上的好几个“之最”:报名人数最多;招生人数最多;招生范围最广;收费最高。

  2001年4月,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徐匡迪市长签字,建桥学院又破格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成为上海市第四所列入计划内招生并有独立颁发大学文凭资格的民办大学。

  “满天星斗总该有一颗是归我的吧?”

  自称为“西进淘金者”的季中良在温州名气不算大,但在兰州甚至在大西北可是响当当的“服装大王”。其麾下的中美合资兰州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年产中高档西服2011万套,销售额几个亿。

  十多年前,季中良可没想到自己会这么风光。

  “每天拖着疲惫的双脚背着月亮回家,口袋里是哗哗作响的硬币。”季中良回忆说,“满天都是星斗,我想,总该有一颗是归我的吧?”

  1986年,季中良借了700块钱,跑到市区妙果寺小商品市场当起了摊主,这是许多温州人都容易想到也容易进入的“致富启蒙教室”。他东奔西走,四处采购服装。为了看守货物,也为了省几个旅店钱,时常露宿车站、码头,遭蚊虫叮咬,被地痞敲诈。

  后来,腰包鼓了一些,季中良办起了自己的永达纺织品公司。为了寻找好面料,他的目光盯上了中国最大的精毛纺企业兰州第三毛纺厂。1992年,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兰州三毛服装分厂由于连年经营不善,累计亏损200多万元,走投无路。领导们想起了与企业有几年业务往来的温州私营业主季中良。结果,季中良承包经营不到一年,这家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在这个“下岗工人”的手中翻了身:扭亏200万元,赢利100万元。这一“季中良现象”甚至引起了国务院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调查组的浓厚兴趣。

  1993年5月,兰州大滩开发区鞭炮齐鸣。季中良出资1000万元,与美国田仁股份投资公司共同创办的当时整个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西服企业——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在这里破土动工。

  挣大学生的钱

  温州商人坚信,没人的地方,水草最丰美,回报最丰厚。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是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温州苍南县的金乡人另有盘算:全国上百所大学招收新生,每所学校少则数百,多则成千上万,一下子需要多少校徽啊,这里面又该有多少利润!

  临近开学,大学校长们的办公室门口几乎都出现了同样的场面:一个乃至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金乡人鱼贯而入,胸前勋章般挂满了待价而沽的各式校徽。

  据说,当年金乡一个镇的校徽销售额就达100多万元,占了全国总量的50%。

  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大胆的温州人都视为商机,他们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直接寄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

  克林顿也是温州人的“盘中餐”

  2000年7月,国内几大著名网站的首页上纷纷亮出了一条颇具轰动性的新闻:

  中国温州某企业向白宫发出一封电子邮件,开价200万美元邀请克林顿总统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的形象大使。有消息说,美国主流媒体也迅速转发了这一新闻。毕竟,大选在即,政治炮弹十分稀缺。这里提及的某企业正是刚刚组建的以西服为主导产品的温州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以下是电子邮件的全文:

  尊敬的克林顿总统:

  我们是用真诚和敬意给您写信。这封信凝聚了数千名法派员工的心愿和梦想。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公司的情况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法派”企业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向世界靠拢的中国服饰企业。

  而您——一定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吧。前些年您到过中国的西安、桂林,我们的一位员工曾亲眼目睹过您的风采。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媒体关注您。

  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不正是我们寻找的最佳选择吗?

  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

  再一次对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2000年5月25日

  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认为,即使用脚趾头想想也可以断定这纯属炒作,是一个“国际玩笑”。

  此后,沉寂了大半年,许多人差不多已经淡忘这个“国际玩笑”。

  然而,2001年3月,法派公司意外地接到了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电子邮件,明确表示已是自由身的夫君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并期待与公司方面就此事进一步洽谈面议。克林顿真的会为温州服装吆喝吗?

  法派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出谨慎的乐观:

  “为什么不呢?克林顿缺钱,为了莱温斯基的官司,前总统共欠下1100万美元的律师费,至今还有500万没买单。想当年,‘伟哥’正式上市时,克林顿曾半开玩笑说自己要给‘伟哥’做广告。法派是没有辉瑞(伟哥生产商)钱多,但总比蓝色小药丸多点品位吧?”

  这就是温州人。没有什么他们不敢想的,没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且不管克林顿最终是否成行,至少他已经成为法派西服的一道“新闻大餐”。

  下岗是“转岗”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来自温州的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温州国有及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难题不难,轻轻松松。

  这可能吗?全国下岗职工有上千万,哪儿的地方官不是火烧眉毛?

  温州市工商局的负责人证实了这则新闻的可靠性:“我们一直为难以贯彻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下岗职工的诸多优惠政策而忧虑,原因是找不到下岗职工,几乎没有人来打听或申请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接着,这位负责人补充说:“在温州现在没有下岗一说,都说转岗。下岗就是没有工作了,而在温州只要你想工作,就会有工作。这个工作干不了,就去干另外的工作。所以说是转岗。”

  是不是温州下岗职工为数寥寥?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当地国有经济历来羸弱,但加上个头不大、数量不少的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也相当可观。据温州失业保险机构1996年对全市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抽样调查,下岗职工总数约10万人,下岗比例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

  那么,10万下岗职工究竟到哪里去了?原国家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前往温州实地考察后恍然大悟:民营经济、老百姓经济的繁荣,使温州市提供的现有就业岗位至少超过200万个,这使全国各地包括相同规模的经济发达地区望尘莫及。

  从厕所里掏出黄金的人

  王麟权的创业史,为我们真正理解这200万个就业岗位的来龙去脉作出了再清晰不过的注解。

  几年前,这位壮实的汉子悄悄辞别了已被兼并的南山陶瓷厂。在家待久了,的确有点烦。一天,卫生坐便器堵了,排泄物怎么也下不去,急得他乱捅一气。

  突然,王麟权来了灵感。他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小屋。多少个日夜之后,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权竟然研制成功了专门用于厕所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学制剂“洁厕精”与“塞通”。这属国内首创,还获得了技术专利。由于他家住在水心新村杏2栋406室,王麟权为自己的产品申报的商标也就叫“406”。

  向妻子借了几万元私房钱,招了6名打工仔,一家像模像样的生产“洁厕精”和“塞通”的公司就算开张了。这些产品千家万户都离不了,却又很少有厂家关注,销路自然不成问题,还经常来不及生产。

  “人家都说我是从厕所里掏出了黄金的人。”王麟权得意地哈哈大笑。

  占领北京雅宝路

  北京雅宝路,大名鼎鼎。

  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如此有名的民间外贸市场竟然也是温州人在运作。

  雅宝路地处北京使馆区,刚起步时是一条自发商业街,只有几个小贩在折腾,向老外卖些工艺品和服装。小贩会抬价,老外不大会砍价,因而也就特别赚钱。许多老外来北京,雅宝路成了必去之地,非买一些东西带回去不可。老外来做生意,也由“小倒倒”变成“大倒倒”。他们成了国际倒爷。

  在雅宝路做生意最多的是温州人。温州人做的服装、皮鞋之类商品,最受国际倒爷欢迎。闯荡北京多年的温州老板,脑子特别精灵,哪能放过这些送上门的洋客户,也就在雅宝路设点接客。有了生意,不仅到“浙江村”投料下单,甚至还从老家组织大量货源,并提供所需要的配套服务。

  看到客商纷至沓来,精明的温州人又灵机一动,离开马路“登堂入室”,包租路旁宾馆的标准房,在客房里挂上商品式样,专供老外们选购。一人包一间,一间就是一个公司。雅宝路一带的5个宾馆,雅宝大厦、吉利大厦、金盛鑫商厦、北斗星大厦和国兴大厦,全都给他们包光了。雅宝大厦有100多个房间,住的十有八九是温州人。温州人中,又以永嘉的占绝对多数。大家都说雅宝路的生意被温州人抢走了。

  说雅宝路市场,就不能不说王伟坚。1994年,王伟坚发现雅宝路市场活跃,但站在马路上交易实在有些别扭,就动脑筋想如何开拓自己的商机。他找到地处雅宝路口的北斗星大厦,几经商谈,一让再让,以富有诱惑力的价格,终于把大厦承包了下来。他接手后,马上对大厦作了必要的改造,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出租给那些经营户。这可给经营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北斗星大厦共有40多个房间,没几天就被争租一空。可以说,王伟坚是雅宝路市场入室的开创者。

  说到雅宝路市场,也不能不提金玉森。金玉森,永嘉岩头人,1962年出生,金盛鑫大厦的老板,北京金盛鑫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他1985年到北京包柜台,自产自销服装。1991年到雅宝路,主要是做俄罗斯的服装生意。有一年曾把2万件羽绒衣运到苏联,卖掉后又放回好几车高级毛皮,好好地赚了一大把。他和几个人一起,包租雅宝大厦房间15年,把一座宾馆闹成了一个外贸市场。1997年,他抓住了一个商机,与中国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合作,在雅宝路3号位置建起了金盛鑫商厦,面积2000多平方米,共有70个房间,专营外贸服装批发。因地理位置极佳,前来租用的商贾如云,不过半年时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赚了好几百万元。

  金玉森自己在雅宝路站住了脚,把老家的亲朋好友也都带了出去。到底带出了多少“老板”,他说自己也没个准数,但100多人肯定是有的,也有可能达200人之多。这些原本连普通话都说不上几句的山里人,如今个个都成了雅宝路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在北京买了高级公寓,高级轿车,还迁进了北京户口。

  雅宝路市场每年都为国家创下大量外汇,据称约有30亿美元之多。雅宝路长不过二三百米,周边走一圈也不需二十分钟。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能生出那么多钱财!

  拿邓小平的讲话给执法部门看

  谢炳桥,温州瑞安人,体重不到45公斤,故别人戏称他为“小不点”。他在商海里几下几上、几起几落,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

  他16岁闯天下,16岁破产,从万元户倒过来一下子负债20万元。

  1991年,经过“八年抗战”的谢炳桥终于还清债务并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此后,他在北京、青岛等地开辟了食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眼镜专柜等项目,但这些只能挂靠在别人的名下,生意运作十分不便。他一心想在北京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但那时,个体户这个字眼还没有被社会接受,尤其在首都,老百姓听到“个体户”就像听到“狼来了”一样,更何况一个来自“假冒骗”成风的温州的个体户,所以他频频受挫。

  1992年春天。谢炳桥南下广州进货,正巧遇上邓小平南巡。平时爱读报纸的他在广州《羊城晚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文章,读过之后,兴奋不已,将报纸装入口袋,掉头就回到北京。他的爱人问他从广州进了什么货,他掏出那张《羊城晚报》说:“你看,全在这儿。”

  之后几天,谢炳桥就拿着这份报纸跑遍了崇文区有关批执照的职能部门,但还是被拒之门外。

  当时北京市正在清理整顿公司,根本不可能再申报新的公司。谢炳桥去工商所死缠硬磨,拿出《羊城晚报》给工作人员看,念给工作人员听。

  事后他回忆:“我随身揣着这份从广州带来的报纸,就去找当时抓我赶我的工作人员,我想把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说给他们听。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就被他们训斥了一番:‘现在都在整顿,你还凑什么热闹!’我被他训得呆呆地站在一边。后来我想,我身边不是有邓小平的讲话吗,我就把报纸掏出来给他们看。工商所里的同志看过这张报纸后态度有些两样,就跟我说:‘先放这里。’接着就问我:’你想报什么公司?’我说:‘我是瑞安人,待在北京很多年了,能否办一个带“京瑞”之类的什么贸易公司?’‘那经营范围呢?’’什么都有,比如眼镜、钟表、照相器材等。’‘那么性质呢?’‘股份制嘛。’‘除了你的股份还有谁的?’‘我和我的姑父嘛,有三个人就可以办股份公司了。’‘那你是外地人怎么办?’‘外地人怎么啦,外地人不是人啊!你们首都离得开外地人吗?’说完之后,那位工作人员还是不敢办理。我说:‘过两天邓小平从南方回来,你们马上都会知道的。’后来我的第一个公司终于在北京合法注册。”

  这是温州人在京办理营业执照的一个生动记录。

  抓住购房户到市政府上访的时机大赚

  苏乾国在上海经历了狂风暴雨。他白手起家,由喜而悲又大悲大喜,成为上海家居装潢业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创业经历是典型的从“炼狱”到“天堂”的真实写照。

  苏乾国是瑞安人。1983年,他毕业于温州师范专科学校,被分配到瑞安塘下中学教语文。他在当教师时,偶尔做废旧电器生意就赚了一万元。这个一万元,使他发现了自己的“商才”。1990年,几经考虑,他决定“下海”,只身到了上海。

  苏乾国东凑西凑了7万元,在上海注册了申瑞建材销售公司,以经营陶瓷为主,兼营各类建材。他的建材生意做得特别顺,不过3年,陶瓷销量就在上海排行第三。他一路春风得意,只想怎么样把事业做大,从不言愁说忧,从不担心明天之路。

  1994年,温州女棋手诸宸勇夺世界国际象棋赛青年组冠军,为中国棋界赢得了荣誉。苏乾国立即和《温州晚报》联系,带头出资3万元,倡议建立一个诸宸基金,为把诸宸推上女子成年世界冠军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苏乾国此举效果确实不凡。诸宸用苏乾国的3万元买了一部高质量手提电脑,把所需的棋谱和资料都输了进去,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随时打开随时联网,这部手提电脑成了陪伴她战斗的好帮手。

  哪知苏乾国旗开得胜之后投资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却使他差一点遭到了灭顶之灾。债务高达一二千万之多。别人欠他的收不回来,他欠别人的却被死死盯住不放,人家把他告上了法庭。银行告他,代理商也告他,数数有几十起笔墨官司。

  与此同时,陶瓷等建材积压在仓库里又遭偷窃,到他这里批发的小建材店也关的关、跑的跑。妻子承受不住打击,离他而去……家庭破裂了。

  “我只感觉好像接连不断的重拳,把我打得晕头转向。”苏乾国事后回忆说,“从小到大,受到再大委屈,我没有流过泪。这一次面对即将倒闭的困境,我禁不住流泪了。”

  苏乾国是坚强的。他把企业的经营重点,从建材改为室内装潢,于1997年成立了申瑞室内装潢有限公司,实行了战略大转移。他对员工们说:“上海是个1500万人口的大都市,室内装潢市场说多大就有多大,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开拓了。”

  危难之际,员工们个个向老板伸出热情之手。“申瑞”走上了在上海的再创业之路。

  不过4年时间,苏乾国创办的申瑞室内装潢公司,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成了上海家居装潢的旗舰。

  “申瑞”的腾飞,自有其智其计。

  苏乾国说:“上海装饰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谁的人才多谁就是赢家。”

  1999年春天,苏乾国出资15万元,和上海《消费报》联合举办“能工巧匠”大奖赛,共有8人获奖。他把获奖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全部招募到自己旗下。苏乾国为招收人才,在上海虹桥开发区新世纪广场建立了设计中心,如今这个中心里已有100多位专业设计人员。

  苏乾国坚持让人放心称心。他开通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成立了专门的抢修部,配备了抢修工具车。只要是在上海,只要是“申瑞”客户,只要有点什么问题,只要拨通了热线电话,不论在一天24小时内的什么时间,维修人员最迟在两小时内都能赶到。如果有必要,“申瑞”还会免费为客户安排星级客房,作为暂住之所,为客房请保姆。这条热线一年投入的资金是100多万元,但这100多万元发挥的作用该有多大?!

  苏乾国把装潢大旗舞遍了上海,又在上海打起了“拍卖行里‘淘房’”的大旗。

  实地公寓位于普陀区中山北路和岗皋路交界处,眼看就要竣工,连外墙也已围好,开发商却再也撑不下去了,抛下6000万元债务一走了之。“实地”共有180多套商品房,已售出31套。这可苦了那些购房户:不竣工就无法入住,等,要等到猴年马月。

  于是,他们就集体上访,到区政府上访,也到市政府上访。2001年5月,区里把此事列为治安一号工程,作为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以2600万元的价格,在华星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虽然报名的有7家公司,但拍卖时竟然没有一家举牌。拍卖流标了。普陀区政府有关部门听说苏乾国在长宁区拍过有点类似的天星公寓,就找人动员他参加竞拍。

  苏乾国对“实地”一见钟情。5月25日,实地公寓再次公开拍卖,“申瑞”独家赶到现场,以2500万元的价格拍进了180套商品房。

  苏乾国随即为公寓新取了一个颇具诗情画意的名称——水岸枫叶,并声明“申瑞”将为所有住“水岸枫叶”的业主提供“菜单式”装潢。“水岸枫叶”的标准价是每平方米3400元,这在上海市区绝对是让人心动的。

  不到半年时间,“水岸枫叶”就基本售完。苏乾国又为政府、居民和社会做了一件好事,也为自己捕捉到了一个大好商机。

  买断昆明世博会纪念品的专利权

  北京“华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绍枢,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温州儒商。

  他是做工艺品生意的,先后接触了国内外一些重大体育、文化和经济、政治活动,从中发现了大量商机。

  陈绍枢事业的起跑点可以说是哈尔滨亚冬会。

  1996年1月,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要在哈尔滨举行。陈绍枢赶到了哈尔滨,目标很明确:买断亚冬会纪念品的专利权。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陈绍枢多年的一个等待。早在1989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办的前一年,陈绍枢作为乡办工艺厂厂长,曾上门联系纪念品生意。组委会工作人员说,要做纪念品生意必须出10万元赞助费。10万元,对于一个乡办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陈绍枢只能做纪念品而不能卖纪念品了,所做的纪念品都要交给组委会指定的专卖公司。专卖公司给陈绍枢是8角钱一个,拿到市场却是5元一个。这给陈绍枢的刺激太深了!他深感大型活动纪念品市场空间的巨大,也深为自己的一时犹豫而后悔——10万元,2万个纪念章就拿回来了,这能算得了什么呢?他从中得到极大启示:专利之中藏有巨大利润,自己要敢于做一个专利买断经营者。陈绍枢同亚冬会组委会很快就签订了协议,以15万元的价格买断了亚冬会铜质纪念品的专利。

  陈绍枢抓住机会,主持设计制作了一套富有创意的收藏品,限量发行1996套,每套1996元。这不仅为亚冬会添上了浓浓的春色,也为收藏界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珍品,最后竟被炒卖到8000多元一套。

  陈绍枢名声大振是在昆明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1997年10月,世博会筹备之初,组委会正为商业化运作筹措资金而大费脑筋。当时虽有几个意向性的项目,但所谈的资金与计划相去甚远,而且还没有一个签字画押。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工作人员拿起一听,原来是温州人陈绍枢从重庆打来的。

  “我想到昆明和你们谈谈。”

  “你愿意来就来吧。”对方似乎有些不大在乎。

  谁知陈绍枢到了昆明,就使对方吃了一惊,他提出要买断世博会有关纪念品的专利权。

  “你要买断是真是假?”对方还要肯定一下。

  “当然是真的!只要今天签字,后天款就到位。”陈绍枢铿锵有声。

  双方以120万元签订了协议,陈绍枢也马上把资金汇到了组委会。

  陈绍枢是极富有眼光的。他买断专利的8项纪念品,在世博会开幕前就被抢购一空,给自己带来了不菲的收益。

  800根链条锁住800个摊位

  王伟坚决定在北京大红门建一座大型商场,既为温州乡亲解愁,也为自己创业。经过反复的考察和摸底,他看上了木樨园环岛西南向、南苑路路口的北京市水产实业公司大楼。该公司每年亏损400万元,也正在考察如何盘活资产。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租赁10年的协议。1994年初,王伟坚联合了几位同乡共同入股,一起办商场。哪知由于经验不足,发生了风波。

  那一场风波的源头是规划问题。因为是旧房改建,又因为想把市场建得快一些,王伟坚就来了个边批边建。北京的规划之严是众所周知的,建筑不符合规划要求,责令停工,等待处理。这就成问题了——不是拆,就是罚。正当王伟坚在为处理此事奔波的时候,有些股东看到出师不利,生怕事情最后解决不了,就来了个“早走为上”,撤股而去。整个市场投资2500万元,忽地全压在了王伟坚身上。到哪里借钱呢?他只能以人格担保,找亲友帮忙。

  后来,王伟坚认了罚,被重罚了60万元。他又想办法弄到了钱,终于把市场建成了。也许是受规划风波的影响,直到快开业时,摊位还只认租了一半。原定的开业时间一天天逼近,商讨办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键时刻,王伟坚力排众议,果断拍板:按时开业。办法呢?他说会有的。

  开业的前7天,他出人意料,贴出公告,说开业这天免费赠送链条,谁用链条锁住哪个摊位,哪个摊位就租给谁经营。摊位有一楼有二楼的,有在外面的有在里面的,有好经营些的有难经营些的。不是通常的认购而是由自己去“锁”购,谁都怕去迟了没有好摊位,不用人动员都争着去锁。王伟坚买了800多根自行车链条,结果几个小时内都被拿光了,商贸城内的摊位也被锁了个光。那个热闹场面比通常的开业还好看得多。开业成了锁摊位,这恐怕是中国市场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奇观。800根链条出租掉一个市场的800个摊位,这恐怕也是中国市场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奇迹。

  吃亏就是占便宜

  叶茂西常说的一句话是:“客户永远是正确的。”

  有一次,在印制一批海报时,由于客户校对失误,文字出现错误,几百张海报不能用了。按合同条款,承印方是不承担责任的,但叶茂西本着“服务”这个大原则,毅然决定无偿重印。叶茂西说:“我们不能让客户吃亏,这几万元的损失,就当是让工人为熟练技术交的学费吧。”

  青岛的一个客户印制一批皮鞋立牌广告,按约定时间来拿样品时,发现自己的设计人员把色彩标号搞错了,要重新做。正常情况下,从电脑出小样到制版、晒版,再到印刷,需要两天的时间,而这个客户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飞机票,非常着急。叶茂西对这个客户说:“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连夜给您赶制。”第二天上午客户准时取到了样品,十分高兴地上了飞机。

  就这样,摩托罗拉来了、诺基亚来了、可口可乐来了、柯达来了……国内的大公司,网易来了、联想来了、雪碧来了、平安保险来了……这是在几年前不能想象的。香港的一些企业也跑来了。叶茂西说:“吃点亏算什么,能吃亏才能占便宜呢!”

  “三把刀”打天下

  温州人依靠“三把刀”在欧洲打天下: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再一把是菜刀。举个例子,青田人靠一把修脚刀进入比利时。上世纪80年代,比利时一位驻中国官员的女儿得了脚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在中国请青田人给他女儿修脚,终于治好了脚病。这位比利时人回国时,把那位修脚的青田人带上,将修脚介绍给欧洲。就这样,青田人开始在欧洲闯天下。后来跟着而来的是青田石雕。青田人在欧洲捉牙虫是没有生意的,在东南亚却很来事,许多青田人在那里给人捉牙虫。

  中国市场经济的最佳范本

  “经济动物”温州人眼睛里其实也不只是钱,有时温州人也非常热衷政治,因为他们明白政治与经济的密切联系。

  温州人自己说,从政治中可以发现市场、发现商机。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上万温州市民自发走上街头燃放鞭炮庆贺——因为民营经济又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了,因为自己的财富又得到了保障。对不会带来金钱生意的政治概念及事件,温州商人是绝不会花时间精力去认知了解的。“法轮功”在全国许多地方猖狂一时,温州却流行一句民谣:“法轮功?没工夫!”在“法轮功”被确定为邪教之后,温州人得意地说,我们这里可能是“法轮功”最没有市场的城市,温州人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赚钱,哪里有时间来修炼什么法轮大法!

  温州对现代化中国的重要贡献可能不在政治层面,而是在经济层面。不在于小小温州给国民经济带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在于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

  关照温州,可以轻易获得思想自由、观念解放的种种快感;关照温州,你会惊异这里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生动、最激情四溢的策源地之一。

  第三章 中国犹太:受歧视的财富

  几乎是毁誉参半,人称“香香臭臭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天生的赚钱机器”、“天然的市场跳蚤”、“经济动物”、“狡黠滑头”、“眼睛有针”……

  温州人的形象是中国改革群像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群体。在温州期间,我们曾听到不同的人都颇为自豪地提到同样的话:假如把温州的全部财富拿走了,只要有温州人在,我们就会再造一个温州,再次拥有财富!

  温州人特殊的天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它与当地特殊的移民传统、地域文化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犹太人以善于经商而举世闻名,温州人也活跃于中国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因而获得“中国犹太人”的绰号。温州人的性格特点,正是他们敢于闯天下、纵横商界、创造奇迹的内在原因。

  脑袋有“鬼”

  在北京,谁有什么跟大伙不一样的想法,准会被斥为“脑袋进水了”;在成都,谁有奇怪的想法,那肯定是“脑袋里有包”;在广州,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不要紧,标新立异更是会受到推崇,但千万不要“顶牛”,那有违“和气生财”的做人原则,那是“脑袋有病”。

  温州人与上面这些人都不一样。你说他是“进水了”、“有包”、“有病”,都行,但不确切。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极具经商天才和想象力。他们的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总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说一个人聪明、机敏,就说他比“鬼”还精;说他办法多,就说他“鬼点子”多。总之,超过常人的都是“鬼”,温州人就是“鬼”!

  温州人的“鬼”不是他的发型、衣着或者行为,而是脑袋。

  温州人的脑袋里有“鬼”,跳来跳去看不见抓不着,“鬼点子”却层出不穷地冒火花。只有当这些火花变成行动时,旁人才知道温州人是真鬼!

  王均瑶包飞机,就是温州人“鬼”胆包天的一个例子。

  温州有了机场后,一直没有长沙航班。每年春节,大批温州商人困在长沙回不了家。农民出身的青年商人王均瑶大胆设想:大客车可以包,为什么不能自己包一架飞机飞温州?有人笑他做梦,他回答,为什么不试一试?

