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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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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

  出人意料的“圈外中的”

  ——1950年获奖者:[英国]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由于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保留了一年,所以1950年的瑞典学院必须同时颁发两届文学奖。人们预料,邱吉尔必可获得两届奖中的一届,这位大不列颠的前首相刚完成他那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诗之第三卷,而且,他在瑞典学院也有几位热烈的支持者:另一位可能获奖者是瑞典诗人拉格维斯特。他为所有斯堪地那维亚的文学团体所推荐。出乎人的意料的是,这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竟是“圈外中的”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迄今为止,“非文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罗素数第四人了。前三位是:1902年获奖的德国历史学家蒙森;1908年获奖的德国哲学家奥肯;1927年获奖的柏格森。罗素并没有象其他文学作家那样,经常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1950年,他第一次提名,也是“一次中的”。罗素的提名和获奖,得力于诺贝尔委员会的一名顾问。他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哲学教授,对罗素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和成就非常熟悉,并对罗素的著作作了一番详尽的研究。他在提交给瑞典文学院的报告中提出:“罗素完全能够与以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三位 ‘非文学’作家平起平坐,他的成绩决不在前三位之下。如果瑞典文学院希望以相同的方式象表彰德国思想界那样,表彰英国知识界的话,那么,最有资格代表英国知识界的要算罗素了。”这位哲学教授终于以雄辩的材料和无可辩驳的结论,征服了瑞典文学院。

  罗素于1872年5月18日出生在英国威尔斯的屈尔莱克的一个贵族家庭,但他不要贵族称号。年轻时是费边社成员。三十六岁为皇家学会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抱和平主义态度。战后曾访问苏联、中国。后期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积极活动。他是英国有名的数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在哲学上的主要建树在数学逻辑方面。他是“逻辑斯提”的创始人之一,一生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1903)、《精神分析》(1921)、《物质分析》(1927)、《西方哲学史》(1946)、原子世纪中有重要价值的东西》(1949)、《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51)等。

  根据瑞典学院所发布的简短赞辞,学院之所以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罗素,乃是“欲以褒扬他的哲学著作,它们不仅丰饶而重要,同时,它们使他成为人性与思想自由的捍卫者”。罗素在颁奖典礼上并未发表正式的答谢演讲,可是他却在次日公开发表演讲,畅谈目前世界政治形势的趋向,那一年,他已经是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二十年后 (1907)在威尔斯北部梦立角斯多的家中逝世,在世整整九十八年。“现代古典主义巨人”走上领奖台

  ——1951年获奖者:[瑞典]帕尔·拉格尔克维斯特(Par Lagerkvist)

  帕尔·拉格尔克维斯特是继卡尔费尔特之后的第四位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瑞典作家,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瑞典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被称为“现代古典主义的巨人”。颁奖仪式举行的那天,这位文学巨人稳步走上领奖台,没有毕恭毕敬的答谢,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在典礼上朗读了一篇未发表的小说《人与神话》。这种与众不同的新颖的举止,获得了他的同行们的一致好评。

  拉格尔克维斯特从1946年起开始成为诺贝文学奖的候选人,那年他首度为几位他在瑞典文学院里的同行们所推荐。那时他刚刚完成长篇小说《巴拉巴》,这部小说一上市,立刻被译成好几国文字。本来在瑞典国内就颇具名声的拉格尔克维斯特,此时,他的声誉越来越大,这对于拉格尔克维斯特在次年获奖是极其有利的。事实也是如此,在支持拉格尔克维斯特获奖的声援力量中,不仅有北欧四国的文学团体,还有几位颇有世界声望的其他国家的著名作家。比如: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法国的莫瑞亚诃、英国的邱吉尔、冰岛的拉克斯内斯等,拉格尔克维斯特获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是他的一名具有威协性的强劲对手,不幸于1951年去世,这位对手的名字叫西开里雅诺斯。这位著名的希腊诗人被希腊人民誉为“新希腊的品达”。品达即品达罗斯,是古希腊合唱琴歌的职业诗人,是“竞技胜利者颂”这种诗体的创造者,希腊人民把西开里雅诺斯比作是“新希腊品达”。足见他在人民心目与诗坛上的地位。他无疑是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激烈竞争者之一。遗憾的是,他于评奖前与世长辞了。

  拉格尔克维斯特早在1940便已调入瑞典文学院。学院不须选聘专家撰写一份特别的研究报告,因为他的资历和成就他的同事们实在太清楚了。人们猜想,他的获奖一定很顺利地过关。瑞典学院以“由于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的疑难寻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的评价,将1951年文学奖的“桂冠”戴到了这位“现代古典主义巨人”的头上。

  拉格尔克维斯特于1891年5月23日出生在瑞典斯莫兰省维克舍镇一个劳动者的家庭里,高中毕业后曾在乌普莎拉大学读书,但因家境贫寒,未能毕业就走上了写作道路。他早年的诗集和剧本,如《苦闷》(1916)和《天堂里的秘密》(1919),充满了对生活的恐惧与悲观情绪。二十年代后,他的悲观主义逐渐被积极的世界观所代替,1927年出版的散文集《征服生活》,表现出他对人类充满了信心。拉格尔克维斯特一生致力于写人类的善与恶这个主题。在 1933年写的剧本《绞刑吏》一书中,他借批判中世纪宣扬的善来自恶、暴力、残忍和血腥是人类进步的动力的荒廖思想,对法西斯分子发动战争作了无情揭露。在《侏儒》(1944)一书中,他批判集恶行于一身的朱儒,歌颂美好的事物。这些作品问世,极大地提高了拉格尔克维斯特在国际文坛上的声望。

  拉格尔克维斯特1974年7月11日在斯德哥尔摩去世。“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

  ——1952年获奖者:[法国]佛兰索瓦·莫瑞亚克(Francois Mauriac)

  1970年9月1日,法国著名作家佛兰索瓦·莫瑞亚克因病不幸逝世,这对法国文艺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具大的损失。在他的追悼会上,有一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法国总统戴高乐,破格出席追悼会,盛赞195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祖国赢得荣誉,“一直忠于法国,选择了法国”的莫瑞亚克是“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

  莫瑞亚克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长期支持拥护戴高乐,维护本国的民族独立,很得戴高乐总统的赏识。1952年莫瑞亚克因在小说中“深入刻划了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得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为他的祖国争了光。

  莫瑞亚克在获奖前,他曾连续被提名过好几次。那年参加角逐的作家不下四十位。莫瑞亚克的推荐人为瑞典国王阿道夫·古斯塔佛六世的弟弟——威廉亲王。威廉亲王为当时该会的会长,几年前,威廉亲王曾支持佛克纳参加竞选,而且获得成功。在阵营显赫的竞争队伍中,有一位特别显目的“政界要人”,曾于1940年到1945年期间任英国首相的邱吉尔。这位政界人物在历史方面,由于他的历史著作《马拉坎德远征史》(1898)、《河上战争》(1899)、《世界危机》(四卷,1923——1931)等,而挤入了囊括人文学科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行列。邱吉尔自从首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开始,就一直为北欧及英美的舆论界所注目。而莫瑞亚克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就已出版了十余本小说和几本散文集。一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在他为莫瑞亚克所撰写的作品研究报告中写道:“无论如何,莫瑞亚克确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坦率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对人类灵魂的剖析——一种绝非浮面浅显的分析,对文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其影响之深,促使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他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莫瑞亚克1885年10月11日生于波尔多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岁丧父,由笃信天主教的母亲抚养长大,1906年进入巴黎文献典籍专科学校学习,次年辍学、此后一直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三年后,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合手敬礼》,1910年发表《向少年时代告别》诗集,他一生写有一百多卷多种体裁的作品,其中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较有名的代表作有《和麻风病人亲吻》、《黛累丝、台斯盖鲁》和《蝮蛇结》三部。《和麻风病人亲吻》发表于1922年,小说通过一个健壮的姑娘和一位智力、生理上均有严重缺陷的男子结婚之后,在精神和肉体上倍遭折磨。描写了一个不幸少女的悲剧,这部小说的发表,引起文坛的注意,莫瑞亚克也从此出了名。莫瑞亚克在晚年发表了不少“日记”形式的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反映他自己生活的《内心的回忆》(1959)和《新内心的回忆》(1965)。

  1952年,莫瑞亚克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第一位国家元首获奖

  ——1953年获奖者:[美国]温士敦·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在选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瑞典文学院偶尔会做出令人吃惊的决定。前几次将诺贝尔奖的绣球抛向哲学圈,这一年却将文学奖“桂冠”戴到了英国元首丘吉尔的头上。这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是少有的。

  大家都知道,瑞典文学院一向严守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不颁奖给任何于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期间在其本国政府里头担任职务,或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的作家。1953年的颁奖,瑞典学院不考虑这些顾忌;按常规,瑞典学院对待获奖人的消息在未公布之前,是绝对保密的。这一次却因获奖者身份不同而采取了例外的措施。在消息未公开之前,先通过外交途径,由瑞典驻英国大使驱车前往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官邸,去征求丘吉尔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接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对获奖之事十分高兴,表示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因丘吉尔参加一个由艾森豪威尔主持的国际性会议,委托其夫人和女儿出席颁奖典礼。他夫人在会上代表丘吉尔朗读了丘吉尔起草的答谢辞,参加典礼的有王室官员及文艺界代表人士约一千人。

  丘吉尔最早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始于1946年。丘吉尔参加角逐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以后那几年,他一再被提名,推荐者几乎全是瑞典作家和历史家,他们几乎从那时起就一心一意支持他。可那两位受诺贝尔委员会之托撰写研究报告书的学院院士还是用“细密的批评之筛”把他给筛掉了。

  第一篇研究报告是由德高望重的学院前任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执笔的,他对丘吉尔那部描写他们的祖先打败法王路易十四的传记较为欣赏,但他以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仅仅根据这一部作品是不够的。时隔两年,瑞典文学院又委托一位教授写了第二份研究丘吉尔的报告,这份报告还特别推荐丘吉尔在政治演说方面的才能,可1948年的获奖者们不是丘吉尔。

  1953年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争的约有二十五位来自各国的作家诗人。其中有翌年获奖的海明威,1955年获奖的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内斯,1956年获奖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这一年,威廉亲王又推荐了英国的作家福斯特,这次却没有成功。

  丘吉尔于1874年11月30日出生在英国牛津附近的布伦海姆营,1965年1月24日逝世于伦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曾支持过十月革命的苏联的国内外敌人。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946——1945; 1951——195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过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主张联合美、苏,共同抵抗希特勒的侵略。他著有多部历史著作,主要有 《马拉坎德远征史》(1898、《河上战争》(1899)、《世界危机》(1923—1931)、《战争与回忆录》(六卷,1948—1954)、《英语民族史》(1956—1958)。瑞典文学院授予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叙述,同时也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不迷惘

  ——1954年获奖者: 〔美国〕厄奈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          Way

  美国作家厄奈斯特·海明威早期创作的作品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在崎岖曲折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这位文学巨人从不迷惘。1954年,他以“由于他对小说艺术的精通、运用——这一点在他的近作《老人与海》中表现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坛之影响”的评语而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从1947年起,几乎每年都被提名。他首度参加竞争时,瑞典文学院即委托一位老院士霍尔斯陶穆撰写关于他作品的研究报告。霍尔斯陶穆由于对海明威的情况不太熟悉,因此,那份报告也就不很热烈了。1953年,当海明威再次参加诺贝尔文学角逐时,霍尔斯陶穆又起草了第二份研究报告,并在其中推荐了海明威新发表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他认为,《老人与海》在大海的舞台上,创造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美”。但他对海明威的获奖资格问题没作出肯定的回答。瑞典文学院在肯定这位年逾九旬的老院士赞赏

  《老人与海》的基础上,决定将1954年的文学奖授予海明威。

  参加 1954年文学奖角逐的候选人大约有三十名,其中包括三位未来的获奖人——冰岛的拉克斯内斯、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以及首度被提名的卡缪。此外还有一位卷土重来的老候选人艾斯庇纳,这次,她的推荐者是1922年的老得奖人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

  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医生家庭,1917年中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奔赴前线。1918年,他在意大利前线身受重伤,伤愈后侨居法国巴黎,并开始了创作生涯。早期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 《太阳照样升起》(1926)、《永别了,武器》(1929)以及短篇小说《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等。《太阳照样升起》以参加一次大战之后流落在巴黎街头的美国青年们的无聊苦闷生活为题材,写出了当时对社会和个人的出路抱着悲哀和失望的青年一代的形象,海明威以侨居巴黎的美国女诗人特鲁德·斯坦的“你们全是迷惆的一代”的话用作该书的题词,于是,“迷惘的一代”便成了那些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人的总称,演变为一个文学流派,而海明威也因此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返回祖国。1937年发表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1940年写成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老人与海》(1952),通过老渔夫桑提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捕不到鱼,后来如容易捕到一条鱼,却又被鲨鱼吃掉的故事,歌颂了老渔夫非凡的毅力和坚韧的决心,小说中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话是作者力图表达的主题,这种思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1954年瑞典文学院颁奖消息公布后,海明威正在古巴的一个疗养院疗养,他由于不久前在乌干达遇上了不幸的堕机事故,手和腿均受重伤,未能出席颁奖典礼,但他还是寄去了一份热情洋溢的答谢词,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他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那些丰厚的奖金。

  1961年7月2日清晨,海明威由于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冰岛人的喜悦

  ——1955年获奖者:[冰岛]哈尔多·拉克斯内斯(Halldor Kiljan Laxness)

  冰岛,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这个远在北欧的不显眼的小小的国家来说,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整整“冰封”了五十多年。当1955来到之际,瑞典文学院感到有必要弥补一下这个“缺漏”,逐将195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冰岛作家哈尔多·拉克斯内斯。颁奖那天,冰岛人载歌载舞,欢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具有世界性声誉的喜讯的降临。

  当瑞典文学院于1955年10月27日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冰岛作家时,它必须在两位几乎同样著名、同样杰出的小说家里面挑选一位。第一位是时年五十,以冰岛文写作的拉克斯内斯,第二位是古纳森,他比拉氏年长约十二岁,以丹麦文写作。拉克斯内斯在古纳森之前被提名。有几位院士希望学院同时颁给这两位候选人,自从1917年两位丹麦作家同时获奖后,瑞典文学院就没有采取过这种“折衷措施”了。还由于拉克斯内斯运用冰岛本国的语言写作,继承了冰岛悠久的文化传统,他才有可能受到瑞典文学院的器重,符合它们选择的本意。就这点而言,拉克斯内斯的条件要比古纳森优越一些。当然,拉克斯内斯的获奖也并不是轻而举的。相反,这一年的角逐也很剧烈。参加竞争者达五十人,其中不乏名扬世界文坛的强手,如多年参加竞争的老手,法国一位年逾八十七岁的诗人克劳代尔,那年由瑞典笔会提名,他确实极有可能获奖,可是却不幸于瑞典文学院表决之前突然去世。其他还有一些强手,如以后获奖的法国小说家卡缪(1957年获奖)、希腊诗人塞菲里斯 (1963年获奖)等。

  拉克斯内斯的获奖来之不易,还表现在该年经历了两次研究报告。第一篇研究拉克斯内斯作品的报告是由霍尔斯陶穆执笔的,那份报告对拉氏不十分有利,但冰岛文艺界和北欧其他国家的一些文艺团体坚持力争。鉴于此,瑞典文学院又委托了两位对冰岛的古今文化有研究的专家,重新起草了拉克斯内斯作品的研究书。这两位专家的最后结论是:“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拉克斯内斯,“等于对冰岛的伟大史诗传统的致敬”。瑞典文学院接着进行了投票,拉克斯内斯终于以多数票赞成而荣获了195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的理由是“由于他创作出了恢复冰岛古代史诗的伟大艺术的华丽辉煌的作品”。

  拉克斯内斯于1902年4月23日出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雅附近的乡村里,自幼酷爱文学,十七岁开始写作,十九岁发表处女作《大自然的儿子》,二十二岁时发表了长篇小说《在圣山下》。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主要作品有反映渔民生活的长篇小说《沙尔卡·瓦尔卡》,描写贫农为土地而斗争的著名长篇《独立的人民》,一个反抗暴力的诗人的曲折一生的四部曲:《世界之光》、《索美尔兰特的城堡》、《诗人之家》、《天空美景》。二次大战后,拉克斯内斯根据冰岛在十七至十八世纪被丹麦王国侵占的史实,写出了《冰岛的警钟》(1943)、《浅发女郎》(1944)、《哥本哈根大火记》(1945)、三部长篇历史小说。拉氏是个有才华的多产作家,至今已出版三十多卷文集。他的作品,批判地继承了冰岛古代英雄史诗的艺术传统,成为冰岛人民引为骄傲的杰出作家。

  福祸飘然双降

  ——1956年获奖者:[西班牙]璜·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

  1956年冬,当斯德哥尔摩传来西班牙诗人璜·拉蒙·希梅内斯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的喜讯时,希梅内斯正在波多黎各一家医院的病床前守护着身患癌症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比,默默地流着眼泪。当医生把获奖祝贺电报交给希梅内斯时,他接过电报轻轻地念给他的妻子听,然后把电报默默地放在她的手中,坎普鲁比露出一丝欣熨的微笑。然而,三天后,这位微笑的使者竟拂袖永远地离他而去。

  人常说,“福不双至,福不单行”。然而对希梅内斯来说,却是福祸飘然双至。当各国的记者都纷纷前来祝贺他,采访他获奖的消息时,希梅内斯强忍住悲痛,只接见了几位来自美国、瑞典、西班牙的记者。他说:“我垦求各位转达那些帮助我获奖的人们的最深切的谢意。我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我的妻子。对于获得这项殊荣,我本应感到高兴和自豪。然而,由于他的沉疴不起,我无法体会到这种心情。对此,我深深地感到遗憾。”那年,诗人自然没有心情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他的奖状和奖金是由波罗黎各圣胡安大学的校长贝尼泰斯代为领取的。

  早在1952年,希梅内斯就由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文学史教授推荐,首次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在以后的几年里,在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古尔堡和马丁生的支持下、希梅内斯的名字不断出现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办公桌上。在该年度的四十四名候选人中,著名的作家有翌年获奖的法国作家卡缪、1971年获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以及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宠德、阿根廷小说家波里斯。在这些候选人中,还有一位希梅内斯的同胞、近七十岁的作家皮达尔。在竞争场上,他们似乎成了棋逢敌手的死对头,皮达尔一再为西班牙官方机构所提名,主要推荐者为西班牙学院以及几乎西班牙全国的大学校长。但瑞典文学院没有将“桂冠”献给这位官方的宠儿,这次的文学奖得主的决断异常迅速,仅经过了二十分钟的讨论,就决定将这195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这种讨论的神速程度,在诺贝尔文学史上,也许是创纪录的。

  瑞典文学院授予希梅内斯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的抒情诗——它们为西班牙文学树立了崇高心灵与纯净艺术的典范。”

  希梅内斯于1881年12月24日出生在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地区和莫格尔小镇,1896年,十六岁的希梅内斯考进塞维利亚大学法律系。十九岁时,首次出版了诗集《白睡莲》和《紫罗兰色的灵魂》,这些诗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的倾向。三十五岁时,他与翻译家诺维亚·坎普鲁比结婚,两人婚后感情笃深,共同合作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几本诗集。他的《新婚诗人的日记》诗集象征着诗人开始摆脱现代主义的影响。希梅内斯的诗歌创作可分为两个时期:受现代主义影响时期和摆脱现代主义影响时期。这两个时期又以希梅内斯结婚的1916年为界,他的前期作品主要有《悲哀的咏叹调》(1903)、《遥远的花园》(1904)、《牧歌》(1911)等,后期作品主要有《石头与天空》(1918)、 《一致》(1925)、《美》(1923)。在诗歌理论方面,他提出了“纯诗论”的主张,提倡不加修饰和雕琢的“纯粹的诗”。希梅内斯的诗歌和他主张的诗歌理论对西班牙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希梅内斯在妻子死后的两年里一直郁郁苦闷,1958年他终于在九泉之下找到了他炽爱的妻子。

  得奖不忘恩师

  ——1957年获奖者:[法国]亚尔培·加缪(Albert Camus)

  1957年10月1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颁给法国作家亚尔培·加缪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重要的文学作品——它透过明敏与挚忱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

  诺贝尔委员会的抉择激起了若干人的惊讶,就象二十年前,底·加尔获奖时一样。那年加尔击败了他的前辈及老师——纪德。如今,年仅四十四岁的加缪,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场上,也一举战胜了他的恩师马霍。这位成功者得奖之后第一项表示便是赞扬马霍,称他为整个文学世代的先驱及导师,并多次登门拜访这位前辈和老师。

  该年有一大群来自各国的候选人参加竞争。总数约有五十人。在这庞大的竞争队伍中,仅法国就占有九位,颇有一派势在必得的阵势。对加缪的获奖造成威胁的几位强手,他们是1958年获奖的苏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1969年获奖的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贝克特。还有一位加缪的强劲对手是另一位法国作家马霍,他是加缪的前辈与老师。马霍由许多瑞典和法国的文学团体所推荐。他的名字脍炙人口,曾任法国政府情报部长和文化部长,尤其是他最近的一次瑞典之行,受到瑞典国王的接见,他的三部取材于亚洲的小说《征服者》、《人类的人命运》、《王家大道》,在当时影响较大,其中《人类的命运》曾获过龚古尔奖金。马霍几次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均未成功,这次还是败在他的学生手下。

  加缪首次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是在1947年,那年他发表的著名小说《鼠疫》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注意,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轮番提名他,1949、1954年,直至获奖那年,由此可见加缪在瑞典文学院的重视程度。

  加缪于1913年生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一个农业工人家庭。他不到一周岁,父亲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重伤死去。幼小的加缪便在母亲抚养下,依靠奖学金和半工半读,一直上完大学。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他就参加了巴比塞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次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的成名作品《局外人》发表于1942年,这部作品标明加缪的早期创作属于存在主义思想体系。他曾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的生存与外界毫无关系。他发表于1947年的哲理小说《鼠疫》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尽管法西斯势力象“鼠疫”一般流行,但人们最终会将这种鼠疫根除。加缪的其他作品还有小说《堕落》,剧作 《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者》等。

  授奖仪式举行那天,加缪携妻出席了斯德哥尔摩音乐宫举行的盛大庆祝会和有瑞典国王和皇亲国戚参加的宴会,并发表了一篇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的演讲。

  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年轻的获奖者在领到奖状和奖金不到三年,因一次意外的车祸事故而亡命。

  褒贬不一的获奖人

  ——1958年获奖者:[苏俄]波利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

  瑞典文学院将 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颁给苏俄作家波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件事立即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风波。帕斯捷尔纳克起先决定去斯德歌尔摩领奖,后来却在该国政府的压迫下宣布“自愿”拒绝受奖。巴斯捷尔纳克何许人也,这场风波的由来如何,话还得从头说起。

  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上层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位有声望的犹太画家、哲学家,母亲是钢琴家,他的家庭是莫斯科当时一个有名的艺术中心,帕斯捷尔纳克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十月革命前,他已经出版了两本抒情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1914)和《在街垒上》(1917),他早年参加过未来派文学团体。获奖那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原因是他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齐瓦哥医生》。这部小说由于表现出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的怀疑和反感,遭到国内舆论的严厉批评,当时的苏联 《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拒绝发表。不久,帕斯捷尔纳克将它弄到国外,1957年11月在意大利出版。不久、英、法、德、瑞典等许多国家翻印了这部作品,当这部小说流入苏联时,苏联文学界对其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批判。

  与之相反,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奥斯特林对此书表现出异常的兴趣,他拿 《齐瓦哥医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说它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贯穿于全书,毫无空洞的政治宣传的痕迹”。他还说:“凭着这部作品的丰富的引证,强烈的地方色彩,以及直率的心理,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学创造力在苏俄尚未绝迹。我真难以相信,苏俄竟会禁止在它的诞生地出版。”一褒一贬,泾渭分明,差距竞然有天壤之别!

  这部引起争论的 《齐瓦哥医生》,虽然是获奖人的杰作,可瑞典文学院所发布的赞辞中并未提及它,其评语这样写道:“瑞典文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苏俄作家波利斯·帕斯捷尔内克,由于他在当代诗以及伟大的俄罗斯小说传统两方面之卓越的成就”。

  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被提名是在1946年,被英国人所推荐。次年,一位研究斯拉夫文学的专家送上第一份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这样写道:“这位被提名的苏俄作家,在最具慧眼的西方批评家眼中,是苏俄的一位重要作家。在当代苏俄作家中,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最没有本国气质、最 ‘西方化’的作家——因此,他屡遭官方机构的斥责。”人们对这位获奖人褒贬不一。

  帕氏在颁奖仪式举行之前,用法文发表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给瑞典文学院:“由于考虑到我们社会对此奖的看法,我不得不拒绝此项奖颁赠于我,而我也不配荣获此项奖。请你们不必误会,并接受我本人自愿的拒绝。”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但他的名字仍列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之中。那年的文学奖奖金按规定存入诺贝尔的基金中。

  帕斯捷尔纳克1960年5月30日在家中去世。“隐逸派”领袖受青睐

  ——1959年获奖者:[意大利]萨瓦多尔·夸齐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

  1959年,意大利“隐逸派”诗歌流派的领袖人物萨瓦多尔·夸齐莫多终于以“由于他的抒情诗以高贵的热情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悲剧经历”而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意大利自1934年皮蓝德娄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这个号称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被冷落了二十五年之久。夸齐莫多的获奖,被意大利人民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美国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由波拉爵士执笔的文章,他称夸齐莫多为二次大战期间崛起的少数重要诗人之一,他使意大利“诗的语言得以复生”。

  夸齐莫多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锡拉库萨附近的蒙迪克镇,父亲是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夸齐莫多有一个酷爱诗歌的姑母,幼年时就领他读但丁的《神曲》,15岁时开始写作诗歌。1929年,夸齐莫多在佛多伦萨结识了“隐逸派”诗人蒙塔莱和翁加雷蒂,并成为当时进步刊特

  《索拉里亚》的撰稿人,193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水与土》,受到各方面的热烈赞扬。诗集以清新的格调、丰富的感情和用象征性的词句排列起来的给人朦胧神秘色彩的艺术特色而震动诗坛。从此,夸齐莫多成了举国闻名的“隐逸派”的领袖人物。促使夸齐莫多的诗歌从“隐逸诗歌”向“社会诗歌”转化的是蓬勃兴起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人民抵抗法西斯运动的洗礼下,夸西莫多认识到:战争“摧毁了诗歌传统的内容”;诗人的使命不再是抒发个人的情感,而要写出代表人民呼声的“社会诗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创作了诗集《日复一日》、《生活不是梦》、《乐土》等。夸齐莫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先后翻译过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他的兴趣还涉及到电影、绘画、戏剧等方面,有这方面的文章多卷。

  当夸齐莫多得知自己荣获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立刻向报界作了如下谈话:“我知道,由于我在欧洲诗歌领域内地位异常特殊,因此,我担忧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我的对手,也就是说,其他参加竞争的候选人,手中握着所有的王牌,我必须孤军作战。”话虽这么说,但他对于能有幸获得此项巨奖,还是非常高兴的。他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并用意大利语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讲演。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作了题为《诗与政治》的学术报告。

  夸齐莫多1968年去世。

  半个诗人半个外交家

  ——1960年获奖者:[法国]圣琼·佩斯(St·—John Perse)

  1960年12月10日,一位有“半个诗人,半个外交家”之称的法国作家圣琼·佩斯在缀满鲜花的颁奖台上从瑞典国王阿道夫六世手中领奖时,与会人员莫不略感惊讶,这位卸任的外交官十分壮严,然而却没有佩戴任何勋章。大家都知道,佩斯拥有荣誉勋位,且曾经获得为数极为可观的各式外国勋章。可他一个也没佩戴,后来他向人们解释“因为那些勋章是我以外交家身份得来的,而诺贝尔文学奖则是以诗人身份得来的。

  佩斯于1887年5月31日出生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法属瓜德罗普岛上,父亲是个律师。1913年从波尔多大学法律系毕业并取得法学学位,然后又去投考正在招收外交人员的法国外交部,经审查并由诗人兼外交家P·克劳代尔的推荐于 1914年5月被批准进入外交部任职。 1916—1921年期间,佩斯在法国驻中国大使任秘书,在此期间,他写作了 《进军》,并于1924年发表。从1925—1940年,他先后担任了总理外交办公室秘书和外交部秘书等职务。由于繁忙的外交事务,他停止写诗达十六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佩斯出于爱国之心,愤然离法赴美。在美国期间,他怀着对侵略者的愤慨,写下了抒发自己爱国激情的长诗《流放》、《雨》、《风》、《雪》,1957年发表的抒情长诗《大海》,不单是描写大海的本身,相反地这是一首关于人应该如何服从于大海,与大海相结合的象征诗。他该年创作的长诗《岸标》是标志着诗人思想和艺术高峰的代表作,《岸标》发表三年后,他终于以“由于他诗歌中的振翼凌空、令人感奋的形象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当代的场景”而荣获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佩斯早在1955年就参加过诺贝尔文学的竞争,一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起草了一份佩斯的诗歌作品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分析流畅清晰,解释言简意赅,被称为研究报告中“模范之作”。这份报告较详细地分析了佩斯的诗歌和超现实主义、法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评价佩斯的诗歌在风格上,接近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克洛代尔。有意思的是,佩斯和克洛代尔有着相似的经历,既是诗人,又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佩斯在答复法新社的记者,请他谈谈获得此项殊荣时的感受,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因为我不愿意成为职业的奴隶。不过,有一点我很高兴,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颁发给诗人。”借此,他对整个诺贝尔文学奖作了一番褒奖。他说:“瑞典文学院这项决定完全符合此项奖创办人的心愿:他不是极渴望保护某种理想主义吗?我认为,颁奖给一个诗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力图要帮助复兴一种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正在受到现代科技发展的严重威胁,而且对人们的心灵构成了危害”。从这番简短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获奖者的喜悦心情。

  这位象征主义诗人兼外交家于1975年去世。

  打破半个多世纪的沉默

  ——1961年获奖者:[南斯拉夫]伊佛·安德里奇(Lvo Andric)

  时至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发了整整六十个年头,在欧洲的土地上,有一个国家至今仍没有问津过该项大奖,它,就是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南斯拉夫。这一年,一位年逾七旬的作家伊佛·安德里奇从拥有约五十名竞争者的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打破了这一沉默,使南斯拉夫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的殊荣。

  安德里奇于1958年首度与他的同胞、诗人克雷雅一并为南斯拉夫职业作家协会所提名。两年后,安德里奇由一名在瑞典学院中举足轻重的院士所推荐。可那一年的大奖给一位有争端的人物——帕斯捷尔纳克夺去了。二年后,安德里奇再次被推荐。有一份权威的研究安德里奇作品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197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的瑞典作家雍逊起草的。雍逊在这份报告中以自己擅长的文学语言,盛赞安德里奇的作品。他以为,安德里奇那部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特拉夫尼克纪事》,其格调、手法均受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影响,而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则对欧洲文学作出了一大贡献。他特别推崇安德里奇195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万恶的庭院》,说它是一部富有东方幻想色彩的作品。并指出:“从艺术的观点而言,这是我所读过的这位作家的作品中最完美、最无懈可击的一部。”推荐人雍逊给予安德里奇以较高的评价。他“以史诗般的气魄从其国家历史中摄取题材和描绘人的命运”而获196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安德里奇于1892年10月10日出生在南斯拉夫中部波斯尼亚担维纳克附近的农村里,父亲是手工业者,在安德里奇两岁时去世,全家靠母亲做工维持生活。他在萨拉热窝念完中学,又在萨格拉布、克拉柯夫、维也纳等地的大学修完哲学和历史课程,才过二十岁就取得法律资格。当时,南斯拉夫正遭奥地利军队的野蛮侵占,安德里奇加入了“青年波斯尼亚”地下革命组织,1914年6月,这个组织和年轻革命家夫里洛·普林西普在塞尔维亚境内刺杀奥国皇太了裴迪南大公,从而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二岁的安德里奇也因此受到株连,被奥地利当局逮捕,整个战争时期,他都被拘留在监狱之中。大战结束后,他出版过两册哲理性散文集。1923年在格拉兹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此后进入外交界工作。是一颇具“外交”与“文学”的双重人才。

