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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狂飙:国家永恒(www.22shop.com)中国人的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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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管理行为,尽在掌握

管理是一门很奇妙的学问。说它是艺术吧,它却并不乏科学规律可循,而且今天的管理已经越来越倚重科学;说它是科学吧,你却找不出任何一条管理上的公式或定律能对全人类普遍适用。这使得很多中外管理者相当困惑:不管管理的手段多么高明,总有人不吃你那一套。其实,管理的特殊性归根到底跟管理对象的独特性有关。

管理的对象是人,这是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无论是天文地理也好,物理化学也罢,它们的研究对象最多无非是整个自然界。自然界万物的繁衍生息,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一条天文学或者物理学的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人”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人是最复杂的生物。人的心理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世上最难捉摸的,就是人心。当代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很发达,于是有人认为,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和成果,总能找到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吧,因此管理一定有方法。然而要知道,人的思维和行动要受经历、背景、环境乃至遗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种族的人群,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差异极大,怎么可能存在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管理原则呢?例如在西方已经很成熟的行为科学和组织理论,拿到中国来就未必管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管理者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未见有多大成效。看来身为中国人,还是得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道路。

针对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实施有效管理的困惑,以及系统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缺失,长期以来一直服务于国内经理人,并致力于探索开发本土化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的宝利嘉顾问团队,在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深入发掘研究,并对中西方管理特色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套《中国人管理》系列图书。本套书将从中国人的习俗文化、价值取向、行为偏好、为人处世风格、沟通特色、思维方式、谋略智慧等诸多方面分析探讨中国人管理的无穷奥妙;始终着眼于“管理”二字,以期能为中国的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管理之道。

《中国人的管理行为》就是本套书中的一本。这本书探索和研究的,是中国人作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他们在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人类管理行为的历史,已经有好几千年了。自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无时无刻不伴随着管理行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活动的历史,就是一部管理行为的历史。而就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而言,可以说他既是管理者,同时又是被管理者。企业要想有效实施管理,就必须了解每个成员的心理、行为特征,而这些,正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代管理学肇端于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发展至今,体系渐趋完备、框架日益成熟。我们目前的管理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西方的框架。例如,行为科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科学方法对人类行为作出系统的研究,自1956年以来,对管理的助益,十分显著。然而行为科学的许多结论,都是根据西方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特征而得出的,诚然有其科学性,但难免也会产生局限性。毕竟,专门拿西方人的行为来研究,只能够明白西方人的行为;这些结论,如何能用到中国人头上?如果身为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即使熟谙现代管理理论,却不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倾向、性格气质、言行特征,那还怎么能管好中国人?

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管理行为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并且中国人的行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明显和西方人大相径庭。因此对于管理中国人而言,如果仍然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食洋不化,那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但有人却认为:我们不需要刻意强调中国式管理,毕竟人的行为都是大同小异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看起来也差不多,都有着普遍的共性呀;在西方管用的那一套,想必也能适用于我们,照搬就是了。此话看似有理,但须知中国的风土人情,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管理,丝毫不容忽视。哪怕西方管理学“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既然到了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也得接受中国的改造。只有运用中国人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才会事半功倍。

但是,我们既然要辨析中国式的管理行为,那首先自然要明确,“中国人”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遵从中国式管理行为来行事呢?

我们这本书里所指的中国人,应该秉持孔子的立场:“凡是接受中华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依据而言行的人,不论其血统、出生地、国籍如何,都是中国人。”如果根本不重视中华文化,或是鄙视中华文化,不依中华文化而行的人,在这本书里,不把他们界定为中国人。

由此看来,要真正懂得中国式管理,就得先了解中国人的管理行为;要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征,还是先从中国文化入手吧。

宝利嘉管理研发中心

《宝利嘉文库》编辑部

陈克祥

2003年9月于北京大慧寺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1节 什么才能代表中华文化

我们这本书所要探讨的,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行为。如何针对中国人进行有效管理呢?首先当然要了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这样一来,有人就要问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还有诸多的少数民族,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乃至方言都大相径庭,各个地方的人的性格自然是不一样的,怎么能够一概而论呢?

但是我们要知道,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血脉相连。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传承,其影响早已蕴含在我们的血脉里。作为中国人,他的为人处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执行者和实践者。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性格,当然跟悠远绵长的中国文化息息相关。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铸就了中华民族淳厚内敛的民族性格和坚忍刚毅的民族精神。这一切都指导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处世态度,当然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对后世中国人的管理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人的管理行为,无一例外地要受到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 所以我们要探究中国人的管理行为,还先得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与特质。

中国文化的源流,斑驳庞杂,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但是既然要洞悉中国管理,就不能不先熟知中国文化。下面我们还是来仔细看看,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神奇的地方吧。

什么才能代表中华文化

身为中国人,我们了解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吗?说来也许令人汗颜,其实多数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对于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还是一知半解的。

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些外国友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目的就是要感受一下雄奇瑰丽的中华文明,领略一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该拿什么让他们开眼呢?

外国人下了飞机,驱车进入市区,北京的街景是他们第一眼接触到的景观。看看如今的北京,早已是一副国际大都市的气派,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宽阔舒展的街道、错落有致的街区,跟西方国家的城市建设毫无二致,哪里还见得到半点的古都风貌!要说跟国外相比最大的区别,无非就是满大街的中国人说着中国话而已,况如今,会洋话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外国人仅仅从这些景象中,能领略到中国文化吗?

当然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街景,外国人是不满意的,我们恐怕也会觉得遗憾。在北京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浓厚的地方,总该能找出一些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让老外见识见识吧。毕竟外国人崇尚科学思维、具有理性头脑,如果列举不出直观的、感性的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事物,他们岂能认账?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荣誉感,至少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我们不免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将祖宗传下的家底在外国人面前夸耀一番。

既然问题摆出来了,就得想办法解决。突然我们灵机一动,对了,何不带他们去看京剧呢?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乃中华所独有,尽善尽美、美仑美奂,一定能让老外们为之倾倒且陶醉。可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外国人在欣赏的时候诚然如醉如痴,但看过后却是一脸茫然:“这玩艺又精致又绚丽,可是我什么都没看明白呀。”我们听罢也只得苦笑一声,老实说,京剧连我们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看得明白,又怎么能苛求于外国人呢?

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突然想起来,中国的文物那么多,随便挑一件都能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下一步何不带他们去逛逛故宫博物院呢?那地方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一定能让老外流连忘返、叹为观止。

于是好容易等到第二天,大家匆匆来到故宫博物院。那些富丽堂皇、威严气派的宫宇殿堂和璀璨夺目、举世罕见的奇珍异宝确实让老外眼界大开,赞不绝口。听到他们的赞美,我们心中也难免得意洋洋。可是,老外们心目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国文化。于是他们指着一件青铜器谦虚地问道:“请问这个东西又反应了中华文化的什么特质呢?”我们想,中国文化蔚为大观,岂是这小小一件青铜器所能代表的,于是连忙摇头;老外还不甘心,又指着一套精美的大烟具虔诚地追问:“那这个玩艺总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了吧?”我们更加哭笑不得,这根本就是中华文明的糟粕嘛,怎么可以代表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呢?

就这样寻寻觅觅、问来问去,竟然找不出一件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的文物,弄得我们最后也信心全无。难道一向为国人引以自豪的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竟然找不出一桩具有说服力的代表性物品让老外心服口服吗?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2节 中华文化的特质:空无多有

经过前番的奔波劳顿与口舌之争,大家多少都感觉有些底气不足了。对于中华文化的感觉,可能会越发觉得虚无飘渺。是呀,就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很难列举出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质与内涵的事物,岂不愧对列祖列宗?于是外国人就会问了,既然找不到有说服力的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的东西,可见你们的文化听起来丰富多姿,实际上却是空无所有啊,看不见也摸不着,枉称有五千年文明史。有些外国人甚至干脆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说穿了就是饮食文化吧。我们承认在‘吃’的方面你们比西方人讲究,另外还有一些繁文缛节我们也未必学得来,至于别的就不一定谈得上了。”听到这些,我们能服气吗?

说实在的,如今人们的头脑,几乎都是崇尚实用的头脑,满脑子装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物。针对一个概念,如果有可以列举的例证装到头脑中,我们就会接受,反之则会怀疑。如果拿这样一个态度来审视中国文化,当然只会觉得它玄妙而且虚妄,好似空无所有一般了。其实中华文化的特质,如同茫茫的宇宙一般,看似空无、实则多有。

可能多数人对此不理解,既然“空无”,怎么会“多有”呢?我们不妨打一个比方,大家看一个玻璃杯,如果杯子空空,便能装入我们想要的东西;若是杯子不虚,哪里还装得进什么东西呢?按照老子的智慧,万物生于有,而“有”则生于“无”。表面上看起来空空如也的东西,其内在可未必空虚。

老子曾经有这样的高论:一个车轮有十三根辐条,可是中间必须空出来,才好安放车轴。中间空出来的地方,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可是正因为那儿什么也没有,才有放置车轴的用处。大家试想,如果自行车的轮子既无轴亦无辐,整个一实心磨盘,看看谁能骑得动!再如工匠盖房子,房子中间必须留有空间,人才能住进去。这个空间仿佛什么也没有,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什么也没有”的空间,房子就不叫房子了。正是这个空间,使房子具有了人们建造它时所要求的功能。事实上,房子的功能就在这个“空无”上。

讲了这么多“有”和“无”的辩证关系,我们可并不想把读者绕糊涂。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是非常重视“无中生有”这一论题的。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这里所指的“空”,不妨当“谦虚”讲,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保持谦虚的态度,才能够“空无多有”;而这里的“无”,也不一定就是虚无的意思,“无”可以看做“不执着”,即不一定如此,也不一定如彼。其实人们的形式往往会遇到“无可无不可”的情形,这使得我们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增加了很大的灵活性,使我们能变动,却又动而不乱,从而在动态中求取平衡。

从个人来看,任何人“谦虚”而“不执着”,便可能不断进步、永不停滞而且日新月异;从文化层面上来看,中华文化空无而不执着,更是有广大的“包容性”。因此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不但不排斥外来的文化,反而把外来文化妥善地融合起来,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3节 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文化从远古流传至今,从未间断过,这一切都有源可溯、有迹可寻、有据可考、有案可察。可以说,中国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的稳定性。在它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当然也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中发展,在既往中得以传承……

可以说,从远古到今天,中国文化虽然本质未移,但其表象的确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呢?时下倒是有一种很熟悉的说法: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科技时代,社会的变迁十分迅速。因此,时代不同了;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使得中国人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其实,自有人类以来,哪一个民族不是逐渐在改变?每一个民族,都必须随着时代进步,为了生存,势必要日新月异,经常有变化。

那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变了吗?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由此来看看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

根据传统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从先秦时期的三教九流、百家争鸣,直到如今我们国家随着改革开放大业,逐渐融入全球体系;而东西方文明在这个时候同样也在交流、碰撞,乃至于融合。可以说,中国文化一直都是处在发展、变异、继承、延伸之中。循着变化起伏的潮流,我们可以把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大段落:

创造时期

自孔子诞生到秦始皇统一(公元前551—前221年),为时约300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通称为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主流。儒家信仰仁义,主张柔术治天下;法家主张废礼而以法治天下,运用的是刚术。这两家都倡导以人力来管理,可称为人为主义者。道家信仰道德,主张无为治天下,清静无为、效法自然,可以称为自然主义者。墨家则主张以墨为道,所谓墨道就是尚同、兼爱、自苦、利人,倡导舍己救人、刻苦自励,可以称为苦行主义者。此外尚有农家主张看民并耕,以平等破阶级;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以世运定盛衰;名家主张辨名实、析物理、明荣辱;而杂家则并无自己的中心思想,只是折衷其他诸家思想为主张。

儒、道、法、墨虽各立门户,实则交互影响。一般认为儒、墨都重人治,不过儒重君子、墨重贤人。君子指德才兼备的人,往往带有贵族色彩,其品格亦偏重于崇法社会的道德;贤人则多为平民身份,其品格相当于服务的精神与实用的技术。前者重行为的动机,后者重行为的效果。法家重法治,以严刑重罚为主,不免刻薄寡恩。道家则重无为之治,厌弃法令,不尚贤能,以自然为理想。农家的态度近墨,而阴阳家的主张较近于儒。

因袭时期

自秦汉到宋元(前221—公元1367年),为时约1600年。因袭并不是完全模仿,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进展与改易。但因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远不如先秦那样富于创造精神,所以名为因袭。由于秦灭六国带来空前的巨变,把分割的封建改变为统一的郡县,将贵族的分权集中为君主的专制。于是墨家衰微,到汉武帝时已经失去“显学”的地位。汉初数十年中,儒、道、法互争雄长。秦始皇用法而抑百家,儒、道依然存在。汉武帝尊儒而黜百家,道、法还能生存。墨家独自没落,其最大的原因,在于不能及时修改师说以适应环境——论思想不如儒家,谈鬼神则不如阴阳家,又主张平民色彩,注定要被专制时代所消灭。

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脱不了儒、道、法三家的长期争战。法家在秦汉先盛后衰,儒家同样在汉魏先盛而后衰。道家在魏晋一度复兴,儒家在汉代只有独尊的地位却无法垄断全局。此后佛教东来,影响甚巨,但却始终没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流。

转变时期

自明初到清末(公元1360—1898年),为时约500年。其时正以西方“大航海时代”为肇端,渐渐地西风东渐。到18世纪中叶,国门洞开。海通之后,欧洲文化随传教士而来,使中国人心目中昔日大一统的“天下”突然变为世界列国之一,无疑带来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空前巨变。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得不有所因应而革故鼎新。

这一时期虽然包括明、清两朝,但是重大的转变,一直到晚清才出现。其时太平天国以反清复汉、奉天博爱、平等尚贤为主旨,本基督教义与民族思想,带来第一波的转变。由于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习惯,遭到传统势力的镇压;加之其领导集团内部蜕化变质,对于外来基督教义与固有中华文化都无深切的了解,“学西洋而未得其当强立国的真谛,攻旧习而反醉心于君主政治的恶举”,终告败亡。此后,戊戌维新掀起变法运动最惊人的一幕,希望兼用西洋的政教,可惜后来引起庚子义和团运动,遽而告终。直到辛亥年国民革命爆发,推翻满清帝制、建造民国,才产生了根本的转变。

成熟时期

这段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元1898—1949年),堪称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成熟时期。民国肇始以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中国治政的根本,逐渐开始顺应世界潮流。客观地说,中山先生可谓是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制造我们可以学会,也可以随时随地拿来使用;但如果像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全盘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因此中山先生主张“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就是希望我们用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哲学,采纳西方进步的管理工具与方法,开创中国式管理的光明大道。

发展时期

星移斗转,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经曲折,终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终于认识到:经济领域没壁垒,管理技术无国界;然而就文化层面来考察,东、西方各异,一度形成所谓“东、西文化冲突论”这一命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东、西文化各异,但并不乏相互间的融合与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方能彼此珍重,相亲而相敬。世界迟早要步入大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更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为此,作为中国社会的建设者和中华文化的发扬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并予以创新,并由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完成时代赋予中国人的使命。

铁证如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变,而且已经变了五千年,当然不会就此停下来,事实也不允许我们有所停滞。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历史的轨迹,明白我们演化的整个过程以及所处的阶段。我们所要做的,乃是顺着先哲们开创出来的大路,勇敢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4节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 压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人更喜欢夹在中间,既不愿领头,当然也不愿意殿后。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给国人带来的影响吧。

和谐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天地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与共生。这里的“天”,可以看做是原始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而这些原则和观念同时也是人心中所固有的。在这个层面上看,“天心”与“人心”是一致的;所以说,“顺天”必“应人”,“应人”即“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

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

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

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

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又圆满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因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益,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

但是,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带来进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和、化解掉。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便是这个“化”字,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

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似乎是马马虎虎把事情处理完毕,有草率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是透过良好的协议,先把事情分解成若干症结,然后逐一化解,才可能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就是中国人的“求和”思想。“求和”包括着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待人和气等几方面,性格上也就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依赖等特征。

另一方面,就中国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性格气质上历来都表现出求和的一面,“以和为贵”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所恪守的信条。所以世所公认,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民讲究谦恭礼让,从不好勇斗狠,时时刻刻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忘了一团和气。

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体现,一方面,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而西方人则推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是敌对力量。

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往而不利。《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和”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

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5节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2)

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

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教徒,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

通权变达

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十分推崇“权变”精神,而反对偏执迂腐、头脑僵化的做法。他举了如下的例子:中国虽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有“嫂溺叔援,权也”的说法。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和自己的嫂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不合礼仪伦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水、即将溺毙的紧急情况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而应果断地施以援手。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权变”观念。

中国人把这一套权变的理念归纳为四个字,即“执经达权”。这里的“经”指的是惯常的原则和制度,而“权”自然就是权变。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字之中。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变,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不敢稍加变达,也不能遇事毫无章法,甚至进行无原则的妥协。

乐天知命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风暴肆虐祖国大江南北,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过从这场危机中中国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态来看,多少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这场风波中并没有显得惊惶失措、人人自危,他们的心态倒是显得很乐观,并不认为非典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随便找个网上论坛看看上面的言论,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典型论调,正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人对这种心态大加贬斥,认为是一种消极蒙昧的“侥幸心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豁达开通的乐观主义精神。

多数中国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安排。这样一来,似乎很多人的主观努力,在天命面前,都是徒劳的。人们只要心安理得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义,上天就一定会善待你。这样的天命观,多少有些消极无为,常被人指责为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一些中国人遭到了打击以后,总喜欢首先把责任推到“天”的头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国人对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富贵、荣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还要争什么呢?