  有了这一试,王均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民包机公司,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真的把生意做到了天上。1991年7月28日,第一架个人承包营运的“安-24”型客机降落在温州机场。

  据说,温州永嘉的几个农民也正想着要承包国家级旅游区——楠溪江。

  温州人凡事都敢想、敢试。“胡思乱想”、“试一试”往往出奇制胜。

  温州人什么钱都敢赚,人人都想当老板。他们百无禁忌的开拓精神尤其可贵。经济学家钟朋荣总结了温州人的6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

  在温州,我们感受到民间追求财富的渴望和创造激情,连老太太也不例外。有这么一个故事:

  温州平阳一位老太太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能赚钱,她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口袋里装两张纸条就出远门了。一张写着:“我是平阳人,请帮我买汽车票。”另一张写:“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就这样,老太太走遍大半个中国,成了收购万元户。

  同样是千军万马在外闯荡,四川人多是打工族,而温州人哪怕身上只有几百元、几千元也要做老板。温州有个民谣:“家家办工厂,人人摆个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

  温州盛产数学家,诞生过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等数学巨子。或许是基因的关系,普通温州人大都很有经济头脑,常常有出其不意的逆向思维,让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善于变通、敢于突破的勇气。

  1993年,温州建造大型体育中心,规划耗资8100万,财政仅给了3000万。怎么办?温州人想出了妙计,先把灯光球场以1800万的价格出让10年的经营权,一楼铺面卖出1500万。还缺1800万,有人出招,卖座位集资:单位5万元买一个贵宾席,个人2万元也可以买一个贵宾席,10年之内,体育中心每次演出或比赛的第一场,贵宾席拥有者都可以凭证免费观看。后来上海大剧院卖剧场包厢也是从温州人这儿学的。

  眼睛有“针”

  据说温州人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嗅出哪儿有赚钱的机会。这当然是夸张。不过,他们的眼睛倒是实实在在的有“针”。无论盯着什么,温州人都能从中刺探出商机,挑出白花花的银子来。

  温州人天生对商业敏感。比如听说上海的一家酒店要转让,他也会连忙跑去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温州文人圈“四大闲人”之一的李涛在北京、上海逛宜家家居店,感觉一种产品有市场,立即找到家居店负责人谈代理。那位负责人开口就问:“你是温州人吧?”李涛惊讶不已,一问才知,原来自宜家开业起,不断有温州人找上门要求代理,只是因为他们不搞代理,李涛的温州老乡们才遗憾地作罢。

  还有更厉害的。温州人范鸣强携妻儿到北京旅游,徜徉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他感慨万千,神思遐想。突然,他来了灵感: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高处悬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所售图书均为经典著作,在这个万众景仰的地方,还怕没有销路?得知这个想法的朋友没有不笑他“太痴狂”的:“你就等着吃红灯吧。”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范鸣强觉得是时候了,他神色肃穆地叩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

  结果是在范鸣强意料之中,许多人意料之外。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当即拍板同意。为了表示对这块“红色阵地”的支持,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嘴巴吐“火”

  温州人“说尽千言万语”就是要你买他的东西,说多了、说熟了、说顺了,那煽动性的语言就炉火纯青,或文火、或猛火,总会把你烧得激动起来。

  温州人知道说出来的话要真实、要兑现,否则就再也没有说的机会了。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第七位的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说:“信用就是订单。”

  温州华东钢管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林宗芳有过这样的经历:谈了很多次,一个朝鲜客户答应签合同,但提出苛刻条件:7天内必须交货。7天有点悬,但他还是咬着牙答应了,这是天津分公司的第一笔订单。可客户不放心,说:“从南朝鲜到北朝鲜,货至少要走15天,温州到天津那么远,7天怎么可能到?”林宗芳拿起笔加上一句话:“若7天没到货,我方愿罚货款的30%作为赔偿。”当他与总公司联系时,那种型号钢管正好缺货。林宗芳和总公司的人大吵一架,信誉要紧,无论如何必须赶出来!7天后的深夜,林宗芳饿着肚子帮朝鲜客户将钢管装上了车。以后,对方不仅成了老客户,还介绍来不少生意。

  温州人的大嘴吐“火”在人情攻略方面尤其了得。

  东北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循着广告,来温州找到了生产鞋革机械的张老板。在厂里一看货,东西不错,价格却比心理价位高出一大截。

  照例又是一番“寸土必争”的讨价还价。你来我往4天后,张老板死咬210万元不肯再松口,双方尚有20万元的落差,眼看这笔生意要“黄”。

  当晚,张老板死拉硬拽把东北客商请进酒楼,说:“生意不在缘分在。”

  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东北客商酒酣耳热,只可惜肠胃不争气,后半夜连跑了4趟卫生间,然后就躺在了医院。接下去的一幕是戏剧性的。

  张老板捧着鲜花,三步并作两步奔到病床前,捶胸顿足:“是我害了兄弟啊!”他的眼角开始湿润。

  张太太也准时出马,连着几天送来人参鸡煲。

  东北客商心中热浪滚滚,紧紧握住张老板的手:“大哥,都这份上了,钱算什么,210万,就这么着了。”

  这位温州朋友在眉飞色舞地述说中几次强调,这顿海鲜大餐是刻意安排的,此后的进展是预料之中的。

  人情“无价”

  温州人的人情费是一笔很大花消。原因何在?亲朋好友就是致富的门路。温州偏于一隅,只有水路一条,逼得他们想办法找生路。由于血缘、地缘、亲缘,遍布世界的上百万温州人,织成了一张密如蛛网的信息和销售流通网络。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陈敏说:“这张网是温州人最大的优势,别人再多钱也买不去。”

  说是无价,其实有价,只不过这价并不需要用金钱计算,权当一笔“虚拟投资”吧。

  一人出国刚立足,马上会带动一群老乡漂洋过海,巴黎5万温州人大多是这样移民海外的。靠着温州人的关系网,初来乍到的人不用怎么费劲便可以谋生,加工皮包、皮鞋或在亲戚朋友的餐馆里做工。温州人在巴黎能买到一种中文电话卡,把信息源源不断地从巴黎传递到温州。

  温州人王剑11岁随母亲到法国,长大后,经营皮包进出口贸易。他的两个姐姐也都移民法国。如今,他在巴黎,两个姐姐长期驻扎温州和深圳,联手做外贸。王剑调查巴黎的时尚流行皮包市场,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过去;姐姐们在温州和深圳迅速加工生产,形成跨国商业网络。这样的跨国生意,温州人驾轻就熟。

  温州人的企业,往往是哥哥当老板,弟弟99%在哥哥的企业;老公创业,老婆管财务。好友亲戚帮忙,总是放心些。家族裙带关系比比皆是,不懂人情世故在温州别想做好生意。亲戚老表、同学同行、朋友的朋友,即使没事都会经常聚聚,以维系那份紧密关系,唯恐“‘友’到用时方恨少”。难怪温州的酒楼饭店生意出奇好。

  这样的风气导致人情费高昂,温州一户家庭的人情支出每月在1万元以上,已见多不怪。一般的结婚礼钱红包都是1000元,不堪重负者戏称之为“红色炸弹”。可温州人又离不开人情的天罗地网,说不准哪天,这张网就会带来赚大钱的机会。

  “四自”精神

  温州手工业南宋时期即堪称全国翘楚。商品经济初期,温州家家户户有家庭作坊,8小时里你是科长、处长、局长,业余在家则搞来料加工赚外快。我们在风景区楠溪江古村落,看到很多老人妇女小孩在游客好奇的目光中从容做着手工活,有的串着彩灯,有的盘着松紧带。温州就是以小商品打开全国乃至世界大市场的。

  大名鼎鼎的北京浙江村,最早的开拓者便是温州的裁缝师傅。

  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生意的卢必泽听堂兄说北京的服装生意好做,他带着家人落脚在京郊的南苑乡海户屯村。卢必泽的裁缝手艺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他在北京搞服装加工,7个裁缝老乡紧跟其后,和卢必泽一起成了浙江村的创始人。卢必泽做的衣服款式新颖,生意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同乡一批接一批来到,没几年就聚集了好几万温州人。如今,10万温州人办了成千上万的服装加工厂,把北京南苑大红门变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有媒体2001年报道,浙江村一年经营额达20亿,并创出了奥豹、赛美、京豹等皮衣品牌。

  一位温州姑娘在大西北的一所大学修鞋,大学生问她:“一个姑娘家坐在大门口不难为情?”

  “不,我这是劳动。”

  “将来打算干什么?”

  “开一家店,自己当老板。”姑娘理直气壮回答。

  温州的女人们照样是敢闯敢干的。温州街上大大小小的服饰店、点心店、饭摊大多是女人们的事业。她们和男人们一样勤劳吃苦,打拼创业,自己挣钱自己花。在温州众多的“一家两制”家庭中,往往丈夫为“朝八晚五”的上班族,妻子则经商闯天下。大虎打火机厂厂长是周大虎,但周太太才是厂子的创始人。当年周太太下岗,靠5000元搞起了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苦心经营逐渐壮大。周大虎后来干脆辞了公职下海,夫妻俩一起把事业越做越大。

  温州人的自力精神深刻影响了外地人。

  康奈集团老总郑秀康的女婿原是公司的部门经理,和老板的女儿谈恋爱后担心别人说他“靠关系”,毅然辞职自立门户,自己创业。结婚时,郑总要给女儿女婿房子、车子,女婿则说要自己挣。

  邓东华是湖北人,应聘到康奈集团。开始他不认同温州人的观念,觉得他们太看重钱。2002年初,他爸爸打电话要他回去,说家乡法院要招人,可邓东华不想回去了:“我已爱上温州,温州人改变了我,我想在温州发展。”他已有一个温州女朋友,女友家里挺有钱,但他不想靠别人,也计划自己当老板,大干一番。

  温州人总结自己有“四自精神”:自立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龙门能跳,狗洞能钻”

  在温州,如果哪个小伙子常年待在家里,会被周围人看作窝囊废。

  温州人自古四海为家,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生存空间,被形容为逐“金钱水草”而居的游商部落。

  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青田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到海外艰难谋生。如今温州人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一位意大利人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时,幽默地对海关人员说:“虽然我是第一次到中国,但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有在欧洲认识的,也有在非洲认识的,他们都是温州人。是不是温州人出国不需要护照?”

  巴黎第三区原是犹太人聚居区,现在这里温州老板最牛,很多犹太人替温州人打工。温州新南苑宾馆总经理李涛头一次到巴黎,有天早晨散步,碰到一老外用流利的温州方言向他打招呼;李涛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那是个送货的犹太人。温州方言极难懂,连同属浙江的杭州人都听得一头雾水,何况老外!李涛吃惊地感到温州人在当地的影响。

  温州人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不自信还算温州人吗?”

  原永嘉县上塘镇镇委书记叶康松,年近不惑弃官下海,飞往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他不懂英文,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语。在异国他乡,他逢人就掏出来比划,两年后,他就在美国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方德华本来在北京有自己的大众百货公司,1994年商场失意,他退出公司,又离了婚,手中有300万。思考再三,他选择移民加拿大。大学学过的英语早忘得差不多了,下飞机休息片刻,方德华请朋友教他一句话:“我来给你当工人,不要报酬,只学英文。”第二天他走进一间大超市,对主管说出了那句话。方德华被留下来,搬货、清洁、结算数字,什么都干。他特别留心各种生意方面的英语词汇,当他基本上过了语言关能独当一面时,马上辞职。之后,他先后在娱乐公司、意大利餐馆、保险公司、学校工作,一面强化语言训练,一面寻找机会。1996年,他看准时机开了肯德基和必胜客二合一店,生意兴隆。分店相继开张,事业重整旗鼓。2000年方德华成功地成为加拿大一家食品公司和美国一家百货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方德华最佩服李嘉诚:人人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有李超人敢说“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

  “龙门能跳,狗洞能钻。”只要有希望,温州人就能不畏艰险逐“金钱水草”而居。人们常常爱把温州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的确,在经商方面,两者有很多共同的优点:追求财富、勤劳节俭、敢于冒险、自立自强、精明能干。自然资源不足,迫使温州人走出去,乃至漂洋过海,这一点和丧失家园漂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有相似之处。然而,与犹太人相比,温州人的业绩还远远算不上“超尘拔俗”。

  温州人中还没有诞生洛克菲勒级别的超级富豪和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温州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的家族管理模式又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必须承认和正视的是,温州商人在企业层次和影响力方面较之犹太人还存在相当大的落差。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英雄。对“民营经济大本营”的温州来说,活跃于市场生活中的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市场经济是个性经济,温州模式正是温州人选择的适合于温州人个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经济学家评价,温州的财富源泉和活力来自全民皆商的“草根经济”。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温州人。一个日本专家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感受:一个北方老农民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袄,虽然肚子都没有填饱,但他还是要缩在墙根晒太阳。温州人永远不会这样,再艰苦的条件,温州人也能找到机会。这正是温州人与众不同之处。

  不可否认的是,温州人群体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成功之路的多样性的借鉴样本。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财富,创造着鲜活的生活奇迹,并把他们的创造和梦想带到他们足迹所到的任何地方。

  温州人,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绝对意味着梦想和财富。

  好吃的温州人

  凡是到过温州的外地人,都会说温州海鲜好吃、有味,同时也会说温州人能吃。

  “吃”最能丰富地体现温州地域文化沉淀中特有的个性。一个“吃”字,可谓是螺蛳壳里做尽大道场,简直成了温州人心态的演义广场。

  温州人挺想得开,懂得如何去花那辛苦挣来的钱。他们选择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不愿去旅游,因为那些白山黑水看在眼里,却不能留在肚里;宁愿叫一帮朋友齐去吃喝,既有人情,又有滋味,很实在,这就是享受。

  温州的餐饮风格变化很大,每年各个酒店总会翻新花样,变着法子吸引顾客:一会儿粤菜、一会儿沪菜、一会儿鲁菜……但是最终都像一阵风一样过去。温州人爱热闹,不喜欢什么体味孤独。一帮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有说有笑打发时间。蒸腾的热气衬着众人的欢笑,多闹!干吗一个人去享受孤独、体味孤独。

  你有事,我帮忙,这种人情关系几乎主宰了温州人的日常生活。

  温州人结婚时,排扬花费越来越铺张——假如自己比别人差、面子往哪搁。所以温州人讨厌小气的人。温州人交朋友忌讳交小气人,也忌讳人说他小气。

  如果你一个月连续参加两个朋友的婚宴,发现闹哄哄场面中众多陌生的脸孔又有些模模糊糊的印象,那不奇怪,因为许多人在上一次酒宴中已见过了。

  曾有一位在温州工作的外地朋友感叹说:“温州人整天被巨大的人情网笼罩着,为它所累,又为它活着。”

  一个朋友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一直在杭州生活,总觉得温州的许多东西与外面先进的、现代化的观念相比滞后了,比如整体素质、文化氛围等诸多问题。但是经历了一次酒店餐饮之后,他的看法有了改变。

  一次,几个援藏时期的朋友来杭,住在一家饭店。晚上一拨人就在这家饭店就餐。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时,突然有一西安朋友说今天的百威啤酒不对味。这位朋友是“酒中人”。于是就让服务员过来,服务员说自己做不了主,但是请主管又磨磨蹭蹭半天才到。啤酒的口味问题本是件极难辨别的事。但这位满口“杭普”口音的主管的处理方式却更令人烦心,一会儿说做不了主,一会儿说考虑考虑,弄得大伙儿食欲骤减,最后仍不了了之。

  对啤酒发难的朋友感叹说:“要是在温州,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你这样一说,老板马上赶到,首先真诚地说对不起,然后会给你重新上酒,接着还会告诉你以后来肯定会再优惠,大家交个朋友。”

  杭州如此,北京亦如此。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表现优越感的方式也很有趣,讲噱头是其中很独特的一例。

  有一个温州人到北京小餐厅就餐,看着菜谱好奇地点上一道“清龙过江”,等上来了一看原来是清清的腌菜汤中摆着一根葱。他觉得上当,想说点什么,却瞥见服务员脸上挂着一副“烦着呢,别理我”的表情,于是受到启发,就想起了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的“出售原汁加勒比海海水”的小品故事,随即只好一笑了之。这位顾客现在已是温州一家较出名酒店的老板。他说,饭店经营,温州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只有实实在在的服务。做别人不能做的,做别人不想做的,这一点温州人不能丢。

  他一语道破天机。人们钦羡温州群体有今天的景象,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温州人吃过的苦。

  温州是个到处荡漾着市井文化与俗乐气息的地方,一种过分沉湎于俗世之乐的地域文化影响着这个地域的人们的气质:缺乏思辨、拒绝心灵里形而上的诉求,有灵气却无大气。

  有人说,温州人是一群缺点和优点同样鲜明的人,也许真是这样。

  处处讲人情

  温州人向来以浓厚的人情味闻名于天下;

  朋友来了多一双筷;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有事我帮忙,我有事你也跳进去;那种过河拆桥、只要金钱不要朋友的人,是没有朋友的……

  浓厚的情谊使温州人赢得了很多的朋友,也打出了一片天下。

  但是,温州人的“情”会不会太浓了?浓得化不开?

  在杭州工作多年的温州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平时老乡来找,一般就是三件事:一是喝酒;二是子女到杭州读书,希望能关照;三就是遇到麻烦事,需要疏通。

  对第一件事,温州人是乐而忘返,每一次总喝得面红耳热,酣畅淋漓。对第二件也是乐于从命的,看见朋友的子女就像看见自己家的孩子。对于第三件事情,就时常费踌蹰了:有时候是一些小事,小赌赌被抓起来了,或者是车子违章被扣住了等等,这些事只要有熟人,在杭州的朋友还是照办不误。令人心疼的是有些朋友出了非常大的事,事到临头来委托去疏通,对此,杭州朋友就非常为难了。他们这么多年在外地工作,总希望人们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走弯路,不走后门。

  因此,如果没有熟人,基本上就回绝掉;如果有熟人,也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

  作为温州人,他们希望自己能有比谁都浓的人情味;作为现代人,他们却希望处处是法则,事事有规范。

  在温州,情与法的冲突与较量每时都可遇到。

  不论谁出了事情,只要他稍稍有几个朋友,马上就会有人往有关的部门去跑,托熟人、找关系。在温州办事情,没有人情、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绝对不行,工商要有人,税务要有关系,办工厂要走后门,定摊位要找熟人,甚至谁犯了死罪,公安和法官那儿也会有说客——温州人想: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关系能使死人变活人。

  可毕竟法制在逐步健全,毕竟人们开始有了现代意识,毕竟知道有些事该办有些事不该办了。

  由此,我们也想起了温州有些干部的落水。

  在温州当官比在其他地方又好当又不好当。

  “好当”指的是只要你正直,有“网络”好好用,不要太贪,不要太出风头,不要丢掉朋友,你总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不好当”指的是人情太重了,朋友之间平时整天在一起,你吆我喝,你酒我烟,一旦朋友有事了你却跑得“远远三十六”,那你还有什么脸面在温州混下去?温州有些干部是为了朋友而栽掉的。毕竟,温州是个人情大于原则的地方!

  在杭州就不大会出现这种事情了。杭州人大多比较谨慎,人际关系相对来说也比较淡薄:非常可能通融的事情可以试着办办,无法通融的事情你就死了心吧。他们法规意识强了一些,可人情味也跑掉了一些。

  对人类来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事物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鱼与熊掌总不能兼得。对温州人来说,处处讲人情,不讲原则,温州就会长期处在十足的小农意识氛围里,温州的现代化构建就会被拖后腿,温州人也就无法以现代意识与世界接轨;如果太冷漠,完全丢掉了该有的温情,那温州人又不成其为温州人了。显然,反差极大的温州人将永远面对很多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在大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

  当然,温州人也在变,因为温州的下一代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个在杭州的温州文化老板承接了一个温州少年人交托的影视广告片的制作业务。温州少年是这位老板的晚辈,对他早已耳闻目睹,敬佩有加,但对于业务,他却明确地对老板说:“你是我尊敬的长辈,可我们的生意是生意,还是签个约吧。”

  从这个少年人身上,杭州的温州人至少开始感到了家乡的变化。

  我不喜欢温州人

  温州一本叫《温州人》的杂志新近出版,该杂志的记者对“温州人”的形象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让人颇为尴尬。大多数被调查者居然说:“我不喜欢温州人。”

  一位在温州至北京航班上工作的空姐是其中的典型。

  这位长得非常漂亮的空姐,在温州飞往北京的客机上引起记者的注意。她神态冷漠,懒洋洋地推着车,没有任何热情。当她完成了工作坐在飞机尾舱的位置上时,记者走过去采访她。

  记者问:“能向你提几个问题吗?”

  “说吧。”

  记者笑着说:“如果没说错的话,你不喜欢这个职业。”

  “为什么?”

  “我刚才注意到,你对今天这批乘客缺乏一种热情。”

  “是吗?我能问一下你的职业吗?”

  “我是记者,一本杂志的记者。《温州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温州人》?看过,候机厅内有。你是温州人吗?不过,你可以不用回答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实话,我不喜欢飞这条航线,尤其不喜欢温州人。”

  “为什么?”

  “他们秩序最乱,闹哄哄的。他们不懂得如何乘飞机,他们不懂礼貌,总之,我不喜欢他们。”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她抬起手看了一下表。“我不喜欢飞这条航线,原因很简单,我真的不喜欢温州人。可没办法,我们公司每天都有这里的航班。当然是轮换,大致是一个月轮一次,轮到一次必须在温州待30天。工作一天休息一天。一天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像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10点以后才结束。飞北京,再飞长沙、贵阳,再飞深圳。我给你报我们的航班是告诉你,我们一天下来很累。

  “说起温州人吧,这帮人很无序。有人说了,在机场的候机室内,哪支队伍最乱,那就是飞温州的。温州人喜欢插队,喜欢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飞机。当飞机还在滑行的时候,温州人就站起身打开行李箱往外拽东西。刚才你也看到了,坐你前面的那位先生,把那么大的行李往飞机上拽。托运不是很好吗?又不另加你的钱!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把行李托运。刚才,前面还有位小伙子,把大箱放在行李架上,我叫他拿下来,因为行李架的门关不上。他凶得很,说,我就带个箱子怎么不行?我说,不是说你不能带,而是这么大的箱子带上来没地方放,我叫他拿着行李跟我到机舱后面去,他还很不高兴。他带这么大的行李上飞机绝对是他的错,我帮他解决问题,他应该感谢我才是。当然我并不在乎他的感谢,但烦我总不对吧。你说从职业的规范要求来看,我必须微笑服务。我笑过呀。你别说,当空姐的最累的是每天对着乘客笑。你以为笑很轻松呀,一天下来腮帮子怪酸的。飞别的航线,你对别人笑,别人也懂得对你笑。在温州这条航线,得不到这种回报,或者说很少得到这种回报。我觉得在这条航线上连笑都不公平。我觉得温州人好像不会笑,或者说笑不好。(说完这话她笑了,这是在飞机上的第一次)。

  “你问我对温州人的其他印象,那只能是同别的地方的人相比啦。概括起来说,他们的缺点除了无序、不会笑,或者说笑不好,还有就是不懂规则,上来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了,等会儿到北京的时候你再看看是怎么下的。优点是很有钱。真的,几乎每个人的手上都带着金戒指、金手镯之类东西。能把你的袖子卷起来给我看看吗?噢,没有,那么你不是温州人。哦?那么你是会笑的、没有钱的温州人。

  “戴金挂银我不反对,起码这证明你有钱。有钱也并不是坏事,而且,有钱证明你在赚钱方面很成功。但如果一个人除了有钱还是有钱,又怎么样哪?

  “可以说虽然我不喜欢温州人,但我尽量在适应温州人。为什么?我自己都快成为温州人了……不是,不是那个意思,还没呢。只是因为,我们这家航空公司和别的航空公司合并了,说以后要在温州设个基地。我们公司里的那些双职工或单身空务人员将被调到温州……对,就落户在温州。我当然是单身的,就是说我将被调到温州来,说不准将来我还得找一个温州人当老公。你说我要是不学会喜欢他们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对了,你说你是《温州人》杂志的记者,要把同我聊的内容写出来登在杂志上?可以呀,不过不要点出我们公司的名称,当然也不能点我的名字。就写一个空姐说的,她不喜欢温州人。”

  两小时的飞行,在聊天似的采访中结束。空姐抬手看了一下表说:“快到了,我得过去看看。”也许是对记者有点儿好感,过了一会儿她特意过来说,北京的地面温度是零摄氏度,询问记者的衣服带够没有。

  飞机开始向下滑行,空姐在那儿巡视着,说:“请系上安全带。”飞机慢慢地在跑道上滑行。此时记者的心情很复杂。果然,不愿见到的场面出现了:很多乘客匆匆忙忙地站起身来。

  记者回头看看空姐。空姐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会意地冲着记者笑了笑。

  不久,这位记者果然将他与空姐的对话登在了杂志上。

  第四章 生而知之:金钱的气味

  温州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温州人的血液里好像就流着一种商业因子……这些被广泛认同的说法无外乎是说温州人天生机敏,尤其是对商业,仿佛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才能。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刮风下雨,鼻子一耸,他们都能嗅出金钱的气味。温州人显得特别胆大妄为,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而且,这种胆大又有着相当的实践作基础,温州人的商业美誉更是广泛流播。

  不要总想着安定下来

  南远舟和他的家族企业就是温州人商业天才的一个世纪杰作。

  作为新加坡的富豪,南远舟家族拥有20亿美元的资产。南氏家族旗下的大小企业共有59家,员工过万,涉及橡胶、电子、娱乐、海运、房地产等多个领域。虽然南先生向来低调,回避媒体对他的宣传,但是在工商业圈子里,“南远舟”仍然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近年来,南先生逐渐把企业移交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完成了过渡。退休后,南先生一方面怡情养性,一方面为各种公益事业奔走,过上了一种在他说来“非常愉快”、“非常理想化”的生活。

  可是,谁能想象的到,60年前,15岁的南远舟还只是一个为填饱肚子而发愁的穷小子呢?

