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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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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图)

  除了竞争良好的美国全国大选以外,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加壮丽辉煌、更好地应用、

  更好地消化、更加积极地证明过去的历史,

  也就是对人类笃信不疑的胜利成果。

  ——沃尔特?惠特曼,《民主的范畴》

  由于从传统上说,副总统在上任后就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此总统候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考虑自己的选择将如何影响紧接着的大选。人们对副总统候选人资格一直抱有满不在乎的态度,以致于1908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竟然挑选了一名84岁高龄的无名富翁,因为该富翁将帮助他为竞选活动筹资。伍德罗?威尔逊对这个职位的评论是,“在说完关于这个职位没有什么可说的之后,显然该说的已经都说过了。”虽然曾经有7位在职总统去世,导致副总统荣登了宝座,但总统候选人们对潜在接班人问题的考虑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在最近的1945年,罗斯福在让杜鲁门当了他的副总统后,并没有跟他说起原子弹的事。但是,冷战的到来和尼克松在政治上名望的攀升,已经提高了副总统职位的重要性。而尽管43岁的肯尼迪看不到有什么理由担心自己的性命问题,至少由于他于1947年就开始使用可的松替代物,他需要的人应当能够帮助他开展艰难的竞选活动并具有无可争辩的潜在接班人的能力。

  由于可供挑选的候选人很多,肯尼迪的决定变得尤其复杂。汉弗莱、约翰逊和赛明顿显然都是领先人物,原因是他们很具竞争力的候选人资格和作为经验丰富的国会领导人的地位。防务问题专家、华盛顿的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参议员(外号“铲子”),甚至史蒂文森也都有可能。

  至于肯尼迪为什么以及如何做出决定,似乎无法准确记载。我们知道他在大会之前针对这个问题考虑过一段时间。6月29日,索伦森给过他一个21人的可选名单。根据索伦森的说法,肯尼迪咨询了党内其他领导人,他们倾向的人选是汉弗莱、史蒂文森、约翰逊、赛明顿、明尼苏达州自由主义人士奥维尔?弗里曼(Orville Freeman)和杰克逊。肯尼迪相信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可以抵消一些对副总统职位同样感兴趣的竞选总统的对手们的顽固反对立场,但没有明确暗示自己会挑选谁。

  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党大会召开之前和大会期间对肯尼迪的反对,减少了他从该阵营进行挑选的可能性。史蒂文森拒绝靠边站,汉弗莱继续阻止杰克获得提名,因而他们也被排除在外。7月14日,也就是杰克获得提名的第二天,新闻评论员爱德华?摩根(Edward Morgan)私下里问他会不会把副总统的位置给汉弗莱。肯尼迪回答道,“不,绝对不会。那个阵营的诚信度已经毁了。”在杰克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之前,史蒂文森、汉弗莱和弗里曼呼吁党内团结一心。乔在《时代生活》(Time-Life)的出版商亨利?卢西(Henry Luce)家里一边观看着大会进程,一边咒骂这2人。“他对这些自由主义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丝毫的尊重,”卢西说。“他只是认为他们都是蠢货,而他给他们设下了一个巨大的圈套。”

  毫无疑问,在与尼克松的竞争中,自由主义者对党的提名人的支持是必然的,但是由于肯尼迪从前与自由主义者的矛盾,以及因史蒂文森的失败而产生的愤懑之情,他有理由担心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放弃投票。他曾经在党的纲领中支持最激烈的民权思想,并私下告诉马丁?路德?金、公开告诉NAACP,他不希望“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做任何妥协——不回避有争议的根本问题——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不出现二等公民”,以取悦于自由主义者。他在获得提名前几天向NAACP发表演讲时说,仅仅在南部与种族隔离作斗争是不够的;他打算与“在全国其他地方的俱乐部、教堂和社区里出现的更加微妙但同样邪恶的种族歧视形式”作斗争。他还计划运用“白宫的道义权威……起率先和激励作用……运用白宫的法律权威”来保护选举权、终止学校的种族隔离并确保联邦政府资助的就业机会和住宅中的平等机会。

  肯尼迪本人在6月底以及在民主党大会上就已经告诉克拉克?克利福德,他倾向于赛明顿。劳工领袖们偏向他,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可能在中西部有助于肯尼迪——杰克觉得自己在那个地区不会表现得太好。《纳什维尔田纳西人》(Nashville Tennessean)的新闻记者约翰?西根萨勒(John Seigenthaler)引用过罗伯特?肯尼迪的话——他也说过赛明顿是肯尼迪的选择。可是,事实上赛明顿不过是一个掩护性候选人。杜鲁门对赛明顿的支持更多的是起了反作用:理查德?戴利断定,赛明顿在州的南部地区受欢迎,这一点有助于在伊利诺斯州发挥重大作用;索伦森预测他能够在农民问题上提供帮助,但这些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年轻。他“太像杰克?肯尼迪了(我们不希望候选人名单被称作‘神童’),”索伦森告诉肯尼迪。

  合理的选择看来应当是林登?约翰逊。从个人角度说,肯尼迪家人并不怎么喜欢他。他曾经说过一些有关杰克和博比的恶毒的话,并且在1956年激怒过博比——因为拒绝他父亲提出的林登?约翰逊-杰克?肯尼迪候选人组合建议。1959年11月,杰克派博比拜访约翰逊在得克萨斯的庄园,询问他是否准备参加竞选。约翰逊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检验一下男子气,或者说想表现出自己胜肯尼迪家人一筹——他坚持要和博比一起去打鹿。当博比栽倒在地并且被约翰逊借给他的猎枪的后坐力撞伤了眼睛上方后,约翰逊宣称,“小子,你得学会像个男人那样拿枪。”这表明他鄙视整个肯尼迪阵营。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2)-(图)

  但是,由于利益悠关,杰克抛弃了对约翰逊的个人感情。说到底,尽管他对约翰逊攻击乔、攻击自己感到恼火异常,却仍然相信他完全有资格当总统。1958 年,肯尼迪告诉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的经济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总统候选人提名是民主党欠约翰逊的债。他是赚来的。他对国家寄予的希望跟我是一样的。但是,约翰逊无法获得提名、无法当选,因为距离阿波马托克斯太近了。所以,我可以毫无压力地竞选。”

  从政治上说,约翰逊似乎是所有人当中最有可能帮助赢得关键州的人。民主党在南方这个稳固的传统基地一定会成为激烈争夺的战场。自由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的竞选伙伴是不会为肯尼迪在那个地区获得额外选票的。此外,南方新教徒不情愿推选天主教徒的情绪也让杰克担忧,促使他拉上约翰逊寻求得克萨斯州和南方各地的优势。

  7月 11日星期一,当专栏作家乔?艾尔索普和《华盛顿邮报》出版商菲尔?格雷厄姆(Phil Graham)敦促肯尼迪选择约翰逊时,他“立刻表示同意——答应得那么快,简直让我怀疑怎么那么轻而易举就说服了,”格雷厄姆回忆道,“于是我又重申了那件事,并敦促他不要考虑会被拒绝,而是要很有说服力地主动提出副总统的位置,将约翰逊争取过来。肯尼迪很肯定地说,他正是如此打算的,并指出约翰逊不仅在南方、而且在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各个部分对候选人名单都会有帮助。”约翰逊对该消息的反应是充满了疑虑,说“他估计所有的候选人都会得到同样的信息。”

  肯尼迪很怀疑约翰逊是否会接受邀请加入候选人名单。约翰逊曾经宣称,“我不想用自己的选票换取权力,而且我当然不想用全世界最审慎机构的积极的领导位置换取兼职总统的工作。”7月12日,汤米?科科伦告诉杰克,为取得11月份的胜利、为避免遭遇有可能导致“数代人”期间内都不再会有天主教徒参加竞选的失败,最好的办法是请约翰逊帮忙。肯尼迪回答说,“别开玩笑,汤米,约翰逊会拒绝我的。”肯尼迪觉得很难想像个性如此霸道的林登?约翰逊怎么会甘心屈居于剥夺了他当选总统机会的人之下——尤其是此人在他看来不如他有条件、不如他有资格担任总统职务。

  事实上,约翰逊希望获得副总统的位置。到了1960年,他作为多数党领袖对参议院的控制力已经开始衰减;1958年当选参议员的几个自由主义者已经削弱了他的主宰地位。他还以为,如果肯尼迪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登上了总统的位置,白宫就会确定立法安排,而他至多是个总统在参议院里的人。此外,如果尼克松当上了总统,他就将不得不对付某个共和党上司——不会像艾森豪威尔那么容易通融,不会那么愿意让约翰逊有效地行使领导职能。竞选副总统不仅能够摆脱作为多数党领袖的未来问题,而且有可能会给他带来很大好处。如果肯尼迪失败了,他就会在1964年有权要求获得民主党的提名。而如果肯尼迪竞选成功了,约翰逊希望能运用自己的政治才华——他的这种政治才华使他成了一名出色的多数党领袖——来扩大副总统位置的影响力,作为1968年竞选总统的前期准备。副总统的位置是“我当总统的惟一机会所在,”约翰逊告诉亨利?卢西的妻子、艾森豪威尔政府驻意大利大使克莱尔?布思(Clare Booth)。在他眼里,与肯尼迪携手竞选是提升他家乡地区作用的一种方式。作为一名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一直致力于促使南方成为全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流。一个卓有成效的南方人副总统就可以影响决策,为自内战以来南方人第一次当上总统铺平道路。

  尽管杰克对这位多数党领袖是否愿意与他结盟疑虑重重,但约翰逊实际上已经向杰克发出过明确的信号,表明他对第二把交椅有兴趣。事实上,在民主党大会6月份召开前1个月,博比?贝克和特德?索伦森在讨论这种可能性的时候,贝克就“提醒”索伦森“不要那么肯定他的老板会拒绝组成肯尼迪与约翰逊的竞选联盟。”在肯尼迪获得提名前的头一天,萨姆?雷伯恩告诉约翰?麦科马克和蒂普?奥尼尔,“如果肯尼迪希望约翰逊竞选副总统……那么他没有其他事可做,只要加入候选人名单即可。”雷伯恩还说,如果杰克找他向约翰逊发出这种邀请,他就会坚持让约翰逊接受。当奥尼尔将这一信息转告肯尼迪时,杰克回答说,“我当然要林登?约翰逊……惟一的问题是,我永远不会发出这种邀请,然后让他拒绝我;那样我就无地自容了。他是个自然的选择。如果我能把他拉进竞选名单,我们就没有失败的理由。”肯尼迪答应那天夜里给雷伯恩打电话。在杰克赢得提名后,约翰逊立刻给他发了一封热情的贺电,电文中说,“LBJ(林登?约翰逊的姓名缩写。——译者注)现在的意思是‘让我们支持杰克’(Let’s Back Jack)。”

  那封贺电坚定了肯尼迪的决心。大约凌晨2点,鲍尔斯给约翰逊的客房打电话,以便杰克跟他通话。当一个助手说约翰逊已经睡下后,肯尼迪便让伊夫林?林肯安排上午10时与约翰逊会面。上午 8点,杰克在他的比尔蒂摩饭店套间里与博比单独谈话。在他们走出谈话的房间时,鲍尔斯听到博比说,“如果你确信自己想这么做,就尽管去见他。”博比回自己的房间洗澡。当奥尼尔走进鲍勃的套间时,塞林杰告诉他,博比刚刚让他“计算一下我们有把握的州的选票,并把得克萨斯州计算在内。”奥尼尔非常气愤,因为他曾经肯尼迪同意向劳工领导人和民权组织承诺,说他们永远不会拉上林登?约翰逊。在杰克套间的浴室里——这是奥尼尔惟一可以与肯尼迪进行私下交谈的地方—— 奥尼尔告诉他,“这是你犯下的最糟糕的错误。”这意味着要“违背所有曾经支持过你的人”。他警告说,他们将不得不在竞选活动中因为把约翰逊拉进竞选联盟而到处道歉,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他曾经反对你支持的所有事情。”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3)-(图)

  肯尼迪气得脸色煞白。他“非常沮丧、伤心,过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他解释说,他更加关心的不是获得南方的选票,而是把约翰逊弄出参议院,因为他在参议院会扰乱肯尼迪政府的立法安排。约翰逊出来后,“我就会让(蒙大拿州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当领袖……,”肯尼迪说,“那是我可以信赖、可以指望的人。”他让奥尼尔将该信息带给劳工领导人和更大范围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跟奥尼尔一样对这一消息感到愤慨。

  但是,自由主义者是很难安抚的。当一个劳工组织在11时来到肯尼迪的套间时,博比“非常苦闷,肯?奥唐奈脸色苍白,杰克?肯尼迪非常紧张。”为了解释自己决定的合理性,杰克说,约翰逊“作为多数党领袖太平庸了——所以让他当副总统要好得多,因为这样你就能控制他。”肯尼迪还试图不就这个问题做最终定论,说他看不出“(约翰逊)有任何理由希望得到这个位置。”有个劳工领袖警告说, “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会把一切都搞砸。”他们威胁要在议员席上斗争,阻止约翰逊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杰克和博比用整个下午的时间试图解决这一难题。博比在下午2点左右与约翰逊见面,以介绍遇到的阻力,并建议他应该当共和党全国主席,而不是副总统。在约翰逊拒绝与博比见面后,他将该信息告诉了萨姆?雷伯恩。雷伯恩“深深地看了”博比“一眼,然后简单地回复道:‘妈的。’”接着,菲尔?格雷厄姆给杰克打电话说,约翰逊只会在肯尼迪“招募”他的情况下接受提名。杰克回答说,“因为有些自由主义者反对林登?约翰逊,所以我现在一切都乱了套。”肯尼迪让格雷厄姆在 3分钟后回电,届时他将结束一个会议并做出决定。在他们再次通话的时候,肯尼迪告诉格雷厄姆,“都定下来了……告诉林登,我要他。”

  但是,杰克还在犹豫。他通过雷伯恩传话给约翰逊,说他将于下午3点左右直接给他打电话。见没有来电,雷伯恩便在3:30给杰克打了个电话。虽然肯尼迪答应马上给约翰逊打电话,但“他接着再次提到对林登?约翰逊的反对意见,并询问我的看法。”格雷厄姆预计南方的收益将超过自由主义者方面的损失,便敦促完全维持原计划。下午4点过后不久,约翰逊召见格雷厄姆。格雷厄姆汇报说,博比刚刚回来,并敦促他“为了党的利益撤出。”根据博比的记忆,他当时告诉约翰逊,反对意见很多,而他哥哥“认为他并不想经历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斗争。”因此,杰克希望他执掌党的大权,而他可以安排自己的人进行控制,以便为8年以后竞选总统做准备。博比记得约翰逊看上去仿佛“他已经痛哭失声。我不知道那仅仅是一种表演还是别的什么意思。但他只是颤抖着,眼含热泪说,‘我希望当副总统;如果总统要我,我就和他联手为此而战。’”博比这时口气一转,回答说,“啊,那么,好吧。如果你希望当副总统,他就要你当副总统。”

  大惑不解之余,格雷厄姆再次给杰克打电话。为了掩盖自己的踯躅,同时为了让约翰逊放心,肯尼迪告诉格雷厄姆,“博比一直没有参与其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格雷厄姆相信,博比在试图阻止约翰逊加入候选人名单方面是擅自行动。博比驳斥了这种说法:“我和我哥哥关系如此亲密,我不会自己开玩笑似的想看看他是否愿意撤出。”他的解释是事实。杰克的确试图避免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但最终,他更加关心的不是得罪他们,而是迫使约翰逊撤出候选人名单后的损失——眼看着他对他在南方的竞选活动袖手旁观,或者甚至悄悄地反对。

  肯尼迪并不是惟一做此盘算的人。比较实际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约翰逊将为总统候选人增添力量,同时不希望分裂党、帮助尼克松获选。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因为约翰逊承诺支持党内的民权纲领,他们反对议会席的斗争。肯尼迪家人在大会上进一步回避了这个问题——就在轮到最可能反对约翰逊的密歇根代表团进行投票时,他们暂时取消了规则,要求采用口头表决方式。虽然“赞成”和“反对”的喊声似乎平分秋色,但大会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勒鲁瓦?柯林斯(LeRoy Collins)参议员却宣称2/3的代表认可,并宣布约翰逊经口头表决获得提名。还记得约翰逊有关肯尼迪的警告的艾森豪威尔告诉新闻记者厄尔?梅佐, “我打开电视机,上面是那个狗娘养的跟随这个‘危险的人物’成了副总统候选人。”

  在通过艰苦异常的竞选活动获得了提名并在没有造成严重政治损失的情况下解决了副总统候选人人选的争议之后,肯尼迪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激动心情迎接总统大选。他看到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有无数的政治陷阱需要逾越,但他对竞选活动的核心主题或者说主要方向看得十分清楚。他与大多数评论员和分析家的看法一致,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国家使命感,而20世纪50年代物质上的富卓已经演化成为一个“了无生机、枯燥乏味、安于现状、迂腐平庸”的社会,缺乏应对国内和国际问题所需要的坚毅精神。 “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繁荣是活力和健康的假像,”《评述》(Commentary)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宣称。他抱怨“人们到处能够感觉到的枯燥、迟钝、焦躁、百无聊赖。”文学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将美国人描写成“一个不快乐的民族,一个没有风格的民族,不知道让人心满意足的是什么。”阿德莱?史蒂文森担心,50年代最终会落得像20年代那样的下场——个人的收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然后以灾难结束。史蒂文森问道,“超级市场成了我们的庙宇,妙语连珠的商业广告成了我们的连祷文,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可能用不可阻挡的美国式崇高使命和激励人心的生活方式来照亮全世界吗?”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4)-(图)

  肯尼迪还看到有必要重新建立共同使命的意识,也即鼓舞斗志的使命意识,作为自己竞选活动的中心内容。作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富有、最舒适的社会,美国能够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吗?我们能否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激励人民做出必要的牺牲吗?我们能够像古巴、老挝、越南和非洲的革命者那样激情满怀吗?  肯尼迪还看到有必要重新建立共同使命的意识,也即鼓舞斗志的使命意识,作为自己竞选活动的中心内容。作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富有、最舒适的社会,美国能够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吗?我们能否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激励人民做出必要的牺牲吗?我们能够像古巴、老挝、越南和非洲的革命者那样激情满怀吗?

  在洛杉矶大剧场(Los Angeles Coliseum)的一次接受提名的傍晚演讲中,肯尼迪面对8,000名听众和数百万电视观众陈述了自己的主旨。细心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他的演讲并不十全十美:肯尼迪被过去几天的奔波折腾得筋疲力尽,同时被落日照花了眼。(那次令人失望的表现后,他坚信将来只要面临重大演讲或新闻发布会的压力,就要增加日常服用的类固醇。)虽然那次演讲——包括特德?索伦森在内的几个人都为演讲稿的编撰提供了帮助——是毫不新鲜的竞选主题的重复,却是在令人难忘地恳请国家重新致力于高于个人私利的崇高目标。

  在早些时候,他论述过美国人拥有的一个机会,用于竞选最高职位时的不言自明的宗教检验:“通过提名像我这种宗教信仰的人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已经承担了……一种新型的、严重的风险,”他说。对于任何一个认为他的宗教信仰会对他的总统职责构成阻碍的人来说,答案是他一贯拒绝“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扰我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履行总统职责的任何类型的宗教压力或责任……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有权知道的:即我在任何公共政策上的决定都将是我自己的决定——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人。”

  比这一狭隘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经济与社会公正等更大的主题,以及美国人是否愿意投身于这些神圣目标的问题。“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应该是未来,”肯尼迪宣称。“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化。旧时代正在结束,旧方法不再奏效。在国外,权力平衡发生了转变,一些新的、更加可怕的武器——新的、不稳定的国家——新的人口和贫困压力……这个世界过去到过战争的边缘——但现在的人类,在捱过了所有从前的生存威胁之后,手中掌握着致命的力量,足以把整个人类灭绝 7次。在国内,变幻莫测的未来也是迥然不同。新政和公平施政是他们几代人的大胆举措——但现在是新的一代……

  “太多的美国人迷失了方向、意志和历史使命感,”肯尼迪强调说。“总而言之,现在到了新一代领导的时代——新人来应对新问题和新机遇……今天晚上,我朝西而立,站在从前的前沿上,”肯尼迪激情洋溢、信心百倍地说道。“来自我身后绵延3,000英里的家园,老辈的先驱们放弃了他们的安全、舒适,有时甚至是生命,以便在西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他们没有陷入自己的疑虑而不能自拔,他们不是自己的价格标签的俘虏。他们的座右铭不是‘人人为自己’——而是‘一切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新前沿(New Frontier)的边缘——20世纪60年代的前沿——一个未知机遇和灾难的前沿——一个没有兑现的希望和威胁的前沿。”

  肯尼迪很少用口号。但是他明白,为了动员美国人,他需要一种凝聚人心的标志,而新前沿就是肯尼迪诠释挑战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国家与辉煌卓越的新约会。“我所说的新前沿,”他解释说,“并不是一组希望——而是一组挑战。它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我打算提供给美国人民的,而是我打算请求他们给予的……像我们这样组织和管理的国家能不能持续下去?这是个真正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这种心理和意志?……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接这一任务——我们是否达到面对挑战的程度?……这就是新前沿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必须做出的选择——公众利益和个人安逸之间的……一个选择——国家兴旺和国家衰败之间的一个选择……整个人类在期待着我们的决定。整个世界在观望着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卧薪尝胆。”

  全国大会后的7月份,是杰克和他全家兴奋不已的时期。他已经获得了美国政坛万人垂涎的第二大荣誉——总统候选人提名——现在只差一次竞选活动就可成为历史上第 34位入主白宫的美国人。民主党大会后进行的初步民意测验表明,杰克在5个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伊利诺斯、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得克萨斯——领先17% 至22%。

  作为一个望族家庭的著名成员,肯尼迪早就知道处于公众审视下的滋味是什么。但是,人们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给予他和他的家庭的关注超出了他或者他那赫赫有名的父亲所经历过的任何情形。为了从数月的旅行和大会的压力中恢复身体,杰克从洛杉矶飞到海厄尼斯港休息、游泳、乘坐家庭游艇、与博比等人一起在沙滩椅上享受阳光浴,一边讨论即将开始的竞选活动。已经怀孕5个月的杰基几乎完全没有参与总统大选。

  小阿瑟?施莱辛格回忆起一次到肯尼迪的别墅里做客。那是一个“夏日里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一度宁静的科德角村庄已经失去了让人留恋的幽静。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驻扎军队的镇子,或者说是危险的罪犯或凶猛的野兽逍遥自在的地方。到处都是路障、警察的警戒线、肩背相机的摄影记者……身穿色彩斑斓的衬衫和短裤的游客仿佛在急切地等待着神启。整个气氛是一种嘉华年会或者狂欢庆典……一道篱笆形成半圆围住了肯尼迪别墅,进门就像是跨越边境,每走10英尺就要求出示一次证件。”在洛杉矶大剧场(Los Angeles Coliseum)的一次接受提名的傍晚演讲中,肯尼迪面对8,000名听众和数百万电视观众陈述了自己的主旨。细心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他的演讲并不十全十美:肯尼迪被过去几天的奔波折腾得筋疲力尽,同时被落日照花了眼。(那次令人失望的表现后,他坚信将来只要面临重大演讲或新闻发布会的压力,就要增加日常服用的类固醇。)虽然那次演讲——包括特德?索伦森在内的几个人都为演讲稿的编撰提供了帮助——是毫不新鲜的竞选主题的重复,却是在令人难忘地恳请国家重新致力于高于个人私利的崇高目标。

  在早些时候,他论述过美国人拥有的一个机会,用于竞选最高职位时的不言自明的宗教检验:“通过提名像我这种宗教信仰的人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已经承担了……一种新型的、严重的风险,”他说。对于任何一个认为他的宗教信仰会对他的总统职责构成阻碍的人来说,答案是他一贯拒绝“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扰我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履行总统职责的任何类型的宗教压力或责任……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有权知道的:即我在任何公共政策上的决定都将是我自己的决定——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人。”

  比这一狭隘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经济与社会公正等更大的主题,以及美国人是否愿意投身于这些神圣目标的问题。“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应该是未来,”肯尼迪宣称。“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化。旧时代正在结束,旧方法不再奏效。在国外,权力平衡发生了转变,一些新的、更加可怕的武器——新的、不稳定的国家——新的人口和贫困压力……这个世界过去到过战争的边缘——但现在的人类,在捱过了所有从前的生存威胁之后,手中掌握着致命的力量,足以把整个人类灭绝 7次。在国内,变幻莫测的未来也是迥然不同。新政和公平施政是他们几代人的大胆举措——但现在是新的一代……

  “太多的美国人迷失了方向、意志和历史使命感,”肯尼迪强调说。“总而言之,现在到了新一代领导的时代——新人来应对新问题和新机遇……今天晚上,我朝西而立,站在从前的前沿上,”肯尼迪激情洋溢、信心百倍地说道。“来自我身后绵延3,000英里的家园,老辈的先驱们放弃了他们的安全、舒适,有时甚至是生命,以便在西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他们没有陷入自己的疑虑而不能自拔,他们不是自己的价格标签的俘虏。他们的座右铭不是‘人人为自己’——而是‘一切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新前沿(New Frontier)的边缘——20世纪60年代的前沿——一个未知机遇和灾难的前沿——一个没有兑现的希望和威胁的前沿。”

  肯尼迪很少用口号。但是他明白,为了动员美国人,他需要一种凝聚人心的标志,而新前沿就是肯尼迪诠释挑战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国家与辉煌卓越的新约会。“我所说的新前沿,”他解释说,“并不是一组希望——而是一组挑战。它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我打算提供给美国人民的,而是我打算请求他们给予的……像我们这样组织和管理的国家能不能持续下去?这是个真正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这种心理和意志?……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接这一任务——我们是否达到面对挑战的程度?……这就是新前沿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必须做出的选择——公众利益和个人安逸之间的……一个选择——国家兴旺和国家衰败之间的一个选择……整个人类在期待着我们的决定。整个世界在观望着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卧薪尝胆。”

  全国大会后的7月份,是杰克和他全家兴奋不已的时期。他已经获得了美国政坛万人垂涎的第二大荣誉——总统候选人提名——现在只差一次竞选活动就可成为历史上第 34位入主白宫的美国人。民主党大会后进行的初步民意测验表明,杰克在5个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伊利诺斯、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得克萨斯——领先17% 至22%。

  作为一个望族家庭的著名成员,肯尼迪早就知道处于公众审视下的滋味是什么。但是,人们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给予他和他的家庭的关注超出了他或者他那赫赫有名的父亲所经历过的任何情形。为了从数月的旅行和大会的压力中恢复身体,杰克从洛杉矶飞到海厄尼斯港休息、游泳、乘坐家庭游艇、与博比等人一起在沙滩椅上享受阳光浴,一边讨论即将开始的竞选活动。已经怀孕5个月的杰基几乎完全没有参与总统大选。

  小阿瑟?施莱辛格回忆起一次到肯尼迪的别墅里做客。那是一个“夏日里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一度宁静的科德角村庄已经失去了让人留恋的幽静。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驻扎军队的镇子,或者说是危险的罪犯或凶猛的野兽逍遥自在的地方。到处都是路障、警察的警戒线、肩背相机的摄影记者……身穿色彩斑斓的衬衫和短裤的游客仿佛在急切地等待着神启。整个气氛是一种嘉华年会或者狂欢庆典……一道篱笆形成半圆围住了肯尼迪别墅,进门就像是跨越边境,每走10英尺就要求出示一次证件。”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5)-(图)

  施莱辛格“从来没有见过肯尼迪那么好的状态——更加轻松、更加风趣、更加自由。”下午几个小时他们都在科德角静静地游弋,远处隐隐约约的是马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完美的一天,包含的是游泳、鸡尾酒、午餐和交谈。但是,政治还是手边的工作。杰克、博比、奥布赖恩、奥唐奈、鲍尔斯、塞林杰、索伦森和乔都迫不及待地发动争夺最高荣誉的争斗。在科德角仅仅休息了2天之后,杰克和博比就投身于一系列计划会议、战略讨论以及与党内对手一起的团结会谈。博比总结了他们的观点:“一路厮杀顽强苦斗10个星期。”

  博比给“棒球”(英文hardball可以理解为“棒球”,也可以理解为“强硬手段”。——译者注)一词赋予了新的含义:他的方式绝对没有温柔可言。“先生们,”他对一群纽约的改革派民主党人说,“我根本不在乎州机构、县机构在11月以后还存不存在,我也根本不在乎你们到时存不存在。我要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竞选活动的佛罗里达州协调员说,博比“绝对强悍,有钢铁般的意志……他犀利顽强,咄咄逼人,而且当然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竞选活动经理。”没能让他看上眼的党务工作人员抱怨说,“小弟弟盯着你呢。” 阿德莱?史蒂文森称他是“黑色王子”(Black Prince),而称呼杰克为“毛头小伙”的艾森豪威尔口中的博比是“那个小混蛋”。博比注意到了所有的悲愤情感,但并不感到内疚:“我不是在进行一场人缘比赛,”他告诉休?赛迪。“他们喜不喜欢我都无所谓……如果大家没有竭尽全力地工作,你怎么能用甜言蜜语呢?在这个行当里,你每做出一个决定,都会让某人发疯。”