  安德里奇的代表作品是发表于 1945年的三部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女士》。这三部作品被南斯拉夫文坛称为“波斯尼亚三部曲”。三部曲的第一部又名《维舍格列纪事》,作品通过德里纳河畔小城维舍格列从十六世纪开始建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桥被炸毁,这漫长的四百多年间发生在桥上的各种事件,反映了波斯尼亚人民在外国占领下所过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反抗斗争。这部作品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和一定的历史意义,在南斯拉夫曾有“巴尔干人民的史诗”之称。评论家说它兼有“托尔斯泰的纪念碑式的风格”和“屠格涅夫的抒情情调”。

  三部曲的第二、三部是《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女士》,前者以拿破仑时期的特拉夫尼克作背景,描写法国和奥地利领事间的冲突,他们在勾心斗角环境中的道德堕落;后者刻画了一个“尖刻得失去理智”的女人,艺术上以人物描写的细腻,跟历史结合紧密而见长。此外,还著有《魔鬼的庭院》、《丞相的象》等。

  安德里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作为波斯尼亚地区人民代表出席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获得一级人民勋章,并长期担任国家作协主席。安德里奇1975年去世,波斯尼亚人民以沉痛的心情为他送葬。

  漫长的“观察”和“考验”

  ——1962年获奖者:[美国]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在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走廊上,有一位经过瑞典文学院二十二年的“观察”和“考验”,坐了二十二年“冷板凳”,通过重重曲折和阻力,最终夺得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坚韧不拔者,他就是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

  1940年,斯坦贝克首次被提名参加此项巨奖的角逐,和他齐驾齐驱的美国作家有海明威和福克纳。但是,幸运的海明威和福克纳却赶到斯坦贝克的前面去了。

  斯坦贝克的候选资格遇到顽强的阻力,虽然如此,他的名字还是年复一年地为许多支持者所提出。霍尔斯陶穆对斯坦贝克的提名,曾起草过两份研究报告。第一次是1943年,第二次是1949年。这两份报告对斯坦贝克作品有褒有贬,最终的意见是,斯坦贝克的获奖尚欠“火候”,瑞典文学院还须对其进行“观察”和“考验”。谁知这“观察”和“考验”时间竟达二十二年之久。

  1942年,斯坦贝克出版了以挪威人民反抗纳粹法西斯的英勇业绩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月落》,颇有影响。一年之后,霍尔斯陶穆就受命起草了一份斯坦贝克作品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却十分推荐斯坦贝克的另一部代表作品《愤怒的葡萄》。赞扬这部作品具有“创作性的情节和精确的描绘”,是一部典型的美国作品,显示了“一个年轻民族的力量和勇气”。但同时也指出了该书在心理描写上的弱点和不足。霍尔斯陶穆在推崇《愤怒的葡萄》的同时,对斯坦贝克的其他两部作品《煎饼坪》和《鼠与人》却不十分欣赏。另外,他抱怨斯坦贝克在《月落》一书中对发生在挪威的战争描写得“太浪漫”,显然有“政治宣传色彩”。因此,霍尔斯陶穆断定斯坦贝克还需进一步“观察”。

  说来不巧,霍尔斯陶穆的第二份报告对斯坦贝克的评论反而倒退了。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斯坦贝克在四十年代没有出现三十年代那样有影响的作品,对他表示“失望”。因此,他建议瑞典文学院对其继续“考察”,待有新作再“考虑”。

  功夫不负有心人,时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斯坦贝克相继发表了两部有影响的代表作品《伊甸园以东》(1952)和《我们的不满的冬天》。新任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奥斯特尔林特别推崇他的《我们的不满的冬天》一书,他在一次广播谈话中对听众说:“斯坦贝克的小说《我们不满的冬天》一书,迫使学院放弃了观望和等待的态度。”就这样,斯坦贝克最终以“由于他那些写实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它们因具有一种同情的幽默与一种敏锐的社会洞察而显得特别突出”而获得了196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斯坦贝克于1902年2月27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从小爱好文学,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两度中断学业,以做小工谋生,直到1925年才大学毕业。他的第一篇小说《金杯》发表于1929年,取材于十七世纪海盗亨利·摩尔根爵士历史故事、传奇故事,其代表作品《愤怒的葡萄》(1939)以美国俄克拉河马州贫穷的农业工人的凄苦生活为背景,主人公乔德就是千万个穷苦农业工人中的一人。乔德的一家在大企业的压迫下有的死去,有的精神分裂,有的中途离散。小说发表后获普利策奖。另一代表作《我们的不满的冬天》通过一家小杂店的一位新英格兰世家的后裔幻想自己抢劫银行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贝克亲临前线,写了不少战地通讯,1958年汇编成《从前打过一场战争》,1964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68年12月20日、斯坦贝克因患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荷马故乡的第一份殊荣

  ——1963年获奖者:[希腊]吉欧果斯·塞菲里斯(Ciorgos Seferis)

  希腊是荷马的故乡,一切西方文明的源泉。古希腊文化有三千多年的悠久传统,世界文学史上只有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学可与之相比,却苦苦等了六十余年,吉欧果斯·塞菲里斯的名字才镌入诺贝尔文学奖荣誉榜中,人们似乎有些怠慢之感。然而,他毕竟是荷马故乡的第一份殊荣。

  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塞菲里斯1963年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卓越的抒情诗,它们是对古希腊文化深刻感受的产物”。这次颁奖似乎没有遭到什么阻力,每个人都非常迅速地赞许学院的抉择。

  1963年那份提供诺贝尔委员会讨论的塞菲里斯作品的研究报告,是一位研究希腊文的专家起草的。这位专家是瑞典的一所大学的教授。他与塞菲里斯彼此感情较深,故此对塞菲里斯的作品非常熟悉。那份有关塞菲里斯作品的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他:“塞菲里斯确实是当今最能代表他的祖国的民族诗人,因为,复兴希腊文化的两大功臣——帕拉马斯和西凯里阿诺斯,都已经去世。塞菲里斯是一个深深地植民于自己祖国土地的诗人,他热爱荷马等古希腊文化,同样,他对瓦莱里和艾略特这样的诗人也相当熟悉”。瓦莱里和艾略特是法、英两位当代有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研究报告这样评价塞菲里斯,说明他融贯古今文化,能吸收一切古今文化的优秀传统,创造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诗作。

  当塞菲里斯在林内尔及瑞典大使的陪同下抵达瑞典领奖时,他第一项非正式的任务便是访问联合国原秘书长哈玛绍,颁奖典礼上,等奥斯特林说完那篇对得奖人赞誉的介绍辞之后,塞菲里斯站了起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谢演讲。

  塞菲里斯于1900年2月29日出生在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城,父亲是国际法专家,中学毕业后,于1918年至1924年在巴黎学习法律,毕业后从事外交工作。三十一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转折》,翌年发表了诗集《水池》。另一部成熟的作品《神话和历史》于1935年出版,从此他开始用自由体作诗。二次大战期间,他随希腊流亡政府到过埃及、南非等地。1940年出版了诗集《航海日志》和《习作》。希腊解放后,他发表了以一条被德军击沉的船的名字为书名的诗集《画眉鸟号》,长诗后半部充满了诗人对光明的歌颂,被认为当代欧洲诗歌中的杰作。他也是一个有一定声誉的评论家和翻译家,把许多英美文学翻译成希腊文介绍给自己国家的人民,还对西方一些主要作家写过有见地的评论。塞菲里斯于1971年去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1964年获奖者:[法国]尚·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人求之不得的殊荣,然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964年12月10日,当瑞典学院宣布法国作家尚·保罗·萨特获得该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这位具有奇异思想的作家,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奇异的行动,他立即向瑞典学院和世人声明,拒绝接受此项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事实上,萨特对于这项奖是有意见的。他在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人,瑞典文学院先颁奖给后者,而且获奖的也是一部在外国印行,并在国内被禁止的书,此事实令人不能理解。欲想恢复平衡,可以从反方向做相同的举动。萨特拒绝领奖,实际上也算是 ‘从反方向’所作出的一个举动”。

  萨特有句名言:“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这位著名的存在主义代表作家的世界观的显著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认为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产物,人的一切不是预先规范好的,而是在日常行动中才形成的。萨特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和哲学家。他善于运用诗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和作品,在当代的法国知识界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欧美以及东方的一些国家也不乏他的思想影响的存在。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海军军官,在萨特两岁时就去世。后来他就跟随母亲到当大学教师的外祖父家中生活。萨特20岁时考入巴黎师范学院的哲学系,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师。1933年去柏林,投身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门下深造。回国后在执教的同时从事写作。萨特的成名作是193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恶心》,这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日记体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萨特在哲学领域中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43年的《存在与虚无》。这部著作是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的奠基作品,之所以能在四十年代风靡一时,是因为他迎合了饱受战争之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强烈渴求自由的思潮。萨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也是突出的。如《群蝇》(1943)、《密室》(1944)、《肮脏的手》(1948)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

  1964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去世。

  高贵的“猎物”

  ——1965年获奖者:[苏联]米开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

  1965年12月10日,苏联作家米开尔·肖洛霍夫抵达斯德哥尔摩之后,大批记者前来访问他,他幽默地说:“当我得知获得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正在打猎,我开了两枪,天上除了落下两只大雁之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金约值45.000美元)这个高贵的“猎物”是千万只大雁无法比拟的。

  这一年的授奖是在萨特发表拒绝领奖,并指责瑞典文学院颁奖给帕斯捷尔纳克而不给肖洛霍夫的声明一年之后公布的。因此有人说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肖洛霍夫此举,是一个弥补以前“过错”的举动。肖洛霍夫的获奖,使苏联文学界感到十分高兴。当时任苏联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主席的作家索波列夫亲自向肖洛霍夫道喜,并在《消息报》、《俄罗斯文学》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来说,肖洛霍夫的获奖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参加 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候选人总共有八十九人,是颁奖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其中竞争势力较强的有智利诗人聂鲁达,古巴诗人基连,阿根廷小说家波里斯,以及两年后获奖的瓜地马拉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等。“肖洛霍夫那种‘壁画式’的小说是以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为基础的,它代表着一种纯粹的俄罗斯通俗传统——深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影响,它具有一种磅礴的气势,但这种气势常常受到政治宣传的伤害。”这是瑞典学院委托一位杰出的拉斯夫文学专家起草的肖洛霍夫作品研究报告中的评述,报告承认,“肖洛霍夫确实是一位具有高度抒情才华的‘印象派画家’,他特别擅长描绘任何时代,任何季节的大自然景色。在这方面,使他的艺术造诣达到了顶峰”。但报告也指出他自《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问世以来,再也没有产生过有轰动效益的作品。

  肖洛霍夫于 1905年5月 24日出生在顿聂茨地区维兴斯卡雅镇边的克鲁齐林村。1920年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购队,1923年担任《农村青年》杂志社的通讯员,1924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小马》,他早期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 《静静的顿河》(共八卷,分四大部,先后出版于1928.1929.1933.1940年),它以十月革命前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出身于哥萨克中农家庭的复杂形象。通过他从青年时代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时一度加入革命行列,不久又深陷反革命营垒而不能自拔和最后彻底毁灭这一复杂漫长的经历,以庞大、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系,反映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腐朽势力遭到失败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人民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作品于1960年获得列宁奖金。五十年代,他的主要作品是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和《他们为祖国而战》 (1969)。

  1965年,肖洛霍夫被授予诺贝尔奖,以表彰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共享殊荣的犹太人和萨克斯人

  ——1966年获奖者:[以色列]撒姆尔·Y·阿格农(Shmuel· Y· Agnon)

  [瑞典]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

  隔了将近五十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才再度出现两位作家共享殊荣。1917年,两位丹麦作家双双获得这项巨奖,1904年,一位“普洛汶斯的荷马”米斯特哈尔和一位西班牙作家艾契加里共同获奖。从没有人怀疑过学院这两次“权宜措施”的公正性,1966年,瑞典学院的正式报告经由电台广播公诸于世:

  授予以色列作家撒姆尔·Y·阿格农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极为独到之小说艺术,其主题乃取诸犹太族的生活”。

  授予瑞典作家奈莉·萨克斯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那些抒情性与戏剧性的杰出作品——它们以感人的力量阐释以色列的命运”。

  报告还指出,学院将1966年度的文学奖金同时颁发两个人,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它旨在“褒扬两种文学创作,虽然他们所运用的文字不同,但它们结合在同一种心灵的血缘中。同时,他们在颂扬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方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阿格农早在1948年就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但他一直等了十八年才获成功。阿格农作品的研究报告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由瑞典文学院前任秘书霍尔斯陶穆撰写的;第二次是由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伦德克维斯特撰写的。霍尔斯陶穆虽然对阿格农几部反映犹太人生活题材的作品表示出一定的兴趣,但他认为这些作品缺乏足以获得此项巨奖的伟大艺术的感召力而取消了阿格农的获奖资格。1959年,几篇阿格农的小说被翻译成法文,伦德克维斯特在读了这批小说后大受感动,他在第二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阿格农的小说是“汉姆生与卡夫卡的奇妙结合,是一种复古的现代主义,它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更新并复苏了过去”。

  1966年10月18日,当电台发布阿格农获奖的消息后,犹太人犹如听到大卫王驾临那样虔诚和兴奋,大批记者涌向阿格农所居住的乡下陋室,就连文化部长也亲赴阿格农陋舍祝贺,前任和现任总统均打电报祝贺他,称阿格农是“以色列最伟大的诗人”。“她以她诗作中的自由韵律继承了德国诗歌的传统”,“凭着这些,她使整个犹太民族的悲剧变成她个人的悲剧,并且使人感到犹太民族痛苦的流浪境况”瑞典文学院在萨克斯作品研究报告中对她推崇备至,报告中特别指出:“没有任何一位现存的作家比萨克斯更具备获奖的资格,这位犹太女作家在她的第二故乡坚持以德文写作,继承了她的先辈所运用的那种文字的光荣地位。”

  瑞典文学院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决定让阿格农和萨克斯共同分享 196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两位年龄均在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到斯德哥尔摩,同时出席了颁奖仪式,所不同的是,阿格农用希伯莱语致答辞,萨克斯用的是一口流利的德语。

  阿格农原名希莫尔·优赛福·查兹克斯,1888年生于奥地利,1909年迁往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逃到欧洲,1924年定居耶路撒冷。他发表过一篇题为《被遗弃的女人》的短篇小说,他的笔名就是由《Agounot》(被遗弃的人)这篇小说的读音而来,后来变成了真名。他的早期小说主要写犹太人的流亡生活,代表作品《夜间来客》(1930)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犹太人的精神惶恐和贫乏。《火与树木》描写被纳粹灭绝的犹太受难者,后期小说则与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复国活动相联系,主要有叙述特拉维夫城历史的《往事》,以及《耶路撒冷故事集》、《这事发生在昨天》等。

  萨克斯于1891年12月10日出生在柏林,(原籍德国)死于1970年,她和阿格农同年获奖,同年谢世。1940年,她在瑞典作家拉格洛夫的帮助下,逃出德国,在瑞典定居,并加入了瑞典籍。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惨遭纳粹法西斯的屠杀。萨克斯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从小喜爱诗歌,早期诗集《传说与故事》 (1921)比较脱离现实,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在瑞典定居后,她主要从事瑞典现代诗歌的德文翻译工作,由于家人的惨遭杀害,她亲眼目睹了法西斯的残暴,促使他以后的创作偏重揭露性。她曾说:“阿格农所表现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我所表现的是犹太民族的命运。”她的代表作品有诗集《在死亡居住的地方》、《逃亡与变迁》、《炽热的谜语》、《寻找生存者》,在这些诗集中,死亡、痛苦、集中营、逃亡……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情调多带忧伤、哀惋,笼罩着犹太人痛苦与不幸的阴影。她的作品,既有犹太人传统的影响,又有日耳曼神秘主义的影响。

  喜降危地马拉

  ——1967年获奖者:[危地马拉]

  米额·安基·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

  当南美洲的一个名叫危地马拉的小国的作家米额·安基·阿斯图里亚斯荣获1967年诺贝尔文学的喜讯第一次降临到这个国家时,危地马拉人民欢歌载舞,如同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大小报刊均以大量的篇幅刊登他的照片和事迹,邮电部门出版、印行了他的纪念邮票。

  1967年瑞典文学院授予阿斯图里亚斯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出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阿斯图里亚斯成为继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之后的第二个南美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64年,阿斯图里亚斯曾应瑞典几所大学之邀,在瑞典驻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此番游览,对阿斯图里亚斯的获奖必然有所帮助。他同时利用这个机会修订了他那部伟大的 《香蕉三部曲》的瑞典文译本。那一年,瑞典学院曾选聘一位专精西班牙文的年轻批评家约汉森,撰写一篇翔实的报告书,探讨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他的结论是:“阿斯图里亚斯为当前南美文坛最多产、最生动的作家之一”。“在溶合南美神话与现实的艺术上,无一能与他匹敌”。

  阿斯图里亚斯于1899年10月10日出生在危地马拉的首都危地马拉城,父亲是一位在当地有声望的法官,母亲是小学教员。阿斯图里亚斯出生的时候,正是独裁者卡夫雷拉上台执政的年月,封建专制制度的残暴使他很小就在自己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寡头统治的种子,1923年,他于圣·卡洛斯大学社会法律系毕业。不久,赴欧洲深造,在法国攻读东方语言,研究古印第安人的玛雅——基切文化。1936年,他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但由于独裁统治的文化禁锢而不让出版。十年后,《总统先生》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小说描写这样一个故事:总统的爪牙连特上校被一名精神失常的乞丐掐死,于是总统派人暗杀了乞丐。独裁总统趁机编造口供诬陷政敌,他的独裁统治激怒了民众,人民起来反抗独裁统治。故事明显是以卡夫雷拉总统为原型的。斯图里亚斯氏有影响的作品有 《珠光宝气的人》、《这样的混血女人》、《丽达·萨尔的镜子》、《马拉德龙》、《多洛雷斯的星期五》等,作为诗人,他还出版了诗集《十四行诗集》《云雀的鬓角》《博利瓦尔》等。

  当1967年阿斯图里亚斯获奖消息传来时,记者们纷纷前去采访他,可是他不在家,此时的阿斯图里亚斯正坐一间酒吧间里喝酒——庆祝他六十八岁的生日。阿斯图里亚斯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

  阿斯图里亚斯于1974年死于马德里。

  赤脚攀登“金字塔”

  ——1968年获奖者[日本]川端康成(1899—1972)

  1968年,瑞典文学院授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文学,以非凡的锐敏表示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也许是命运偏爱在事业上的顽强拼搏者。川端康成这个还在襁褓之中就失去父母,唯一的姐姐和抚养他的祖父也不久死去, (他称自己为“参加追悼会的名人”),孩提时就过着孤苦伶仃生活的孤儿,经过几十年奋斗而一举摘取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成为继泰戈尔之后的第二个亚洲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他就是一位赤脚攀登“金字塔”的顽强拼搏者。

  川端康成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始于六十年代初,而当时日本的另一位作家谷崎润一郎是1958年由美国作家赛珍珠推荐的。但他于1965年去世,失去了与川端康成抗衡的机会。一位日本学者说:“自从谷崎润一郎死后,川端成是唯一资格在斯德哥尔摩代表日本文学的作家。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川端康成在当时日本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那年,是由日本笔会推荐川端康成为候选人的。参加那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竞争的人数总共只有十三人,提供给瑞典文学院讨论的几份研究报告,对川端康成的作品极为推崇,称他“在刻划女性最细腻的气质方面有独到的才华。同时在描绘日本四季景色方面也具有非凡的才能”。

  川端康成获奖后,日本国内欣喜若狂。不仅新闻界大量报道这件事,而且裕仁天皇通过宫廷的一位高级官员以及佐腾首相亲自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川端康成 1899年生于日本大阪一个医生家庭,死于1972年4月16日。他从中学时代起就酷爱文学,熟读《源氏物语》等日本古典作品,中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修日本文学,与一群文学青年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并在大作家菊池宽的支持下,打击了唯美主义的旗号,逐渐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以“艺术至上”、“艺术唯美”为口号模仿欧美“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强调捕捉瞬息间的纤细感觉,追求感官上的静止的“美”,他一生共创作了一百余篇小说作品。他的代表作《雪国》描写了一个中年舞蹈艺术家追求一位艺妓,但当艺妓深深地爱上他时,他却根本不打算同她结婚,这位舞蹈艺术家为了追求刹那间的颓废感觉,竟会奔波于雪地之中达数年之久。《伊豆的歌女》是他的一篇带有半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具有比较完整的唯美主义的艺术风格,是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从小说细腻铺叙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刻划中,不难体会到作品主人公和十四岁的江湖艺人熏子之间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他还创作了《山之音》(1949—1954)、《千只鹤》、(1951)、《古都》(1962)等作品。

  川端康成曾任国际笔会副主席、日本笔会会长。他除获诺贝尔文学奖外,在国内外还获得过多种奖:如“艺术院奖”,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西德政府“歌德金牌”,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等。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接见日本和外国记者时说:“我很幸运,我之所以能获奖,主要归功于日本文坛,其次归功于我的作品的翻译者”。当然,也与他本人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分不开的。

  怕出名的“隐士”

  ——1969年获奖者:[爱尔兰]撒姆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文人求之不得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当爱尔兰荒诞派戏剧作家撒姆尔·贝克特风闻自己获得 196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竟做了一个“荒诞”的举止,马上躲到乡村的一个小山庄里去了,那个小山庄正好遇上山洪暴发,他几乎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

  但那些机灵的新闻记者们还是在那个小山庄里找到了他,并不断地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关心的是这位怕出名、怕为盛名所累的“隐士”,会不会接受使他大大出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经过几天的思考,这位“身不由已”的获奖人在政界人物的劝导下答复瑞典学院:他同意接受此项奖,由于健康的缘故,他无法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当时,大多数国家的文艺界人士颇为热烈地祝贺这位“满心不情愿”的得奖人,只有他的祖国爱尔兰愠怒异常,拒绝承认这位得奖者是她的儿女,因为他放弃了祖国的盖尔语而去使用两种外国文字——英文和法文。贝克特本人没有参加授奖典礼,也反对爱尔兰大使代他领取,他委托了自己的出版商代表他本人出席庆典活动,并代他领取了奖状和面值额达七万五千美元的奖金。

  贝克特首度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争是在1957年,是一位法国巴黎大学的文学教授推荐的。瑞典文学院接到推荐书后,便开始着手贝克特作品的研究工作,那时候,贝克特已经写出了他的重要剧作《等待果陀》,两篇研究报告尽管对贝克特的这个名剧作称赞备至,将它誉为第一流的作品,“结构上严谨得无懈可击”,但他们认为仅凭这一部作品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未免显得薄弱了一点。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者是历年来最多的一年,在一百零三名候选人中,有几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美国电影大师卓别林、英国诗人奥登、法国诗人马尔罗等。在法国的文学界,人们都几乎一致断言,马尔罗肯定会获奖,因为他这一年已不再在政府部门中担任任何职务,而且在法国文学界声望较高,但瑞典文学院没看中他,他们更喜爱另一位用法文写作的爱尔兰作家贝克特,认为贝克特完全具备了获奖的资格。

  贝克特于1906年4月13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学生时代游历巴黎,与侨居巴黎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还当过他的秘书。1927年,贝克特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获法文和意大利文学士学位。1928年至1930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英文讲师。1932年以后,贝克特漫游欧洲,并为先锋派杂志撰稿,后来因对爱尔兰的“神权政体”不满,于1938年去法国巴黎定居。贝克特是一位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写人生的凄凉。荒诞的世界上是多么短暂而没有意义。他本人性格孤癖,平时和妻子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不见任何人,来往的也是寥寥无几的出版商。1953年,他的剧本《等待弋多》的演出,使他成为著名作家,但他仍过着隐居生活。之后,他还写不少“荒诞派”剧作;如《最后一局》 (1957)、哑剧》(1957)、 《最后盘录音带》(1958)、《啊,美好的日子》(1961)、《卡斯康多》(1963)和《喜剧》(1964)等。这些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荒诞派”代表之作的烙印。

  1966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贝克特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

  受歧视和冷漠的中彩者

  ——1970年获奖者:[苏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最近几个礼拜里,我国舆论界对我获奖的敌对态度及表现(看过我著作的人们从各机构被开除),使我深信如果我前往斯德哥尔摩,我的后路将被切断,也就是说,我将无法回到我的祖国。”

  这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通过外交途径写给瑞典文学院信中的一段话。由此足以可见这位冷漠的中彩者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处境十分狼狈,他原在打给瑞典学院的电话中说过,他个人愿意接受这份奖金,并打算亲临斯德哥尔摩。但事实上,他没能出席那次授奖仪式。他在1974年2月13日被驱逐出苏联国境,他的那份奖金也是在他驱逐苏联后补发的。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的作品中的道德力量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

  按照惯例,每年度的获奖者都要有熟悉该作家的专家提出其作品和人的有关研究报告,以供瑞典文学院讨论。可是,1970年度的索尔仁尼琴的研究报告却意外地取消了。这也许是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建立以来破天荒的头一次。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同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习文学。同年应征入伍。1942年毕业于炮兵学校,后来但任炮兵营长,被授予大尉军衔,获过两次勋章。苏德战争期间,他给朋友写信攻击斯大林,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满。1942年5月,他所在部队进驻东普鲁士时,被苏联专政机关逮捕,被监禁了8年,刑满后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1957年索氏被“恢复名誉”,在一所中学教书,继续从事文艺创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中篇小说就是作者八年劳改生活的体验。赫鲁晓夫读后,亲自下令将这部小说发表在全苏作协的机关刊物《新世界》上。小说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是一位集体农庄的庄员,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上了前线,在战场上被德寇捕获,后又逃回部队。但部队对他并不象以往那么信任,要他供认叛节行为。他为了活命,承认是系敌方派遣,成了德国间谍,由此被判刑十年,送入特别劳改营。小说将主人公在劳改营中所受的凌辱、虐待和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集中在一天描写。文艺界吹捧这部作品具有“托尔斯泰在表现民族性格方面的艺术力量”。次年,苏联作家协会吸收他为作协会员。索氏紧接着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 (1963)、《玛特辽娜的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1963)。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垮台,索氏公开咒骂社会主义制作的作品已不符合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政治要求。他的那些遣责苏联劳改营的小说不能发表了。如描写劳改营“不人道”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描写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只好在西欧发表。《癌病房》在国内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而《第一卷》的手稿则被克格勃抄走。1969年11月,索氏被苏联作协开除。他较有影响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全书长达1800多页,这部特写性兼带自传体的小说,除了叙述作者个人经历外还引用了上百人的报告、回忆、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大量资料。小说分三卷,1974年2月12日,小说出版到第二卷,索尔仁尼琴就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国籍,驱逐出境。

  1974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只顾攀登莫问高

  ——1971年获奖者:[智利]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对于享有世界盛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早在他的老师——智利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获奖时就向往已久了。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凭着“只顾攀登莫问高”的精神,终于为智利赢得了第二次世界性殊荣,使师生名字相继写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史中而在智利传为佳话。

  瑞典文学院授予聂鲁达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聂鲁达早在1956年就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当时阿根廷的著名诗人、小说家悖尔赫斯也被推荐。悖尔赫斯曾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全国作协主席等职,他一宜是一位与聂鲁达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强劲对手。1971年10月21日下午1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对聂鲁达的文学成就以及他的诗作给了充分的肯定。聂鲁达获奖的消息传到智利、秘鲁等国,引起了南美洲人民的热烈欢呼。智利总理阿连德打去了祝贺的电话。智利首都的一些报纸这样报道说:“聂鲁达确实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聂鲁达出席了该年的颁奖仪式。在他的受奖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人不是神,也并不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具有任何优越或神秘的命运。我曾说过,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带给我们面包的人,是从不认为自己是“神”的卖面包的人,他的义务就是做动人而谦虚的工作——把面和好,放在锅炉里,然后把烤好的面包交给人们”。

  聂鲁于1904年7月12日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酷爱文学,十三、四岁时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十九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霞光》。二十岁时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他在特姆克国立高级中学的教师米斯特拉尔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者。聂鲁达曾就读于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大学毕业后先后被派往亚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国任外交领事、总领事和大使等职,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当得知他的老师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聂鲁达的创作欲望倍增,决心象老师一样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1950年创作的《诗歌总集》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在这部诗中,作者以满腔热情歌颂祖国智利,赞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水手、渔民、矿士,同时鞭笞统治在劳动者头上的剥削者。他在 1954年发表的《要素之歌》、《葡萄和风》,1957年发表的《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颇有哲理,充满了诗人对生活和爱情的憧憬。世界上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一致认为聂鲁达对于拉丁美洲的诗歌发展有三大贡献。一是同他的老师米斯特拉尔等一起开创了拉丁美洲诗歌繁荣的新阶级;二是吸收了法国先锋派、西班牙谣曲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作的优点,从而奠定了拉丁美洲二十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三是他有“只顾攀登莫问高”的精神,开创了拉丁美洲政治诗歌的新风。

  聂鲁达1973年在圣地亚哥去世,死后发表的作品有回忆录:《我承认,我生活过》、《我命该出世》等。

  从皇太子手中接过奖品

  ——1972年获奖者:[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oll)

  1972年12月10日,九十高龄的瑞典老国王因病未能出席并主持诺贝尔奖金授奖活动,而由皇太子代替。联邦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从皇太子手中接过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和奖金,全场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伯尔还兴致勃勃地出席了庆典宴会,面对一千多名来宾发表演说:“对我来说,到达目前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从战场上还乡,除了插在口袋里的两只手以外,一无所有,如果说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有一股拼命的写作热情。”“凭借他对时代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典型化的技巧,描写德国人的生活,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是伯尔获得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理由。

  同以往一样,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参加角逐的候选人有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和诗人蒙塔莱(此人三年后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有荷兰的作家、刚刚去世不久的费斯特代克;澳大利亚小说家兼戏剧家怀特 (此人于第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法国作家兼政治家马尔罗,此人二十多年来,几乎年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人们一般都认为他的获奖是“三只手指捏田螺”,可是,他又一次落选。这一年,伯尔刚刚取代法兰西学院院士埃马努埃尔的职位,新任国际笔会会长,而瑞典文学院对于国际笔会有较好的印象。由于这两点,伯尔较之他的竞争候选人更具夺魁的优越条件。

  伯尔于1917年12月21日出生在德国科隆。父亲是专门制做宗教用品的雕刻匠。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里当过学徒,1939年在科隆学习德国语言文学,同年被法西斯军队拉去当兵,曾在战俘集中营里待了几个月,六年的战争生活的种种经历和感受,是伯尔早期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1947年,伯参加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活动,三十四岁时成为专业作家。他的小说开始被世界文坛注目是在五十年代,那时候,他发表了较有社会影响的短篇小说 《火车正点》,长篇小说《流浪人,你若来斯巴……》。他较有成就的代表作是195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声没吭》,作品以五十年代联邦德国刚刚复苏的“经济奇迹”为背景,反映在表面繁荣的西德经济的掩盖下,普通下层劳动者的痛苦与不幸。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其思想和艺术均达到了伯尔创作的高峰,有评论家称这部作品是伯尔“小说创作的皇冠”。小说以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次婚姻为线索,描写了西德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塑造了各个阶层的众多人物,揭露了西德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病。此外,伯尔有影响的作品还有 《无主之家》(1954)、《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一个小丑的看法》(1963)、《一次出差的结局》(1966),伯尔几十年的创作道路充分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和和平主义政治家的形象本色。

