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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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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3月22日

  星期三

  【冰点】“韩流”制造2006年03月22日

  本报记者 董月玲

  2005年的最末一周,我有机会去了一趟韩国,采访它的文化产业。

  大约在1997年,韩国提出“文化立国”,几年功夫,便快速成为世界第五文化产业大国,有人说这是一种“戏剧化的成功”。

  韩国的影视原先也不灵,拍出的东西没人看。但如今,韩剧的输出很厉害,韩国电影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达60%。这个冬季在韩国,有6部西方和韩国产的电影同时上映,在市场上较劲儿,表现出韩国电影现在的自信。

  他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其中发生了哪些事情?政府起了多大作用?文化人做了怎样的努力?韩国人到底是如何齐心协力地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推向世界?

  临走前,我用5号字打印出了几页纸的问题,但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就一个:韩国文化产业的经验是什么?

  在韩国,我采访了多位导演、制片人、投资商,走访了民间和半民间的机构,也见到了政府官员,他们是“韩流文化”的亲历者和创造者。

  “我就是要拍那些人们不太知道、但又很重要的历史人物”

  李丙勋: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的导演。我们是在一山市电视台里见的面。他正在摄影棚里加班加点地赶拍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薯童谣》。

  董:听说你拍了30多年的电视剧,以前拍和现在拍,有什么不同吗?

  李:上世纪70年代拍片子审查严格,有题材方面的限制。我是8年前开始拍历史剧的。年轻的时候,我是按照长辈们的要求选择题材,现在,我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拍连续剧的。

  1999年,我拍了古代名医许俊的故事,那个故事里涉及了古代“女医制度”,这个制度只有韩国才有。那时候人们很保守,贵族人家的女人生病了,是不能让男医生看的,因此有了这个制度。女医的地位低下,但医术高,她们只能看病,不能开药,这些事有历史记载。

  董:你怎么不拍皇帝剧?

  李:曾经拍过。许俊算是“中人”,到了大长今,我拍的就是贱人,最下层的人。

  董:拍哪种人收视率最高?

  李:还是大长今的收视率最高。大长今虽然出身卑贱,但她的才能高,达到了她那个行业的最高地位,成为女御医,是历史上惟一一位。

  现在是专业化的时代,人们很重视专业才能,能够达到专业上的最高水平和地位,是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所以,《大长今》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受到欢迎。

  董:有位中国演员批评《大长今》,说针灸明明是中国人发明的,《大长今》里说是韩国人发明的,你怎么看历史剧的真实性?

  李:首先我要说明,在《大长今》里没有说针灸是韩国人发明的,这是误解。中医是从中国传来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像《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书,一直流传到今天。

  早在开拍前5年,我就选择了“大长今”这个题材,我看了50多本相关的历史书,做准备。编剧一共读了100多本资料书。我们共同定了主题,选好一个点,然后边写边拍,她提前一两个星期写好剧本。

  关于真实性问题,我的电视剧里的故事,90%是虚构的。

  董:怎么才能让年轻人对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有兴趣?

  李:我的观众主要还是年轻人。《大长今》的故事背景是古代的,像古代的建筑、服饰、语言、场景等。但它的主题是现代的,反映人与人的关系和矛盾、人生的选择和困惑,以及亲情、爱情等,这也是现在的人要面临的问题。

  电视剧边拍边播,有时会根据观众的意见修改,比方说一个人物本来在第17集的时候死掉了,但是观众还想看,结果改在27集才死。以观众为主,以观众的需要为主。

  董:你用怎样的历史观,来拍历史剧?

  李:皇帝对国家来说是重要的,但有的平民人物在历史上也很重要。像中国,发明火药的人、发明造纸的人,显然比皇帝更重要。我就是要拍那些人们不太知道,但又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对民族有贡献,是很有才华的人,哪怕他们是平民百姓。

  “电影是给老百姓看的,由老百姓来评价就够了”

  金性洙:电影《武士》的导演,也是第一位与中国合作拍片的韩国导演。他所在的韩国综合艺术学院正在和北京电影学院做一个项目:中韩学生异地合作制片项目。他说希望通过这类活动“培养出能够主宰亚洲电影市场的专门人才”。

  董:你的《武士》在中国被砍掉一些,是吗?

  金:一开始,我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剧本写完后,我请了一些中国导演看,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电影拍好后,确实被砍掉了一点儿,对整部电影影响不大。但电影审查这个制度,对拍电影的人来说,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

  其实,这种制度对韩国导演来说并不陌生,也不觉得奇怪。我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拍电影的,那时候正是全斗焕时期,在学校拍学生运动是被禁止的,会被警察逮捕。

  我是上世纪80年代读的大学,那时上映的85%都是美国片。你就是去电影院看韩国片也不敢说,否则别人会奇怪地问:干吗看国产片,不看美国片?进入电影界后非常苦恼,如何拍好韩国的电影,如何突破?

  可是,10多年后的今天,韩国电影,已占国内电影市场的60%,我自己也感到是个奇迹!

  董:假如原来的审查制度依旧存在,韩国电影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金:我的长辈们,对电影审查制度已经没什么意见,习惯了。但我们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导演们,就不是这样了。

  我认为,电影是给老百姓看的,由老百姓来评价就够了。如果他们说我们的片子不行,我们就不拍了。监督审查的人,水平又不比老百姓高多少,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凭什么由他们来决定?

  我们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广大国民的支持。韩国电影发展到今天,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是政府主导,不是电影人主导,而是老百姓主导,即国民的力量。

  董:你参加过“光头运动”吗?