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乐天知命、顺乎自然之道,是他们人生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现实现象和现实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的一切活动,当然最好要遵从天命。

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相当浓厚,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每当事情遇到挫折,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计困住司马懿的大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天降一场大雨,顿时浇灭了进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希望。这个时候,孔明只得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话说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长叹一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天保佑;如果不幸失败了呢,还是要怪罪到老天头上,反正没自己什么事,让人觉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没成功的好借口。即使到现在,有些中国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往往也会大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挂在口头的“My God”似的。可是,就是老天再对不住你,你又能怎么样呢?还能把天捅个窟窿不成?要是真的触动了老天,那可不是好玩的。传说中倒是有一位神话人物共工,一气之下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地陷,结果引来了旷世浩劫,这就是人与天作对的结果。

但如果人们过于遵从天命,或者认为,反正一切都会有上天安排,自己的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的摆布的话,无疑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态度。而传统的中国人中,持这种心态者大有人在。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平或制度的黑暗,很少主动站起来要求改变(只有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爆发农民起义,这是特例,也是极端);只要不直接威胁生命,一切都可以忍受并屈从,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中国的老百姓当惯了“顺民”或“良民”,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祈祷上天能给他们带来一两个青天大老爷。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样的;或者期盼上天能降生一个好皇帝,能勤勉政务、体恤万民;或者又期望能出现豪侠义士主持公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总之,他们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总希望能发现什么“救世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中国的老百姓,最顶礼膜拜的,不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不是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可见他们的精神寄托何在。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6节 社会化性格

社会化性格又称为社会取向性格,是指个人心理上表现出来的一种依循于社会和他人的态度而做出反应的性格。例如有些人过于看重社会或者旁人对自己的看法,一言一行都尽量合乎社会的标准、遵循社会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没有独立的自我价值判断,个人的道德观建立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基础上。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直到今天,对中国人来说,社会的观念仍然严重影响着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思想、看法和见解总是努力和社会相一致,个人的行为总是尽力在社会所能理解和允许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中国人的个性中所反映出来的典型的社会性。

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是普遍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就是这种性格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人总是以社会的眼光来评价自己,即以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因而,多数中国人总是尽量让自己的行为能让别人瞧得起,而不顾这么做自己是否舒坦。这样一来,好像大多数中国人在世上并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在为旁人活着,是活给外人看的。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了出息,无疑能光耀门楣,倍儿有面子。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往往活得很累,即要求名又要得利,真的是难为国人了。

就另一个方面而言,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也会不断进行调整,极力使自己的观念能和社会保持一致。这样一来,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实际上成了一个秩序良好、稳固有序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是一样的,很少有离经叛道的异端。人们不仅寻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就连一些寻常的生活细节,诸如对善良、真诚、好人坏人乃至性取向的评判,几乎都如出一辙。这种状况无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具体来说,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多数中国人总是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要求,尽量不使自己的言行和多数人相悖,避免同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人总是在与社会的比较中获得自己的观念和标准,也就是以社会中其他人的观念和标准去约束、限制和评价一个人。正因为多数中国人具有明显的社会化性格,使得原本不想顺应社会的人,其行为也不得不适应于社会,于是社会化性格也在这种过程中形成并深化了。一般来说,对于违反传统、破坏规矩的人,我们视之为大逆不道并努力排斥他;对于自信心不强、患得患失的人,我们视之为自卑;对于自信心太强、刚愎自用的人,我们视之为自负,一概加以贬低。正因为这些态度几乎成了一种准则或规范,人们的行为也逐渐顺应于社会的度的范围了。

客观地说,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对于道德规范的遵守和伦理秩序的维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在现在社会,它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诸多弊端。例如,“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一类的民族心理就在相当程度上约束了人的上进心和进取力。正是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造就了部分人隐忍、退避、克制、保守、稳重、中庸等一系列性格特点。可以说中国人的很多性格特质都是因其社会化性格而形成的,在随后的章节中,会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如果深究起来,我们还会发现,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庸之道是要求人们不要走极端。这种“不走极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与社会的看法一致,即不超出社会所认可和允许的范围。过分的有决心和没决心,过分的坚持和不坚持,过分的反抗和不反抗,过分的细分和不细分,过分的有耐心和没耐心,过分的容忍和不容忍……等等,都不能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当然也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原则,因而总是遭到社会的反对和排斥,人们的行为也就被约束在社会所认可的过分的有决心和过分的没决心之间,过分的细分和过分的不细心之间,过分的容忍和过分的不容忍之间……等等,即凡事不过分,不走到两个极端去。

一方面,中庸的思想使人们更加谨慎行事,尽量不过度,尽量在社会认可的度的范围之内,这就使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更加显著,人们更加在乎周围人的看法,更加顺从于其他人的观点而行事;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也使中庸的思想得以更好地传播和继承。根据别人的看法,别人所认可的范围来实施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违逆众人的意见,不过分行事,凡事不过分的信条使得人们加深了对于中庸思想的理解和维护,中庸思想由此才得以更加迅速、广泛、久远地传播。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7节 从众心态

由于多数中国人行事往往过分地稳重和保守,从来不愿走极端,因此往往表现为跟风、随大流的行为,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从众心态”。中国人大多爱看热闹、爱赶时髦;在一些是非判断上,往往也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如果有人从海里捞出一箱金子,马上会有一帮人成群结队地跳下去;哪怕马路上有个人蹲下系鞋带,顷刻间也会在周围聚拢一堆人,这都是从众心理的典型表现。

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己一个人的判断可能会是错误的,但大多数人的判断就不可能有错误。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一直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呢?所以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前进的道路或选择的方向必定是正确无疑,跟着大部队前进是不会有错的;再说人多势众,自然也会更安全一些,所以人们通常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大多数人的步伐前进。

再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真理确实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真的错了,那又能怎么样呢。中国有“不犯众怒”的传统,而且俗话也说,“法不责众”;即使有错,只要人多,法令又能奈我何?况且如果真的是大家都错了,那么错的也会变成对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众现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近年来,国内如风起云涌般出现了诸多热潮,例如出国留学、炒股、开办公司、房地产等等热潮,都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盲目卷入其中。这些人中,运气好一点的尚能全身而退,多数却折戟沉沙、血本无归。不过,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在让许多人尝到苦头之后,会使他们更加谨慎小心而不至于盲目冲动;经历过挫折后,他们会更加理性地对待别人的观点和看法。

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喜欢从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缺乏自信,因而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主见,总是优柔寡断、首鼠两端。每个人都害怕承担责任,不敢冒风险,因而也就不愿意出头,宁愿凡事都让他人挑头,自己乐得跟在别人后面沾点光。道家始祖老子说,他为人处世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一曰俭,一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敢为天下先,自然成为人云亦云的“跟风派”或作壁观望的“骑墙派”了。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8节 善于自省和自制

中国文化的传统,一向是注重人的自我约束和自省的。曾子曾有名言,“吾日三省吾身”,堪称善于自省的楷模,也被古往今来许多君子奉为训诫。这里所说的自省,是指人的行为要从自我的方面加以约束、限制,使之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曾子每天需要自省的内容有:“人家托付给我的事我帮人家尽力了吗?在朋友间的交往中我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吗?今天本该温习的课业,是不是还没完成呢?”曾子的这种态度,也积极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使他们对待他人较为宽容,自身却时刻注意反躬自省。

中国人的性格,一方面是宽厚待人,追求和谐;另一方面则是严于律己,求自制和自省。中国人的自制性格表现在很多方面:忍耐、稳重、谨慎、保守、含蓄……等等。能够做到这些方面的,在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看来,堪称是社会中理想的人格楷模——君子。对君子来说,他的行为方式应该遵从下列这些准则:

(1) 君子的言行举止应中规中矩,尤其要注意“慎独”(也就是指当自身独处、没有外人监督自己言行的时候,更应该时刻小心谨慎、不要恣意妄为);

(2) 君子要自重,规避任何可能使自己的人格受到玷污的机会,从不放纵自己的私欲;

(3) 君子要有独立自主的性格,而不受外物的役使;

(4) 君子要修谦让之德,举动稳重谨慎;

(5) 君子严以律己,每日审察自己言行的失误;

(6) 君子有过则改,又从不放弃行善的机会;

(7) 君子尊重传授道理的老师,并友爱协助施行仁德的朋友;

(8) 君子寡言慎行,但勇于任事;

(9) 君子全力追求理想的人格,不因贫穷困苦而灰心堕志。

从上面这些准则可以看出,君子的修为是以自制和自省为核心内容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慎独”。把这条标准用在管理行为上,就是我们通常所强调的“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这就要求领导者通过言传身教,提高员工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9节 温和敦厚

中国人总喜欢一团和气,有时候为了顾全大局,哪怕逆来顺受也在所不惜。和平虽是美德,但若过分地求和,便趋向于文弱。中国人看重现实生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因此能够心平气和。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数中国人阅世极深,所以知道和平是处世良法。我们的传统思想就多鼓吹和平、厌恶武力侵伐,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采取和平的手段,甚至对于仇敌也采取和好的政策。在中国历来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不乏“以德报怨”的先例。在中国古代,针对异域那些时常侵扰边境、觊觎中华的外族,就常常采取和亲安抚的政策,与之修好,力图免开战端。因此中国历史上,像汉武帝那样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君主,实在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则是“昭君出塞”、“文成和亲”这样的千古美谈。

而在社会生活中,多数中国人为了和和气气地对待别人,说话总是很委婉。有些中国人讨厌直截了当,喜欢婉转陈述,使人们往往把握不住他们的真意。许多中国人很少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很多事情不好直接拒绝就婉言谢绝,不好直接接受就婉转表述;即使是受到了别人的称赞,也总要或多或少地客气一番。如果就某一问题与人家意见相左,也很少针锋相对地当场就分个是非曲直,而是多在适当的时候以婉转的方式提出,免得伤了和气。此外,有些中国人总是担心哪怕一点点的小冲突,因而说话尽量客气,举止尽量文雅,行为尽量保持礼节。

中国人“求和”的性格作用在自己身上,就是知足乐观。中华民族具有知足常乐的态度,有些中国人较富于享乐的能力,对于当前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所以哪怕在忙里也想偷闲,苦中亦要作乐。这种安分知足思想,其实是由于古来各家思想已经深入民心所致。儒家学说既主张礼让不争,更提倡安分守命,教人安贫乐道,处之泰然。对于物质欲望,各家学派的共同原则都偏重于消极的节制,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如儒家提倡“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道家鼓吹清静无为,墨家提倡强本节用;这种克制物质欲望的主张,似乎都如出一辙。

当然,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与其社会化性格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使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规范在社会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由于个人的行为倾向于社会取向,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关注社会的、整体的利益要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和谐和统一,和谐成了每个人的共同愿望,也成了社会的共同要求和规范。由此一来,对和谐的追求自然也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求和性格。它表现为,为全局着想,人们不应当过于在乎自己一己之利,即使牺牲个人利益也应服从于整体利益的要求,这才是中国人的求和性格的实质。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也加深了他们的社会化性格,求和的结果和目标是社会得以和谐稳定,这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及个人的长远利益的,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使人们的利益焦点不仅放在个人身上,而且还放在社会整体上,人们关心这个社会,重视自己身边的其他人,其结果是人们的社会化性格不断得以强化,最终形成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气质特点。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10节 内敛保守的性格倾向

保守是大多数中国人性格的又一大特色。其实,无论是顺从、勤劳,或节俭,本质上均属于保守的性格。因为他们不是要为自己或社会开创一个新的世界,而是在旧世界里替传统尽责。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鼓励创新、开拓的事迹非常少,而宣扬保守、退缩以及安分守己、顺从天命的言论则非常多。中国的封建王朝里,所谓的“改革”和“变法”还真不少,有的甚至还轰轰烈烈,但多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变法中,只有“商鞅变法”还算成功,但商鞅本人却未得善终。此后的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均告夭折。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保守思想在作怪。他们总是固执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使得具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旧中国暮气沉沉,万马齐喑。

所幸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人们正在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但在社会生活中,多数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保守倾向,仍然十分严重。仔细探究起来,中国人保守性格的形成,固然是由于顺时听天、轻视人力,不愿意徒劳无益的思想使然;但大部分原因还在于习故安常,以当前一切为满足。所谓“知足常乐”,既然眼前的生活还过得去,那干嘛还要翻来覆去地折腾呢?一味指责中国人爱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怕也未见得公允,但是说实在话,多数中国人自古以来,还是比较安于现状、挺缺乏危机意识的。除非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才会想到要变一变,正所谓“穷则思变”,以达到“变则通、通则久”的地步。然而,儒家伦理又告诫我们一句话,叫“君子固穷”。既然君子都要能安守穷困,那还变什么呢?

中国历来的经济生活,只讲自给自足、维持现状。中国社会风尚注重保守,普遍都以“先王”、“古法”、“祖传”为最可贵,并不问它对于当前环境是否合适。因为社会趋于保守,所以人们常用“安静”、“持重”、“老成”一类的话来赞誉人,而用“好事”、“轻进”一类的话来鄙薄人。事实上,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根本是求安不求进,中国人的古训向来是“明哲保身”;既不好活动,也不愿冒险,遇事迟疑不决,没有奋斗和开拓精神。

保守的性格也影响了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拿情感方面来说,中国人在表达感情时比较含蓄,保持分寸、保护感情,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在心灵深处设置厚厚的帷幕或面纱,表现得城府极深。在人际关系方面,由于感情世界的面纱较厚,要求按一定的程式或规范行事。因而中国人表现感情不能像西方人那么炽烈,动不动就拥抱、接吻,而是用打躬作揖这种形式来含蓄地表达感情。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众多中国人追求保守、安定的心理,他们强烈地寻求生活的安定感,不想冒险去接受新生事物。例如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中国人就重视不需太多变化的家居工作生活;缓慢地把朋友聚成圈子,并加以固定;对于异性在感情方面的交往,更注重日久生情的培养,而排斥强烈的激情;我们以互相体谅的心情对待朋友,但不知道该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我们喜欢接受一些现成的事物形态,做有一定章法或规律可循的事,对不确定的事物予以忽视或逃避,等等。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11节 中国人都有四条心

孟子是一个对人性有着深刻理解和认识的圣贤。孟子从“性善”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人应该具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四心齐备的,才算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孟子的话不无道理,可以说,中国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着这四种心理倾向的支配的。后人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大善端发扬开来,最终形成“仁、义、礼、智”四大基本道德规范,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伦标准和道德准则。而这些规范,几乎也处处影响着国人的行为。

是非之心

中华民族还是相当具有正义感的民族,但凡中国人都有是非之心。不管在表面上,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好恶鲜明地表现出来,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里,还是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念的。人的行为,总要受其意识支配,根据他自己对是非的判断决定其行为的取向。可以说,人人心中有是非,“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是非之心是智的根源。人能明辨是非,便会对是的方面加以肯定,对错的事物加以否决;对善的加以嘉许,对恶的加以贬斥,进而对自己能反省、忏悔、改过、追求真理,对别人能批评、督察、忠告。社会的舆论、法律的审判,都根源于这是非之心。人有是非之心,便能不违真理,能改过迁善,社会便能天天进步。

能够明辨是非,是人类“智”的体现。所以人能通过对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的体察和鉴别,而追求真理;同时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为之忏悔,从不放弃改过的努力,并且对他人的过失进行批评与督察。这才会使得整个人类社会井然有序、善恶分明、正气凛然。