  那时候,南远舟的父亲南世代一家辗转到达泰国。1926年南远舟出生之前,南世代已经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农场,生活已经比较殷实。

  父亲给南远舟取名“远舟”,是让儿子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回去。他时常告诫儿子:“树挪死,人挪活。不要总想着安定下来;要到处闯,到处看,看哪里最有机会,自己的命运是自己把握的。”

  南远舟5岁时,母亲积劳成疾,不久去世。南远舟13岁时,南世代一病不起,在变卖了家产之后,仍然没有治好自己的病,依依不舍地合上了眼睛。

  一个14岁的中国孩子,远在无依无靠的泰国,该怎么办呢?南远舟不得不离开学校,走上了谋生的路。他在泰国华人的农庄里做工,后来又到泰国人的店铺里作小伙计。他做事认真周到,既勤快又伶俐,所有的老板都对他褒奖有加,全力提携。一年后,他已经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开始独立从事布匹买卖生意,虽然规模很小,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事业。

  1941年初,南远舟关闭了店铺,变卖了所有家产,费尽周折,到了香港。15岁的小伙子孤零零地站在香港的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时,兴奋异常。香港远比泰国繁华,这里可以挣的钱有的是。

  他没有马上使用自己的存款,没有马上自立门户。他只会说浙江话和泰语,这是非常不利的,必须马上学语言,学粤语,还要学点英语,另外,还要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了解这里的经济状况,寻找挣钱的机会。

  南远舟先在九龙土瓜湾卑利船坞当学徒,每日工薪只有13个先令。他就靠这点可怜的钱糊口,坚决不动用在泰国时攒下的钱。为了学习语言,他几乎走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最后找到了一个交换学习的机会:他教人泰语,人家教他粤语。在那段日子里,劳累了一整天后,他还要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去学语言。语言障碍实在太大,交流起来非常吃力,每次回来,都口干舌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进步神速,不久就能与人顺利交流了。解决了语言关,生活上轻松多了,于是他换了工作,到一家大商号做伙计,随时准备着出手建立自己的事业。

  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南远舟跑到了广州,开始做布匹生意。靠着诚实和勤奋以及原先的经验,他很快赢得了一大批主顾,事业迅速地发展了起来,最快时在一年之内营业额就翻了10倍。几年之内,南远舟就从一个人地生疏的外人变成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内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已经有了相当的资本。1945年,他看好了一笔生意,投入大量资金运送鱼苗去马来西亚。不料,随船人员走了弯路,耽误了行程,在惊涛骇浪中也不知怎么照顾鱼苗,结果到了马来西亚鱼苗全都已经死光了。这次大生意使南远舟几乎血本无归。南远舟镇定下来后,马上将船签押,再贩马来西亚水果运到香港,可是回程中又遇到狂风暴雨,水果也烂光了。真是祸不单行,南远舟落个两手空空,走投无路。但南远舟生就一副倔强脾气。虽然身处逆境仍能沉得住气,斗志弥坚。他说:“我本来就一无所有,即使全部资本都赔得一干二净,也不过就是回到从前的状态而已;但经验与能力是不会失去的!”

  1946年,南远舟回到香港,在一家金银珠宝店做经理,使该店的营业额直线上升,他也从困顿中摆脱出来。1947年,他与珠宝店老板的女儿成婚,有了一个安稳的家。黄金珠宝买卖为南远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短短几年之内,南远舟在香港、台湾、泰国、缅甸等地建立了庞大的营销体系和生产基地,而且也与欧美等地客商取得了联系,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黄金珠宝界站稳脚跟之后,南远舟在寻找新的投资点。他坚信父亲的告诫,那就是:守成者必败,进攻者生存,一定要敢想敢闯,勇于开疆拓土。没读多少书的父亲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出的这种“进攻法则”,南远舟历来奉为圭臬,并付诸实施,屡试不爽。

  1950年,南远舟看准机会,把全部财产的1/4划分出来,专门经营从汕头到印度尼西亚的瓷土出口生意。他先把瓷土交给妻子经营,自己坐镇黄金珠宝业。后来瓷土生意非常顺利,夫妻二人调换了位置,南远舟奔走于汕头和雅加达之间专营瓷土,珠宝则交给了妻子和岳父。靠着出众的胆识和良好的信誉,南氏瓷土公司很快成为了当时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瓷土供应商之一。

  市场地位稳定之后,南远舟又把瓷土生意交给别人办理,自己一方面遥控珠宝和瓷土生意,一方面密切关注橡胶和人造革制造业。在雅加达考察并在一家工厂里实习半年之后,他先后投资创办了“华夏树胶厂”和“南海树胶厂”,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产销两旺。1957年,生产进一步发展,南远舟开始经营塑胶厂,生产塑料和人造革,迅速成为印度尼西亚工商企业界实力最强的实业家之一。当时,由于总的经济形势的影响,东南亚的瓷土生意虽然表面上还是热热闹闹,但实际上已经日见萎缩,具有丰富商业经验和敏锐洞察力的南远舟干脆结束了瓷土生意,全力投入到塑胶业,并举家迁居雅加达。

  就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在雅加达定居不到一年,南远舟敏锐地觉察到了印度尼西亚强烈的排华种族情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南氏集团毅然离开雅加达,放弃了苦心经营的塑胶厂,来到新加坡,谋求新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现代航运业尚未形成规模,经营模式基本上还很落后,只是由于地处海运交通要道,赢利状况良好。但也因为如此,竞争非常激烈甚至野蛮。一个外来商人,在当时要打入投资巨、风险大的海上航运业,其困难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

  南远舟在新加坡的再度创业,是从荒芜的海边大规模填海治滩造地建厂开始的。他的家人和好友都认为这一行业充满惊涛骇浪,劝他打消这一念头。但南远舟坚决要去一试。他几乎投入了所有资金,只留了10万美元作为保险金。他对家人说:“如果失败,而且无法东山再起,那就去老家浙江养老,10万美元足够了。”他买来8艘旧货轮,修理一番之后,开始了他的海上运输业务。

  他在距离马六甲30多公里的一个海湾的沙滩上盖起了一幢幢仓库,购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1959年,“远舟航海”公司接到了第一笔业务。低廉的价格,一流的服务,很快打开了市场。但南远舟也惹恼了某些同行,他们扬言要干掉他。在恐吓无效之后,对手采取了行动。一年之中,南远舟遭到两次有预谋的抢劫。一次袭击,在腿上留下了10多厘米长的刀疤,一直到晚年仍然清晰可见,触目惊心。好在一位他父亲当年的好朋友出面周旋,事情才有所缓和。

  在后来的日子里,南远舟以自己的忍耐和真诚感动了一些同行,加之在经济上做出了牺牲,总算站稳了脚跟。两年后,“远舟航海”进入马六甲,开始承揽各种越洋业务,业务范围遍及全世界各个角落。由于他有良好的经营作风和信誉,几年后,他的船舶租赁业务迅速发展。

  1975年,国际上都实行租金按船只航程计算短期结算的办法,在经济繁荣的正常情况下可获较高的利润。可是,南远舟从包玉刚那里得到启示,采用了低租金长合同的办法,结果石油危机降临,不少船东的租赁业务受到冲击,可南远舟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危机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80年,南氏航运集团已经拥有巨型货轮100多艘,总吨位达到1000万,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航运集团之一。

  新加坡地少人多,各业兴旺,在土地吃紧的情况下,房地产价直线上涨。从20世纪80年代起,南远舟又开始了房地产买卖,风云际会,扶摇直上。1985年,他与人组织了天地公司,售卖新楼盘,很是赚了一笔。20世纪80年代末,天地公司已成为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业务也扩展到香港和泰国等地,还在伦敦、纽约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首都设立了办事处。

  时至今日,南氏集团已经在海运、河运、塑料、化工、电子、房地产、珠宝等诸多领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南氏家族也拥有了数十亿美元的财产。

  南远舟把自己几十年的商业生涯总结成了5点:

  第一,“勤奋工作”。勤奋到什么程度呢?在16岁刚到香港的时候,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然后又要去学几小时粤语。即使在有了上亿财产之后,仍然能够身体力行,忘我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身为总裁,仍然要下车间、上海轮,到第一线去了解最基本的情况。

  第二,“亲切待人”。要打内心里对人怀有善意和兴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亲切,令人愉快。而令人愉快就是与人打交道的第一步胜利。这一点是他屡屡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他不是没有被人欺骗过,他甚至还被同行打伤过,但这么多年过去后,那些靠小聪明起家的人就往往败在小聪明上。现在,这些人没有一个比他拥有更大更辉煌的成就,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心安理得,心情愉快。他从来不批评一线员工,发现问题,首先找部门负责人。他认为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的制度。

  第三,“敢于放权”。集团公司必然涉及多个产业、多个部门,这些事情不可能完全由自己一个一个处理,因此放权是必要的。南氏集团的一位负责人曾说:“南先生的核心精神和做事魄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员工的信任。很多时候,几百万的款项不用南先生审批,经理自己就可以作主,事后汇报就是了。”

  第四,“质量第一”。质量第一、童叟无欺的境界已成为南氏集团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南先生经常教导员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没有一流的质量,赢利就只能是暂时的。”在印尼搞橡胶生产时,他亲赴南美洲各地考察,挑选最先进、最安全的生产设备,回到雅加达之后,在整个安装、调试过程中,他必亲临现场指导;对产品质量检测更是严格有加。难怪员工们都说南先生既是总设计师,又是总工程师,还是总监工。

  第五,“坚持就是胜利”。在南远舟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大大小小的挫折和失败比比皆是。“我就是从失败中走过来的。成功主要来自一种坚持不懈的性格,而不是来自某一种具体的能力。”

  作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商业大亨,南远舟在生活上简直像个清教徒:从不抽烟而且不喜欢闻香烟,几乎从不喝酒,对咖啡和茶也不感兴趣。他习惯于喝白开水或矿泉水,在宴会上也不例外。他不讲穿戴,一套普通的西装就出入公共场合;在饮食上最讲究干净,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吃素,而且喜欢吃粗粮,忙起来的时候只要一碗面和一碗青菜豆腐就是一顿晚餐。

  回想起在海外的日子,南先生不免伤感:“当中国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海外侨胞就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一天比一天强大,我们就一天比一天自豪、自信和自尊。”

  对于金钱,南先生提醒我们:要拿得起放得下,可以把它当作事业,但不能当作唯一的目标,否则你不但得不到心理上的满足,而且也挣不到大钱。过于重视什么东西,就往往得不到那个东西,这一点,没一番阅历是体会不到的。

  不会变通就吃不开

  与南远舟的惊世骇俗相比,管光建的个人创业史就显得比较普通。事实上,这正是温州大多数创业者的一个缩影。

  管光建的舅舅与外公早年去了法国,他以舅舅儿子的名义,于1979年去法国探亲,留在了法国。他老婆是通过过继给她早在法国的叔叔当女儿才得以移民法国的。管光建在中国国内上学,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没几年,来到法国。在巴黎他给人做过皮包,自己也开过皮包工场,赚了不少钱。结婚后他花100多万法郎在巴黎北面的一个小城买了一栋建筑面积达1000多平米、还配有一个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数年前,他又花200万法郎在巴黎庙街买下一间店面,用于销售首饰物品。他老婆和岳父在法国北方城市里尔经营一间面积达2000平米的皮包店。后来他的兄弟姐妹一个一个都到了国外,大哥在西班牙,那个侄子也到了西班牙,大姐在意大利,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在巴黎,他们都是全家出来的。后来他父亲也到了法国。大哥和姐姐之所以去西班牙和意大利,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弄到了居留证。

  管光建目前的资产在千万法郎以上,在巴黎还购置了一套120平米的住房,拥有两辆轿车:一辆宝马,一辆雪铁龙。

  管光建自己说:“我觉得,我们温州人文化素质太差。我们这里的温州人虽然生活在法国,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了解法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与法国人交流,根本不可能进入法国上层社会。能讲得出这幅画怎么回事,说得出这段历史怎么样,人家才能与你对话,否则才不理你。我们温州人只知道埋头苦干,这种勤劳精神是法国人所没有的。但是只干活,不了解周围的社会和文化,是不行的。现在我也很遗憾,年轻时候没有多念几年书。小时候我学习英语,成绩很好,现在一句也不会讲了。”

  管光建经营的首饰店头几年生意相当好,有七八个工人,近两年只有两个工人。店里的货,有的是从深圳、温州进的,有的是从香港、台湾进的,有的是他直接从厂家进来的。

  竞争很厉害,以前一条头巾可以卖到35法郎,现在降到10个法郎。就在他接受记者采访时,隔壁一家店甚至以5法郎一条卖给人家。这样降价比成本都低,还能做生意吗?管光建痛惜地说:“我们温州人都竞相降价,结果就是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

  周围的温州人也有合起来做一番大生意的想法。管光建也想过,如果亲戚们每户都投一股,由他来经营,他肯定给他们做好,每年都有分红,赚的钱不会比现在少。他曾设想,如果他们兄弟联手,一个坐镇温州,一个常驻深圳和香港,一个在巴黎,那是相当好的模式。可事实就是合不起来。他说:“可能是我们文化素质差,大家太自私,只看到自己碗里的东西,达不到合作境界。没法,温州人生意是很难做大的,大家做点糊口生意而已。”

  现在管光建做生意没有以前那么有冲劲了。

  以前他想回温州开工厂,谈判已接近尾声,却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他认为国内干事太没有规则。现在他老婆更不同意回中国做生意,怕他在中国又与另外女人相好。

  “女人想问题都很现实,她觉得我们现在有吃、有住、有用,生活挺满足了。我想的有所不同,我觉得如果在上海、温州等地有生意做,我们回国居住,也挺不错。我在温州的有些朋友赚了不少钱,自己很轻松,一天夹个皮包,带着手提电话,东游西逛,周末去乡下游玩,生活如神仙,我真羡慕他们。而在巴黎做生意,感到压力很大,时刻要提防着上当受骗。有的顾客拿张支票给我们,一不小心,就上当,因为支票虽是真的,但要过50到90年时间才能取得到钱;有的顾客把东西选好,说明天有运输公司来取货,钱也不付,货取走后,过半年或一年时间才来付款。我们时时要应付这些伎俩。”

  影响管光建情绪的还有他与儿子的关系。

  他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是儿子,后面是两个女儿。儿子16岁。管光建16岁的时候,已经很懂事了,能独当一面。但他的儿子不行,对做生意一点儿不感兴趣。在法国长大的孩子,直来直去,不会像管光建他们那样灵活。管光建想不通,现在的年轻人那么不会变通,都按规则办事,一直往前走,不会转弯抹角。“在这个社会里,不灵活一点,不会转弯抹角,怎么行呢?”

  管光建认为,不会变通就吃不开。因为中国人与法国人不一样,生存条件本身就差些,就得想法子。可是他儿子就是做不到这一点,性格还挺梗、挺倔,管光建对他说什么,他听不进去,也不愿多谈。

  后来,管光建给儿子联系一所学校,离乡下那个家很近,是一所私人学校,教学质量相当好,但是儿子就是不喜欢去。管光建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不喜欢,而愿到离家有一个多小时路的学校念书。管光建对他说,“孩子,如果你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一天在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早上要起大早,路上还不安全,如果你在附近上学,家里有点重要的事,叫你回来一下,你马上就能回来一趟,多方便。”管光建还向儿子许诺:如果他觉得学习有压力,他可以花钱请家庭老师来辅导他;如果他有女朋友,当老爸的也不会反对,上完课,他就可以出去玩。实际上,管光建觉得他的管教已经很宽松了,他希望儿子晚上11点或11点半钟能回家,不要太晚,外面不安全。

  管光建经常告诉儿子,爸爸辛苦奋斗,拼命赚钱,都是为了他们这一代。花钱创造条件让他去学习,是为了他好,培养能力好出人头地。如果儿子学习有进步,管光建还答应他给买一辆高级摩托车。可是儿子怎么也听不进去。后来管光建劝他到巴黎念书,他也不愿意。管光建终于意识到,在国外成长的温州人的下一代已经不再是“温州人”了。

  管光建想,自己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事业应该由儿子来继承。温州人毕竟还是比较传统的。儿子就是与他闹别扭,对生意不感兴趣,管光建觉得很伤心。他说:“自己拼命干的事业没人继承,你说多可悲?我现在干活的劲头也就没有了。这也可能与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有关系。我觉得,人生过得真快、真快,一晃就到了42岁,现在越来越求稳,不像过去那样有冲劲。”

  管光建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学习不错,表现也很好,小女儿太内向。管光建觉得下一代虽然法文比长辈们好,文化水平也比他们高,但是儿女没有长辈们这样的奋斗精神和吃苦耐劳的毅力,更没有他们这一代的创业意识,所以他们今后并不一定会比他们干得出色,很可能不如他们。

  换句话说,下一代的血液里,那种“商业”因子正在渐渐消失。

  新一代温州人表现出的种种迹象都在证明管光建的看法。他有点担忧了,他几乎是祈祷般地说:“但愿不要让我说中了。”

目录:

  序 言 温州人来了

  引 子 震撼之旅:温州人为什么可怕

  第一章 温州制造:挡不住的商业旋风

  第二章 国际玩笑:异想天开的生意经

  第三章 中国犹太:受歧视的财富

  第四章 生而知之:金钱的气味

  第五章 座右铭:不赚钱,勿宁死

  第六章 生财有道:形象包装的诀窍

  第七章 地域气质:温州人就该这个样

  第八章 第二性:“难以忍受”的温州女人

  第九章 迷途:魔鬼生存训练课

  第十章 影响力:财富英雄大比拼

  第十一章 种子:“可怕”会生根

序言 温州人来了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报刊上读到温州的。

  报上说温州有个龙港城,是一群农民奋勇冲破几十年城乡壁垒,自己动手建造起来的都市,这使龙港农民城天下闻名。

  但是,有关温州的更多消息则是负面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电器产品基本上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乐清县柳市镇是质低价廉的电器生产集中地,那时国内许多商店门口挂着“柳市推销员免进”、“本店不售柳市货”等招牌,以致温州在人们心目中成了“瘟州”。

  温州偏居中国东南一隅,名气不大,影响微弱,所以当时谁也没太在意那个浙南的小地方受此打击后会怎么样。

  1986年夏天,西藏高原紫外线强烈,我在拉萨街头问一位守着眼镜摊的人:哪儿来的?答:温州。那人光着头,晒得很黑,似乎一点都不担心高原的紫外线会伤人。我当时感慨不已:除了四川人能吃苦,江浙地区的温州人也这么能吃苦。

  后来,到西部淘金的温州人越来越多。成都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造的,但现在经营店面商铺的却是温州人居多。灯饰市场,温州人几乎形成垄断。温州人占优势的还有皮货等等。在成都长期经商安家的已有8万多温州人。放眼四海,温州人好像无处不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西藏新疆,同四川人在外打工仔多这一点不同,温州人大多经商当老板。丰田公司有句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温州人则给自己写照,“高山峡谷有小城,有城就有温州人”。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对各省经济有很大影响。四川广元为了引进温州商人、改变消息闭塞、流通不畅的局面而竭尽全力。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温州商人去四川考察,飞机晚点,到广元机场已是深夜,广元市几位市政官员一直在机场守候。这位温州商人见状大为感动,不但自己投资,还带动其他温州人前来建温州商场。

  2000年我有机会到了欧洲。在意大利的北部名城米兰,导游告诉我,郊外有4万温州人在制造皮件。到佛罗伦萨,导游又告诉我,郊外工厂有很多温州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佛罗伦萨据说排名世界第三的大教堂,熙熙攘攘都是衣着光鲜的各国游客,一些摆摊卖艺术品的人中竟有几个中国乡下人。我凑上去问:哪儿的?答:浙江温州。我内心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他们的形象给中国人丢脸,一方面又钦佩这些温州乡下人,一不懂外语、二没多少文化,就敢成群结队闯荡世界作“洋插队”。

  星星点点的接触中,我对温州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为什么能在国内国外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们有着怎样的地域文化背景?与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有何异同?

  2002年8月初,我与几位报社同仁从成都飞赴温州采访,与温州的新闻人士、文化精英对话,收集资料,于是有了这本书——《可怕的温州人》。

  温州人的可怕,首先是他们天生有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朴素自然意识。外界“姓社姓资”沸反盈天;温州人只信“民以食为天”,怎样能生存,怎样能富裕、幸福,他们就怎么干。中国的许多地方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长时间徘徊彷徨,翻来覆去折腾,丧失了大好发展时机,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温州人却按照几何学中“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原理,排除一切干扰,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历史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利益驱动下敢闯敢干敢吃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其充满了风险和机遇,既遍地黄金又满布荆棘,既能一步天堂美梦成真又可能千金尽失满盘皆输。市场经济强有力地挑战人生,在这里,因循守旧、守株待兔、犹疑不决、闲适散漫、清高自闭统统没有出路。温州人敢冒风险、勇闯天下、敢吃第一只螃蟹的性格特点,使他们占得市场先机;当别人亦步亦趋学温州人时,他们已经积累起财富资本,进军新的领域。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江河不拒涓流”。没有国家投资形成的巨额产业群,温州人就自力创业,“从我做起”,“从小做起”,生产纽扣、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等。温州人文化不高,但动手能力强。顽强的生存本能让他们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上千方百计节约成本,赚取一分一厘甚至是一毫的利润。强烈的生存危机和利润意识造就了一大批竞争激烈的专业化生产工厂(作坊),高度集约的专业化生产造就了“温州制造”优质廉价商品洪流,市场占有率惊人。例如温州的打火机,竟占领了全球市场的70%。有鉴于此,国家把10个全国轻工业生产基地放在了弹丸之地的温州。

  温州人的可怕,在于他们对市场天生的敏锐嗅觉。请看国内各大中小城市,160万温州人在这些城市商贸流通的大小市场呈均匀分布状态。在北方,在中西部各省,温州商人群落,或占据批发市场,或租用商场柜台,或经营服务业流通业,资金雄厚者则进军电脑、通信、房地产开发等领域。温州人追寻市场的精神有一个小故事: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曾在新疆阿勒泰雪山下遇见一个温州补鞋匠挑着沉甸甸的担子,一路追赶骑着马不停迁徙的哈萨克牧民。这是因为牧民马靴遇雪水极易磨穿,需不断修补。温州补鞋匠被这一小块市场吸引,竟凭着打满血泡的双脚,追赶哈萨克牧民辗转谋生。温州人就是用这样一种精神,占据、分割、蚕食着国内一块块市场。他们信息灵、资金雄厚、能吃苦、天生的商业头脑,在国内各地激烈的商业竞争中逐渐处于优势。难怪温州人被人们评价为“中国的犹太人”。

  温州人的可怕,还在于他们有着不同于中国传统等级制文化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温州社会经商、办厂蔚然成风。“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钟朋荣语)这是一场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浙江省经济发展迅猛,继江苏、广东、上海后,已成为当今中国又一经济热点区域。这一结果,终究要归功于以温州模式及温州文化为特点的民本经济、草根经济。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中国民间蕴藏着创造财富追求幸福的极大潜能。如果制度和文化能适应这种要求,百姓有创业致富的自由,加上各种资本包括民间资本的推动,何愁经济不会持续健康发展。

  勤劳智慧的温州人可敬、可佩、可爱,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欣赏温州现象而不去研究学习并启发自己的思路,总有一天早上醒来你会发现:可怕的温州人来了!

引子 震撼之旅:温州人为什么可怕

  温州,位于浙江沿海,是浙南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辖三区(鹿城、龙湾、瓯海)、两市(瑞安、东清)、六县(苍南、平阳、文成、泰顺、洞关、永嘉),总面积约11784平方公里,人口727万,市区人口约117万。

  1937年的夏天,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从伦敦到柏林去和他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他们的房门,是一个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弟弟吃惊地发现,他竟听不懂这位不速之客口中的中国话。只见来人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弟弟明白了,来人是希望他们买东西。等上门推销的小贩走后,哥哥告诉弟弟,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托。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服务态度经商赚钱。弟弟这才明白,他刚才听不懂的中国话其实是温州话。

  半个世纪后,这位弟弟已年逾古稀,他来到了温州的永嘉,在一座桥头遇到一位生意郎,顿时勾起了他对半个世纪前柏林那个夏天的回忆。

  为什么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个行走四方的生意小贩,会使这位留洋归来的人如此挂怀呢?这位有心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费孝通。就是他,发现了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划时代意义。费老在总结温州小贩生意时说,就是“这样的历史传统,推动了今天温州农村经济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的形成”。

  费老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他认为,“温州模式”已超出了区域范围,在全国范围有普遍意义。温州人依靠自己传统的才能和遍及全国的手艺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的流通网络,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大市场,为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新鲜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所以,他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2002年7月底,我们一行6人飞赴温州,进行为期一周的采访。这次采访的目标是针对有关“温州模式”的所有重大事件,挖掘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从而与皇城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等进行对比,得一个结论,印证一下:一个地方、一个社会群体是否能够顺应时势变化而自觉进行自我改造和社会变革从而创造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奇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内涵及其形态。

  费老当年对温州的兴趣,源于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高度关注。我们的这次采访,却是希望通过温州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来反省正统文化的积习。

  “温州模式”创造的经济奇迹,源自历史上北宋以来的“功利文化”;同样,中国社会众多城市群体性的落后、贫穷,也与中国的道德文化血肉相连。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我们的采访路线和项目安排也必然有点朦胧。

  但是,我们要感谢这样的朦胧!

  因为朦胧,所以我们不断地被意料之外的遭遇和见闻所震惊。

  棒喝当头不足以概括,绝处蹦极也难以形容。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震撼!就像和平年代的我们在枪战大片中遭遇被机关枪迎面乱扫、身体被击穿、被扫射成碎片的那种震撼!