  伯尔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除了小说,还创作了大量广播剧、电视剧、话剧和政论,翻译过英国、爱尔兰和荷兰文学作品。

  第一位大洋洲获奖者

  ——1973的获奖者:[澳大利亚]帕特利克·怀特(Patrick Victor Martindale。)              White

  当瑞典文学院宣布澳大利亚小说家兼剧作家帕特利克·怀特为197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在南太平洋这块世界上最小的大陆上引起了欢呼和激动,因为怀特是第一个获得这一世界性荣誉的澳大利亚作家,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奖的大洋洲作家。

  早在 1969年,怀特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办公桌上。可是那年的奖金却被爱尔兰的贝克特捧去。1970年,怀特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当可怕的谣言传到澳洲时,如果有几分真实的话,我必须立刻设法隐退。然而,由于事实不是如此,我象挨了沉重的一击,颇感愤慨。”三年后,怀特再次参加角逐,又再次失利。此时怀特有点心灰意冷,怏怏不乐了。他甚至不相信自己会获奖,以至1973年红运确确实实降临于他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一家报纸记者在怀特获奖后采访了他,然而借他的话发表评介说:“当他知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深感惶恐。”

  怀特的这番话,自有他的辛酸。他的文学创作道路是十分坎坷和不顺利的。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作品却不被出版商承认,他们不愿意出版怀特的书。1939年,怀特创作完长篇小说《幸福谷》,遭到伦敦几乎所有的出版商的拒绝,后来经好友的再三介绍、推荐,方被一出版接纳;二年后,他出版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也未受到评论界的好评,出版后的销路也很差。

  怀特的祖父母是英国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移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怀特的父母曾到英国旅居过一个时期,于 1912年在伦敦生下了他。怀特的童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市附近度过,13岁时去英国求学。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到牧羊站当工人并开始写作,两年后进英国剑桥皇家学院主攻现代语言,1935年毕业,离校后继续从事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创作,但他一直未能得到出版机会。尽管怀特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遇到许多阻力,但他创作之心未泯。 1955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类之树》使他一跃而成为世界文坛知名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在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服务五年。大战结束后,他于1948年回澳大利亚定居,他下决心要歌颂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可爱的人民。《人类之树》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明丽色调、浓郁生活气息的小说。《人类之树》的发表不仅赢得了读者,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怀特其他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描写十九世纪企图横跨澳大利亚大陆的德国探险家事迹的《沃斯》,描写一对英国移民孪生兄弟的《可靠的曼荣罗》等,怀特还发表过几个剧本:《有火腿的丧宴》、《沙萨帕里拉的季节》、《快乐的灵魂》、《秃山之夜》等。怀特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敢于和其他澳大利亚作家分庭抗礼,不为习俗所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理由是:“他将一个新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来,并在叙事及心理刻划方面展示他的创作艺术。”

  怀特因患气喘病未敢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委托他的一位画家朋友代为前往领取。他将所得奖金建立了怀特文学奖,以资助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后来者。

  怀特于 1990年9月30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第四次平分秋色

  ——1974年获奖者:[瑞典]埃温德·雍逊(Eyvibnd johnson)

  [瑞典]哈里·埃德蒙·马丁逊(Harry Edmund Martimson)

  诺贝尔文学奖曾于1904年、1917、年1966年出现过三次双双获奖的局面。1974年,瑞典作家埃温德·雍逊和哈里·埃德蒙·马丁逊又同时获得该年度的大奖,使诺贝尔文学奖颂奖史上出现了第四次平分秋色的况境。

  雍逊和马丁逊两人的名字曾多次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名册里出现。瑞典学院每年都要收到来自各国的数百名的推荐名单,真是劲敌如林,强手云集。参加该年度竞争的除两名获奖者外,有多次参加角逐的英国作家格林、幽默作家沃德豪斯、土耳其的小说家亚沙尔·凯马尔,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以及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当然,为这些作家助威呐喊的舆论同样是十分卖力的,有人提议颁奖给专门从事幽默创作的小说作家沃德豪斯,也有人提议给雍逊、马丁逊。最后,瑞典文学院十八名院士投票选举,雍逊和马丁逊各得九票,因而两人同时获奖。

  雍逊于1900年7月29日出生在瑞典北端的悖登,父亲是一个铁路建筑工人,家境贫寒,从小不得不寄养在亲戚家里,在饥饿和冷眼中度过童年。十四岁那年,雍逊小学毕业后,父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就开始了采石、烧砖、放木排等劳动。经过五年做苦工,雍逊来到斯德哥尔摩,他一边自学,一边工作,热心文学创作,十九岁时担任过报社的记者,二十岁时还与朋友一起合办《我们的时代》杂志。雍逊和代表作品有小说《黑暗的城市》、《回忆》、《告别了哈姆雷特》、《奥洛夫四部曲》、《克利隆》、《幸福的尤利斯》等。前期作品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也具有反纳粹主义的情感。雍逊的创作精力极为旺盛,大战以后,他虽已闻名欧洲并成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但终年执笔不停,直到1970年8月25日逝世,他的后期作品受纪德、佛洛伊德、乔依斯等人的影响,偏重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描写,来反映自己对社会和道德的看法。瑞典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高瞻远瞩和为自由服务的叙事艺术。”

  马丁逊于1904年5月6日出生在瑞典的贾姆肖勃莱肯,六岁时父亲病故,母亲改嫁弃他而去,马丁逊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后靠亲戚收留抚养。1920年,十六岁的马丁逊离开家乡到一艘商船当了一名小听差,后改司炉工,在此后的七年里,他干过各种苦力,以流浪汉的身份在欧洲各国和印度、南美等地飘泊游历。他的生活经历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1931年他出版的诗集《流浪者》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段生活经历。接着他又与另外几位青年作家合写了一部瑞典文学史《五个年轻人》,开始在文坛上出名,马丁逊的小说受左拉自然主义影响比较大,也从吉卜森的新浪漫主义中汲取了活跃、明快的风格、如发表于1938年的《溪谷》和《梦与盲蜘蛛》(1937)是这一具有多种艺术风格成分的产物。1974年出版的诗集《草丛》是马丁逊的最后一部作品(马丁逊1978年2月11日逝世),其作品是知识与想象力相结合的产物,往往给人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感到的是一种美的、直觉的艺术享受。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作品通过一滴露珠反映整个世界”。

  雍逊和马丁逊两人同时获奖,世界舆论对此反映应不一。有的赞扬这两位作家的成就,也有人反对推选本国文学院院士获奖。197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之丰是前所未有的,每人各得五十五万克朗。这一评选结果的发表也较以往提前了两个星期,早在10月3日就公布了竞选结果。

  在颁奖仪式上,四年前获奖的索尔仁尼琴因故未能在该年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这一年他出现在新改建的音乐厅接受了奖金。当他从国王手中接过奖品时,获得了与会者的喝采和狂热的掌声,这气势自然压过了当年度的两位获奖者,这不能不说是颁奖中的一个小插曲。“诗人不能象商人那样敏感地对待时间”

  ——1975年获奖者:[意大利]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

  意大利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喜获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后,采访和取经者络绎不绝。一位女记者问他如何安排他的写作时间?每天几点钟写诗?几点钟翻译作品?工作多少小时?休息多少小时?蒙塔莱幽默地回答:“诗人不能象商人那样敏感地对待时间”。

  诗,必须有感而作,这是诗人遵循的一条创作原则。瑞典文学院在授予蒙塔莱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欢迎词对蒙氏诗歌的艺术造诣给予了极高的赞扬,词中说:“蒙塔莱诗的最大特色是把个人和客观的艺术表现熔于一炉。这种艺术表现就好象是五彩玻璃嵌版上的玻璃立方体一样,将每个字精确地嵌在每一个位置上。语言的简洁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繁杂的音韵都给清除殆尽。”由此可见,蒙塔莱的诗不仅是有感而发,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的获奖,主要是由于“他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和排除谬误、幻想的生活洞察力;诠释人的价值”。

  蒙塔莱因年老体病未能出席授奖仪式,他的奖金由意大利驻瑞典公使代领,并由公使代为他宣读了蒙塔莱起草的演讲词。

  1896年10月12日,蒙塔莱诞生在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热那亚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从小酷爱艺术,曾向往成为一名男中音歌唱家,但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他美好的理想,不久应征入伍,在这场人类空前野蛮的浩劫中度过了两年炮火生涯。战后,他脱离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并专心致志地进行诗歌创作。蒙塔莱从事过的工作很多,当过文化古城佛罗伦萨的图书馆馆长,当过米兰 《晚邮报》的文学编辑、记者等。作为诗人的蒙塔莱,他对意大利现代文学史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开创了“隐逸派”诗歌流派。他的第一部诗传《乌贼骨》就明显地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特色,蒙塔莱的这本处女作一问世,即一举成名,成为意大利最著名的抒情诗人。但《乌贼骨》初版印数只有一千册,而且还有一半毁于火灾,就是这本仅五百册的 《乌贼骨》,在文学界发生强烈的反响,使诗人获得了“生活之恶的歌手”称号。这部诗集通过对故乡利古里亚海滨自然景物的描绘与咏叹,抒发了诗人哀惋、凄凉、孤独的情感。诗人着意选取“涸溪”,“断枝”等形象,隐喻“生活的邪恶”和人生“不可捉摸的痛苦”,咏叹“邪恶蛀蚀着世界”,无情吞噬着生命的血肉,最终遗留一副象“乌贼骨”一样的骸骨。他创作的《境遇》(1939)、《暴风雨和其他》(1956),都明显地镌刻着表现死亡、凄凉和孤独的烙印。

  除自己创作之外,蒙塔莱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他文学上的卓越功勋,1967年6月被意大利总统授予“终身参议员”的荣誉称号。

  蒙塔莱于1981年9月11日逝世于米兰,享年八十五岁,9月14日,意大利政府在米兰大教堂为诗人举行了隆重葬礼。

  美国人的第七顶“桂冠”

  ——1976年获奖者:[美国]索尔·贝洛(Saul Bellow)

  1976年,瑞典文学院以美国作家索尔·贝洛“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颁给他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成为继刘易斯、奥尼尔、赛珍珠、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信克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作家。贝洛为美国文坛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夺得了第七项“桂冠”。

  1976年美国建国二百周年,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该年度美国囊括了全部五项诺贝尔奖。

  在1980年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美国二十世纪文学》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后,索尔·贝洛便确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至少在他畅销小说

  《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以后,贝洛就被宣布为美国现实主义的主要发言人,在美国最具有人道主义表现力,最能深奥微妙地打动人心的现代喜剧作家之中:甚至于威廉·福克纳曾经戴过的天才桂冠也已落到了他的头上”。由此可见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

  严格说来,贝洛不是正统的美国人。他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父亲亚伯拉罕·贝洛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位商人。1913年,亚伯拉罕·贝洛和他妻子丽莎移居加拿大,1915年生下了小贝洛。1924年全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并在那里定居,小贝洛以后一直在那里读书、工作。贝洛说:“我在那里长大,我是百分之百的芝加哥人”。1939年,贝洛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学到伊莉诺斯州的西北大学,并获该校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当了海军。退伍后一直在大学里执教。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 《摇来摇去的人》(1944),它以日记体体裁记载一个犹太青年在战争中应征入伍后所发生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很有一点贝洛自己的影子。贝洛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53年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这是当代文学中表现“自我意识”的典型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一位流浪汉式的青年奥吉,幻想摆脱社会以及他人的控制,他不断地避开亲人、雇主和异性,去寻找追求无限的自由,以达到支配自己的理想的本质。但奥吉的理想与追求也是充满矛盾的。结果,奥吉坎坷奋搏,仍然没有能找到自己的“本质”。相反,最后却成为倒卖战争剩余物资的掮客,向社会作了妥协。此书出版后获全国图书奖。贝洛发表于1964年的长篇小说《赫尔索格》也是一部轰动当时美国的畅销书。贝洛其它有影响的作品有《雨王汉德逊》、《赛姆勒先生行星》、《供堡的礼物》等。

  在“第二次黄金世纪”中崛起

  ——1977年获奖者:[西班牙]阿莱克桑德雷·梅洛(Vicente Alexandre)

  众所周知,西班牙文学被称为“黄金世纪”的是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叶。那个时代,西班牙人才辈出,创作繁荣,涌现出一批如塞万提斯、维加艾优秀作家。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荣获 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使西班牙人欣喜万分,文学界、舆论界称他是西班牙文学进入“第二次黄金世纪”中崛起的第一位诗人。

  1977年瑞典文学院授予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具有创造性的诗作,这些作品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现代流派,描述了人在宇宙和当今社会中的状况。”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二十七岁时得了严重的肾结核病,疾病迫使他离开服务的铁路公司,而去从事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喜爱的诗歌创作。结果,幸运的诗之神果然降福于这位多灾多难的幸运儿,使他为西班牙赢得了第四顶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于1898年4月26日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十二岁那年随全家迁居到首都马德里,1918年进马德里大学法律系读书。1926年,他的长一首诗作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两年后,他的第一部诗集《轮廓》出版,为年轻的诗人在诗坛上初步赢得了声誉。《轮廓》是一部具有鲜明的个人品格和气质特色的抒情诗集,阿莱克桑德雷·梅洛早期诗歌曾受到当时流行的西班牙现代主义诗派代表人物L·达里奥的影响,但从《轮廓》开始他又马上从现代主义转向了新古典主义,这种倾向在他的代表作品《毁灭与爱情》 (1932)中表现尤为突出,诗集以生命、爱情、人生、死亡为主题,颇有感情色彩。这部诗集获得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颁发的国家文学奖。同年,他又与智利著名诗聂鲁达合作,在马德里创办《诗歌的绿马》杂志,对西班牙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莱克桑德雷·梅洛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在西班牙文坛上的著名的“二七年一代”的主要成员,阿莱克桑德雷·梅洛的其他主要诗作有 《在一个辽阔的领域里》(1962)、《带名字的肖像》(1965)、《终极的诗》(1968)、《我最好的诗》(1978)。此外还写过《西班牙现代诗人》等评论著作。瑞典文学院在欢迎词里称他是“二七年一代”诗人群中闪烁得“最亮最持久的一颗星星”。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授奖仪式。他委托一位朋友托·帕登代为领奖,并代他宣读受奖演说词。阿莱克桑德雷·梅洛在演说词中回顾了自己生平的创作道路,阐述了自己对诗歌以及作为一个诗人的看法。他晚年仍勤奋创作,致力于写诗。

  美籍波兰裔犹太作家的福音

  ——1978年获奖者:[美国]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35年秋天,一艘挤满了一大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犹太人的邮轮从波兰驶往美国,他们几乎都是在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所煽动起来的反犹排犹浪潮的冲击下,被迫背井离乡去国外谋生的。在这些人里,有一位三十挂零的单身中年人,他,高大的身材,端庄的五官,明亮而有神的眼睛里似乎隐藏着一种盲然无知的追求的神色,看起来好象是在仓促中离开自己祖国的,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第一流的犹太小说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四十三年后,诺贝尔文学奖福音就降临于这位幸运者身上。

  1978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作品保留了东欧犹太人即将消失的传统,并以热情奔放的叙事艺术,生动地描绘出人类的处境。”

  辛格于1964年7月14日出生在波兰拉德兹明,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教里被称为“拉比”的法学博士。辛格四岁时,全家迁往华沙,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拉比”,后来把他送到华沙神学院深造,可辛格的兴趣并不在当一名“拉比”,他在当作家兼新闻记者的哥哥伊斯雷尔·约琴夫·辛格的影响下走上了创作道路。他的第一部作品《戈莱的撒旦》出版于1935年。不久,辛格随哥哥逃亡美国,最初在一家叫《犹太前进日报》的意第绪文报社担任新闻记者,1943年取得美国国籍。从四十年代开始,辛格就致力于以犹太社会的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莫斯卡特一家》(1950)、《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奴隶》(1962)、《庄园》(1967)。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1957)、《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等。这些作品全都是用犹太民族意第绪文写成的。

  辛格的作品有他自己的风格,生动、幽默、风趣,同时又带有一点荒诞的神秘色彩。他自称自己的成名作是《傻瓜吉姆佩尔》,小说反映了社会的丑恶:善良人受到世俗社会的欺凌,命运受到无情的摆布。《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以简练、形象的白描手法、通过老鳏夫菲谢尔森博士如何从与老处女的结合中尝到人生乐趣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具有某种哲学意味的形象。文学评论家把辛格的长篇小说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主要以描写在现代文明和排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波兰犹太社会的解体过程;另一类描写爱情和宗教信仰问题。短篇小说也分成两大类:一类描写犹太人的生活状况,辛格多次获得美国文学艺术方面的奖励,其中两次获得国家图书奖。

  誉有“希腊新诗派之父”称号的“爱琴海诗人”

  ——1979年获奖者:[希腊]奥季修斯·埃利蒂斯(Odysscus Eiytis)

  1979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希腊诗人奥季修斯·埃利蒂斯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诗以希腊传统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了现代人争取自由和创作活动的斗争”。

  埃利蒂斯于1911年11月2日出生在希腊南部位于地中海东侧的克里特岛上的伊克利翁镇,不久合家搬往雅典,幼年时开始学习法律,青少年时常到爱琴海的岛屿上去度假,这些经历对他日后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还说:“作为一个诗人我的想象力是从爱琴海的礁石和小帆船、以及岛上的白灰屋和风车的世界里培育起来的。整个爱琴海在我的意识中已烙下了不可忘怀的印象。”由于埃利蒂斯的诗常出现爱琴海的自然景物,被称为“爱琴海诗人”。

  埃利蒂斯青年时代开始写诗。二十四岁时在《新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并成为三十年代该刊出现的优秀青年诗人之一。他的诗集《方向》(1939)和《初升的太阳》(1943),以希腊的美丽国土为歌颂对象,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战争与灾难的忧虑心情,写得深沉、哀婉、动人,从此奠定了他在希腊文坛上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诗人应征入伍,他曾到阿尔巴尼亚等地参加战斗,并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战争生活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现实的题材,1943年他写成了爱国主义长诗《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殉难的陆军少尉的英雄挽歌》。这部长诗以明丽的调子,歌颂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阵亡的将士,激发了希腊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激情。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理所当然》发表于1959年,全诗分《创世颂》、《受难颂》、《光荣颂》三个部分。诗组可以说是从人类起源到现代的一个缩影。诗人把个人感情与希腊苦难的民族历史结合在一起,歌颂未来的光明,这组长诗所称誉为二十世纪的杰作之一。此后,他的重要诗作还有 《克莱普亚德拉斯和无名氏》(1938)、《六个人和一个向老天忏悔的人》(1961)、《光明树和第十四个美国人》 (1971)、《同胞》(1979)。埃利蒂斯纯熟地运用超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精神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语言,诗人也恰恰因此而受被誉为“希腊新诗派之父”。

  埃利蒂斯这个誉有“希腊新诗派之父”称号的“爱琴海诗人”获奖后,希腊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位原先默默无闻地居住在希腊首都雅典斯库福大街23号勤奋写作的诗人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兴奋之余,他不免不为没完没了的接待访问、出席会议、发表演讲等琐事而发愁,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写出有分量的诗作留传后世。

  埃利蒂斯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在受奖演讲中说:“我独个儿住在一幢小小的公寓里,写诗、也写一讨论当代文学艺术的文章……我妄图建立第二生命,用作品,把我带进意识的光辉里……”并在演讲中强调指出:“我认为,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授予我诺贝尔奖金,是想表彰整个希腊诗界,以及引起世界对一个传说——一个从荷马到当代始终贯穿于整个西方文明的传统的注意”。

  埃利蒂斯说的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作家的成就都离不开哺育他的祖母、人民以及千百年来形成的伟大历史传统。诗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全部精力都致力于诗的创作事业。

  受宠若惊的流亡诗人

  ——1980年获奖者:[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当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消息公布之时,美国和波兰文艺界高级知识分子都在互相发问:“他叫什么名字?米沃什?米尔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连这项巨奖的得主,波兰流亡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也感到受宠若惊。

  米沃什在获奖前应该说是一位不太知名的作家。 1980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曾举行一次国际性书展,世界各国出版商把近十万本世界名著带来展览,而偏偏找不到一本米沃什的作品。米沃什在几十年的流亡中,过的“是一种与城市大众隔离的生活”,他自称是“一个孤独的人,过着隐居的生活。”还说:“流亡是一切不幸中最不幸的事,我简直堕入了深渊。”

  米沃什获奖以后,各国记者纷纷采访他。他在接受美国《旧金山记事报》记者采访的说:“获奖给我带来了读者和困扰。我担心自己的作品会遭到曲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不要读者”。瑞典文学院在1980年度授奖仪式上的欢迎词中这样评价米沃什:“米沃什是一位难懂的作家,用最恰切的字眼来形容——其文学作品庞杂而渊博,激烈而又幽深,而且在不同的气氛与层次中善于变幻:由悲哀到愤怒,从抽象到具体。他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他之所以能引人入胜,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作品的驳杂。”

  当诺贝尔文学奖创办十一年后(1911年 6月 30日),米沃什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出生于当时属波兰版图的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附近的谢泰伊涅。父亲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曾在俄国工作。米沃什幼年跟随父亲住在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故乡。他曾在维尔纽斯泰凡·巴托雷大学学习法律。二十二岁时发表第一部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一年后,米沃什大学毕业后去巴黎留学,回国家在波兰电台文艺部工作。三十年代,他根据波兰历史上几经列强侵略并吞的情况,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地下斗争力量,向波兰统治者和新出现的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被德国法西斯侵占,他从反纳粹战争开始就积极参加波兰的抵抗运动。1944年7月22日,波兰人民在苏联人民援助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立了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政府任命米沃什为驻华盛顿文化参赞,从 1951年起旅居巴黎,随后他发表了《被禁锢的思想》一书,详尽地陈述他脱离波兰的原因。

  米沃什战后主要作品有《白昼之光》(1953)、《波别尔王和其他的诗》(1965)、 《无名的城市》(1969)、《月出和日落之处》(1974)、《冬日钟声》(1978)、《诗选》(1981)等。他这个时期的诗,大多是在流亡中写成的,不仅吸收了古典主义和现代各流派的长处,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具有悲剧力度的质朴,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

  1980年,米沃什由于“他以不妥协的、锐利的笔调,把人们在一个充满严重冲突的世界中的处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而获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米沃什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半年后,返回故土波兰两周,受到了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兴奋地说:“我从未想象到会受到这么盛大的接待和欢迎。”

  令人失望的得奖人

  ——1981年获奖者:[英国]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当瑞典文学院公布一位七十六岁的英国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中了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头彩”的这一消息时,世界文坛为之震惊。一是人们期待获奖的作家一个也没有;二是卡内蒂“对当代世界并没有太多太大的影响力”,除了西德等国知道他的名字外,对世界大多数地区的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三是他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几十年只写了九种作品:一部小说,一部包含三个剧本的戏剧集,一部社会学性质的著作,一部游记,一本研究卡夫卡书信的文集,两本薄薄的笔记,以及两册自传。这不能不说是一位令人失望的得奖人。

  卡内蒂于1905年7月15日生于保加利亚北部的鲁斯丘克(今鲁塞),他的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从十九岁起到二十四岁,卡内蒂在维也纳读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二十五岁起在柏林从事翻译工作。1938年迁居伦敦,并获得英国国籍。卡内蒂1929年开始创作,1930年完成了小说《迷惘》,他没有急于拿出去发表,直到1935年才在维也纳出版,这部长达四百多页的小说,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主要写一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如何受到愚笨但又贪婪的女仆的控制和嘲弄。这位学者最后在女佣人的摆布下,精神失常,被迫自焚。小说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表现了人生的变幻莫测,揭露了动荡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邪恶现象。卡内蒂在三十年代开始写剧本。1932年发表第一个剧本《婚礼》。《虚荣的喜剧》(1950),《确定死期的人们》(1956)两个剧本中没有主角,没有情节,只是表现了某种场面和人物的心理状况,带有明显的荒诞性。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幻想和艺术的力量”。

  卡内蒂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这位行动迟缓的老人本来并不打算在授奖会上发表演说,但是,面对大厅里辉煌壁灯照耀下的众多宾客,他还是即兴发表了热情谦逊的讲话。其内容不仅表达了他对自己居住、学习过的三大城市:维也纳、伦敦、苏黎世美好的印象,而且对他的创作起过决定性影响的四位宗师: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克劳斯、穆齐尔、布罗赫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他说:“今天站在诸位面前,我愿提出四个人的名字,四个我深深感激的人物。第一个是克劳斯,他是德语界最杰出的讽刺家,他曾教会我的耳朵全神贯注地去谛听维也纳的声音。而更重要的是,他引导我反对战争,因为在当时,这种诱导和灌输对许多人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他又说:“第二个人是卡夫卡,卡夫卡懂得如何使自己变得卑微以摆脱权威——这个一辈子不可缺的训示,是我从卡夫卡那里学来的。”同时,他还提到了穆齐尔、布罗赫的名字。正如他说:“如今我不感激这四个人物是不可能的,他的四个字中只要有一位今天尚若健在,那末,今天站在这里的将会是他们而不是我”。

  卡内蒂的这番话,表达了他在获奖时并没有忘记对他的文学创作起影响的文坛宗师。值得感到荣幸的是,卡内蒂是第一位获得整整一百万克的奖金的作家。“百年孤独的世家”从此不孤独

  ——1982年获奖者:[哥伦比亚]

  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8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宣布该年度的文学奖获奖者为哥伦比亚小说家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授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长短篇小说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想象中的世界,反映了拉丁美洲大陆的生活和斗争”。1967年,马尔克斯经过十八年之久的酝酿、写作,发表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五年后,他又发表了一部颇有影响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位自称为“百年孤独的世家”因这两部代表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声誉,从此,他不再感到孤独。

  马尔克斯的获奖,除了他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外,当然,毋须讳言,也得力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佐助,其中,瑞典文学院院士伦德克维斯特的帮助是非同小可的。这一点,连获奖者本人也承认,他在一篇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西班牙语,并且精通这一语言的委员,就是诗人伦德克维特。是他最了解我们这些作家的作品,提我们为侯选人,并为此力争。”伦德克维斯特在《百年孤独》发表以后,不仅读了西班牙原版,并且开始向瑞典文学院推荐马尔克斯的名字,到了 1980年,经过三年的努力,马尔克斯的名字从预选出的一百五十名候选人,跳到二十名候选人,直到进入七名候选人范围之内。并且伦德克维斯特还在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马尔克斯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之一,并暗示他说,瑞典文学院就在等待他的新作发表。就在这时,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于1982年6月出版了,这部新著是使他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

  马尔克斯于1928年3月6日出生在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省的阿拉卡塔卡镇。从小对文学有着特殊的爱好,七岁开始阅读 《天方夜谭》,十八岁进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攻读法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落叶及其他的故事》出版于1955年。1959年起,马尔克斯任古巴拉丁通讯社记者。《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他以通俗、粗浅的文学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马孔多镇上的牧师企图以死后灵魂升上天堂为诱饵来吸引人们到教堂里去做礼拜,约瑟·阿克多·布伦特拉为了帮助牧师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特地向教民们描述了上帝的模样。雷姆朵斯·布伦特纳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升了天,他死了之后有没有见着上帝谁也就不清,但那个麦尔奎德斯·布伦特纳却死了两次。第一次,他死了后感到死的味道不好受,又见不着上帝,于是又活了过来。直到第二次才无可奈何地死去。结果引起了教民们对教会的愤怒,他们群起而攻之地扑向祭坛,认为这是由于上帝把他们遗忘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小说也以现实主义笔调描绘了三十年代哥伦比亚的工人运动和1948年恐怖的权力斗争。小说出版后,拉丁美洲的文学评论界纷纷称它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文学作品中的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此外,他有影响的作品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恶时辰》(1961)、《家长的没落》(1975)。

  马尔克斯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并在1982年12月8日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宣布,他将把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用来办他曾从事过的新闻事业。

  四G“戏珠”

  ——1983年获奖者:[英国]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iding)

  诺贝尔文学奖自本世纪的头一年正式开奖以来,已经有整整一代人的历史了。世人纷纷猜测断定,第八十三个年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形成四G“戏珠”的局面,因为这四个最有希望获奖的候选人的名字出人意外地都出现以“G”字打头,这四人是;南非的纳丁廉·戈迪默、联邦德国的京特·格拉斯、英国的威廉·戈尔丁和格雷厄姆·格林。

  这四位候选人都是势力较强的诺贝尔文学奖角逐场上的竞争老手,经过反复衡量比较,瑞典文学院以“因为他的小说具有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技巧和虚构故事的多面性和普遍性,显示出来当今世界人类的情境”的评语而将该年度的文学奖授予大器晚成的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

  戈尔丁的获奖,使得在瑞典文学院的十八名院士,出现了分歧公开化的倾向。1982年曾支持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瑞典文学院院士,西班牙语文学专家伦德克维斯特,称这次选举结果为“突然袭击”,他说:“戈尔丁并不错,但他还不足以进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行列。并认为戈尔丁“不过是英国一个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的杰出作家”。伦德克维斯特还说:要不是有名望的文学院秘书长出来制止这场争论,那么奖金就会授给别的人了。由此可见,竞争之激烈复杂。

  戈尔丁于1911年9月19日出生在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一个名叫哥伦白一马爱纳的村子里,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母亲是一位妇女参政活动的积极鼓吹者,在良好的家境影响下,他自幼好学,他说,“我特别喜欢词汇,把它们象邮票或鸟卵那样收集着。”早年曾在马堡语法学校受教育,后于1931年考入牛津大学、布拉森斯学院深造,1935年获文学士学位。之后在索尔兹伯里市附近一所基督学校教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皇家海军,退役后又回到原学校任教,后来专事创作。他的成名作《蝇王》描写一架疏散英国儿童的飞机遭到袭击后,堕落在太平洋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这些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五、六岁的儿童,由于脱离了人类文明社会的约束,隐伏在人性中的某些固有本能得到了发展、滋生,最后变得放荡不羁,分裂成派,互相残杀。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于人性恶的恐惧与憎恨。《蝇王》发表后,戈尔丁几乎一夜之间成了文坛红人。他有影响的作品还有《继承人》(1955)、《品彻·马丁》(1956)、《塔实》(1964)、《金字塔》(1967)、《旅程祭典》(1980)等。

  戈尔丁对于荣获十九万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欣喜若狂,当记者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说:“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当记者向他告辞出来后,戈尔丁那幢白色的小屋里传出了悠雅欢快的钢琴演奏出来的乐曲声,由此可见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兴奋和陶醉心理。

  第一位捷克斯洛伐克获奖人

  ——1984获奖者:[捷克斯洛伐克]雅罗斯拉夫·赛弗特

  诺贝尔文学奖经过八十四年的轮转后,终于第一次轮上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小国。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开展的诺贝尔文学奖竟如此艰难地轮上它,实在有些怠慢之感。因为在以往的八十四年里,欧洲的好几个国家已经轮到十多次了,可能是由于上述的缘故吧,因此,当1984年提出捷克斯洛伐克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特的名字时,瑞典文学院参与投票的院士们几乎个个投了赞成票,以至使得雅罗斯拉夫·赛弗特得以顺利地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文学史上赢得了第一份荣誉。