是非之心,要求我们在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时,要敢于作出抉择,一切以道义为本,而舍弃不义的行为。人们很容易面临物欲的引诱、罪恶的召唤、私心的作祟。如果我们一时放纵自己的欲望,放宽自己的道德界限,诚然可以得到物欲的满足,也可逞一时之快意。但迟早会遭到公理的遗责、正义的审判、良知的鞭挞、人民的唾弃。因此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宁愿安份守己,尽自己的力量,获取自己所应得的和所需要的。所以人有了是非之心,纵然犯了过失,他也会知道悬崖勒马,努力改过迁善。这才是“智”的表现。

羞恶之心

羞恶之心实际上就是人的耻辱观。其实这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的观念,是人与禽兽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中国人在骂人的时候,有一句话最恶毒,就是说人家“无耻”。一个不知羞耻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简直就不配生于世间。应当说,羞耻感,是大自然对人的最大恩惠之一,因为它可以使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人,哪怕是智力低下的人和动物的最基本区别,就在于“知耻”。一个不知耻,不懂得耻的人,就与动物没有多少差别了。孟子曾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耻”是道德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它是人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因此,耻意识从来都是变化多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的。不仅古时和现代的耻意识有所不同,就是同一时代也有种种不同的耻意识。至于耻辱观的起源,应该可以一直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在人类蒙昧初开时就有了。《圣经》中记载,西方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偷食了伊甸园的禁果,产生一种羞怯感,引发了原始的耻辱观念,从此开始了他们作为“人”的生涯。

在中国人看来,只要一个人知道羞耻,哪怕他作恶甚多,也仍然是可以救药的。如果人能知耻,那他就有着向善的动力。“知耻近乎勇”是一句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名言。但勇却是中性的,可以是刚毅之勇,亦可以是匹夫之勇。耻,可以激发起人的勇气,但这种勇却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因为感到羞耻而恼羞成怒,从而激起了匹夫之勇,那就不可取了。也就是说,要做人,就必须要知耻,更重要的是要明耻,即要明确在生活中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可耻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光荣的。如果一个人心怀大志、心胸开阔,以自己的德行不高、学识不广、技艺不精为耻,那么就能在生活中培植起百折不挠,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真勇、大勇乃至神勇来,从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人生之路,实现人生的价值。相反,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私利为轴心,以不如人富豪奢侈为耻,甚至以不如人会坑蒙拐骗为耻,那就会被贪婪之欲、邪恶之心而鼓励,从而步入歧途,滑向罪恶的泥潭。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最讲求的是诚信传统,如果人皆有羞恶之心,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离诚信也就不远了。

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说穿了也就是同情心。人不同于禽兽,不可能对同类的悲惨境遇无动于衷。《孟子》中记载,梁惠王有一次在朝堂上,看见下人牵着一头牛走过,那头牛神色凄楚,浑身瑟瑟发抖。梁惠王问这是怎么回事,下人说,这是一头将要被用来祭祀的牛,马上就要上祭坛了。惠王实在于心不忍,吩咐道:“看这头牛这么可怜,还是把它放了吧。如果一定要祭祀,就拿一只羊来代替它好了。”老实说,以羊来代替牛,还是牺牲一物以保全另一物,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变;甚至还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他们的君主是因为吝啬才故意拿价值小的羊代替价值大的牛作为牺牲。其实,堂堂一国的君主,何苦去背这个黑锅呢?

还是孟子公道一些。他开导梁惠王说,大王能够这么做,已经证明心中有善端了,并不是虚伪的表现。因为当时眼前见到了牛却没有见到羊的可怜样。能够对眼前的事物发慈悲之心,这也就是中国人恻隐之心的体现。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可以了,千万不要矫枉过正。如果说因为人要具有同情心,就反对杀生害命,连肉也不忍心吃,那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的表现呢。中国古代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也是因为人们对猪羊之类的动物“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样的关切怜悯之情既然都能加诸于禽兽身上,那就更别提对人本身的关怀了。生性残忍、没有同情心的人,往往被斥为“冷血动物”,是不能为文明社会所相容的,而且迟早会遭报应。中国人历来强调锄强扶弱、积德行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恻隐之心使然,而且他们也相信,这样做是一定能得好报的。

但是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商场如战场。商界的竞争,往往是冷酷无情的,没有半点温情脉脉可言。所以现实的商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落井下石者多、扶危济困者少;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这一切,正是当今商场竞争的误区。商场并不是战场,商业的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战争规律并不能完全适用。生意场上的往来最好当然是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所以对于商界精英来说,最好都能多一点恻隐之心,这样会使自己多一些朋友,多一分成功的机会。

辞让之心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一向是谦和有礼的。中国人的性格,也大都慈善宽厚,不那么咄咄逼人;就是有理,也往往要让三分。一个人只要温良守礼,哪怕他在才智上稍逊一筹,也会为世人所推崇,甚至奉为楷模。“礼”在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一颗“辞让之心”。也就是要求能够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凡事能先为别人着想,能够谦让一点的不妨谦让一些。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这种精神,例如孔融四岁让梨的典故,千古传颂,成为许多中国的父母教育子女的好榜样。

所以说,辞让之心是礼的根源。人有礼,便能够谦让,也能够尊敬别人。由尊敬先祖、父母、师长,推而广之到尊敬一切圣贤豪杰、以及一切对人类文化有贡献的人,乃至一切外人、古代的人、未来的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整个世界。在中国人看来,要懂得礼节,最根本的是要有一颗辞让之心,要记得把好处让给别人,与人为善。

当然,人也不能过分地辞让。有些应该据理力争的事情,就必须“当仁不让”。尤其是一些重大原则,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但是在中国,一味地“温良恭俭让”、拿原则作交易的事情太多了。

还有些事情,如果一味辞让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这是虚伪的表现。有些中国人在一些个人的好恶上,远远不如外国人坦诚。明明是心里非常想得到的东西,口头上就是不说;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本来自己非常喜欢,却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明明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却动不动就归功于领导的关怀和同僚的帮助。这样的做人方式,当然很能讨人喜欢,但也多少失掉了人的个性。尤其是当有些人某方面的欲望很强烈,却又不好意思明确表达的时候,就喜欢背地里使些小伎俩,在一颗堂皇的辞让之心的背后却往往掩盖着并不那么光彩的企图。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12节 性格充满矛盾的中国人

总体来看,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简单地一边倒,通常是两种对立性格的调和统一。实际上,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与克制性格时常是矛盾的。中国人要求自己“严己宽人”,在这里,严与宽就是一对矛盾,人与己也是一对矛盾。中国人已经清楚了这对矛盾性,他们善于把矛盾加以调和统一,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很多中国人的性格是矛盾的,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尊大与脆弱、道德与背德、亲切与残忍、务实与理想化、孤独与群居、轻信与怀疑、利欲与面子、强韧与顺从、坚强与柔弱……等等,这些明显相互矛盾的性情,却往往都集中体现在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些现象不是让人觉得很矛盾吗?

关于这类中国人的矛盾性格的最好例证是他们在接受责备时的谦和态度。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你指出他的缺点的时候,他可能会很耐心、殷勤甚至是诚挚地倾听并愉快地接受,而且附加说:“是我的过失,是我的过失!”也许他还会感谢你的好意,发誓说一定要立刻、彻底、永久地改正。但是,很可能这些动听的誓言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有些人不求实际的品性不可能纠正,他们的种种表示不过是故作姿态。在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随地吐痰”的问题。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随地吐痰的陋习都深恶痛绝,并一再表示要“从我做起,杜绝恶习”。但一旦在没有人监督的场合,有些人很可能会故态复萌,照吐不误。像这样的言行不一致,正好体现了一些中国人性格中矛盾的一面。

同样的事例还有,许多中国人一方面害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讨厌别人的胡批瞎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在别人背后议论别人。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随地吐痰不好,抨击起这桩现象来,那都是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可是一旦轮到自己,有几个能真正杜绝这一陋习呢?要说中国人都没有公德心吧,那可真是冤枉。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这些人的公德心又都到哪儿去了呢?

其实中国人大多存在“表里不一”的双面性格,这种双面性格就是中国人矛盾性格的一种体现。双面性格的情形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操作。任何人都能很快地意识到表面的客套话与心底话的差异,也颇能预测何时我们必须处在何种状态之下。可以这么说,有些中国人是逢场作戏的能手。当然,我们很少直接攻击说表面话的人,有时更是心存感激于他人的表面文章。但是,我们往往会在背后讥笑那些做表面文章的人。

部分中国人的矛盾性格使他们习惯于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或者是自己人与外人,这种严格对立的区分是为了分别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对好人,我们尊敬、同情、帮助、爱护、热情;对坏人,我们贬低、憎恨、厌恶、冷淡、疏远。对待自己人,我们舍得牺牲自己的利益,敢于袒露自己的心声,不会太在乎礼节和形式;而对于外人,我们不能让他占便宜,对他们一定要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他们佯装客气和热情,而实则并非如此。

矛盾性格的反面就是调和矛盾,多数中国人总是喜欢调和与折中。比如你跟单位的同事说,我这位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可能会一致不同意。但如果你进一步要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但事情一旦有激化的倾向,那就会有无数的力量加以牵制,最终达成折衷的方案。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多数中国人总是愿意避免矛盾的过分激化,喜欢采用中庸调和的方法对待矛盾。

中国人对于矛盾的调和受了“重和合”思想的影响。在和谐的原则下,中国人总是愿意去调和矛盾。因而,多数中国人的矛盾性格是次要于他们的求和性格的,即只有在不违反求和原则的前提下,其矛盾性格才会暴露出来;否则,违反了和谐的要求,其矛盾将会被调和,表现出的仍然是和谐的气氛和求和的性格。

由于多数中国人矛盾调和性格的存在,在一旦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他们的性格特征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也就是其矛盾性格的又一个方面。集体主义精神就会被窝里斗所代替,诚实会被虚伪所代替,利他主义会被自私所代替,顺从会被叛逆所代替,实用主义会被理想主义所代替,道德会被不道德所代替,富于同情心会被无恻隐之心所代替……等等。

第三部分 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行为第13节 人情的利害

人生于世,不可避免地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际关系极其重要。要想在中国人的社会中生存、立足,必须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而这同样也是每一个要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管理者的必修课。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要素中,最要紧的必须抓住两点,那就是中国人的“关系”和“人情”。只有关系通透、人情纯熟,才能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才会使管理行为畅达无碍、一顺百顺。

《红楼梦》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就是说,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如何在群体中处理人际关系,的确是一门大学问。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有着特定的原则和规范,同时也有一些不那么表面化的“潜规则”。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即使你冲撞、冒犯了人家,恐怕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万一人家跟你计较起来,连回旋辩驳的余地都很难有。所以处理与中国人的关系,一定要慎重。中国人的这些行为,尤其对一些不明就里的外国人来说,也许会觉得十分难以理喻。

人情的利害

人情在中国社会是极普遍的现象,中国人常自认为或被认为是重人情的民族。每一个受过中国文化熏陶,或在中国生活过的成年人,无不深知“人情”这个东西的厉害。人情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但大家都知道它的存在。并且在具体的情形下,也知道他应该怎样对待或处理人情。中国人的许多社会关系都是靠着隐性的“人情”来调节和处理的。人情,可以看做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当然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副作用。

“人情”有多种不同的含义,但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处之道。当我们说此人“不通人情”,实际上是说,“此人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一无所知”,这是对一个人很严重的批评。相反,我们说此人“人情练达”或“通情达理”,则是指此人善于待人接物,善于把握人与人相处之道,这便是一种赞美。但是,当我们听人说:“此人很世故”,则会联想到奸猾、有城府,甚至意含此人在利用或操纵人情之意了。总之,中国人是极重人情的,但中国人讲人情,通常是与“理”相提并论的。所谓“合情合理”在这可以解释为,真正的人情应不离开理,离开理便不合乎人情了。

在一般性的人际关系中,人与人建立交换行为是要通过“人情”的。在经济性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素没有太大作用甚至被冻结;但在社会性的交换中,人情则极为重要,甚至占了中心的位置。在这类社会交换中,人情可以说是媒介,也可以说社会性交换是靠人情来维持的。我们常听人说“卖个人情”、“送个人情”或“讨个人情”、“求个人情”,这都表示人情的交换特征。不仅如此,我们更听人讲“我欠他一个人情”,“他欠我一个人情”,这就明确指出人情在交换上有盈亏的情形。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认为社会性的交换和经济性的交换都有一份平衡表。在经济交换行为中,这是一份钱财的平衡表,亏与盈有记得很清楚的。而在社会交换中,这便是一份人情的平衡表。人情的平衡表,计算起来不是那么一清二楚,不是那么容易算清。但这并非说不能作出一个人人情的盈亏的结算,比如社会上时常可听到“人情债”的说法,这就是说在人情上有了亏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成了一个“负债者”。

在中国的社会交换关系中,人们都不愿意成为人情的负债者,俗云“人情紧过债”,“赖账不如赖人情,赖了人情难做人”。这就是说,欠别人“人情”比欠别人钱财在心理上的负担还要重。何以如此呢?因为钱债易于计算、易于清偿,人情债则难计算、难清偿,此正所谓“钱债好还,人情债难还”。

所以,“不可欠人人情”几乎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社会格言或教训。教育人们轻易不要接受别人的恩惠,就是在说不可欠别人人情。因为欠了人情,则在社会关系上失去平衡,失去自己在人际来往上的独立性。俗语所谓“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短”,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人情债如此难于承担,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个看法是不接受人之情,但是,这在某些时候是行不通的,别人请宴,就是人情,拒绝邀请,也就是有亏人情了。同时,即使拒绝别人之情,虽然可以“不欠人情”,但是与他人的来往却终止了,这就不免有被社会孤立的后果。因此,为了不负欠别人的人情,最有效的方法是回报别人以更多的人情,如俗语所云:“吃人一口,报人一斗”,“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样就在人情的平衡表上不但赤字消失,而且使别人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亦即由人情上的“债务人”转为“债权人”了。

“人情”这种可以用来馈赠他人的社会资源,不仅包含金钱、财物、服务……等具体成分,同时还包含抽象的情感成分,所以对于“人情”很难估计其客观价值。“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一个人一旦欠了别人人情,对方万一遇到困难,开口向你求助,你便有义务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力设法回报。由于“人情”的价值难以计算,即使他回报了对方,他的“人情债”也没了结。所以许多人会感到“钱债好还,人情债难还”,而设法躲避人情的纠缠。不仅如此,哪怕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由于认识的人很多,自身的关系网络十分复杂,更是畏惧人情的瓜葛会损及自身的利益。

第三部分 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行为第14节 面子问题

“面子”是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又一个重要的概念。中国人不仅是一个重人情的民族,也是一个爱面子的民族,多数中国人对于面子的敏感,使面子成为他们保护自我的甲胄。在他们的自我系统中,他们是“被人看的”,而较少“自己看自己”。在“被人看”的感觉中,他们对于真实的自我往往有一种好像“知道又不清楚”的模糊感。有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知道自己有某种需要。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无法很一致的表现出来。由于受到“面子”的影响,他们必须赋予他们的行为某种装饰,此般的装饰是为了在外观上让别人看了有更高的评价,甚至最后的行为是否真正地符合自己的需要,那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中国人把自己生活的目标定为“让别人看得起”。

多数中国人爱面子怕丢脸,在人际交往中,很注重给别人以面子,这样也是给自己以面子,因为给别人面子同样也是自己有面子的表现。中国人大多很重视面子,也总是去评价别人有没有面子。多数中国人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更有面子,在这种对于面子的追逐中,他们都努力使自己更有面子,其结果是大家都越来越重视面子,面子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那么,面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面子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声望、社会名誉。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人在满足了生理、安全、情感三个层次的需要之后,有一个“受到尊重”的需要。可以说,人的基本需要中就有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获取良好社会名望等内容,这种对于社会名望的努力追求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讲面子的表现。因此,中国人爱面子就是表明中国人很看重自己的社会需求。

