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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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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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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望: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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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先生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其实,大大小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1990年前后的“第二次大争论”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及“能否追问财富原罪”、“私产保护可否入宪”、“私营企业主可否入党”等争论曾一度十分激烈。牟其中、厉有为、李海仓都曾经是各个时期内备受关注的人物。马国川在这本书的开头说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大幕早已拉开,争论从未间断。只能说,“科龙事件”的极端例子把国企改革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从而把改革争论推向了大众,推向了网络,使得这场爆发已久的争论最终“落地”了。

  从这个意义上,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叫“第三次大争论”也可以成立。

  第三次大争论与第二次、第一次大争论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电脑网络的参与。在网络上,任何人的发言权都是平等的,语言也更加感性。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必须看到,有的网络言论(尤其BBS)很像30多年前的大字报:理性让位于情绪,谩骂代替了逻辑,权威们成了造反的对象。

  在争论的后期,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语言和一些似曾相识的做派,毫无疑问,有人明显想开倒车。由问题而主义,我们终究还是感觉到了这场争论关乎大是大非,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现在回过头来看,郎咸平不过是一个“中介”,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力量。

  马国川是一个年轻记者,他有年轻人的大胆和敏感,有新闻视角和大众视角,我承认,他这本书写得很热闹、很好看,他也非常勤奋刻苦。我和他所供职的杂志,人手少,本职工作本来就满负荷。他担任主持人的两个时政评论栏目“观象台”和“左看右看”,难度大、要求高,但他能愉快胜任并不时得到专家好评,成为杂志的品牌栏目。而“第三次大争论”毕竟是一个政治题材,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写政治题材就要有政治深度和政治历练,甚至要有担当政治责任的勇气。这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无疑具有挑战性。同时,这也是一个理论题材。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能看出些门道来要的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真功夫。我的老师施正一先生是一位老经济学家,他主张,认识和判断经济问题要学会区分假象、表象、现象、真相,能找到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还能从现象上升到抽象。写这本书,把握好理论思维的火候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马国川意识到了这些,并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但当我看到他几个月以来加班加点写到脸色发绿的时候,我都不忍心让他继续修改下去了。好在还有更多的专家为他指点把关。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就是吸收了众多专家意见后的第11稿了。尽管还会有遗憾,但可以相信,全书的客观性不会有大的问题。

  这场争论中,我也说过几句话,不成系统。我同意“反思改革”的说法,也认为有争论是正常的、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理论就是在争论中得到发展。而且,现在的中国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是一个问题成堆的时期,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期。有问题就应该讨论,有失误就应当矫正,有正当的利益就应当让人表达,而且,即使有不同偏好也应当允许人们有不同的选择机会。

  但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能不能达成共识呢?争论各方的主张能不能达成一种和谐呢?理论落后于实践,但改革开放已近30年,理论思维的猫头鹰也该起飞了。教训也罢,经验也罢,我们总该总结出一些珍贵的结论。我梳理了一下,这场争论所围绕的主要问题有六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改革?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初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不是谁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这就是改革合法性的来源。大家恐怕都承认现在的体制不完善,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改不行,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这是可以有共识的。

  第二,对以往改革的总体评价究竟怎样?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当然这里也可能夹杂着价值判断。但如果说各人的感受和偏好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就拿数据说话,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如何?相信会有一个结论。

  第三,既往改革中有哪些失误?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误。这可以理解。失误的原因可能是改得太快或改得太慢,也可能是政策设计不完善,或是政策出台的时机没有把握好,还有可能是政策在执行中走形变样。对失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需要“由主义而问题”,有争论,但不该有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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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望: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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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继续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一些人认为当前缺乏推动改革的良性动力,或者改革过程已经被“精英们”给败坏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重建规则。或者建立中立和超然的机构,或者打开公民维权的通道,开展社会参与式改革。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共同探讨的问题。

  第五,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是错了?这些年,指导中国改革的是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是科学发展观,一句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在与时俱进,怎么会错了呢?至于一些人说的经济学中“西方的东西太多”,这纯粹是一个高校内部的课程改革问题,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指导思想的高度。

  第六,今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大家是不是都认可?其中,对“市场经济”大家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关键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那么能不能照本宣科呢?能不能走回头路呢?

  以上问题,有的需要在争论中发展,譬如改革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多争论是有益处的。还有些问题尽管仍然可以争论,但争下去实在没有意义了。“第三次大争论”之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概与人们对待争论的极端态度有关。有些人对改革怀有神圣感,听见有人反思改革就难以接受;另一些人对改革的指责上纲上线,甚至动辄“清理队伍”;还有的人一会儿把社会矛盾说得很吓人,一会儿又要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党的领导,这纯粹就是在“捣糨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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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一江春水,潜流暗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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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修改宪法。在这些建议中,最受瞩目的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大多数人支持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但是也有人反对修宪。少部分人对私产入宪存有疑虑,他们觉得很多富人的财产来源有问题、有原罪,如果保护起来,恐怕会有副作用。更激烈地反对修宪者的某些极端言论已经超出了正常争论的范围。比如,他们把修宪呼吁斥之为“最反动”的主张,并声称要发动一个“护法运动”,理由是:“我们已经拥有一部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像中国仍然保有的伟大社会主义宪法的国家,已经近于绝迹。”所以要誓死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他们打出社会公正旗帜,一味高唱大众化的“经济民主”,具有强烈的煽动底层革命的民粹主义倾向。

  但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于当日公布施行。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有中国首富之称的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坐在自己的车里,在手机中对记者说: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在2005年元旦后出版的第一期刊物中,刊登了重头文章《2004是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年》。文章说,“观察2004年,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试验一条新的道路,既不同于拉美,也迥异于西方;既在摆脱前苏联影响,也要在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做出超越。因此,如同1978年、1992年和1997年,2004年对于决定中国走向,是关键的一年”。

  2004年1月26日,由中国改革杂志和中国体改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04年经济社会形势座谈会”。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问大家:“我们的改革走到哪里去”?他的回答是:“我感觉,现在的改革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权力改革。如果只讲经济,经济学可以现学,大家可以讲很多意见。但是,我担心的是经济生活中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还大。收入分配在城乡中的扩大,在城市中的扩大,预示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出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安志文脱口而出的这番话,让整个会场一阵沉默,而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直言了自己对这场改革步履艰难的焦灼心情。

  2004年7月7日,56岁的杨小凯英年早逝。这位华裔经济学家的一生坎坷而传奇:“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入狱整整10年,改革开放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最后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位站在全世界华人经济学家金字塔顶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者的去世,引发了经济学界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集体追思,众多经济学研究院所和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自发举办追悼活动,寄托哀思。两年前,杨小凯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仍可能超越中国。由此,引发了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一场激烈的论争。那场学者争论,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通过这次论战,杨小凯有关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深入思考,对国内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冲击,渐进式改革道路遭遇越来越多的思考。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他们最新的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这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呈现出一种“哑铃”趋势,一头是财富,另一头是贫困,中间是没有长大的中间阶层。加上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社会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与凯捷资讯刚刚联合发布的《200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比2002年增长了12%,人数达236万人,总财富达到969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对着这份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惊叹道:“中国富豪们在十几年内便能积累数亿元的财富,这在世界资本史上都不多见。”

  7月30日,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病逝。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并发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当时石破天惊。后来全国人大会议修改过的“宪法”把“政社分开”的观点吸纳进去。董辅礽生前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逝世前三个月,重病中的董辅礽写下了论述修养操行的封笔文章《守身为大》,“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能否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守身为大’。”

  青年经济学者赵晓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划分为“四代”:薛暮桥、顾准、孙冶方、于光远等属第一代;吴敬琏、董辅礽、厉以宁等属第二代;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为第三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青年经济学者则是第四代。他说,第一代称得上凤毛麟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现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灿烂,如日中天;第四代则是批量生产,正在崛起。第一代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反思,并提出商品经济;第二代建构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框架。第三代人数众多,他们参与改革发展的具体设计和运作,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国家决策,一些学者已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在国际学界也很有影响,正以研究成果不断校正着中国经济的航向;一些人走上了决策者岗位,实践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说前三代是站在市场之外或边缘在指点的话,第四代则彻底融入市场中”,赵晓说,由于市场的需求,各学府、研究机构在批量生产着第四代经济学人。他们成为金融、证券市场以及政府部门等的具体操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难以再出现吴敬琏、董辅礽这样的“大师”了。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改革先行者、当代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人们的评价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多数的网民不顾董辅礽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而单纯将他骂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源自此前的“股市论争”,一些网民基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对经济学家群体产生怀疑。这说明,社会公众的争议,已经在改革“现行”的要求中,将焦点集中到对一些具体的现行改革方案设计者的质疑。而这,正是随后发生的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社会心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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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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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咸平

  “那时候,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爸爸却仅带着一箱青岛啤酒,而且在船上就喝完了。”在许多场合,郎咸平这样回忆父亲。

  郎咸平的父亲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兵,新中国解放前夕到了台湾。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郎咸平的父亲花两块大洋买了一张床位,下船后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便身无分文。凭着勤奋、多才,他42岁就升任空军少将,但因刚直不阿、敢怒敢言得罪了不少上司,播下了日后提前退休的种子。郎咸平回忆说,小时候父亲很骄傲地对他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爸爸从来没带着你妈妈到别人家去磕头、送礼……”当时,他觉得父亲非常伟大。郎咸平的母亲是台湾化学界的名师。“妈妈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我妈妈哭过。”郎咸平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

  少年郎咸平似乎有点平庸。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升学、就业都仿佛是他难以逾越的坎儿。“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30岁之前的郎咸平多次被逼到八面临风的绝境。在他编写的系列丛书封面“不落俗套”中,他这样自我介绍:“小学四年级即因成绩太差分到不升学班。初二又因同样原因分配到‘放牛班’学木工。”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他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高一下来,数学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郎咸平善于炮轰也喜欢自嘲,那段并不如意的童年往事,常常被他在各种场合信手拈来,当做花絮博听众一笑,或者成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小小注脚。

  “我当时是个混混,很自卑。”这是郎咸平当年心事的真实写照。为了对抗那些欺负他的高年级同学,甚至跑去拜了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打遍全校无敌手,号称“西门町之虎”。他高中毕业勉强考上东海大学经济系,又因不想考微积分,只好转到金融系。从此以后,他似乎找到了最适合他吃的一碗饭……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奇迹: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20多年后,当他在大陆最负盛名的清华大学演讲时,有学生问他的信仰是什么?郎咸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述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

  但是,毕业后郎咸平的人生之路仍然不平坦。1983年,已为人父的郎咸平在台湾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后来,郎咸平以戏谑的口吻描述当年的心态:“在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10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万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很不幸, 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我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有6家不要我,只有1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那个时候,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一年全世界招生10个,可就只报了7个。我一辈子不觉得我聪明,但是我很用功。”他母亲把家里的两幢房子中的一幢卖了,才为郎咸平凑够了学费。

  郎咸平横渡太平洋,从此人生开始了转机。沃顿商学院是全美最为著名的商学院之一,1986年,郎咸平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沃顿拿下博士学位,据说他是沃顿商学院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毕业后,他获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执教一年。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1989年开始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比较进入状态。从1997年以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他曾于1998-2001年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

  郎咸平在学术上开始崭露头角。在美国期间,他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他的破产论文在1990年全世界发表的金融财务学论文中排名全世界第一。在全世界论文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论文中,郎教授的论文就占了2篇。“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作为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和权威财经杂志的普遍认可,郎这么形容自己。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咸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第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要知道,全世界有60万职业的经济学者,而其中能够排在1000名之内的,都是被同行和业界认可的著名学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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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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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咸平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达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学术地位。正当他舒舒服服地当着他的教授时,朋友对他的一席话点醒他这个梦中人:“你在美国,大约有二三十位专家和你有一样的造诣,但在亚洲乃至欧洲,关于公司财务研究,你郎咸平可能是第一人。”

  有时候,一句话可能改写一个人的一生。郎咸平的这位朋友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1994年,郎咸平挥手告别了学习、生活近10年的美国。一些批评他的人说郎此后“辗转流离,去过英国、新加坡,最后由香港转道来到了信息相对闭塞的大陆”。

  郎咸平将落脚点定在了香港。当时,香港有两所大学对他非常感兴趣,郎咸平最终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但是香港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为郎咸平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地关注着内地发展变化的平台。郎咸平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度同经济风向的敏感度一样高,他清楚地嗅到内地将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地开始关注内地的经济政策。

  香港中文大学于1963年10月成立,由崇基、新亚、联合和逸夫四个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地区第一所创办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院校,从1966年至今共有3000多名合格的工商管理硕士生毕业。高素质的生源与精心设计的课程,已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毕业生。他们遍布香港及世界各地,许多人已成为杰出的商业精英,在社会经济的不同领域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香港中文大学坐落在山上,面朝大海,烟霭微蓝透白,山色变幻无穷的八仙岭,还有那惊为蓬莱仙境的大小离岛,令人叹为观止。有人这样描绘坐在中文大学“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看到的美景——

  阳光下,那是一幅重彩油画;阴霾时,则是一幅淡墨山水。春天,清晨观楼翠谷含珠;冬季,午后远眺寒色笼仙;夏日,夕下举目飞霞长歌;秋凉,子夜抬头朗月中天。偶尔,吐露港湾晚间冷不丁泊一艘通体灯光星点的船,不禁惊异地叫一声:夜天海市蜃楼!

  或许是陶醉在了中文大学的美景里?虽然是因为不安于过一种平静的学术生涯而离开许多人向往的美国,但是在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又度过了5年平静的学术生涯。

  2000年,他打破了这种平静。

  当年,香港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草案》,试图确立由辩方承担“提供假信息”的举证责任。草案在征询意见时,受到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十大国际投行的强烈反对。郎咸平在立法局与十大投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张把资本市场的操控行为变成辩方举证,“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成为香港媒体聚焦的热点。从此,在香港郎咸平总是以挑战主流和权威的形象出现。他批评香港首富李嘉诚,批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几十年不搞学术研究”。但是香港的天地毕竟太小,所以他开始走出香港,踏上大陆。

  2001年7月到2002年7月左右一年的时间,郎咸平在内地做的第一件事是担任大鹏证券研究所顾问,每周去一两天。当时大鹏证券想增开营业部并进行电脑化。郎咸平的工作就是把研究所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数字化,并与整个公司的电脑化结合在一起。“但一年以后失败了,"郎笑称自己被炒了鱿鱼。”正因为技术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失败了。这有一个理念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自己挺行,但是做起来才知道很复杂,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容易。"郎咸平说,做了一年以后,发现自己有点志大才疏,做不下去了。当时大鹏证券给他的报酬是月薪7万元,签了一年合同。郎咸平坦陈报酬不错,在大鹏证券的一年时间过得还挺愉快。

  2001年初,深圳一本刚创刊不久的杂志《新财富》邀请郎咸平出任杂志的学术顾问。这是他在内地做的第二件事。郎咸平曾说过,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歌星。“空降”内地的郎咸平,当时在内地既无知名度又无地位,在圈子里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媒体正好可以放大他的声音。于是他利用这个阵地打开局面。郎咸平教授开始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郎咸平迅速进入了公众和媒体的视野,众多的知名媒体报道了郎咸平对各项法律、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有的媒体尊称他为“郎监管”。根据《深圳特区报》的统计,郎咸平的观点以网页数而言列全国财经人物之前茅。

  这一年春天,《新财富》发表了一篇质疑德隆系的文章。文章发表后轰动一时,这本杂志也因此“洛阳纸贵”而一炮打响。文章的作者郎咸平迅速进入公众和媒体的视野,以一个轰动事件郎咸平2001年在内地“高调”亮相。

  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天性不安分,其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以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在短短数年间便控股、参股企业200家左右,其中上市公司5家;德隆系控制和关联的金融机构有7家券商、3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租赁公司、4家城市商业银行、2家保险公司。唐万新操纵德隆系旗下的“老三股”企业(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股票,不管股票大盘是否涨跌,德隆“老三股”总是我行我素地画自己的走势图,且持续向上。2006年武汉中级法院在对唐万新的起诉书中称,从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新疆德隆、金新信托、德隆国际和中企东方累计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共获累计既得赢利为9861亿元。

  2001年郎咸平炮轰德隆系文章发表后的那个冬天,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深感恐惧,他草莽性格中显现脆弱的一面,他对身边人哭道:“德隆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当时,德隆在业界被视为“天下第一庄”,其勾当在坊间不是秘密,只是无人说破而已。郎咸平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向当时如日中天的德隆系发起进攻,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警告中国投资者他们投入德隆的钱最终将拿不回来。在2001年的寒冷尽管到三年以后的2004年4月14日,“老三股”才灰飞烟灭,德隆系大厦才彻底崩塌,但郎咸平的高调抨击,仍然给他带来了巨大名声。

  郎咸平博得了名声,但是“德隆系那篇文章之后又发表了几篇,《新财富》认为我太偏激,从2002年开始就不希望我再写文章。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在《新财富》就没有写文章了。”郎说,到了2003年底他就被正式开掉。郎咸平在大陆第二次被炒鱿鱼了,“不同的是,大鹏证券认为我能力不足,《新财富》认为我太偏激”。 2002年7月11日,第一龙浩农业宣布郎咸平被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但两三天之后,在独董板凳上屁股还没有坐热的郎咸平,旋即被内地媒体质疑为加盟“德隆盟军”,“当时很被动,不敢在第一龙浩干下去了。”2003年6月30日郎咸平从第一龙浩农业独立董事位置上退任。

  两个月后的8月份,郎咸平不顾朋友的劝阻,参与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纠纷案,充当独立第三方调停此案。他说,他不能代表辽宁省政府的利益,但又不能不代表辽宁省政府的利益,因为辽宁省政府代表中国政府的形象。结果,辽宁省政府认为,不想让媒体和学者参与进来……两个月后,郎咸平黯然退出调停。

  虽然郎咸平已经在大陆声名鹊起,但是看起来似乎一事无成。此时,46岁的郎咸平已经头顶一头华发。唯一让他欣慰的似乎是,郎咸平在中文大学的同事项兵建立的长江商学院重金将郎咸平请了过去。长江商学院获得了李嘉诚基金会的投资,虽然郎曾用笔解剖过李嘉诚的“和记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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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奇文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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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04年,已经投向影响更大的搜狐网,并且担任“首席经济顾问”的郎咸平似乎有些沉寂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即将因为自己的预言应验而迎来中小股民的崇拜。

  在遭到郎咸平炮轰后,德隆把手伸向银行体系,通过控股多个地方的商业银行,把银行当成自己的提款机,弥补资金上的黑洞。这是一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只要不断有新的客户资金被骗进来,偿还旧客户的资金,这场击鼓传花的骗局就能维持下去。不过,勒在德隆脖子上的绳索已经收紧。当它跌跌撞撞地走到2003年底,新疆啤酒花董事长卷款潜逃,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由此岌岌可危,各大商业银行开始自查关联方贷款。唐万新终于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做出纵有损失也要将老三股抛出的秘密决定。“大不了18年白干了。”唐说。但是就在唐万新心情烦闷地度过40岁生日后的第11天,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老三股全面崩盘。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在长达数年的德隆击鼓传花的游戏中,从唐万新到无数中小股民,没有一个胜利者。如果说有一个,那就是作为局外人的郎咸平。到2004年4月德隆危机全面爆发时,人们惊诧地发现,郎咸平的预言一一兑现。在一个混乱的股市,郎咸平这样的人不就是人们一直期盼的预言家吗?于是,人们把他视为神人一般,郎咸平的大名如日中天。

  德隆的崩溃也给郎咸平的思想上以巨大冲击,“很长时间,对于社会对我的期许,我不知道。从2003年底开始,社会、舆论对我的期许非常高,对我个人品格的要求很高:你必须完全独立,不然怎么替中小股民说话。”他不再关注德隆,而是又打响了著名的“三大战役”:炮口对准TCL、海尔和格林柯尔三大巨头。

  郎咸平的明星情结在他担任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后发挥到了顶峰。2004年7月上海第一财经开播一个叫《财经郎闲评》的“脱口秀”节目,郎咸平担任节目主持,“以闲话家常的方式,选择热点话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评说”。在这里,郎咸平如鱼得水,常常有惊人之语,轰动业界的炮轰海尔就是在这档节目中播出的。

  海尔被认为是唯一一个靠自己双腿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张瑞敏每年都能进入《财富》杂志评选的“亚洲25位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并且位置十分靠前。2004年7月28日,香港上市公司海尔中建发布公告,称海尔中建将延期认购海尔集团所持有的飞马青岛公司355%的股权,其相关认股权行使日期将延长至2005年12月31日。这个看似平常的公告,却吸引了郎咸平的目光。7月31日,郎咸平抛出四条尖锐质问,矛头直指“海尔职工持股会”,有媒体称,该持股会是以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为首。郎咸平炮轰的理由似乎相当充分:“以海尔2003年806亿元的全球销售收入而言,海尔职工持股会控制的有形无形资产高达650亿元以上,这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见!”郎咸平提出四个问题:

  1.由于我国公司法的不健全,因此很难对海尔职工持股会做出适当监管。海尔能否向股民详细披露每个高管人员在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比例?

  2.当初成立“海尔投资”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何种程序让“海尔投资”拥有了海尔商标专利权?又是通过何种程序将零部件的供应权转到“海尔投资”的手中的?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除非海尔集团能证明董事会成员从未在海尔职工持股会拥有股权。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就是明显的透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

  3.我们承认,我国国营企业体制问题使得国有企业老总没有办法通过某种激励机制而得到适当补偿,这是国有体制的缺陷。但这并不代表有国营企业职工包括高管人员所成立的职工持股会就可以无节制地控制公司的资产。举例而言,以海尔2003年806亿的全球销售收入而言,海尔职工持股会所控制的有形无形资产即高达650亿元以上。这种现象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见。简单地讲,那就是职工持股会通过“国退民进”的机缘,将自己由打工者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而“合法”地一跃成为所有者,这是否有失公平原则?因为20年后,我们将无法向子孙解释20年前的国有企业海尔集团今天变成了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私人财产。

  4.我们这个社会太强调国企对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不足,但是却从未强调国企的高管人员应该有着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举例而言,国有企业老总在产权还未转换之时就可以合法地做不好,但如果产权转换后,就立刻将企业做好,而且还可以打着产权改革的口号来掩盖国企老总根本就缺乏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而只是一心一意地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侵吞国有资产之恶劣行为。

  对于郎咸平的质疑,海尔方面的回应较为迅速,海尔方面称,“郎先生发表的文章是以‘海尔是国有企业’为前提的,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海尔没有任何违规违法行为,不予评价”。郎咸平的四个问题直指海尔总裁张瑞敏,但是海尔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辩驳,而且矛头并没有指向郎咸平。在一次会议上,张瑞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郎咸平的质疑)没关系的,对海尔的发展、策略根本没有关系,”“国有资产问题,有国资委管着呢,我们只管做事——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

  李东生领导的TCL因为收购汤姆逊彩电、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而一下子成为全球瞩目的商界明星,李东生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0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2004年1月6日,TCL集团整体上市,总共融资额达到25亿元,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持有559%的股权,按照发行价,李东生身价达到61亿多元,成为TCL改制的最大受益者。 对于TCL的改制,市场上一片赞扬,认为它开创了国企改革的新模式,然而郎咸平认为,TCL2003年的财务指标矛盾重重。他在8月14日公开发表的《缺乏信托责任,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TCL的高净资产收益率何来、高风险低收益不合理、股票收益率低较合理”的三点疑问。据《中国工业报》报道,郎咸平说TCL创业的22年,李东生由几乎身无分文演变到身价近12亿元,成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TCL发展的过程实际是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郎咸平表示,TCL的历程实际是一个国有股权稀释的过程,进一步说,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也是TCL的管理层获取国有资产的过程。

  但是,当记者就“郎咸平质疑”询问李东生有何响应,李东生神情淡然:“郎咸平是谁?”有记者再问李东生,TCL集团整体上市令他身家暴涨,引来包括郎咸平在内的众多议论,李东生仍是淡淡地说:“我只能以平常心对待。”他说TCL集团董事会秘书已就有关质疑作出响应,他不想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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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奇文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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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一间普通的教室里,面对一群听众,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演讲中,他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炮制“民企神话”。

  后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郎咸平时,他称自己“本来就很想研究顾雏军,对他已经关注了很久。他很高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每当他完成一次上市公司收购以后,股价立刻大涨,业绩在几个月之中就突然变好。对于这一点,我根本就不相信。完全违反了金融原则。一个公司由亏转盈是非常困难的,公司的各方面都需要改革,这没有几年功夫是做不到的。他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这其中一定有猫腻,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操纵。这就是我想研究他的原因”。

  郎咸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和我的学生在研究了3个月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4家公司,他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郎咸平将顾雏军的收购计划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郎咸平认为,现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

  在场的人们对郎咸平的演讲报以热烈的鼓掌,因为讲台上的郎咸平激情四溢,绝对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叮叮咚咚,这样的响声在演讲过程中不时发出,那是教授讲到情绪高昂处,在擂打面前的讲桌;眼尖的听众会发现,教授在演讲过程中,讲桌后的两条腿一前一后,像是武林人士在练弓步;他似乎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在那从口中迸射的话语中。前卫、尖锐、颠覆性的话语让他在只要张嘴就能出名的经济显学中如此不同。对听众来说,这绝对是一场精彩的精神享受。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自己见证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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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的制冷工程师?一个资本狂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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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雏军

  2003年12月28日晚,金碧辉煌、流光溢彩的北京饭店,蟠龙金柱装点的宴会大厅,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嘉宾云集、热烈隆重的气氛中开幕。伴随着《自新大陆》壮美的旋律,颁奖典礼一次又一次被推向高潮。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正庆宣读颁奖词:“他将竞争对手变成了自己的合作伙伴。并购科龙,控股美菱,他用10亿元的资本杠杆撬动上百亿的企业。他是制冷专家,更是投资‘赢’家”——在热烈的掌声中,顾雏军走上领奖台。

  颁奖典礼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欧元之父蒙代尔、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等全球知名人物,向获奖者发来了祝贺。在期待和掌声中10位年度人物依次登场。举办四届以来,本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的平均年龄是最小的一年,只有43岁。顾雏军年仅比平均年龄大一岁。当他和中国入世谈判代表龙永图、蒙牛乳业董事长兼总裁牛根生、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苗圩、网易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丁磊等人一起高举起2003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的奖杯,立即迎来了掌声的最高潮。

  毫无疑问,这是顾雏军人生辉煌的顶点。

  1959年5月出生于江苏扬州的顾雏军,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生毕业。他第一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的年龄是30岁,当时作为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的能源工程师,他发明了“顾氏热力循环系统”。但这个成果遭到国内制冷学界专家的集体对抗,这场口水战一直打到1996年,导致了学术界与顾雏军长达10年之久的对立。1994年8月13日,《上海科技报》发表了记者文章《一个神话的破灭——顾氏循环的前前后后》,随后还举行了“清除伪劣科技‘顾氏循环’座谈会”。顾氏循环是怎么回事,不懂制冷技术的人无法去评价对错,但是顾雏军的研究生导师、天津大学教授吕灿仁说,“我的看法它是骗人的。”

  不过这种对立对他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在发明了格林柯尔制冷剂一年后,就在1989年下海经商了。1996年之后,顾雏军就正式淡出了学界。他与人合作及自行创办空调厂若干,屡挫屡奋。那时的他,正是人们印象中的“青年科学狂人”。

  长期关注顾雏军和格林柯尔就会发现,这位富豪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舆论普遍的支持。这位资本高手尽管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的支持,引来的质疑却越来越多。1996年,在指控上海一家媒体和一位记者的名誉权诉讼中,顾雏军突然撤诉,此后在国内销声匿迹。直到1997年后,顾雏军重返国内,在天津开发区以5000万美元设立了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而其个人出资额达到了4250万美元。没有人明白这一切是怎样来的,顾雏军自己也只透露了一点信息。他1996年时曾在美国买了一间纽约主板上市的公司,购买的理由是:这间公司使用的产品是制冷剂,正好是他公司的下游公司,买下来以后,每年可供应1万吨货。1万吨货可以有4000万美元的利润。2000年,他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融资546亿元。

  自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分行业逐步分批淘汰破坏臭氧层物质生产的进程。为配合中国政府加快淘汰氟利昂的步伐,格林柯尔集团相继在北京、广东、海南和湖北投入巨资建立了以替代氟利昂为己任的4家高科技环保工程公司。在这个阶段,格林柯尔在很多省市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公关,取得了在当地作为无氟制冷剂唯一提供商的机会。通过政府发文指定使用的形式来确定格林柯尔在当地制冷剂替换市场的领先地位,是格林柯尔的销售法宝。据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公司2000年年报披露,公司在2000年收入的364亿元中有318亿元来自于北京、深圳、湖北、海南4家工程公司所完成的125项替换工程。这种垄断行为,在南方各省引来了当地报纸的公开谴责。这是顾雏军重返国内后与媒体的第一次交锋,不过凭借着交警、环保等执法部门的保驾护航,顾雏军甚至懒得动嘴去解释。

  顾雏军的历史,前10年时间是顾雏军讳莫如深的孤身海外创业暴富的秘史,后5年则是国内资本市场上顾氏翻云覆雨的速成史。顾雏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做学问,做成科学家;我做企业,做成亿万富翁,谁能比我聪明!”在一些人看来,顾雏军是科学奇迹的创造者、资本魔方的控制者、濒危国企的拯救者。2000年,顾雏军在开曼群岛注册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格林柯尔),并在当年7月13日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从那时起,顾雏军已从一个热能工程师变成一个资本高手。2001年10月,顾雏军斥资56亿元收购当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科龙。这个花白头发、戴宽幅眼镜的陌生商人,被怀疑为“空手道高手”。2001年国内一些经济类媒体发表质疑文章,火力集中在顾雏军的理论悬疑、公司业绩、收购资金来源等问题上。不仅如此,格林柯尔在2002年4月底遭香港交易所质询,要求对2001年底上市公司格林柯尔与位于天津格林柯尔之间发生的一起关联交易做出解释。格林柯尔的年报显示,这笔总数约23亿元的款项被用于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未来所需的制冷剂,而香港联交所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交易的更多细节,包括付运日期。这笔23亿元的交易发生在2001年12月,恰恰是在顾雏军宣布以个人资产收购科龙之后,因此引发了市场的种种猜测,即该笔预付款的大部分有可能被用于收购科龙支付的首批款项15亿元。不过,在质疑阴影中的顾雏军依然不改初衷,继续进行着其收购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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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的制冷工程师?一个资本狂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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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听到有人喊:看,那个老头就是冰箱大王。”2003年,顾雏军摘帽“ST科龙”后,带着这个梦想开启中国冰箱业的并购大幕。2003年5月,顾雏军拥有全资股份的顺德格林柯尔,在合肥和美菱电器达成合作协议,顺德格林柯尔以207亿元的价格,收购了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成为美菱电器最大的股东。当年7月,格林柯尔旗下的科龙与杭州西泠集团签署协议,收购西泠70%的股权。同时,格林柯尔与南京斯威特集团抢食“小天鹅”,并争购“小鸭”电器。短短两年,一连串资本运作战绩,使顾雏军一跃成为引人注目的“资本狂人”。也就是在抢购“小天鹅”时,顾雏军喊出了他事后一直追悔的经典话语——“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顾雏军还将触角伸向汽车业,并加快了其整体收购的速度。在家乡扬州,顾雏军布下进入客车行业的第一颗棋。2003年12月,顾雏军以4178亿元,通过扬州格林柯尔协议收购了亚星客车115273万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6067%)。

  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标准包括影响力:他们的工作,在2003年中国经济生活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前瞻性:他们的行动体现了新观念、新潮流,预示了中国经济的某种趋势;创造性:他们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开拓出经济领域的新天地,为中国经济做出了独到贡献。在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对顾雏军是这样介绍的:“2003年5月,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斥资2亿,将美菱电器20%的股份收入囊中,成为第一大股东。至今,除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外,顾雏军在国内还控股拥有了科龙电器、美菱电器,拥有5个家电品牌(科龙、容声、华宝、康拜恩、美菱),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已近百亿元。2003年8月17日,科龙、美菱联手举办全球采购招标,总价值100亿元,引来全球1100多家供应商。目前,格林柯尔已在顺德、营口、成都、吉林拥有4个冰箱生产基地,8条冰箱生产线,400万台的产能”。

  在颁奖现场,顾雏军与主持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主持人:我听说刚接手科龙的时候,你收到很多员工发来的短信,都是骂你的,骂你最难听的是什么?

  顾雏军:就是我拿着钱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敢离开科龙,此时此刻我是科龙心目中的老总,现在所有员工都相信我们把他们领到正确的道路上,而且明年会比今年好得多。

  主持人:因为我们都知道顾雏军有一个梦想,智能化,现在这个目标有多远?现在进入了汽车领域,是不是做起了汽车梦?

  顾雏军:因为上海那个地方变成一个超市让我们搬出来,所以我们决定搬到华东去,后来选的是扬州,这个基地也将是最大的,在这个建设基地的过程中,扬州对我们很信任,我们小心翼翼地做了准备工作,使我们相信,亚星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严格的管理和一系列加大力度的经营方式,能够得到改进。

  主持人:也就是说捡了一个汽车梦。祝你梦想成真!