  赛弗特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坛上一位大名鼎鼎的老诗人,他1901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工人家庭。中学未毕业即放弃学习,参加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工作,并从事创作。他是当时著名文学团体“旋覆花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早期诗歌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如第一本诗集《泪水中的城市》 (1921),但后来转向纯艺术观点的“诗歌主义”,诗风有所改变,以写田园诗式的抒情诗为主。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了许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对法西斯侵略,歌颂祖国和作为祖国象征的布拉格,以及捷克民族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唤醒民族觉悟,激发人民爱国热情。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仅诗集便有三十余部。此外,他也写了一些散文,最近出版的《世界如此多娇》(1982)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回忆录。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的诗歌意境清新,韵律优美,语言自然、流畅,音乐性强。他的诗深受捷克人民的喜爱。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于五十年代曾获人民艺术家称号和哥特瓦尔德国家奖金。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获 198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捷克斯洛伐克,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捷克斯洛伐克《创造》周报等国内有影响的报刊都先后报道了雅罗斯拉夫·赛弗特获奖的消息和事迹。

  第十二位法国获奖者

  ——1985年获奖者:[法国]克洛德·西蒙

  1985年,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的获奖,使他成为继苏利普占多姆、米斯特拉尔、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马丁·杜加、纪德、莫里亚克、加缪、圣琼·佩斯、萨特之后的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著名作家,克洛德·西蒙为法国文坛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史上,夺得了第十二顶“桂冠”。

  克洛德·西蒙1913年生于马达加斯加,在法国南部佩皮尼昂度过童年时代。1924年进入巴黎斯塔尼斯拉斯中学读书。他先后曾到牛津剑桥大学求学,并随从名师学习美术和艺术。1936—1939年,他周游了西班牙、德国、苏联、意大利、希腊等国。异国的风土人情为他进行文艺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应征加入骑兵团,并参加了默兹战役,被俘入狱。1940年越狱成功,战后返回家乡边从事葡萄种植业,边从事写作。

  1945年西蒙发表第一部以传统手法写成的长篇小说《作弊者》,随后又发表了《居里韦尔》等。从他早期作品来看,作者受福克纳和存在主义代表作家加缪的影响,探索新的小说写作技巧。他以后的作品 《风》(1957)、《草》(1958)则是以新小说的表现手法出现。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骑兵团经历所著的《佛兰德公路》(1960),是西蒙的成名作,并使其成为法国新小说派重要的作家之一。六十年代后期,他又发表了《豪华旅馆》(1962)、《历史》(1967)、《法尔萨卢斯之战》(1969)、《事物的教训》(1975),其作品多以战争题材为主。

  1981年西蒙的近作《田园诗》,描写的是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西蒙的作品不注重情节的连续性,试图从互不关联的写法入手。时间、背景随意跳动交叉,小说的语句尽管冗长,但经反复推敲、润色,仍嫌晦涩费解。他的作品在中国尚没有译介。

  第一位非洲人登台

  ——1986年获奖者:[尼日利亚]渥里·索因卡(wole Skyinka)

  1986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尼日利亚剧作家渥里·索因卡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是一位“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意般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的多方面才能的作家。索因卡的获奖,不仅填补了尼日利亚国家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中的空白,而且是整个非洲地区第一位荣耀的登台人。

  索因卡于1934年7月13日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一个教会学校督学的家庭。在伊巴丹大学求学时开始写诗,以后转到英国利兹大学攻读文学,毕业后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任剧本编审。皇家宫廷剧院是五十年代英国戏剧活动的中心,当时初露头角的剧作家约·奥斯本、阿·威斯克、塞·贝克等人的早期戏剧都是在这里首演的。索因卡有机会观摩了许多名剧的导演和舞台设计,自己也参加演出和导演。1960年,索因卡回到尼日利亚,周游全国,研究民间文艺,把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等结合起来,开创了用富有非洲乡土气息的英语演出的西非现代戏剧。他先后组织了由教员、公务员业余演出的“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专业的“奥里森剧团”,在极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亲自筹资、编导、排演,使许多非洲新剧得以和观众见面。所以,有的评论家说,即使他自己一个剧本也不写,索因卡的名字也会永远铭刻在尼日利亚的戏剧史上。

  索因卡的创作生涯在头十年是一帆风顺的。二十四岁时他的剧本《沼泽地居民》、《雄狮和宝石》就在伦敦和伊巴丹上演。短短几年,他一跃而为非洲最著名的剧作家。1960—1967年,他接连创作并上演了剧本《森林之舞》(1960)、《裘罗教士的考验》 (1960)、《强种》(1964)、《孔其的收获》 (1965)、《路》(1965)等,还在尼日利亚首演了其他著名非洲剧作家的名剧,对独立后非洲民族戏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67—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索因卡被军政府逮捕入狱,一度杳无音信,甚至传说他已经不在人世。内战后出狱。此后的作品有《狱中诗抄》(1969)、《人死了——狱中笔记》 (1972)、《死神和皇帝的骑兵》(剧本,1971)、《暗无天日的年月》(长篇小说,1973)、《阿凯》(童年回忆录,1981)等。

  索因卡大部分作品的特色是幽默和讽刺。一次,有人问他:“你好象有三顶帽子: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回答说:“不错,不过还不止三顶。你遗漏了我第一顶最最前面的帽子。我首先戴的是人的帽子。”在另一个场合,索因卡还说过:“我的始终不渝的宗教信仰是人的自由……我的写作越来越多地针对那些压迫人的皮靴——不管穿它的脚是什么肤色的——为了个性的自由而斗争。”这些话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创作。索因卡的早期创作偏重喜剧,他在伦敦创作的三个剧本 《雄狮和宝石》,通过主人公美丽的村姑之口讽刺三、四十年代尼日利亚一批认为“月亮也是西方好”的青年人。

  《新发明》讽刺南非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愚蠢。《裘罗教士的考验》写了一个机灵的江湖传教士巧妙地利用社会上各种人不同的心理进行诈骗。索因卡1960年回到祖国后,作品风格上有一些变化,单纯的、轻松明朗的喜剧让位给寓意较为复杂的、手法有时是隐晦的讽刺剧。《孔其的收获》不指名地讽刺一个非洲国家的小独裁者的专制暴虐,主题思想是明白易懂的。可是在《路》和《疯子和专家》里,荒诞的倾向就显得非常突出,以致不少西方评论家拿他和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代表贝克特类比。在《路》里,尼日利亚的道路凶险叵测,多少本领高超的司机在“路”上丧生,主人公怪老人白天在汽车站摆摊为司机们伪造驾驶执照,黑夜在教堂墓地踯躅,与鬼魂为伍;哪里有车祸,他就拿了放大镜赶去勘察,想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破纸碎片上寻找说明生死真谛的“启示”。《疯子和专家》写父子俩经过战争洗礼回到家乡。儿子战前是外科医生,现在当了情报处长,从救死扶伤的医生变成了钉梢的“专家”,一回家就派了四个残废人去监管他的父亲。而父亲在收到儿子从前线寄回的一封信后,曾特地赶到前线去宣传他的各种主张,如吃人肉合法,不吃人肉是浪费等等。这些荒诞的作品是当时尼日利亚和非洲社会和政治的曲折反映。

  索因卡的诗歌也很出名,烩炙人口的有讽刺诗《电话里的一次谈话》。童年回忆录《阿凯》被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副刊》评为1982年十二部最佳书之一。

  索因卡的创作很早就引起世界各国评论家们的注意,他善用英语写作和从事各种体裁的创作,大部分作品已译成各种文学。

  年轻而幸运的流亡作家

  ——1987年获奖者:[美国]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

  瑞典文学院曾分别于1933年、1958年、1970年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苏联三位“流亡作家”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1987年,瑞典文学院又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一位“流亡作家”——“持不同政见者”约瑟夫·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于1940年生于苏联列宁格勒。父母是犹太人。父亲曾在苏联海军中任职,后被革职,一家人主要靠母亲的收入为生。布罗茨基受到的全部正规教育是在十五岁之前。此后他便涉足社会,干过司炉工、船员、摄相师、地质勘探工等多种职业,还曾给验尸官做过助手。十六岁时,他为了读译米沃什的作品,开始在工余学习波兰语,两年之后便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语言,并于同年开始写诗。     1963年年底,布罗茨基因为没有固定职业,“用色情、堕落的诗毒害青年一代”而被捕,1964年被指控犯有“社会寄生虫”等罪被判五年劳改,并两度被送进精神病院。在劳改营,布罗茨基白天做苦工,晚上自学英语,读艾略特、叶芝、奥登、迪兰、托马斯、沃莱斯·斯蒂文斯等人的原作。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我很快活,因为我以前一直住在人来人往的寓所里……人在孤寂中生活是一件相当快活的事……”由于一些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艺术家联名上书请愿,布罗茨基在服刑一年多之后于1965年提前获释。此后,他一直在写诗、搞翻译,却很少在苏联发表作品,因而在国内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不过他的诗一直在诗人朋友间广泛流传。被布罗茨基尊为导师的阿赫马托娃曾说,布罗茨基在他同代诗人中最有趣、最有发展前途。布罗茨基被判刑一事在苏联文艺界是广为人知的,他也由此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几乎被看成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言人。他的头两部俄语诗集《长诗与短诗》(1965)、《荒野中的停留》(1970)就是在西方出版的,并且吸引了一些优秀的翻译家专译他的诗作。这无疑使他在国外的声誉远远地超过了他在国内的名气。1971年,布罗茨基收到两封邀请信,要他移居以色列,而他当时并无离开祖国的意愿。1972年,布罗茨基乘飞机到维也纳。在此停留期间,他有幸见到诗人奥登。奥登对他的诗歌非常赏识,帮助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安排了住校诗人的职务。此后布罗茨基一直生活在美国,1977年入美国籍。

  布罗茨基的独特经历很容易使人把他的诗歌同政治联在一起。尤其是他常在诗中流露出一种流亡意识,并自认为是一个天生的流亡者。早在离开苏联之前这一点就已见之于他的诗作之中。然而他又是讨厌别人称他为“持不同政见者”,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诗歌和政治的相通之处只有字母 ‘P’和字母‘O’。”可他又是西德出版的“文学、社会、政治和宗教”杂志——《大陆》的编委,该刊的政治倾向是不难看出的。从他的作品的内容来看,主要还是一些文学上的所谓带有普遍性的主题:爱情、宗教、艺术、死亡等等。当然,他的调子往往带有浓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对世界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布罗茨基在西方得到广泛承认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他那两本俄语诗集,尤其是他那首译成英文的早期诗《献给约翰·堂恩的挽歌》。这首诗从形式到内容,都充分表现出布罗茨基把握英国诗歌传统的深度和广度,这合乎英语读者的口味,出自布罗茨基之手更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1973年和1980年先后出版的两部英译诗集《诗选》(奥登为之作序)和《部分讲话》引起巨大反响,对布罗茨基的称赞几乎是众口一词。

  布罗茨基仅汲取了英国诗歌传统的精华是绝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他所推崇的苏联诗人之一曼德尔施塔姆曾称阿克梅主义为“一种对世界文化的渴望……”布罗茨基是一位倾向于阿克梅的诗人。在他的诗作中,这种渴望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渴望的根基主要还是俄语诗歌传统。由于布罗茨基主要用俄语创作,现代俄语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严谨的诗歌形式中谋求创新——也必然会影响他的诗风。他在赞美诗、挽诗、描述诗、叙事诗、抒情短诗等多种诗歌形式上表现出可以随意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艺,令人折服,读起来往往带有一股须半吟半唱的迷人味道。他用来构建诗歌的材料也非常新颖,几乎每一首诗中都有大量的、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的意象和隐喻。它们像符咒般的呓语,烘托出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并使之在诗的每一段中逐步升级、扩张,赋予普通事物以全新的含义。正如奥登所说:“像里尔克和艾略特一样,在布罗茨基看来,诗歌语言有如世界一样,具有同种程度的 ‘现实’,语言与现实往往交织一处。”

  布罗茨基的名字在中国由鲜为人知到广为人知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在世界文坛上,他似乎也是这样一举成名。

  1980年,波兰裔美籍诗人米沃什曾在一篇书评中写道:“不到十年,约瑟夫·布罗茨基便在世界诗坛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米沃什在讲这番话时恐怕只想到了布罗茨基的作品在西方的影响。然而七年之后,又是不到十年,布罗茨基取得了和米沃什一样的荣誉,获得了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86年以来获这项荣誉的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布罗茨基的世界性声誉现在可算是名符其实了。

  阿拉伯语作家的福音

  ——1988年获奖者:[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

  1988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埃及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获得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结束了阿拉伯语作家不曾得奖的历史,同时也表明,在欧美地区之外的作家在创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

  马哈福兹1911年12月11日生于开罗,父亲原来经商,后来当了公务员。马哈福兹自幼爱好文学,中学时代就开始练笔,1930年进入大学学习哲学。青年时曾写过诗和侦探小说。他的创作初期是历史小说阶段,写有《命运的嘲弄》等三部以法老时期历史为素材,曲折反映埃及人民要求独立的迫切愿望。其后以《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三部曲为标志的现实主义阶段,著有十多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从五十年代末以来,他的创作风格有了较大的转变,运用了象征主义、荒诞、表现主义、理念小说等多种手法,不断发展和变换艺术风格。迄今,他约创作了近三十部中长篇和十七部短篇小说集。

  马哈福兹称政治、信念和人是他作品的三轴,而政治是其中最主要的。他始终不脱离政治,对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干预意识。他以三部曲等著作开创了阿拉伯现代文学中同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潮流。数十年来笔耕不已,探索不止。

  《米拉玛尔公寓》发表于1967年。这是他改变早期传统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之后的代表作之一。它反映了埃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在1952——1962年土地革命时期对待革命的态度。全书共分五章,以七个主要人物中的四位的名字作为标题,其中阿米尔·沃吉迪占据了首尾两章。第二、二、四章依次为胡斯尼·阿拉姆、曼苏尔·巴希和赛尔罕·布海里。他们以第一人称介绍了自己的过去,又共同叙述发生在亚历山大城一个小公寓——实际上是埃及社会的缩影——的生活。过去的事因人而异,而现实是由不同的人站在各自的角度叙述,整个社会的特点越来越清楚,人物形象也渐趋丰满。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具有象征的意义,其中的主要人物、公寓的女佣泽赫拉实际上是代表埃及。有人指责作者攻击1952年埃及革命。作者反驳说,在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确有投机分子混入,他的任务是告诫人们要警惕投机革命者攫取胜利果实。他指出,在任何社会变革时期,都存在着投机分子。

  纳吉布·马哈福兹以自己的实践开创了阿拉伯小说的一代新风。他所写的一切都同埃及大地上的现实、人及其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被誉为埃及和阿拉伯联系现实的文学潮流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目光敏锐,善于抓住要害,每逢重要的社会转折时期,他均以作家的政治责任感和干预现实生活的勇气与魄力,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个人的见解。评论家们认为他的写作是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学”。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艺术特色十分突出。他擅长构思,在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汲取世界文学中的新的表现手法,但从不生搬硬套,而是结合本国实际和作品内容的需要,寻找最合适的表达方式。他采用过欧美等许多文学大师的艺术手法,同时也不鄙薄本国的文学遗产和传统形式,晚近时期更惨淡经营,努力探索小说民族形式。

  马哈福兹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以来,他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向读者奉献出近五十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其中有许多精采之作,他创作的数量之多。不但为阿拉伯文坛所仅见,在当代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少有的。我国现已出版他的三部曲: 《始与末》、《米达格胡同》、《小偷与狗》和《平民史诗》等多部作品。

  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埃及国内欣喜若狂。新闻界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他的获奖这件事。七十七岁的马哈福兹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给予他以高度评价。马哈福兹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辞。

  这是授予全体西班牙作家的荣誉

  ——1989年获奖者:[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e Cele)

  1989年10月19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以表彰其在西班牙战后文艺复兴中的卓越贡献。消息传出,塞拉本人向记者表示,“这是授予全体西班牙作家的荣誉,”并说至少有四五位同胞作家有资格像他一样获奖。这绝非谦词,而是由衷之言。事实上,世界文坛和舆论界普遍认为塞拉是西班牙战后“文学之车”的启动者,在其身后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与之比肩而立的优秀作家,是他们共同创造了今日为世界瞩目的西班牙战后文学的繁荣。

  所谓西班牙战后文学,主要指的是1936年——1939年的内战结束以后,到六十年代初“实验主义”兴起之前,约二十年间在西班牙居主流地位的小说。它可以说是在一片废墟中白手起家的。持续三年之久的内战和随之而来的高压统治,乃是西班牙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它不仅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造成了文化的断层。由于老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大批遭枪杀监禁或流亡国外,加之佛朗哥政权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国内文坛呈现一派萧条,最先于一片为“胜利者”哥功颂德声中唱出不和谐之音的就是塞拉(1942年发表中篇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继而则有拉福雷特、德利韦斯、马图特、阿尔德科阿等众多文学新人。他们大多出生于二十或三十年代,噩梦般的战乱经历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战后的社会现实更令他们感到窒息和极度失望,于是他们纷纷以种种方式挣脱检查制度的箝制,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认识诉诸笔端,形成影响几乎两代小说家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的文学主流。

  塞拉于1916年5月11日出生在西班牙西部加利西亚省小镇帕德隆。母亲兼有意大利和英国血统。塞拉幼年曾在英国生活,后回国定居马德里。大学时代,他攻读法律、哲学和医学,同时,开始文学创作。踏入社会后,曾从事多种职业,当过士兵、斗牛士、公务员、画匠、电影演员等,有丰富的生活体验。

  1942年,塞拉第一部长篇小说《巴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面世,引起西班牙国内外强烈反响。小说以自述形式描写农村青年巴斯库亚尔·杜阿尔特在恶浊的社会环境压迫下沦为杀人犯、被判处死刑的经过。塞拉运用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在小说中展示了大量使人感到可怕的残忍行为,因而被冠以“可怕主义”创始人的称号;但小说毕竟暴露了西班牙农村的愚昧和落后,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幻灭和绝望情绪,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风格的作品。1951年,塞拉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另一部重要长篇小说《蜂房》出版,又引起轰动。小说描写的是内战结束不久而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期的马德里下层社会。故事围绕着活动在一家小咖啡馆四周的芸芸众生展开,暗示这家咖啡馆像一个营营不息地骚动着的蜂房,它也就是整个马德里社会的缩影。

  塞拉最拿手的是长篇小说,但短篇小说也写得颇具特色,《不受赏识的艺术家》(1952)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风磨》(1955),作者巧妙地将“流浪汉”体小说的传统风格与现代的叙事笔法相融合,描述了西班牙战后“饥饿的年代”里马德里的小市民生活。故事中的那些小人物在贫困中迫于生计干起各种营生,有的甚至企图投机取巧、钻营名利双收的艺术行当,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小说全篇充满辛辣的讽刺,不肯放过哪怕一个揶揄的机会,这便是塞拉的,也是“流浪汉”体小说的典型风格之一。

  塞拉的创作领域广泛,涉足多种体裁。其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憩阁疗养院》(1943)、《小癞子新传》(1944)、《考得威尔太太和儿子谈心》(1953)、《圣卡米洛》(1969),短篇小说集《飘过的那几朵云彩》(1945)、《十一个有关足球的故事》(1963),以及诗歌、散文、剧本、游记等多种。

  由于文学上的杰出成就,塞拉曾多次获得西班牙各项重要文学奖金。

  拉丁美洲第五位获奖人

  ——1990年获奖者:[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uio Paz)

  瑞典文学院1990年10月11日宣布,墨西哥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因其文学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体现了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精神”,“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美洲文化、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为一体”而授予他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继米斯特拉尔(智利,1945)、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1967)、聂鲁达 (智利,1971)、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1982)之后的第五位拉丁美洲获奖人。

  帕斯于1914年3月31日出生在墨西哥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律师,曾出任墨西哥革命时期著名将领萨帕塔驻纽约的代表,母亲是西班牙人,后家道中落,青少年时期在经济拮据的生活环境中度过。

  帕斯曾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和墨西哥大学。十七岁开始文学创作,曾和一些文学青年创办《诗歌车间》等诗刊,并在上面发表诗作。稍后,赴当时西班牙语文学界著名人士云集的美国,潜心研究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开始对西班牙语美洲诗哥的继承与创新进行认真的思考,1937年,赴西班牙参加世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认识到诗歌不仅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感情和愿望,更应表达全人类的命运和理想。这一年,在法西斯飞机狂轰滥炸的恶劣环境下,出版诗集《在你明净的阴影下》。1945年,出任驻法外交使节,结识聂鲁达、萨特、加缪等著名作家。此后,又历任驻德参赞、驻印度大使等职。在此期间,不断变化创作思想,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以及中国的阴阳说、印度的佛教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从而形成帕斯诗歌的独特风格。

  1957年,其代表作长诗《太阳石》问世,震动国际诗坛,被认为是当今世界诗歌巨作。其他主要作品还有诗集《野生的月亮》(1933)、《人类的根源》(1937)、《石与花之间》(1941)、《在世界边缘》(1942)、《有限的自由》(1949)、《狂暴的季节》(1958)、《白》(1967)、《东山坡》(1969),散文集《孤独的迷宫》(1950)、《弓与七弦竖琴》(1957)、《门户朝向阳野》(1966),文学评论集《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或信念的陷阱》 (1982)等。帕斯还是一位勤奋的文学翻译家,曾将美、英、日、瑞典、印度、中国的著名诗人,其中包括李白、杜甫、王维、元稹的作品从英文译成西班牙文。由于文学上的成就,帕斯曾于1963年获比利时国际诗歌大奖,1980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特利文学奖,1981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南非女作家的荣耀

  ——1991年获奖者: [南非]纳丁·戈迪默(Nadine Cordimer)

  从1901年算起,诺贝尔文学奖已历经九十一年的历史,待到1991年来到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意外地飞越到南非,降落到六十八岁的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头上,这不仅是南非和作家本人的荣耀,而且使爱好文学与和平、主张种族平等的人的感到快慰。

  戈迪默1923年11月20日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省约翰内斯堡的一个矿山小镇斯普林斯。他的父母都是来南非定居的犹太人。戈迪默自幼喜欢读书,九岁便开始写一些诗歌和小故事,这些“作品”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儿童栏里。她十五岁时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成熟的短篇小说《明天再来》,此后不断发表新作。她的小说涉及南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她说:“从一开始,我就利用了我的背景,我过去写的一切都与我所知道的事物有关。” 1946年她去约翰内斯堡进入威特沃特斯兰大学。1948年她二十五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同时开始了一次短暂的婚姻生活,并生了一个女儿。1950年她的作品在几家美国刊物上发表后,反映强烈,美国出版商纷纷向她约稿。1952年美国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温柔声音》,1953年又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这标志着欧美文学界对她的重视。她从此主要靠笔耕为生。1954年她与商人莱因霍尔德·卡塞尔结婚,生下了儿子雨果。戈迪默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自从她出版第一本书以来,四十多年来平均每隔一年便出一本书。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六英尺土地》(1956)、《利文斯通的伴侣》(1971)、《小说选》(1976,获法兰西国际文学大金鹰奖)及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1958)、《尊贵的客人》、 (1971,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获布克奖)、《博格的女儿》(1979)和《天性使然》(1987)等。其作品曾迭获欧美文学大奖,她本人也曾被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和国际笔会副主席。

  戈迪默始终对现实生活倾注了莫大的注意力。她的作品主要展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带来的普遍恶果。在她看来,这个制度不仅否定了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毒化了全部人际关系,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白人种族中的大多数正直成员也无法正常地生活。她早期的作品贯穿了一种社会人道主义,这一时期写成的《陌生人的世界》(1958)就歌颂一种人与人友爱的理想。由于写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黑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危险,此书曾被南非当局查禁达十年之久。五十年代末,戈迪默曾在非洲全境广泛旅行,到过埃及和即将独立的比属刚果 (今扎伊尔)。这次旅行使她认识到,在非洲决定历史命运的是大多数黑人而不是少数白人。她善于把南非现实中的种种极度痛苦和矛盾溶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画像。比如在《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她刻画了一个反对革命的心烦意乱的地主。在《博格的女儿》中则描写了一位死于狱中的白人进步人士的女儿的遭遇。她说:我并不是在写种族隔离制,而是“写碰巧生活在那个制度下的人”。擅长心理活动的描写,对生活细节有一种巴尔扎克式的细腻观察,是戈迪默作品的一大特色。在种族主义猖獗的南非,她的作品不仅受到黑人的赞赏,而且得到许多白人的喜爱。戈迪默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自然变异》共分十九章,每章均有标题,下面又分成若干节。从故事发展上看,前六章主要描写女主人公海丽拉少年时代的生活;七至十二章主要描写海丽拉孤身进入社会后为谋生所作的努力以及因情人雷伊的牵连不得不离开南非而流亡,从而结识了大批南非浪亡的革命者,爱上了黑人革命领袖之一惠拉,结了婚,以惠拉被南非当局暗杀结束。最后七章描写成熟了的海丽拉在欧美及非洲为南非黑人解放事业奔走奋斗的经历。最后以她望着南非新国旗缓缓升起的场面结束,小说了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是戈迪默较有影响的代表作。

  戈迪默创作活动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她不再满足于直接逼真地描写现实,而是采取了一种被称为“预言现实主义”的手法。比如在1981年出版的《朱利的子民》中,她就讲述了在未来爆发的南非的全面种族战争中,一对开明的白人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依赖于一个从前的黑人仆人及其乡亲的故事。而她1987年出版的最新长篇《天性使然》,以一个白人女郎投身于黑人解放事业的故事为线索,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南部非洲社会与历史的全景画。她不仅写了过去和现在,而且写了在南非建立起一个黑人掌权的新的共和国的场面。评论界认为这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这本书被《时代周刊》评为1987年在美国境内出版的五本最优秀的严肃小说之一。

  多元文化作用的结晶

  ——1992年获奖者:[加勒比海] 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

  1992年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庆典,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指出,授予沃尔科特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的诗“大量散发光和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他获得这一世界性的殊荣,也可以说是多元文化作用的结晶。

  沃尔科特1930年生于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中的圣卢西亚岛。这个1979年才获得独立的岛国,面积六百余平方公里,人口十二万。沃尔科特本人有英国、非洲与荷兰血统,使用英语,多种文化在这里交叉,然而他的国家缺乏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于是,沃尔科特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精神分裂”者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是祸也是福。祸是没有祖先传给他固定的遗产;福是因此他可以不受羁绊地靠自己去定位。“沃尔科特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为他的文化环境定了位,并通过它们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是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语。

  在欧洲传统方面,沃尔科特崇尚希腊古典文化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传统,然而他并不以此为自己的家传衣钵。他笔下的“爱琴海”实际上是热带的加勒比海,他笔下的荷马与希腊英雄则是印第安巫师和加勒比海渔夫。同时,在他诗中也表现了他与非洲的血缘关系和反殖民主义的激情。

  我曾诅咒大英政权的喝醉的军官,在非洲与我爱的英语之间

  我该如何取舍?

  是背叛二者,不是把二者给我的都交还?

  我怎能面对屠杀而冷静?

  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

  沃尔科特终于成了一个“亚当”式的诗人,以为万物命名的气度和魄力去开创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的文化传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声音,也为世界诗歌作出了贡献。

  沃尔科特在诗风上不随俗,当诗趋于“反诗”而显得艺术性“式微”之际,作为“边缘诗人”的沃尔科特自行其是,独树一帜地表现出丰富华美的诗风,这是由诗歌语言、音乐因素、绘画因素的奇妙交织形成的。在语言上,他吸收了伊丽莎白时代古典诗的富丽与巧妙,而西印度群岛的多语言背景更加使其丰富多来;在音乐性上,他在格律诗已经过时的二十世纪使用因变体而现代化的格律写诗,大量采用半韵、偏韵和谐声,以丰富的音乐形成如歌如诉的律动感;而沃尔科特又是一位画家,尤以水彩画见长,他的诗与画一样,充满鲜明热带色彩与形象,使读者感到仿佛漫步于法国印象派的画廊。

  沃尔科特是一富于爱心的诗人,尽管异化主题、海难主题隐隐贯串在他的诗中,但他诗中同时又有一种生活的厚实感和韧性的活力,使人得以海难余生。

  沃尔科特出版的诗集有:《诗25首》(1948)、《给青年人的墓志铭:诗章 12》(1949)、《诗集》(1951)、《在绿夜里》(1962)、《诗选》(1964)、《海难余生》(1965)、《海湾》(1969),自传性叙事长诗《另一种生命》(1973)、《海葡萄》(1976)、《星苹果王国》(1979)、《幸运的旅客》(1984)、《仲夏》(1986)、《1948——1984年诗选》(1986)、《阿肯色的约言》(1987)。叙事长诗《奥梅罗斯》(1990)。最后这部诗长达七卷六十四章,是作者自己最满意的一部。此外,沃尔科特还有不少剧作。

  沃尔科特目前执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每年夏季则住在西印度群岛。

  闯进文学殿堂的“黑马”

  ——1993年获奖者:[美]托尼·莫里森

  Tony· Morrison(1931—)

  1933年 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以表彰她为繁荣美国文学所作出的贡献。

  莫里森是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奖金八十二点五万美元)的美国黑人,也是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获奖的第八位女作家。

  这位六十二岁的女作家出生于俄亥俄州钢铁城市洛雷恩,是一个佃农家庭四个孩子中的老二。

  她在197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最蓝的眼晴》而初露头角,不久便以作品中“史诗般的感染力,精练准确的对话和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深刻描写”蜚声美国文坛。她接着又发表《舒拉》、《所罗门之歌》、《黑婴》、《宠儿》和《爵士乐》等好几部长篇小说。

  莫里森在其1992年文集《在黑暗中表演:亲眼目睹和文学想象》中说:“我的工作要求我仔佃考虑,在我所处的一个充满性别歧视、色情和种族歧视的世界中,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女作家,我在写作时能有多大自由。我是以愉快的心情而不是失望的情绪来确定我的创作主题的。”瑞典文学院称赞莫里森是一位“钻研语言本身的”作家,“她要把语言从种族桎梏中解放出来”,“她用诗歌一样璀璨的语言写作。”

  莫里森在1988年获普利策小说奖,那是在她发表小说《宠儿》的一年以后,她在这部小说中展宽了现实生活和传奇中黑人世界的主题,这是她在1978年发表的《所罗门之歌》中首次描写过的主题。

  瑞典文学院说:“人们喜欢她无与伦比的叙事技巧。她在每本书里都使用不同的写作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瑞典文学院还说:“不管怎么说,给人留下持久印象的那种总是以充满幽默的态度表达出来的同情心、人道主义。”

  新闻媒介在预先猜测时没想到莫里森今年可能获奖。今天,她仍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课,自1989年以来她一直担任该校人文学教授。

  瑞典文学院把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与莫里森,以表彰她“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

  托尼·莫里森获奖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一位朋友在黎明前打电话把她叫醒,告诉她已获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

  她在接受本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一直忙于一部新小说,没有注意其它事情。在过去几年中,我已被提名为获奖候选人,但是被提名的候选人有一大堆。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获诺贝尔奖。我到二十九岁、三十岁时才开始写作。我年轻时并无具体的志向。我只是考虑要找一份工作。”她说,她认为最有意义的是,诺贝尔奖——世界上最高的文学奖——终于被授予一位非洲裔美国人。

  莫里林的出版商艾尔弗雷德·克诺夫所在的兰登书屋总经理艾伯托·瓦伊塔尔对本社记者说:“她确实受之无愧。”他还说,莫里森是一个富有洞察力、深沉和幽默的人,她的书在美国销路很好,现在销路肯定会更好。在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克诺夫的摊位上展出的唯一的莫里森作品是一盒录有她最新作品《爵士乐》的录音带。《爵士乐》是今年在德国出版的。

  莫里森还是一位散文作家和剧作家,现为美国普森斯顿大学人文学教授。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

