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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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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基础

第一章 国防军的领事机构

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

早在1933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命为

“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种权力,那

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指

挥权”之上。自1935年3 月宣布“国防自由”以来,这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

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参见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

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

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的其他手段,

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附图一

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从此走

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 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效仿。然而,

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

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通

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领域。因此,一个新的执掌全面指挥大权的国防军总

司令,必须在国家元首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

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

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

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

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

挥,自1934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加了一些参谋

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理任务的“局”。但

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

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

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勃勃

的年轻的空军总参谋部来说,也被视为一种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国王和

皇帝发号施令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凌驾于陆军、海军之上的指挥参谋部,更何况

“陆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称之为“最高统帅部”——决定着整

个战争的进程。

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协调统一

鉴于以上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对布洛姆贝格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陆军总司令、上将冯·弗里奇男爵认为,在德

国乃全将来的大陆,陆军仍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对新出现

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30

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陆军总司令是‘战争中的头目’“。”

因此,他必须是国家元首在全部战争指导问题上——也包括空、海军作战问题上的

首席顾问,以及陆战问题的唯一顾问“。所以,当新组建的、作为其上级的国防军

司令部,利用一批陆军将官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

应当为陆军作事的,占据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

焦躁不安。而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

径来维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领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

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而帝国

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与希

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之中。

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次国防军统帅

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1937年的唯一一次国防军军事演习。

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

及军争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路,同

时——自1935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持,为此约德尔

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

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年所

要解决的眼前问题是要设立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的所谓“国防军总司令”。他应当

取代陆军各军区司令的职位,包揽国防军的一切任务,其中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内

政和防御问题、国防经济和征兵事宜。

工作上的紧张和对立也渗透到了人际关系之中。结果,隐藏在从陆军脱颖而出

的、目前担任要职的将军们之中的分裂逐步公开化。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周围同事结

成亲密伙伴,使最高军官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民族社会主义革新派,一派是因循

守旧的陆军派。

尽管如此,布洛姆贝格不仅在一触即发的混乱之中,使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在组

织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还想利用他优越的地位及其军事权威,对战争政策施

加决定性、至少是制约性的影响,或者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施加影响。当时发生的

几件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布洛姆贝格的态度。希特勒曾于1937年11月5 日在一个很

小的范围内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国防军总司令和陆军在反对这一理论问题上取

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希特勒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备战时,布洛姆贝格

在同年12月13日作的一次报告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国防军战争潜力的极端不足,

特别是弹药的短缺,此事也表明他为避免战争危险而持的反抗态度。一年前,他还

曾激烈反对大量军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此事很少为人所知,至使陆军总司令没有

表态的余地。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担任要职的将军们、总参谋部和陆

军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布洛姆贝格用他宽厚的脊背隔在我与国防军之间。这

是时代的产物。”

希特勒攫取军权

1938年2 月4 日,希特勒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将这一“障碍”铲除了,自己

接管了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最高司令”。自此,除了在希特勒接管的、

原封未动的布洛姆贝格的参谋部里委任凯特尔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之外,在

希特勒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之间再没有任何机构了。实际上,当时围绕国防军

参谋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军抬挥参谋部,在陆军和海军的备忘录

里或口头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论。从那时候起,戈林一头倾倒在凯特尔一边。所

以,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偏爱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很早

以前,他就表示要无条件地做一名希特勒的“忠实信徒”,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

地觊觎整个国防军的指挥大权。即使不能成为布洛姆贝格的继承者,也许会有希望

被希特勒任命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中的一名常务代表。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

军总司令的职位,使他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联合起来,激烈反对新

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亲自接任

国防军最高指挥后,他的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现在不是组建一个国防

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成为全部作战指挥问题

的最高顾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应当编入陆军总参谋部。

使人感到离奇的是,贝克上将于1938年2 月再次在凯特尔面前对陆军的要求进

行辩护时,其所用的言辞与希特勒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第一次谈话相差无儿。

约德尔在他的记录中对他们如出一辙的谈话作了这样的记载:两者都说:“陆军对

德国来说是决定性因素。”于是,贝克便从中得出结论:“陆军必须领导战争。”

希特勒则指出:——尽管是充满理智的——“其他军种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

但是,身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谨慎从事,防止将来他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受到了

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参谋部精神的束缚。然而,贝克也不仅仅是企图为当时

的国防军树立一个健全的领率体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即当陆军执掌国防军控

制大仅之后,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关于他的这一思想——撇开他后

来的行动不谈,仅从他所说过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写道:“政治……产生

于陆军的效率。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效率也

可以决定政治企图的界限。”这些潜在的、重大的矛盾,陆军想设法给以解决,但

直到1938年2 月仍悬而未解。这种矛盾不用说是当时,就是时至今日还未被世人所

知。

1938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现行体制,似乎最终结束了在组织领域内甚至

波及到陆军高级职位的争夺。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这一由布洛姆贝格所

建立的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他多年的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所取得的胜利,是一个灾

难性的错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被无所不管的独裁者兼并,

他们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期望也化为泡影。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

个事实,即国防军统帅部由于希特勒的接管,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已失去了它的纯

军事特点。更有甚者,过去在布洛姆贝格领导下的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政治领导来

说曾是维护军队利益、对国家领导来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军事指挥机构”,现

在,却成了一个“工作班子”,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家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

这位新任最高统帅从走马上任伊始,几乎没有几个星期,即在他还未开始滥用职权

达到强权目标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据凯特尔将军的能力和素质,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当了“办公

室主任”的角色,以参谋长的身份辅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从一开始希特勒就

没有考虑给他什么职务可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对希特勒在贺饲中的一句

话深信不移,经久不忘。希特勒说:“您是我的知己,是我在国防军问题上的唯一

顾问。”凯特尔铭记着这一颂词走上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从此,他在虔

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

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和指令。他以认真的态度、不倦的精力,任

劳任怨地工作着;然而他的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寻求平

衡,这就成了他走向灾难的原由。约德尔也在忠于职守,勤恳地工作着——尽管是

出于其它企图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谨小慎微,把任何一点点自己的

和别人的批评意见都深深地埋在肚子里。由于对希特勒的绝对相信以及在他们脑子

里已形成的国防军已构成统一指挥的固定看法,使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首脑对他

们的“娘家”——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产生了对立情绪,而且愈演愈烈。这

样,国防军的内部团结每况愈下,特别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一些军官把维护与“党”

的关系视为自己独有的、不允许任何人介入的事情,使国防军的分裂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从1938年春季起,国防军也逐渐被卷入希特勒的欧洲政策。在这一

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而在精神上、理论上或实践上为

改进现行体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产。由于希特勒的反复无常的、对一切都指手划

脚的令人生厌的作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2 月18

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凯特尔保证,“在没有听取他的参谋长的意见之前,他绝不在

有关国防军的问题上作任何决断”。然而,仅在数周之后,在准备“合并”奥地利

的问题上,他不给周密的军事计划工作留出时间和余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险,

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混乱。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希特勒获知许士尼格要进行“公民投票”的消息后,这

位国防军最高司令便于3 月9 日夜晚,紧急召见戈林、赖歇瑙——从罗马赶回,以

及另外两名他熟悉的将军,共同磋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恐吓和高压的措施。也许到

3月10 日清晨,凯特尔才从他副官那里知道戈林等人已在希特勒那里。“10时驱车

去总理府”,约德尔写道,“我随后前往,向他呈交一份旧的作战方案”。过了一

会儿,陆军总参谋长也被召来,他向希特勒报告说,陆军对此没有丝毫准备,要想

动员计划内的部队,必须在5 个小时之内临时起草一份紧急命令。于是在此基础上,

3月11 日国防军统帅部发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说,希特勒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海军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配合,便独自命

令“全部舰船返国”。

同年,由于在苏台德危机过程中准备以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

一事,使国防军最高司令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极度紧张。

这是作者1938年暮春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炮兵上将之命前往柏林参加总参谋部制定

的“绝色方案”的“最终会商”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当时作者正在杜塞尔多夫

任团长。在一大群与会者中间,没有看到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凯特尔,

也没有看到约德尔,更没有看到一名他们的总参谋部军官。对于这个使人感惊讶的

问题,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赫上校作了令人惊讶的回答:“这里研究的是

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关。”贝克紧接着所作的发言,是唯一的对希特勒和

国防军统部所制定的计划和下达的命令的示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对统帅部

的计划和命令只能有保留地表示赞同。此后,贝克还公开地以其他各种方式想打消

希特勒的企图,直至1938年夏他被黜职。

对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几件事情上也表露无遗,直至哈尔德接任贝克的陆军总参

谋长之职后为止。在1938年9 月9 日夜直至次日4 时召开的纽伦堡“帝国党代会”

上,又发生了一次争论。在会上,希特勒面对陆军首领的顽固态度,要求他们改变

其独出心裁的展开和作战计划。当时作为旁听者出席这次会议的凯特尔在回到柏林

后,对约德尔抱怨说:“他对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曾尽过很大努力,现在

已对他大失所望,这种争论……将最终导致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失

败,但他无力阻小。”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利用这一机会,“根据他从纽伦堡得出

的令人沮丧的经验,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话”。他

强调说:“他绝不容忍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随意进行批评,不允许他们牢骚满腹

和吹毛求庇”。对凯特尔表示完全支持的约德尔上校,根据希特勒在9 月12日一次

讲话中谈到的“与捷克进行一次了不起的清算”,这句话,希望“在我们人民和军

官团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他们的怯懦和自负而脸红”约德尔在他这篇日记的结尾

写道:此外,元首还知道,陆军总司令向他的将军们寻求支持,企图借助他们的力

量,使元首能看清他的冒险行动并幡然悔悟。他自己表示无力对元首施加影响。

正因为如此,纽伦堡笼罩在冷若冰霜的气氛之中。令人痛感悲切的是,元首背

后虽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却得不到陆军将军们的支持。

我认为,他们只能以实际行动来补偿他们由于缺乏精神力量和忠顺而犯下的过

错。这与1914年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军队里只有一种不顺从,即将军们的不顺

从,这种不顺从归根结底来自于他们的狂妄自大。他们不再相信和顺从元首,因为

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他们看到的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二等兵,而不是俾斯麦以来

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早在纽伦堡会议以前,就明显地出现了危险征兆,它是希特勒推行的灾难性政

策及其在军事要求上执掌大权的必然结果。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忠于职守,以及包含

其中的“对全国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方面可与其先辈媲美,然而却被希特勒扼杀在

萌芽之中。希特勒的“工作班子”即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对布劳希奇在哈尔德

的支持下,在纯军事指挥问题上仍固执己见表示愤懑不平。为此,他们重申他们的

首要任务是完成希特勒的意志,在军事领域为他铺平道路。这显然同布洛姆贝格所

寻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布洛姆贝格的司令部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过早夭折,但在其作

战处里,始终保持有6 至8 名军官。然而从现在起,它的工作界限却落得一个在独

裁音进行本能的政治干预与其所产生的军事后果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往这边移动,

则毫无影响;往另一边移动,就必须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认可。这样,

参谋部在国防军传统体制里,比过去更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它除了一次又一

次地借用希特勒的权威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苏台德危机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作者被调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准备在熟悉

一段工作之后接替约德尔的职务。作者当时的亲自经历也许更能说明当时国防军指

挥参谋部的状态。约德尔首先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他说,不仅苏台德地

区已并入德国——这已通过新闻界为众人所知,而且还将彻底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

国家政体作为备战的目的。紧接着,约悠尔将话锋一转,又谈到了国防军内部的紧

张关系。他说,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因反对希特勒计划而被免职,由哈尔德接任。

此消息未向舆论界以及在国防军的更大范围内宣布。尽管人员作了更换,但在陆军

总参谋部内,仍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抗希特勒观点和命令思潮。因此,要求国防军

统帅部的每个成员,采取更明确的态度,注意个人与陆军总参谋部接触时的言行举

止。

使人震惊的事情层出不穷,使他不能向作者一一列举。接着他说,在这种紧张

的态势下,什么是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在世界范围内要完成的任务呢?英国和法国是

潜在的对手,意大利和日本是友邦。对问题必须从战略角度去思考。这位国防军指

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对问题作出回答,而是指着地图,介绍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

细节,顺便提到了预先占领“西壁工事”的意图。此项准备工作所花费的款额之大

令人吃惊,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此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为进行将来的对捷作

战,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中的一项。

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自1938年11月至1939年8 月,作者作为约德尔的接班人,接管了国防处和国防

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但仅仅9 个月的时间,作者也无法彻底改变当时的状

况。也许有一种观点为他指明了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指挥参谋部不再独立

地置身于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而是作为国防军的一部分立于他们之中时,也就是

说不是依赖于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陆军总参谋部时,它才能够克服其各方面的弱

点。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凯特尔同意并决定,约德尔——在此期间已晋升为少将

——不再返回他的原岗位,而是于1939年10月1 日由一名陆军所信赖的将军取而代

之。然而,约德尔却重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原来

的如意打算化为泡影。

1939年3 月占领“捷克剩余领土”,以及月底收复梅梅尔地区的行动,都没有

为国防军领率机关中的合作,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相反,在波兰战局伊始,

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

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3 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令部,

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波兰就范。数

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1938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

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

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

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

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

政治条件采取的,但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识,瓦

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长海内里希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

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

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

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

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

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4

月3 日将文件下发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的工作

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导人的军事

“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边防的长远战略方

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他们

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去的中间上

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副官们也把失宠的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

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

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备忘

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打入冷宫。

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希特勒自己都不把

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谋部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

与国防处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尽管国防处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

希特勒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这种尔虞我诈之中,按照“分

权制和主管人员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渔人之利。国防军高级参谋部的这些弱点及其

灾难性的影响,不单单是由于 国防军统帅部组织无能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应

归咎于三军种的态度。他们不是联合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一道反对希特勒,而是

想法设法对这个“工作班子”行破坏之能事。

踏上战争之路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从——纽伦堡法庭称之为——

“关键性会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会商是于1939年5 月23 日举行的。会上,

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在柏林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进攻波兰的展开、作战计划。这

个计划事先既没有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报,也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会商,替代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的却是陆、海军总司令。在会商会上,希特勒无视他的

指挥参谋部的存在,为准备未来的欧洲“进攻计划”,他要求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

建一个“小型研究班子”,凯特尔对此毫无察觉。希特勒要求,这个班子应包括陆、

海、空三军代表,负责进行“最高等级上的作战精神准备”,——大概是指战略上

的精神准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这

里以蹩脚的军语所描绘的任务,正是在正常条件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所肩负的职责,

也是他一开始就赋予它的任务,尽管它的职贡不是拟制一项进攻计划,它的真正军

事职责是保卫帝国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战略方针,

也没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 月23日的会议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说明,国防军内严重缺乏秩序和

信赖,这也是身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当时和后来时常向国防军首脑们流露的。会

议的前一天即5 月22日,在没有高级军事首脑参加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了经长时

间谈判而与意大利缔结的所谓“钢铁盟约”的隆重签字仪式。这份条约所附加的秘

密议定书,从性质上说毫无疑义是军事同盟,它要求国防军要承担重大义务。然而,

在这个条约的准备和缔结过程中却没有那个军事机构参与;甚至希特勒还在于1939

年3 、4 月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唯一一次有双方国防军司令部代表(意方为帕里

阿尼将军,德方为凯特尔将军)参加的,会谈中严禁讨论战略问题,因此在5 月23

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没有向与会者透露任何有关该条约的重要军事内容。议定书的

主持人施蒙特中校仅向与会者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保守秘密——即指进攻波兰的

计划——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这个计划,即便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对于意

大利来说,只有突破马奇诺防线,此问题还有待研究。”尽管作者当时是国防军统

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但所获悉的有关这次会商的内容,也只是凯特尔知道的那

一点点。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波兰战局计划的内容。这些消息,同时联系到当时的政

治事态,作者毫无疑义地认为,希特勒企图发动一场新的“鲜花战争”,并将扮演

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一名长年作约德尔的首席助手——当时

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贝格中校接替。此后,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继续充当希特勒

“工作班子”的角色,为其战争目标服务。他们尽管认识到自己地位的严重虚弱,

但仍集中力量反对希特勒企图进攻波兰的行动,以及用现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

世界战争的企图。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关系到希特勒的战争

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欧洲西方列强

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入考虑在内。他们将

此项计划的目的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作了说明,凯特尔稍加思索后便给以否定。

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会立刻看穿他们的真正企图是对他的决断施加影响,参谋部从

而将失去他的信任,此项计划由此宣告失败。紧接着,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按照

过去的模式,于1939年夏季,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举行一次

规模宏大的国防军司令部演习,请希特勒亲自指挥。他们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要特别向希特勒说明,指挥此次演习,对位居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来说,是一

次对内对外进行宣传的大好机会。他们满以为这次会稳操胜券。结果,这个本想让

希特勒在演习中亲眼看一看他的冒险行动将遭何种厄运的计划,又败在凯特尔手里。

凯特尔说,让元首和总理指挥一次司令部演习是一种绝推可能的苛求。结果,这个

企图利用希特勒想在战争中指挥国防军欲望的计划仍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利用凯特尔的地位,对时局施加影响的经验,似

乎已经失效。在此期间,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没有再透露出一点关于战争危险增

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对其备战工作也一如既往,不找国

防处商谈,使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前几周,处在

一种奇特的、使人不适的真空之中。他们承担的唯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是,按照“鲜

花战争”时期的格式为武力解决与波兰冲突的行动拟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

举了根据陆、海、空三军的报告而制定的最重要的准备措施及其完成的时限,关于

完成这些措施的命令须由希特勒作出最后决定。此外,除了指出对敌情报机构进行

伪装外,还指出了在非常情况下,停止从展开转入进攻或取消这次行动的时间。这

份大事年表堪称指挥参谋部从事“档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这份文件也没有使领

率机构就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作出决断。

早就住在“山间别墅”的希特勒,从8 月中旬起,由于陆军对其展开计划又提

出新的要求和企图,使他的军事活动再度频繁起来。希特勒的副官也将国防军统帅

部参谋长凯特尔请来参加这一活动。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

口头对陆军总参谋部长施加影响。以凯特尔看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

由于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国防军统帅部的书面“指令”而引起的陆军的过份反抗或

新的不和。陆军的展开方案也确有改进,这是显而易见的。

8 月22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担任三

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然而,

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

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

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

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

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信念,

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局前,以及其

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1944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役前,都采取这种方

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8 月23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的最后

期限,命令国防军于8 月26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顶点。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

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

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

下,多年与政府各部和“党务办公厅”共同为战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并按军事惯例

编写的《民事管理动员手册》,均在最后一刻被希特勒毁弃。希特勒将波兰战局当

成国防军的一次“特别行动”,而不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

一场可能引起民众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8 月26日

至31日之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9 月3 日随之实施动员,因

此,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它

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的义务;

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将专业技术工人

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作

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谋部“秘书处”

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

“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

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

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 月25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队进入

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个命令已经按

“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用希特勒的军事“办

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

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

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的第一句话却是:“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

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是,亲

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产生了这样一

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他的“大本营”留在

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

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

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

驻扎在柏林南面约50公里处的措森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房;

空军部队则驻扎在波茨坦附近的维尔德帕克空军学校。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天直至

9月1日,没有考虑搬迁的问题。后来得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考虑搬进布洛姆贝格

在任时在柏林附近建造的拥有各种防护和通讯设备的别墅式的建筑物里,同时也没

有采取其他准备措施。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国防军统帅部战地大本营的建议呢?对

这个问题,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答案。很显然,希特勒是怕人们说他在重大抉择面前

畏缩不前。在波茨坦地区的一座军营里为希特勒修建下榻时,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

部参谋长说,当国防军开赴东部战场时,他作为最高司令却从柏林向西转移,舆论

界必然认为他是逃避危险“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因为希特勒认为,在动乱时期,他

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对内、对外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留在首

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显露他关于西方列强不会介入战争的信念,而柏林处在东、

西方的中间位置上,他可以借题发挥,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却于9 月3 日出人

意料地决定从柏林出发。这一行动也许是由于他动荡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审慎行

动与”即兴创作“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也许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密切与部队的关

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显示一下他篡夺来的统帅角色,出一出风头。

希特勒自然并不指望在他的专列里能组成一个井然有序、名副其实的军事指挥

班子,然而却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在列车上,除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及其

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还有匆忙从陆军、空军调来的联络官——这是事先没有

安排的义一个排挤指挥参谋部的措施——,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班子”。然

而,希特勒对这一切却漠然置之。对他更重要的是党、记者、摄影师、医生和随身

警卫,还有他信赖的、陪他晚间聊天、听音乐的女随从,这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圈

子,他是不会忘记的。在几次“鲜花战争”中,他也是以同样方式横跨国土驶向奥

地利,通过苏德台抵达布拉格。因此,此次波兰战局只不过是一次特别行动而已!

第二部 建设时期

第一章 框架

早在1939年9 月上旬,在“元首专列”上就有人认识到,这个动荡不定、拥挤

不堪、行驶在铁路上的临时大本营,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更重大的作战指挥任务。

如果最高统帅想要担负这一任务,或者完全从军事角度说,不仅仅满足于制定战争

计划,而且还要亲手实施作战指挥的话,那么,就必须首先有一个新的固定的大本

营。

有人说,希特勒自己也对现状很反感并倡议进行改革,这是不真实的。因为他

已经完全陶醉于他在波兰战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他对军事指挥“机器”

缺乏认识的情况下,难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与他相反的是,立志要实

现国防军严格、统一指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于“元首专列”的状态很

不满意,急于要求改变现状,组建新的大本营。约德尔将军认为,应首先组建一个

如同指挥参谋部那样的高效率的参谋部,以及一个能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通讯网。

这些条件要想得到满足,希特勒就必须决心留在柏林的帝国政府所在地办公,

并能与他当时和以后的世界上的助手和对手。如墨索里尼、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

林的行为举止相匹配。然而,这一简便易行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有在一种过渡时期

内才能加以考虑。但是不管怎样,国防处长从他第一次到“元首专列”直至9 月10

日这一段时间,他已经受约德尔之托,在德国西部中心地带,为组建一个统帅部战

地大本营寻找营址,以便使战争顺利进行。此行动的主要依据是由希特勒亲自签发

的指令。指令指出,他要尽可能地靠近西线,但要在远程火炮射程之外。陆军、空

军总参谋部也必须在他的附近寻找各自的驻地。

第一个战地大本营的合适地点,是于5 年后即1944年末至1945年初,由国防处

一名总参谋部军官选中的,位于吉森——劳海姆地区陶努斯山脉的东部。这座齐根

贝格贵族庄园拥有豪华住宅和宽敞的附属建筑,似乎一切条件均已具备。据说,庄

园主人已准备出售;扩建和布置工作也在建筑总监托特领导下立即着手进行。然而,

由于希特勒执意要在1939年晚秋时分开始西方攻势,在此之前无法完成扩建的准备

工作。因此,10月份,临时为国防处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必要时参谋部随“元首

专列”一同行动。在比较简朴的开始阶段,这个专列只配有三节车厢,两节寝车,

另一节为工作、就餐两用;然而在大战期间,逐渐扩展为两个大型专列,一直作为

办公车和运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人员的车辆随时备用。

西方攻势的开始时间由于气候的影响,不得不一推再推。此间,希特勒的军事

副官处视大本营营址问题为己任。以领导身份介人此事。不久,他们便强调指出,

国防处的选择方案,在许多方面都不合希特勒的个人口味。希特勒既不愿住在庄园

主的住宅里,也不想看到周围尽是牲畜马圈、农田莱庄。因此,副官们转移视线,

很快在“西壁工事”后方地带找到了他们理想中的目标。有三个永备工事体系同时

作为考虑对象,一处在明斯特艾弗尔北段,第二处在兰德施图尔和法尔茨的中部,

第三处在克尼比斯不远的黑森林的南部。1940年2 月中旬,当希特勒得知齐根贝格

庄园的通信技术设施不能在7 月前安装完毕时,便最终决定,“作战开始时……不

去齐根贝格,而去山崖城堡”——位于明斯特艾弗尔营址的代号。希特勒命令陆军

总司令部在同一地区安营扎寨,并亲自为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精干

的工作班子,选择附近的一间猪舍为其驻地。与此相反,希特勒却让空军任其安排

它的大本营。在此期间,“海因里希”专列载着外交部长,拉默斯和希姆莱却被撇

在了莱茵河右岸。

将陆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安排在“元首大本营”附近,意味深长。凯特尔觉得,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作希特勒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的传递员,尽力满足希特勒的要

求,赢得更多的美言。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愿,希特勒如此安排,意在严格控制陆

军总参谋部;而哈尔德却另有一番心思,他想利用靠近大本营的这个有利条件,对

作战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起码能遏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约束。然而,事与愿

违!