  如果说博比是个工头,是个残忍的监工,要求所有人都付出超人的努力的话,杰克则是个调停人,是个渴望为了进步目标而将所有人拉到自己身边的候选人。“这是个清楚自己的职责并饶有兴趣地接受这种职责的政治家,”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华盛顿记者亨利?布兰登(Henry Brandon)6月份与杰克谈话后在给自己的备忘录中记录道。“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宠儿。他本能地知道如何运用现代大众传媒的所有技巧来实现自己的最大优势……他也许缺乏热情,他也许很冷漠、很会算计,但那些希望为他工作的人们担心、或者至少是希望他能做到言行一致。”比如,与博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博比从骨子里厌恶林登?约翰逊,从而影响了他在政治上的判断能力,但杰克却以大选的实际需要为指导。

  同样,尽管个人十分仇视史蒂文森,但7月底杰克在科德角与他会面时却请他在纽约的自由主义者方面给予帮助。当史蒂文森建议创建一支对外政策班子,以便就任总统时的可能转换时,杰克立刻表示同意,并请他负责。8月初,杰克前往密苏里州的独立城,请哈里?杜鲁门给予支持。竞选活动的需要化解了他对杜鲁门曾经反对他获得提名的愤慨。鄙视尼克松的杜鲁门接受了杰克的请求。他告诉阿贝?里比科夫,“我从来不喜欢肯尼迪。我恨他的父亲。肯尼迪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参议员……但是,那个狗娘养的笨蛋迪克?尼克松说我是个共产党,所以我要不遗余力地打败他。”当记者们问到在他7月份还说肯尼迪太年轻、太缺乏经验后,如今他如何看待准备竞争总统宝座的杰克时,杜鲁门咧嘴一笑,回答说,“当民主党大会决定推选他为候选人时,我也在那个时候做出了决定。”

  肯尼迪接着前往纽约的海德公园,请埃莉诺?罗斯福加盟。跟杜鲁门一样,这个曾经的政敌现在渴望帮忙。杰克给了她“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即他正计划与史蒂文森密切合作。我也有一种感觉,”她写信告诉一个朋友说,“即这是个会学习的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喜欢他,因为他似乎一点也不狂妄自大。我认为他的头脑愿意接受新思想……我的最终判断是,这是个希望名垂青史的人(也许像人们说的,是出于个人的雄心),但我很肯定地认为,那是因为他真的希望帮助他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帮助整个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此会更加坚信不疑,但我认为,我的这一感觉是正确的——如果他当选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好总统。”

  虽然肯尼迪成功地说服了杜鲁门、史蒂文森和埃莉诺?罗斯福,但这并没有演化成自由主义者中间对他的候选人身份的广泛激情。尽管肯尼迪已经表示支持8 月份一次国会特别会议期间的一项进步立法,但自由主义者对他的竞选活动还是没有多少兴趣。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肯尼迪的纲领中缺乏自由主义立场。史蒂文森在科德角与杰克会面后写信对罗斯福夫人说,肯尼迪的“兴趣和注意力在这个阶段似乎集中在机构上,而不是思想上。”施莱辛格很怀疑按照杰克和博比的计划优先建立竞选活动组织的做法是否明智,便在8月底对杰克说,“组织结构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职能;但是,设想机构本身就能赢得纽约或加利福尼亚却是胡扯。”杰克需要 “去争取在传统上为民主党竞选活动激起过火花的那种人的全力支持……自由主义者、改革者、知识分子……那些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切实关心各种问题和原则而进入政界的人们……一旦考虑问题的民主党人激起了热情,那么竞选活动就能聚拢人心。”几天后,施莱辛格写道,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个很难算作慈悲心肠的家伙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迈出大步的人——不仅仅是改善现有趋势,而是要产生一种新的思维框架,一种新的民族气氛。如果肯尼迪与尼克松就谁能更好地管理现状问题进行辩论的话,他就必输无疑。问题不在于什么技术性计划方案。关键是一个新的时代。’”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6)-(图)

  肯尼迪接受了施莱辛格的忠告。“在这个时候我不介意别人批评我,”他对他说。“我宁愿你现在就告诉我,而不是等到11月。”9月中旬,肯尼迪在纽约面对自由主义者发表了一次有力的演讲,直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论述了人们熟悉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点燃了在施莱辛格看来是竞选活动之关键的那种激情。

  到了9月份,十分显然,如果杰克想打败尼克松,关键是要获得多得多的自由主义者的激情。7月底的共和党大会——实际上是尼克松和竞选伙伴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一种加冕典礼,突出展现了效果不凡的有关苏联挑战的演讲,以及加强国家安全所需要的候选人的出色能力——提高了共和党在民意测验中的结果。盖洛普的预赛型调查表明,尼克松在2次调查中分别以53%比47%和50%比44%领先。同样叫人不安的是,31%的尼克松-洛奇支持者表示他们“非常强烈地”支持他们的候选人,而肯尼迪-约翰逊的支持者中只有22%表达了同等热情。从肯尼迪的角度说,令人高兴的是,60%的美国人说截至当前他们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关注总统竞选。

  肯尼迪家人预计尼克松会用顽强而肮脏的手段开展竞争。在众议院4年共事期间,肯尼迪和尼克松的个人关系良好。但是,在50年代,尼克松的竞选战术和对民主党的猛烈攻击——很像是麦卡锡的一些过分的手段——消弭了肯尼迪对他的尊重。在尼克松还没有施展出任何致命的杀手锏之前就已经在民意测验中落败,这是很令人沮丧的。

  到了8月底,一次新的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和肯尼迪的搏杀难分胜负。谁也无法说服大多数选民相信自己更有资格当总统。尼克松偏激的名声、肯尼迪的年轻和天主教信仰削弱了公众对任何一人入主白宫的激情。

  虽然杰克的公众地位得到了提高,但肯尼迪家人仍然十分苦闷。在尼克松于8月份周游全国、四处宣传自己适合最高职位的资格的同时,杰克却被众议院的特别会议拴在了华盛顿。特迪?怀特在一次拜访杰克的竞选活动指挥部的时候亲眼看到了肯尼迪表现出来的忧烦。正当他坐着与肯尼迪的2位职员闲谈的时候,博比从里间办公室出来,开始嚷嚷道:“‘你们在干什么?!我们都在干什么?让我们赶紧上路!让我们明天就上路!我要我们所有人明天都上路!’接着,不等有人回答,他砰地一声关上门,消失了。”

  令博比暴跳如雷的是正在出现的针对杰克的性格和履历进行的攻击——这种攻击令他处于防守状态,分散了他积极取悦于选民的努力。作为回击,竞选班子准备了一份“反击资料”,用于驳斥有关肯尼迪在以下诸多方面的诽谤:宗教信仰、健康状况、经验的匮乏、竞选活动中的花钱似水、在劳工、公民自由和民权问题上的表决记录、对南方利益的反对意见、参议院出勤情况、对麦卡锡主义的反应、对法国镇压阿尔及尔政策的反对意见。

  最令杰克和博比忧心的是有关他不适合入主白宫的警告——因为他信奉天主教,因为他年轻。“肯尼迪参议员是个很有魅力的年轻人,但他没有经过总统这个职位的培训,”共和党人断言。他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在战略军事策划或者在应对共产党方面也没有任何经验。43岁的“他将是被选入白宫的最年轻的人,”而他那31岁的“夫人太年轻了,无法成为第一夫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告诉肯尼迪兄弟二人,在与“100多位新闻记者、农场领导人、自耕农和民主党专业人士”交谈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宗教问题在乡村玉米地带(指美国中西部生产玉米的地区,东起俄亥俄州西部、西至内布拉斯加州东部和堪萨斯州东北部,尤指衣阿华州、伊利诺斯州和印第安纳州。——译者注)、大平原和得克萨斯农村已经成为比收入、和平更加重大的问题……在没有清晰地看到任何一个候选人支持什么观点或者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做些什么的时候,宗教问题正在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两个方面都传来了埋怨声: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徒很不满意杰克反对“在许多公众事务中的天主教立场”。

  相对不那么声张的担忧是有关杰克玩弄女性的传言。1959年6月,联邦调查局收到一些来信和一张照片,“包含有关杰克?肯尼迪个人行为不检点的指控。很显然,”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记载道,“该资料已经广泛传播——寄信人声称已经将复印件发送给‘大约35名记者’。”备忘录还记载说,“数月以前,”调查局 “已经从一个可靠的渠道收到了……有关肯尼迪参议员性生活的情报。你们还记得,我们在局档案里有详细的重要情报,表明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与另外一个男性的妻子发生过不合法关系。”1960年3月,负责新奥尔良分局的特工报告说,与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有关的一个犯罪集团中有些成员在经济上支持肯尼迪的竞选活动。该特工还汇报了“一次谈话,其中暗示肯尼迪参议员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曾经与一名妇女上床。”还有一些报告说,迈阿密的一名空姐曾经被“派去看望肯尼迪参议员”。5月,调查局收到了在右翼报纸上刊登的一张照片,显示杰克“在凌晨 1时离开他女朋友的家。她是他的一名漂亮入时的雇员。”

  由于有关肯尼迪玩弄女性的谣言广为流传,结果纽约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亨利?范杜森(Henry Van Dusen)请阿德莱?史蒂文森“与愿意终止有关肯尼迪参议员传言的……一些……朋友们坐下来谈一谈。”可是,“一点不掌握任何一手资料”的史蒂文森不愿意证实这些街谈巷议。他相信肯尼迪“有可能在1955年以前在那个方面过于活跃,”当时严重的脊背毛病令人怀疑他能不能活过来。可是,一系列的手术给了他 “正常的寿命后,他似乎已经塌下心来准备实现自己的抱负——总统的宝座。”史蒂文森得以证实这一结论的事实是,“有关他私生活的大多数此类故事似乎都是 1955年或者在那之前的事情。因此,我的观点是,这些谣传已经过时,大部分没有事实根据。而且我必须说,即便谣传属实,也根本算不上什么本质问题,因为除他以外的选择是尼克松!我本人就是恶劣谣言的受害人,我觉得这种勾当恶心之极!”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7)

  史蒂文森并不是目睹当选官员性生活受到公众过度议论的惟一的人。用“最原始手法抨击公众人物的先驱人物”、传媒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反对探究私生活,而赫斯特——他本人在被指控为荒淫浪荡时也并非无懈可击——就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媒体道德观的一个典型代表。汉弗莱、约翰逊、尼克松,甚至是鄙视肯尼迪家人、为打败杰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吉米?霍法,都说过许多有关他的不光彩事情。但是,在无情攻击政敌这个领域里,谈论性生活越轨行为却属于出圈。比如,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中提到的那35名记者从来没有在报道中使用过那份情报。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给予谣传足够的确认。也许,在尼克松方面,跟赫斯特一样,他可能很害怕自己被抨击为伪君子。理查德?博林(Richard Bolling)众议员听说过尼克松有个女朋友的故事,而且博林得知,如果尼克松拿杰克拈花惹草的事情做文章的话,乔?肯尼迪就准备将该女朋友的事向公众披露。但是,在当年的行为标准下,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简直难以想像,而杰克也不担心他的风流成性会对竞选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像针对他的宗教信仰和年龄的攻击。

  宗教问题仍然是个障碍。9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报道的是名称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民宗教自由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Citizens for Religious Freedom)——该机构由150名以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博士为首的新教牧师组成;他们说,罗马天主教具有教堂和教皇国的双重身份,因而肯尼迪的信仰在竞选活动中是一个合法性问题。有一位成员宣称,肯尼迪跟赫鲁晓夫一样,是“一个体制的俘虏”。虽然牧师们都是希望尼克松当选的共和党保守人士(并且在宣称肯尼迪的教堂会有何作为时,表现出了十足的虚伪嘴脸——干涉世俗政治),但他们的阴谋诡计并没有消除他们提出的警告的影响。

  有些预测表明,除非这种宣传得到回击、反天主教倾向得以克服,否则肯尼迪的宗教问题可能会给他带来多达150万票的损失。肯尼迪竞选班子立刻组织了一个社区关系分部,迎头痛击宗教问题。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职员詹姆斯?瓦恩(James Wine)负责这项工作。瓦恩像杰克竞选班子里的任何一个成员一样忙碌,每星期要回复600至1,000封信,并敦促新教的在俗和神职人员抵御那些矛头直接、间接指向天主教、指向肯尼迪的言论。

  9月1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一群新教牧师前的一次取得重大效果、被大肆宣传的公开演讲起到了帮助作用。博比、杰克的竞选队伍、约翰逊和雷伯恩都反对他去演讲。“他们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逮着你,”雷伯恩告诉肯尼迪。但是,肯尼迪相信,他必须在某个时候面对这一问题,而且他希望能够在竞选活动的早期完事,以便自己可以转向更富有建设性的问题。 “我已经厌倦了这些以为我要用圣水来取代诺克斯堡的金子的人们,”他告诉奥唐奈和鲍尔斯。事实上,他在教义方面的知识以及与教堂的关系十分有限,因而他请来了天主教学者约翰?科格利(John Cogley)辅导他进行演讲的准备工作。

  虽然肯尼迪认为自己的演讲以及按照自己所说过的话对观众提出问题的答复是竞选活动的关键,但他走到休斯敦莱斯饭店(Rice Hotel)水晶舞厅中300名观众(以及全国各地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说没有明显的紧张迹象。他讲话时表达的真诚看法瓦解了他的政敌,传达了一种内心的自信,从而转化了几个反对者,并使得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相信,他具备一个好总统所需要的成熟程度和平衡能力。

  开始演讲时,他首先强调,虽然宗教信仰是今天晚上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但他看到“1960年的大选中还有关键得多的问题……因为战争、饥饿、愚昧和绝望是没有宗教界限的。”但是,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眼下的关心对象,而且他毫不避讳地坦率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打算。他宣称,他信任“美国这个将政教绝对分开的国家……我信任的总统,其对宗教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既不是国家强加给他的,也不是国家作为担任这个职位的一个条件而强加给他的……我不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他声称。“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恰好还是个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务上我不是代表我的教堂——教堂也不代表我……如果当真出现了这种时刻……即我的职责要求我要么违背我的良知,要么违背国家的利益,那么我就会辞去公职,而且我希望任何其他有良知的公仆也会这么做。”演讲结束时,他恳求用宗教的宽容心服务于国家的安康。“如果大选的决定基础是4,000万美国人在他们接受洗礼的那天起就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的话,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看来,在历史看来,在我们的人民看来,输家将是整个国家。”

  虽然后来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他的观点表现出不屑一顾,但他回答时的镇定和克制令牧师们在会面结束时不禁起身鼓掌,而且有些人还走上前来跟他握手,并祝他竞选顺利。在电视里观看演讲场面的雷伯恩喊了起来,“我的上帝,看看他——听听他说的话!他简直是在给他们洗脑。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8)

  史蒂文森并不是目睹当选官员性生活受到公众过度议论的惟一的人。用“最原始手法抨击公众人物的先驱人物”、传媒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反对探究私生活,而赫斯特——他本人在被指控为荒淫浪荡时也并非无懈可击——就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媒体道德观的一个典型代表。汉弗莱、约翰逊、尼克松,甚至是鄙视肯尼迪家人、为打败杰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吉米?霍法,都说过许多有关他的不光彩事情。但是,在无情攻击政敌这个领域里,谈论性生活越轨行为却属于出圈。比如,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中提到的那35名记者从来没有在报道中使用过那份情报。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给予谣传足够的确认。也许,在尼克松方面,跟赫斯特一样,他可能很害怕自己被抨击为伪君子。理查德?博林(Richard Bolling)众议员听说过尼克松有个女朋友的故事,而且博林得知,如果尼克松拿杰克拈花惹草的事情做文章的话,乔?肯尼迪就准备将该女朋友的事向公众披露。但是,在当年的行为标准下,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简直难以想像,而杰克也不担心他的风流成性会对竞选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像针对他的宗教信仰和年龄的攻击。

  宗教问题仍然是个障碍。9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报道的是名称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民宗教自由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Citizens for Religious Freedom)——该机构由150名以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博士为首的新教牧师组成;他们说,罗马天主教具有教堂和教皇国的双重身份,因而肯尼迪的信仰在竞选活动中是一个合法性问题。有一位成员宣称,肯尼迪跟赫鲁晓夫一样,是“一个体制的俘虏”。虽然牧师们都是希望尼克松当选的共和党保守人士(并且在宣称肯尼迪的教堂会有何作为时,表现出了十足的虚伪嘴脸——干涉世俗政治),但他们的阴谋诡计并没有消除他们提出的警告的影响。

  有些预测表明,除非这种宣传得到回击、反天主教倾向得以克服,否则肯尼迪的宗教问题可能会给他带来多达150万票的损失。肯尼迪竞选班子立刻组织了一个社区关系分部,迎头痛击宗教问题。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职员詹姆斯?瓦恩(James Wine)负责这项工作。瓦恩像杰克竞选班子里的任何一个成员一样忙碌,每星期要回复600至1,000封信,并敦促新教的在俗和神职人员抵御那些矛头直接、间接指向天主教、指向肯尼迪的言论。

  9月1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一群新教牧师前的一次取得重大效果、被大肆宣传的公开演讲起到了帮助作用。博比、杰克的竞选队伍、约翰逊和雷伯恩都反对他去演讲。“他们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逮着你,”雷伯恩告诉肯尼迪。但是,肯尼迪相信,他必须在某个时候面对这一问题,而且他希望能够在竞选活动的早期完事,以便自己可以转向更富有建设性的问题。 “我已经厌倦了这些以为我要用圣水来取代诺克斯堡的金子的人们,”他告诉奥唐奈和鲍尔斯。事实上,他在教义方面的知识以及与教堂的关系十分有限,因而他请来了天主教学者约翰?科格利(John Cogley)辅导他进行演讲的准备工作。

  虽然肯尼迪认为自己的演讲以及按照自己所说过的话对观众提出问题的答复是竞选活动的关键,但他走到休斯敦莱斯饭店(Rice Hotel)水晶舞厅中300名观众(以及全国各地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说没有明显的紧张迹象。他讲话时表达的真诚看法瓦解了他的政敌,传达了一种内心的自信,从而转化了几个反对者,并使得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相信,他具备一个好总统所需要的成熟程度和平衡能力。

  开始演讲时,他首先强调,虽然宗教信仰是今天晚上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但他看到“1960年的大选中还有关键得多的问题……因为战争、饥饿、愚昧和绝望是没有宗教界限的。”但是,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眼下的关心对象,而且他毫不避讳地坦率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打算。他宣称,他信任“美国这个将政教绝对分开的国家……我信任的总统,其对宗教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既不是国家强加给他的,也不是国家作为担任这个职位的一个条件而强加给他的……我不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他声称。“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恰好还是个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务上我不是代表我的教堂——教堂也不代表我……如果当真出现了这种时刻……即我的职责要求我要么违背我的良知,要么违背国家的利益,那么我就会辞去公职,而且我希望任何其他有良知的公仆也会这么做。”演讲结束时,他恳求用宗教的宽容心服务于国家的安康。“如果大选的决定基础是4,000万美国人在他们接受洗礼的那天起就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的话,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看来,在历史看来,在我们的人民看来,输家将是整个国家。”

  虽然后来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他的观点表现出不屑一顾,但他回答时的镇定和克制令牧师们在会面结束时不禁起身鼓掌,而且有些人还走上前来跟他握手,并祝他竞选顺利。在电视里观看演讲场面的雷伯恩喊了起来,“我的上帝,看看他——听听他说的话!他简直是在给他们洗脑。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9)

  休斯敦的演讲暂时抑制住了围绕宗教问题的喧嚣声,使得肯尼迪能够集中精力说服选民们,他当总统并不是太年轻或者太缺乏经验。反击这些说法的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直接与尼克松进行辩论。艾森豪威尔告诫尼克松不要接受电视转播型对抗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比肯尼迪的知名度大得多,已经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发言人和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形象——1958年,他在委内瑞拉加拉斯加面对过一群投掷石块的暴徒;1959年,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进行过“厨房辩论”。但是,尼克松喜欢直接面对政敌。想到自己在1952年竞选活动中在电视镜头面前的成功演讲(他的切克斯演讲——对有人指控他收受非法礼品的答复——是截止当时美国政治家运用电视最成功的一次),他同意进行4场辩论。他还认为,在这个电视新时代,拒绝辩论会造成他在政治上的损失。

  肯尼迪同样信心十足——尤其是在他的休斯敦演讲之后——相信只要在媒体和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驳倒尼克松或者仅仅保持自己不被击败,他就能树立一种更值得入主白宫的形象。无论是以上哪种结果,都能够驳倒有关他参加大选太不成熟的说法。

  于是,9月26日晚上,在芝加哥的CBS演播室里,2个候选人在主持人霍华德?K?史密斯(Howard K. Smith)和由4名电视记者组成的专题讨论小组面前,面对大约7,000万美国观众——占全国成人人口的将近2/3——讨论竞选问题。肯尼迪用了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准备如何回答可能提出的问题。正如竞选历史学家西奥多?怀特所描述的那样,肯尼迪躺在国宾东大酒店(Ambassador East Hotel)的床上,身穿鸡心领白色T恤衫和咔叽裤,手里拿着助手们为他准备的一沓“数据卡片”;他准备了大量的题目,每完成一个主题就将一张卡片仍在地上。演讲稿撰写人为他准备的8分钟开场白没有令他满意,于是他向一个秘书口述了自己的讲话。

  虽然他和尼克松在辩论的大部分时间里争论的是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肯尼迪通过向美国人民直接宣讲自己的开场白而获得了早期优势。相比之下,尼克松则利用介绍和总结的机会突出自己与肯尼迪的不同之处。其中的差距不言自明:肯尼迪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打算应对国家最大问题的领导人;尼克松给选民的感觉是试图在一个政敌面前占上风。尼克松的语言很有节制,但与肯尼迪相比却缺乏政治家风范,进一步强化了许多人对他在过去竞选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时留下的负面印象。他的竞选伙伴亨利? 卡伯特?洛奇——他曾经劝尼克松不要生硬粗暴——在辩论结束后说,“那个狗娘养的刚刚输掉了大选。”

  人们一致的看法是,肯尼迪之所以占了尼克松的上风,同时也因为他看上去更加轻松,更具自制能力,或者说——正如西奥多?怀特所描写的那样——“冷静、沉着……相比之下,副总统则很紧张,几乎很害怕的样子,时而脸色阴沉,偶尔显得很憔悴,到了病怏怏的程度。”在镜头面前,尼克松表现出“有点无精打采,他脸上的‘懒汉剔须’(Lazy Shave)粉被汗水冲出隐隐约约的沟痕,他的两眼夸大了黑色的深邃,他的嘴部、下巴和面孔因为紧张而下垂。”(“我的上帝!”戴利市长说道,“他还没死他们就给他做了防腐处理。”)此外,在浅灰色的舞台背景灯光下,身穿浅灰色西服的尼克松“淡化成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而肯尼迪的深色西服却在光线反差中呈现出一个欢快的画面。”尼克松还没有从最近的一次住院中——为了医治一场事故中受伤的膝部感染——完全恢复过来,又被紧张的竞选活动折腾得筋疲力尽,因而显得骨瘦如柴、萎靡不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肯尼迪的身体问题远远超过尼克松患过的任何疾病,却表现出一副健康魁梧的模样。[注:尼克松的竞选班子里可能有人并不这么认为:从肯尼迪的医生的2个纽约诊所偷窃医疗档案的企图有可能是尼克松的助手所为,目的是想拿约翰逊的一些指控材料做文章。根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的说法,那些指控材料由一位“心怀不满”的林登?约翰逊支持者因为不满意杰克?肯尼迪获得提名而转交给他们。虽然42年后,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参与人员和同情尼克松的其他人对该指控都矢口否认,但这些事显然可以理解为水门事件和擅自闯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在贝弗利山的精神病诊所事件的前奏。此外,1960年竞选活动中的先遣人员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承认,双方都有些“肮脏的招数”。所有这一切固然都不能明确证实尼克松的某个特工企图偷窃肯尼迪的病例档案,但却是很有可能的。除了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外,谁会从获取这些资料中获益呢?]在辩论过程中,肯尼迪乘胜追击,在尼克松发言的时候露出厌烦或者好笑的神情,仿佛心里在想,“真是愚蠢。”

  在辩论结束后,他们站在舞台上相互调侃打趣的时候,尼克松一边用余光注视着摄影人员,一边“脸上露出严厉的神情,用手指狠狠地戳着我的胸膛,这样他就会看上去像是在对我制订有关外交政策或者共产主义方面的法律,”肯尼迪说。同样,这一举动表现的不是控制,而是一个校园小流氓的形象。

  虽然民意测验和人数、激情都在上涨的人群促使人们相信,肯尼迪已经取得了第一次辩论的胜利,但他知道,对这种领先自以为是将是愚蠢的。与电视观众不一致的是,电台听众们认为尼克松打败了肯尼迪,从而证明了镜头面前的反差形象有多么重要。肯尼迪认为这场竞争仍然远远没有拉开距离,而且很可能导致选民对共和党过去和当前的失败产生情感。但是,对老大党的攻击不能提及仍然深得人心的艾森豪威尔的名字。新闻记者约翰?巴特罗?马丁(John Bartlow Martin)——他曾经为史蒂文森撰写演讲稿,现在是为肯尼迪撰写演讲稿——鼓励杰克这样回答有关尼克松因化装不当而吃亏的抱怨:“无论他们把多少名化装专家带进演播室,那仍然是原来的理查德?尼克松,那仍然是原来的共和党。”笼络庞大的独立人士群体的办法——题为《竞选活动回顾》(Campaign Reflections)的文件指出——就是突出“尼克松先生的过失。”职员们编撰了“一份详尽的尼克松讲话汇编”,包含“数年来尼克松讲话的矛盾和不一致之处的最新分析。”肯尼迪将尼克松描绘成一个传统的反革命。“我今天站在伍德罗?威尔逊曾经站过的地方,站在弗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曾经站过的地方,”杰克说道。“迪克?尼克松站在麦金利曾经站过的地方,站在哈丁、柯立芝(Coolidge)和兰登(Landon)曾经站过的地方,站在杜威曾经站过的地方。他们是从哪儿弄到那些候选人的?”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0)

  艾森豪威尔帮了忙。长期以来,艾克一直十分敏感的说法是他在“控制,而不是统治”,而且他个人痛恨尼克松关于副总统在管理政府的说法。当一名新闻记者请总统列举他曾经采用过副总统提出的哪个重大想法时,他回答说,“如果你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也许能想起一个。我不记得了。”

  但是,无论尼克松这个矛盾型人物和粗暴的个性表现得有多么卤莽——艾克的秘书对他的描述是“表现得像个好人但其实并非如此”——令他最可能招致失败的是他与最近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挫折拴在了一起。在1953年至1959年期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2.4%,而在民主党领导下,193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却是5.8%;西欧的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而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预测,最近的苏联增长率超过了每年7%。50年代已经出现2次衰退,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达到7%,通货膨胀率上涨,不利的国际收支形势造成了黄金外流。从1960年4月开始并贯穿整个竞选期间的又一次经济下滑呼应着肯尼迪的指责。当尼克松断言失业率在超过450万人之前不是什么大问题时,肯尼迪回答说,“我……认为失业人口……达到449.9万的时候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外交政策多年来第一次将成为大事,正如尼克松先生经常告诉我们的那样,”肯尼迪写信给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说,而尽管尼克松的政绩表明他是个反共人士,但肯尼迪相信,他自己的旅行、著述、公开讲话和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工作说明他与那位副总统并不仅仅是旗鼓相当。肯尼迪于1958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一个民主党人士眼里的外交政策》和他在1960年出版的225页著述《和平战略》(The Strategy of Peace)——该书汇编了他近期发表的有关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讲话——其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掌控下一届总统必然会面对的重大国际挑战。

  1960年7月,盖洛普调查表明“绝大多数被采访的人将与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看作是国家如今面临的首要问题。”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的亲苏联政权和赫鲁晓夫的警告——宣称莫斯科正在像生产香肠那样制造导弹,而共产主义将埋葬资本主义——激起了人们对遭遇美国显然无法抵御的进攻的恐惧。当世界各地城市里的人们被问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的声望是上升还是下降时,45%的人说下降了,而只有22%的人认为是上升了。

  肯尼迪看到了强调美国面临的国际威胁问题在政治上的显著好处。1958年8月,他已经就导弹差距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参议院讲话。他在提出警告说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即将失去对苏联的优势时,引用了空军上将詹姆斯?加文(James Gavin)的话——他认为“我们的进攻和防卫导弹能力”落在“苏联导弹的后面太多,以至于我们处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肯尼迪断言,拥有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史无前例的潜艇数量”以及远程超音速喷气式轰炸机的苏联可能有能力“摧毁我们85%的工业能力、我们50个最大城市中的43个以及我们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他补充说,“我们制订的战略和军事要求是为了符合预算数字”——而不是反过来。在后来的2年里,肯尼迪一次又一次地在公开讲话中回到这个问题,频繁得导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于1960年9月向卢?哈里斯抱怨说,“杰克?肯尼迪已经表明他不软弱,因此这样做他只能让人感到恐惧。”

  1960年8月,由于公众更加看好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认为共和党最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因而肯尼迪加大努力,公开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在防务方面的缺点。但是,他对美国的相对军事弱势的注重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目的。他由衷地担心美国正在面临一场危机,需要新的思维和措施。在这方面,他站在了许多防务专家的一边——他们警告说,美国落在了苏联的后面。除了加文以外,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小H?罗恩?盖瑟(H. Rowan Gaither Jr.)——他曾经负责过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原子时代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积极防务不够充分”,我们的被动防务,或者说民防“不值一提”。“盖瑟实际上预计到了西方文明的终结,”一位历史学家说。盖瑟还认为苏联的经济规模大于美国,在防务开支以及在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潜水艇和空防规模方面超过了美国,更不用说太空技术领域了。