  金:参加了,当时有50多位导演剃了光头抗议。出于贸易利益的考虑,美国要求韩国政府再降低国产电影的放映比例,并许诺在资金上给予援助,政府同意了。当时国产电影只占25%,再降低,韩国电影就没法活了。这件事被韩国导演知道后,为保住原来的放映比例,发起了这场“光头运动”。政府说假如你们听话,同意降低比例,政府可以给你们投一大笔钱。导演们不要,说:千万别帮我!

  董:拍电影不缺钱吗,政府投钱不好吗?

  金:一旦接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我们再拍电影就可能受到限制。它只要保持原来的电影放映比例,就可以了。

  董:中国现在很支持国产电影,像《十面埋伏》上映时,电影院里都不放其他片子。

  金:韩国电影受欢迎,有些中国人理解为由于韩国政府的积极支持,我的看法不同。现在的原因,用韩国导演的话说是:日新又日新!

  日本、香港的电影为什么不行了?比如说香港电影,一部片子火了,导演就会拍续集,甚至拍续一续二续三。当然,一部片子受欢迎,再拍续集,应该比较容易,也能很快挣到钱,这对导演来说确实是个诱惑。但韩国导演几乎不拍续集,即便一部片子票房很好,也不拍。

  虽然韩国电影占市场的60%,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韩国导演,并不感到轻松,一直很紧张,老是在想如何拍新的更有突破的电影。

  董:韩国电影现在在题材上,没有任何禁区?

  金:没有,完全没有题材上的限制,但韩国导演遇到了另外的难题。

  现在的观众跟以前不同,他们可以看的东西很多,不仅看录像带、DVD,而且通过新科技,比如网络接受更多信息。看的东西越多,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越高。假如一部电影10分钟之内抓不住观众,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或者让人猜到后边的内容,观众可能就不往下看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满足年轻人的已经变化了的快节奏的欣赏需求。电影市场在不断地变化,我们也必须跟着它改变。

  “中国的电影在韩国不受欢迎,是因为题材不丰富”

  金亨骏:韩国电影制作者协会会长,电影《实尾岛》的编剧。电影制作者协会是独立的民间协会,代表电影制作者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权益。目前有1500家电影制作公司为会员单位,韩国电影80%是由这个协会会员摄制的。

  董:现在韩国政府的电影配额、分级制度,会不会有损电影制作者的利益?

  金:不会。规定每年必须有106天上映国产电影,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与“影像物等级委员会”也没有矛盾,如果有分歧时,我们可以发表意见。像最近有部片子,有点问题,电影制作公司自己就剪了。你们刚才去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也常常听取我们的意见。

  董:在韩国,现在拍一部电影,需要走哪些程序?

  金:很简单。只要你有电影公司,就可以拍电影。拍完后,送到等级委员会分一下级,是15岁以上的人看的,还是18岁以上的人看的,分好级,就可以上市了。

  董:拍片的钱好找吧?

  金:除了投资商外,韩国有电影投资基金。他们根据剧本、导演、摄制公司的情况,决定投资。董:国外资金也可以投拍韩片吗?

  金:可以。

  董: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好像很少能看到韩国电影。

  金:2005年,通过正式渠道,进入中国电影院放映的韩国电影,几乎没有。

  我要特别说明一点,有人对“韩流”反感,说为什么你们老是出口,而不进口?我的一点看法是,外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在韩国不受欢迎,这是因为电影题材不丰富,故事简单,所以,不太适合韩国观众看。

  韩国电影一下子火起来,是从1996年开始的。那时宪法仲裁委员会判决审查制度违宪,没有法律根据,属于非法,因而被废除。电影人的创作自由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正是从1996年开始,电影人的创造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生死谍变》的票房,在韩国突破了《泰坦尼克号》,韩国电影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

  “以前就是审查,现在主要是为了保护青少年”

  李敬顺:韩国影像物等级委员会委员长。

  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分别由总统任命,或由艺术院院长推荐,身份是电影专家、社会名流、市民、学生及家长代表等。委员会下设电影、录像带、游戏等小委员会。委员们不拿工资。

  董:这个机构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

  李:是完全独立的专业机构,政府不能干涉。我们这个机构是1966年成立的,但过去的性质和今天的完全不同。以前军政府统治时期,不民主,主要的职能就是审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民主化后,这个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对影像物划分等级而已。

  董:涉及不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比如历史问题、政治问题?

  李:99%不涉及,不搞这种审查。董:那1%还是涉及?

  李:这是因为韩国的政治情况比较特殊,有南北朝鲜分裂问题。像上次有部卡通片,涉及朝鲜,有诽谤朝鲜的内容,有删剪。

  董:比如《太极旗飘扬》、《共同警备区》这类片子,也不用审查?

  李:这种题材的片子,现在完全没有问题。

  董:假如电影制作公司对你们分级的结果不满,怎么办?

  李: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剪一下,再申请;二是向上一级委员会提出仲裁。我们不强迫,也没有权力剪片子。

  董:分等级时,比如说色情,到什么程度,就会被认为可能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有标准吗?

  李:等级分为15岁以上可看的和18岁以上可看的。像暴力性,如果场面非常残忍,有粗话、脏话的不行;色情方面,根据身体裸露程度,做爱场面等情况来划分。

  董:但不让看的片子,小孩子看了,谁来处罚?

  李:电影分级后,如果电影院违法了,由警察来管。

  董:你们说不能看,但观众觉得可以看,与观众有矛盾了,怎么办?