与“面子”概念相联系的还有一个“脸”的概念,在英文里,脸和面子都是face一个词;在粤语里,也没有脸的概念而只有“面”的概念。脸和面子通常混用,或合作“脸面”。但有意将脸与面子分开时,两者之间也有差别,“脸”指的是一种道德价值,而且它也包含了作为一个高尚的人的观念。这种观念应该是每个人都应具有的基本观念,而不是求得的,缺乏这种价值观是很严重的事。“面子”则是基于个人的努力而求得的声望,虽然它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人们都努力追求的,但它不是必需的,缺少它并不会造成别人严重地指责。因此,没脸比没面子更可怕,没脸是指一个人失去基本的自我尊严,而没面子则是指一个人失去比别人强大的声望。例如我们有时候骂人说,“你真不要脸!”这就是相当严厉的谴责了,跟骂人“无耻”的程度类似;被骂者决不仅仅只是丢了个面子,它几乎意味着人身的侮辱。但实际上,人们并不可以严格区分脸和面子的差别,只是努力做到使自己更有脸面。

在中国的社会交往中,人们依据各自的地位、权势,划分成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与他的脸面是密切相关的,脸面的丢失,他在人们心目中的等级也会下降。相反,脸面的增加,他在人们心目中的等级也会上升。于是人们总是在提升自己的社会声望以向更高的等级迈进。

在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典型例子中,每个人都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活动来表达他对周围等级结构的了解。如果一个人的面子被他人尊重,那么交往就会很顺利地进行;一旦某人的不良行为被公开出来,人们就会不再给他面子。于是,他便会感到丢脸、害羞和窘迫。因此人们总是想方设法顾全自己的面子,同时会为顾及他人的面子做些努力。根据维护面子的目的,可以将中国社会中的和面子有关的行为分为六类:

第一类行为是抬高自己的面子。知道了在社会中哪些品质是讨人喜欢的,就可以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故意炫耀自己的这些品质。人们非常注意交往的环境和自己的仪表,并为了给他人留下好的印象而特别注意自己的行为。例如,一个“要面子”的人会尽力去美化自己的境遇、能力、社会关系和品质。为了显得比别人更好,他也会靠“撑门面”来引起公众的注意。

第二类行为是抬高他人的面子。为了抬高自己的面子,除了提升自己的形象外,人们还会抬高权势者的面子,这样权势者就会报答他。这些手段包含吹捧对方,附和对方的意见,送礼或做其他取悦对方的事情。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名声去“顾面子”,那么,地位低的人就会变成溜须拍马的人,去为上司“增加面子”,这样上司就会报答下属并在别人面前抬高下属的地位,于是双方在交往中感到“大家都有面子”。

第三类行为是让自己丢脸。在中国的社会中,“丢脸”或“丢面子”会给个人带来严重后果,尤其是丢了“道德的脸”。中国社会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与道德标准保持一致对于维持个人的地位和声望非常重要。如果某人被认为违反道德标准而谋取个人利益,那么他就会被斥责为“不要脸”或“没有脸”。这两句话都表明这个人没有做人的尊严。在中国社会中,个人常常属于某个团体,团体的荣辱反映了个人的荣辱。因此,当某人“不要脸”时,与他有联系的团体也往往会跟着“丢脸”。

第四类行为是伤害别人的面子。在一个结构严密的社会中,一个人正常生活的主要条件就是他必须清楚与上下、左右的关系,并了解某人控制着重要的社会资源。当某人要求有权势者办事时,他必须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他们的要求被接受了,那么就是权势者“给面子”,他自己也会感到抬高了面子。如果对方拒绝了他的要求,就是对方不给面子。

第五类行为是维护自己的面子。丢面子会使人体验一些不愉快的情绪:尴尬、羞愧和耻辱。有人对中国人做出的调查,人们通常对丢脸行为作出的反应是愤怒、尴尬、羞愧、焦虑和自责等,这都与不同的丢面子行为有关。这里,确认了三种主要的行为类型,分别是补偿行为、报复行为和自我防御行为。前者的重点在于通过解释或道歉请求他人的原谅,当然也不排除逃避;后者则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类似于阿Q的行为。

第六类行为是照顾他人的面子。在一个非常强调团体和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关心维护自己在等级结构中的正确行为。他同时也必须照顾周围人的面子,尤其是上司的面子。由于暴露他人的缺点会破坏关系的和谐,所以中国人很少批评他人。如果不得不批评,许多中国人会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表达。由于拒绝他人的请求会解释为“面子问题”,所以当权者很少拒绝上司或有关系者的要求。如果不得不拒绝他人的请求,为了“敷衍面子”,他们常常会采取一些补偿性的行为,如道歉、说明自己无能为力、建议别的渠道等等。

多数中国人对于“面子”的看重,无疑会对以社会需要为导向调整人们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有些人也经常用“脸”和“面子”来解释和调节社会行为。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兼有利弊的,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也使得许多中国人只注重装饰自己的外部形象,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为为了“更有面子”而活着。

在多数中国人的人际交往里,有“面子”就是:表现合适的自我形象。因此在不同的场合,他们揣摩不同对象的心意,然后戴上各式不同的“面具”。我们称这种因人而异表现自我的性格称为中国人的面具性格,而这种面具性格又是人们的爱面子心理与适应性原则的良好配合 。

每个人的自我形象是摆出给人看的,不管是自知或者是不自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透过自己的打扮、语言,以及自己所做的事情来向别人宣告“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正面的、肯定的评价,没有人会希望人家说他不好。所以我们总是想透过自我外在的形象告诉别人“我是能干的,我是慷慨的,我是知礼的,我是善良的,我是忠实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懂品味的……”等等;或者因人而异地表现自己的良好特征。如对一个热恋中的女孩(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表现出只爱她一个的忠贞与坚定,同时又可以对其他的女孩表现出自己对她的喜欢和好感,其真正的含义恐怕就是“如果有可能,两人之间可以建立密切的关系”。

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如果一个人在某个情境中,能够成功地表现出被人赞许的合适形象,就是“有面子”。相反,如果表情的形象不当,那就是“没面子”或“丢面子”的行为了。因此,人们总是在各种不同的人面前都尽量显得“有面子”,受人尊重和认可。在人际交往中,他们经常会选择合适的言辞、表现、动作、姿势和衣着,期望在别人心目中留下良好而鲜明的形象,以便维持彼此的社会关系。

“面子”从最直接最实际的意义上讲,就是别人的好感,即讲面子。爱面子就是为了赢得别人更多的好感。因而,如何抬高自己的面子也就表现为如何赢得别人的好感上,赢得别人的好感有多种办法,但典型的不外乎顺服、恭维和自我表现。顺服别人就是努力使自己所表现出来的与别人所期待的一致;恭维别人就是努力抬高别人的面子,同时也给自己留下面子;自我表现就是装饰自我形象,显示出自己在某些方面要比别人强,从而使得自己“更有面子”。

对于管理中国人的企业管理者来说,一方面,我们不该一味地顺从于别人的需要、用虚伪的形象去装饰自我。而应该努力去提高自身的内在素质和能力,以切实的成就和地位去实现超越别人的愿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完全摒弃自我形象的装饰作用。毕竟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以他自己的“面子”观念去评价别人,内在的“有面子”和外在的“没面子”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没面子”。作为企业管理者,如果总被企业的员工认为是没有面子,或者其面子与其地位不相称,都会严重地影响管理工作的开展。为了管理工作的效率,我们应该坚持适应性原则,依照多数中国人所具有的面具性格,恰如其分地在提升和维护“面子”的同时,也尽量抬高和顾全别人的面子。只有掌握了应付各种人际关系的技巧和策略,管理者方能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企业管理工作才能跨上新的台阶。

第三部分 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行为第15节 复杂的人际关系

关系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比如谈某人“挺有关系的”,或者是“关系挺多的”。又如与别人“关系挺好”,或者是“关系不怎么样”,“关系一般”,“关系紧张”等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诸如“关系户”、“关系单位”、“关系网”、“拉关系”等词语。看到这么多“关系”,也许你会问,此“关系”和彼“关系”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关系”一词,一方面指的是交情。如果某个人认识很多人,和每个人都有交情,他就能吃得开,办事容易,我们就称他为“关系不错”;否则,如果这个人生性孤僻或者不爱与人交往,能帮助办事的人不多,我们就讲他为“没什么关系”。可见这里的“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关系”两词具有不同的含义,后者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程度及其大小,前者是指相互间关系较多,或者相互间感情深厚,或者相互间交往较频繁等。

同时,“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意味,它表示了个人和其他人的角色地位。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他人各有不同的关系,如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父母关系、师生关系、老乡关系、夫妻关系……等等。每一个关系就如同一个环节,把人们和外界集结成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这张网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支持这些关系的是种种的情分(交情),情谊有亲有疏、有远有近,这些亲疏和远近的情谊关系是我们推动人际互动的依据,就像父子关系就有父子情谊一样。多数中国人最讲究“关系”,这个关系最简单地说,就是指个人和他人的人际互动状态,包括角色地位关系和交情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关系一方面泛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无论亲疏、远近,人与人之间都有关系。即使两个陌生人,也可以存在各种关系,或者同乡、同姓、同校、同龄等等。另一方面关系也特指已经有交情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即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情感联系,有时这种感情会使人在困难的时候互相之间提携一把。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第一种关系中有交情的一部分。因而,实际上第一层关系含义是指客观已经存在,无法变更的角色地位,如同乡、同学、同事等,而第二层关系含义是指主观上相互愿意,可以随时撤销的情感关系,尤指朋友关系、自己人的关系等等。

我们平时评价或述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指的就是第二层关系含义,即交情上的关系含义。比如说对某人关系如何是指与他的交情如何,“关系挺好”即指“交情很深”;“关系一般”即指“交情不太深”。“关系单位”即指有过交往,尚存交情的单位;“拉关系”也是指与别人建立友情,深化感情等。

其实,“关系”是个中性词。正当地建立和发展朋友关系,于朋友双方皆有利,因而中国有句古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是不正常的以获取眼前的金钱、地位和其他利益为目的而买通人情,建立对等的经济交换关系的拉关系现象则不可取,它势必破坏人与人之间正当的、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使人们走向一种依靠自身处理人际关系的特殊技能获取社会地位,而不以勤劳奋斗的刻苦精神获取社会地位的恶性竞争境地。其结果必然导致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被打破,人际关系被替换成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

在中国社会里,人们普遍地看重关系,有了关系才好办事。大多数中国人也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关系网,因为有了关系,犯了错误可以不受批评,甚至违法犯罪,也会不受惩罚,或者能减轻惩罚。这样一来,法律和规章制度在关系面前便往往会失去威严和庄重。“拉关系、走后门”就是通过建立不正当的关系,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逃脱规定的义务和处罚,并使关系双方同时都获利的腐败现象。大多数“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关系”双方而言,两者都可从中得到好处和便宜,而损害的却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是社会的公共利益。

在中国社会里,人们根据相互之间的交往程度和熟悉程度,也就是相互之间关系程度,分为陌生人、熟人和朋友三类。陌生人是指没有交情的人;熟人是指有一定交情,但感情不深的人;朋友是指双方之间有深厚情谊的人。大多数为了更多地被人理解和接纳或者是更迅速地建立各种关系,也即建立与别人的交情,通常愿意以朋友相称,诸如“见面就是朋友”,“朋友的朋友自然也是朋友”,“一回生、二回熟,三次见面就是好朋友”等等,因此,“朋友”的概念已经泛化了,它不再仅仅指具有深厚交情的人,而泛指一切自己希望与之交往的人。原来的朋友也就用“好朋友”、“真心朋友”等代替了。所以,朋友的称呼有时被人们看成是人际关系的代名词,不再具有原先“有交情的人”的含义。相应地,“朋友关系”的含义也极为不明确,或者是指一般认识的人,或者是较为熟悉的人,或者是有密切交往的人,或者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等等。它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便具有了不同的含义。

因为“关系”的不同,即感情深浅的不同,人们习惯于把人分成“自己人”和“外人”。“自己人”是指关系不错、感情较深的人,“外人”则指没什么关系、没有交情或者感情很浅的人。在有了“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之后,人际关系也就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通常给予“自己人”和“外人”不同的态度、待遇和评价标准。

对自己人,他们的错误我们可以谅解,他们的遭遇我们可以同情,他们的困难我们会帮助克服。我们处处给予自己人方便,对他们可以不按规范行事,对待他们总是用更宽松的标准去作评价和判断,不去计较他们的言辞和行为。相反,对于外人,我们总是不能容忍他们的粗鲁无知,不能给他们一丁点好处,在他们面前总是公事公办,严格按规章制度行事。对他们的痛苦和悲伤,我们置之不理,甚至是幸灾乐祸,我们常以苛刻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大多数中国人对待自己人和外人都有强烈的反差,虽然人们对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不是划分得很清楚,但根据与他人的关系程度去有差别地对待他人却是绝对的。对关系好的人,则好好对待;对关系不好的人,则一般对待,甚至是无礼对待。在《韩非子》里面有一则著名的寓言——“智子疑邻”,生动地说明了关系的亲疏远近影响着人们判断事物的态度。宋国有个富人,因为雨把他家围墙淋坏了,他儿子和邻居提醒他注意防盗。但宋人并未听从,结果夜间果然丢了东西。那个宋人觉得自己的孩子挺聪明,却怀疑偷东西的是邻居。

根据关系亲疏的不同所做的差别待遇,是我们中国社会的特征和观念,多数人都是本着“内外有别”的原则行事,而且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这一套观念体系。因人而异地执行法令、规章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于那些享受优惠待遇的人,会心生羡慕,但不会愤慨不平。遇到别人把自己当作外人而照章办理之事,也只看做是时运不济,缺乏背景与机会。有朝一日,自己一旦握有权势,自然也会通融亲人或密友,因而,靠“关系”办事成了孳生特权的温床。在“自己人”之间,许多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在自己掌管的权限之内,互开方便之门。上车不用买票,看病不用挂号、排队,办手续自己人优先等等。如果对内对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这样的人往往会被视作“六亲不认”、“不通情理”而受到他人的鄙夷。

故而,中国人是一个很重视关系的民族。中国人一方面自己利用各种关系行事,另一方面也能容忍别人利用各种关系行事,只要别人在利用关系时不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行。

在这种强调“关系至上”的社会中,很多人忙于应付各种关系,建立各种关系,发展各种关系,因而“会拉关系”的人成了有本事的人,出现了“关系学”。在中国,一个不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简直就无法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关系广泛”,尤其与政府及其他要害部门“关系广泛”的人通常能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地位。

第三部分 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行为第16节 为人处世之道

中国人处世之道及其行为方式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思维特色与文化个性的重要表征。那么,中国传统处世之道有哪些特征?我们从中可以借鉴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概括起来说,无外乎“尚德贵和”四个字。也就是说,为人要崇尚德行、注重和谐,遵循传统的伦理规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型文化或称“德性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德性被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中国人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指人主观的、为我的规范)。孔子倡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并以仁、智、勇(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为“三达德”,建构起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主张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中国人的处世观念及其行为具有浓重的尚德特征,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

一方面,处世做人,贵在有德。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在具体的为人之德上,其主要范畴有“诚实正直”、“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克己奉公”、“言行一致”、“忠厚善良”、“廉正俭朴”等等。这种以“做人”为处世前提的处世观念,体现了浓厚的尚德特征。

另一方面,与人交往,要以德待人。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尚德倾向,还表现在强调人际交往的道德性,主张人际之间应当是“正其义不计其利,谋其道而不计其功”,与人相处,德行为先。其具体表现为:

★ 宽厚待人。中华民族一向以待人宽厚为美德,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等道德评价,就是这一品德的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待人宽厚的原则包括:“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以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通俗地说就是要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

★ 礼让。中国人历来以让为处世美德。在家庭内部,“孔融让梨”式的礼让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赞美“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先贤主张“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使人际关系和谐融洽。 老子十分赞赏“水”德,就是因为水能“甘居下地、与世无争、柔弱无形而澎湃不已”。这正是“夫惟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的谦和礼让精神。

★ 以诚相待。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诚”,由此有“待物莫如诚”的古训。而这一点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内容。故“开诚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见,沟通感情。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就是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小人;也十分鄙夷那种巧言令色、阿谀逢迎之辈,以为他们都是居心叵测。

★ 守信用,重承诺。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讲究信用。“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成语,以及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名言,生动显示了信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中国守信用的模范人物是《庄子》里的人物——尾生。这位仁兄和他心爱的姑娘在某座桥下幽会,不料姑娘还没有来,潮水却来了;很快河水暴涨,尾生为不失信,却不肯离去,终于抱着桥栏杆溺死。当然,尾生这样为守信用却失掉性命的情况,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守信”的推崇。

★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中国人立身处世,从来都不会以自我为中心,总是提倡要设身处地多为对方着想。多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而不是把自己的立场或观点强加给别人,这正是谦谦君子的作风。此外,多数中国人也有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当自己发达以后,往往不忘提携同道之人,使大家都沾到好处。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广阔胸襟和博大情怀,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前言管理行为,尽在掌握