  寻找文化根源的目标已退居次要位置。当时当地,分分秒秒都在震撼着我们大脑和身心的,首先是一个个闻所未闻的故事,真实得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我们要寻找的文化根源就是这些传奇得以发生的基石,但是我们首先关心的还是这些传奇。因为离开这些传奇,所谓的文化根源只不过是虚妄的谵语。

  于是,我们全面访问这些传奇,搜集它们的各种版本。

  于是,我们追踪这些传奇的“历史内幕”,企图澄清其存在价值。报道这些传奇,唤起中国精英阶层对财富文化的重新认识,唤起中国民间直面现代社会正从以贵贱为中心转向以财富为中心的现实。

  在飞往温州的飞机上,我们先从地图上认识温州。

  从古到今,温州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地为世人所瞩目,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创造出骄人的成绩。

  温州人是个重实际、重形象的群体。比如说与人结伴外出游玩时,如果导游指着一块石头,说它像什么什么,可能会得到温州人的认可与赞同。但如果对方说出的是一通富有美学意味、深奥难懂的道理的话,温州人则可能会转身离去了。

  我们也不能免俗,想从温州地图上看出些什么。

  它有点像哑铃,极具力度,富于活力。

  大家为这样的发现感到开心。一个矮小壮实的运动员举着哑铃,这正是温州人独特生命能量的形象,是生命魅力召唤下的一轮景观。

  我们还在一篇关于温州的随笔里看到,作者将温州比喻为一只牧羊犬,乐清、大荆是头,泰顺、仕阳是尾,洞头是脚。

  它善于奔跑,所以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有温州人的存在。他们在家乡成长,一旦具有奔走的能力,就满世界跑了。

  它强劲又尚武,具有团体精神。温州人的地域观念明显胜于其他地方。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温州人在火车上被外地人欺负了,眼看就要不敌,这个温州人大喊一声:“车上有温州人吗?我被外地人打了。”结果,所有的温州人都跑到他的身边,狠狠教训了外地人一通,显示出温州人个体或群体的血液里所释放出来的温暖的能量。

  它憨态可掬,惹人喜爱。温州人的豪爽、热情、好客,赢得了所有到过温州的外乡人的极大好感,也赢得了一笔笔生意,赢得了历史赋予的机会。豪迈和开朗,使身在他乡的温州人在最困苦的时候仍能保持愉快乐观的心境。

  地图上的温州还像一只枕头,就是那种藤条编成、夏天睡觉特别凉快的枕头。温州人喜欢热闹,喜欢玩乐,喜欢过安逸的日子。不少人稍稍有了一些钱以后,就忙着买房子、买电器、买车子,甚至花大力气造坟墓,而忘了当你享受的时候,别的地方的人正借鉴你的经验,在准备赶超你呢。

  在上海发展了十多年、创造了良好业绩的一个温州企业家讲了一个聚会的故事:

  上海的企业家晚上赴宴,全部是由专职司机开车。到了酒店,老板给司机100元钱去吃饭,自己则步入酒店,宴会结束回到车上,司机已经在车里等候了。温州的企业家则喜欢自己开车,有时候随便带上几个客人,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完了,大声张扬地离开酒店。他们还没把聚会、聚餐当作一个正式社交活动来对待。这样,如果这两方碰在了一起,很可能会谈不成生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不一样。

  我们经常在报刊上看见中国人同外国人谈判如何如何被骗了,如何如何不愉快等等。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文化根基不一样、思维模式不一样。

  由于去温州采访,我们认识了800年前的温州人叶适。

  大学问家叶适于南宋时期生活在温州永嘉。当时,温州商贾已经非常活跃,叶适从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利义统一、经世致用的“永嘉学派”事功学说体系。在这种功利文化的熏陶下,历史的风雨铸就了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传统品格。而这种独特的品格如同遗传因子,从此一直延续在温州人的举手投足之中。800年后,“永嘉学派”的功利特质成了今天“温州模式”的文化谜底。

  可以说,叶适“学以致用”的思想形成了温州人的主体思想,成了本土文化的根基。沿着这一文化脉络,温州人的所有行为都能够找到依据。

  你搞你的运动,我搞我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主义看不见,“尾巴”却能够使家里多一盘菜。

  你讨论你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我先搞我的家庭工业。温州地少人多,资源不丰富,大家都要,自己先动手吧。

  你不给拨款没关系,我们自己筹资,先把城市建设搞起来。

  机场、机场大道、体育馆、铁路等等,无不体现了“功利之学”的作用。

  在这里,文化提供了思维,思维产生了行动,行动之中能见利弊,利弊之后就看出了鲜明的结果。

  叶适是入世的。由于温州山高皇帝远,朝中高官也少,故“永嘉学派”大多数人都是靠自己的刻苦而登堂入室的。他们来自平民,对平民的生存苦乐也非常了解,因而也就知道柴米油盐是老百姓最需要的。叶适提出的功利学说是给士大夫听的,却是给老百姓用的。

  大量的温州人经过比较以后,发现诗和清谈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于是就奔实际的、功利的方面去了。

  温州人知道怎样去实现功利理想。

  温州地处一隅,免去了中原逐鹿的战争祸乱之苦;温州地域狭小,没有人会在这里为争霸业而涂炭生灵。温州三面依山,一面临海,山珍海味几可自足。

  但是,温州的致命弱点也是上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没有战乱,人口增多,土地并没有增加,僧多粥少的危机永远存在。因此,温州人只能选择叶适,而摒弃谢灵运。前者能使人重劳动而获利,后者只能使人尚空灵而贫穷。

  没有什么比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自己的欢乐而令人愉快了。因而,温州人的生命形态是欢乐的享受形态。

  温州人由于实实在在地做事,所以就享受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欢乐。

  可温州人太爱享乐了,太爱玩了;华灯初上,每一个排档都坐满了人;一到夜晚,歌舞厅、保龄球馆都是爆满。而且,消费的大多是本地人。

  鹿城区最早制作面包而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对我们说:“鹿城区的人太会玩了,像这样玩下去,将来天下就是乐清人、苍南人、瑞安人的了。”

  这番话令人震动!其实,这番话可以针对所有的温州人。

  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的长辈喜欢穿北京的黑棉布鞋,也就是北京鞋,戴上海牌手表,买上海的69型自行车。其实,从文化角度来说,这是对皇城文化和大都市文化的敬畏与羡慕。那时候,温州人不大被人看得起,因而他们就憋足了劲实干。创出业绩后,温州人的享乐主义占了上风,大家都喜气洋洋地玩了起来。

  通常所说的“温州人”是个复杂的概念,鹿城区人自认为是最正宗的温州人,可县里的人也认为自己是正宗的温州人,连丽水、青田、温岭等地的人出去都称自己是温州人。

  温州人非常自尊。曾经被称为“乡下人”的县里人,他们的心里也一直憋着一股劲。当鹿城区的温州人拼命在玩的时候,他们已经“兵临城下”:在市区买地造厂房,将已成功的产品和管理经验带进了市区,以市区为基地开始向外拓展。

  由于经学致用强调的是即时可见的功利,由于受地域狭小而形成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的影响,温州人普遍感到生意做到一定程度就做不上去了。几年前,大量温州人背井离乡,去开拓市场;赚了一些钱以后,就回到家乡发展、享受。

  然而,家乡从商的人也更加多了,加上外来人口,整个城市都非常困难。这样,就造成了如下的局面:温州内部,大家互相模仿,互相压价,市场逐渐萎缩;外部大多数的经营人才难以形成大气候,觉得还是家乡好,有不少人纷纷回撤;再出去经商的往往是没有经验的小青年。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几年的生意难做了。

  随着温州最后一辆菲亚特汽车被送进了汽车回收公司,证明了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菲亚特,集中了温州人及他们经商方面的大多数特点:小巧、灵活、耐用、价格公道。怀念菲亚特,但绝不再坐菲亚特,应该是温州人新的气派、新的起点!

  不过,熟悉了温州人的所有特征之后,令人感到最“可怕”的还是温州人的五大生意经。生意是一门学问,而学问总有它的规律、模式或经验;但是,以善于做生意而著称的温州人似乎并不理会通常意义上的这些规律、模式或经验,他们自有套路、自成规律。仔细思索起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攻伐之经

  温州人多地少,决定了他们只能向外拓展,不断地去寻找一个个新的生存空间。因此,温州人可能是中国经商者之中最多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群体。南至三亚、北到漠河、西抵拉萨、东达青岛,到处可见温州人的踪迹。最初,他们是以手工业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如理发、补鞋、裁缝等,一个个游兵散勇燕子般地南来北往。后来,他们发现各地时常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就纷纷开辟新的商场或商品集散地。每到这时,游兵散勇们就聚到了一起,出谋出钱出力,一定要在竞标中拔得头筹。

  因此,在全国很多城乡都有以温州人为主的商场或商品一条街。有的一个企业就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分公司、分销点、办事处,将温州人的商品意识传达给当地,辐射到周边。目前,在巴西、南非、欧洲、美洲都出现了新的温州人经商的网点。

  温州人攻伐之术的特点是: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而后从家乡搬来很多愿意经商的“兵勇”,安营扎寨,守住阵地,除非是市场衰落,否则绝不后撤。可以说,这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结合。

  血缘之经

  温州人更多的是以群体聚合的方式来从事各种工作,特别是生意方面的事情,血缘关系成了重要的因素。手工作坊和家庭工厂就是一个典型。

  楼上住人,楼下聚集着自己家或亲戚家的很多人,印刷、编织、裁缝、做鞋、制眼镜、造纽扣、加工小电器……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不时说些简单的邻里故事、闲话笑话。到吃饭的时候,各自解下围兜,走到后面的厨房,围成一桌,开心地聚餐。

  这样的工作模式几乎不需要管理:赚得多,大家分得多;反之,也能心安理得。谁要是想偷懒,看看四周都是亲人,你自己偷懒就意味着别人要多干一些,于是就会不忍心;更不会有人把原材料偷出去为自己所用——被大家发现,你还想做人吗?许多温州人就是这样起步的。

  如今,血缘在温州人新的经济模式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中的一个主要成员成了厂长或董事长,其他成员则分散在各个重要的部门,分头负责:有凝聚力而少扯皮、拆墙脚之类的现象;对外是一个团体或一只拳头,对内是一个温馨的群体;遇到困难,大家齐心出击;遇到矛盾,开一次家庭式的会议,往往就能解开疙瘩。血缘在企业里成了前进的动力,成了赢利的催化剂。

  血缘的向心力是无可置疑的,但会不会因此缺乏广纳百川的胸襟呢?会不会使外来的才俊,看不到彼岸那道最明亮的曙光呢?或许,血缘与非血缘要并驾齐驱才好。

  模仿之经

  温州的生意是从青菜小葱小鸡小鸭之中“长”出来的、“孵”出来的,本没有模式,也没有传统。好在温州人有一副非常聪明、具有非常强的模仿能力的头脑,他们无所畏惧,并且勇往直前。

  曾经是温州四大经济支柱的产品——纽扣、皮鞋、服装和打火机,最初无不来自于模仿。纽扣只要从外地或国外买来的衣服上拆下几颗,仔细研究一番就能够生产;皮鞋是仿意大利的;服装是仿法国的;打火机是仿日本的。温州有很多的同胞散居在世界各地(通过血缘关系出国的占多数),当他们回到国内时,其穿着和用品就成了家乡有心生意人的目标。到手以后,用一夜的时间就可将那些东西解剖完毕。旅外同胞于再次出国的前夕就会看见跟自己使用的那些东西一样精美的仿制品已经摆在了橱窗上了!

  温州人的主导产品大多为易解剖、具有一定手工技能的东西,而像电脑、手表,以及化妆品等具有较大难度的产品,就不在模仿之列了。

  豪爽之经

  从温州的沿革来看,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几乎都没有波及温州,也就是说温州从没有接纳过大批的北方人;倒是倭寇侵扰沿海时,从南边的福建那儿涌进了不少“南人”。然而,凡是到过温州的外地人一致认为,温州人具有北方人的豪爽与义气,这是温州人在残酷的商海拼搏中最具优势的人文与性格特点。

  温州人穿着良好、饮食讲究、腰板挺直、笑声爽朗。与人做生意时,这些因素往往给对方以极大的好感与信任感。而温州人或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或大大让利的手法,以及今天吃亏明天收回的自信,都使他们在广阔的商场上屡屡得手,意气风发。

  想象之经

  许多人以为,做生意就是昧着良心使尽一切手段赚钱。其实不然。就商业行为来说,它不仅需要经商技巧、管理技巧、融资技巧、为人技巧、网络技巧等等,还需要想象技巧。这一点,温州人挥出了漂亮的好几笔。比如,邀请克林顿做广告就是其中一例。

  当然,要更加具体形象地认识这些生意经,这本书中的许多故事就是最好的教材。温州之行,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震撼之旅,我们希望对这本书的读者也是如此!

  第一章 温州制造:挡不住的商业旋风

  有一个段子在温州非常流行:火星人落到地球上被逮住了。东北人会问他有没有户口;北京人会问他与我们人类有没有血缘关系;上海人会把他用来搞外星人展览,卖门票;广东人会问他身上哪些器官可以吃;海南人会问是男是女,男的就杀掉,女的就做老婆;而温州人则会立即请他吃饭,打听火星上有没有生意可做,请他帮忙介绍。这就是温州人!

  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老太太也会做生意

  在温州进行采访,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老太太背着自家作坊生产的小商品,闯进内陆城市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进行“洗楼”式的推销。推销对象听不懂她的方言,她只有用手“说话”。结果每次都有较大收获。成功的秘诀就是她的左右手向推销对象展开的顺序:先展开右手,手心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再展开左手,手心上写着“买我的产品给你20%回扣”。这就是温州人!

  20年前,一个16岁少年在家乡小镇街头做补鞋匠,20岁时与伙伴用2000元办了一个小作坊,开始加工小电器零件。他就是现年38岁的亿万大亨、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2001年,温州媒体搞过一次“温州人崇拜的20世纪名人”问卷调查,南存辉与鲁迅、雷锋一起当选。在另一个“温州百姓心目中的温州企业家”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题是问温州女性的:“你最想选哪个老板做你的丈夫?”南存辉名列第一。理由是:他气质儒雅,有书卷气。这就是温州人!

  温州莆田、青田人通过各种渠道一村一村地移民意大利。第一批人出国站稳了脚,又将第二批人带出去,多年以后,他们都到国外去了。出国后不懂外语,困难很多,他们就特别团结。他们有自己定的一些规矩,如有温州人初到,他们就自发凑钱助其发展,等他成功后再还钱;他们互相不杀价,捆绑成团,外面的人“水泼不进”。他们靠假冒伪劣皮货起家,模仿正宗意大利皮货,价格压得很低,很快把意大利市场打垮,当地人十分害怕他们。现在,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他们又开始进军正宗高档的皮货市场,很快又占领了高达30%的市场份额。他们自称是“中国的犹太人”,尽管世界各国对他们进行封锁,但他们仍然无孔不入地挤进去,将自己经济的毛细血管与世界经济的毛细血管相连。今天,在全世界,他们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就是温州人!

  “当老板,睡地板。”这不是表扬艰苦奋斗精神,而是老板卖了自己和家人赖以安身的房屋才换来了梦寐以求的厂子,自己才当上了老板。晚上下工后无家可归,当然只有睡地板了。这就是温州人!

  农民包机;邀请克林顿做广告;发明机场建设费;有偿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是温州人!

  1998年8月30日凌晨2点,杭州至乌鲁木齐快运专列延伸国际专线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首次有了国际快运铁路专线。这列名为“华东中铁快运X288次”的杭州至乌鲁木齐专列,延伸至俄罗斯的莫斯科、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不久,这趟国际快运专列的始发站又由杭州直接延伸至温州。该国际快运专线是由温州至乌鲁木齐专线联合体(温州市东风运输公司、殴海西山托运部、市长运青松第六营业处的托运个体户联合组成)和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华东公司联合开辟,全程长达10000多公里。这条万里通道大大缩短了温州货运路程,促进了温州外贸经济的发展。由运输专业户承包国际快运专列是我国铁路运输营运的最新模式和重大改革。这就是温州人!

  “走遍天下路,难过温州渡”

  有这样一个故事。

  温州四面是水,走出温州只有水路一条。“水路一条”,用温州话说就成了“死路一条”。没有航运,没有直通的陆路交通,东面是海,宽阔的瓯江又横亘于温州与内陆之间。温州人想在瓯江上架一座桥都快想疯了。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浙江省省长到温州考察,车队到达瓯江渡口等待趸船过江时,被堵在了对岸。工作人员电话打到温州市委,要市里赶紧派人去疏通。温州市委书记不紧不慢地说:“等一等。”一个小时后,又有下属来催,书记仍是稳坐不动。又过了一小时,又有人来催,书记还是不动。整整3个小时后,市委书记才亲率一班人马赶往渡口,把堵得心里直冒烟的省长一行接过瓯江。省长见到市委书记后第一句感叹就是:“走遍天下路,难过温州渡。”

  当然,省上拨出部分资金与地方集资建桥的事也就此“搞定”。温州人如此大胆,上面官员明知就里也难以责难,因为温州人除了大胆,还非常狡黠。

  包山、包地、包海、包油田、包国际快运……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承包的故事。胆大包天的温州人可以包天包地!

  “胆大妄为”的集体创改

  当今中国,有谁不知“包产到户”呢?但是,是谁最早提出和实行这种责任制形式并总结了完整的经验?到了温州,才得知此前安徽凤阳农民的“包产到户”并不是创举。“包产到户倡导者”事实上是李云河、戴洁天等人。是李云河他们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是李云河们使“包产到户”家喻户晓。

  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农村集体化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有200多个公社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如此“胆大妄为”的集体行为,带头实施者竟是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等人。

  不仅这样干,李云河等人还写了5000余字的专题报告,历数集体制公有化的种种缺陷,理直气壮地宣扬“包产到户”的好处。结果,这些冒险家随后纷纷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但是,温州民本经济的实践并没有因此中断,它们像地火蔓延,星星点点绵延不绝。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工包产》一文,使当时担任永嘉县农业书记的李云河眼前顿时一亮,早就盘旋于脑中的“按劳分粮”、“包产到户”想法再一次鲜明地跳了出来。

  1956年5月,经上级批准,李云河、戴洁天、李桂茂在永嘉县燎原农业合作社试点“包产到户”。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户经验总结》小册子面世。

  但是,在农民喜庆声中迎来的1958年2月14日的永嘉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李云河的“多劳多得”、“包产到户”却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李云河、戴洁天等人成了“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

  有一张大字报对李云河作了精辟概括:“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李云河成了“目无组织”的“堕落”共产党员。

  安徽凤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国家承认后,李云河激动不已。1981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一则《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简报,终于唤来了李云河放开手脚的一天。

  “包产到户”发展了经济改革方兴未艾的农村形势,推动了正在起步的城市经济改革。作为“包产到户”的倡导者李云河、戴洁天等,为中国农村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也为温州农村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八个人造城记

  其实,任何奇迹的发生,首先源于冒险、智慧和勇气。温州奇迹,也是如此。“违法”建成中国第一农民城应是“包产到户”冒险失败27年之后温州人的再一次集体冒险。

  温州苍南县的小渔村龙港靠海,可建设优良的港区。1983年为了促进港区发展,县里报浙江省批准设立龙港镇。但是省里县里都没有钱,龙港镇新城只存在于一位乡村画家画的水彩规划图里。不久,一个名字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这就是后来的农民城“城主”陈定模。

  在温州,陈定模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这位不入品的芝麻绿豆官以他的智慧和坚忍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历史,而他的沉浮又生动地描绘出温州基层官员在某一时期的共同命运轨迹。

  现在,陈定模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1984年夏天的情景。那是在6月,毛遂自荐的他带着7个干部和3000元办公经费到任时,眼前的龙港是一片野鸭乱飞衰草连天的蛮荒滩涂。当时,他四十出头,卷着一高一低的两只裤腿,站在一块沼泽地面前。目光所及,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两旁有数十间泥坯农舍,歪斜不齐,了无生机;再往前看,便是一大片滩涂。3天前,陈定模被任命为这个新规划的龙港镇的镇委书记,他身后站着的7位干部都是自告奋勇随他而来的。

  在这样的地方,凭着这8个人要造一座农民城,能成吗?十多年后,记者采访陈定模。旧地重游,老陈莞尔一笑,打开抽屉掏出一张图纸,皱巴巴的,有一处还被烟烧了个小洞。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龙港建城规划图》。

  图是当年老陈亲手绘的,街道、楼房、市场、医院、学校和幼儿园,都已经在纸上各就各位。整个新城呈“井”字形,街巷纵横,一目了然。龙港要建城,仅造路、供水、排污等3项公共设施,就起码要500万元,陈定模全指望这张图纸。

  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出来,旁边就是陈定模绘就的那张规划图,公布的优惠政策有8条,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的口号。

  陈定模带着7个干部组成7个宣传队,带上两张“皮”(地皮、嘴皮)与一张纸(龙港镇规划设计图),分赴全县12个区镇。大海报、墙报、幻灯、广播喇叭不断搅着偌大的县城;他们搞了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他们在《温州日报》上大登广告……很快,一个“龙港热”形成了。只要交钱,立刻就可以成为城里人。顿时,多少代梦寐以求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如潮水般涌进龙港。到1984年8月底,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就达2000余户,一包包的钞票、一捆捆的希望,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推到了陈定模的面前。收盘一看,共1.2亿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梦幻般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紧接着,陈定模等人率先在全国突破土地制度限制,把土地使用权当作商品来经营,按照不同地段分为不同等级,以收取市政设施费为名,进行土地有偿出让。这位闯将似的汉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旧感慨万千: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像门诊医生一样面对一批又一批满怀疑窦又充满好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提问“进城后户口问题怎么解决”……最壮观的情景出现在交纳地价款时,农民们争先恐后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里塞,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

  凭一张图纸就集得1.2亿元,这样的“空城计”今天听来无疑是令人愉悦和赞叹的,而在当时当地却潜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风险: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陈定模卖土地集资造城算不算是犯了天条?就在龙港对外开放后的第三个月,调查工作组就悄然而入,把猪皮的公文包胀鼓鼓地塞满材料后,又悄然而去。各种足以证明“毁田建房”的“证据”上报到市人大,某领导大笔一挥:严肃查处!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该领导与陈定模在某场合见面时,陈定模问及此事,他居然说忘了,想不起来了。

  后来,陈定模总结说,中国探索集镇化建设的路子的阻力主要来自“脑子”,一旦你迈开了步子,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要容易,而意识形态的阻力又超乎你的想象。为了让龙港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他只好自己找“尚方宝剑”: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终于,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按这两条经典论述,“非农土地商品化”或许不行,可是“土地有偿使用”应该是允许的吧。在龙港干了几年,他出口成章,竟可以把马列原著倒背如流。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考察龙港,陈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语录”。领导同志十分惊奇:看来温州干部的理论素质的确很高。

  陈定模说:“官”字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面对一次次的质问和调查,陈定模申辩无效,论理无功,他违心地检讨自己:“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与此同时,在龙港却还是春笋般地冒出高楼大厦。他以农民特有的“狡黠”的“怠工”心理,一以贯之地干他的事。

  1987年,《农民日报》以十分严厉的口吻报道了龙港的“毁田事件”。6月,在陈定模的邀请下,《农民日报》总编、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教授马家驹等一行十余人聚会龙港,跟“土理论家”陈定模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这场对话构成了当年一件颇为引人关注的新闻事件。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比如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是适合的,至少在龙港是行得通的。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就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在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因此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起来了,而且以后会越来越高。不久前我们搞了一次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我们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筑……

  有资料称,陈定模是国内尝试把国有土地有偿交付给农民使用的第一人。

  质疑与申辩、查处与抗查,在陈定模担任龙港镇委书记期间交替出现。尽管他百般努力有时甚至不无妥协,可一直就没有从争议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一方面,龙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参观考察团蜂拥而至;可另一方面,对陈定模和龙港的各种各样的清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此后不久,由省、市、县三级纪委6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又来了,这次不是“毁田建房”,而是“清理干部私人建房”。调查组挂出了检举箱,此时,谣言四起。“陈定模被抓起来了!”“陈定模家被抄了!”活灵活现,有板有眼。居然还有人说自己看着陈定模戴上手铐被两个“大盖帽”拉上警车往温州市区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亲戚来了,朋友来了,他们不敢说找陈定模,只是在办公室、陈家门口探子似的看一看、瞧一瞧。调查组在龙港整整蹲点了7个多月,其中审计局的同志查账3个多月,结果呢?调查组的结论是:“老陈工作是有成效的,在群众中威望是很高的,我们没有发现经济问题……”

  当组织上对陈定模公布这一结果时,被折腾得大半年没法开展工作的他终于火了:“你们查了这么多月,花了这么多钱,就这两句话?!”数日后,中央一位高层领导视察龙港,陈定模将整他的事、整他的人全盘托出。

  他说:“多数人看,少数人干,个别人还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结果大家都不想干。”中央领导生气了,而那群站在中央领导身边比陈定模大好几级的干部们脸色骤青骤白,好不尴尬。

  1989年,陈定模终于出问题了:他无视上级三令五申,为其母的丧事大操大办。这年12月底,陈定模81岁的老母过世。陈定模知道此时凭自己在龙港的地位,各路人马到时都会过来,他在讣告上写道“遵照先母遗嘱,丧事简办,谢绝送礼”,并与各单位一一做了工作。他是个有心人,他有个册子,登记花圈186个,其中私人名义送的150个。但后来调查组说有260个,因为他们有充足的证据——某君的任务就是蹲点数花圈,怎会有错。另外有个颇值得玩味的细节,出殡的队伍走了约一大半,其兄陈定汉把表示戴孝的草绳圈扣到他头上,这也成了党员干部“封建迷信”的证据。

  不久,陈定模被迫离开龙港,离开温州。当他离开的时候,龙港的地区面积已达58万平方公里,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居民人口15万,城内工业企业600余家。到1994年,龙港镇列全国乡镇综合经济实力第17位。至2001年,龙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38.8亿元,工业总产值87.5亿元,居民人均收入6066元,是全国最大的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编织基地之一。

  1998年,温州评选“改革开放20年温州10大风云人物”,远走他乡的陈定模仍以高票入选。2002年8月,唐山市开平区委请他担任区招商办主任,帮助搞活区内的第三产业。陈定模积极运作,请到了300多位温州客商到唐山考察,最后近200位客商留在开平区建起了温州商贸城。在众人眼中,陈定模已成为温州经验和龙港改革的“教父级”人物;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当年龙港改革的“孤胆英雄”,今天仍然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资源。不管陈定模最终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他的身上流淌的永远是温州人的血液……

  撬开金融铁板,“抬会”带来疯狂

  温州民营经济“见风长”,家庭工业作坊纷纷扩大规模,跃上档次。但生气勃勃的温州民营企业首先遇到的拦路虎就是银行贷款困难,而当时信用社存贷利率偏低,自主存款有限。在民营经济发达的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全部信贷资金只有区区40万元,存贷矛盾极为突出。

  当时国家的金融利率是铁板一块,根本别想撬动。但是实利当前,猖狂的温州人开始打利率的主意了。1980年,他们从粮食有议价粮、煤炭有议价煤的逻辑推理中,天真地想到了议价利率,温州人喜欢“试一试”。

  时任苍南县金乡信用社主任的陈礼铨提出实行“议价利率”。他当然谙熟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对利率的严格控制,但陈礼铨是温州人,温州不仅赋予他异端天性,更为他提供了有力支持,上面领导不唯书、不唯上,很功利地支持他干,下边的私企眼巴巴地盼着议价利率给自己带来实利。10月,陈礼铨所在的金乡信用社率先突破禁区,试行“议价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改革。

  果不其然,这一大胆之举迅速使金乡信用社扭转了局面。当年底该社浮动利率存款余额21万元,翌年跃升到54万元,不到两年就累计吸收个人存款817户共171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52户,金额217万元。几番运作,年年亏损的信用社1981年竟破天荒盈利1.6万元。随后,温州人把金乡信用社的议价利率推广到苍南全县。

  1985年浮动利率改革在温州全市推广,第二年就有近400家农村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当年温州信用社实现利润152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近一倍。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温州人不仅靠朴素的市场化功利思维得到了实利,而且无意间成为新中国金融改革的发“难”地之一。

  紧随陈礼铨之后,方培林出现了。他以开“只见过一天阳光的钱庄”而被载入温州经济改革的史册。

  方培林是温州第一个浮出水面成为公众人物的钱庄老板,当年只有30出头,在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做工人。

  1984年9月29日,苍南钱库镇挂出了一块“方兴钱庄”的白底红字木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钱庄的挂牌在当时是一桩爆炸性的新闻,然而它有悖于国家金融管理的有关条例。

  为了寻找政策上的依据,方培林四处翻寻中央文件,结果他竟真的在当时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