  李:这种事情几乎没发生过。家长们往往要求严格些,电影公司希望放宽些。我们委员会的组成一半是专业人士,另一半是观众代表。

  “中国编剧写的作品,现实性强,缺乏商业性”

  申铉泽:从事影视业20年,三和影视制作公司董事长。

  三和公司是韩国最早拍摄电视连续剧的公司之一,已制作并播出了2000多个小时的电视连续剧。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韩剧《爱情是什么》、《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明成皇后》,都是这家公司投拍的产品。

  由于对韩国大众文化的了解和所做的工作,他被政府任命为“亚洲文化产业交流基金会”董事长。

  申:昨天,是中国文化院在韩国成立一周年,我们都去祝贺了。

  很早以前,我就通过中国的进出口公司,引进了20多部中国电影,包括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作品。这些电影的上映,让韩国观众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电影。

  董:你怎么看中国的影视业?

  申:中国电影的艺术性很强,导演水平也很高,但不是大众片。现在,韩国从事影视业的人很难进入中国市场。比如说,中国的公司买了看好的韩剧,但回去后找不到机会播,播不出来,又退回来了。

  我们亚洲是一个大家庭,应该共同协作,但进入中国的文化市场很难,相互交流还有一定的障碍。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但在文化上还有所限制。就两国文化交流看,眼下的情况不太理想。

  董:你们公司,拍出了不少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拍电视剧,你有什么诀窍吗?

  申:拍电视连续剧的核心人物是编剧,一定要认识到编剧的作用。韩国电视连续剧在选择题材上,适合东方人的口味,相对亚洲其他国家超前一步。

  董:你认为,中国影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申:中国电影,从导演、演员上讲,比韩国高一些,像章子怡、巩俐等已经是世界级的名星了,而韩国演员的名气要差一些。中国的导演好、演员也好,这种水平的国家该怎么做呢?

  就我个人的经验看,中国编剧水平挺高的,现实主义、写实的作品多,但缺少幻想的东西,而韩剧是比较感性的。再比如说,中国电视剧一个场面拍的时间很短,细节表现不够充分,很快就过去了。另外历史题材太多,显得单调。

  能否拍出好作品,我很看重编剧。一定要有好剧本,它决定电视剧能否成功,所以,我个人非常重视编剧。2005年,我们基金会在北京、上海举办了中、日、韩三国编剧研讨会,今年还准备搞。多一些沟通交流,目的是使电视剧更加亚洲化。

  董:2006年还有什么打算?

  申:有中国同行给我出主意:我们合作吧,我们合拍电视剧。问题是,中国编剧写的作品,现实性强,缺乏商业性,导演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想跟我合作的中方提出,编剧、导演、化妆师等由韩方提供,演员、设备等由中方提供。2006年我很想尝试合拍一部电视剧,由韩国编剧写出剧本,再请中国作家改成适合中国观众口味的剧本。

  文化交流不是单方面地宣传自己国家的文化,而是与对方交流沟通,互利互惠,达到双赢的目的。要寻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点,创造出新的东方文化。再说得直接点,就是希望两国影视人能共同携手,赚世界的钱。

  “文化产生的影响力,不是光用金钱能够衡量的”

  金荣缵:希杰集团媒体株式会社战略计划部部长。“希杰”本是一家老牌食品企业,生产“大喜大”等系列产品。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转投媒体娱乐产业,曾向美国的“梦工厂”投资3亿美元,在韩国收购了9个电视频道,内容涉及有线电影、纪录片、动画、体育、音乐、生活等,还参与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经营的连锁电影院占韩国的20%,投资拍摄过《我的野蛮女友》等影视作品。

  金:媒体娱乐产业,是21世纪的热点产业。韩国的媒体娱乐产业每年以30%~40%的速度增长着。但在韩国,它的发展开始趋于饱和,所以,我们要打开世界市场。

  我们在上海运作的电视购物非常成功,但在北京不是很顺利。在中国,开展媒体娱乐产业,政府有不少政策限制。

  董:具体是什么限制?

  金:首先,我们成立外商法人媒体娱乐公司就受到了限制,在北京成立分公司,我们整整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制作节目上,在中国还必须有版权许可才能拍摄,要找到一家中国公司合作,我们才能制作……

  董:既然受限制,你们还想做下去吗?

  金:我们特别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虽然现在有许多限制,但是,我们会从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它,我们可以等待。

  在日本,在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我们的业务开展得都很顺利,只是越南有一点限制,但也没有像中国内地这样严。

  董:既然进来了,你们打算在中国怎么干?

  金:我们原来想在中国拥有自己公司的电视频道,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把业务重点放在节目制作上,比如投资拍电影、电视连续剧,电影院的建设经营等。

  现在,我们已经在越南投拍了一部百集电视连续剧,编剧、技术人员由韩方提供,演员是当地的。但与中方合拍电视剧的计划还十分遥远。我们也曾想要制作一些娱乐性节目,但是也有困难,首先要得到许可,剧本、样本带都要送去审查。

  董:对中国市场有了一定了解后,你觉得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关键在哪儿?

  金:10多年以前,韩国也曾十分流行香港地区和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但是现在,电影市场60%放的是韩国产的电影,电视台主要时段播的也都是韩国自己制作的节目。

  中国不仅制作费用低,而且有很多好题材、好故事。如果政策许可,中国和韩国完全可以合作,共同开发这些人文内容,制作出受欢迎的节目来。而且,就韩国的经验看,文化产生的影响力,不是光用金钱就能够衡量的,它可以带动和影响其他产业和其他方面。

  假如中国也能制作出好的文化产品,我想也会在世界上刮起“中流”的。

  “政府总是限制,显然不行了”

  禹种植:韩国游戏产业院院长。

  游戏产业院的办公地点选得挺有意思,是在一座大型百货商店的楼上。在这家商店里,就有一间大大的游戏厅。一见面,他就乐呵呵地说:“要想采访游戏产业,得先玩玩游戏啊。”

  董:2005年,韩国的游戏产业赚了多少钱?