  顾雏军能够在千军万马般的企业家中胜出,当选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证明了他的“影响力”,也表明有关专家学者对他的“前瞻性、创造性”的认同。在某些专家看来,顾雏军“继价格时代、品牌时代之后,开创了中国家电业的资本时代”,俨然“可称做中国第三代企业家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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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向郎咸平发出了律师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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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针对格林柯尔公司的报告,指出格林柯尔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用“七种手段”席卷国家财富的“秘闻”,立即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8月10日,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东方早报》以及《香港商报》对此进行了简略性报道。

  8月11日,新浪等网站对文章进行了转载。网络再次显示了其惊人的力量,一时间,顾雏军成为网络点击率最高的词汇,甚至超过了他获得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时的风头。各种评论也随之而来,当然主要是质疑的声音。顾雏军曾经不止一次地向记者诉苦:“在国外,媒体总是把一个人先看成好人,不管你钱的来路,只问你现在用它做什么事,如果真的有证据证明你确实做了坏事再一棍子打死。而在中国,如果你不交代清楚自己的履历,媒体就总是先把你当骗子看,干什么事似乎都是不怀好意,而且会毫无顾忌地把难听的话直接骂到你的脸上来。”事实似乎再次应验了他的抱怨。

  此时的顾雏军还沉浸在汽车梦里,而且似乎离他的汽车梦越来越近了。因为这时他已经以4178亿元的价格,通过扬州格林柯尔协议收购了亚星客车115273万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6067%),从而在家乡扬州布下了进入客车行业的第一颗棋。而且在与国外汽车企业谈判和有关运作,以求打通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当年11月顾雏军完成了收购计划)。至此,顾雏军在完成一系列收购之后,他的格林柯尔系已悄然成形,产业顶端是格林柯尔制冷剂,作为产业链的上游资源,一条线路是直接向下游两家电器类上市公司出口,另一条线路是向两家汽车及其汽车配套类上市公司产业延伸。曾有记者问顾雏军2004年有什么期望。顾雏军说:2004没有悬念。但是,这个愿望注定落空。8月,波澜骤起。郎咸平的演讲,仿佛一脚踩在顾雏军的脚指头上。

  曾有记者问:作为企业家,你最看重的是什么?顾雏军回答说:“我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但是很看重名誉。”看重名誉的顾雏军不像张瑞敏说“不需要回应”,他回应了,还相当激烈。

  8月13日,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委托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郎咸平“澄清事实”,停止对公司和顾雏军的“诽谤”,要求郎咸平完成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郎咸平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自己的演讲。

  第二,如果媒体没有正确地记录演讲内容,那么郎咸平需要向《东方早报》、《香港商报》、有关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第三,给顾雏军一份演讲稿件。

  律师函仿佛是一纸最后通牒:顾雏军要求郎咸平在8月16日以前完成第二、三两项要求,在8月17日以前完成第二项要求。署名Richard Butter的律师函最后强硬地指出:“如果任何一项要求不被遵守,我的客户(顾雏军)将对你采取包括法律程序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他的名声,而不事先通知。”

  这是在相继“炮轰”了德隆、TCL、海尔等大企业之后,有“郎监管”之称的郎咸平首次接到来自被炮轰企业的律师函。收到来自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后,郎咸平在北京长江商学院举行个人媒体见面会并公布了律师函的具体内容。郎咸平称自己2001年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威胁。他给记者提供了来自格林柯尔的律师函的具体内容。郎咸平称:“具体威胁的内容是透过律师要求我叫《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向顾雏军道歉,否则对我可能采取法律之外的‘必要的手段’,而且是不通知我的(秘密)后续行动。”

  针对律师函,郎咸平表示,其演讲根源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而研究完全根基于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所拥有的公司所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形成结果。他认为,学术论文的最大特点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问题。郎咸平表示,如果顾雏军认为其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但他又强调,“我个人及学术界决不容许企业家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哪怕对方可能采取非法律程序的行动。郎咸平同时透露,随着事态的继续发展,还可能会进一步把一些资料和事实真相向公众公布。

  郎咸平认为,目前在国内证券市场和产权改革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企业经营者信托责任的缺位”,他希望通过此次格林柯尔事件,使相关问题明朗化,并引起国家有关政法机关的重视。

  在北京东方广场长江商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对众多新闻媒体,与顾雏军通过律师提出的三点要求针锋相对,郎咸平发表三点声明:

  第一,会充分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并公正的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因此,不会要求媒体向顾雏军做任何形式的道歉。

  第二, 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演讲稿件,请顾雏军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

  第三, 本人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顾雏军的那种“践踏学术尊严与自由”的口吻。

  律师函“最后通牒”的时间已到,8月16日下午4时,也就是在郎咸平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的前一天,顾雏军委托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香港高等法院递送了起诉状,以他个人的名义正式起诉郎咸平对其进行的“诽谤”。

  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的当天晚上,郎咸平还参与了搜狐网站“财经经济学人论坛”的在线访谈。郎咸平在答网友提问时说:“必须要维护媒体的话语权,必须要坚定地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所以我正告中小股民,我不会退却。顾雏军在香港告我,这都不是问题,该怎么做自然有法律程序在那里。”一些网民则表达了对郎咸平安全的担心。他回答:“我已经48岁了。对做出来的研究结果,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掩盖起来,天天跟这些老总吃喝玩乐去,大家都会喜欢我。二是公开,但我一生的心血都在这里,我不能掩盖或是放弃。”郎咸平说:“国有资产流失,是各方面没有配合好。”他再次重申了一贯坚持的观点:MBO(管理层收购)不适合中国。他说,即便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只有不到01%的企业做MBO。而且,在美国MBO将处于美国证监会极为严格的监管之下,对股民的信托责任做得非常好。郎咸平说:“而在我国,有的MBO现在已经变了味,变成了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方法,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重视。”

  “仍然处于战斗的兴奋之中”的郎咸平,第二天接受了《北京晨报》的专访。郎咸平认为与“顾雏军们”的交锋意义,在于国资流失问题。在法律制度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国有资产被暗箱操作,被某些有特权的人自己定价,“合法”地转化成为私人财富,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他报料说,自己研究的还有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南京斯威特、复兴集团,“估计一些人听到消息后要开始发抖了。但是,我认为跟这些大企业‘过不去’是应该的,巧立名目攫取国有资产,这样的行为就该跟他们过不去!”在与记者的对话中,郎咸平语气坚定、从容不迫。

  记者问:“如果对方采取低下手段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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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向郎咸平发出了律师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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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咸平答:“以我对顾雏军的了解,这是可能的。但我已经事先说过了,我已经48岁了,不怕他。”

  记者问:“如果对方对您进行舆论攻击呢?”

  郎咸平答:“这有可能,但我的案例分析是建立在公开披露的数据基础上的,除非他承认自己的数据有问题。我会按他更正后的数据继续研究。”

  记者问:“要是德隆、海尔和格林柯尔这些企业联合起来反攻您呢?”

  郎咸平答:“那我会乐观其成,斗争到底!”

  记者问:“在这些公开对峙中,您有何遗憾?”

  郎咸平答:“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这是他对国内经济学界的公开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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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了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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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晓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公开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转眼10天过去了,国内经济学界没有任何反应。虽然郎咸平的炮弹在顾雏军这儿引爆了,但是郎咸平与顾雏军显然不是在同样的层面上对话。郎咸平的攻击是从企业财务数据的个案推演至国家有关“国退民进”产权改革方向宏大叙事模式的质疑,顾雏军则直接避开财务数据本身的锋芒径直拿“人身污蔑”说事,这样一来,最终呈现的格局仿佛是两个人之间恩怨的纠缠。从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角度来看,郎咸平的一句“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足以让众多媒体关注消弭于无形之中。难怪郎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马克思曾经说过:“利益会把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可是,一场有可能沦为两个人之间恩怨纠缠的争论,怎么可能把“整个经济学界”召唤起来呢?

  不过,恰在此时,《北京晨报》实习记者汪涵一句具有强刺激功效的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追问,让“郎顾之争”彻底改变了方向。

  8月20日,《北京晨报》发表了诘问《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一文。文章不长,只有700多字。但是该文直接引爆了横亘于经济学界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压抑多年的是非恩怨,并将论战的烈火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媒体迅速而猛烈地燃烧到公众之中。全文如下——

  郎咸平寒心了。

  他大概没有料到,就在格林柯尔的老板顾雏军正式对他提起公诉的第二天,曾经被他“炮轰”的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也进行了公开回应——他认为,郎咸平关于TCL的财务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质询是建立在不可比的基础上的。

  作为一位独立学者,一方面要艰苦地做学术研究,一方面还要顶住官司缠身的压力,他还能孤军奋战多久?

  “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郎咸平曾对本报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但是,这一次,国内经济学界确实集体失语,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也彰显不力。

  我们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型,也就是通常说的“学院派”;第二类是商业型,效力于投资银行的;第三类则是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的。

  第一类经济学家,独坐书斋,不愿介入此事;第二类经济学家,由于牵涉到特定商业集团的利益,也不愿开罪其中一方;至于第三类经济学家,既然服务于政府部门,也就应当谨言慎行,少开尊口。

  在社会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们保持缄默。所以,我们要敲打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呼唤他们的学术良知。

  其实,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肩负着更崇高的社会使命。

  如果他们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说谎话、不非法牟利而已,那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多数学者都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敢于说真话的少数学者却无人赞同、无人喝彩,那又是怎样的悲哀?

  郎咸平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独立地、负责任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包括前不久我们又痛失的一位——杨小凯。

  现在,我们只希望这些独立学者们都能得到应有的宽容和保护。

  文章中提到的杨小凯就是刚刚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他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先生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近年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杂志书《经济学家茶座》,号称国内第一家经济学Mook。Mook就是杂志书或杂志型图书,是Magazine (杂志)与Book ( 图书)的结合,是一种新形式的出版物。它既有杂志的贴近生活、时效性强、视觉效果好的特点,又有图书的深入全面、专业性和权威性强的特点,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因而广受读者的热烈欢迎。虽然《经济学家茶座》不能算做畅销书,但它又是一本别具一格的很抢眼的经济学专业读物,被评论界称为“叫好又叫座”。众多经济学家从学术殿堂和经济讲坛上走上“茶座”,面向更多的普通“茶客”和读者。他们右手写经济学论文,左手写经济散文,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交流、阐释他们相互关心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信息。

  2004年8月21日下午两点,在北京图书大厦一楼举行《经济学家茶座》出版4周年的读者见面会上,经济学家何帆、赵晓、卢周来等与读者茶聊。一位年轻女孩突然发问:“对于近日备受媒体关注的‘郎顾公案’,国内经济学家为什么‘集体失语’?”话音刚落,举座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这位女孩。

  在场的赵晓警觉地问:“你是媒体的吗?”

  赵晓,经济学界声名大噪的经济学人工作室——“博士咖啡”的八个创办人之一,江西奉新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时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晓对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过长期研究,其观点在国内富有影响。除了在《经济研究》、《战略与管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不少论文,赵晓还在《人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学家茶座》等媒体上发表了大量评论和经济学随笔,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

  那位提问的女孩对赵晓博士的问题笑而不语。众学者面面相觑,一番推让之下,赵晓接过了话筒。他说:“郎咸平说整个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出来公开支持他,那么他有没有向我们征询意见呢?没有。”

  “郎咸平对海尔、格林柯尔集团的分析报告,都是首先对媒体公开的,事先并没有问过我们这些同行的意见。”赵晓说,“郎咸平对格林柯尔集团的分析报告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的。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对这份报告做出评议,”赵晓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至少要在一个月以后才可能对郎咸平的报告发表看法——前提是,我们要比他聪明三倍。”不过,赵晓认为投行的经济学家更有发言权,他说:“国内从事上市公司、企业集团相关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不过主要集中在投资银行。他们同样是经济学家,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更有发言权。”

  赵晓此言一出,立刻“麻烦上身”。在其主持的网络论坛上,有经常与之讨论问题的人士提醒到:“你这下栽大跟头了,看人家怎么评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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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了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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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报告当然要认真,多花一点时间是应该的,但是看一个报告,也要花写报告的一样的时间,闻所未闻!一个导演可能花了一年时间拍了一部电影,如果观众走出电影院说半年以后再评论,一定会被人笑掉大牙。”有人这样评论赵晓的“拖”字诀。

  8月23日,赵晓对于媒体的报道进行了补充说明,他说:“记者的描述,漏了非常重要的两句,一是我说过的‘郎咸平提倡研究后再发言,我很认同这一点。’二是‘如果没有经过研究,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郎咸平的分析,都没有含金量’。”

  赵晓特意表示,他与郎没有任何个人过节。“我的好朋友易宪容是郎的好朋友,其《公司治理结构》一书由易译出,并首先送我。我对郎的研究能力很佩服,并欣赏其敢于揭露问题的勇气。但我个人秉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原则,不会因郎的研究水平高而简单地对他的任何分析说‘是’与‘否’。除非我自信自己已经过独立思考……从学术自由严格的立场出发,他的同行亦有选择‘学术沉默’的自由。因此,郎甚至没有理由要求同行回应。”

  赵晓在论坛里说,希望郎咸平的研究和讨论能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不要演变成“政治”问题、“划线”问题、“表态”问题。如果从学术问题变质为全民讨伐,那既是对郎学术研究的讽刺,也标志着中国人思维的再次退化。

  他认为,郎咸平所提问题的本质,是提出了中国民营化过程中的“程序合理”问题。但需注意的是,这个“程序合理”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程序合理”大不相同,“事实上任何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承认,后者要复杂得多。”

  不管怎么说,郎顾之争已经超脱个人之间恩怨的纠缠,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这正是郎咸平所希望的。

  当赵晓在北京回应郎咸平的同时,上海的《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两位学者对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不同意见。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认为,郎咸平对国资、国企、国有股的一系列发问,都是经济学者们很关心的问题,但他指出,郎的做法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进入市场范畴,这是不严谨的,是对企业的一种不负责任。张军表示,郎做的是一种“案例分析”,是在有限的数据基础上作分析、推测,从而提出猜测和假说。“这种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深入企业内部去论证。”张军认为,郎咸平并未真正进入企业,因此,研究的结论不够成熟,还停留在猜测层面,不应该“急于求成”地公诸于众。同时,张军指出,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

  另外一位学者是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汪康懋。汪康懋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自费留美,他在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和英国STRATHCLYDE大学先后取得了金融管理学硕士和金融与会计学博士学位,并获高级财务会计师证书和中国法律文凭。汪是最早几个进入华尔街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之一。汪康懋作为中国旅美金融协会的创始人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初创时期的两届理事,他积极参与国内经济改革,并策划每年举行邀有国内改革决策者参加的研讨会,同国内改革决策者和学者交流。汪康懋是追随厉以宁呼吁股份制的倡导者,他不遗余力地在国外倡导中国企业走股份制道路,力陈股份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适应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以股份制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相结合的新思路。

  汪康懋明确表示,“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他指责郎咸平的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有失偏颇的。他认为,郎咸平对我国企业家的定位——职业经理人——并将其比喻为企业“保姆”的说法是错的,“比如张瑞敏等,这一批人应被视为‘创业者’,而非‘职业经理人’。”他认为,张瑞敏等“创业者”靠实力和本事调用各种资源,做的是把“茅草房”变成“高楼大厦”的工作;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企业做强后聘用的人。汪康懋建议,在产权处理上,企业完全可以采用“股权奖励”的方法,这既能达到激励企业家斗志的目的,也防止了流失情况的发生,而郎这种会伤害到企业家的做法是不对的。

  后来,汪康懋还在《新民周刊》撰文《郎咸平,你不厚道》。文章说:“近期郎咸平高调把矛头对准张瑞敏、李东生等优秀民营企业家,断定他们侵吞国有资产。我作为具有郎所缺乏的10多年商界经验(其中7年任CEO)的国际学者,并做了连续3年我国1300家上市企业大样本实证研究,感到有社会责任反驳郎的观点,以正视听。我了解现在国资委管辖的160多家大型国企绝对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总裁每几年一轮换,即使企业已上市(如中石油等),也未受领过任何股份。”

  汪康懋说:“郎的攻击性语言、教父式的目中无人,凡此种种,我看不到郎咸平的学术严谨。我送给郎咸平10个字:做人要厚道,有话好好说。不要亢奋,不要走极端。最后我想说明一点,国家的一系列财经政策,如稳定汇率、海外上市、大规模发行外债、出售土地使用权、保值储蓄、住宅商品化、建立股市、A股B股分设、基本面分析、证监会银监会国资委的成立,这些都不是郎咸平提出来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的金融学者已为国家创造10万亿财富,这就是我们金融学者的学术良心和民族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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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的抱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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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

  “2004年8月20日,我正在南京参加‘东部战略研讨会’,连续接到几个记者的电话,希望我们声援郎咸平,原来他因为质疑国有资产流失,遭到顾雏军起诉。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呼吁多年,传媒很少报道,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呀,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声援他?是不是因为他是美国回来的,就特别值得炒作呢?”

  说这话的是谁?他叫杨帆,被媒体称为是“一个炸药包”。杨帆出身于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本人毕业于北京四中。“我才是精英呢”,他后来在给北京理工大学的演讲中曾经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精英,但不是现在这些人,真正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是那些做了牺牲的人”。杨帆年长郎咸平6岁,1951年生于北京。“26岁我上大学,之前我在工厂做过8年的工人,还插过队,还失业2年”。1984年他毕业于吉林大学,获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曾担任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杨帆一直以这段经历为骄傲,认为自己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后来他这样对媒体回忆,“我在天津开发区、广州开发区和蛇口工作,搞过民主竞选,搞过实践,是拼过血肉的。我不反对他们立话语霸权,但我在改革开放中是有地位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是靠书本,而是靠实践走出来的。我当时是放弃了三个北京户口,全家调进天津塘沽开发区,当经济研究所所长,干了5年,和北大的张炜一起,在塘沽找了间破房子,我们搞民主竞选,章程就是学的西方的上下议院。后来搞引进外资,政府职能转换,那是我们最早搞起来的。我是北京四中的高材生,当时我要发财可以去深圳,要出国留在北京财贸所,但我一没出国二没发财,留在开发区搞实践。我是做过牺牲的,没有捞到任何好处。血肉是比文字更扎实的,没有拼过血肉,一定长不了,这是我的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这么考虑问题,和投机取巧的暴发户不一样”。

  在大学期间专攻国际金融的杨帆1989—1993年任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进出口副处长,后在深圳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工作过几个月,对于“两币流通”进行了研究;在天津开发区任研究所所长期间,对于外资企业的考察和工作经验奠定了他的研究的微观基础。90年代他回到北京,在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管理外贸价格,几次调整人民币汇率他都参加了算账。1994年当郎咸平就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的时候,杨帆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1995年跟随经济学家张曙光读在职博士,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每次去外面演讲,杨帆都拿出行李手推车和旅行包,装上满满一旅行包的书。杨帆说,他每次去演讲时都卖书,但他绝不会硬塞给听演讲的人,愿意就买。“我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我讲尊严而不在乎面子”,杨帆就这样拉着车放到演讲现场去卖。他平时都是自己扛着过天桥,自嘲“我是经济学家中间最刻苦的一个。”他自幼就患小儿麻痹症,右臂不能抬起,连累颈椎弯曲疼痛。杨帆嘲笑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吃老本”,自己又非常自信:“平均一年发表几十篇文章,所以,数量超过于光远是全国第一。我最大的特点是非常专,又非常广,会算账又有灵感,敢预测,而且多数准确。应该说,这经验来自实践和易经,而西方数学模型只能总结历史,却难以预测未来”。

  在杨帆反问记者的背后是一段公案。就在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剑指顾雏军的数月前,已经调入中国政法大学担任商学院教授的杨帆在网易商业频道上发表了名为《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文章。2003年7月25日,这篇文章曾经全文发表在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海派经济学通讯》第2期(总第6期)上。在这篇近6000字的文章里,杨帆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国内学术界树立起了话语霸权,他所指称“新自由主义,共同理念是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最残暴的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他指名道姓地称某些经济学家有“亲美倾向,不同情人民群众”,激烈地批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在高教领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统治,重用“海归”,甚至要打破本土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饭碗。

  杨帆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学术界强调规范性,与国际接轨,年轻化,全面引进外国学科,通过破格提拔,培养了一批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且给他们特殊待遇。官方政策通过放宽对经济学的控制,导致了经济学思维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控制。对传媒的行政控制和传媒自身的商业化炒作相配合,进一步以经济思维控制了社会舆论和思想。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了形成利益集团,也追捧一批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者获得了政府、国际和民间资本的大量资源,得以通过学术会议,办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封锁、制裁和妖魔化。大批“海归”占据国家要害部门。在官方政策鼓励下,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

  杨帆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归纳为以下五点:

  1.坚决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主张以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

  2.进一步对国际霸权妥协,以强制办法在国内推行接轨。

  3.反对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主张继续扩大两极分化。

  4.反对进行民主改革,主张以强权保障资本自由,把中国推向拉美道路。

  5.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鼓吹无政府主义。

  杨帆认为,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立,“中国一批被新自由主义排斥的中青年学者”形成了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派”(在杨帆修改后的同一文章中,他又把“非主流经济学派”称为“社会学派”。说该学派类似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 和“制度学派”,与国际经济学的“中左翼”接轨)。他说,“我在1995年发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发起了‘经济学非主流观点’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张祥平、刘力群、顾海兵、左大培、温铁军等人。2000年为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垄断和对不同观点的封锁,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意识贬低和妖魔化,我组织了20多次思想讨论会,并整理了14次讨论记录,在网上发表”。在杨帆列举的“非主流经济学派”中,有卢周来、左大培、韩德强、高粱(著名经济学家顾准之子)、李大光、陆建华、张祥平、荆林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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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的抱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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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派经济学通讯》第2期(总第6期)的文章中,杨帆曾这样表述“非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我们人单势孤,没有任何资源可供利用。经济学非主流反对任何话语霸权,反对以规范化扼杀独立的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以实践衡量一切,主张以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而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是最起码的准则。我们坚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反对片面模仿西方知识分子的职业化技术化,反对中国经济学家片面为利益集团服务。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继续同时承担科学和道德信仰双重职能,成为中国社会良心的代表。我们反对接受西方定义的全球化,没有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允许中国人向国外自由流动,只是资本的自由,没有人的自由。全球化不仅不能够解决中国大多数人基本生存,而且加剧所有社会矛盾。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应制定独立的国家战略。我们认为改革需要中国大多数人民支持,必要的体制改革应补偿受损失的社会群体,由各个社会阶层公平负担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资力量提高中国企业运营效率,推动体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却只能来自于中国大多数人民。绝对不可以抛弃国家的信誉,不承担历史责任,在丧失人民支持的时候,转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改革的合法性,绝对不可以美国标准强加于中国,即使某项‘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虑保护中国人民和企业的现实利益,防止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势力勾结,趁机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影响政治决策。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人鼓吹强者哲学,与强势集团勾结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为弱势群体讲话,这个弱势群体包括全体中国人,包括面对国际资本的民族资本,包括面对国际霸权的国防事业。我们承认弱肉强食规律的存在,但反对以强凌弱,认为弱者有权利、有必要打破强者垄断,通过自身努力强大起来。我们提醒全社会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对于新自由主义以‘经济规律,自由化,全球化’为标榜推行全球战略应提高警惕。中国应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起步,带动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提前化解危机因素,以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有人把杨帆称做是“新左派”的头儿。但是杨帆不承认,“我不仅不是头儿,而且不是左派。‘新左派’是新自由主义制造出来的政治帽子,我才不戴呢。我叫‘非主流’,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但是杨帆不否认自己是“非主流”的领袖。

  《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一文在网络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虽然杨帆在接受《商界名家》记者采访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经济学家的资格?!我的资格很老了,大家都知道我。而且其实我很廉价啊,一万六千就能买我的嘴啊。”非赢利学术机构天则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对此事评论说:“我认为,没有人封杀杨帆。他是自由的,论坛也是自由的。市场就是自由的。比如我的论坛,他可以来参加啊。”

  虽然网易商业频道在推出杨帆的文章时,冠以大标题“中国经济学家打起来了——杨帆炮轰张维迎、樊纲”,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打”起来,张维迎、樊纲并没有反击,于是媒体期望中的一场“战争”没有爆发,传媒的报道很快就凉了下去。杨帆抱怨“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那么他会“声援”郎咸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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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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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

  杨帆在抱怨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郎咸平做出了正式的回应——后来张维迎被视为与郎咸平对阵的领军人物,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维迎是与郎咸平、杨帆属于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小郎咸平2岁,小杨帆8岁。与郎咸平出身军官家庭、杨帆出身学者家庭不同,张维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来的孩子”。他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吴堡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吴堡是陕甘宁边区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东大门。作为革命老区,吴堡至今仍然是国定贫困县。在今天吴堡县的政府网站上列举的名人中,最有名的除了以《创业史》著称的柳青外,就是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

  按张维迎自己的说法,他的家境在农村还算中等——标志是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上一顿肉炒粉或饺子。与郎咸平不同的是,张维迎的学习天分很高。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数学考试大多是满分。高中毕业时,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两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利参加高考。一位好心的老师专门来鼓动他报名参加,可当时受“开门办学”的冲击他没有学过多少理化知识,这位当年陕师大毕业的老师一摆手说“你可以考文科么!”张维迎托县里的同学邮来油印的复习提纲,每天利用田间休息的工夫复习。那年他是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考生”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18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

  大学毕业后,因为害怕按当时的政策被分回老家,他报考了本系的研究生,导师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这是张维迎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西部经济学派”,张曙光、魏杰、张维迎、刘世锦、邹东涛、张军扩、张杰、胡怀邦等各个时期的经济学研究领军人物都出自这一学派。何炼成教授就是该学派的旗帜。

  1982年,张维迎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年会,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学术视野大大提升,使他的思想开始沿着经济学的逻辑独立成长。1983年,在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媒体文章《为“钱”正名》。其中提到,“钱是社会的‘奖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有贡献。”文章见报后,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说:“维迎啊,党把我们培养大,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当时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篇文章成为批判对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的农村改革结出前所未有的硕果、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的时期,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放权让利,试点实行利润留成的承包制——这实际上是农村改革的翻版。但人们很快发现,企业有了自主权和利润的激励之后,市场需求与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立即显现出来,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供求失调、价格剧变等乱象。一时间,“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价格不合理”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1997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功到自然成——记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这样描述张维迎——

  1984年初,他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研究生。这篇文章由茅于轼先生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该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分量的作用,学术界无法不注意有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张维迎在文章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后来在许多介绍张维迎的文章把他誉为“双轨制”的发明人,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誉——但是也有人怀疑张维迎并不是提出“双轨制”的第一人。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7年他被体改委派往牛津大学进修。1988年底,进修期满,张维迎想重返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但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使他的出国计划出现了波折。1990年夏,张维迎把工作关系转出体改委,做访问学者时的优异表现帮了他的大忙,他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奖学金。但是好事多磨,他几经周折才于1990年9月再度出国,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他的硕士论文获得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4年,张维迎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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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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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8月,张维迎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他希望能在国内某个著名的大学内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要以归国博士为主的教学研究机构,为此他还专门给清华大学的校长写过一封信。不久他又先后遇到留美学者易纲和早先留学回国的林毅夫,发现彼此都有类似的想法,于是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共同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1999年间,张维迎发表了大量关于企业改革的论文。他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在选择经营者和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所以,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

  1999年2月,张维迎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他被任命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一副院长——院长就是厉以宁。他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该说的和能说的都已经完全说清楚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此以后,其研究重心转移到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按照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会自然消亡。所以张维迎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他还指出,在建立市场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但他强调,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一定会被淘汰。”

  张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回顾20多年的学术生涯,张维迎曾经感慨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他自辩“像我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说话写文章都要非常小心”。张维迎坚持认为,“你不能用在马背上画白道的方法制造出斑马”,即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股份公司形式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对此,张维迎评价,“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败现象至少减少50%”;“如果政府体制不改革,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张维迎于1996年出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被国内多所大学选作研究生教材。一时,张维迎成了博弈学的代名词。伴随着一批批人才的成长,张维迎也凭着自己的实力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从一个学者到经济学家的跨越。2000年,张维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他早顾雏军一年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3年,入选“新世纪中国改革之星”。

  但是张维迎在社会上真正得享大名,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造诣——那只是学术圈的认同,而是因为他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的“北大教改”。2003年6月,一场被北大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在这所中国古老的著名学府严肃而忐忑地拉开帷幕,而后并被北大人自称为“癸未变法”。其间,作为北大教改工作小组组长、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张维迎所倡导的“不升即退”与“终身教席”等若干提案惹来诸多非议,成为各路或讨伐或景仰的对象。不但是在校园里暗潮汹涌论战激烈,且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各方人士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辩炙手可热,这种讨论已经超越北大改革本身,成为全社会的话题。虽然北大教改最终无疾而终,但是张维迎成为焦点人物,誉之者赞之为英雄,毁之者谓之为罪魁。

  其实,2003年的“癸未变法”使张维迎陷入是非争论的旋涡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随着2004年郎咸平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场大争论,张维迎站在了炮轰的正中央,陷入甲申年的多事之秋。

  2004年8月28日,就在郎咸平抵达北京,应邀参加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当天,《经济观察报》以“张维迎回应郎咸平: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为大标题,全文刊登了张维迎教授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联合采访的内容。全文有2万多字,如此长的采访文章,在媒体上是非常罕见的。而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张维迎极不认同郎咸平的观点,他几乎是逐条驳斥了郎咸平的观点,甚至对他的动机也表示怀疑。

  张维迎说,学者需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学者不仅应该有良好的学风,也要有很好的人品。你们应该知道,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我们在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把它搞垮”。他还强调,逻辑比数据更重要,“你拿一些个案的特殊性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是有问题的,逻辑不正确的话,你即使放进去真实的数据,你的结论还是错误的。我知道,有些学者的论文,别人用他的数据再做一遍,结论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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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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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报》摆上报摊的同时,张维迎出现在深圳“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中国企业家论坛”是中国企业学界、政府官员、研究专家研讨的高层次平台,受到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企业生存之道”。参加论坛的演讲嘉宾来自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北美和欧洲地区,来自中央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来自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来自金融、地产、信息、工业、商业以及咨询等等行业。尤其是那些声名显赫的企业家更是世人瞩目,如郭广昌、南存辉、刘永好等都是商界名流,被喻为企业领袖,有的更是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富豪榜上。当然,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这些企业领袖中也毫不逊色,诸多企业家对这位以研究企业理论而著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非常尊敬。在深圳市长李鸿忠致辞后,张维迎第一个上台发表演讲。

  谁都知道学术研究工作熬心血,45岁的张维迎头发已经花白——巧合的是郎咸平也是一头华发。张维迎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娃娃脸,因而并不显得老,眼镜后一双温和的眼睛使得张教授颇有亲和力。张维迎一身西服,打着带有深色斜纹的领带。

  张维迎的开场白就很幽默:“为大家做报告,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鼓鼓掌吧。每一个人做了分内应该做的事,我们这个社会也应该感谢他,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这个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这次演讲,和前几次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演讲的角度不一样,在前几次演讲中,我围绕着论坛主题提出了一个提问分析框架,希望对企业家有所指导,也就是说我是面对着企业家而讲话的。但是今天,在这个场合,面对不仅仅是企业家,而且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网民以及所有大众。在过去的演讲中,我的演讲得到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称赞,也遭受到另一部分企业家的批评。但是我有把握的话,我今天的演讲不会受到任何企业家的反对,我冒一个风险,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反对,也许我会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的满意”。张维迎的开场白赢得了各位嘉宾的热烈掌声。

  张维迎乡音浓重,他的谈话温和而尖锐。他的演讲内容与他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联合采访的内容相近,但是措辞要严厉得多。张维迎这场名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将矛头直指郎咸平,张维迎几乎是逐条驳斥了郎咸平的观点。

  郎咸平观点:目前中国实施的一些MBO成为某些人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段,中国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的问题,而是一些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在“民进国退的盛宴”中联合起来“合法地剥削”国有资产的问题。

  张维迎反驳说,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如果没有民进国退,以及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中国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郎咸平观点:国企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国家持股就是股东的一部分,没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因为平台是国家股东给你的。国企老总的身份就是“保姆”,是职业经理人。如今国有产权的改革中,身为“保姆”的国企老总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主人”。

  张维迎反问:如果说经理人是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那么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主人都不出面,这是不是有主人的责任?张认为,中国企业家或者经理人,如果缺乏诚信责任,恰恰是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郎咸平:现在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国有资产流失。

  张维迎: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对私人财产的侵害,国有资产流失,不是大家真的害怕,而是政府官员害怕个人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在拖延着国有资产的改革,结果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郎咸平:国企不应当进行产权改革,因为国企甚至有更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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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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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一个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在法律环境下应该是利润的最大化,比如说你是地主养了500只羊,现在你要住到城里去了,将这500只羊交给农民,如果有一只羊死了,农民有权将羊冷冻起来或者是卖出去,这恰恰是他们信托责任的一部分。

  当天的论坛在网上进行直播,因此他说:“我不想为单个的任何企业家辩护,任何单个的企业家里面肯定有坏人、坏蛋,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也敢说里面肯定有坏人,学生有人考试作弊,教授有人剽窃别人的成果,这些都不奇怪,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

  他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总结为四种组合: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没有利益,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第三种是对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种是对社会没有利益对自己没有价值。第二种是君子,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只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才会获得价值。第一种是圣人贤能。第三种是坏人,是小人,干的事对社会没有价值,甚至还破坏社会的价值,第四类是傻子,干的事既对社会没有价值,也对个人没有价值。我们的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事,主要是第二类事,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

  张维迎把涉及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归为三大类: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他认为商业环境是比原来更好了,不好的一面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很多技术是模仿过来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整合,跨国公司就开始跟我们竞争了”。政治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而中国企业生存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因为“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氛围,不是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而是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评论。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多人看做是民营企业家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一部分言论,整个中国改革,甚至到过去十年涉及到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他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10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他说,“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地提高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作贡献,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在你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使社会在你的舆论中得到价值。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想舆论界一定要重视,学者的良知、责任心,包括你在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严谨,一个人的名气越大说话就越要谨慎,邓小平说话很少,因为他的影响很大,稍微说一些话可能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这个是他不愿意的,所以他尽量少说话。所以学者也要尽量说话谨慎,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

  “您的演讲是在回应郎咸平吗?为什么您没有点名?”记者向刚走下演讲台的张维迎问道。

  “这还需要点名吗?”他坦率地回答。

  “也许我会被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非常满意了。”作为公开回应郎咸平的第一位著名学者,张维迎演讲前就预料会招来大量网民的反对。有心人随后浏览了网易和新浪等网站,发现支持郎咸平的网友占绝大多数。网络之外,沉默的经济学界已经爆发了论战。有意思的是,张维迎几乎和郎咸平同时向对方发招,在3个小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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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集会支持郎咸平,张文魁单刀赴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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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魁

  抱怨归抱怨,但是当记者们一再解释以后,杨帆“觉得应该出面支持”。原因之一就是“据许多记者反映,京城各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态度实在恶劣,善者以没时间或者不懂为托词,恶者则说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人等等”,杨帆说,“这就引起了我的愤怒”。

  杨帆后来的回忆是这样说的:“于是,我与两个年轻人策划,由邵振伟(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的学者)联系郎咸平,他欣然接受,地点安排在搜狐网,因为郎咸平是他们的顾问。正巧那几天《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找我采访,这个消息就在8月24日上了他们网站。 以后三天,数十名记者询问开会事宜,搜狐网也受到压力,在27号晚上表示不做发起单位,只提供场所。我和邵振伟商量,以他个人名义充当发起人,与‘乌有之乡’网站的范景刚联合主办。”“乌有之乡”是一家民间网站,杨帆、韩德强等人的文章经常在上面发表。

  “为防止会议当天再出意外,我们商定了临时转移方案, 如果实在找不到开会地点,就转移到我家里开。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开一个讨论重大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居然还要准备受这样的打压,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等待‘有关部门’打电话来封杀这个会,但是居然没有,这也是天意,我至今认为这不是失控,而是‘上边’有意放了一下,马上酿成网络上全体人民声讨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的强大浪潮, 400多学者参加了辩论。这样的气氛有利于9月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顺利召开。”

  《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很快就把消息披露出来——

  郎咸平可能不会再“孤军奋战”了。国内多名经济学家计划8月28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集体回应郎咸平近期发表的一系列案例分析及观点。 郎咸平驻北京的秘书张琳女士说,这次讨论会的主办方是媒体,目前还在积极筹办中。张琳表示,虽然到今天研讨会的地址还没有最终确定,但郎咸平届时会到达北京。杨帆透露,他很早就想与郎咸平进行对话。这次研讨会,他计划与郎咸平做面对面的交流。以杨帆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曾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经常对国内外经济现象发表与主流声音不同的看法。

  记者获悉,有关本次研讨会暂定名为“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草案)”。主要设置的议题包括:1、“和平崛起”视野下的国有经济发展;2、大国战略与国有资产重组;3、资本运营与国企改革;4、企业文化与国企治理;5、国有资产流失的忧思;6、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7、经济安全和国有经济布局。

  显然,对于郎咸平观点及其本人的争论,继在网络上获得巨大反响之后,在经济学界也处于不断升温的状态。

  ——2004年8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2004年8月28日,各路财经记者齐聚北京光华长安大厦,只有三十几平方米的15层搜狐演播厅人满为患。由几张桌子拼起来的简单的主席台背后挂着一串红字条幅——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记者尚未坐稳,门口便传来一阵喧哗,一位学者激动地说:“谁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我从来没有失语!国有资产流失,6年前我就说过了……”回头一看,那个对全场大声疾呼的瘦削身影正是中国社科院的著名学者左大培。下午2点整,郎咸平准时到场。而一些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儿早已恭候多时。他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的张文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之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韩德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

  在众人关注的眼光中,郎咸平第一个发言。他首先披露了“我个人参加这个会议以前我要求主办方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需要请中国的各个门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骂我的经济学家。如果只是某一派,我不愿意来这里,当成一个发泄的场所,这并不好。主办单位在我要求之下,邀请了主要的经济学家来到会场,但是很遗憾,今天我所谈论的题目,该参加的人员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参加。”接着他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请而不到”的学者名单: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王东京、林毅夫、茅于轼。

  然后,郎咸平称他此来的目的就是“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他说:“我演讲的时候是非常有激情的,在今天这个如此严肃的场合,我希望用稳健、四平八稳的腔调只谈理论,我希望一改经济学界喜欢无限上纲、挖墙脚的作风。今天我可以做到一点。”让有些人稍感意外的是,郎咸平直言不讳,“我所谈的话全部是我个人的观点,至于今天与会人士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到场了,他们的观点是他们的观点,我尊重他们,但是和我的观点完全无关。我只对我个人的观点表示百分之百地负责任。我不希望这个会议到时候变成经济学界左派之争、右派之争,这是错误的”。

  “我要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我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表示尊敬。但最遗憾的是,这个学派的提出是20年以前的事,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很不幸,20年之后他们还在谈理念。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话,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意义。”郎咸平的主题演讲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尖锐犀利。

  一场弥漫着火药味的争论在郎咸平教授侃侃而谈中拉开了帷幕。郎咸平的发言让许多记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们一边飞快地记录着,一边在想象报道刊登后一定会吸引社会的关注。更让记者感兴趣的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张文魁与郎咸平正面交锋。因为张文魁被视为第一个站出来回应郎咸平的主流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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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集会支持郎咸平,张文魁单刀赴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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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晚,张文魁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毫无根据地夸大国资流失现象、以国资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都是不允许的”。最有意思的是,在采访中张文魁提出两个问题,后来备受指责。一是他认为“我们的国企改制更需要通过一点‘好处’来取得管理层对改制的配合、来消除改制时的‘内部人抵触’,我把这个叫做‘杯酒释兵权’,看起来‘流失’了一杯酒,其实是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我们在这方面为什么就不能学学宋太祖赵匡胤呢”。二是他说“TCL、科龙我都去过,我带我的几位同事一起做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根本不是郎说的那么回事。中国好不容易有几个像样的企业,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家,他们有缺点,你可以发表批评性的评论,但不能通过这些‘爆炸性’的东西来引起轰动啊,这样的行为哪里还是什么学术研究,根本就离开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了嘛,这根本就是滥用‘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吴敬琏为什么能得到尊敬?因为他讲事实、不编造,不懂的东西不乱说”。

  张文魁的观点被认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关于产权改革的代表观点。因此张文魁和郎咸平的交锋被看做这次研讨会的热点。

  郎咸平认为,这次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张文魁承认,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不少阴暗面,但是他强调 旧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新体制带来的弊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克服而且正在被逐步克服,因此,我们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郎咸平反驳说,我记得很多学者最近在骂我,说郎教授你不懂,这是改革必然出现的问题,但我纳闷,为什么要出现问题?为什么把老百姓的财产拿来解决问题?