  方培林立即进行了大胆的“方氏解读”:“集资如果合法的话,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

  为了长远的发展,方培林还在经营管理中采取了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采取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数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他还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在方兴钱庄开张的当日,方培林就贴出了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也更为灵活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

  方培林的钱庄得到了钱库镇政府的默许,然而却迅速遭到上级部门的干涉。就在钱庄挂牌的第二天,市农业银行就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把招牌摘下来,转入地下。日后他颇为心酸地自嘲说:“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的阳光。”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恰恰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制约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的服务时间是法定的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钱庄因此生意兴隆。有时,手头现金不足,他就凭自己在当地的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

  有人曾详细地记录了方培林的一天,其细节很能体现钱庄在当时的运作特征——

  上午10时,一位经营南北货的老板满头大汗地来到钱庄:“请贷给我一万块钱,我下午到温州市区进100箱味精。”

  可此时钱庄里没钱,而方培林仍微笑着应允下来。10∶05,他来到经营百货的老陈家,向他借1万元,对方面露难色:“不行,我下午两点要向外地汇2万元,手上这笔钱不能动。”方培林说:“我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4个小时,保证下午两点钟之前归还。”

  10∶20,南北货老板贷到了他所需要的钱。百货老板4小时闲置资金也被方培林利用起来。40分钟后的11∶00,有人存进1万,方培林并不急于先还给老陈,而是又用这笔钱应付了另两位求贷者。下午1∶30,又有人存进了1万多元。这时,方培林才将1万元还给老陈。不到4个小时,方培林将这笔钱周转了3次,真可谓分秒必争,滴水不漏。

  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月息1%,3个月以上为1.2%;贷款利率为2%。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在开张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存贷款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温州有人开起钱庄了。”这条新闻在当时金融界引起的震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在它不长的生命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伴随着质疑和责难。

  对钱庄的定性,在金融界也一直是个争论的话题,大多数金融界的权威人士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本该持有由金融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才可经营的钱庄,在几年金融经营活动中却一直是无证运行。方兴钱庄的经营活动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应健雄曾于1985年10月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的身份带人对方培林的钱庄进行了调查。据他回忆,当时他们查阅了钱庄—年多的金融业务活动的账目,发现所做账本不规范。行里的两位同志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帮他重新整理。应健雄认为方培林对金融懂得不多,而整个金融的运作也不合常规,钱庄里甚至连个保险箱都没有,资金的周转主要靠手头十来个做买卖的人作为固定客户支撑着。

  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混乱,所以银行决定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也实行利率浮动,改变了以往的服务方式,成为由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在全国率先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欲以此与方兴钱庄竞争,挤掉钱庄。

  1989年,出于自身经营状况的原因,坚持了5年之久的、带有半地下色彩的方兴钱庄自行关闭。方兴钱庄由于业务发生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的认真负责,关闭后的扫尾工作做得相当出色,没留下任何令人不满意的纠纷。

  温州“地下钱庄”的出现,凸显了“民间金融”或“草根金融”性质的非法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它到底是钻国家金融制度空子的蛀虫,还是国家金融制度的有益补充,对当时的意义,值得进一步去探讨。当年方兴钱庄的设立,在客观上对温州试验区的金融体制改革起了推动作用,由此将中国千百年来就存在的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平抑了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将民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金融监管领域。2005年,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加强对温州民间融资的管理。这是温州第一次用政府发文的形式“堵疏结合”规范民间资本借贷。

温州地区肥沃的私营经济土壤,从一开始就为民间金融的萌生提供了最好的养料。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方式长期存在。私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为了解决一时的资金短缺,不得已便以这种民间的方式进行互援自救。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各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有资料显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这种抬会的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金动力。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也就是那位因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气颇大的老温州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万元。”

  当时,方培林钱庄的尴尬处境,似乎给他的随行者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信息:进入到规范化的金融行业的大门紧闭着,可任何大胆的尝试——哪怕得不到法律的认可——都将是被默许的。

  于是,在方兴钱庄开张的一年后,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在温州全境爆发了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不寒而的“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了,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的尝试,继而变成大胆的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间,一种新的特定含义的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叶三凤是一个快40岁的很会算计的女人,在镇上开了家杂货店。在别人的怂恿下,她也办起了一个抬会。她的那一套规矩在当时是最流行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则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狂热和从众心态的驱使下,如火如荼地玩了起来。叶三凤最风光时每月可净收入120万元。仅乐清一县,像叶三凤这样的抬会会主就有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万人,会主年收入1970万元。在两年时间里,温州所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参加,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一位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老人描述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不出两个时辰,两头的钱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了晚上一间房子已全部堆满钱,脚都插不进,只有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们仍不肯散去,喊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用刺刀让他们后退。”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被人视为财神的会主竟有八成以上是由像叶三凤这样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效益比,自然逼使抬会以几何级数地发展新会员作为其支撑下去的唯一手段。当年,最疯狂的会员发展方式是所谓的“短会”:入会交1.2万元,第二个月就还给会员9000元,第三个月再还9000元,本息两清。会主虽然要亏损6000元,但可以此来引诱更多的人入会。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出现了“官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3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5万、1万三种,视干部大小而定。主要是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的百姓来入会。

  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金钱游戏总有一天会断链崩盘。到1987年底,数以千计的抬会终于难以维系下去了,出现了抬会会主的潜逃事件。很快,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抬会体系顿时发生集体性的瞬间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人间悲剧上演了。

  苍南几十个讨债的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位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位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焊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做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在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倾家荡产。

  记录下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温州“抬会风暴”,其实是为中国民间金融史的演进留存一个令人心悸也令人警醒的片断。

  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

  在温州,经济体制改革的破禁更富传奇色彩。1987年,为了使民间资本冲破禁区,温州苍南县委办调研室副主任黄正瑞研究出了被称为“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股份合作制。

  那是一个充满“姓社姓资”争论的年代。当时温州的经济格局正悄悄发生变化,从简单的家庭企业到挂户经营(即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之后,农民联户、合股等形式的企业悄然兴起,占到温州工业总产值的27.8%。温州人很敏感,如果这类企业算姓私,“资产阶级”主力军就超过温州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那么温州经济问题大了。黄正瑞的笔下诞生了“骡子理论”,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色彩糅在了股份合作制一张画纸上,使千家万户的小企业能把生产的规模几十倍地扩大起来。当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其后,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到1990年,股份合作制企业产值已经占到温州农村工业总产值的2/3,由此引发了1991年初充满政治色彩的温州风波,并惊动了中央领导。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其所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中写道:5月,李瑞环视察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要以后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今天的黄正瑞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创举:股份合作企业在当时温州已经存在,创造这个理论只是为当时温州的发展作掩护,这种创造就如同一个筐,把适合温州发展的要素都往里装。而回顾这段略微泛黄的历史片段,即使在对民营企业充满良性政治氛围的今天,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就此感叹,“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

  不信神也不信邪的温州人,确实可怕!

  惊人的数据

  形形色色的可怕的温州人,各显神通,创造出各种各样惊人的奇迹。

  今天,在中国大陆,温州无疑是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每年在以三位数的速度增加。

  2002年第一季度末,温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企业存款额、外汇存款余额三者相加高达1160.16亿元。此外,个人之间的互助性、消费性借贷,资金大致在300亿元规模。这样,汇聚在温州的民间资金大约在1500亿元,但温州民间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超过2000亿元;

  2002年上半年,温州市外汇交易量达59.8亿美元,已成为国内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排名仅次于北京、上海;

  2002年上半年,工行温州市分行完成单边交易量超过32亿美元,约占全国工行系统总交易量的80%左右;

  2002年上半年,温州经济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2.5%。自1998年以来,温州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率,2002年经济生产总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温州是典型的藏富于民。

  2001年,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占该市企业总数的90%以上,实现工业产值约2000亿元,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98%。而温州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高达85%。温州的一位政府官员说:“温州的民本经济不是几棵大树,而是一片森林。”

  这样的财富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1年,整个温州地区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制约经济发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1亩。同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的投入极少,30年6个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补鞋、弹棉花,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这10万人被人讥为“十万细菌”。

  这个深藏在浙江南部山区的城市,就在全国其他多数地方还吵吵嚷嚷地探索怎样“不得罪”社会主义、又很资本主义地开始市场经济的时候,已经悄悄地神秘地积累起财富来了。

  连省委书记的眼睛都骗过了

  每小时,温州人生产皮鞋12万双。

  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

  每年,5亿~6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每10个地球人中就有1人穿上温州人制造的真皮皮鞋。

  每10元国内服装的产值中,就有1元是温州服装创造的。

  2001年,75亿支笔从温州人的手下产出……

  难以想象,这些曾在20世纪80年代看来是小打小闹的、仿冒的、低价的、靠数量取胜的不起眼的产品,而今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占有龙头地位的产品,从低端产品走到中高端,这一变化仅仅用了十来年时间。

  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想象的。

  温州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南方周末》一次著名调查的结论是:从1993年开始,温州模式北渐,在浙江地方经济中唱起了主角。浙江全境选择了温州模式的改革路径。“浙江的活力之源是温州,而浙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温州化了的浙江。”《杭州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对我们讲:“什么是浙江经验?浙江经验就是温州经验。”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率领浙江代表团参加乌鲁木齐贸易洽谈会。空闲时间张书记想买一些新疆特色小礼物,东挑西选之后定下一把做工精细的新疆刀。但回去之后慢慢欣赏,却意外地发现,刀上刻有一行小字——“温州制造”。

  如今的温州提出创建国际性轻工业城,建造十大“国”字号工业园区的口号。在从有形专业市场转向无形营销市场的今天,鞋、服装、制笔、纽扣、拉链、眼镜、锁、打火机、塑编、剃须刀、印刷包装,已形成温州人积累财富的十大小商品种类。在这些行业中,拥有7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8个全国免检产品。

  作为国内轻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温州已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称号。

  连五粮液厂的订单都是小意思

  在“农民城”温州龙港镇,偏处一隅的批发市场“中国礼品城”外表普通,但实际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企业宣传礼品批发中心。“光是青岛海尔每年3亿元的礼品采购,就至少有6千万元来到了这里。”“天一礼品”的一位缪姓经理满脸堆笑,他说,“连四川的五粮液也是这里的采购大户,一年几百万的订单只是小意思。”笔、雨伞、打火机……温州和周边省份制造的各类礼品,印上各种企业的名称后,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温州企业有“航母”,但更多的是“小舢板”。

  温州人乐意自称“配角经济”。

  小商品,大配角,大市场。

  温州苍南县的一批印刷包装企业专门为全国的白酒企业等制作酒类包装,一年的销售额达到30多亿元。纽扣更为典型。温州的服装其实较少用本地产的纽扣,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外地。按照各类纽扣的平均值算,每一麻袋纽扣的总数约为50万粒,利润仅为数千元,一粒纽扣获利最薄的以毫计。难以想象的是,这些不起眼的纽扣在2004年上半年就创造了5个多亿的产值。

  金字塔经营模式

  从温州市中心驱车沿温台高速公路而上,半小时左右即可见到路边一片气派的现代化厂房。这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正泰电器集团的厂房。

  塑壳断路器公司只是正泰繁忙的生产环节中的一个。从四川长江电机厂被高薪挖来的李俐担任这里的副总经理。接受采访时,身后的流水线正以年销售额3亿元的速度运转。沿着参观的路线,我们注意到一块展板,上面写着当月供货量前5名和后5名协作厂的名单。后5名意味着被淘汰的危险。优胜劣汰,是“温州制造”成功的秘诀之一。

  著名的电器镇温州柳市占有全国低压电器的一半产量。这里共生着一个庞大的低压电器企业群,正泰电器、德力西等几家大企业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在这个金字塔的下面是1200个私营或家庭协作厂。媒体评价:“与其说是正泰成就了1200个协作厂,不如说是那1200个协作厂成就了正泰。”正是这1200个企业群在整体上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大生产的格局,大幅度节约了制造成本及交易成本。这种模式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高度评价。

  据了解,正泰95%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采购,与上游企业形成非常安全稳定的信用关系,流动资金占用量达到最小。近几年,正泰每年以60%增长率高速增长,年产值超60个亿。2002年,正泰董事长南存辉说,放慢点速度,增长30%。

  搞垮日本人

  温州小商品的全球竞争能力,有一个让温州人得意洋洋的故事。1998年,日本一家世界著名打火机企业组成小型经贸考察团造访温州。目的只想揭开一个谜:中国人凭什么少了一个“零”?

  在温州最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老板周大虎的介绍令他们倒抽一口凉气:同样一个电子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周大虎的进价是0.1元,为大虎厂跑龙套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0.01元。日本考察团离去时,每一个团员均脸色阴郁,心情沉重。

  温州目前约有1300家生产打火机的企业,年产5亿~6亿只打火机,日产100万只左右,产值可达20多个亿。为300多家打火机企业生产配套产品的还有近1000家企业。“三天一小样,七天成批量。天天有新样,家家不一样。”

  据估算,总共有近20万人就业于打火机行业。如今的温州打火机已经打败了原来的老师——日本、韩国、台湾,使得80%的老师关门,使得世界原本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变成最大的进口国,日、韩许多制造商转而变为贸易商,跑到温州去进行委托加工定牌生产。温州的金属打火机占国内市场95%,占世界市场份额70%以上,出口总量占国内80%以上。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一个地方民营经济的发达,必定和当地政府营造的良性市场氛围有关。“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温州人的戏言,折射出温州市政府一种独特的城市经营观。“农民城”就是政府一毛不拔建起来的。

  温州出租车经营权出让价创下了全国之最,一个“顶子”68万元!

  市场的力量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温州市市长钱兴中称:“仅这两年我们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环境,已投资了140多个亿。这么多的钱哪里来?我们有三条:第一是概念性的资源货币化,把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比如说,出租车的经营权,300多辆,我们就卖了两个多亿;第二是政府性的资源市场化,如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第三是非产业化的资源产业化,比如教育、文化。

  垃圾处理是非产业化资源产业化的经典案例。过去处理垃圾是政府出钱,要几个亿;而现在是温州老板拿钱去投资、去开发、去建设。靠民间投资来实现和完成的垃圾处理,这在全国是第一个。温州的垃圾处理项目已进入国家的863计划。

  温州市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项光明,是国内由民营企业投资搞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的第一人。据称,其中已并网发电的东庄垃圾发电厂投资9000万元,日处理生活垃圾385吨,每年可发电900万度,预计12年就可收回投资。同时,投资1.8亿元、日处理垃圾600吨的温州临江垃圾发电厂也正在建设之中。项光明还将投资2.5亿元,建第三个垃圾发电厂。

  很多地方政府面对城市的各种问题,虽雄心勃勃却束手无策,没钱什么也干不了,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温州人却善用“看不见的手”,获得有效资源的最大化,难怪有人说温州人“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温州的政府是值得尊敬的,有钱盖楼但不盖,不跟风、不务虚、不贪功,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很冷静,不搞争论。”温州老板对当地政府给予肯定评价。

  排名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的意大利与温州相似

  温州之外还有个“温州”,温州的经济其实是放大了的“温州人经济”,是瞄准全球化大市场的流动经济。这是温州经济的精髓所在。

  有这样一组数字:2003年温州的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而在温州之外的160万温州人办了3万多家企业,86%从事商业流通,去年实现销售1600多亿元,其中销售温州商品金额超过900亿元。而在海外,还有50多万温州人。1600亿元相当于什么概念?有人估算,这足够造27座纽约世贸大厦或0.8个三峡工程。

  在外的百万温州大军所带来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使温州的资本完成了外迁与内送的膨胀循环,使温州区域经济具有了全球市场触觉。庞大的游商部落,让温州的民营经济站在了新的战略高度上。面向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温州人处于史无前例的战略最高点。

  温州市长钱兴中这样评价温州经济的特点: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举,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并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举。“在全国有多少温州的商贸城和温州街?温州人在全国和世界各地方的商业网对当地经济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有关媒体曾作过很有意思的比较:“排名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的意大利与温州相似,是中小企业王国,没有重工业,工业品大多是瓷器、鞋帽、服装等日用消费品(但都是名牌),同样是家族特色,同样的特色园区(服装集中在米兰,陶瓷在佛罗伦萨……),与浙江差不多的人口,同样拥有全球的同乡人行销网络。”

  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

  西部最大商业城市成都,可以说是温州游商一块肥沃的栖息地。

  据估计,在四川的温州人约15万,在成都的约8万。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人就为当地每年创造产值160亿元,成为创造财富最大的外来群体。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无疑更加惊人。官方消息称,2002年成都市的GDP可望达到1700亿元,其中70%左右为成都的民营企业所创造,这个70%中间温州商人又占了10%。

  温州四川商会副会长贾银寿号称“运输大王”,是从温州到成都、重庆的最大铁路货运商。仅仅从他手中每年运到成都的温州小商品就多达2000个火车皮,运的最多的就是鞋、服装和皮革。

  有23个交易区的成都荷花池年成交量达50亿元,是西南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中近一半以上经营户来自江浙地区,尤其是温州,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温州商报》2002年7月份组织了一次“向西,追寻温州的足迹”西部行特别报道活动,主管外向型经济的成都市副市长何绍华称:“温州人是牵市场牛鼻子的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是成都人、四川人所欠缺的。”

  记者问:“现在温州人对成都经济的影响如此巨大,不知道您对温州商人这个群体有什么具体评价?”

  何绍华答:“一是他们善于发现商机。比如四川省贫困的广元地区,20世纪80年代,就有温州商人在此创业。现在,广元市中心最漂亮的景观是‘温州商城’。要知道,广元位于西安与成都之间,陕西与四川交界之处,是成都与西安之间物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这样的商业地位,西安人没有看到,成都人也没有看到,偏偏让温州人看到了,而且在此做得很漂亮。第二是,温州商人特别能吃苦,他们一路小跑到成都,吃尽千辛万苦,从商业起家,逐步走向工业。第三是,特别能经营。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办的,但是成都人已基本不在此经营,现在基本上是江浙人、温州人在此支撑市场。温州人的经商理念给了四川商界许多启发。”

  还有一个典型数据——全国85%以上的皮鞋市场是温州人开的。

  在重庆,历经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解放碑、朝天门和石桥铺三大商业圈,在此“三圈”的街上走走,你到处可以看到温州的品牌或听到温州话。据介绍,在“三圈”里经营扎根的人有80%来自浙江,一半是温州人。用重庆人的话说,重庆的主要商业圈被温州人“包围”了。由于温州人的出现,重庆中心城市的店价、房产价也大为提高。美特斯·邦威2001年以350万的天价租下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店铺,造就了重庆历史上铺面高租金之最。

  在上海,温州人每年可以拿出63亿元给楼市。特别醒目的一个数据是,以温州资金为主力的外地人购买了上海楼市高价住宅的53.6%,超过了本地居民。据业内人士称,外地人购房的目的主要不是自己居住,而是用来投资。他们通过大资金进入房地产二级市场,囤积一段时间,抬高房价后再倒手售出。上海媒体惊呼“上海楼市出现了温州现象”。

  在北京,仅2002年3月14日、15日两天,温州人买楼就花了3000万。著名的京城“浙江村”几乎垄断了北方的中低档服装市场。

  在昆明,5万温州人至少拥有60亿元的投资资产,而这60亿资产可以产生200亿以上的经济效益。

  在新疆,做边贸的温州人接近8万,每年撒入新疆50亿元。

  在国内各省,温州人和温州市场比比皆是。

  温州人的商旅足迹延伸到了国外。50多万温州人分布在意大利、法国、美国、巴拿马等十几个国家,开设了温州人的市场。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江指出,中国前往欧洲的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和福建省,实际上在整个欧洲,中国移民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意大利是温州移民在南部欧洲的主要定居地,据说,现在意大利的皮货制造一半以上出自在意大利的温州人之手。而原来犹太人垄断的一些商业领域,不但被温州人渐渐蚕食,而且还让犹太人当了打工仔。

  在美国纽约,温州籍华人约有10万。当地报纸以法拉盛商业区作为解剖观察的细胞:“许多老旧的华人杂货店、餐饮店,已换成多家浙江温州人开办的超市。经营者多是打拼的温州青年,开办的超市以生鲜蔬果鱼肉为主,规模与速度胜过许多老牌超市。”媒体惊叹:温州人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的发展,短短10年内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每人花680元买票听温州老板讲课

  温州在中国改革史上创造了太多的第一: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温州人为中国贡献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与财富增长相辅相成的样本,从各地纷至沓来的取经人将温州变成了“热州”。

  仅正泰集团去年就接待了4万人次参观。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全国每年到温州考察学习的县级以上单位就有300多个,在温州常设办事机构的单位已达200多个。光看还不够,许多参观者还邀请温州的企业家去讲课。

  温州模式开始登堂入室。正泰集团、东艺的管理经验已被收入清华大学编写的MBA教材中。民营企业老板们纷纷到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授课。一场在上海举行的“温州民营企业为何能成为世纪大赢家”报告会,门票680张一元,上海人还是蜂拥而至。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世界上知名大企业的老总都是频频应邀外出讲课的。一个企业可以花很多钱在媒体上做广告,但是如果企业的管理、文化等没有可供人家学习借鉴的地方,是不可能被邀请讲课的。”

  2002年5月26日,温州两大电器王正泰的南存辉和德力西的胡成中同时出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畅谈改革。这说明温州模式、温州的民营企业及温州人的创新精神正在全国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与关注。

  壮观的“温州热”

  屈指数来,中国当代历史上至今已经出现了三次“温州热”,每一次都带来一股外来考察的热潮,每一次都意味着温州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和经济权力圈中的地位变化,每一次都和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重新定位密切相关。

  1985年,《解放日报》的一篇著名报道——《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奠定了温州模式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地位。1986年随即被称为“温州年”。事实上,温州热的第一波浪潮从1983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没有铁路和机场。参观考察团到温州,要沿着坎坷的国道线,一路颠簸到瓯江边,再等待数小时的汽车轮渡,方能进入目的地。但在这4年中竟有超过60万取经大军拥入温州,仅1986年一年就有副省级以上官员93人次到温州参观考察。新兴的农民城龙港镇,高峰时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所有饭店24小时开餐,仍然无法满足需求。温州的旅馆连走廊、过道、饭厅里都支起了临时铺位。

  让温州人津津乐道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温州时发现,同天抵达温州的全国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十几个。他当即要求坚决制止参观现象的泛滥,国务院办公厅还下发了中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这仅仅是温州热的开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关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戛然而止。到1994年,第二次温州热带来的参观大军达到50万人次。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大召开,首次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其后,江泽民总书记亲临温州视察,第三次温州热在意料中来临,并持续至今。

  “拷问”温州

  专家学者时刻关注着温州。

  在温州瑞安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研讨会”上,王洛林、董辅、吕政、周叔莲、张维迎、樊纲、钟朋荣等著名学者同时会聚一堂,实不多见。正是这些著名的思想者,敏锐地发现、提炼和拷问温州,把新生民间经济的粒粒火种播撒到全国。

  “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在1986年对温州模式的总结至今仍然是最精当的概括。20世纪90年代他两度重游温州,对比今昔,老人感慨万千:“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吴敬琏说:“1998年,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从温州考察回来,写了一封信给朱总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学习温州,发展中小企业成为风尚。之后国家经贸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温州,沿着我去过的企业看了一圈,调查回来后称‘去晚了’‘吓了一跳’‘想不到’,过后不久,国家经贸委出台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吴敬琏说,“支持地方中小企业群的发展,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增长级,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盘皆活。全国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下岗工人,温州却没有下岗人员,为什么?中小企业吸收了。温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小企业是吸收消化劳动力的好途径。”他还称,希望各地也像温州那样,中小企业家和其他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成长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评价:“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了经济大省。”

  1999年末到2000年初,五位经济学家相继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比较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一批批思想的探索者如候鸟一般在温州来来去去。在蔚为壮观的“温州热”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前去朝拜“民本经济圣地”的人们到底能学到什么?自1997年开始,曾经独具个性的温州模式被贴上了正统化的标签,全国的市场经济化浪潮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温州模式开始失去甄别价值。

  “在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京城四少”之一的经济学家钟朋荣说。思维无模式,意味着由此产生的温州经济模式是难以简单拷贝的。但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却存在可以复制的可能。源于草根阶层的温州民本经济,其除旧务新、唯利是图、自力改革的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关注财富、温州的历史断面和思想峰面,汲取民本、民生、民强的自觉意识,对于民本经济相对弱小的西部诸省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在这里,勇气与信心是学习的第一要素。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一个民生力量与改革勇气突涌的地方,都会不断有新的奇迹出现。

  第二章 国际玩笑:异想天开的生意经

  温州是异端的,因为温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异端的。800年前,叶适与朱熹、程灏齐名,都是儒学主流,但叶适是“异端”。儒家诸圣强调利义冲突,而叶适则要强调“以利和义”,讲究经世致用,提倡功利之学。叶适说:“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有了此说,内陆城市以讲究贵贱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就不可能在温州酝酿。温州社会的主流从来就是以财富为中心。财富成了官民共同追逐的目标,于是殊途同归。官有官道,民有民路,唯利是图,有钱者尊。

  “养蜂部落”南征北战

  温州人说,我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温州人的思想深处印刻着一个鲜明的观点,拥有财富的人就有能力,有未来。

  上世纪60年代,举国上下陷入“文革”泥潭,政治口号满天飞,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而温州人则开始了新一轮市场经济的南征北战。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温州小商小贩只好打擦边球——虽然各地在打击投机倒把,但中国太大了,走村串巷的小商贩们尚有生存空间。于是,从温州涌出数不清的小商小贩、修鞋匠、长途贩运户。

  当时,温州出了无数“养蜂部落”,上万温州养蜂人乘着火车天南海北追花逐蜜。但是你千万不要相信温州人真的在为养蜂事业这样居无定所地漂泊!秘诀是,当时国家政策重视农业,而养蜂属于农业生产,铁路部门对长途运输蜂箱有巨大的价格优惠。善钻空子的温州人看出了里面的市场空间,灵机一动,搬着几十箱蜜蜂赶火车奔赴新疆云南追逐花期,同时利用蜂箱偷偷搞紧俏物资的贩运,把云南的烟藏在蜂箱里运到新疆去卖,再把新疆的葡萄干贩到天津去卖……

  长途运送蜂箱火车票价格低得不能再低,温州养蜂人就靠低价贩运投机倒把赚得腰包涨了起来。

  捉放“八大王”

  温州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跌跌撞撞,顽强前进,“异端”使温州一直居于全国“姓社姓资”的漩涡中。温州人至今称道的是,温州虽然历经上方“拷问”,但几任市委书记,无不尽显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

  8月正是台风季节。1981年8月,刚刚到任的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轻车微服出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作为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级,他到温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乱”,要把温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

  多年以后,袁芳烈回忆说,那时他自己感觉好像是掉进了“敌占区”。

  温州几乎没有国有企业,没有“政治觉悟很高”的群众,到处都是小打小闹的家庭作坊和汗流满面的农民推销员……年轻的市委书记决定迅速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摧毁猖狂滋长的私有化“毒瘤”。

  随即,温州乐清柳市镇8个重要的个体户成了第一批目标。这就是民办短途邮电的“邮电大王”、做广告信息的“目录大王”、购销旧货加工的“旧货大王”、购销低压电器的“机电大王”等“八大王”。1982年初,借着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东风”,政府以“投机倒把罪”把八大王抓了起来,其中7个被判了刑,剩下一个亡命天涯……

  然而,抓了“八大王”后,温州经济一下子蔫了。大大小小的个体老板跑的跑、躲的躲,温州仅有的一点国营厂矿更是“扶不起的阿斗”,当年第二产业竟然出现负增长——割尾巴割得温州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疑惑万分的袁芳烈开始深入实地调研:在瑞安塘下镇一间昏暗的地下家庭作坊,半间屋和5台简易机器,老板和工人就是一个在家带孙子的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守着机器操作,晚上把制作完成的松紧带交给小贩。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不如:5台机器投入只需要500元,而老太太的年纯收入达6000元!