战地大本营的营址建设,随着任命约德尔为通讯长官而暂告结束。“山崖城堡”

连同陆军总司令部的“林务所”,于1940年3 月11日完全准备就绪。

第三部 鼎盛时期

第一章 初期形势

5 月初“从挪威传来的捷报”,为西线攻势开辟了道路。希特勒决定“几天后”

开始新的战局;约德尔则建议,两次作战行动要在“时间上和力量上区别开”,因

为空军在5 月份仍有大批空军部队被牵制在挪威。

西方战局开始前的几天是令人心神不定的几天,在这几天里天气预报和进攻命

令不断更改。空军总司令每天坐在司令部里“收听”天气预报,因为他的飞行员和

伞兵部队比其他军种更需要好天气。在总理府举行的有关会商会上,照旧没有陆军

代表出席,也没有向陆军提出任何问题,“只是”要求他们准备200 万兵力,在24

小时之内随时准备参战。希特勒自己在5 月7 日这天“对再次延期极为恼火,这有

泄密的危险”。次日,他依然,“暴躁异常”,声言他再也不想等了。但是他还是

——用他自己的话——“违心”地让戈林,将开始行动日期最后一次推迟至5 月10

日,“但再也不能往后推延一天了”这一决定是希特勒准备行动的信号,他不想再

等待有利天气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对希特勒的决定随声附和——这已成了他的

习惯。然而,运气帮了希特勒的忙:5 月9 日傍晚9 时,即按大事年表中“元首发

布进攻命令的最后期限”的前半小时,空军总参谋长报告说,“10日天气晴朗”。

为表彰空军气象工作者们的功绩,该处领导荣获一块金表。

5 月10日清晨,领率机构的各个小组——后来就是由这些小组组成了德国战地

大本营。从四面八方于不同时间,分乘火车和飞机向奥伊斯基兴地域集中。希特勒

及其左右也象往日一样,乘坐“元首专列”,于前日下午从柏林附近的小站出发,

向北驶去,以便在黄昏前踏上西进之路。将近半夜时分,国防处长和国防处担任要

职的军官们乘国防军统帅部“信使队”的一架飞机由施潘道附近的一个机场起飞;

国防处的其他军官和官员,会同秘书、绘图员和通信人员乘坐国防处的特别列车。

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第一个精干的参谋部,由措森出发,进驻希特勒

大本营附近的“林务所”。

翌日清晨6 时许,国防处“战地队”在明斯特艾弗尔城北部的罗德尔特村的一

座大庄园里聚齐。距这里仅数百米的大小道路上,挤满了开进的纵队,潮水般地向

西方边境拥去;头顶上,已方的飞机划破了黎明的晨空。从庄园外几乎无法看到的

简单实用的房屋,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为我们大约5 名军官和官员以及30—40名

辅助人员,提供了充足良好的工作和就寝条件。然而,我们却不得不与最不受欢迎

的邻居毗邻,其中有希特勒左右的人,包括他的贴身卫队,这些人不分昼夜喧闹不

止。希特勒对饮食不厌其精,需求量颇大。为运输这些补给品,更是车马喧嚣,不

绝于耳。在整个战争期间,Ⅰ号宿营地一直如此,而国防处战地队的供应却与陆军

各单位的一样。这两个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单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基础上的关系,

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再未在一起住过。

在“山崖城堡”的第一天上午,希特勒及其随员们一同来察看国防处的办公室

和设施。他时不时地向一些他熟悉的军官点点头,但是他的军事“工作班子”的大

部分成员,不论是军官还是职员,如同过去一样都似从不相识。在尔后的战争年月

里,他从未再光顾过Ⅱ号宿营地。

希特勒自己,以及来柏林总理府的将军和副官们居住1 号宿营地,有一条由高

高的铁丝网篱笆围起来的路,由大院一直延伸到一二百米外的低矮的灌木丛中。灌

木丛中散布着许多混凝土筑成的掩蔽所,充当他们的工作室和寝室。餐厅也设在掩

蔽所里。在这些掩蔽所的中心位置的一个小高地上,建造了一所约三四米见方的临

时木板房,作为地图室和情况研究室,一切大型的会商也在这里举行。从这里举目

远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色,群山起伏,层林叠翠,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和平。战

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曾说:“元首大本营纯属修道院和

集中营的混合体……除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时刻以外,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军人来说,

元首大本营里的生活简直是一种殉葬……,因为它不是一个军事的,而是一个民事

的大本营,我们这些军人是那里的客人,在那里工作满5 年半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这种想法,约德尔将军在1940年5 月肯定是有的,更不用说他在这一过程中,是想

利用“工作班子”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希特勒那里占一席之地。他的这一描述,用

在希特勒那批亲信头上,也许比用在Ⅱ号宿营地的头上更为合适,在这里生活的都

是兵,而且完全按照军人的准则生活着。不过,约德尔的话倒是恰如其份地道出了

整个大本营的精神实质。然而,最能代表这种精神实质,不是来源于由那些大多数

身着军灰色制服的非军人所构成的内部实体;也不是来源于不得不在希特勒周围的

军事要人之间搞平衡的那些党内要人的不甚强烈的冲击;而恰恰是驾驭大本营的希

特勒自己,是他给大本营的这一精神实质赋予内涵和形式。尽管希特勒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打过仗,尽管他对国防军的发展发挥过决定性影响,尽管从战争爆发就把

整个身心倾注在战争指挥上,然而他却缺少一种合作共事的观念——这是世界所有

军人独具的气质,具有这种气质人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正派庄重,能作到信赖、

真诚、坦率和自我牺牲。然而,希特勒对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军官都无诚实可言。他

毫不顾及地窥探他的部下,利用他们的长处和弱点,随时准备端出他在1939年11月

23日对三军总司令讲话中的一句威胁的话:“我什么都不怕,谁要与我作对,我就

消灭他。”但是他的活并不是实话。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谈到希特勒时,说

:“他对政治家、对党说话时的口气,完全不同于对国防军,而他对党卫队讲话时,

又不同干对国防军和政治家讲话。”在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内,希特勒也是玩弄这种

手腕。其目的,归根到底还是防备危及他的政权的危险,保护他自己的和“党”的

最高威望。

约德尔所理解的“民事大本营”,大概也正渊源于它与真正的军人气质的差异。

生活在Ⅱ号宿营地的陆军军官,对附近陆军大本营里的军官羡慕不已。那里的军官

虽然也属于他人,但大家都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有一件事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

种思想:为了陪希特勒进餐,国防军副官长每次派一名国防处的军官前往。起初,

年轻军官们还争先恐后,可后来,副官长不得不开列一个“次序名单”因为几乎没

有一个人再自愿前往了。

在“山崖城堡”以及后来在其他地点的日程安排与在柏林时几乎没什么两样。

国防处在24小时内,至少收集两次由陆、海、空三军提供的情报,然后进行审阅。

整理、补充态势图,最后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此为基础,准

备“形势报告”。参加形势报告会的一般是希特勒及其手下的“侍从官”们。遇有

特别重要的情报,要么由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利用电话直接向希特勒报告,要么由

国防处民迅速转呈约德尔,并在形势分析室里临时举行小范围的聚会。

从报道和讨论前线战事的方法上,也可反映出大本营工作的随意性。面对强大

的敌人和前线瞬息万变的态势,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警告,继续玩弄危险的赌注,

而且企图坐在大本营中接管战场的指挥权,真是狂妄至极。他的观点产生于连篇累

牍的废话,从这些观点中产生决心,又从这些决心中产生书面“指令”,甚至产生

直接干涉陆军下级指挥机构的措施。而这一切都是他虽然与陆军总司令部近在尺咫

而事先没有与其进行任何接触的情况下进行。

国防军这两个最高指挥机构,不久便怒目而视,分庭抗礼。在国防军统帅部这

一方,有一个统治一切的希特勒。以脾气暴躁,满腹狐疑,在时间和空间上从不考

虑军事准则,不顾后果,一意孤行,然而在关键时刻——如在纳尔维克问题上,他

又惊慌失措,将自己的大胆决心抛到九霄云外,代之以滥用手中大权,随心所欲地

掣肘战事的进程。紧跟希特勒的凯特尔,将随声附合视为已任,以此则任劳任怨地

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竭尽全力地扫清障碍,比起凯特尔来,约德尔发挥了较大影响。

他似乎将挪威战局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随时准备对付“将军们的不顺”,为“元

首的天才”开辟道路。尖锐的意见分歧在他的日记里有鲜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们

只知道聆听和传递希特勒的意见和决定,对全局漠不关心,即便是他们作为信使被

派往前线高级指挥机构时,也依然如此。

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几乎每天乘坐飞机或汽车四处奔波,与各级重要的

人员保持面对面的接触,以全力监督全部计划和命令的贯彻执行。但是,从这些接

触中. 他无法搜罗到反对希特勒和确保自已应得的国防军统帅部高级顾问之称的力

量。哈尔德也不想为此奋斗。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他有他的主权管辖范围,在他

的周围有一批相互信任、志同道合、紧密配合的总参谋军官,他企图借这股潜在的

优势最终证明他是强者。事实也是如此,在这次战局的数周时间里,特别是当希特

勒神经不正常时,他曾多次逾越自己的职权行事。他将他自己及其总参谋部的工作,

作为伟大战局中经久屹立的丰碑,载入他的日记。

在幕后,空军总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动。他通过他的联络官,不时获悉大本营

里的各种不同观点,他身为空军总司令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显赫人物,不断想方

设法限制在德国人民中享有荣誉的“反动”陆军。他能以电话与希特勒保持联系,

必要时还可搭乘停在附近的专列去见希特勒。与希特勒见面时,通常没有第三者在

场。与陆军总司令相比,他是历经考验的“元首最忠诚的骑士”,这一点是勿容置

疑的。然而,还是同一个戈林——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

他经常为一些被希特勒无理判处死刑或遭其他惩处的陆军军官说情。

处在“大人物”之间的国防处军官们,活动余地极为狭窄。除了不能参加在希

特勒那里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以外,国防处军官们所受到的限制并不亚于陆军总司令

部的首脑们。他们往往被置于既成决议面前,通常没有表达的余地——除了在敦刻

尔克问题上他们曾大发过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紧迫的情况下——偶尔的和有限范

围内——尚有一些“共同参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参事”也只不过是对大本营拟

制的命令。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删删改改,使其更符合当前态势。

国防处长和国防处的陆军军官们默默地工作着。其基础是,他们与陆军总参谋

部保持着生动活泼和相互信赖的关系;此外,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不时到前线看

一看。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多少活动余地,因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

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强迫他们到前线要广为传播希

特勒的意志和言论。国防处军官们的前线之行,并不身负重任。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到前线只能看看朋友或部队,不能作为大本营的“联系人”发挥任何作用。

约德尔对这种旅行极不感兴趣。记得在占领巴黎的那一天,国防处长油然记起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一天,突然决定飞往巴黎。飞机降落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场地,接

着他同一个向巴黎开进的师进入巴黎。当他回到大本营时,居然没有一个上司过问

他的巴黎之行。对于国防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以及与前线的接触,即凡是牵涉到指挥

参谋部高级军官的事,希特勒和约德尔“都不喜欢看到”,因为他们认为,军官们

的此种举动会给双方造成有害影响。其实,双方的这种努力与损害军人思想毫不相

干。

在叙述了前面发生的一切之后,读者对充斥于德国大本营中国防军统帅部与陆

军总司令部首脑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如我下面几章所描述的——就不会感到惊讶。

这种根深缔固的对立,早在“取得战果的时期”就已经将由此而形成的合作共事挤

到次要位置。甚至新的紧张关系都来自于新的胜利,因为在希特勒领导下——从军

事和政治角度上看——这些胜利永远是“失去的胜利”。

第四部 突变时期

第一章 概况

1941年12月上旬,苏俄红军在罗斯托夫取得胜利后,一夜之间在其他战线也取

得了主动权,东方形势急转直下,德国人本营陷入从未有过的震惊之中。甚至在同

一时期,隆美尔将军从北非向1941年3 月的出发阵地后撤一事,都很少引起大本营

的注意。然而,希特勒对东方发生的威胁性灾难却视而不见,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

才于12月11日对美宣战。

这样,希特勒又一次未与国防军进行任何协商,个人独断专行,开始了两线作

战。如果按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数个月内,将俄国的“军事力量”摧垮再集中国

防军的兵力解决西——那么现在只能是首先解决在战争潜力上占压倒优势的东方敌

人,克服目前东线的严重危机。而重要和迫切的任务是要使战争计划完全适应新的

形势。然而,希特勒依然习惯于“即兴发作”,仓促定下决心,致使德国第6 集团

军于1942年11月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在同一时间,隆美尔军在北非失利。

这一年,希特勒不仅在战略战役指挥领域已经明目张胆地独揽大权,而且战争

形势骤然恶化的迹象越是明显可靠,希特勒越是在内部将注意力集中在从形式和人

员上,进一步削弱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使其完全顺从他一个人,经希特勒这一摧

残,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变得支离破碎,所剩无儿,希特勒却将其集中在自己手中,

为其无止境的权欲服务,德国国防军指挥上的混乱不堪也在所难免。

第五部 衰败时期

第一章 时代特征

到1942年底,德国最高指挥层已失去运筹帷幄的能力,这成了它在当时的最重

要的特征。当时,希特勒不是利用尚存的防卫潜力和广阔的占领区,制定一个明智

的、要求不过高的战略。使战争落得一个较好的结局,而是完全按照他在11月20日

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的豪言壮语行事。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个越遭受打击……越发

坚强的男子汉”,现在他只“有一个信念——战斗”。墨索里尼不同意他的观点,

回信中他明确建议——后来他又多次提出,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已毫无意义的对

俄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头号敌人英国”,及其构成重大威胁的空中优势。

而他的德国伙伴却把这一思想看成是“无稽之谈”,以致于政治当局或国防军指挥

参谋部都没有对战争的这种解决方案进行一丝一毫的认真分析。

希特勒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部内容

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口,面面俱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被迫进

行战略防御的观点从未有过市场:国防军统帅部仓促下达的指令中,没有一个使用

过向战略防御转变的字眼。即便是在防御形势下,这种观点也很少得到希特勒的支

持。形势越是紧迫,他越是喋喋不体地说:“敌人的兵力不久就会耗竭一空。”因

此,长时间以来从未出现过一种思想,即放弃一些没有意义或失去意义的阵地或地

域——那怕不是在全线——但至少应该减少风险,以便组建预备队。取得更大的战

役机动性,从地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重新赢得部分行动自由。然而,他却认

为,必须坚持到底,否则,便会“失去重要物资”他认为必须固守,因为固守是防

御的最强有力的形式;他认为必须牵住敌人,使敌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出现,但往往

却做茧自缚,坐失良机。

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历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是“马

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段相继丢失,主动权日渐丧失,

越来越受制于敌人。

上文所列举的希特勒的所有重大的领导错误,都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他领

导能力的突然衰退,也不能归咎于11月事件。大约1 个月以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以坦率的语调在战时日志中写道:“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完整的决策;似乎元

首已不再具备此种能力了。”这种观点本来就不是什么新发现,也不能作为他处在

1942年末至1943年初德国战争进一步衰败时的精神状态。他缺少一批追随他的将军。

作者认为。希特勒一直认为血汗耗尽的德国国防军,仍占绝对优势,强如往昔;而

他身边的高参,几乎没有一人出来直谏,阴止他的这种僵化观念延续。

约德尔将军长期置身于9 月争吵的后遗症之中,虽然也偶尔冲动,但他以其全

部的意志克制自己,不再触犯这位独裁者的尊严。蔡茨勒将军,目前只能做一名有

求必应的助手。而其他将军,经过多年的考验,还没有一位能代替他的职位,更不

用说高他一筹了。如果希特勒不放弃对军事领导。尤其是对陆军领导,那么在他身

边的任何精明强干的军事领导人,都会步蔡茨勒的后尘,很快被搞得精疲力竭从这

个意义上说,日益增长的重大弊端不能不再次归咎到国防军领率机构的组织体制。

一方面,蔡茨勒效仿希特勒对盟邦的态度,在东线战场上设置“障碍”,使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越来越难以掌握战争的全局;而另一方面,越来越繁重的“统帅部战场”

的指挥任务需要指挥参谋部去完成。“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早就成了陆军第二

个作战处,除它之外,希特勒又将补给工作交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需处负责。

然而,这两个单位既无自己的部队。又无装备,完全依靠与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部,

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部的协作。贻害最大的是由于希特勒对敌人的低估,企图将西线

情报处由陆军总参谋部划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是由于蔡茨勒的顽强抵制、这一

企图才未能实现。该处设在柏林,处长必须每月一至两次向设在东普鲁士的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汇报。但从未面见过希特勒。而蔡茨勒也不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插手统

帅部战场的后方军事管理工作。

空军和海军是在其总司令统一领导下,而且其总司令都与希特勒保持着密切联

系;而陆军的分工不过是协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收集每日情报而已。当时,空军的

状况是,作战能力急骤下降,而海军,自1943年春,由卓越的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

海军大将接管后,这个在德国唯一还保持进攻的领域,也几乎处于停顿。因此,从

战略高度对这些失利对全局造成的影响,事先作出判断,或者采取挽救措施,对于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可能性极小,更谈不上对事件进行高瞻远瞩的分析。这样,

希特勒自己的“工作班子”,也被他自己的杂乱无章,搞得精疲力竭,过早夭折。

德国大本营在德国失去主动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从事的这种单调的工作

到本书这一章为止,只是作为这一阶段的特殊事件加以描述的。一些形势讨论会的

速记稿,可能比作者的描述更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大本营里所发生的事情和情绪。

第六部 最后阶段(1944年夏——1945年5月)

第一章 1944年岁末——1945年初

7月20日事件后的大本营

关于战争最后阶段的介绍,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依据于个人在大本营的亲身经历,

因为作者出于健康原因,于1944年9 月初便开始休假,直至战争结束也未能康复而

重新工作。“您休息段时间吧!”这是瓦利蒙特在指挥参谋部工作5 年之后向希特

勒告别时,听到希特勒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句话,后来,他还收到了寄给他的为

7月20 日事件受伤者颁发的特别勋章。

造成瓦利篆特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原因,估计除了爆炸时遭受震荡外,在最后

那几个星期里精神上所受的沉重负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这个时候,大

本营里那全部能使前线和盟邦保持不断联系,并促使德国战争机器运转的支柱,似

乎都已瘫塌了。

这时的希特勒,显然已是个病人,虽然7 月20日事件对他的伤害很少,但也可

以看出,他所受的震惊似乎加深了他那本性所具有的全部凶暴和邪恶,且更加流露

于外。他弓着身子,拖着脚步来到会议室。只有与他十分亲近的人,才能从他那呆

滞的眼睛里寻到一丝问候的目光。他弯着腰,缩着脖子,坐在为他搬来的一把椅子

里。一只颤抖的手撑在地图桌上。不知道因为一件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使他

突然大发雷霆,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寻衅“挑剌儿”。

希特勒没有一天不在对7 月20日事件的肇事者和知情人发泄着愤恨。每天都会

有一份新的嫌疑者名单。这些被怀疑的人有的是士兵,有的是年轻有为的总参谋部

军官,等待着他们的几乎都是绞刑架。在形势讨论会上,人们私下纷纷议论着第一

批被绞死人的惨象,作者也不想过多地向读存描述了。希特勒为了不使人对自己产

生误解,将那些也许是没有被发现,或者根本就没有参与此事件的人,召集到大本

营来,针对前线的全面溃败向他们不断发出警告:“如果有推和我不谈我们的胜利,

只谈和平,那他就要掉脑袋。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在什么地位上,都是如此。”然

而,当人们还在按照他的话进行这种大搜捕时,他自己却把说过的关于战争失利的

话完全抛在脑后了。尽管他在8 月底还刚刚与德军指挥官格斯腾贝格将军又一次谈

到如果失去罗马尼亚油旧的问题。当时,希特勒竟厚着脸皮声称,7 月20日是“天

意”保护了他。当初,当敌国政治家们希望出现所谓“奇迹”的时候,希特勒曾把

他们大大嘲笑了一番;如今,他自己也在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使战争发生新的

转机。

在军事指挥上,尽管希特勒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并由于不断追究政治仇敌转移

了注意力,然而,他独断专行的意志和决心不仅不减当年,而且胜似往昔。如果说,

这种对“将军们”不断增长的不信任,对他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人们就无法摆脱

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印象:他所任命的军事顾问们,不能以理智的军事目光来指挥

战争,而只能任凭那种不断加码的效忠因素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便能得

心应手地运用他的命令式法则来实现他那充满灾难的指挥,使所有指挥官,包括那

些高级指挥官都无条件地执行他的命令。前沿阵地上的士官和士兵不能为一个命令

的正确与否和结果如何而同连长争辩;同样,对于国防军最高司令的决定,集团军

群或集团军司令们,也不能与国防军最高司令共同分担责任。当他们之间产生意见

分歧时,国防军最高司令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充满凶狠专横目光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希特勒面前是唯唯诺

诺,而在背后并不是都句句照办。然而,由于他的地位所迫,却显出异乎寻常的恭

顺。他是从国防军中清除7 月20日事件可疑份子的领导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尽

管完全没有遭到反对的危险,但他仍准备将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军事管制改为由

“省党部头目”进行行政管理。因为,希特勒正想以这种方式将他厌恶的冯·法尔

肯豪森将军调离布鲁塞尔——法尔肯豪森男爵因同比刊时王室关系甚密而受到怀疑。

9月初,当希特勒递给凯特尔一封装备部长施佩尔写来的信时,凯特尔只是稍有震动。

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火药和爆破器材工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破坏,战

争必须在短期内停止。凯特尔一言不发,他以一种介乎于恼怒而又隐而不发的表情

一把这封信递给了坐在他身边的作者看。但出自难以启齿的原因,他没有使用在这

种场合下他经常使用的一句话:“瓦利蒙特将军先生,您看呢?”…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以他的学识和素质,完全能够预见到这场战争

的最后失败,或者起码可以用他的建议和行动促成战争的结束,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在形势讨论会上,他反而以一种并不亚于希特勒的威胁口吻在希特勒面前慷慨陈词

道:“现在好了,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给所有‘胆小鬼’铺平了条寻找政

治出路的道路。”然而,他并没有预料到,将来签署投降书的或许就是他。对于陆

军总参谋部新任参谋长提出的对全部陆军总参谋部军官进行统一监督的建议,约德

尔给予回绝,同时还答复说:“总参谋部已等于解散。”这表明约德尔对陆军总参

谋部象过去对待他自己的指挥参谋部一样,采取蔑视的态度。

自7 月20日后,古德里安大将接任了陆军总参谋长这一职务,他多年的雄心也

以此得到了满足。不过按照官方的说法,对他只是“业务性委任”,因为希特勒本

来想让布勒将军接替蔡茨勒的,只是因为布勒将军在爆炸中受伤,何时能够赴任还

不得而知,因此这份官职才落到古德里安的头上。作者曾从凯特尔那里听说,对于

古德里安的任命,希特勒曾举棋不定,其原因大概是希特勒想起了古德里安过去曾

努力试图改组国防军的“领率机构”;甚至希特勒也许会记起他在1943年11月那次

走访约德尔时听到的事——约德尔说,古德里安曾鼓动他去说服希特勒,让他放弃

最高统帅权,但约德尔不动声色,并干净利索地加以拒绝。

古德里安同国防平指挥参谋部不和,并非始于此时。早在一年前,他曾同戈培

尔进行过一次长谈。在戈培尔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他(古德里安)对国防军

统帅部的惰性很不满,说在那里找不到一个象样的领导人物。”这位新任陆军总参

谋长也以非同寻常的坦率表示,他极不赞成希特勒严禁任何一个高级参谋部的军官

到前线一展本领的作法。7 月20日后不久,当豪辛格的接班人从拉斯滕堡战地医院

出院,被盖世太保逮捕后,古德里安委任了在总参谋部和在装甲部队中久经考验的

文克将军,以及冯·博宁上校为他的助手。

尽管帝国的国界随着东线西线不断溃败而缩小,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

仍不过是希特勒在东线战场上的参谋。他在最困难的形势下,以其充沛的精力,开

始了他的新的工作,但他并不象当初蔡茨勒那样,努力为陆军总参谋部争取其他战

场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他的任务所致,他认为,其他战场同东线战场相

比是次要的。在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他经常以激烈的言词来表达他的这一观点。

而这种观点与私人矛盾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久,人们就清楚地看出,在严峻的战争

形势压力下,虽然更换了陆军总参谋长都改变不了处在国防军最上层的两个参谋部

之间的关系。这样,在直接参与指挥的高级军官内,在反对继续进行已失去的战争

的问题上,就缺少一个组成共同战线或反对派的思想基础。

海军和空军仍在各种战役问题上各行其是。虽然这两个军种已不能对战争进程

起什么决定性影响——尽管也有个别辉煌战例,并在努力研制新型潜艇和歼击敌机

——但是他们还在徒劳地搞什么统一指挥。比如,尽管希特勒在7 月29日,即正当

诺曼底作战处于最紧张的时候说过:必须“将空军、海军和经济部门每一辆现代化

车辆——指载重汽车——调拨给(陆军)运输队”。但就在第二天,海军总司令仍

对国防军统帅部颁发的命令施加了有限的影响。两个月后,古德里安便忙于从空军

调拨车辆,以补充装甲部队,以至于希特勒不得不出面过向此事,于是便发生了1944

年9 月1 日在形势讨论会上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与当时战争形势极不协调,希特

勒和凯特尔的言之无物,故弄玄虚,给人们留下一个荒唐可笑的印象。

古德里安:只需要得到帝国元帅的批准。

元首:我马上批准。可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帝国防御总参谋部。

还有一个其他国家都嫉妒我们的机构——国防军统帅部。这些都只因为总参谋

部不愿意面向历史,而没有为众人所知。凯特尔:(以惯用的一种提高的腔调):

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元首:(接受了凯特尔的观点):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我们为了建立这

个机构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之后……

古德里安:第3 航空队有很多载重汽车。

托马勒(运输部队监察官):应该调出来。

克赖佩(空军总参谋长):我们的车辆因为支援陆军而失去很多……(拒绝抽

调)

元首:然而我深信,空军尽管有自己的运载任务,但在载重汽车方面,相对来

说比起陆军要好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我们谈的决不是这些——我们无须进行这种无谓的争论,而是……(未作

任何决定)。

1944年春,适当合并和精减国防军机构的新的尝试,仍没有收到什么成效。此

时,希特勒仍然不敢向海、空军下达违反其总司令们意志的命令;而对于凯特尔来

说,只要照希特勒的态度行事,而不暴露自己更好的见解,只要能逃避自己应尽的

义务,他就心满意足了。

各条战线和联盟的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已名存实亡。受伤和疾病,沉默与失职,尔虞我诈,相

互猜疑,更多的是希特勒的复仇私欲,使大本营几乎成为死水一潭,无生无气。

日本早已不值得一提了。8 月初,土耳其同帝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在东线,自

8月20 日以来,当法莱斯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的时候,在黑海和喀乐巴阡山之间的南

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两个德国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在占明显优势的俄军猛