  禹:国内市场的产值是5兆韩元,相当于50亿美元。

  董:在文化产业里,是不是游戏产业最挣钱?

  禹:可以这么说。它比影视和音乐的总和,高出2.5倍。在韩国,网络游戏占50%,其他还有游戏厅游戏、手机游戏等。

  董:政府对游戏产业出台过什么支持政策?

  禹:游戏产业发展起来,不是政府支持的原因,是民间自己发展起来的。

  一开始,政府对游戏产业不重视,也不承认。1999年,游戏产业发展起来了,火起来了,政府预见到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开始重视,成立了游戏产业院。

  董:游戏产业院都做些什么?

  禹:不一定给企业钱,他们有时需要一个国家的名分,举办国际电子竞技比赛;我们对优秀企业,哪怕是小企业,进行咨询,帮助它们与国外联系,介绍合作项目;向政府反映企业的意见、需求,以便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搞教育培训,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2005年以前,关于游戏方面的政策,政府出台的都是消极的、限制性的,不允许企业做什么,比如进入游戏厅者年龄登记制度等。到2005年以后,政府的态度才开始转变,变为积极支持、鼓励游戏产业发展。

  董:以前,政府干吗消极?

  禹:因为政府要保护青少年。

  董:现在不保护了?

  禹:韩国的任何法律都重视保护青少年。关于游戏产业的法律过去几乎没有,2005年才提交了《游戏产业振兴法》,现在还在审议中。有了法律,政府才可以正式帮助这个产业发展。

  保护青少年与振兴产业不矛盾。政府不应该通过干涉企业来保护青少年,而是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制定出行业准则,用守则和行业自律来保护青少年。

  董:你们有没有设置“防沉迷系统”,游戏玩到一定时间,“啪”地就自己停了。

  禹:政府是不能这么干的。青少年玩的时间过长是个问题,但法律不能限制、规定一个人玩多长时间。如果民间公司开发类似“防沉迷系统”的产品,政府支持。

  董:过去,政府态度消极,民间也发展起来了。现在政府帮不帮,又能怎样?

  禹:一开始,政府看到这个产业的前景后,曾经想插手这个行业,比如成立了文化广播局。但插手市场时,用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名分,即我们应该保护青少年,而不是帮助企业来发展市场,是监督、限制。这样就有了矛盾,怎么办?政府总是限制,显然不行了。

  后来政府意识到只能发展这个产业,但又面临一个问题:政府要帮助的话,必须依照法律去做,不然你有什么依据?所以,先要通过正式的法律才行。

  董:企业愿意你们帮吗?

  禹:迄今为止,政府都是以限制为主;从现在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帮助,企业应该是欢迎的。

  全球游戏产业总产值是每年700亿美元,韩国现在只占50亿,比例不大。《游戏产业振兴法》通过后,希望扩大比例,能排进世界前3位。

  董:中国人有来访问游戏产业院的吗?

  禹:很多,有几百人吧,差不多各省文化部门的人都来过了。

  2005年,韩国游戏产业出口是3亿美元,中国占30%。进口的中国游戏产品,目前在韩国还不太受欢迎,不太合乎韩国人的口味。游戏的内容很重要,一定要有趣,这样才能吸引人玩下去。

  “韩国文化产业是民间自己发展起来的”

  柳炳赫:韩国文化观光部文化产业政策课课长。

  董:在韩国,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排第几位?

  柳:其实,文化产业在国内经济规模中没占多少,出口更少,赚的钱其实也不是最多的。但政府为什么还很重视文化产业呢?关键在于它的影响和意义。通过文化产业,使韩国与其他国家有交流的窗口和桥梁,介绍韩国,让世界对韩国有印象,并不是以赚钱为主要目的。

  董:韩剧里头几乎没坏人,重视家庭伦理,人与人的关系也挺和谐,感觉韩国没有什么社会问题和矛盾,这是不是政府倡导的?

  柳:首先,政府不可以插手文化产业的具体运作。比如,不可以干涉电视剧、电影的拍摄、制作。其次,电视剧与现实有没有距离呢?可能是会有的,电视剧本身不是反映现实的,里边有虚构、理想的成分,比如追求梦幻的爱情、美满的家庭生活等,它反映的是老百姓想要过的日子。

  董:在中国听到的一种说法是,韩国文化产业发展快,是因为政府支持的结果,比如出台一些政策。但到了韩国,听到的却是另一种说法,认为不是政府帮助的结果,而是由民间主导,形成和发展了文化产业。

  作为政府官员,你的看法是什么?

  柳: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文化产业不是政府帮助发展起来的,而是民间自己发展起来的。韩国的文化产业,看上去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其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处于萌芽状态。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政治体制发生转变,社会民主自由,国民的参与性得到大大发挥。

  董:你刚才说,政府可以劝告制造游戏的公司减少暴力游戏,假如企业不听劝告怎么办?你们的文化部门有没有什么执法权,比如查抄、没收?