  关于国资流失的问题两个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张文魁认为,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议,其实还涉及到对国资质量的判断以及对改制成本的支付。许多国有企业在账面上有几亿的国有资产,可能几千万就卖掉了,如果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严重的国资流失。其实,那几个亿的国资有可能许多是几年都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的存货,是大量的不良不实资产,而国企目前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能及时处理这些烂账,所以在改制时国资大量“缩水”是完全正常的。另外,改制时还要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剥离非经营资产、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实现社保并轨,等等,需要支付巨额的改制成本,而目前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用本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成本,所以大量的资产都在这个过程被抵扣掉了。郎咸平认为,我们误认为国有资产是国资委的,或者是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是属于老百姓的。没有通过老百姓,把属于老百姓的资产廉价地转到资本家的手中,不管通过什么方法,MBO也好,什么都好,那就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

  对于MBO两个人的观点也针锋相对。郎咸平说国有资产通过MBO方法大量流向国企老总手上。国企老总和郎咸平和保姆没什么差别,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这个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还有更荒谬的,你来清理,给你换成股权,最后全都是你的了。有这么回事吗?我们不存在国企所有人缺位,我们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张文魁反驳说,西方职业经理人在尽“受托责任”时得到了应得的市场化薪酬,大企业CEO几千万美元的年收入是寻常事。而中国国企的高管呢?不能与西方大企业的高管相比,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长期以来的确是计划经济下的薪酬、是平均主义原则下的薪酬。因此,在国企改制时,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贡献较大的国企高管给予优惠性的购股计划是合理的。

  郎咸平反驳说,经营好了我给你分利润这没问题,但是股权给你这是不合理的,股权是国家的、股民的,像韦尔奇一样一年拿一两千万美元,但公司是股民的。你做好是应该的。像通用电器一样,是国家给你的机会,国家给你机会做好是应该的,现在变成国企老总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成自己的了,这是多么荒谬。

  第二天的媒体把张文魁先生此次与会称为“单刀赴会”。当时会场的气氛确实有些火药味。由于观点相左,左大培几次大声打断张文魁的讲话,会场气氛数次被推向高潮。

  “他们说我‘左’,我这次就‘左’到底!”左大培显得格外激动,嗓音嘶哑,讲到动情处,竟无语凝噎。

  韩德强在发言中认为,厉以宁把私有化视为搞好国有企业的不二法门,最后结果是搞死了国有企业。韩德强甚至断言“中国的改革比俄罗斯的改革好不到哪里去”,“新制度经济学教唆国有企业老总贪污腐败”。

  杨帆的发言带有明显的“声援色彩”。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和“话语霸权”,就这次郎咸平遭遇的风波而言,“‘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他采取了联合封杀、贬低人格两种手段”。杨帆说:“真正的自由主义不是现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口口声声反对政府垄断,但不承认有私人垄断。他们自己就是私人垄断。经济学界垄断程度很高,一小部分著名经济学家通过主流传媒炒作,各种豪华论坛、年会、联谊会等等,排除异己,就可以掌握话语控制权。不信做实证研究,各种基金评委、企业顾问独立董事、主流刊物评委高度垄断集中,可能不超过30个人。这30个人很容易达成共识。经济学家一方面反对政府垄断,一方面制造私人垄断,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堕落。真正自由主义者绝对不可以容忍,它败坏的是自由主义名声。”

  在回答听众提问的时候,郎咸平表示“今天很遗憾,今天讨论是针锋相对,一面倒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坦白讲对我负面的观点我非常希望听到。今天会议是全面性的发邀请函,但真正来的就这么几位。观点又出奇的一致。这不是事先安排,也不是集体行动。大家了解我的习惯,我从来不跟人联系,独来独往。我跟他们的经历都不一样,我们关系都是不错的。我也经常收到邀请,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打压”。当有人问他“您今天得到在座新左派的呼应,您是否愿意加入新左派的阵营当中去”时, 郎咸平面有不悦:“我只是实证的财务学家,我是从资本主义到这里的实证财务学家。我探讨的数据你可以不同意,但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实证资料在后面支持。我请大家以后不要再往这方面想问题,我个人也不希望如此被定位,我只是用数据说话的学者而已”。

  有识者指出:这次会议成了争论大爆发的起点,非但没有缩小双方的分歧,而且将分歧撕裂成鲜明对立的阵营,演化成为“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双方互相攻击的言辞,都升级了。

  接过了郎咸平话筒的赵晓没有参加会议,他委托别人在会上宣读了书面发言——《不要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他认为“郎咸平教授对公司财务有研究,但他对宏观经济、转轨经济的认识有所不足,特别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相对不足。他的观点受重视,是因为他贸然地将民众当前仇恨社会分配不公、仇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绪引爆了,然而他显然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渠道,甚至连其中的真正问题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赵晓的书面发言稿中意有所指地说,“当公牛闯入瓷器店,许多人为牛的勇猛而喝彩,却忽视了瓷器的损失,最终是由社会来买单的”。从此有许多人在提到郎咸平都说他“好像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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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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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大培

  8月28日北京“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结束后不久,网上就出现了一封《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这封信后来收录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出版的《郎咸平旋风始末》一书中)。公开信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吴邦国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胡锦涛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公开信的末尾,写着公开信发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韩德强(副研究员)。

  下面明确地注明日期:2004年8月28日。

  在公开信上署名的第一个人左大培今年52岁,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后相继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他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其中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清楚地表述了所谓的“新左派经济学”的理论纲领。作为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左大培也公开说“自己以‘左’为荣”。8月份以来,左大培的特立独行和“左”使他站在了郎咸平一边。

  2004年的夏天,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所谓的“郎咸平事件”了。在经过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和新闻媒体的集体质疑之后,《北京晨报》报道左大培发表书面声明《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这篇报道援引左大培的书面声明中的一句关键语:“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左大培推到了公众的注目之下。

  其实,支持郎咸平并不是左大培第一次在经济学界搅起风波。1994年,朱镕基搞宏观经济调控,当时有一百名权威经济学家站出来,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宏观调控,包括萧灼基、厉以宁、董辅礽这些老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不够热,宏观调控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左大培写了一篇题为《鼓吹膨胀和利益驱动——也谈经济学也要反腐败》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2月的一期上,反对这一批经济学家对于宏观调控的观点。左大培认为“这一百位教授在宏观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即使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也没有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的……他们之所以在宏观问题上发言是因为有利益的驱动。”

  但是文章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左大培一直认为是经济学界有意对他“进行集体封杀”。到1994年3月份,围绕着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那篇文章的争论开始升温,《经济学消息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场争鸣的文章。到1994年的4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春季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左大培又和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对通胀问题展开了争论。最后,在吴敬琏主编的《改革》杂志上,顾海兵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权利与经济学界的左氏风波》,把这件事情定名为“左氏风波”,这件事情随后才慢慢平复下来。

  作为中国新“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左大培就被人称为“左大棒”和“左琴科夫”。外号“左大棒”,是因为左大培喜欢和人辩论。左大培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很早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参加游行、开会、写大字报、辩论。在与对立派的辩论中我可是一把好手。1967年2月,我曾在大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把一个大学生驳得哑口无言,那时我才15岁。他辩论不过我,气得只好威胁要揍我。还有一次开会,有个女同志要和我辩论,当时李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就对她说,你不要和左大培辩,你辩不过他”。左大培宣称他自己就像一颗“学术上的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某个问题上让自己的思想“爆发”,并给对立面造成灭顶之灾。

  左大培从一开始就研究的是最为主流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现在左大培在社科院教授的课程依然是:西方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对此,左大培解释说:“我本来在20年中一直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他们那一套已经融会贯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经济学者们的阵营,是因为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政策主张与他们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让人们知道,吃透了主流经济理论的人也会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左派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严格的。”

  一位笔名叫“苏吴子弟”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排了一个顺序:从左到右排队的话,最左边的是左大培,其次是韩德强,这两位可以说是极左派,再向右是杨帆,郎咸平大约应该位于韩德强和杨帆之间,杨帆算是中间偏左派,秦晖应该算是中间派,所以秦晖的观点为双方所引用,中间偏右是张文魁、吴敬琏,再向右就是林毅夫,其次是张维迎,其次是厉以宁,极右者当属张五常无疑。而他对左大培的印象则是:看新浪网上的左大培的照片,脑海中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左大培高扬左派大旗,这也算是一个巧合了。左大培观点鲜明、语言犀利,作为左派的扛旗人物,也算是合适人选,就是占的位置有点太偏左了一点。

  《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郎咸平教授的分析客观、公正,反映的问题涉及11万亿国有资产去向,直接关系到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共和国的国体,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声誉和成败,关系到‘三个代表’的郑重承诺、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我们认为,在郎咸平没有注意到的非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改制和拍卖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更加严重,更加明目张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强烈批评这股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的歪风,强烈批评那些将这股歪风美化成改革的观点,强烈批评鼓励、纵容甚至教唆国有企业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议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他们强烈要求:

  1.立即调查郎咸平报告涉及的海尔集团职工持股会的人员组成、性质、资产来源,以及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责任;审计被格林柯尔收购的各国有企业的财务,调查各企业领导层是否有营私舞弊行为;审计TCL董事长李东生任职期间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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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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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对已经发生的管理层收购,必须重新组织资产评估小组,估价被收购企业的资产,补足差价。调查已发生的管理层收购过程,严厉查处收购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禁止任何人以明示或暗示与国资委的联系从事管理层收购的咨询业务。

  3.在《人民日报》或其他重要报刊上设立专栏,公开调查结果,接受人民对调查过程的监督和评论。

  4.现任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领导人缺乏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能力,实际上把国资委变成了拍卖、赠送国有资产的委员会,应该辞职以谢天下。

  5.召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听证会,邀请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进行公开辩论,并将辩论各方的观点刊登在重要报刊上。

  6.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他们认为,在少数人的鼓吹下,股份化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思路。实践结果表明,这一思路不是搞好、搞活了国有企业,而是搞糟、搞死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领导人丧失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大部分国有企业被暗箱操作拍卖给了私人,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亦发生了企业领导人、主管机关和民营资本联手转移、侵吞国有资产的恶性案件。随着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而少数精英则成为亿万富翁。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被买断,国家的性质将随之发生质变。少数精英成为亿万富翁,则共产党将成为富人党、私产党,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将严重缩小。

  7.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懂得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在他们看来,搞好企业必须既重视企业制度,又重视企业文化。越到企业生产层,制度越重要;越到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管理高层,文化越重要。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必须忠于国家和人民,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而不能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人。然而,“股份制万能论”却设想可以有一种制度,使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只考虑自身利益,可以与国家利益博弈。正是这种理论,使国有企业领导人大面积地腐败,使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在55年的新中国历史上,社会经历了只要文化、不要制度的“废除管卡压”的极端,又经历了只要制度、不要文化的“躲避崇高”的新极端,应该回到制度与文化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上来了。只要懂得企业管理的“制度和文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国有企业将完全有可能保值增值、恢复活力、做大做强。

  8.国有企业至今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提供着绝大部分的公共服务,承担着发展国防和科技的艰巨任务,保障着人民生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之日,就是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消失之日,也将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来临之时。国有企业的衰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后他们说,我们希望,也愿意相信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励精图治、春风化雨,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

  8月29日,刚刚在北京开过“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郎咸平回到香港,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姜英爽的专访。郎咸平坦言目前“这种出名让人很意外”,“中国这些企业家的道行、把戏我都看得出来,我如果看不出来,我敢说我郎咸平马上封剑退出江湖,这也是我愿意离开美国到中国来发展的原因,因为美国发展很成熟,问题很少,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少。但是中国发展还很不成熟,有很大空间。因为在美国,制度比较健全,中国内地,的确有很多企业家怕我分析他们,因为他们有太多问题。所以有人说我,我说谁垮谁就会垮”。他不否认自己是在炒作,但是他觉得自己炒作是有理有据的。同时他也很“开心”,“很喜欢做明星的感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进而治国平天下,退而独善其身。我独善其身40多年了,已经够了!”郎咸平发出由衷的笑声。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人重视,做事情要有舞台,我在做研究,可是我没有舞台”。来到大陆后,“我在2000年默默无闻,我有一次去西安,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企业的副老总搞一个研讨会,我去了,当时没有人认识我,我对他们公司提了很多批评,当时他们很生气,对电视台有关我批评的片子都说,剪掉,理都不理我。可是2004年2月的时候,我去给青岛政府部门上课,又碰到他,他已经成了总裁了,而且我肯定了他这几年的做法,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我。这几年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现在我到内地,总是有人认出我来,跟我打招呼,就跟明星一样”。他自诩,“现在我已经做了‘教父’了”。

  郎咸平不满地说:“现在骂我的人很多,他们都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批判我不懂国情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科学的角度驳倒我。”他自认了解中国的国情,“我可能不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非常努力,我一直在学习。我还经常给学生讲课,讲中共党史呢。欧洲没有持股会,我是在美国受教育长大的孩子,美国也没有持股会,可是我知道海尔有持股会。我还知道中国还能调整会计科目呢。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中国内地长大的人才了解中国呢?其实也未必啊!还有句话叫旁观者清呢。”

  他说他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一种倒退,一些人在利用“国退民进”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在他眼里,MBO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这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他告诫人们,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民营企业也没有那么神奇。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做的,是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企业退出市场。国企留在市场,国有股留在市场,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

  郎咸平认为:“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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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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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坚定地说:“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郎咸平承认,行内人士基本上是反对他的人多,“而且这些反对是一波波来的,非常有秩序地反对,不是大家都一齐跳出来反对,而是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来反对我。而且这些反对是从一些很小的人物,从我没有听过名字的学者开始,到了张维迎这样的富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来反对,所有反对的内容都出奇一致,都是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状况是好的,现在走的道路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与郎咸平面对面交锋的张文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2001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公司金融和国企改革。在郎咸平接受《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专访的三天后,张文魁接受了《国际金融报》的采访,张文魁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与郎咸平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他认为郎在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效率很高等方面的观点“其逻辑是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逻辑的,数据是零碎的。而且,郎教授的这些观点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处,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譬如,郎咸平认为国企效率高,同时又认为国企搞得好是因为国家政策和贷款的‘无限支持’;郎主张‘大政府主义’,也主张政府要继续扶持国企,又说政府要退出市场。郎教授说他要以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为己任,又说要以保护国资为己任,殊不知这两者在很大程度是矛盾的,不知道他以后要偏向哪一边。其实,对于中国国企效率、国企改革问题,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经济研究机构、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IMF、OECD、中国社科院、国研中心等,都有许多的研究成果,数据非常充实,逻辑非常严密,翻阅历年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物就知道了。郎教授可能过分注重公司财务方面的文献阅读,而这方面的文献阅读量可能很不够。”

  张文魁否认经过争论他与郎咸平“达成了基本共识,只有一些技术性细节方面的分歧”的说法,而是认为,“经过那次正面交锋,我更加觉得我与他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他回忆说:“在作总结性回应时,我当着郎教授和所有与会者的面说:我与郎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他说,许多人都以为郎教授只是抨击国资流失、反对国企改革中对国资的侵吞,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在张文魁看来,要害在于“郎咸平要停止国企产权改革。以郎教授停止产权改革的办法来防止产权改革的阴暗面,其实会使民众受到的损害更大”。

  张文魁强调,对于改革带来的痛苦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无论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对于阴暗面,不能以停止改革的方法来克服,而是要以规范改革、配套改革的方法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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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媒体开启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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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

  在上海浦东新区,有一座由世界顶尖的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高等学府校园。整个建筑以庭院风光为特色,融艺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这就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其优美的校园在全球商学院中堪称最美丽、最具特色的校园之一,它也是中国唯一由世界顶尖的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高等学府校园。该学院是一所由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共同创办、专门培养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的非赢利性中外合作高等学府。学院成立于1994年11月,作为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先驱,学院最早在中国大陆开设全英语教学的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Executive Education)。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课程及学位获得了国际工商教育权威认证系统EQUIS的认证,并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正式认可。自2001年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连续跻身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100强排名,亚洲前3名,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所获得世界排名的商学院。学院双方的办学单位包括拥有百年历史的上海交通大学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上海交通大学拥有1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是该校的校友。上海交大与国内企业界有着广泛而又悠久的联系。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成立于1971年,是欧洲管理发展信息、国际网络与国际合作的论坛,同时也是欧洲管理教育与管理发展领域最大的专业协会。其400多个成员遍及40个国家,包括欧洲各主要商学院与管理中心,以及许多领先的公司与咨询机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成功是见证中国与欧盟全面合作的里程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教育领域的标志性示范窗口。2003年10月13日《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提出要“办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培养更多高级管理人才”。

  国内许多企业家以能够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为荣,因为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就包括因坚持市场经济而被人送雅号“吴市场”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自学院创办以来,吴教授一直担任中欧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从1996年起就一直执教于中欧。吴教授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公布“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上赫然在列的吴敬琏,此时正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全职教授,在深圳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吴敬琏结束演讲回答听众提问时,意料之中的“如何看待郎顾之争”引来了吴敬琏的长篇回答。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同):如何看待“郎顾之争”?

  吴敬琏:最近我也看到了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我不太理解这场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郎咸平教授在过去就曾经提到过德隆的问题,最近又提出了科龙的问题,他说科龙在整个转制过程中,出现了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无法作出回答,也无法判断郎咸平教授的意见究竟对不对。而科龙的顾先生已经在香港的法院提出诉讼,我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门会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记者:郎咸平教授还提出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对此你怎么看?

  吴敬琏: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但是他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我自己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中纪委的一个干部培训班上作过一个讲话,题目叫《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其中就提出,腐败的源头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有三种情况:一是寻租,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环境;二是利用市场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监管的不严格等等,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第三种情况就是在经济体制变动、产权结构变动过程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蚕食和侵吞公共财产。

  郎咸平教授如果说的是我们在国企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了利用权力来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号召全社会跟这种行为作斗争。

  记者:那你认为国企转制中的腐败情况有多严重?如何看待参与转制改革的民营企业?

  吴敬琏:刚才还有人说,这是郎咸平教授跟企业界发生的争论,我不赞成这种看法。难道整个企业界都是盗窃公共财产的吗?恐怕不能这样说,有些人就喜欢把个人行为变成集团行为。民营企业里面确实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这个我不赞成。

  记者: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郎顾之争”中的表现?

  吴敬琏:报上有篇文章,标题叫做《经济学家整体失语》。经济学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啊,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研究来独立地作出结论。经济学家不是一个集体,所以也没有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啊。经济学家没有这个责任,说所有的事情我们经济学家来开个会,表决作出集体意见。如果这样就没意思了,就好像投票似的,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还是要有分析,要引导人们去分析。

  当然,经济学家有自己的学术上的独立性,如果是郎咸平教授受到压制、受到打击、受到迫害,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公民,都应该发表意见。至于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没有研究,怎么能够发表意见?有的评论还说拷问经济学家的良知,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有缺失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研究乱发表意见,才更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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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媒体开启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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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郎咸平教授昨天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前他公布了请而不到的经济学家名单,第一个就是你,你怎么看?

  吴敬琏:我今天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消息。第一我没有收到这个邀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郎咸平跟我还是很好的朋友,大概不会这样,也许是我们的传媒想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吸引眼球一些吧。

  记者:那么,请问你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公司利益的冲突?

  吴敬琏:郎咸平不是这个公司的雇员,他不会与公司的利益出现冲突啊。学者按照他独立的研究发表意见,他不会服从哪个公司的利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但是公司他也有权起诉,如果他认为你是诽谤的话。

  有学者评论认为,吴敬琏对郎咸平的回应是温和的,颇有长者之风。

  在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吴敬琏”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和无数股民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因为无数股民本身就是网民,因此在网民中吴敬琏享有盛誉。吴敬琏曾经这样叙述中国股市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2月30日,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嘉宾,在回答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时,我又重复了历年对于股市的一些看法。这个节目于2001年1月13日播出。与此同时,2001年1月12日,我赴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在旅馆里接受了追踪而至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就记者提出的有关庄家操纵股市的问题做了回答。这一次访问的录像在1月14日播出。

  也就在这个时候,证券监察机构早于2000年初开始的加强监管力度的举措逐步加紧。它先对基金派出了审查小组,又在2001年1月9日和10日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了1月14日至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于是,“庄家”们望风而逃,而股价则从1月15日起大幅连跌4天。这时,“吴敬琏一言毁市”的流言也在股市上传开。一时间,引来了无数评论和诘难。

  接着,颇有影响的《证券市场周刊》把我的观点概括为三条:1、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市盈率过高,并针对这三个问题刊出了《九问吴敬琏》的提纲。

  2月11日,争论进一步升级,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5位先生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据会议的组织者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他们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摘自吴敬琏《十年纷纭话股市》)

  随着其他学者和经济学家不断加入争论,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吴敬琏在这年“两会”期间举办了“私人新闻发布会”。他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场大争论后没多久,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一家南方报纸在评选2001年十大股市人物的时候,是这样评价吴敬琏的:“作为中国报业先驱邓季惺的儿子,吴坚守学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发出的声音,往往被每一个投资者细心倾听。如果只评选一个人作为2001年中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当选的无疑应该是吴敬琏。”从此,这位被称为“吴市场”的经济学家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但是,仅仅3年以后的2004年,吴敬琏就接连遭到了网上言论的攻击。一位记者如此写道:“7月份,谤言又来自另一方面,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绝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借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谢世的机会,重弹2001年股市大辩论旧曲,声讨吴敬琏,声称今天的中国股市满眼飘绿、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困境,全是由4年前吴敬琏对‘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和‘股市比赌场还不如’提出批评造成的”。另一方面,“郎咸平旋风”掀起以后,据网络媒体的分析报道,“郎咸平旋风”引发了据说是“倒郎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激战。一些平面媒体则在睁大眼睛看‘吴市场’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属于哪一个派别。尽管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绝不能再用了”。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他对郎咸平的回应是温和的,但是以他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的身份,以他对经济决策人物(包括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等人)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他回应郎咸平的讲话,仍然被视为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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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眼中的郎顾之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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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平

  在不知不觉中,“郎顾之争”演变成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论战,争论的话题也在向纵深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的话题也被一再“旧事重提”。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人士,甚至是网民,不由自主地卷入这场争论的人越来越多,包括社会学家。

  2004年9月4日下午,新浪财经、《外滩画报》社、《新远见》杂志社联合在京举行了“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孙立平首先发言。

  孙立平也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者,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作为一个颇有声望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0年转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现已为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普遍引用。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以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宏观上的描述和具体的研究。

  孙立平最著名的两本著作是《断裂》、《失衡》,两本书描述了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处境,“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断裂”“失衡”这两个词语也经常被国内外媒体引用来描述中国当代社会的现状。孙立平对中国市场转型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所发出的声音,让许多经济学家也不能不侧耳静听。有学者认为,孙立平作为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代表了中国学界在出现了过渡经济学的同时,也出现“转型社会学”。转型社会学并不意味着对过渡经济学的简单否定,而是意味着在理解中国市场转型这样艰巨而复杂的实践问题上,社会学同经济学同样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就在两个月前,孙立平在“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专家报告会”上做演讲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社会出现了并开始定型化,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匮乏、贫困造成的,当时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的状况就会发生好转。但是,2000年就象征着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好转。到了2002年、2003年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时候,经济增长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就是说,社会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办法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新的逻辑在生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是和20世纪80年代非常不同的一个新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特点是普遍的不平衡感,到了20世纪90年代资源要么有就都有,没有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产生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这表明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现在阶层和阶层之间出现定型化趋势。

  有听众问: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讲真话的越来越少,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怎么认识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中的定型趋势?

  孙立平回答,20世纪90年代前,精英联盟几乎没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首先结盟,20世纪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加入进去。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不是铁板一块,它的特征是分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利益化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利益化。

  在“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上,孙立平把郎顾之争总结为两句话:话题相对简单,现实当中的背景过于复杂。他把郎咸平所提出的初始的问题概括为三个问题:一是公平命题,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是很不公平的;二是效率命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三是改革命题,就是说目前这种国有企业改制应当停止。孙立平说:“我觉得这个命题一直激起这样大的反响,可以说触到了社会的痛处,可以说这样的一场争论非常有价值。我不同意说这个问题炒得这么热,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可以说是触到了中国痛处的问题。”

  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当中出现了两个主题,一个就是建立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第二个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的准则。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地凸现出来。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建立新的社会所必须具有的两个基本的目标之间的张力、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这10年的时间中国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和这两个问题的张力和矛盾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围绕着这样一种张力,在思想界形成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

  他把这种对立概括为三点。第一个对立,在社会结构上自由主义更多的是站在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一边,新左派更多的是站在社会的弱势群体里;第二点对立,在改革的政策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的是效率优于公平,新左派强调的是公平优先效率;第三点对立,在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取向上,自由主义是倾向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此来解决效率问题。部分的新左派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想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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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眼中的郎顾之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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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对立的思想各自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自由主义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缺乏敏感,主要表现在对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公平问题的漠视,而一味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单项途径。有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将社会公平的问题寄希望于消除权力和垄断的市场经济。但是这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条件,特别是对中国现在所面对的公平问题的判断可能是过于简单化的;新左派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表现不敏感,主要体现在对公平问题的密切关注上,但是对于中国目前不公平问题的性质和产生原因的分析,则明显是偏颇的。其中一部分人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发生质疑,并想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主张回到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当中去。这个体制包括国家的再分配、强有力的国家权威,甚至是杀富济贫的社会政策。

  在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眼里,近十几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背后就是不同的社会力量集团追逐自己利益能力的不同,强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强,弱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弱,这种能力的不同可以说是社会权利的释放。无论是城市拆迁、土地征用,还是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其背后实际上都体现了不同的群体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的不同。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问题,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一个是建立社会经济体制问题,一个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合在一起就是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机制问题,他提出的概念是“以权利均衡为基础的宪政主义的合作体制”。如果联系到今天的问题来说,至少可以概括这么几点:

  一是以相对公正的程序和规则实现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推进这种改革的同时,有一个重造改革标准的问题;二是承认利益社会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承认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并且在制度上设立利益表达和不同群体利益的安排;三是利益的合作不仅仅是竞争,而且是合作,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劳资上形成合作主义的安排,这可能是合作主义现实体制当中的重要内容。

  他最后说:“如果把郎咸平和张维迎双方对立的观点简化一点的话,做一个调查,民企的老板绝大部分支持张维迎,私人下岗职工说找郎咸平,所以不在于是学识、利益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由于利益的问题,把本来能够形成共识的问题,变得对立,其实如果两派争论得非常激烈,面红耳赤,针锋相对,有些东西是可以形成共识的。”

  与会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曾经发表过许多公开信,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中国的改革应该从过度地追求效率转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但是他主张中国应该转向一个人道的市场经济,就像发达国家转向人道资本一样,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在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侯若石教授。他是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关系和外国经济制度研究,现供职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在郎咸平炮轰顾雏军之前不久,侯若石在2004年第6期《开放导报》上发表文章点名批评了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3名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的某些理论观点,认为他们的改革理论是“嫌贫爱富”,是从西方搬来的并且已经落伍的、正在走向没落的理论。侯文同时尖锐地指出,3名经济学家鼓吹的英美式“现代企业制度”绝对不适合我国国企改革的模式。一石激起千层浪。侯文的发表,立即在经济学界和有关方面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高度重视。这篇文章除在网上不断大量被人转贴外,《前线》、《社会科学报》等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和报纸也纷纷转载或邀其另行撰写了内容相近的文章发表。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呼吁“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侯若石又在网上著文,认为张维迎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违反宪法规定;而张维迎把社会捐赠当成企业社会责任,也有违经济学常识。所以他奉劝张维迎 “学习宪法,也学学经济学”。

  侯若石在会议上直言:鼓吹贫富差距合理的经济学家有害无益。他指责有些经济学家拿落后的产权制度、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骗人。“说要善待民营企业家,说这个话有什么用?什么叫善待?我们对犯人才叫善待!谁不善待了?提点意见就不是善待了?”很明显,这是在驳斥张维迎。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路子走得太单一了,经济学界的主流派把效率看得高于一切,忽视了社会公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到底如何搞?他主张国有企业要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也要改革,但是要尽量争取效益的公平,要谋求效率、公平的平衡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是专门研究政府问题的,着眼点在政府治道变革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郎咸平的判断中,有些是正确的,但从个别判断一下走到全面判断,对民营资本进行全面清算,停止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并不是好判断,也不是好政策。对民营企业家违法行为的“清算”,应该是司法过程的清算。以司法的正义,取代道义的正义,以司法的程序,来取代革命的程序,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进步。在对企业家的违法行为方面,无论是外来的企业家,还是国营的企业家,都应该与民营企业家一样,受到各个方面的严格监督:侵吞国家资产,就对其进行公诉,如果侵害公民利益,则让其通过主张损害赔偿的形式对其提起民事诉讼。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止。

  中央编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女士是对东欧和俄罗斯有相当深刻研究的学者。她从俄罗斯东欧的改革中得出结论,任何一种方法都会有缺陷,关键在于公平问题。金雁在发言中提到:“对于改革当中的公正问题,我和秦晖很早就注意到了”。

  秦晖就是金雁的丈夫。郎顾之争以来,许多学者期盼着这位著名学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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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大洋彼岸来信:要天平还是要尺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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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

  郎咸平对几家国内著名企业的质疑,已演变成一场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社会反思。在经济学家们激烈的争辩中,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的名字被屡屡提及,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这位从研究农民史转而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就已在呼吁人们警惕国企产权改革中的不公正性。

  挺郎的“非主流”人士纷纷回顾自己过去也批评过这场瓜分国家财产的盛宴,但与他们相比还是秦晖最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商官倒现象、价格“双轨制”下的以权谋私和承包制下的“公产私用”已经引起社会不满,也使研究农民史的秦晖产生了改革可能遭扭曲的忧虑。1990年左右,许多人断言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将会终止,但是他从历史上许多类似过程中感到改革过程反而会加速。果然,1992年后改革很快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形势的发展迫使他从“经济史”走入了“经济”。1992年股市急遽升温直到发生深圳10月骚乱,第一波“圈地运动”也澎湃而起。为此他在深圳股潮后不久写了长文《危险的第一级火箭》,提出了“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等问题——这其实就是11年后郎咸平所讲的“保姆占了主人财产”的现象。

  尤其是1992年8月,原官员身份的深圳罗湖区时代实业有限发展公司总经理叶启明(叶挺将军之子)提出个人集资2000万元购买本公司,成为见诸报道的首例法定代表人购买自己企业的“自购自”案例,这也就是今天成为时髦的“MBO”。秦晖写了《“叶启明现象”辨析——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的“自购自”问题》一文指出,无论这一个案中的叶启明作为经营有功的企业负责人应该如何给予奖励,在中国现状下作为一般性问题,企业负责人“按自定价格或至少是以此为基础的非市场性价格购买自己所管企业,并使之转为自己所有的做法”不能提倡。“在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自购自’的方式是不应允许的。”产权改革“只能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公开拍卖不失为其中的一种选择”。秦晖认为,11年后郎咸平对MBO的看法与他大致相同。

  1994—1996年间,秦晖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刊出了“四论公正至上”,对经济转轨中的公正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1997年之后,在“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比“分”和“卖”更刺激的做法。如对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权力直接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即所谓MBO)。他在《财经》杂志上对此提出批评。据后来媒体综述,当时对“长沙模式”的质疑以秦晖最为激烈。2002年后,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管理者控股的呼声大涨,风传次年将是“MBO年”。他为此写了《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与《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级管理”不能改变政府只是国民资产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质,国有资产的处理必须先讨论并经过立法(这也是郎咸平此次的主张),并必须有公共参与与有关利益各方的公平谈判机制。至于管理者控股,他认为如果在公开公平的竞标中实现,那当然可以。但是在非竞争条件下用政治力量推进这种做法,乃至搞大轰大嗡运动式的“MBO年”,是决不可以的。

  这些文章让许多人认为秦晖是一个经济学家。其实不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秦晖的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更新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秦晖被誉为这个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出生在广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有一次他谈到身世时说自己“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他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他辗转了全国许多省的医院,最后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做了眼科手术。他感叹地说:“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他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他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实际上只在“文革”前上过6年小学。1969年开始下乡,在农村待了9年,之所以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与他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时体检总是不合格。有一次他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秦晖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他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他不愿求着他们要自己。

  他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他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他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只要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他,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演唱材料。当时中国各级的文工团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是有专业的创作组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他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就打算留下他,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在那段时间里,他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于是有机会看到了“只给县长看的书”。小学毕业就跟着潮流闹革命的青年秦晖,开始了“真正的思想成长历程”。

  秦晖回忆说,“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又有了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学校都不是太好。25岁的秦晖虽然当时在县里是文科第一名,或许当时他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第一次没有被录取,他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他就没有去。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秦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却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只有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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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大洋彼岸来信:要天平还是要尺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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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至今对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国农民史学开创人赵俪生先生,心怀感激,“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他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是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在一个地方钻得比较深,赵先生曾经说他:“你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意思是说他眼界太狭窄,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

  研究生毕业之后,秦晖到陕西师大去教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来到北京,走进了清华园。他们这一代人由于经历了太多,一进入学术研究的时候便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秦晖也是如此。从广西壮乡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再到北京的清华大学,从农民战争农民农村问题到经济史到转轨比较,从先秦到明清再到当代,从“自我陶醉地”做考据派的“死学问”,到“现实的问题与主义”、“据常识守底线”、“不得不发言、不得不辩论”……秦晖的视界自然而然地拓宽。他这样夫子自道:“涉猎广、专业领域淡化、逆潮流而动,但始终是有社会关怀导向的。20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

  秦晖在《实践自由》一书的封面上写了用两句话、32个字: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他就这样自得其乐地做着他所谓的“底线之上”的思想实践——“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

  2004年9月9日,在许多人的期待中,正在大洋彼岸美国讲学的秦晖,接受《南方周末》和《中国改革》的约请,写下了长达13000余字的长篇文章,纵论“郎旋风”。

  在细述其对多年来国企产权改革路径的理解和思考后,秦晖指出,有些学者所说“学者不应该在乎民意,应该有勇气与民意唱反调”是有问题的,“学术问题当然只能求真而不能媚众,如同不能媚上。但是公共政策问题,岂能无视公众意志?就郎咸平提到的几个具体案例来说,的确正如张维迎所言,不能仅以民意的是非为是非。格林柯尔有没有问题,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调查证据,由法官或审计部门来独立地裁决,不能仅因民意汹汹就定人以罪。学者也应审慎表态,不能仅仅因为民意倾向郎咸平就附和他对那些具体案例的判断。但是如果超越具体案例,从政策层面谈论一般意义上的国资产权改革,它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要处置原来法理上是属于公众的资产吗?处置公众的财产难道可以不听公众的意见而只考虑‘学术上正确’?比方说,张教授有一所房子,别人,哪怕是个比张教授更有学问的经济专家,就可以不管张教授的意志而根据‘学术上正确’的某种资源配置理论把这所房产‘配置’给别人吗?”