烈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在俄国大举进攻下,罗马尼业免去了安东内斯库元帅的

职务,公开表示脱离德国,并在希特勒反措施的刺激下,于8 月25日对德宣战。随

着布加勒斯特的丢失,德国也丧失了普洛耶什蒂油田。同时,德国国内的燃料工业

也被盟军的空军一一摧毁。8 月24日,保加利亚开始与盟军举行停战谈判。并要求

撤走德国军事代表团及其全部德国部队,保加利业的背离已近在眼前。匈牙利迫于

德国的压力,还继续站在德国一方。斯洛伐克不断爆发起义。9 月初,芬兰宜布解

除同德国的军事同盟,并准备单方面同苏联媾和。

在意大利,很晚才占领的亚平宁阵地,由于左翼被突破,陷人全线被突破的危

险。撤离地中海沿海地域的第18集团军和西线其他部队,在敌军装甲部队的不断冲

击下,已处于混乱状态。希特勒下达的关于坚守塞纳河前方阵地,重新占领巴黎的

命令。以及在法国中部开辟战场的企图,均随着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而成为泡影,

或者干脆被莫德尔抛在一边。8 月25日,盟军进入巴黎。安特卫普城和港口——斯

凯尔德河河口除外——于9 月4 日完好无损地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在海战中,尽管

潜艇损失惨重,但战果微乎其微。恐怖性的空袭,使越来越多的德国城市沦为瓦砾。

军事工业的生产尽管到1944年底,还保持在很高水平上,但已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交通近瘫痪。

德国领率机构的指挥已经失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试图利用形势的压力,促成

一系列决议的出笼;而希特勒却似乎还认为可以挖掘潜力,用战术措施补救败局。

此时,他已失去理智,梦想着无法实现的目标,顽固地死守着他的原则不放,谁也

不能说服他自动放弃战争,或者放弃眼前的计划。也许是个别战场的战果遮住了他

的眼睛。

7 月31日夜里,希特勒在同即将启程前往诺曼底的作者谈话时,对东南欧的形

势作了如下阐述:

“最使我担心的当然是巴尔干。我敢说,如果土耳其能象芬兰人那样坚信我们

能够控制局势,他们就会袖手旁观。所有这些人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两个凳子

都扑空而坐在地板上。这是他们所担心的。如果我们真能进行一次关键性的抗击,

其至打一胜仗,使他们重新相信我们可以坚持下去,现在的撤退只不过是缩短战线

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使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种观望态度……

土耳其人不会由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而高兴,

也不会由于英国佬的插手捣乱而幸灾乐祸。

很明显,他们自然会逐渐从保加利亚身上想到:如果德国真的完蛋了,将来怎

么办“那样大的国家都办不到的事,我们小国就更无能为力了。

依我看,东线的稳定,也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最终要取决于巴尔干各个小国,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还有土耳其的态度。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些稳定局面的保障措施。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要保

住匈牙利的稳定(……这一点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

其次——也同样重要——就是保加利亚的态度。如果没有保加利亚,巴尔干地

区的稳定以及我们在希腊等国的矿产资源将化为乌有……同时,英国人每一次在巴

尔干的登陆企图,更确切说在伊斯特拉半岛或达尔马提亚群岛的登陆企图,都是非

常危险的。

英国人的每一次登陆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我认为,如果他们以重兵实施登

陆,就难以长时间进行抵御。这是这里的唯一问题。我相信最终的问题是,盟军在

这里的行动能不能真正达成一致意见。

我不认为俄国人会把巴尔干让给英国人……英国人最多会利用苏俄与盟军的矛

盾,自己独占爱琴海诸岛。从理论上,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们是不会联合行动

的。“

当铁托进入塞尔维亚南部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份子领袖奈迪奇和米哈附洛维

奇,建议德军协同塞尔维亚共同对付内部的共产主义。为此,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的建议下,于8 月22日,召集东线德军司令官们来大本营议事,征求他们的意见。

这时,希特勒的态度同他上面所说的完全不同了。他没有对这个建议表态。而是向

司令官们发表了一大篇讲话,阐述“大塞尔维亚主义”“这个巴尔干半岛上唯一人

种的危险性”。在俄军已渡过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正向多瑙河平原开进,从而完

全切断了东南沿海防线与背后的联系的情况下,希特勒却大谈什么德国“必须……

与一切大塞尔维亚主义计划作坚决的斗争”,“决不允许出现塞尔维亚军队,哪怕

让一定程度的共产主义危险存在,也比出现一支塞尔维亚军队要好。”令人不可思

议的是,在谈话中只字未提罗马尼亚是否可能改变立场的问题。德国的政治领导显

然没有看到事情的实质。他们简单地以为,红军的逼近会激起强大的反俄力量,进

行自卫。此外,陆军总参谋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之间,在战场负责区域上设有一

个明确的界限,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东南欧战场的司令们也很少提出异议。因为,

他们同其他战场一样,按照希特勒的保密原则,同其友邻没有直接联系,只是每周

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得到一份通报一般情况的所谓“简报”。

在8 月22日的会议上,只谈到东南线总司令部的近邻保加利亚可能将他们驻在

塞尔维亚的占领军撤回。希特勒不顾兵力异常紧张状况,打算派德军,其中包括军

事学校的土官生去代替他们。4 天后,即8 月26日,德国公使从索非亚回来,向德

军大本营报告说,保加利亚政府象约德尔在日记中所以载的那样,“在政治上和外

交上已毫无指望”。但这仅使希特勒同意了“准备从科孚——埃奥尼纳——卡拉夫

里塔奥林匹斯山一线南部……撤回全部部队”。

同时,为防备保加利亚的背叛,还必须“占领保加利亚一南斯拉夫旧边界……”,

开辟一条新的防线。为此,希特勒下令火速从希腊调回两个师,从克里特岛调回1

个营。

这些仍未超出军事范畴的漏洞百出的措施,如同希特勒当年在意大利下达的企

图阻止联盟崩溃的计划和命令一样,仍然是一种冒险。在一种几乎动摇所有战场并

导致在大范围内出现政治问题的危机中,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以一种仇恨和复仇

的心理、纠集在巴尔干残存的飞机,企图轰炸无设防的布加勒斯特,打算炸毁视为

敌人心脏的国王宫殿。至于普洛耶什蒂油田,他想用尚在南斯拉夫实施剿匪作战的

唯一一个党卫队伞乓营,阻止红军的西进。但后来一直未听到这个营的消息,也许

在飞行途中就已被盟军歼灭了。按照8 月26日的国防军统帅命令,罗马尼亚军队将

有一部分部队编入德国国防军,另一部分同意其“政府背叛联盟”的部队,将作为

战俘对待。这是对几天前出现的形势的错误判断,但当时罗马尼亚尚未公布向德国

宣战的决定。在保加利亚,准备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通过一次突围行动,把德国

在战争期间提供给保加利亚的全部装甲战斗车辆撤回。

保加利亚于9 月8 日向它迄今的盟友宜战,从而使在希腊的德军“有被切断与

后方联系的危险”。6 天后,约德尔以一种显然十分轻松的语调在他日记中写道:

“元首命令,将所有兵力从爱琴诸岛撤回……

接着,他又补充写道:

“在政治上,希望在我们撤离的所有地方,煽动和挑起共产主义同民族力量之

间的争斗。

这后一段话说明,希特勒直到最后还希望他的军事撤离能换得政治利益。如果

说他曾一度认为,由于英国人同俄国在政治上的矛盾,将有利于德军在希腊悄悄地

呆下去,那么现在他却想在德军占领的区域里,煽起所有人之间的对立厮杀,但另

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这种混乱中可以断续利用希腊北部的铬矿和冶炼厂。为此他

命令空军的5 千名人员继续留守在那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0月3 日下达“从希

腊、阿尔巴纪亚南部和马其顿南部撤退的命令”,以及11月2 日撤退完毕为止。由

于缺乏运输工具,在克里特岛尚有1.6 万人,在罗德岛和莱罗斯岛有6 千人,需滞

留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希特勒迫于压力,不得不在达尔马提亚群岛和阿得里亚东

岸撤兵问题上作出让步。

西方盟军之所以出乎意料地在沿海地域任意纵横,是因为德国领率机构看到它

采取的一系列为时已晚的措施,受到俄国向多瑙河平原推进的极大威胁,尤其是由

于匈牙利在其国家元首领导下又出现摇摆不定的迹象。当德国挫败了匈牙利避开德

国压力亲近盟军的企图后,希特勒才于9 月12日夜间,在德国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

上宣布“在最近发动一次强大攻势,重新占领岁马尼亚”。匈牙利总参谋长认为这

道命令只是、为了稳住匈牙利国家元首和匈牙利人民“。10天后,当俄军已经到达

泰梅什堡和阿拉德的时候,希特勒丢掉他原来的把戏,命令”3 —4 个伞兵营“随

时作好准备。”逮捕匈牙利国家元首“,并准备由在萨洛希·费伦茨少校领导下的”

箭士字“组织接管政府。结果,匈牙利成了东线战场最激烈的战区之一,超出了国

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管辖范围。

在北部从芬兰撤军的行动尽管受到些挫折,但却进展顺利,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当曼纳海姆元帅,即上任不久的芬兰总统,在一封致希特勒的私人信件中,彬彬有

礼地对两国军事友好关系提出异议时,根据1943年秋颁布的国防军统帅部第50号指

令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受到政局动荡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互相尊重,

希特勒没有想对芬兰采取异常措施。由于考虑到瑞典他还异乎寻常地准备占领阿兰

群岛,后因兵力不足而作罢。海军总司令为保护波罗的海而迫使希特勒采取的夺占

芬兰的苏萨里岛的行动失败后,导致与芬兰进行的“延期撤军协定”谈判于9 月15

日破裂,以及其他对撤军十分不利的后果。如果德军按照希特勒最初计划,继续占

领芬兰北部的镍矿区,这不但违背芬兰人的意志,而且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反对继续

占领的观点,也会得到施佩尔部长强有力的支持。施佩尔认为,德国工业所需要的

镍,在德国有足够的储量。在这一基础之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1944年9 月底呈

交了一分关于斯堪的那维亚和芬兰的形势判断报告,阐述了海上补充情况,建议对

即将使用新型潜艇的挪威基地采取必要的加强措施,并权衡了与西线的相互影响。

这是一份关于国防和战略计划的少有文件。经过希特勒的同意——尽管他后来想变

挂——从北冰洋海岸直到挪威边界的撤军工作,在俄国人袭扰和冬季恶劣气候影响

下,仍于1945年1 月底出色地完成了。这要归功于伦杜利希大将和他的第一流部队。

虽然现在无需再顾及芬兰,但是希特勒置陆军总参谋长的建议而不顾,在东线

北部地区仍然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他的既定战术。这种做法的直接恶果,就是北方集

团军群的26个帅于10月初在库尔兰被包围。此外,通向东普鲁士北部的道路也向红

军敞开了,此后数周,红军便与德军大本营分剂苏饪焱恋亍?o:p>

在意大利,由于希特勒的呆板指挥,亚平宁“绿色防线”既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也未能使其他战线节省多大兵力,反而出现了两支对立的意大利军队,使曾企图以

罗马一柏林为“轴心”统一全欧大陆的政策趋于崩溃。

德国大本营想把这全部责任归咎于下级各级指挥,认为“绿色防线”没有达到

预期目的。根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战时日志的记载,1944年12月5 日,约德尔对西

南线总参谋长说:“在进入亚平宁阵地时,其左翼已经受损,这是最严重的玩忽职

守。”当时任西南线总参谋长的勒蒂格尔将军在这一点上与约德尔的看法一致。在

一份战后的研究报告中,他反驳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这是国防军统帅部强加给集

团军群的错误……直到意大利战局结束后才被发现。”此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

这种过失不想就此了结。经深入调查后,于9 月得出了结论,认为有一系列重要理

由对向波河防线或所谓的“阿尔卑斯山前防阵地”撤退都极为不利。这些理由是:

地形对防御极为不利;意大利北部已丢失;盟军空军基地已向帝国逼近;维也纳盆

地受到威胁。由于这场极其不利的战斗,使可以节省相当数量的兵力这么唯一一点

好处也丧一空。在此情况下,希特勒仍不顾凯塞林的要求,于10月5 日决定,将部

队迅速撤到阿尔卑斯山,并命令“亚平宁防线……不仅要坚守到秋末,而且……要

全面实施防御,保住意大利北部。”为实现这一企图,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个士兵也

在所不惜。实际上,就巴尔干而言,如果想将战争继续下去,除了政治、军事经济

和军事上的原因外,几乎再也不存在其他选择了。

由于敌军不断猛烈攻击,意大利战场的态势日渐严峻。对此德国大本营不可谓

不了解。例如约德尔在1944年11月6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说:盟军的空军正利用这个

战场训练他们的投弹手,因为在这个战场上没有任何抵抗。西南线总司令请求增援

不少干“200 架战斗机”遭希特勒一口回绝。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还补充说:“不能

再向意大利投放兵力了”。几天后,凯特尔也匆忙找冯·菲廷霍夫大将——凯塞林

元帅因车祸受伤后作为他的代理人——以指责的口气谈到阿德里亚地段的丢失,并

向他传达了希特勒的紧急命令:“立即停止波河平原的作战”。国防军统帅部参谋

长以这种方式参与作战指挥还是不多见的。

约德尔也竭力对作战行动施加影响。12月中旬,约德尔向勒蒂格尔将军传达了

关于意大利战场的作战指示:要“顽强”地争夺每一寸土地。企图通过纵深梯次配

置,来阻止敌人的突破是一个“危险的设想”。任何主动规辟敌人的行动只能削弱

自己,而无害于敌人。要想保住几个师,就要投入两个集团军的兵力。意大利战场

的指挥机构的在左翼作出让步的趋势,只有利于敌人。符合敌人“切断德军与后方

的克恩滕和蒂罗尔的联系,并将其赶到瑞士边境”的企图……约德尔在日记中写道

这也许是元首在几年前,对东线发生的类似情况而几乎每天都重复的思想。而按照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看法,意大利的前景是一目了然的。为此,“他建议应

主动放弃第10集团军防守的左翼。这是一个保证不再从意大利的埃米利亚到阿德里

亚之间后退一步的救急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最高统帅不断直接插手每一个师的指挥,争夺亚平宁阵地

的艰难的、损失惨重的物资消耗战,仍在继续。

阿登攻势

约德尔在他给西南线总司令的信中,言词之所以激烈,也许是因为受了德国大

本营气氛的影响。大本营已确定第二天,即1944年12月16日,德军发起阿登攻势。

德国国防军这最后一次的大规模进攻行动,照例是在没有经过国防军指挥参谋

部对整个局势进行分析后采取的。一有机会,便在西线转入进攻,这是希特勒早在

诺曼底会战伊始就已有的思想。这使他将东西两线的战略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到8

月20日——或者再晚些——直至9 月3 日,西线正处于后撤之际,阿登自然尚未提

到次事日程上。按照原计划,大本营想不理睬在巴顿将军指挥下由第戎地域出发向

北开来的盟军,而通过一次突击,迅速突人敌人右翼纵深,以此保住己方在马恩一

线的防御。然而,未能如愿,计划成为泡影。希特勒对此视而不见,仍然日复一日

地幻想着扩大作战规模。在孚日山西部尚无战事的地域,由沿罗纳河而来的第19集

团军一部——这是西线尚有作战能力的装甲部队的余部,由两个奉命从意大利开来

的装甲步兵师,以及若干隶属于第5 集团军司令部的新组建部队,终于组成了一个

强大的进攻集群。除了确保在孚日山前方构筑一条新的防御线外,这支部队“尔后

的主要任务”是,在将来某一时刻,突人盟军的侧翼和后方,从根本上扭转西线的

形势。为了使防线的右翼和中部能够腾出兵力,希特勒还一反常态,允许他们采用

拖延战术。

希特勒这些无视时间和空间规律,特别是忽视兵力极度虚弱而设想的庞大计划、

在一瞬间出笼,也在瞬间破灭。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来,特别是安特卫普的迅速丢

失,在大本营引起极大震惊。在此情况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于9 月6 日,

又向希特勒重提8 月19日的观点,即“11月1 日前,德军在西线无力发动大规模的。

决定性的进攻”。但是,第5 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仍受命在局部地区,采取有限规模

的进攻行动。约德尔在9 月11日的日记中,对此做了这样的记载:

“元首命令,第5 装甲集团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攻击敌人的背后……元

首禁止向强大敌军的正面实施反突击。”

此外,德国大本营对在适当时刻,通过一次强大攻势来根本扭转西线形势的意

图、计划和目标,自始至终没有放弃。为了在实际上作好准备,同日,大本营还下

达了一道这样的命令:

“在党卫队上将迪特里希领导下,重新组建第6 装甲集团军。”

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忙于落实这些和其他更新西线陆军

的措施的同时,希特勒自己却在敦促空军尽最大努力研制出能用于实战的新型战斗

机,以投入即将到来的攻势。然而事与愿违,由于他对飞机的技术和性能的非份要

求,反而影响了德国飞机制造的迅速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同戈林产生了尖

锐的意见分歧。

同样,希特勒为了准备未来的攻势,于9 月初,把富有大规*

模指挥作战经验的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召到东普鲁土大本营,恢复了他西线总司令

的职务。龙德施泰特在大本营里参加了几天的形势讨论会。会上,希特勒对他的

“这位老帅异乎寻常地尊敬,而龙德施泰特却无动于衷,一言不发。9 月5 日龙德

施泰特走马上任。这样,莫德尔的权力就仅局限于B 集团军群总司令部的管辖范围

了——即西线的北部和中部。南线总司令布拉斯科维茨大将不久也被撤换了。在9

月1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还提到了他:

“如果他……干成这件事(指迅速将第19集团军同主力建立联系),那么我将

向他正式道歉(指他1939年对波兰的占领政策提出异议后被打入冷宫一事)。”

在以后的数周和数月中,面对敌人不停顿的进攻,希特勒的为未来攻势奠定基

础的战略原则,仍丝毫未变。然而,由于作战地域的显著缩小,尚能投入防御的兵

力日益减少,尤其是长年来所顽固奉行的为局部重要地点而牺牲更大战役目标的指

挥原则。使本来就很渺茫的取胜前景,变得更加虚无漂渺。在安特卫普陷落后,希

特勒便命令日益松散的防线右翼,在斯凯尔德河口和阿尔贝运河的一个桥头堡,即

比利时和荷兰边界处转入顽强防御。这是一项能够实施的措施,因为空军在适当时

间可以将其“第1 伞兵集团军”的多余兵力投入战斗。再加上尚有较强的兵力驻扎

在敦刻尔克、加来和布洛涅的“要塞”之中,迫使敌人的进攻第一次停止了较长时

间,这对盟军的整个作战行动产生了影响。这样,上面提到的那些海港要塞,在9

月10日吸引了蒙哥马利集团军群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直至11月3 日,盟军才凭

借其各种优势,突破了斯凯尔德河口的封锁,他们尽管拥有一支护航舰队,却未能

在11月28日以前到达安特卫普港。希特勒关于要保住最后一批靠近英国的V 型武器

发射基地的决定,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那些由党卫队接管的“V —2 ”型

武器,此时

也可以在陆上投入使用了。与此相反,希特勒却把一个完整的步兵师留在海峡

群岛上,未发挥任何作用。

早已被遗忘的亚琛争夺战,现在又成了战略重点。这座城市受到的威胁,会使

德国丧失“西壁工事”的第一批工事,随之边界的第二道防线也会被突破。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9 月14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希特勒对这一威胁的态度:

“西壁工事的每一寸土地——即使是在防御工事之外——都必须当作一座要塞

那样去对待。”

有一份落款注有9 月16日和约德尔签写的命令,在思想和言词上,看来完全是

模仿1941年斯大林所发布公告:

“在西线,广阔区域的战斗已经蔓延到德国领土上。德国的城市和乡村已经卷

入战争。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以狂热的决心投入战斗,并号召每一个身体健全的

男子进行最坚决的抵抗。每一个掩体和地下室,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村庄都必须成

为一座要塞,让敌人碰得头破血流,让敌人在占领德国的战斗中毁灭……

这道命令甚至连攻势计划都暂时忘记了:

我们不再考虑任何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么守住我们的阵地,

要么牺牲。“

两周后,即9 月30日,由凯特尔签发了一道命令,作为希特勒命令的补充,试

图确定一种固定的组织形式,但同时,他又胆怯地努力表示,不允许“省党部头目

和帝国国防委员们”擅自插手。几天前,即9 月25日,还发布了希特勒“关于建立

人民冲锋队的法令”。这份文件的第一签署人是博尔曼,第二签署人是国防军统帅

部参谋长凯特尔,“最后征召”工作的组织领导由“党”负责。两个月以后,希特

勒发布另一道命令的时机已经成熟。这道命令由约德尔签署。命令称:

“如果由于指挥官或部队的失职或行动不力,使敌人突破(西壁工事的)筑垒

体系就是一种无法宽恕的犯罪。元首决定,倘若出现此种情况,就要直接追究责任

者的罪责。”

对英军在阿纳姆的空降,德国大本营并未大动干戈。在第一天,即9 月17日晚

上,在“狼穴”召开的形势讨论会上,英军空降的消息占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会

上,希特勒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因为他同时得到了报告,附近的德国预备队已

投入战斗。在阻止蒙哥马利的行动成功,阻止其夺取马斯河、瓦尔河和莱茵河大桥

的目的达成方面,似乎也不需要最高统帅的过多参与。然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

谋长却在9 月21日日记中写道:

“元首坚决反对那种让完好无损的大桥落人敌人手中的愚蠢行动。”

这表明,时这次激烈战斗,元首肯定也进行了干预。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每天都置身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危机之中,忙于处理无数各种

各样的具体事情。例如在德国的北海岸加强防御设施;加强莱茵河大桥的防护;还

有与东线在补充人力、物力方面,进行耗时费神的讨价还价。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战争的第6 个年头之初,第一次接受了一项过去陆军总参谋部

及其作战处所担负的任务,即制定一项大规模进攻计划,并负责准备上作。由于当

时的形势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德国领串机构在组织上的混乱状况,再一次明显

地表现出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相当于第二陆军总参谋长,然而,他自己的

参谋部却不拥有自己的、经过挑选的、能充当其左膀右臂的总参谋部军官。作战所

需要的兵力和物资,从进攻部队、敌情、直至后勤供应,这一切一切,约德尔除了

从陆军总司令部有关的军官和单位那里知道外,别无任何消息来源。尽管他能听到

一些消息,但他并不置身于事情之中,不属于他们的成员,不同他们生活在一起,

对他们并不了解。多年来他一直是个幕僚,一直在希特勒的左右,因此养成了他依

附于这位最高司令而无视现实的习性,而抵御这位最高司令的能力却要比任何人都

小。尽管一直有人提出这样问题:约德尔是不是就是以这种眼光来看待事物?但军

事领率机构混乱的组织状况在促使采取这种无望的军事行动上的责任,是不容推卸

的。

1944年9 月末、10月初,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研究结果指出:在蒙绍。埃希特

纳赫地段发动进攻是最为适合的。按照希特勒的方针,“主攻方向应指向西北方向

的安特卫普”。计划役入两个装甲集团军,于11月底发起进攻。

在这一基础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拟制了详细的计划。出于保密原因,指挥参

谋部没有象陆军总参谋部通常所做的哪样,听取西线总司令及其决定参与进攻指挥

的高级司令官们的意见。10月9 日,约德尔将这次代号为“莱茵河卫兵”的计划呈

送希特勒。希特勒仍象往常一样,将这一任务视为已任,对计划作了重大改动。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决定“

“1 、位于巴斯托涅、那慕尔的宽大左翼发起进攻。

2 、立即从亚琛以北、沿马斯河向南发动第二次攻击。

3 、以障碍设置部队保卫侧翼安全。这种保障需以主动突击来实施“……

作战目标似乎就是在这一天作出的,即越过艾弗尔和阿登山脉,通过乌尔特、

马斯河和整个比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推进到安特卫普附近的海峡边。这

样,1940年5 月在西线发动攻势的基本思想又再现了。3 天后,即10月12日,在

“这项计划……由研究阶段进入拟制阶段”之后,国防军统帅部发布了第一道预备

性命令。然而,这道命令只起到了对敌人,也对己方部队和司令官们掩饰真实企图

的目的。不应忘记的是,正是在这几天,希特勒派出他的爪牙,其中有希特勒大本

营的新任副官长,胁迫隆美尔元帅自杀。

11月3 日,即在规定发起进攻之日的前三周,约德尔大将才到达8 集团军群驻

地,向集合在那里的西线高级司令官们安排进攻事宜。他在介绍了敌情和地形情况

之后,指出,在艾弗尔地区实施突破肯定可以取得成功。紧接着实施的装甲部队的

突击,将在两天之内切断美国第1 集团军和蒙哥马利集团军群与其后方的联系,并

为下一步击溃敌人25—30个师创造前提条件。敌人为发动莱茵河攻势而在这一地区

积贮的大量军事物资,也将被缴获或摧毁,约德尔还以希特勒的名义,对进攻的步

骤,做了详细的指示。他还说明了以新月期间定为发动进攻时间的好处。

这次进攻的主力为16个师,其中8 个足装甲帅,分别隶属于泽普·迪特里希指

挥的党卫队第6 装甲集团军和冯·曼陀菲尔将军指挥的第三装甲集团军。南线侧翼

的防护将由第7 集团军负责。

在北部,则以小股部队不断出忐,牵制敌人。

尽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与会的司令官们,对希特勒

的这一企图产生任何怀疑,但司令官们仍对这一处在广泛地域、远在200 公里之外

的目标,勇敢地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即使能肢例将计划内的兵力及时集中起来,

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充分装备,他们也不可能在冬季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到达那么