  柳:我们希望有权力,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笑)。

  我们没有执法权,也没有强制措施,我们只有个“影像物等级委员会”,给影视片、电子游戏分分级而已。文化观光部的职责是为国民服务,也就是如何更好地让国民享受到文化带来的福利。

  

  2006年3月22日

  星期三

  【冰点】“韩流”制造2006年03月22日

  本报记者 董月玲

  2005年的最末一周,我有机会去了一趟韩国,采访它的文化产业。

  大约在1997年,韩国提出“文化立国”,几年功夫,便快速成为世界第五文化产业大国,有人说这是一种“戏剧化的成功”。

  韩国的影视原先也不灵,拍出的东西没人看。但如今,韩剧的输出很厉害,韩国电影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达60%。这个冬季在韩国,有6部西方和韩国产的电影同时上映,在市场上较劲儿,表现出韩国电影现在的自信。

  他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其中发生了哪些事情?政府起了多大作用?文化人做了怎样的努力?韩国人到底是如何齐心协力地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推向世界?

  临走前,我用5号字打印出了几页纸的问题,但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就一个:韩国文化产业的经验是什么?

  在韩国,我采访了多位导演、制片人、投资商,走访了民间和半民间的机构,也见到了政府官员,他们是“韩流文化”的亲历者和创造者。

  “我就是要拍那些人们不太知道、但又很重要的历史人物”

  李丙勋: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的导演。我们是在一山市电视台里见的面。他正在摄影棚里加班加点地赶拍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薯童谣》。

  董:听说你拍了30多年的电视剧,以前拍和现在拍,有什么不同吗?

  李:上世纪70年代拍片子审查严格,有题材方面的限制。我是8年前开始拍历史剧的。年轻的时候,我是按照长辈们的要求选择题材,现在,我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拍连续剧的。

  1999年,我拍了古代名医许俊的故事,那个故事里涉及了古代“女医制度”,这个制度只有韩国才有。那时候人们很保守,贵族人家的女人生病了,是不能让男医生看的,因此有了这个制度。女医的地位低下,但医术高,她们只能看病,不能开药,这些事有历史记载。

  董:你怎么不拍皇帝剧?

  李:曾经拍过。许俊算是“中人”,到了大长今,我拍的就是贱人,最下层的人。

  董:拍哪种人收视率最高?

  李:还是大长今的收视率最高。大长今虽然出身卑贱,但她的才能高,达到了她那个行业的最高地位,成为女御医,是历史上惟一一位。

  现在是专业化的时代,人们很重视专业才能,能够达到专业上的最高水平和地位,是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所以,《大长今》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受到欢迎。

  董:有位中国演员批评《大长今》,说针灸明明是中国人发明的,《大长今》里说是韩国人发明的,你怎么看历史剧的真实性?

  李:首先我要说明,在《大长今》里没有说针灸是韩国人发明的,这是误解。中医是从中国传来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像《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书,一直流传到今天。

  早在开拍前5年,我就选择了“大长今”这个题材,我看了50多本相关的历史书,做准备。编剧一共读了100多本资料书。我们共同定了主题,选好一个点,然后边写边拍,她提前一两个星期写好剧本。

  关于真实性问题,我的电视剧里的故事,90%是虚构的。

  董:怎么才能让年轻人对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有兴趣?

  李:我的观众主要还是年轻人。《大长今》的故事背景是古代的,像古代的建筑、服饰、语言、场景等。但它的主题是现代的,反映人与人的关系和矛盾、人生的选择和困惑,以及亲情、爱情等,这也是现在的人要面临的问题。

  电视剧边拍边播,有时会根据观众的意见修改,比方说一个人物本来在第17集的时候死掉了,但是观众还想看,结果改在27集才死。以观众为主,以观众的需要为主。

  董:你用怎样的历史观,来拍历史剧?

  李:皇帝对国家来说是重要的,但有的平民人物在历史上也很重要。像中国,发明火药的人、发明造纸的人,显然比皇帝更重要。我就是要拍那些人们不太知道,但又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对民族有贡献,是很有才华的人,哪怕他们是平民百姓。

  “电影是给老百姓看的,由老百姓来评价就够了”

  金性洙:电影《武士》的导演,也是第一位与中国合作拍片的韩国导演。他所在的韩国综合艺术学院正在和北京电影学院做一个项目:中韩学生异地合作制片项目。他说希望通过这类活动“培养出能够主宰亚洲电影市场的专门人才”。

  董:你的《武士》在中国被砍掉一些,是吗?

  金:一开始,我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剧本写完后,我请了一些中国导演看,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电影拍好后,确实被砍掉了一点儿,对整部电影影响不大。但电影审查这个制度,对拍电影的人来说,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

  其实,这种制度对韩国导演来说并不陌生,也不觉得奇怪。我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拍电影的,那时候正是全斗焕时期,在学校拍学生运动是被禁止的,会被警察逮捕。

  我是上世纪80年代读的大学,那时上映的85%都是美国片。你就是去电影院看韩国片也不敢说,否则别人会奇怪地问:干吗看国产片,不看美国片?进入电影界后非常苦恼,如何拍好韩国的电影,如何突破?

  可是,10多年后的今天,韩国电影,已占国内电影市场的60%,我自己也感到是个奇迹!

  董:假如原来的审查制度依旧存在,韩国电影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金:我的长辈们,对电影审查制度已经没什么意见,习惯了。但我们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导演们,就不是这样了。

  我认为,电影是给老百姓看的,由老百姓来评价就够了。如果他们说我们的片子不行,我们就不拍了。监督审查的人,水平又不比老百姓高多少,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凭什么由他们来决定?

  我们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广大国民的支持。韩国电影发展到今天,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是政府主导,不是电影人主导,而是老百姓主导,即国民的力量。

  董:你参加过“光头运动”吗?