  出人意料的“圈外中的”

  ——1950年获奖者:[英国]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由于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保留了一年,所以1950年的瑞典学院必须同时颁发两届文学奖。人们预料,邱吉尔必可获得两届奖中的一届,这位大不列颠的前首相刚完成他那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诗之第三卷,而且,他在瑞典学院也有几位热烈的支持者:另一位可能获奖者是瑞典诗人拉格维斯特。他为所有斯堪地那维亚的文学团体所推荐。出乎人的意料的是,这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竟是“圈外中的”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迄今为止,“非文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罗素数第四人了。前三位是:1902年获奖的德国历史学家蒙森;1908年获奖的德国哲学家奥肯;1927年获奖的柏格森。罗素并没有象其他文学作家那样,经常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1950年,他第一次提名,也是“一次中的”。罗素的提名和获奖,得力于诺贝尔委员会的一名顾问。他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哲学教授,对罗素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和成就非常熟悉,并对罗素的著作作了一番详尽的研究。他在提交给瑞典文学院的报告中提出:“罗素完全能够与以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三位 ‘非文学’作家平起平坐,他的成绩决不在前三位之下。如果瑞典文学院希望以相同的方式象表彰德国思想界那样,表彰英国知识界的话,那么,最有资格代表英国知识界的要算罗素了。”这位哲学教授终于以雄辩的材料和无可辩驳的结论,征服了瑞典文学院。

  罗素于1872年5月18日出生在英国威尔斯的屈尔莱克的一个贵族家庭,但他不要贵族称号。年轻时是费边社成员。三十六岁为皇家学会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抱和平主义态度。战后曾访问苏联、中国。后期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积极活动。他是英国有名的数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在哲学上的主要建树在数学逻辑方面。他是“逻辑斯提”的创始人之一,一生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1903)、《精神分析》(1921)、《物质分析》(1927)、《西方哲学史》(1946)、原子世纪中有重要价值的东西》(1949)、《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51)等。

  根据瑞典学院所发布的简短赞辞,学院之所以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罗素,乃是“欲以褒扬他的哲学著作,它们不仅丰饶而重要,同时,它们使他成为人性与思想自由的捍卫者”。罗素在颁奖典礼上并未发表正式的答谢演讲,可是他却在次日公开发表演讲,畅谈目前世界政治形势的趋向,那一年,他已经是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二十年后 (1907)在威尔斯北部梦立角斯多的家中逝世,在世整整九十八年。“现代古典主义巨人”走上领奖台

  ——1951年获奖者:[瑞典]帕尔·拉格尔克维斯特(Par Lagerkvist)

  帕尔·拉格尔克维斯特是继卡尔费尔特之后的第四位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瑞典作家,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瑞典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被称为“现代古典主义的巨人”。颁奖仪式举行的那天,这位文学巨人稳步走上领奖台,没有毕恭毕敬的答谢,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在典礼上朗读了一篇未发表的小说《人与神话》。这种与众不同的新颖的举止,获得了他的同行们的一致好评。

  拉格尔克维斯特从1946年起开始成为诺贝文学奖的候选人,那年他首度为几位他在瑞典文学院里的同行们所推荐。那时他刚刚完成长篇小说《巴拉巴》,这部小说一上市,立刻被译成好几国文字。本来在瑞典国内就颇具名声的拉格尔克维斯特,此时,他的声誉越来越大,这对于拉格尔克维斯特在次年获奖是极其有利的。事实也是如此,在支持拉格尔克维斯特获奖的声援力量中,不仅有北欧四国的文学团体,还有几位颇有世界声望的其他国家的著名作家。比如: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法国的莫瑞亚诃、英国的邱吉尔、冰岛的拉克斯内斯等,拉格尔克维斯特获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是他的一名具有威协性的强劲对手,不幸于1951年去世,这位对手的名字叫西开里雅诺斯。这位著名的希腊诗人被希腊人民誉为“新希腊的品达”。品达即品达罗斯,是古希腊合唱琴歌的职业诗人,是“竞技胜利者颂”这种诗体的创造者,希腊人民把西开里雅诺斯比作是“新希腊品达”。足见他在人民心目与诗坛上的地位。他无疑是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激烈竞争者之一。遗憾的是,他于评奖前与世长辞了。

  拉格尔克维斯特早在1940便已调入瑞典文学院。学院不须选聘专家撰写一份特别的研究报告,因为他的资历和成就他的同事们实在太清楚了。人们猜想,他的获奖一定很顺利地过关。瑞典学院以“由于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的疑难寻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的评价,将1951年文学奖的“桂冠”戴到了这位“现代古典主义巨人”的头上。

  拉格尔克维斯特于1891年5月23日出生在瑞典斯莫兰省维克舍镇一个劳动者的家庭里,高中毕业后曾在乌普莎拉大学读书,但因家境贫寒,未能毕业就走上了写作道路。他早年的诗集和剧本,如《苦闷》(1916)和《天堂里的秘密》(1919),充满了对生活的恐惧与悲观情绪。二十年代后,他的悲观主义逐渐被积极的世界观所代替,1927年出版的散文集《征服生活》,表现出他对人类充满了信心。拉格尔克维斯特一生致力于写人类的善与恶这个主题。在 1933年写的剧本《绞刑吏》一书中,他借批判中世纪宣扬的善来自恶、暴力、残忍和血腥是人类进步的动力的荒廖思想,对法西斯分子发动战争作了无情揭露。在《侏儒》(1944)一书中,他批判集恶行于一身的朱儒,歌颂美好的事物。这些作品问世,极大地提高了拉格尔克维斯特在国际文坛上的声望。

  拉格尔克维斯特1974年7月11日在斯德哥尔摩去世。“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

  ——1952年获奖者:[法国]佛兰索瓦·莫瑞亚克(Francois Mauriac)

  1970年9月1日,法国著名作家佛兰索瓦·莫瑞亚克因病不幸逝世,这对法国文艺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具大的损失。在他的追悼会上,有一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法国总统戴高乐,破格出席追悼会,盛赞195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祖国赢得荣誉,“一直忠于法国,选择了法国”的莫瑞亚克是“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

  莫瑞亚克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长期支持拥护戴高乐,维护本国的民族独立,很得戴高乐总统的赏识。1952年莫瑞亚克因在小说中“深入刻划了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得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为他的祖国争了光。

  莫瑞亚克在获奖前,他曾连续被提名过好几次。那年参加角逐的作家不下四十位。莫瑞亚克的推荐人为瑞典国王阿道夫·古斯塔佛六世的弟弟——威廉亲王。威廉亲王为当时该会的会长,几年前,威廉亲王曾支持佛克纳参加竞选,而且获得成功。在阵营显赫的竞争队伍中,有一位特别显目的“政界要人”,曾于1940年到1945年期间任英国首相的邱吉尔。这位政界人物在历史方面,由于他的历史著作《马拉坎德远征史》(1898)、《河上战争》(1899)、《世界危机》(四卷,1923——1931)等,而挤入了囊括人文学科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行列。邱吉尔自从首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开始,就一直为北欧及英美的舆论界所注目。而莫瑞亚克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就已出版了十余本小说和几本散文集。一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在他为莫瑞亚克所撰写的作品研究报告中写道:“无论如何,莫瑞亚克确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坦率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对人类灵魂的剖析——一种绝非浮面浅显的分析,对文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其影响之深,促使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他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莫瑞亚克1885年10月11日生于波尔多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岁丧父,由笃信天主教的母亲抚养长大,1906年进入巴黎文献典籍专科学校学习,次年辍学、此后一直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三年后,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合手敬礼》,1910年发表《向少年时代告别》诗集,他一生写有一百多卷多种体裁的作品,其中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较有名的代表作有《和麻风病人亲吻》、《黛累丝、台斯盖鲁》和《蝮蛇结》三部。《和麻风病人亲吻》发表于1922年,小说通过一个健壮的姑娘和一位智力、生理上均有严重缺陷的男子结婚之后,在精神和肉体上倍遭折磨。描写了一个不幸少女的悲剧,这部小说的发表,引起文坛的注意,莫瑞亚克也从此出了名。莫瑞亚克在晚年发表了不少“日记”形式的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反映他自己生活的《内心的回忆》(1959)和《新内心的回忆》(1965)。

  1952年,莫瑞亚克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第一位国家元首获奖

  ——1953年获奖者:[美国]温士敦·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在选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瑞典文学院偶尔会做出令人吃惊的决定。前几次将诺贝尔奖的绣球抛向哲学圈,这一年却将文学奖“桂冠”戴到了英国元首丘吉尔的头上。这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是少有的。

  大家都知道,瑞典文学院一向严守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不颁奖给任何于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期间在其本国政府里头担任职务,或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的作家。1953年的颁奖,瑞典学院不考虑这些顾忌;按常规,瑞典学院对待获奖人的消息在未公布之前,是绝对保密的。这一次却因获奖者身份不同而采取了例外的措施。在消息未公开之前,先通过外交途径,由瑞典驻英国大使驱车前往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官邸,去征求丘吉尔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接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对获奖之事十分高兴,表示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因丘吉尔参加一个由艾森豪威尔主持的国际性会议,委托其夫人和女儿出席颁奖典礼。他夫人在会上代表丘吉尔朗读了丘吉尔起草的答谢辞,参加典礼的有王室官员及文艺界代表人士约一千人。

  丘吉尔最早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始于1946年。丘吉尔参加角逐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以后那几年,他一再被提名,推荐者几乎全是瑞典作家和历史家,他们几乎从那时起就一心一意支持他。可那两位受诺贝尔委员会之托撰写研究报告书的学院院士还是用“细密的批评之筛”把他给筛掉了。

  第一篇研究报告是由德高望重的学院前任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执笔的,他对丘吉尔那部描写他们的祖先打败法王路易十四的传记较为欣赏,但他以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仅仅根据这一部作品是不够的。时隔两年,瑞典文学院又委托一位教授写了第二份研究丘吉尔的报告,这份报告还特别推荐丘吉尔在政治演说方面的才能,可1948年的获奖者们不是丘吉尔。

  1953年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争的约有二十五位来自各国的作家诗人。其中有翌年获奖的海明威,1955年获奖的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内斯,1956年获奖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这一年,威廉亲王又推荐了英国的作家福斯特,这次却没有成功。

  丘吉尔于1874年11月30日出生在英国牛津附近的布伦海姆营,1965年1月24日逝世于伦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曾支持过十月革命的苏联的国内外敌人。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946——1945; 1951——195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过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主张联合美、苏,共同抵抗希特勒的侵略。他著有多部历史著作,主要有 《马拉坎德远征史》(1898、《河上战争》(1899)、《世界危机》(1923—1931)、《战争与回忆录》(六卷,1948—1954)、《英语民族史》(1956—1958)。瑞典文学院授予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叙述,同时也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不迷惘

  ——1954年获奖者: 〔美国〕厄奈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          Way

  美国作家厄奈斯特·海明威早期创作的作品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在崎岖曲折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这位文学巨人从不迷惘。1954年,他以“由于他对小说艺术的精通、运用——这一点在他的近作《老人与海》中表现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坛之影响”的评语而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从1947年起,几乎每年都被提名。他首度参加竞争时,瑞典文学院即委托一位老院士霍尔斯陶穆撰写关于他作品的研究报告。霍尔斯陶穆由于对海明威的情况不太熟悉,因此,那份报告也就不很热烈了。1953年,当海明威再次参加诺贝尔文学角逐时,霍尔斯陶穆又起草了第二份研究报告,并在其中推荐了海明威新发表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他认为,《老人与海》在大海的舞台上,创造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美”。但他对海明威的获奖资格问题没作出肯定的回答。瑞典文学院在肯定这位年逾九旬的老院士赞赏

  《老人与海》的基础上,决定将1954年的文学奖授予海明威。

  参加 1954年文学奖角逐的候选人大约有三十名,其中包括三位未来的获奖人——冰岛的拉克斯内斯、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以及首度被提名的卡缪。此外还有一位卷土重来的老候选人艾斯庇纳,这次,她的推荐者是1922年的老得奖人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

  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医生家庭,1917年中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奔赴前线。1918年,他在意大利前线身受重伤,伤愈后侨居法国巴黎,并开始了创作生涯。早期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 《太阳照样升起》(1926)、《永别了,武器》(1929)以及短篇小说《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等。《太阳照样升起》以参加一次大战之后流落在巴黎街头的美国青年们的无聊苦闷生活为题材,写出了当时对社会和个人的出路抱着悲哀和失望的青年一代的形象,海明威以侨居巴黎的美国女诗人特鲁德·斯坦的“你们全是迷惆的一代”的话用作该书的题词,于是,“迷惘的一代”便成了那些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人的总称,演变为一个文学流派,而海明威也因此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返回祖国。1937年发表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1940年写成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老人与海》(1952),通过老渔夫桑提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捕不到鱼,后来如容易捕到一条鱼,却又被鲨鱼吃掉的故事,歌颂了老渔夫非凡的毅力和坚韧的决心,小说中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话是作者力图表达的主题,这种思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1954年瑞典文学院颁奖消息公布后,海明威正在古巴的一个疗养院疗养,他由于不久前在乌干达遇上了不幸的堕机事故,手和腿均受重伤,未能出席颁奖典礼,但他还是寄去了一份热情洋溢的答谢词,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他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那些丰厚的奖金。

  1961年7月2日清晨,海明威由于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冰岛人的喜悦

  ——1955年获奖者:[冰岛]哈尔多·拉克斯内斯(Halldor Kiljan Laxness)

  冰岛,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这个远在北欧的不显眼的小小的国家来说,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整整“冰封”了五十多年。当1955来到之际,瑞典文学院感到有必要弥补一下这个“缺漏”,逐将195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冰岛作家哈尔多·拉克斯内斯。颁奖那天,冰岛人载歌载舞,欢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具有世界性声誉的喜讯的降临。

  当瑞典文学院于1955年10月27日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冰岛作家时,它必须在两位几乎同样著名、同样杰出的小说家里面挑选一位。第一位是时年五十,以冰岛文写作的拉克斯内斯,第二位是古纳森,他比拉氏年长约十二岁,以丹麦文写作。拉克斯内斯在古纳森之前被提名。有几位院士希望学院同时颁给这两位候选人,自从1917年两位丹麦作家同时获奖后,瑞典文学院就没有采取过这种“折衷措施”了。还由于拉克斯内斯运用冰岛本国的语言写作,继承了冰岛悠久的文化传统,他才有可能受到瑞典文学院的器重,符合它们选择的本意。就这点而言,拉克斯内斯的条件要比古纳森优越一些。当然,拉克斯内斯的获奖也并不是轻而举的。相反,这一年的角逐也很剧烈。参加竞争者达五十人,其中不乏名扬世界文坛的强手,如多年参加竞争的老手,法国一位年逾八十七岁的诗人克劳代尔,那年由瑞典笔会提名,他确实极有可能获奖,可是却不幸于瑞典文学院表决之前突然去世。其他还有一些强手,如以后获奖的法国小说家卡缪(1957年获奖)、希腊诗人塞菲里斯 (1963年获奖)等。

  拉克斯内斯的获奖来之不易,还表现在该年经历了两次研究报告。第一篇研究拉克斯内斯作品的报告是由霍尔斯陶穆执笔的,那份报告对拉氏不十分有利,但冰岛文艺界和北欧其他国家的一些文艺团体坚持力争。鉴于此,瑞典文学院又委托了两位对冰岛的古今文化有研究的专家,重新起草了拉克斯内斯作品的研究书。这两位专家的最后结论是:“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拉克斯内斯,“等于对冰岛的伟大史诗传统的致敬”。瑞典文学院接着进行了投票,拉克斯内斯终于以多数票赞成而荣获了195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的理由是“由于他创作出了恢复冰岛古代史诗的伟大艺术的华丽辉煌的作品”。

  拉克斯内斯于1902年4月23日出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雅附近的乡村里,自幼酷爱文学,十七岁开始写作,十九岁发表处女作《大自然的儿子》,二十二岁时发表了长篇小说《在圣山下》。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主要作品有反映渔民生活的长篇小说《沙尔卡·瓦尔卡》,描写贫农为土地而斗争的著名长篇《独立的人民》,一个反抗暴力的诗人的曲折一生的四部曲:《世界之光》、《索美尔兰特的城堡》、《诗人之家》、《天空美景》。二次大战后,拉克斯内斯根据冰岛在十七至十八世纪被丹麦王国侵占的史实,写出了《冰岛的警钟》(1943)、《浅发女郎》(1944)、《哥本哈根大火记》(1945)、三部长篇历史小说。拉氏是个有才华的多产作家,至今已出版三十多卷文集。他的作品,批判地继承了冰岛古代英雄史诗的艺术传统,成为冰岛人民引为骄傲的杰出作家。

  福祸飘然双降

  ——1956年获奖者:[西班牙]璜·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

  1956年冬,当斯德哥尔摩传来西班牙诗人璜·拉蒙·希梅内斯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的喜讯时,希梅内斯正在波多黎各一家医院的病床前守护着身患癌症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比,默默地流着眼泪。当医生把获奖祝贺电报交给希梅内斯时,他接过电报轻轻地念给他的妻子听,然后把电报默默地放在她的手中,坎普鲁比露出一丝欣熨的微笑。然而,三天后,这位微笑的使者竟拂袖永远地离他而去。

  人常说,“福不双至,福不单行”。然而对希梅内斯来说,却是福祸飘然双至。当各国的记者都纷纷前来祝贺他,采访他获奖的消息时,希梅内斯强忍住悲痛,只接见了几位来自美国、瑞典、西班牙的记者。他说:“我垦求各位转达那些帮助我获奖的人们的最深切的谢意。我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我的妻子。对于获得这项殊荣,我本应感到高兴和自豪。然而,由于他的沉疴不起,我无法体会到这种心情。对此,我深深地感到遗憾。”那年,诗人自然没有心情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他的奖状和奖金是由波罗黎各圣胡安大学的校长贝尼泰斯代为领取的。

  早在1952年,希梅内斯就由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文学史教授推荐,首次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在以后的几年里,在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古尔堡和马丁生的支持下、希梅内斯的名字不断出现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办公桌上。在该年度的四十四名候选人中,著名的作家有翌年获奖的法国作家卡缪、1971年获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以及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宠德、阿根廷小说家波里斯。在这些候选人中,还有一位希梅内斯的同胞、近七十岁的作家皮达尔。在竞争场上,他们似乎成了棋逢敌手的死对头,皮达尔一再为西班牙官方机构所提名,主要推荐者为西班牙学院以及几乎西班牙全国的大学校长。但瑞典文学院没有将“桂冠”献给这位官方的宠儿,这次的文学奖得主的决断异常迅速,仅经过了二十分钟的讨论,就决定将这195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这种讨论的神速程度,在诺贝尔文学史上,也许是创纪录的。

  瑞典文学院授予希梅内斯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的抒情诗——它们为西班牙文学树立了崇高心灵与纯净艺术的典范。”

  希梅内斯于1881年12月24日出生在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地区和莫格尔小镇,1896年,十六岁的希梅内斯考进塞维利亚大学法律系。十九岁时,首次出版了诗集《白睡莲》和《紫罗兰色的灵魂》,这些诗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的倾向。三十五岁时,他与翻译家诺维亚·坎普鲁比结婚,两人婚后感情笃深,共同合作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几本诗集。他的《新婚诗人的日记》诗集象征着诗人开始摆脱现代主义的影响。希梅内斯的诗歌创作可分为两个时期:受现代主义影响时期和摆脱现代主义影响时期。这两个时期又以希梅内斯结婚的1916年为界,他的前期作品主要有《悲哀的咏叹调》(1903)、《遥远的花园》(1904)、《牧歌》(1911)等,后期作品主要有《石头与天空》(1918)、 《一致》(1925)、《美》(1923)。在诗歌理论方面,他提出了“纯诗论”的主张,提倡不加修饰和雕琢的“纯粹的诗”。希梅内斯的诗歌和他主张的诗歌理论对西班牙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希梅内斯在妻子死后的两年里一直郁郁苦闷,1958年他终于在九泉之下找到了他炽爱的妻子。

  得奖不忘恩师

  ——1957年获奖者:[法国]亚尔培·加缪(Albert Camus)

  1957年10月1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颁给法国作家亚尔培·加缪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重要的文学作品——它透过明敏与挚忱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

  诺贝尔委员会的抉择激起了若干人的惊讶,就象二十年前,底·加尔获奖时一样。那年加尔击败了他的前辈及老师——纪德。如今,年仅四十四岁的加缪,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场上,也一举战胜了他的恩师马霍。这位成功者得奖之后第一项表示便是赞扬马霍,称他为整个文学世代的先驱及导师,并多次登门拜访这位前辈和老师。

  该年有一大群来自各国的候选人参加竞争。总数约有五十人。在这庞大的竞争队伍中,仅法国就占有九位,颇有一派势在必得的阵势。对加缪的获奖造成威胁的几位强手,他们是1958年获奖的苏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1969年获奖的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贝克特。还有一位加缪的强劲对手是另一位法国作家马霍,他是加缪的前辈与老师。马霍由许多瑞典和法国的文学团体所推荐。他的名字脍炙人口,曾任法国政府情报部长和文化部长,尤其是他最近的一次瑞典之行,受到瑞典国王的接见,他的三部取材于亚洲的小说《征服者》、《人类的人命运》、《王家大道》,在当时影响较大,其中《人类的命运》曾获过龚古尔奖金。马霍几次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均未成功,这次还是败在他的学生手下。

  加缪首次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是在1947年,那年他发表的著名小说《鼠疫》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注意,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轮番提名他,1949、1954年,直至获奖那年,由此可见加缪在瑞典文学院的重视程度。

  加缪于1913年生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一个农业工人家庭。他不到一周岁,父亲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重伤死去。幼小的加缪便在母亲抚养下,依靠奖学金和半工半读,一直上完大学。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他就参加了巴比塞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次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的成名作品《局外人》发表于1942年,这部作品标明加缪的早期创作属于存在主义思想体系。他曾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的生存与外界毫无关系。他发表于1947年的哲理小说《鼠疫》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尽管法西斯势力象“鼠疫”一般流行,但人们最终会将这种鼠疫根除。加缪的其他作品还有小说《堕落》,剧作 《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者》等。

  授奖仪式举行那天,加缪携妻出席了斯德哥尔摩音乐宫举行的盛大庆祝会和有瑞典国王和皇亲国戚参加的宴会,并发表了一篇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的演讲。

  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年轻的获奖者在领到奖状和奖金不到三年,因一次意外的车祸事故而亡命。

  褒贬不一的获奖人

  ——1958年获奖者:[苏俄]波利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

  瑞典文学院将 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颁给苏俄作家波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件事立即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风波。帕斯捷尔纳克起先决定去斯德歌尔摩领奖,后来却在该国政府的压迫下宣布“自愿”拒绝受奖。巴斯捷尔纳克何许人也,这场风波的由来如何,话还得从头说起。

  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上层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位有声望的犹太画家、哲学家,母亲是钢琴家,他的家庭是莫斯科当时一个有名的艺术中心,帕斯捷尔纳克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十月革命前,他已经出版了两本抒情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1914)和《在街垒上》(1917),他早年参加过未来派文学团体。获奖那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原因是他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齐瓦哥医生》。这部小说由于表现出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的怀疑和反感,遭到国内舆论的严厉批评,当时的苏联 《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拒绝发表。不久,帕斯捷尔纳克将它弄到国外,1957年11月在意大利出版。不久、英、法、德、瑞典等许多国家翻印了这部作品,当这部小说流入苏联时,苏联文学界对其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批判。

  与之相反,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奥斯特林对此书表现出异常的兴趣,他拿 《齐瓦哥医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说它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贯穿于全书,毫无空洞的政治宣传的痕迹”。他还说:“凭着这部作品的丰富的引证,强烈的地方色彩,以及直率的心理,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学创造力在苏俄尚未绝迹。我真难以相信,苏俄竟会禁止在它的诞生地出版。”一褒一贬,泾渭分明,差距竞然有天壤之别!

  这部引起争论的 《齐瓦哥医生》,虽然是获奖人的杰作,可瑞典文学院所发布的赞辞中并未提及它,其评语这样写道:“瑞典文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苏俄作家波利斯·帕斯捷尔内克,由于他在当代诗以及伟大的俄罗斯小说传统两方面之卓越的成就”。

  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被提名是在1946年,被英国人所推荐。次年,一位研究斯拉夫文学的专家送上第一份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这样写道:“这位被提名的苏俄作家,在最具慧眼的西方批评家眼中,是苏俄的一位重要作家。在当代苏俄作家中,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最没有本国气质、最 ‘西方化’的作家——因此,他屡遭官方机构的斥责。”人们对这位获奖人褒贬不一。

  帕氏在颁奖仪式举行之前,用法文发表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给瑞典文学院:“由于考虑到我们社会对此奖的看法,我不得不拒绝此项奖颁赠于我,而我也不配荣获此项奖。请你们不必误会,并接受我本人自愿的拒绝。”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但他的名字仍列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之中。那年的文学奖奖金按规定存入诺贝尔的基金中。

  帕斯捷尔纳克1960年5月30日在家中去世。“隐逸派”领袖受青睐

  ——1959年获奖者:[意大利]萨瓦多尔·夸齐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

  1959年,意大利“隐逸派”诗歌流派的领袖人物萨瓦多尔·夸齐莫多终于以“由于他的抒情诗以高贵的热情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悲剧经历”而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意大利自1934年皮蓝德娄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这个号称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被冷落了二十五年之久。夸齐莫多的获奖,被意大利人民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美国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由波拉爵士执笔的文章,他称夸齐莫多为二次大战期间崛起的少数重要诗人之一,他使意大利“诗的语言得以复生”。

  夸齐莫多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锡拉库萨附近的蒙迪克镇,父亲是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夸齐莫多有一个酷爱诗歌的姑母,幼年时就领他读但丁的《神曲》,15岁时开始写作诗歌。1929年,夸齐莫多在佛多伦萨结识了“隐逸派”诗人蒙塔莱和翁加雷蒂,并成为当时进步刊特

  《索拉里亚》的撰稿人,193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水与土》,受到各方面的热烈赞扬。诗集以清新的格调、丰富的感情和用象征性的词句排列起来的给人朦胧神秘色彩的艺术特色而震动诗坛。从此,夸齐莫多成了举国闻名的“隐逸派”的领袖人物。促使夸齐莫多的诗歌从“隐逸诗歌”向“社会诗歌”转化的是蓬勃兴起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人民抵抗法西斯运动的洗礼下,夸西莫多认识到:战争“摧毁了诗歌传统的内容”;诗人的使命不再是抒发个人的情感,而要写出代表人民呼声的“社会诗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创作了诗集《日复一日》、《生活不是梦》、《乐土》等。夸齐莫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先后翻译过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他的兴趣还涉及到电影、绘画、戏剧等方面,有这方面的文章多卷。

  当夸齐莫多得知自己荣获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立刻向报界作了如下谈话:“我知道,由于我在欧洲诗歌领域内地位异常特殊,因此,我担忧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我的对手,也就是说,其他参加竞争的候选人,手中握着所有的王牌,我必须孤军作战。”话虽这么说,但他对于能有幸获得此项巨奖,还是非常高兴的。他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并用意大利语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讲演。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作了题为《诗与政治》的学术报告。

  夸齐莫多1968年去世。

  半个诗人半个外交家

  ——1960年获奖者:[法国]圣琼·佩斯(St·—John Perse)

  1960年12月10日,一位有“半个诗人,半个外交家”之称的法国作家圣琼·佩斯在缀满鲜花的颁奖台上从瑞典国王阿道夫六世手中领奖时,与会人员莫不略感惊讶,这位卸任的外交官十分壮严,然而却没有佩戴任何勋章。大家都知道,佩斯拥有荣誉勋位,且曾经获得为数极为可观的各式外国勋章。可他一个也没佩戴,后来他向人们解释“因为那些勋章是我以外交家身份得来的,而诺贝尔文学奖则是以诗人身份得来的。

  佩斯于1887年5月31日出生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法属瓜德罗普岛上,父亲是个律师。1913年从波尔多大学法律系毕业并取得法学学位,然后又去投考正在招收外交人员的法国外交部,经审查并由诗人兼外交家P·克劳代尔的推荐于 1914年5月被批准进入外交部任职。 1916—1921年期间,佩斯在法国驻中国大使任秘书,在此期间,他写作了 《进军》,并于1924年发表。从1925—1940年,他先后担任了总理外交办公室秘书和外交部秘书等职务。由于繁忙的外交事务,他停止写诗达十六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佩斯出于爱国之心,愤然离法赴美。在美国期间,他怀着对侵略者的愤慨,写下了抒发自己爱国激情的长诗《流放》、《雨》、《风》、《雪》,1957年发表的抒情长诗《大海》,不单是描写大海的本身,相反地这是一首关于人应该如何服从于大海,与大海相结合的象征诗。他该年创作的长诗《岸标》是标志着诗人思想和艺术高峰的代表作,《岸标》发表三年后,他终于以“由于他诗歌中的振翼凌空、令人感奋的形象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当代的场景”而荣获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佩斯早在1955年就参加过诺贝尔文学的竞争,一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起草了一份佩斯的诗歌作品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分析流畅清晰,解释言简意赅,被称为研究报告中“模范之作”。这份报告较详细地分析了佩斯的诗歌和超现实主义、法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评价佩斯的诗歌在风格上,接近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克洛代尔。有意思的是,佩斯和克洛代尔有着相似的经历,既是诗人,又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佩斯在答复法新社的记者,请他谈谈获得此项殊荣时的感受,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因为我不愿意成为职业的奴隶。不过,有一点我很高兴,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颁发给诗人。”借此,他对整个诺贝尔文学奖作了一番褒奖。他说:“瑞典文学院这项决定完全符合此项奖创办人的心愿:他不是极渴望保护某种理想主义吗?我认为,颁奖给一个诗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力图要帮助复兴一种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正在受到现代科技发展的严重威胁,而且对人们的心灵构成了危害”。从这番简短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获奖者的喜悦心情。

  这位象征主义诗人兼外交家于1975年去世。

  打破半个多世纪的沉默

  ——1961年获奖者:[南斯拉夫]伊佛·安德里奇(Lvo Andric)

  时至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发了整整六十个年头,在欧洲的土地上,有一个国家至今仍没有问津过该项大奖,它,就是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南斯拉夫。这一年,一位年逾七旬的作家伊佛·安德里奇从拥有约五十名竞争者的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打破了这一沉默,使南斯拉夫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的殊荣。

  安德里奇于1958年首度与他的同胞、诗人克雷雅一并为南斯拉夫职业作家协会所提名。两年后,安德里奇由一名在瑞典学院中举足轻重的院士所推荐。可那一年的大奖给一位有争端的人物——帕斯捷尔纳克夺去了。二年后,安德里奇再次被推荐。有一份权威的研究安德里奇作品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197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的瑞典作家雍逊起草的。雍逊在这份报告中以自己擅长的文学语言,盛赞安德里奇的作品。他以为,安德里奇那部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特拉夫尼克纪事》,其格调、手法均受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影响,而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则对欧洲文学作出了一大贡献。他特别推崇安德里奇195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万恶的庭院》,说它是一部富有东方幻想色彩的作品。并指出:“从艺术的观点而言,这是我所读过的这位作家的作品中最完美、最无懈可击的一部。”推荐人雍逊给予安德里奇以较高的评价。他“以史诗般的气魄从其国家历史中摄取题材和描绘人的命运”而获196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安德里奇于1892年10月10日出生在南斯拉夫中部波斯尼亚担维纳克附近的农村里,父亲是手工业者,在安德里奇两岁时去世,全家靠母亲做工维持生活。他在萨拉热窝念完中学,又在萨格拉布、克拉柯夫、维也纳等地的大学修完哲学和历史课程,才过二十岁就取得法律资格。当时,南斯拉夫正遭奥地利军队的野蛮侵占,安德里奇加入了“青年波斯尼亚”地下革命组织,1914年6月,这个组织和年轻革命家夫里洛·普林西普在塞尔维亚境内刺杀奥国皇太了裴迪南大公,从而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二岁的安德里奇也因此受到株连,被奥地利当局逮捕,整个战争时期,他都被拘留在监狱之中。大战结束后,他出版过两册哲理性散文集。1923年在格拉兹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此后进入外交界工作。是一颇具“外交”与“文学”的双重人才。