管理是一门很奇妙的学问。说它是艺术吧,它却并不乏科学规律可循,而且今天的管理已经越来越倚重科学;说它是科学吧,你却找不出任何一条管理上的公式或定律能对全人类普遍适用。这使得很多中外管理者相当困惑:不管管理的手段多么高明,总有人不吃你那一套。其实,管理的特殊性归根到底跟管理对象的独特性有关。

管理的对象是人,这是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无论是天文地理也好,物理化学也罢,它们的研究对象最多无非是整个自然界。自然界万物的繁衍生息,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一条天文学或者物理学的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人”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人是最复杂的生物。人的心理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世上最难捉摸的,就是人心。当代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很发达,于是有人认为,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和成果,总能找到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吧,因此管理一定有方法。然而要知道,人的思维和行动要受经历、背景、环境乃至遗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种族的人群,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差异极大,怎么可能存在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管理原则呢?例如在西方已经很成熟的行为科学和组织理论,拿到中国来就未必管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管理者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未见有多大成效。看来身为中国人,还是得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道路。

针对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实施有效管理的困惑,以及系统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缺失,长期以来一直服务于国内经理人,并致力于探索开发本土化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的宝利嘉顾问团队,在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深入发掘研究,并对中西方管理特色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套《中国人管理》系列图书。本套书将从中国人的习俗文化、价值取向、行为偏好、为人处世风格、沟通特色、思维方式、谋略智慧等诸多方面分析探讨中国人管理的无穷奥妙;始终着眼于“管理”二字,以期能为中国的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管理之道。

《中国人的管理行为》就是本套书中的一本。这本书探索和研究的,是中国人作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他们在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人类管理行为的历史,已经有好几千年了。自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无时无刻不伴随着管理行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活动的历史,就是一部管理行为的历史。而就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而言,可以说他既是管理者,同时又是被管理者。企业要想有效实施管理,就必须了解每个成员的心理、行为特征,而这些,正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代管理学肇端于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发展至今,体系渐趋完备、框架日益成熟。我们目前的管理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西方的框架。例如,行为科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科学方法对人类行为作出系统的研究,自1956年以来,对管理的助益,十分显著。然而行为科学的许多结论,都是根据西方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特征而得出的,诚然有其科学性,但难免也会产生局限性。毕竟,专门拿西方人的行为来研究,只能够明白西方人的行为;这些结论,如何能用到中国人头上?如果身为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即使熟谙现代管理理论,却不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倾向、性格气质、言行特征,那还怎么能管好中国人?

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管理行为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并且中国人的行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明显和西方人大相径庭。因此对于管理中国人而言,如果仍然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食洋不化,那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但有人却认为:我们不需要刻意强调中国式管理,毕竟人的行为都是大同小异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看起来也差不多,都有着普遍的共性呀;在西方管用的那一套,想必也能适用于我们,照搬就是了。此话看似有理,但须知中国的风土人情,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管理,丝毫不容忽视。哪怕西方管理学“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既然到了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也得接受中国的改造。只有运用中国人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才会事半功倍。

但是,我们既然要辨析中国式的管理行为,那首先自然要明确,“中国人”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遵从中国式管理行为来行事呢?

我们这本书里所指的中国人,应该秉持孔子的立场:“凡是接受中华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依据而言行的人,不论其血统、出生地、国籍如何,都是中国人。”如果根本不重视中华文化,或是鄙视中华文化,不依中华文化而行的人,在这本书里,不把他们界定为中国人。

由此看来,要真正懂得中国式管理,就得先了解中国人的管理行为;要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征,还是先从中国文化入手吧。

宝利嘉管理研发中心

《宝利嘉文库》编辑部

陈克祥

2003年9月于北京大慧寺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1节 什么才能代表中华文化

我们这本书所要探讨的,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行为。如何针对中国人进行有效管理呢?首先当然要了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这样一来,有人就要问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还有诸多的少数民族,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乃至方言都大相径庭,各个地方的人的性格自然是不一样的,怎么能够一概而论呢?

但是我们要知道,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血脉相连。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传承,其影响早已蕴含在我们的血脉里。作为中国人,他的为人处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执行者和实践者。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性格,当然跟悠远绵长的中国文化息息相关。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铸就了中华民族淳厚内敛的民族性格和坚忍刚毅的民族精神。这一切都指导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处世态度,当然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对后世中国人的管理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人的管理行为,无一例外地要受到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 所以我们要探究中国人的管理行为,还先得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与特质。

中国文化的源流,斑驳庞杂,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但是既然要洞悉中国管理,就不能不先熟知中国文化。下面我们还是来仔细看看,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神奇的地方吧。

什么才能代表中华文化

身为中国人,我们了解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吗?说来也许令人汗颜,其实多数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对于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还是一知半解的。

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些外国友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目的就是要感受一下雄奇瑰丽的中华文明,领略一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该拿什么让他们开眼呢?

外国人下了飞机,驱车进入市区,北京的街景是他们第一眼接触到的景观。看看如今的北京,早已是一副国际大都市的气派,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宽阔舒展的街道、错落有致的街区,跟西方国家的城市建设毫无二致,哪里还见得到半点的古都风貌!要说跟国外相比最大的区别,无非就是满大街的中国人说着中国话而已,况如今,会洋话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外国人仅仅从这些景象中,能领略到中国文化吗?

当然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街景,外国人是不满意的,我们恐怕也会觉得遗憾。在北京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浓厚的地方,总该能找出一些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让老外见识见识吧。毕竟外国人崇尚科学思维、具有理性头脑,如果列举不出直观的、感性的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事物,他们岂能认账?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荣誉感,至少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我们不免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将祖宗传下的家底在外国人面前夸耀一番。

既然问题摆出来了,就得想办法解决。突然我们灵机一动,对了,何不带他们去看京剧呢?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乃中华所独有,尽善尽美、美仑美奂,一定能让老外们为之倾倒且陶醉。可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外国人在欣赏的时候诚然如醉如痴,但看过后却是一脸茫然:“这玩艺又精致又绚丽,可是我什么都没看明白呀。”我们听罢也只得苦笑一声,老实说,京剧连我们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看得明白,又怎么能苛求于外国人呢?

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突然想起来,中国的文物那么多,随便挑一件都能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下一步何不带他们去逛逛故宫博物院呢?那地方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一定能让老外流连忘返、叹为观止。

于是好容易等到第二天,大家匆匆来到故宫博物院。那些富丽堂皇、威严气派的宫宇殿堂和璀璨夺目、举世罕见的奇珍异宝确实让老外眼界大开,赞不绝口。听到他们的赞美,我们心中也难免得意洋洋。可是,老外们心目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国文化。于是他们指着一件青铜器谦虚地问道:“请问这个东西又反应了中华文化的什么特质呢?”我们想,中国文化蔚为大观,岂是这小小一件青铜器所能代表的,于是连忙摇头;老外还不甘心,又指着一套精美的大烟具虔诚地追问:“那这个玩艺总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了吧?”我们更加哭笑不得,这根本就是中华文明的糟粕嘛,怎么可以代表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呢?

就这样寻寻觅觅、问来问去,竟然找不出一件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的文物,弄得我们最后也信心全无。难道一向为国人引以自豪的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竟然找不出一桩具有说服力的代表性物品让老外心服口服吗?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2节 中华文化的特质:空无多有

经过前番的奔波劳顿与口舌之争,大家多少都感觉有些底气不足了。对于中华文化的感觉,可能会越发觉得虚无飘渺。是呀,就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很难列举出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质与内涵的事物,岂不愧对列祖列宗?于是外国人就会问了,既然找不到有说服力的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的东西,可见你们的文化听起来丰富多姿,实际上却是空无所有啊,看不见也摸不着,枉称有五千年文明史。有些外国人甚至干脆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说穿了就是饮食文化吧。我们承认在‘吃’的方面你们比西方人讲究,另外还有一些繁文缛节我们也未必学得来,至于别的就不一定谈得上了。”听到这些,我们能服气吗?

说实在的,如今人们的头脑,几乎都是崇尚实用的头脑,满脑子装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物。针对一个概念,如果有可以列举的例证装到头脑中,我们就会接受,反之则会怀疑。如果拿这样一个态度来审视中国文化,当然只会觉得它玄妙而且虚妄,好似空无所有一般了。其实中华文化的特质,如同茫茫的宇宙一般,看似空无、实则多有。

可能多数人对此不理解,既然“空无”,怎么会“多有”呢?我们不妨打一个比方,大家看一个玻璃杯,如果杯子空空,便能装入我们想要的东西;若是杯子不虚,哪里还装得进什么东西呢?按照老子的智慧,万物生于有,而“有”则生于“无”。表面上看起来空空如也的东西,其内在可未必空虚。

老子曾经有这样的高论:一个车轮有十三根辐条,可是中间必须空出来,才好安放车轴。中间空出来的地方,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可是正因为那儿什么也没有,才有放置车轴的用处。大家试想,如果自行车的轮子既无轴亦无辐,整个一实心磨盘,看看谁能骑得动!再如工匠盖房子,房子中间必须留有空间,人才能住进去。这个空间仿佛什么也没有,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什么也没有”的空间,房子就不叫房子了。正是这个空间,使房子具有了人们建造它时所要求的功能。事实上,房子的功能就在这个“空无”上。

讲了这么多“有”和“无”的辩证关系,我们可并不想把读者绕糊涂。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是非常重视“无中生有”这一论题的。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这里所指的“空”,不妨当“谦虚”讲,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保持谦虚的态度,才能够“空无多有”;而这里的“无”,也不一定就是虚无的意思,“无”可以看做“不执着”,即不一定如此,也不一定如彼。其实人们的形式往往会遇到“无可无不可”的情形,这使得我们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增加了很大的灵活性,使我们能变动,却又动而不乱,从而在动态中求取平衡。

从个人来看,任何人“谦虚”而“不执着”,便可能不断进步、永不停滞而且日新月异;从文化层面上来看,中华文化空无而不执着,更是有广大的“包容性”。因此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不但不排斥外来的文化,反而把外来文化妥善地融合起来,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3节 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文化从远古流传至今,从未间断过,这一切都有源可溯、有迹可寻、有据可考、有案可察。可以说,中国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的稳定性。在它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当然也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中发展,在既往中得以传承……

可以说,从远古到今天,中国文化虽然本质未移,但其表象的确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呢?时下倒是有一种很熟悉的说法: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科技时代,社会的变迁十分迅速。因此,时代不同了;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使得中国人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其实,自有人类以来,哪一个民族不是逐渐在改变?每一个民族,都必须随着时代进步,为了生存,势必要日新月异,经常有变化。

那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变了吗?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由此来看看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

根据传统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从先秦时期的三教九流、百家争鸣,直到如今我们国家随着改革开放大业,逐渐融入全球体系;而东西方文明在这个时候同样也在交流、碰撞,乃至于融合。可以说,中国文化一直都是处在发展、变异、继承、延伸之中。循着变化起伏的潮流,我们可以把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大段落:

创造时期

自孔子诞生到秦始皇统一(公元前551—前221年),为时约300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通称为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主流。儒家信仰仁义,主张柔术治天下;法家主张废礼而以法治天下,运用的是刚术。这两家都倡导以人力来管理,可称为人为主义者。道家信仰道德,主张无为治天下,清静无为、效法自然,可以称为自然主义者。墨家则主张以墨为道,所谓墨道就是尚同、兼爱、自苦、利人,倡导舍己救人、刻苦自励,可以称为苦行主义者。此外尚有农家主张看民并耕,以平等破阶级;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以世运定盛衰;名家主张辨名实、析物理、明荣辱;而杂家则并无自己的中心思想,只是折衷其他诸家思想为主张。

儒、道、法、墨虽各立门户,实则交互影响。一般认为儒、墨都重人治,不过儒重君子、墨重贤人。君子指德才兼备的人,往往带有贵族色彩,其品格亦偏重于崇法社会的道德;贤人则多为平民身份,其品格相当于服务的精神与实用的技术。前者重行为的动机,后者重行为的效果。法家重法治,以严刑重罚为主,不免刻薄寡恩。道家则重无为之治,厌弃法令,不尚贤能,以自然为理想。农家的态度近墨,而阴阳家的主张较近于儒。

因袭时期

自秦汉到宋元(前221—公元1367年),为时约1600年。因袭并不是完全模仿,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进展与改易。但因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远不如先秦那样富于创造精神,所以名为因袭。由于秦灭六国带来空前的巨变,把分割的封建改变为统一的郡县,将贵族的分权集中为君主的专制。于是墨家衰微,到汉武帝时已经失去“显学”的地位。汉初数十年中,儒、道、法互争雄长。秦始皇用法而抑百家,儒、道依然存在。汉武帝尊儒而黜百家,道、法还能生存。墨家独自没落,其最大的原因,在于不能及时修改师说以适应环境——论思想不如儒家,谈鬼神则不如阴阳家,又主张平民色彩,注定要被专制时代所消灭。

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脱不了儒、道、法三家的长期争战。法家在秦汉先盛后衰,儒家同样在汉魏先盛而后衰。道家在魏晋一度复兴,儒家在汉代只有独尊的地位却无法垄断全局。此后佛教东来,影响甚巨,但却始终没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流。

转变时期

自明初到清末(公元1360—1898年),为时约500年。其时正以西方“大航海时代”为肇端,渐渐地西风东渐。到18世纪中叶,国门洞开。海通之后,欧洲文化随传教士而来,使中国人心目中昔日大一统的“天下”突然变为世界列国之一,无疑带来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空前巨变。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得不有所因应而革故鼎新。

这一时期虽然包括明、清两朝,但是重大的转变,一直到晚清才出现。其时太平天国以反清复汉、奉天博爱、平等尚贤为主旨,本基督教义与民族思想,带来第一波的转变。由于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习惯,遭到传统势力的镇压;加之其领导集团内部蜕化变质,对于外来基督教义与固有中华文化都无深切的了解,“学西洋而未得其当强立国的真谛,攻旧习而反醉心于君主政治的恶举”,终告败亡。此后,戊戌维新掀起变法运动最惊人的一幕,希望兼用西洋的政教,可惜后来引起庚子义和团运动,遽而告终。直到辛亥年国民革命爆发,推翻满清帝制、建造民国,才产生了根本的转变。

成熟时期

这段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元1898—1949年),堪称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成熟时期。民国肇始以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中国治政的根本,逐渐开始顺应世界潮流。客观地说,中山先生可谓是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制造我们可以学会,也可以随时随地拿来使用;但如果像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全盘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因此中山先生主张“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就是希望我们用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哲学,采纳西方进步的管理工具与方法,开创中国式管理的光明大道。

发展时期

星移斗转,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经曲折,终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终于认识到:经济领域没壁垒,管理技术无国界;然而就文化层面来考察,东、西方各异,一度形成所谓“东、西文化冲突论”这一命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东、西文化各异,但并不乏相互间的融合与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方能彼此珍重,相亲而相敬。世界迟早要步入大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更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为此,作为中国社会的建设者和中华文化的发扬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并予以创新,并由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完成时代赋予中国人的使命。

铁证如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变,而且已经变了五千年,当然不会就此停下来,事实也不允许我们有所停滞。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历史的轨迹,明白我们演化的整个过程以及所处的阶段。我们所要做的,乃是顺着先哲们开创出来的大路,勇敢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4节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 压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人更喜欢夹在中间,既不愿领头,当然也不愿意殿后。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给国人带来的影响吧。

和谐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天地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与共生。这里的“天”,可以看做是原始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而这些原则和观念同时也是人心中所固有的。在这个层面上看,“天心”与“人心”是一致的;所以说,“顺天”必“应人”,“应人”即“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

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

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

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

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又圆满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因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益,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

但是,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带来进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和、化解掉。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便是这个“化”字,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

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似乎是马马虎虎把事情处理完毕,有草率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是透过良好的协议,先把事情分解成若干症结,然后逐一化解,才可能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就是中国人的“求和”思想。“求和”包括着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待人和气等几方面,性格上也就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依赖等特征。

另一方面,就中国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性格气质上历来都表现出求和的一面,“以和为贵”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所恪守的信条。所以世所公认,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民讲究谦恭礼让,从不好勇斗狠,时时刻刻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忘了一团和气。

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体现,一方面,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而西方人则推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是敌对力量。

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往而不利。《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和”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

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5节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2)

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

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教徒,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

通权变达

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十分推崇“权变”精神,而反对偏执迂腐、头脑僵化的做法。他举了如下的例子:中国虽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有“嫂溺叔援,权也”的说法。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和自己的嫂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不合礼仪伦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水、即将溺毙的紧急情况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而应果断地施以援手。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权变”观念。

中国人把这一套权变的理念归纳为四个字,即“执经达权”。这里的“经”指的是惯常的原则和制度,而“权”自然就是权变。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字之中。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变,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不敢稍加变达,也不能遇事毫无章法,甚至进行无原则的妥协。

乐天知命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风暴肆虐祖国大江南北,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过从这场危机中中国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态来看,多少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这场风波中并没有显得惊惶失措、人人自危,他们的心态倒是显得很乐观,并不认为非典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随便找个网上论坛看看上面的言论,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典型论调,正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人对这种心态大加贬斥,认为是一种消极蒙昧的“侥幸心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豁达开通的乐观主义精神。

多数中国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安排。这样一来,似乎很多人的主观努力,在天命面前,都是徒劳的。人们只要心安理得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义,上天就一定会善待你。这样的天命观,多少有些消极无为,常被人指责为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一些中国人遭到了打击以后,总喜欢首先把责任推到“天”的头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国人对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富贵、荣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还要争什么呢?