  即便在当时,这种差距是否存在,都是有争议的。艾森豪威尔通过U-2间谍飞机获得了确切证据,表明不存在导弹差距。他指示他的军事长官们说服肯尼迪相信这一点,但是由于担心情报泄露,同时由于确信肯尼迪会竞选失败,因而艾森豪威尔很不愿意提供他的情报来源。他同时认为,从权威的角度否认该差距将会激怒苏联人,从而导致苏联加强军备;艾克认为,只要公开记录表明莫斯科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赫鲁晓夫就不会斥资开展大规模高成本的洲际弹道导弹建设。但是,由于政府不愿意为肯尼迪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因而杰克相信艾森豪威尔不愿意承认可能会导致尼克松大选失败的失误。肯尼迪掌握的数字表明苏联和美国军事力量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不断扩大的差距。当他向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询问导弹差距问题时,杜勒斯回答说,只有五角大楼能够给出恰当的答复。在肯尼迪看来,这是一种信号,说明杜勒斯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排除苏联拥有重大优势的可能性。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1)

  其他民主党人提醒肯尼迪说,尼克松不仅会否认我们在防务问题方面的现实情况,而且——如果这种否认不起作用的话——接着会试图将国家的弱势问题怪罪在民主党身上。事实上,尼克松希望吓唬选民,让大家以为肯尼迪要么是想用没有必要的军备建设来冒战争的危险,要么是想继续采取传言中他那个党的政策,即在防务方面不给予足够的投资。肯尼迪也许知道尼克松曾经写给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一份备忘录,请他提供有关演讲信息,表明杰克?肯尼迪“将是一位非常危险的总统,威胁到和平的事业,危险到了投降的地步。”但这是个战术错误。导弹差距是个非常容易向选民解释的问题,而尼克松很难逃脱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为他设下的圈套。

  虽然肯尼迪由衷地关心导弹差距问题,但他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的反应,更多的却是出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考虑。对“距离美国海岸仅仅90英里处”出现的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忧虑是一个难以抗拒的竞选题材,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这样一个大选战场上。说实话,肯尼迪内心的确担心拉丁美洲的一个共产党政权会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苏联人的最终企图是什么?”竞选活动早期编写的一份预示性职员备忘录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他们是否打算利用古巴作为共产主义势力在拉丁美洲扩张的一个中心?或者作为一个导弹基地,以遏制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导弹基地?”迪安?艾奇逊劝告肯尼迪 “停止谈论古巴问题——我不觉得这样做会有任何意义……他很可能会陷入今后步履惟艰的境地,”艾奇逊后来回忆说。他敦促肯尼迪将重点转到笼统的外交问题上来。但是,强调卡斯特罗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执政期间上台这一事实所带来的政治益处实在太诱人,难以让人放手。这个问题发展过了头:10月,竞选班子发表了一项声明,表明肯尼迪赞成单方面干涉古巴。自由主义者和尼克松的强烈抗议——自由主义者警告说不能忽略拉丁美洲的感受,而尼克松虽然赞成干涉,但却刻薄地谴责肯尼迪的声明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危险的挑战——迫使杰克修改声明、接受了艾奇逊放弃古巴这个不适合讨论的主题的忠告。

  民权是竞选活动中更难驾御的问题。一方面是美国黑人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公正待遇的压力,一方面是南方坚决维持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态度,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面前,肯尼迪没有什么良好的政治选择。他意识到大量黑人人口会给自己产生的政治上的优势,意识到深受欺凌、地位低下的少数民族显然在道义上有权要求法律上的公平待遇。但是,他同时十分担心仇视民主党在民权问题上进步立场的南方人的压力。弗吉尼亚的A?威利斯?罗伯逊(A. Willis Robertson)参议员在写给肯尼迪的信中反应了党内的分歧——他说他会在11月份支持党的整个候选人名单,但拒绝“赞成、支持在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南方各州代表的抗议声中写进党的纲领的民权言论。”林登?约翰逊获得的副总统提名正如打算的那样对南方人来说是个安慰,但却不足以抵消肯尼迪致力于民权事业的坚定立场。

  政治上的需要再一次决定了肯尼迪的行为。自由主义者已经对约翰逊获得提名感到愤懑,如果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屈服于南方的压力,就会意味着失去他们的支持(更不用说黑人选票了)。肯尼迪在写给罗伯逊的信中暗示了自己的打算,“我理解党的纲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问题,”但他能够提供的仅仅是“希望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能有可能一起工作。”

  肯尼迪并不喜欢在党内相互竞争的各派之间做出选择,但是一旦他做出了选择,他就一往直前。8月份,他见到民权倡议者哈里斯?沃福德时对他说,“现在,用5分钟时间勾出一个总统为了清理这堆民权问题垃圾而需要做的10件事。”虽然他不情愿采取咄咄逼人的民权路线,但他听从了沃福德的所有建议:他们在竞选组织中成立了一个民权部,并任命黑人妇女马乔里?劳森(Marjorie Lawson)和芝加哥资深黑人众议员威廉?道森(William Dawson)负责该部门;他们挑选熟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全国各地关系的弗兰克?里夫斯(Frank Reeves)与肯尼迪一起旅行;聘用黑人出版商路易斯?马丁(Louis Martin)处理大量媒体方面的工作;花5万美元请“在黑人中间受到普遍欢迎”纽约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众议员做10次演讲;鼓励芝加哥的约瑟夫?杰克逊(Joseph Jackson)教士组织一个全国牧师和平信徒协会(National Fellowship of Ministers and Laymen)来领导一场全国性黑人选民登记活动。到了8月份的国会特别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对于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参议员来说,十分显然,“肯尼迪将实施民主党的纲领,并倡议纲领范围之外的民权立法。”

  肯尼迪同意在几个黑人大会上发表讲话,称赞了南方各地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公共设施里的和平静坐示威,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没有能够“大笔一挥”地整合公共住宅,并赞助了一次全国民权咨询会议。在一次演讲中,他将民权说成是一个“道义问题”,许诺不仅要支持立法,而且还要采取“大胆的、大范围的”行政措施。而且他越说感触越深。到了竞选活动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越说越有劲,对美国的种族主义义愤填膺。在亨利?卡伯特?洛奇宣布尼克松将在其内阁任命一个黑人后—— 尼克松对此怒不可遏——肯尼迪便在《与新闻界会面》节目中宣称,政府里的就业机会应当属于最具有资格的人,无论其是什么种族。但是他强调,有必要让黑人进入政府内更高职位。“我们没有联邦地方法官——共有200多人,却没有一个是黑人,”他说。“在整个外交领域,我们共有6,000人,却只有26名黑人,因此尤其是现在,非洲、亚洲以及所有其他地区如此重要,我真心认为我们应当付出更大的努力,鼓励在所有层面上更加全面的参与,引进我们能够获得的所有人才 ——黑人也好,白人也罢,不论种族。”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2)

  在竞选期间,对肯尼迪支持黑人权利之努力的最大考验是马丁?路德?金的被捕入狱事件。马丁?路德?金因为试图在亚特兰大的一个百货商店开设一个餐馆而被捕,然后又因为捏造的轻微交通违章违反了缓刑规定而被判入狱4个月服劳役。他被送进了佐治亚郊区的一个监狱。他那怀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深为他的性命担忧。10月,在大选前2个星期,她给沃福德打电话,请他帮忙安排释放马丁?路德?金。她那绝望的声调打动了沃福德。于是,他给萨金特?施赖弗打电话,请求获得肯尼迪的道义支持。在奥唐奈、塞林杰和索伦森离开房间后——他们因为害怕失去南方的选票,似乎一定会表示反对——施赖弗敦请杰克给金太太打电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也出于对金夫妇的同情,肯尼迪立刻打了电话。杰克表达了对金的安康的关心,并答应尽他所能给予帮助。

  当博比?肯尼迪听说了电话的事后,他痛斥那些煽动杰克的人们在拿杰克在可能决定大选结果的南方3个州的胜败来冒险。尽管如此,博比个人也被判决的不公正以及一个法官的行为——他私下里骂那个法官是“混蛋”、“狗娘养的”——给国家带来的窘境激怒了。该新闻被报道后,他决定给那个法官打电话。法官已经答应佐治亚州的州长欧内斯特?范迪瓦(Ernest Vandiver),只要他能为自己获得一种政治保护——也就是杰克或者博比亲自打电话要求释放金——那么他就释放他。肯尼迪家人的电话以及尼克松的无动于衷令杰克在黑人当中赢得了巨大的优势,并且可能因此促使5个州——特拉华、伊利诺斯、密歇根、新泽西和南加利福尼亚——转向到了他的一边。

  正如大选日结果所表明的那样,每一张选票、每一个州都至关重要。到了10月中旬,肯尼迪已经以51%:45%领先。10月20日,资深民主党人吉姆?法利相信,“形势看上去棒得很,”并预计肯尼迪不会输掉很多个州。但是,10月下旬,由于艾森豪威尔同意将健康问题和竞选放在一边,由于公众可能再三考虑了是否要将白宫交给一个未经考验的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的宗教信仰还在令人困惑,因而尼克松缩减了这一差距。最后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在大选前的3 天——表明双方难分上下:肯尼迪-约翰逊50.5%,尼克松-洛奇,49.5%。

  但是,肯尼迪拥有一种不同角度的优势。竞选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报纸专栏作家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曾经抱怨说,肯尼迪和尼克松没有区别:穿戴整洁、衣冠楚楚,尚未成型的雏儿型行政官员。他在哪个人身上都看不到政治激情;两人都属于亲善型,“穿着得体,思维得体,教养得体。”对有些人来说,所谓的选择就是“矮子里拔将军”。但是,到了11月,观察家们看到两人发生了显著变化。尼克松一开始给予的是“一个冷静、成熟、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尊贵形象”,后来却变得愤怒、阴森。气哼哼的姿态取代了早先“平静和蔼的举止”。《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说,“人群让他紧张了起来。我看到他紧握拳头,咬牙切齿,僵硬的双腿撞在机场的路障上,双手开始发抖。他像是个上紧了发条的闹钟…… 毫无轻松可言。”

  相比之下,CBS评论员查尔斯?库拉尔特(Charles Kuralt)说,“肯尼迪的变化与尼克松的变化呈相反方向。很难认出轻松自如、笑容满面、充满自信的肯尼迪……7月份的时候……这个严肃的人……似乎完全是冷冰冰的效率、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埃莉诺?罗斯福认为——正如她对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那样——“自弗兰克林以来,我们的政坛中”没有一个人 “拥有过与人群之间这种富有生命力的关系。”就好像与尼克松这样一个毫无情趣、可能还残忍无比的人竞争反而加深了肯尼迪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是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总统,而且相信履行好总统职责的能量不仅来自自己的内心,不仅来自家族的动力,而且还来自在他迎上前时看到的无数美国人的笑脸。

  然而,尽管如此,肯尼迪本人也许觉得罗斯福的观点有点过于浪漫。他丝毫没有幻想自己对选民的积极影响达到了她所认为的强烈程度。在大选日的晚上,他在家族的海厄尼斯港别墅里关注着选举数字。数字统计表明他对选民的控制微乎其微。当他于凌晨3:30上床睡觉的时候,大选还没有决出胜负。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宾夕法尼亚、密苏里、伊利诺斯、明尼苏达、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数字太接近,无法决断,因而他拒绝宣布获胜。虽然形势还不明朗,但他太疲倦了,睡了将近6个小时。在他大约9时起床时,特德?索伦森把消息带到他楼上的卧室:他已经赢得了所有上述6个州的胜利。事实上,加利福尼亚还在混战之中,并且最终倒向了尼克松,但这已无关宏旨;另外5个州的结果足以确保肯尼迪的当选。但是,即便如此,直到中午时分,在最终结果传来之后,他们才肯定取得了胜利。肯尼迪是在尼克松的新闻秘书在那之后不久发表了一份承认失败的声明后,才同意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出现在海厄尼斯港兵工厂与媒体见面。在那里,乔?肯尼迪——他比杰克或博比更加兴奋终于取得了他盼望已久的荣誉——自竞选活动开始以来第一次与杰克一起当众露面。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3)

  虽然杰克最终以303张选举团的选票胜过了尼克松的219张,在总共68,837,000张选票中,他获得的公众优势只有118,574票。不错,他和尼克松引起了公众的浓厚兴趣,结果64.5%的选民投了票,这是在近代历史时期票数最多的一次。但是,在全民投票中只有49.72%的公众支持他走上总统的位置。[以种族隔离主义者身份参加竞选的弗吉尼亚州的哈里?F?伯德(Harry F. Byrd)参议员夺走了50万票。]虽然有一大批少数党总统与肯尼迪的情形相似,包括伍德罗?威尔逊——他在1912年的大选中仅仅依靠42%的公众支持率进入了白宫——但这一点并不能让人宽慰多少。自1884年格罗弗?克利夫兰以2.3万票的优势战胜了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 Blaine)以来,肯尼迪的优势最为微弱,而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以多出65张选举团选票的优势击溃了克利夫兰的连任努力,但公众选票少了100,456张。

  以下任何因素都能解释肯尼迪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大选年的经济委顿;对国家显然失去应对苏联威胁之能力的焦虑;肯尼迪绝对占优的个人魅力以及尼克松在电视镜头面前和演讲台上的卤莽表现;林登?约翰逊在赢得南方7个州(亚拉巴马、阿肯色、佐治亚、路易斯安纳、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得克萨斯)方面提供的帮助;在民主党内部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参与投票运动——尽管艾森豪威尔当选了2届总统,民主党仍然是多数党;支持肯尼迪的黑人选票;像纽约、布法罗、芝加哥、纽瓦克、费城和匹兹堡这样的大城市里少数民族选民的支持,包括但远非仅限于天主教徒。肯尼迪在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堪萨斯城的优势使他在密歇根、明尼苏达和密苏里州分别获得了50.9%、50.6%和50.3%的多数票。促使肯尼迪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因素是尼克松有关走访所有50个州的不明智允诺,造成他在竞选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无法把精力集中在摇摆不定的关键性地区。由于艾克错误地否认了尼克松声称的行政领导能力,并且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没有能够在他的副总统的竞选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也许也是尼克松后期势头衰减的决定性因素。

  尼克松的支持者们几乎立刻指责说,肯尼迪获得竞选胜利的原因是伊利诺斯和得克萨斯州(肯尼迪在那2个州分别以8,800票和46,000票的优势取胜)的选票欺诈行为,但这种指控是不可能得到证实的。戴利的运转机器可能从尼克松手里窃取了伊利诺斯州,但是即便没有伊利诺斯,杰克也同样胜出。至于得克萨斯州, 46,000张虚假票数即便是最有手腕的选票数字操纵者也无力隐瞒。虽然尼克松公开采取高姿态,拒绝置疑投票结果,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瑟斯顿?B?莫顿(Thurston B. Morton)参议员却敦促11个州的共和党在州里和当地的官员“对指控中的选票欺诈行为提出法律诉讼。”但是,谁也无法证明任何地方出现了重大欺诈。比如,伊利诺斯州和新泽西州的选票重新计数与最终结果没有区别,而在其他州,法官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命令重新计数。无论双方的票数如何接近,肯尼迪的胜利代表了全体选民的意愿。

  在最后的分析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肯尼迪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而是为什么他赢得那么玄。哈里?杜鲁门对如此势均力敌的竞争感到十分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即便我们的朋友阿德莱在与尼克松竞争时也会取得压倒性胜利,”他对康涅狄克州的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参议员说。鉴于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鉴于对经济状况和国际事务的不满,鉴于肯尼迪卓越的竞选班子和竞选活动,他应该至少获得52%-53% 的公众选票。在他的职员班子里,每个人都预计会取得53%至57%的胜利。差距之小令他们震惊。他们所忽略的是人们对天主教徒入主白宫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虽然大约46%的新教徒投了肯尼迪的票,但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和南方各地数百万的新教徒将他的宗教信仰当作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这是在拥有少数新教徒选民的情况下,候选人第一次当选总统。

  在1960年大选过去43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在讨论是否适合入主白宫时现在看起来已经无足轻重的因素在当时有多么重要。无论约翰?肯尼迪的总统身份可能给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益处和损失,他在1960年的当选标志着宗教宽容心怀有了一个飞跃,而这种胸襟从此令国家大受裨益。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1)

  所谓总统,就是一位光彩照人的公共关系人物,

  整天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连打带骂,

  为的是让人们去做他们原本就应该做的事情。

  ——1947年11月14日,哈里·S·杜鲁门

  在总统宝座上待了1年以后,肯尼迪很容易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危机管理者的角色——一个首席执行官,努力不让与苏联、古巴、老挝和越南的问题演变成灾难,努力不让经济和民权方面的困难干扰国家的稳定、破坏国家的国际名声。但是,身处各种艰难险阻之中——索伦森的形容是,“他作为美国总统所处的窘境” ——肯尼迪保持着他的客观性和幽默感。他那超脱自我、避免将难题变成纯粹个人挑战的能力,在处理惊人的负担时是一种罕见的优良品质。他还从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慰籍。1961年6月,在从欧洲飞回国的途中——在欧洲与赫鲁晓夫的会谈结果使得一场核战争似乎太有可能了——伊夫林·林肯在整理总统堆满文件的办公桌时,发现了肯尼迪手写的一张便条。便条上回忆起了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对自己的宽慰:“我知道有一个上帝,而且我看到了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如果上帝为我安排了地方,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面临可能要承担一场核战争责任的时候—— 届时可能会有上亿的人送命——是不可能不处于巨大的紧张心理之中的。但是,那种紧张心理从来没有体现在肯尼迪对朋友们说过的话中,而他与自己的所有朋友 ——除了博比以外——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一个人能够毫不犹豫地称自己是肯尼迪的一个密友——无论是白宫的内幕中人,还是索伦森、施莱辛格,或者是爱尔兰后裔群体中的3大重量级人物:奥布赖恩、奥唐奈和鲍尔斯。“我和他继续以奇特的非个人方式保持着亲密关系,”索伦森后来说。而肯尼迪担任总统之前的朋友们,比如比林斯、保罗·费伊、托比·麦克唐纳、斯马瑟斯和沃尔顿,都不如从前亲密了。

  虽然他隐藏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但总统身边的人们感觉到了压力的迹象。“他很疲倦,有点暴躁,”伊夫林·林肯在日记中记载了总统对自己的压力做出的一次反应。“有那么多的事情取决于我的行为,所以我见的人比过去少了,自己的生活简化了,生活的安排不让我自己总是处于焦躁不安的边缘,”他告诉戴夫·鲍尔斯。1961年夏天,埃夫里尔·哈里曼与总统会面后,觉得肯尼迪“不像我上回见到他时那么紧张,但他的双手还是经常挥舞着”。1961年10月,记者们问博比,“你觉得你哥哥能够处理好总统的职责而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吗?”他回答说,对他的要求并不比他在总统大选运动中面临的要求高。但是,他承认,“责任太大,太繁重,一定会” 产生影响。

  个人问题给总统职责增加了压力,考验着肯尼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忍耐力。他的健康问题经常影响着他履行总统职责的能力。他在1961年8月的病历记录展现了他为了有效地关注公共事务而进行的斗争。腹部和泌尿疾病每天都令他分心。比如,8月9日,他抱怨 “肠胃”不适、“拉稀”和“痉挛”。11日早晨,他在5:00时因下腹部不适而醒来。8月23日,检查结果表明他除了患有“急性腹泻”和寻常的脊背毛病以外,还同时得了“大肠杆菌”尿道感染。用硫盐酸可待因和普鲁卡因注射抑制疼痛,用盘尼西林治疗感染,用可的松对付艾迪生氏病,用Bentyl、复方苯乙哌啶、Transentine和复方樟脑酊应对结肠炎,用睾丸素控制体重减轻,用戊巴比妥钠帮助睡眠——这些治疗使他得到了一些缓解,但却又导致他抱怨感觉 “疲劳”、“头晕”和“困倦”。“他总是在用麻醉剂,”审查约翰·F·肯尼迪医疗记录的杰夫里·凯尔曼(Jeffrey Kelman)大夫说。“他之所以感到疲倦,是因为他被麻醉了。”

  肯尼迪的脊背疼痛是在身体上最令他分心的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疼痛感令他更加难以集中精力,而且因为这一点在把他当作健壮魁梧的公众面前更难隐藏。像在演讲台上低头读讲话稿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痛苦。在媒体看不见的时候,他上下直升飞机时每次只迈一个台阶。珍妮特·特拉维尔跟工程师们一起设计了一种讲台,读稿子时可以减轻拉力,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的朋友查利·巴特利特觉得,饮食结构是约翰·F·肯尼迪身体毛病的根源。巴特利特认为他食用的白宫丰富的食品以及那么多的红酒和“那些该死的代基里酒”是罪魁祸首。)1961年6月,在政府的食品换和平计划主任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向博比表示同情约翰·F·肯尼迪的病痛之后,博比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博比写道,如果不是特拉维尔在过去几年里的悉心照料,他哥哥“现在就不会是美国总统”。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1961年的春夏期间,这种痛苦几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特拉维尔每天给他注射2-3次普鲁卡因。8月 27日,她在自己的记录中写道,在肯尼迪因注射的疼痛而发出的喊叫声中,杰基从另外一间屋子跑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特拉维尔的注射是对马克斯·雅各布森调配的止疼药和苯丙胺的补充。

  白宫的内科医生乔治·伯克利上将认为,那些注射药物以及让肯尼迪动弹不得的后背支架和固定设施弊大于利。伯克利和一些秘密特工——他们注意到总统从椅子上起身很困难,看到他依赖拐杖——担心他很快就会无法走路,可能最终会坐到轮椅上。12月份,肯尼迪与哈罗德·麦克米兰在百慕大会晤期间,那位首相记录道,“在身体上,我觉得总统的身体状况不好。他的后背很疼,坐着时间长了就会感到疼痛。”这时,伯克利建议咨询一下纽约的整形外科医生汉斯·克劳斯(Hans Kraus)大夫。一直在医治肯尼迪的艾迪生氏病的内分泌医师尤金·科恩直截了当地劝说他不要依赖特拉维尔治疗他的脊背毛病,而是应当听从伯克利的意见。当特拉维尔拒绝伯克利关于咨询克劳斯的建议时,伯克利威胁要去找总统。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2)

  生硬无礼的奥地利移民克劳斯确认了伯克利最担心的问题。克劳斯告诉肯尼迪,如果他继续注射,不开始进行有规律的锻炼来加强他的后背和腹部肌肉,他就会成为一个瘸子。肯尼迪担心克劳斯进出白宫可能会引发媒体的询问,导致对他的健康产生不利的猜测,因此很不愿意采纳他的建议。1960年竞选总统期间遗失的医药箱和偷窃他的医疗记录的明显企图,使得肯尼迪对政敌掌握了他的有关他健康问题的情报后可能导致的潜在政治伤害非常敏感。

  肯尼迪的身体毛病并不危及性命,不像早先几位总统那样——主要有克里夫兰、威尔逊和弗兰克林·罗斯福。但是,因为如果忽略克劳斯的忠告可能最终会令自己被困在轮椅上,因此肯尼迪同意必须做些什么。他和克劳斯同意,将理疗解释为锻炼,为的是将总统的状况从非常好改善到极其好。他开始在地下游泳池旁边的一个白宫小健身房里每星期锻炼3次。伯克利和克劳斯阻止特拉维尔给肯尼迪治疗,运用锻炼、按摩和热疗手段缓解他的脊背痉挛。克劳斯车上的一部电话使他能够直接接通总统。身体锻炼成了肯尼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之后,减轻了他的疼痛,提高了他的活动能力。在他最喜欢的西部乡村和流行曲调的背景音乐中,锻炼疗法成了肯尼迪每天的会议压力和紧张日常安排的要求之外一种愉快的休闲。到了1962年1月,伯克利和克劳斯认为他这个月的状况比1961年的任何时候都好。2月底,他们对过去4个星期的描述是,“从医学角度说”,这是“自宣誓就职以来,而且在这方面可以说自1960年大选以来最为平安无事的一个月”。4 月份,他们宣布,他的“总体状况非常出色”。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十分在意要隐瞒有关他身体状况的真相,因此,4月10日,奥唐奈命令特拉维尔和伯克利将 “所有的医疗档案,包括与总统身体有关的所有记录······存放在林肯太太保管的保险箱里”。

  杰奎琳·肯尼迪既减轻了她丈夫的负担,又增添了负担。她对政治和作为第一夫人的责任的厌恶让肯尼迪十分焦躁。在竞选总统期间,她对约翰逊的秘书说,她感觉“很不够格,很茫然,而我已经怀孕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上总统后不久,肯尼迪就让白宫的礼宾司长安吉尔·比德尔·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跟杰基讲解第一夫人的角色问题。在杜克解释该位置的通常礼节职责并问她可能还希望做什么时,她回答说,“越少越好。我是个母亲,我是个妻子,我不是个公职人员。”《哈泼斯》(Harper’s)的编辑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记得在白宫对杰基的一次拜访:“我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政治生活,虽然她强迫自己适应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绝对明显的是,杰基· 肯尼迪渴望在米德尔堡(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的格莱诺拉别墅)度个长周末,更感兴趣的是在那里做什么,而不是在白宫做什么。”有个秘密特工在对新闻记者西摩 ·赫什(Seymour Hersh)说起自己在肯尼迪的白宫工作2年的经历时,记得感觉“很为杰基可怜。她真的很孤独。她好像很悲伤——完全是一个悲伤的女士”。

  杰基的亲笔记录证明了她最初对第一夫人角色的不快。在1962年6月写给比尔·沃尔顿的一封信中,她请他担任她的美术委员会(Fine Arts Commission)负责人。她承认,“把所有繁缛礼节和文案工作塞进你的生活之中是很残酷的事情——跟我一样——你痛恨这种事,而且其中的9/10都是没有必要的······只是在你在这份看起来叫人十分头疼的差事面前畏缩之前——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干了些什么——我很累——而且我想见我的孩子们——因此我只是告诉蒂什(Tish)[·鲍德里奇(Baldrige),白宫的社交秘书]——她吃惊得差点晕了过去——我永远不会出去——午餐、茶会、授级仪式、讲话等等。整整2个月的时间,一切都乱了套。现在,这已经成了惯例······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如今,我在这里的生活,曾经让我感到恐怖——起初令我不知所措的生活——现在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是我所知道的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因为这个位置——而是因为一个人的家庭的亲密关系——这是我在白宫绝对找不到的东西······而现在,我的生活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虽然可怕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令约翰·F·肯尼迪怒火中烧的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一是杰基的奢侈。她花起钱来根本不考虑成本,因而肯尼迪指责说她在动用他的本钱。白宫的正式交际预算根本不够她的花消,结果肯尼迪只好自己掏腰包。超支问题叫他无比烦恼,便请来一位著名的会计师帮助约束杰基在各种仪式活动方面的支出。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杰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个人花费超过了她丈夫每年10万美元的薪水,其中大部分用来购置服装。有一天,当一位议员走进椭圆型办公室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狂躁不安的肯尼迪给他看杰基用来购买衣服的4万美元账单。“如果你的妻子这么做,你会怎么办?”约翰·F·肯尼迪问道。那天晚上,肯尼迪当着本·布拉德利和他妻子的面朝杰基发作了。“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杰基温顺地反驳说她对此一无所知。不管怎么样——她说——她好像并没有买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3)

  令肯尼迪痛苦得多的是,1961年12月,乔·肯尼迪中风了。虽然医生们劝说他用抗凝血剂应对预警征兆,但是不喜欢失去控制、拒绝承认自己虚弱的乔却拒不接受他们的忠告。1961年圣诞周期间,他在他的棕榈滩俱乐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突然病倒,被急忙送到了一个当地医院。一个牧师在医院里为他做了最后的祷告仪式。听说他父亲得了中风、有生命危险,肯尼迪飞到了他的床边。虽然没有失去知觉,但乔有2天时间不认得自己的儿子。那次中风造成了乔右半身偏瘫,且无法清楚地说话。在他去世前的8年时间里,他挣扎着想说话、走路。后来的2次心脏病发作使得他的偏瘫更加严重。我们不难想像,乔很少能够连贯的语句和生命活力的丧失多么令他儿子伤心。他的家族历来重视体育活动、身体健美和自我控制,因而乔依赖他人照料自己最基本的需求的情形一定让约翰·F·肯尼迪痛苦地想到了他自己孱弱的身体。