  金:参加了,当时有50多位导演剃了光头抗议。出于贸易利益的考虑,美国要求韩国政府再降低国产电影的放映比例,并许诺在资金上给予援助,政府同意了。当时国产电影只占25%,再降低,韩国电影就没法活了。这件事被韩国导演知道后,为保住原来的放映比例,发起了这场“光头运动”。政府说假如你们听话,同意降低比例,政府可以给你们投一大笔钱。导演们不要,说:千万别帮我!

  董:拍电影不缺钱吗,政府投钱不好吗?

  金:一旦接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我们再拍电影就可能受到限制。它只要保持原来的电影放映比例,就可以了。

  董:中国现在很支持国产电影,像《十面埋伏》上映时,电影院里都不放其他片子。

  金:韩国电影受欢迎,有些中国人理解为由于韩国政府的积极支持,我的看法不同。现在的原因,用韩国导演的话说是:日新又日新!

  日本、香港的电影为什么不行了?比如说香港电影,一部片子火了,导演就会拍续集,甚至拍续一续二续三。当然,一部片子受欢迎,再拍续集,应该比较容易,也能很快挣到钱,这对导演来说确实是个诱惑。但韩国导演几乎不拍续集,即便一部片子票房很好,也不拍。

  虽然韩国电影占市场的60%,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韩国导演,并不感到轻松,一直很紧张,老是在想如何拍新的更有突破的电影。

  董:韩国电影现在在题材上,没有任何禁区?

  金:没有,完全没有题材上的限制,但韩国导演遇到了另外的难题。

  现在的观众跟以前不同,他们可以看的东西很多,不仅看录像带、DVD,而且通过新科技,比如网络接受更多信息。看的东西越多,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越高。假如一部电影10分钟之内抓不住观众,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或者让人猜到后边的内容,观众可能就不往下看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满足年轻人的已经变化了的快节奏的欣赏需求。电影市场在不断地变化,我们也必须跟着它改变。

  “中国的电影在韩国不受欢迎,是因为题材不丰富”

  金亨骏:韩国电影制作者协会会长,电影《实尾岛》的编剧。电影制作者协会是独立的民间协会,代表电影制作者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权益。目前有1500家电影制作公司为会员单位,韩国电影80%是由这个协会会员摄制的。

  董:现在韩国政府的电影配额、分级制度,会不会有损电影制作者的利益?

  金:不会。规定每年必须有106天上映国产电影,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与“影像物等级委员会”也没有矛盾,如果有分歧时,我们可以发表意见。像最近有部片子,有点问题,电影制作公司自己就剪了。你们刚才去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也常常听取我们的意见。

  董:在韩国,现在拍一部电影,需要走哪些程序?

  金:很简单。只要你有电影公司,就可以拍电影。拍完后,送到等级委员会分一下级,是15岁以上的人看的,还是18岁以上的人看的,分好级,就可以上市了。

  董:拍片的钱好找吧?

  金:除了投资商外,韩国有电影投资基金。他们根据剧本、导演、摄制公司的情况,决定投资。董:国外资金也可以投拍韩片吗?

  金:可以。

  董: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好像很少能看到韩国电影。

  金:2005年,通过正式渠道,进入中国电影院放映的韩国电影,几乎没有。

  我要特别说明一点,有人对“韩流”反感,说为什么你们老是出口,而不进口?我的一点看法是,外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在韩国不受欢迎,这是因为电影题材不丰富,故事简单,所以,不太适合韩国观众看。

  韩国电影一下子火起来,是从1996年开始的。那时宪法仲裁委员会判决审查制度违宪,没有法律根据,属于非法,因而被废除。电影人的创作自由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正是从1996年开始,电影人的创造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生死谍变》的票房,在韩国突破了《泰坦尼克号》,韩国电影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

  “以前就是审查,现在主要是为了保护青少年”

  李敬顺:韩国影像物等级委员会委员长。

  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分别由总统任命,或由艺术院院长推荐,身份是电影专家、社会名流、市民、学生及家长代表等。委员会下设电影、录像带、游戏等小委员会。委员们不拿工资。

  董:这个机构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

  李:是完全独立的专业机构,政府不能干涉。我们这个机构是1966年成立的,但过去的性质和今天的完全不同。以前军政府统治时期,不民主,主要的职能就是审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民主化后,这个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对影像物划分等级而已。

  董:涉及不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比如历史问题、政治问题?

  李:99%不涉及,不搞这种审查。董:那1%还是涉及?

  李:这是因为韩国的政治情况比较特殊,有南北朝鲜分裂问题。像上次有部卡通片,涉及朝鲜,有诽谤朝鲜的内容,有删剪。

  董:比如《太极旗飘扬》、《共同警备区》这类片子,也不用审查?

  李:这种题材的片子,现在完全没有问题。

  董:假如电影制作公司对你们分级的结果不满,怎么办?

  李: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剪一下,再申请;二是向上一级委员会提出仲裁。我们不强迫,也没有权力剪片子。

  董:分等级时,比如说色情,到什么程度,就会被认为可能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有标准吗?

  李:等级分为15岁以上可看的和18岁以上可看的。像暴力性,如果场面非常残忍,有粗话、脏话的不行;色情方面,根据身体裸露程度,做爱场面等情况来划分。

  董:但不让看的片子,小孩子看了,谁来处罚?

  李:电影分级后,如果电影院违法了,由警察来管。

  董:你们说不能看,但观众觉得可以看,与观众有矛盾了,怎么办?