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乐天知命、顺乎自然之道,是他们人生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现实现象和现实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的一切活动,当然最好要遵从天命。

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相当浓厚,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每当事情遇到挫折,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计困住司马懿的大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天降一场大雨,顿时浇灭了进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希望。这个时候,孔明只得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话说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长叹一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天保佑;如果不幸失败了呢,还是要怪罪到老天头上,反正没自己什么事,让人觉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没成功的好借口。即使到现在,有些中国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往往也会大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挂在口头的“My God”似的。可是,就是老天再对不住你,你又能怎么样呢?还能把天捅个窟窿不成?要是真的触动了老天,那可不是好玩的。传说中倒是有一位神话人物共工,一气之下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地陷,结果引来了旷世浩劫,这就是人与天作对的结果。

但如果人们过于遵从天命,或者认为,反正一切都会有上天安排,自己的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的摆布的话,无疑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态度。而传统的中国人中,持这种心态者大有人在。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平或制度的黑暗,很少主动站起来要求改变(只有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爆发农民起义,这是特例,也是极端);只要不直接威胁生命,一切都可以忍受并屈从,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中国的老百姓当惯了“顺民”或“良民”,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祈祷上天能给他们带来一两个青天大老爷。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样的;或者期盼上天能降生一个好皇帝,能勤勉政务、体恤万民;或者又期望能出现豪侠义士主持公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总之,他们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总希望能发现什么“救世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中国的老百姓,最顶礼膜拜的,不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不是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可见他们的精神寄托何在。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6节 社会化性格

社会化性格又称为社会取向性格,是指个人心理上表现出来的一种依循于社会和他人的态度而做出反应的性格。例如有些人过于看重社会或者旁人对自己的看法,一言一行都尽量合乎社会的标准、遵循社会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没有独立的自我价值判断,个人的道德观建立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基础上。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直到今天,对中国人来说,社会的观念仍然严重影响着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思想、看法和见解总是努力和社会相一致,个人的行为总是尽力在社会所能理解和允许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中国人的个性中所反映出来的典型的社会性。

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是普遍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就是这种性格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人总是以社会的眼光来评价自己,即以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因而,多数中国人总是尽量让自己的行为能让别人瞧得起,而不顾这么做自己是否舒坦。这样一来,好像大多数中国人在世上并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在为旁人活着,是活给外人看的。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了出息,无疑能光耀门楣,倍儿有面子。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往往活得很累,即要求名又要得利,真的是难为国人了。

就另一个方面而言,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也会不断进行调整,极力使自己的观念能和社会保持一致。这样一来,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实际上成了一个秩序良好、稳固有序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是一样的,很少有离经叛道的异端。人们不仅寻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就连一些寻常的生活细节,诸如对善良、真诚、好人坏人乃至性取向的评判,几乎都如出一辙。这种状况无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具体来说,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多数中国人总是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要求,尽量不使自己的言行和多数人相悖,避免同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人总是在与社会的比较中获得自己的观念和标准,也就是以社会中其他人的观念和标准去约束、限制和评价一个人。正因为多数中国人具有明显的社会化性格,使得原本不想顺应社会的人,其行为也不得不适应于社会,于是社会化性格也在这种过程中形成并深化了。一般来说,对于违反传统、破坏规矩的人,我们视之为大逆不道并努力排斥他;对于自信心不强、患得患失的人,我们视之为自卑;对于自信心太强、刚愎自用的人,我们视之为自负,一概加以贬低。正因为这些态度几乎成了一种准则或规范,人们的行为也逐渐顺应于社会的度的范围了。

客观地说,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对于道德规范的遵守和伦理秩序的维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在现在社会,它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诸多弊端。例如,“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一类的民族心理就在相当程度上约束了人的上进心和进取力。正是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造就了部分人隐忍、退避、克制、保守、稳重、中庸等一系列性格特点。可以说中国人的很多性格特质都是因其社会化性格而形成的,在随后的章节中,会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如果深究起来,我们还会发现,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庸之道是要求人们不要走极端。这种“不走极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与社会的看法一致,即不超出社会所认可和允许的范围。过分的有决心和没决心,过分的坚持和不坚持,过分的反抗和不反抗,过分的细分和不细分,过分的有耐心和没耐心,过分的容忍和不容忍……等等,都不能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当然也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原则,因而总是遭到社会的反对和排斥,人们的行为也就被约束在社会所认可的过分的有决心和过分的没决心之间,过分的细分和过分的不细心之间,过分的容忍和过分的不容忍之间……等等,即凡事不过分,不走到两个极端去。

一方面,中庸的思想使人们更加谨慎行事,尽量不过度,尽量在社会认可的度的范围之内,这就使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更加显著,人们更加在乎周围人的看法,更加顺从于其他人的观点而行事;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也使中庸的思想得以更好地传播和继承。根据别人的看法,别人所认可的范围来实施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违逆众人的意见,不过分行事,凡事不过分的信条使得人们加深了对于中庸思想的理解和维护,中庸思想由此才得以更加迅速、广泛、久远地传播。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7节 从众心态

由于多数中国人行事往往过分地稳重和保守,从来不愿走极端,因此往往表现为跟风、随大流的行为,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从众心态”。中国人大多爱看热闹、爱赶时髦;在一些是非判断上,往往也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如果有人从海里捞出一箱金子,马上会有一帮人成群结队地跳下去;哪怕马路上有个人蹲下系鞋带,顷刻间也会在周围聚拢一堆人,这都是从众心理的典型表现。

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己一个人的判断可能会是错误的,但大多数人的判断就不可能有错误。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一直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呢?所以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前进的道路或选择的方向必定是正确无疑,跟着大部队前进是不会有错的;再说人多势众,自然也会更安全一些,所以人们通常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大多数人的步伐前进。

再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真理确实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真的错了,那又能怎么样呢。中国有“不犯众怒”的传统,而且俗话也说,“法不责众”;即使有错,只要人多,法令又能奈我何?况且如果真的是大家都错了,那么错的也会变成对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众现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近年来,国内如风起云涌般出现了诸多热潮,例如出国留学、炒股、开办公司、房地产等等热潮,都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盲目卷入其中。这些人中,运气好一点的尚能全身而退,多数却折戟沉沙、血本无归。不过,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在让许多人尝到苦头之后,会使他们更加谨慎小心而不至于盲目冲动;经历过挫折后,他们会更加理性地对待别人的观点和看法。

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喜欢从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缺乏自信,因而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主见,总是优柔寡断、首鼠两端。每个人都害怕承担责任,不敢冒风险,因而也就不愿意出头,宁愿凡事都让他人挑头,自己乐得跟在别人后面沾点光。道家始祖老子说,他为人处世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一曰俭,一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敢为天下先,自然成为人云亦云的“跟风派”或作壁观望的“骑墙派”了。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8节 善于自省和自制

中国文化的传统,一向是注重人的自我约束和自省的。曾子曾有名言,“吾日三省吾身”,堪称善于自省的楷模,也被古往今来许多君子奉为训诫。这里所说的自省,是指人的行为要从自我的方面加以约束、限制,使之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曾子每天需要自省的内容有:“人家托付给我的事我帮人家尽力了吗?在朋友间的交往中我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吗?今天本该温习的课业,是不是还没完成呢?”曾子的这种态度,也积极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使他们对待他人较为宽容,自身却时刻注意反躬自省。

中国人的性格,一方面是宽厚待人,追求和谐;另一方面则是严于律己,求自制和自省。中国人的自制性格表现在很多方面:忍耐、稳重、谨慎、保守、含蓄……等等。能够做到这些方面的,在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看来,堪称是社会中理想的人格楷模——君子。对君子来说,他的行为方式应该遵从下列这些准则:

(1) 君子的言行举止应中规中矩,尤其要注意“慎独”(也就是指当自身独处、没有外人监督自己言行的时候,更应该时刻小心谨慎、不要恣意妄为);

(2) 君子要自重,规避任何可能使自己的人格受到玷污的机会,从不放纵自己的私欲;

(3) 君子要有独立自主的性格,而不受外物的役使;

(4) 君子要修谦让之德,举动稳重谨慎;

(5) 君子严以律己,每日审察自己言行的失误;

(6) 君子有过则改,又从不放弃行善的机会;

(7) 君子尊重传授道理的老师,并友爱协助施行仁德的朋友;

(8) 君子寡言慎行,但勇于任事;

(9) 君子全力追求理想的人格,不因贫穷困苦而灰心堕志。

从上面这些准则可以看出,君子的修为是以自制和自省为核心内容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慎独”。把这条标准用在管理行为上,就是我们通常所强调的“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这就要求领导者通过言传身教,提高员工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9节 温和敦厚

中国人总喜欢一团和气,有时候为了顾全大局,哪怕逆来顺受也在所不惜。和平虽是美德,但若过分地求和,便趋向于文弱。中国人看重现实生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因此能够心平气和。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数中国人阅世极深,所以知道和平是处世良法。我们的传统思想就多鼓吹和平、厌恶武力侵伐,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采取和平的手段,甚至对于仇敌也采取和好的政策。在中国历来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不乏“以德报怨”的先例。在中国古代,针对异域那些时常侵扰边境、觊觎中华的外族,就常常采取和亲安抚的政策,与之修好,力图免开战端。因此中国历史上,像汉武帝那样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君主,实在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则是“昭君出塞”、“文成和亲”这样的千古美谈。

而在社会生活中,多数中国人为了和和气气地对待别人,说话总是很委婉。有些中国人讨厌直截了当,喜欢婉转陈述,使人们往往把握不住他们的真意。许多中国人很少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很多事情不好直接拒绝就婉言谢绝,不好直接接受就婉转表述;即使是受到了别人的称赞,也总要或多或少地客气一番。如果就某一问题与人家意见相左,也很少针锋相对地当场就分个是非曲直,而是多在适当的时候以婉转的方式提出,免得伤了和气。此外,有些中国人总是担心哪怕一点点的小冲突,因而说话尽量客气,举止尽量文雅,行为尽量保持礼节。

中国人“求和”的性格作用在自己身上,就是知足乐观。中华民族具有知足常乐的态度,有些中国人较富于享乐的能力,对于当前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所以哪怕在忙里也想偷闲,苦中亦要作乐。这种安分知足思想,其实是由于古来各家思想已经深入民心所致。儒家学说既主张礼让不争,更提倡安分守命,教人安贫乐道,处之泰然。对于物质欲望,各家学派的共同原则都偏重于消极的节制,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如儒家提倡“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道家鼓吹清静无为,墨家提倡强本节用;这种克制物质欲望的主张,似乎都如出一辙。

当然,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与其社会化性格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使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规范在社会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由于个人的行为倾向于社会取向,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关注社会的、整体的利益要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和谐和统一,和谐成了每个人的共同愿望,也成了社会的共同要求和规范。由此一来,对和谐的追求自然也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求和性格。它表现为,为全局着想,人们不应当过于在乎自己一己之利,即使牺牲个人利益也应服从于整体利益的要求,这才是中国人的求和性格的实质。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也加深了他们的社会化性格,求和的结果和目标是社会得以和谐稳定,这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及个人的长远利益的,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使人们的利益焦点不仅放在个人身上,而且还放在社会整体上,人们关心这个社会,重视自己身边的其他人,其结果是人们的社会化性格不断得以强化,最终形成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气质特点。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10节 内敛保守的性格倾向

保守是大多数中国人性格的又一大特色。其实,无论是顺从、勤劳,或节俭,本质上均属于保守的性格。因为他们不是要为自己或社会开创一个新的世界,而是在旧世界里替传统尽责。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鼓励创新、开拓的事迹非常少,而宣扬保守、退缩以及安分守己、顺从天命的言论则非常多。中国的封建王朝里,所谓的“改革”和“变法”还真不少,有的甚至还轰轰烈烈,但多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变法中,只有“商鞅变法”还算成功,但商鞅本人却未得善终。此后的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均告夭折。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保守思想在作怪。他们总是固执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使得具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旧中国暮气沉沉,万马齐喑。

所幸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人们正在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但在社会生活中,多数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保守倾向,仍然十分严重。仔细探究起来,中国人保守性格的形成,固然是由于顺时听天、轻视人力,不愿意徒劳无益的思想使然;但大部分原因还在于习故安常,以当前一切为满足。所谓“知足常乐”,既然眼前的生活还过得去,那干嘛还要翻来覆去地折腾呢?一味指责中国人爱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怕也未见得公允,但是说实在话,多数中国人自古以来,还是比较安于现状、挺缺乏危机意识的。除非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才会想到要变一变,正所谓“穷则思变”,以达到“变则通、通则久”的地步。然而,儒家伦理又告诫我们一句话,叫“君子固穷”。既然君子都要能安守穷困,那还变什么呢?

中国历来的经济生活,只讲自给自足、维持现状。中国社会风尚注重保守,普遍都以“先王”、“古法”、“祖传”为最可贵,并不问它对于当前环境是否合适。因为社会趋于保守,所以人们常用“安静”、“持重”、“老成”一类的话来赞誉人,而用“好事”、“轻进”一类的话来鄙薄人。事实上,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根本是求安不求进,中国人的古训向来是“明哲保身”;既不好活动,也不愿冒险,遇事迟疑不决,没有奋斗和开拓精神。

保守的性格也影响了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拿情感方面来说,中国人在表达感情时比较含蓄,保持分寸、保护感情,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在心灵深处设置厚厚的帷幕或面纱,表现得城府极深。在人际关系方面,由于感情世界的面纱较厚,要求按一定的程式或规范行事。因而中国人表现感情不能像西方人那么炽烈,动不动就拥抱、接吻,而是用打躬作揖这种形式来含蓄地表达感情。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众多中国人追求保守、安定的心理,他们强烈地寻求生活的安定感,不想冒险去接受新生事物。例如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中国人就重视不需太多变化的家居工作生活;缓慢地把朋友聚成圈子,并加以固定;对于异性在感情方面的交往,更注重日久生情的培养,而排斥强烈的激情;我们以互相体谅的心情对待朋友,但不知道该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我们喜欢接受一些现成的事物形态,做有一定章法或规律可循的事,对不确定的事物予以忽视或逃避,等等。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11节 中国人都有四条心

孟子是一个对人性有着深刻理解和认识的圣贤。孟子从“性善”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人应该具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四心齐备的,才算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孟子的话不无道理,可以说,中国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着这四种心理倾向的支配的。后人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大善端发扬开来,最终形成“仁、义、礼、智”四大基本道德规范,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伦标准和道德准则。而这些规范,几乎也处处影响着国人的行为。

是非之心

中华民族还是相当具有正义感的民族,但凡中国人都有是非之心。不管在表面上,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好恶鲜明地表现出来,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里,还是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念的。人的行为,总要受其意识支配,根据他自己对是非的判断决定其行为的取向。可以说,人人心中有是非,“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是非之心是智的根源。人能明辨是非,便会对是的方面加以肯定,对错的事物加以否决;对善的加以嘉许,对恶的加以贬斥,进而对自己能反省、忏悔、改过、追求真理,对别人能批评、督察、忠告。社会的舆论、法律的审判,都根源于这是非之心。人有是非之心,便能不违真理,能改过迁善,社会便能天天进步。

能够明辨是非,是人类“智”的体现。所以人能通过对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的体察和鉴别,而追求真理;同时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为之忏悔,从不放弃改过的努力,并且对他人的过失进行批评与督察。这才会使得整个人类社会井然有序、善恶分明、正气凛然。