  面对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不幸,肯尼迪做出的反应之一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的节奏玩弄女性。他在担任总统前那种沾花惹草的习性——他所敬慕的像墨尔本大人和他父亲那样的英国贵族所树立的榜样,他的健康问题造成的短命感,以及他哥哥和姐姐的英年早逝——仍然左右着他的行为。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可能离核战争有多么近,而这一点更加激发了肯尼迪的欲望:要最充分地享受生活,或者说要尽可能多地享受放纵的私生活。当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也肩负过同样的重担,但他们并没有这类行为。可是,肯尼迪玩弄女性的习性由来已久,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前景可能给他原本就可能表现出的行为增添了一些合理性。  当然,肯尼迪玩弄女性的行为一直是他的一种娱乐形式,但现在,这种习性还能让他从前所未有的日常压力中得到一种放松。肯尼迪与数名妇女有染,包括杰基的新闻秘书帕梅拉·特纳(Pamela Turnure);本·布拉德利的弟妹玛丽·平肖·迈耶(Mary Pinchot Meyer);被人们戏称为“闲聊”和“胡扯”的白宫的2个秘书;因与萨姆·詹卡纳(Sam Giancana)这样的黑帮老大关系密切而受到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的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Judith Campbell Exner);以及一个大学二年级“又高又苗条的漂亮”女生、有2个暑假在白宫新闻办公室工作的实习生。(她“没有什么能力,”新闻办公室的一名职员回忆说。“她不会打字。”)此外,还有戴夫·鲍尔斯花钱请来的好莱坞明星和小明星以及应召女郎。鲍尔斯是个宫廷小丑的角色,为肯尼迪提供放纵机会,为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各个饭店和游泳池、在白宫安排幽会。  肯尼迪还有些轻率愚蠢的行为。在1961年12月的百慕大会议期间,他告诉哈罗德·麦克米兰,假如他3天没有女人,就会剧烈头疼。但有时,他的幽会所包含的内容却不仅仅是性。他那紧张的婚姻关系以及他那不得离婚的公众地位也许是他与玛丽·迈耶发生风流关系的可以理解的原因。迈耶是个漂亮、聪明、成熟的女性,来自赫赫有名的平肖家族。更重要的是,她对他来说是一种慰籍。“他可以跟她一起享受生活,”约翰·F·肯尼迪传记作家赫伯特·帕米特这么写道。“他可以以她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话,他们之间的信任是相互的 ······她是一种重要的支持力量。她理解他不得不忍受那么多自命不凡之徒。在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可以抛在一边。他可以和她一起嘲笑他所看到的在他的权力中心周围所有的荒唐之事。”迈耶相信,肯尼迪爱她,而且如果不是无法控制的情形的话,他们会永远厮守在一起。肯尼迪很显然并不这么看。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本·布拉德利,“跟玛丽一起生活很难。”但是,毫无疑问,与许多其他女人相比,迈耶对于他更加重要。  肯尼迪一定还获得过另外一种宽慰,即他能够将自己与玛丽·迈耶的偷情一事瞒过本·布拉德利。布拉德利说,他曾经“听说过他在读本科的时候是如何到处播情的故事······我时不时地听人们描述‘杰克的女朋友之一’。当他还是个候选人的时候,这从来不是我的记者朋友们的首要话题······在那些日子里,记者们并不觉得有必要对某个政治家朋友进行全面的联邦调查局式的现场调查。我的朋友们一直无法理解我对他的所作所为的不知情,尤其是在得知 ······玛丽·迈耶一直是肯尼迪的女朋友之一后。随它去吧。我只能再次说我对肯尼迪的性生活一无所知,声明我为曝光的细节感到震惊,为这种残酷无情感到震惊,为其中一定涉及到的托词感到震惊”。  即便肯尼迪担心过杰基的感受,她谨小慎微地避免与他在他玩弄女性问题上当面冲撞的做法也促使他将这种担忧抛在了脑后。但是,她对自己丈夫的行为并不抱有幻想。1961年,在他们访问加拿大结束时,就在总统和杰基向迎宾队伍中的人们道别的时候,看到迎宾队伍中有一个“金发小娇娃”——约翰·F·肯尼迪的军事助理戈弗雷·麦克休(Godfrey McHugh)将军这么描述她——杰基“愤怒地车转身”,用法文对站在她身后的麦克休和戴夫·鲍尔斯说,“你们为我丈夫招募了这个女人难道还不够糟糕,接着你们还要羞辱我,让我跟她握手!”有一天,当她陪伴一名巴黎新闻记者参观白宫的时候,她在他们经过“闲聊”的时候用法文对他说,“这就是据说跟我丈夫睡觉的姑娘。”杰基似乎以为她的话不会让一个老于世故的法国人惊讶,但他对塞林杰的一个助手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4)

  杰基的格调与罗斯否认乔的风流韵事、拒绝与他发生冲撞的做法很相似。杰基尽量让肯尼迪的职员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在白宫、什么时候回到白宫,这样—— 用一位海军助手的话说——总统可以让他的“朋友们”回避一下。这并不是说杰基认可她丈夫的不贞行为。很显然,她对此非常气恼、郁闷,但她选择了容忍。

  新闻界潜在的泄密是否给肯尼迪造成了重大政治伤害呢?他不这么认为。1962年,他仍然相信,虽然街头小报、刊物可能会报道有关他的性生活的流言绯闻,但主流媒体在评论总统私人行为时还会坚持传统的限制。一件涉及到他的一名主要助手的例子——那是名已婚男子,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令他宽心不少。新闻办公室得到消息说,有一个记者将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肯尼迪问起这件事。肯尼迪那天特别小心,只邀请了他信任的新闻记者,而那一威胁一直没有成为事实。此外,正如塞林杰的助手巴巴拉·加马雷基昂(Barbara Gamarekian)所断定的那样,新闻界有那么多人性生活混乱不堪,因此,要他们去追究肯尼迪将是一种令人尴尬的伪君子行为。

  肯尼迪还暗示新闻界应当小心。1962年2月,《时代》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绅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上有关总统的封面报道。肯尼迪将《时代》杂志的记者休·赛迪叫到白宫。“我从来没有摆姿势拍过任何照片,”他斥责赛迪。“让《绅士季刊》(这是一份特别取悦于同性恋的杂志)拍照片的总统一定是个疯子······我不是在开玩笑,”肯尼迪威胁道。“我对这种事真他妈的恶心、厌倦透顶。这统统都是谎言······你们打算要拿我怎么样?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在肯尼迪的恐吓下,赛迪被迫答应撤回那篇文章。

  同样,1962年5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约翰·F·肯尼迪45岁生日晚会被大量报道后——在那天的晚会上,电影女演员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身穿银光闪闪的紧身衣为总统演唱了一首扣人心弦的《生日快乐》——有关肯尼迪与梦露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有令白宫尴尬的危险。肯尼迪让现在在他的政府里任职的纽约从前的一名记者发起了一场制止流言的运动。这位前记者让他的助手告诉编辑们,他代表总统说话,而有关总统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根本不是事实。

  肯尼迪还相信,记者们喜欢他,不愿意通过发表有关他性生活的报道而令他难堪。当然,他很清楚,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对立的。但是,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总是满足新闻界的采访要求,并因此建立了一种记者们不愿意破坏的微妙关系。在1956年的大会上,当肯尼迪身穿T恤衫和短裤准备走出他的饭店卧室、到客厅接一个电话时,有个助手说,“你不能穿着短裤出去,那里有记者和摄影师。”“我知道这些伙计,”肯尼迪大声回答,以便让他们听见。“他们不会占我的便宜。”

  肯尼迪的机智和口才对于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辛苦耕耘过的新闻记者们来说尤其感到亲切——当时的总统常常令媒体感到困惑,不知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者说的是什么意思。总统日上的2部电视专辑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肯尼迪工作的情景;1962年2月,杰基带人们参观白宫这个政府大厦,介绍了白宫的重建工程 ——媒体因此更加敬重肯尼迪夫妇,从而记者们不大可能去破坏约翰·F·肯尼迪作为一个顾家男性的迷人形象。

  肯尼迪之所以受到新闻界和公众的青睐,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和杰基给白宫带来的魅力。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十分欣赏高雅文化,但在他们眼里,总统和第一夫人是美国的贵族。他们举办的很有品味的白宫晚会——总统一身白领带、燕尾服的装束和肯尼迪夫人最入时的礼服打扮——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以及他们与国内外最优秀、最聪颖阶层的联系,令这个国家自我感觉良好。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美国在约翰·F·肯尼迪的领导下不仅正在重新树立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且还是进步型高品味的新中心;这个国家不仅生活水平最高,而且其总统和第一夫人毫不逊色于欧洲的老牌贵族。无论以上的感觉中有些方面多么脱离实际,对于肯尼迪领导下的白宫来说,努力维持其对公众想像力的控制却是一种绝顶的政治手腕。

  与新闻界和公众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肯尼迪对于自己能否控制联邦调查局却没有多大把握。1962年3月,胡佛明确地告诉肯尼迪,他有情报表明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与黑帮人物有关系,从此肯尼迪不再与她见面。而且显然,他已经不接听她的电话。胡佛并没有——约翰逊告诉一些记者——“抓住杰克·肯尼迪的小辫子”。胡佛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他之所以继续任职,是因为肯尼迪的好意。尽管如此,肯尼迪也许以为,如果胡佛准备跟他断交,他会在离任之前试图把他拉下台。

  肯尼迪玩弄妇女成性的行为有没有让他从政务上分心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这样,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但是,肯尼迪之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给予柏林或者其他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那种关注投放在越南上,并不是总统心神紊乱的表现,而是因为他决心不想让越南问题对于他的政府来说具有超出自己希望程度的重要性。当然,通过审查肯尼迪的白宫日程安排,人们会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在他眼中的重大问题。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说,他对于自己应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做出十全十美的判断。与外交政策问题相比,有些国内事务获得他的关注相对较少。但是,有关他过于忙着追求女性或者满足自己的性欲而无暇理会总统的重要事宜的猜测,却没有他日常活动记录的支持。而且,根据研究肯尼迪的另一位历史学家理查德·里夫斯的说法,总体上说,寻花问柳“比在网球上花的时间少”。到了1962年春天,也就是入主白宫15个月后,肯尼迪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玩弄女性的习性妨碍了他执掌政府、领导国家的能力。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1)

  “由于国内政治的缘故,”肯尼迪希望宣布他和赫鲁晓夫将讨论并取得进展的具体话题。虽然苏联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肯尼迪决定依旧进行,相信峰会会减少分歧,帮助避免一场核战争。国务院加大了肯尼迪的希望:“赫鲁晓夫会希望会谈在和谐中结束,并且为此可能会做出一些协商姿态,”一份背景文件告诉总统。在莫斯科的汤姆森大使也表达了这种观点:“相信赫鲁晓夫希望与总统的会议是一次愉快的会议,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希望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一些建议或采取某种立场,以产生改善气氛和关系的效果。”就连苏联人也告诉他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弥合的鸿沟”。

  乔治·凯南却不那么肯定。在他眼里,苏联人与中国人一样主要企图通过“一系列严厉的间接政治压力、无情地利用殖民地问题和全面的宣传攻势”来摧毁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并削弱北约。凯南敦促肯尼迪告诉赫鲁晓夫,“建立在这种算盘基础上的政治计划不仅完全不符合改善国际气氛的任何努力”,而且似乎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形成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军事对抗。这种做法意味着“令人痛心地破坏改善世界局面的任何努力”,称了那些反对苏美关系有任何改善的人的心。

  一开始,肯尼迪抵达维也纳以及与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交流有望使得峰会成为约翰·F·肯尼迪又一次公共关系上的胜利。赫鲁晓夫于6月2日下午坐着敞蓬车从维也纳火车站前往苏联使馆的路上所遇到的不那么热烈的反应,与第二天上午肯尼迪从机场前往美国使馆途中激动的欢迎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肯尼迪对这种欢迎的愉悦之情给车里坐在他身边的腊斯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你作杰基的替身真是不错,”总统开玩笑说。在机场高举标牌的人群让人感觉是为约翰·F·肯尼迪摇旗呐喊的一次政治运动:“别拿他们当回事,杰克”,“掀起铁幕”,“国外无辜者问候你”。

  两位领导人的第一个回合也让肯尼迪占了上风。6月3日,第一次会谈于下午12:45分在美国使馆召开。年轻高大的肯尼迪跳跃着从使馆的台阶上下来,迎接身材敦实的67岁的赫鲁晓夫。当摄影记者们在他们转身往里走时要求再多拍几张两人握手的照片时,肯尼迪抓住机会:“告诉主席,”他对自己的翻译说,“如果他没意见我就没意见。”面带微笑的赫鲁晓夫同意了。当他们被引进使馆的音乐室、在两张玫瑰色沙发上落座时,赫鲁晓夫拿肯尼迪总统打起趣来。作为那天上午的主人,肯尼迪总统表示很高兴见到赫鲁晓夫主席,并回忆起1959 年他们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上见面的情形。肯尼迪表示希望会议能够产生对两个国家面临的问题的更好的理解。赫鲁晓夫也“希望谈话会很有用”,但他借肯尼迪回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来为自己赢得一分:赫鲁晓夫记得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年轻而有希望的人”。渴望消弭两人在年龄和经验方面差距的约翰·F·肯尼迪回答说,“从那以后他一定已经老了。”在谈到年轻人希望显得老些、老年人希望显得年轻些时,赫鲁晓夫说,“他会非常高兴把年岁匀给总统一些,或者跟他换个位置。”

  在走向一张大桌准备进行更加正式的交谈时,赫鲁晓夫将肯尼迪原本希望可以就当前问题进行的一场讨论变成了有关两国各自制度之优越性的的哲学辩论。肯尼迪在开始交谈时首先提出他们需要找到“方式方法,以便不致使形势发展到两国将付诸涉及到他们安全或威胁到和平的行动”。赫鲁晓夫的答复抓住肯尼迪友好而基本上平和的开场白,开始猛烈攻击美国过去未能推进苏美友谊,强调美国希望与莫斯科达成将“以其他民族为代价”的协议。赫鲁晓夫说,他不会答应这一点的。他还强调说,美国和苏联之间没有必然的经济利益冲突,而虽然苏联打算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但却无意“阻碍美国的经济发展”。肯尼迪还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想打败他的坚定决心,对赫鲁晓夫没有根据的指控的答复是表示苏联的增长率令他十分欣赏,且“这一定是赫鲁晓夫先生心满意足的一个渠道,对我们也是一样”。

  赫鲁晓夫没有理会肯尼迪礼貌上对他心里明白是一番假话的肯定,开始抱怨美国的反苏政策。他断言,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旨在清洗共产主义,而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取决于相互接受各自的制度。肯尼迪现在开始迎接挑战,宣称扰乱全球力量平衡、试图打破现存控制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这是我们非常认真关注的问题,”肯尼迪说。肯尼迪的反驳似乎令赫鲁晓夫火上浇油,或者给了他一个借口紧接着对总统发动计划好了的攻击。他否认莫斯科旨在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任何其他国家的说法。他说,共产主义将取得胜利,因为历史站在它的一边。肯尼迪反驳说,美国人不同意赫鲁晓夫主席关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但是,为了将话题转回到当前的现实中,肯尼迪说,问题是要找到在双方利益有冲突的领域里避免冲突的方式方法。

  赫鲁晓夫认可约翰·F·肯尼迪的观点,但又回头争辩说,他们面临一场共产主义将取得胜利的思想竞争。当肯尼迪试图重申自己的观点,即思想上的冲突不应当产生有可能导致军事对峙的利益冲突时,赫鲁晓夫问他是否在说共产主义影响力的任何扩大都将被看做是苏美冲突的原因。不待肯尼迪回答,赫鲁晓夫否认了他的观点,即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将威胁到和平。当肯尼迪再次试图将赫鲁晓夫从其哲学问题上的反复唠叨转移到他所担心的国际上的“错误判断”时,赫鲁晓夫蔑视地称“错误判断”之说是让“苏联人像个小学生那样手放到课桌上坐在那里”的借口。所谓“错误判断”的说法是一种试图恐吓苏联的手段,企图阻止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将超越美国所提倡的那些东西。在肯尼迪通过举例——即美国没有能够预料到中国人会干预朝鲜战争——进行反驳后,赫鲁晓夫让步说,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恶化、而是要改善关系。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2)

  午餐的时候,气氛缓和了一些。当肯尼迪问及赫鲁晓夫外衣上的2块胸章时,他说是列宁和平奖章。“我希望你能留好它们,”肯尼迪回答。赫鲁晓夫跟他一起哈哈大笑。塞林杰为媒体提供了这种欢快的趣闻,加强了肯尼迪总统沉着机智的巴黎形象。

  午餐期间,赫鲁晓夫时而和颜悦色,时而尖刻好斗,有意给人一种暴躁冲动而且可能异常危险的印象——这位国家领导人相信,这样就能战胜美国,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只要有必要。在谈到苏联在太空领域的成就时,肯尼迪建议两国也许可以一起去登月。猝不及防的赫鲁晓夫说起了与太空旅行相关的军事优势,然后软弱地补充道,“好啊,干吗不呢?”赫鲁晓夫告诫肯尼迪,他是在大选之后才释放了RB-47的飞行员,耍弄了尼克松一番,等于投了他一票,同时,让大家忍俊不已的是,他宣称,很多人认为表情冷酷的安德雷·葛罗米柯很像前副总统。在肯尼迪潇洒而短暂的祝酒之后,赫鲁晓夫絮絮叨叨地表白苏联如何渴望和平,表示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美国人民如何尊敬,又用额外的严厉措辞抨击了尼克松,否认了莫斯科对共产党在其他国家的暴乱负有责任,并声称自己准备与年轻得多的美国总统继续竞争。

  午餐后,在花园漫步期间,肯尼迪试图与赫鲁晓夫建立起更加融洽的关系。但是,苏联总理却是一副铁石心肠。奥唐奈和鲍尔斯从使馆楼上的一个窗户注视着他们:“赫鲁晓夫在激烈地争辩着,绕着肯尼迪转圈,像条狗似的朝他吼叫,一边指指戳戳的。”后来,当筋疲力尽的肯尼迪泡在浴池里的时候,鲍尔斯说,“当他在外面给你难堪的时候,你好像很平静。”他们当时正就德国和柏林问题争吵。“你觉得我会怎样?”肯尼迪悻悻地说。“脱下一只鞋来砸他的脑袋吗?”肯尼迪希望在一种比较积极的气氛中结束他们的散步,便问赫鲁晓夫主席是如何腾出时间召开与美国客人延长了的连续会议的。赫鲁晓夫仍然希望占些上风,便描述了使他能够心无旁顾的权力共享体制。当肯尼迪抱怨说美国政体施加给他一个“耗费时间的程序”时,赫鲁晓夫厉声回道:“那么,你为什么不转向我们的体制呢?”

  下午的正式会谈导致的是更多的辩论和敌视。在第二轮会谈开始时,肯尼迪首先回到自己对当前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引发战争的担心。他试图澄清他所说的“错误判断”是什么意思。他承认,他在古巴问题上做出了一个“错误认识”。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讨论“能够导致这些认识上的更大的精确性,这样我们两个国家就能在不危及自己的民族安全的情况下安度这个竞争时期”。虽然赫鲁晓夫同意这是个好主意,但他把肯尼迪的认错看作是软弱的表示。他攻击美国将人民的反抗看成是共产党的阴谋。他说,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苏联人之所以支持反殖民主义,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的缘故,而是因为认识到这是些“神圣的战争”。曾经一度支持过民主革命的美国现在青睐的是维持现状,错误地 ——正如在古巴那样——试图压制人民的激情,并在莫斯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时候,以战争相威胁。赫鲁晓夫强调说,相形之下,苏联只是希望维护和平。肯尼迪回答说,美国排除战争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即东西方之间目前的军事力量平衡意味着在核冲突中双方都将是输家。

  见肯尼迪承认苏联的力量与美国相同,赫鲁晓夫兴奋不已。他觉得这是证明苏联在国际事务上思想意识优越、证明苏联更加致力于民主希望和世界和平的又一个理由。下午的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对他的同志们这么形容约翰·F·肯尼迪:“他非常年轻······不够坚强。太聪明,太软弱。”赫鲁晓夫下的赌注—— 即他应当利用苏联的当前威望(造成该威望的因素是认为苏联拥有的导弹优势、在亚洲和非洲的亲共产党暴动、肯尼迪的猪湾失败和苏联太空计划的成功)攻击他的美国对手——似乎见到了收益。赫鲁晓夫认为,只要他在维也纳的峰会上胜过约翰·F·肯尼迪,美国的政治地位就会受到挫伤。他不是来谈判的;他是来竞争的。

  下午的会议在不祥的气氛中结束。当肯尼迪建议他们在那天晚上用晚餐的时候或在第二天讨论核试验、裁军和德国问题时,赫鲁晓夫说,他打算“将核试验和裁军问题联系起来”。德国的主要问题是需要一个他希望两国能够签署的和平协定。“这样能改善关系。但是如果美国拒绝签署和平协定,苏联就会签署协定,而且什么也阻挡不了。”

  赫鲁晓夫的表现令肯尼迪愤慨、恼怒。一名英国新闻记者看见他送赫鲁晓夫上车,觉得他看上去很“茫然”。他一边在使馆的卧室里踱着步,一边叫嚷道,“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小孩,一个小孩。”他问卢埃林·汤姆森,“是不是总是这样?”大使回答说, “意料之中。”波伦认为总统“有点沮丧”。而虽然他试图安慰他,说“苏联人总是说话蛮横”,但他相信肯尼迪对自己被拖入一场意识形态的辩论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凯南觉得赫鲁晓夫捆住了肯尼迪总统的手脚,而肯尼迪显得彷徨、胆怯。肯尼迪自己有可能没弄明白哈里曼所说的轻松娱乐可能代表什么意思。

  巨大压力下漫长的一天当然是肯尼迪到傍晚时疲惫不堪的大部分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小视雅各布森在他身上用的化学品的作用。随着一天的进展,以及雅各布森在下午早些时候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谈前夕打的一针的作用的消失,肯尼迪可能已经失去了那一针最初产生的感情上和生理上的力量。但是,比肯尼迪的精力水平更加重要的是两个领导人对待峰会态度上的根本不同。肯尼迪渴望表现出合乎情理,促进谅解,但这些都比不了赫鲁晓夫进行辩论、在口舌上占经验不那么丰富的肯尼迪总统上风的决心。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3)

  无论如何,很显然,赫鲁晓夫赢得了第一天的辩论。但达到了什么目的呢?赫鲁晓夫很荒唐地认为在他年轻对手面前赚得些许优势能起到一些作用,却只能坚定肯尼迪迎接共产党挑战的决心。赫鲁晓夫也许以为他相信自己有关苏联压倒了美国的说法,并因此无法抵御吹嘘一番的诱惑力。为了回应来自克里姆林宫同志们的压力以及中国试图取代莫斯科的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地位的努力,赫鲁晓夫觉得必须表现出是个顽强坚定的倡议者,而不是一名议和者。正如凯南所精确预计的那样,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峰会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在不将华盛顿逼向战争的前提下,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维持莫斯科的优势。但是,赫鲁晓夫的行为短视到了可怜的地步。

  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对赫鲁晓夫的处境表示一些同情。他主持着一个没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且没有什么改善的空间。从长期来说,苏联社会体制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正如米凯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30年后所理解的那样。但是,在1961年,赫鲁晓夫无法看得那么远;同时他无法忽略这种可能性,即对美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会吓得他们拱手让出德国,甚至让出西欧——正如戴高乐所担心的那样——以便将美国和全世界从核摧毁中拯救出来。

  虽然赫鲁晓夫是峰会争吵的罪魁祸首,但肯尼迪也并非毫无责任。不错,他在会谈中弹了几次协商的调子,承认在古巴和亚洲政策方面的失误,通过认可苏联军事力量的质量而安抚了他们的虚荣心。但是,在争取国际威望方面,他和苏联人一样坚决。众所周知的是,总统定期监测美国新闻署进行的国际舆论对美国和苏联看法的调查。他在宣誓就职日中的论调和他5月份在国会的讲话明确无误地表明,新总统至少在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和势力方面比更加成熟、更加稳重的艾森豪威尔还要强硬。但是,无论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针锋相对的会谈的责任怪罪于谁,他们都标志着让冷战不明智地升了级,而会谈的目的却正是要缓解冷战的局面。

  赫鲁晓夫很担心自己给美国人和国际舆论留下一个维护国家和意识形态利益的泼妇形象,便在哈布斯堡人修建的17世纪乡村建筑舍恩布龙宫举行的正式晚会上努力采取温和的进攻姿态。但是,他只是让到这个地步:赫鲁晓夫和他的随从人员拒绝系黑领带,而是身穿商务西服,由此表示对西方皇宫之颓废派艺术的嗤之以鼻。赫鲁晓夫的夫人尼娜·彼得罗夫娜(Nina Petrovna)没有化装,一副家庭妇女的庄重模样,让参加晚会的罗斯·肯尼迪觉得像是完全可以在美国家庭里当一名绝对可靠的看孩子的保姆。赫鲁晓夫坐在杰奎琳·肯尼迪的旁边,不断地跟她插科打诨地讲故事,让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看一场阿博特(Abbott)和科斯特洛(Costello)(阿博特和科斯特洛是美国当年著名的喜剧笑星。——译者注)演的电影。当赫鲁晓夫面色变得严肃起来,试图教导她说目前乌克兰的人均享有教师数量超过了沙皇时期时,杰奎琳告诫他说,“‘噢,主席先生,不要拿数字来烦我’——这时他突然大笑起来,一时摆出了奉承讨好的神情。”

  第二天的峰会在苏联使馆进行,会议的突出特点是着重讨论德国问题,但在这之前,赫鲁晓夫却试图再次进行意识形态辩论,直到肯尼迪转移话题。当肯尼迪首先问赫鲁晓夫他是苏联的什么地方人时,赫鲁晓夫回答说是接近乌克兰边界的库尔斯克附近,也就是发现300亿吨铁矿的地方——比整个美国多6倍。肯尼迪没有上当。在讨论老挝问题时,赫鲁晓夫再次指责“美国太富有了,太强大了,结果它认为自己拥有特权,可以肆意不承认他人的权利。”赫鲁晓夫说,莫斯科不能接受这一点,并打算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你瞧,主席先生,”肯尼迪反击道,“你无法把我塑造成一名共产党,我也无法把你塑造成一名资本家,所以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赫鲁晓夫的“正题”就是攻击美国的禁止核试验和裁军建议,以及美国对苏联与德国之间和平协定的阻挠。赫鲁晓夫不愿意停止试验,因为莫斯科认为要想实现与美国的核对等,试验工作是关键,因此他反对联合国防止地下核试验的实地检查,称之为“等于间谍活动,是苏联无法接受的”。赫鲁晓夫宣称,联合国在刚果的行为表明莫斯科无法信任达格·哈马舍尔德,指责他是刺杀卢蒙巴的同谋。安排3次检查是可能的,但实施检查工作的必须是一个3人委员会,由1名苏联人、1名美国人和1名真正中立的代表组成。此外,赫鲁晓夫争辩说,如果美国同意“全面而彻底”的裁军,禁止核试验就是多余的。

  肯尼迪同意,禁止核试验并不禁止美国或苏联的武器生产,但指出此举会减少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禁止核试验,在几年的时间里核大国的数量就会上升到10或15个。肯尼迪敦促赫鲁晓夫用间谍风险与核扩散的危害进行对比,而核扩散“必定会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安全,增加重大冲突的危险”。禁止核试验将是第一步,因为要在全面裁军方面达成协议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当赫鲁晓夫重复自己有关全面裁军优先于禁止核试验的观点时,气急败坏的肯尼迪宣称“谈话又回到了起点”。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4)

  有关柏林问题的讨论更令肯尼迪恼火。禁止核试验谈判的失败固然意味着长期的危险,而柏林问题却是个骇人的眼前危机。赫鲁晓夫说话时带有相当的热情;中欧形势显然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而在峰会前一天半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序曲,是会议正题的预备——确保统一的德国将没有能力给俄罗斯带来伤害,并关闭柏林,切断受共产党压迫而逃亡的人的通道。

  赫鲁晓夫提醒肯尼迪,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2,000万人,而造成冲突的罪魁祸首德国已经重新获得了为更加具有毁灭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铺平道路的那种军事力量。如果可能的话,苏联打算与东德和西德都签署和平协定,或者至少是东德,以防止该民族的统一。赫鲁晓夫解释说,这样一个协定将废除1945年以来的所有安排,包括西方通过东德从陆路和空中进入柏林。如果美国签署了和平协议,柏林可以继续是一个“自由”城市,但如果拒绝签字,则西方进入柏林的所有权力都将终止。

  肯尼迪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被胁迫签定协议。“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老挝,”约翰·F·肯尼迪说。“这是美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柏林,并不是因为获得了什么人的许可。我们是打进去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区被驱逐出来,如果我们认可失去我们的权利,那么谁都不会对美国的承诺和保证抱有任何信心。” 他敦促赫鲁晓夫不要威胁欧洲当前的势力均衡,不要挑衅美国的反应。

  但是,赫鲁晓夫毫不退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苏联签署和平协定,”他说。赫鲁晓夫对肯尼迪强烈反应的惟一让步是答应不在12月份前签署协议。他宣称,美国将为围绕柏林问题发生的任何战争负责,而只有“必须穿上约束衣的······疯子”才会希望出现这种冲突。肯尼迪反驳说莫斯科对现有势力平衡的破坏将是任何战争的诱因,但此话似乎没有任何效果。赫鲁晓夫在结束时说,莫斯科已经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允许美国“在晚些时候回到这个问题,如果它愿意这么做的话”。

  午餐期间的交谈并没有缓解赫鲁晓夫的敌意。他提起了核武器的话题,指出苏联跟美国一样,拥有核潜艇,并且还在生产短程、中程和洲际导弹,而只有在美国恢复核试验的情况下,苏联才会重新启动核试验工作。他说,苏联不会试图在美国之前登上月球,因为那样将削弱苏联的防务力量。事实上,总统关于国防开支方面的信息已经促使他考虑增加苏联的地面部队和装备。

  肯尼迪拒绝做出让步。他承认苏联是一个大国,拥有可以与美国相比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因此很关键的一点是,两国在行动中必须是负责任的方式,以避免战争。德国就是一个例证:“各方都应当认识到另一方的利益和责任······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各方理智地待在自己的地区。”为了迎合一下赫鲁晓夫的虚荣心——他告诉肯尼迪,他在44岁的时候当上了莫斯科规划委员会的主席——肯尼迪说,当他到了主席67岁的年纪时,他希望能够成为波士顿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也许同时当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受肯尼迪拒绝在德国问题上屈服的刺激,赫鲁晓夫“突然插嘴说,也许总统希望成为全世界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