远的目标。作为反建议,司令官们提出了一个“小解决方案”。所谓“小解决”,

就是仅仅排除盟军在亚琛附近的突破,从而夺回西壁工事毗粼的工事。不得已时,

才考虑随后向马斯河的推进。只有当形势超出颅料之外时,才迅速变更部署,向目

标突击。

在这些和其他异议面前,国防军情挥参谋部参谋长寸步不让。他深信自己理解

希特勒思路,当场反驳说:“‘小解决方案,只会推迟算帐的日子,使西方列强不

再准备谈判”,一语道破了德国领导的政治目的。鉴于同样的,但至少是军事的理

由,他对于把进攻日期至少推迟到12月10日的建议,连声说道:“绝对不能,绝对

不能”。尽管如此,与会的司令宫们在会后的第二天,立即向大本营呈递了他们关

于“小解决方案”的书面建议。就象对约德尔陈述的那样,他们又向希特勒说明,

当进展顺利时,仍可以发展为大“解决方案”——他们想以此避免与希特勒的顽固

不化的态度下正面交锋。而更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想借此机会向最高领导报告一下

军队的实际状况、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

当时的。“些记录毋庸置疑他说明,西线司令官们,特别是莫德尔和曼陀菲尔

所提出的见解,使大本营在尔后的时间里,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然而,希特勒对

此却置之不理,11月10日,他签署了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起草的”关于进攻(阿登

攻势)的准备和展开的命令“。之后,他又把战役目标拔高到政治和战略范畴,即”

通过消灭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卢森堡一线以北的敌人兵力,扭转西线战局、甚至

是整个战争的局面“。在这项命令的开头指出,”即使敌人在梅斯两翼的进攻,以

及即将对鲁尔区的突击,使已方丢失大片地域和阵地,也甘冒巨大风险,将此役进

行到底。“”展开结束“日期,定于11月27日。

此后,前线司令宫们仍通过各种途径,继续提出他们的异议。然而,国防军指

挥参谋部不得不于11月25日给西线总司令“——一个最终答复”:“元首…毫不动

摇地……坚持原进攻计划的目标和范围……坚决拒绝”小解决方案“的设想……”

两天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再次被派往西线,并在其日记中写道:

“从西线返回后向元首汇报。

1 、大解决方案不变。“

但紧接着却出现了这样的话:

“2 、缺编部队必须补齐。建议随后提出。”

由于发起进攻的日期己到,而部队尚未到齐,而且由于接连不断的防御作用,

使“陆军的补充和整编迟延”,使进攻日期“一再”向后推移,最后将进攻日期定

为12月10日。

此外,国防军最高司令还过问进攻准备工作中的无数具体细节,其中绝大部分

都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作为“进攻程序的方针”,下发部队。对此,约德尔在日记

中均有记载,下面列举几段:

11月3 日:“元首不想把猎虎式坦克交给快速部队,而想交给步兵小部队……

虎王式(虎Ⅱ型)坦克太重,有损底盘”……

11月10日:“……a )3000吨(燃料?运输能力?)……目前无法从意大利和

(东线)北方集团军群那里得到保障……

为了坦克的运行,薄冰层应……

人民冲锋队应在前沿阵地夺取战利品。“……

11月17日:“在最后一夜必须把一切都埋藏。

1 、首先是居民区、司令部——最后再进行一次一分钟袭击。

2 、然后是炮兵部队。

3 、火力最强的平射火力不要对付火车站,那里无关紧要。“

11月18日:“进攻开始时间要统一,否则有报警的危险。只有对部队适合时,

才搞夜间进攻。

所有的阿尔萨斯人都必须从……前线部队中……调离“……

11月28日:“西线进攻部队的被子是否能送去?还有鞋。可让部队报告”……

12月6 日:“将海军作战浮舟交给第6 装甲集团军(横渡马斯河运河)。”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一部分摘自于1918年统帅部为“由阵地战

转入进攻”而制订的条今;另一部分来自于希特勒当时作步兵作战经验。对空军没

有下达较详细的指令。

1944年11月20日,希特勒终于想放弃混凝土几乎尚未完全干燥的“狼穴”了。

红军步步逼近,威胁着东普鲁土省的大门。过去一直被视为中转站的柏林,现在终

于成了德国大本营的营址。象过去在贝希特斯加登一样,德国领率机构的工作和居

住地点仍是十分分散:希特勒和几个副官住在已被严重炸毁的总理府的避弹室里;

凯特尔和约德尔搬人位于达莱姆的国防军统帅部过去的备用宿营地,温特尔将军领

导的参谋部先是驻在附近的一座空军办公搂内,后又迁到措森——紧挨着陆军总参

谋部。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与三军将领们,只有在总理府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上,

才能聚集在一起,并耗费掉宝贵时光。

12月18日,希特勒从柏林迁到位于黑森的瑶海姆附近的齐根贝格营地的指挥所。

这个指挥部是1939年为西线战局准备的,代号“鹰巢”。1940年春,托特组织特意

为希特勒的那些傲慢的、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亲信”修建了齐根贝格庄园。而现在,

大本营第1 号宿营地却安扎在森林中的一个深深的地下室里,参谋部和第Ⅱ号宿营

地座落在远离此地的弗里德贝格。陆军总参谋部再次迁到它在战争开始时的所在地

——措森。

尽管西线司令官们的历次陈述均遭到拒绝,然而莫德尔元帅和冯·曼陀菲尔将

军,这时又加上泽普·迪特里希和西线总参谋长威斯特法尔将军,于12月2 日在柏

林总理府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说服希特勒改变其进攻计划。莫德尔元帅作为

将军们的主发言人,在持续数小时的谈话中,以坦诚相见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陈

自己的见解。结果,又再次付之东流。希特勒甚至拒绝以“小解决方案”——他称

之为“半解决方案”——作为话题。他只答应解决现在部队装备严重短缺的状况。

这次谈话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约德尔的日记中得知一二。约德尔写道:

12月8 日:“现存7150立方米燃料,还有6000立方米……包括来自东线的2400

立方术。其余生产的燃料……必须立即运输……,64列火车弹药,55列已到,3 列

已经发车,4 列在装车;”12月12日:“第7 集团军还缺……2 个舟桥纵列,东线

工兵营,首先是气艇。”

象1940年西线战局一样,此次作战由12月7 日推迟到14日,最后在12月12日定

于12月16日发起进攻。

由于作战物资的大量短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司令官们多次采取的拒绝态度,

使这次“阿登攻势”在现代人眼里,是一次颇为值得怀疑的行动,在它开始之前,

就己注定要失败。然而,德国大本营中的人们却另有所想,这可以从国防军指挥参

谋部参谋长写给莫德尔元帅一份通知中,看出为作战失败而预先想出的全部托词。

这份通告还是在12月15日,即进攻开始之前送给莫德尔的。文中写道:“……已经

作出最后几项决定;……取得胜利的切先决条件都已经……具备,进攻的规模完全

决定于进攻过程中的指挥;……如果……遵守作战指挥原则,……肯定可以取得重

大胜利。”

在此其间,希特勒按照以往历次重大战局之前的习惯,于1944年12月11日和12

日——每天利用半天时间,将参加此次攻势的全部高级军官,直到师长,都召集到

“鹰巢”大本营,对他们发表了一通漫无边际的长篇大论。这次讲话内容同10天前

在柏林对冯·曼陀菲尔将军时所谈的大致相同。希特勒除了谈了军事观点外,还谈

到了促使他作出决定的政治动讥。他说:

“战争对于所有的参战者来说,自然是一次对负荷能力的考验。战争持续越久,

这种考验就变得越加严酷。只要对成功抱着某种希望,这种考验就可以忍受。一旦

在某一时刻,这种对胜利的希望破灭了,通常也就无法凭借意志的力量来忍受这种

考验了。这就好比一座堡垒,只要它还有希望得到解围,它就能够继续战斗。因此,

逐渐削减敌人的胜利信念,通过进攻使敌人明白,他们的计划从开始就不可能取得

成功,这是很重要的。这只有通过成功的进攻来取得,成功的防守水远达不到这一

目的。因此,人们不能不断地崇尚守势、防御是战斗的更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这条原

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这一方所投入的兵力总量,总是同我们的敌人一样大

的。我们不能忘记,敌人的部分兵力还在远东对付日本。这个国家——除了中国之

外,拥有1 亿多人口,在技术装备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尽管如此,人们必须清楚,如果长时间地依靠防守的坚定性过日子,那么终有

一天还必须要用成功的进攻来取代。因而,从战争一开始,我就一直在作出努力,

只要有一线可能,就进攻,使战争不致陷入世界大战的局面。尽管如此,如果这种

情况发生了,这就同我们的盟国背离联系在一起了,这自然还要采取进攻方式……

但只有两方中的一方认识到,象这样的战争再也无法取胜了,这才能最终决定战争

的胜负。因此,使敌人认识到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任务,要想使他们认识到这一问题,

最快的办法是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占领他们的领土。如果一方已经被迫进行自卫,

进行防守,那么,这时的任务就是通过无情的打击,还要使敌人认识到尽管情况如

此,他们什么也没得到,而战争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同样重要的是、要刮用每一个

瞬间来加强这种心理影响,使敌人明白,他们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使他们绝不能指

望投降,绝对不能,绝对不能。这是决定性的,敌人任何一点最微小的投降征兆,

都会使敌人取胜的希望死灰复燃,使广大失望的群众重新充满希望,而甘愿承担一

切困苦和贫乏。因此,敌人对于公布悲观失败主义的备忘录——就象1917年作的那

样,或者公布档案材料——就象我们今年经历过的一样,这样作的危险性,敌人知

道得很清楚,它可以一直使敌人抱有希望。但是也能出现奇迹,这就是要通过奋力

一击,使局势发生突然的转变。敌人必须明白,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获得成功。

如果敌人通过人民的态度,国防军的态度,通过它所遭到的沉重打击而明白了这一

点,那么,终有一日他们的精神力量会彻底崩溃。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他战争的第7

个年头所取得的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将会再现。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反驳:

是啊,当时的形势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的先生们,当时的形势与现在没有什么

不同。当时,他所有的将军,其中包括他的亲兄弟……,几乎都对他是否能取得胜

利持怀疑态度。他的行政专区主席,以及来自柏林的部长们,组成代表团,向他提

出请求,希望他立即结束战争,认为他也不能取得胜利了。一种男子汉的坚韧不拔

的毅力。使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了,并最终出现了转折的奇迹。也许还有人争辩说,

如果没有俄国沙皇的更迭,这一奇迹绝不会出现。这一争辩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

为,如果在战争的第5 个年头就投降了,那么,在第7 年,也就是两年之后的皇位

更迭也就完全无关紧要了。人们必须要等待时机。

还应该仔细考虑以下几点,我的先生们。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象我们

敌人所组成的联盟这样聪明,它由多种不同的分子所组成,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

我们今天在敌人那里所看到的,都是当今世界上最极端的东西:一方面是极端的资

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是一个垂死的世界帝国——

英国;另一方面,是一个一心要取而代之的殖民地——美国。就是这些国家,在实

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已经日复一日地陷于分裂。我想说,如果谁象一只蜘蛛那样,

坐在网中,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他就可以发现,这些矛盾是如何在一小时一小时

地发展。如果这时再给它几次沉重打击的话,那么这个勉强维持的共同阵线。随时

都会随着一声霹帘而崩溃。联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都希望能愚弄别的伙伴,从而得到些什么:美国企图继承英国的衣钵;俄国企图

取得巴尔干和海峡,取得波斯石油,伊拉克,波斯湾;英国企图保住它的地位,加

强它在地中海的地位。换句话说、有朝一日——这一时刻随时都可能出现,因为从

另一方面说,历史也是由死去的人们创造的——这个联盟会解体,但是这场战争无

论如何也不会使德国受到削弱。

当然,从战争开始之日我们就有着很大的弱点,尤其是我们的盟邦,存在很多

弱点。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没有……很强大的国家,而只是弱国与我

们结盟。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尽了它们的义务。我们不能

为此而抱怨、不能为此而诉苦,而是必须感激地承认,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无

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在同我们一起实现我们共同的意图。几年来,我们已经成功地使

战争一直在我们的国土之外进行。现在,我们被迫部分退回到国家的边界上进行。

还有一部分,我们仍在离国家旧边界线很远的地方进行。无论如何。我们也要维持

现在的状况,一如既往地把战争进行下去,特别是要排除西线的危险。先生们,已

经在别的战线上做出了牺牲,这在这里重新发动攻势创造条件。我在这里谈论一场

攻势,也许那些处在艰苦奋战中、并饱受敌人空军优势之苦的人们,会担忧地说:

怎么能这样想呢?1939年或1940年的形势、也并非使所有的人都深信,西线的战斗

能够由攻势所决定。恰恰相反,我们先生们!我并不是要撞破敞开着的门,我是要

打破紧闭的门。……

人们普遍认为,应进行一场防御性战争。这些年来,我一直反对这种意见。在

对波兰发动进攻战时,人们尚能接受。在对法国和英国发动进攻时,人们就认为这

是胡闹,是犯罪,是乌托邦,是没有希望的尝试。事态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如果我

们当时没有把法国干掉,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想象,我们将走向何方……现在,有人

会提出异议说,1940年和现在相比、有一点差别是很大的,当时,敌军还是一支没

有经过考验的军队,而现在却成了一支熟悉我们、并正处在战争中的军队。这是对

的,我的先生们。但是从兵力上看,变化并不大,如果我们不把空军考虑在内的话

——当然它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这一点我将还要谈到——从兵力上看,

当我们在西线发动攻势的时候,大约有100 个师,其中大约有86个师参加了进攻。

这些师也不完全是第一流的,其中一部分是临时组编的,在几个月年组建的,只有

一部分可以说是真正第一流的……对于目前的这场攻势,我们也没有第一流的兵团。

但是,敌人方面也不完全都是第一流的兵团。我们有许多打得疲惫不堪的部队,敌

人也有打得疲惫不堪的部队,并且还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现在我们手中有美国

人首次发布的官方战报,他们在近3 个星期的时间里,损失了大约24万人。这真是

个巨大的数字,它远远地超出了我们所想象当中的人数。他们也已经精疲力竭了。

在技术上,我们双方大致相同。在装甲兵器方面,也许敌人拥有更多的坦克;但是,

我们有最新型的坦克,质量更好。“……

……

尽管将领们并没有完全觉悟,但是,对于不抱成见的军人天性来说,希特勒的

这一席话并不是完全无效的。冯·曼陀菲尔将军也写道:“司令官们从谈话中……

得到了一个对敌情的总的描述,这是有利的。司令官们从能够纵观全局的人那里,

得到了对形势的判断,看来……这种形势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众所周知,代号为“秋雾”作战行动于12月16日5 时30分开始了。这次行动完

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并越过义弗尔以北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段,取得了可观的初

步战果。曼陀菲尔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甚至已抵达迪南几公里的马斯河畔——尽管按

作战计划已经太晚了,而且右翼的友邻集团军被远远抛在后边。在这种部分战果的

鼓舞下,在主观愿望的束缚下,德国大本营的人们,对当时的一种观点置之不理。

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会有大量的预备队逐渐投入战斗,己方的原

定目标和己取得的战果必将化为泡影。大本营的这一态度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在国防

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日记中。他干12月18日写道:

“元首命令,现在我们必须切断他们的后方。使他们失去补给,然后他们就会

投降。”……

然而不久,巴斯托涅交通枢纽的敌人不但没有投降,反而牵制了很大一部分进

攻兵力。在那里,尽管有己方空军的英勇献身,但是,变得晴朗的天气使我们不得

不忍受盟军绝对空中优势的轰炸,在此期间,尽管德军有一些辉煌成绩,但战场上

的角色开始变换了,进攻者被迫转入防御。圣诞节的第一天,西线总司令不得不命

令全线停止进攻。他认为,即使小解决方案也行不通了,而希特勒却依然坚持他的

庞大作战计划,甚至还要扩大他的计划。

看到强大的盟军预备队在德军对艾弗尔实施突破的战斗中撤退。德国大本营又

产生了一种在11月17日和25日敌人突破阿尔萨斯时曾经考虑过的想法。当时人们曾

经想过,为了“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作战”,放弃阿登攻势的计划,那么现在,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11月初根据10月份的研究所拟制的草案会再一次提出来,进行

一次新的、第二次攻势。当时,“鹰奥”里的人门正沉醉在这样一种想象之中,即

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取得部分战果,而且在敌人转移兵力过程中,能够打破僵局

把阿登防线向前推进,越过马斯河,到达其目的地。这一设想不仅不符合正确的战

略观点,而且也缺少必要的手段。希特勒在1944年12月28日对参战的司令官和指挥

官们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曾用宣传的言词对这一设想做了简要的描述,下面这段讲

话摘自大本营第27号记录片断。

“总的来说,这次作战计划是清楚的。我完全同意已经采取的措施。我希望我

们能取得成功,特别是右翼能迅速向前推进,以便打开通向萨韦尔钠的通路。尔后,

立即突入莱茵河平原,把美军部队歼灭。歼灭美军是我们的目的。如果到那时汽油

供应充分,我希望能以新的部署,再给敌人一次打击。我绝对担保,我们能以更多

的兵力消灭更多的美军部队。因为,我们的兵力会与日俱增。我希望,这下一步的

进攻将得到数个师的补充,其中一个是来之芬兰的精锐整编师。如果从现在起,不

出现什么倒霉的事情的话,胜利肯定就在我们的眼前。

这取决于什么,不需要我再向诸位进行解释了。第一次作战行动的战果也是以

此为前提条件的。因为,在我们进行这两次攻势并取得胜利的一瞬间,对我们左翼

的侧翼威胁就自动停止了。我们将在那里进行第三次会战,把美国人完全消灭在那

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转向左翼,对此我确信不移。

在西线以攻势解决问题,一定要作为我们至高无上的目标。也许某些人私下里

反对我的看法。他们会说,能取胜吗?我的先生们,1939年也有人持反对我的意见。

也有人在文件和声明中对我讲:不能这么做,这是办不到的。1940年冬,还有人对

我说,不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不呆在西壁工事内呢?我们构筑了西壁工事,让别

人来攻击我们好了,尔后,我们后发制人,发动反攻,我们让别人先开始,我们也

会后来居上。我们占有十分有利的位置,我们可以冒险。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发动进

攻的话,那么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今天的情况与当时极为相似。今天的兵力对比

并不比1939年或1940年的情况更坏。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成功地在两次攻势中消灭

美国的2 个集群,那么兵力对比就明显地、并且完全变得有利于我们了。同时,还

应考虑到,德国的士兵毕竟都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战。

这次唯一不利于我们的是空中态势。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迫使我们要充分利

用恶劣的天气,利用冬天。恰恰是空中的态势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不能坐等有利的

天气到来。这点也正合我的意,我们可以把这种局面一直坚持到春天。到那时,我

也许会调10个、15个或者20个师来,我们在春天再发动进攻。但是敌人也将会调来

14至20个师。其次,我不知道,在春天我们是否能比现在更好地控制空中的态势。

如果不能,那么春天的天气对敌人是非常有利的。而在近几周内,敌人至少不能对

我们集结的部队实施地毯式轰炸。这已经很不错了。

对一件事情作出决断是多么重要。关于这方面,我想给诸位讲一个值得深思的

例子:敌人现在对滑翔炸弹已经很了解了,他们今天当然也完全能够设计了。我们

知道这一点。他们已经生产了滑翔炸弹。毫无疑问,如同我们今天用滑翔炸弹把英

国的工业区搞得一直不得安宁一样,敌人也同样用大量炸弹对付鲁尔区。对此,没

有任何防护办法。关于重型火箭我就不想谈了。对此,我也毫无办法。这一切都在

于说明,当我们将这种大型武器投入使用之前,应该首先将局势整顿好。

德国人民在这些天里松了一口气。必须避免由松气再次变得麻木不仁。麻木不

仁是错误的,它只能给人民带来忧伤和苦恼。德国人民松了一口气。我们又发动攻

势了,仅这一点就会使德国人民感到喜悦。如果这场攻势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如果

第一次真正的伟大战果显示出来的话——它将会表现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形势

与1941年到1942年的俄国完全一样,当时,它处于不利的形势下,然而,他们在漫

长的战线上,通过几次进攻,使我们转攻为守,节节后退。如果德国人民了解这一

发展过程的话,他们肯定会做出人类所能够做出的一切牺牲。我们的每一次号召都

将在德国人民中取得成效。这个民族无所畏惧,无论我证集纺织原料或其他物品,

还是征召我们所需要的人力时,青年们都以极大的热忱来报名。德国人民将以积极

的态度做出反应,我不能不说,这个民族十分令人满意,人们所能够期待的也不过

如此而已。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比我们德意志民族更好。个别坏事只是例外,它

们不过是证实了这条规律而已。

因此,我想向您们发出呼吁,以您们的全部热情,全部能力,全部活力。加入

这场作战。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行动。它的成功自然会带来第二次的成功。而第二次

行动的成功,将会使敌人对我们左翼进攻的威胁完全崩溃。我们将把敌人西线一半

的战线完全击溃。我想,敌人将无法长久地抵御住我们大约45个师的进攻、那样,

命运将掌握在我们手里。

如果进攻日期定于新年前夕,那么我首先要感谢所有参与作战的人员,因为第

一,他们做了大量的次备工作;第二,他们将冒着一次很大的承担负责的风险。我

把这一点看作一个特别好的征兆,这是可行的。在德国历史上,新年之夜一直有着

吉祥的军事预化的。对敌人来说,初夕之夜将是一个难受的干扰,因为他们不庆祝

圣诞节,而是庆祝新年。除了这样的进攻,我们无法以更好的方式进入新的一年了。

如果在元旦之日,德国又在另一个地方发动进攻的消息传到国内,并且定会取得胜

利,那么,德国人民将从中得出结论:旧的一年悲惨地结束了,但是新的一年却开

了个好头。这对未来是一个好的征兆。先生们,请允许我祝愿您们每个人都走好运。

请允许我再说一点,先生们,保守这次行动的秘密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

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的人,就不必知道。对于必须要知道的人,也只允许知道他所

必须要知道的那一部分。这是极为关键的。也不允许知道一些情况的人,提前散布

出去。这是问题的关键。“……

在以“北风”为代号的阿尔萨斯作战行动对北方乍要进攻地域发生影响之前,

希特勒于1945年1 月认炽到,“在B 集团军群将敌人半数兵力吸引过去之后,继续

实施阿登攻势已没有任何希望”。按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战时日志记载,直到l 月

14日,即大本营撤回柏林的前一天,人们才最终承认:“进攻领域的主动权已转到

敌人手中。”

付出重大人员牺牲和物质损耗的西线作战,正接近它的尾声。

注释

参见下面的关于1944年11月6 日形势讨论会速记稿的片断。从中可以看出希特

勒对军事行动具体细节的干预,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与希特勒进行谈话的是两位空

军军官。

“元首:我把事情重新想了一下,我不知道帝国元帅报告了没有。我重新想了

一遍,结果是:又击落80架。

比希斯:82架。

元首:这80架当中,有50架是由歼击机击落的,30架是被高炮击落的。这30架

必须刨除。有490 架飞机参加了空战。

比希斯:305 架。

元首:那好吧,就算305 架参加了空战。可刚才你们说是490 架。

比希斯:没有,我们说是305 架,注兰克福的歼击机联队没有参加…

元首:好吧,就算305 架!这无所谓。他说过,一个强击机中队可以有42架投

入战斗。这一个强击机中队就击落30架。

比希斯:两个强击大队。

元首:一共多少架?

比希斯:一共63架飞机。其中61架参加了空战。

元首;好,61架!

比希特:这61架击落了30架四引擎敌机。

元首:这样还剩下20架。如果您把60架从305 架中抽走,就还剩下240 架。240

架在空战中击落20架,强击机中队自己损失30架。

比希斯:损失30架。

元首:其他中队损失90架。这样说来,就是240 架参加战斗,损失90架,击落

20架。

克里斯蒂安:还有一件事:强击大队还隐瞒了一个大队。

元首:这我不任乎。这个被隐瞒的大队也是要向敌机开火的。

比希斯:这是自然。

元首:这样看来,结果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克里斯蒂安:关键的是,有30架敌机是被强击机大队击落的……

元首:在你们那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所有这种亨利用这种方法进行过计算?

帝国元帅无论如何是不会的。他绝不会感到,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因为人们通过

这种“非地面的报告”把全部情况都歪曲了。

克里斯蒂安:每天都有报告。

元首:我需要这种计算。它有力地证明,歼击机是毫无用处的。……我把事情

一算,我就觉得结果是令人吃惊的。

比希斯:在这次作战中丢失的65架飞机,到今天已找到38架。还有27架下落不

明。有38架完全损坏了,死了32人,受伤6 人。

元首:还差多少架?28架?

比希斯:现在还差27架。

元首:事情完全清楚了。

比希斯:昨天,在意大利使用了大批双引擎战斗机,袭击了特里安地域的铁路

设施、主要是铁路线。意大利使用了23架歼击机,有4 架双引擎飞机被击落,已方

无损失。

元首:这也是一种有误差的计算。最近我进行了一次计算。要识破些化招是需

要时间的。我就进行了一个月的计算。有人想必会说出动了多少多少架次。就一个

月来看,这还满不错,但看看出动飞机的数量,就…

比希斯:数量我曾报告过,只是一个月的数量没有报告过。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这里有个百分比的问题。

元首:必须有一个人对整个事情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出结论。不能简单他说:

现在就是这么回事!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帝国航空队进行了一次阁上作业……由施通普夫大将

负责。监察长加兰得可以到部队讲讲话。帝国元帅正在……

元首:我必须说,我从来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我是按照这种表格办事的。

元首:可我从来就不用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亲自动手。

克里斯安:还是话归原题吧;强击机大队击落了30架四引擎轰炸机。

元首;30架。还有30架是高炮击落的、这样还剩下20架。而这是在出动260 架

次所取得的战果,太糟了。出动260 架歼击机。击落20架,要是出动2000架就击落

200 架。这样,我就无法算出,这些飞机到底……而他们还在拼命地制造。这只能

是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根本原因是,这些小伙子们有10天没有飞了。

元首:我们过去总是能找一些“理由”!