  安德里奇的代表作品是发表于 1945年的三部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女士》。这三部作品被南斯拉夫文坛称为“波斯尼亚三部曲”。三部曲的第一部又名《维舍格列纪事》,作品通过德里纳河畔小城维舍格列从十六世纪开始建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桥被炸毁,这漫长的四百多年间发生在桥上的各种事件,反映了波斯尼亚人民在外国占领下所过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反抗斗争。这部作品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和一定的历史意义,在南斯拉夫曾有“巴尔干人民的史诗”之称。评论家说它兼有“托尔斯泰的纪念碑式的风格”和“屠格涅夫的抒情情调”。

  三部曲的第二、三部是《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女士》,前者以拿破仑时期的特拉夫尼克作背景,描写法国和奥地利领事间的冲突,他们在勾心斗角环境中的道德堕落;后者刻画了一个“尖刻得失去理智”的女人,艺术上以人物描写的细腻,跟历史结合紧密而见长。此外,还著有《魔鬼的庭院》、《丞相的象》等。

  安德里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作为波斯尼亚地区人民代表出席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获得一级人民勋章,并长期担任国家作协主席。安德里奇1975年去世,波斯尼亚人民以沉痛的心情为他送葬。

  漫长的“观察”和“考验”

  ——1962年获奖者:[美国]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在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走廊上,有一位经过瑞典文学院二十二年的“观察”和“考验”,坐了二十二年“冷板凳”,通过重重曲折和阻力,最终夺得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坚韧不拔者,他就是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

  1940年,斯坦贝克首次被提名参加此项巨奖的角逐,和他齐驾齐驱的美国作家有海明威和福克纳。但是,幸运的海明威和福克纳却赶到斯坦贝克的前面去了。

  斯坦贝克的候选资格遇到顽强的阻力,虽然如此,他的名字还是年复一年地为许多支持者所提出。霍尔斯陶穆对斯坦贝克的提名,曾起草过两份研究报告。第一次是1943年,第二次是1949年。这两份报告对斯坦贝克作品有褒有贬,最终的意见是,斯坦贝克的获奖尚欠“火候”,瑞典文学院还须对其进行“观察”和“考验”。谁知这“观察”和“考验”时间竟达二十二年之久。

  1942年,斯坦贝克出版了以挪威人民反抗纳粹法西斯的英勇业绩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月落》,颇有影响。一年之后,霍尔斯陶穆就受命起草了一份斯坦贝克作品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却十分推荐斯坦贝克的另一部代表作品《愤怒的葡萄》。赞扬这部作品具有“创作性的情节和精确的描绘”,是一部典型的美国作品,显示了“一个年轻民族的力量和勇气”。但同时也指出了该书在心理描写上的弱点和不足。霍尔斯陶穆在推崇《愤怒的葡萄》的同时,对斯坦贝克的其他两部作品《煎饼坪》和《鼠与人》却不十分欣赏。另外,他抱怨斯坦贝克在《月落》一书中对发生在挪威的战争描写得“太浪漫”,显然有“政治宣传色彩”。因此,霍尔斯陶穆断定斯坦贝克还需进一步“观察”。

  说来不巧,霍尔斯陶穆的第二份报告对斯坦贝克的评论反而倒退了。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斯坦贝克在四十年代没有出现三十年代那样有影响的作品,对他表示“失望”。因此,他建议瑞典文学院对其继续“考察”,待有新作再“考虑”。

  功夫不负有心人,时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斯坦贝克相继发表了两部有影响的代表作品《伊甸园以东》(1952)和《我们的不满的冬天》。新任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奥斯特尔林特别推崇他的《我们的不满的冬天》一书,他在一次广播谈话中对听众说:“斯坦贝克的小说《我们不满的冬天》一书,迫使学院放弃了观望和等待的态度。”就这样,斯坦贝克最终以“由于他那些写实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它们因具有一种同情的幽默与一种敏锐的社会洞察而显得特别突出”而获得了196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斯坦贝克于1902年2月27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从小爱好文学,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两度中断学业,以做小工谋生,直到1925年才大学毕业。他的第一篇小说《金杯》发表于1929年,取材于十七世纪海盗亨利·摩尔根爵士历史故事、传奇故事,其代表作品《愤怒的葡萄》(1939)以美国俄克拉河马州贫穷的农业工人的凄苦生活为背景,主人公乔德就是千万个穷苦农业工人中的一人。乔德的一家在大企业的压迫下有的死去,有的精神分裂,有的中途离散。小说发表后获普利策奖。另一代表作《我们的不满的冬天》通过一家小杂店的一位新英格兰世家的后裔幻想自己抢劫银行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贝克亲临前线,写了不少战地通讯,1958年汇编成《从前打过一场战争》,1964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68年12月20日、斯坦贝克因患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荷马故乡的第一份殊荣

  ——1963年获奖者:[希腊]吉欧果斯·塞菲里斯(Ciorgos Seferis)

  希腊是荷马的故乡,一切西方文明的源泉。古希腊文化有三千多年的悠久传统,世界文学史上只有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学可与之相比,却苦苦等了六十余年,吉欧果斯·塞菲里斯的名字才镌入诺贝尔文学奖荣誉榜中,人们似乎有些怠慢之感。然而,他毕竟是荷马故乡的第一份殊荣。

  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塞菲里斯1963年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卓越的抒情诗,它们是对古希腊文化深刻感受的产物”。这次颁奖似乎没有遭到什么阻力,每个人都非常迅速地赞许学院的抉择。

  1963年那份提供诺贝尔委员会讨论的塞菲里斯作品的研究报告,是一位研究希腊文的专家起草的。这位专家是瑞典的一所大学的教授。他与塞菲里斯彼此感情较深,故此对塞菲里斯的作品非常熟悉。那份有关塞菲里斯作品的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他:“塞菲里斯确实是当今最能代表他的祖国的民族诗人,因为,复兴希腊文化的两大功臣——帕拉马斯和西凯里阿诺斯,都已经去世。塞菲里斯是一个深深地植民于自己祖国土地的诗人,他热爱荷马等古希腊文化,同样,他对瓦莱里和艾略特这样的诗人也相当熟悉”。瓦莱里和艾略特是法、英两位当代有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研究报告这样评价塞菲里斯,说明他融贯古今文化,能吸收一切古今文化的优秀传统,创造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诗作。

  当塞菲里斯在林内尔及瑞典大使的陪同下抵达瑞典领奖时,他第一项非正式的任务便是访问联合国原秘书长哈玛绍,颁奖典礼上,等奥斯特林说完那篇对得奖人赞誉的介绍辞之后,塞菲里斯站了起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谢演讲。

  塞菲里斯于1900年2月29日出生在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城,父亲是国际法专家,中学毕业后,于1918年至1924年在巴黎学习法律,毕业后从事外交工作。三十一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转折》,翌年发表了诗集《水池》。另一部成熟的作品《神话和历史》于1935年出版,从此他开始用自由体作诗。二次大战期间,他随希腊流亡政府到过埃及、南非等地。1940年出版了诗集《航海日志》和《习作》。希腊解放后,他发表了以一条被德军击沉的船的名字为书名的诗集《画眉鸟号》,长诗后半部充满了诗人对光明的歌颂,被认为当代欧洲诗歌中的杰作。他也是一个有一定声誉的评论家和翻译家,把许多英美文学翻译成希腊文介绍给自己国家的人民,还对西方一些主要作家写过有见地的评论。塞菲里斯于1971年去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1964年获奖者:[法国]尚·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人求之不得的殊荣,然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964年12月10日,当瑞典学院宣布法国作家尚·保罗·萨特获得该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这位具有奇异思想的作家,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奇异的行动,他立即向瑞典学院和世人声明,拒绝接受此项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事实上,萨特对于这项奖是有意见的。他在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人,瑞典文学院先颁奖给后者,而且获奖的也是一部在外国印行,并在国内被禁止的书,此事实令人不能理解。欲想恢复平衡,可以从反方向做相同的举动。萨特拒绝领奖,实际上也算是 ‘从反方向’所作出的一个举动”。

  萨特有句名言:“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这位著名的存在主义代表作家的世界观的显著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认为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产物,人的一切不是预先规范好的,而是在日常行动中才形成的。萨特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和哲学家。他善于运用诗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和作品,在当代的法国知识界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欧美以及东方的一些国家也不乏他的思想影响的存在。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海军军官,在萨特两岁时就去世。后来他就跟随母亲到当大学教师的外祖父家中生活。萨特20岁时考入巴黎师范学院的哲学系,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师。1933年去柏林,投身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门下深造。回国后在执教的同时从事写作。萨特的成名作是193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恶心》,这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日记体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萨特在哲学领域中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43年的《存在与虚无》。这部著作是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的奠基作品,之所以能在四十年代风靡一时,是因为他迎合了饱受战争之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强烈渴求自由的思潮。萨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也是突出的。如《群蝇》(1943)、《密室》(1944)、《肮脏的手》(1948)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

  1964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去世。

  高贵的“猎物”

  ——1965年获奖者:[苏联]米开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

  1965年12月10日,苏联作家米开尔·肖洛霍夫抵达斯德哥尔摩之后,大批记者前来访问他,他幽默地说:“当我得知获得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正在打猎,我开了两枪,天上除了落下两只大雁之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金约值45.000美元)这个高贵的“猎物”是千万只大雁无法比拟的。

  这一年的授奖是在萨特发表拒绝领奖,并指责瑞典文学院颁奖给帕斯捷尔纳克而不给肖洛霍夫的声明一年之后公布的。因此有人说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肖洛霍夫此举,是一个弥补以前“过错”的举动。肖洛霍夫的获奖,使苏联文学界感到十分高兴。当时任苏联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主席的作家索波列夫亲自向肖洛霍夫道喜,并在《消息报》、《俄罗斯文学》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来说,肖洛霍夫的获奖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参加 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候选人总共有八十九人,是颁奖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其中竞争势力较强的有智利诗人聂鲁达,古巴诗人基连,阿根廷小说家波里斯,以及两年后获奖的瓜地马拉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等。“肖洛霍夫那种‘壁画式’的小说是以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为基础的,它代表着一种纯粹的俄罗斯通俗传统——深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影响,它具有一种磅礴的气势,但这种气势常常受到政治宣传的伤害。”这是瑞典学院委托一位杰出的拉斯夫文学专家起草的肖洛霍夫作品研究报告中的评述,报告承认,“肖洛霍夫确实是一位具有高度抒情才华的‘印象派画家’,他特别擅长描绘任何时代,任何季节的大自然景色。在这方面,使他的艺术造诣达到了顶峰”。但报告也指出他自《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问世以来,再也没有产生过有轰动效益的作品。

  肖洛霍夫于 1905年5月 24日出生在顿聂茨地区维兴斯卡雅镇边的克鲁齐林村。1920年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购队,1923年担任《农村青年》杂志社的通讯员,1924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小马》,他早期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 《静静的顿河》(共八卷,分四大部,先后出版于1928.1929.1933.1940年),它以十月革命前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出身于哥萨克中农家庭的复杂形象。通过他从青年时代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时一度加入革命行列,不久又深陷反革命营垒而不能自拔和最后彻底毁灭这一复杂漫长的经历,以庞大、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系,反映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腐朽势力遭到失败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人民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作品于1960年获得列宁奖金。五十年代,他的主要作品是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和《他们为祖国而战》 (1969)。

  1965年,肖洛霍夫被授予诺贝尔奖,以表彰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共享殊荣的犹太人和萨克斯人

  ——1966年获奖者:[以色列]撒姆尔·Y·阿格农(Shmuel· Y· Agnon)

  [瑞典]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

  隔了将近五十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才再度出现两位作家共享殊荣。1917年,两位丹麦作家双双获得这项巨奖,1904年,一位“普洛汶斯的荷马”米斯特哈尔和一位西班牙作家艾契加里共同获奖。从没有人怀疑过学院这两次“权宜措施”的公正性,1966年,瑞典学院的正式报告经由电台广播公诸于世:

  授予以色列作家撒姆尔·Y·阿格农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极为独到之小说艺术,其主题乃取诸犹太族的生活”。

  授予瑞典作家奈莉·萨克斯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那些抒情性与戏剧性的杰出作品——它们以感人的力量阐释以色列的命运”。

  报告还指出,学院将1966年度的文学奖金同时颁发两个人,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它旨在“褒扬两种文学创作,虽然他们所运用的文字不同,但它们结合在同一种心灵的血缘中。同时,他们在颂扬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方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阿格农早在1948年就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但他一直等了十八年才获成功。阿格农作品的研究报告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由瑞典文学院前任秘书霍尔斯陶穆撰写的;第二次是由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伦德克维斯特撰写的。霍尔斯陶穆虽然对阿格农几部反映犹太人生活题材的作品表示出一定的兴趣,但他认为这些作品缺乏足以获得此项巨奖的伟大艺术的感召力而取消了阿格农的获奖资格。1959年,几篇阿格农的小说被翻译成法文,伦德克维斯特在读了这批小说后大受感动,他在第二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阿格农的小说是“汉姆生与卡夫卡的奇妙结合,是一种复古的现代主义,它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更新并复苏了过去”。

  1966年10月18日,当电台发布阿格农获奖的消息后,犹太人犹如听到大卫王驾临那样虔诚和兴奋,大批记者涌向阿格农所居住的乡下陋室,就连文化部长也亲赴阿格农陋舍祝贺,前任和现任总统均打电报祝贺他,称阿格农是“以色列最伟大的诗人”。“她以她诗作中的自由韵律继承了德国诗歌的传统”,“凭着这些,她使整个犹太民族的悲剧变成她个人的悲剧,并且使人感到犹太民族痛苦的流浪境况”瑞典文学院在萨克斯作品研究报告中对她推崇备至,报告中特别指出:“没有任何一位现存的作家比萨克斯更具备获奖的资格,这位犹太女作家在她的第二故乡坚持以德文写作,继承了她的先辈所运用的那种文字的光荣地位。”

  瑞典文学院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决定让阿格农和萨克斯共同分享 196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两位年龄均在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到斯德哥尔摩,同时出席了颁奖仪式,所不同的是,阿格农用希伯莱语致答辞,萨克斯用的是一口流利的德语。

  阿格农原名希莫尔·优赛福·查兹克斯,1888年生于奥地利,1909年迁往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逃到欧洲,1924年定居耶路撒冷。他发表过一篇题为《被遗弃的女人》的短篇小说,他的笔名就是由《Agounot》(被遗弃的人)这篇小说的读音而来,后来变成了真名。他的早期小说主要写犹太人的流亡生活,代表作品《夜间来客》(1930)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犹太人的精神惶恐和贫乏。《火与树木》描写被纳粹灭绝的犹太受难者,后期小说则与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复国活动相联系,主要有叙述特拉维夫城历史的《往事》,以及《耶路撒冷故事集》、《这事发生在昨天》等。

  萨克斯于1891年12月10日出生在柏林,(原籍德国)死于1970年,她和阿格农同年获奖,同年谢世。1940年,她在瑞典作家拉格洛夫的帮助下,逃出德国,在瑞典定居,并加入了瑞典籍。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惨遭纳粹法西斯的屠杀。萨克斯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从小喜爱诗歌,早期诗集《传说与故事》 (1921)比较脱离现实,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在瑞典定居后,她主要从事瑞典现代诗歌的德文翻译工作,由于家人的惨遭杀害,她亲眼目睹了法西斯的残暴,促使他以后的创作偏重揭露性。她曾说:“阿格农所表现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我所表现的是犹太民族的命运。”她的代表作品有诗集《在死亡居住的地方》、《逃亡与变迁》、《炽热的谜语》、《寻找生存者》,在这些诗集中,死亡、痛苦、集中营、逃亡……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情调多带忧伤、哀惋,笼罩着犹太人痛苦与不幸的阴影。她的作品,既有犹太人传统的影响,又有日耳曼神秘主义的影响。

  喜降危地马拉

  ——1967年获奖者:[危地马拉]

  米额·安基·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

  当南美洲的一个名叫危地马拉的小国的作家米额·安基·阿斯图里亚斯荣获1967年诺贝尔文学的喜讯第一次降临到这个国家时,危地马拉人民欢歌载舞,如同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大小报刊均以大量的篇幅刊登他的照片和事迹,邮电部门出版、印行了他的纪念邮票。

  1967年瑞典文学院授予阿斯图里亚斯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出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阿斯图里亚斯成为继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之后的第二个南美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64年,阿斯图里亚斯曾应瑞典几所大学之邀,在瑞典驻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此番游览,对阿斯图里亚斯的获奖必然有所帮助。他同时利用这个机会修订了他那部伟大的 《香蕉三部曲》的瑞典文译本。那一年,瑞典学院曾选聘一位专精西班牙文的年轻批评家约汉森,撰写一篇翔实的报告书,探讨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他的结论是:“阿斯图里亚斯为当前南美文坛最多产、最生动的作家之一”。“在溶合南美神话与现实的艺术上,无一能与他匹敌”。

  阿斯图里亚斯于1899年10月10日出生在危地马拉的首都危地马拉城,父亲是一位在当地有声望的法官,母亲是小学教员。阿斯图里亚斯出生的时候,正是独裁者卡夫雷拉上台执政的年月,封建专制制度的残暴使他很小就在自己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寡头统治的种子,1923年,他于圣·卡洛斯大学社会法律系毕业。不久,赴欧洲深造,在法国攻读东方语言,研究古印第安人的玛雅——基切文化。1936年,他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但由于独裁统治的文化禁锢而不让出版。十年后,《总统先生》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小说描写这样一个故事:总统的爪牙连特上校被一名精神失常的乞丐掐死,于是总统派人暗杀了乞丐。独裁总统趁机编造口供诬陷政敌,他的独裁统治激怒了民众,人民起来反抗独裁统治。故事明显是以卡夫雷拉总统为原型的。斯图里亚斯氏有影响的作品有 《珠光宝气的人》、《这样的混血女人》、《丽达·萨尔的镜子》、《马拉德龙》、《多洛雷斯的星期五》等,作为诗人,他还出版了诗集《十四行诗集》《云雀的鬓角》《博利瓦尔》等。

  当1967年阿斯图里亚斯获奖消息传来时,记者们纷纷前去采访他,可是他不在家,此时的阿斯图里亚斯正坐一间酒吧间里喝酒——庆祝他六十八岁的生日。阿斯图里亚斯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

  阿斯图里亚斯于1974年死于马德里。

  赤脚攀登“金字塔”

  ——1968年获奖者[日本]川端康成(1899—1972)

  1968年,瑞典文学院授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文学,以非凡的锐敏表示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也许是命运偏爱在事业上的顽强拼搏者。川端康成这个还在襁褓之中就失去父母,唯一的姐姐和抚养他的祖父也不久死去, (他称自己为“参加追悼会的名人”),孩提时就过着孤苦伶仃生活的孤儿,经过几十年奋斗而一举摘取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成为继泰戈尔之后的第二个亚洲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他就是一位赤脚攀登“金字塔”的顽强拼搏者。

  川端康成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始于六十年代初,而当时日本的另一位作家谷崎润一郎是1958年由美国作家赛珍珠推荐的。但他于1965年去世,失去了与川端康成抗衡的机会。一位日本学者说:“自从谷崎润一郎死后,川端成是唯一资格在斯德哥尔摩代表日本文学的作家。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川端康成在当时日本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那年,是由日本笔会推荐川端康成为候选人的。参加那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竞争的人数总共只有十三人,提供给瑞典文学院讨论的几份研究报告,对川端康成的作品极为推崇,称他“在刻划女性最细腻的气质方面有独到的才华。同时在描绘日本四季景色方面也具有非凡的才能”。

  川端康成获奖后,日本国内欣喜若狂。不仅新闻界大量报道这件事,而且裕仁天皇通过宫廷的一位高级官员以及佐腾首相亲自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川端康成 1899年生于日本大阪一个医生家庭,死于1972年4月16日。他从中学时代起就酷爱文学,熟读《源氏物语》等日本古典作品,中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修日本文学,与一群文学青年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并在大作家菊池宽的支持下,打击了唯美主义的旗号,逐渐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以“艺术至上”、“艺术唯美”为口号模仿欧美“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强调捕捉瞬息间的纤细感觉,追求感官上的静止的“美”,他一生共创作了一百余篇小说作品。他的代表作《雪国》描写了一个中年舞蹈艺术家追求一位艺妓,但当艺妓深深地爱上他时,他却根本不打算同她结婚,这位舞蹈艺术家为了追求刹那间的颓废感觉,竟会奔波于雪地之中达数年之久。《伊豆的歌女》是他的一篇带有半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具有比较完整的唯美主义的艺术风格,是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从小说细腻铺叙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刻划中,不难体会到作品主人公和十四岁的江湖艺人熏子之间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他还创作了《山之音》(1949—1954)、《千只鹤》、(1951)、《古都》(1962)等作品。

  川端康成曾任国际笔会副主席、日本笔会会长。他除获诺贝尔文学奖外,在国内外还获得过多种奖:如“艺术院奖”,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西德政府“歌德金牌”,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等。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接见日本和外国记者时说:“我很幸运,我之所以能获奖,主要归功于日本文坛,其次归功于我的作品的翻译者”。当然,也与他本人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分不开的。

  怕出名的“隐士”

  ——1969年获奖者:[爱尔兰]撒姆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文人求之不得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当爱尔兰荒诞派戏剧作家撒姆尔·贝克特风闻自己获得 196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竟做了一个“荒诞”的举止,马上躲到乡村的一个小山庄里去了,那个小山庄正好遇上山洪暴发,他几乎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

  但那些机灵的新闻记者们还是在那个小山庄里找到了他,并不断地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关心的是这位怕出名、怕为盛名所累的“隐士”,会不会接受使他大大出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经过几天的思考,这位“身不由已”的获奖人在政界人物的劝导下答复瑞典学院:他同意接受此项奖,由于健康的缘故,他无法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当时,大多数国家的文艺界人士颇为热烈地祝贺这位“满心不情愿”的得奖人,只有他的祖国爱尔兰愠怒异常,拒绝承认这位得奖者是她的儿女,因为他放弃了祖国的盖尔语而去使用两种外国文字——英文和法文。贝克特本人没有参加授奖典礼,也反对爱尔兰大使代他领取,他委托了自己的出版商代表他本人出席庆典活动,并代他领取了奖状和面值额达七万五千美元的奖金。

  贝克特首度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争是在1957年,是一位法国巴黎大学的文学教授推荐的。瑞典文学院接到推荐书后,便开始着手贝克特作品的研究工作,那时候,贝克特已经写出了他的重要剧作《等待果陀》,两篇研究报告尽管对贝克特的这个名剧作称赞备至,将它誉为第一流的作品,“结构上严谨得无懈可击”,但他们认为仅凭这一部作品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未免显得薄弱了一点。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者是历年来最多的一年,在一百零三名候选人中,有几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美国电影大师卓别林、英国诗人奥登、法国诗人马尔罗等。在法国的文学界,人们都几乎一致断言,马尔罗肯定会获奖,因为他这一年已不再在政府部门中担任任何职务,而且在法国文学界声望较高,但瑞典文学院没看中他,他们更喜爱另一位用法文写作的爱尔兰作家贝克特,认为贝克特完全具备了获奖的资格。

  贝克特于1906年4月13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学生时代游历巴黎,与侨居巴黎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还当过他的秘书。1927年,贝克特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获法文和意大利文学士学位。1928年至1930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英文讲师。1932年以后,贝克特漫游欧洲,并为先锋派杂志撰稿,后来因对爱尔兰的“神权政体”不满,于1938年去法国巴黎定居。贝克特是一位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写人生的凄凉。荒诞的世界上是多么短暂而没有意义。他本人性格孤癖,平时和妻子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不见任何人,来往的也是寥寥无几的出版商。1953年,他的剧本《等待弋多》的演出,使他成为著名作家,但他仍过着隐居生活。之后,他还写不少“荒诞派”剧作;如《最后一局》 (1957)、哑剧》(1957)、 《最后盘录音带》(1958)、《啊,美好的日子》(1961)、《卡斯康多》(1963)和《喜剧》(1964)等。这些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荒诞派”代表之作的烙印。

  1966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贝克特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

  受歧视和冷漠的中彩者

  ——1970年获奖者:[苏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最近几个礼拜里,我国舆论界对我获奖的敌对态度及表现(看过我著作的人们从各机构被开除),使我深信如果我前往斯德哥尔摩,我的后路将被切断,也就是说,我将无法回到我的祖国。”

  这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通过外交途径写给瑞典文学院信中的一段话。由此足以可见这位冷漠的中彩者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处境十分狼狈,他原在打给瑞典学院的电话中说过,他个人愿意接受这份奖金,并打算亲临斯德哥尔摩。但事实上,他没能出席那次授奖仪式。他在1974年2月13日被驱逐出苏联国境,他的那份奖金也是在他驱逐苏联后补发的。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的作品中的道德力量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

  按照惯例,每年度的获奖者都要有熟悉该作家的专家提出其作品和人的有关研究报告,以供瑞典文学院讨论。可是,1970年度的索尔仁尼琴的研究报告却意外地取消了。这也许是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建立以来破天荒的头一次。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同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习文学。同年应征入伍。1942年毕业于炮兵学校,后来但任炮兵营长,被授予大尉军衔,获过两次勋章。苏德战争期间,他给朋友写信攻击斯大林,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满。1942年5月,他所在部队进驻东普鲁士时,被苏联专政机关逮捕,被监禁了8年,刑满后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1957年索氏被“恢复名誉”,在一所中学教书,继续从事文艺创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中篇小说就是作者八年劳改生活的体验。赫鲁晓夫读后,亲自下令将这部小说发表在全苏作协的机关刊物《新世界》上。小说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是一位集体农庄的庄员,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上了前线,在战场上被德寇捕获,后又逃回部队。但部队对他并不象以往那么信任,要他供认叛节行为。他为了活命,承认是系敌方派遣,成了德国间谍,由此被判刑十年,送入特别劳改营。小说将主人公在劳改营中所受的凌辱、虐待和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集中在一天描写。文艺界吹捧这部作品具有“托尔斯泰在表现民族性格方面的艺术力量”。次年,苏联作家协会吸收他为作协会员。索氏紧接着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 (1963)、《玛特辽娜的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1963)。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垮台,索氏公开咒骂社会主义制作的作品已不符合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政治要求。他的那些遣责苏联劳改营的小说不能发表了。如描写劳改营“不人道”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描写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只好在西欧发表。《癌病房》在国内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而《第一卷》的手稿则被克格勃抄走。1969年11月,索氏被苏联作协开除。他较有影响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全书长达1800多页,这部特写性兼带自传体的小说,除了叙述作者个人经历外还引用了上百人的报告、回忆、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大量资料。小说分三卷,1974年2月12日,小说出版到第二卷,索尔仁尼琴就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国籍,驱逐出境。

  1974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只顾攀登莫问高

  ——1971年获奖者:[智利]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对于享有世界盛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早在他的老师——智利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获奖时就向往已久了。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凭着“只顾攀登莫问高”的精神,终于为智利赢得了第二次世界性殊荣,使师生名字相继写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史中而在智利传为佳话。

  瑞典文学院授予聂鲁达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聂鲁达早在1956年就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当时阿根廷的著名诗人、小说家悖尔赫斯也被推荐。悖尔赫斯曾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全国作协主席等职,他一宜是一位与聂鲁达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强劲对手。1971年10月21日下午1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对聂鲁达的文学成就以及他的诗作给了充分的肯定。聂鲁达获奖的消息传到智利、秘鲁等国,引起了南美洲人民的热烈欢呼。智利总理阿连德打去了祝贺的电话。智利首都的一些报纸这样报道说:“聂鲁达确实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聂鲁达出席了该年的颁奖仪式。在他的受奖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人不是神,也并不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具有任何优越或神秘的命运。我曾说过,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带给我们面包的人,是从不认为自己是“神”的卖面包的人,他的义务就是做动人而谦虚的工作——把面和好,放在锅炉里,然后把烤好的面包交给人们”。

  聂鲁于1904年7月12日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酷爱文学,十三、四岁时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十九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霞光》。二十岁时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他在特姆克国立高级中学的教师米斯特拉尔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者。聂鲁达曾就读于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大学毕业后先后被派往亚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国任外交领事、总领事和大使等职,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当得知他的老师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聂鲁达的创作欲望倍增,决心象老师一样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1950年创作的《诗歌总集》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在这部诗中,作者以满腔热情歌颂祖国智利,赞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水手、渔民、矿士,同时鞭笞统治在劳动者头上的剥削者。他在 1954年发表的《要素之歌》、《葡萄和风》,1957年发表的《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颇有哲理,充满了诗人对生活和爱情的憧憬。世界上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一致认为聂鲁达对于拉丁美洲的诗歌发展有三大贡献。一是同他的老师米斯特拉尔等一起开创了拉丁美洲诗歌繁荣的新阶级;二是吸收了法国先锋派、西班牙谣曲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作的优点,从而奠定了拉丁美洲二十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三是他有“只顾攀登莫问高”的精神,开创了拉丁美洲政治诗歌的新风。

  聂鲁达1973年在圣地亚哥去世,死后发表的作品有回忆录:《我承认,我生活过》、《我命该出世》等。

  从皇太子手中接过奖品

  ——1972年获奖者:[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oll)

  1972年12月10日,九十高龄的瑞典老国王因病未能出席并主持诺贝尔奖金授奖活动,而由皇太子代替。联邦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从皇太子手中接过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和奖金,全场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伯尔还兴致勃勃地出席了庆典宴会,面对一千多名来宾发表演说:“对我来说,到达目前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从战场上还乡,除了插在口袋里的两只手以外,一无所有,如果说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有一股拼命的写作热情。”“凭借他对时代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典型化的技巧,描写德国人的生活,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是伯尔获得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理由。

  同以往一样,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参加角逐的候选人有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和诗人蒙塔莱(此人三年后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有荷兰的作家、刚刚去世不久的费斯特代克;澳大利亚小说家兼戏剧家怀特 (此人于第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法国作家兼政治家马尔罗,此人二十多年来,几乎年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人们一般都认为他的获奖是“三只手指捏田螺”,可是,他又一次落选。这一年,伯尔刚刚取代法兰西学院院士埃马努埃尔的职位,新任国际笔会会长,而瑞典文学院对于国际笔会有较好的印象。由于这两点,伯尔较之他的竞争候选人更具夺魁的优越条件。

  伯尔于1917年12月21日出生在德国科隆。父亲是专门制做宗教用品的雕刻匠。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里当过学徒,1939年在科隆学习德国语言文学,同年被法西斯军队拉去当兵,曾在战俘集中营里待了几个月,六年的战争生活的种种经历和感受,是伯尔早期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1947年,伯参加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活动,三十四岁时成为专业作家。他的小说开始被世界文坛注目是在五十年代,那时候,他发表了较有社会影响的短篇小说 《火车正点》,长篇小说《流浪人,你若来斯巴……》。他较有成就的代表作是195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声没吭》,作品以五十年代联邦德国刚刚复苏的“经济奇迹”为背景,反映在表面繁荣的西德经济的掩盖下,普通下层劳动者的痛苦与不幸。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其思想和艺术均达到了伯尔创作的高峰,有评论家称这部作品是伯尔“小说创作的皇冠”。小说以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次婚姻为线索,描写了西德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塑造了各个阶层的众多人物,揭露了西德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病。此外,伯尔有影响的作品还有 《无主之家》(1954)、《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一个小丑的看法》(1963)、《一次出差的结局》(1966),伯尔几十年的创作道路充分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和和平主义政治家的形象本色。