是非之心,要求我们在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时,要敢于作出抉择,一切以道义为本,而舍弃不义的行为。人们很容易面临物欲的引诱、罪恶的召唤、私心的作祟。如果我们一时放纵自己的欲望,放宽自己的道德界限,诚然可以得到物欲的满足,也可逞一时之快意。但迟早会遭到公理的遗责、正义的审判、良知的鞭挞、人民的唾弃。因此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宁愿安份守己,尽自己的力量,获取自己所应得的和所需要的。所以人有了是非之心,纵然犯了过失,他也会知道悬崖勒马,努力改过迁善。这才是“智”的表现。

羞恶之心

羞恶之心实际上就是人的耻辱观。其实这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的观念,是人与禽兽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中国人在骂人的时候,有一句话最恶毒,就是说人家“无耻”。一个不知羞耻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简直就不配生于世间。应当说,羞耻感,是大自然对人的最大恩惠之一,因为它可以使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人,哪怕是智力低下的人和动物的最基本区别,就在于“知耻”。一个不知耻,不懂得耻的人,就与动物没有多少差别了。孟子曾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耻”是道德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它是人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因此,耻意识从来都是变化多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的。不仅古时和现代的耻意识有所不同,就是同一时代也有种种不同的耻意识。至于耻辱观的起源,应该可以一直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在人类蒙昧初开时就有了。《圣经》中记载,西方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偷食了伊甸园的禁果,产生一种羞怯感,引发了原始的耻辱观念,从此开始了他们作为“人”的生涯。

在中国人看来,只要一个人知道羞耻,哪怕他作恶甚多,也仍然是可以救药的。如果人能知耻,那他就有着向善的动力。“知耻近乎勇”是一句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名言。但勇却是中性的,可以是刚毅之勇,亦可以是匹夫之勇。耻,可以激发起人的勇气,但这种勇却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因为感到羞耻而恼羞成怒,从而激起了匹夫之勇,那就不可取了。也就是说,要做人,就必须要知耻,更重要的是要明耻,即要明确在生活中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可耻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光荣的。如果一个人心怀大志、心胸开阔,以自己的德行不高、学识不广、技艺不精为耻,那么就能在生活中培植起百折不挠,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真勇、大勇乃至神勇来,从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人生之路,实现人生的价值。相反,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私利为轴心,以不如人富豪奢侈为耻,甚至以不如人会坑蒙拐骗为耻,那就会被贪婪之欲、邪恶之心而鼓励,从而步入歧途,滑向罪恶的泥潭。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最讲求的是诚信传统,如果人皆有羞恶之心,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离诚信也就不远了。

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说穿了也就是同情心。人不同于禽兽,不可能对同类的悲惨境遇无动于衷。《孟子》中记载,梁惠王有一次在朝堂上,看见下人牵着一头牛走过,那头牛神色凄楚,浑身瑟瑟发抖。梁惠王问这是怎么回事,下人说,这是一头将要被用来祭祀的牛,马上就要上祭坛了。惠王实在于心不忍,吩咐道:“看这头牛这么可怜,还是把它放了吧。如果一定要祭祀,就拿一只羊来代替它好了。”老实说,以羊来代替牛,还是牺牲一物以保全另一物,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变;甚至还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他们的君主是因为吝啬才故意拿价值小的羊代替价值大的牛作为牺牲。其实,堂堂一国的君主,何苦去背这个黑锅呢?

还是孟子公道一些。他开导梁惠王说,大王能够这么做,已经证明心中有善端了,并不是虚伪的表现。因为当时眼前见到了牛却没有见到羊的可怜样。能够对眼前的事物发慈悲之心,这也就是中国人恻隐之心的体现。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可以了,千万不要矫枉过正。如果说因为人要具有同情心,就反对杀生害命,连肉也不忍心吃,那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的表现呢。中国古代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也是因为人们对猪羊之类的动物“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样的关切怜悯之情既然都能加诸于禽兽身上,那就更别提对人本身的关怀了。生性残忍、没有同情心的人,往往被斥为“冷血动物”,是不能为文明社会所相容的,而且迟早会遭报应。中国人历来强调锄强扶弱、积德行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恻隐之心使然,而且他们也相信,这样做是一定能得好报的。

但是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商场如战场。商界的竞争,往往是冷酷无情的,没有半点温情脉脉可言。所以现实的商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落井下石者多、扶危济困者少;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这一切,正是当今商场竞争的误区。商场并不是战场,商业的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战争规律并不能完全适用。生意场上的往来最好当然是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所以对于商界精英来说,最好都能多一点恻隐之心,这样会使自己多一些朋友,多一分成功的机会。

辞让之心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一向是谦和有礼的。中国人的性格,也大都慈善宽厚,不那么咄咄逼人;就是有理,也往往要让三分。一个人只要温良守礼,哪怕他在才智上稍逊一筹,也会为世人所推崇,甚至奉为楷模。“礼”在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一颗“辞让之心”。也就是要求能够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凡事能先为别人着想,能够谦让一点的不妨谦让一些。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这种精神,例如孔融四岁让梨的典故,千古传颂,成为许多中国的父母教育子女的好榜样。

所以说,辞让之心是礼的根源。人有礼,便能够谦让,也能够尊敬别人。由尊敬先祖、父母、师长,推而广之到尊敬一切圣贤豪杰、以及一切对人类文化有贡献的人,乃至一切外人、古代的人、未来的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整个世界。在中国人看来,要懂得礼节,最根本的是要有一颗辞让之心,要记得把好处让给别人,与人为善。

当然,人也不能过分地辞让。有些应该据理力争的事情,就必须“当仁不让”。尤其是一些重大原则,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但是在中国,一味地“温良恭俭让”、拿原则作交易的事情太多了。

还有些事情,如果一味辞让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这是虚伪的表现。有些中国人在一些个人的好恶上,远远不如外国人坦诚。明明是心里非常想得到的东西,口头上就是不说;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本来自己非常喜欢,却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明明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却动不动就归功于领导的关怀和同僚的帮助。这样的做人方式,当然很能讨人喜欢,但也多少失掉了人的个性。尤其是当有些人某方面的欲望很强烈,却又不好意思明确表达的时候,就喜欢背地里使些小伎俩,在一颗堂皇的辞让之心的背后却往往掩盖着并不那么光彩的企图。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12节 性格充满矛盾的中国人

总体来看,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简单地一边倒,通常是两种对立性格的调和统一。实际上,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与克制性格时常是矛盾的。中国人要求自己“严己宽人”,在这里,严与宽就是一对矛盾,人与己也是一对矛盾。中国人已经清楚了这对矛盾性,他们善于把矛盾加以调和统一,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很多中国人的性格是矛盾的,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尊大与脆弱、道德与背德、亲切与残忍、务实与理想化、孤独与群居、轻信与怀疑、利欲与面子、强韧与顺从、坚强与柔弱……等等,这些明显相互矛盾的性情,却往往都集中体现在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些现象不是让人觉得很矛盾吗?

关于这类中国人的矛盾性格的最好例证是他们在接受责备时的谦和态度。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你指出他的缺点的时候,他可能会很耐心、殷勤甚至是诚挚地倾听并愉快地接受,而且附加说:“是我的过失,是我的过失!”也许他还会感谢你的好意,发誓说一定要立刻、彻底、永久地改正。但是,很可能这些动听的誓言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有些人不求实际的品性不可能纠正,他们的种种表示不过是故作姿态。在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随地吐痰”的问题。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随地吐痰的陋习都深恶痛绝,并一再表示要“从我做起,杜绝恶习”。但一旦在没有人监督的场合,有些人很可能会故态复萌,照吐不误。像这样的言行不一致,正好体现了一些中国人性格中矛盾的一面。

同样的事例还有,许多中国人一方面害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讨厌别人的胡批瞎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在别人背后议论别人。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随地吐痰不好,抨击起这桩现象来,那都是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可是一旦轮到自己,有几个能真正杜绝这一陋习呢?要说中国人都没有公德心吧,那可真是冤枉。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这些人的公德心又都到哪儿去了呢?

其实中国人大多存在“表里不一”的双面性格,这种双面性格就是中国人矛盾性格的一种体现。双面性格的情形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操作。任何人都能很快地意识到表面的客套话与心底话的差异,也颇能预测何时我们必须处在何种状态之下。可以这么说,有些中国人是逢场作戏的能手。当然,我们很少直接攻击说表面话的人,有时更是心存感激于他人的表面文章。但是,我们往往会在背后讥笑那些做表面文章的人。

部分中国人的矛盾性格使他们习惯于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或者是自己人与外人,这种严格对立的区分是为了分别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对好人,我们尊敬、同情、帮助、爱护、热情;对坏人,我们贬低、憎恨、厌恶、冷淡、疏远。对待自己人,我们舍得牺牲自己的利益,敢于袒露自己的心声,不会太在乎礼节和形式;而对于外人,我们不能让他占便宜,对他们一定要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他们佯装客气和热情,而实则并非如此。

矛盾性格的反面就是调和矛盾,多数中国人总是喜欢调和与折中。比如你跟单位的同事说,我这位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可能会一致不同意。但如果你进一步要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但事情一旦有激化的倾向,那就会有无数的力量加以牵制,最终达成折衷的方案。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多数中国人总是愿意避免矛盾的过分激化,喜欢采用中庸调和的方法对待矛盾。

中国人对于矛盾的调和受了“重和合”思想的影响。在和谐的原则下,中国人总是愿意去调和矛盾。因而,多数中国人的矛盾性格是次要于他们的求和性格的,即只有在不违反求和原则的前提下,其矛盾性格才会暴露出来;否则,违反了和谐的要求,其矛盾将会被调和,表现出的仍然是和谐的气氛和求和的性格。

由于多数中国人矛盾调和性格的存在,在一旦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他们的性格特征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也就是其矛盾性格的又一个方面。集体主义精神就会被窝里斗所代替,诚实会被虚伪所代替,利他主义会被自私所代替,顺从会被叛逆所代替,实用主义会被理想主义所代替,道德会被不道德所代替,富于同情心会被无恻隐之心所代替……等等。

第三部分 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行为第13节 人情的利害

人生于世,不可避免地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际关系极其重要。要想在中国人的社会中生存、立足,必须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而这同样也是每一个要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管理者的必修课。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要素中,最要紧的必须抓住两点,那就是中国人的“关系”和“人情”。只有关系通透、人情纯熟,才能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才会使管理行为畅达无碍、一顺百顺。

《红楼梦》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就是说,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如何在群体中处理人际关系,的确是一门大学问。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有着特定的原则和规范,同时也有一些不那么表面化的“潜规则”。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即使你冲撞、冒犯了人家,恐怕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万一人家跟你计较起来,连回旋辩驳的余地都很难有。所以处理与中国人的关系,一定要慎重。中国人的这些行为,尤其对一些不明就里的外国人来说,也许会觉得十分难以理喻。

人情的利害

人情在中国社会是极普遍的现象,中国人常自认为或被认为是重人情的民族。每一个受过中国文化熏陶,或在中国生活过的成年人,无不深知“人情”这个东西的厉害。人情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但大家都知道它的存在。并且在具体的情形下,也知道他应该怎样对待或处理人情。中国人的许多社会关系都是靠着隐性的“人情”来调节和处理的。人情,可以看做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当然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副作用。

“人情”有多种不同的含义,但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处之道。当我们说此人“不通人情”,实际上是说,“此人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一无所知”,这是对一个人很严重的批评。相反,我们说此人“人情练达”或“通情达理”,则是指此人善于待人接物,善于把握人与人相处之道,这便是一种赞美。但是,当我们听人说:“此人很世故”,则会联想到奸猾、有城府,甚至意含此人在利用或操纵人情之意了。总之,中国人是极重人情的,但中国人讲人情,通常是与“理”相提并论的。所谓“合情合理”在这可以解释为,真正的人情应不离开理,离开理便不合乎人情了。

在一般性的人际关系中,人与人建立交换行为是要通过“人情”的。在经济性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素没有太大作用甚至被冻结;但在社会性的交换中,人情则极为重要,甚至占了中心的位置。在这类社会交换中,人情可以说是媒介,也可以说社会性交换是靠人情来维持的。我们常听人说“卖个人情”、“送个人情”或“讨个人情”、“求个人情”,这都表示人情的交换特征。不仅如此,我们更听人讲“我欠他一个人情”,“他欠我一个人情”,这就明确指出人情在交换上有盈亏的情形。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认为社会性的交换和经济性的交换都有一份平衡表。在经济交换行为中,这是一份钱财的平衡表,亏与盈有记得很清楚的。而在社会交换中,这便是一份人情的平衡表。人情的平衡表,计算起来不是那么一清二楚,不是那么容易算清。但这并非说不能作出一个人人情的盈亏的结算,比如社会上时常可听到“人情债”的说法,这就是说在人情上有了亏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成了一个“负债者”。

在中国的社会交换关系中,人们都不愿意成为人情的负债者,俗云“人情紧过债”,“赖账不如赖人情,赖了人情难做人”。这就是说,欠别人“人情”比欠别人钱财在心理上的负担还要重。何以如此呢?因为钱债易于计算、易于清偿,人情债则难计算、难清偿,此正所谓“钱债好还,人情债难还”。

所以,“不可欠人人情”几乎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社会格言或教训。教育人们轻易不要接受别人的恩惠,就是在说不可欠别人人情。因为欠了人情,则在社会关系上失去平衡,失去自己在人际来往上的独立性。俗语所谓“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短”,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人情债如此难于承担,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个看法是不接受人之情,但是,这在某些时候是行不通的,别人请宴,就是人情,拒绝邀请,也就是有亏人情了。同时,即使拒绝别人之情,虽然可以“不欠人情”,但是与他人的来往却终止了,这就不免有被社会孤立的后果。因此,为了不负欠别人的人情,最有效的方法是回报别人以更多的人情,如俗语所云:“吃人一口,报人一斗”,“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样就在人情的平衡表上不但赤字消失,而且使别人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亦即由人情上的“债务人”转为“债权人”了。

“人情”这种可以用来馈赠他人的社会资源,不仅包含金钱、财物、服务……等具体成分,同时还包含抽象的情感成分,所以对于“人情”很难估计其客观价值。“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一个人一旦欠了别人人情,对方万一遇到困难,开口向你求助,你便有义务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力设法回报。由于“人情”的价值难以计算,即使他回报了对方,他的“人情债”也没了结。所以许多人会感到“钱债好还,人情债难还”,而设法躲避人情的纠缠。不仅如此,哪怕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由于认识的人很多,自身的关系网络十分复杂,更是畏惧人情的瓜葛会损及自身的利益。

第三部分 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行为第14节 面子问题

“面子”是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又一个重要的概念。中国人不仅是一个重人情的民族,也是一个爱面子的民族,多数中国人对于面子的敏感,使面子成为他们保护自我的甲胄。在他们的自我系统中,他们是“被人看的”,而较少“自己看自己”。在“被人看”的感觉中,他们对于真实的自我往往有一种好像“知道又不清楚”的模糊感。有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知道自己有某种需要。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无法很一致的表现出来。由于受到“面子”的影响,他们必须赋予他们的行为某种装饰,此般的装饰是为了在外观上让别人看了有更高的评价,甚至最后的行为是否真正地符合自己的需要,那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中国人把自己生活的目标定为“让别人看得起”。

多数中国人爱面子怕丢脸,在人际交往中,很注重给别人以面子,这样也是给自己以面子,因为给别人面子同样也是自己有面子的表现。中国人大多很重视面子,也总是去评价别人有没有面子。多数中国人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更有面子,在这种对于面子的追逐中,他们都努力使自己更有面子,其结果是大家都越来越重视面子,面子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那么,面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面子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声望、社会名誉。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人在满足了生理、安全、情感三个层次的需要之后,有一个“受到尊重”的需要。可以说,人的基本需要中就有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获取良好社会名望等内容,这种对于社会名望的努力追求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讲面子的表现。因此,中国人爱面子就是表明中国人很看重自己的社会需求。

与“面子”概念相联系的还有一个“脸”的概念,在英文里,脸和面子都是face一个词;在粤语里,也没有脸的概念而只有“面”的概念。脸和面子通常混用,或合作“脸面”。但有意将脸与面子分开时,两者之间也有差别,“脸”指的是一种道德价值,而且它也包含了作为一个高尚的人的观念。这种观念应该是每个人都应具有的基本观念,而不是求得的,缺乏这种价值观是很严重的事。“面子”则是基于个人的努力而求得的声望,虽然它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人们都努力追求的,但它不是必需的,缺少它并不会造成别人严重地指责。因此,没脸比没面子更可怕,没脸是指一个人失去基本的自我尊严,而没面子则是指一个人失去比别人强大的声望。例如我们有时候骂人说,“你真不要脸!”这就是相当严厉的谴责了,跟骂人“无耻”的程度类似;被骂者决不仅仅只是丢了个面子,它几乎意味着人身的侮辱。但实际上,人们并不可以严格区分脸和面子的差别,只是努力做到使自己更有脸面。