克里斯蒂安:这自然是要受到影响。而西线的联队,坏天气里也飞,降落时没

有任何损失,因为他们每大都在飞,这当然会受影响。

元首:我不想说飞行员的坏话,我主要是说击落敌机的结果。利用2600架飞机,

击落200 架,也就是说,通过大批量地使用,击落大量敌架,这种希望是不存在的。

继续生产这种飞机是毫无用处的……

第一部 基础

第一章 国防军的领事机构

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

早在1933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命为

“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种权力,那

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指

挥权”之上。自1935年3 月宣布“国防自由”以来,这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

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参见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

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

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的其他手段,

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附图一

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从此走

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 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效仿。然而,

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

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通

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领域。因此,一个新的执掌全面指挥大权的国防军总

司令,必须在国家元首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

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

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

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

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

挥,自1934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加了一些参谋

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理任务的“局”。但

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

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

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勃勃

的年轻的空军总参谋部来说,也被视为一种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国王和

皇帝发号施令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凌驾于陆军、海军之上的指挥参谋部,更何况

“陆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称之为“最高统帅部”——决定着整

个战争的进程。

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协调统一

鉴于以上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对布洛姆贝格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陆军总司令、上将冯·弗里奇男爵认为,在德

国乃全将来的大陆,陆军仍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对新出现

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30

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陆军总司令是‘战争中的头目’“。”

因此,他必须是国家元首在全部战争指导问题上——也包括空、海军作战问题上的

首席顾问,以及陆战问题的唯一顾问“。所以,当新组建的、作为其上级的国防军

司令部,利用一批陆军将官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

应当为陆军作事的,占据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

焦躁不安。而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

径来维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领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

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而帝国

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与希

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之中。

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次国防军统帅

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1937年的唯一一次国防军军事演习。

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

及军争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路,同

时——自1935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持,为此约德尔

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

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年所

要解决的眼前问题是要设立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的所谓“国防军总司令”。他应当

取代陆军各军区司令的职位,包揽国防军的一切任务,其中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内

政和防御问题、国防经济和征兵事宜。

工作上的紧张和对立也渗透到了人际关系之中。结果,隐藏在从陆军脱颖而出

的、目前担任要职的将军们之中的分裂逐步公开化。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周围同事结

成亲密伙伴,使最高军官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民族社会主义革新派,一派是因循

守旧的陆军派。

尽管如此,布洛姆贝格不仅在一触即发的混乱之中,使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在组

织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还想利用他优越的地位及其军事权威,对战争政策施

加决定性、至少是制约性的影响,或者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施加影响。当时发生的

几件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布洛姆贝格的态度。希特勒曾于1937年11月5 日在一个很

小的范围内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国防军总司令和陆军在反对这一理论问题上取

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希特勒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备战时,布洛姆贝格

在同年12月13日作的一次报告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国防军战争潜力的极端不足,

特别是弹药的短缺,此事也表明他为避免战争危险而持的反抗态度。一年前,他还

曾激烈反对大量军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此事很少为人所知,至使陆军总司令没有

表态的余地。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担任要职的将军们、总参谋部和陆

军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布洛姆贝格用他宽厚的脊背隔在我与国防军之间。这

是时代的产物。”

希特勒攫取军权

1938年2 月4 日,希特勒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将这一“障碍”铲除了,自己

接管了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最高司令”。自此,除了在希特勒接管的、

原封未动的布洛姆贝格的参谋部里委任凯特尔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之外,在

希特勒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之间再没有任何机构了。实际上,当时围绕国防军

参谋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军抬挥参谋部,在陆军和海军的备忘录

里或口头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论。从那时候起,戈林一头倾倒在凯特尔一边。所

以,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偏爱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很早

以前,他就表示要无条件地做一名希特勒的“忠实信徒”,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

地觊觎整个国防军的指挥大权。即使不能成为布洛姆贝格的继承者,也许会有希望

被希特勒任命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中的一名常务代表。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

军总司令的职位,使他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联合起来,激烈反对新

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亲自接任

国防军最高指挥后,他的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现在不是组建一个国防

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成为全部作战指挥问题

的最高顾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应当编入陆军总参谋部。

使人感到离奇的是,贝克上将于1938年2 月再次在凯特尔面前对陆军的要求进

行辩护时,其所用的言辞与希特勒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第一次谈话相差无儿。

约德尔在他的记录中对他们如出一辙的谈话作了这样的记载:两者都说:“陆军对

德国来说是决定性因素。”于是,贝克便从中得出结论:“陆军必须领导战争。”

希特勒则指出:——尽管是充满理智的——“其他军种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

但是,身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谨慎从事,防止将来他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受到了

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参谋部精神的束缚。然而,贝克也不仅仅是企图为当时

的国防军树立一个健全的领率体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即当陆军执掌国防军控

制大仅之后,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关于他的这一思想——撇开他后

来的行动不谈,仅从他所说过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写道:“政治……产生

于陆军的效率。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效率也

可以决定政治企图的界限。”这些潜在的、重大的矛盾,陆军想设法给以解决,但

直到1938年2 月仍悬而未解。这种矛盾不用说是当时,就是时至今日还未被世人所

知。

1938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现行体制,似乎最终结束了在组织领域内甚至

波及到陆军高级职位的争夺。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这一由布洛姆贝格所

建立的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他多年的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所取得的胜利,是一个灾

难性的错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被无所不管的独裁者兼并,

他们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期望也化为泡影。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

个事实,即国防军统帅部由于希特勒的接管,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已失去了它的纯

军事特点。更有甚者,过去在布洛姆贝格领导下的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政治领导来

说曾是维护军队利益、对国家领导来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军事指挥机构”,现

在,却成了一个“工作班子”,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家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

这位新任最高统帅从走马上任伊始,几乎没有几个星期,即在他还未开始滥用职权

达到强权目标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据凯特尔将军的能力和素质,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当了“办公

室主任”的角色,以参谋长的身份辅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从一开始希特勒就

没有考虑给他什么职务可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对希特勒在贺饲中的一句

话深信不移,经久不忘。希特勒说:“您是我的知己,是我在国防军问题上的唯一

顾问。”凯特尔铭记着这一颂词走上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从此,他在虔

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

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和指令。他以认真的态度、不倦的精力,任

劳任怨地工作着;然而他的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寻求平

衡,这就成了他走向灾难的原由。约德尔也在忠于职守,勤恳地工作着——尽管是

出于其它企图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谨小慎微,把任何一点点自己的

和别人的批评意见都深深地埋在肚子里。由于对希特勒的绝对相信以及在他们脑子

里已形成的国防军已构成统一指挥的固定看法,使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首脑对他

们的“娘家”——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产生了对立情绪,而且愈演愈烈。这

样,国防军的内部团结每况愈下,特别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一些军官把维护与“党”

的关系视为自己独有的、不允许任何人介入的事情,使国防军的分裂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从1938年春季起,国防军也逐渐被卷入希特勒的欧洲政策。在这一

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而在精神上、理论上或实践上为

改进现行体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产。由于希特勒的反复无常的、对一切都指手划

脚的令人生厌的作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2 月18

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凯特尔保证,“在没有听取他的参谋长的意见之前,他绝不在

有关国防军的问题上作任何决断”。然而,仅在数周之后,在准备“合并”奥地利

的问题上,他不给周密的军事计划工作留出时间和余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险,

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混乱。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希特勒获知许士尼格要进行“公民投票”的消息后,这

位国防军最高司令便于3 月9 日夜晚,紧急召见戈林、赖歇瑙——从罗马赶回,以

及另外两名他熟悉的将军,共同磋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恐吓和高压的措施。也许到

3月10 日清晨,凯特尔才从他副官那里知道戈林等人已在希特勒那里。“10时驱车

去总理府”,约德尔写道,“我随后前往,向他呈交一份旧的作战方案”。过了一

会儿,陆军总参谋长也被召来,他向希特勒报告说,陆军对此没有丝毫准备,要想

动员计划内的部队,必须在5 个小时之内临时起草一份紧急命令。于是在此基础上,

3月11 日国防军统帅部发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说,希特勒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海军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配合,便独自命

令“全部舰船返国”。

同年,由于在苏台德危机过程中准备以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

一事,使国防军最高司令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极度紧张。

这是作者1938年暮春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炮兵上将之命前往柏林参加总参谋部制定

的“绝色方案”的“最终会商”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当时作者正在杜塞尔多夫

任团长。在一大群与会者中间,没有看到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凯特尔,

也没有看到约德尔,更没有看到一名他们的总参谋部军官。对于这个使人感惊讶的

问题,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赫上校作了令人惊讶的回答:“这里研究的是

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关。”贝克紧接着所作的发言,是唯一的对希特勒和

国防军统部所制定的计划和下达的命令的示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对统帅部

的计划和命令只能有保留地表示赞同。此后,贝克还公开地以其他各种方式想打消

希特勒的企图,直至1938年夏他被黜职。

对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几件事情上也表露无遗,直至哈尔德接任贝克的陆军总参

谋长之职后为止。在1938年9 月9 日夜直至次日4 时召开的纽伦堡“帝国党代会”

上,又发生了一次争论。在会上,希特勒面对陆军首领的顽固态度,要求他们改变

其独出心裁的展开和作战计划。当时作为旁听者出席这次会议的凯特尔在回到柏林

后,对约德尔抱怨说:“他对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曾尽过很大努力,现在

已对他大失所望,这种争论……将最终导致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失

败,但他无力阻小。”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利用这一机会,“根据他从纽伦堡得出

的令人沮丧的经验,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话”。他

强调说:“他绝不容忍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随意进行批评,不允许他们牢骚满腹

和吹毛求庇”。对凯特尔表示完全支持的约德尔上校,根据希特勒在9 月12日一次

讲话中谈到的“与捷克进行一次了不起的清算”,这句话,希望“在我们人民和军

官团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他们的怯懦和自负而脸红”约德尔在他这篇日记的结尾

写道:此外,元首还知道,陆军总司令向他的将军们寻求支持,企图借助他们的力

量,使元首能看清他的冒险行动并幡然悔悟。他自己表示无力对元首施加影响。

正因为如此,纽伦堡笼罩在冷若冰霜的气氛之中。令人痛感悲切的是,元首背

后虽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却得不到陆军将军们的支持。

我认为,他们只能以实际行动来补偿他们由于缺乏精神力量和忠顺而犯下的过

错。这与1914年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军队里只有一种不顺从,即将军们的不顺

从,这种不顺从归根结底来自于他们的狂妄自大。他们不再相信和顺从元首,因为

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他们看到的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二等兵,而不是俾斯麦以来

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早在纽伦堡会议以前,就明显地出现了危险征兆,它是希特勒推行的灾难性政

策及其在军事要求上执掌大权的必然结果。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忠于职守,以及包含

其中的“对全国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方面可与其先辈媲美,然而却被希特勒扼杀在

萌芽之中。希特勒的“工作班子”即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对布劳希奇在哈尔德

的支持下,在纯军事指挥问题上仍固执己见表示愤懑不平。为此,他们重申他们的

首要任务是完成希特勒的意志,在军事领域为他铺平道路。这显然同布洛姆贝格所

寻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布洛姆贝格的司令部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过早夭折,但在其作

战处里,始终保持有6 至8 名军官。然而从现在起,它的工作界限却落得一个在独

裁音进行本能的政治干预与其所产生的军事后果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往这边移动,

则毫无影响;往另一边移动,就必须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认可。这样,

参谋部在国防军传统体制里,比过去更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它除了一次又一

次地借用希特勒的权威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苏台德危机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作者被调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准备在熟悉

一段工作之后接替约德尔的职务。作者当时的亲自经历也许更能说明当时国防军指

挥参谋部的状态。约德尔首先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他说,不仅苏台德地

区已并入德国——这已通过新闻界为众人所知,而且还将彻底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

国家政体作为备战的目的。紧接着,约悠尔将话锋一转,又谈到了国防军内部的紧

张关系。他说,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因反对希特勒计划而被免职,由哈尔德接任。

此消息未向舆论界以及在国防军的更大范围内宣布。尽管人员作了更换,但在陆军

总参谋部内,仍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抗希特勒观点和命令思潮。因此,要求国防军

统帅部的每个成员,采取更明确的态度,注意个人与陆军总参谋部接触时的言行举

止。

使人震惊的事情层出不穷,使他不能向作者一一列举。接着他说,在这种紧张

的态势下,什么是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在世界范围内要完成的任务呢?英国和法国是

潜在的对手,意大利和日本是友邦。对问题必须从战略角度去思考。这位国防军指

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对问题作出回答,而是指着地图,介绍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

细节,顺便提到了预先占领“西壁工事”的意图。此项准备工作所花费的款额之大

令人吃惊,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此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为进行将来的对捷作

战,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中的一项。

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自1938年11月至1939年8 月,作者作为约德尔的接班人,接管了国防处和国防

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但仅仅9 个月的时间,作者也无法彻底改变当时的状

况。也许有一种观点为他指明了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指挥参谋部不再独立

地置身于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而是作为国防军的一部分立于他们之中时,也就是

说不是依赖于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陆军总参谋部时,它才能够克服其各方面的弱

点。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凯特尔同意并决定,约德尔——在此期间已晋升为少将

——不再返回他的原岗位,而是于1939年10月1 日由一名陆军所信赖的将军取而代

之。然而,约德尔却重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原来

的如意打算化为泡影。

1939年3 月占领“捷克剩余领土”,以及月底收复梅梅尔地区的行动,都没有

为国防军领率机关中的合作,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相反,在波兰战局伊始,

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

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3 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令部,

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波兰就范。数

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1938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

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

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

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

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

政治条件采取的,但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识,瓦

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长海内里希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

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

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

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

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

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4

月3 日将文件下发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的工作

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导人的军事

“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边防的长远战略方

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他们

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去的中间上

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副官们也把失宠的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

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

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备忘

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打入冷宫。

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希特勒自己都不把

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谋部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

与国防处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尽管国防处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

希特勒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这种尔虞我诈之中,按照“分

权制和主管人员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渔人之利。国防军高级参谋部的这些弱点及其

灾难性的影响,不单单是由于 国防军统帅部组织无能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应

归咎于三军种的态度。他们不是联合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一道反对希特勒,而是

想法设法对这个“工作班子”行破坏之能事。

踏上战争之路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从——纽伦堡法庭称之为——

“关键性会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会商是于1939年5 月23 日举行的。会上,

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在柏林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进攻波兰的展开、作战计划。这

个计划事先既没有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报,也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会商,替代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的却是陆、海军总司令。在会商会上,希特勒无视他的

指挥参谋部的存在,为准备未来的欧洲“进攻计划”,他要求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

建一个“小型研究班子”,凯特尔对此毫无察觉。希特勒要求,这个班子应包括陆、

海、空三军代表,负责进行“最高等级上的作战精神准备”,——大概是指战略上

的精神准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这

里以蹩脚的军语所描绘的任务,正是在正常条件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所肩负的职责,

也是他一开始就赋予它的任务,尽管它的职贡不是拟制一项进攻计划,它的真正军

事职责是保卫帝国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战略方针,

也没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 月23日的会议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说明,国防军内严重缺乏秩序和

信赖,这也是身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当时和后来时常向国防军首脑们流露的。会

议的前一天即5 月22日,在没有高级军事首脑参加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了经长时

间谈判而与意大利缔结的所谓“钢铁盟约”的隆重签字仪式。这份条约所附加的秘

密议定书,从性质上说毫无疑义是军事同盟,它要求国防军要承担重大义务。然而,

在这个条约的准备和缔结过程中却没有那个军事机构参与;甚至希特勒还在于1939

年3 、4 月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唯一一次有双方国防军司令部代表(意方为帕里

阿尼将军,德方为凯特尔将军)参加的,会谈中严禁讨论战略问题,因此在5 月23

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没有向与会者透露任何有关该条约的重要军事内容。议定书的

主持人施蒙特中校仅向与会者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保守秘密——即指进攻波兰的

计划——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这个计划,即便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对于意

大利来说,只有突破马奇诺防线,此问题还有待研究。”尽管作者当时是国防军统

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但所获悉的有关这次会商的内容,也只是凯特尔知道的那

一点点。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波兰战局计划的内容。这些消息,同时联系到当时的政

治事态,作者毫无疑义地认为,希特勒企图发动一场新的“鲜花战争”,并将扮演

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一名长年作约德尔的首席助手——当时

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贝格中校接替。此后,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继续充当希特勒

“工作班子”的角色,为其战争目标服务。他们尽管认识到自己地位的严重虚弱,

但仍集中力量反对希特勒企图进攻波兰的行动,以及用现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

世界战争的企图。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关系到希特勒的战争

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欧洲西方列强

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入考虑在内。他们将

此项计划的目的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作了说明,凯特尔稍加思索后便给以否定。

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会立刻看穿他们的真正企图是对他的决断施加影响,参谋部从

而将失去他的信任,此项计划由此宣告失败。紧接着,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按照

过去的模式,于1939年夏季,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举行一次

规模宏大的国防军司令部演习,请希特勒亲自指挥。他们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要特别向希特勒说明,指挥此次演习,对位居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来说,是一

次对内对外进行宣传的大好机会。他们满以为这次会稳操胜券。结果,这个本想让

希特勒在演习中亲眼看一看他的冒险行动将遭何种厄运的计划,又败在凯特尔手里。

凯特尔说,让元首和总理指挥一次司令部演习是一种绝推可能的苛求。结果,这个

企图利用希特勒想在战争中指挥国防军欲望的计划仍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利用凯特尔的地位,对时局施加影响的经验,似

乎已经失效。在此期间,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没有再透露出一点关于战争危险增

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对其备战工作也一如既往,不找国

防处商谈,使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前几周,处在

一种奇特的、使人不适的真空之中。他们承担的唯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是,按照“鲜

花战争”时期的格式为武力解决与波兰冲突的行动拟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

举了根据陆、海、空三军的报告而制定的最重要的准备措施及其完成的时限,关于

完成这些措施的命令须由希特勒作出最后决定。此外,除了指出对敌情报机构进行

伪装外,还指出了在非常情况下,停止从展开转入进攻或取消这次行动的时间。这

份大事年表堪称指挥参谋部从事“档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这份文件也没有使领

率机构就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作出决断。

早就住在“山间别墅”的希特勒,从8 月中旬起,由于陆军对其展开计划又提

出新的要求和企图,使他的军事活动再度频繁起来。希特勒的副官也将国防军统帅

部参谋长凯特尔请来参加这一活动。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

口头对陆军总参谋部长施加影响。以凯特尔看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

由于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国防军统帅部的书面“指令”而引起的陆军的过份反抗或

新的不和。陆军的展开方案也确有改进,这是显而易见的。

8 月22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担任三

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然而,

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

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

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

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

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信念,

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局前,以及其

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1944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役前,都采取这种方

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8 月23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的最后

期限,命令国防军于8 月26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顶点。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

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

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

下,多年与政府各部和“党务办公厅”共同为战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并按军事惯例

编写的《民事管理动员手册》,均在最后一刻被希特勒毁弃。希特勒将波兰战局当

成国防军的一次“特别行动”,而不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

一场可能引起民众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8 月26日

至31日之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9 月3 日随之实施动员,因

此,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它

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的义务;

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将专业技术工人

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作

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谋部“秘书处”

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

“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

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

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 月25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队进入

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个命令已经按

“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用希特勒的军事“办

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

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

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的第一句话却是:“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

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是,亲

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产生了这样一

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他的“大本营”留在

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

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

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

驻扎在柏林南面约50公里处的措森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房;

空军部队则驻扎在波茨坦附近的维尔德帕克空军学校。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天直至

9月1日,没有考虑搬迁的问题。后来得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考虑搬进布洛姆贝格

在任时在柏林附近建造的拥有各种防护和通讯设备的别墅式的建筑物里,同时也没

有采取其他准备措施。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国防军统帅部战地大本营的建议呢?对

这个问题,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答案。很显然,希特勒是怕人们说他在重大抉择面前

畏缩不前。在波茨坦地区的一座军营里为希特勒修建下榻时,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

部参谋长说,当国防军开赴东部战场时,他作为最高司令却从柏林向西转移,舆论

界必然认为他是逃避危险“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因为希特勒认为,在动乱时期,他

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对内、对外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留在首

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显露他关于西方列强不会介入战争的信念,而柏林处在东、

西方的中间位置上,他可以借题发挥,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却于9 月3 日出人

意料地决定从柏林出发。这一行动也许是由于他动荡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审慎行

动与”即兴创作“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也许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密切与部队的关

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显示一下他篡夺来的统帅角色,出一出风头。

希特勒自然并不指望在他的专列里能组成一个井然有序、名副其实的军事指挥

班子,然而却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在列车上,除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及其

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还有匆忙从陆军、空军调来的联络官——这是事先没有

安排的义一个排挤指挥参谋部的措施——,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班子”。然

而,希特勒对这一切却漠然置之。对他更重要的是党、记者、摄影师、医生和随身

警卫,还有他信赖的、陪他晚间聊天、听音乐的女随从,这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圈

子,他是不会忘记的。在几次“鲜花战争”中,他也是以同样方式横跨国土驶向奥

地利,通过苏德台抵达布拉格。因此,此次波兰战局只不过是一次特别行动而已!

第二部 建设时期

第一章 框架

早在1939年9 月上旬,在“元首专列”上就有人认识到,这个动荡不定、拥挤

不堪、行驶在铁路上的临时大本营,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更重大的作战指挥任务。

如果最高统帅想要担负这一任务,或者完全从军事角度说,不仅仅满足于制定战争

计划,而且还要亲手实施作战指挥的话,那么,就必须首先有一个新的固定的大本

营。

有人说,希特勒自己也对现状很反感并倡议进行改革,这是不真实的。因为他

已经完全陶醉于他在波兰战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他对军事指挥“机器”

缺乏认识的情况下,难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与他相反的是,立志要实

现国防军严格、统一指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于“元首专列”的状态很

不满意,急于要求改变现状,组建新的大本营。约德尔将军认为,应首先组建一个

如同指挥参谋部那样的高效率的参谋部,以及一个能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通讯网。

这些条件要想得到满足,希特勒就必须决心留在柏林的帝国政府所在地办公,

并能与他当时和以后的世界上的助手和对手。如墨索里尼、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

林的行为举止相匹配。然而,这一简便易行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有在一种过渡时期

内才能加以考虑。但是不管怎样,国防处长从他第一次到“元首专列”直至9 月10

日这一段时间,他已经受约德尔之托,在德国西部中心地带,为组建一个统帅部战

地大本营寻找营址,以便使战争顺利进行。此行动的主要依据是由希特勒亲自签发

的指令。指令指出,他要尽可能地靠近西线,但要在远程火炮射程之外。陆军、空

军总参谋部也必须在他的附近寻找各自的驻地。

第一个战地大本营的合适地点,是于5 年后即1944年末至1945年初,由国防处

一名总参谋部军官选中的,位于吉森——劳海姆地区陶努斯山脉的东部。这座齐根

贝格贵族庄园拥有豪华住宅和宽敞的附属建筑,似乎一切条件均已具备。据说,庄

园主人已准备出售;扩建和布置工作也在建筑总监托特领导下立即着手进行。然而,

由于希特勒执意要在1939年晚秋时分开始西方攻势,在此之前无法完成扩建的准备

工作。因此,10月份,临时为国防处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必要时参谋部随“元首

专列”一同行动。在比较简朴的开始阶段,这个专列只配有三节车厢,两节寝车,

另一节为工作、就餐两用;然而在大战期间,逐渐扩展为两个大型专列,一直作为

办公车和运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人员的车辆随时备用。

西方攻势的开始时间由于气候的影响,不得不一推再推。此间,希特勒的军事

副官处视大本营营址问题为己任。以领导身份介人此事。不久,他们便强调指出,

国防处的选择方案,在许多方面都不合希特勒的个人口味。希特勒既不愿住在庄园

主的住宅里,也不想看到周围尽是牲畜马圈、农田莱庄。因此,副官们转移视线,

很快在“西壁工事”后方地带找到了他们理想中的目标。有三个永备工事体系同时

作为考虑对象,一处在明斯特艾弗尔北段,第二处在兰德施图尔和法尔茨的中部,

第三处在克尼比斯不远的黑森林的南部。1940年2 月中旬,当希特勒得知齐根贝格

庄园的通信技术设施不能在7 月前安装完毕时,便最终决定,“作战开始时……不

去齐根贝格,而去山崖城堡”——位于明斯特艾弗尔营址的代号。希特勒命令陆军

总司令部在同一地区安营扎寨,并亲自为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精干

的工作班子,选择附近的一间猪舍为其驻地。与此相反,希特勒却让空军任其安排

它的大本营。在此期间,“海因里希”专列载着外交部长,拉默斯和希姆莱却被撇

在了莱茵河右岸。

将陆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安排在“元首大本营”附近,意味深长。凯特尔觉得,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作希特勒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的传递员,尽力满足希特勒的要

求,赢得更多的美言。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愿,希特勒如此安排,意在严格控制陆

军总参谋部;而哈尔德却另有一番心思,他想利用靠近大本营的这个有利条件,对

作战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起码能遏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约束。然而,事与愿

违!