  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如果有1000个这样的老太太,温州的经济总量会增加多少呀!温州,就是以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劝谏着它的市委书记。数以万计的家庭工场作坊、10万走南闯北的农民供销员、完全陌生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的地下经济机制,让袁芳烈彻底改变了对温州经济的判断。来温州不到一年,他就决定召开温州市专业户、重点户“两户代表大会”。

  没料到,这个代表大会的请柬发到许多“两户”手中时,竟被视为又是一个“严打”信号,许多接到邀请信的专业户重点户心情悲壮,以为此去就是“鸿门宴”。有人甚至准备好了坐牢的行囊,与妻儿挥泪而别。但是,到了开会的地方一看,傻了!全温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市民拥上街头夹道欢迎来自温州各地的“赚钱英雄”。前来赴会的“两户”们不仅没有被抓进监牢,反而戴上大红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两户大会”成了温州民营经济金鸡破晓的第一声长鸣!

  从此,袁芳烈的屁股和温州人、温州民营经济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同时袁芳烈也在用这种方式表明:“八大王”抓错了。果然,经过公检法三家联合复查,发现“八大王”的经济活动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布“八大王”案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一位温州老人告诉记者,他佩服袁芳烈是因为他犯错误后敢于在任上自纠。平反“八大王”后,温州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20%以上,名震中外的“温州模式”初具雏形。20年后,人们这样评价袁芳烈:温州不会忘记——他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助产士和吹鼓手。

  “我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

  接替袁芳烈的董朝才临上任,省里领导特别找他谈话。重点交待的是:“你要把温州的国有企业搞活搞好,把温州的做法改变过来!”1985年12月,新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出现在温州的国企、村镇和家庭作坊里。他汲取了前任的教训,没有下车伊始就疾风暴雨式地来个下马威,而是开始深入调研。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景、一场场热血沸腾的座谈、一个个深刻反思的不眠之夜:“我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可我不能不正视现实,不能不认真考虑:为什么几十年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仅仅几年工夫就让人家民营给超过了?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秘密?”

  在改变温州和被温州改变的较量中,董朝才不由自主地坐在了温州民营经济一方。难怪当时温州市民戏言,董朝才没把温州拉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反而被温州人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了。半年之后,董朝才发表了他的轰动一时、至今仍能算是经典文献的“温州考察报告”。他说,一种经济形式占支配地位,当然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形式非要达到比重上占多数的地步不可。

  除了思想解放,董朝才的众多决策也非常超前。

  1985年柳市发生一起经济案件。名为集体实为合伙的“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两个合伙人分了8万多元利润,第二年6月,二人被刑拘后以贪污罪判刑。此案在温州多达10万户“红帽子企业”中引发地震:“红帽子企业”利润到底该怎么算?当时滞后的法律条款留给人们的又是一个尴尬的空白。

  难题摆到董朝才面前,他明确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法院立即宣告两个合伙经营者无罪——这一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新兴股份合作经济的合法地位!

  董朝才还有一个功劳。1988年9月18日,经过董朝才再三争取,中央批准成立“温州经济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有了这柄“尚方宝剑”,表明温州改革什么都可以“试一试”:效果好就推广,效果不好就规范……换句话说,温州“自费改革”第一次受到了肯定。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被调离他用。虽然有点意外,却也在预料之中。董朝才上任之始就说过,为了真正为温州办一些实事,他随时准备豁出去。他说:“我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是的,一个真正的改革家是绝不会被任何形式的利诱和威胁的“帽子”压倒的。

  离开温州的头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董朝才和原温州服装商会会长刘松福撑着一把破伞来到鞋革小商品市场。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市场依然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董朝才动情地说:“老百姓兜里的钱多了一点,心里也踏实了。要是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呀!”

  两个红头文件顶牛

  萧规曹随,也需勇气。

  继董朝才之后,一位面目慈祥的“保姆”不声不响地担负起哺育“温州模式”这个襁褓中婴儿的重任。他就是抗战时英勇牺牲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儿子刘锡荣,地道的温州人。

  在坚持温州改革方面,刘锡荣不肯张扬,行事低调。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最讲平等性和法治化”在温州越来越明显。既然资本自身具有协调社会经济公平公开公正走向的神秘力量,那么政府就应该顺应这种力量。

  随后,刘锡荣的一个“被迫之举”开创了中国民航建设的新的一页。刘锡荣在任上建成了中国首家集资机场,同时又“被迫”发明了现在已在全国机场增收的“机场建设费”。

  地处浙南偏僻一隅、只有“死(水)路一条”的温州要想经济持续腾飞,必须有一座现代化的机场。这早已是温州几届领导班子的共识。但在国家计划内短期并无修建温州机场的方案。刘锡荣决定,除了温州及浙江省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外,机场建设资金缺口采取向民间集资的方式筹款!

  精明的温州人立刻从中嗅出商机,大量的民间游资很快进入机场建设,而刘锡荣则给政府定下规矩:3年不盖宿舍楼,5年不买小轿车。

  1990年7月4日,全国第一个以地方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并举行了首航仪式。

  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但刘锡荣却头痛起来。按国家相关法规政策,机场要交由中国民航总局经营管理,而民航总局是不会用钱来“买”这个主要用民间资本建成的温州机场的。他们只消按政策“收过去”就行了。

  刘锡荣急了!温州政府和温州民间花了那么多钱建这个机场,还给所有民间投资者作了承诺。可现在怎么就被“无端”地拿走了呢!地方政府又怎么向投资者交代呢?

  好吧,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理由。刘锡荣被逼上了梁山。他想,人民机场人民建,使用者就应该付钱。否则谁还敢投资来建机场?!于是,市政府下文,“机场建设费”应运而生。

  温州此举一出,全国各地群起效仿。民航总局却认为“机场建设费”属于乱收费,专门下红头文件予以制止。于是,在温州机场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观:一张盖着国家民航总局大印的红头文件贴在售票窗口旁,内容为《关于禁止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通告》;而另一张盖有温州市人民政府大印的红头文件则并排贴在旁边,内容为《关于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通告》。

  两个红头文件顶上了牛。刘锡荣决定北上找民航总局领导谈判。

  据说,在北京,刘锡荣据理力争,从温州机场增收机场建设费说到亟待改革的中国民航,从中国民航的连年亏损说到民航制约经济发展的利害关系。

  这次谈判的最后结果是什么,一般人不知道。不过,不到半年,民航总局很快重新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宣布正式在全国各机场收取“机场建设费”,用于新机场的滚动开发建设。

  温州人的“金钱杠杆平衡市场”理论再次获胜。

  慧眼识“路”

  温州的官方比大陆其他城市的官方,显得有点“异端”;到了温州的民间,那“异端”就更邪门了!“只要有利益,温州人就会去做。”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叫人目瞪口呆的是,当大家还不能确定哪儿有利益时,温州人的目光早就入地三尺或飘升天上,识破了商机,瞅准了金子所在,然后“衔枚疾行”,悄然而至,一夜之间把一切搞定!

  当改革开放的钟声刚刚敲响时,不甘寂寞的温州人就从“自古水路一条”的温州跋山涉水来到上海闯滩。以后,山海环抱的温州地区便久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海是个广阔的天地,温州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温州每一个乡镇几乎都辟出了“直达上海班车”的候车站。104国道上,昼夜奔驰着大车、小车甚至拖拉机,一群群一批批温州人奔向上海。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正在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

  在比田间机耕路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个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探队员一样正在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张望画画写写,用了整整5天。

  随后,他们悄悄回到温州。

  紧接着,一次大规模的集资行为在温州龙港农民中间开始了——“根据我们在上海浦东得到的信息和现场调查,浦东开发缺少一条贯通南北的干道,杨高路的拓宽改造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将来的杨高路必将繁华无疑,我们要抢在改造前租下一批店面房屋……”说这番话的,就是前往浦东刺探商情的陈氏两兄弟中的老二。在此以前,他曾有过在深圳深南东路抢先一步租下店面发大财的辉煌。

  第二天一早,陈氏两兄弟提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里面装有65万人民币巨款——匆匆坐上了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当然,他们没忘记在家乡带上一本不知什么名称的集体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因为温州人谁都知道,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大上海,谁都害怕与个体、私营经济打交道。

  尘土飞扬的杨高路上,提着蛇皮袋的陈氏两兄弟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大门。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他们所看中的都不是沿马路的门面,在浦东严桥乡陈氏兄弟看中的竟是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

  自然,有上海人窃笑这两个人不开窍。可是,陈氏兄弟心里清楚得很,你们上海人才不开窍呢!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再看谁笑谁?

  到1991年11月底,陈氏兄弟的65万元投资全部落实了。尽管他们的上海合作伙伴有村办企业、市属企业、部队大院之分,但是联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

  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物的发展果然以得了个大头的温州人的意愿为转移: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造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

  1992年12月7日,杨高路竣工仪式前夜,陈氏两兄弟在他们上海的居所乐呵呵地说:“65万元投资共营造了活动店面109间,现已出租98间。还有11间不是租不出去,而是我们不舍得租,因为行情还在看涨。目前每间租金年均8000元,65万元投资已经收回了。你算算,一共经营5年,我们能赚多少?信息真是金钱啊!”

  该轮到上海人目瞪口呆了。

  一个“第一”和一个“比喻”

  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深具远见卓识,他的一个“第一”和一个“比喻”,在温州人和不少上海人中广为流传。

  他的那个“第一”,是投资3亿元在浦东创办上海建桥学院。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资兴建的民办大学。他的一个“比喻”,是关于上海人与温州人的比较:温州人的生存能力更强,无论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下,都像一棵野草一样,自己会找到阳光和雨露;而上海的环境和条件太好了,上海人更像温室里的花朵,美丽但不够坚强。

  1999年10月25日由周星增牵头,几位朋友一起,联合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出资兴办上海建桥学院。2000年9月第一批1352名学生入学。在这第一年招生中,建桥学院创造了上海民办高校招生史上的好几个“之最”:报名人数最多;招生人数最多;招生范围最广;收费最高。

  2001年4月,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徐匡迪市长签字,建桥学院又破格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成为上海市第四所列入计划内招生并有独立颁发大学文凭资格的民办大学。

  “满天星斗总该有一颗是归我的吧?”

  自称为“西进淘金者”的季中良在温州名气不算大,但在兰州甚至在大西北可是响当当的“服装大王”。其麾下的中美合资兰州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年产中高档西服2011万套,销售额几个亿。

  十多年前,季中良可没想到自己会这么风光。

  “每天拖着疲惫的双脚背着月亮回家,口袋里是哗哗作响的硬币。”季中良回忆说,“满天都是星斗,我想,总该有一颗是归我的吧?”

  1986年,季中良借了700块钱,跑到市区妙果寺小商品市场当起了摊主,这是许多温州人都容易想到也容易进入的“致富启蒙教室”。他东奔西走,四处采购服装。为了看守货物,也为了省几个旅店钱,时常露宿车站、码头,遭蚊虫叮咬,被地痞敲诈。

  后来,腰包鼓了一些,季中良办起了自己的永达纺织品公司。为了寻找好面料,他的目光盯上了中国最大的精毛纺企业兰州第三毛纺厂。1992年,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兰州三毛服装分厂由于连年经营不善,累计亏损200多万元,走投无路。领导们想起了与企业有几年业务往来的温州私营业主季中良。结果,季中良承包经营不到一年,这家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在这个“下岗工人”的手中翻了身:扭亏200万元,赢利100万元。这一“季中良现象”甚至引起了国务院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调查组的浓厚兴趣。

  1993年5月,兰州大滩开发区鞭炮齐鸣。季中良出资1000万元,与美国田仁股份投资公司共同创办的当时整个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西服企业——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在这里破土动工。

  挣大学生的钱

  温州商人坚信,没人的地方,水草最丰美,回报最丰厚。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是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温州苍南县的金乡人另有盘算:全国上百所大学招收新生,每所学校少则数百,多则成千上万,一下子需要多少校徽啊,这里面又该有多少利润!

  临近开学,大学校长们的办公室门口几乎都出现了同样的场面:一个乃至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金乡人鱼贯而入,胸前勋章般挂满了待价而沽的各式校徽。

  据说,当年金乡一个镇的校徽销售额就达100多万元,占了全国总量的50%。

  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大胆的温州人都视为商机,他们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直接寄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

  克林顿也是温州人的“盘中餐”

  2000年7月,国内几大著名网站的首页上纷纷亮出了一条颇具轰动性的新闻:

  中国温州某企业向白宫发出一封电子邮件,开价200万美元邀请克林顿总统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的形象大使。有消息说,美国主流媒体也迅速转发了这一新闻。毕竟,大选在即,政治炮弹十分稀缺。这里提及的某企业正是刚刚组建的以西服为主导产品的温州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以下是电子邮件的全文:

  尊敬的克林顿总统:

  我们是用真诚和敬意给您写信。这封信凝聚了数千名法派员工的心愿和梦想。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公司的情况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法派”企业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向世界靠拢的中国服饰企业。

  而您——一定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吧。前些年您到过中国的西安、桂林,我们的一位员工曾亲眼目睹过您的风采。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媒体关注您。

  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不正是我们寻找的最佳选择吗?

  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

  再一次对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2000年5月25日

  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认为,即使用脚趾头想想也可以断定这纯属炒作,是一个“国际玩笑”。

  此后,沉寂了大半年,许多人差不多已经淡忘这个“国际玩笑”。

  然而,2001年3月,法派公司意外地接到了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电子邮件,明确表示已是自由身的夫君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并期待与公司方面就此事进一步洽谈面议。克林顿真的会为温州服装吆喝吗?

  法派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出谨慎的乐观:

  “为什么不呢?克林顿缺钱,为了莱温斯基的官司,前总统共欠下1100万美元的律师费,至今还有500万没买单。想当年,‘伟哥’正式上市时,克林顿曾半开玩笑说自己要给‘伟哥’做广告。法派是没有辉瑞(伟哥生产商)钱多,但总比蓝色小药丸多点品位吧?”

  这就是温州人。没有什么他们不敢想的,没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且不管克林顿最终是否成行,至少他已经成为法派西服的一道“新闻大餐”。

  下岗是“转岗”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来自温州的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温州国有及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难题不难,轻轻松松。

  这可能吗?全国下岗职工有上千万,哪儿的地方官不是火烧眉毛?

  温州市工商局的负责人证实了这则新闻的可靠性:“我们一直为难以贯彻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下岗职工的诸多优惠政策而忧虑,原因是找不到下岗职工,几乎没有人来打听或申请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接着,这位负责人补充说:“在温州现在没有下岗一说,都说转岗。下岗就是没有工作了,而在温州只要你想工作,就会有工作。这个工作干不了,就去干另外的工作。所以说是转岗。”

  是不是温州下岗职工为数寥寥?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当地国有经济历来羸弱,但加上个头不大、数量不少的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也相当可观。据温州失业保险机构1996年对全市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抽样调查,下岗职工总数约10万人,下岗比例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

  那么,10万下岗职工究竟到哪里去了?原国家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前往温州实地考察后恍然大悟:民营经济、老百姓经济的繁荣,使温州市提供的现有就业岗位至少超过200万个,这使全国各地包括相同规模的经济发达地区望尘莫及。

  从厕所里掏出黄金的人

  王麟权的创业史,为我们真正理解这200万个就业岗位的来龙去脉作出了再清晰不过的注解。

  几年前,这位壮实的汉子悄悄辞别了已被兼并的南山陶瓷厂。在家待久了,的确有点烦。一天,卫生坐便器堵了,排泄物怎么也下不去,急得他乱捅一气。

  突然,王麟权来了灵感。他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小屋。多少个日夜之后,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权竟然研制成功了专门用于厕所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学制剂“洁厕精”与“塞通”。这属国内首创,还获得了技术专利。由于他家住在水心新村杏2栋406室,王麟权为自己的产品申报的商标也就叫“406”。

  向妻子借了几万元私房钱,招了6名打工仔,一家像模像样的生产“洁厕精”和“塞通”的公司就算开张了。这些产品千家万户都离不了,却又很少有厂家关注,销路自然不成问题,还经常来不及生产。

  “人家都说我是从厕所里掏出了黄金的人。”王麟权得意地哈哈大笑。

  占领北京雅宝路

  北京雅宝路,大名鼎鼎。

  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如此有名的民间外贸市场竟然也是温州人在运作。

  雅宝路地处北京使馆区,刚起步时是一条自发商业街,只有几个小贩在折腾,向老外卖些工艺品和服装。小贩会抬价,老外不大会砍价,因而也就特别赚钱。许多老外来北京,雅宝路成了必去之地,非买一些东西带回去不可。老外来做生意,也由“小倒倒”变成“大倒倒”。他们成了国际倒爷。

  在雅宝路做生意最多的是温州人。温州人做的服装、皮鞋之类商品,最受国际倒爷欢迎。闯荡北京多年的温州老板,脑子特别精灵,哪能放过这些送上门的洋客户,也就在雅宝路设点接客。有了生意,不仅到“浙江村”投料下单,甚至还从老家组织大量货源,并提供所需要的配套服务。

  看到客商纷至沓来,精明的温州人又灵机一动,离开马路“登堂入室”,包租路旁宾馆的标准房,在客房里挂上商品式样,专供老外们选购。一人包一间,一间就是一个公司。雅宝路一带的5个宾馆,雅宝大厦、吉利大厦、金盛鑫商厦、北斗星大厦和国兴大厦,全都给他们包光了。雅宝大厦有100多个房间,住的十有八九是温州人。温州人中,又以永嘉的占绝对多数。大家都说雅宝路的生意被温州人抢走了。

  说雅宝路市场,就不能不说王伟坚。1994年,王伟坚发现雅宝路市场活跃,但站在马路上交易实在有些别扭,就动脑筋想如何开拓自己的商机。他找到地处雅宝路口的北斗星大厦,几经商谈,一让再让,以富有诱惑力的价格,终于把大厦承包了下来。他接手后,马上对大厦作了必要的改造,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出租给那些经营户。这可给经营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北斗星大厦共有40多个房间,没几天就被争租一空。可以说,王伟坚是雅宝路市场入室的开创者。

  说到雅宝路市场,也不能不提金玉森。金玉森,永嘉岩头人,1962年出生,金盛鑫大厦的老板,北京金盛鑫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他1985年到北京包柜台,自产自销服装。1991年到雅宝路,主要是做俄罗斯的服装生意。有一年曾把2万件羽绒衣运到苏联,卖掉后又放回好几车高级毛皮,好好地赚了一大把。他和几个人一起,包租雅宝大厦房间15年,把一座宾馆闹成了一个外贸市场。1997年,他抓住了一个商机,与中国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合作,在雅宝路3号位置建起了金盛鑫商厦,面积2000多平方米,共有70个房间,专营外贸服装批发。因地理位置极佳,前来租用的商贾如云,不过半年时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赚了好几百万元。

  金玉森自己在雅宝路站住了脚,把老家的亲朋好友也都带了出去。到底带出了多少“老板”,他说自己也没个准数,但100多人肯定是有的,也有可能达200人之多。这些原本连普通话都说不上几句的山里人,如今个个都成了雅宝路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在北京买了高级公寓,高级轿车,还迁进了北京户口。

  雅宝路市场每年都为国家创下大量外汇,据称约有30亿美元之多。雅宝路长不过二三百米,周边走一圈也不需二十分钟。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能生出那么多钱财!

  拿邓小平的讲话给执法部门看

  谢炳桥,温州瑞安人,体重不到45公斤,故别人戏称他为“小不点”。他在商海里几下几上、几起几落,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

  他16岁闯天下,16岁破产,从万元户倒过来一下子负债20万元。

  1991年,经过“八年抗战”的谢炳桥终于还清债务并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此后,他在北京、青岛等地开辟了食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眼镜专柜等项目,但这些只能挂靠在别人的名下,生意运作十分不便。他一心想在北京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但那时,个体户这个字眼还没有被社会接受,尤其在首都,老百姓听到“个体户”就像听到“狼来了”一样,更何况一个来自“假冒骗”成风的温州的个体户,所以他频频受挫。

  1992年春天。谢炳桥南下广州进货,正巧遇上邓小平南巡。平时爱读报纸的他在广州《羊城晚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文章,读过之后,兴奋不已,将报纸装入口袋,掉头就回到北京。他的爱人问他从广州进了什么货,他掏出那张《羊城晚报》说:“你看,全在这儿。”

  之后几天,谢炳桥就拿着这份报纸跑遍了崇文区有关批执照的职能部门,但还是被拒之门外。

  当时北京市正在清理整顿公司,根本不可能再申报新的公司。谢炳桥去工商所死缠硬磨,拿出《羊城晚报》给工作人员看,念给工作人员听。

  事后他回忆:“我随身揣着这份从广州带来的报纸,就去找当时抓我赶我的工作人员,我想把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说给他们听。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就被他们训斥了一番:‘现在都在整顿,你还凑什么热闹!’我被他训得呆呆地站在一边。后来我想,我身边不是有邓小平的讲话吗,我就把报纸掏出来给他们看。工商所里的同志看过这张报纸后态度有些两样,就跟我说:‘先放这里。’接着就问我:’你想报什么公司?’我说:‘我是瑞安人,待在北京很多年了,能否办一个带“京瑞”之类的什么贸易公司?’‘那经营范围呢?’’什么都有,比如眼镜、钟表、照相器材等。’‘那么性质呢?’‘股份制嘛。’‘除了你的股份还有谁的?’‘我和我的姑父嘛,有三个人就可以办股份公司了。’‘那你是外地人怎么办?’‘外地人怎么啦,外地人不是人啊!你们首都离得开外地人吗?’说完之后,那位工作人员还是不敢办理。我说:‘过两天邓小平从南方回来,你们马上都会知道的。’后来我的第一个公司终于在北京合法注册。”

  这是温州人在京办理营业执照的一个生动记录。

  抓住购房户到市政府上访的时机大赚

  苏乾国在上海经历了狂风暴雨。他白手起家,由喜而悲又大悲大喜,成为上海家居装潢业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创业经历是典型的从“炼狱”到“天堂”的真实写照。

  苏乾国是瑞安人。1983年,他毕业于温州师范专科学校,被分配到瑞安塘下中学教语文。他在当教师时,偶尔做废旧电器生意就赚了一万元。这个一万元,使他发现了自己的“商才”。1990年,几经考虑,他决定“下海”,只身到了上海。

  苏乾国东凑西凑了7万元,在上海注册了申瑞建材销售公司,以经营陶瓷为主,兼营各类建材。他的建材生意做得特别顺,不过3年,陶瓷销量就在上海排行第三。他一路春风得意,只想怎么样把事业做大,从不言愁说忧,从不担心明天之路。

  1994年,温州女棋手诸宸勇夺世界国际象棋赛青年组冠军,为中国棋界赢得了荣誉。苏乾国立即和《温州晚报》联系,带头出资3万元,倡议建立一个诸宸基金,为把诸宸推上女子成年世界冠军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苏乾国此举效果确实不凡。诸宸用苏乾国的3万元买了一部高质量手提电脑,把所需的棋谱和资料都输了进去,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随时打开随时联网,这部手提电脑成了陪伴她战斗的好帮手。

  哪知苏乾国旗开得胜之后投资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却使他差一点遭到了灭顶之灾。债务高达一二千万之多。别人欠他的收不回来,他欠别人的却被死死盯住不放,人家把他告上了法庭。银行告他,代理商也告他,数数有几十起笔墨官司。

  与此同时,陶瓷等建材积压在仓库里又遭偷窃,到他这里批发的小建材店也关的关、跑的跑。妻子承受不住打击,离他而去……家庭破裂了。

  “我只感觉好像接连不断的重拳,把我打得晕头转向。”苏乾国事后回忆说,“从小到大,受到再大委屈,我没有流过泪。这一次面对即将倒闭的困境,我禁不住流泪了。”

  苏乾国是坚强的。他把企业的经营重点,从建材改为室内装潢,于1997年成立了申瑞室内装潢有限公司,实行了战略大转移。他对员工们说:“上海是个1500万人口的大都市,室内装潢市场说多大就有多大,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开拓了。”

  危难之际,员工们个个向老板伸出热情之手。“申瑞”走上了在上海的再创业之路。

  不过4年时间,苏乾国创办的申瑞室内装潢公司,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成了上海家居装潢的旗舰。

  “申瑞”的腾飞,自有其智其计。

  苏乾国说:“上海装饰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谁的人才多谁就是赢家。”

  1999年春天,苏乾国出资15万元,和上海《消费报》联合举办“能工巧匠”大奖赛,共有8人获奖。他把获奖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全部招募到自己旗下。苏乾国为招收人才,在上海虹桥开发区新世纪广场建立了设计中心,如今这个中心里已有100多位专业设计人员。

  苏乾国坚持让人放心称心。他开通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成立了专门的抢修部,配备了抢修工具车。只要是在上海,只要是“申瑞”客户,只要有点什么问题,只要拨通了热线电话,不论在一天24小时内的什么时间,维修人员最迟在两小时内都能赶到。如果有必要,“申瑞”还会免费为客户安排星级客房,作为暂住之所,为客房请保姆。这条热线一年投入的资金是100多万元,但这100多万元发挥的作用该有多大?!