在中国的社会交往中,人们依据各自的地位、权势,划分成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与他的脸面是密切相关的,脸面的丢失,他在人们心目中的等级也会下降。相反,脸面的增加,他在人们心目中的等级也会上升。于是人们总是在提升自己的社会声望以向更高的等级迈进。

在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典型例子中,每个人都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活动来表达他对周围等级结构的了解。如果一个人的面子被他人尊重,那么交往就会很顺利地进行;一旦某人的不良行为被公开出来,人们就会不再给他面子。于是,他便会感到丢脸、害羞和窘迫。因此人们总是想方设法顾全自己的面子,同时会为顾及他人的面子做些努力。根据维护面子的目的,可以将中国社会中的和面子有关的行为分为六类:

第一类行为是抬高自己的面子。知道了在社会中哪些品质是讨人喜欢的,就可以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故意炫耀自己的这些品质。人们非常注意交往的环境和自己的仪表,并为了给他人留下好的印象而特别注意自己的行为。例如,一个“要面子”的人会尽力去美化自己的境遇、能力、社会关系和品质。为了显得比别人更好,他也会靠“撑门面”来引起公众的注意。

第二类行为是抬高他人的面子。为了抬高自己的面子,除了提升自己的形象外,人们还会抬高权势者的面子,这样权势者就会报答他。这些手段包含吹捧对方,附和对方的意见,送礼或做其他取悦对方的事情。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名声去“顾面子”,那么,地位低的人就会变成溜须拍马的人,去为上司“增加面子”,这样上司就会报答下属并在别人面前抬高下属的地位,于是双方在交往中感到“大家都有面子”。

第三类行为是让自己丢脸。在中国的社会中,“丢脸”或“丢面子”会给个人带来严重后果,尤其是丢了“道德的脸”。中国社会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与道德标准保持一致对于维持个人的地位和声望非常重要。如果某人被认为违反道德标准而谋取个人利益,那么他就会被斥责为“不要脸”或“没有脸”。这两句话都表明这个人没有做人的尊严。在中国社会中,个人常常属于某个团体,团体的荣辱反映了个人的荣辱。因此,当某人“不要脸”时,与他有联系的团体也往往会跟着“丢脸”。

第四类行为是伤害别人的面子。在一个结构严密的社会中,一个人正常生活的主要条件就是他必须清楚与上下、左右的关系,并了解某人控制着重要的社会资源。当某人要求有权势者办事时,他必须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他们的要求被接受了,那么就是权势者“给面子”,他自己也会感到抬高了面子。如果对方拒绝了他的要求,就是对方不给面子。

第五类行为是维护自己的面子。丢面子会使人体验一些不愉快的情绪:尴尬、羞愧和耻辱。有人对中国人做出的调查,人们通常对丢脸行为作出的反应是愤怒、尴尬、羞愧、焦虑和自责等,这都与不同的丢面子行为有关。这里,确认了三种主要的行为类型,分别是补偿行为、报复行为和自我防御行为。前者的重点在于通过解释或道歉请求他人的原谅,当然也不排除逃避;后者则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类似于阿Q的行为。

第六类行为是照顾他人的面子。在一个非常强调团体和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关心维护自己在等级结构中的正确行为。他同时也必须照顾周围人的面子,尤其是上司的面子。由于暴露他人的缺点会破坏关系的和谐,所以中国人很少批评他人。如果不得不批评,许多中国人会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表达。由于拒绝他人的请求会解释为“面子问题”,所以当权者很少拒绝上司或有关系者的要求。如果不得不拒绝他人的请求,为了“敷衍面子”,他们常常会采取一些补偿性的行为,如道歉、说明自己无能为力、建议别的渠道等等。

多数中国人对于“面子”的看重,无疑会对以社会需要为导向调整人们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有些人也经常用“脸”和“面子”来解释和调节社会行为。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兼有利弊的,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也使得许多中国人只注重装饰自己的外部形象,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为为了“更有面子”而活着。

在多数中国人的人际交往里,有“面子”就是:表现合适的自我形象。因此在不同的场合,他们揣摩不同对象的心意,然后戴上各式不同的“面具”。我们称这种因人而异表现自我的性格称为中国人的面具性格,而这种面具性格又是人们的爱面子心理与适应性原则的良好配合 。

每个人的自我形象是摆出给人看的,不管是自知或者是不自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透过自己的打扮、语言,以及自己所做的事情来向别人宣告“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正面的、肯定的评价,没有人会希望人家说他不好。所以我们总是想透过自我外在的形象告诉别人“我是能干的,我是慷慨的,我是知礼的,我是善良的,我是忠实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懂品味的……”等等;或者因人而异地表现自己的良好特征。如对一个热恋中的女孩(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表现出只爱她一个的忠贞与坚定,同时又可以对其他的女孩表现出自己对她的喜欢和好感,其真正的含义恐怕就是“如果有可能,两人之间可以建立密切的关系”。

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如果一个人在某个情境中,能够成功地表现出被人赞许的合适形象,就是“有面子”。相反,如果表情的形象不当,那就是“没面子”或“丢面子”的行为了。因此,人们总是在各种不同的人面前都尽量显得“有面子”,受人尊重和认可。在人际交往中,他们经常会选择合适的言辞、表现、动作、姿势和衣着,期望在别人心目中留下良好而鲜明的形象,以便维持彼此的社会关系。

“面子”从最直接最实际的意义上讲,就是别人的好感,即讲面子。爱面子就是为了赢得别人更多的好感。因而,如何抬高自己的面子也就表现为如何赢得别人的好感上,赢得别人的好感有多种办法,但典型的不外乎顺服、恭维和自我表现。顺服别人就是努力使自己所表现出来的与别人所期待的一致;恭维别人就是努力抬高别人的面子,同时也给自己留下面子;自我表现就是装饰自我形象,显示出自己在某些方面要比别人强,从而使得自己“更有面子”。

对于管理中国人的企业管理者来说,一方面,我们不该一味地顺从于别人的需要、用虚伪的形象去装饰自我。而应该努力去提高自身的内在素质和能力,以切实的成就和地位去实现超越别人的愿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完全摒弃自我形象的装饰作用。毕竟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以他自己的“面子”观念去评价别人,内在的“有面子”和外在的“没面子”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没面子”。作为企业管理者,如果总被企业的员工认为是没有面子,或者其面子与其地位不相称,都会严重地影响管理工作的开展。为了管理工作的效率,我们应该坚持适应性原则,依照多数中国人所具有的面具性格,恰如其分地在提升和维护“面子”的同时,也尽量抬高和顾全别人的面子。只有掌握了应付各种人际关系的技巧和策略,管理者方能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企业管理工作才能跨上新的台阶。

第三部分 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行为第15节 复杂的人际关系

关系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比如谈某人“挺有关系的”,或者是“关系挺多的”。又如与别人“关系挺好”,或者是“关系不怎么样”,“关系一般”,“关系紧张”等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诸如“关系户”、“关系单位”、“关系网”、“拉关系”等词语。看到这么多“关系”,也许你会问,此“关系”和彼“关系”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关系”一词,一方面指的是交情。如果某个人认识很多人,和每个人都有交情,他就能吃得开,办事容易,我们就称他为“关系不错”;否则,如果这个人生性孤僻或者不爱与人交往,能帮助办事的人不多,我们就讲他为“没什么关系”。可见这里的“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关系”两词具有不同的含义,后者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程度及其大小,前者是指相互间关系较多,或者相互间感情深厚,或者相互间交往较频繁等。

同时,“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意味,它表示了个人和其他人的角色地位。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他人各有不同的关系,如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父母关系、师生关系、老乡关系、夫妻关系……等等。每一个关系就如同一个环节,把人们和外界集结成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这张网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支持这些关系的是种种的情分(交情),情谊有亲有疏、有远有近,这些亲疏和远近的情谊关系是我们推动人际互动的依据,就像父子关系就有父子情谊一样。多数中国人最讲究“关系”,这个关系最简单地说,就是指个人和他人的人际互动状态,包括角色地位关系和交情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关系一方面泛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无论亲疏、远近,人与人之间都有关系。即使两个陌生人,也可以存在各种关系,或者同乡、同姓、同校、同龄等等。另一方面关系也特指已经有交情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即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情感联系,有时这种感情会使人在困难的时候互相之间提携一把。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第一种关系中有交情的一部分。因而,实际上第一层关系含义是指客观已经存在,无法变更的角色地位,如同乡、同学、同事等,而第二层关系含义是指主观上相互愿意,可以随时撤销的情感关系,尤指朋友关系、自己人的关系等等。

我们平时评价或述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指的就是第二层关系含义,即交情上的关系含义。比如说对某人关系如何是指与他的交情如何,“关系挺好”即指“交情很深”;“关系一般”即指“交情不太深”。“关系单位”即指有过交往,尚存交情的单位;“拉关系”也是指与别人建立友情,深化感情等。

其实,“关系”是个中性词。正当地建立和发展朋友关系,于朋友双方皆有利,因而中国有句古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是不正常的以获取眼前的金钱、地位和其他利益为目的而买通人情,建立对等的经济交换关系的拉关系现象则不可取,它势必破坏人与人之间正当的、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使人们走向一种依靠自身处理人际关系的特殊技能获取社会地位,而不以勤劳奋斗的刻苦精神获取社会地位的恶性竞争境地。其结果必然导致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被打破,人际关系被替换成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

在中国社会里,人们普遍地看重关系,有了关系才好办事。大多数中国人也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关系网,因为有了关系,犯了错误可以不受批评,甚至违法犯罪,也会不受惩罚,或者能减轻惩罚。这样一来,法律和规章制度在关系面前便往往会失去威严和庄重。“拉关系、走后门”就是通过建立不正当的关系,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逃脱规定的义务和处罚,并使关系双方同时都获利的腐败现象。大多数“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关系”双方而言,两者都可从中得到好处和便宜,而损害的却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是社会的公共利益。

在中国社会里,人们根据相互之间的交往程度和熟悉程度,也就是相互之间关系程度,分为陌生人、熟人和朋友三类。陌生人是指没有交情的人;熟人是指有一定交情,但感情不深的人;朋友是指双方之间有深厚情谊的人。大多数为了更多地被人理解和接纳或者是更迅速地建立各种关系,也即建立与别人的交情,通常愿意以朋友相称,诸如“见面就是朋友”,“朋友的朋友自然也是朋友”,“一回生、二回熟,三次见面就是好朋友”等等,因此,“朋友”的概念已经泛化了,它不再仅仅指具有深厚交情的人,而泛指一切自己希望与之交往的人。原来的朋友也就用“好朋友”、“真心朋友”等代替了。所以,朋友的称呼有时被人们看成是人际关系的代名词,不再具有原先“有交情的人”的含义。相应地,“朋友关系”的含义也极为不明确,或者是指一般认识的人,或者是较为熟悉的人,或者是有密切交往的人,或者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等等。它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便具有了不同的含义。

因为“关系”的不同,即感情深浅的不同,人们习惯于把人分成“自己人”和“外人”。“自己人”是指关系不错、感情较深的人,“外人”则指没什么关系、没有交情或者感情很浅的人。在有了“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之后,人际关系也就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通常给予“自己人”和“外人”不同的态度、待遇和评价标准。

对自己人,他们的错误我们可以谅解,他们的遭遇我们可以同情,他们的困难我们会帮助克服。我们处处给予自己人方便,对他们可以不按规范行事,对待他们总是用更宽松的标准去作评价和判断,不去计较他们的言辞和行为。相反,对于外人,我们总是不能容忍他们的粗鲁无知,不能给他们一丁点好处,在他们面前总是公事公办,严格按规章制度行事。对他们的痛苦和悲伤,我们置之不理,甚至是幸灾乐祸,我们常以苛刻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大多数中国人对待自己人和外人都有强烈的反差,虽然人们对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不是划分得很清楚,但根据与他人的关系程度去有差别地对待他人却是绝对的。对关系好的人,则好好对待;对关系不好的人,则一般对待,甚至是无礼对待。在《韩非子》里面有一则著名的寓言——“智子疑邻”,生动地说明了关系的亲疏远近影响着人们判断事物的态度。宋国有个富人,因为雨把他家围墙淋坏了,他儿子和邻居提醒他注意防盗。但宋人并未听从,结果夜间果然丢了东西。那个宋人觉得自己的孩子挺聪明,却怀疑偷东西的是邻居。

根据关系亲疏的不同所做的差别待遇,是我们中国社会的特征和观念,多数人都是本着“内外有别”的原则行事,而且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这一套观念体系。因人而异地执行法令、规章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于那些享受优惠待遇的人,会心生羡慕,但不会愤慨不平。遇到别人把自己当作外人而照章办理之事,也只看做是时运不济,缺乏背景与机会。有朝一日,自己一旦握有权势,自然也会通融亲人或密友,因而,靠“关系”办事成了孳生特权的温床。在“自己人”之间,许多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在自己掌管的权限之内,互开方便之门。上车不用买票,看病不用挂号、排队,办手续自己人优先等等。如果对内对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这样的人往往会被视作“六亲不认”、“不通情理”而受到他人的鄙夷。

故而,中国人是一个很重视关系的民族。中国人一方面自己利用各种关系行事,另一方面也能容忍别人利用各种关系行事,只要别人在利用关系时不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行。

在这种强调“关系至上”的社会中,很多人忙于应付各种关系,建立各种关系,发展各种关系,因而“会拉关系”的人成了有本事的人,出现了“关系学”。在中国,一个不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简直就无法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关系广泛”,尤其与政府及其他要害部门“关系广泛”的人通常能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地位。

第三部分 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行为第16节 为人处世之道

中国人处世之道及其行为方式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思维特色与文化个性的重要表征。那么,中国传统处世之道有哪些特征?我们从中可以借鉴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概括起来说,无外乎“尚德贵和”四个字。也就是说,为人要崇尚德行、注重和谐,遵循传统的伦理规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型文化或称“德性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德性被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中国人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指人主观的、为我的规范)。孔子倡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并以仁、智、勇(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为“三达德”,建构起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主张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中国人的处世观念及其行为具有浓重的尚德特征,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

一方面,处世做人,贵在有德。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在具体的为人之德上,其主要范畴有“诚实正直”、“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克己奉公”、“言行一致”、“忠厚善良”、“廉正俭朴”等等。这种以“做人”为处世前提的处世观念,体现了浓厚的尚德特征。

另一方面,与人交往,要以德待人。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尚德倾向,还表现在强调人际交往的道德性,主张人际之间应当是“正其义不计其利,谋其道而不计其功”,与人相处,德行为先。其具体表现为:

★ 宽厚待人。中华民族一向以待人宽厚为美德,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等道德评价,就是这一品德的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待人宽厚的原则包括:“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以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通俗地说就是要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

★ 礼让。中国人历来以让为处世美德。在家庭内部,“孔融让梨”式的礼让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赞美“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先贤主张“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使人际关系和谐融洽。 老子十分赞赏“水”德,就是因为水能“甘居下地、与世无争、柔弱无形而澎湃不已”。这正是“夫惟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的谦和礼让精神。

★ 以诚相待。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诚”,由此有“待物莫如诚”的古训。而这一点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内容。故“开诚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见,沟通感情。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就是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小人;也十分鄙夷那种巧言令色、阿谀逢迎之辈,以为他们都是居心叵测。

★ 守信用,重承诺。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讲究信用。“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成语,以及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名言,生动显示了信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中国守信用的模范人物是《庄子》里的人物——尾生。这位仁兄和他心爱的姑娘在某座桥下幽会,不料姑娘还没有来,潮水却来了;很快河水暴涨,尾生为不失信,却不肯离去,终于抱着桥栏杆溺死。当然,尾生这样为守信用却失掉性命的情况,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守信”的推崇。

★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中国人立身处世,从来都不会以自我为中心,总是提倡要设身处地多为对方着想。多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而不是把自己的立场或观点强加给别人,这正是谦谦君子的作风。此外,多数中国人也有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当自己发达以后,往往不忘提携同道之人,使大家都沾到好处。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广阔胸襟和博大情怀,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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