  肯尼迪对赫鲁晓夫不屈不挠的敌对态度非常恼火,便请他私下谈谈,以简单回顾一下讨论的问题。“不再试它一下,我不能离开这里,”肯尼迪对一名助手说。“在我了解得更多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在回楼上会议室的路上,他告诉腊斯克,“这是一块硬骨头。”在最后的会晤中,肯尼迪首先说,他希望赫鲁晓夫不会用柏林这样一个“深深地”牵扯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来与美国发生冲突。他还请赫鲁晓夫看清签署和平协定与挑战美国进入柏林权利之间的区别。赫鲁晓夫表现出寸土不让:他说,美国在试图羞辱苏联,而肯尼迪需要明白,莫斯科打算用武力来抵御美国入侵东德的任何行动。肯尼迪“接着说,要么赫鲁晓夫先生不相信美国是当真的,要么该地区的形势对苏联来说实在很不满意,从而它不得不采取这种严重行为”。他很遗憾离开维也纳时的印象是,美国和苏联正在走向冲突。赫鲁晓夫回答说,威胁要将战争灾难施加给世界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出现的是战争还是和平,由美国决定,”他说。肯尼迪面色严峻地说,“那么,主席先生,出现的将是战争。这将是个寒冷的冬天。”

  肯尼迪无法掩饰自己对激烈交谈的忧郁心情——这将意味着未来关系的恶化。在两人离开苏联使馆的时候,在媒体面前,赫鲁晓夫摆出一副欢愉的神情,但肯尼迪脸色阴森,毫无表情。后来,在美国使馆与詹姆斯·赖斯顿交谈时,约翰 ·F·肯尼迪显得“非常郁闷”。他瘫坐在沙发上,拉过“帽子盖住自己的眼睛,一副斗输了的模样,长长地叹了口气。‘很艰难?’赖斯顿问道。‘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事情,’总统回答说。”肯尼迪还告诉赖斯顿,他面临2个问题:琢磨出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以及思忖如何做出反应。他相信,由于他在猪湾惨败问题上的软弱表现,赫鲁晓夫“让我输得一败涂地”。他现在需要让赫鲁晓夫相信,他不会任人摆布,而目前能够让人相信美国力量的地方是在越南。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伦敦的路上——他要在伦敦与麦克米兰会面——肯尼迪继续回想赫鲁晓夫的丑恶行径。他把奥唐奈叫进他的特等舱,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发泄自己对会议的愤怒之情,以及他在今后几个月里可能与俄国开战的危险。在飞机上媒体舱的记者们面前,他把维也纳的气氛描述为“严峻”,并再次形容他们的交谈“很艰难”。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5)

  尤其令肯尼迪忧烦的是他自己的表现。他对自己的愤怒、恼火不亚于对赫鲁晓夫的痛恨。3个月以来,他第二次觉得自己的行为很不明智——第一次是批准了猪湾的进攻,现在是以为自己能够通过理性的解释减少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在肯尼迪表示出对苏联力量的尊敬和请求在柏林问题上的理智后,赫鲁晓夫并不是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而是变得更加强硬和顽固。肯尼迪气恼自己没有在会谈刚开始的时候表现出更加强硬的一面。他相信,自己的表现加强了赫鲁晓夫在猪湾事件后的认识,即他是个缺乏经验、优柔寡断的总统,可以在胁迫面前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让步。最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在会谈中的表现加大了、而不是减小了东西方战争的几率。

  一方面,他无法想像赫鲁晓夫实际上打算在柏林问题上走向战争。他在最后的会晤结束后不久对奥唐奈说, “照戴高乐的说法,赫鲁晓夫是在虚张声势,是永远不会签定那份协定的。凡是像他今天这样谈话的人,而且是当真的人,都是疯子,而我肯定他并没有发疯。”在他看来,为了柏林的进入权或者因为德国人希望统一自己的国家而发动一场会葬送数百万人性命的战争,“实在是愚蠢······如果我打算威胁俄罗斯要发动一场核战争,那一定是为了比这大得多、重要得多的理由。”

  但是,他也明白,比柏林问题上的利益还要小的理由曾经引发了过去的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为赫鲁晓夫的论调和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一个他无法通过有意义的方式交流想法的人,”博比·肯尼迪后来说。“我想他觉得惊愕的是,竟然会有”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那样“如此难缠、如此顽固”的人——如此“强硬”、如此“僵化”。无论会议进行得有多么困难、多么令人恼怒,肯尼迪明白,摆在他这个总统面前的最大挑战现在就在眼前。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1)-(图)

  肯尼迪与媒体的紧张关系进而发展到担心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在对出版商发表讲话时,他否认自己的话“是打算审查媒体应当留给任何总统和其家庭的恰当隐私程度”。他做着怪相指出,新闻和摄影记者参加每星期的教堂活动“当然于他们无害”。对于他打破艾森豪威尔允许新闻记者参加他的高尔夫球比赛的做法,他并没有表示歉意。不过与此同时——肯尼迪用人们喜爱的自我贬低方式指出——艾克的高尔夫球成绩并不包括把球击在一名秘密特工头上的事。

  但是,肯尼迪的担心并不在于媒体报道总统家庭和娱乐活动时表现出来的寻常的无孔不入精神。相反,他越来越担心的是大量流传的有关他玩弄女性的细节披露。专栏作家鲍勃·诺瓦克(Bob Novak)说,媒体界里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或者至少怀疑过他的风流韵事。从他当上总统一开始,一些极右翼报纸以及有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地下市场”便充斥着有关约翰·F·肯尼迪见不得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故事。但是,主流媒体抵制这种丑闻的传播。比如,林登·约翰逊在国会上的隐蔽办公室——那是他消遣型乱性活动的场所——在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是个公开的秘密;记者们私下里嬉笑林登·约翰逊的“密室”。但是,主流媒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值得因此写些什么。

  由于这种传言仅限于街头小报之类——他们靠没有根据的流言蜚语讨口饭吃——因而肯尼迪本人在刚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拿这些文章当回事。虽然这种传言——其中大部分是真实的——可能会令杰基不得安宁,但却不足以让他收敛。事实上,这种流言蜚语可能反而很称约翰·F·肯尼迪的心,因为它充实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大丈夫形象,与他那墨守陈规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虽然媒体没有走极端,总统身边的人们却担心他在政敌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而那些政敌可能会试图打破传统,用发表他那些风流韵事的方式令他难看。在肯尼迪担任总统10天后,J·埃德加·胡佛转交了一线特工关于有位女性声称是约翰·F·肯尼迪的情人的报告。“每过2、3个月,类似的公函就会从局长那里转给博比的办公室,这些并不很微妙的信号表明,胡佛正在保存并定时更新总统的一份档案材料。讹诈,”博比·肯尼迪的传记作家埃文·托马斯断定,“是胡佛达到其真实目的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即维护他自己的权力。”这同时也是胡佛博得自己的顶头上司博比欢心的一个途径。他的报告是在表明:我是你的保护者,不断及时地通报你可能需要预先得知的指控和危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关肯尼迪性生活的传言或者这方面的越轨行为本身令他在他的总统任期的头几个月里从重要的工作中分心。在11月和2月期间,他与赫鲁晓夫交换了几次和解信息。2月22日,他表示希望他们也许能够不久见面“进行非正式的意见交换,”从而为“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和睦的关系”做出贡献。但是,猪湾入侵行动破坏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初步交换意见而产生的任何亲善关系。眼见肯尼迪因为那次令人窘迫的失败而处于被动防守地位,赫鲁晓夫开始了进攻。“所有人都十分清楚,”他写信告诉肯尼迪,“入侵”古巴的“武装匪徒是在美国得到训练、装备和武器的。”他允诺要给予古巴“所有必要的帮助来击退武装进攻”,并警告说,“一个地区的冲突可能会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安定。”

  肯尼迪果敢地回复说,入侵行动表现出勇敢精神的爱国者们决心恢复古巴的自由。他强调说,美国没有在该岛进行军事干预的企图,但有责任“保护这半球免遭外来的侵略”。肯尼迪还告诫不要利用古巴为借口,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煽风点火,从而威胁到全面和平。他要赫鲁晓夫“认识到,世界各个地区自由的人民并不接受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你的政府信仰什么是它自己的事情;它在世界上的行为却是全世界的事情。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决心获得自由的人民的革命。”

  肯尼迪最大的担心是莫斯科可能会利用古巴作为封锁西柏林的借口,而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东德人和其他东欧人士正逃离共产党投奔西柏林。当尼克松敦促约翰·F·肯尼迪找个借口入侵古巴时,肯尼迪回答说,入侵行动将导致与俄罗斯在柏林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危险,而他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世界和平。如果将出现再一次世界大战的话,肯尼迪相信,柏林将是战争的发源地。

  赫鲁晓夫用一封15页纸的信回复肯尼迪,再次强调他对美国干涉古巴的指控,并重申他的警告,即这决不是缓解苏美紧张关系的方式。肯尼迪明智地没有理会赫鲁晓夫的信。尽管如此,由于赫鲁晓夫在避免核冲突方面与肯尼迪一样坚定,因此这位苏联领导人抓住了总统在2月份提出的于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谈的机会。虽然赫鲁晓夫并没有明说,但肯尼迪十分清楚,被赫鲁晓夫描述成“在欧洲中心部位的一个危险的紧张关系源地”的柏林同样也是他最大的担忧。

  肯尼迪上任后的头3个月已经证明了他的信念,即国际危险应当优先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但是,由于他相信有效的外交政策部分取决于国内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团结,因而他觉得必须在国际和国内举措方面实现某种平衡。在他看来,他的麻烦在于,国内方面的提案与其说促进了国家的团结,倒不如说加剧了国家的分裂。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2)-(图)

  4月18日,在猪湾危机期间,他要求国会创建一个新的内阁部——城市事务与住宅部——以终止“我们国家许多城市地区令人惊讶的衰败”、复兴全国70% 美国人居住的城市,并确保“我们人口的各个层次都享有充足的住房”。看起来,这是个亲善仁爱的提案,但却很快遭到了代表郊区和小城市的南方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的反对。经过修订后的议案更加强调小型社区,很有可能会抑制后者,但南方的反对意见却坚定不移——他们反对有可能主要服务于市内黑人、使得住宅资产经理处主任罗伯特·韦弗成为内阁里第一个美籍非洲人部长的议案。该议案同时还受制于因为虽有改善却仍然疲软的经济和增加的国防开支而造成的预算紧缺。肯尼迪不愿意为他眼里并非第一重要的事情而斗争,这种态度与经济和南方的反对意见一样,拖了大刀阔斧行动的后腿。

  于是,5月,肯尼迪提议立法通过有限减少与收益增加相关的赋税来刺激经济。他将自己的建议描述为“建设性改革道路上第一个紧急步骤”。他说,他计划于 1962年向国会提供一份更加全面的税收改革计划,以刺激“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长,(并创建)一种更加合理的税收结构和更加简单的税法”。与此同时,他提议以厂房和设备现代化和扩建信贷的形式为企业提供税收奖励。为了弥补在这方面的收入损失,他提议终止美国人在经济发达国家海外收入的免税政策和海外不动产的资产税豁免政策、代扣利息税和股息税、继续收取原定于7月份减少或者停止征收的企业税和消费税,同时向民用航空供应商征税,以帮助支付联邦航空系统的运营和改造费用。

  倾向于折旧津贴而不是用于新厂房和设备费用税务信贷的商界领导人们成功地阻止了肯尼迪的议案,表现出了他们游说的能力,以及白宫方面的疏忽大意。由于担心抢风头而削弱约翰·F·肯尼迪作为国内领导人的地位,白宫没有让林登·约翰逊——他在政府内是最有经验的立法人——在对付国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相反,肯尼迪过去从来没有表现出对重大议案获得通过而需要的那种合作努力有什么好感,依赖的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助手们来推进他的立法安排。约翰逊抱怨自己在国会山的那些关系没有得到利用,说,“你知道,在那方面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一次!”可以想像,其结果是,肯尼迪的立法努力步履维艰。

  虽然在成立住宅部和税收改革方面遭遇了失败,肯尼迪在国内事务方面并非没有收获。国会同意了一项区域再开发法案(Area Redevelopment Act),实现了他在竞选期间帮助缓解西弗吉尼亚和另外9个州失业痼疾的承诺。此外,国会在几个现有计划中接受了肯尼迪要求的重要增添内容:提高失业福利;提高最低工资,其中包含360万不受益的工人;增加社会保障;资助各城市改善住宅和交通;保护国家河流的一项控制水污染法案;继续资助艾森豪威尔期间开始的一个国家公路系统;提高农民收入、长期保持“我们文明社会中一个最突出的成就······以少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力生产出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粮食”的一项农业法案。

  虽然有了这些进展,但政府却无法从其最初的国内成绩中获得多少满足。除了区域再开发以外,白宫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立法业绩。肯尼迪的“头等大事清单”、税收改革、联邦政府对初级和中级教育的援助、大学奖学金和老人健康保险等,从来没有获得国会各委员会的通过。历史学家欧文·伯恩斯坦(Irving Bernstein)——他密切研究了围绕教育和健康议案而展开的斗争——将这些斗争描述成为政治上难以忍受的场面。对于保守人士来说,联邦政府参与教育领域,是个无法容忍的问题,因为他们希望维持地方上的控制权。在公共资金资助教会学校问题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激烈争辩形成了一种无法弥合的鸿沟。肯尼迪决心要履行自己在竞选期间有关政教分开的承诺,从而导致天主教的坚决反对,指责他拒绝支持对教会学校的直接援助。有人批评他在教育问题上的立场,抗议他恪守传统思想;与此同时,他对老人在社保中健康保险方面的支持也招致了相反的回应——警告政府的计划是在模仿共产党国家的医药社会化。健康保险议案同样无法获得众议院赋税委员会的批准——该委员会主席、来自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只批准获得绝对多数支持的议案。

  教育和健康议案的支持者们埋怨肯尼迪领导力度不够。事实上,他在大选期间曾经为这两项举措发表强有力的讲话,将其描述成优先立法内容。但是,理查德 ·诺伊施塔特新近出版的《总统权力》(Presidential Power)一书加深了肯尼迪对总统个人影响力有限性的理解,同时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在保守型南方民主党人士与共和党人结盟控制下的国会中为没有希望的举措而斗争是极其愚蠢的。在第87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这些议案几乎败局已定的情形促使他不愿意将大量政治资本投入进去。

  由于肯尼迪在支持学校教育和健康议案中一直非常谨慎,因此民意测验经办人卢·哈里斯敦促他要明白创造更加实质性国内业绩的必要性。肯尼迪政府的“第二阶段”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如今是营造一个新的上升势头的时候,”哈里斯在6月份写信告诉他。“总统需要一些重大、明确的得分重点领域。由于外交政策危机大量占用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最迅速、最容易理解并且收益最显著的领域很可能是在国内问题上。”哈里斯建议他为教育议案发动一场9月份返校之战。它应当成为“一个新的、国内头等大事”。在一项教育议案获得通过后,哈里斯鼓励他宣布“1962年实现老人保健计划”。他建议发动一场3阶段进攻:“正面攻击美国医学协会为一股阻碍进步的势力”;“可能会把肯尼迪议案当作自己号召力量的······老年人”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然后“通过 3次独立的电视节目”直接向全国观众发出呼吁。鉴于1961年的国会结构,哈里斯的主意与其说是聪明政治手段的一种表现,倒不如说是表达了肯尼迪也有同感的愤懑之情,即总统没有能力在全国最急迫的2个社会需求方面、在能够为民主党于1962年国会竞选中赢得重大优势的问题上取得进展。肯尼迪虽然不情愿在秋天再次提出其中的任何一个议案,但他发誓明年要再次发动攻势。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3)-(图)

  但是,最令肯尼迪恼怒的某过于民权领域。在1960年整个竞选期间以及在他担任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民权活动家们的充分理解。在观察了肯尼迪担任总统以来头几个月的表现后,马丁·路德·金预计,新政府将停留在“强有力地”争取“象征性融合的有限目标”。他告诉哈里斯·沃福德,“在大选期间,在我公开表示支持肯尼迪的时候,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具有那种智慧、技能和道义热情来实施我们一直在等待的领导风格,并做出任何一个总统都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在观察了他任职以来的表现后,“我确信,他具有那种理解力和政治技能,但迄今为止,我怀疑他并没有那种道义热情。”学生非暴力型统一行动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的詹姆斯·福曼(James Forman)却不那么相信总统的良好意愿,认为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不过是“巧舌如簧、口是心非”。争取民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的创始人贝亚德·拉斯廷认为,肯尼迪是“很久以来我们遇到过的最聪明的政治家”。根据拉斯廷的说法,他会把黑人领袖们召集在一起,承诺帮助他们获得选民登记所需要的资金。一转过脸,他会拼命巴结“南方民主党人,给他们提供南方种族主义法官,以确保黑人得到的钱不会达到目的”。拉斯廷补充说:“这是所有总统的行径。他们给予你的尽可能少。而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是所有民族的总统,他们不得不满足各个群体······所以他们经常在权衡,如果我不采取行动的话,对我来说问题的压力在哪儿?”拉斯廷相信,“我们从肯尼迪那里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来自客观的形势和政治上的需求,而不是来自约翰·肯尼迪的内心。他是个保守派。”

  在肯尼迪担任总统的头6个月里,大部分不满情绪集中在:他既不签署答应过的行政命令来废除联邦政府投资的住宅中的种族隔离政策,也不要求国会制订民权法律。他觉得这2项举措中的任何一项都一定会激怒南方人,并失去其他改革措施获得支持的所有机会。肯尼迪曾经批评艾森豪威尔拒绝就住宅问题采取行动,强调说这只需要大笔一挥,现在他开始在邮件中收到钢笔,提醒他在竞选活动中说过的话。作为回复,肯尼迪“不断嘟囔、取笑说,自己竟然会做出大笔一挥的承诺”。

  5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任、美籍非洲人路易斯·马丁写信对特德·索伦森说,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表明政府“胆怯,不愿意全力以赴支持民权立法······他的政敌们现在正在取得一个机会,可以指控他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的不作为”。批评声激怒了总统和博比。他们认为自己在目前的局限性下正在为民权事业做出最大努力。事实上,当1月份的盖洛普调查询问南方的人们是否会有一天黑人和白人将共用公共住宅时,76%的人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所有其他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大多数人都没有很快实现这一点的心理准备。盖洛普调查问道,如果联邦政府资助教育,是否资金应当流入所有的公立学校,包括那些实施种族隔离的学校?在将近 7年前最高法院宣布“隔离而平等的”学校为违反宪法、全国2/3的人表示支持公立学校以及所有公共交通形式中废除隔离之后,68%的美国人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在5月和6月期间,在被问及是否应该在不远的将来竭尽全力实施种族融合时,只有23%的人表示同意;61%的人倾向于循序渐进的变革。肯尼迪兄弟两人与大多数人的心态相同,认为挑战南方种族隔离法律的和平示威行动只能是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融合。

  但是,束缚他们手脚的不仅仅是公众舆论。肯尼迪在司法部的律师们认为,白宫在种族不公平问题上可以作为的局限性十分显著。司法部民权部门的负责人伯克·马歇尔(Burke Marshall)告诉马丁·路德·金,立宪联邦制严格限制了政府在干预学校种族融合或警察暴力案件方面的权力。司法部惟一拥有的主要回旋余地在于保护选举权,而即便在这个领域,他们仍然不得不与南方当地官员在恢复黑人自由方面的阻力作斗争。

  在3月和4月期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就全国内战委员会(National Civil War Commission)一名黑人委员在饭店就宿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该黑人计划参加萨姆纳堡战斗的纪念活动。肯尼迪给该委员会负责人尤利塞斯·S·格兰特三世(Ulysses S. Grant III)将军写信,敦促他公平对待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这时,参加该活动的南方代表们公开谴责肯尼迪未经授权干涉一家私人拥有的饭店的行为。格兰特表示委员会没有义务干涉“种族事宜”,肯尼迪无法说服查尔斯顿的任何饭店满足自己的要求,纪念活动的晚餐后来决定转到附近的一个实施种族隔离的美国海军基地——肯尼迪为此大为尴尬,更加坚定了他回避“种族政治”的决心。

  肯尼迪在1961年与马丁·路德·金的关系反映了政府在避免过多地卷入民权斗争问题上的欲望。金没有被邀请参加宣誓就职典礼,没有被邀请参加3月6日在博比办公室举行的民权领袖会议。正如金的传记作家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所说的,“金的名字在当时太敏感,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令南方政治家们大光其火的示威活动关系太密切。”3月下旬,当金要求私下会晤肯尼迪时,奥唐奈告诉金,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老挝、非洲、古巴和苏联的难题——总统不可能抽出时间会晤。到了4月底,白宫才同意在华盛顿的梅弗劳尔饭店(Mayflower Hotel)一个私人宴会厅里进行一次秘密的、非正式讨论,参加人员是金、博比、路易斯·马丁以及司法部的几个官员。会上,金非常谦逊、和蔼,结果他后来在白宫获得了与肯尼迪会晤几分钟的机会,而且博比向他提供了司法部官员约翰·西根萨勒和伯克·马歇尔的私人电话,说明他可以在选民登记人员无法联系上联邦调查局的时候随时给他们打电话。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4)-(图)

  这些姿态与其他政府行为如出一辙——肯尼迪相信,这些举动能够使他们获得人们对其民权运动领导人的认可。白宫的一份“9个月民权进展总结——1961 年1月20日至10月”说明了肯尼迪的观点。它对总统行政命令的描述是,创建了一个“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其执行力度远远超过从前的任何一个机构”,并且它已经说服了“50家最大的政府供应商中的大约一半实施‘进步计划’,其中涉及到黑人员工的招募、培训、聘用和晋升”。委员会希望在年底前能够将所有50 家供应商拉进到这一“积极行动”计划中。政府中已经任命了超过“50名优秀黑人”担任高级决策职位,各个政府机构也正在积极聘用“合格的黑人在美国和海外承担联邦政府工作”。司法部已经受理了12件选举权诉讼案,并打算“以所有恰当的方式支持黑人······登记和选举的努力”。政府已经提出法律诉讼、提供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以实施南方各地的学校种族融合政策。总统已经成立一个内阁民权问题小组,协调联邦政府所有的民权行动。最后,政府表示它打算在1 年之内结束州际公共汽车、火车和全国各地的飞机旅行中的种族隔离和其他歧视方式。

  关于在州际交通领域废除种族隔离的主张很好地说明了肯尼迪兄弟为什么在民权领袖心目中信誉度有限。政府是在无奈之中被拉进这场争论的。5月初,13名CORE的黑人和白人委员登上了华盛顿专区的灰狗(Greyhound)和旅途(Trailway)公共汽车,准备经过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州前往新奥尔良。他们的目标是要在5月17日前到达新奥尔良,纪念最高法院关于学校种族融合的裁定7周年。虽然CORE将自己的行动通知了司法部,而且一个记者也告诉了博比,但白宫本身却没有得到该旅程的事先通报。5月15日,报纸报道说,亚拉巴马出现了针对自由之行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令肯尼迪大吃一惊。计划在2天后访问加拿大的肯尼迪认为报纸头条新闻是对美国国际形象的又一次打击。“你能不能把你那些该死的朋友们从那些公共汽车上弄下来?”他问哈里斯·沃福德。“叫他们取消行动!阻止他们!”当自由之行示威者们——其中几人被严重打伤——放弃公共汽车旅行,准备从伯明翰飞往新奥尔良、却发现自己因为炸弹威胁而被困在了伯明翰机场时,博比让西根萨勒去帮助他们。“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西根萨勒问道。1个星期前,博比在佐治亚大学曾经有力地声明,政府决心实施民权法律,作为与国际共产主义作斗争的一个方式。此时,他的回答是,“我想他们主要需要有人过去,握住他们的手,让他们知道我们很在乎。”

  肯尼迪兄弟相信,博比在佐治亚大学赢得黑人和白人首肯的讲话以及西根萨勒在伯明翰的出现——他帮着将自由之行示威者们送到了新奥尔良——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对民权的承诺,足以令他们有权获得民权活动家的合作与支持。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表明,全国只有24%的人赞成自由之行示威者的行为,64%的人表示不赞成。因此,肯尼迪兄弟更加坚信,他们的行动表现出了政治勇气。

  然而,自由之行示威者们却认为政府在尽可能不作为,而且远远少于所需要的。结果,纳什维尔的一群学生——尽管西根萨勒警告说他们可能会被杀死,并向他们施加了压力——决定前往伯明翰,然后完成公共汽车旅行前往新奥尔良。他们刚刚到达,当地警察便以触犯隔离法将他们逮捕并投入监狱。被非法地进行“保护性拘禁”的活动家们要求立刻得到释放,以便恢复他们的旅程。为了让总统超然于“种族政治”,博比告诉媒体,只有他和他的副手们在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但是,肯尼迪与这班人在他的卧室见了面——他身穿睡衣,坐在一动没动的早餐前。大家一致同意,他们需要一个直接干预的计划。他们排除了将亚拉巴马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管辖之下的做法,因为那样会加深危机的感觉,总统的卷入程度超出了他们的希望。相反,总统给亚拉巴马州的州长约翰·帕特森(John Patterson)——那是肯尼迪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最可靠的南方同盟——打了个电话。不打算为肯尼迪兄弟送命的帕特森让州议会的一个接线员回答说,他正在墨西哥湾钓鱼,无法联系上。当肯尼迪第二次拨打帕特森的电话遭遇到更加直接的拒绝时,博比告诉州长的助手们,除非帕特森同意保护自由之行示威者,否则总统将被迫派遣联邦军队。帕特森很不情愿地表示同意采取行动,博比又给灰狗公司施加压力,要他们找到一个愿意冒险驾驶一辆种族融合型公共汽车的司机。最后,抗议者们终于走上了前往蒙哥马利的旅程。

  为了让灰狗就范,博比不得不威胁伯明翰的一个公司主管。 “你知道怎么驾驶公共汽车吗?”博比压着怒气问道。当那人说不会时,博比爆发了:“那好,这个该死的公共汽车公司里一定有人能驾驶公共汽车的,对不对? ······我想你······最好联系上灰狗先生,不管灰狗是谁,有人最好能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企业不能让他们继续他们的旅程的话,我会—— 政府会——非常恼火。”偷听博比电话谈话的人把消息泄露给了媒体。除了在南方的负面宣传外,媒体的报道没有让肯尼迪兄弟在民权支持者那里赢得多少信誉—— 他们认为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博比不是在领导,而是在被动作出反应。而且,他们破坏了政府对南方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政治影响力,而那些南方议员们似乎一定会让肯尼迪在国会山的日子比以往更加难过。“我从来没有从那件事中恢复过来,”博比后来谈到报纸的指责时说。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5)-(图)

  活动家的坎坷经历以及政府为了保护他们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在蒙哥马利继续上演。一群白人暴徒手里拿着斧柄、棒球拍、铁链和铝管在公共汽车终点站攻击自由之行示威者。由于城市警察不在场——他们对示威者同样持敌视态度——失控的暴徒殴打着活动家、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和西根萨勒——他想保护2位妇女免遭棍击。在蒙哥马利出差的司法部律师约翰·多尔(John Doar)当时站在一栋联邦政府大楼的窗户前目睹了一切。他在电话里向华盛顿的伯克·马歇尔描述了那场混战。“噢,那些拳头,在打人!”他冲着电话里喊道。“没有警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一个警察都看不到。他们在高喊,‘那些黑鬼在那儿!揍他们!揍他们!’真是恐怖。”暴徒用管子把西根萨勒打得趴在地上。他躺在那里不省人事。半个小时以后,他被送去了医院。

  帕特森拒绝与博比谈论最近的暴乱。在与杰克交谈过后——杰克当时在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尔堡度周末——博比决定派遣联邦警察前往蒙哥马利,保护“州际旅行者”。听说金也要前往蒙哥马利,准备到黑人牧师拉尔夫 ·阿伯内西(Ralph Abernathy)的第一浸礼会教堂(First Baptist Church)为自由之行示威者祈祷,博比非常恼火。他试图说服金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增加当地的紧张局势,但没有取得成功。为了确保金的安全,50 名美国警察在机场迎接他,并将他护送到阿伯内西的家里。在肯尼迪的老朋友、司法部的副部长拜伦·怀特(Byron White)与州长帕特森见过面后——州长要求撤回联邦警察——怀特给总统打电话,提出的建议也是撤警察。但是,肯尼迪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终点站发生暴乱后已经发表了声明,说美国政府将履行其维护公共和平的职责,因而拒绝接受怀特的意见。

  除了从白宫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他的声明以外,肯尼迪还是保持不公开露面,虽然博比在周末期间经常与他一起协商。5月21日星期天,联邦警察和暴徒之间在阿伯内西的教堂附近——有 1,500名自由之行示威者的支持者聚集在那里听金的讲话——爆发了一场新的暴力冲突。博比挑头调遣联邦警察,并与当地执法部门协调维持和平。在暴徒一次又一次围攻教堂、联邦警察用催泪弹予以驱散期间,金与博比在电话里发生了冲突。金一边与他的听众们等待着更多的联邦警察到来,一边对博比说,“如果他们不马上赶到这里,我们就要面临一场血腥冲突。”在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取代了联邦警察、威胁教堂里的人们不得离开时,金谴责博比将教堂交给充满敌意的警卫队控制。“听着,大人,”博比不耐烦地回答说,“你跟我一样十分清楚,如果不是美国联邦警察的话,你现在早就像吝啬鬼凯尔西一样成了一具尸体了。”博比的比喻没有让金发笑——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爱尔兰人用来形容死尸的这句俚语。“谁是凯尔西?”他问一些助手。“通话到此结束了,”沃福德说,“但更激烈的交锋还在后面。”