  李:这种事情几乎没发生过。家长们往往要求严格些,电影公司希望放宽些。我们委员会的组成一半是专业人士,另一半是观众代表。

  “中国编剧写的作品,现实性强,缺乏商业性”

  申铉泽:从事影视业20年,三和影视制作公司董事长。

  三和公司是韩国最早拍摄电视连续剧的公司之一,已制作并播出了2000多个小时的电视连续剧。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韩剧《爱情是什么》、《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明成皇后》,都是这家公司投拍的产品。

  由于对韩国大众文化的了解和所做的工作,他被政府任命为“亚洲文化产业交流基金会”董事长。

  申:昨天,是中国文化院在韩国成立一周年,我们都去祝贺了。

  很早以前,我就通过中国的进出口公司,引进了20多部中国电影,包括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作品。这些电影的上映,让韩国观众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电影。

  董:你怎么看中国的影视业?

  申:中国电影的艺术性很强,导演水平也很高,但不是大众片。现在,韩国从事影视业的人很难进入中国市场。比如说,中国的公司买了看好的韩剧,但回去后找不到机会播,播不出来,又退回来了。

  我们亚洲是一个大家庭,应该共同协作,但进入中国的文化市场很难,相互交流还有一定的障碍。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但在文化上还有所限制。就两国文化交流看,眼下的情况不太理想。

  董:你们公司,拍出了不少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拍电视剧,你有什么诀窍吗?

  申:拍电视连续剧的核心人物是编剧,一定要认识到编剧的作用。韩国电视连续剧在选择题材上,适合东方人的口味,相对亚洲其他国家超前一步。

  董:你认为,中国影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申:中国电影,从导演、演员上讲,比韩国高一些,像章子怡、巩俐等已经是世界级的名星了,而韩国演员的名气要差一些。中国的导演好、演员也好,这种水平的国家该怎么做呢?

  就我个人的经验看,中国编剧水平挺高的,现实主义、写实的作品多,但缺少幻想的东西,而韩剧是比较感性的。再比如说,中国电视剧一个场面拍的时间很短,细节表现不够充分,很快就过去了。另外历史题材太多,显得单调。

  能否拍出好作品,我很看重编剧。一定要有好剧本,它决定电视剧能否成功,所以,我个人非常重视编剧。2005年,我们基金会在北京、上海举办了中、日、韩三国编剧研讨会,今年还准备搞。多一些沟通交流,目的是使电视剧更加亚洲化。

  董:2006年还有什么打算?

  申:有中国同行给我出主意:我们合作吧,我们合拍电视剧。问题是,中国编剧写的作品,现实性强,缺乏商业性,导演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想跟我合作的中方提出,编剧、导演、化妆师等由韩方提供,演员、设备等由中方提供。2006年我很想尝试合拍一部电视剧,由韩国编剧写出剧本,再请中国作家改成适合中国观众口味的剧本。

  文化交流不是单方面地宣传自己国家的文化,而是与对方交流沟通,互利互惠,达到双赢的目的。要寻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点,创造出新的东方文化。再说得直接点,就是希望两国影视人能共同携手,赚世界的钱。

  “文化产生的影响力,不是光用金钱能够衡量的”

  金荣缵:希杰集团媒体株式会社战略计划部部长。“希杰”本是一家老牌食品企业,生产“大喜大”等系列产品。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转投媒体娱乐产业,曾向美国的“梦工厂”投资3亿美元,在韩国收购了9个电视频道,内容涉及有线电影、纪录片、动画、体育、音乐、生活等,还参与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经营的连锁电影院占韩国的20%,投资拍摄过《我的野蛮女友》等影视作品。

  金:媒体娱乐产业,是21世纪的热点产业。韩国的媒体娱乐产业每年以30%~40%的速度增长着。但在韩国,它的发展开始趋于饱和,所以,我们要打开世界市场。

  我们在上海运作的电视购物非常成功,但在北京不是很顺利。在中国,开展媒体娱乐产业,政府有不少政策限制。

  董:具体是什么限制?

  金:首先,我们成立外商法人媒体娱乐公司就受到了限制,在北京成立分公司,我们整整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制作节目上,在中国还必须有版权许可才能拍摄,要找到一家中国公司合作,我们才能制作……

  董:既然受限制,你们还想做下去吗?

  金:我们特别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虽然现在有许多限制,但是,我们会从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它,我们可以等待。

  在日本,在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我们的业务开展得都很顺利,只是越南有一点限制,但也没有像中国内地这样严。

  董:既然进来了,你们打算在中国怎么干?

  金:我们原来想在中国拥有自己公司的电视频道,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把业务重点放在节目制作上,比如投资拍电影、电视连续剧,电影院的建设经营等。

  现在,我们已经在越南投拍了一部百集电视连续剧,编剧、技术人员由韩方提供,演员是当地的。但与中方合拍电视剧的计划还十分遥远。我们也曾想要制作一些娱乐性节目,但是也有困难,首先要得到许可,剧本、样本带都要送去审查。

  董:对中国市场有了一定了解后,你觉得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关键在哪儿?

  金:10多年以前,韩国也曾十分流行香港地区和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但是现在,电影市场60%放的是韩国产的电影,电视台主要时段播的也都是韩国自己制作的节目。

  中国不仅制作费用低,而且有很多好题材、好故事。如果政策许可,中国和韩国完全可以合作,共同开发这些人文内容,制作出受欢迎的节目来。而且,就韩国的经验看,文化产生的影响力,不是光用金钱就能够衡量的,它可以带动和影响其他产业和其他方面。

  假如中国也能制作出好的文化产品,我想也会在世界上刮起“中流”的。

  “政府总是限制,显然不行了”

  禹种植:韩国游戏产业院院长。

  游戏产业院的办公地点选得挺有意思,是在一座大型百货商店的楼上。在这家商店里,就有一间大大的游戏厅。一见面,他就乐呵呵地说:“要想采访游戏产业,得先玩玩游戏啊。”

  董:2005年,韩国的游戏产业赚了多少钱?