  伯尔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除了小说,还创作了大量广播剧、电视剧、话剧和政论,翻译过英国、爱尔兰和荷兰文学作品。

  第一位大洋洲获奖者

  ——1973的获奖者:[澳大利亚]帕特利克·怀特(Patrick Victor Martindale。)              White

  当瑞典文学院宣布澳大利亚小说家兼剧作家帕特利克·怀特为197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在南太平洋这块世界上最小的大陆上引起了欢呼和激动,因为怀特是第一个获得这一世界性荣誉的澳大利亚作家,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奖的大洋洲作家。

  早在 1969年,怀特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办公桌上。可是那年的奖金却被爱尔兰的贝克特捧去。1970年,怀特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当可怕的谣言传到澳洲时,如果有几分真实的话,我必须立刻设法隐退。然而,由于事实不是如此,我象挨了沉重的一击,颇感愤慨。”三年后,怀特再次参加角逐,又再次失利。此时怀特有点心灰意冷,怏怏不乐了。他甚至不相信自己会获奖,以至1973年红运确确实实降临于他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一家报纸记者在怀特获奖后采访了他,然而借他的话发表评介说:“当他知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深感惶恐。”

  怀特的这番话,自有他的辛酸。他的文学创作道路是十分坎坷和不顺利的。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作品却不被出版商承认,他们不愿意出版怀特的书。1939年,怀特创作完长篇小说《幸福谷》,遭到伦敦几乎所有的出版商的拒绝,后来经好友的再三介绍、推荐,方被一出版接纳;二年后,他出版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也未受到评论界的好评,出版后的销路也很差。

  怀特的祖父母是英国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移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怀特的父母曾到英国旅居过一个时期,于 1912年在伦敦生下了他。怀特的童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市附近度过,13岁时去英国求学。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到牧羊站当工人并开始写作,两年后进英国剑桥皇家学院主攻现代语言,1935年毕业,离校后继续从事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创作,但他一直未能得到出版机会。尽管怀特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遇到许多阻力,但他创作之心未泯。 1955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类之树》使他一跃而成为世界文坛知名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在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服务五年。大战结束后,他于1948年回澳大利亚定居,他下决心要歌颂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可爱的人民。《人类之树》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明丽色调、浓郁生活气息的小说。《人类之树》的发表不仅赢得了读者,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怀特其他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描写十九世纪企图横跨澳大利亚大陆的德国探险家事迹的《沃斯》,描写一对英国移民孪生兄弟的《可靠的曼荣罗》等,怀特还发表过几个剧本:《有火腿的丧宴》、《沙萨帕里拉的季节》、《快乐的灵魂》、《秃山之夜》等。怀特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敢于和其他澳大利亚作家分庭抗礼,不为习俗所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理由是:“他将一个新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来,并在叙事及心理刻划方面展示他的创作艺术。”

  怀特因患气喘病未敢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委托他的一位画家朋友代为前往领取。他将所得奖金建立了怀特文学奖,以资助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后来者。

  怀特于 1990年9月30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第四次平分秋色

  ——1974年获奖者:[瑞典]埃温德·雍逊(Eyvibnd johnson)

  [瑞典]哈里·埃德蒙·马丁逊(Harry Edmund Martimson)

  诺贝尔文学奖曾于1904年、1917、年1966年出现过三次双双获奖的局面。1974年,瑞典作家埃温德·雍逊和哈里·埃德蒙·马丁逊又同时获得该年度的大奖,使诺贝尔文学奖颂奖史上出现了第四次平分秋色的况境。

  雍逊和马丁逊两人的名字曾多次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名册里出现。瑞典学院每年都要收到来自各国的数百名的推荐名单,真是劲敌如林,强手云集。参加该年度竞争的除两名获奖者外,有多次参加角逐的英国作家格林、幽默作家沃德豪斯、土耳其的小说家亚沙尔·凯马尔,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以及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当然,为这些作家助威呐喊的舆论同样是十分卖力的,有人提议颁奖给专门从事幽默创作的小说作家沃德豪斯,也有人提议给雍逊、马丁逊。最后,瑞典文学院十八名院士投票选举,雍逊和马丁逊各得九票,因而两人同时获奖。

  雍逊于1900年7月29日出生在瑞典北端的悖登,父亲是一个铁路建筑工人,家境贫寒,从小不得不寄养在亲戚家里,在饥饿和冷眼中度过童年。十四岁那年,雍逊小学毕业后,父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就开始了采石、烧砖、放木排等劳动。经过五年做苦工,雍逊来到斯德哥尔摩,他一边自学,一边工作,热心文学创作,十九岁时担任过报社的记者,二十岁时还与朋友一起合办《我们的时代》杂志。雍逊和代表作品有小说《黑暗的城市》、《回忆》、《告别了哈姆雷特》、《奥洛夫四部曲》、《克利隆》、《幸福的尤利斯》等。前期作品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也具有反纳粹主义的情感。雍逊的创作精力极为旺盛,大战以后,他虽已闻名欧洲并成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但终年执笔不停,直到1970年8月25日逝世,他的后期作品受纪德、佛洛伊德、乔依斯等人的影响,偏重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描写,来反映自己对社会和道德的看法。瑞典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高瞻远瞩和为自由服务的叙事艺术。”

  马丁逊于1904年5月6日出生在瑞典的贾姆肖勃莱肯,六岁时父亲病故,母亲改嫁弃他而去,马丁逊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后靠亲戚收留抚养。1920年,十六岁的马丁逊离开家乡到一艘商船当了一名小听差,后改司炉工,在此后的七年里,他干过各种苦力,以流浪汉的身份在欧洲各国和印度、南美等地飘泊游历。他的生活经历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1931年他出版的诗集《流浪者》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段生活经历。接着他又与另外几位青年作家合写了一部瑞典文学史《五个年轻人》,开始在文坛上出名,马丁逊的小说受左拉自然主义影响比较大,也从吉卜森的新浪漫主义中汲取了活跃、明快的风格、如发表于1938年的《溪谷》和《梦与盲蜘蛛》(1937)是这一具有多种艺术风格成分的产物。1974年出版的诗集《草丛》是马丁逊的最后一部作品(马丁逊1978年2月11日逝世),其作品是知识与想象力相结合的产物,往往给人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感到的是一种美的、直觉的艺术享受。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作品通过一滴露珠反映整个世界”。

  雍逊和马丁逊两人同时获奖,世界舆论对此反映应不一。有的赞扬这两位作家的成就,也有人反对推选本国文学院院士获奖。197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之丰是前所未有的,每人各得五十五万克朗。这一评选结果的发表也较以往提前了两个星期,早在10月3日就公布了竞选结果。

  在颁奖仪式上,四年前获奖的索尔仁尼琴因故未能在该年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这一年他出现在新改建的音乐厅接受了奖金。当他从国王手中接过奖品时,获得了与会者的喝采和狂热的掌声,这气势自然压过了当年度的两位获奖者,这不能不说是颁奖中的一个小插曲。“诗人不能象商人那样敏感地对待时间”

  ——1975年获奖者:[意大利]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

  意大利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喜获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后,采访和取经者络绎不绝。一位女记者问他如何安排他的写作时间?每天几点钟写诗?几点钟翻译作品?工作多少小时?休息多少小时?蒙塔莱幽默地回答:“诗人不能象商人那样敏感地对待时间”。

  诗,必须有感而作,这是诗人遵循的一条创作原则。瑞典文学院在授予蒙塔莱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欢迎词对蒙氏诗歌的艺术造诣给予了极高的赞扬,词中说:“蒙塔莱诗的最大特色是把个人和客观的艺术表现熔于一炉。这种艺术表现就好象是五彩玻璃嵌版上的玻璃立方体一样,将每个字精确地嵌在每一个位置上。语言的简洁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繁杂的音韵都给清除殆尽。”由此可见,蒙塔莱的诗不仅是有感而发,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的获奖,主要是由于“他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和排除谬误、幻想的生活洞察力;诠释人的价值”。

  蒙塔莱因年老体病未能出席授奖仪式,他的奖金由意大利驻瑞典公使代领,并由公使代为他宣读了蒙塔莱起草的演讲词。

  1896年10月12日,蒙塔莱诞生在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热那亚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从小酷爱艺术,曾向往成为一名男中音歌唱家,但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他美好的理想,不久应征入伍,在这场人类空前野蛮的浩劫中度过了两年炮火生涯。战后,他脱离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并专心致志地进行诗歌创作。蒙塔莱从事过的工作很多,当过文化古城佛罗伦萨的图书馆馆长,当过米兰 《晚邮报》的文学编辑、记者等。作为诗人的蒙塔莱,他对意大利现代文学史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开创了“隐逸派”诗歌流派。他的第一部诗传《乌贼骨》就明显地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特色,蒙塔莱的这本处女作一问世,即一举成名,成为意大利最著名的抒情诗人。但《乌贼骨》初版印数只有一千册,而且还有一半毁于火灾,就是这本仅五百册的 《乌贼骨》,在文学界发生强烈的反响,使诗人获得了“生活之恶的歌手”称号。这部诗集通过对故乡利古里亚海滨自然景物的描绘与咏叹,抒发了诗人哀惋、凄凉、孤独的情感。诗人着意选取“涸溪”,“断枝”等形象,隐喻“生活的邪恶”和人生“不可捉摸的痛苦”,咏叹“邪恶蛀蚀着世界”,无情吞噬着生命的血肉,最终遗留一副象“乌贼骨”一样的骸骨。他创作的《境遇》(1939)、《暴风雨和其他》(1956),都明显地镌刻着表现死亡、凄凉和孤独的烙印。

  除自己创作之外,蒙塔莱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他文学上的卓越功勋,1967年6月被意大利总统授予“终身参议员”的荣誉称号。

  蒙塔莱于1981年9月11日逝世于米兰,享年八十五岁,9月14日,意大利政府在米兰大教堂为诗人举行了隆重葬礼。

  美国人的第七顶“桂冠”

  ——1976年获奖者:[美国]索尔·贝洛(Saul Bellow)

  1976年,瑞典文学院以美国作家索尔·贝洛“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颁给他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成为继刘易斯、奥尼尔、赛珍珠、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信克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作家。贝洛为美国文坛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夺得了第七项“桂冠”。

  1976年美国建国二百周年,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该年度美国囊括了全部五项诺贝尔奖。

  在1980年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美国二十世纪文学》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后,索尔·贝洛便确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至少在他畅销小说

  《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以后,贝洛就被宣布为美国现实主义的主要发言人,在美国最具有人道主义表现力,最能深奥微妙地打动人心的现代喜剧作家之中:甚至于威廉·福克纳曾经戴过的天才桂冠也已落到了他的头上”。由此可见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

  严格说来,贝洛不是正统的美国人。他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父亲亚伯拉罕·贝洛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位商人。1913年,亚伯拉罕·贝洛和他妻子丽莎移居加拿大,1915年生下了小贝洛。1924年全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并在那里定居,小贝洛以后一直在那里读书、工作。贝洛说:“我在那里长大,我是百分之百的芝加哥人”。1939年,贝洛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学到伊莉诺斯州的西北大学,并获该校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当了海军。退伍后一直在大学里执教。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 《摇来摇去的人》(1944),它以日记体体裁记载一个犹太青年在战争中应征入伍后所发生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很有一点贝洛自己的影子。贝洛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53年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这是当代文学中表现“自我意识”的典型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一位流浪汉式的青年奥吉,幻想摆脱社会以及他人的控制,他不断地避开亲人、雇主和异性,去寻找追求无限的自由,以达到支配自己的理想的本质。但奥吉的理想与追求也是充满矛盾的。结果,奥吉坎坷奋搏,仍然没有能找到自己的“本质”。相反,最后却成为倒卖战争剩余物资的掮客,向社会作了妥协。此书出版后获全国图书奖。贝洛发表于1964年的长篇小说《赫尔索格》也是一部轰动当时美国的畅销书。贝洛其它有影响的作品有《雨王汉德逊》、《赛姆勒先生行星》、《供堡的礼物》等。

  在“第二次黄金世纪”中崛起

  ——1977年获奖者:[西班牙]阿莱克桑德雷·梅洛(Vicente Alexandre)

  众所周知,西班牙文学被称为“黄金世纪”的是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叶。那个时代,西班牙人才辈出,创作繁荣,涌现出一批如塞万提斯、维加艾优秀作家。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荣获 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使西班牙人欣喜万分,文学界、舆论界称他是西班牙文学进入“第二次黄金世纪”中崛起的第一位诗人。

  1977年瑞典文学院授予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具有创造性的诗作,这些作品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现代流派,描述了人在宇宙和当今社会中的状况。”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二十七岁时得了严重的肾结核病,疾病迫使他离开服务的铁路公司,而去从事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喜爱的诗歌创作。结果,幸运的诗之神果然降福于这位多灾多难的幸运儿,使他为西班牙赢得了第四顶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于1898年4月26日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十二岁那年随全家迁居到首都马德里,1918年进马德里大学法律系读书。1926年,他的长一首诗作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两年后,他的第一部诗集《轮廓》出版,为年轻的诗人在诗坛上初步赢得了声誉。《轮廓》是一部具有鲜明的个人品格和气质特色的抒情诗集,阿莱克桑德雷·梅洛早期诗歌曾受到当时流行的西班牙现代主义诗派代表人物L·达里奥的影响,但从《轮廓》开始他又马上从现代主义转向了新古典主义,这种倾向在他的代表作品《毁灭与爱情》 (1932)中表现尤为突出,诗集以生命、爱情、人生、死亡为主题,颇有感情色彩。这部诗集获得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颁发的国家文学奖。同年,他又与智利著名诗聂鲁达合作,在马德里创办《诗歌的绿马》杂志,对西班牙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莱克桑德雷·梅洛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在西班牙文坛上的著名的“二七年一代”的主要成员,阿莱克桑德雷·梅洛的其他主要诗作有 《在一个辽阔的领域里》(1962)、《带名字的肖像》(1965)、《终极的诗》(1968)、《我最好的诗》(1978)。此外还写过《西班牙现代诗人》等评论著作。瑞典文学院在欢迎词里称他是“二七年一代”诗人群中闪烁得“最亮最持久的一颗星星”。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授奖仪式。他委托一位朋友托·帕登代为领奖,并代他宣读受奖演说词。阿莱克桑德雷·梅洛在演说词中回顾了自己生平的创作道路,阐述了自己对诗歌以及作为一个诗人的看法。他晚年仍勤奋创作,致力于写诗。

  美籍波兰裔犹太作家的福音

  ——1978年获奖者:[美国]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35年秋天,一艘挤满了一大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犹太人的邮轮从波兰驶往美国,他们几乎都是在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所煽动起来的反犹排犹浪潮的冲击下,被迫背井离乡去国外谋生的。在这些人里,有一位三十挂零的单身中年人,他,高大的身材,端庄的五官,明亮而有神的眼睛里似乎隐藏着一种盲然无知的追求的神色,看起来好象是在仓促中离开自己祖国的,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第一流的犹太小说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四十三年后,诺贝尔文学奖福音就降临于这位幸运者身上。

  1978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作品保留了东欧犹太人即将消失的传统,并以热情奔放的叙事艺术,生动地描绘出人类的处境。”

  辛格于1964年7月14日出生在波兰拉德兹明,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教里被称为“拉比”的法学博士。辛格四岁时,全家迁往华沙,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拉比”,后来把他送到华沙神学院深造,可辛格的兴趣并不在当一名“拉比”,他在当作家兼新闻记者的哥哥伊斯雷尔·约琴夫·辛格的影响下走上了创作道路。他的第一部作品《戈莱的撒旦》出版于1935年。不久,辛格随哥哥逃亡美国,最初在一家叫《犹太前进日报》的意第绪文报社担任新闻记者,1943年取得美国国籍。从四十年代开始,辛格就致力于以犹太社会的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莫斯卡特一家》(1950)、《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奴隶》(1962)、《庄园》(1967)。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1957)、《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等。这些作品全都是用犹太民族意第绪文写成的。

  辛格的作品有他自己的风格,生动、幽默、风趣,同时又带有一点荒诞的神秘色彩。他自称自己的成名作是《傻瓜吉姆佩尔》,小说反映了社会的丑恶:善良人受到世俗社会的欺凌,命运受到无情的摆布。《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以简练、形象的白描手法、通过老鳏夫菲谢尔森博士如何从与老处女的结合中尝到人生乐趣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具有某种哲学意味的形象。文学评论家把辛格的长篇小说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主要以描写在现代文明和排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波兰犹太社会的解体过程;另一类描写爱情和宗教信仰问题。短篇小说也分成两大类:一类描写犹太人的生活状况,辛格多次获得美国文学艺术方面的奖励,其中两次获得国家图书奖。

  誉有“希腊新诗派之父”称号的“爱琴海诗人”

  ——1979年获奖者:[希腊]奥季修斯·埃利蒂斯(Odysscus Eiytis)

  1979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希腊诗人奥季修斯·埃利蒂斯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诗以希腊传统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了现代人争取自由和创作活动的斗争”。

  埃利蒂斯于1911年11月2日出生在希腊南部位于地中海东侧的克里特岛上的伊克利翁镇,不久合家搬往雅典,幼年时开始学习法律,青少年时常到爱琴海的岛屿上去度假,这些经历对他日后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还说:“作为一个诗人我的想象力是从爱琴海的礁石和小帆船、以及岛上的白灰屋和风车的世界里培育起来的。整个爱琴海在我的意识中已烙下了不可忘怀的印象。”由于埃利蒂斯的诗常出现爱琴海的自然景物,被称为“爱琴海诗人”。

  埃利蒂斯青年时代开始写诗。二十四岁时在《新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并成为三十年代该刊出现的优秀青年诗人之一。他的诗集《方向》(1939)和《初升的太阳》(1943),以希腊的美丽国土为歌颂对象,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战争与灾难的忧虑心情,写得深沉、哀婉、动人,从此奠定了他在希腊文坛上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诗人应征入伍,他曾到阿尔巴尼亚等地参加战斗,并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战争生活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现实的题材,1943年他写成了爱国主义长诗《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殉难的陆军少尉的英雄挽歌》。这部长诗以明丽的调子,歌颂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阵亡的将士,激发了希腊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激情。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理所当然》发表于1959年,全诗分《创世颂》、《受难颂》、《光荣颂》三个部分。诗组可以说是从人类起源到现代的一个缩影。诗人把个人感情与希腊苦难的民族历史结合在一起,歌颂未来的光明,这组长诗所称誉为二十世纪的杰作之一。此后,他的重要诗作还有 《克莱普亚德拉斯和无名氏》(1938)、《六个人和一个向老天忏悔的人》(1961)、《光明树和第十四个美国人》 (1971)、《同胞》(1979)。埃利蒂斯纯熟地运用超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精神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语言,诗人也恰恰因此而受被誉为“希腊新诗派之父”。

  埃利蒂斯这个誉有“希腊新诗派之父”称号的“爱琴海诗人”获奖后,希腊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位原先默默无闻地居住在希腊首都雅典斯库福大街23号勤奋写作的诗人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兴奋之余,他不免不为没完没了的接待访问、出席会议、发表演讲等琐事而发愁,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写出有分量的诗作留传后世。

  埃利蒂斯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在受奖演讲中说:“我独个儿住在一幢小小的公寓里,写诗、也写一讨论当代文学艺术的文章……我妄图建立第二生命,用作品,把我带进意识的光辉里……”并在演讲中强调指出:“我认为,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授予我诺贝尔奖金,是想表彰整个希腊诗界,以及引起世界对一个传说——一个从荷马到当代始终贯穿于整个西方文明的传统的注意”。

  埃利蒂斯说的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作家的成就都离不开哺育他的祖母、人民以及千百年来形成的伟大历史传统。诗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全部精力都致力于诗的创作事业。

  受宠若惊的流亡诗人

  ——1980年获奖者:[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当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消息公布之时,美国和波兰文艺界高级知识分子都在互相发问:“他叫什么名字?米沃什?米尔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连这项巨奖的得主,波兰流亡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也感到受宠若惊。

  米沃什在获奖前应该说是一位不太知名的作家。 1980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曾举行一次国际性书展,世界各国出版商把近十万本世界名著带来展览,而偏偏找不到一本米沃什的作品。米沃什在几十年的流亡中,过的“是一种与城市大众隔离的生活”,他自称是“一个孤独的人,过着隐居的生活。”还说:“流亡是一切不幸中最不幸的事,我简直堕入了深渊。”

  米沃什获奖以后,各国记者纷纷采访他。他在接受美国《旧金山记事报》记者采访的说:“获奖给我带来了读者和困扰。我担心自己的作品会遭到曲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不要读者”。瑞典文学院在1980年度授奖仪式上的欢迎词中这样评价米沃什:“米沃什是一位难懂的作家,用最恰切的字眼来形容——其文学作品庞杂而渊博,激烈而又幽深,而且在不同的气氛与层次中善于变幻:由悲哀到愤怒,从抽象到具体。他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他之所以能引人入胜,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作品的驳杂。”

  当诺贝尔文学奖创办十一年后(1911年 6月 30日),米沃什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出生于当时属波兰版图的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附近的谢泰伊涅。父亲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曾在俄国工作。米沃什幼年跟随父亲住在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故乡。他曾在维尔纽斯泰凡·巴托雷大学学习法律。二十二岁时发表第一部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一年后,米沃什大学毕业后去巴黎留学,回国家在波兰电台文艺部工作。三十年代,他根据波兰历史上几经列强侵略并吞的情况,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地下斗争力量,向波兰统治者和新出现的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被德国法西斯侵占,他从反纳粹战争开始就积极参加波兰的抵抗运动。1944年7月22日,波兰人民在苏联人民援助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立了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政府任命米沃什为驻华盛顿文化参赞,从 1951年起旅居巴黎,随后他发表了《被禁锢的思想》一书,详尽地陈述他脱离波兰的原因。

  米沃什战后主要作品有《白昼之光》(1953)、《波别尔王和其他的诗》(1965)、 《无名的城市》(1969)、《月出和日落之处》(1974)、《冬日钟声》(1978)、《诗选》(1981)等。他这个时期的诗,大多是在流亡中写成的,不仅吸收了古典主义和现代各流派的长处,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具有悲剧力度的质朴,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

  1980年,米沃什由于“他以不妥协的、锐利的笔调,把人们在一个充满严重冲突的世界中的处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而获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米沃什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半年后,返回故土波兰两周,受到了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兴奋地说:“我从未想象到会受到这么盛大的接待和欢迎。”

  令人失望的得奖人

  ——1981年获奖者:[英国]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当瑞典文学院公布一位七十六岁的英国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中了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头彩”的这一消息时,世界文坛为之震惊。一是人们期待获奖的作家一个也没有;二是卡内蒂“对当代世界并没有太多太大的影响力”,除了西德等国知道他的名字外,对世界大多数地区的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三是他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几十年只写了九种作品:一部小说,一部包含三个剧本的戏剧集,一部社会学性质的著作,一部游记,一本研究卡夫卡书信的文集,两本薄薄的笔记,以及两册自传。这不能不说是一位令人失望的得奖人。

  卡内蒂于1905年7月15日生于保加利亚北部的鲁斯丘克(今鲁塞),他的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从十九岁起到二十四岁,卡内蒂在维也纳读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二十五岁起在柏林从事翻译工作。1938年迁居伦敦,并获得英国国籍。卡内蒂1929年开始创作,1930年完成了小说《迷惘》,他没有急于拿出去发表,直到1935年才在维也纳出版,这部长达四百多页的小说,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主要写一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如何受到愚笨但又贪婪的女仆的控制和嘲弄。这位学者最后在女佣人的摆布下,精神失常,被迫自焚。小说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表现了人生的变幻莫测,揭露了动荡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邪恶现象。卡内蒂在三十年代开始写剧本。1932年发表第一个剧本《婚礼》。《虚荣的喜剧》(1950),《确定死期的人们》(1956)两个剧本中没有主角,没有情节,只是表现了某种场面和人物的心理状况,带有明显的荒诞性。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幻想和艺术的力量”。

  卡内蒂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这位行动迟缓的老人本来并不打算在授奖会上发表演说,但是,面对大厅里辉煌壁灯照耀下的众多宾客,他还是即兴发表了热情谦逊的讲话。其内容不仅表达了他对自己居住、学习过的三大城市:维也纳、伦敦、苏黎世美好的印象,而且对他的创作起过决定性影响的四位宗师: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克劳斯、穆齐尔、布罗赫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他说:“今天站在诸位面前,我愿提出四个人的名字,四个我深深感激的人物。第一个是克劳斯,他是德语界最杰出的讽刺家,他曾教会我的耳朵全神贯注地去谛听维也纳的声音。而更重要的是,他引导我反对战争,因为在当时,这种诱导和灌输对许多人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他又说:“第二个人是卡夫卡,卡夫卡懂得如何使自己变得卑微以摆脱权威——这个一辈子不可缺的训示,是我从卡夫卡那里学来的。”同时,他还提到了穆齐尔、布罗赫的名字。正如他说:“如今我不感激这四个人物是不可能的,他的四个字中只要有一位今天尚若健在,那末,今天站在这里的将会是他们而不是我”。

  卡内蒂的这番话,表达了他在获奖时并没有忘记对他的文学创作起影响的文坛宗师。值得感到荣幸的是,卡内蒂是第一位获得整整一百万克的奖金的作家。“百年孤独的世家”从此不孤独

  ——1982年获奖者:[哥伦比亚]

  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8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宣布该年度的文学奖获奖者为哥伦比亚小说家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授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长短篇小说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想象中的世界,反映了拉丁美洲大陆的生活和斗争”。1967年,马尔克斯经过十八年之久的酝酿、写作,发表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五年后,他又发表了一部颇有影响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位自称为“百年孤独的世家”因这两部代表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声誉,从此,他不再感到孤独。

  马尔克斯的获奖,除了他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外,当然,毋须讳言,也得力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佐助,其中,瑞典文学院院士伦德克维斯特的帮助是非同小可的。这一点,连获奖者本人也承认,他在一篇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西班牙语,并且精通这一语言的委员,就是诗人伦德克维特。是他最了解我们这些作家的作品,提我们为侯选人,并为此力争。”伦德克维斯特在《百年孤独》发表以后,不仅读了西班牙原版,并且开始向瑞典文学院推荐马尔克斯的名字,到了 1980年,经过三年的努力,马尔克斯的名字从预选出的一百五十名候选人,跳到二十名候选人,直到进入七名候选人范围之内。并且伦德克维斯特还在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马尔克斯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之一,并暗示他说,瑞典文学院就在等待他的新作发表。就在这时,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于1982年6月出版了,这部新著是使他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

  马尔克斯于1928年3月6日出生在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省的阿拉卡塔卡镇。从小对文学有着特殊的爱好,七岁开始阅读 《天方夜谭》,十八岁进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攻读法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落叶及其他的故事》出版于1955年。1959年起,马尔克斯任古巴拉丁通讯社记者。《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他以通俗、粗浅的文学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马孔多镇上的牧师企图以死后灵魂升上天堂为诱饵来吸引人们到教堂里去做礼拜,约瑟·阿克多·布伦特拉为了帮助牧师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特地向教民们描述了上帝的模样。雷姆朵斯·布伦特纳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升了天,他死了之后有没有见着上帝谁也就不清,但那个麦尔奎德斯·布伦特纳却死了两次。第一次,他死了后感到死的味道不好受,又见不着上帝,于是又活了过来。直到第二次才无可奈何地死去。结果引起了教民们对教会的愤怒,他们群起而攻之地扑向祭坛,认为这是由于上帝把他们遗忘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小说也以现实主义笔调描绘了三十年代哥伦比亚的工人运动和1948年恐怖的权力斗争。小说出版后,拉丁美洲的文学评论界纷纷称它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文学作品中的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此外,他有影响的作品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恶时辰》(1961)、《家长的没落》(1975)。

  马尔克斯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并在1982年12月8日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宣布,他将把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用来办他曾从事过的新闻事业。

  四G“戏珠”

  ——1983年获奖者:[英国]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iding)

  诺贝尔文学奖自本世纪的头一年正式开奖以来,已经有整整一代人的历史了。世人纷纷猜测断定,第八十三个年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形成四G“戏珠”的局面,因为这四个最有希望获奖的候选人的名字出人意外地都出现以“G”字打头,这四人是;南非的纳丁廉·戈迪默、联邦德国的京特·格拉斯、英国的威廉·戈尔丁和格雷厄姆·格林。

  这四位候选人都是势力较强的诺贝尔文学奖角逐场上的竞争老手,经过反复衡量比较,瑞典文学院以“因为他的小说具有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技巧和虚构故事的多面性和普遍性,显示出来当今世界人类的情境”的评语而将该年度的文学奖授予大器晚成的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

  戈尔丁的获奖,使得在瑞典文学院的十八名院士,出现了分歧公开化的倾向。1982年曾支持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瑞典文学院院士,西班牙语文学专家伦德克维斯特,称这次选举结果为“突然袭击”,他说:“戈尔丁并不错,但他还不足以进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行列。并认为戈尔丁“不过是英国一个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的杰出作家”。伦德克维斯特还说:要不是有名望的文学院秘书长出来制止这场争论,那么奖金就会授给别的人了。由此可见,竞争之激烈复杂。

  戈尔丁于1911年9月19日出生在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一个名叫哥伦白一马爱纳的村子里,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母亲是一位妇女参政活动的积极鼓吹者,在良好的家境影响下,他自幼好学,他说,“我特别喜欢词汇,把它们象邮票或鸟卵那样收集着。”早年曾在马堡语法学校受教育,后于1931年考入牛津大学、布拉森斯学院深造,1935年获文学士学位。之后在索尔兹伯里市附近一所基督学校教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皇家海军,退役后又回到原学校任教,后来专事创作。他的成名作《蝇王》描写一架疏散英国儿童的飞机遭到袭击后,堕落在太平洋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这些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五、六岁的儿童,由于脱离了人类文明社会的约束,隐伏在人性中的某些固有本能得到了发展、滋生,最后变得放荡不羁,分裂成派,互相残杀。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于人性恶的恐惧与憎恨。《蝇王》发表后,戈尔丁几乎一夜之间成了文坛红人。他有影响的作品还有《继承人》(1955)、《品彻·马丁》(1956)、《塔实》(1964)、《金字塔》(1967)、《旅程祭典》(1980)等。

  戈尔丁对于荣获十九万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欣喜若狂,当记者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说:“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当记者向他告辞出来后,戈尔丁那幢白色的小屋里传出了悠雅欢快的钢琴演奏出来的乐曲声,由此可见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兴奋和陶醉心理。

  第一位捷克斯洛伐克获奖人

  ——1984获奖者:[捷克斯洛伐克]雅罗斯拉夫·赛弗特

  诺贝尔文学奖经过八十四年的轮转后,终于第一次轮上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小国。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开展的诺贝尔文学奖竟如此艰难地轮上它,实在有些怠慢之感。因为在以往的八十四年里,欧洲的好几个国家已经轮到十多次了,可能是由于上述的缘故吧,因此,当1984年提出捷克斯洛伐克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特的名字时,瑞典文学院参与投票的院士们几乎个个投了赞成票,以至使得雅罗斯拉夫·赛弗特得以顺利地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文学史上赢得了第一份荣誉。