战地大本营的营址建设,随着任命约德尔为通讯长官而暂告结束。“山崖城堡”

连同陆军总司令部的“林务所”,于1940年3 月11日完全准备就绪。

第三部 鼎盛时期

第一章 初期形势

5 月初“从挪威传来的捷报”,为西线攻势开辟了道路。希特勒决定“几天后”

开始新的战局;约德尔则建议,两次作战行动要在“时间上和力量上区别开”,因

为空军在5 月份仍有大批空军部队被牵制在挪威。

西方战局开始前的几天是令人心神不定的几天,在这几天里天气预报和进攻命

令不断更改。空军总司令每天坐在司令部里“收听”天气预报,因为他的飞行员和

伞兵部队比其他军种更需要好天气。在总理府举行的有关会商会上,照旧没有陆军

代表出席,也没有向陆军提出任何问题,“只是”要求他们准备200 万兵力,在24

小时之内随时准备参战。希特勒自己在5 月7 日这天“对再次延期极为恼火,这有

泄密的危险”。次日,他依然,“暴躁异常”,声言他再也不想等了。但是他还是

——用他自己的话——“违心”地让戈林,将开始行动日期最后一次推迟至5 月10

日,“但再也不能往后推延一天了”这一决定是希特勒准备行动的信号,他不想再

等待有利天气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对希特勒的决定随声附和——这已成了他的

习惯。然而,运气帮了希特勒的忙:5 月9 日傍晚9 时,即按大事年表中“元首发

布进攻命令的最后期限”的前半小时,空军总参谋长报告说,“10日天气晴朗”。

为表彰空军气象工作者们的功绩,该处领导荣获一块金表。

5 月10日清晨,领率机构的各个小组——后来就是由这些小组组成了德国战地

大本营。从四面八方于不同时间,分乘火车和飞机向奥伊斯基兴地域集中。希特勒

及其左右也象往日一样,乘坐“元首专列”,于前日下午从柏林附近的小站出发,

向北驶去,以便在黄昏前踏上西进之路。将近半夜时分,国防处长和国防处担任要

职的军官们乘国防军统帅部“信使队”的一架飞机由施潘道附近的一个机场起飞;

国防处的其他军官和官员,会同秘书、绘图员和通信人员乘坐国防处的特别列车。

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第一个精干的参谋部,由措森出发,进驻希特勒

大本营附近的“林务所”。

翌日清晨6 时许,国防处“战地队”在明斯特艾弗尔城北部的罗德尔特村的一

座大庄园里聚齐。距这里仅数百米的大小道路上,挤满了开进的纵队,潮水般地向

西方边境拥去;头顶上,已方的飞机划破了黎明的晨空。从庄园外几乎无法看到的

简单实用的房屋,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为我们大约5 名军官和官员以及30—40名

辅助人员,提供了充足良好的工作和就寝条件。然而,我们却不得不与最不受欢迎

的邻居毗邻,其中有希特勒左右的人,包括他的贴身卫队,这些人不分昼夜喧闹不

止。希特勒对饮食不厌其精,需求量颇大。为运输这些补给品,更是车马喧嚣,不

绝于耳。在整个战争期间,Ⅰ号宿营地一直如此,而国防处战地队的供应却与陆军

各单位的一样。这两个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单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基础上的关系,

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再未在一起住过。

在“山崖城堡”的第一天上午,希特勒及其随员们一同来察看国防处的办公室

和设施。他时不时地向一些他熟悉的军官点点头,但是他的军事“工作班子”的大

部分成员,不论是军官还是职员,如同过去一样都似从不相识。在尔后的战争年月

里,他从未再光顾过Ⅱ号宿营地。

希特勒自己,以及来柏林总理府的将军和副官们居住1 号宿营地,有一条由高

高的铁丝网篱笆围起来的路,由大院一直延伸到一二百米外的低矮的灌木丛中。灌

木丛中散布着许多混凝土筑成的掩蔽所,充当他们的工作室和寝室。餐厅也设在掩

蔽所里。在这些掩蔽所的中心位置的一个小高地上,建造了一所约三四米见方的临

时木板房,作为地图室和情况研究室,一切大型的会商也在这里举行。从这里举目

远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色,群山起伏,层林叠翠,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和平。战

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曾说:“元首大本营纯属修道院和

集中营的混合体……除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时刻以外,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军人来说,

元首大本营里的生活简直是一种殉葬……,因为它不是一个军事的,而是一个民事

的大本营,我们这些军人是那里的客人,在那里工作满5 年半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这种想法,约德尔将军在1940年5 月肯定是有的,更不用说他在这一过程中,是想

利用“工作班子”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希特勒那里占一席之地。他的这一描述,用

在希特勒那批亲信头上,也许比用在Ⅱ号宿营地的头上更为合适,在这里生活的都

是兵,而且完全按照军人的准则生活着。不过,约德尔的话倒是恰如其份地道出了

整个大本营的精神实质。然而,最能代表这种精神实质,不是来源于由那些大多数

身着军灰色制服的非军人所构成的内部实体;也不是来源于不得不在希特勒周围的

军事要人之间搞平衡的那些党内要人的不甚强烈的冲击;而恰恰是驾驭大本营的希

特勒自己,是他给大本营的这一精神实质赋予内涵和形式。尽管希特勒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打过仗,尽管他对国防军的发展发挥过决定性影响,尽管从战争爆发就把

整个身心倾注在战争指挥上,然而他却缺少一种合作共事的观念——这是世界所有

军人独具的气质,具有这种气质人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正派庄重,能作到信赖、

真诚、坦率和自我牺牲。然而,希特勒对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军官都无诚实可言。他

毫不顾及地窥探他的部下,利用他们的长处和弱点,随时准备端出他在1939年11月

23日对三军总司令讲话中的一句威胁的话:“我什么都不怕,谁要与我作对,我就

消灭他。”但是他的活并不是实话。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谈到希特勒时,说

:“他对政治家、对党说话时的口气,完全不同于对国防军,而他对党卫队讲话时,

又不同干对国防军和政治家讲话。”在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内,希特勒也是玩弄这种

手腕。其目的,归根到底还是防备危及他的政权的危险,保护他自己的和“党”的

最高威望。

约德尔所理解的“民事大本营”,大概也正渊源于它与真正的军人气质的差异。

生活在Ⅱ号宿营地的陆军军官,对附近陆军大本营里的军官羡慕不已。那里的军官

虽然也属于他人,但大家都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有一件事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

种思想:为了陪希特勒进餐,国防军副官长每次派一名国防处的军官前往。起初,

年轻军官们还争先恐后,可后来,副官长不得不开列一个“次序名单”因为几乎没

有一个人再自愿前往了。

在“山崖城堡”以及后来在其他地点的日程安排与在柏林时几乎没什么两样。

国防处在24小时内,至少收集两次由陆、海、空三军提供的情报,然后进行审阅。

整理、补充态势图,最后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此为基础,准

备“形势报告”。参加形势报告会的一般是希特勒及其手下的“侍从官”们。遇有

特别重要的情报,要么由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利用电话直接向希特勒报告,要么由

国防处民迅速转呈约德尔,并在形势分析室里临时举行小范围的聚会。

从报道和讨论前线战事的方法上,也可反映出大本营工作的随意性。面对强大

的敌人和前线瞬息万变的态势,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警告,继续玩弄危险的赌注,

而且企图坐在大本营中接管战场的指挥权,真是狂妄至极。他的观点产生于连篇累

牍的废话,从这些观点中产生决心,又从这些决心中产生书面“指令”,甚至产生

直接干涉陆军下级指挥机构的措施。而这一切都是他虽然与陆军总司令部近在尺咫

而事先没有与其进行任何接触的情况下进行。

国防军这两个最高指挥机构,不久便怒目而视,分庭抗礼。在国防军统帅部这

一方,有一个统治一切的希特勒。以脾气暴躁,满腹狐疑,在时间和空间上从不考

虑军事准则,不顾后果,一意孤行,然而在关键时刻——如在纳尔维克问题上,他

又惊慌失措,将自己的大胆决心抛到九霄云外,代之以滥用手中大权,随心所欲地

掣肘战事的进程。紧跟希特勒的凯特尔,将随声附合视为已任,以此则任劳任怨地

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竭尽全力地扫清障碍,比起凯特尔来,约德尔发挥了较大影响。

他似乎将挪威战局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随时准备对付“将军们的不顺”,为“元

首的天才”开辟道路。尖锐的意见分歧在他的日记里有鲜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们

只知道聆听和传递希特勒的意见和决定,对全局漠不关心,即便是他们作为信使被

派往前线高级指挥机构时,也依然如此。

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几乎每天乘坐飞机或汽车四处奔波,与各级重要的

人员保持面对面的接触,以全力监督全部计划和命令的贯彻执行。但是,从这些接

触中. 他无法搜罗到反对希特勒和确保自已应得的国防军统帅部高级顾问之称的力

量。哈尔德也不想为此奋斗。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他有他的主权管辖范围,在他

的周围有一批相互信任、志同道合、紧密配合的总参谋军官,他企图借这股潜在的

优势最终证明他是强者。事实也是如此,在这次战局的数周时间里,特别是当希特

勒神经不正常时,他曾多次逾越自己的职权行事。他将他自己及其总参谋部的工作,

作为伟大战局中经久屹立的丰碑,载入他的日记。

在幕后,空军总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动。他通过他的联络官,不时获悉大本营

里的各种不同观点,他身为空军总司令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显赫人物,不断想方

设法限制在德国人民中享有荣誉的“反动”陆军。他能以电话与希特勒保持联系,

必要时还可搭乘停在附近的专列去见希特勒。与希特勒见面时,通常没有第三者在

场。与陆军总司令相比,他是历经考验的“元首最忠诚的骑士”,这一点是勿容置

疑的。然而,还是同一个戈林——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

他经常为一些被希特勒无理判处死刑或遭其他惩处的陆军军官说情。

处在“大人物”之间的国防处军官们,活动余地极为狭窄。除了不能参加在希

特勒那里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以外,国防处军官们所受到的限制并不亚于陆军总司令

部的首脑们。他们往往被置于既成决议面前,通常没有表达的余地——除了在敦刻

尔克问题上他们曾大发过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紧迫的情况下——偶尔的和有限范

围内——尚有一些“共同参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参事”也只不过是对大本营拟

制的命令。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删删改改,使其更符合当前态势。

国防处长和国防处的陆军军官们默默地工作着。其基础是,他们与陆军总参谋

部保持着生动活泼和相互信赖的关系;此外,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不时到前线看

一看。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多少活动余地,因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

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强迫他们到前线要广为传播希

特勒的意志和言论。国防处军官们的前线之行,并不身负重任。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到前线只能看看朋友或部队,不能作为大本营的“联系人”发挥任何作用。

约德尔对这种旅行极不感兴趣。记得在占领巴黎的那一天,国防处长油然记起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一天,突然决定飞往巴黎。飞机降落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场地,接

着他同一个向巴黎开进的师进入巴黎。当他回到大本营时,居然没有一个上司过问

他的巴黎之行。对于国防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以及与前线的接触,即凡是牵涉到指挥

参谋部高级军官的事,希特勒和约德尔“都不喜欢看到”,因为他们认为,军官们

的此种举动会给双方造成有害影响。其实,双方的这种努力与损害军人思想毫不相

干。

在叙述了前面发生的一切之后,读者对充斥于德国大本营中国防军统帅部与陆

军总司令部首脑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如我下面几章所描述的——就不会感到惊讶。

这种根深缔固的对立,早在“取得战果的时期”就已经将由此而形成的合作共事挤

到次要位置。甚至新的紧张关系都来自于新的胜利,因为在希特勒领导下——从军

事和政治角度上看——这些胜利永远是“失去的胜利”。

第四部 突变时期

第一章 概况

1941年12月上旬,苏俄红军在罗斯托夫取得胜利后,一夜之间在其他战线也取

得了主动权,东方形势急转直下,德国人本营陷入从未有过的震惊之中。甚至在同

一时期,隆美尔将军从北非向1941年3 月的出发阵地后撤一事,都很少引起大本营

的注意。然而,希特勒对东方发生的威胁性灾难却视而不见,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

才于12月11日对美宣战。

这样,希特勒又一次未与国防军进行任何协商,个人独断专行,开始了两线作

战。如果按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数个月内,将俄国的“军事力量”摧垮再集中国

防军的兵力解决西——那么现在只能是首先解决在战争潜力上占压倒优势的东方敌

人,克服目前东线的严重危机。而重要和迫切的任务是要使战争计划完全适应新的

形势。然而,希特勒依然习惯于“即兴发作”,仓促定下决心,致使德国第6 集团

军于1942年11月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在同一时间,隆美尔军在北非失利。

这一年,希特勒不仅在战略战役指挥领域已经明目张胆地独揽大权,而且战争

形势骤然恶化的迹象越是明显可靠,希特勒越是在内部将注意力集中在从形式和人

员上,进一步削弱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使其完全顺从他一个人,经希特勒这一摧

残,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变得支离破碎,所剩无儿,希特勒却将其集中在自己手中,

为其无止境的权欲服务,德国国防军指挥上的混乱不堪也在所难免。

第五部 衰败时期

第一章 时代特征

到1942年底,德国最高指挥层已失去运筹帷幄的能力,这成了它在当时的最重

要的特征。当时,希特勒不是利用尚存的防卫潜力和广阔的占领区,制定一个明智

的、要求不过高的战略。使战争落得一个较好的结局,而是完全按照他在11月20日

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的豪言壮语行事。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个越遭受打击……越发

坚强的男子汉”,现在他只“有一个信念——战斗”。墨索里尼不同意他的观点,

回信中他明确建议——后来他又多次提出,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已毫无意义的对

俄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头号敌人英国”,及其构成重大威胁的空中优势。

而他的德国伙伴却把这一思想看成是“无稽之谈”,以致于政治当局或国防军指挥

参谋部都没有对战争的这种解决方案进行一丝一毫的认真分析。

希特勒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部内容

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口,面面俱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被迫进

行战略防御的观点从未有过市场:国防军统帅部仓促下达的指令中,没有一个使用

过向战略防御转变的字眼。即便是在防御形势下,这种观点也很少得到希特勒的支

持。形势越是紧迫,他越是喋喋不体地说:“敌人的兵力不久就会耗竭一空。”因

此,长时间以来从未出现过一种思想,即放弃一些没有意义或失去意义的阵地或地

域——那怕不是在全线——但至少应该减少风险,以便组建预备队。取得更大的战

役机动性,从地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重新赢得部分行动自由。然而,他却认

为,必须坚持到底,否则,便会“失去重要物资”他认为必须固守,因为固守是防

御的最强有力的形式;他认为必须牵住敌人,使敌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出现,但往往

却做茧自缚,坐失良机。

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历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是“马

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段相继丢失,主动权日渐丧失,

越来越受制于敌人。

上文所列举的希特勒的所有重大的领导错误,都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他领

导能力的突然衰退,也不能归咎于11月事件。大约1 个月以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以坦率的语调在战时日志中写道:“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完整的决策;似乎元

首已不再具备此种能力了。”这种观点本来就不是什么新发现,也不能作为他处在

1942年末至1943年初德国战争进一步衰败时的精神状态。他缺少一批追随他的将军。

作者认为。希特勒一直认为血汗耗尽的德国国防军,仍占绝对优势,强如往昔;而

他身边的高参,几乎没有一人出来直谏,阴止他的这种僵化观念延续。

约德尔将军长期置身于9 月争吵的后遗症之中,虽然也偶尔冲动,但他以其全

部的意志克制自己,不再触犯这位独裁者的尊严。蔡茨勒将军,目前只能做一名有

求必应的助手。而其他将军,经过多年的考验,还没有一位能代替他的职位,更不

用说高他一筹了。如果希特勒不放弃对军事领导。尤其是对陆军领导,那么在他身

边的任何精明强干的军事领导人,都会步蔡茨勒的后尘,很快被搞得精疲力竭从这

个意义上说,日益增长的重大弊端不能不再次归咎到国防军领率机构的组织体制。

一方面,蔡茨勒效仿希特勒对盟邦的态度,在东线战场上设置“障碍”,使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越来越难以掌握战争的全局;而另一方面,越来越繁重的“统帅部战场”

的指挥任务需要指挥参谋部去完成。“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早就成了陆军第二

个作战处,除它之外,希特勒又将补给工作交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需处负责。

然而,这两个单位既无自己的部队。又无装备,完全依靠与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部,

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部的协作。贻害最大的是由于希特勒对敌人的低估,企图将西线

情报处由陆军总参谋部划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是由于蔡茨勒的顽强抵制、这一

企图才未能实现。该处设在柏林,处长必须每月一至两次向设在东普鲁士的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汇报。但从未面见过希特勒。而蔡茨勒也不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插手统

帅部战场的后方军事管理工作。

空军和海军是在其总司令统一领导下,而且其总司令都与希特勒保持着密切联

系;而陆军的分工不过是协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收集每日情报而已。当时,空军的

状况是,作战能力急骤下降,而海军,自1943年春,由卓越的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

海军大将接管后,这个在德国唯一还保持进攻的领域,也几乎处于停顿。因此,从

战略高度对这些失利对全局造成的影响,事先作出判断,或者采取挽救措施,对于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可能性极小,更谈不上对事件进行高瞻远瞩的分析。这样,

希特勒自己的“工作班子”,也被他自己的杂乱无章,搞得精疲力竭,过早夭折。

德国大本营在德国失去主动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从事的这种单调的工作

到本书这一章为止,只是作为这一阶段的特殊事件加以描述的。一些形势讨论会的

速记稿,可能比作者的描述更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大本营里所发生的事情和情绪。

第六部 最后阶段(1944年夏——1945年5月)

第一章 1944年岁末——1945年初

7月20日事件后的大本营

关于战争最后阶段的介绍,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依据于个人在大本营的亲身经历,

因为作者出于健康原因,于1944年9 月初便开始休假,直至战争结束也未能康复而

重新工作。“您休息段时间吧!”这是瓦利蒙特在指挥参谋部工作5 年之后向希特

勒告别时,听到希特勒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句话,后来,他还收到了寄给他的为

7月20 日事件受伤者颁发的特别勋章。

造成瓦利篆特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原因,估计除了爆炸时遭受震荡外,在最后

那几个星期里精神上所受的沉重负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这个时候,大

本营里那全部能使前线和盟邦保持不断联系,并促使德国战争机器运转的支柱,似

乎都已瘫塌了。

这时的希特勒,显然已是个病人,虽然7 月20日事件对他的伤害很少,但也可

以看出,他所受的震惊似乎加深了他那本性所具有的全部凶暴和邪恶,且更加流露

于外。他弓着身子,拖着脚步来到会议室。只有与他十分亲近的人,才能从他那呆

滞的眼睛里寻到一丝问候的目光。他弯着腰,缩着脖子,坐在为他搬来的一把椅子

里。一只颤抖的手撑在地图桌上。不知道因为一件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使他

突然大发雷霆,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寻衅“挑剌儿”。

希特勒没有一天不在对7 月20日事件的肇事者和知情人发泄着愤恨。每天都会

有一份新的嫌疑者名单。这些被怀疑的人有的是士兵,有的是年轻有为的总参谋部

军官,等待着他们的几乎都是绞刑架。在形势讨论会上,人们私下纷纷议论着第一

批被绞死人的惨象,作者也不想过多地向读存描述了。希特勒为了不使人对自己产

生误解,将那些也许是没有被发现,或者根本就没有参与此事件的人,召集到大本

营来,针对前线的全面溃败向他们不断发出警告:“如果有推和我不谈我们的胜利,

只谈和平,那他就要掉脑袋。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在什么地位上,都是如此。”然

而,当人们还在按照他的话进行这种大搜捕时,他自己却把说过的关于战争失利的

话完全抛在脑后了。尽管他在8 月底还刚刚与德军指挥官格斯腾贝格将军又一次谈

到如果失去罗马尼亚油旧的问题。当时,希特勒竟厚着脸皮声称,7 月20日是“天

意”保护了他。当初,当敌国政治家们希望出现所谓“奇迹”的时候,希特勒曾把

他们大大嘲笑了一番;如今,他自己也在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使战争发生新的

转机。

在军事指挥上,尽管希特勒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并由于不断追究政治仇敌转移

了注意力,然而,他独断专行的意志和决心不仅不减当年,而且胜似往昔。如果说,

这种对“将军们”不断增长的不信任,对他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人们就无法摆脱

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印象:他所任命的军事顾问们,不能以理智的军事目光来指挥

战争,而只能任凭那种不断加码的效忠因素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便能得

心应手地运用他的命令式法则来实现他那充满灾难的指挥,使所有指挥官,包括那

些高级指挥官都无条件地执行他的命令。前沿阵地上的士官和士兵不能为一个命令

的正确与否和结果如何而同连长争辩;同样,对于国防军最高司令的决定,集团军

群或集团军司令们,也不能与国防军最高司令共同分担责任。当他们之间产生意见

分歧时,国防军最高司令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充满凶狠专横目光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希特勒面前是唯唯诺

诺,而在背后并不是都句句照办。然而,由于他的地位所迫,却显出异乎寻常的恭

顺。他是从国防军中清除7 月20日事件可疑份子的领导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尽

管完全没有遭到反对的危险,但他仍准备将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军事管制改为由

“省党部头目”进行行政管理。因为,希特勒正想以这种方式将他厌恶的冯·法尔

肯豪森将军调离布鲁塞尔——法尔肯豪森男爵因同比刊时王室关系甚密而受到怀疑。

9月初,当希特勒递给凯特尔一封装备部长施佩尔写来的信时,凯特尔只是稍有震动。

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火药和爆破器材工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破坏,战

争必须在短期内停止。凯特尔一言不发,他以一种介乎于恼怒而又隐而不发的表情

一把这封信递给了坐在他身边的作者看。但出自难以启齿的原因,他没有使用在这

种场合下他经常使用的一句话:“瓦利蒙特将军先生,您看呢?”…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以他的学识和素质,完全能够预见到这场战争

的最后失败,或者起码可以用他的建议和行动促成战争的结束,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在形势讨论会上,他反而以一种并不亚于希特勒的威胁口吻在希特勒面前慷慨陈词

道:“现在好了,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给所有‘胆小鬼’铺平了条寻找政

治出路的道路。”然而,他并没有预料到,将来签署投降书的或许就是他。对于陆

军总参谋部新任参谋长提出的对全部陆军总参谋部军官进行统一监督的建议,约德

尔给予回绝,同时还答复说:“总参谋部已等于解散。”这表明约德尔对陆军总参

谋部象过去对待他自己的指挥参谋部一样,采取蔑视的态度。

自7 月20日后,古德里安大将接任了陆军总参谋长这一职务,他多年的雄心也

以此得到了满足。不过按照官方的说法,对他只是“业务性委任”,因为希特勒本

来想让布勒将军接替蔡茨勒的,只是因为布勒将军在爆炸中受伤,何时能够赴任还

不得而知,因此这份官职才落到古德里安的头上。作者曾从凯特尔那里听说,对于

古德里安的任命,希特勒曾举棋不定,其原因大概是希特勒想起了古德里安过去曾

努力试图改组国防军的“领率机构”;甚至希特勒也许会记起他在1943年11月那次

走访约德尔时听到的事——约德尔说,古德里安曾鼓动他去说服希特勒,让他放弃

最高统帅权,但约德尔不动声色,并干净利索地加以拒绝。

古德里安同国防平指挥参谋部不和,并非始于此时。早在一年前,他曾同戈培

尔进行过一次长谈。在戈培尔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他(古德里安)对国防军

统帅部的惰性很不满,说在那里找不到一个象样的领导人物。”这位新任陆军总参

谋长也以非同寻常的坦率表示,他极不赞成希特勒严禁任何一个高级参谋部的军官

到前线一展本领的作法。7 月20日后不久,当豪辛格的接班人从拉斯滕堡战地医院

出院,被盖世太保逮捕后,古德里安委任了在总参谋部和在装甲部队中久经考验的

文克将军,以及冯·博宁上校为他的助手。

尽管帝国的国界随着东线西线不断溃败而缩小,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

仍不过是希特勒在东线战场上的参谋。他在最困难的形势下,以其充沛的精力,开

始了他的新的工作,但他并不象当初蔡茨勒那样,努力为陆军总参谋部争取其他战

场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他的任务所致,他认为,其他战场同东线战场相

比是次要的。在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他经常以激烈的言词来表达他的这一观点。

而这种观点与私人矛盾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久,人们就清楚地看出,在严峻的战争

形势压力下,虽然更换了陆军总参谋长都改变不了处在国防军最上层的两个参谋部

之间的关系。这样,在直接参与指挥的高级军官内,在反对继续进行已失去的战争

的问题上,就缺少一个组成共同战线或反对派的思想基础。

海军和空军仍在各种战役问题上各行其是。虽然这两个军种已不能对战争进程

起什么决定性影响——尽管也有个别辉煌战例,并在努力研制新型潜艇和歼击敌机

——但是他们还在徒劳地搞什么统一指挥。比如,尽管希特勒在7 月29日,即正当

诺曼底作战处于最紧张的时候说过:必须“将空军、海军和经济部门每一辆现代化

车辆——指载重汽车——调拨给(陆军)运输队”。但就在第二天,海军总司令仍

对国防军统帅部颁发的命令施加了有限的影响。两个月后,古德里安便忙于从空军

调拨车辆,以补充装甲部队,以至于希特勒不得不出面过向此事,于是便发生了1944

年9 月1 日在形势讨论会上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与当时战争形势极不协调,希特

勒和凯特尔的言之无物,故弄玄虚,给人们留下一个荒唐可笑的印象。

古德里安:只需要得到帝国元帅的批准。

元首:我马上批准。可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帝国防御总参谋部。

还有一个其他国家都嫉妒我们的机构——国防军统帅部。这些都只因为总参谋

部不愿意面向历史,而没有为众人所知。凯特尔:(以惯用的一种提高的腔调):

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元首:(接受了凯特尔的观点):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我们为了建立这

个机构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之后……

古德里安:第3 航空队有很多载重汽车。

托马勒(运输部队监察官):应该调出来。

克赖佩(空军总参谋长):我们的车辆因为支援陆军而失去很多……(拒绝抽

调)

元首:然而我深信,空军尽管有自己的运载任务,但在载重汽车方面,相对来

说比起陆军要好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我们谈的决不是这些——我们无须进行这种无谓的争论,而是……(未作

任何决定)。

1944年春,适当合并和精减国防军机构的新的尝试,仍没有收到什么成效。此

时,希特勒仍然不敢向海、空军下达违反其总司令们意志的命令;而对于凯特尔来

说,只要照希特勒的态度行事,而不暴露自己更好的见解,只要能逃避自己应尽的

义务,他就心满意足了。

各条战线和联盟的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已名存实亡。受伤和疾病,沉默与失职,尔虞我诈,相

互猜疑,更多的是希特勒的复仇私欲,使大本营几乎成为死水一潭,无生无气。

日本早已不值得一提了。8 月初,土耳其同帝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在东线,自

8月20 日以来,当法莱斯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的时候,在黑海和喀乐巴阡山之间的南

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两个德国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在占明显优势的俄军猛