  虽然在教堂里的人被允许黎明前离开,政府方面因为维护了法律和秩序而产生了一种胜利感,但肯尼迪兄弟与民权倡议者之间的分歧却加大了。当帕特森抱怨说美国联邦警察在亚拉巴马州的出现正在“政治上毁了我们”时,博比回答说,“约翰,更重要的是教堂里的这些人身体上安然无恙,而不是我们政治上平安无事。”但是,星期一,在经过了教堂的整夜危机之后,博比希望自由之行示威者们结束他们的活动。“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他告诉沃福德。在公开场合,博比呼吁“冷静”一个时期。CORE的詹姆斯·法默作出了尖锐的反应。“黑人已经冷静了100年,”他说,而且 “如果他们再冷静的话就会进入深度冷冻状态了”。金则告诉《时代》杂志,“等待的意思是‘永远不’。”当一名记者问拉尔夫·阿伯内西是否担心会让总统难堪时,阿伯内西回答说,“兄弟,我们已经难堪了一辈子。”金在拒绝了博比的要求后告诉他的几位助手,“你们知道,他们不明白世界正在发生着社会革命,所以他们不理解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在就亚拉巴马州的动乱发表了公开声明之后,肯尼迪会见了一批自由主义者,包括演员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和沃尔特·W·罗斯托的弟弟、耶鲁学院院长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贝拉方特十分尊敬地问总统是否“能够就自由之行示威者的事稍微多说些什么”。罗斯托用同样十分尊敬但更加有力的口吻敦促“在公平进入公共设施的实质问题上实施道义领导的必要性”。他们离开后,肯尼迪问沃福德,“(罗斯托)究竟想让我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我为民权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吗?还会有谁完成得比我还要多呢?”肯尼迪的观点不无道理,但并不是他想像的那么有道理。他已经超越了其他总统,但却不足以赶上美籍非洲人立志结束2个世纪的压迫而付出的努力。

  当自由之行示威者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一所监狱服完刑回到华盛顿时,肯尼迪拒绝与他们在华盛顿见面。他也没有听从沃福德让他发表一项声明的建议——这是“艾森豪威尔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从道义角度明确阐述所涉及的问题。实施这种道义领导的惟一有效时间就是在出现道义危机的时候”,沃福德强调说。“在这个时候,你说的话最有分量。”黑人领袖们和报纸编辑人员在抱怨说,“虽然你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了艾森豪威尔,但你还没有就美国人在无歧视情况下的旅行权利说过任何话。”由于从道义角度说明发表声明的必要性看来不大可能说服肯尼迪,因此沃福德还强调了其对外交事务的意义。“在司法部长采取有效行动之外——无论是已经完成的还是计划之中的——这种强有力的声明和公开呼吁应当会在国外产生良好效果。我通过阅读国外媒体报道注意到,人们在期待某种强有力的总统声明。”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6)-(图)

  肯尼迪之所以拒绝采纳沃福德的建议,是因为他确信自己已经竭尽所能。他理解在一个以自由和机会均等为荣的国家里黑人们对等级制度感觉到的不公正感。对于黑人在南方受到的虐待——包括对参加非暴力型抗议活动的黑人男女进行人身恐吓——他并非视而不见。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个最低工资增加5美分或者10美分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与国家信念相抵触的问题。尽管如此,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优先程度低于核战争的危险,因为核战争会令数千万人生灵涂炭,给整个星球带来的灾难将破坏人类的生存。他似乎在遵循一种虚假的认识,即公开、全力地投身于美国黑人同等权力事业就会阻碍他对世界和平的追求。许多民权活动家很合理地断定,肯尼迪对他们的事业根本没有道义上的承诺,他作为一个富人的出身背景使他没有接触过美籍非洲人,而他们的苦难促使他成了一个有兴趣的观察家,而不是像休伯特·汉弗莱那样发自本能地支持运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医治这个国家最大的社会痼疾。

  5月16日至18日,也就是亚拉巴马州发生动乱期间,肯尼迪第一次作为总统出行——前往加拿大。虽然他知道此次访问的时机可能会激怒民权活动家,但他觉得渥太华的谈话太重要了,不能推迟。希望加拿大独立于美国冷战政策的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总理反对华盛顿要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压力和在加拿大国土上部署核武器的要求。由于肯尼迪没有希望通过私下交谈来改变迪芬贝克的想法,因此他利用在议会的讲话机会来阐述美国的政策。他将美国与加拿大的历史关系描述为“平等而独立的国家的团结”,敦促加拿大人加入美洲国家组织,从而令“整个这个地区更加安全,能够抵御任何形式的侵犯”。他强调说明加拿大的加盟将使美洲国家组织多么欢欣鼓舞。同样重要的是,他敦促部署核武器,以便保卫所有北约地区,即加拿大和欧洲,并警告说,“我们的对手们正在观察我们西方是否有分歧。在我们有分歧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勇气。”

  迪芬贝克痛恨肯尼迪试图迫使他违心采取行动。在肯尼迪回到美国后,这位总理威胁要发表一份备忘录——据说肯尼迪在备忘录中称迪芬贝克为狗娘养的。特德·索伦森声称那张手写的纸条模模糊糊地提到了美洲国家组织,丝毫未涉及迪芬贝克。备忘录事件过去后,博比回忆说,他哥哥“憎恨······迪芬贝克—— 对他很是鄙视”。私下里,肯尼迪巧妙地针对备忘录风波说,“我并不认为迪芬贝克是个狗娘养的,我觉得他是个蠢货。”(“我不可能叫他是个狗娘养的,”肯尼迪开玩笑说。“我并不知道他是这么个东西——在当时。”)抛开个人偏见不说,加拿大访问加深了肯尼迪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担忧。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丘吉尔一样,他完全可以抱怨说,惟一比拥有同盟更糟糕的是没有同盟。

  加拿大之行,以及他从渥太华回国1星期后于 5月25日向国会发表的一次特别讲话,反映了肯尼迪内心对猪湾惨败以后恢复他外交政策领导地位信心的担忧。他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总统就国情状况每年只发表一次讲话,可是现在是美国人面临“非常挑战”的“非常时期”。在议会讲台区向联合会议发表讲话时,肯尼迪庄重地提醒国会,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由事业的领袖······今天,捍卫和扩展自由的伟大战场,”他说,“是整个南半球——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是正在兴起的民族的土地上。”反对自由的势力正在努力控制这场革命,并使之有利于他们。而虽然他们拥有“强大的国际打击力量,(以及)进行常规战争的庞大队伍”,但他们的“侵略常常是暗中进行,而不是公然行动”。

  由于美国在核武器数量和应用能力上的优势在这场“争夺思想和灵魂的战斗中”处于第二位,因此肯尼迪没有提及这一点。同时,他觉得没有必要把南方各地的民权运动作为被压迫人民反对“不公正、残暴和剥削”的斗争的一部分包含在自己的讲话中。那样不会取悦于南方的众议员和参议员,而他们的投票对于增加国防预算是至关重要的。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女记者的风流艳事(1)

  1941年10月,杰克作为一名少尉进了海军,然后立刻前往设在华盛顿的ONI外国情报处。他成了一名情报资料传递人员,核对并归纳总结来自海外情报站的报告,用于ONI的资料汇编。这项工作很枯燥。杰克和其他5名军官被安排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里面有铁桌和打字机,成天“编写、缩写、编辑”国际事务进展消息。但他那早9晚6、每周6天的乏味工作随着日本于12月7日进攻珍珠港而发生了变化。杰克所在的部门进入了24小时马不停蹄的工作。他干着夜班,每星期7天从晚上10时到早晨7时工作,是非常疲劳的班次。“这封信一定很枯燥,”他于12月10日写信给比林斯,“可我夜里不怎么睡觉。”

  与海军的工作相比,杰克在华盛顿的社交生活极其丰富。他妹妹凯瑟琳在保守的《先驱时报》(Times-Herald)当记者,立刻安排他进入年轻男女晚间聚会的社会圈子,大家在一起吃喝、看电影、玩晚会游戏、传传闲话,并彼此约会浪漫一番。通过她,杰克认识了英戈·阿瓦德(Inga Arvad)这个“散发着性感”、被描写为“十全十美的斯堪的纳维亚美女典型”的蓝眼睛丹麦金发女郎。曾经帮助英戈在《先驱时报》找到工作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被她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比杰克大4岁、结过2次婚、绝顶聪明的英戈·宾加(Inga Binga)(杰克亲昵地如此称呼她)是个每日专栏作家。“她根本不会展开写任何东西,”她的编辑后来说,“但她在描写人方面具有很好的本能风格。”她那标题为“你是否恰好发现了?”(Did You Happen to See·)的访谈文章用她的个性和她的主题吸引了一群忠实的读者。她为杰克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风趣地勾画了“一个拥有未来的男孩”——描写他不喜欢被叫作 “年轻的肯尼迪”,以免被人看成是一个身处父亲的阴影之下一事无成的人。

  那篇专栏体现了杰克和英戈之间关系的一隅。英戈告诉一位记者同事,她喜欢他。她觉得他“别有韵味”,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在动机问题上毫不含糊。”由于英戈还是她第二个丈夫的分居妻子,他们两人一开始就很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时性的。“我不会把他当作一个长期伴侣来信任,这是显而易见的,”她补充道。“而且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很坦然。他并没有假装这种关系会天长地久。所以,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也很乐意教他。”

  杰克和英戈约会时经常同时约上凯瑟琳和《先驱时报》的特写作家、她当时的男友约翰·怀特(John White),以此来掩盖他们的情人关系。但是,尽管做出了一定努力来掩饰自己与英戈的关系,但杰克的这桩风流逸事却是个公开的秘密。随时掌握着孩子们一切动向的乔当然也非常清楚。他并不反对杰克与一个结过2次婚的女人交往,只要局限于一时兴致的范围内。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女记者的风流艳事(2)

  尽管原本打算不让这段罗曼蒂克演变成一种认真的关系,但杰克发现自己迷上了英戈,而她也还之以温情脉脉。“他有一种魅力,能让人情不自禁,”她后来说。“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你知道他在那里,没有强行催逼,没有盛气凌人,但却散发着动物般的吸引力。”可是,他们之间不断升温的迷恋之情给双方都带来了不快。一个非天主教离婚女人绝对不是乔和罗斯认为可以配得上他们任何一个儿子的。而如果这一点还不足以扼杀这种浪漫关系的话,有情报显示,英戈在德国的一次新闻记者活动中获得了可以接触到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高层的特权,从而令人怀疑她是个间谍。1941年中期,她来到美国攻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新闻学位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跟踪她的一举一动。她与杰克的罗曼蒂克关系更让联邦调查局疑心重重。ONI也担心起来,觉得杰克是海军安全的一个潜在的薄弱环节。于是,1942年1月,当全国辛迪加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披露了杰克与英戈的情人关系后,关于他被迫离开部队的可能性更大了。但是,海军将他调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海军造船厂(Charleston Navy Yard)干文职工作。杰克后来告诉一位记者,“他们把我扔到了南卡罗来纳,因为我在跟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金发女子交往,而他们觉得她是个间谍!”

  到了查尔斯顿,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杰克继续着两人的关系。他对自己被“流放”感到很是不快,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对英戈日思夜想。“杰克相当厌倦现在的工作,”罗斯在2月份写给孩子们的传阅信中说,“因为他好像工作很不饱满,我想他会很高兴换个工作。”他在查尔斯顿的文职工作“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比林斯回忆道。“他感到很烦躁,很不快活。”

  没有工作的吸引,杰克很容易把心思用在英戈身上。他们交换着情书,通着电话,在查尔斯顿一起度过大周末——她几次赶到那里去看他。但是,他们的关系恶化了。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电话的监听,以及她到南卡罗来纳看他时他们在饭店客房里的谈话的监听记录非常清楚地显示,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加大。她很担心会怀孕,而且“指责杰克‘享受着青春的一切愉悦却不承担责任’。”当她“说起结束自己的婚姻的可能性”时,杰克“对这个话题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对于英戈来说,很显然,他永远不能娶她为妻。“我们两人那么般配,”英戈对他说。“仅仅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些愚蠢的事情,我就必须对自己说‘不’,最后,我意识到这是真的。我们要为生活中的一切付出代价。”   事实上,杰克是否会同意与英戈结婚,是一个疑问,但是他在这方面的任何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被他的父亲禁止了。他警告杰克,他会毁掉自己的事业,伤害到整个家族。1942年3月初,杰克经英戈同意,终止了两人的关系。“有一件事是我不想做的,”英戈告诉他,“那就是伤害你。你百分之百属于肯尼迪家族,而我永远不希望你因为我的缘故跟你父亲发生争执······如果我才18岁,我会像只母老虎保护自己的孩子那样拼命争夺,以便得到你、留住你。今天,我不会那么傻。”而且可能没有过去那么穷:英戈那么痛快地默许双方分手,令人怀疑有可能乔给了她钱,以便静静地分手。乔曾经为自己做出过这种安排。虽然暧昧关系结束了,但杰克和英戈又保持了3年的通信和友情关系。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的风流事(1)

  杰奎琳·肯尼迪既减轻了她丈夫的负担,又增添了负担。她对政治和作为第一夫人的责任的厌恶让肯尼迪十分焦躁。在竞选总统期间,她对约翰逊的秘书说,她感觉“很不够格,很茫然,而我已经怀孕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上总统后不久,肯尼迪就让白宫的礼宾司长安吉尔·比德尔·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跟杰基讲解第一夫人的角色问题。在杜克解释该位置的通常礼节职责并问她可能还希望做什么时,她回答说,“越少越好。我是个母亲,我是个妻子,我不是个公职人员。”《哈泼斯》(Harper’s)的编辑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记得在白宫对杰基的一次拜访:“我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政治生活,虽然她强迫自己适应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绝对明显的是,杰基· 肯尼迪渴望在米德尔堡(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的格莱诺拉别墅)度个长周末,更感兴趣的是在那里做什么,而不是在白宫做什么。”有个秘密特工在对新闻记者西摩 ·赫什(Seymour Hersh)说起自己在肯尼迪的白宫工作2年的经历时,记得感觉“很为杰基可怜。她真的很孤独。她好像很悲伤——完全是一个悲伤的女士”。

  杰基的亲笔记录证明了她最初对第一夫人角色的不快。在1962年6月写给比尔·沃尔顿的一封信中,她请他担任她的美术委员会(Fine Arts Commission)负责人。她承认,“把所有繁缛礼节和文案工作塞进你的生活之中是很残酷的事情——跟我一样——你痛恨这种事,而且其中的9/10都是没有必要的······只是在你在这份看起来叫人十分头疼的差事面前畏缩之前——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干了些什么——我很累——而且我想见我的孩子们——因此我只是告诉蒂什(Tish)[·鲍德里奇(Baldrige),白宫的社交秘书]——她吃惊得差点晕了过去——我永远不会出去——午餐、茶会、授级仪式、讲话等等。整整2个月的时间,一切都乱了套。现在,这已经成了惯例······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如今,我在这里的生活,曾经让我感到恐怖——起初令我不知所措的生活——现在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是我所知道的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因为这个位置——而是因为一个人的家庭的亲密关系——这是我在白宫绝对找不到的东西······而现在,我的生活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虽然可怕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令约翰·F·肯尼迪怒火中烧的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一是杰基的奢侈。她花起钱来根本不考虑成本,因而肯尼迪指责说她在动用他的本钱。白宫的正式交际预算根本不够她的花消,结果肯尼迪只好自己掏腰包。超支问题叫他无比烦恼,便请来一位著名的会计师帮助约束杰基在各种仪式活动方面的支出。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杰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个人花费超过了她丈夫每年10万美元的薪水,其中大部分用来购置服装。有一天,当一位议员走进椭圆型办公室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狂躁不安的肯尼迪给他看杰基用来购买衣服的4万美元账单。“如果你的妻子这么做,你会怎么办?”约翰·F·肯尼迪问道。那天晚上,肯尼迪当着本·布拉德利和他妻子的面朝杰基发作了。“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杰基温顺地反驳说她对此一无所知。不管怎么样——她说——她好像并没有买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

  令肯尼迪痛苦得多的是,1961年12月,乔·肯尼迪中风了。虽然医生们劝说他用抗凝血剂应对预警征兆,但是不喜欢失去控制、拒绝承认自己虚弱的乔却拒不接受他们的忠告。1961年圣诞周期间,他在他的棕榈滩俱乐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突然病倒,被急忙送到了一个当地医院。一个牧师在医院里为他做了最后的祷告仪式。听说他父亲得了中风、有生命危险,肯尼迪飞到了他的床边。虽然没有失去知觉,但乔有2 天时间不认得自己的儿子。那次中风造成了乔右半身偏瘫,且无法清楚地说话。在他去世前的8年时间里,他挣扎着想说话、走路。后来的2次心脏病发作使得他的偏瘫更加严重。我们不难想像,乔很少能够连贯的语句和生命活力的丧失多么令他儿子伤心。他的家族历来重视体育活动、身体健美和自我控制,因而乔依赖他人照料自己最基本的需求的情形一定让约翰·F·肯尼迪痛苦地想到了他自己孱弱的身体。

  面对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不幸,肯尼迪做出的反应之一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的节奏玩弄女性。他在担任总统前那种沾花惹草的习性——他所敬慕的像墨尔本大人和他父亲那样的英国贵族所树立的榜样,他的健康问题造成的短命感,以及他哥哥和姐姐的英年早逝——仍然左右着他的行为。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可能离核战争有多么近,而这一点更加激发了肯尼迪的欲望:要最充分地享受生活,或者说要尽可能多地享受放纵的私生活。当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也肩负过同样的重担,但他们并没有这类行为。可是,肯尼迪玩弄女性的习性由来已久,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前景可能给他原本就可能表现出的行为增添了一些合理性。

  当然,肯尼迪玩弄女性的行为一直是他的一种娱乐形式,但现在,这种习性还能让他从前所未有的日常压力中得到一种放松。肯尼迪与数名妇女有染,包括杰基的新闻秘书帕梅拉·特纳(Pamela Turnure);本·布拉德利的弟妹玛丽·平肖·迈耶(Mary Pinchot Meyer);被人们戏称为“闲聊”和“胡扯”的白宫的2个秘书;因与萨姆·詹卡纳(Sam Giancana)这样的黑帮老大关系密切而受到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的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Judith Campbell Exner);以及一个大学二年级“又高又苗条的漂亮”女生、有2个暑假在白宫新闻办公室工作的实习生。(她“没有什么能力,”新闻办公室的一名职员回忆说。“她不会打字。”)此外,还有戴夫·鲍尔斯花钱请来的好莱坞明星和小明星以及应召女郎。鲍尔斯是个宫廷小丑的角色,为肯尼迪提供放纵机会,为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各个饭店和游泳池、在白宫安排幽会。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的风流事(2)

  肯尼迪还有些轻率愚蠢的行为。在1961年12月的百慕大会议期间,他告诉哈罗德·麦克米兰,假如他3天没有女人,就会剧烈头疼。但有时,他的幽会所包含的内容却不仅仅是性。他那紧张的婚姻关系以及他那不得离婚的公众地位也许是他与玛丽·迈耶发生风流关系的可以理解的原因。迈耶是个漂亮、聪明、成熟的女性,来自赫赫有名的平肖家族。更重要的是,她对他来说是一种慰籍。“他可以跟她一起享受生活,”约翰·F·肯尼迪传记作家赫伯特·帕米特这么写道。“他可以以她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话,他们之间的信任是相互的······她是一种重要的支持力量。她理解他不得不忍受那么多自命不凡之徒。在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可以抛在一边。他可以和她一起嘲笑他所看到的在他的权力中心周围所有的荒唐之事。”迈耶相信,肯尼迪爱她,而且如果不是无法控制的情形的话,他们会永远厮守在一起。肯尼迪很显然并不这么看。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本·布拉德利,“跟玛丽一起生活很难。”但是,毫无疑问,与许多其他女人相比,迈耶对于他更加重要。

  肯尼迪一定还获得过另外一种宽慰,即他能够将自己与玛丽·迈耶的偷情一事瞒过本·布拉德利。布拉德利说,他曾经“听说过他在读本科的时候是如何到处播情的故事······我时不时地听人们描述‘杰克的女朋友之一’。当他还是个候选人的时候,这从来不是我的记者朋友们的首要话题······在那些日子里,记者们并不觉得有必要对某个政治家朋友进行全面的联邦调查局式的现场调查。我的朋友们一直无法理解我对他的所作所为的不知情,尤其是在得知······玛丽·迈耶一直是肯尼迪的女朋友之一后。随它去吧。我只能再次说我对肯尼迪的性生活一无所知,声明我为曝光的细节感到震惊,为这种残酷无情感到震惊,为其中一定涉及到的托词感到震惊”。

  即便肯尼迪担心过杰基的感受,她谨小慎微地避免与他在他玩弄女性问题上当面冲撞的做法也促使他将这种担忧抛在了脑后。但是,她对自己丈夫的行为并不抱有幻想。 1961年,在他们访问加拿大结束时,就在总统和杰基向迎宾队伍中的人们道别的时候,看到迎宾队伍中有一个“金发小娇娃”——约翰·F·肯尼迪的军事助理戈弗雷·麦克休(Godfrey McHugh)将军这么描述她——杰基“愤怒地车转身”,用法文对站在她身后的麦克休和戴夫·鲍尔斯说,“你们为我丈夫招募了这个女人难道还不够糟糕,接着你们还要羞辱我,让我跟她握手!”有一天,当她陪伴一名巴黎新闻记者参观白宫的时候,她在他们经过“闲聊”的时候用法文对他说,“这就是据说跟我丈夫睡觉的姑娘。”杰基似乎以为她的话不会让一个老于世故的法国人惊讶,但他对塞林杰的一个助手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杰基的格调与罗斯否认乔的风流韵事、拒绝与他发生冲撞的做法很相似。杰基尽量让肯尼迪的职员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在白宫、什么时候回到白宫,这样 ——用一位海军助手的话说——总统可以让他的“朋友们”回避一下。这并不是说杰基认可她丈夫的不贞行为。很显然,她对此非常气恼、郁闷,但她选择了容忍。

  新闻界潜在的泄密是否给肯尼迪造成了重大政治伤害呢?他不这么认为。1962年,他仍然相信,虽然街头小报、刊物可能会报道有关他的性生活的流言绯闻,但主流媒体在评论总统私人行为时还会坚持传统的限制。一件涉及到他的一名主要助手的例子——那是名已婚男子,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令他宽心不少。新闻办公室得到消息说,有一个记者将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肯尼迪问起这件事。肯尼迪那天特别小心,只邀请了他信任的新闻记者,而那一威胁一直没有成为事实。此外,正如塞林杰的助手巴巴拉·加马雷基昂(Barbara Gamarekian)所断定的那样,新闻界有那么多人性生活混乱不堪,因此,要他们去追究肯尼迪将是一种令人尴尬的伪君子行为。

  肯尼迪还暗示新闻界应当小心。1962年2月,《时代》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绅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上有关总统的封面报道。肯尼迪将《时代》杂志的记者休·赛迪叫到白宫。“我从来没有摆姿势拍过任何照片,”他斥责赛迪。“让《绅士季刊》(这是一份特别取悦于同性恋的杂志)拍照片的总统一定是个疯子······我不是在开玩笑,”肯尼迪威胁道。“我对这种事真他妈的恶心、厌倦透顶。这统统都是谎言······你们打算要拿我怎么样?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在肯尼迪的恐吓下,赛迪被迫答应撤回那篇文章。

  同样,1962年5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约翰·F·肯尼迪45岁生日晚会被大量报道后——在那天的晚会上,电影女演员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身穿银光闪闪的紧身衣为总统演唱了一首扣人心弦的《生日快乐》——有关肯尼迪与梦露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有令白宫尴尬的危险。肯尼迪让现在在他的政府里任职的纽约从前的一名记者发起了一场制止流言的运动。这位前记者让他的助手告诉编辑们,他代表总统说话,而有关总统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根本不是事实。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的风流事(3)

  肯尼迪还相信,记者们喜欢他,不愿意通过发表有关他性生活的报道而令他难堪。当然,他很清楚,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对立的。但是,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总是满足新闻界的采访要求,并因此建立了一种记者们不愿意破坏的微妙关系。在1956年的大会上,当肯尼迪身穿T恤衫和短裤准备走出他的饭店卧室、到客厅接一个电话时,有个助手说,“你不能穿着短裤出去,那里有记者和摄影师。”“我知道这些伙计,”肯尼迪大声回答,以便让他们听见。“他们不会占我的便宜。”

  肯尼迪的机智和口才对于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辛苦耕耘过的新闻记者们来说尤其感到亲切——当时的总统常常令媒体感到困惑,不知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者说的是什么意思。总统日上的2部电视专辑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肯尼迪工作的情景;1962年2月,杰基带人们参观白宫这个政府大厦,介绍了白宫的重建工程——媒体因此更加敬重肯尼迪夫妇,从而记者们不大可能去破坏约翰·F·肯尼迪作为一个顾家男性的迷人形象。

  肯尼迪之所以受到新闻界和公众的青睐,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和杰基给白宫带来的魅力。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十分欣赏高雅文化,但在他们眼里,总统和第一夫人是美国的贵族。他们举办的很有品味的白宫晚会——总统一身白领带、燕尾服的装束和肯尼迪夫人最入时的礼服打扮——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以及他们与国内外最优秀、最聪颖阶层的联系,令这个国家自我感觉良好。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美国在约翰·F·肯尼迪的领导下不仅正在重新树立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且还是进步型高品味的新中心;这个国家不仅生活水平最高,而且其总统和第一夫人毫不逊色于欧洲的老牌贵族。无论以上的感觉中有些方面多么脱离实际,对于肯尼迪领导下的白宫来说,努力维持其对公众想像力的控制却是一种绝顶的政治手腕。

  与新闻界和公众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肯尼迪对于自己能否控制联邦调查局却没有多大把握。1962年 3月,胡佛明确地告诉肯尼迪,他有情报表明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与黑帮人物有关系,从此肯尼迪不再与她见面。而且显然,他已经不接听她的电话。胡佛并没有——约翰逊告诉一些记者——“抓住杰克·肯尼迪的小辫子”。胡佛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他之所以继续任职,是因为肯尼迪的好意。尽管如此,肯尼迪也许以为,如果胡佛准备跟他断交,他会在离任之前试图把他拉下台。

  肯尼迪玩弄妇女成性的行为有没有让他从政务上分心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这样,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但是,肯尼迪之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给予柏林或者其他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那种关注投放在越南上,并不是总统心神紊乱的表现,而是因为他决心不想让越南问题对于他的政府来说具有超出自己希望程度的重要性。当然,通过审查肯尼迪的白宫日程安排,人们会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在他眼中的重大问题。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说,他对于自己应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做出十全十美的判断。与外交政策问题相比,有些国内事务获得他的关注相对较少。但是,有关他过于忙着追求女性或者满足自己的性欲而无暇理会总统的重要事宜的猜测,却没有他日常活动记录的支持。而且,根据研究肯尼迪的另一位历史学家理查德·里夫斯的说法,总体上说,寻花问柳“比在网球上花的时间少”。到了1962年春天,也就是入主白宫15个月后,肯尼迪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玩弄女性的习性妨碍了他执掌政府、领导国家的能力。

  尽管是这样的趋势,而且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趋势的缘故,肯尼迪无法忽略黑人对依法享受同等待遇的要求;美籍非洲裔选民们仍然是民主党最可靠的支持者。因此,11月20日,肯尼迪出于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考虑,终于宣布决定要签署一份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资助的公共住宅实行种族融合。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的风流事(4)

 肯尼迪一方面等待着伴随他签署的行政命令而产生的强烈反应,一方面担心有关他私人生活的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以及这些消息可能会对他的总统地位造成的破坏。他仍然相信,主流媒体不会宣传他的风流韵事。但是,当关于玛丽莲·梦露与约翰·F·肯尼迪之间暧昧关系的谣传开始出现在花边专栏里时,肯尼迪采取了一系列制止行动。他请从前的新闻记者、和平队的监察长威廉·哈达德去“见见编辑们。告诉他们你在代表我说话,告诉他们这些都不是真的”,肯尼迪说。哈达德后来告诉理查德·里夫斯,“他骗了我。他利用了我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的信用。”哈达德显然已经相信到处流传的有关约翰·F·肯尼迪与梦露之间的许多故事。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报道以及博比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几乎赶上了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报道规模。肯尼迪的妹夫、演员彼得·劳福德称这些猜测为“垃圾”。但是,白宫记录中显示的梦露打给肯尼迪的无数电话,却表明他们之间并非一般的熟人关系。无论事实真相如何,肯尼迪显然十分清楚,有关与梦露这样一个著名的乱性女人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对他的总统地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肯尼迪对自己的公共形象的担忧延伸到了医疗领域。由于他相信,与他沾花惹草的传闻相比,有关他的健康问题的消息更加可能被披露(而且更加可能造成伤害),因此他在公开自己与诸多医生的交往方面更加谨慎。根据乔治·伯克利的说法,肯尼迪非常担心给人一种“身体受到损伤······要求有医生时常监护”的印象,因而避免让“某个医务人员总是在他的身边”。