  秦晖明确表示,“我与郎先生一样反对在中国的条件下搞MBO”,“相信郎先生并没有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从这些问题中推出的“主义”,他就与郎先生大相径庭了。他认为,在一个“权力捉弄财产”的社会里,无论公产私产都是权力刀俎下的鱼肉。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非主流”方面把它简单地看成一个“贱卖”问题,而“主流”方面则以“只卖不分就不算流失”来应对,秦晖认为对立双方说法都很值得质疑。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权责对应的机制,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一直“右”着。

  最后,这位学者奉劝“主流”派与“非主流”派——

  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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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先:回首国企改革路,MBO是逼出来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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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启先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的热潮中,2004年9月20日在新浪财经举办了“国企产权改革与社会公正”沙龙,特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参加。

  杨启先从1952年开始,在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整整20年。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具体怎么做,谁心里也没底,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背景下,1980年5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应运而生。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

  杨启先1981年初从河北大学经济系调往体改办,他在体改办及体改委一直工作到1991年,历任体改委规划局局长、体改委委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体改办成立时中国还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2003年撤销时,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势不可挡、深入人心。23年的体改办发展之路,或许可说是23年中国改革之路的一个缩影。杨启先亲眼目睹了23年中国改革的历程:1982年,适当扩大市场调节取向、缩小计划调节范围;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50年代初起到90年代初的40年中,杨启先曾经参加过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历次计划的编制工作,曾组织和参加过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与年度方案的制定,曾多次参加过全国性重要文件和报告的起草,对于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历史和发展的曲折过程,有较系统的了解与体会,比较熟悉。他负责过一些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参加了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方案的制定以及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观念变化、方法成就、经验教训、存在问题,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体制建设、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实务方面,都有自己的认识。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观点与基本思路,在经济学界有一定影响。

  杨启先以过来人身份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国企改革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审视国企改革历史的很好角度。杨启先说:

  我们中国的企业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效益不高,这个大家都知道,历史很长了。国企的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难题,国家很重视,一开始就要搞国企改革,跟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是同时提出来的。

  计划经济那一段我也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前期,当时我们的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苏联这种体制,还没有完全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公有制而走向计划经济,所以存在商品经济的各种问题。从1955年开始,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所有制:农村搞集体化,当时叫合作社或者叫人民公社,城市搞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对工业就是私人工商业改成所谓的公私合营。刚公私合营完,到1957年出现问题了。发现国有企业最大的弊病是“活力不强、效益不高”。这个现象当初毛主席发现了,对这个问题有所批评,认为这是体制造成的,而且是照搬苏联体制,毛主席提出要改。但当时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呢?就是认为管得过多,主要是中央管得过多。当时绝大部分企业,稍微大一点都十分重要,这是中央管得过多的毛病。从1957年采取大规模下放,企业绝大多数下放给地方管,1957年造成一场混乱,没有办法,到1959年初期又把基本上下放的企业收回来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提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针对这个问题,归纳了“条条专政”。1969年大批判的时候,天天批“条条专政”,从1970年又改过来了,又怎么改了呢?还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还是采取下放的办法,说是当初下放不彻底,现在彻底地下放,包括鞍钢等一些大企业都下放了。一方面没有解决问题,一方面到1973年又造成一场混乱。1973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又把企业收上来了。当时不知道怎么改?开始摸索这么一种办法,但不敢提产权,这个词都提不出来,用这种办法改,结果不成功。总理在的时候围着桌子团团转,也没有解决办法。

  这样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方向,但并没有提出改革开放怎么搞,就提了两句话“对内搞活经济,对外私营开放”。这个实践依靠大家去创造,农村创造联产承包制,城里怎么办呢?当时就改“搞活企业”,从四川开始。怎么搞呢?还是没有经验。

  1979年中央专门组织100多人的一个调查小组,总结过去改革的经验,当时计委、经委必须都是老一点的同志参加。从调查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看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国有企业的问题看来不在原来说的中央管得过多,还是地方管得过多;中央管或地方管都只是一种行政的管理,如果要解决企业的问题,搞活企业,必须适当地建立自主权。这时开始提到自主权了。

  究竟怎么回到自主权呢?当时开了很多的座谈会,和企业商量。企业就说我要自主权,但是我现在要自主权的话,我现在最缺自主钱,希望你们给我们钱。大家又想搞活企业,又想要企业自主权,但是自主钱国家财政不可能。后来商量能不能实行利润分层制,预算的钱不能给,只能赚利润以后,分一定的利润给企业。但是,由于财政的任务很重,100%的交给国家的财政,分多了不行,所以分了1%-3%,上到10%很少。

  开始的时候企业很高兴,分到钱以后,恢复了职工奖金制度,用这个钱发奖金,同时还可以搞一点厂长基金。但是钱非常少,分了两年,企业不过瘾,觉得太少了,别说搞技术改造,连个厕所都修不了,要求改革这个制度。没有办法还是按照利润分成,如果按照利润分成的话,又要调动国家的财政,所以改了“基数分成”,有的时候分了20%、40%,比例又大了一些。

  开始企业很高兴。在1982年的时候又不行了,企业纷纷提出意见:“基数分成”交的多的是原来效益好的,增加利润潜力很小,原来基数低的都是节约不太好的,往往钱就很多。搞得原来效益好的,分的比原来的差的要少。又搞不下去了。

  搞不下去了怎么办?我们又搞调查,调查世界国家究竟怎么做?调查的结果发现除了苏联这个国家以外,其他的国家一律都没有这种利润的关系,都是交税。这个是国家规定的所得的税务法,你利多多交,利少少交。1982年我们国家开始实行这个税务制度,当时我们叫“利改税”或者叫“以利代税”。当时财政任务很重,如果税务低了财政受不了,最后搞了一个“五四制度”,当时“五”留给国家,“四”留给企业,也有问题。后来我们叫“税利并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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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先:回首国企改革路,MBO是逼出来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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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制度搞了4年,又搞不下去了。到1986年底的时候,企业完成不了这个税收任务,有的地方不接受,有的地方逼出一个办法,实行全面承包责任制。原来天津是一个承包责任制试点,而且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好。结果承包搞了四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非常反对承包,为什么呢?城市和农村不一样,所有制不一样,农村包了没有人兜底,城市人包了有人兜底,最后包了4年,不仅没有把企业效益包上去,反而把企业包成没有利润。

  没有利润的话怎么办?在1991年的时候,又包流转税,就是产品增值税等等包进去,这三批流转税在80%以上。利润税大概占10%到百分之十几,利润税就少一点了,国家根本没法儿活,最后中央赶快发文件禁止包流转税。

  在1991年下半年中央专门开了一次经济会,总结国民经济的改革经验,这次改革又前进一步,就是把国有企业问题不是作为分利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经济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明确规定在1991年到1992年制成一个统一的转换机制的文件,1992年开始实行,后来转变成一个“经济第四条”的文件。但是后来还是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呢?中央转机制是把机制推向市场,而我们搞的那个机制分利不能成功,政府和企业还是父子关系,最后又不行,没有办法。

  在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一个决定,国有企业的改革明确地提出来,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既不是让利问题,也不是放权问题,关键是国有企业的制度不行,所以提出对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而制度上怎么创呢?创出来一个“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么一套制度,这才开始接触了产权这个问题,前面根本提都没有提产权。所以,产权问题提出来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我们这套改革的实践必然要走到这儿。从后面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就没法搞活。

  当时很多人思想不同,不仅是下面的同志不同,上面的同志也有不同,最后就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什么呢?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争论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究竟应不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好多人认为制度创新这一提法都是错误的,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还创新什么?第二,制度创新是不是应该从产权改革开始?也就是先把产权搞清楚,否则就不行,产权改革一开始就要搞私有化,有的领导不同意;第三个,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企业形式?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到了公司制、股份制,后来中央选了100个企业做了试点,我是试点副主任,最后搞下去还是没有办法,连方案都没有制出来,因为思想没法统一,所以根本没用。

  在产权改革不能搞的情况下,最后只能抓住“管理”,从80年代中期抓了好几年的管理,年年加强管理,年年加不强,有什么原因呢?首先你必须产权明晰,权责才能清楚,权责清楚政企才能分开,政企分开管理才能做好。如果政企分不开的话,企业怎么科学管理?企业科学管理是宏观决定的,所以如果前三句话不抓的话,只抓后面一句话就不可以。1994年的时候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个方向,并且进一步提出用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

  这个时候企业已经很困苦了,大多数的企业拖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地步。又提出了“三年解困”,“三年解困”的时候国家花了2万多个亿,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包括国家的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债转股、中央储备金、贴息贷款。2001年的春天,曾宣布说国有企业成功解困,利润等指标都上去了。但到2001年7月份的时候,就又发现不行了,因为那些数字都是假的。

  所以,党的十六大的时候才提出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的问题,还提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有力、扭转顺畅”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才真正地在理论上解决产权的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公有企业共同组建股份制企业,而且明确了公司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产权改革的形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于是,后来倍受非议的MBO走上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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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我不愿意在“大政府”下讨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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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

  2004年9月11日《经济观察报》刊登了长篇文章,题目十分吸引眼球——《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在编者按里,编辑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几周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的质疑,在网民的愤怒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中,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争论初起时,本报曾联系采访多年来研究产权与企业组织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但他以‘不喜欢热闹’予以谢绝。随着争论的持续,周其仁教授改变了想法。他说,原以为国企改革就是需要实践去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不尽然。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渐进改革的时间拖得很长,国企的实际形态已经发生大的变化。老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挑战又提上日程,还是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所讨论。就这一点,周其仁说他感谢这次争论对他的激发。”

  周其仁是一个经历富有传奇色彩的教授。有一次他在给北大的学生“人生·理想系列讲座”第二讲做演讲时,告诉学生,生命是由一个个点构成,在每一个点处你无法预先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事后看就会发现这些点变成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他告诉学生,自己没有从狩猎生活看到未来会上大学,也没有在农村调研时知道自己会出国。当年“上山下乡运动”时,周其仁在东北山区狩猎7年,在人大上大学时跑到北大旁听课程时,他非常偶然地受到当时农业部高级官员杜润生的关注,从此开始了中国农村调研活动,参与中国高层政策讨论和制定。1989—1991年,他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回国后到北京大学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也是中国制度经济学家的大本营。它创办于1994年8月,是集研究、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非赢利性实体机构,直属北京大学,是该校进行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探索,也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一种开创性尝试。

  周其仁成名于1998年的电信大讨论。上世纪90年代初,电信管理的高度集中,电信运营的独家垄断,特别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对电信需求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家对电信价格的放松、税收的优惠,从而使中国的电信业成为一个赢利前景甚佳的产业。肥厚的赢利,对那些潜在竞争者而言极具吸引力。结果,以获得国家特许权为途径来打破邮电部对电信业的垄断运营之序幕便拉开了。1992年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组建中国联通公司的请示报告。但是邮电部在多种场合陈述其反对组建联通公司。理由是通信具有自然垄断性,而且事关国计民生、国家主权与安全,统一掌握和建设可以避免重复建设,统一或垄断经营本身并不排斥垄断企业的内部竞争等等。但铁道部等三部的报告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批示:“看来是件好事,有助于加强通信事业,缓和电话不通的矛盾”。他还特别指出,“我国的通信事业要发展,必须在统一规划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不能一家垄断。”几个“回合”下来,经过深思熟虑、利弊权衡,国务院最终于1993年12月正式同意由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组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

  但是两家垄断局面仍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电信价格政策问题在1998年3—6月期间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讨论高潮。经济学家谈电信垄断,各种类型的电信不合理收费和服务案例等等,构成了声势浩大的话语运动,最终使得国家有关部门被迫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应政策,如承诺拆机后部分返还电话初装费,举办邮政电信资费听证会,电信资费降价等等。这次争论之后,电信业内——包括信息产业部的领导,基本都认同了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为代表的充分竞争理论。从始至终周其仁都是打破垄断、开放市场的最坚定支持者,而最后方案的开放程度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计。但是与舆论看法不同,周其仁认为自己对这次改革的影响微乎其微。“后来好像说我有什么通天的功夫,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是我写的东西他们行业内的都在看而已。”周其仁认为自己很清醒,只是在情势已经成熟的时候喊了两声,“就好像天亮是你鸡叫叫出来的,可事实上没有这个事情。是天亮了,你正好叫。靠公鸡叫是叫不亮天的。”他认为,当时的分拆原本就是大势所趋。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周其仁由此名噪天下。

  媒体这样描述周其仁,“这位教授的工作状态在大部分时间里是这样的:离开讲台后,马上飞到某个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再赶回学校上课”。在2005年《南风窗》杂志评选出来的“公益人物”榜上,周其仁赫然在上。颁奖词这样写道:近来主流经济学家遭遇大众的信任危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群体所采取的立场,为既得利益团体和富人立言导致了他们在大众心目中失去了公正性和独立性。周其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虽然与商界关系密切,经常从企业和企业家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但这种倾向来源他的自觉和学术观念,来自对中国国情深入了解后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妥协,与那种大众所不齿的赤裸裸的交易有着根本的不同。

  颁奖词透露,周其仁的夫人梁红是高盛中国公司的经济学家,而且周其仁有充足的影响力和实力亲近政商,他却始终如一地刻意与政界、商界、媒体保持距离,他说:“电视台的聚光灯下,千万不能站,站了,就会给调研带来太多麻烦。”相比于许多“土洋结合,财富滚滚”的名流家庭,显得青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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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我不愿意在“大政府”下讨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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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奖词还特别提到,“2005全年,周其仁教授没有再发表类似《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那样激情胜过理智的言论,也没有招致‘周郎之辩’中那许多的关注和非议”。由此可见《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影响之大。

  在这篇长达万字的访谈录中,周其仁首先讲了关于郎咸平的故事——

  几年前,我当面听他讲亚洲和香港资本市场上大股东如何剥削小股东的故事。早知道有西方财务专家搞这个话题,但听下来还是不免心里生疑:要是只有“剥削”没有好处,小股东们为什么不跑个精光?没等我问出口,郎咸平故作神秘地“爆料”,说连李嘉诚也托人捎话求他再不要点名。我想这位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发现”大概也心中没有底,否则为什么需要添加这种小作料?不料今年暑假到上海,长江商学院的主事人要我见识那里出色的学员,我应邀前往研讨。事后主事人介绍教授阵容,赫然听到郎咸平的大名。当时我真的大气不敢出一声,就是心里嘀咕:要是我高调指控过李嘉诚,怎样也不会到他的机构任职。不过我是我,人家是人家,可以各行其是的事情,不应该拿来作为辩论的题目。

  周其仁直陈:“撇开官司问题,我的确看不到郎咸平的指控里真有什么复杂的学理、概念和推理。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决定回应郎咸平?我自己方面有三点原因。第一,据说郎氏指控的应之者众,不少人情绪激动,以为郎咸平真的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第二,问题已经从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国资,升级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拍脑袋产生出来的产权改革思维,正是我们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企业家手中的重要理论根据。而区区在下,虽然至今尚没有被郎氏攻击波点名批判,但近20年研究的就是产权改革,白纸黑字写下的文字,向来对产权改革的实践和理念不遗余力。有人高调叫阵,不出来应一句太看不起人家。第三点重要,郎咸平已经声明,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画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自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主人,实际上眼看着鼻子底下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够了。要知道郎咸平现在讨论的是国家体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线走,我自己连一句话也不曾讲过,到时候何处去找后悔药?我讲了,生性不喜欢热闹,但是还有一条,真有需要的时候,也不怕热闹”。

  他批评道,“郎咸平不是口口声声说他靠数据说话吗?连海尔究竟是什么制的企业也没搞清楚,怎么就敢高调展开攻击?好比一位动物学家,用马的数据发现了关于马的伟大定理,然后大事喧哗,不料人们围上来一看,居然是一只鹿!应该尴尬之至、无地自容吧,怎么还说自己‘治学严谨’?更叫人跌破眼镜的是,当海尔公司发言人声明‘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之后,这位大监管对自己指鹿为马的行径不但不感到有一丝歉意,或多少觉得有点难为情,反而以攻为守,继续向海尔高调指控‘即使海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内部仍然存在两方面的利益代表。而(海尔职工)持股会的整个运作过程,恰好是一个将资产从青岛市向内部员工持股会转移的过程。’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算是一只鹿,鹿也有鹿的问题?!容我不依不饶问一句,你郎咸平先前关于海尔持股会‘侵吞国资’的罪名,究竟是成立还是不成立?如果还成立,为什么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如果不成立,那么谁对那样浑不负责任的指控负责?你以为你是谁,是赵高再世吗?”

  周其仁表示不解,“这位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人’的公司财务专家,有没有受过起码的逻辑训练,为什么他的思维如此缺乏最起码的一致性?”

  周其仁把这次“郎旋风”涉及的三个案例总结了一下: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资”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TCL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落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宴。“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在周其仁眼里,郎咸平“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是他自以为煽情的讲词,是他在“瞎掺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这叫企图染指国资。大叫保卫国资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正好说明传统的国资非改不可”。

  周其仁认为,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社会矛盾靠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办法,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实现法治,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历史兴衰的周期律”。

  耐人寻味的是,这篇访谈的最后特别注明:本次访谈的文字,经被访问人审阅修订,由被访问人负全部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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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终于“登场”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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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曙光

  在“郎顾之争”的热潮中,《中国经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称在这场争执中令人遗憾的不是经济学家的所谓“失语”,而是法学家的缺场。其实经济学家并没有“失语”,而是多方呼吁和理论建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被一些社会蛀虫钻了空子才是本质。因此,文章呼吁法学家登场。

  不知道是否和这篇文章有关,法学家终于登场了。2004年9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在《法制日报》上发表文章《从法律角度看“郎顾之争”》。从美国哈佛大学归来的李曙光,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也是法学界一位著名的青年法学家,曾参与多部法律的起草。

  李曙光从法律的角度解读了“郎顾之争”。他认为,“郎顾之争”存在三个方面的法律关注点。

  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部分,如果承认中国改革成功的话,这种成功中必然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从这个角度上,中国20年改革的成就已经证明了以国企和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体现了这种全民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正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实质性合法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法律条件先天不足的国家里,通过一定权威性程序制定出来的“政策法”或“实践法”是具有法律属性的,虽然它们离完善的理想法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但是正是这些“实践法”或者“政策法”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法律框架。因此,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改革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也是没有问题的。他承认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但是他主张不能因为出现了国有资产的流失现象就对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全盘否定。因为与改革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相比,不改革带来的损失更大。中国的国企及产权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改革实践确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不能轻言放弃。

  第二是在法律上防止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认为在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存在法律缺位的情况,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针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已经建立了一套包括法律、政策以及产权交易的规则框架,这套规则框架中对于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有很好的预防和遏制措施,问题在于这套法律框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施和执行。当前,应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改革的法律框架。这种完善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一个方面是加快国有资产法的立法进程,把“政策法”、“实践法”上升为“法治之法”;另一方面是在国资转让、产权改革的过程中要注重通过司法程序和可诉性的手段来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

  第三个是法律应该更多地强调公平还是效率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法律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就产权改革的法律而言,首先,要保证规则制定过程是公平的;其次,规则的内容应该是讲究效率的,是有利于推动产权的转让流动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最后,这种公正而有效率规则的作用发挥依赖于规则的实施,就国企改制和产权交易而言,这种规则的实施不仅要有确定的执行主体和执行机构,而且要建立起到位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富有弹性的诉讼制度,监管部门和司法机构要“有诉必理”。

  看重产权改革是一个错误,更是对国企改革实践的无知。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任荣明说,郎咸平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发表个人见解,只要这种见解不是无中生有、凭空臆造,就无可非议。郎咸平的言语有些过激或尖锐,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让少数官员、少数学者决定我国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容易造成失误。学术需要民主,学术需要活跃。对不同的声音不应苛求它表达的方式以及措辞是否严谨。郎咸平确实不客气地指责了某些国企、上市公司。但国企与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公众企业,公众企业理应受到社会的关注。如果不同意郎先生的观点,可以反驳。社会公众也很希望听到这些老总们的见解。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罗培新认为,郎作为公民提出,希望看到在不久的将来,“郎顾之争”的实质焦点——国有企业改制与产权交易的操作争议将不再停留在理念和道义层面,而是通过一套公开、独立、公正和严格的司法程序,让这种争议成为一个法律判断,从而消灭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罪恶。

  次日,《南方周末》约请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研究中心牵头,由其组织6位法学专家,围绕着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了一番研讨与对话。

  在郎咸平的发难是否妥当问题上,法学专家就各持己见。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吴弘华认为,郎咸平与张维迎等的争论,双方有些观点都过于情绪化、绝对化;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学院教授顾功耘则认为郎咸平称企业家“就在想怎样圈国家的钱”的说法很不妥,是以偏概全。郎的推论逻辑极不严密,对法律更是缺乏必要的了解。

  法学家们都承认,郎咸平所指认的国资流失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现象应当引起全社会尤其是监管部门的重视。但是顾功耘教授强调国企改革很复杂。在卖国企问题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现象,或许是郎咸平不够清楚的,这种现象可称为“惜售现象”。任荣明质疑那些国企的老总只要国企一上市就可以一夜暴富,甚至再经过几次改革可以达到巨富?这种暴富与巨富是否合情、合理、合法?这种暴富与巨富的财产中有没有国有资产或“职务资产”的成分?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鸿高不赞成郎氏关于“国企比民企好,不需要再改革和改制”的观点,但是认为郎氏提出的“在国资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过程中,国家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国资、国企买卖中,卖的是谁的资产?谁能代表国家出卖这些资产?价格应该怎么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法制建设还有很大的缺失。他提醒人们,如果制度建设不到位,必然使中国国有资产在一片“防止国资流失”的口号声中流失殆尽。郎氏提出的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那么,就有可能沿着这一条可怕的道路走下去:什么时候国资折腾完了,什么时候国企改革也就结束了。罗培新力主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停止产权改革,关键是要作出一套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明确高管、职工等主体在产权变革中应分得多少利益。

  哪些原因造成国资流失?任荣明认为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解决好国企管理层的激励机制问题,国企老总的贡献与国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利益机制如何制衡?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学术界,认识上都比较模糊。因此,不可能制定出一套合理有效的制度来规范。在此情况下,国企老总们必然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为何国企在制定改制方案时大多采取MBO方式,并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将企业包装上市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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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终于“登场”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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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韩长印认为,我国的财务法律制度也很成问题。一些实施MBO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调剂或隐藏利润的办法扩大账面亏损,然后利用账面亏损获得较低的收购价格,甚至逼迫地方政府低价转让股份给管理层控股的公司,如果地方政府不接受,则继续操纵利润,扩大账面亏损,直至上市公司被ST、PT后,再以更低的价格收购。罗培新则将国资流失归咎于我国目前薄弱的司法体系。一些地方国企搞破产逃债,形成银行呆坏账,而有的当地法院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法学家们为防范国资流失开出了自己的法律处方。顾功耘主张应当运用法律手段。要选择合适的国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在进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依靠监管机构的监管,保障改革的顺利展开。当务之急是从三个层面加紧立法:一是国有资产监管法,二是国有资本运营法,三是国有企业改革法。监管法解决体制、职责问题,运营法解决国有资产转为国有资本经营运作问题,改革法解决国企的内部体制和治理问题。他希望高层领导把注意力尽快转移到相关的法制建设中来,以法律引导、规范和促进改革;吴弘华则认为,国企与国资改革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完善相应的法制才是唯一出路。由于立法相对滞后、执法监管不严,总有一些预想不到的侵害国资的行为发生,这需要法制及时应对。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是现代市场的基本要求,也是医治市场痼疾的一剂良药。国企与国资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透明度不够。国资的转移或是暗箱操作,或是故布迷云。国资改革万众瞩目,不应该也不必要秘密进行;任荣明建议,先不必急于否定MBO的做法,因为MBO毕竟也是一种激励方式。任何偏离兼顾经营者、企业、国家三者利益的改革都无法取得成功,更不会为社会所认可。中国应当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国企老总的能力与贡献形成科学的市场评价体系,将国企老总的收益与其贡献挂钩,而不是与所谓的资本运作挂钩;胡鸿高认为郎咸平的“炮轰”,迫使人们去考虑“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国企”,以及如何造就平等机会、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等问题;韩长印提出,针对目前问题最多的MBO,应当强制性地引入信息披露规定,要求转让方将公告及其他相关信息,委托产权交易机构刊登于相关的报刊和网站上,并广泛征集受让方。“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很多问题,都会在阳光下的竞争中消失。

  罗培新强调,不能对转轨时期的法律期望过高。法律的确定性或者说刚性,往往是和社会变革时期对规则的弹性需求相矛盾的。他引用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的话说,如果在社会转轨时期,一切规则都用法律的形式来固定,那必然会增大改革的成本。将国资流失一味归咎于国资部门失察,或者一味归咎于法律的粗疏,都有失公允。国资流失,在目前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下,很难完全避免。目前法律能够做的地方是,如何将地下交易推到阳光之下,在设计规则时要多注意避免产生道德风险。设计法律规则时,要对人性做最坏的设计,才能避免道德风险,并取得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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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等十位学者发表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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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恩富

  2004年9月14日,以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程恩富为首的十位学者,在新浪网上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声明全文4000字,态度鲜明地对郎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人们在仔细阅读该文以后,对于领衔的程恩富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打听其人。

  距此3个多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13次集体学习,听取两个教授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讲解。一个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崇富,另外一位就是程恩富。时年54岁的程教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他1950年7月出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担任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他先后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论”、“后马克思经济学综合方法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13次集体学习时,李崇富和程恩富就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进行了讲解。两位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还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滞后于与时俱进的要求。研究成果往往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党和政府的决策也有时得不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持。因此二人提出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5条建议,其中之一就是,“要高度重视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一些学术领域存在的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宏观管理。目前,这方面主要是缺少一个统筹宏观管理的机构,多头管理,力量分散,资源浪费”。

  在《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上签字的,除了程恩富,还有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丁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等学者。

  在全文4000字的声明中,程恩富为首的10个大学教授对郎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他们说: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郎咸平博士,在各种场合公开追问某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有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并指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突出问题,“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国有资产就多。相当数量的公司不是正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呢!”“整个产权改革的误区是什么?就是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产权的问题是唯一的问题,不管碰到银行改革出现问题,产业出现问题、国企出现问题,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上市。……产权不是没有问题,国企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民营企业能解决问题吗?”我们对他上述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据搜狐网的民意调查,认为郎咸平是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说得对的人,约占90%)”。

  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下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及其“华盛顿共识”的界限。声明援引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诚和大西广的话,“中国要真正完善社会主义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影响”。声明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出来的”郎咸平教授抨击西方产权理论和产权改革误区,反对把企业、金融和产业等方面存在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以为转制为私有产权便可实现高效率这一流行做法,是及时和正确的,“我们不能鼓动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收购来推行一种比俄罗斯更不公正的私有化”。

  他们主张“必须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来推进改革开放,而不能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他们认为,笼统主张“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是违反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历次指示的错误思潮。“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亏损、破产和效率低下的现象,主要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而且是由一些非本质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也包括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自私经济人理论’鼓动经营者和干部贪污腐败所致。我们绝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提出‘国退民进’的方针”。他们痛斥当前正在推行的MBO“实际上是让国企老总无能或有意做亏后自卖自买,这无异于纵容监守自盗,必然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私人腰包”。“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一味替‘国退民进’的错误方针和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辩护,类似的言论,我们在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被公认为‘私有化部’)主任丘拜斯和盖达尔‘激进改向派’那里都曾听说过”。

  他们建议有关部门要把推行国企改革与反腐败紧密结合起来,特别要以亏损、破产、出卖国企为反腐败的切入点,严查其中是否有贪污、腐败现象发生,主动出击,而不能“守株待兔”,坐等有人举报或案发后才被动地去查处。贪污、腐败一经发现,一定要坚决、彻底查清,依法严加惩处。对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各级领导,要雷厉风行地推行引咎辞职制。凡是该部门或地区出现严重经济问题,主要领导须引咎辞职。要像中央抓“非典”那样,狠抓国有经济的相关干部和经营者队伍,重奖重罚,经过改革洗礼和重振后的国有企业必有更高的效率。

  第二天,该声明正式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报》上,一时间洛阳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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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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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

  就在程恩富领衔10位京沪学者在沪发表联合声明前后,有两场会议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召开,两个会议发出的截然不同的声音,吸引了各方的关注。

  2004年9月11日,南京地区海派学者举行了“国企产权改革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炳炎主持。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2003年11月在江苏省委党校成立。出席“国企产权改革研讨会”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来自南大、东大、南理工大、南航、南京财大、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社科院等共有42人。会议发言十分热烈。

  来自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是老经济学家卓炯的硕士研究生。卓炯一生述著颇丰,他在经济学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全国经济学界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卓炯去世后李炳炎整理了他的著作。并且追随卓炯的理论体系,以“社本”为核心写出了一部《社本论》。这本书是以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从“社本”的理论出发,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资本理论和资本运营问题的一部著作。

  李炳炎称“当前的国企改制已严重背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他称赞“郎咸平教授是好样的,是一位有骨气的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脊梁素质的经济学家”。他说,“我们江苏海派经济学者在南京召开座谈会,集体站出来支持他的观点”。

  李炳炎说,“我相信公有制绝对比私有制有优势,相信人间正道公有制。有人却说‘人间正道私有制’‘公有制是万恶之源’。我听了,认为他们是在发疯,在胡言乱语。”他指责“民营化改革”、“国退民进”是全面私有化的口号,而所谓“民营化”,实质是私有化。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而不直接讲“私有化”一词。他形象地说,所谓“国退民进”,这句口号中喊,使人感到有两军相交之势。联想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即“国退”,共产党军队不断挺进。现在换成了国有企业不断退走,私有企业不断进攻。还不知进攻到何处,退却到何处。一听这句口号,立刻叫人对改革丧失信心。现在看来,这两句口号,是推行国企改革私有化的动员令。这不是中央提出来的,是非法的,应当明令禁止再使用。他呼吁对当前出现的国企改制推行全面私有化,削弱和消灭公有制现象应当立即停止,加以纠正。将改革纠正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有学者呼吁“必须制止大量出售国有企业”,还有学者指出民营化绝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的一位副教授激动地说:“我作为一名工运理论工作者,不仅为郎教授的义举感到钦佩,也为某些仍然为‘腐败大餐’作辩护的国内所谓的主流派学者感到汗颜。只想对他们问几句:“天理何在?公道何在?专家良心何在?!”江苏省委党校的另一位教授称,“一场正在上演的私人资本合法侵占国有资产的疯狂宴席应当叫停,省委、省人大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把这一道最后的腐败晚餐坚决撤下来。因为这样的宴席,国家请不起,工人不满意,人民不答应”。

  10位京沪学者在沪发表联合声明,声援郎咸平,其实其中只有3位上海学者。就在程恩富领衔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声明的当天,国内经济界颇有名气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参与的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召开。“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是由上海一批知名经济学者共同发起的松散型学术沙龙,每月一次轮流在沪上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举行,《解放日报》是发起单位之一。“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每次会议都围绕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有的放矢。圆桌会议的很多成员都是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会议议题从实际出发,富有针对性,因而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9月15日“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很自然地围绕郎咸平展开。

  与“联合声明”不同的是,与会知名经济学者对郎氏之言并不感兴趣,但对国企产权改革的既定方向持肯定态度。主持会议的上海大学教授陈宪一开场就直奔主题——如果不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相适应?MBO方式究竟行不行得通?他反问:“国企产权改革,一个在经济界早已形成共识的问题,一个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业已清晰并不断感到迫切的问题,有必要因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企情况的‘海外来客’的观点而重新讨论吗?”