  赛弗特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坛上一位大名鼎鼎的老诗人,他1901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工人家庭。中学未毕业即放弃学习,参加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工作,并从事创作。他是当时著名文学团体“旋覆花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早期诗歌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如第一本诗集《泪水中的城市》 (1921),但后来转向纯艺术观点的“诗歌主义”,诗风有所改变,以写田园诗式的抒情诗为主。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了许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对法西斯侵略,歌颂祖国和作为祖国象征的布拉格,以及捷克民族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唤醒民族觉悟,激发人民爱国热情。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仅诗集便有三十余部。此外,他也写了一些散文,最近出版的《世界如此多娇》(1982)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回忆录。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的诗歌意境清新,韵律优美,语言自然、流畅,音乐性强。他的诗深受捷克人民的喜爱。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于五十年代曾获人民艺术家称号和哥特瓦尔德国家奖金。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获 198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捷克斯洛伐克,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捷克斯洛伐克《创造》周报等国内有影响的报刊都先后报道了雅罗斯拉夫·赛弗特获奖的消息和事迹。

  第十二位法国获奖者

  ——1985年获奖者:[法国]克洛德·西蒙

  1985年,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的获奖,使他成为继苏利普占多姆、米斯特拉尔、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马丁·杜加、纪德、莫里亚克、加缪、圣琼·佩斯、萨特之后的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著名作家,克洛德·西蒙为法国文坛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史上,夺得了第十二顶“桂冠”。

  克洛德·西蒙1913年生于马达加斯加,在法国南部佩皮尼昂度过童年时代。1924年进入巴黎斯塔尼斯拉斯中学读书。他先后曾到牛津剑桥大学求学,并随从名师学习美术和艺术。1936—1939年,他周游了西班牙、德国、苏联、意大利、希腊等国。异国的风土人情为他进行文艺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应征加入骑兵团,并参加了默兹战役,被俘入狱。1940年越狱成功,战后返回家乡边从事葡萄种植业,边从事写作。

  1945年西蒙发表第一部以传统手法写成的长篇小说《作弊者》,随后又发表了《居里韦尔》等。从他早期作品来看,作者受福克纳和存在主义代表作家加缪的影响,探索新的小说写作技巧。他以后的作品 《风》(1957)、《草》(1958)则是以新小说的表现手法出现。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骑兵团经历所著的《佛兰德公路》(1960),是西蒙的成名作,并使其成为法国新小说派重要的作家之一。六十年代后期,他又发表了《豪华旅馆》(1962)、《历史》(1967)、《法尔萨卢斯之战》(1969)、《事物的教训》(1975),其作品多以战争题材为主。

  1981年西蒙的近作《田园诗》,描写的是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西蒙的作品不注重情节的连续性,试图从互不关联的写法入手。时间、背景随意跳动交叉,小说的语句尽管冗长,但经反复推敲、润色,仍嫌晦涩费解。他的作品在中国尚没有译介。

  第一位非洲人登台

  ——1986年获奖者:[尼日利亚]渥里·索因卡(wole Skyinka)

  1986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尼日利亚剧作家渥里·索因卡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是一位“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意般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的多方面才能的作家。索因卡的获奖,不仅填补了尼日利亚国家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中的空白,而且是整个非洲地区第一位荣耀的登台人。

  索因卡于1934年7月13日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一个教会学校督学的家庭。在伊巴丹大学求学时开始写诗,以后转到英国利兹大学攻读文学,毕业后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任剧本编审。皇家宫廷剧院是五十年代英国戏剧活动的中心,当时初露头角的剧作家约·奥斯本、阿·威斯克、塞·贝克等人的早期戏剧都是在这里首演的。索因卡有机会观摩了许多名剧的导演和舞台设计,自己也参加演出和导演。1960年,索因卡回到尼日利亚,周游全国,研究民间文艺,把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等结合起来,开创了用富有非洲乡土气息的英语演出的西非现代戏剧。他先后组织了由教员、公务员业余演出的“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专业的“奥里森剧团”,在极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亲自筹资、编导、排演,使许多非洲新剧得以和观众见面。所以,有的评论家说,即使他自己一个剧本也不写,索因卡的名字也会永远铭刻在尼日利亚的戏剧史上。

  索因卡的创作生涯在头十年是一帆风顺的。二十四岁时他的剧本《沼泽地居民》、《雄狮和宝石》就在伦敦和伊巴丹上演。短短几年,他一跃而为非洲最著名的剧作家。1960—1967年,他接连创作并上演了剧本《森林之舞》(1960)、《裘罗教士的考验》 (1960)、《强种》(1964)、《孔其的收获》 (1965)、《路》(1965)等,还在尼日利亚首演了其他著名非洲剧作家的名剧,对独立后非洲民族戏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67—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索因卡被军政府逮捕入狱,一度杳无音信,甚至传说他已经不在人世。内战后出狱。此后的作品有《狱中诗抄》(1969)、《人死了——狱中笔记》 (1972)、《死神和皇帝的骑兵》(剧本,1971)、《暗无天日的年月》(长篇小说,1973)、《阿凯》(童年回忆录,1981)等。

  索因卡大部分作品的特色是幽默和讽刺。一次,有人问他:“你好象有三顶帽子: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回答说:“不错,不过还不止三顶。你遗漏了我第一顶最最前面的帽子。我首先戴的是人的帽子。”在另一个场合,索因卡还说过:“我的始终不渝的宗教信仰是人的自由……我的写作越来越多地针对那些压迫人的皮靴——不管穿它的脚是什么肤色的——为了个性的自由而斗争。”这些话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创作。索因卡的早期创作偏重喜剧,他在伦敦创作的三个剧本 《雄狮和宝石》,通过主人公美丽的村姑之口讽刺三、四十年代尼日利亚一批认为“月亮也是西方好”的青年人。

  《新发明》讽刺南非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愚蠢。《裘罗教士的考验》写了一个机灵的江湖传教士巧妙地利用社会上各种人不同的心理进行诈骗。索因卡1960年回到祖国后,作品风格上有一些变化,单纯的、轻松明朗的喜剧让位给寓意较为复杂的、手法有时是隐晦的讽刺剧。《孔其的收获》不指名地讽刺一个非洲国家的小独裁者的专制暴虐,主题思想是明白易懂的。可是在《路》和《疯子和专家》里,荒诞的倾向就显得非常突出,以致不少西方评论家拿他和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代表贝克特类比。在《路》里,尼日利亚的道路凶险叵测,多少本领高超的司机在“路”上丧生,主人公怪老人白天在汽车站摆摊为司机们伪造驾驶执照,黑夜在教堂墓地踯躅,与鬼魂为伍;哪里有车祸,他就拿了放大镜赶去勘察,想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破纸碎片上寻找说明生死真谛的“启示”。《疯子和专家》写父子俩经过战争洗礼回到家乡。儿子战前是外科医生,现在当了情报处长,从救死扶伤的医生变成了钉梢的“专家”,一回家就派了四个残废人去监管他的父亲。而父亲在收到儿子从前线寄回的一封信后,曾特地赶到前线去宣传他的各种主张,如吃人肉合法,不吃人肉是浪费等等。这些荒诞的作品是当时尼日利亚和非洲社会和政治的曲折反映。

  索因卡的诗歌也很出名,烩炙人口的有讽刺诗《电话里的一次谈话》。童年回忆录《阿凯》被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副刊》评为1982年十二部最佳书之一。

  索因卡的创作很早就引起世界各国评论家们的注意,他善用英语写作和从事各种体裁的创作,大部分作品已译成各种文学。

  年轻而幸运的流亡作家

  ——1987年获奖者:[美国]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

  瑞典文学院曾分别于1933年、1958年、1970年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苏联三位“流亡作家”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1987年,瑞典文学院又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一位“流亡作家”——“持不同政见者”约瑟夫·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于1940年生于苏联列宁格勒。父母是犹太人。父亲曾在苏联海军中任职,后被革职,一家人主要靠母亲的收入为生。布罗茨基受到的全部正规教育是在十五岁之前。此后他便涉足社会,干过司炉工、船员、摄相师、地质勘探工等多种职业,还曾给验尸官做过助手。十六岁时,他为了读译米沃什的作品,开始在工余学习波兰语,两年之后便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语言,并于同年开始写诗。     1963年年底,布罗茨基因为没有固定职业,“用色情、堕落的诗毒害青年一代”而被捕,1964年被指控犯有“社会寄生虫”等罪被判五年劳改,并两度被送进精神病院。在劳改营,布罗茨基白天做苦工,晚上自学英语,读艾略特、叶芝、奥登、迪兰、托马斯、沃莱斯·斯蒂文斯等人的原作。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我很快活,因为我以前一直住在人来人往的寓所里……人在孤寂中生活是一件相当快活的事……”由于一些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艺术家联名上书请愿,布罗茨基在服刑一年多之后于1965年提前获释。此后,他一直在写诗、搞翻译,却很少在苏联发表作品,因而在国内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不过他的诗一直在诗人朋友间广泛流传。被布罗茨基尊为导师的阿赫马托娃曾说,布罗茨基在他同代诗人中最有趣、最有发展前途。布罗茨基被判刑一事在苏联文艺界是广为人知的,他也由此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几乎被看成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言人。他的头两部俄语诗集《长诗与短诗》(1965)、《荒野中的停留》(1970)就是在西方出版的,并且吸引了一些优秀的翻译家专译他的诗作。这无疑使他在国外的声誉远远地超过了他在国内的名气。1971年,布罗茨基收到两封邀请信,要他移居以色列,而他当时并无离开祖国的意愿。1972年,布罗茨基乘飞机到维也纳。在此停留期间,他有幸见到诗人奥登。奥登对他的诗歌非常赏识,帮助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安排了住校诗人的职务。此后布罗茨基一直生活在美国,1977年入美国籍。

  布罗茨基的独特经历很容易使人把他的诗歌同政治联在一起。尤其是他常在诗中流露出一种流亡意识,并自认为是一个天生的流亡者。早在离开苏联之前这一点就已见之于他的诗作之中。然而他又是讨厌别人称他为“持不同政见者”,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诗歌和政治的相通之处只有字母 ‘P’和字母‘O’。”可他又是西德出版的“文学、社会、政治和宗教”杂志——《大陆》的编委,该刊的政治倾向是不难看出的。从他的作品的内容来看,主要还是一些文学上的所谓带有普遍性的主题:爱情、宗教、艺术、死亡等等。当然,他的调子往往带有浓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对世界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布罗茨基在西方得到广泛承认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他那两本俄语诗集,尤其是他那首译成英文的早期诗《献给约翰·堂恩的挽歌》。这首诗从形式到内容,都充分表现出布罗茨基把握英国诗歌传统的深度和广度,这合乎英语读者的口味,出自布罗茨基之手更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1973年和1980年先后出版的两部英译诗集《诗选》(奥登为之作序)和《部分讲话》引起巨大反响,对布罗茨基的称赞几乎是众口一词。

  布罗茨基仅汲取了英国诗歌传统的精华是绝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他所推崇的苏联诗人之一曼德尔施塔姆曾称阿克梅主义为“一种对世界文化的渴望……”布罗茨基是一位倾向于阿克梅的诗人。在他的诗作中,这种渴望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渴望的根基主要还是俄语诗歌传统。由于布罗茨基主要用俄语创作,现代俄语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严谨的诗歌形式中谋求创新——也必然会影响他的诗风。他在赞美诗、挽诗、描述诗、叙事诗、抒情短诗等多种诗歌形式上表现出可以随意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艺,令人折服,读起来往往带有一股须半吟半唱的迷人味道。他用来构建诗歌的材料也非常新颖,几乎每一首诗中都有大量的、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的意象和隐喻。它们像符咒般的呓语,烘托出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并使之在诗的每一段中逐步升级、扩张,赋予普通事物以全新的含义。正如奥登所说:“像里尔克和艾略特一样,在布罗茨基看来,诗歌语言有如世界一样,具有同种程度的 ‘现实’,语言与现实往往交织一处。”

  布罗茨基的名字在中国由鲜为人知到广为人知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在世界文坛上,他似乎也是这样一举成名。

  1980年,波兰裔美籍诗人米沃什曾在一篇书评中写道:“不到十年,约瑟夫·布罗茨基便在世界诗坛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米沃什在讲这番话时恐怕只想到了布罗茨基的作品在西方的影响。然而七年之后,又是不到十年,布罗茨基取得了和米沃什一样的荣誉,获得了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86年以来获这项荣誉的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布罗茨基的世界性声誉现在可算是名符其实了。

  阿拉伯语作家的福音

  ——1988年获奖者:[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

  1988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埃及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获得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结束了阿拉伯语作家不曾得奖的历史,同时也表明,在欧美地区之外的作家在创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

  马哈福兹1911年12月11日生于开罗,父亲原来经商,后来当了公务员。马哈福兹自幼爱好文学,中学时代就开始练笔,1930年进入大学学习哲学。青年时曾写过诗和侦探小说。他的创作初期是历史小说阶段,写有《命运的嘲弄》等三部以法老时期历史为素材,曲折反映埃及人民要求独立的迫切愿望。其后以《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三部曲为标志的现实主义阶段,著有十多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从五十年代末以来,他的创作风格有了较大的转变,运用了象征主义、荒诞、表现主义、理念小说等多种手法,不断发展和变换艺术风格。迄今,他约创作了近三十部中长篇和十七部短篇小说集。

  马哈福兹称政治、信念和人是他作品的三轴,而政治是其中最主要的。他始终不脱离政治,对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干预意识。他以三部曲等著作开创了阿拉伯现代文学中同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潮流。数十年来笔耕不已,探索不止。

  《米拉玛尔公寓》发表于1967年。这是他改变早期传统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之后的代表作之一。它反映了埃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在1952——1962年土地革命时期对待革命的态度。全书共分五章,以七个主要人物中的四位的名字作为标题,其中阿米尔·沃吉迪占据了首尾两章。第二、二、四章依次为胡斯尼·阿拉姆、曼苏尔·巴希和赛尔罕·布海里。他们以第一人称介绍了自己的过去,又共同叙述发生在亚历山大城一个小公寓——实际上是埃及社会的缩影——的生活。过去的事因人而异,而现实是由不同的人站在各自的角度叙述,整个社会的特点越来越清楚,人物形象也渐趋丰满。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具有象征的意义,其中的主要人物、公寓的女佣泽赫拉实际上是代表埃及。有人指责作者攻击1952年埃及革命。作者反驳说,在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确有投机分子混入,他的任务是告诫人们要警惕投机革命者攫取胜利果实。他指出,在任何社会变革时期,都存在着投机分子。

  纳吉布·马哈福兹以自己的实践开创了阿拉伯小说的一代新风。他所写的一切都同埃及大地上的现实、人及其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被誉为埃及和阿拉伯联系现实的文学潮流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目光敏锐,善于抓住要害,每逢重要的社会转折时期,他均以作家的政治责任感和干预现实生活的勇气与魄力,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个人的见解。评论家们认为他的写作是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学”。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艺术特色十分突出。他擅长构思,在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汲取世界文学中的新的表现手法,但从不生搬硬套,而是结合本国实际和作品内容的需要,寻找最合适的表达方式。他采用过欧美等许多文学大师的艺术手法,同时也不鄙薄本国的文学遗产和传统形式,晚近时期更惨淡经营,努力探索小说民族形式。

  马哈福兹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以来,他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向读者奉献出近五十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其中有许多精采之作,他创作的数量之多。不但为阿拉伯文坛所仅见,在当代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少有的。我国现已出版他的三部曲: 《始与末》、《米达格胡同》、《小偷与狗》和《平民史诗》等多部作品。

  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埃及国内欣喜若狂。新闻界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他的获奖这件事。七十七岁的马哈福兹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给予他以高度评价。马哈福兹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辞。

  这是授予全体西班牙作家的荣誉

  ——1989年获奖者:[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e Cele)

  1989年10月19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以表彰其在西班牙战后文艺复兴中的卓越贡献。消息传出,塞拉本人向记者表示,“这是授予全体西班牙作家的荣誉,”并说至少有四五位同胞作家有资格像他一样获奖。这绝非谦词,而是由衷之言。事实上,世界文坛和舆论界普遍认为塞拉是西班牙战后“文学之车”的启动者,在其身后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与之比肩而立的优秀作家,是他们共同创造了今日为世界瞩目的西班牙战后文学的繁荣。

  所谓西班牙战后文学,主要指的是1936年——1939年的内战结束以后,到六十年代初“实验主义”兴起之前,约二十年间在西班牙居主流地位的小说。它可以说是在一片废墟中白手起家的。持续三年之久的内战和随之而来的高压统治,乃是西班牙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它不仅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造成了文化的断层。由于老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大批遭枪杀监禁或流亡国外,加之佛朗哥政权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国内文坛呈现一派萧条,最先于一片为“胜利者”哥功颂德声中唱出不和谐之音的就是塞拉(1942年发表中篇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继而则有拉福雷特、德利韦斯、马图特、阿尔德科阿等众多文学新人。他们大多出生于二十或三十年代,噩梦般的战乱经历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战后的社会现实更令他们感到窒息和极度失望,于是他们纷纷以种种方式挣脱检查制度的箝制,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认识诉诸笔端,形成影响几乎两代小说家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的文学主流。

  塞拉于1916年5月11日出生在西班牙西部加利西亚省小镇帕德隆。母亲兼有意大利和英国血统。塞拉幼年曾在英国生活,后回国定居马德里。大学时代,他攻读法律、哲学和医学,同时,开始文学创作。踏入社会后,曾从事多种职业,当过士兵、斗牛士、公务员、画匠、电影演员等,有丰富的生活体验。

  1942年,塞拉第一部长篇小说《巴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面世,引起西班牙国内外强烈反响。小说以自述形式描写农村青年巴斯库亚尔·杜阿尔特在恶浊的社会环境压迫下沦为杀人犯、被判处死刑的经过。塞拉运用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在小说中展示了大量使人感到可怕的残忍行为,因而被冠以“可怕主义”创始人的称号;但小说毕竟暴露了西班牙农村的愚昧和落后,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幻灭和绝望情绪,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风格的作品。1951年,塞拉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另一部重要长篇小说《蜂房》出版,又引起轰动。小说描写的是内战结束不久而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期的马德里下层社会。故事围绕着活动在一家小咖啡馆四周的芸芸众生展开,暗示这家咖啡馆像一个营营不息地骚动着的蜂房,它也就是整个马德里社会的缩影。

  塞拉最拿手的是长篇小说,但短篇小说也写得颇具特色,《不受赏识的艺术家》(1952)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风磨》(1955),作者巧妙地将“流浪汉”体小说的传统风格与现代的叙事笔法相融合,描述了西班牙战后“饥饿的年代”里马德里的小市民生活。故事中的那些小人物在贫困中迫于生计干起各种营生,有的甚至企图投机取巧、钻营名利双收的艺术行当,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小说全篇充满辛辣的讽刺,不肯放过哪怕一个揶揄的机会,这便是塞拉的,也是“流浪汉”体小说的典型风格之一。

  塞拉的创作领域广泛,涉足多种体裁。其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憩阁疗养院》(1943)、《小癞子新传》(1944)、《考得威尔太太和儿子谈心》(1953)、《圣卡米洛》(1969),短篇小说集《飘过的那几朵云彩》(1945)、《十一个有关足球的故事》(1963),以及诗歌、散文、剧本、游记等多种。

  由于文学上的杰出成就,塞拉曾多次获得西班牙各项重要文学奖金。

  拉丁美洲第五位获奖人

  ——1990年获奖者:[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uio Paz)

  瑞典文学院1990年10月11日宣布,墨西哥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因其文学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体现了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精神”,“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美洲文化、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为一体”而授予他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继米斯特拉尔(智利,1945)、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1967)、聂鲁达 (智利,1971)、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1982)之后的第五位拉丁美洲获奖人。

  帕斯于1914年3月31日出生在墨西哥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律师,曾出任墨西哥革命时期著名将领萨帕塔驻纽约的代表,母亲是西班牙人,后家道中落,青少年时期在经济拮据的生活环境中度过。

  帕斯曾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和墨西哥大学。十七岁开始文学创作,曾和一些文学青年创办《诗歌车间》等诗刊,并在上面发表诗作。稍后,赴当时西班牙语文学界著名人士云集的美国,潜心研究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开始对西班牙语美洲诗哥的继承与创新进行认真的思考,1937年,赴西班牙参加世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认识到诗歌不仅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感情和愿望,更应表达全人类的命运和理想。这一年,在法西斯飞机狂轰滥炸的恶劣环境下,出版诗集《在你明净的阴影下》。1945年,出任驻法外交使节,结识聂鲁达、萨特、加缪等著名作家。此后,又历任驻德参赞、驻印度大使等职。在此期间,不断变化创作思想,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以及中国的阴阳说、印度的佛教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从而形成帕斯诗歌的独特风格。

  1957年,其代表作长诗《太阳石》问世,震动国际诗坛,被认为是当今世界诗歌巨作。其他主要作品还有诗集《野生的月亮》(1933)、《人类的根源》(1937)、《石与花之间》(1941)、《在世界边缘》(1942)、《有限的自由》(1949)、《狂暴的季节》(1958)、《白》(1967)、《东山坡》(1969),散文集《孤独的迷宫》(1950)、《弓与七弦竖琴》(1957)、《门户朝向阳野》(1966),文学评论集《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或信念的陷阱》 (1982)等。帕斯还是一位勤奋的文学翻译家,曾将美、英、日、瑞典、印度、中国的著名诗人,其中包括李白、杜甫、王维、元稹的作品从英文译成西班牙文。由于文学上的成就,帕斯曾于1963年获比利时国际诗歌大奖,1980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特利文学奖,1981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南非女作家的荣耀

  ——1991年获奖者: [南非]纳丁·戈迪默(Nadine Cordimer)

  从1901年算起,诺贝尔文学奖已历经九十一年的历史,待到1991年来到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意外地飞越到南非,降落到六十八岁的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头上,这不仅是南非和作家本人的荣耀,而且使爱好文学与和平、主张种族平等的人的感到快慰。

  戈迪默1923年11月20日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省约翰内斯堡的一个矿山小镇斯普林斯。他的父母都是来南非定居的犹太人。戈迪默自幼喜欢读书,九岁便开始写一些诗歌和小故事,这些“作品”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儿童栏里。她十五岁时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成熟的短篇小说《明天再来》,此后不断发表新作。她的小说涉及南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她说:“从一开始,我就利用了我的背景,我过去写的一切都与我所知道的事物有关。” 1946年她去约翰内斯堡进入威特沃特斯兰大学。1948年她二十五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同时开始了一次短暂的婚姻生活,并生了一个女儿。1950年她的作品在几家美国刊物上发表后,反映强烈,美国出版商纷纷向她约稿。1952年美国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温柔声音》,1953年又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这标志着欧美文学界对她的重视。她从此主要靠笔耕为生。1954年她与商人莱因霍尔德·卡塞尔结婚,生下了儿子雨果。戈迪默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自从她出版第一本书以来,四十多年来平均每隔一年便出一本书。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六英尺土地》(1956)、《利文斯通的伴侣》(1971)、《小说选》(1976,获法兰西国际文学大金鹰奖)及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1958)、《尊贵的客人》、 (1971,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获布克奖)、《博格的女儿》(1979)和《天性使然》(1987)等。其作品曾迭获欧美文学大奖,她本人也曾被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和国际笔会副主席。

  戈迪默始终对现实生活倾注了莫大的注意力。她的作品主要展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带来的普遍恶果。在她看来,这个制度不仅否定了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毒化了全部人际关系,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白人种族中的大多数正直成员也无法正常地生活。她早期的作品贯穿了一种社会人道主义,这一时期写成的《陌生人的世界》(1958)就歌颂一种人与人友爱的理想。由于写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黑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危险,此书曾被南非当局查禁达十年之久。五十年代末,戈迪默曾在非洲全境广泛旅行,到过埃及和即将独立的比属刚果 (今扎伊尔)。这次旅行使她认识到,在非洲决定历史命运的是大多数黑人而不是少数白人。她善于把南非现实中的种种极度痛苦和矛盾溶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画像。比如在《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她刻画了一个反对革命的心烦意乱的地主。在《博格的女儿》中则描写了一位死于狱中的白人进步人士的女儿的遭遇。她说:我并不是在写种族隔离制,而是“写碰巧生活在那个制度下的人”。擅长心理活动的描写,对生活细节有一种巴尔扎克式的细腻观察,是戈迪默作品的一大特色。在种族主义猖獗的南非,她的作品不仅受到黑人的赞赏,而且得到许多白人的喜爱。戈迪默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自然变异》共分十九章,每章均有标题,下面又分成若干节。从故事发展上看,前六章主要描写女主人公海丽拉少年时代的生活;七至十二章主要描写海丽拉孤身进入社会后为谋生所作的努力以及因情人雷伊的牵连不得不离开南非而流亡,从而结识了大批南非浪亡的革命者,爱上了黑人革命领袖之一惠拉,结了婚,以惠拉被南非当局暗杀结束。最后七章描写成熟了的海丽拉在欧美及非洲为南非黑人解放事业奔走奋斗的经历。最后以她望着南非新国旗缓缓升起的场面结束,小说了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是戈迪默较有影响的代表作。

  戈迪默创作活动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她不再满足于直接逼真地描写现实,而是采取了一种被称为“预言现实主义”的手法。比如在1981年出版的《朱利的子民》中,她就讲述了在未来爆发的南非的全面种族战争中,一对开明的白人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依赖于一个从前的黑人仆人及其乡亲的故事。而她1987年出版的最新长篇《天性使然》,以一个白人女郎投身于黑人解放事业的故事为线索,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南部非洲社会与历史的全景画。她不仅写了过去和现在,而且写了在南非建立起一个黑人掌权的新的共和国的场面。评论界认为这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这本书被《时代周刊》评为1987年在美国境内出版的五本最优秀的严肃小说之一。

  多元文化作用的结晶

  ——1992年获奖者:[加勒比海] 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

  1992年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庆典,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指出,授予沃尔科特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的诗“大量散发光和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他获得这一世界性的殊荣,也可以说是多元文化作用的结晶。

  沃尔科特1930年生于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中的圣卢西亚岛。这个1979年才获得独立的岛国,面积六百余平方公里,人口十二万。沃尔科特本人有英国、非洲与荷兰血统,使用英语,多种文化在这里交叉,然而他的国家缺乏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于是,沃尔科特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精神分裂”者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是祸也是福。祸是没有祖先传给他固定的遗产;福是因此他可以不受羁绊地靠自己去定位。“沃尔科特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为他的文化环境定了位,并通过它们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是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语。

  在欧洲传统方面,沃尔科特崇尚希腊古典文化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传统,然而他并不以此为自己的家传衣钵。他笔下的“爱琴海”实际上是热带的加勒比海,他笔下的荷马与希腊英雄则是印第安巫师和加勒比海渔夫。同时,在他诗中也表现了他与非洲的血缘关系和反殖民主义的激情。

  我曾诅咒大英政权的喝醉的军官,在非洲与我爱的英语之间

  我该如何取舍?

  是背叛二者,不是把二者给我的都交还?

  我怎能面对屠杀而冷静?

  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

  沃尔科特终于成了一个“亚当”式的诗人,以为万物命名的气度和魄力去开创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的文化传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声音,也为世界诗歌作出了贡献。

  沃尔科特在诗风上不随俗,当诗趋于“反诗”而显得艺术性“式微”之际,作为“边缘诗人”的沃尔科特自行其是,独树一帜地表现出丰富华美的诗风,这是由诗歌语言、音乐因素、绘画因素的奇妙交织形成的。在语言上,他吸收了伊丽莎白时代古典诗的富丽与巧妙,而西印度群岛的多语言背景更加使其丰富多来;在音乐性上,他在格律诗已经过时的二十世纪使用因变体而现代化的格律写诗,大量采用半韵、偏韵和谐声,以丰富的音乐形成如歌如诉的律动感;而沃尔科特又是一位画家,尤以水彩画见长,他的诗与画一样,充满鲜明热带色彩与形象,使读者感到仿佛漫步于法国印象派的画廊。

  沃尔科特是一富于爱心的诗人,尽管异化主题、海难主题隐隐贯串在他的诗中,但他诗中同时又有一种生活的厚实感和韧性的活力,使人得以海难余生。

  沃尔科特出版的诗集有:《诗25首》(1948)、《给青年人的墓志铭:诗章 12》(1949)、《诗集》(1951)、《在绿夜里》(1962)、《诗选》(1964)、《海难余生》(1965)、《海湾》(1969),自传性叙事长诗《另一种生命》(1973)、《海葡萄》(1976)、《星苹果王国》(1979)、《幸运的旅客》(1984)、《仲夏》(1986)、《1948——1984年诗选》(1986)、《阿肯色的约言》(1987)。叙事长诗《奥梅罗斯》(1990)。最后这部诗长达七卷六十四章,是作者自己最满意的一部。此外,沃尔科特还有不少剧作。

  沃尔科特目前执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每年夏季则住在西印度群岛。

  闯进文学殿堂的“黑马”

  ——1993年获奖者:[美]托尼·莫里森

  Tony· Morrison(1931—)

  1933年 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以表彰她为繁荣美国文学所作出的贡献。

  莫里森是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奖金八十二点五万美元)的美国黑人,也是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获奖的第八位女作家。

  这位六十二岁的女作家出生于俄亥俄州钢铁城市洛雷恩,是一个佃农家庭四个孩子中的老二。

  她在197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最蓝的眼晴》而初露头角,不久便以作品中“史诗般的感染力,精练准确的对话和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深刻描写”蜚声美国文坛。她接着又发表《舒拉》、《所罗门之歌》、《黑婴》、《宠儿》和《爵士乐》等好几部长篇小说。

  莫里森在其1992年文集《在黑暗中表演:亲眼目睹和文学想象》中说:“我的工作要求我仔佃考虑,在我所处的一个充满性别歧视、色情和种族歧视的世界中,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女作家,我在写作时能有多大自由。我是以愉快的心情而不是失望的情绪来确定我的创作主题的。”瑞典文学院称赞莫里森是一位“钻研语言本身的”作家,“她要把语言从种族桎梏中解放出来”,“她用诗歌一样璀璨的语言写作。”

  莫里森在1988年获普利策小说奖,那是在她发表小说《宠儿》的一年以后,她在这部小说中展宽了现实生活和传奇中黑人世界的主题,这是她在1978年发表的《所罗门之歌》中首次描写过的主题。

  瑞典文学院说:“人们喜欢她无与伦比的叙事技巧。她在每本书里都使用不同的写作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瑞典文学院还说:“不管怎么说,给人留下持久印象的那种总是以充满幽默的态度表达出来的同情心、人道主义。”

  新闻媒介在预先猜测时没想到莫里森今年可能获奖。今天,她仍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课,自1989年以来她一直担任该校人文学教授。

  瑞典文学院把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与莫里森,以表彰她“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

  托尼·莫里森获奖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一位朋友在黎明前打电话把她叫醒,告诉她已获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

  她在接受本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一直忙于一部新小说,没有注意其它事情。在过去几年中,我已被提名为获奖候选人,但是被提名的候选人有一大堆。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获诺贝尔奖。我到二十九岁、三十岁时才开始写作。我年轻时并无具体的志向。我只是考虑要找一份工作。”她说,她认为最有意义的是,诺贝尔奖——世界上最高的文学奖——终于被授予一位非洲裔美国人。

  莫里林的出版商艾尔弗雷德·克诺夫所在的兰登书屋总经理艾伯托·瓦伊塔尔对本社记者说:“她确实受之无愧。”他还说,莫里森是一个富有洞察力、深沉和幽默的人,她的书在美国销路很好,现在销路肯定会更好。在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克诺夫的摊位上展出的唯一的莫里森作品是一盒录有她最新作品《爵士乐》的录音带。《爵士乐》是今年在德国出版的。

  莫里森还是一位散文作家和剧作家,现为美国普森斯顿大学人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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