  苏乾国把装潢大旗舞遍了上海,又在上海打起了“拍卖行里‘淘房’”的大旗。

  实地公寓位于普陀区中山北路和岗皋路交界处,眼看就要竣工,连外墙也已围好,开发商却再也撑不下去了,抛下6000万元债务一走了之。“实地”共有180多套商品房,已售出31套。这可苦了那些购房户:不竣工就无法入住,等,要等到猴年马月。

  于是,他们就集体上访,到区政府上访,也到市政府上访。2001年5月,区里把此事列为治安一号工程,作为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以2600万元的价格,在华星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虽然报名的有7家公司,但拍卖时竟然没有一家举牌。拍卖流标了。普陀区政府有关部门听说苏乾国在长宁区拍过有点类似的天星公寓,就找人动员他参加竞拍。

  苏乾国对“实地”一见钟情。5月25日,实地公寓再次公开拍卖,“申瑞”独家赶到现场,以2500万元的价格拍进了180套商品房。

  苏乾国随即为公寓新取了一个颇具诗情画意的名称——水岸枫叶,并声明“申瑞”将为所有住“水岸枫叶”的业主提供“菜单式”装潢。“水岸枫叶”的标准价是每平方米3400元,这在上海市区绝对是让人心动的。

  不到半年时间,“水岸枫叶”就基本售完。苏乾国又为政府、居民和社会做了一件好事,也为自己捕捉到了一个大好商机。

  买断昆明世博会纪念品的专利权

  北京“华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绍枢,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温州儒商。

  他是做工艺品生意的,先后接触了国内外一些重大体育、文化和经济、政治活动,从中发现了大量商机。

  陈绍枢事业的起跑点可以说是哈尔滨亚冬会。

  1996年1月,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要在哈尔滨举行。陈绍枢赶到了哈尔滨,目标很明确:买断亚冬会纪念品的专利权。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陈绍枢多年的一个等待。早在1989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办的前一年,陈绍枢作为乡办工艺厂厂长,曾上门联系纪念品生意。组委会工作人员说,要做纪念品生意必须出10万元赞助费。10万元,对于一个乡办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陈绍枢只能做纪念品而不能卖纪念品了,所做的纪念品都要交给组委会指定的专卖公司。专卖公司给陈绍枢是8角钱一个,拿到市场却是5元一个。这给陈绍枢的刺激太深了!他深感大型活动纪念品市场空间的巨大,也深为自己的一时犹豫而后悔——10万元,2万个纪念章就拿回来了,这能算得了什么呢?他从中得到极大启示:专利之中藏有巨大利润,自己要敢于做一个专利买断经营者。陈绍枢同亚冬会组委会很快就签订了协议,以15万元的价格买断了亚冬会铜质纪念品的专利。

  陈绍枢抓住机会,主持设计制作了一套富有创意的收藏品,限量发行1996套,每套1996元。这不仅为亚冬会添上了浓浓的春色,也为收藏界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珍品,最后竟被炒卖到8000多元一套。

  陈绍枢名声大振是在昆明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1997年10月,世博会筹备之初,组委会正为商业化运作筹措资金而大费脑筋。当时虽有几个意向性的项目,但所谈的资金与计划相去甚远,而且还没有一个签字画押。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工作人员拿起一听,原来是温州人陈绍枢从重庆打来的。

  “我想到昆明和你们谈谈。”

  “你愿意来就来吧。”对方似乎有些不大在乎。

  谁知陈绍枢到了昆明,就使对方吃了一惊,他提出要买断世博会有关纪念品的专利权。

  “你要买断是真是假?”对方还要肯定一下。

  “当然是真的!只要今天签字,后天款就到位。”陈绍枢铿锵有声。

  双方以120万元签订了协议,陈绍枢也马上把资金汇到了组委会。

  陈绍枢是极富有眼光的。他买断专利的8项纪念品,在世博会开幕前就被抢购一空,给自己带来了不菲的收益。

  800根链条锁住800个摊位

  王伟坚决定在北京大红门建一座大型商场,既为温州乡亲解愁,也为自己创业。经过反复的考察和摸底,他看上了木樨园环岛西南向、南苑路路口的北京市水产实业公司大楼。该公司每年亏损400万元,也正在考察如何盘活资产。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租赁10年的协议。1994年初,王伟坚联合了几位同乡共同入股,一起办商场。哪知由于经验不足,发生了风波。

  那一场风波的源头是规划问题。因为是旧房改建,又因为想把市场建得快一些,王伟坚就来了个边批边建。北京的规划之严是众所周知的,建筑不符合规划要求,责令停工,等待处理。这就成问题了——不是拆,就是罚。正当王伟坚在为处理此事奔波的时候,有些股东看到出师不利,生怕事情最后解决不了,就来了个“早走为上”,撤股而去。整个市场投资2500万元,忽地全压在了王伟坚身上。到哪里借钱呢?他只能以人格担保,找亲友帮忙。

  后来,王伟坚认了罚,被重罚了60万元。他又想办法弄到了钱,终于把市场建成了。也许是受规划风波的影响,直到快开业时,摊位还只认租了一半。原定的开业时间一天天逼近,商讨办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键时刻,王伟坚力排众议,果断拍板:按时开业。办法呢?他说会有的。

  开业的前7天,他出人意料,贴出公告,说开业这天免费赠送链条,谁用链条锁住哪个摊位,哪个摊位就租给谁经营。摊位有一楼有二楼的,有在外面的有在里面的,有好经营些的有难经营些的。不是通常的认购而是由自己去“锁”购,谁都怕去迟了没有好摊位,不用人动员都争着去锁。王伟坚买了800多根自行车链条,结果几个小时内都被拿光了,商贸城内的摊位也被锁了个光。那个热闹场面比通常的开业还好看得多。开业成了锁摊位,这恐怕是中国市场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奇观。800根链条出租掉一个市场的800个摊位,这恐怕也是中国市场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奇迹。

  吃亏就是占便宜

  叶茂西常说的一句话是:“客户永远是正确的。”

  有一次,在印制一批海报时,由于客户校对失误,文字出现错误,几百张海报不能用了。按合同条款,承印方是不承担责任的,但叶茂西本着“服务”这个大原则,毅然决定无偿重印。叶茂西说:“我们不能让客户吃亏,这几万元的损失,就当是让工人为熟练技术交的学费吧。”

  青岛的一个客户印制一批皮鞋立牌广告,按约定时间来拿样品时,发现自己的设计人员把色彩标号搞错了,要重新做。正常情况下,从电脑出小样到制版、晒版,再到印刷,需要两天的时间,而这个客户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飞机票,非常着急。叶茂西对这个客户说:“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连夜给您赶制。”第二天上午客户准时取到了样品,十分高兴地上了飞机。

  就这样,摩托罗拉来了、诺基亚来了、可口可乐来了、柯达来了……国内的大公司,网易来了、联想来了、雪碧来了、平安保险来了……这是在几年前不能想象的。香港的一些企业也跑来了。叶茂西说:“吃点亏算什么,能吃亏才能占便宜呢!”

  “三把刀”打天下

  温州人依靠“三把刀”在欧洲打天下: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再一把是菜刀。举个例子,青田人靠一把修脚刀进入比利时。上世纪80年代,比利时一位驻中国官员的女儿得了脚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在中国请青田人给他女儿修脚,终于治好了脚病。这位比利时人回国时,把那位修脚的青田人带上,将修脚介绍给欧洲。就这样,青田人开始在欧洲闯天下。后来跟着而来的是青田石雕。青田人在欧洲捉牙虫是没有生意的,在东南亚却很来事,许多青田人在那里给人捉牙虫。

  中国市场经济的最佳范本

  “经济动物”温州人眼睛里其实也不只是钱,有时温州人也非常热衷政治,因为他们明白政治与经济的密切联系。

  温州人自己说,从政治中可以发现市场、发现商机。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上万温州市民自发走上街头燃放鞭炮庆贺——因为民营经济又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了,因为自己的财富又得到了保障。对不会带来金钱生意的政治概念及事件,温州商人是绝不会花时间精力去认知了解的。“法轮功”在全国许多地方猖狂一时,温州却流行一句民谣:“法轮功?没工夫!”在“法轮功”被确定为邪教之后,温州人得意地说,我们这里可能是“法轮功”最没有市场的城市,温州人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赚钱,哪里有时间来修炼什么法轮大法!

  温州对现代化中国的重要贡献可能不在政治层面,而是在经济层面。不在于小小温州给国民经济带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在于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

  关照温州,可以轻易获得思想自由、观念解放的种种快感;关照温州,你会惊异这里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生动、最激情四溢的策源地之一。

  第三章 中国犹太:受歧视的财富

  几乎是毁誉参半,人称“香香臭臭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天生的赚钱机器”、“天然的市场跳蚤”、“经济动物”、“狡黠滑头”、“眼睛有针”……

  温州人的形象是中国改革群像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群体。在温州期间,我们曾听到不同的人都颇为自豪地提到同样的话:假如把温州的全部财富拿走了,只要有温州人在,我们就会再造一个温州,再次拥有财富!

  温州人特殊的天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它与当地特殊的移民传统、地域文化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犹太人以善于经商而举世闻名,温州人也活跃于中国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因而获得“中国犹太人”的绰号。温州人的性格特点,正是他们敢于闯天下、纵横商界、创造奇迹的内在原因。

  脑袋有“鬼”

  在北京,谁有什么跟大伙不一样的想法,准会被斥为“脑袋进水了”;在成都,谁有奇怪的想法,那肯定是“脑袋里有包”;在广州,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不要紧,标新立异更是会受到推崇,但千万不要“顶牛”,那有违“和气生财”的做人原则,那是“脑袋有病”。

  温州人与上面这些人都不一样。你说他是“进水了”、“有包”、“有病”,都行,但不确切。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极具经商天才和想象力。他们的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总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说一个人聪明、机敏,就说他比“鬼”还精;说他办法多,就说他“鬼点子”多。总之,超过常人的都是“鬼”,温州人就是“鬼”!

  温州人的“鬼”不是他的发型、衣着或者行为,而是脑袋。

  温州人的脑袋里有“鬼”,跳来跳去看不见抓不着,“鬼点子”却层出不穷地冒火花。只有当这些火花变成行动时,旁人才知道温州人是真鬼!

  王均瑶包飞机,就是温州人“鬼”胆包天的一个例子。

  温州有了机场后,一直没有长沙航班。每年春节,大批温州商人困在长沙回不了家。农民出身的青年商人王均瑶大胆设想:大客车可以包,为什么不能自己包一架飞机飞温州?有人笑他做梦,他回答,为什么不试一试?

  有了这一试,王均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民包机公司,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真的把生意做到了天上。1991年7月28日,第一架个人承包营运的“安-24”型客机降落在温州机场。

  据说,温州永嘉的几个农民也正想着要承包国家级旅游区——楠溪江。

  温州人凡事都敢想、敢试。“胡思乱想”、“试一试”往往出奇制胜。

  温州人什么钱都敢赚,人人都想当老板。他们百无禁忌的开拓精神尤其可贵。经济学家钟朋荣总结了温州人的6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

  在温州,我们感受到民间追求财富的渴望和创造激情,连老太太也不例外。有这么一个故事:

  温州平阳一位老太太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能赚钱,她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口袋里装两张纸条就出远门了。一张写着:“我是平阳人,请帮我买汽车票。”另一张写:“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就这样,老太太走遍大半个中国,成了收购万元户。

  同样是千军万马在外闯荡,四川人多是打工族,而温州人哪怕身上只有几百元、几千元也要做老板。温州有个民谣:“家家办工厂,人人摆个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

  温州盛产数学家,诞生过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等数学巨子。或许是基因的关系,普通温州人大都很有经济头脑,常常有出其不意的逆向思维,让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善于变通、敢于突破的勇气。

  1993年,温州建造大型体育中心,规划耗资8100万,财政仅给了3000万。怎么办?温州人想出了妙计,先把灯光球场以1800万的价格出让10年的经营权,一楼铺面卖出1500万。还缺1800万,有人出招,卖座位集资:单位5万元买一个贵宾席,个人2万元也可以买一个贵宾席,10年之内,体育中心每次演出或比赛的第一场,贵宾席拥有者都可以凭证免费观看。后来上海大剧院卖剧场包厢也是从温州人这儿学的。

  眼睛有“针”

  据说温州人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嗅出哪儿有赚钱的机会。这当然是夸张。不过,他们的眼睛倒是实实在在的有“针”。无论盯着什么,温州人都能从中刺探出商机,挑出白花花的银子来。

  温州人天生对商业敏感。比如听说上海的一家酒店要转让,他也会连忙跑去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温州文人圈“四大闲人”之一的李涛在北京、上海逛宜家家居店,感觉一种产品有市场,立即找到家居店负责人谈代理。那位负责人开口就问:“你是温州人吧?”李涛惊讶不已,一问才知,原来自宜家开业起,不断有温州人找上门要求代理,只是因为他们不搞代理,李涛的温州老乡们才遗憾地作罢。

  还有更厉害的。温州人范鸣强携妻儿到北京旅游,徜徉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他感慨万千,神思遐想。突然,他来了灵感: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高处悬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所售图书均为经典著作,在这个万众景仰的地方,还怕没有销路?得知这个想法的朋友没有不笑他“太痴狂”的:“你就等着吃红灯吧。”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范鸣强觉得是时候了,他神色肃穆地叩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

  结果是在范鸣强意料之中,许多人意料之外。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当即拍板同意。为了表示对这块“红色阵地”的支持,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嘴巴吐“火”

  温州人“说尽千言万语”就是要你买他的东西,说多了、说熟了、说顺了,那煽动性的语言就炉火纯青,或文火、或猛火,总会把你烧得激动起来。

  温州人知道说出来的话要真实、要兑现,否则就再也没有说的机会了。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第七位的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说:“信用就是订单。”

  温州华东钢管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林宗芳有过这样的经历:谈了很多次,一个朝鲜客户答应签合同,但提出苛刻条件:7天内必须交货。7天有点悬,但他还是咬着牙答应了,这是天津分公司的第一笔订单。可客户不放心,说:“从南朝鲜到北朝鲜,货至少要走15天,温州到天津那么远,7天怎么可能到?”林宗芳拿起笔加上一句话:“若7天没到货,我方愿罚货款的30%作为赔偿。”当他与总公司联系时,那种型号钢管正好缺货。林宗芳和总公司的人大吵一架,信誉要紧,无论如何必须赶出来!7天后的深夜,林宗芳饿着肚子帮朝鲜客户将钢管装上了车。以后,对方不仅成了老客户,还介绍来不少生意。

  温州人的大嘴吐“火”在人情攻略方面尤其了得。

  东北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循着广告,来温州找到了生产鞋革机械的张老板。在厂里一看货,东西不错,价格却比心理价位高出一大截。

  照例又是一番“寸土必争”的讨价还价。你来我往4天后,张老板死咬210万元不肯再松口,双方尚有20万元的落差,眼看这笔生意要“黄”。

  当晚,张老板死拉硬拽把东北客商请进酒楼,说:“生意不在缘分在。”

  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东北客商酒酣耳热,只可惜肠胃不争气,后半夜连跑了4趟卫生间,然后就躺在了医院。接下去的一幕是戏剧性的。

  张老板捧着鲜花,三步并作两步奔到病床前,捶胸顿足:“是我害了兄弟啊!”他的眼角开始湿润。

  张太太也准时出马,连着几天送来人参鸡煲。

  东北客商心中热浪滚滚,紧紧握住张老板的手:“大哥,都这份上了,钱算什么,210万,就这么着了。”

  这位温州朋友在眉飞色舞地述说中几次强调,这顿海鲜大餐是刻意安排的,此后的进展是预料之中的。

  人情“无价”

  温州人的人情费是一笔很大花消。原因何在?亲朋好友就是致富的门路。温州偏于一隅,只有水路一条,逼得他们想办法找生路。由于血缘、地缘、亲缘,遍布世界的上百万温州人,织成了一张密如蛛网的信息和销售流通网络。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陈敏说:“这张网是温州人最大的优势,别人再多钱也买不去。”

  说是无价,其实有价,只不过这价并不需要用金钱计算,权当一笔“虚拟投资”吧。

  一人出国刚立足,马上会带动一群老乡漂洋过海,巴黎5万温州人大多是这样移民海外的。靠着温州人的关系网,初来乍到的人不用怎么费劲便可以谋生,加工皮包、皮鞋或在亲戚朋友的餐馆里做工。温州人在巴黎能买到一种中文电话卡,把信息源源不断地从巴黎传递到温州。

  温州人王剑11岁随母亲到法国,长大后,经营皮包进出口贸易。他的两个姐姐也都移民法国。如今,他在巴黎,两个姐姐长期驻扎温州和深圳,联手做外贸。王剑调查巴黎的时尚流行皮包市场,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过去;姐姐们在温州和深圳迅速加工生产,形成跨国商业网络。这样的跨国生意,温州人驾轻就熟。

  温州人的企业,往往是哥哥当老板,弟弟99%在哥哥的企业;老公创业,老婆管财务。好友亲戚帮忙,总是放心些。家族裙带关系比比皆是,不懂人情世故在温州别想做好生意。亲戚老表、同学同行、朋友的朋友,即使没事都会经常聚聚,以维系那份紧密关系,唯恐“‘友’到用时方恨少”。难怪温州的酒楼饭店生意出奇好。

  这样的风气导致人情费高昂,温州一户家庭的人情支出每月在1万元以上,已见多不怪。一般的结婚礼钱红包都是1000元,不堪重负者戏称之为“红色炸弹”。可温州人又离不开人情的天罗地网,说不准哪天,这张网就会带来赚大钱的机会。

  “四自”精神

  温州手工业南宋时期即堪称全国翘楚。商品经济初期,温州家家户户有家庭作坊,8小时里你是科长、处长、局长,业余在家则搞来料加工赚外快。我们在风景区楠溪江古村落,看到很多老人妇女小孩在游客好奇的目光中从容做着手工活,有的串着彩灯,有的盘着松紧带。温州就是以小商品打开全国乃至世界大市场的。

  大名鼎鼎的北京浙江村,最早的开拓者便是温州的裁缝师傅。

  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生意的卢必泽听堂兄说北京的服装生意好做,他带着家人落脚在京郊的南苑乡海户屯村。卢必泽的裁缝手艺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他在北京搞服装加工,7个裁缝老乡紧跟其后,和卢必泽一起成了浙江村的创始人。卢必泽做的衣服款式新颖,生意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同乡一批接一批来到,没几年就聚集了好几万温州人。如今,10万温州人办了成千上万的服装加工厂,把北京南苑大红门变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有媒体2001年报道,浙江村一年经营额达20亿,并创出了奥豹、赛美、京豹等皮衣品牌。

  一位温州姑娘在大西北的一所大学修鞋,大学生问她:“一个姑娘家坐在大门口不难为情?”

  “不,我这是劳动。”

  “将来打算干什么?”

  “开一家店,自己当老板。”姑娘理直气壮回答。

  温州的女人们照样是敢闯敢干的。温州街上大大小小的服饰店、点心店、饭摊大多是女人们的事业。她们和男人们一样勤劳吃苦,打拼创业,自己挣钱自己花。在温州众多的“一家两制”家庭中,往往丈夫为“朝八晚五”的上班族,妻子则经商闯天下。大虎打火机厂厂长是周大虎,但周太太才是厂子的创始人。当年周太太下岗,靠5000元搞起了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苦心经营逐渐壮大。周大虎后来干脆辞了公职下海,夫妻俩一起把事业越做越大。

  温州人的自力精神深刻影响了外地人。

  康奈集团老总郑秀康的女婿原是公司的部门经理,和老板的女儿谈恋爱后担心别人说他“靠关系”,毅然辞职自立门户,自己创业。结婚时,郑总要给女儿女婿房子、车子,女婿则说要自己挣。

  邓东华是湖北人,应聘到康奈集团。开始他不认同温州人的观念,觉得他们太看重钱。2002年初,他爸爸打电话要他回去,说家乡法院要招人,可邓东华不想回去了:“我已爱上温州,温州人改变了我,我想在温州发展。”他已有一个温州女朋友,女友家里挺有钱,但他不想靠别人,也计划自己当老板,大干一番。

  温州人总结自己有“四自精神”:自立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龙门能跳,狗洞能钻”

  在温州,如果哪个小伙子常年待在家里,会被周围人看作窝囊废。

  温州人自古四海为家,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生存空间,被形容为逐“金钱水草”而居的游商部落。

  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青田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到海外艰难谋生。如今温州人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一位意大利人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时,幽默地对海关人员说:“虽然我是第一次到中国,但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有在欧洲认识的,也有在非洲认识的,他们都是温州人。是不是温州人出国不需要护照?”

  巴黎第三区原是犹太人聚居区,现在这里温州老板最牛,很多犹太人替温州人打工。温州新南苑宾馆总经理李涛头一次到巴黎,有天早晨散步,碰到一老外用流利的温州方言向他打招呼;李涛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那是个送货的犹太人。温州方言极难懂,连同属浙江的杭州人都听得一头雾水,何况老外!李涛吃惊地感到温州人在当地的影响。

  温州人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不自信还算温州人吗?”

  原永嘉县上塘镇镇委书记叶康松,年近不惑弃官下海,飞往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他不懂英文,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语。在异国他乡,他逢人就掏出来比划,两年后,他就在美国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方德华本来在北京有自己的大众百货公司,1994年商场失意,他退出公司,又离了婚,手中有300万。思考再三,他选择移民加拿大。大学学过的英语早忘得差不多了,下飞机休息片刻,方德华请朋友教他一句话:“我来给你当工人,不要报酬,只学英文。”第二天他走进一间大超市,对主管说出了那句话。方德华被留下来,搬货、清洁、结算数字,什么都干。他特别留心各种生意方面的英语词汇,当他基本上过了语言关能独当一面时,马上辞职。之后,他先后在娱乐公司、意大利餐馆、保险公司、学校工作,一面强化语言训练,一面寻找机会。1996年,他看准时机开了肯德基和必胜客二合一店,生意兴隆。分店相继开张,事业重整旗鼓。2000年方德华成功地成为加拿大一家食品公司和美国一家百货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方德华最佩服李嘉诚:人人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有李超人敢说“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

  “龙门能跳,狗洞能钻。”只要有希望,温州人就能不畏艰险逐“金钱水草”而居。人们常常爱把温州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的确,在经商方面,两者有很多共同的优点:追求财富、勤劳节俭、敢于冒险、自立自强、精明能干。自然资源不足,迫使温州人走出去,乃至漂洋过海,这一点和丧失家园漂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有相似之处。然而,与犹太人相比,温州人的业绩还远远算不上“超尘拔俗”。

  温州人中还没有诞生洛克菲勒级别的超级富豪和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温州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的家族管理模式又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必须承认和正视的是,温州商人在企业层次和影响力方面较之犹太人还存在相当大的落差。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英雄。对“民营经济大本营”的温州来说,活跃于市场生活中的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市场经济是个性经济,温州模式正是温州人选择的适合于温州人个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经济学家评价,温州的财富源泉和活力来自全民皆商的“草根经济”。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温州人。一个日本专家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感受:一个北方老农民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袄,虽然肚子都没有填饱,但他还是要缩在墙根晒太阳。温州人永远不会这样,再艰苦的条件,温州人也能找到机会。这正是温州人与众不同之处。

  不可否认的是,温州人群体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成功之路的多样性的借鉴样本。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财富,创造着鲜活的生活奇迹,并把他们的创造和梦想带到他们足迹所到的任何地方。

  温州人,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绝对意味着梦想和财富。

  好吃的温州人

  凡是到过温州的外地人,都会说温州海鲜好吃、有味,同时也会说温州人能吃。

  “吃”最能丰富地体现温州地域文化沉淀中特有的个性。一个“吃”字,可谓是螺蛳壳里做尽大道场,简直成了温州人心态的演义广场。

  温州人挺想得开,懂得如何去花那辛苦挣来的钱。他们选择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不愿去旅游,因为那些白山黑水看在眼里,却不能留在肚里;宁愿叫一帮朋友齐去吃喝,既有人情,又有滋味,很实在,这就是享受。

  温州的餐饮风格变化很大,每年各个酒店总会翻新花样,变着法子吸引顾客:一会儿粤菜、一会儿沪菜、一会儿鲁菜……但是最终都像一阵风一样过去。温州人爱热闹,不喜欢什么体味孤独。一帮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有说有笑打发时间。蒸腾的热气衬着众人的欢笑,多闹!干吗一个人去享受孤独、体味孤独。

  你有事,我帮忙,这种人情关系几乎主宰了温州人的日常生活。

  温州人结婚时,排扬花费越来越铺张——假如自己比别人差、面子往哪搁。所以温州人讨厌小气的人。温州人交朋友忌讳交小气人,也忌讳人说他小气。

  如果你一个月连续参加两个朋友的婚宴,发现闹哄哄场面中众多陌生的脸孔又有些模模糊糊的印象,那不奇怪,因为许多人在上一次酒宴中已见过了。

  曾有一位在温州工作的外地朋友感叹说:“温州人整天被巨大的人情网笼罩着,为它所累,又为它活着。”

  一个朋友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一直在杭州生活,总觉得温州的许多东西与外面先进的、现代化的观念相比滞后了,比如整体素质、文化氛围等诸多问题。但是经历了一次酒店餐饮之后,他的看法有了改变。

  一次,几个援藏时期的朋友来杭,住在一家饭店。晚上一拨人就在这家饭店就餐。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时,突然有一西安朋友说今天的百威啤酒不对味。这位朋友是“酒中人”。于是就让服务员过来,服务员说自己做不了主,但是请主管又磨磨蹭蹭半天才到。啤酒的口味问题本是件极难辨别的事。但这位满口“杭普”口音的主管的处理方式却更令人烦心,一会儿说做不了主,一会儿说考虑考虑,弄得大伙儿食欲骤减,最后仍不了了之。

  对啤酒发难的朋友感叹说:“要是在温州,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你这样一说,老板马上赶到,首先真诚地说对不起,然后会给你重新上酒,接着还会告诉你以后来肯定会再优惠,大家交个朋友。”

  杭州如此,北京亦如此。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表现优越感的方式也很有趣,讲噱头是其中很独特的一例。

  有一个温州人到北京小餐厅就餐,看着菜谱好奇地点上一道“清龙过江”,等上来了一看原来是清清的腌菜汤中摆着一根葱。他觉得上当,想说点什么,却瞥见服务员脸上挂着一副“烦着呢,别理我”的表情,于是受到启发,就想起了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的“出售原汁加勒比海海水”的小品故事,随即只好一笑了之。这位顾客现在已是温州一家较出名酒店的老板。他说,饭店经营,温州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只有实实在在的服务。做别人不能做的,做别人不想做的,这一点温州人不能丢。

  他一语道破天机。人们钦羡温州群体有今天的景象,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温州人吃过的苦。

  温州是个到处荡漾着市井文化与俗乐气息的地方,一种过分沉湎于俗世之乐的地域文化影响着这个地域的人们的气质:缺乏思辨、拒绝心灵里形而上的诉求,有灵气却无大气。

  有人说,温州人是一群缺点和优点同样鲜明的人,也许真是这样。

  处处讲人情

  温州人向来以浓厚的人情味闻名于天下;

  朋友来了多一双筷;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有事我帮忙,我有事你也跳进去;那种过河拆桥、只要金钱不要朋友的人,是没有朋友的……

  浓厚的情谊使温州人赢得了很多的朋友,也打出了一片天下。

  但是,温州人的“情”会不会太浓了?浓得化不开?