  复旦大学教授华民说,他本人是MBO的坚定反对者,但是备受争议的MBO,并非产权改革模式,因此郎咸平以否定MBO来否定国企产权改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华民认为,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绝非简单的会计问题;所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进行,用任何理由来反驳国企改革的大方向,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根本不了解中国实情。从世界经验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有3种方式:前苏联、东欧的大私有化,大家从公权中分自己一份;英国式的公开市场出售;美国常用的MBO。前苏联模式证明不可取,因为当前的公平隐含着远期的不公平,且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英国模式虽好,但中国不具备市场操作基础。“我们正确地舍弃了前苏联模式,又不具备公开出售的市场条件,结果选用了实为争夺控股权而非产权改革模式的MBO。”在华民看来,MBO就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一批海归派力主的,它无法明晰产权,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又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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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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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是MBO的支持者。他认为,跳出“公平”看MBO,“MBO还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他说的“公平”更准确地说是“平均主义”。现在批评MBO的声音,前提是每个人生产率一样。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管理层因为MBO得到多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生产率更高”。张军表示:“如果说这里有国有资产流失,我也认为以比较优惠的价格把部分产权给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家是必须的,毕竟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整个国企产权改革的过程就是发现企业家的过程,就是提高生产率的过程”。不可否认,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但MBO的确是目前博弈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法,博弈各方包括职代会、银行、国资委等。这种来自基层的经验总结,看来还有待经济学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目前很多人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否定MBO,说到底还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用老的定价机制来看新的定价机制可能产生的价值缩水,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想想,为什么我们能接受溢价,却不能接受流失呢?也许这就是国企改革需要付出的成本。当然,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防火墙”,也迫在眉睫。

  虽然“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与会者对MBO有不同意见,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不能因为局部操作上的失误而否定全局。这与北京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形成呼应之势。

  上海社科院教授周振华认为,传统体制之所以效率低,因为公权力很大,私权利被压制,产权改革说到底就是原来的一大块公权如何转化成权利。因为市场经济是选择的机制,选择的前提应该具有广泛性。国有企业是公权的一个载体,如果这个载体继续保留,那么公权力怎么会缩小,怎么保证不侵犯私权?既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么国有资产的有序退出在逻辑上与这个方向是一致的,当然“退”的方式,如何更公平、更有效率,这是需要探讨的。但这只是操作方法上的问题,与改革大方向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

  华民指出,产权改革非常紧迫,退回去或保持现状,资产将会更快地流失。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光是企业本身,还有整个经济体制结构的问题。把方法上的错误说成方向上的错误,这本身就是错的。我们的途径是继续往前推进,找到可以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把方法的问题说成是方向性错误,来反对国企产权改革。对于“好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的说法。华民不以为然。他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垄断定价,其利润是依靠转移支付得来的。而指责“中国民营企业长不大”就更不公平,因为现金流都配置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得不到现金流,市场准入制度上对民企存在明显的歧视。因此,怎么能说民营企业家没有把企业做大?相反,能够在不享受“国民待遇”的条件下把企业做到这样程度,中国民企真的很了不起。华民建议持“国企优于民企论”的人士到各地走走,到一些民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看看,眼见为实嘛。

  复旦大学石磊教授和上海交大费方域教授说,现在应该考虑如何深化改革,而不是要不要深化改革。我们已经摸索了很多克服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方法,现在应该总结这方面经验,但不应该把全部改革推倒重来,毁了整个改革成果。

  “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提出,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学者们指出,“我们需要争论,更需要建设性的讨论”。在程恩富领衔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就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的详细报道,题目就是“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

《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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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望: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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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先生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其实,大大小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1990年前后的“第二次大争论”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及“能否追问财富原罪”、“私产保护可否入宪”、“私营企业主可否入党”等争论曾一度十分激烈。牟其中、厉有为、李海仓都曾经是各个时期内备受关注的人物。马国川在这本书的开头说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大幕早已拉开,争论从未间断。只能说,“科龙事件”的极端例子把国企改革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从而把改革争论推向了大众,推向了网络,使得这场爆发已久的争论最终“落地”了。

  从这个意义上,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叫“第三次大争论”也可以成立。

  第三次大争论与第二次、第一次大争论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电脑网络的参与。在网络上,任何人的发言权都是平等的,语言也更加感性。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必须看到,有的网络言论(尤其BBS)很像30多年前的大字报:理性让位于情绪,谩骂代替了逻辑,权威们成了造反的对象。

  在争论的后期,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语言和一些似曾相识的做派,毫无疑问,有人明显想开倒车。由问题而主义,我们终究还是感觉到了这场争论关乎大是大非,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现在回过头来看,郎咸平不过是一个“中介”,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力量。

  马国川是一个年轻记者,他有年轻人的大胆和敏感,有新闻视角和大众视角,我承认,他这本书写得很热闹、很好看,他也非常勤奋刻苦。我和他所供职的杂志,人手少,本职工作本来就满负荷。他担任主持人的两个时政评论栏目“观象台”和“左看右看”,难度大、要求高,但他能愉快胜任并不时得到专家好评,成为杂志的品牌栏目。而“第三次大争论”毕竟是一个政治题材,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写政治题材就要有政治深度和政治历练,甚至要有担当政治责任的勇气。这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无疑具有挑战性。同时,这也是一个理论题材。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能看出些门道来要的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真功夫。我的老师施正一先生是一位老经济学家,他主张,认识和判断经济问题要学会区分假象、表象、现象、真相,能找到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还能从现象上升到抽象。写这本书,把握好理论思维的火候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马国川意识到了这些,并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但当我看到他几个月以来加班加点写到脸色发绿的时候,我都不忍心让他继续修改下去了。好在还有更多的专家为他指点把关。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就是吸收了众多专家意见后的第11稿了。尽管还会有遗憾,但可以相信,全书的客观性不会有大的问题。

  这场争论中,我也说过几句话,不成系统。我同意“反思改革”的说法,也认为有争论是正常的、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理论就是在争论中得到发展。而且,现在的中国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是一个问题成堆的时期,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期。有问题就应该讨论,有失误就应当矫正,有正当的利益就应当让人表达,而且,即使有不同偏好也应当允许人们有不同的选择机会。

  但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能不能达成共识呢?争论各方的主张能不能达成一种和谐呢?理论落后于实践,但改革开放已近30年,理论思维的猫头鹰也该起飞了。教训也罢,经验也罢,我们总该总结出一些珍贵的结论。我梳理了一下,这场争论所围绕的主要问题有六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改革?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初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不是谁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这就是改革合法性的来源。大家恐怕都承认现在的体制不完善,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改不行,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这是可以有共识的。

  第二,对以往改革的总体评价究竟怎样?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当然这里也可能夹杂着价值判断。但如果说各人的感受和偏好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就拿数据说话,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如何?相信会有一个结论。

  第三,既往改革中有哪些失误?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误。这可以理解。失误的原因可能是改得太快或改得太慢,也可能是政策设计不完善,或是政策出台的时机没有把握好,还有可能是政策在执行中走形变样。对失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需要“由主义而问题”,有争论,但不该有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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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望: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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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继续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一些人认为当前缺乏推动改革的良性动力,或者改革过程已经被“精英们”给败坏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重建规则。或者建立中立和超然的机构,或者打开公民维权的通道,开展社会参与式改革。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共同探讨的问题。

  第五,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是错了?这些年,指导中国改革的是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是科学发展观,一句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在与时俱进,怎么会错了呢?至于一些人说的经济学中“西方的东西太多”,这纯粹是一个高校内部的课程改革问题,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指导思想的高度。

  第六,今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大家是不是都认可?其中,对“市场经济”大家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关键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那么能不能照本宣科呢?能不能走回头路呢?

  以上问题,有的需要在争论中发展,譬如改革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多争论是有益处的。还有些问题尽管仍然可以争论,但争下去实在没有意义了。“第三次大争论”之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概与人们对待争论的极端态度有关。有些人对改革怀有神圣感,听见有人反思改革就难以接受;另一些人对改革的指责上纲上线,甚至动辄“清理队伍”;还有的人一会儿把社会矛盾说得很吓人,一会儿又要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党的领导,这纯粹就是在“捣糨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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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一江春水,潜流暗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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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修改宪法。在这些建议中,最受瞩目的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大多数人支持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但是也有人反对修宪。少部分人对私产入宪存有疑虑,他们觉得很多富人的财产来源有问题、有原罪,如果保护起来,恐怕会有副作用。更激烈地反对修宪者的某些极端言论已经超出了正常争论的范围。比如,他们把修宪呼吁斥之为“最反动”的主张,并声称要发动一个“护法运动”,理由是:“我们已经拥有一部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像中国仍然保有的伟大社会主义宪法的国家,已经近于绝迹。”所以要誓死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他们打出社会公正旗帜,一味高唱大众化的“经济民主”,具有强烈的煽动底层革命的民粹主义倾向。

  但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于当日公布施行。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有中国首富之称的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坐在自己的车里,在手机中对记者说: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在2005年元旦后出版的第一期刊物中,刊登了重头文章《2004是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年》。文章说,“观察2004年,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试验一条新的道路,既不同于拉美,也迥异于西方;既在摆脱前苏联影响,也要在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做出超越。因此,如同1978年、1992年和1997年,2004年对于决定中国走向,是关键的一年”。

  2004年1月26日,由中国改革杂志和中国体改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04年经济社会形势座谈会”。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问大家:“我们的改革走到哪里去”?他的回答是:“我感觉,现在的改革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权力改革。如果只讲经济,经济学可以现学,大家可以讲很多意见。但是,我担心的是经济生活中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还大。收入分配在城乡中的扩大,在城市中的扩大,预示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出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安志文脱口而出的这番话,让整个会场一阵沉默,而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直言了自己对这场改革步履艰难的焦灼心情。

  2004年7月7日,56岁的杨小凯英年早逝。这位华裔经济学家的一生坎坷而传奇:“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入狱整整10年,改革开放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最后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位站在全世界华人经济学家金字塔顶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者的去世,引发了经济学界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集体追思,众多经济学研究院所和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自发举办追悼活动,寄托哀思。两年前,杨小凯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仍可能超越中国。由此,引发了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一场激烈的论争。那场学者争论,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通过这次论战,杨小凯有关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深入思考,对国内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冲击,渐进式改革道路遭遇越来越多的思考。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他们最新的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这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呈现出一种“哑铃”趋势,一头是财富,另一头是贫困,中间是没有长大的中间阶层。加上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社会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与凯捷资讯刚刚联合发布的《200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比2002年增长了12%,人数达236万人,总财富达到969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对着这份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惊叹道:“中国富豪们在十几年内便能积累数亿元的财富,这在世界资本史上都不多见。”

  7月30日,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病逝。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并发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当时石破天惊。后来全国人大会议修改过的“宪法”把“政社分开”的观点吸纳进去。董辅礽生前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逝世前三个月,重病中的董辅礽写下了论述修养操行的封笔文章《守身为大》,“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能否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守身为大’。”

  青年经济学者赵晓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划分为“四代”:薛暮桥、顾准、孙冶方、于光远等属第一代;吴敬琏、董辅礽、厉以宁等属第二代;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为第三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青年经济学者则是第四代。他说,第一代称得上凤毛麟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现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灿烂,如日中天;第四代则是批量生产,正在崛起。第一代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反思,并提出商品经济;第二代建构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框架。第三代人数众多,他们参与改革发展的具体设计和运作,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国家决策,一些学者已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在国际学界也很有影响,正以研究成果不断校正着中国经济的航向;一些人走上了决策者岗位,实践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说前三代是站在市场之外或边缘在指点的话,第四代则彻底融入市场中”,赵晓说,由于市场的需求,各学府、研究机构在批量生产着第四代经济学人。他们成为金融、证券市场以及政府部门等的具体操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难以再出现吴敬琏、董辅礽这样的“大师”了。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改革先行者、当代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人们的评价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多数的网民不顾董辅礽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而单纯将他骂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源自此前的“股市论争”,一些网民基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对经济学家群体产生怀疑。这说明,社会公众的争议,已经在改革“现行”的要求中,将焦点集中到对一些具体的现行改革方案设计者的质疑。而这,正是随后发生的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社会心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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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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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咸平

  “那时候,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爸爸却仅带着一箱青岛啤酒,而且在船上就喝完了。”在许多场合,郎咸平这样回忆父亲。

  郎咸平的父亲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兵,新中国解放前夕到了台湾。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郎咸平的父亲花两块大洋买了一张床位,下船后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便身无分文。凭着勤奋、多才,他42岁就升任空军少将,但因刚直不阿、敢怒敢言得罪了不少上司,播下了日后提前退休的种子。郎咸平回忆说,小时候父亲很骄傲地对他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爸爸从来没带着你妈妈到别人家去磕头、送礼……”当时,他觉得父亲非常伟大。郎咸平的母亲是台湾化学界的名师。“妈妈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我妈妈哭过。”郎咸平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

  少年郎咸平似乎有点平庸。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升学、就业都仿佛是他难以逾越的坎儿。“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30岁之前的郎咸平多次被逼到八面临风的绝境。在他编写的系列丛书封面“不落俗套”中,他这样自我介绍:“小学四年级即因成绩太差分到不升学班。初二又因同样原因分配到‘放牛班’学木工。”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他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高一下来,数学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郎咸平善于炮轰也喜欢自嘲,那段并不如意的童年往事,常常被他在各种场合信手拈来,当做花絮博听众一笑,或者成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小小注脚。

  “我当时是个混混,很自卑。”这是郎咸平当年心事的真实写照。为了对抗那些欺负他的高年级同学,甚至跑去拜了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打遍全校无敌手,号称“西门町之虎”。他高中毕业勉强考上东海大学经济系,又因不想考微积分,只好转到金融系。从此以后,他似乎找到了最适合他吃的一碗饭……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奇迹: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20多年后,当他在大陆最负盛名的清华大学演讲时,有学生问他的信仰是什么?郎咸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述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

  但是,毕业后郎咸平的人生之路仍然不平坦。1983年,已为人父的郎咸平在台湾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后来,郎咸平以戏谑的口吻描述当年的心态:“在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10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万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很不幸, 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我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有6家不要我,只有1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那个时候,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一年全世界招生10个,可就只报了7个。我一辈子不觉得我聪明,但是我很用功。”他母亲把家里的两幢房子中的一幢卖了,才为郎咸平凑够了学费。

  郎咸平横渡太平洋,从此人生开始了转机。沃顿商学院是全美最为著名的商学院之一,1986年,郎咸平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沃顿拿下博士学位,据说他是沃顿商学院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毕业后,他获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执教一年。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1989年开始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比较进入状态。从1997年以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他曾于1998-2001年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

  郎咸平在学术上开始崭露头角。在美国期间,他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他的破产论文在1990年全世界发表的金融财务学论文中排名全世界第一。在全世界论文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论文中,郎教授的论文就占了2篇。“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作为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和权威财经杂志的普遍认可,郎这么形容自己。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咸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第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要知道,全世界有60万职业的经济学者,而其中能够排在1000名之内的,都是被同行和业界认可的著名学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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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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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咸平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达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学术地位。正当他舒舒服服地当着他的教授时,朋友对他的一席话点醒他这个梦中人:“你在美国,大约有二三十位专家和你有一样的造诣,但在亚洲乃至欧洲,关于公司财务研究,你郎咸平可能是第一人。”

  有时候,一句话可能改写一个人的一生。郎咸平的这位朋友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1994年,郎咸平挥手告别了学习、生活近10年的美国。一些批评他的人说郎此后“辗转流离,去过英国、新加坡,最后由香港转道来到了信息相对闭塞的大陆”。

  郎咸平将落脚点定在了香港。当时,香港有两所大学对他非常感兴趣,郎咸平最终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但是香港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为郎咸平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地关注着内地发展变化的平台。郎咸平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度同经济风向的敏感度一样高,他清楚地嗅到内地将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地开始关注内地的经济政策。

  香港中文大学于1963年10月成立,由崇基、新亚、联合和逸夫四个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地区第一所创办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院校,从1966年至今共有3000多名合格的工商管理硕士生毕业。高素质的生源与精心设计的课程,已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毕业生。他们遍布香港及世界各地,许多人已成为杰出的商业精英,在社会经济的不同领域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香港中文大学坐落在山上,面朝大海,烟霭微蓝透白,山色变幻无穷的八仙岭,还有那惊为蓬莱仙境的大小离岛,令人叹为观止。有人这样描绘坐在中文大学“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看到的美景——

  阳光下,那是一幅重彩油画;阴霾时,则是一幅淡墨山水。春天,清晨观楼翠谷含珠;冬季,午后远眺寒色笼仙;夏日,夕下举目飞霞长歌;秋凉,子夜抬头朗月中天。偶尔,吐露港湾晚间冷不丁泊一艘通体灯光星点的船,不禁惊异地叫一声:夜天海市蜃楼!

  或许是陶醉在了中文大学的美景里?虽然是因为不安于过一种平静的学术生涯而离开许多人向往的美国,但是在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又度过了5年平静的学术生涯。

  2000年,他打破了这种平静。

  当年,香港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草案》,试图确立由辩方承担“提供假信息”的举证责任。草案在征询意见时,受到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十大国际投行的强烈反对。郎咸平在立法局与十大投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张把资本市场的操控行为变成辩方举证,“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成为香港媒体聚焦的热点。从此,在香港郎咸平总是以挑战主流和权威的形象出现。他批评香港首富李嘉诚,批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几十年不搞学术研究”。但是香港的天地毕竟太小,所以他开始走出香港,踏上大陆。

  2001年7月到2002年7月左右一年的时间,郎咸平在内地做的第一件事是担任大鹏证券研究所顾问,每周去一两天。当时大鹏证券想增开营业部并进行电脑化。郎咸平的工作就是把研究所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数字化,并与整个公司的电脑化结合在一起。“但一年以后失败了,"郎笑称自己被炒了鱿鱼。”正因为技术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失败了。这有一个理念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自己挺行,但是做起来才知道很复杂,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容易。"郎咸平说,做了一年以后,发现自己有点志大才疏,做不下去了。当时大鹏证券给他的报酬是月薪7万元,签了一年合同。郎咸平坦陈报酬不错,在大鹏证券的一年时间过得还挺愉快。

  2001年初,深圳一本刚创刊不久的杂志《新财富》邀请郎咸平出任杂志的学术顾问。这是他在内地做的第二件事。郎咸平曾说过,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歌星。“空降”内地的郎咸平,当时在内地既无知名度又无地位,在圈子里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媒体正好可以放大他的声音。于是他利用这个阵地打开局面。郎咸平教授开始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郎咸平迅速进入了公众和媒体的视野,众多的知名媒体报道了郎咸平对各项法律、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有的媒体尊称他为“郎监管”。根据《深圳特区报》的统计,郎咸平的观点以网页数而言列全国财经人物之前茅。

  这一年春天,《新财富》发表了一篇质疑德隆系的文章。文章发表后轰动一时,这本杂志也因此“洛阳纸贵”而一炮打响。文章的作者郎咸平迅速进入公众和媒体的视野,以一个轰动事件郎咸平2001年在内地“高调”亮相。

  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天性不安分,其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以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在短短数年间便控股、参股企业200家左右,其中上市公司5家;德隆系控制和关联的金融机构有7家券商、3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租赁公司、4家城市商业银行、2家保险公司。唐万新操纵德隆系旗下的“老三股”企业(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股票,不管股票大盘是否涨跌,德隆“老三股”总是我行我素地画自己的走势图,且持续向上。2006年武汉中级法院在对唐万新的起诉书中称,从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新疆德隆、金新信托、德隆国际和中企东方累计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共获累计既得赢利为9861亿元。

  2001年郎咸平炮轰德隆系文章发表后的那个冬天,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深感恐惧,他草莽性格中显现脆弱的一面,他对身边人哭道:“德隆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当时,德隆在业界被视为“天下第一庄”,其勾当在坊间不是秘密,只是无人说破而已。郎咸平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向当时如日中天的德隆系发起进攻,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警告中国投资者他们投入德隆的钱最终将拿不回来。在2001年的寒冷尽管到三年以后的2004年4月14日,“老三股”才灰飞烟灭,德隆系大厦才彻底崩塌,但郎咸平的高调抨击,仍然给他带来了巨大名声。

  郎咸平博得了名声,但是“德隆系那篇文章之后又发表了几篇,《新财富》认为我太偏激,从2002年开始就不希望我再写文章。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在《新财富》就没有写文章了。”郎说,到了2003年底他就被正式开掉。郎咸平在大陆第二次被炒鱿鱼了,“不同的是,大鹏证券认为我能力不足,《新财富》认为我太偏激”。 2002年7月11日,第一龙浩农业宣布郎咸平被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但两三天之后,在独董板凳上屁股还没有坐热的郎咸平,旋即被内地媒体质疑为加盟“德隆盟军”,“当时很被动,不敢在第一龙浩干下去了。”2003年6月30日郎咸平从第一龙浩农业独立董事位置上退任。

  两个月后的8月份,郎咸平不顾朋友的劝阻,参与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纠纷案,充当独立第三方调停此案。他说,他不能代表辽宁省政府的利益,但又不能不代表辽宁省政府的利益,因为辽宁省政府代表中国政府的形象。结果,辽宁省政府认为,不想让媒体和学者参与进来……两个月后,郎咸平黯然退出调停。

  虽然郎咸平已经在大陆声名鹊起,但是看起来似乎一事无成。此时,46岁的郎咸平已经头顶一头华发。唯一让他欣慰的似乎是,郎咸平在中文大学的同事项兵建立的长江商学院重金将郎咸平请了过去。长江商学院获得了李嘉诚基金会的投资,虽然郎曾用笔解剖过李嘉诚的“和记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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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奇文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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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04年,已经投向影响更大的搜狐网,并且担任“首席经济顾问”的郎咸平似乎有些沉寂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即将因为自己的预言应验而迎来中小股民的崇拜。

  在遭到郎咸平炮轰后,德隆把手伸向银行体系,通过控股多个地方的商业银行,把银行当成自己的提款机,弥补资金上的黑洞。这是一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只要不断有新的客户资金被骗进来,偿还旧客户的资金,这场击鼓传花的骗局就能维持下去。不过,勒在德隆脖子上的绳索已经收紧。当它跌跌撞撞地走到2003年底,新疆啤酒花董事长卷款潜逃,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由此岌岌可危,各大商业银行开始自查关联方贷款。唐万新终于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做出纵有损失也要将老三股抛出的秘密决定。“大不了18年白干了。”唐说。但是就在唐万新心情烦闷地度过40岁生日后的第11天,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老三股全面崩盘。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在长达数年的德隆击鼓传花的游戏中,从唐万新到无数中小股民,没有一个胜利者。如果说有一个,那就是作为局外人的郎咸平。到2004年4月德隆危机全面爆发时,人们惊诧地发现,郎咸平的预言一一兑现。在一个混乱的股市,郎咸平这样的人不就是人们一直期盼的预言家吗?于是,人们把他视为神人一般,郎咸平的大名如日中天。

  德隆的崩溃也给郎咸平的思想上以巨大冲击,“很长时间,对于社会对我的期许,我不知道。从2003年底开始,社会、舆论对我的期许非常高,对我个人品格的要求很高:你必须完全独立,不然怎么替中小股民说话。”他不再关注德隆,而是又打响了著名的“三大战役”:炮口对准TCL、海尔和格林柯尔三大巨头。

  郎咸平的明星情结在他担任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后发挥到了顶峰。2004年7月上海第一财经开播一个叫《财经郎闲评》的“脱口秀”节目,郎咸平担任节目主持,“以闲话家常的方式,选择热点话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评说”。在这里,郎咸平如鱼得水,常常有惊人之语,轰动业界的炮轰海尔就是在这档节目中播出的。

  海尔被认为是唯一一个靠自己双腿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张瑞敏每年都能进入《财富》杂志评选的“亚洲25位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并且位置十分靠前。2004年7月28日,香港上市公司海尔中建发布公告,称海尔中建将延期认购海尔集团所持有的飞马青岛公司355%的股权,其相关认股权行使日期将延长至2005年12月31日。这个看似平常的公告,却吸引了郎咸平的目光。7月31日,郎咸平抛出四条尖锐质问,矛头直指“海尔职工持股会”,有媒体称,该持股会是以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为首。郎咸平炮轰的理由似乎相当充分:“以海尔2003年806亿元的全球销售收入而言,海尔职工持股会控制的有形无形资产高达650亿元以上,这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见!”郎咸平提出四个问题:

  1.由于我国公司法的不健全,因此很难对海尔职工持股会做出适当监管。海尔能否向股民详细披露每个高管人员在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比例?

  2.当初成立“海尔投资”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何种程序让“海尔投资”拥有了海尔商标专利权?又是通过何种程序将零部件的供应权转到“海尔投资”的手中的?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除非海尔集团能证明董事会成员从未在海尔职工持股会拥有股权。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就是明显的透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

  3.我们承认,我国国营企业体制问题使得国有企业老总没有办法通过某种激励机制而得到适当补偿,这是国有体制的缺陷。但这并不代表有国营企业职工包括高管人员所成立的职工持股会就可以无节制地控制公司的资产。举例而言,以海尔2003年806亿的全球销售收入而言,海尔职工持股会所控制的有形无形资产即高达650亿元以上。这种现象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见。简单地讲,那就是职工持股会通过“国退民进”的机缘,将自己由打工者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而“合法”地一跃成为所有者,这是否有失公平原则?因为20年后,我们将无法向子孙解释20年前的国有企业海尔集团今天变成了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私人财产。

  4.我们这个社会太强调国企对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不足,但是却从未强调国企的高管人员应该有着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举例而言,国有企业老总在产权还未转换之时就可以合法地做不好,但如果产权转换后,就立刻将企业做好,而且还可以打着产权改革的口号来掩盖国企老总根本就缺乏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而只是一心一意地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侵吞国有资产之恶劣行为。

  对于郎咸平的质疑,海尔方面的回应较为迅速,海尔方面称,“郎先生发表的文章是以‘海尔是国有企业’为前提的,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海尔没有任何违规违法行为,不予评价”。郎咸平的四个问题直指海尔总裁张瑞敏,但是海尔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辩驳,而且矛头并没有指向郎咸平。在一次会议上,张瑞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郎咸平的质疑)没关系的,对海尔的发展、策略根本没有关系,”“国有资产问题,有国资委管着呢,我们只管做事——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

  李东生领导的TCL因为收购汤姆逊彩电、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而一下子成为全球瞩目的商界明星,李东生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0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2004年1月6日,TCL集团整体上市,总共融资额达到25亿元,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持有559%的股权,按照发行价,李东生身价达到61亿多元,成为TCL改制的最大受益者。 对于TCL的改制,市场上一片赞扬,认为它开创了国企改革的新模式,然而郎咸平认为,TCL2003年的财务指标矛盾重重。他在8月14日公开发表的《缺乏信托责任,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TCL的高净资产收益率何来、高风险低收益不合理、股票收益率低较合理”的三点疑问。据《中国工业报》报道,郎咸平说TCL创业的22年,李东生由几乎身无分文演变到身价近12亿元,成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TCL发展的过程实际是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郎咸平表示,TCL的历程实际是一个国有股权稀释的过程,进一步说,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也是TCL的管理层获取国有资产的过程。

  但是,当记者就“郎咸平质疑”询问李东生有何响应,李东生神情淡然:“郎咸平是谁?”有记者再问李东生,TCL集团整体上市令他身家暴涨,引来包括郎咸平在内的众多议论,李东生仍是淡淡地说:“我只能以平常心对待。”他说TCL集团董事会秘书已就有关质疑作出响应,他不想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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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奇文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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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一间普通的教室里,面对一群听众,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演讲中,他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炮制“民企神话”。

  后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郎咸平时,他称自己“本来就很想研究顾雏军,对他已经关注了很久。他很高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每当他完成一次上市公司收购以后,股价立刻大涨,业绩在几个月之中就突然变好。对于这一点,我根本就不相信。完全违反了金融原则。一个公司由亏转盈是非常困难的,公司的各方面都需要改革,这没有几年功夫是做不到的。他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这其中一定有猫腻,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操纵。这就是我想研究他的原因”。

  郎咸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和我的学生在研究了3个月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4家公司,他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郎咸平将顾雏军的收购计划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郎咸平认为,现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

  在场的人们对郎咸平的演讲报以热烈的鼓掌,因为讲台上的郎咸平激情四溢,绝对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叮叮咚咚,这样的响声在演讲过程中不时发出,那是教授讲到情绪高昂处,在擂打面前的讲桌;眼尖的听众会发现,教授在演讲过程中,讲桌后的两条腿一前一后,像是武林人士在练弓步;他似乎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在那从口中迸射的话语中。前卫、尖锐、颠覆性的话语让他在只要张嘴就能出名的经济显学中如此不同。对听众来说,这绝对是一场精彩的精神享受。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自己见证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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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的制冷工程师?一个资本狂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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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雏军

  2003年12月28日晚,金碧辉煌、流光溢彩的北京饭店,蟠龙金柱装点的宴会大厅,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嘉宾云集、热烈隆重的气氛中开幕。伴随着《自新大陆》壮美的旋律,颁奖典礼一次又一次被推向高潮。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正庆宣读颁奖词:“他将竞争对手变成了自己的合作伙伴。并购科龙,控股美菱,他用10亿元的资本杠杆撬动上百亿的企业。他是制冷专家,更是投资‘赢’家”——在热烈的掌声中,顾雏军走上领奖台。

  颁奖典礼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欧元之父蒙代尔、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等全球知名人物,向获奖者发来了祝贺。在期待和掌声中10位年度人物依次登场。举办四届以来,本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的平均年龄是最小的一年,只有43岁。顾雏军年仅比平均年龄大一岁。当他和中国入世谈判代表龙永图、蒙牛乳业董事长兼总裁牛根生、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苗圩、网易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丁磊等人一起高举起2003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的奖杯,立即迎来了掌声的最高潮。

  毫无疑问,这是顾雏军人生辉煌的顶点。

  1959年5月出生于江苏扬州的顾雏军,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生毕业。他第一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的年龄是30岁,当时作为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的能源工程师,他发明了“顾氏热力循环系统”。但这个成果遭到国内制冷学界专家的集体对抗,这场口水战一直打到1996年,导致了学术界与顾雏军长达10年之久的对立。1994年8月13日,《上海科技报》发表了记者文章《一个神话的破灭——顾氏循环的前前后后》,随后还举行了“清除伪劣科技‘顾氏循环’座谈会”。顾氏循环是怎么回事,不懂制冷技术的人无法去评价对错,但是顾雏军的研究生导师、天津大学教授吕灿仁说,“我的看法它是骗人的。”

  不过这种对立对他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在发明了格林柯尔制冷剂一年后,就在1989年下海经商了。1996年之后,顾雏军就正式淡出了学界。他与人合作及自行创办空调厂若干,屡挫屡奋。那时的他,正是人们印象中的“青年科学狂人”。

  长期关注顾雏军和格林柯尔就会发现,这位富豪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舆论普遍的支持。这位资本高手尽管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的支持,引来的质疑却越来越多。1996年,在指控上海一家媒体和一位记者的名誉权诉讼中,顾雏军突然撤诉,此后在国内销声匿迹。直到1997年后,顾雏军重返国内,在天津开发区以5000万美元设立了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而其个人出资额达到了4250万美元。没有人明白这一切是怎样来的,顾雏军自己也只透露了一点信息。他1996年时曾在美国买了一间纽约主板上市的公司,购买的理由是:这间公司使用的产品是制冷剂,正好是他公司的下游公司,买下来以后,每年可供应1万吨货。1万吨货可以有4000万美元的利润。2000年,他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融资546亿元。

  自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分行业逐步分批淘汰破坏臭氧层物质生产的进程。为配合中国政府加快淘汰氟利昂的步伐,格林柯尔集团相继在北京、广东、海南和湖北投入巨资建立了以替代氟利昂为己任的4家高科技环保工程公司。在这个阶段,格林柯尔在很多省市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公关,取得了在当地作为无氟制冷剂唯一提供商的机会。通过政府发文指定使用的形式来确定格林柯尔在当地制冷剂替换市场的领先地位,是格林柯尔的销售法宝。据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公司2000年年报披露,公司在2000年收入的364亿元中有318亿元来自于北京、深圳、湖北、海南4家工程公司所完成的125项替换工程。这种垄断行为,在南方各省引来了当地报纸的公开谴责。这是顾雏军重返国内后与媒体的第一次交锋,不过凭借着交警、环保等执法部门的保驾护航,顾雏军甚至懒得动嘴去解释。

  顾雏军的历史,前10年时间是顾雏军讳莫如深的孤身海外创业暴富的秘史,后5年则是国内资本市场上顾氏翻云覆雨的速成史。顾雏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做学问,做成科学家;我做企业,做成亿万富翁,谁能比我聪明!”在一些人看来,顾雏军是科学奇迹的创造者、资本魔方的控制者、濒危国企的拯救者。2000年,顾雏军在开曼群岛注册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格林柯尔),并在当年7月13日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从那时起,顾雏军已从一个热能工程师变成一个资本高手。2001年10月,顾雏军斥资56亿元收购当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科龙。这个花白头发、戴宽幅眼镜的陌生商人,被怀疑为“空手道高手”。2001年国内一些经济类媒体发表质疑文章,火力集中在顾雏军的理论悬疑、公司业绩、收购资金来源等问题上。不仅如此,格林柯尔在2002年4月底遭香港交易所质询,要求对2001年底上市公司格林柯尔与位于天津格林柯尔之间发生的一起关联交易做出解释。格林柯尔的年报显示,这笔总数约23亿元的款项被用于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未来所需的制冷剂,而香港联交所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交易的更多细节,包括付运日期。这笔23亿元的交易发生在2001年12月,恰恰是在顾雏军宣布以个人资产收购科龙之后,因此引发了市场的种种猜测,即该笔预付款的大部分有可能被用于收购科龙支付的首批款项15亿元。不过,在质疑阴影中的顾雏军依然不改初衷,继续进行着其收购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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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的制冷工程师?一个资本狂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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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听到有人喊:看,那个老头就是冰箱大王。”2003年,顾雏军摘帽“ST科龙”后,带着这个梦想开启中国冰箱业的并购大幕。2003年5月,顾雏军拥有全资股份的顺德格林柯尔,在合肥和美菱电器达成合作协议,顺德格林柯尔以207亿元的价格,收购了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成为美菱电器最大的股东。当年7月,格林柯尔旗下的科龙与杭州西泠集团签署协议,收购西泠70%的股权。同时,格林柯尔与南京斯威特集团抢食“小天鹅”,并争购“小鸭”电器。短短两年,一连串资本运作战绩,使顾雏军一跃成为引人注目的“资本狂人”。也就是在抢购“小天鹅”时,顾雏军喊出了他事后一直追悔的经典话语——“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顾雏军还将触角伸向汽车业,并加快了其整体收购的速度。在家乡扬州,顾雏军布下进入客车行业的第一颗棋。2003年12月,顾雏军以4178亿元,通过扬州格林柯尔协议收购了亚星客车115273万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6067%)。

  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标准包括影响力:他们的工作,在2003年中国经济生活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前瞻性:他们的行动体现了新观念、新潮流,预示了中国经济的某种趋势;创造性:他们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开拓出经济领域的新天地,为中国经济做出了独到贡献。在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对顾雏军是这样介绍的:“2003年5月,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斥资2亿,将美菱电器20%的股份收入囊中,成为第一大股东。至今,除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外,顾雏军在国内还控股拥有了科龙电器、美菱电器,拥有5个家电品牌(科龙、容声、华宝、康拜恩、美菱),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已近百亿元。2003年8月17日,科龙、美菱联手举办全球采购招标,总价值100亿元,引来全球1100多家供应商。目前,格林柯尔已在顺德、营口、成都、吉林拥有4个冰箱生产基地,8条冰箱生产线,400万台的产能”。

  在颁奖现场,顾雏军与主持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主持人:我听说刚接手科龙的时候,你收到很多员工发来的短信,都是骂你的,骂你最难听的是什么?

  顾雏军:就是我拿着钱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敢离开科龙,此时此刻我是科龙心目中的老总,现在所有员工都相信我们把他们领到正确的道路上,而且明年会比今年好得多。

  主持人:因为我们都知道顾雏军有一个梦想,智能化,现在这个目标有多远?现在进入了汽车领域,是不是做起了汽车梦?

  顾雏军:因为上海那个地方变成一个超市让我们搬出来,所以我们决定搬到华东去,后来选的是扬州,这个基地也将是最大的,在这个建设基地的过程中,扬州对我们很信任,我们小心翼翼地做了准备工作,使我们相信,亚星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严格的管理和一系列加大力度的经营方式,能够得到改进。

  主持人:也就是说捡了一个汽车梦。祝你梦想成真!