  肯尼迪觉得尤其必须抑制大家私下里对特拉维尔和雅各布森给他注射药物的担忧。1962年12月,汉斯·克劳斯对他说,“如果我再听到他接受打针的消息,我就一定要把这件事公开。任何一个手指头控制着红色按钮的总统都不会跟这种针发生关系。”此外,克劳斯告诉伊夫林·林肯,“如果特拉维尔大夫继续提出有关总统健康方面的建议和暗示,他就甩手不干了。他说,这个问题只能是‘是’或者‘否’——他对似是而非的中间战术没有兴趣。” 尤金·科恩也告诫肯尼迪,特拉维尔是“你健康的潜在威胁”。肯尼迪同意他的脊背毛病的医治权不再由特拉维尔控制,完全交给伯克利和克劳斯。但是,为了确保不疏远特拉维尔,同时防止她向新闻界透露他的身体状况,肯尼迪还是把她作为一名内科医生留在白宫,并继续称她是负责他保健工作的主要医生。然而,事实上,从1963年6月起,未经伯克利的批准,她已经不能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为白宫的任何人安排医疗服务了。

  但是,虽然雅各布森和特拉维尔在肯尼迪的治疗方面的作用已经被削弱,但他们两人都在继续参与他的护理。在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各布森时常为了专业目的走访白宫。很多人都知道,博比在6月指示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实验室分析雅各布森注射到他哥哥脊背里的物质。博比担心总统可能会对雅各布森用的苯丙胺上瘾。但是,由于实验室的测试没有最终结果,雅各布森至少在 1962年秋季期间被允许继续为肯尼迪治疗。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图)

  除了竞争良好的美国全国大选以外,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加壮丽辉煌、更好地应用、

  更好地消化、更加积极地证明过去的历史,

  也就是对人类笃信不疑的胜利成果。

  ——沃尔特?惠特曼,《民主的范畴》

  由于从传统上说,副总统在上任后就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此总统候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考虑自己的选择将如何影响紧接着的大选。人们对副总统候选人资格一直抱有满不在乎的态度,以致于1908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竟然挑选了一名84岁高龄的无名富翁,因为该富翁将帮助他为竞选活动筹资。伍德罗?威尔逊对这个职位的评论是,“在说完关于这个职位没有什么可说的之后,显然该说的已经都说过了。”虽然曾经有7位在职总统去世,导致副总统荣登了宝座,但总统候选人们对潜在接班人问题的考虑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在最近的1945年,罗斯福在让杜鲁门当了他的副总统后,并没有跟他说起原子弹的事。但是,冷战的到来和尼克松在政治上名望的攀升,已经提高了副总统职位的重要性。而尽管43岁的肯尼迪看不到有什么理由担心自己的性命问题,至少由于他于1947年就开始使用可的松替代物,他需要的人应当能够帮助他开展艰难的竞选活动并具有无可争辩的潜在接班人的能力。

  由于可供挑选的候选人很多,肯尼迪的决定变得尤其复杂。汉弗莱、约翰逊和赛明顿显然都是领先人物,原因是他们很具竞争力的候选人资格和作为经验丰富的国会领导人的地位。防务问题专家、华盛顿的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参议员(外号“铲子”),甚至史蒂文森也都有可能。

  至于肯尼迪为什么以及如何做出决定,似乎无法准确记载。我们知道他在大会之前针对这个问题考虑过一段时间。6月29日,索伦森给过他一个21人的可选名单。根据索伦森的说法,肯尼迪咨询了党内其他领导人,他们倾向的人选是汉弗莱、史蒂文森、约翰逊、赛明顿、明尼苏达州自由主义人士奥维尔?弗里曼(Orville Freeman)和杰克逊。肯尼迪相信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可以抵消一些对副总统职位同样感兴趣的竞选总统的对手们的顽固反对立场,但没有明确暗示自己会挑选谁。

  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党大会召开之前和大会期间对肯尼迪的反对,减少了他从该阵营进行挑选的可能性。史蒂文森拒绝靠边站,汉弗莱继续阻止杰克获得提名,因而他们也被排除在外。7月14日,也就是杰克获得提名的第二天,新闻评论员爱德华?摩根(Edward Morgan)私下里问他会不会把副总统的位置给汉弗莱。肯尼迪回答道,“不,绝对不会。那个阵营的诚信度已经毁了。”在杰克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之前,史蒂文森、汉弗莱和弗里曼呼吁党内团结一心。乔在《时代生活》(Time-Life)的出版商亨利?卢西(Henry Luce)家里一边观看着大会进程,一边咒骂这2人。“他对这些自由主义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丝毫的尊重,”卢西说。“他只是认为他们都是蠢货,而他给他们设下了一个巨大的圈套。”

  毫无疑问,在与尼克松的竞争中,自由主义者对党的提名人的支持是必然的,但是由于肯尼迪从前与自由主义者的矛盾,以及因史蒂文森的失败而产生的愤懑之情,他有理由担心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放弃投票。他曾经在党的纲领中支持最激烈的民权思想,并私下告诉马丁?路德?金、公开告诉NAACP,他不希望“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做任何妥协——不回避有争议的根本问题——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不出现二等公民”,以取悦于自由主义者。他在获得提名前几天向NAACP发表演讲时说,仅仅在南部与种族隔离作斗争是不够的;他打算与“在全国其他地方的俱乐部、教堂和社区里出现的更加微妙但同样邪恶的种族歧视形式”作斗争。他还计划运用“白宫的道义权威……起率先和激励作用……运用白宫的法律权威”来保护选举权、终止学校的种族隔离并确保联邦政府资助的就业机会和住宅中的平等机会。

  肯尼迪本人在6月底以及在民主党大会上就已经告诉克拉克?克利福德,他倾向于赛明顿。劳工领袖们偏向他,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可能在中西部有助于肯尼迪——杰克觉得自己在那个地区不会表现得太好。《纳什维尔田纳西人》(Nashville Tennessean)的新闻记者约翰?西根萨勒(John Seigenthaler)引用过罗伯特?肯尼迪的话——他也说过赛明顿是肯尼迪的选择。可是,事实上赛明顿不过是一个掩护性候选人。杜鲁门对赛明顿的支持更多的是起了反作用:理查德?戴利断定,赛明顿在州的南部地区受欢迎,这一点有助于在伊利诺斯州发挥重大作用;索伦森预测他能够在农民问题上提供帮助,但这些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年轻。他“太像杰克?肯尼迪了(我们不希望候选人名单被称作‘神童’),”索伦森告诉肯尼迪。

  合理的选择看来应当是林登?约翰逊。从个人角度说,肯尼迪家人并不怎么喜欢他。他曾经说过一些有关杰克和博比的恶毒的话,并且在1956年激怒过博比——因为拒绝他父亲提出的林登?约翰逊-杰克?肯尼迪候选人组合建议。1959年11月,杰克派博比拜访约翰逊在得克萨斯的庄园,询问他是否准备参加竞选。约翰逊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检验一下男子气,或者说想表现出自己胜肯尼迪家人一筹——他坚持要和博比一起去打鹿。当博比栽倒在地并且被约翰逊借给他的猎枪的后坐力撞伤了眼睛上方后,约翰逊宣称,“小子,你得学会像个男人那样拿枪。”这表明他鄙视整个肯尼迪阵营。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2)-(图)

  但是,由于利益悠关,杰克抛弃了对约翰逊的个人感情。说到底,尽管他对约翰逊攻击乔、攻击自己感到恼火异常,却仍然相信他完全有资格当总统。1958 年,肯尼迪告诉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的经济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总统候选人提名是民主党欠约翰逊的债。他是赚来的。他对国家寄予的希望跟我是一样的。但是,约翰逊无法获得提名、无法当选,因为距离阿波马托克斯太近了。所以,我可以毫无压力地竞选。”

  从政治上说,约翰逊似乎是所有人当中最有可能帮助赢得关键州的人。民主党在南方这个稳固的传统基地一定会成为激烈争夺的战场。自由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的竞选伙伴是不会为肯尼迪在那个地区获得额外选票的。此外,南方新教徒不情愿推选天主教徒的情绪也让杰克担忧,促使他拉上约翰逊寻求得克萨斯州和南方各地的优势。

  7月 11日星期一,当专栏作家乔?艾尔索普和《华盛顿邮报》出版商菲尔?格雷厄姆(Phil Graham)敦促肯尼迪选择约翰逊时,他“立刻表示同意——答应得那么快,简直让我怀疑怎么那么轻而易举就说服了,”格雷厄姆回忆道,“于是我又重申了那件事,并敦促他不要考虑会被拒绝,而是要很有说服力地主动提出副总统的位置,将约翰逊争取过来。肯尼迪很肯定地说,他正是如此打算的,并指出约翰逊不仅在南方、而且在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各个部分对候选人名单都会有帮助。”约翰逊对该消息的反应是充满了疑虑,说“他估计所有的候选人都会得到同样的信息。”

  肯尼迪很怀疑约翰逊是否会接受邀请加入候选人名单。约翰逊曾经宣称,“我不想用自己的选票换取权力,而且我当然不想用全世界最审慎机构的积极的领导位置换取兼职总统的工作。”7月12日,汤米?科科伦告诉杰克,为取得11月份的胜利、为避免遭遇有可能导致“数代人”期间内都不再会有天主教徒参加竞选的失败,最好的办法是请约翰逊帮忙。肯尼迪回答说,“别开玩笑,汤米,约翰逊会拒绝我的。”肯尼迪觉得很难想像个性如此霸道的林登?约翰逊怎么会甘心屈居于剥夺了他当选总统机会的人之下——尤其是此人在他看来不如他有条件、不如他有资格担任总统职务。

  事实上,约翰逊希望获得副总统的位置。到了1960年,他作为多数党领袖对参议院的控制力已经开始衰减;1958年当选参议员的几个自由主义者已经削弱了他的主宰地位。他还以为,如果肯尼迪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登上了总统的位置,白宫就会确定立法安排,而他至多是个总统在参议院里的人。此外,如果尼克松当上了总统,他就将不得不对付某个共和党上司——不会像艾森豪威尔那么容易通融,不会那么愿意让约翰逊有效地行使领导职能。竞选副总统不仅能够摆脱作为多数党领袖的未来问题,而且有可能会给他带来很大好处。如果肯尼迪失败了,他就会在1964年有权要求获得民主党的提名。而如果肯尼迪竞选成功了,约翰逊希望能运用自己的政治才华——他的这种政治才华使他成了一名出色的多数党领袖——来扩大副总统位置的影响力,作为1968年竞选总统的前期准备。副总统的位置是“我当总统的惟一机会所在,”约翰逊告诉亨利?卢西的妻子、艾森豪威尔政府驻意大利大使克莱尔?布思(Clare Booth)。在他眼里,与肯尼迪携手竞选是提升他家乡地区作用的一种方式。作为一名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一直致力于促使南方成为全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流。一个卓有成效的南方人副总统就可以影响决策,为自内战以来南方人第一次当上总统铺平道路。

  尽管杰克对这位多数党领袖是否愿意与他结盟疑虑重重,但约翰逊实际上已经向杰克发出过明确的信号,表明他对第二把交椅有兴趣。事实上,在民主党大会6月份召开前1个月,博比?贝克和特德?索伦森在讨论这种可能性的时候,贝克就“提醒”索伦森“不要那么肯定他的老板会拒绝组成肯尼迪与约翰逊的竞选联盟。”在肯尼迪获得提名前的头一天,萨姆?雷伯恩告诉约翰?麦科马克和蒂普?奥尼尔,“如果肯尼迪希望约翰逊竞选副总统……那么他没有其他事可做,只要加入候选人名单即可。”雷伯恩还说,如果杰克找他向约翰逊发出这种邀请,他就会坚持让约翰逊接受。当奥尼尔将这一信息转告肯尼迪时,杰克回答说,“我当然要林登?约翰逊……惟一的问题是,我永远不会发出这种邀请,然后让他拒绝我;那样我就无地自容了。他是个自然的选择。如果我能把他拉进竞选名单,我们就没有失败的理由。”肯尼迪答应那天夜里给雷伯恩打电话。在杰克赢得提名后,约翰逊立刻给他发了一封热情的贺电,电文中说,“LBJ(林登?约翰逊的姓名缩写。——译者注)现在的意思是‘让我们支持杰克’(Let’s Back Jack)。”

  那封贺电坚定了肯尼迪的决心。大约凌晨2点,鲍尔斯给约翰逊的客房打电话,以便杰克跟他通话。当一个助手说约翰逊已经睡下后,肯尼迪便让伊夫林?林肯安排上午10时与约翰逊会面。上午 8点,杰克在他的比尔蒂摩饭店套间里与博比单独谈话。在他们走出谈话的房间时,鲍尔斯听到博比说,“如果你确信自己想这么做,就尽管去见他。”博比回自己的房间洗澡。当奥尼尔走进鲍勃的套间时,塞林杰告诉他,博比刚刚让他“计算一下我们有把握的州的选票,并把得克萨斯州计算在内。”奥尼尔非常气愤,因为他曾经肯尼迪同意向劳工领导人和民权组织承诺,说他们永远不会拉上林登?约翰逊。在杰克套间的浴室里——这是奥尼尔惟一可以与肯尼迪进行私下交谈的地方—— 奥尼尔告诉他,“这是你犯下的最糟糕的错误。”这意味着要“违背所有曾经支持过你的人”。他警告说,他们将不得不在竞选活动中因为把约翰逊拉进竞选联盟而到处道歉,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他曾经反对你支持的所有事情。”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3)-(图)

  肯尼迪气得脸色煞白。他“非常沮丧、伤心,过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他解释说,他更加关心的不是获得南方的选票,而是把约翰逊弄出参议院,因为他在参议院会扰乱肯尼迪政府的立法安排。约翰逊出来后,“我就会让(蒙大拿州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当领袖……,”肯尼迪说,“那是我可以信赖、可以指望的人。”他让奥尼尔将该信息带给劳工领导人和更大范围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跟奥尼尔一样对这一消息感到愤慨。

  但是,自由主义者是很难安抚的。当一个劳工组织在11时来到肯尼迪的套间时,博比“非常苦闷,肯?奥唐奈脸色苍白,杰克?肯尼迪非常紧张。”为了解释自己决定的合理性,杰克说,约翰逊“作为多数党领袖太平庸了——所以让他当副总统要好得多,因为这样你就能控制他。”肯尼迪还试图不就这个问题做最终定论,说他看不出“(约翰逊)有任何理由希望得到这个位置。”有个劳工领袖警告说, “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会把一切都搞砸。”他们威胁要在议员席上斗争,阻止约翰逊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杰克和博比用整个下午的时间试图解决这一难题。博比在下午2点左右与约翰逊见面,以介绍遇到的阻力,并建议他应该当共和党全国主席,而不是副总统。在约翰逊拒绝与博比见面后,他将该信息告诉了萨姆?雷伯恩。雷伯恩“深深地看了”博比“一眼,然后简单地回复道:‘妈的。’”接着,菲尔?格雷厄姆给杰克打电话说,约翰逊只会在肯尼迪“招募”他的情况下接受提名。杰克回答说,“因为有些自由主义者反对林登?约翰逊,所以我现在一切都乱了套。”肯尼迪让格雷厄姆在 3分钟后回电,届时他将结束一个会议并做出决定。在他们再次通话的时候,肯尼迪告诉格雷厄姆,“都定下来了……告诉林登,我要他。”

  但是,杰克还在犹豫。他通过雷伯恩传话给约翰逊,说他将于下午3点左右直接给他打电话。见没有来电,雷伯恩便在3:30给杰克打了个电话。虽然肯尼迪答应马上给约翰逊打电话,但“他接着再次提到对林登?约翰逊的反对意见,并询问我的看法。”格雷厄姆预计南方的收益将超过自由主义者方面的损失,便敦促完全维持原计划。下午4点过后不久,约翰逊召见格雷厄姆。格雷厄姆汇报说,博比刚刚回来,并敦促他“为了党的利益撤出。”根据博比的记忆,他当时告诉约翰逊,反对意见很多,而他哥哥“认为他并不想经历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斗争。”因此,杰克希望他执掌党的大权,而他可以安排自己的人进行控制,以便为8年以后竞选总统做准备。博比记得约翰逊看上去仿佛“他已经痛哭失声。我不知道那仅仅是一种表演还是别的什么意思。但他只是颤抖着,眼含热泪说,‘我希望当副总统;如果总统要我,我就和他联手为此而战。’”博比这时口气一转,回答说,“啊,那么,好吧。如果你希望当副总统,他就要你当副总统。”

  大惑不解之余,格雷厄姆再次给杰克打电话。为了掩盖自己的踯躅,同时为了让约翰逊放心,肯尼迪告诉格雷厄姆,“博比一直没有参与其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格雷厄姆相信,博比在试图阻止约翰逊加入候选人名单方面是擅自行动。博比驳斥了这种说法:“我和我哥哥关系如此亲密,我不会自己开玩笑似的想看看他是否愿意撤出。”他的解释是事实。杰克的确试图避免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但最终,他更加关心的不是得罪他们,而是迫使约翰逊撤出候选人名单后的损失——眼看着他对他在南方的竞选活动袖手旁观,或者甚至悄悄地反对。

  肯尼迪并不是惟一做此盘算的人。比较实际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约翰逊将为总统候选人增添力量,同时不希望分裂党、帮助尼克松获选。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因为约翰逊承诺支持党内的民权纲领,他们反对议会席的斗争。肯尼迪家人在大会上进一步回避了这个问题——就在轮到最可能反对约翰逊的密歇根代表团进行投票时,他们暂时取消了规则,要求采用口头表决方式。虽然“赞成”和“反对”的喊声似乎平分秋色,但大会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勒鲁瓦?柯林斯(LeRoy Collins)参议员却宣称2/3的代表认可,并宣布约翰逊经口头表决获得提名。还记得约翰逊有关肯尼迪的警告的艾森豪威尔告诉新闻记者厄尔?梅佐, “我打开电视机,上面是那个狗娘养的跟随这个‘危险的人物’成了副总统候选人。”

  在通过艰苦异常的竞选活动获得了提名并在没有造成严重政治损失的情况下解决了副总统候选人人选的争议之后,肯尼迪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激动心情迎接总统大选。他看到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有无数的政治陷阱需要逾越,但他对竞选活动的核心主题或者说主要方向看得十分清楚。他与大多数评论员和分析家的看法一致,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国家使命感,而20世纪50年代物质上的富卓已经演化成为一个“了无生机、枯燥乏味、安于现状、迂腐平庸”的社会,缺乏应对国内和国际问题所需要的坚毅精神。 “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繁荣是活力和健康的假像,”《评述》(Commentary)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宣称。他抱怨“人们到处能够感觉到的枯燥、迟钝、焦躁、百无聊赖。”文学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将美国人描写成“一个不快乐的民族,一个没有风格的民族,不知道让人心满意足的是什么。”阿德莱?史蒂文森担心,50年代最终会落得像20年代那样的下场——个人的收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然后以灾难结束。史蒂文森问道,“超级市场成了我们的庙宇,妙语连珠的商业广告成了我们的连祷文,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可能用不可阻挡的美国式崇高使命和激励人心的生活方式来照亮全世界吗?”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4)-(图)

  肯尼迪还看到有必要重新建立共同使命的意识,也即鼓舞斗志的使命意识,作为自己竞选活动的中心内容。作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富有、最舒适的社会,美国能够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吗?我们能否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激励人民做出必要的牺牲吗?我们能够像古巴、老挝、越南和非洲的革命者那样激情满怀吗?  肯尼迪还看到有必要重新建立共同使命的意识,也即鼓舞斗志的使命意识,作为自己竞选活动的中心内容。作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富有、最舒适的社会,美国能够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吗?我们能否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激励人民做出必要的牺牲吗?我们能够像古巴、老挝、越南和非洲的革命者那样激情满怀吗?

  在洛杉矶大剧场(Los Angeles Coliseum)的一次接受提名的傍晚演讲中,肯尼迪面对8,000名听众和数百万电视观众陈述了自己的主旨。细心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他的演讲并不十全十美:肯尼迪被过去几天的奔波折腾得筋疲力尽,同时被落日照花了眼。(那次令人失望的表现后,他坚信将来只要面临重大演讲或新闻发布会的压力,就要增加日常服用的类固醇。)虽然那次演讲——包括特德?索伦森在内的几个人都为演讲稿的编撰提供了帮助——是毫不新鲜的竞选主题的重复,却是在令人难忘地恳请国家重新致力于高于个人私利的崇高目标。

  在早些时候,他论述过美国人拥有的一个机会,用于竞选最高职位时的不言自明的宗教检验:“通过提名像我这种宗教信仰的人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已经承担了……一种新型的、严重的风险,”他说。对于任何一个认为他的宗教信仰会对他的总统职责构成阻碍的人来说,答案是他一贯拒绝“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扰我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履行总统职责的任何类型的宗教压力或责任……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有权知道的:即我在任何公共政策上的决定都将是我自己的决定——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人。”

  比这一狭隘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经济与社会公正等更大的主题,以及美国人是否愿意投身于这些神圣目标的问题。“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应该是未来,”肯尼迪宣称。“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化。旧时代正在结束,旧方法不再奏效。在国外,权力平衡发生了转变,一些新的、更加可怕的武器——新的、不稳定的国家——新的人口和贫困压力……这个世界过去到过战争的边缘——但现在的人类,在捱过了所有从前的生存威胁之后,手中掌握着致命的力量,足以把整个人类灭绝 7次。在国内,变幻莫测的未来也是迥然不同。新政和公平施政是他们几代人的大胆举措——但现在是新的一代……

  “太多的美国人迷失了方向、意志和历史使命感,”肯尼迪强调说。“总而言之,现在到了新一代领导的时代——新人来应对新问题和新机遇……今天晚上,我朝西而立,站在从前的前沿上,”肯尼迪激情洋溢、信心百倍地说道。“来自我身后绵延3,000英里的家园,老辈的先驱们放弃了他们的安全、舒适,有时甚至是生命,以便在西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他们没有陷入自己的疑虑而不能自拔,他们不是自己的价格标签的俘虏。他们的座右铭不是‘人人为自己’——而是‘一切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新前沿(New Frontier)的边缘——20世纪60年代的前沿——一个未知机遇和灾难的前沿——一个没有兑现的希望和威胁的前沿。”

  肯尼迪很少用口号。但是他明白,为了动员美国人,他需要一种凝聚人心的标志,而新前沿就是肯尼迪诠释挑战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国家与辉煌卓越的新约会。“我所说的新前沿,”他解释说,“并不是一组希望——而是一组挑战。它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我打算提供给美国人民的,而是我打算请求他们给予的……像我们这样组织和管理的国家能不能持续下去?这是个真正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这种心理和意志?……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接这一任务——我们是否达到面对挑战的程度?……这就是新前沿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必须做出的选择——公众利益和个人安逸之间的……一个选择——国家兴旺和国家衰败之间的一个选择……整个人类在期待着我们的决定。整个世界在观望着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卧薪尝胆。”

  全国大会后的7月份,是杰克和他全家兴奋不已的时期。他已经获得了美国政坛万人垂涎的第二大荣誉——总统候选人提名——现在只差一次竞选活动就可成为历史上第 34位入主白宫的美国人。民主党大会后进行的初步民意测验表明,杰克在5个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伊利诺斯、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得克萨斯——领先17% 至22%。

  作为一个望族家庭的著名成员,肯尼迪早就知道处于公众审视下的滋味是什么。但是,人们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给予他和他的家庭的关注超出了他或者他那赫赫有名的父亲所经历过的任何情形。为了从数月的旅行和大会的压力中恢复身体,杰克从洛杉矶飞到海厄尼斯港休息、游泳、乘坐家庭游艇、与博比等人一起在沙滩椅上享受阳光浴,一边讨论即将开始的竞选活动。已经怀孕5个月的杰基几乎完全没有参与总统大选。

  小阿瑟?施莱辛格回忆起一次到肯尼迪的别墅里做客。那是一个“夏日里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一度宁静的科德角村庄已经失去了让人留恋的幽静。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驻扎军队的镇子,或者说是危险的罪犯或凶猛的野兽逍遥自在的地方。到处都是路障、警察的警戒线、肩背相机的摄影记者……身穿色彩斑斓的衬衫和短裤的游客仿佛在急切地等待着神启。整个气氛是一种嘉华年会或者狂欢庆典……一道篱笆形成半圆围住了肯尼迪别墅,进门就像是跨越边境,每走10英尺就要求出示一次证件。”在洛杉矶大剧场(Los Angeles Coliseum)的一次接受提名的傍晚演讲中,肯尼迪面对8,000名听众和数百万电视观众陈述了自己的主旨。细心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他的演讲并不十全十美:肯尼迪被过去几天的奔波折腾得筋疲力尽,同时被落日照花了眼。(那次令人失望的表现后,他坚信将来只要面临重大演讲或新闻发布会的压力,就要增加日常服用的类固醇。)虽然那次演讲——包括特德?索伦森在内的几个人都为演讲稿的编撰提供了帮助——是毫不新鲜的竞选主题的重复,却是在令人难忘地恳请国家重新致力于高于个人私利的崇高目标。

  在早些时候,他论述过美国人拥有的一个机会,用于竞选最高职位时的不言自明的宗教检验:“通过提名像我这种宗教信仰的人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已经承担了……一种新型的、严重的风险,”他说。对于任何一个认为他的宗教信仰会对他的总统职责构成阻碍的人来说,答案是他一贯拒绝“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扰我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履行总统职责的任何类型的宗教压力或责任……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有权知道的:即我在任何公共政策上的决定都将是我自己的决定——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人。”

  比这一狭隘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经济与社会公正等更大的主题,以及美国人是否愿意投身于这些神圣目标的问题。“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应该是未来,”肯尼迪宣称。“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化。旧时代正在结束,旧方法不再奏效。在国外,权力平衡发生了转变,一些新的、更加可怕的武器——新的、不稳定的国家——新的人口和贫困压力……这个世界过去到过战争的边缘——但现在的人类,在捱过了所有从前的生存威胁之后,手中掌握着致命的力量,足以把整个人类灭绝 7次。在国内,变幻莫测的未来也是迥然不同。新政和公平施政是他们几代人的大胆举措——但现在是新的一代……

  “太多的美国人迷失了方向、意志和历史使命感,”肯尼迪强调说。“总而言之,现在到了新一代领导的时代——新人来应对新问题和新机遇……今天晚上,我朝西而立,站在从前的前沿上,”肯尼迪激情洋溢、信心百倍地说道。“来自我身后绵延3,000英里的家园,老辈的先驱们放弃了他们的安全、舒适,有时甚至是生命,以便在西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他们没有陷入自己的疑虑而不能自拔,他们不是自己的价格标签的俘虏。他们的座右铭不是‘人人为自己’——而是‘一切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新前沿(New Frontier)的边缘——20世纪60年代的前沿——一个未知机遇和灾难的前沿——一个没有兑现的希望和威胁的前沿。”

  肯尼迪很少用口号。但是他明白,为了动员美国人,他需要一种凝聚人心的标志,而新前沿就是肯尼迪诠释挑战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国家与辉煌卓越的新约会。“我所说的新前沿,”他解释说,“并不是一组希望——而是一组挑战。它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我打算提供给美国人民的,而是我打算请求他们给予的……像我们这样组织和管理的国家能不能持续下去?这是个真正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这种心理和意志?……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接这一任务——我们是否达到面对挑战的程度?……这就是新前沿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必须做出的选择——公众利益和个人安逸之间的……一个选择——国家兴旺和国家衰败之间的一个选择……整个人类在期待着我们的决定。整个世界在观望着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卧薪尝胆。”

  全国大会后的7月份,是杰克和他全家兴奋不已的时期。他已经获得了美国政坛万人垂涎的第二大荣誉——总统候选人提名——现在只差一次竞选活动就可成为历史上第 34位入主白宫的美国人。民主党大会后进行的初步民意测验表明,杰克在5个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伊利诺斯、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得克萨斯——领先17% 至22%。

  作为一个望族家庭的著名成员,肯尼迪早就知道处于公众审视下的滋味是什么。但是,人们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给予他和他的家庭的关注超出了他或者他那赫赫有名的父亲所经历过的任何情形。为了从数月的旅行和大会的压力中恢复身体,杰克从洛杉矶飞到海厄尼斯港休息、游泳、乘坐家庭游艇、与博比等人一起在沙滩椅上享受阳光浴,一边讨论即将开始的竞选活动。已经怀孕5个月的杰基几乎完全没有参与总统大选。

  小阿瑟?施莱辛格回忆起一次到肯尼迪的别墅里做客。那是一个“夏日里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一度宁静的科德角村庄已经失去了让人留恋的幽静。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驻扎军队的镇子,或者说是危险的罪犯或凶猛的野兽逍遥自在的地方。到处都是路障、警察的警戒线、肩背相机的摄影记者……身穿色彩斑斓的衬衫和短裤的游客仿佛在急切地等待着神启。整个气氛是一种嘉华年会或者狂欢庆典……一道篱笆形成半圆围住了肯尼迪别墅,进门就像是跨越边境,每走10英尺就要求出示一次证件。”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5)-(图)

  施莱辛格“从来没有见过肯尼迪那么好的状态——更加轻松、更加风趣、更加自由。”下午几个小时他们都在科德角静静地游弋,远处隐隐约约的是马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完美的一天,包含的是游泳、鸡尾酒、午餐和交谈。但是,政治还是手边的工作。杰克、博比、奥布赖恩、奥唐奈、鲍尔斯、塞林杰、索伦森和乔都迫不及待地发动争夺最高荣誉的争斗。在科德角仅仅休息了2天之后,杰克和博比就投身于一系列计划会议、战略讨论以及与党内对手一起的团结会谈。博比总结了他们的观点:“一路厮杀顽强苦斗10个星期。”