烈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在俄国大举进攻下,罗马尼业免去了安东内斯库元帅的

职务,公开表示脱离德国,并在希特勒反措施的刺激下,于8 月25日对德宣战。随

着布加勒斯特的丢失,德国也丧失了普洛耶什蒂油田。同时,德国国内的燃料工业

也被盟军的空军一一摧毁。8 月24日,保加利亚开始与盟军举行停战谈判。并要求

撤走德国军事代表团及其全部德国部队,保加利业的背离已近在眼前。匈牙利迫于

德国的压力,还继续站在德国一方。斯洛伐克不断爆发起义。9 月初,芬兰宜布解

除同德国的军事同盟,并准备单方面同苏联媾和。

在意大利,很晚才占领的亚平宁阵地,由于左翼被突破,陷人全线被突破的危

险。撤离地中海沿海地域的第18集团军和西线其他部队,在敌军装甲部队的不断冲

击下,已处于混乱状态。希特勒下达的关于坚守塞纳河前方阵地,重新占领巴黎的

命令。以及在法国中部开辟战场的企图,均随着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而成为泡影,

或者干脆被莫德尔抛在一边。8 月25日,盟军进入巴黎。安特卫普城和港口——斯

凯尔德河河口除外——于9 月4 日完好无损地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在海战中,尽管

潜艇损失惨重,但战果微乎其微。恐怖性的空袭,使越来越多的德国城市沦为瓦砾。

军事工业的生产尽管到1944年底,还保持在很高水平上,但已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交通近瘫痪。

德国领率机构的指挥已经失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试图利用形势的压力,促成

一系列决议的出笼;而希特勒却似乎还认为可以挖掘潜力,用战术措施补救败局。

此时,他已失去理智,梦想着无法实现的目标,顽固地死守着他的原则不放,谁也

不能说服他自动放弃战争,或者放弃眼前的计划。也许是个别战场的战果遮住了他

的眼睛。

7 月31日夜里,希特勒在同即将启程前往诺曼底的作者谈话时,对东南欧的形

势作了如下阐述:

“最使我担心的当然是巴尔干。我敢说,如果土耳其能象芬兰人那样坚信我们

能够控制局势,他们就会袖手旁观。所有这些人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两个凳子

都扑空而坐在地板上。这是他们所担心的。如果我们真能进行一次关键性的抗击,

其至打一胜仗,使他们重新相信我们可以坚持下去,现在的撤退只不过是缩短战线

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使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种观望态度……

土耳其人不会由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而高兴,

也不会由于英国佬的插手捣乱而幸灾乐祸。

很明显,他们自然会逐渐从保加利亚身上想到:如果德国真的完蛋了,将来怎

么办“那样大的国家都办不到的事,我们小国就更无能为力了。

依我看,东线的稳定,也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最终要取决于巴尔干各个小国,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还有土耳其的态度。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些稳定局面的保障措施。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要保

住匈牙利的稳定(……这一点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

其次——也同样重要——就是保加利亚的态度。如果没有保加利亚,巴尔干地

区的稳定以及我们在希腊等国的矿产资源将化为乌有……同时,英国人每一次在巴

尔干的登陆企图,更确切说在伊斯特拉半岛或达尔马提亚群岛的登陆企图,都是非

常危险的。

英国人的每一次登陆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我认为,如果他们以重兵实施登

陆,就难以长时间进行抵御。这是这里的唯一问题。我相信最终的问题是,盟军在

这里的行动能不能真正达成一致意见。

我不认为俄国人会把巴尔干让给英国人……英国人最多会利用苏俄与盟军的矛

盾,自己独占爱琴海诸岛。从理论上,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们是不会联合行动

的。“

当铁托进入塞尔维亚南部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份子领袖奈迪奇和米哈附洛维

奇,建议德军协同塞尔维亚共同对付内部的共产主义。为此,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的建议下,于8 月22日,召集东线德军司令官们来大本营议事,征求他们的意见。

这时,希特勒的态度同他上面所说的完全不同了。他没有对这个建议表态。而是向

司令官们发表了一大篇讲话,阐述“大塞尔维亚主义”“这个巴尔干半岛上唯一人

种的危险性”。在俄军已渡过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正向多瑙河平原开进,从而完

全切断了东南沿海防线与背后的联系的情况下,希特勒却大谈什么德国“必须……

与一切大塞尔维亚主义计划作坚决的斗争”,“决不允许出现塞尔维亚军队,哪怕

让一定程度的共产主义危险存在,也比出现一支塞尔维亚军队要好。”令人不可思

议的是,在谈话中只字未提罗马尼亚是否可能改变立场的问题。德国的政治领导显

然没有看到事情的实质。他们简单地以为,红军的逼近会激起强大的反俄力量,进

行自卫。此外,陆军总参谋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之间,在战场负责区域上设有一

个明确的界限,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东南欧战场的司令们也很少提出异议。因为,

他们同其他战场一样,按照希特勒的保密原则,同其友邻没有直接联系,只是每周

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得到一份通报一般情况的所谓“简报”。

在8 月22日的会议上,只谈到东南线总司令部的近邻保加利亚可能将他们驻在

塞尔维亚的占领军撤回。希特勒不顾兵力异常紧张状况,打算派德军,其中包括军

事学校的土官生去代替他们。4 天后,即8 月26日,德国公使从索非亚回来,向德

军大本营报告说,保加利亚政府象约德尔在日记中所以载的那样,“在政治上和外

交上已毫无指望”。但这仅使希特勒同意了“准备从科孚——埃奥尼纳——卡拉夫

里塔奥林匹斯山一线南部……撤回全部部队”。

同时,为防备保加利亚的背叛,还必须“占领保加利亚一南斯拉夫旧边界……”,

开辟一条新的防线。为此,希特勒下令火速从希腊调回两个师,从克里特岛调回1

个营。

这些仍未超出军事范畴的漏洞百出的措施,如同希特勒当年在意大利下达的企

图阻止联盟崩溃的计划和命令一样,仍然是一种冒险。在一种几乎动摇所有战场并

导致在大范围内出现政治问题的危机中,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以一种仇恨和复仇

的心理、纠集在巴尔干残存的飞机,企图轰炸无设防的布加勒斯特,打算炸毁视为

敌人心脏的国王宫殿。至于普洛耶什蒂油田,他想用尚在南斯拉夫实施剿匪作战的

唯一一个党卫队伞乓营,阻止红军的西进。但后来一直未听到这个营的消息,也许

在飞行途中就已被盟军歼灭了。按照8 月26日的国防军统帅命令,罗马尼亚军队将

有一部分部队编入德国国防军,另一部分同意其“政府背叛联盟”的部队,将作为

战俘对待。这是对几天前出现的形势的错误判断,但当时罗马尼亚尚未公布向德国

宣战的决定。在保加利亚,准备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通过一次突围行动,把德国

在战争期间提供给保加利亚的全部装甲战斗车辆撤回。

保加利亚于9 月8 日向它迄今的盟友宜战,从而使在希腊的德军“有被切断与

后方联系的危险”。6 天后,约德尔以一种显然十分轻松的语调在他日记中写道:

“元首命令,将所有兵力从爱琴诸岛撤回……

接着,他又补充写道:

“在政治上,希望在我们撤离的所有地方,煽动和挑起共产主义同民族力量之

间的争斗。

这后一段话说明,希特勒直到最后还希望他的军事撤离能换得政治利益。如果

说他曾一度认为,由于英国人同俄国在政治上的矛盾,将有利于德军在希腊悄悄地

呆下去,那么现在他却想在德军占领的区域里,煽起所有人之间的对立厮杀,但另

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这种混乱中可以断续利用希腊北部的铬矿和冶炼厂。为此他

命令空军的5 千名人员继续留守在那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0月3 日下达“从希

腊、阿尔巴纪亚南部和马其顿南部撤退的命令”,以及11月2 日撤退完毕为止。由

于缺乏运输工具,在克里特岛尚有1.6 万人,在罗德岛和莱罗斯岛有6 千人,需滞

留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希特勒迫于压力,不得不在达尔马提亚群岛和阿得里亚东

岸撤兵问题上作出让步。

西方盟军之所以出乎意料地在沿海地域任意纵横,是因为德国领率机构看到它

采取的一系列为时已晚的措施,受到俄国向多瑙河平原推进的极大威胁,尤其是由

于匈牙利在其国家元首领导下又出现摇摆不定的迹象。当德国挫败了匈牙利避开德

国压力亲近盟军的企图后,希特勒才于9 月12日夜间,在德国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

上宣布“在最近发动一次强大攻势,重新占领岁马尼亚”。匈牙利总参谋长认为这

道命令只是、为了稳住匈牙利国家元首和匈牙利人民“。10天后,当俄军已经到达

泰梅什堡和阿拉德的时候,希特勒丢掉他原来的把戏,命令”3 —4 个伞兵营“随

时作好准备。”逮捕匈牙利国家元首“,并准备由在萨洛希·费伦茨少校领导下的”

箭士字“组织接管政府。结果,匈牙利成了东线战场最激烈的战区之一,超出了国

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管辖范围。

在北部从芬兰撤军的行动尽管受到些挫折,但却进展顺利,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当曼纳海姆元帅,即上任不久的芬兰总统,在一封致希特勒的私人信件中,彬彬有

礼地对两国军事友好关系提出异议时,根据1943年秋颁布的国防军统帅部第50号指

令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受到政局动荡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互相尊重,

希特勒没有想对芬兰采取异常措施。由于考虑到瑞典他还异乎寻常地准备占领阿兰

群岛,后因兵力不足而作罢。海军总司令为保护波罗的海而迫使希特勒采取的夺占

芬兰的苏萨里岛的行动失败后,导致与芬兰进行的“延期撤军协定”谈判于9 月15

日破裂,以及其他对撤军十分不利的后果。如果德军按照希特勒最初计划,继续占

领芬兰北部的镍矿区,这不但违背芬兰人的意志,而且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反对继续

占领的观点,也会得到施佩尔部长强有力的支持。施佩尔认为,德国工业所需要的

镍,在德国有足够的储量。在这一基础之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1944年9 月底呈

交了一分关于斯堪的那维亚和芬兰的形势判断报告,阐述了海上补充情况,建议对

即将使用新型潜艇的挪威基地采取必要的加强措施,并权衡了与西线的相互影响。

这是一份关于国防和战略计划的少有文件。经过希特勒的同意——尽管他后来想变

挂——从北冰洋海岸直到挪威边界的撤军工作,在俄国人袭扰和冬季恶劣气候影响

下,仍于1945年1 月底出色地完成了。这要归功于伦杜利希大将和他的第一流部队。

虽然现在无需再顾及芬兰,但是希特勒置陆军总参谋长的建议而不顾,在东线

北部地区仍然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他的既定战术。这种做法的直接恶果,就是北方集

团军群的26个帅于10月初在库尔兰被包围。此外,通向东普鲁士北部的道路也向红

军敞开了,此后数周,红军便与德军大本营分剂苏饪焱恋亍?o:p>

在意大利,由于希特勒的呆板指挥,亚平宁“绿色防线”既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也未能使其他战线节省多大兵力,反而出现了两支对立的意大利军队,使曾企图以

罗马一柏林为“轴心”统一全欧大陆的政策趋于崩溃。

德国大本营想把这全部责任归咎于下级各级指挥,认为“绿色防线”没有达到

预期目的。根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战时日志的记载,1944年12月5 日,约德尔对西

南线总参谋长说:“在进入亚平宁阵地时,其左翼已经受损,这是最严重的玩忽职

守。”当时任西南线总参谋长的勒蒂格尔将军在这一点上与约德尔的看法一致。在

一份战后的研究报告中,他反驳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这是国防军统帅部强加给集

团军群的错误……直到意大利战局结束后才被发现。”此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

这种过失不想就此了结。经深入调查后,于9 月得出了结论,认为有一系列重要理

由对向波河防线或所谓的“阿尔卑斯山前防阵地”撤退都极为不利。这些理由是:

地形对防御极为不利;意大利北部已丢失;盟军空军基地已向帝国逼近;维也纳盆

地受到威胁。由于这场极其不利的战斗,使可以节省相当数量的兵力这么唯一一点

好处也丧一空。在此情况下,希特勒仍不顾凯塞林的要求,于10月5 日决定,将部

队迅速撤到阿尔卑斯山,并命令“亚平宁防线……不仅要坚守到秋末,而且……要

全面实施防御,保住意大利北部。”为实现这一企图,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个士兵也

在所不惜。实际上,就巴尔干而言,如果想将战争继续下去,除了政治、军事经济

和军事上的原因外,几乎再也不存在其他选择了。

由于敌军不断猛烈攻击,意大利战场的态势日渐严峻。对此德国大本营不可谓

不了解。例如约德尔在1944年11月6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说:盟军的空军正利用这个

战场训练他们的投弹手,因为在这个战场上没有任何抵抗。西南线总司令请求增援

不少干“200 架战斗机”遭希特勒一口回绝。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还补充说:“不能

再向意大利投放兵力了”。几天后,凯特尔也匆忙找冯·菲廷霍夫大将——凯塞林

元帅因车祸受伤后作为他的代理人——以指责的口气谈到阿德里亚地段的丢失,并

向他传达了希特勒的紧急命令:“立即停止波河平原的作战”。国防军统帅部参谋

长以这种方式参与作战指挥还是不多见的。

约德尔也竭力对作战行动施加影响。12月中旬,约德尔向勒蒂格尔将军传达了

关于意大利战场的作战指示:要“顽强”地争夺每一寸土地。企图通过纵深梯次配

置,来阻止敌人的突破是一个“危险的设想”。任何主动规辟敌人的行动只能削弱

自己,而无害于敌人。要想保住几个师,就要投入两个集团军的兵力。意大利战场

的指挥机构的在左翼作出让步的趋势,只有利于敌人。符合敌人“切断德军与后方

的克恩滕和蒂罗尔的联系,并将其赶到瑞士边境”的企图……约德尔在日记中写道

这也许是元首在几年前,对东线发生的类似情况而几乎每天都重复的思想。而按照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看法,意大利的前景是一目了然的。为此,“他建议应

主动放弃第10集团军防守的左翼。这是一个保证不再从意大利的埃米利亚到阿德里

亚之间后退一步的救急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最高统帅不断直接插手每一个师的指挥,争夺亚平宁阵地

的艰难的、损失惨重的物资消耗战,仍在继续。

阿登攻势

约德尔在他给西南线总司令的信中,言词之所以激烈,也许是因为受了德国大

本营气氛的影响。大本营已确定第二天,即1944年12月16日,德军发起阿登攻势。

德国国防军这最后一次的大规模进攻行动,照例是在没有经过国防军指挥参谋

部对整个局势进行分析后采取的。一有机会,便在西线转入进攻,这是希特勒早在

诺曼底会战伊始就已有的思想。这使他将东西两线的战略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到8

月20日——或者再晚些——直至9 月3 日,西线正处于后撤之际,阿登自然尚未提

到次事日程上。按照原计划,大本营想不理睬在巴顿将军指挥下由第戎地域出发向

北开来的盟军,而通过一次突击,迅速突人敌人右翼纵深,以此保住己方在马恩一

线的防御。然而,未能如愿,计划成为泡影。希特勒对此视而不见,仍然日复一日

地幻想着扩大作战规模。在孚日山西部尚无战事的地域,由沿罗纳河而来的第19集

团军一部——这是西线尚有作战能力的装甲部队的余部,由两个奉命从意大利开来

的装甲步兵师,以及若干隶属于第5 集团军司令部的新组建部队,终于组成了一个

强大的进攻集群。除了确保在孚日山前方构筑一条新的防御线外,这支部队“尔后

的主要任务”是,在将来某一时刻,突人盟军的侧翼和后方,从根本上扭转西线的

形势。为了使防线的右翼和中部能够腾出兵力,希特勒还一反常态,允许他们采用

拖延战术。

希特勒这些无视时间和空间规律,特别是忽视兵力极度虚弱而设想的庞大计划、

在一瞬间出笼,也在瞬间破灭。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来,特别是安特卫普的迅速丢

失,在大本营引起极大震惊。在此情况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于9 月6 日,

又向希特勒重提8 月19日的观点,即“11月1 日前,德军在西线无力发动大规模的。

决定性的进攻”。但是,第5 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仍受命在局部地区,采取有限规模

的进攻行动。约德尔在9 月11日的日记中,对此做了这样的记载:

“元首命令,第5 装甲集团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攻击敌人的背后……元

首禁止向强大敌军的正面实施反突击。”

此外,德国大本营对在适当时刻,通过一次强大攻势来根本扭转西线形势的意

图、计划和目标,自始至终没有放弃。为了在实际上作好准备,同日,大本营还下

达了一道这样的命令:

“在党卫队上将迪特里希领导下,重新组建第6 装甲集团军。”

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忙于落实这些和其他更新西线陆军

的措施的同时,希特勒自己却在敦促空军尽最大努力研制出能用于实战的新型战斗

机,以投入即将到来的攻势。然而事与愿违,由于他对飞机的技术和性能的非份要

求,反而影响了德国飞机制造的迅速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同戈林产生了尖

锐的意见分歧。

同样,希特勒为了准备未来的攻势,于9 月初,把富有大规*

模指挥作战经验的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召到东普鲁土大本营,恢复了他西线总司令

的职务。龙德施泰特在大本营里参加了几天的形势讨论会。会上,希特勒对他的

“这位老帅异乎寻常地尊敬,而龙德施泰特却无动于衷,一言不发。9 月5 日龙德

施泰特走马上任。这样,莫德尔的权力就仅局限于B 集团军群总司令部的管辖范围

了——即西线的北部和中部。南线总司令布拉斯科维茨大将不久也被撤换了。在9

月1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还提到了他:

“如果他……干成这件事(指迅速将第19集团军同主力建立联系),那么我将

向他正式道歉(指他1939年对波兰的占领政策提出异议后被打入冷宫一事)。”

在以后的数周和数月中,面对敌人不停顿的进攻,希特勒的为未来攻势奠定基

础的战略原则,仍丝毫未变。然而,由于作战地域的显著缩小,尚能投入防御的兵

力日益减少,尤其是长年来所顽固奉行的为局部重要地点而牺牲更大战役目标的指

挥原则。使本来就很渺茫的取胜前景,变得更加虚无漂渺。在安特卫普陷落后,希

特勒便命令日益松散的防线右翼,在斯凯尔德河口和阿尔贝运河的一个桥头堡,即

比利时和荷兰边界处转入顽强防御。这是一项能够实施的措施,因为空军在适当时

间可以将其“第1 伞兵集团军”的多余兵力投入战斗。再加上尚有较强的兵力驻扎

在敦刻尔克、加来和布洛涅的“要塞”之中,迫使敌人的进攻第一次停止了较长时

间,这对盟军的整个作战行动产生了影响。这样,上面提到的那些海港要塞,在9

月10日吸引了蒙哥马利集团军群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直至11月3 日,盟军才凭

借其各种优势,突破了斯凯尔德河口的封锁,他们尽管拥有一支护航舰队,却未能

在11月28日以前到达安特卫普港。希特勒关于要保住最后一批靠近英国的V 型武器

发射基地的决定,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那些由党卫队接管的“V —2 ”型

武器,此时

也可以在陆上投入使用了。与此相反,希特勒却把一个完整的步兵师留在海峡

群岛上,未发挥任何作用。

早已被遗忘的亚琛争夺战,现在又成了战略重点。这座城市受到的威胁,会使

德国丧失“西壁工事”的第一批工事,随之边界的第二道防线也会被突破。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9 月14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希特勒对这一威胁的态度:

“西壁工事的每一寸土地——即使是在防御工事之外——都必须当作一座要塞

那样去对待。”

有一份落款注有9 月16日和约德尔签写的命令,在思想和言词上,看来完全是

模仿1941年斯大林所发布公告:

“在西线,广阔区域的战斗已经蔓延到德国领土上。德国的城市和乡村已经卷

入战争。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以狂热的决心投入战斗,并号召每一个身体健全的

男子进行最坚决的抵抗。每一个掩体和地下室,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村庄都必须成

为一座要塞,让敌人碰得头破血流,让敌人在占领德国的战斗中毁灭……

这道命令甚至连攻势计划都暂时忘记了:

我们不再考虑任何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么守住我们的阵地,

要么牺牲。“

两周后,即9 月30日,由凯特尔签发了一道命令,作为希特勒命令的补充,试

图确定一种固定的组织形式,但同时,他又胆怯地努力表示,不允许“省党部头目

和帝国国防委员们”擅自插手。几天前,即9 月25日,还发布了希特勒“关于建立

人民冲锋队的法令”。这份文件的第一签署人是博尔曼,第二签署人是国防军统帅

部参谋长凯特尔,“最后征召”工作的组织领导由“党”负责。两个月以后,希特

勒发布另一道命令的时机已经成熟。这道命令由约德尔签署。命令称:

“如果由于指挥官或部队的失职或行动不力,使敌人突破(西壁工事的)筑垒

体系就是一种无法宽恕的犯罪。元首决定,倘若出现此种情况,就要直接追究责任

者的罪责。”

对英军在阿纳姆的空降,德国大本营并未大动干戈。在第一天,即9 月17日晚

上,在“狼穴”召开的形势讨论会上,英军空降的消息占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会

上,希特勒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因为他同时得到了报告,附近的德国预备队已

投入战斗。在阻止蒙哥马利的行动成功,阻止其夺取马斯河、瓦尔河和莱茵河大桥

的目的达成方面,似乎也不需要最高统帅的过多参与。然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

谋长却在9 月21日日记中写道:

“元首坚决反对那种让完好无损的大桥落人敌人手中的愚蠢行动。”

这表明,时这次激烈战斗,元首肯定也进行了干预。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每天都置身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危机之中,忙于处理无数各种

各样的具体事情。例如在德国的北海岸加强防御设施;加强莱茵河大桥的防护;还

有与东线在补充人力、物力方面,进行耗时费神的讨价还价。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战争的第6 个年头之初,第一次接受了一项过去陆军总参谋部

及其作战处所担负的任务,即制定一项大规模进攻计划,并负责准备上作。由于当

时的形势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德国领串机构在组织上的混乱状况,再一次明显

地表现出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相当于第二陆军总参谋长,然而,他自己的

参谋部却不拥有自己的、经过挑选的、能充当其左膀右臂的总参谋部军官。作战所

需要的兵力和物资,从进攻部队、敌情、直至后勤供应,这一切一切,约德尔除了

从陆军总司令部有关的军官和单位那里知道外,别无任何消息来源。尽管他能听到

一些消息,但他并不置身于事情之中,不属于他们的成员,不同他们生活在一起,

对他们并不了解。多年来他一直是个幕僚,一直在希特勒的左右,因此养成了他依

附于这位最高司令而无视现实的习性,而抵御这位最高司令的能力却要比任何人都

小。尽管一直有人提出这样问题:约德尔是不是就是以这种眼光来看待事物?但军

事领率机构混乱的组织状况在促使采取这种无望的军事行动上的责任,是不容推卸

的。

1944年9 月末、10月初,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研究结果指出:在蒙绍。埃希特

纳赫地段发动进攻是最为适合的。按照希特勒的方针,“主攻方向应指向西北方向

的安特卫普”。计划役入两个装甲集团军,于11月底发起进攻。

在这一基础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拟制了详细的计划。出于保密原因,指挥参

谋部没有象陆军总参谋部通常所做的哪样,听取西线总司令及其决定参与进攻指挥

的高级司令官们的意见。10月9 日,约德尔将这次代号为“莱茵河卫兵”的计划呈

送希特勒。希特勒仍象往常一样,将这一任务视为已任,对计划作了重大改动。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决定“

“1 、位于巴斯托涅、那慕尔的宽大左翼发起进攻。

2 、立即从亚琛以北、沿马斯河向南发动第二次攻击。

3 、以障碍设置部队保卫侧翼安全。这种保障需以主动突击来实施“……

作战目标似乎就是在这一天作出的,即越过艾弗尔和阿登山脉,通过乌尔特、

马斯河和整个比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推进到安特卫普附近的海峡边。这

样,1940年5 月在西线发动攻势的基本思想又再现了。3 天后,即10月12日,在

“这项计划……由研究阶段进入拟制阶段”之后,国防军统帅部发布了第一道预备

性命令。然而,这道命令只起到了对敌人,也对己方部队和司令官们掩饰真实企图

的目的。不应忘记的是,正是在这几天,希特勒派出他的爪牙,其中有希特勒大本

营的新任副官长,胁迫隆美尔元帅自杀。

11月3 日,即在规定发起进攻之日的前三周,约德尔大将才到达8 集团军群驻

地,向集合在那里的西线高级司令官们安排进攻事宜。他在介绍了敌情和地形情况

之后,指出,在艾弗尔地区实施突破肯定可以取得成功。紧接着实施的装甲部队的

突击,将在两天之内切断美国第1 集团军和蒙哥马利集团军群与其后方的联系,并

为下一步击溃敌人25—30个师创造前提条件。敌人为发动莱茵河攻势而在这一地区

积贮的大量军事物资,也将被缴获或摧毁,约德尔还以希特勒的名义,对进攻的步

骤,做了详细的指示。他还说明了以新月期间定为发动进攻时间的好处。

这次进攻的主力为16个师,其中8 个足装甲帅,分别隶属于泽普·迪特里希指

挥的党卫队第6 装甲集团军和冯·曼陀菲尔将军指挥的第三装甲集团军。南线侧翼

的防护将由第7 集团军负责。

在北部,则以小股部队不断出忐,牵制敌人。

尽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与会的司令官们,对希特勒

的这一企图产生任何怀疑,但司令官们仍对这一处在广泛地域、远在200 公里之外

的目标,勇敢地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即使能肢例将计划内的兵力及时集中起来,

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充分装备,他们也不可能在冬季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到达那么