  在杭州工作多年的温州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平时老乡来找,一般就是三件事:一是喝酒;二是子女到杭州读书,希望能关照;三就是遇到麻烦事,需要疏通。

  对第一件事,温州人是乐而忘返,每一次总喝得面红耳热,酣畅淋漓。对第二件也是乐于从命的,看见朋友的子女就像看见自己家的孩子。对于第三件事情,就时常费踌蹰了:有时候是一些小事,小赌赌被抓起来了,或者是车子违章被扣住了等等,这些事只要有熟人,在杭州的朋友还是照办不误。令人心疼的是有些朋友出了非常大的事,事到临头来委托去疏通,对此,杭州朋友就非常为难了。他们这么多年在外地工作,总希望人们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走弯路,不走后门。

  因此,如果没有熟人,基本上就回绝掉;如果有熟人,也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

  作为温州人,他们希望自己能有比谁都浓的人情味;作为现代人,他们却希望处处是法则,事事有规范。

  在温州,情与法的冲突与较量每时都可遇到。

  不论谁出了事情,只要他稍稍有几个朋友,马上就会有人往有关的部门去跑,托熟人、找关系。在温州办事情,没有人情、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绝对不行,工商要有人,税务要有关系,办工厂要走后门,定摊位要找熟人,甚至谁犯了死罪,公安和法官那儿也会有说客——温州人想: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关系能使死人变活人。

  可毕竟法制在逐步健全,毕竟人们开始有了现代意识,毕竟知道有些事该办有些事不该办了。

  由此,我们也想起了温州有些干部的落水。

  在温州当官比在其他地方又好当又不好当。

  “好当”指的是只要你正直,有“网络”好好用,不要太贪,不要太出风头,不要丢掉朋友,你总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不好当”指的是人情太重了,朋友之间平时整天在一起,你吆我喝,你酒我烟,一旦朋友有事了你却跑得“远远三十六”,那你还有什么脸面在温州混下去?温州有些干部是为了朋友而栽掉的。毕竟,温州是个人情大于原则的地方!

  在杭州就不大会出现这种事情了。杭州人大多比较谨慎,人际关系相对来说也比较淡薄:非常可能通融的事情可以试着办办,无法通融的事情你就死了心吧。他们法规意识强了一些,可人情味也跑掉了一些。

  对人类来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事物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鱼与熊掌总不能兼得。对温州人来说,处处讲人情,不讲原则,温州就会长期处在十足的小农意识氛围里,温州的现代化构建就会被拖后腿,温州人也就无法以现代意识与世界接轨;如果太冷漠,完全丢掉了该有的温情,那温州人又不成其为温州人了。显然,反差极大的温州人将永远面对很多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在大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

  当然,温州人也在变,因为温州的下一代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个在杭州的温州文化老板承接了一个温州少年人交托的影视广告片的制作业务。温州少年是这位老板的晚辈,对他早已耳闻目睹,敬佩有加,但对于业务,他却明确地对老板说:“你是我尊敬的长辈,可我们的生意是生意,还是签个约吧。”

  从这个少年人身上,杭州的温州人至少开始感到了家乡的变化。

  我不喜欢温州人

  温州一本叫《温州人》的杂志新近出版,该杂志的记者对“温州人”的形象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让人颇为尴尬。大多数被调查者居然说:“我不喜欢温州人。”

  一位在温州至北京航班上工作的空姐是其中的典型。

  这位长得非常漂亮的空姐,在温州飞往北京的客机上引起记者的注意。她神态冷漠,懒洋洋地推着车,没有任何热情。当她完成了工作坐在飞机尾舱的位置上时,记者走过去采访她。

  记者问:“能向你提几个问题吗?”

  “说吧。”

  记者笑着说:“如果没说错的话,你不喜欢这个职业。”

  “为什么?”

  “我刚才注意到,你对今天这批乘客缺乏一种热情。”

  “是吗?我能问一下你的职业吗?”

  “我是记者,一本杂志的记者。《温州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温州人》?看过,候机厅内有。你是温州人吗?不过,你可以不用回答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实话,我不喜欢飞这条航线,尤其不喜欢温州人。”

  “为什么?”

  “他们秩序最乱,闹哄哄的。他们不懂得如何乘飞机,他们不懂礼貌,总之,我不喜欢他们。”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她抬起手看了一下表。“我不喜欢飞这条航线,原因很简单,我真的不喜欢温州人。可没办法,我们公司每天都有这里的航班。当然是轮换,大致是一个月轮一次,轮到一次必须在温州待30天。工作一天休息一天。一天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像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10点以后才结束。飞北京,再飞长沙、贵阳,再飞深圳。我给你报我们的航班是告诉你,我们一天下来很累。

  “说起温州人吧,这帮人很无序。有人说了,在机场的候机室内,哪支队伍最乱,那就是飞温州的。温州人喜欢插队,喜欢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飞机。当飞机还在滑行的时候,温州人就站起身打开行李箱往外拽东西。刚才你也看到了,坐你前面的那位先生,把那么大的行李往飞机上拽。托运不是很好吗?又不另加你的钱!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把行李托运。刚才,前面还有位小伙子,把大箱放在行李架上,我叫他拿下来,因为行李架的门关不上。他凶得很,说,我就带个箱子怎么不行?我说,不是说你不能带,而是这么大的箱子带上来没地方放,我叫他拿着行李跟我到机舱后面去,他还很不高兴。他带这么大的行李上飞机绝对是他的错,我帮他解决问题,他应该感谢我才是。当然我并不在乎他的感谢,但烦我总不对吧。你说从职业的规范要求来看,我必须微笑服务。我笑过呀。你别说,当空姐的最累的是每天对着乘客笑。你以为笑很轻松呀,一天下来腮帮子怪酸的。飞别的航线,你对别人笑,别人也懂得对你笑。在温州这条航线,得不到这种回报,或者说很少得到这种回报。我觉得在这条航线上连笑都不公平。我觉得温州人好像不会笑,或者说笑不好。(说完这话她笑了,这是在飞机上的第一次)。

  “你问我对温州人的其他印象,那只能是同别的地方的人相比啦。概括起来说,他们的缺点除了无序、不会笑,或者说笑不好,还有就是不懂规则,上来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了,等会儿到北京的时候你再看看是怎么下的。优点是很有钱。真的,几乎每个人的手上都带着金戒指、金手镯之类东西。能把你的袖子卷起来给我看看吗?噢,没有,那么你不是温州人。哦?那么你是会笑的、没有钱的温州人。

  “戴金挂银我不反对,起码这证明你有钱。有钱也并不是坏事,而且,有钱证明你在赚钱方面很成功。但如果一个人除了有钱还是有钱,又怎么样哪?

  “可以说虽然我不喜欢温州人,但我尽量在适应温州人。为什么?我自己都快成为温州人了……不是,不是那个意思,还没呢。只是因为,我们这家航空公司和别的航空公司合并了,说以后要在温州设个基地。我们公司里的那些双职工或单身空务人员将被调到温州……对,就落户在温州。我当然是单身的,就是说我将被调到温州来,说不准将来我还得找一个温州人当老公。你说我要是不学会喜欢他们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对了,你说你是《温州人》杂志的记者,要把同我聊的内容写出来登在杂志上?可以呀,不过不要点出我们公司的名称,当然也不能点我的名字。就写一个空姐说的,她不喜欢温州人。”

  两小时的飞行,在聊天似的采访中结束。空姐抬手看了一下表说:“快到了,我得过去看看。”也许是对记者有点儿好感,过了一会儿她特意过来说,北京的地面温度是零摄氏度,询问记者的衣服带够没有。

  飞机开始向下滑行,空姐在那儿巡视着,说:“请系上安全带。”飞机慢慢地在跑道上滑行。此时记者的心情很复杂。果然,不愿见到的场面出现了:很多乘客匆匆忙忙地站起身来。

  记者回头看看空姐。空姐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会意地冲着记者笑了笑。

  不久,这位记者果然将他与空姐的对话登在了杂志上。

  第四章 生而知之:金钱的气味

  温州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温州人的血液里好像就流着一种商业因子……这些被广泛认同的说法无外乎是说温州人天生机敏,尤其是对商业,仿佛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才能。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刮风下雨,鼻子一耸,他们都能嗅出金钱的气味。温州人显得特别胆大妄为,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而且,这种胆大又有着相当的实践作基础,温州人的商业美誉更是广泛流播。

  不要总想着安定下来

  南远舟和他的家族企业就是温州人商业天才的一个世纪杰作。

  作为新加坡的富豪,南远舟家族拥有20亿美元的资产。南氏家族旗下的大小企业共有59家,员工过万,涉及橡胶、电子、娱乐、海运、房地产等多个领域。虽然南先生向来低调,回避媒体对他的宣传,但是在工商业圈子里,“南远舟”仍然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近年来,南先生逐渐把企业移交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完成了过渡。退休后,南先生一方面怡情养性,一方面为各种公益事业奔走,过上了一种在他说来“非常愉快”、“非常理想化”的生活。

  可是,谁能想象的到,60年前,15岁的南远舟还只是一个为填饱肚子而发愁的穷小子呢?

  那时候,南远舟的父亲南世代一家辗转到达泰国。1926年南远舟出生之前,南世代已经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农场,生活已经比较殷实。

  父亲给南远舟取名“远舟”,是让儿子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回去。他时常告诫儿子:“树挪死,人挪活。不要总想着安定下来;要到处闯,到处看,看哪里最有机会,自己的命运是自己把握的。”

  南远舟5岁时,母亲积劳成疾,不久去世。南远舟13岁时,南世代一病不起,在变卖了家产之后,仍然没有治好自己的病,依依不舍地合上了眼睛。

  一个14岁的中国孩子,远在无依无靠的泰国,该怎么办呢?南远舟不得不离开学校,走上了谋生的路。他在泰国华人的农庄里做工,后来又到泰国人的店铺里作小伙计。他做事认真周到,既勤快又伶俐,所有的老板都对他褒奖有加,全力提携。一年后,他已经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开始独立从事布匹买卖生意,虽然规模很小,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事业。

  1941年初,南远舟关闭了店铺,变卖了所有家产,费尽周折,到了香港。15岁的小伙子孤零零地站在香港的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时,兴奋异常。香港远比泰国繁华,这里可以挣的钱有的是。

  他没有马上使用自己的存款,没有马上自立门户。他只会说浙江话和泰语,这是非常不利的,必须马上学语言,学粤语,还要学点英语,另外,还要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了解这里的经济状况,寻找挣钱的机会。

  南远舟先在九龙土瓜湾卑利船坞当学徒,每日工薪只有13个先令。他就靠这点可怜的钱糊口,坚决不动用在泰国时攒下的钱。为了学习语言,他几乎走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最后找到了一个交换学习的机会:他教人泰语,人家教他粤语。在那段日子里,劳累了一整天后,他还要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去学语言。语言障碍实在太大,交流起来非常吃力,每次回来,都口干舌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进步神速,不久就能与人顺利交流了。解决了语言关,生活上轻松多了,于是他换了工作,到一家大商号做伙计,随时准备着出手建立自己的事业。

  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南远舟跑到了广州,开始做布匹生意。靠着诚实和勤奋以及原先的经验,他很快赢得了一大批主顾,事业迅速地发展了起来,最快时在一年之内营业额就翻了10倍。几年之内,南远舟就从一个人地生疏的外人变成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内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已经有了相当的资本。1945年,他看好了一笔生意,投入大量资金运送鱼苗去马来西亚。不料,随船人员走了弯路,耽误了行程,在惊涛骇浪中也不知怎么照顾鱼苗,结果到了马来西亚鱼苗全都已经死光了。这次大生意使南远舟几乎血本无归。南远舟镇定下来后,马上将船签押,再贩马来西亚水果运到香港,可是回程中又遇到狂风暴雨,水果也烂光了。真是祸不单行,南远舟落个两手空空,走投无路。但南远舟生就一副倔强脾气。虽然身处逆境仍能沉得住气,斗志弥坚。他说:“我本来就一无所有,即使全部资本都赔得一干二净,也不过就是回到从前的状态而已;但经验与能力是不会失去的!”

  1946年,南远舟回到香港,在一家金银珠宝店做经理,使该店的营业额直线上升,他也从困顿中摆脱出来。1947年,他与珠宝店老板的女儿成婚,有了一个安稳的家。黄金珠宝买卖为南远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短短几年之内,南远舟在香港、台湾、泰国、缅甸等地建立了庞大的营销体系和生产基地,而且也与欧美等地客商取得了联系,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黄金珠宝界站稳脚跟之后,南远舟在寻找新的投资点。他坚信父亲的告诫,那就是:守成者必败,进攻者生存,一定要敢想敢闯,勇于开疆拓土。没读多少书的父亲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出的这种“进攻法则”,南远舟历来奉为圭臬,并付诸实施,屡试不爽。

  1950年,南远舟看准机会,把全部财产的1/4划分出来,专门经营从汕头到印度尼西亚的瓷土出口生意。他先把瓷土交给妻子经营,自己坐镇黄金珠宝业。后来瓷土生意非常顺利,夫妻二人调换了位置,南远舟奔走于汕头和雅加达之间专营瓷土,珠宝则交给了妻子和岳父。靠着出众的胆识和良好的信誉,南氏瓷土公司很快成为了当时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瓷土供应商之一。

  市场地位稳定之后,南远舟又把瓷土生意交给别人办理,自己一方面遥控珠宝和瓷土生意,一方面密切关注橡胶和人造革制造业。在雅加达考察并在一家工厂里实习半年之后,他先后投资创办了“华夏树胶厂”和“南海树胶厂”,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产销两旺。1957年,生产进一步发展,南远舟开始经营塑胶厂,生产塑料和人造革,迅速成为印度尼西亚工商企业界实力最强的实业家之一。当时,由于总的经济形势的影响,东南亚的瓷土生意虽然表面上还是热热闹闹,但实际上已经日见萎缩,具有丰富商业经验和敏锐洞察力的南远舟干脆结束了瓷土生意,全力投入到塑胶业,并举家迁居雅加达。

  就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在雅加达定居不到一年,南远舟敏锐地觉察到了印度尼西亚强烈的排华种族情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南氏集团毅然离开雅加达,放弃了苦心经营的塑胶厂,来到新加坡,谋求新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现代航运业尚未形成规模,经营模式基本上还很落后,只是由于地处海运交通要道,赢利状况良好。但也因为如此,竞争非常激烈甚至野蛮。一个外来商人,在当时要打入投资巨、风险大的海上航运业,其困难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

  南远舟在新加坡的再度创业,是从荒芜的海边大规模填海治滩造地建厂开始的。他的家人和好友都认为这一行业充满惊涛骇浪,劝他打消这一念头。但南远舟坚决要去一试。他几乎投入了所有资金,只留了10万美元作为保险金。他对家人说:“如果失败,而且无法东山再起,那就去老家浙江养老,10万美元足够了。”他买来8艘旧货轮,修理一番之后,开始了他的海上运输业务。

  他在距离马六甲30多公里的一个海湾的沙滩上盖起了一幢幢仓库,购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1959年,“远舟航海”公司接到了第一笔业务。低廉的价格,一流的服务,很快打开了市场。但南远舟也惹恼了某些同行,他们扬言要干掉他。在恐吓无效之后,对手采取了行动。一年之中,南远舟遭到两次有预谋的抢劫。一次袭击,在腿上留下了10多厘米长的刀疤,一直到晚年仍然清晰可见,触目惊心。好在一位他父亲当年的好朋友出面周旋,事情才有所缓和。

  在后来的日子里,南远舟以自己的忍耐和真诚感动了一些同行,加之在经济上做出了牺牲,总算站稳了脚跟。两年后,“远舟航海”进入马六甲,开始承揽各种越洋业务,业务范围遍及全世界各个角落。由于他有良好的经营作风和信誉,几年后,他的船舶租赁业务迅速发展。

  1975年,国际上都实行租金按船只航程计算短期结算的办法,在经济繁荣的正常情况下可获较高的利润。可是,南远舟从包玉刚那里得到启示,采用了低租金长合同的办法,结果石油危机降临,不少船东的租赁业务受到冲击,可南远舟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危机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80年,南氏航运集团已经拥有巨型货轮100多艘,总吨位达到1000万,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航运集团之一。

  新加坡地少人多,各业兴旺,在土地吃紧的情况下,房地产价直线上涨。从20世纪80年代起,南远舟又开始了房地产买卖,风云际会,扶摇直上。1985年,他与人组织了天地公司,售卖新楼盘,很是赚了一笔。20世纪80年代末,天地公司已成为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业务也扩展到香港和泰国等地,还在伦敦、纽约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首都设立了办事处。

  时至今日,南氏集团已经在海运、河运、塑料、化工、电子、房地产、珠宝等诸多领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南氏家族也拥有了数十亿美元的财产。

  南远舟把自己几十年的商业生涯总结成了5点:

  第一,“勤奋工作”。勤奋到什么程度呢?在16岁刚到香港的时候,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然后又要去学几小时粤语。即使在有了上亿财产之后,仍然能够身体力行,忘我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身为总裁,仍然要下车间、上海轮,到第一线去了解最基本的情况。

  第二,“亲切待人”。要打内心里对人怀有善意和兴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亲切,令人愉快。而令人愉快就是与人打交道的第一步胜利。这一点是他屡屡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他不是没有被人欺骗过,他甚至还被同行打伤过,但这么多年过去后,那些靠小聪明起家的人就往往败在小聪明上。现在,这些人没有一个比他拥有更大更辉煌的成就,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心安理得,心情愉快。他从来不批评一线员工,发现问题,首先找部门负责人。他认为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的制度。

  第三,“敢于放权”。集团公司必然涉及多个产业、多个部门,这些事情不可能完全由自己一个一个处理,因此放权是必要的。南氏集团的一位负责人曾说:“南先生的核心精神和做事魄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员工的信任。很多时候,几百万的款项不用南先生审批,经理自己就可以作主,事后汇报就是了。”

  第四,“质量第一”。质量第一、童叟无欺的境界已成为南氏集团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南先生经常教导员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没有一流的质量,赢利就只能是暂时的。”在印尼搞橡胶生产时,他亲赴南美洲各地考察,挑选最先进、最安全的生产设备,回到雅加达之后,在整个安装、调试过程中,他必亲临现场指导;对产品质量检测更是严格有加。难怪员工们都说南先生既是总设计师,又是总工程师,还是总监工。

  第五,“坚持就是胜利”。在南远舟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大大小小的挫折和失败比比皆是。“我就是从失败中走过来的。成功主要来自一种坚持不懈的性格,而不是来自某一种具体的能力。”

  作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商业大亨,南远舟在生活上简直像个清教徒:从不抽烟而且不喜欢闻香烟,几乎从不喝酒,对咖啡和茶也不感兴趣。他习惯于喝白开水或矿泉水,在宴会上也不例外。他不讲穿戴,一套普通的西装就出入公共场合;在饮食上最讲究干净,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吃素,而且喜欢吃粗粮,忙起来的时候只要一碗面和一碗青菜豆腐就是一顿晚餐。

  回想起在海外的日子,南先生不免伤感:“当中国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海外侨胞就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一天比一天强大,我们就一天比一天自豪、自信和自尊。”

  对于金钱,南先生提醒我们:要拿得起放得下,可以把它当作事业,但不能当作唯一的目标,否则你不但得不到心理上的满足,而且也挣不到大钱。过于重视什么东西,就往往得不到那个东西,这一点,没一番阅历是体会不到的。

  不会变通就吃不开

  与南远舟的惊世骇俗相比,管光建的个人创业史就显得比较普通。事实上,这正是温州大多数创业者的一个缩影。

  管光建的舅舅与外公早年去了法国,他以舅舅儿子的名义,于1979年去法国探亲,留在了法国。他老婆是通过过继给她早在法国的叔叔当女儿才得以移民法国的。管光建在中国国内上学,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没几年,来到法国。在巴黎他给人做过皮包,自己也开过皮包工场,赚了不少钱。结婚后他花100多万法郎在巴黎北面的一个小城买了一栋建筑面积达1000多平米、还配有一个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数年前,他又花200万法郎在巴黎庙街买下一间店面,用于销售首饰物品。他老婆和岳父在法国北方城市里尔经营一间面积达2000平米的皮包店。后来他的兄弟姐妹一个一个都到了国外,大哥在西班牙,那个侄子也到了西班牙,大姐在意大利,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在巴黎,他们都是全家出来的。后来他父亲也到了法国。大哥和姐姐之所以去西班牙和意大利,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弄到了居留证。

  管光建目前的资产在千万法郎以上,在巴黎还购置了一套120平米的住房,拥有两辆轿车:一辆宝马,一辆雪铁龙。

  管光建自己说:“我觉得,我们温州人文化素质太差。我们这里的温州人虽然生活在法国,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了解法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与法国人交流,根本不可能进入法国上层社会。能讲得出这幅画怎么回事,说得出这段历史怎么样,人家才能与你对话,否则才不理你。我们温州人只知道埋头苦干,这种勤劳精神是法国人所没有的。但是只干活,不了解周围的社会和文化,是不行的。现在我也很遗憾,年轻时候没有多念几年书。小时候我学习英语,成绩很好,现在一句也不会讲了。”

  管光建经营的首饰店头几年生意相当好,有七八个工人,近两年只有两个工人。店里的货,有的是从深圳、温州进的,有的是从香港、台湾进的,有的是他直接从厂家进来的。

  竞争很厉害,以前一条头巾可以卖到35法郎,现在降到10个法郎。就在他接受记者采访时,隔壁一家店甚至以5法郎一条卖给人家。这样降价比成本都低,还能做生意吗?管光建痛惜地说:“我们温州人都竞相降价,结果就是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

  周围的温州人也有合起来做一番大生意的想法。管光建也想过,如果亲戚们每户都投一股,由他来经营,他肯定给他们做好,每年都有分红,赚的钱不会比现在少。他曾设想,如果他们兄弟联手,一个坐镇温州,一个常驻深圳和香港,一个在巴黎,那是相当好的模式。可事实就是合不起来。他说:“可能是我们文化素质差,大家太自私,只看到自己碗里的东西,达不到合作境界。没法,温州人生意是很难做大的,大家做点糊口生意而已。”

  现在管光建做生意没有以前那么有冲劲了。

  以前他想回温州开工厂,谈判已接近尾声,却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他认为国内干事太没有规则。现在他老婆更不同意回中国做生意,怕他在中国又与另外女人相好。

  “女人想问题都很现实,她觉得我们现在有吃、有住、有用,生活挺满足了。我想的有所不同,我觉得如果在上海、温州等地有生意做,我们回国居住,也挺不错。我在温州的有些朋友赚了不少钱,自己很轻松,一天夹个皮包,带着手提电话,东游西逛,周末去乡下游玩,生活如神仙,我真羡慕他们。而在巴黎做生意,感到压力很大,时刻要提防着上当受骗。有的顾客拿张支票给我们,一不小心,就上当,因为支票虽是真的,但要过50到90年时间才能取得到钱;有的顾客把东西选好,说明天有运输公司来取货,钱也不付,货取走后,过半年或一年时间才来付款。我们时时要应付这些伎俩。”

  影响管光建情绪的还有他与儿子的关系。

  他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是儿子,后面是两个女儿。儿子16岁。管光建16岁的时候,已经很懂事了,能独当一面。但他的儿子不行,对做生意一点儿不感兴趣。在法国长大的孩子,直来直去,不会像管光建他们那样灵活。管光建想不通,现在的年轻人那么不会变通,都按规则办事,一直往前走,不会转弯抹角。“在这个社会里,不灵活一点,不会转弯抹角,怎么行呢?”

  管光建认为,不会变通就吃不开。因为中国人与法国人不一样,生存条件本身就差些,就得想法子。可是他儿子就是做不到这一点,性格还挺梗、挺倔,管光建对他说什么,他听不进去,也不愿多谈。

  后来,管光建给儿子联系一所学校,离乡下那个家很近,是一所私人学校,教学质量相当好,但是儿子就是不喜欢去。管光建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不喜欢,而愿到离家有一个多小时路的学校念书。管光建对他说,“孩子,如果你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一天在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早上要起大早,路上还不安全,如果你在附近上学,家里有点重要的事,叫你回来一下,你马上就能回来一趟,多方便。”管光建还向儿子许诺:如果他觉得学习有压力,他可以花钱请家庭老师来辅导他;如果他有女朋友,当老爸的也不会反对,上完课,他就可以出去玩。实际上,管光建觉得他的管教已经很宽松了,他希望儿子晚上11点或11点半钟能回家,不要太晚,外面不安全。

  管光建经常告诉儿子,爸爸辛苦奋斗,拼命赚钱,都是为了他们这一代。花钱创造条件让他去学习,是为了他好,培养能力好出人头地。如果儿子学习有进步,管光建还答应他给买一辆高级摩托车。可是儿子怎么也听不进去。后来管光建劝他到巴黎念书,他也不愿意。管光建终于意识到,在国外成长的温州人的下一代已经不再是“温州人”了。

  管光建想,自己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事业应该由儿子来继承。温州人毕竟还是比较传统的。儿子就是与他闹别扭,对生意不感兴趣,管光建觉得很伤心。他说:“自己拼命干的事业没人继承,你说多可悲?我现在干活的劲头也就没有了。这也可能与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有关系。我觉得,人生过得真快、真快,一晃就到了42岁,现在越来越求稳,不像过去那样有冲劲。”

  管光建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学习不错,表现也很好,小女儿太内向。管光建觉得下一代虽然法文比长辈们好,文化水平也比他们高,但是儿女没有长辈们这样的奋斗精神和吃苦耐劳的毅力,更没有他们这一代的创业意识,所以他们今后并不一定会比他们干得出色,很可能不如他们。

  换句话说,下一代的血液里,那种“商业”因子正在渐渐消失。

  新一代温州人表现出的种种迹象都在证明管光建的看法。他有点担忧了,他几乎是祈祷般地说:“但愿不要让我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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