  禹:国内市场的产值是5兆韩元,相当于50亿美元。

  董:在文化产业里,是不是游戏产业最挣钱?

  禹:可以这么说。它比影视和音乐的总和,高出2.5倍。在韩国,网络游戏占50%,其他还有游戏厅游戏、手机游戏等。

  董:政府对游戏产业出台过什么支持政策?

  禹:游戏产业发展起来,不是政府支持的原因,是民间自己发展起来的。

  一开始,政府对游戏产业不重视,也不承认。1999年,游戏产业发展起来了,火起来了,政府预见到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开始重视,成立了游戏产业院。

  董:游戏产业院都做些什么?

  禹:不一定给企业钱,他们有时需要一个国家的名分,举办国际电子竞技比赛;我们对优秀企业,哪怕是小企业,进行咨询,帮助它们与国外联系,介绍合作项目;向政府反映企业的意见、需求,以便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搞教育培训,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2005年以前,关于游戏方面的政策,政府出台的都是消极的、限制性的,不允许企业做什么,比如进入游戏厅者年龄登记制度等。到2005年以后,政府的态度才开始转变,变为积极支持、鼓励游戏产业发展。

  董:以前,政府干吗消极?

  禹:因为政府要保护青少年。

  董:现在不保护了?

  禹:韩国的任何法律都重视保护青少年。关于游戏产业的法律过去几乎没有,2005年才提交了《游戏产业振兴法》,现在还在审议中。有了法律,政府才可以正式帮助这个产业发展。

  保护青少年与振兴产业不矛盾。政府不应该通过干涉企业来保护青少年,而是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制定出行业准则,用守则和行业自律来保护青少年。

  董:你们有没有设置“防沉迷系统”,游戏玩到一定时间,“啪”地就自己停了。

  禹:政府是不能这么干的。青少年玩的时间过长是个问题,但法律不能限制、规定一个人玩多长时间。如果民间公司开发类似“防沉迷系统”的产品,政府支持。

  董:过去,政府态度消极,民间也发展起来了。现在政府帮不帮,又能怎样?

  禹:一开始,政府看到这个产业的前景后,曾经想插手这个行业,比如成立了文化广播局。但插手市场时,用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名分,即我们应该保护青少年,而不是帮助企业来发展市场,是监督、限制。这样就有了矛盾,怎么办?政府总是限制,显然不行了。

  后来政府意识到只能发展这个产业,但又面临一个问题:政府要帮助的话,必须依照法律去做,不然你有什么依据?所以,先要通过正式的法律才行。

  董:企业愿意你们帮吗?

  禹:迄今为止,政府都是以限制为主;从现在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帮助,企业应该是欢迎的。

  全球游戏产业总产值是每年700亿美元,韩国现在只占50亿,比例不大。《游戏产业振兴法》通过后,希望扩大比例,能排进世界前3位。

  董:中国人有来访问游戏产业院的吗?

  禹:很多,有几百人吧,差不多各省文化部门的人都来过了。

  2005年,韩国游戏产业出口是3亿美元,中国占30%。进口的中国游戏产品,目前在韩国还不太受欢迎,不太合乎韩国人的口味。游戏的内容很重要,一定要有趣,这样才能吸引人玩下去。

  “韩国文化产业是民间自己发展起来的”

  柳炳赫:韩国文化观光部文化产业政策课课长。

  董:在韩国,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排第几位?

  柳:其实,文化产业在国内经济规模中没占多少,出口更少,赚的钱其实也不是最多的。但政府为什么还很重视文化产业呢?关键在于它的影响和意义。通过文化产业,使韩国与其他国家有交流的窗口和桥梁,介绍韩国,让世界对韩国有印象,并不是以赚钱为主要目的。

  董:韩剧里头几乎没坏人,重视家庭伦理,人与人的关系也挺和谐,感觉韩国没有什么社会问题和矛盾,这是不是政府倡导的?

  柳:首先,政府不可以插手文化产业的具体运作。比如,不可以干涉电视剧、电影的拍摄、制作。其次,电视剧与现实有没有距离呢?可能是会有的,电视剧本身不是反映现实的,里边有虚构、理想的成分,比如追求梦幻的爱情、美满的家庭生活等,它反映的是老百姓想要过的日子。

  董:在中国听到的一种说法是,韩国文化产业发展快,是因为政府支持的结果,比如出台一些政策。但到了韩国,听到的却是另一种说法,认为不是政府帮助的结果,而是由民间主导,形成和发展了文化产业。

  作为政府官员,你的看法是什么?

  柳: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文化产业不是政府帮助发展起来的,而是民间自己发展起来的。韩国的文化产业,看上去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其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处于萌芽状态。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政治体制发生转变,社会民主自由,国民的参与性得到大大发挥。

  董:你刚才说,政府可以劝告制造游戏的公司减少暴力游戏,假如企业不听劝告怎么办?你们的文化部门有没有什么执法权,比如查抄、没收?

  柳:我们希望有权力,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笑)。

  我们没有执法权,也没有强制措施,我们只有个“影像物等级委员会”,给影视片、电子游戏分分级而已。文化观光部的职责是为国民服务,也就是如何更好地让国民享受到文化带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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