  顾雏军能够在千军万马般的企业家中胜出,当选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证明了他的“影响力”,也表明有关专家学者对他的“前瞻性、创造性”的认同。在某些专家看来,顾雏军“继价格时代、品牌时代之后,开创了中国家电业的资本时代”,俨然“可称做中国第三代企业家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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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向郎咸平发出了律师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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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针对格林柯尔公司的报告,指出格林柯尔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用“七种手段”席卷国家财富的“秘闻”,立即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8月10日,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东方早报》以及《香港商报》对此进行了简略性报道。

  8月11日,新浪等网站对文章进行了转载。网络再次显示了其惊人的力量,一时间,顾雏军成为网络点击率最高的词汇,甚至超过了他获得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时的风头。各种评论也随之而来,当然主要是质疑的声音。顾雏军曾经不止一次地向记者诉苦:“在国外,媒体总是把一个人先看成好人,不管你钱的来路,只问你现在用它做什么事,如果真的有证据证明你确实做了坏事再一棍子打死。而在中国,如果你不交代清楚自己的履历,媒体就总是先把你当骗子看,干什么事似乎都是不怀好意,而且会毫无顾忌地把难听的话直接骂到你的脸上来。”事实似乎再次应验了他的抱怨。

  此时的顾雏军还沉浸在汽车梦里,而且似乎离他的汽车梦越来越近了。因为这时他已经以4178亿元的价格,通过扬州格林柯尔协议收购了亚星客车115273万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6067%),从而在家乡扬州布下了进入客车行业的第一颗棋。而且在与国外汽车企业谈判和有关运作,以求打通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当年11月顾雏军完成了收购计划)。至此,顾雏军在完成一系列收购之后,他的格林柯尔系已悄然成形,产业顶端是格林柯尔制冷剂,作为产业链的上游资源,一条线路是直接向下游两家电器类上市公司出口,另一条线路是向两家汽车及其汽车配套类上市公司产业延伸。曾有记者问顾雏军2004年有什么期望。顾雏军说:2004没有悬念。但是,这个愿望注定落空。8月,波澜骤起。郎咸平的演讲,仿佛一脚踩在顾雏军的脚指头上。

  曾有记者问:作为企业家,你最看重的是什么?顾雏军回答说:“我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但是很看重名誉。”看重名誉的顾雏军不像张瑞敏说“不需要回应”,他回应了,还相当激烈。

  8月13日,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委托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郎咸平“澄清事实”,停止对公司和顾雏军的“诽谤”,要求郎咸平完成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郎咸平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自己的演讲。

  第二,如果媒体没有正确地记录演讲内容,那么郎咸平需要向《东方早报》、《香港商报》、有关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第三,给顾雏军一份演讲稿件。

  律师函仿佛是一纸最后通牒:顾雏军要求郎咸平在8月16日以前完成第二、三两项要求,在8月17日以前完成第二项要求。署名Richard Butter的律师函最后强硬地指出:“如果任何一项要求不被遵守,我的客户(顾雏军)将对你采取包括法律程序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他的名声,而不事先通知。”

  这是在相继“炮轰”了德隆、TCL、海尔等大企业之后,有“郎监管”之称的郎咸平首次接到来自被炮轰企业的律师函。收到来自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后,郎咸平在北京长江商学院举行个人媒体见面会并公布了律师函的具体内容。郎咸平称自己2001年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威胁。他给记者提供了来自格林柯尔的律师函的具体内容。郎咸平称:“具体威胁的内容是透过律师要求我叫《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向顾雏军道歉,否则对我可能采取法律之外的‘必要的手段’,而且是不通知我的(秘密)后续行动。”

  针对律师函,郎咸平表示,其演讲根源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而研究完全根基于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所拥有的公司所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形成结果。他认为,学术论文的最大特点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问题。郎咸平表示,如果顾雏军认为其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但他又强调,“我个人及学术界决不容许企业家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哪怕对方可能采取非法律程序的行动。郎咸平同时透露,随着事态的继续发展,还可能会进一步把一些资料和事实真相向公众公布。

  郎咸平认为,目前在国内证券市场和产权改革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企业经营者信托责任的缺位”,他希望通过此次格林柯尔事件,使相关问题明朗化,并引起国家有关政法机关的重视。

  在北京东方广场长江商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对众多新闻媒体,与顾雏军通过律师提出的三点要求针锋相对,郎咸平发表三点声明:

  第一,会充分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并公正的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因此,不会要求媒体向顾雏军做任何形式的道歉。

  第二, 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演讲稿件,请顾雏军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

  第三, 本人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顾雏军的那种“践踏学术尊严与自由”的口吻。

  律师函“最后通牒”的时间已到,8月16日下午4时,也就是在郎咸平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的前一天,顾雏军委托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香港高等法院递送了起诉状,以他个人的名义正式起诉郎咸平对其进行的“诽谤”。

  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的当天晚上,郎咸平还参与了搜狐网站“财经经济学人论坛”的在线访谈。郎咸平在答网友提问时说:“必须要维护媒体的话语权,必须要坚定地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所以我正告中小股民,我不会退却。顾雏军在香港告我,这都不是问题,该怎么做自然有法律程序在那里。”一些网民则表达了对郎咸平安全的担心。他回答:“我已经48岁了。对做出来的研究结果,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掩盖起来,天天跟这些老总吃喝玩乐去,大家都会喜欢我。二是公开,但我一生的心血都在这里,我不能掩盖或是放弃。”郎咸平说:“国有资产流失,是各方面没有配合好。”他再次重申了一贯坚持的观点:MBO(管理层收购)不适合中国。他说,即便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只有不到01%的企业做MBO。而且,在美国MBO将处于美国证监会极为严格的监管之下,对股民的信托责任做得非常好。郎咸平说:“而在我国,有的MBO现在已经变了味,变成了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方法,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重视。”

  “仍然处于战斗的兴奋之中”的郎咸平,第二天接受了《北京晨报》的专访。郎咸平认为与“顾雏军们”的交锋意义,在于国资流失问题。在法律制度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国有资产被暗箱操作,被某些有特权的人自己定价,“合法”地转化成为私人财富,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他报料说,自己研究的还有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南京斯威特、复兴集团,“估计一些人听到消息后要开始发抖了。但是,我认为跟这些大企业‘过不去’是应该的,巧立名目攫取国有资产,这样的行为就该跟他们过不去!”在与记者的对话中,郎咸平语气坚定、从容不迫。

  记者问:“如果对方采取低下手段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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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向郎咸平发出了律师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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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咸平答:“以我对顾雏军的了解,这是可能的。但我已经事先说过了,我已经48岁了,不怕他。”

  记者问:“如果对方对您进行舆论攻击呢?”

  郎咸平答:“这有可能,但我的案例分析是建立在公开披露的数据基础上的,除非他承认自己的数据有问题。我会按他更正后的数据继续研究。”

  记者问:“要是德隆、海尔和格林柯尔这些企业联合起来反攻您呢?”

  郎咸平答:“那我会乐观其成,斗争到底!”

  记者问:“在这些公开对峙中,您有何遗憾?”

  郎咸平答:“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这是他对国内经济学界的公开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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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了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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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晓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公开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转眼10天过去了,国内经济学界没有任何反应。虽然郎咸平的炮弹在顾雏军这儿引爆了,但是郎咸平与顾雏军显然不是在同样的层面上对话。郎咸平的攻击是从企业财务数据的个案推演至国家有关“国退民进”产权改革方向宏大叙事模式的质疑,顾雏军则直接避开财务数据本身的锋芒径直拿“人身污蔑”说事,这样一来,最终呈现的格局仿佛是两个人之间恩怨的纠缠。从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角度来看,郎咸平的一句“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足以让众多媒体关注消弭于无形之中。难怪郎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马克思曾经说过:“利益会把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可是,一场有可能沦为两个人之间恩怨纠缠的争论,怎么可能把“整个经济学界”召唤起来呢?

  不过,恰在此时,《北京晨报》实习记者汪涵一句具有强刺激功效的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追问,让“郎顾之争”彻底改变了方向。

  8月20日,《北京晨报》发表了诘问《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一文。文章不长,只有700多字。但是该文直接引爆了横亘于经济学界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压抑多年的是非恩怨,并将论战的烈火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媒体迅速而猛烈地燃烧到公众之中。全文如下——

  郎咸平寒心了。

  他大概没有料到,就在格林柯尔的老板顾雏军正式对他提起公诉的第二天,曾经被他“炮轰”的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也进行了公开回应——他认为,郎咸平关于TCL的财务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质询是建立在不可比的基础上的。

  作为一位独立学者,一方面要艰苦地做学术研究,一方面还要顶住官司缠身的压力,他还能孤军奋战多久?

  “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郎咸平曾对本报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但是,这一次,国内经济学界确实集体失语,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也彰显不力。

  我们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型,也就是通常说的“学院派”;第二类是商业型,效力于投资银行的;第三类则是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的。

  第一类经济学家,独坐书斋,不愿介入此事;第二类经济学家,由于牵涉到特定商业集团的利益,也不愿开罪其中一方;至于第三类经济学家,既然服务于政府部门,也就应当谨言慎行,少开尊口。

  在社会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们保持缄默。所以,我们要敲打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呼唤他们的学术良知。

  其实,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肩负着更崇高的社会使命。

  如果他们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说谎话、不非法牟利而已,那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多数学者都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敢于说真话的少数学者却无人赞同、无人喝彩,那又是怎样的悲哀?

  郎咸平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独立地、负责任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包括前不久我们又痛失的一位——杨小凯。

  现在,我们只希望这些独立学者们都能得到应有的宽容和保护。

  文章中提到的杨小凯就是刚刚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他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先生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近年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杂志书《经济学家茶座》,号称国内第一家经济学Mook。Mook就是杂志书或杂志型图书,是Magazine (杂志)与Book ( 图书)的结合,是一种新形式的出版物。它既有杂志的贴近生活、时效性强、视觉效果好的特点,又有图书的深入全面、专业性和权威性强的特点,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因而广受读者的热烈欢迎。虽然《经济学家茶座》不能算做畅销书,但它又是一本别具一格的很抢眼的经济学专业读物,被评论界称为“叫好又叫座”。众多经济学家从学术殿堂和经济讲坛上走上“茶座”,面向更多的普通“茶客”和读者。他们右手写经济学论文,左手写经济散文,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交流、阐释他们相互关心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信息。

  2004年8月21日下午两点,在北京图书大厦一楼举行《经济学家茶座》出版4周年的读者见面会上,经济学家何帆、赵晓、卢周来等与读者茶聊。一位年轻女孩突然发问:“对于近日备受媒体关注的‘郎顾公案’,国内经济学家为什么‘集体失语’?”话音刚落,举座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这位女孩。

  在场的赵晓警觉地问:“你是媒体的吗?”

  赵晓,经济学界声名大噪的经济学人工作室——“博士咖啡”的八个创办人之一,江西奉新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时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晓对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过长期研究,其观点在国内富有影响。除了在《经济研究》、《战略与管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不少论文,赵晓还在《人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学家茶座》等媒体上发表了大量评论和经济学随笔,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

  那位提问的女孩对赵晓博士的问题笑而不语。众学者面面相觑,一番推让之下,赵晓接过了话筒。他说:“郎咸平说整个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出来公开支持他,那么他有没有向我们征询意见呢?没有。”

  “郎咸平对海尔、格林柯尔集团的分析报告,都是首先对媒体公开的,事先并没有问过我们这些同行的意见。”赵晓说,“郎咸平对格林柯尔集团的分析报告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的。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对这份报告做出评议,”赵晓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至少要在一个月以后才可能对郎咸平的报告发表看法——前提是,我们要比他聪明三倍。”不过,赵晓认为投行的经济学家更有发言权,他说:“国内从事上市公司、企业集团相关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不过主要集中在投资银行。他们同样是经济学家,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更有发言权。”

  赵晓此言一出,立刻“麻烦上身”。在其主持的网络论坛上,有经常与之讨论问题的人士提醒到:“你这下栽大跟头了,看人家怎么评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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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了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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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报告当然要认真,多花一点时间是应该的,但是看一个报告,也要花写报告的一样的时间,闻所未闻!一个导演可能花了一年时间拍了一部电影,如果观众走出电影院说半年以后再评论,一定会被人笑掉大牙。”有人这样评论赵晓的“拖”字诀。

  8月23日,赵晓对于媒体的报道进行了补充说明,他说:“记者的描述,漏了非常重要的两句,一是我说过的‘郎咸平提倡研究后再发言,我很认同这一点。’二是‘如果没有经过研究,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郎咸平的分析,都没有含金量’。”

  赵晓特意表示,他与郎没有任何个人过节。“我的好朋友易宪容是郎的好朋友,其《公司治理结构》一书由易译出,并首先送我。我对郎的研究能力很佩服,并欣赏其敢于揭露问题的勇气。但我个人秉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原则,不会因郎的研究水平高而简单地对他的任何分析说‘是’与‘否’。除非我自信自己已经过独立思考……从学术自由严格的立场出发,他的同行亦有选择‘学术沉默’的自由。因此,郎甚至没有理由要求同行回应。”

  赵晓在论坛里说,希望郎咸平的研究和讨论能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不要演变成“政治”问题、“划线”问题、“表态”问题。如果从学术问题变质为全民讨伐,那既是对郎学术研究的讽刺,也标志着中国人思维的再次退化。

  他认为,郎咸平所提问题的本质,是提出了中国民营化过程中的“程序合理”问题。但需注意的是,这个“程序合理”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程序合理”大不相同,“事实上任何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承认,后者要复杂得多。”

  不管怎么说,郎顾之争已经超脱个人之间恩怨的纠缠,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这正是郎咸平所希望的。

  当赵晓在北京回应郎咸平的同时,上海的《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两位学者对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不同意见。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认为,郎咸平对国资、国企、国有股的一系列发问,都是经济学者们很关心的问题,但他指出,郎的做法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进入市场范畴,这是不严谨的,是对企业的一种不负责任。张军表示,郎做的是一种“案例分析”,是在有限的数据基础上作分析、推测,从而提出猜测和假说。“这种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深入企业内部去论证。”张军认为,郎咸平并未真正进入企业,因此,研究的结论不够成熟,还停留在猜测层面,不应该“急于求成”地公诸于众。同时,张军指出,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

  另外一位学者是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汪康懋。汪康懋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自费留美,他在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和英国STRATHCLYDE大学先后取得了金融管理学硕士和金融与会计学博士学位,并获高级财务会计师证书和中国法律文凭。汪是最早几个进入华尔街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之一。汪康懋作为中国旅美金融协会的创始人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初创时期的两届理事,他积极参与国内经济改革,并策划每年举行邀有国内改革决策者参加的研讨会,同国内改革决策者和学者交流。汪康懋是追随厉以宁呼吁股份制的倡导者,他不遗余力地在国外倡导中国企业走股份制道路,力陈股份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适应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以股份制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相结合的新思路。

  汪康懋明确表示,“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他指责郎咸平的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有失偏颇的。他认为,郎咸平对我国企业家的定位——职业经理人——并将其比喻为企业“保姆”的说法是错的,“比如张瑞敏等,这一批人应被视为‘创业者’,而非‘职业经理人’。”他认为,张瑞敏等“创业者”靠实力和本事调用各种资源,做的是把“茅草房”变成“高楼大厦”的工作;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企业做强后聘用的人。汪康懋建议,在产权处理上,企业完全可以采用“股权奖励”的方法,这既能达到激励企业家斗志的目的,也防止了流失情况的发生,而郎这种会伤害到企业家的做法是不对的。

  后来,汪康懋还在《新民周刊》撰文《郎咸平,你不厚道》。文章说:“近期郎咸平高调把矛头对准张瑞敏、李东生等优秀民营企业家,断定他们侵吞国有资产。我作为具有郎所缺乏的10多年商界经验(其中7年任CEO)的国际学者,并做了连续3年我国1300家上市企业大样本实证研究,感到有社会责任反驳郎的观点,以正视听。我了解现在国资委管辖的160多家大型国企绝对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总裁每几年一轮换,即使企业已上市(如中石油等),也未受领过任何股份。”

  汪康懋说:“郎的攻击性语言、教父式的目中无人,凡此种种,我看不到郎咸平的学术严谨。我送给郎咸平10个字:做人要厚道,有话好好说。不要亢奋,不要走极端。最后我想说明一点,国家的一系列财经政策,如稳定汇率、海外上市、大规模发行外债、出售土地使用权、保值储蓄、住宅商品化、建立股市、A股B股分设、基本面分析、证监会银监会国资委的成立,这些都不是郎咸平提出来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的金融学者已为国家创造10万亿财富,这就是我们金融学者的学术良心和民族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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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的抱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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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

  “2004年8月20日,我正在南京参加‘东部战略研讨会’,连续接到几个记者的电话,希望我们声援郎咸平,原来他因为质疑国有资产流失,遭到顾雏军起诉。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呼吁多年,传媒很少报道,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呀,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声援他?是不是因为他是美国回来的,就特别值得炒作呢?”

  说这话的是谁?他叫杨帆,被媒体称为是“一个炸药包”。杨帆出身于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本人毕业于北京四中。“我才是精英呢”,他后来在给北京理工大学的演讲中曾经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精英,但不是现在这些人,真正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是那些做了牺牲的人”。杨帆年长郎咸平6岁,1951年生于北京。“26岁我上大学,之前我在工厂做过8年的工人,还插过队,还失业2年”。1984年他毕业于吉林大学,获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曾担任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杨帆一直以这段经历为骄傲,认为自己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后来他这样对媒体回忆,“我在天津开发区、广州开发区和蛇口工作,搞过民主竞选,搞过实践,是拼过血肉的。我不反对他们立话语霸权,但我在改革开放中是有地位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是靠书本,而是靠实践走出来的。我当时是放弃了三个北京户口,全家调进天津塘沽开发区,当经济研究所所长,干了5年,和北大的张炜一起,在塘沽找了间破房子,我们搞民主竞选,章程就是学的西方的上下议院。后来搞引进外资,政府职能转换,那是我们最早搞起来的。我是北京四中的高材生,当时我要发财可以去深圳,要出国留在北京财贸所,但我一没出国二没发财,留在开发区搞实践。我是做过牺牲的,没有捞到任何好处。血肉是比文字更扎实的,没有拼过血肉,一定长不了,这是我的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这么考虑问题,和投机取巧的暴发户不一样”。

  在大学期间专攻国际金融的杨帆1989—1993年任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进出口副处长,后在深圳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工作过几个月,对于“两币流通”进行了研究;在天津开发区任研究所所长期间,对于外资企业的考察和工作经验奠定了他的研究的微观基础。90年代他回到北京,在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管理外贸价格,几次调整人民币汇率他都参加了算账。1994年当郎咸平就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的时候,杨帆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1995年跟随经济学家张曙光读在职博士,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每次去外面演讲,杨帆都拿出行李手推车和旅行包,装上满满一旅行包的书。杨帆说,他每次去演讲时都卖书,但他绝不会硬塞给听演讲的人,愿意就买。“我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我讲尊严而不在乎面子”,杨帆就这样拉着车放到演讲现场去卖。他平时都是自己扛着过天桥,自嘲“我是经济学家中间最刻苦的一个。”他自幼就患小儿麻痹症,右臂不能抬起,连累颈椎弯曲疼痛。杨帆嘲笑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吃老本”,自己又非常自信:“平均一年发表几十篇文章,所以,数量超过于光远是全国第一。我最大的特点是非常专,又非常广,会算账又有灵感,敢预测,而且多数准确。应该说,这经验来自实践和易经,而西方数学模型只能总结历史,却难以预测未来”。

  在杨帆反问记者的背后是一段公案。就在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剑指顾雏军的数月前,已经调入中国政法大学担任商学院教授的杨帆在网易商业频道上发表了名为《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文章。2003年7月25日,这篇文章曾经全文发表在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海派经济学通讯》第2期(总第6期)上。在这篇近6000字的文章里,杨帆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国内学术界树立起了话语霸权,他所指称“新自由主义,共同理念是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最残暴的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他指名道姓地称某些经济学家有“亲美倾向,不同情人民群众”,激烈地批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在高教领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统治,重用“海归”,甚至要打破本土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饭碗。

  杨帆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学术界强调规范性,与国际接轨,年轻化,全面引进外国学科,通过破格提拔,培养了一批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且给他们特殊待遇。官方政策通过放宽对经济学的控制,导致了经济学思维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控制。对传媒的行政控制和传媒自身的商业化炒作相配合,进一步以经济思维控制了社会舆论和思想。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了形成利益集团,也追捧一批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者获得了政府、国际和民间资本的大量资源,得以通过学术会议,办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封锁、制裁和妖魔化。大批“海归”占据国家要害部门。在官方政策鼓励下,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

  杨帆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归纳为以下五点:

  1.坚决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主张以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

  2.进一步对国际霸权妥协,以强制办法在国内推行接轨。

  3.反对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主张继续扩大两极分化。

  4.反对进行民主改革,主张以强权保障资本自由,把中国推向拉美道路。

  5.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鼓吹无政府主义。

  杨帆认为,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立,“中国一批被新自由主义排斥的中青年学者”形成了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派”(在杨帆修改后的同一文章中,他又把“非主流经济学派”称为“社会学派”。说该学派类似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 和“制度学派”,与国际经济学的“中左翼”接轨)。他说,“我在1995年发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发起了‘经济学非主流观点’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张祥平、刘力群、顾海兵、左大培、温铁军等人。2000年为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垄断和对不同观点的封锁,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意识贬低和妖魔化,我组织了20多次思想讨论会,并整理了14次讨论记录,在网上发表”。在杨帆列举的“非主流经济学派”中,有卢周来、左大培、韩德强、高粱(著名经济学家顾准之子)、李大光、陆建华、张祥平、荆林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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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的抱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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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派经济学通讯》第2期(总第6期)的文章中,杨帆曾这样表述“非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我们人单势孤,没有任何资源可供利用。经济学非主流反对任何话语霸权,反对以规范化扼杀独立的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以实践衡量一切,主张以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而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是最起码的准则。我们坚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反对片面模仿西方知识分子的职业化技术化,反对中国经济学家片面为利益集团服务。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继续同时承担科学和道德信仰双重职能,成为中国社会良心的代表。我们反对接受西方定义的全球化,没有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允许中国人向国外自由流动,只是资本的自由,没有人的自由。全球化不仅不能够解决中国大多数人基本生存,而且加剧所有社会矛盾。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应制定独立的国家战略。我们认为改革需要中国大多数人民支持,必要的体制改革应补偿受损失的社会群体,由各个社会阶层公平负担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资力量提高中国企业运营效率,推动体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却只能来自于中国大多数人民。绝对不可以抛弃国家的信誉,不承担历史责任,在丧失人民支持的时候,转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改革的合法性,绝对不可以美国标准强加于中国,即使某项‘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虑保护中国人民和企业的现实利益,防止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势力勾结,趁机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影响政治决策。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人鼓吹强者哲学,与强势集团勾结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为弱势群体讲话,这个弱势群体包括全体中国人,包括面对国际资本的民族资本,包括面对国际霸权的国防事业。我们承认弱肉强食规律的存在,但反对以强凌弱,认为弱者有权利、有必要打破强者垄断,通过自身努力强大起来。我们提醒全社会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对于新自由主义以‘经济规律,自由化,全球化’为标榜推行全球战略应提高警惕。中国应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起步,带动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提前化解危机因素,以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有人把杨帆称做是“新左派”的头儿。但是杨帆不承认,“我不仅不是头儿,而且不是左派。‘新左派’是新自由主义制造出来的政治帽子,我才不戴呢。我叫‘非主流’,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但是杨帆不否认自己是“非主流”的领袖。

  《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一文在网络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虽然杨帆在接受《商界名家》记者采访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经济学家的资格?!我的资格很老了,大家都知道我。而且其实我很廉价啊,一万六千就能买我的嘴啊。”非赢利学术机构天则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对此事评论说:“我认为,没有人封杀杨帆。他是自由的,论坛也是自由的。市场就是自由的。比如我的论坛,他可以来参加啊。”

  虽然网易商业频道在推出杨帆的文章时,冠以大标题“中国经济学家打起来了——杨帆炮轰张维迎、樊纲”,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打”起来,张维迎、樊纲并没有反击,于是媒体期望中的一场“战争”没有爆发,传媒的报道很快就凉了下去。杨帆抱怨“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那么他会“声援”郎咸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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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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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

  杨帆在抱怨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郎咸平做出了正式的回应——后来张维迎被视为与郎咸平对阵的领军人物,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维迎是与郎咸平、杨帆属于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小郎咸平2岁,小杨帆8岁。与郎咸平出身军官家庭、杨帆出身学者家庭不同,张维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来的孩子”。他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吴堡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吴堡是陕甘宁边区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东大门。作为革命老区,吴堡至今仍然是国定贫困县。在今天吴堡县的政府网站上列举的名人中,最有名的除了以《创业史》著称的柳青外,就是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

  按张维迎自己的说法,他的家境在农村还算中等——标志是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上一顿肉炒粉或饺子。与郎咸平不同的是,张维迎的学习天分很高。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数学考试大多是满分。高中毕业时,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两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利参加高考。一位好心的老师专门来鼓动他报名参加,可当时受“开门办学”的冲击他没有学过多少理化知识,这位当年陕师大毕业的老师一摆手说“你可以考文科么!”张维迎托县里的同学邮来油印的复习提纲,每天利用田间休息的工夫复习。那年他是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考生”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18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

  大学毕业后,因为害怕按当时的政策被分回老家,他报考了本系的研究生,导师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这是张维迎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西部经济学派”,张曙光、魏杰、张维迎、刘世锦、邹东涛、张军扩、张杰、胡怀邦等各个时期的经济学研究领军人物都出自这一学派。何炼成教授就是该学派的旗帜。

  1982年,张维迎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年会,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学术视野大大提升,使他的思想开始沿着经济学的逻辑独立成长。1983年,在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媒体文章《为“钱”正名》。其中提到,“钱是社会的‘奖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有贡献。”文章见报后,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说:“维迎啊,党把我们培养大,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当时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篇文章成为批判对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的农村改革结出前所未有的硕果、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的时期,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放权让利,试点实行利润留成的承包制——这实际上是农村改革的翻版。但人们很快发现,企业有了自主权和利润的激励之后,市场需求与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立即显现出来,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供求失调、价格剧变等乱象。一时间,“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价格不合理”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1997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功到自然成——记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这样描述张维迎——

  1984年初,他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研究生。这篇文章由茅于轼先生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该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分量的作用,学术界无法不注意有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张维迎在文章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后来在许多介绍张维迎的文章把他誉为“双轨制”的发明人,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誉——但是也有人怀疑张维迎并不是提出“双轨制”的第一人。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7年他被体改委派往牛津大学进修。1988年底,进修期满,张维迎想重返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但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使他的出国计划出现了波折。1990年夏,张维迎把工作关系转出体改委,做访问学者时的优异表现帮了他的大忙,他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奖学金。但是好事多磨,他几经周折才于1990年9月再度出国,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他的硕士论文获得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4年,张维迎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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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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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8月,张维迎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他希望能在国内某个著名的大学内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要以归国博士为主的教学研究机构,为此他还专门给清华大学的校长写过一封信。不久他又先后遇到留美学者易纲和早先留学回国的林毅夫,发现彼此都有类似的想法,于是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共同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1999年间,张维迎发表了大量关于企业改革的论文。他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在选择经营者和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所以,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

  1999年2月,张维迎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他被任命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一副院长——院长就是厉以宁。他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该说的和能说的都已经完全说清楚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此以后,其研究重心转移到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按照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会自然消亡。所以张维迎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他还指出,在建立市场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但他强调,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一定会被淘汰。”

  张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回顾20多年的学术生涯,张维迎曾经感慨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他自辩“像我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说话写文章都要非常小心”。张维迎坚持认为,“你不能用在马背上画白道的方法制造出斑马”,即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股份公司形式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对此,张维迎评价,“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败现象至少减少50%”;“如果政府体制不改革,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张维迎于1996年出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被国内多所大学选作研究生教材。一时,张维迎成了博弈学的代名词。伴随着一批批人才的成长,张维迎也凭着自己的实力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从一个学者到经济学家的跨越。2000年,张维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他早顾雏军一年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3年,入选“新世纪中国改革之星”。

  但是张维迎在社会上真正得享大名,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造诣——那只是学术圈的认同,而是因为他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的“北大教改”。2003年6月,一场被北大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在这所中国古老的著名学府严肃而忐忑地拉开帷幕,而后并被北大人自称为“癸未变法”。其间,作为北大教改工作小组组长、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张维迎所倡导的“不升即退”与“终身教席”等若干提案惹来诸多非议,成为各路或讨伐或景仰的对象。不但是在校园里暗潮汹涌论战激烈,且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各方人士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辩炙手可热,这种讨论已经超越北大改革本身,成为全社会的话题。虽然北大教改最终无疾而终,但是张维迎成为焦点人物,誉之者赞之为英雄,毁之者谓之为罪魁。

  其实,2003年的“癸未变法”使张维迎陷入是非争论的旋涡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随着2004年郎咸平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场大争论,张维迎站在了炮轰的正中央,陷入甲申年的多事之秋。

  2004年8月28日,就在郎咸平抵达北京,应邀参加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当天,《经济观察报》以“张维迎回应郎咸平: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为大标题,全文刊登了张维迎教授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联合采访的内容。全文有2万多字,如此长的采访文章,在媒体上是非常罕见的。而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张维迎极不认同郎咸平的观点,他几乎是逐条驳斥了郎咸平的观点,甚至对他的动机也表示怀疑。

  张维迎说,学者需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学者不仅应该有良好的学风,也要有很好的人品。你们应该知道,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我们在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把它搞垮”。他还强调,逻辑比数据更重要,“你拿一些个案的特殊性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是有问题的,逻辑不正确的话,你即使放进去真实的数据,你的结论还是错误的。我知道,有些学者的论文,别人用他的数据再做一遍,结论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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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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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报》摆上报摊的同时,张维迎出现在深圳“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中国企业家论坛”是中国企业学界、政府官员、研究专家研讨的高层次平台,受到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企业生存之道”。参加论坛的演讲嘉宾来自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北美和欧洲地区,来自中央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来自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来自金融、地产、信息、工业、商业以及咨询等等行业。尤其是那些声名显赫的企业家更是世人瞩目,如郭广昌、南存辉、刘永好等都是商界名流,被喻为企业领袖,有的更是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富豪榜上。当然,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这些企业领袖中也毫不逊色,诸多企业家对这位以研究企业理论而著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非常尊敬。在深圳市长李鸿忠致辞后,张维迎第一个上台发表演讲。

  谁都知道学术研究工作熬心血,45岁的张维迎头发已经花白——巧合的是郎咸平也是一头华发。张维迎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娃娃脸,因而并不显得老,眼镜后一双温和的眼睛使得张教授颇有亲和力。张维迎一身西服,打着带有深色斜纹的领带。

  张维迎的开场白就很幽默:“为大家做报告,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鼓鼓掌吧。每一个人做了分内应该做的事,我们这个社会也应该感谢他,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这个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这次演讲,和前几次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演讲的角度不一样,在前几次演讲中,我围绕着论坛主题提出了一个提问分析框架,希望对企业家有所指导,也就是说我是面对着企业家而讲话的。但是今天,在这个场合,面对不仅仅是企业家,而且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网民以及所有大众。在过去的演讲中,我的演讲得到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称赞,也遭受到另一部分企业家的批评。但是我有把握的话,我今天的演讲不会受到任何企业家的反对,我冒一个风险,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反对,也许我会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的满意”。张维迎的开场白赢得了各位嘉宾的热烈掌声。

  张维迎乡音浓重,他的谈话温和而尖锐。他的演讲内容与他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联合采访的内容相近,但是措辞要严厉得多。张维迎这场名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将矛头直指郎咸平,张维迎几乎是逐条驳斥了郎咸平的观点。

  郎咸平观点:目前中国实施的一些MBO成为某些人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段,中国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的问题,而是一些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在“民进国退的盛宴”中联合起来“合法地剥削”国有资产的问题。

  张维迎反驳说,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如果没有民进国退,以及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中国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郎咸平观点:国企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国家持股就是股东的一部分,没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因为平台是国家股东给你的。国企老总的身份就是“保姆”,是职业经理人。如今国有产权的改革中,身为“保姆”的国企老总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主人”。

  张维迎反问:如果说经理人是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那么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主人都不出面,这是不是有主人的责任?张认为,中国企业家或者经理人,如果缺乏诚信责任,恰恰是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郎咸平:现在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国有资产流失。

  张维迎: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对私人财产的侵害,国有资产流失,不是大家真的害怕,而是政府官员害怕个人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在拖延着国有资产的改革,结果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郎咸平:国企不应当进行产权改革,因为国企甚至有更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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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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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一个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在法律环境下应该是利润的最大化,比如说你是地主养了500只羊,现在你要住到城里去了,将这500只羊交给农民,如果有一只羊死了,农民有权将羊冷冻起来或者是卖出去,这恰恰是他们信托责任的一部分。

  当天的论坛在网上进行直播,因此他说:“我不想为单个的任何企业家辩护,任何单个的企业家里面肯定有坏人、坏蛋,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也敢说里面肯定有坏人,学生有人考试作弊,教授有人剽窃别人的成果,这些都不奇怪,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

  他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总结为四种组合: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没有利益,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第三种是对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种是对社会没有利益对自己没有价值。第二种是君子,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只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才会获得价值。第一种是圣人贤能。第三种是坏人,是小人,干的事对社会没有价值,甚至还破坏社会的价值,第四类是傻子,干的事既对社会没有价值,也对个人没有价值。我们的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事,主要是第二类事,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

  张维迎把涉及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归为三大类: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他认为商业环境是比原来更好了,不好的一面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很多技术是模仿过来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整合,跨国公司就开始跟我们竞争了”。政治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而中国企业生存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因为“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氛围,不是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而是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评论。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多人看做是民营企业家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一部分言论,整个中国改革,甚至到过去十年涉及到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他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10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他说,“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地提高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作贡献,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在你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使社会在你的舆论中得到价值。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想舆论界一定要重视,学者的良知、责任心,包括你在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严谨,一个人的名气越大说话就越要谨慎,邓小平说话很少,因为他的影响很大,稍微说一些话可能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这个是他不愿意的,所以他尽量少说话。所以学者也要尽量说话谨慎,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

  “您的演讲是在回应郎咸平吗?为什么您没有点名?”记者向刚走下演讲台的张维迎问道。

  “这还需要点名吗?”他坦率地回答。

  “也许我会被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非常满意了。”作为公开回应郎咸平的第一位著名学者,张维迎演讲前就预料会招来大量网民的反对。有心人随后浏览了网易和新浪等网站,发现支持郎咸平的网友占绝大多数。网络之外,沉默的经济学界已经爆发了论战。有意思的是,张维迎几乎和郎咸平同时向对方发招,在3个小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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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集会支持郎咸平,张文魁单刀赴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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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魁

  抱怨归抱怨,但是当记者们一再解释以后,杨帆“觉得应该出面支持”。原因之一就是“据许多记者反映,京城各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态度实在恶劣,善者以没时间或者不懂为托词,恶者则说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人等等”,杨帆说,“这就引起了我的愤怒”。

  杨帆后来的回忆是这样说的:“于是,我与两个年轻人策划,由邵振伟(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的学者)联系郎咸平,他欣然接受,地点安排在搜狐网,因为郎咸平是他们的顾问。正巧那几天《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找我采访,这个消息就在8月24日上了他们网站。 以后三天,数十名记者询问开会事宜,搜狐网也受到压力,在27号晚上表示不做发起单位,只提供场所。我和邵振伟商量,以他个人名义充当发起人,与‘乌有之乡’网站的范景刚联合主办。”“乌有之乡”是一家民间网站,杨帆、韩德强等人的文章经常在上面发表。

  “为防止会议当天再出意外,我们商定了临时转移方案, 如果实在找不到开会地点,就转移到我家里开。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开一个讨论重大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居然还要准备受这样的打压,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等待‘有关部门’打电话来封杀这个会,但是居然没有,这也是天意,我至今认为这不是失控,而是‘上边’有意放了一下,马上酿成网络上全体人民声讨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的强大浪潮, 400多学者参加了辩论。这样的气氛有利于9月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顺利召开。”

  《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很快就把消息披露出来——

  郎咸平可能不会再“孤军奋战”了。国内多名经济学家计划8月28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集体回应郎咸平近期发表的一系列案例分析及观点。 郎咸平驻北京的秘书张琳女士说,这次讨论会的主办方是媒体,目前还在积极筹办中。张琳表示,虽然到今天研讨会的地址还没有最终确定,但郎咸平届时会到达北京。杨帆透露,他很早就想与郎咸平进行对话。这次研讨会,他计划与郎咸平做面对面的交流。以杨帆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曾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经常对国内外经济现象发表与主流声音不同的看法。

  记者获悉,有关本次研讨会暂定名为“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草案)”。主要设置的议题包括:1、“和平崛起”视野下的国有经济发展;2、大国战略与国有资产重组;3、资本运营与国企改革;4、企业文化与国企治理;5、国有资产流失的忧思;6、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7、经济安全和国有经济布局。

  显然,对于郎咸平观点及其本人的争论,继在网络上获得巨大反响之后,在经济学界也处于不断升温的状态。

  ——2004年8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2004年8月28日,各路财经记者齐聚北京光华长安大厦,只有三十几平方米的15层搜狐演播厅人满为患。由几张桌子拼起来的简单的主席台背后挂着一串红字条幅——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记者尚未坐稳,门口便传来一阵喧哗,一位学者激动地说:“谁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我从来没有失语!国有资产流失,6年前我就说过了……”回头一看,那个对全场大声疾呼的瘦削身影正是中国社科院的著名学者左大培。下午2点整,郎咸平准时到场。而一些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儿早已恭候多时。他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的张文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之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韩德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

  在众人关注的眼光中,郎咸平第一个发言。他首先披露了“我个人参加这个会议以前我要求主办方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需要请中国的各个门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骂我的经济学家。如果只是某一派,我不愿意来这里,当成一个发泄的场所,这并不好。主办单位在我要求之下,邀请了主要的经济学家来到会场,但是很遗憾,今天我所谈论的题目,该参加的人员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参加。”接着他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请而不到”的学者名单: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王东京、林毅夫、茅于轼。

  然后,郎咸平称他此来的目的就是“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他说:“我演讲的时候是非常有激情的,在今天这个如此严肃的场合,我希望用稳健、四平八稳的腔调只谈理论,我希望一改经济学界喜欢无限上纲、挖墙脚的作风。今天我可以做到一点。”让有些人稍感意外的是,郎咸平直言不讳,“我所谈的话全部是我个人的观点,至于今天与会人士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到场了,他们的观点是他们的观点,我尊重他们,但是和我的观点完全无关。我只对我个人的观点表示百分之百地负责任。我不希望这个会议到时候变成经济学界左派之争、右派之争,这是错误的”。

  “我要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我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表示尊敬。但最遗憾的是,这个学派的提出是20年以前的事,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很不幸,20年之后他们还在谈理念。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话,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意义。”郎咸平的主题演讲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尖锐犀利。

  一场弥漫着火药味的争论在郎咸平教授侃侃而谈中拉开了帷幕。郎咸平的发言让许多记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们一边飞快地记录着,一边在想象报道刊登后一定会吸引社会的关注。更让记者感兴趣的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张文魁与郎咸平正面交锋。因为张文魁被视为第一个站出来回应郎咸平的主流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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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集会支持郎咸平,张文魁单刀赴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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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晚,张文魁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毫无根据地夸大国资流失现象、以国资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都是不允许的”。最有意思的是,在采访中张文魁提出两个问题,后来备受指责。一是他认为“我们的国企改制更需要通过一点‘好处’来取得管理层对改制的配合、来消除改制时的‘内部人抵触’,我把这个叫做‘杯酒释兵权’,看起来‘流失’了一杯酒,其实是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我们在这方面为什么就不能学学宋太祖赵匡胤呢”。二是他说“TCL、科龙我都去过,我带我的几位同事一起做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根本不是郎说的那么回事。中国好不容易有几个像样的企业,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家,他们有缺点,你可以发表批评性的评论,但不能通过这些‘爆炸性’的东西来引起轰动啊,这样的行为哪里还是什么学术研究,根本就离开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了嘛,这根本就是滥用‘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吴敬琏为什么能得到尊敬?因为他讲事实、不编造,不懂的东西不乱说”。

  张文魁的观点被认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关于产权改革的代表观点。因此张文魁和郎咸平的交锋被看做这次研讨会的热点。

  郎咸平认为,这次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张文魁承认,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不少阴暗面,但是他强调 旧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新体制带来的弊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克服而且正在被逐步克服,因此,我们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郎咸平反驳说,我记得很多学者最近在骂我,说郎教授你不懂,这是改革必然出现的问题,但我纳闷,为什么要出现问题?为什么把老百姓的财产拿来解决问题?