远的目标。作为反建议,司令官们提出了一个“小解决方案”。所谓“小解决”,

就是仅仅排除盟军在亚琛附近的突破,从而夺回西壁工事毗粼的工事。不得已时,

才考虑随后向马斯河的推进。只有当形势超出颅料之外时,才迅速变更部署,向目

标突击。

在这些和其他异议面前,国防军情挥参谋部参谋长寸步不让。他深信自己理解

希特勒思路,当场反驳说:“‘小解决方案,只会推迟算帐的日子,使西方列强不

再准备谈判”,一语道破了德国领导的政治目的。鉴于同样的,但至少是军事的理

由,他对于把进攻日期至少推迟到12月10日的建议,连声说道:“绝对不能,绝对

不能”。尽管如此,与会的司令宫们在会后的第二天,立即向大本营呈递了他们关

于“小解决方案”的书面建议。就象对约德尔陈述的那样,他们又向希特勒说明,

当进展顺利时,仍可以发展为大“解决方案”——他们想以此避免与希特勒的顽固

不化的态度下正面交锋。而更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想借此机会向最高领导报告一下

军队的实际状况、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

当时的。“些记录毋庸置疑他说明,西线司令官们,特别是莫德尔和曼陀菲尔

所提出的见解,使大本营在尔后的时间里,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然而,希特勒对

此却置之不理,11月10日,他签署了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起草的”关于进攻(阿登

攻势)的准备和展开的命令“。之后,他又把战役目标拔高到政治和战略范畴,即”

通过消灭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卢森堡一线以北的敌人兵力,扭转西线战局、甚至

是整个战争的局面“。在这项命令的开头指出,”即使敌人在梅斯两翼的进攻,以

及即将对鲁尔区的突击,使已方丢失大片地域和阵地,也甘冒巨大风险,将此役进

行到底。“”展开结束“日期,定于11月27日。

此后,前线司令宫们仍通过各种途径,继续提出他们的异议。然而,国防军指

挥参谋部不得不于11月25日给西线总司令“——一个最终答复”:“元首…毫不动

摇地……坚持原进攻计划的目标和范围……坚决拒绝”小解决方案“的设想……”

两天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再次被派往西线,并在其日记中写道:

“从西线返回后向元首汇报。

1 、大解决方案不变。“

但紧接着却出现了这样的话:

“2 、缺编部队必须补齐。建议随后提出。”

由于发起进攻的日期己到,而部队尚未到齐,而且由于接连不断的防御作用,

使“陆军的补充和整编迟延”,使进攻日期“一再”向后推移,最后将进攻日期定

为12月10日。

此外,国防军最高司令还过问进攻准备工作中的无数具体细节,其中绝大部分

都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作为“进攻程序的方针”,下发部队。对此,约德尔在日记

中均有记载,下面列举几段:

11月3 日:“元首不想把猎虎式坦克交给快速部队,而想交给步兵小部队……

虎王式(虎Ⅱ型)坦克太重,有损底盘”……

11月10日:“……a )3000吨(燃料?运输能力?)……目前无法从意大利和

(东线)北方集团军群那里得到保障……

为了坦克的运行,薄冰层应……

人民冲锋队应在前沿阵地夺取战利品。“……

11月17日:“在最后一夜必须把一切都埋藏。

1 、首先是居民区、司令部——最后再进行一次一分钟袭击。

2 、然后是炮兵部队。

3 、火力最强的平射火力不要对付火车站,那里无关紧要。“

11月18日:“进攻开始时间要统一,否则有报警的危险。只有对部队适合时,

才搞夜间进攻。

所有的阿尔萨斯人都必须从……前线部队中……调离“……

11月28日:“西线进攻部队的被子是否能送去?还有鞋。可让部队报告”……

12月6 日:“将海军作战浮舟交给第6 装甲集团军(横渡马斯河运河)。”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一部分摘自于1918年统帅部为“由阵地战

转入进攻”而制订的条今;另一部分来自于希特勒当时作步兵作战经验。对空军没

有下达较详细的指令。

1944年11月20日,希特勒终于想放弃混凝土几乎尚未完全干燥的“狼穴”了。

红军步步逼近,威胁着东普鲁土省的大门。过去一直被视为中转站的柏林,现在终

于成了德国大本营的营址。象过去在贝希特斯加登一样,德国领率机构的工作和居

住地点仍是十分分散:希特勒和几个副官住在已被严重炸毁的总理府的避弹室里;

凯特尔和约德尔搬人位于达莱姆的国防军统帅部过去的备用宿营地,温特尔将军领

导的参谋部先是驻在附近的一座空军办公搂内,后又迁到措森——紧挨着陆军总参

谋部。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与三军将领们,只有在总理府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上,

才能聚集在一起,并耗费掉宝贵时光。

12月18日,希特勒从柏林迁到位于黑森的瑶海姆附近的齐根贝格营地的指挥所。

这个指挥部是1939年为西线战局准备的,代号“鹰巢”。1940年春,托特组织特意

为希特勒的那些傲慢的、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亲信”修建了齐根贝格庄园。而现在,

大本营第1 号宿营地却安扎在森林中的一个深深的地下室里,参谋部和第Ⅱ号宿营

地座落在远离此地的弗里德贝格。陆军总参谋部再次迁到它在战争开始时的所在地

——措森。

尽管西线司令官们的历次陈述均遭到拒绝,然而莫德尔元帅和冯·曼陀菲尔将

军,这时又加上泽普·迪特里希和西线总参谋长威斯特法尔将军,于12月2 日在柏

林总理府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说服希特勒改变其进攻计划。莫德尔元帅作为

将军们的主发言人,在持续数小时的谈话中,以坦诚相见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陈

自己的见解。结果,又再次付之东流。希特勒甚至拒绝以“小解决方案”——他称

之为“半解决方案”——作为话题。他只答应解决现在部队装备严重短缺的状况。

这次谈话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约德尔的日记中得知一二。约德尔写道:

12月8 日:“现存7150立方米燃料,还有6000立方米……包括来自东线的2400

立方术。其余生产的燃料……必须立即运输……,64列火车弹药,55列已到,3 列

已经发车,4 列在装车;”12月12日:“第7 集团军还缺……2 个舟桥纵列,东线

工兵营,首先是气艇。”

象1940年西线战局一样,此次作战由12月7 日推迟到14日,最后在12月12日定

于12月16日发起进攻。

由于作战物资的大量短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司令官们多次采取的拒绝态度,

使这次“阿登攻势”在现代人眼里,是一次颇为值得怀疑的行动,在它开始之前,

就己注定要失败。然而,德国大本营中的人们却另有所想,这可以从国防军指挥参

谋部参谋长写给莫德尔元帅一份通知中,看出为作战失败而预先想出的全部托词。

这份通告还是在12月15日,即进攻开始之前送给莫德尔的。文中写道:“……已经

作出最后几项决定;……取得胜利的切先决条件都已经……具备,进攻的规模完全

决定于进攻过程中的指挥;……如果……遵守作战指挥原则,……肯定可以取得重

大胜利。”

在此其间,希特勒按照以往历次重大战局之前的习惯,于1944年12月11日和12

日——每天利用半天时间,将参加此次攻势的全部高级军官,直到师长,都召集到

“鹰巢”大本营,对他们发表了一通漫无边际的长篇大论。这次讲话内容同10天前

在柏林对冯·曼陀菲尔将军时所谈的大致相同。希特勒除了谈了军事观点外,还谈

到了促使他作出决定的政治动讥。他说:

“战争对于所有的参战者来说,自然是一次对负荷能力的考验。战争持续越久,

这种考验就变得越加严酷。只要对成功抱着某种希望,这种考验就可以忍受。一旦

在某一时刻,这种对胜利的希望破灭了,通常也就无法凭借意志的力量来忍受这种

考验了。这就好比一座堡垒,只要它还有希望得到解围,它就能够继续战斗。因此,

逐渐削减敌人的胜利信念,通过进攻使敌人明白,他们的计划从开始就不可能取得

成功,这是很重要的。这只有通过成功的进攻来取得,成功的防守水远达不到这一

目的。因此,人们不能不断地崇尚守势、防御是战斗的更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这条原

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这一方所投入的兵力总量,总是同我们的敌人一样大

的。我们不能忘记,敌人的部分兵力还在远东对付日本。这个国家——除了中国之

外,拥有1 亿多人口,在技术装备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尽管如此,人们必须清楚,如果长时间地依靠防守的坚定性过日子,那么终有

一天还必须要用成功的进攻来取代。因而,从战争一开始,我就一直在作出努力,

只要有一线可能,就进攻,使战争不致陷入世界大战的局面。尽管如此,如果这种

情况发生了,这就同我们的盟国背离联系在一起了,这自然还要采取进攻方式……

但只有两方中的一方认识到,象这样的战争再也无法取胜了,这才能最终决定战争

的胜负。因此,使敌人认识到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任务,要想使他们认识到这一问题,

最快的办法是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占领他们的领土。如果一方已经被迫进行自卫,

进行防守,那么,这时的任务就是通过无情的打击,还要使敌人认识到尽管情况如

此,他们什么也没得到,而战争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同样重要的是、要刮用每一个

瞬间来加强这种心理影响,使敌人明白,他们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使他们绝不能指

望投降,绝对不能,绝对不能。这是决定性的,敌人任何一点最微小的投降征兆,

都会使敌人取胜的希望死灰复燃,使广大失望的群众重新充满希望,而甘愿承担一

切困苦和贫乏。因此,敌人对于公布悲观失败主义的备忘录——就象1917年作的那

样,或者公布档案材料——就象我们今年经历过的一样,这样作的危险性,敌人知

道得很清楚,它可以一直使敌人抱有希望。但是也能出现奇迹,这就是要通过奋力

一击,使局势发生突然的转变。敌人必须明白,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获得成功。

如果敌人通过人民的态度,国防军的态度,通过它所遭到的沉重打击而明白了这一

点,那么,终有一日他们的精神力量会彻底崩溃。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他战争的第7

个年头所取得的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将会再现。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反驳:

是啊,当时的形势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的先生们,当时的形势与现在没有什么

不同。当时,他所有的将军,其中包括他的亲兄弟……,几乎都对他是否能取得胜

利持怀疑态度。他的行政专区主席,以及来自柏林的部长们,组成代表团,向他提

出请求,希望他立即结束战争,认为他也不能取得胜利了。一种男子汉的坚韧不拔

的毅力。使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了,并最终出现了转折的奇迹。也许还有人争辩说,

如果没有俄国沙皇的更迭,这一奇迹绝不会出现。这一争辩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

为,如果在战争的第5 个年头就投降了,那么,在第7 年,也就是两年之后的皇位

更迭也就完全无关紧要了。人们必须要等待时机。

还应该仔细考虑以下几点,我的先生们。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象我们

敌人所组成的联盟这样聪明,它由多种不同的分子所组成,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

我们今天在敌人那里所看到的,都是当今世界上最极端的东西:一方面是极端的资

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是一个垂死的世界帝国——

英国;另一方面,是一个一心要取而代之的殖民地——美国。就是这些国家,在实

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已经日复一日地陷于分裂。我想说,如果谁象一只蜘蛛那样,

坐在网中,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他就可以发现,这些矛盾是如何在一小时一小时

地发展。如果这时再给它几次沉重打击的话,那么这个勉强维持的共同阵线。随时

都会随着一声霹帘而崩溃。联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都希望能愚弄别的伙伴,从而得到些什么:美国企图继承英国的衣钵;俄国企图

取得巴尔干和海峡,取得波斯石油,伊拉克,波斯湾;英国企图保住它的地位,加

强它在地中海的地位。换句话说、有朝一日——这一时刻随时都可能出现,因为从

另一方面说,历史也是由死去的人们创造的——这个联盟会解体,但是这场战争无

论如何也不会使德国受到削弱。

当然,从战争开始之日我们就有着很大的弱点,尤其是我们的盟邦,存在很多

弱点。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没有……很强大的国家,而只是弱国与我

们结盟。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尽了它们的义务。我们不能

为此而抱怨、不能为此而诉苦,而是必须感激地承认,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无

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在同我们一起实现我们共同的意图。几年来,我们已经成功地使

战争一直在我们的国土之外进行。现在,我们被迫部分退回到国家的边界上进行。

还有一部分,我们仍在离国家旧边界线很远的地方进行。无论如何。我们也要维持

现在的状况,一如既往地把战争进行下去,特别是要排除西线的危险。先生们,已

经在别的战线上做出了牺牲,这在这里重新发动攻势创造条件。我在这里谈论一场

攻势,也许那些处在艰苦奋战中、并饱受敌人空军优势之苦的人们,会担忧地说:

怎么能这样想呢?1939年或1940年的形势、也并非使所有的人都深信,西线的战斗

能够由攻势所决定。恰恰相反,我们先生们!我并不是要撞破敞开着的门,我是要

打破紧闭的门。……

人们普遍认为,应进行一场防御性战争。这些年来,我一直反对这种意见。在

对波兰发动进攻战时,人们尚能接受。在对法国和英国发动进攻时,人们就认为这

是胡闹,是犯罪,是乌托邦,是没有希望的尝试。事态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如果我

们当时没有把法国干掉,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想象,我们将走向何方……现在,有人

会提出异议说,1940年和现在相比、有一点差别是很大的,当时,敌军还是一支没

有经过考验的军队,而现在却成了一支熟悉我们、并正处在战争中的军队。这是对

的,我的先生们。但是从兵力上看,变化并不大,如果我们不把空军考虑在内的话

——当然它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这一点我将还要谈到——从兵力上看,

当我们在西线发动攻势的时候,大约有100 个师,其中大约有86个师参加了进攻。

这些师也不完全是第一流的,其中一部分是临时组编的,在几个月年组建的,只有

一部分可以说是真正第一流的……对于目前的这场攻势,我们也没有第一流的兵团。

但是,敌人方面也不完全都是第一流的兵团。我们有许多打得疲惫不堪的部队,敌

人也有打得疲惫不堪的部队,并且还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现在我们手中有美国

人首次发布的官方战报,他们在近3 个星期的时间里,损失了大约24万人。这真是

个巨大的数字,它远远地超出了我们所想象当中的人数。他们也已经精疲力竭了。

在技术上,我们双方大致相同。在装甲兵器方面,也许敌人拥有更多的坦克;但是,

我们有最新型的坦克,质量更好。“……

……

尽管将领们并没有完全觉悟,但是,对于不抱成见的军人天性来说,希特勒的

这一席话并不是完全无效的。冯·曼陀菲尔将军也写道:“司令官们从谈话中……

得到了一个对敌情的总的描述,这是有利的。司令官们从能够纵观全局的人那里,

得到了对形势的判断,看来……这种形势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众所周知,代号为“秋雾”作战行动于12月16日5 时30分开始了。这次行动完

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并越过义弗尔以北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段,取得了可观的初

步战果。曼陀菲尔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甚至已抵达迪南几公里的马斯河畔——尽管按

作战计划已经太晚了,而且右翼的友邻集团军被远远抛在后边。在这种部分战果的

鼓舞下,在主观愿望的束缚下,德国大本营的人们,对当时的一种观点置之不理。

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会有大量的预备队逐渐投入战斗,己方的原

定目标和己取得的战果必将化为泡影。大本营的这一态度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在国防

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日记中。他干12月18日写道:

“元首命令,现在我们必须切断他们的后方。使他们失去补给,然后他们就会

投降。”……

然而不久,巴斯托涅交通枢纽的敌人不但没有投降,反而牵制了很大一部分进

攻兵力。在那里,尽管有己方空军的英勇献身,但是,变得晴朗的天气使我们不得

不忍受盟军绝对空中优势的轰炸,在此期间,尽管德军有一些辉煌成绩,但战场上

的角色开始变换了,进攻者被迫转入防御。圣诞节的第一天,西线总司令不得不命

令全线停止进攻。他认为,即使小解决方案也行不通了,而希特勒却依然坚持他的

庞大作战计划,甚至还要扩大他的计划。

看到强大的盟军预备队在德军对艾弗尔实施突破的战斗中撤退。德国大本营又

产生了一种在11月17日和25日敌人突破阿尔萨斯时曾经考虑过的想法。当时人们曾

经想过,为了“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作战”,放弃阿登攻势的计划,那么现在,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11月初根据10月份的研究所拟制的草案会再一次提出来,进行

一次新的、第二次攻势。当时,“鹰奥”里的人门正沉醉在这样一种想象之中,即

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取得部分战果,而且在敌人转移兵力过程中,能够打破僵局

把阿登防线向前推进,越过马斯河,到达其目的地。这一设想不仅不符合正确的战

略观点,而且也缺少必要的手段。希特勒在1944年12月28日对参战的司令官和指挥

官们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曾用宣传的言词对这一设想做了简要的描述,下面这段讲

话摘自大本营第27号记录片断。

“总的来说,这次作战计划是清楚的。我完全同意已经采取的措施。我希望我

们能取得成功,特别是右翼能迅速向前推进,以便打开通向萨韦尔钠的通路。尔后,

立即突入莱茵河平原,把美军部队歼灭。歼灭美军是我们的目的。如果到那时汽油

供应充分,我希望能以新的部署,再给敌人一次打击。我绝对担保,我们能以更多

的兵力消灭更多的美军部队。因为,我们的兵力会与日俱增。我希望,这下一步的

进攻将得到数个师的补充,其中一个是来之芬兰的精锐整编师。如果从现在起,不

出现什么倒霉的事情的话,胜利肯定就在我们的眼前。

这取决于什么,不需要我再向诸位进行解释了。第一次作战行动的战果也是以

此为前提条件的。因为,在我们进行这两次攻势并取得胜利的一瞬间,对我们左翼

的侧翼威胁就自动停止了。我们将在那里进行第三次会战,把美国人完全消灭在那

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转向左翼,对此我确信不移。

在西线以攻势解决问题,一定要作为我们至高无上的目标。也许某些人私下里

反对我的看法。他们会说,能取胜吗?我的先生们,1939年也有人持反对我的意见。

也有人在文件和声明中对我讲:不能这么做,这是办不到的。1940年冬,还有人对

我说,不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不呆在西壁工事内呢?我们构筑了西壁工事,让别

人来攻击我们好了,尔后,我们后发制人,发动反攻,我们让别人先开始,我们也

会后来居上。我们占有十分有利的位置,我们可以冒险。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发动进

攻的话,那么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今天的情况与当时极为相似。今天的兵力对比

并不比1939年或1940年的情况更坏。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成功地在两次攻势中消灭

美国的2 个集群,那么兵力对比就明显地、并且完全变得有利于我们了。同时,还

应考虑到,德国的士兵毕竟都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战。

这次唯一不利于我们的是空中态势。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迫使我们要充分利

用恶劣的天气,利用冬天。恰恰是空中的态势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不能坐等有利的

天气到来。这点也正合我的意,我们可以把这种局面一直坚持到春天。到那时,我

也许会调10个、15个或者20个师来,我们在春天再发动进攻。但是敌人也将会调来

14至20个师。其次,我不知道,在春天我们是否能比现在更好地控制空中的态势。

如果不能,那么春天的天气对敌人是非常有利的。而在近几周内,敌人至少不能对

我们集结的部队实施地毯式轰炸。这已经很不错了。

对一件事情作出决断是多么重要。关于这方面,我想给诸位讲一个值得深思的

例子:敌人现在对滑翔炸弹已经很了解了,他们今天当然也完全能够设计了。我们

知道这一点。他们已经生产了滑翔炸弹。毫无疑问,如同我们今天用滑翔炸弹把英

国的工业区搞得一直不得安宁一样,敌人也同样用大量炸弹对付鲁尔区。对此,没

有任何防护办法。关于重型火箭我就不想谈了。对此,我也毫无办法。这一切都在

于说明,当我们将这种大型武器投入使用之前,应该首先将局势整顿好。

德国人民在这些天里松了一口气。必须避免由松气再次变得麻木不仁。麻木不

仁是错误的,它只能给人民带来忧伤和苦恼。德国人民松了一口气。我们又发动攻

势了,仅这一点就会使德国人民感到喜悦。如果这场攻势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如果

第一次真正的伟大战果显示出来的话——它将会表现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形势

与1941年到1942年的俄国完全一样,当时,它处于不利的形势下,然而,他们在漫

长的战线上,通过几次进攻,使我们转攻为守,节节后退。如果德国人民了解这一

发展过程的话,他们肯定会做出人类所能够做出的一切牺牲。我们的每一次号召都

将在德国人民中取得成效。这个民族无所畏惧,无论我证集纺织原料或其他物品,

还是征召我们所需要的人力时,青年们都以极大的热忱来报名。德国人民将以积极

的态度做出反应,我不能不说,这个民族十分令人满意,人们所能够期待的也不过

如此而已。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比我们德意志民族更好。个别坏事只是例外,它

们不过是证实了这条规律而已。

因此,我想向您们发出呼吁,以您们的全部热情,全部能力,全部活力。加入

这场作战。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行动。它的成功自然会带来第二次的成功。而第二次

行动的成功,将会使敌人对我们左翼进攻的威胁完全崩溃。我们将把敌人西线一半

的战线完全击溃。我想,敌人将无法长久地抵御住我们大约45个师的进攻、那样,

命运将掌握在我们手里。

如果进攻日期定于新年前夕,那么我首先要感谢所有参与作战的人员,因为第

一,他们做了大量的次备工作;第二,他们将冒着一次很大的承担负责的风险。我

把这一点看作一个特别好的征兆,这是可行的。在德国历史上,新年之夜一直有着

吉祥的军事预化的。对敌人来说,初夕之夜将是一个难受的干扰,因为他们不庆祝

圣诞节,而是庆祝新年。除了这样的进攻,我们无法以更好的方式进入新的一年了。

如果在元旦之日,德国又在另一个地方发动进攻的消息传到国内,并且定会取得胜

利,那么,德国人民将从中得出结论:旧的一年悲惨地结束了,但是新的一年却开

了个好头。这对未来是一个好的征兆。先生们,请允许我祝愿您们每个人都走好运。

请允许我再说一点,先生们,保守这次行动的秘密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

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的人,就不必知道。对于必须要知道的人,也只允许知道他所

必须要知道的那一部分。这是极为关键的。也不允许知道一些情况的人,提前散布

出去。这是问题的关键。“……

在以“北风”为代号的阿尔萨斯作战行动对北方乍要进攻地域发生影响之前,

希特勒于1945年1 月认炽到,“在B 集团军群将敌人半数兵力吸引过去之后,继续

实施阿登攻势已没有任何希望”。按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战时日志记载,直到l 月

14日,即大本营撤回柏林的前一天,人们才最终承认:“进攻领域的主动权已转到

敌人手中。”

付出重大人员牺牲和物质损耗的西线作战,正接近它的尾声。

注释

参见下面的关于1944年11月6 日形势讨论会速记稿的片断。从中可以看出希特

勒对军事行动具体细节的干预,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与希特勒进行谈话的是两位空

军军官。

“元首:我把事情重新想了一下,我不知道帝国元帅报告了没有。我重新想了

一遍,结果是:又击落80架。

比希斯:82架。

元首:这80架当中,有50架是由歼击机击落的,30架是被高炮击落的。这30架

必须刨除。有490 架飞机参加了空战。

比希斯:305 架。

元首:那好吧,就算305 架参加了空战。可刚才你们说是490 架。

比希斯:没有,我们说是305 架,注兰克福的歼击机联队没有参加…

元首:好吧,就算305 架!这无所谓。他说过,一个强击机中队可以有42架投

入战斗。这一个强击机中队就击落30架。

比希斯:两个强击大队。

元首:一共多少架?

比希斯:一共63架飞机。其中61架参加了空战。

元首;好,61架!

比希特:这61架击落了30架四引擎敌机。

元首:这样还剩下20架。如果您把60架从305 架中抽走,就还剩下240 架。240

架在空战中击落20架,强击机中队自己损失30架。

比希斯:损失30架。

元首:其他中队损失90架。这样说来,就是240 架参加战斗,损失90架,击落

20架。

克里斯蒂安:还有一件事:强击大队还隐瞒了一个大队。

元首:这我不任乎。这个被隐瞒的大队也是要向敌机开火的。

比希斯:这是自然。

元首:这样看来,结果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克里斯蒂安:关键的是,有30架敌机是被强击机大队击落的……

元首:在你们那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所有这种亨利用这种方法进行过计算?

帝国元帅无论如何是不会的。他绝不会感到,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因为人们通过

这种“非地面的报告”把全部情况都歪曲了。

克里斯蒂安:每天都有报告。

元首:我需要这种计算。它有力地证明,歼击机是毫无用处的。……我把事情

一算,我就觉得结果是令人吃惊的。

比希斯:在这次作战中丢失的65架飞机,到今天已找到38架。还有27架下落不

明。有38架完全损坏了,死了32人,受伤6 人。

元首:还差多少架?28架?

比希斯:现在还差27架。

元首:事情完全清楚了。

比希斯:昨天,在意大利使用了大批双引擎战斗机,袭击了特里安地域的铁路

设施、主要是铁路线。意大利使用了23架歼击机,有4 架双引擎飞机被击落,已方

无损失。

元首:这也是一种有误差的计算。最近我进行了一次计算。要识破些化招是需

要时间的。我就进行了一个月的计算。有人想必会说出动了多少多少架次。就一个

月来看,这还满不错,但看看出动飞机的数量,就…

比希斯:数量我曾报告过,只是一个月的数量没有报告过。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这里有个百分比的问题。

元首:必须有一个人对整个事情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出结论。不能简单他说:

现在就是这么回事!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帝国航空队进行了一次阁上作业……由施通普夫大将

负责。监察长加兰得可以到部队讲讲话。帝国元帅正在……

元首:我必须说,我从来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我是按照这种表格办事的。

元首:可我从来就不用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亲自动手。

克里斯安:还是话归原题吧;强击机大队击落了30架四引擎轰炸机。

元首;30架。还有30架是高炮击落的、这样还剩下20架。而这是在出动260 架

次所取得的战果,太糟了。出动260 架歼击机。击落20架,要是出动2000架就击落

200 架。这样,我就无法算出,这些飞机到底……而他们还在拼命地制造。这只能

是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克里斯蒂安:我的元首,根本原因是,这些小伙子们有10天没有飞了。

元首:我们过去总是能找一些“理由”!

克里斯蒂安:这自然是要受到影响。而西线的联队,坏天气里也飞,降落时没

有任何损失,因为他们每大都在飞,这当然会受影响。

元首:我不想说飞行员的坏话,我主要是说击落敌机的结果。利用2600架飞机,

击落200 架,也就是说,通过大批量地使用,击落大量敌架,这种希望是不存在的。

继续生产这种飞机是毫无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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