  关于国资流失的问题两个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张文魁认为,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议,其实还涉及到对国资质量的判断以及对改制成本的支付。许多国有企业在账面上有几亿的国有资产,可能几千万就卖掉了,如果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严重的国资流失。其实,那几个亿的国资有可能许多是几年都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的存货,是大量的不良不实资产,而国企目前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能及时处理这些烂账,所以在改制时国资大量“缩水”是完全正常的。另外,改制时还要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剥离非经营资产、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实现社保并轨,等等,需要支付巨额的改制成本,而目前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用本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成本,所以大量的资产都在这个过程被抵扣掉了。郎咸平认为,我们误认为国有资产是国资委的,或者是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是属于老百姓的。没有通过老百姓,把属于老百姓的资产廉价地转到资本家的手中,不管通过什么方法,MBO也好,什么都好,那就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

  对于MBO两个人的观点也针锋相对。郎咸平说国有资产通过MBO方法大量流向国企老总手上。国企老总和郎咸平和保姆没什么差别,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这个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还有更荒谬的,你来清理,给你换成股权,最后全都是你的了。有这么回事吗?我们不存在国企所有人缺位,我们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张文魁反驳说,西方职业经理人在尽“受托责任”时得到了应得的市场化薪酬,大企业CEO几千万美元的年收入是寻常事。而中国国企的高管呢?不能与西方大企业的高管相比,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长期以来的确是计划经济下的薪酬、是平均主义原则下的薪酬。因此,在国企改制时,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贡献较大的国企高管给予优惠性的购股计划是合理的。

  郎咸平反驳说,经营好了我给你分利润这没问题,但是股权给你这是不合理的,股权是国家的、股民的,像韦尔奇一样一年拿一两千万美元,但公司是股民的。你做好是应该的。像通用电器一样,是国家给你的机会,国家给你机会做好是应该的,现在变成国企老总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成自己的了,这是多么荒谬。

  第二天的媒体把张文魁先生此次与会称为“单刀赴会”。当时会场的气氛确实有些火药味。由于观点相左,左大培几次大声打断张文魁的讲话,会场气氛数次被推向高潮。

  “他们说我‘左’,我这次就‘左’到底!”左大培显得格外激动,嗓音嘶哑,讲到动情处,竟无语凝噎。

  韩德强在发言中认为,厉以宁把私有化视为搞好国有企业的不二法门,最后结果是搞死了国有企业。韩德强甚至断言“中国的改革比俄罗斯的改革好不到哪里去”,“新制度经济学教唆国有企业老总贪污腐败”。

  杨帆的发言带有明显的“声援色彩”。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和“话语霸权”,就这次郎咸平遭遇的风波而言,“‘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他采取了联合封杀、贬低人格两种手段”。杨帆说:“真正的自由主义不是现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口口声声反对政府垄断,但不承认有私人垄断。他们自己就是私人垄断。经济学界垄断程度很高,一小部分著名经济学家通过主流传媒炒作,各种豪华论坛、年会、联谊会等等,排除异己,就可以掌握话语控制权。不信做实证研究,各种基金评委、企业顾问独立董事、主流刊物评委高度垄断集中,可能不超过30个人。这30个人很容易达成共识。经济学家一方面反对政府垄断,一方面制造私人垄断,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堕落。真正自由主义者绝对不可以容忍,它败坏的是自由主义名声。”

  在回答听众提问的时候,郎咸平表示“今天很遗憾,今天讨论是针锋相对,一面倒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坦白讲对我负面的观点我非常希望听到。今天会议是全面性的发邀请函,但真正来的就这么几位。观点又出奇的一致。这不是事先安排,也不是集体行动。大家了解我的习惯,我从来不跟人联系,独来独往。我跟他们的经历都不一样,我们关系都是不错的。我也经常收到邀请,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打压”。当有人问他“您今天得到在座新左派的呼应,您是否愿意加入新左派的阵营当中去”时, 郎咸平面有不悦:“我只是实证的财务学家,我是从资本主义到这里的实证财务学家。我探讨的数据你可以不同意,但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实证资料在后面支持。我请大家以后不要再往这方面想问题,我个人也不希望如此被定位,我只是用数据说话的学者而已”。

  有识者指出:这次会议成了争论大爆发的起点,非但没有缩小双方的分歧,而且将分歧撕裂成鲜明对立的阵营,演化成为“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双方互相攻击的言辞,都升级了。

  接过了郎咸平话筒的赵晓没有参加会议,他委托别人在会上宣读了书面发言——《不要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他认为“郎咸平教授对公司财务有研究,但他对宏观经济、转轨经济的认识有所不足,特别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相对不足。他的观点受重视,是因为他贸然地将民众当前仇恨社会分配不公、仇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绪引爆了,然而他显然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渠道,甚至连其中的真正问题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赵晓的书面发言稿中意有所指地说,“当公牛闯入瓷器店,许多人为牛的勇猛而喝彩,却忽视了瓷器的损失,最终是由社会来买单的”。从此有许多人在提到郎咸平都说他“好像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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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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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大培

  8月28日北京“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结束后不久,网上就出现了一封《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这封信后来收录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出版的《郎咸平旋风始末》一书中)。公开信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吴邦国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胡锦涛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公开信的末尾,写着公开信发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韩德强(副研究员)。

  下面明确地注明日期:2004年8月28日。

  在公开信上署名的第一个人左大培今年52岁,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后相继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他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其中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清楚地表述了所谓的“新左派经济学”的理论纲领。作为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左大培也公开说“自己以‘左’为荣”。8月份以来,左大培的特立独行和“左”使他站在了郎咸平一边。

  2004年的夏天,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所谓的“郎咸平事件”了。在经过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和新闻媒体的集体质疑之后,《北京晨报》报道左大培发表书面声明《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这篇报道援引左大培的书面声明中的一句关键语:“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左大培推到了公众的注目之下。

  其实,支持郎咸平并不是左大培第一次在经济学界搅起风波。1994年,朱镕基搞宏观经济调控,当时有一百名权威经济学家站出来,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宏观调控,包括萧灼基、厉以宁、董辅礽这些老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不够热,宏观调控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左大培写了一篇题为《鼓吹膨胀和利益驱动——也谈经济学也要反腐败》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2月的一期上,反对这一批经济学家对于宏观调控的观点。左大培认为“这一百位教授在宏观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即使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也没有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的……他们之所以在宏观问题上发言是因为有利益的驱动。”

  但是文章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左大培一直认为是经济学界有意对他“进行集体封杀”。到1994年3月份,围绕着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那篇文章的争论开始升温,《经济学消息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场争鸣的文章。到1994年的4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春季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左大培又和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对通胀问题展开了争论。最后,在吴敬琏主编的《改革》杂志上,顾海兵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权利与经济学界的左氏风波》,把这件事情定名为“左氏风波”,这件事情随后才慢慢平复下来。

  作为中国新“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左大培就被人称为“左大棒”和“左琴科夫”。外号“左大棒”,是因为左大培喜欢和人辩论。左大培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很早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参加游行、开会、写大字报、辩论。在与对立派的辩论中我可是一把好手。1967年2月,我曾在大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把一个大学生驳得哑口无言,那时我才15岁。他辩论不过我,气得只好威胁要揍我。还有一次开会,有个女同志要和我辩论,当时李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就对她说,你不要和左大培辩,你辩不过他”。左大培宣称他自己就像一颗“学术上的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某个问题上让自己的思想“爆发”,并给对立面造成灭顶之灾。

  左大培从一开始就研究的是最为主流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现在左大培在社科院教授的课程依然是:西方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对此,左大培解释说:“我本来在20年中一直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他们那一套已经融会贯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经济学者们的阵营,是因为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政策主张与他们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让人们知道,吃透了主流经济理论的人也会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左派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严格的。”

  一位笔名叫“苏吴子弟”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排了一个顺序:从左到右排队的话,最左边的是左大培,其次是韩德强,这两位可以说是极左派,再向右是杨帆,郎咸平大约应该位于韩德强和杨帆之间,杨帆算是中间偏左派,秦晖应该算是中间派,所以秦晖的观点为双方所引用,中间偏右是张文魁、吴敬琏,再向右就是林毅夫,其次是张维迎,其次是厉以宁,极右者当属张五常无疑。而他对左大培的印象则是:看新浪网上的左大培的照片,脑海中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左大培高扬左派大旗,这也算是一个巧合了。左大培观点鲜明、语言犀利,作为左派的扛旗人物,也算是合适人选,就是占的位置有点太偏左了一点。

  《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郎咸平教授的分析客观、公正,反映的问题涉及11万亿国有资产去向,直接关系到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共和国的国体,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声誉和成败,关系到‘三个代表’的郑重承诺、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我们认为,在郎咸平没有注意到的非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改制和拍卖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更加严重,更加明目张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强烈批评这股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的歪风,强烈批评那些将这股歪风美化成改革的观点,强烈批评鼓励、纵容甚至教唆国有企业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议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他们强烈要求:

  1.立即调查郎咸平报告涉及的海尔集团职工持股会的人员组成、性质、资产来源,以及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责任;审计被格林柯尔收购的各国有企业的财务,调查各企业领导层是否有营私舞弊行为;审计TCL董事长李东生任职期间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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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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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对已经发生的管理层收购,必须重新组织资产评估小组,估价被收购企业的资产,补足差价。调查已发生的管理层收购过程,严厉查处收购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禁止任何人以明示或暗示与国资委的联系从事管理层收购的咨询业务。

  3.在《人民日报》或其他重要报刊上设立专栏,公开调查结果,接受人民对调查过程的监督和评论。

  4.现任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领导人缺乏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能力,实际上把国资委变成了拍卖、赠送国有资产的委员会,应该辞职以谢天下。

  5.召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听证会,邀请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进行公开辩论,并将辩论各方的观点刊登在重要报刊上。

  6.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他们认为,在少数人的鼓吹下,股份化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思路。实践结果表明,这一思路不是搞好、搞活了国有企业,而是搞糟、搞死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领导人丧失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大部分国有企业被暗箱操作拍卖给了私人,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亦发生了企业领导人、主管机关和民营资本联手转移、侵吞国有资产的恶性案件。随着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而少数精英则成为亿万富翁。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被买断,国家的性质将随之发生质变。少数精英成为亿万富翁,则共产党将成为富人党、私产党,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将严重缩小。

  7.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懂得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在他们看来,搞好企业必须既重视企业制度,又重视企业文化。越到企业生产层,制度越重要;越到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管理高层,文化越重要。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必须忠于国家和人民,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而不能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人。然而,“股份制万能论”却设想可以有一种制度,使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只考虑自身利益,可以与国家利益博弈。正是这种理论,使国有企业领导人大面积地腐败,使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在55年的新中国历史上,社会经历了只要文化、不要制度的“废除管卡压”的极端,又经历了只要制度、不要文化的“躲避崇高”的新极端,应该回到制度与文化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上来了。只要懂得企业管理的“制度和文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国有企业将完全有可能保值增值、恢复活力、做大做强。

  8.国有企业至今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提供着绝大部分的公共服务,承担着发展国防和科技的艰巨任务,保障着人民生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之日,就是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消失之日,也将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来临之时。国有企业的衰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后他们说,我们希望,也愿意相信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励精图治、春风化雨,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

  8月29日,刚刚在北京开过“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郎咸平回到香港,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姜英爽的专访。郎咸平坦言目前“这种出名让人很意外”,“中国这些企业家的道行、把戏我都看得出来,我如果看不出来,我敢说我郎咸平马上封剑退出江湖,这也是我愿意离开美国到中国来发展的原因,因为美国发展很成熟,问题很少,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少。但是中国发展还很不成熟,有很大空间。因为在美国,制度比较健全,中国内地,的确有很多企业家怕我分析他们,因为他们有太多问题。所以有人说我,我说谁垮谁就会垮”。他不否认自己是在炒作,但是他觉得自己炒作是有理有据的。同时他也很“开心”,“很喜欢做明星的感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进而治国平天下,退而独善其身。我独善其身40多年了,已经够了!”郎咸平发出由衷的笑声。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人重视,做事情要有舞台,我在做研究,可是我没有舞台”。来到大陆后,“我在2000年默默无闻,我有一次去西安,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企业的副老总搞一个研讨会,我去了,当时没有人认识我,我对他们公司提了很多批评,当时他们很生气,对电视台有关我批评的片子都说,剪掉,理都不理我。可是2004年2月的时候,我去给青岛政府部门上课,又碰到他,他已经成了总裁了,而且我肯定了他这几年的做法,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我。这几年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现在我到内地,总是有人认出我来,跟我打招呼,就跟明星一样”。他自诩,“现在我已经做了‘教父’了”。

  郎咸平不满地说:“现在骂我的人很多,他们都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批判我不懂国情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科学的角度驳倒我。”他自认了解中国的国情,“我可能不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非常努力,我一直在学习。我还经常给学生讲课,讲中共党史呢。欧洲没有持股会,我是在美国受教育长大的孩子,美国也没有持股会,可是我知道海尔有持股会。我还知道中国还能调整会计科目呢。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中国内地长大的人才了解中国呢?其实也未必啊!还有句话叫旁观者清呢。”

  他说他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一种倒退,一些人在利用“国退民进”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在他眼里,MBO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这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他告诫人们,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民营企业也没有那么神奇。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做的,是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企业退出市场。国企留在市场,国有股留在市场,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

  郎咸平认为:“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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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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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坚定地说:“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郎咸平承认,行内人士基本上是反对他的人多,“而且这些反对是一波波来的,非常有秩序地反对,不是大家都一齐跳出来反对,而是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来反对我。而且这些反对是从一些很小的人物,从我没有听过名字的学者开始,到了张维迎这样的富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来反对,所有反对的内容都出奇一致,都是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状况是好的,现在走的道路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与郎咸平面对面交锋的张文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2001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公司金融和国企改革。在郎咸平接受《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专访的三天后,张文魁接受了《国际金融报》的采访,张文魁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与郎咸平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他认为郎在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效率很高等方面的观点“其逻辑是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逻辑的,数据是零碎的。而且,郎教授的这些观点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处,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譬如,郎咸平认为国企效率高,同时又认为国企搞得好是因为国家政策和贷款的‘无限支持’;郎主张‘大政府主义’,也主张政府要继续扶持国企,又说政府要退出市场。郎教授说他要以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为己任,又说要以保护国资为己任,殊不知这两者在很大程度是矛盾的,不知道他以后要偏向哪一边。其实,对于中国国企效率、国企改革问题,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经济研究机构、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IMF、OECD、中国社科院、国研中心等,都有许多的研究成果,数据非常充实,逻辑非常严密,翻阅历年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物就知道了。郎教授可能过分注重公司财务方面的文献阅读,而这方面的文献阅读量可能很不够。”

  张文魁否认经过争论他与郎咸平“达成了基本共识,只有一些技术性细节方面的分歧”的说法,而是认为,“经过那次正面交锋,我更加觉得我与他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他回忆说:“在作总结性回应时,我当着郎教授和所有与会者的面说:我与郎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他说,许多人都以为郎教授只是抨击国资流失、反对国企改革中对国资的侵吞,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在张文魁看来,要害在于“郎咸平要停止国企产权改革。以郎教授停止产权改革的办法来防止产权改革的阴暗面,其实会使民众受到的损害更大”。

  张文魁强调,对于改革带来的痛苦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无论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对于阴暗面,不能以停止改革的方法来克服,而是要以规范改革、配套改革的方法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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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媒体开启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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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

  在上海浦东新区,有一座由世界顶尖的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高等学府校园。整个建筑以庭院风光为特色,融艺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这就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其优美的校园在全球商学院中堪称最美丽、最具特色的校园之一,它也是中国唯一由世界顶尖的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高等学府校园。该学院是一所由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共同创办、专门培养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的非赢利性中外合作高等学府。学院成立于1994年11月,作为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先驱,学院最早在中国大陆开设全英语教学的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Executive Education)。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课程及学位获得了国际工商教育权威认证系统EQUIS的认证,并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正式认可。自2001年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连续跻身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100强排名,亚洲前3名,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所获得世界排名的商学院。学院双方的办学单位包括拥有百年历史的上海交通大学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上海交通大学拥有1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是该校的校友。上海交大与国内企业界有着广泛而又悠久的联系。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成立于1971年,是欧洲管理发展信息、国际网络与国际合作的论坛,同时也是欧洲管理教育与管理发展领域最大的专业协会。其400多个成员遍及40个国家,包括欧洲各主要商学院与管理中心,以及许多领先的公司与咨询机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成功是见证中国与欧盟全面合作的里程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教育领域的标志性示范窗口。2003年10月13日《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提出要“办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培养更多高级管理人才”。

  国内许多企业家以能够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为荣,因为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就包括因坚持市场经济而被人送雅号“吴市场”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自学院创办以来,吴教授一直担任中欧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从1996年起就一直执教于中欧。吴教授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公布“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上赫然在列的吴敬琏,此时正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全职教授,在深圳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吴敬琏结束演讲回答听众提问时,意料之中的“如何看待郎顾之争”引来了吴敬琏的长篇回答。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同):如何看待“郎顾之争”?

  吴敬琏:最近我也看到了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我不太理解这场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郎咸平教授在过去就曾经提到过德隆的问题,最近又提出了科龙的问题,他说科龙在整个转制过程中,出现了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无法作出回答,也无法判断郎咸平教授的意见究竟对不对。而科龙的顾先生已经在香港的法院提出诉讼,我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门会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记者:郎咸平教授还提出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对此你怎么看?

  吴敬琏: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但是他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我自己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中纪委的一个干部培训班上作过一个讲话,题目叫《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其中就提出,腐败的源头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有三种情况:一是寻租,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环境;二是利用市场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监管的不严格等等,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第三种情况就是在经济体制变动、产权结构变动过程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蚕食和侵吞公共财产。

  郎咸平教授如果说的是我们在国企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了利用权力来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号召全社会跟这种行为作斗争。

  记者:那你认为国企转制中的腐败情况有多严重?如何看待参与转制改革的民营企业?

  吴敬琏:刚才还有人说,这是郎咸平教授跟企业界发生的争论,我不赞成这种看法。难道整个企业界都是盗窃公共财产的吗?恐怕不能这样说,有些人就喜欢把个人行为变成集团行为。民营企业里面确实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这个我不赞成。

  记者: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郎顾之争”中的表现?

  吴敬琏:报上有篇文章,标题叫做《经济学家整体失语》。经济学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啊,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研究来独立地作出结论。经济学家不是一个集体,所以也没有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啊。经济学家没有这个责任,说所有的事情我们经济学家来开个会,表决作出集体意见。如果这样就没意思了,就好像投票似的,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还是要有分析,要引导人们去分析。

  当然,经济学家有自己的学术上的独立性,如果是郎咸平教授受到压制、受到打击、受到迫害,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公民,都应该发表意见。至于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没有研究,怎么能够发表意见?有的评论还说拷问经济学家的良知,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有缺失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研究乱发表意见,才更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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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媒体开启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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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郎咸平教授昨天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前他公布了请而不到的经济学家名单,第一个就是你,你怎么看?

  吴敬琏:我今天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消息。第一我没有收到这个邀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郎咸平跟我还是很好的朋友,大概不会这样,也许是我们的传媒想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吸引眼球一些吧。

  记者:那么,请问你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公司利益的冲突?

  吴敬琏:郎咸平不是这个公司的雇员,他不会与公司的利益出现冲突啊。学者按照他独立的研究发表意见,他不会服从哪个公司的利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但是公司他也有权起诉,如果他认为你是诽谤的话。

  有学者评论认为,吴敬琏对郎咸平的回应是温和的,颇有长者之风。

  在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吴敬琏”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和无数股民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因为无数股民本身就是网民,因此在网民中吴敬琏享有盛誉。吴敬琏曾经这样叙述中国股市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2月30日,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嘉宾,在回答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时,我又重复了历年对于股市的一些看法。这个节目于2001年1月13日播出。与此同时,2001年1月12日,我赴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在旅馆里接受了追踪而至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就记者提出的有关庄家操纵股市的问题做了回答。这一次访问的录像在1月14日播出。

  也就在这个时候,证券监察机构早于2000年初开始的加强监管力度的举措逐步加紧。它先对基金派出了审查小组,又在2001年1月9日和10日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了1月14日至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于是,“庄家”们望风而逃,而股价则从1月15日起大幅连跌4天。这时,“吴敬琏一言毁市”的流言也在股市上传开。一时间,引来了无数评论和诘难。

  接着,颇有影响的《证券市场周刊》把我的观点概括为三条:1、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市盈率过高,并针对这三个问题刊出了《九问吴敬琏》的提纲。

  2月11日,争论进一步升级,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5位先生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据会议的组织者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他们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摘自吴敬琏《十年纷纭话股市》)

  随着其他学者和经济学家不断加入争论,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吴敬琏在这年“两会”期间举办了“私人新闻发布会”。他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场大争论后没多久,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一家南方报纸在评选2001年十大股市人物的时候,是这样评价吴敬琏的:“作为中国报业先驱邓季惺的儿子,吴坚守学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发出的声音,往往被每一个投资者细心倾听。如果只评选一个人作为2001年中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当选的无疑应该是吴敬琏。”从此,这位被称为“吴市场”的经济学家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但是,仅仅3年以后的2004年,吴敬琏就接连遭到了网上言论的攻击。一位记者如此写道:“7月份,谤言又来自另一方面,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绝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借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谢世的机会,重弹2001年股市大辩论旧曲,声讨吴敬琏,声称今天的中国股市满眼飘绿、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困境,全是由4年前吴敬琏对‘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和‘股市比赌场还不如’提出批评造成的”。另一方面,“郎咸平旋风”掀起以后,据网络媒体的分析报道,“郎咸平旋风”引发了据说是“倒郎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激战。一些平面媒体则在睁大眼睛看‘吴市场’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属于哪一个派别。尽管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绝不能再用了”。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他对郎咸平的回应是温和的,但是以他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的身份,以他对经济决策人物(包括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等人)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他回应郎咸平的讲话,仍然被视为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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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眼中的郎顾之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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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平

  在不知不觉中,“郎顾之争”演变成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论战,争论的话题也在向纵深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的话题也被一再“旧事重提”。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人士,甚至是网民,不由自主地卷入这场争论的人越来越多,包括社会学家。

  2004年9月4日下午,新浪财经、《外滩画报》社、《新远见》杂志社联合在京举行了“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孙立平首先发言。

  孙立平也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者,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作为一个颇有声望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0年转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现已为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普遍引用。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以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宏观上的描述和具体的研究。

  孙立平最著名的两本著作是《断裂》、《失衡》,两本书描述了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处境,“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断裂”“失衡”这两个词语也经常被国内外媒体引用来描述中国当代社会的现状。孙立平对中国市场转型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所发出的声音,让许多经济学家也不能不侧耳静听。有学者认为,孙立平作为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代表了中国学界在出现了过渡经济学的同时,也出现“转型社会学”。转型社会学并不意味着对过渡经济学的简单否定,而是意味着在理解中国市场转型这样艰巨而复杂的实践问题上,社会学同经济学同样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就在两个月前,孙立平在“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专家报告会”上做演讲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社会出现了并开始定型化,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匮乏、贫困造成的,当时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的状况就会发生好转。但是,2000年就象征着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好转。到了2002年、2003年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时候,经济增长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就是说,社会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办法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新的逻辑在生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是和20世纪80年代非常不同的一个新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特点是普遍的不平衡感,到了20世纪90年代资源要么有就都有,没有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产生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这表明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现在阶层和阶层之间出现定型化趋势。

  有听众问: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讲真话的越来越少,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怎么认识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中的定型趋势?

  孙立平回答,20世纪90年代前,精英联盟几乎没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首先结盟,20世纪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加入进去。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不是铁板一块,它的特征是分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利益化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利益化。

  在“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上,孙立平把郎顾之争总结为两句话:话题相对简单,现实当中的背景过于复杂。他把郎咸平所提出的初始的问题概括为三个问题:一是公平命题,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是很不公平的;二是效率命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三是改革命题,就是说目前这种国有企业改制应当停止。孙立平说:“我觉得这个命题一直激起这样大的反响,可以说触到了社会的痛处,可以说这样的一场争论非常有价值。我不同意说这个问题炒得这么热,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可以说是触到了中国痛处的问题。”

  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当中出现了两个主题,一个就是建立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第二个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的准则。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地凸现出来。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建立新的社会所必须具有的两个基本的目标之间的张力、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这10年的时间中国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和这两个问题的张力和矛盾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围绕着这样一种张力,在思想界形成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

  他把这种对立概括为三点。第一个对立,在社会结构上自由主义更多的是站在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一边,新左派更多的是站在社会的弱势群体里;第二点对立,在改革的政策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的是效率优于公平,新左派强调的是公平优先效率;第三点对立,在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取向上,自由主义是倾向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此来解决效率问题。部分的新左派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想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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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眼中的郎顾之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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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对立的思想各自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自由主义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缺乏敏感,主要表现在对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公平问题的漠视,而一味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单项途径。有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将社会公平的问题寄希望于消除权力和垄断的市场经济。但是这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条件,特别是对中国现在所面对的公平问题的判断可能是过于简单化的;新左派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表现不敏感,主要体现在对公平问题的密切关注上,但是对于中国目前不公平问题的性质和产生原因的分析,则明显是偏颇的。其中一部分人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发生质疑,并想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主张回到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当中去。这个体制包括国家的再分配、强有力的国家权威,甚至是杀富济贫的社会政策。

  在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眼里,近十几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背后就是不同的社会力量集团追逐自己利益能力的不同,强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强,弱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弱,这种能力的不同可以说是社会权利的释放。无论是城市拆迁、土地征用,还是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其背后实际上都体现了不同的群体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的不同。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问题,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一个是建立社会经济体制问题,一个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合在一起就是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机制问题,他提出的概念是“以权利均衡为基础的宪政主义的合作体制”。如果联系到今天的问题来说,至少可以概括这么几点:

  一是以相对公正的程序和规则实现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推进这种改革的同时,有一个重造改革标准的问题;二是承认利益社会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承认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并且在制度上设立利益表达和不同群体利益的安排;三是利益的合作不仅仅是竞争,而且是合作,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劳资上形成合作主义的安排,这可能是合作主义现实体制当中的重要内容。

  他最后说:“如果把郎咸平和张维迎双方对立的观点简化一点的话,做一个调查,民企的老板绝大部分支持张维迎,私人下岗职工说找郎咸平,所以不在于是学识、利益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由于利益的问题,把本来能够形成共识的问题,变得对立,其实如果两派争论得非常激烈,面红耳赤,针锋相对,有些东西是可以形成共识的。”

  与会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曾经发表过许多公开信,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中国的改革应该从过度地追求效率转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但是他主张中国应该转向一个人道的市场经济,就像发达国家转向人道资本一样,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在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侯若石教授。他是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关系和外国经济制度研究,现供职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在郎咸平炮轰顾雏军之前不久,侯若石在2004年第6期《开放导报》上发表文章点名批评了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3名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的某些理论观点,认为他们的改革理论是“嫌贫爱富”,是从西方搬来的并且已经落伍的、正在走向没落的理论。侯文同时尖锐地指出,3名经济学家鼓吹的英美式“现代企业制度”绝对不适合我国国企改革的模式。一石激起千层浪。侯文的发表,立即在经济学界和有关方面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高度重视。这篇文章除在网上不断大量被人转贴外,《前线》、《社会科学报》等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和报纸也纷纷转载或邀其另行撰写了内容相近的文章发表。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呼吁“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侯若石又在网上著文,认为张维迎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违反宪法规定;而张维迎把社会捐赠当成企业社会责任,也有违经济学常识。所以他奉劝张维迎 “学习宪法,也学学经济学”。

  侯若石在会议上直言:鼓吹贫富差距合理的经济学家有害无益。他指责有些经济学家拿落后的产权制度、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骗人。“说要善待民营企业家,说这个话有什么用?什么叫善待?我们对犯人才叫善待!谁不善待了?提点意见就不是善待了?”很明显,这是在驳斥张维迎。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路子走得太单一了,经济学界的主流派把效率看得高于一切,忽视了社会公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到底如何搞?他主张国有企业要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也要改革,但是要尽量争取效益的公平,要谋求效率、公平的平衡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是专门研究政府问题的,着眼点在政府治道变革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郎咸平的判断中,有些是正确的,但从个别判断一下走到全面判断,对民营资本进行全面清算,停止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并不是好判断,也不是好政策。对民营企业家违法行为的“清算”,应该是司法过程的清算。以司法的正义,取代道义的正义,以司法的程序,来取代革命的程序,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进步。在对企业家的违法行为方面,无论是外来的企业家,还是国营的企业家,都应该与民营企业家一样,受到各个方面的严格监督:侵吞国家资产,就对其进行公诉,如果侵害公民利益,则让其通过主张损害赔偿的形式对其提起民事诉讼。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止。

  中央编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女士是对东欧和俄罗斯有相当深刻研究的学者。她从俄罗斯东欧的改革中得出结论,任何一种方法都会有缺陷,关键在于公平问题。金雁在发言中提到:“对于改革当中的公正问题,我和秦晖很早就注意到了”。

  秦晖就是金雁的丈夫。郎顾之争以来,许多学者期盼着这位著名学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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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大洋彼岸来信:要天平还是要尺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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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

  郎咸平对几家国内著名企业的质疑,已演变成一场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社会反思。在经济学家们激烈的争辩中,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的名字被屡屡提及,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这位从研究农民史转而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就已在呼吁人们警惕国企产权改革中的不公正性。

  挺郎的“非主流”人士纷纷回顾自己过去也批评过这场瓜分国家财产的盛宴,但与他们相比还是秦晖最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商官倒现象、价格“双轨制”下的以权谋私和承包制下的“公产私用”已经引起社会不满,也使研究农民史的秦晖产生了改革可能遭扭曲的忧虑。1990年左右,许多人断言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将会终止,但是他从历史上许多类似过程中感到改革过程反而会加速。果然,1992年后改革很快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形势的发展迫使他从“经济史”走入了“经济”。1992年股市急遽升温直到发生深圳10月骚乱,第一波“圈地运动”也澎湃而起。为此他在深圳股潮后不久写了长文《危险的第一级火箭》,提出了“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等问题——这其实就是11年后郎咸平所讲的“保姆占了主人财产”的现象。

  尤其是1992年8月,原官员身份的深圳罗湖区时代实业有限发展公司总经理叶启明(叶挺将军之子)提出个人集资2000万元购买本公司,成为见诸报道的首例法定代表人购买自己企业的“自购自”案例,这也就是今天成为时髦的“MBO”。秦晖写了《“叶启明现象”辨析——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的“自购自”问题》一文指出,无论这一个案中的叶启明作为经营有功的企业负责人应该如何给予奖励,在中国现状下作为一般性问题,企业负责人“按自定价格或至少是以此为基础的非市场性价格购买自己所管企业,并使之转为自己所有的做法”不能提倡。“在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自购自’的方式是不应允许的。”产权改革“只能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公开拍卖不失为其中的一种选择”。秦晖认为,11年后郎咸平对MBO的看法与他大致相同。

  1994—1996年间,秦晖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刊出了“四论公正至上”,对经济转轨中的公正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1997年之后,在“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比“分”和“卖”更刺激的做法。如对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权力直接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即所谓MBO)。他在《财经》杂志上对此提出批评。据后来媒体综述,当时对“长沙模式”的质疑以秦晖最为激烈。2002年后,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管理者控股的呼声大涨,风传次年将是“MBO年”。他为此写了《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与《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级管理”不能改变政府只是国民资产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质,国有资产的处理必须先讨论并经过立法(这也是郎咸平此次的主张),并必须有公共参与与有关利益各方的公平谈判机制。至于管理者控股,他认为如果在公开公平的竞标中实现,那当然可以。但是在非竞争条件下用政治力量推进这种做法,乃至搞大轰大嗡运动式的“MBO年”,是决不可以的。

  这些文章让许多人认为秦晖是一个经济学家。其实不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秦晖的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更新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秦晖被誉为这个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出生在广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有一次他谈到身世时说自己“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他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他辗转了全国许多省的医院,最后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做了眼科手术。他感叹地说:“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他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他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实际上只在“文革”前上过6年小学。1969年开始下乡,在农村待了9年,之所以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与他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时体检总是不合格。有一次他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秦晖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他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他不愿求着他们要自己。

  他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他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他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只要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他,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演唱材料。当时中国各级的文工团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是有专业的创作组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他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就打算留下他,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在那段时间里,他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于是有机会看到了“只给县长看的书”。小学毕业就跟着潮流闹革命的青年秦晖,开始了“真正的思想成长历程”。

  秦晖回忆说,“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又有了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学校都不是太好。25岁的秦晖虽然当时在县里是文科第一名,或许当时他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第一次没有被录取,他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他就没有去。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秦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却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只有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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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大洋彼岸来信:要天平还是要尺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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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至今对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国农民史学开创人赵俪生先生,心怀感激,“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他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是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在一个地方钻得比较深,赵先生曾经说他:“你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意思是说他眼界太狭窄,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

  研究生毕业之后,秦晖到陕西师大去教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来到北京,走进了清华园。他们这一代人由于经历了太多,一进入学术研究的时候便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秦晖也是如此。从广西壮乡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再到北京的清华大学,从农民战争农民农村问题到经济史到转轨比较,从先秦到明清再到当代,从“自我陶醉地”做考据派的“死学问”,到“现实的问题与主义”、“据常识守底线”、“不得不发言、不得不辩论”……秦晖的视界自然而然地拓宽。他这样夫子自道:“涉猎广、专业领域淡化、逆潮流而动,但始终是有社会关怀导向的。20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

  秦晖在《实践自由》一书的封面上写了用两句话、32个字: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他就这样自得其乐地做着他所谓的“底线之上”的思想实践——“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

  2004年9月9日,在许多人的期待中,正在大洋彼岸美国讲学的秦晖,接受《南方周末》和《中国改革》的约请,写下了长达13000余字的长篇文章,纵论“郎旋风”。

  在细述其对多年来国企产权改革路径的理解和思考后,秦晖指出,有些学者所说“学者不应该在乎民意,应该有勇气与民意唱反调”是有问题的,“学术问题当然只能求真而不能媚众,如同不能媚上。但是公共政策问题,岂能无视公众意志?就郎咸平提到的几个具体案例来说,的确正如张维迎所言,不能仅以民意的是非为是非。格林柯尔有没有问题,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调查证据,由法官或审计部门来独立地裁决,不能仅因民意汹汹就定人以罪。学者也应审慎表态,不能仅仅因为民意倾向郎咸平就附和他对那些具体案例的判断。但是如果超越具体案例,从政策层面谈论一般意义上的国资产权改革,它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要处置原来法理上是属于公众的资产吗?处置公众的财产难道可以不听公众的意见而只考虑‘学术上正确’?比方说,张教授有一所房子,别人,哪怕是个比张教授更有学问的经济专家,就可以不管张教授的意志而根据‘学术上正确’的某种资源配置理论把这所房产‘配置’给别人吗?”

  秦晖明确表示,“我与郎先生一样反对在中国的条件下搞MBO”,“相信郎先生并没有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从这些问题中推出的“主义”,他就与郎先生大相径庭了。他认为,在一个“权力捉弄财产”的社会里,无论公产私产都是权力刀俎下的鱼肉。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非主流”方面把它简单地看成一个“贱卖”问题,而“主流”方面则以“只卖不分就不算流失”来应对,秦晖认为对立双方说法都很值得质疑。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权责对应的机制,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一直“右”着。

  最后,这位学者奉劝“主流”派与“非主流”派——

  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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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先:回首国企改革路,MBO是逼出来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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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启先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的热潮中,2004年9月20日在新浪财经举办了“国企产权改革与社会公正”沙龙,特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参加。

  杨启先从1952年开始,在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整整20年。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具体怎么做,谁心里也没底,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背景下,1980年5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应运而生。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

  杨启先1981年初从河北大学经济系调往体改办,他在体改办及体改委一直工作到1991年,历任体改委规划局局长、体改委委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体改办成立时中国还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2003年撤销时,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势不可挡、深入人心。23年的体改办发展之路,或许可说是23年中国改革之路的一个缩影。杨启先亲眼目睹了23年中国改革的历程:1982年,适当扩大市场调节取向、缩小计划调节范围;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50年代初起到90年代初的40年中,杨启先曾经参加过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历次计划的编制工作,曾组织和参加过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与年度方案的制定,曾多次参加过全国性重要文件和报告的起草,对于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历史和发展的曲折过程,有较系统的了解与体会,比较熟悉。他负责过一些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参加了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方案的制定以及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观念变化、方法成就、经验教训、存在问题,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体制建设、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实务方面,都有自己的认识。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观点与基本思路,在经济学界有一定影响。

  杨启先以过来人身份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国企改革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审视国企改革历史的很好角度。杨启先说:

  我们中国的企业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效益不高,这个大家都知道,历史很长了。国企的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难题,国家很重视,一开始就要搞国企改革,跟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是同时提出来的。

  计划经济那一段我也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前期,当时我们的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苏联这种体制,还没有完全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公有制而走向计划经济,所以存在商品经济的各种问题。从1955年开始,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所有制:农村搞集体化,当时叫合作社或者叫人民公社,城市搞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对工业就是私人工商业改成所谓的公私合营。刚公私合营完,到1957年出现问题了。发现国有企业最大的弊病是“活力不强、效益不高”。这个现象当初毛主席发现了,对这个问题有所批评,认为这是体制造成的,而且是照搬苏联体制,毛主席提出要改。但当时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呢?就是认为管得过多,主要是中央管得过多。当时绝大部分企业,稍微大一点都十分重要,这是中央管得过多的毛病。从1957年采取大规模下放,企业绝大多数下放给地方管,1957年造成一场混乱,没有办法,到1959年初期又把基本上下放的企业收回来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提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针对这个问题,归纳了“条条专政”。1969年大批判的时候,天天批“条条专政”,从1970年又改过来了,又怎么改了呢?还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还是采取下放的办法,说是当初下放不彻底,现在彻底地下放,包括鞍钢等一些大企业都下放了。一方面没有解决问题,一方面到1973年又造成一场混乱。1973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又把企业收上来了。当时不知道怎么改?开始摸索这么一种办法,但不敢提产权,这个词都提不出来,用这种办法改,结果不成功。总理在的时候围着桌子团团转,也没有解决办法。

  这样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方向,但并没有提出改革开放怎么搞,就提了两句话“对内搞活经济,对外私营开放”。这个实践依靠大家去创造,农村创造联产承包制,城里怎么办呢?当时就改“搞活企业”,从四川开始。怎么搞呢?还是没有经验。

  1979年中央专门组织100多人的一个调查小组,总结过去改革的经验,当时计委、经委必须都是老一点的同志参加。从调查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看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国有企业的问题看来不在原来说的中央管得过多,还是地方管得过多;中央管或地方管都只是一种行政的管理,如果要解决企业的问题,搞活企业,必须适当地建立自主权。这时开始提到自主权了。

  究竟怎么回到自主权呢?当时开了很多的座谈会,和企业商量。企业就说我要自主权,但是我现在要自主权的话,我现在最缺自主钱,希望你们给我们钱。大家又想搞活企业,又想要企业自主权,但是自主钱国家财政不可能。后来商量能不能实行利润分层制,预算的钱不能给,只能赚利润以后,分一定的利润给企业。但是,由于财政的任务很重,100%的交给国家的财政,分多了不行,所以分了1%-3%,上到10%很少。

  开始的时候企业很高兴,分到钱以后,恢复了职工奖金制度,用这个钱发奖金,同时还可以搞一点厂长基金。但是钱非常少,分了两年,企业不过瘾,觉得太少了,别说搞技术改造,连个厕所都修不了,要求改革这个制度。没有办法还是按照利润分成,如果按照利润分成的话,又要调动国家的财政,所以改了“基数分成”,有的时候分了20%、40%,比例又大了一些。

  开始企业很高兴。在1982年的时候又不行了,企业纷纷提出意见:“基数分成”交的多的是原来效益好的,增加利润潜力很小,原来基数低的都是节约不太好的,往往钱就很多。搞得原来效益好的,分的比原来的差的要少。又搞不下去了。

  搞不下去了怎么办?我们又搞调查,调查世界国家究竟怎么做?调查的结果发现除了苏联这个国家以外,其他的国家一律都没有这种利润的关系,都是交税。这个是国家规定的所得的税务法,你利多多交,利少少交。1982年我们国家开始实行这个税务制度,当时我们叫“利改税”或者叫“以利代税”。当时财政任务很重,如果税务低了财政受不了,最后搞了一个“五四制度”,当时“五”留给国家,“四”留给企业,也有问题。后来我们叫“税利并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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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先:回首国企改革路,MBO是逼出来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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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制度搞了4年,又搞不下去了。到1986年底的时候,企业完成不了这个税收任务,有的地方不接受,有的地方逼出一个办法,实行全面承包责任制。原来天津是一个承包责任制试点,而且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好。结果承包搞了四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非常反对承包,为什么呢?城市和农村不一样,所有制不一样,农村包了没有人兜底,城市人包了有人兜底,最后包了4年,不仅没有把企业效益包上去,反而把企业包成没有利润。

  没有利润的话怎么办?在1991年的时候,又包流转税,就是产品增值税等等包进去,这三批流转税在80%以上。利润税大概占10%到百分之十几,利润税就少一点了,国家根本没法儿活,最后中央赶快发文件禁止包流转税。

  在1991年下半年中央专门开了一次经济会,总结国民经济的改革经验,这次改革又前进一步,就是把国有企业问题不是作为分利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经济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明确规定在1991年到1992年制成一个统一的转换机制的文件,1992年开始实行,后来转变成一个“经济第四条”的文件。但是后来还是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呢?中央转机制是把机制推向市场,而我们搞的那个机制分利不能成功,政府和企业还是父子关系,最后又不行,没有办法。

  在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一个决定,国有企业的改革明确地提出来,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既不是让利问题,也不是放权问题,关键是国有企业的制度不行,所以提出对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而制度上怎么创呢?创出来一个“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么一套制度,这才开始接触了产权这个问题,前面根本提都没有提产权。所以,产权问题提出来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我们这套改革的实践必然要走到这儿。从后面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就没法搞活。

  当时很多人思想不同,不仅是下面的同志不同,上面的同志也有不同,最后就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什么呢?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争论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究竟应不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好多人认为制度创新这一提法都是错误的,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还创新什么?第二,制度创新是不是应该从产权改革开始?也就是先把产权搞清楚,否则就不行,产权改革一开始就要搞私有化,有的领导不同意;第三个,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企业形式?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到了公司制、股份制,后来中央选了100个企业做了试点,我是试点副主任,最后搞下去还是没有办法,连方案都没有制出来,因为思想没法统一,所以根本没用。

  在产权改革不能搞的情况下,最后只能抓住“管理”,从80年代中期抓了好几年的管理,年年加强管理,年年加不强,有什么原因呢?首先你必须产权明晰,权责才能清楚,权责清楚政企才能分开,政企分开管理才能做好。如果政企分不开的话,企业怎么科学管理?企业科学管理是宏观决定的,所以如果前三句话不抓的话,只抓后面一句话就不可以。1994年的时候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个方向,并且进一步提出用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

  这个时候企业已经很困苦了,大多数的企业拖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地步。又提出了“三年解困”,“三年解困”的时候国家花了2万多个亿,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包括国家的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债转股、中央储备金、贴息贷款。2001年的春天,曾宣布说国有企业成功解困,利润等指标都上去了。但到2001年7月份的时候,就又发现不行了,因为那些数字都是假的。

  所以,党的十六大的时候才提出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的问题,还提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有力、扭转顺畅”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才真正地在理论上解决产权的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公有企业共同组建股份制企业,而且明确了公司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产权改革的形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于是,后来倍受非议的MBO走上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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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我不愿意在“大政府”下讨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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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

  2004年9月11日《经济观察报》刊登了长篇文章,题目十分吸引眼球——《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在编者按里,编辑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几周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的质疑,在网民的愤怒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中,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争论初起时,本报曾联系采访多年来研究产权与企业组织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但他以‘不喜欢热闹’予以谢绝。随着争论的持续,周其仁教授改变了想法。他说,原以为国企改革就是需要实践去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不尽然。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渐进改革的时间拖得很长,国企的实际形态已经发生大的变化。老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挑战又提上日程,还是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所讨论。就这一点,周其仁说他感谢这次争论对他的激发。”

  周其仁是一个经历富有传奇色彩的教授。有一次他在给北大的学生“人生·理想系列讲座”第二讲做演讲时,告诉学生,生命是由一个个点构成,在每一个点处你无法预先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事后看就会发现这些点变成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他告诉学生,自己没有从狩猎生活看到未来会上大学,也没有在农村调研时知道自己会出国。当年“上山下乡运动”时,周其仁在东北山区狩猎7年,在人大上大学时跑到北大旁听课程时,他非常偶然地受到当时农业部高级官员杜润生的关注,从此开始了中国农村调研活动,参与中国高层政策讨论和制定。1989—1991年,他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回国后到北京大学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也是中国制度经济学家的大本营。它创办于1994年8月,是集研究、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非赢利性实体机构,直属北京大学,是该校进行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探索,也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一种开创性尝试。

  周其仁成名于1998年的电信大讨论。上世纪90年代初,电信管理的高度集中,电信运营的独家垄断,特别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对电信需求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家对电信价格的放松、税收的优惠,从而使中国的电信业成为一个赢利前景甚佳的产业。肥厚的赢利,对那些潜在竞争者而言极具吸引力。结果,以获得国家特许权为途径来打破邮电部对电信业的垄断运营之序幕便拉开了。1992年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组建中国联通公司的请示报告。但是邮电部在多种场合陈述其反对组建联通公司。理由是通信具有自然垄断性,而且事关国计民生、国家主权与安全,统一掌握和建设可以避免重复建设,统一或垄断经营本身并不排斥垄断企业的内部竞争等等。但铁道部等三部的报告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批示:“看来是件好事,有助于加强通信事业,缓和电话不通的矛盾”。他还特别指出,“我国的通信事业要发展,必须在统一规划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不能一家垄断。”几个“回合”下来,经过深思熟虑、利弊权衡,国务院最终于1993年12月正式同意由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组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

  但是两家垄断局面仍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电信价格政策问题在1998年3—6月期间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讨论高潮。经济学家谈电信垄断,各种类型的电信不合理收费和服务案例等等,构成了声势浩大的话语运动,最终使得国家有关部门被迫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应政策,如承诺拆机后部分返还电话初装费,举办邮政电信资费听证会,电信资费降价等等。这次争论之后,电信业内——包括信息产业部的领导,基本都认同了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为代表的充分竞争理论。从始至终周其仁都是打破垄断、开放市场的最坚定支持者,而最后方案的开放程度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计。但是与舆论看法不同,周其仁认为自己对这次改革的影响微乎其微。“后来好像说我有什么通天的功夫,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是我写的东西他们行业内的都在看而已。”周其仁认为自己很清醒,只是在情势已经成熟的时候喊了两声,“就好像天亮是你鸡叫叫出来的,可事实上没有这个事情。是天亮了,你正好叫。靠公鸡叫是叫不亮天的。”他认为,当时的分拆原本就是大势所趋。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周其仁由此名噪天下。

  媒体这样描述周其仁,“这位教授的工作状态在大部分时间里是这样的:离开讲台后,马上飞到某个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再赶回学校上课”。在2005年《南风窗》杂志评选出来的“公益人物”榜上,周其仁赫然在上。颁奖词这样写道:近来主流经济学家遭遇大众的信任危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群体所采取的立场,为既得利益团体和富人立言导致了他们在大众心目中失去了公正性和独立性。周其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虽然与商界关系密切,经常从企业和企业家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但这种倾向来源他的自觉和学术观念,来自对中国国情深入了解后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妥协,与那种大众所不齿的赤裸裸的交易有着根本的不同。

  颁奖词透露,周其仁的夫人梁红是高盛中国公司的经济学家,而且周其仁有充足的影响力和实力亲近政商,他却始终如一地刻意与政界、商界、媒体保持距离,他说:“电视台的聚光灯下,千万不能站,站了,就会给调研带来太多麻烦。”相比于许多“土洋结合,财富滚滚”的名流家庭,显得青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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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我不愿意在“大政府”下讨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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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奖词还特别提到,“2005全年,周其仁教授没有再发表类似《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那样激情胜过理智的言论,也没有招致‘周郎之辩’中那许多的关注和非议”。由此可见《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影响之大。

  在这篇长达万字的访谈录中,周其仁首先讲了关于郎咸平的故事——

  几年前,我当面听他讲亚洲和香港资本市场上大股东如何剥削小股东的故事。早知道有西方财务专家搞这个话题,但听下来还是不免心里生疑:要是只有“剥削”没有好处,小股东们为什么不跑个精光?没等我问出口,郎咸平故作神秘地“爆料”,说连李嘉诚也托人捎话求他再不要点名。我想这位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发现”大概也心中没有底,否则为什么需要添加这种小作料?不料今年暑假到上海,长江商学院的主事人要我见识那里出色的学员,我应邀前往研讨。事后主事人介绍教授阵容,赫然听到郎咸平的大名。当时我真的大气不敢出一声,就是心里嘀咕:要是我高调指控过李嘉诚,怎样也不会到他的机构任职。不过我是我,人家是人家,可以各行其是的事情,不应该拿来作为辩论的题目。

  周其仁直陈:“撇开官司问题,我的确看不到郎咸平的指控里真有什么复杂的学理、概念和推理。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决定回应郎咸平?我自己方面有三点原因。第一,据说郎氏指控的应之者众,不少人情绪激动,以为郎咸平真的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第二,问题已经从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国资,升级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拍脑袋产生出来的产权改革思维,正是我们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企业家手中的重要理论根据。而区区在下,虽然至今尚没有被郎氏攻击波点名批判,但近20年研究的就是产权改革,白纸黑字写下的文字,向来对产权改革的实践和理念不遗余力。有人高调叫阵,不出来应一句太看不起人家。第三点重要,郎咸平已经声明,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画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自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主人,实际上眼看着鼻子底下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够了。要知道郎咸平现在讨论的是国家体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线走,我自己连一句话也不曾讲过,到时候何处去找后悔药?我讲了,生性不喜欢热闹,但是还有一条,真有需要的时候,也不怕热闹”。

  他批评道,“郎咸平不是口口声声说他靠数据说话吗?连海尔究竟是什么制的企业也没搞清楚,怎么就敢高调展开攻击?好比一位动物学家,用马的数据发现了关于马的伟大定理,然后大事喧哗,不料人们围上来一看,居然是一只鹿!应该尴尬之至、无地自容吧,怎么还说自己‘治学严谨’?更叫人跌破眼镜的是,当海尔公司发言人声明‘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之后,这位大监管对自己指鹿为马的行径不但不感到有一丝歉意,或多少觉得有点难为情,反而以攻为守,继续向海尔高调指控‘即使海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内部仍然存在两方面的利益代表。而(海尔职工)持股会的整个运作过程,恰好是一个将资产从青岛市向内部员工持股会转移的过程。’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算是一只鹿,鹿也有鹿的问题?!容我不依不饶问一句,你郎咸平先前关于海尔持股会‘侵吞国资’的罪名,究竟是成立还是不成立?如果还成立,为什么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如果不成立,那么谁对那样浑不负责任的指控负责?你以为你是谁,是赵高再世吗?”

  周其仁表示不解,“这位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人’的公司财务专家,有没有受过起码的逻辑训练,为什么他的思维如此缺乏最起码的一致性?”

  周其仁把这次“郎旋风”涉及的三个案例总结了一下: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资”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TCL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落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宴。“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在周其仁眼里,郎咸平“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是他自以为煽情的讲词,是他在“瞎掺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这叫企图染指国资。大叫保卫国资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正好说明传统的国资非改不可”。

  周其仁认为,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社会矛盾靠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办法,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实现法治,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历史兴衰的周期律”。

  耐人寻味的是,这篇访谈的最后特别注明:本次访谈的文字,经被访问人审阅修订,由被访问人负全部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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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终于“登场”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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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曙光

  在“郎顾之争”的热潮中,《中国经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称在这场争执中令人遗憾的不是经济学家的所谓“失语”,而是法学家的缺场。其实经济学家并没有“失语”,而是多方呼吁和理论建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被一些社会蛀虫钻了空子才是本质。因此,文章呼吁法学家登场。

  不知道是否和这篇文章有关,法学家终于登场了。2004年9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在《法制日报》上发表文章《从法律角度看“郎顾之争”》。从美国哈佛大学归来的李曙光,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也是法学界一位著名的青年法学家,曾参与多部法律的起草。

  李曙光从法律的角度解读了“郎顾之争”。他认为,“郎顾之争”存在三个方面的法律关注点。

  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部分,如果承认中国改革成功的话,这种成功中必然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从这个角度上,中国20年改革的成就已经证明了以国企和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体现了这种全民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正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实质性合法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法律条件先天不足的国家里,通过一定权威性程序制定出来的“政策法”或“实践法”是具有法律属性的,虽然它们离完善的理想法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但是正是这些“实践法”或者“政策法”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法律框架。因此,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改革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也是没有问题的。他承认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但是他主张不能因为出现了国有资产的流失现象就对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全盘否定。因为与改革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相比,不改革带来的损失更大。中国的国企及产权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改革实践确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不能轻言放弃。

  第二是在法律上防止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认为在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存在法律缺位的情况,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针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已经建立了一套包括法律、政策以及产权交易的规则框架,这套规则框架中对于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有很好的预防和遏制措施,问题在于这套法律框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施和执行。当前,应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改革的法律框架。这种完善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一个方面是加快国有资产法的立法进程,把“政策法”、“实践法”上升为“法治之法”;另一方面是在国资转让、产权改革的过程中要注重通过司法程序和可诉性的手段来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

  第三个是法律应该更多地强调公平还是效率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法律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就产权改革的法律而言,首先,要保证规则制定过程是公平的;其次,规则的内容应该是讲究效率的,是有利于推动产权的转让流动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最后,这种公正而有效率规则的作用发挥依赖于规则的实施,就国企改制和产权交易而言,这种规则的实施不仅要有确定的执行主体和执行机构,而且要建立起到位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富有弹性的诉讼制度,监管部门和司法机构要“有诉必理”。

  看重产权改革是一个错误,更是对国企改革实践的无知。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任荣明说,郎咸平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发表个人见解,只要这种见解不是无中生有、凭空臆造,就无可非议。郎咸平的言语有些过激或尖锐,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让少数官员、少数学者决定我国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容易造成失误。学术需要民主,学术需要活跃。对不同的声音不应苛求它表达的方式以及措辞是否严谨。郎咸平确实不客气地指责了某些国企、上市公司。但国企与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公众企业,公众企业理应受到社会的关注。如果不同意郎先生的观点,可以反驳。社会公众也很希望听到这些老总们的见解。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罗培新认为,郎作为公民提出,希望看到在不久的将来,“郎顾之争”的实质焦点——国有企业改制与产权交易的操作争议将不再停留在理念和道义层面,而是通过一套公开、独立、公正和严格的司法程序,让这种争议成为一个法律判断,从而消灭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罪恶。

  次日,《南方周末》约请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研究中心牵头,由其组织6位法学专家,围绕着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了一番研讨与对话。

  在郎咸平的发难是否妥当问题上,法学专家就各持己见。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吴弘华认为,郎咸平与张维迎等的争论,双方有些观点都过于情绪化、绝对化;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学院教授顾功耘则认为郎咸平称企业家“就在想怎样圈国家的钱”的说法很不妥,是以偏概全。郎的推论逻辑极不严密,对法律更是缺乏必要的了解。

  法学家们都承认,郎咸平所指认的国资流失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现象应当引起全社会尤其是监管部门的重视。但是顾功耘教授强调国企改革很复杂。在卖国企问题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现象,或许是郎咸平不够清楚的,这种现象可称为“惜售现象”。任荣明质疑那些国企的老总只要国企一上市就可以一夜暴富,甚至再经过几次改革可以达到巨富?这种暴富与巨富是否合情、合理、合法?这种暴富与巨富的财产中有没有国有资产或“职务资产”的成分?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鸿高不赞成郎氏关于“国企比民企好,不需要再改革和改制”的观点,但是认为郎氏提出的“在国资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过程中,国家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国资、国企买卖中,卖的是谁的资产?谁能代表国家出卖这些资产?价格应该怎么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法制建设还有很大的缺失。他提醒人们,如果制度建设不到位,必然使中国国有资产在一片“防止国资流失”的口号声中流失殆尽。郎氏提出的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那么,就有可能沿着这一条可怕的道路走下去:什么时候国资折腾完了,什么时候国企改革也就结束了。罗培新力主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停止产权改革,关键是要作出一套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明确高管、职工等主体在产权变革中应分得多少利益。

  哪些原因造成国资流失?任荣明认为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解决好国企管理层的激励机制问题,国企老总的贡献与国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利益机制如何制衡?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学术界,认识上都比较模糊。因此,不可能制定出一套合理有效的制度来规范。在此情况下,国企老总们必然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为何国企在制定改制方案时大多采取MBO方式,并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将企业包装上市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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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终于“登场”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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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韩长印认为,我国的财务法律制度也很成问题。一些实施MBO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调剂或隐藏利润的办法扩大账面亏损,然后利用账面亏损获得较低的收购价格,甚至逼迫地方政府低价转让股份给管理层控股的公司,如果地方政府不接受,则继续操纵利润,扩大账面亏损,直至上市公司被ST、PT后,再以更低的价格收购。罗培新则将国资流失归咎于我国目前薄弱的司法体系。一些地方国企搞破产逃债,形成银行呆坏账,而有的当地法院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法学家们为防范国资流失开出了自己的法律处方。顾功耘主张应当运用法律手段。要选择合适的国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在进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依靠监管机构的监管,保障改革的顺利展开。当务之急是从三个层面加紧立法:一是国有资产监管法,二是国有资本运营法,三是国有企业改革法。监管法解决体制、职责问题,运营法解决国有资产转为国有资本经营运作问题,改革法解决国企的内部体制和治理问题。他希望高层领导把注意力尽快转移到相关的法制建设中来,以法律引导、规范和促进改革;吴弘华则认为,国企与国资改革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完善相应的法制才是唯一出路。由于立法相对滞后、执法监管不严,总有一些预想不到的侵害国资的行为发生,这需要法制及时应对。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是现代市场的基本要求,也是医治市场痼疾的一剂良药。国企与国资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透明度不够。国资的转移或是暗箱操作,或是故布迷云。国资改革万众瞩目,不应该也不必要秘密进行;任荣明建议,先不必急于否定MBO的做法,因为MBO毕竟也是一种激励方式。任何偏离兼顾经营者、企业、国家三者利益的改革都无法取得成功,更不会为社会所认可。中国应当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国企老总的能力与贡献形成科学的市场评价体系,将国企老总的收益与其贡献挂钩,而不是与所谓的资本运作挂钩;胡鸿高认为郎咸平的“炮轰”,迫使人们去考虑“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国企”,以及如何造就平等机会、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等问题;韩长印提出,针对目前问题最多的MBO,应当强制性地引入信息披露规定,要求转让方将公告及其他相关信息,委托产权交易机构刊登于相关的报刊和网站上,并广泛征集受让方。“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很多问题,都会在阳光下的竞争中消失。

  罗培新强调,不能对转轨时期的法律期望过高。法律的确定性或者说刚性,往往是和社会变革时期对规则的弹性需求相矛盾的。他引用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的话说,如果在社会转轨时期,一切规则都用法律的形式来固定,那必然会增大改革的成本。将国资流失一味归咎于国资部门失察,或者一味归咎于法律的粗疏,都有失公允。国资流失,在目前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下,很难完全避免。目前法律能够做的地方是,如何将地下交易推到阳光之下,在设计规则时要多注意避免产生道德风险。设计法律规则时,要对人性做最坏的设计,才能避免道德风险,并取得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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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等十位学者发表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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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恩富

  2004年9月14日,以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程恩富为首的十位学者,在新浪网上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声明全文4000字,态度鲜明地对郎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人们在仔细阅读该文以后,对于领衔的程恩富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打听其人。

  距此3个多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13次集体学习,听取两个教授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讲解。一个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崇富,另外一位就是程恩富。时年54岁的程教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他1950年7月出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担任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他先后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论”、“后马克思经济学综合方法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13次集体学习时,李崇富和程恩富就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进行了讲解。两位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还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滞后于与时俱进的要求。研究成果往往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党和政府的决策也有时得不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持。因此二人提出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5条建议,其中之一就是,“要高度重视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一些学术领域存在的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宏观管理。目前,这方面主要是缺少一个统筹宏观管理的机构,多头管理,力量分散,资源浪费”。

  在《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上签字的,除了程恩富,还有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丁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等学者。

  在全文4000字的声明中,程恩富为首的10个大学教授对郎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他们说: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郎咸平博士,在各种场合公开追问某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有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并指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突出问题,“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国有资产就多。相当数量的公司不是正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呢!”“整个产权改革的误区是什么?就是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产权的问题是唯一的问题,不管碰到银行改革出现问题,产业出现问题、国企出现问题,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上市。……产权不是没有问题,国企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民营企业能解决问题吗?”我们对他上述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据搜狐网的民意调查,认为郎咸平是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说得对的人,约占90%)”。

  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下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及其“华盛顿共识”的界限。声明援引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诚和大西广的话,“中国要真正完善社会主义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影响”。声明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出来的”郎咸平教授抨击西方产权理论和产权改革误区,反对把企业、金融和产业等方面存在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以为转制为私有产权便可实现高效率这一流行做法,是及时和正确的,“我们不能鼓动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收购来推行一种比俄罗斯更不公正的私有化”。

  他们主张“必须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来推进改革开放,而不能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他们认为,笼统主张“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是违反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历次指示的错误思潮。“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亏损、破产和效率低下的现象,主要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而且是由一些非本质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也包括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自私经济人理论’鼓动经营者和干部贪污腐败所致。我们绝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提出‘国退民进’的方针”。他们痛斥当前正在推行的MBO“实际上是让国企老总无能或有意做亏后自卖自买,这无异于纵容监守自盗,必然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私人腰包”。“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一味替‘国退民进’的错误方针和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辩护,类似的言论,我们在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被公认为‘私有化部’)主任丘拜斯和盖达尔‘激进改向派’那里都曾听说过”。

  他们建议有关部门要把推行国企改革与反腐败紧密结合起来,特别要以亏损、破产、出卖国企为反腐败的切入点,严查其中是否有贪污、腐败现象发生,主动出击,而不能“守株待兔”,坐等有人举报或案发后才被动地去查处。贪污、腐败一经发现,一定要坚决、彻底查清,依法严加惩处。对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各级领导,要雷厉风行地推行引咎辞职制。凡是该部门或地区出现严重经济问题,主要领导须引咎辞职。要像中央抓“非典”那样,狠抓国有经济的相关干部和经营者队伍,重奖重罚,经过改革洗礼和重振后的国有企业必有更高的效率。

  第二天,该声明正式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报》上,一时间洛阳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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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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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

  就在程恩富领衔10位京沪学者在沪发表联合声明前后,有两场会议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召开,两个会议发出的截然不同的声音,吸引了各方的关注。

  2004年9月11日,南京地区海派学者举行了“国企产权改革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炳炎主持。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2003年11月在江苏省委党校成立。出席“国企产权改革研讨会”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来自南大、东大、南理工大、南航、南京财大、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社科院等共有42人。会议发言十分热烈。

  来自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是老经济学家卓炯的硕士研究生。卓炯一生述著颇丰,他在经济学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全国经济学界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卓炯去世后李炳炎整理了他的著作。并且追随卓炯的理论体系,以“社本”为核心写出了一部《社本论》。这本书是以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从“社本”的理论出发,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资本理论和资本运营问题的一部著作。

  李炳炎称“当前的国企改制已严重背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他称赞“郎咸平教授是好样的,是一位有骨气的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脊梁素质的经济学家”。他说,“我们江苏海派经济学者在南京召开座谈会,集体站出来支持他的观点”。

  李炳炎说,“我相信公有制绝对比私有制有优势,相信人间正道公有制。有人却说‘人间正道私有制’‘公有制是万恶之源’。我听了,认为他们是在发疯,在胡言乱语。”他指责“民营化改革”、“国退民进”是全面私有化的口号,而所谓“民营化”,实质是私有化。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而不直接讲“私有化”一词。他形象地说,所谓“国退民进”,这句口号中喊,使人感到有两军相交之势。联想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即“国退”,共产党军队不断挺进。现在换成了国有企业不断退走,私有企业不断进攻。还不知进攻到何处,退却到何处。一听这句口号,立刻叫人对改革丧失信心。现在看来,这两句口号,是推行国企改革私有化的动员令。这不是中央提出来的,是非法的,应当明令禁止再使用。他呼吁对当前出现的国企改制推行全面私有化,削弱和消灭公有制现象应当立即停止,加以纠正。将改革纠正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有学者呼吁“必须制止大量出售国有企业”,还有学者指出民营化绝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的一位副教授激动地说:“我作为一名工运理论工作者,不仅为郎教授的义举感到钦佩,也为某些仍然为‘腐败大餐’作辩护的国内所谓的主流派学者感到汗颜。只想对他们问几句:“天理何在?公道何在?专家良心何在?!”江苏省委党校的另一位教授称,“一场正在上演的私人资本合法侵占国有资产的疯狂宴席应当叫停,省委、省人大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把这一道最后的腐败晚餐坚决撤下来。因为这样的宴席,国家请不起,工人不满意,人民不答应”。

  10位京沪学者在沪发表联合声明,声援郎咸平,其实其中只有3位上海学者。就在程恩富领衔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声明的当天,国内经济界颇有名气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参与的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召开。“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是由上海一批知名经济学者共同发起的松散型学术沙龙,每月一次轮流在沪上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举行,《解放日报》是发起单位之一。“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每次会议都围绕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有的放矢。圆桌会议的很多成员都是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会议议题从实际出发,富有针对性,因而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9月15日“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很自然地围绕郎咸平展开。

  与“联合声明”不同的是,与会知名经济学者对郎氏之言并不感兴趣,但对国企产权改革的既定方向持肯定态度。主持会议的上海大学教授陈宪一开场就直奔主题——如果不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相适应?MBO方式究竟行不行得通?他反问:“国企产权改革,一个在经济界早已形成共识的问题,一个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业已清晰并不断感到迫切的问题,有必要因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企情况的‘海外来客’的观点而重新讨论吗?”

  复旦大学教授华民说,他本人是MBO的坚定反对者,但是备受争议的MBO,并非产权改革模式,因此郎咸平以否定MBO来否定国企产权改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华民认为,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绝非简单的会计问题;所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进行,用任何理由来反驳国企改革的大方向,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根本不了解中国实情。从世界经验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有3种方式:前苏联、东欧的大私有化,大家从公权中分自己一份;英国式的公开市场出售;美国常用的MBO。前苏联模式证明不可取,因为当前的公平隐含着远期的不公平,且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英国模式虽好,但中国不具备市场操作基础。“我们正确地舍弃了前苏联模式,又不具备公开出售的市场条件,结果选用了实为争夺控股权而非产权改革模式的MBO。”在华民看来,MBO就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一批海归派力主的,它无法明晰产权,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又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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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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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是MBO的支持者。他认为,跳出“公平”看MBO,“MBO还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他说的“公平”更准确地说是“平均主义”。现在批评MBO的声音,前提是每个人生产率一样。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管理层因为MBO得到多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生产率更高”。张军表示:“如果说这里有国有资产流失,我也认为以比较优惠的价格把部分产权给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家是必须的,毕竟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整个国企产权改革的过程就是发现企业家的过程,就是提高生产率的过程”。不可否认,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但MBO的确是目前博弈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法,博弈各方包括职代会、银行、国资委等。这种来自基层的经验总结,看来还有待经济学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目前很多人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否定MBO,说到底还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用老的定价机制来看新的定价机制可能产生的价值缩水,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想想,为什么我们能接受溢价,却不能接受流失呢?也许这就是国企改革需要付出的成本。当然,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防火墙”,也迫在眉睫。

  虽然“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与会者对MBO有不同意见,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不能因为局部操作上的失误而否定全局。这与北京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形成呼应之势。

  上海社科院教授周振华认为,传统体制之所以效率低,因为公权力很大,私权利被压制,产权改革说到底就是原来的一大块公权如何转化成权利。因为市场经济是选择的机制,选择的前提应该具有广泛性。国有企业是公权的一个载体,如果这个载体继续保留,那么公权力怎么会缩小,怎么保证不侵犯私权?既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么国有资产的有序退出在逻辑上与这个方向是一致的,当然“退”的方式,如何更公平、更有效率,这是需要探讨的。但这只是操作方法上的问题,与改革大方向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

  华民指出,产权改革非常紧迫,退回去或保持现状,资产将会更快地流失。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光是企业本身,还有整个经济体制结构的问题。把方法上的错误说成方向上的错误,这本身就是错的。我们的途径是继续往前推进,找到可以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把方法的问题说成是方向性错误,来反对国企产权改革。对于“好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的说法。华民不以为然。他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垄断定价,其利润是依靠转移支付得来的。而指责“中国民营企业长不大”就更不公平,因为现金流都配置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得不到现金流,市场准入制度上对民企存在明显的歧视。因此,怎么能说民营企业家没有把企业做大?相反,能够在不享受“国民待遇”的条件下把企业做到这样程度,中国民企真的很了不起。华民建议持“国企优于民企论”的人士到各地走走,到一些民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看看,眼见为实嘛。

  复旦大学石磊教授和上海交大费方域教授说,现在应该考虑如何深化改革,而不是要不要深化改革。我们已经摸索了很多克服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方法,现在应该总结这方面经验,但不应该把全部改革推倒重来,毁了整个改革成果。

  “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提出,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学者们指出,“我们需要争论,更需要建设性的讨论”。在程恩富领衔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就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的详细报道,题目就是“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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