  博比给“棒球”(英文hardball可以理解为“棒球”,也可以理解为“强硬手段”。——译者注)一词赋予了新的含义:他的方式绝对没有温柔可言。“先生们,”他对一群纽约的改革派民主党人说,“我根本不在乎州机构、县机构在11月以后还存不存在,我也根本不在乎你们到时存不存在。我要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竞选活动的佛罗里达州协调员说,博比“绝对强悍,有钢铁般的意志……他犀利顽强,咄咄逼人,而且当然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竞选活动经理。”没能让他看上眼的党务工作人员抱怨说,“小弟弟盯着你呢。” 阿德莱?史蒂文森称他是“黑色王子”(Black Prince),而称呼杰克为“毛头小伙”的艾森豪威尔口中的博比是“那个小混蛋”。博比注意到了所有的悲愤情感,但并不感到内疚:“我不是在进行一场人缘比赛,”他告诉休?赛迪。“他们喜不喜欢我都无所谓……如果大家没有竭尽全力地工作,你怎么能用甜言蜜语呢?在这个行当里,你每做出一个决定,都会让某人发疯。”

  如果说博比是个工头,是个残忍的监工,要求所有人都付出超人的努力的话,杰克则是个调停人,是个渴望为了进步目标而将所有人拉到自己身边的候选人。“这是个清楚自己的职责并饶有兴趣地接受这种职责的政治家,”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华盛顿记者亨利?布兰登(Henry Brandon)6月份与杰克谈话后在给自己的备忘录中记录道。“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宠儿。他本能地知道如何运用现代大众传媒的所有技巧来实现自己的最大优势……他也许缺乏热情,他也许很冷漠、很会算计,但那些希望为他工作的人们担心、或者至少是希望他能做到言行一致。”比如,与博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博比从骨子里厌恶林登?约翰逊,从而影响了他在政治上的判断能力,但杰克却以大选的实际需要为指导。

  同样,尽管个人十分仇视史蒂文森,但7月底杰克在科德角与他会面时却请他在纽约的自由主义者方面给予帮助。当史蒂文森建议创建一支对外政策班子,以便就任总统时的可能转换时,杰克立刻表示同意,并请他负责。8月初,杰克前往密苏里州的独立城,请哈里?杜鲁门给予支持。竞选活动的需要化解了他对杜鲁门曾经反对他获得提名的愤慨。鄙视尼克松的杜鲁门接受了杰克的请求。他告诉阿贝?里比科夫,“我从来不喜欢肯尼迪。我恨他的父亲。肯尼迪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参议员……但是,那个狗娘养的笨蛋迪克?尼克松说我是个共产党,所以我要不遗余力地打败他。”当记者们问到在他7月份还说肯尼迪太年轻、太缺乏经验后,如今他如何看待准备竞争总统宝座的杰克时,杜鲁门咧嘴一笑,回答说,“当民主党大会决定推选他为候选人时,我也在那个时候做出了决定。”

  肯尼迪接着前往纽约的海德公园,请埃莉诺?罗斯福加盟。跟杜鲁门一样,这个曾经的政敌现在渴望帮忙。杰克给了她“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即他正计划与史蒂文森密切合作。我也有一种感觉,”她写信告诉一个朋友说,“即这是个会学习的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喜欢他,因为他似乎一点也不狂妄自大。我认为他的头脑愿意接受新思想……我的最终判断是,这是个希望名垂青史的人(也许像人们说的,是出于个人的雄心),但我很肯定地认为,那是因为他真的希望帮助他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帮助整个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此会更加坚信不疑,但我认为,我的这一感觉是正确的——如果他当选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好总统。”

  虽然肯尼迪成功地说服了杜鲁门、史蒂文森和埃莉诺?罗斯福,但这并没有演化成自由主义者中间对他的候选人身份的广泛激情。尽管肯尼迪已经表示支持8 月份一次国会特别会议期间的一项进步立法,但自由主义者对他的竞选活动还是没有多少兴趣。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肯尼迪的纲领中缺乏自由主义立场。史蒂文森在科德角与杰克会面后写信对罗斯福夫人说,肯尼迪的“兴趣和注意力在这个阶段似乎集中在机构上,而不是思想上。”施莱辛格很怀疑按照杰克和博比的计划优先建立竞选活动组织的做法是否明智,便在8月底对杰克说,“组织结构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职能;但是,设想机构本身就能赢得纽约或加利福尼亚却是胡扯。”杰克需要 “去争取在传统上为民主党竞选活动激起过火花的那种人的全力支持……自由主义者、改革者、知识分子……那些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切实关心各种问题和原则而进入政界的人们……一旦考虑问题的民主党人激起了热情,那么竞选活动就能聚拢人心。”几天后,施莱辛格写道,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个很难算作慈悲心肠的家伙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迈出大步的人——不仅仅是改善现有趋势,而是要产生一种新的思维框架,一种新的民族气氛。如果肯尼迪与尼克松就谁能更好地管理现状问题进行辩论的话,他就必输无疑。问题不在于什么技术性计划方案。关键是一个新的时代。’”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6)-(图)

  肯尼迪接受了施莱辛格的忠告。“在这个时候我不介意别人批评我,”他对他说。“我宁愿你现在就告诉我,而不是等到11月。”9月中旬,肯尼迪在纽约面对自由主义者发表了一次有力的演讲,直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论述了人们熟悉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点燃了在施莱辛格看来是竞选活动之关键的那种激情。

  到了9月份,十分显然,如果杰克想打败尼克松,关键是要获得多得多的自由主义者的激情。7月底的共和党大会——实际上是尼克松和竞选伙伴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一种加冕典礼,突出展现了效果不凡的有关苏联挑战的演讲,以及加强国家安全所需要的候选人的出色能力——提高了共和党在民意测验中的结果。盖洛普的预赛型调查表明,尼克松在2次调查中分别以53%比47%和50%比44%领先。同样叫人不安的是,31%的尼克松-洛奇支持者表示他们“非常强烈地”支持他们的候选人,而肯尼迪-约翰逊的支持者中只有22%表达了同等热情。从肯尼迪的角度说,令人高兴的是,60%的美国人说截至当前他们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关注总统竞选。

  肯尼迪家人预计尼克松会用顽强而肮脏的手段开展竞争。在众议院4年共事期间,肯尼迪和尼克松的个人关系良好。但是,在50年代,尼克松的竞选战术和对民主党的猛烈攻击——很像是麦卡锡的一些过分的手段——消弭了肯尼迪对他的尊重。在尼克松还没有施展出任何致命的杀手锏之前就已经在民意测验中落败,这是很令人沮丧的。

  到了8月底,一次新的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和肯尼迪的搏杀难分胜负。谁也无法说服大多数选民相信自己更有资格当总统。尼克松偏激的名声、肯尼迪的年轻和天主教信仰削弱了公众对任何一人入主白宫的激情。

  虽然杰克的公众地位得到了提高,但肯尼迪家人仍然十分苦闷。在尼克松于8月份周游全国、四处宣传自己适合最高职位的资格的同时,杰克却被众议院的特别会议拴在了华盛顿。特迪?怀特在一次拜访杰克的竞选活动指挥部的时候亲眼看到了肯尼迪表现出来的忧烦。正当他坐着与肯尼迪的2位职员闲谈的时候,博比从里间办公室出来,开始嚷嚷道:“‘你们在干什么?!我们都在干什么?让我们赶紧上路!让我们明天就上路!我要我们所有人明天都上路!’接着,不等有人回答,他砰地一声关上门,消失了。”

  令博比暴跳如雷的是正在出现的针对杰克的性格和履历进行的攻击——这种攻击令他处于防守状态,分散了他积极取悦于选民的努力。作为回击,竞选班子准备了一份“反击资料”,用于驳斥有关肯尼迪在以下诸多方面的诽谤:宗教信仰、健康状况、经验的匮乏、竞选活动中的花钱似水、在劳工、公民自由和民权问题上的表决记录、对南方利益的反对意见、参议院出勤情况、对麦卡锡主义的反应、对法国镇压阿尔及尔政策的反对意见。

  最令杰克和博比忧心的是有关他不适合入主白宫的警告——因为他信奉天主教,因为他年轻。“肯尼迪参议员是个很有魅力的年轻人,但他没有经过总统这个职位的培训,”共和党人断言。他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在战略军事策划或者在应对共产党方面也没有任何经验。43岁的“他将是被选入白宫的最年轻的人,”而他那31岁的“夫人太年轻了,无法成为第一夫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告诉肯尼迪兄弟二人,在与“100多位新闻记者、农场领导人、自耕农和民主党专业人士”交谈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宗教问题在乡村玉米地带(指美国中西部生产玉米的地区,东起俄亥俄州西部、西至内布拉斯加州东部和堪萨斯州东北部,尤指衣阿华州、伊利诺斯州和印第安纳州。——译者注)、大平原和得克萨斯农村已经成为比收入、和平更加重大的问题……在没有清晰地看到任何一个候选人支持什么观点或者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做些什么的时候,宗教问题正在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两个方面都传来了埋怨声: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徒很不满意杰克反对“在许多公众事务中的天主教立场”。

  相对不那么声张的担忧是有关杰克玩弄女性的传言。1959年6月,联邦调查局收到一些来信和一张照片,“包含有关杰克?肯尼迪个人行为不检点的指控。很显然,”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记载道,“该资料已经广泛传播——寄信人声称已经将复印件发送给‘大约35名记者’。”备忘录还记载说,“数月以前,”调查局 “已经从一个可靠的渠道收到了……有关肯尼迪参议员性生活的情报。你们还记得,我们在局档案里有详细的重要情报,表明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与另外一个男性的妻子发生过不合法关系。”1960年3月,负责新奥尔良分局的特工报告说,与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有关的一个犯罪集团中有些成员在经济上支持肯尼迪的竞选活动。该特工还汇报了“一次谈话,其中暗示肯尼迪参议员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曾经与一名妇女上床。”还有一些报告说,迈阿密的一名空姐曾经被“派去看望肯尼迪参议员”。5月,调查局收到了在右翼报纸上刊登的一张照片,显示杰克“在凌晨 1时离开他女朋友的家。她是他的一名漂亮入时的雇员。”

  由于有关肯尼迪玩弄女性的谣言广为流传,结果纽约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亨利?范杜森(Henry Van Dusen)请阿德莱?史蒂文森“与愿意终止有关肯尼迪参议员传言的……一些……朋友们坐下来谈一谈。”可是,“一点不掌握任何一手资料”的史蒂文森不愿意证实这些街谈巷议。他相信肯尼迪“有可能在1955年以前在那个方面过于活跃,”当时严重的脊背毛病令人怀疑他能不能活过来。可是,一系列的手术给了他 “正常的寿命后,他似乎已经塌下心来准备实现自己的抱负——总统的宝座。”史蒂文森得以证实这一结论的事实是,“有关他私生活的大多数此类故事似乎都是 1955年或者在那之前的事情。因此,我的观点是,这些谣传已经过时,大部分没有事实根据。而且我必须说,即便谣传属实,也根本算不上什么本质问题,因为除他以外的选择是尼克松!我本人就是恶劣谣言的受害人,我觉得这种勾当恶心之极!”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7)

  史蒂文森并不是目睹当选官员性生活受到公众过度议论的惟一的人。用“最原始手法抨击公众人物的先驱人物”、传媒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反对探究私生活,而赫斯特——他本人在被指控为荒淫浪荡时也并非无懈可击——就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媒体道德观的一个典型代表。汉弗莱、约翰逊、尼克松,甚至是鄙视肯尼迪家人、为打败杰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吉米?霍法,都说过许多有关他的不光彩事情。但是,在无情攻击政敌这个领域里,谈论性生活越轨行为却属于出圈。比如,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中提到的那35名记者从来没有在报道中使用过那份情报。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给予谣传足够的确认。也许,在尼克松方面,跟赫斯特一样,他可能很害怕自己被抨击为伪君子。理查德?博林(Richard Bolling)众议员听说过尼克松有个女朋友的故事,而且博林得知,如果尼克松拿杰克拈花惹草的事情做文章的话,乔?肯尼迪就准备将该女朋友的事向公众披露。但是,在当年的行为标准下,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简直难以想像,而杰克也不担心他的风流成性会对竞选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像针对他的宗教信仰和年龄的攻击。

  宗教问题仍然是个障碍。9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报道的是名称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民宗教自由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Citizens for Religious Freedom)——该机构由150名以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博士为首的新教牧师组成;他们说,罗马天主教具有教堂和教皇国的双重身份,因而肯尼迪的信仰在竞选活动中是一个合法性问题。有一位成员宣称,肯尼迪跟赫鲁晓夫一样,是“一个体制的俘虏”。虽然牧师们都是希望尼克松当选的共和党保守人士(并且在宣称肯尼迪的教堂会有何作为时,表现出了十足的虚伪嘴脸——干涉世俗政治),但他们的阴谋诡计并没有消除他们提出的警告的影响。

  有些预测表明,除非这种宣传得到回击、反天主教倾向得以克服,否则肯尼迪的宗教问题可能会给他带来多达150万票的损失。肯尼迪竞选班子立刻组织了一个社区关系分部,迎头痛击宗教问题。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职员詹姆斯?瓦恩(James Wine)负责这项工作。瓦恩像杰克竞选班子里的任何一个成员一样忙碌,每星期要回复600至1,000封信,并敦促新教的在俗和神职人员抵御那些矛头直接、间接指向天主教、指向肯尼迪的言论。

  9月1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一群新教牧师前的一次取得重大效果、被大肆宣传的公开演讲起到了帮助作用。博比、杰克的竞选队伍、约翰逊和雷伯恩都反对他去演讲。“他们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逮着你,”雷伯恩告诉肯尼迪。但是,肯尼迪相信,他必须在某个时候面对这一问题,而且他希望能够在竞选活动的早期完事,以便自己可以转向更富有建设性的问题。 “我已经厌倦了这些以为我要用圣水来取代诺克斯堡的金子的人们,”他告诉奥唐奈和鲍尔斯。事实上,他在教义方面的知识以及与教堂的关系十分有限,因而他请来了天主教学者约翰?科格利(John Cogley)辅导他进行演讲的准备工作。

  虽然肯尼迪认为自己的演讲以及按照自己所说过的话对观众提出问题的答复是竞选活动的关键,但他走到休斯敦莱斯饭店(Rice Hotel)水晶舞厅中300名观众(以及全国各地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说没有明显的紧张迹象。他讲话时表达的真诚看法瓦解了他的政敌,传达了一种内心的自信,从而转化了几个反对者,并使得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相信,他具备一个好总统所需要的成熟程度和平衡能力。

  开始演讲时,他首先强调,虽然宗教信仰是今天晚上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但他看到“1960年的大选中还有关键得多的问题……因为战争、饥饿、愚昧和绝望是没有宗教界限的。”但是,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眼下的关心对象,而且他毫不避讳地坦率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打算。他宣称,他信任“美国这个将政教绝对分开的国家……我信任的总统,其对宗教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既不是国家强加给他的,也不是国家作为担任这个职位的一个条件而强加给他的……我不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他声称。“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恰好还是个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务上我不是代表我的教堂——教堂也不代表我……如果当真出现了这种时刻……即我的职责要求我要么违背我的良知,要么违背国家的利益,那么我就会辞去公职,而且我希望任何其他有良知的公仆也会这么做。”演讲结束时,他恳求用宗教的宽容心服务于国家的安康。“如果大选的决定基础是4,000万美国人在他们接受洗礼的那天起就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的话,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看来,在历史看来,在我们的人民看来,输家将是整个国家。”

  虽然后来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他的观点表现出不屑一顾,但他回答时的镇定和克制令牧师们在会面结束时不禁起身鼓掌,而且有些人还走上前来跟他握手,并祝他竞选顺利。在电视里观看演讲场面的雷伯恩喊了起来,“我的上帝,看看他——听听他说的话!他简直是在给他们洗脑。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8)

  史蒂文森并不是目睹当选官员性生活受到公众过度议论的惟一的人。用“最原始手法抨击公众人物的先驱人物”、传媒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反对探究私生活,而赫斯特——他本人在被指控为荒淫浪荡时也并非无懈可击——就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媒体道德观的一个典型代表。汉弗莱、约翰逊、尼克松,甚至是鄙视肯尼迪家人、为打败杰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吉米?霍法,都说过许多有关他的不光彩事情。但是,在无情攻击政敌这个领域里,谈论性生活越轨行为却属于出圈。比如,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中提到的那35名记者从来没有在报道中使用过那份情报。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给予谣传足够的确认。也许,在尼克松方面,跟赫斯特一样,他可能很害怕自己被抨击为伪君子。理查德?博林(Richard Bolling)众议员听说过尼克松有个女朋友的故事,而且博林得知,如果尼克松拿杰克拈花惹草的事情做文章的话,乔?肯尼迪就准备将该女朋友的事向公众披露。但是,在当年的行为标准下,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简直难以想像,而杰克也不担心他的风流成性会对竞选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像针对他的宗教信仰和年龄的攻击。

  宗教问题仍然是个障碍。9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报道的是名称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民宗教自由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Citizens for Religious Freedom)——该机构由150名以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博士为首的新教牧师组成;他们说,罗马天主教具有教堂和教皇国的双重身份,因而肯尼迪的信仰在竞选活动中是一个合法性问题。有一位成员宣称,肯尼迪跟赫鲁晓夫一样,是“一个体制的俘虏”。虽然牧师们都是希望尼克松当选的共和党保守人士(并且在宣称肯尼迪的教堂会有何作为时,表现出了十足的虚伪嘴脸——干涉世俗政治),但他们的阴谋诡计并没有消除他们提出的警告的影响。

  有些预测表明,除非这种宣传得到回击、反天主教倾向得以克服,否则肯尼迪的宗教问题可能会给他带来多达150万票的损失。肯尼迪竞选班子立刻组织了一个社区关系分部,迎头痛击宗教问题。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职员詹姆斯?瓦恩(James Wine)负责这项工作。瓦恩像杰克竞选班子里的任何一个成员一样忙碌,每星期要回复600至1,000封信,并敦促新教的在俗和神职人员抵御那些矛头直接、间接指向天主教、指向肯尼迪的言论。

  9月1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一群新教牧师前的一次取得重大效果、被大肆宣传的公开演讲起到了帮助作用。博比、杰克的竞选队伍、约翰逊和雷伯恩都反对他去演讲。“他们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逮着你,”雷伯恩告诉肯尼迪。但是,肯尼迪相信,他必须在某个时候面对这一问题,而且他希望能够在竞选活动的早期完事,以便自己可以转向更富有建设性的问题。 “我已经厌倦了这些以为我要用圣水来取代诺克斯堡的金子的人们,”他告诉奥唐奈和鲍尔斯。事实上,他在教义方面的知识以及与教堂的关系十分有限,因而他请来了天主教学者约翰?科格利(John Cogley)辅导他进行演讲的准备工作。

  虽然肯尼迪认为自己的演讲以及按照自己所说过的话对观众提出问题的答复是竞选活动的关键,但他走到休斯敦莱斯饭店(Rice Hotel)水晶舞厅中300名观众(以及全国各地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说没有明显的紧张迹象。他讲话时表达的真诚看法瓦解了他的政敌,传达了一种内心的自信,从而转化了几个反对者,并使得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相信,他具备一个好总统所需要的成熟程度和平衡能力。

  开始演讲时,他首先强调,虽然宗教信仰是今天晚上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但他看到“1960年的大选中还有关键得多的问题……因为战争、饥饿、愚昧和绝望是没有宗教界限的。”但是,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眼下的关心对象,而且他毫不避讳地坦率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打算。他宣称,他信任“美国这个将政教绝对分开的国家……我信任的总统,其对宗教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既不是国家强加给他的,也不是国家作为担任这个职位的一个条件而强加给他的……我不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他声称。“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恰好还是个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务上我不是代表我的教堂——教堂也不代表我……如果当真出现了这种时刻……即我的职责要求我要么违背我的良知,要么违背国家的利益,那么我就会辞去公职,而且我希望任何其他有良知的公仆也会这么做。”演讲结束时,他恳求用宗教的宽容心服务于国家的安康。“如果大选的决定基础是4,000万美国人在他们接受洗礼的那天起就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的话,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看来,在历史看来,在我们的人民看来,输家将是整个国家。”

  虽然后来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他的观点表现出不屑一顾,但他回答时的镇定和克制令牧师们在会面结束时不禁起身鼓掌,而且有些人还走上前来跟他握手,并祝他竞选顺利。在电视里观看演讲场面的雷伯恩喊了起来,“我的上帝,看看他——听听他说的话!他简直是在给他们洗脑。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9)

  休斯敦的演讲暂时抑制住了围绕宗教问题的喧嚣声,使得肯尼迪能够集中精力说服选民们,他当总统并不是太年轻或者太缺乏经验。反击这些说法的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直接与尼克松进行辩论。艾森豪威尔告诫尼克松不要接受电视转播型对抗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比肯尼迪的知名度大得多,已经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发言人和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形象——1958年,他在委内瑞拉加拉斯加面对过一群投掷石块的暴徒;1959年,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进行过“厨房辩论”。但是,尼克松喜欢直接面对政敌。想到自己在1952年竞选活动中在电视镜头面前的成功演讲(他的切克斯演讲——对有人指控他收受非法礼品的答复——是截止当时美国政治家运用电视最成功的一次),他同意进行4场辩论。他还认为,在这个电视新时代,拒绝辩论会造成他在政治上的损失。

  肯尼迪同样信心十足——尤其是在他的休斯敦演讲之后——相信只要在媒体和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驳倒尼克松或者仅仅保持自己不被击败,他就能树立一种更值得入主白宫的形象。无论是以上哪种结果,都能够驳倒有关他参加大选太不成熟的说法。

  于是,9月26日晚上,在芝加哥的CBS演播室里,2个候选人在主持人霍华德?K?史密斯(Howard K. Smith)和由4名电视记者组成的专题讨论小组面前,面对大约7,000万美国观众——占全国成人人口的将近2/3——讨论竞选问题。肯尼迪用了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准备如何回答可能提出的问题。正如竞选历史学家西奥多?怀特所描述的那样,肯尼迪躺在国宾东大酒店(Ambassador East Hotel)的床上,身穿鸡心领白色T恤衫和咔叽裤,手里拿着助手们为他准备的一沓“数据卡片”;他准备了大量的题目,每完成一个主题就将一张卡片仍在地上。演讲稿撰写人为他准备的8分钟开场白没有令他满意,于是他向一个秘书口述了自己的讲话。

  虽然他和尼克松在辩论的大部分时间里争论的是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肯尼迪通过向美国人民直接宣讲自己的开场白而获得了早期优势。相比之下,尼克松则利用介绍和总结的机会突出自己与肯尼迪的不同之处。其中的差距不言自明:肯尼迪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打算应对国家最大问题的领导人;尼克松给选民的感觉是试图在一个政敌面前占上风。尼克松的语言很有节制,但与肯尼迪相比却缺乏政治家风范,进一步强化了许多人对他在过去竞选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时留下的负面印象。他的竞选伙伴亨利? 卡伯特?洛奇——他曾经劝尼克松不要生硬粗暴——在辩论结束后说,“那个狗娘养的刚刚输掉了大选。”

  人们一致的看法是,肯尼迪之所以占了尼克松的上风,同时也因为他看上去更加轻松,更具自制能力,或者说——正如西奥多?怀特所描写的那样——“冷静、沉着……相比之下,副总统则很紧张,几乎很害怕的样子,时而脸色阴沉,偶尔显得很憔悴,到了病怏怏的程度。”在镜头面前,尼克松表现出“有点无精打采,他脸上的‘懒汉剔须’(Lazy Shave)粉被汗水冲出隐隐约约的沟痕,他的两眼夸大了黑色的深邃,他的嘴部、下巴和面孔因为紧张而下垂。”(“我的上帝!”戴利市长说道,“他还没死他们就给他做了防腐处理。”)此外,在浅灰色的舞台背景灯光下,身穿浅灰色西服的尼克松“淡化成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而肯尼迪的深色西服却在光线反差中呈现出一个欢快的画面。”尼克松还没有从最近的一次住院中——为了医治一场事故中受伤的膝部感染——完全恢复过来,又被紧张的竞选活动折腾得筋疲力尽,因而显得骨瘦如柴、萎靡不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肯尼迪的身体问题远远超过尼克松患过的任何疾病,却表现出一副健康魁梧的模样。[注:尼克松的竞选班子里可能有人并不这么认为:从肯尼迪的医生的2个纽约诊所偷窃医疗档案的企图有可能是尼克松的助手所为,目的是想拿约翰逊的一些指控材料做文章。根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的说法,那些指控材料由一位“心怀不满”的林登?约翰逊支持者因为不满意杰克?肯尼迪获得提名而转交给他们。虽然42年后,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参与人员和同情尼克松的其他人对该指控都矢口否认,但这些事显然可以理解为水门事件和擅自闯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在贝弗利山的精神病诊所事件的前奏。此外,1960年竞选活动中的先遣人员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承认,双方都有些“肮脏的招数”。所有这一切固然都不能明确证实尼克松的某个特工企图偷窃肯尼迪的病例档案,但却是很有可能的。除了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外,谁会从获取这些资料中获益呢?]在辩论过程中,肯尼迪乘胜追击,在尼克松发言的时候露出厌烦或者好笑的神情,仿佛心里在想,“真是愚蠢。”

  在辩论结束后,他们站在舞台上相互调侃打趣的时候,尼克松一边用余光注视着摄影人员,一边“脸上露出严厉的神情,用手指狠狠地戳着我的胸膛,这样他就会看上去像是在对我制订有关外交政策或者共产主义方面的法律,”肯尼迪说。同样,这一举动表现的不是控制,而是一个校园小流氓的形象。

  虽然民意测验和人数、激情都在上涨的人群促使人们相信,肯尼迪已经取得了第一次辩论的胜利,但他知道,对这种领先自以为是将是愚蠢的。与电视观众不一致的是,电台听众们认为尼克松打败了肯尼迪,从而证明了镜头面前的反差形象有多么重要。肯尼迪认为这场竞争仍然远远没有拉开距离,而且很可能导致选民对共和党过去和当前的失败产生情感。但是,对老大党的攻击不能提及仍然深得人心的艾森豪威尔的名字。新闻记者约翰?巴特罗?马丁(John Bartlow Martin)——他曾经为史蒂文森撰写演讲稿,现在是为肯尼迪撰写演讲稿——鼓励杰克这样回答有关尼克松因化装不当而吃亏的抱怨:“无论他们把多少名化装专家带进演播室,那仍然是原来的理查德?尼克松,那仍然是原来的共和党。”笼络庞大的独立人士群体的办法——题为《竞选活动回顾》(Campaign Reflections)的文件指出——就是突出“尼克松先生的过失。”职员们编撰了“一份详尽的尼克松讲话汇编”,包含“数年来尼克松讲话的矛盾和不一致之处的最新分析。”肯尼迪将尼克松描绘成一个传统的反革命。“我今天站在伍德罗?威尔逊曾经站过的地方,站在弗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曾经站过的地方,”杰克说道。“迪克?尼克松站在麦金利曾经站过的地方,站在哈丁、柯立芝(Coolidge)和兰登(Landon)曾经站过的地方,站在杜威曾经站过的地方。他们是从哪儿弄到那些候选人的?”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0)

  艾森豪威尔帮了忙。长期以来,艾克一直十分敏感的说法是他在“控制,而不是统治”,而且他个人痛恨尼克松关于副总统在管理政府的说法。当一名新闻记者请总统列举他曾经采用过副总统提出的哪个重大想法时,他回答说,“如果你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也许能想起一个。我不记得了。”

  但是,无论尼克松这个矛盾型人物和粗暴的个性表现得有多么卤莽——艾克的秘书对他的描述是“表现得像个好人但其实并非如此”——令他最可能招致失败的是他与最近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挫折拴在了一起。在1953年至1959年期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2.4%,而在民主党领导下,193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却是5.8%;西欧的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而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预测,最近的苏联增长率超过了每年7%。50年代已经出现2次衰退,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达到7%,通货膨胀率上涨,不利的国际收支形势造成了黄金外流。从1960年4月开始并贯穿整个竞选期间的又一次经济下滑呼应着肯尼迪的指责。当尼克松断言失业率在超过450万人之前不是什么大问题时,肯尼迪回答说,“我……认为失业人口……达到449.9万的时候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外交政策多年来第一次将成为大事,正如尼克松先生经常告诉我们的那样,”肯尼迪写信给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说,而尽管尼克松的政绩表明他是个反共人士,但肯尼迪相信,他自己的旅行、著述、公开讲话和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工作说明他与那位副总统并不仅仅是旗鼓相当。肯尼迪于1958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一个民主党人士眼里的外交政策》和他在1960年出版的225页著述《和平战略》(The Strategy of Peace)——该书汇编了他近期发表的有关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讲话——其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掌控下一届总统必然会面对的重大国际挑战。

  1960年7月,盖洛普调查表明“绝大多数被采访的人将与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看作是国家如今面临的首要问题。”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的亲苏联政权和赫鲁晓夫的警告——宣称莫斯科正在像生产香肠那样制造导弹,而共产主义将埋葬资本主义——激起了人们对遭遇美国显然无法抵御的进攻的恐惧。当世界各地城市里的人们被问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的声望是上升还是下降时,45%的人说下降了,而只有22%的人认为是上升了。

  肯尼迪看到了强调美国面临的国际威胁问题在政治上的显著好处。1958年8月,他已经就导弹差距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参议院讲话。他在提出警告说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即将失去对苏联的优势时,引用了空军上将詹姆斯?加文(James Gavin)的话——他认为“我们的进攻和防卫导弹能力”落在“苏联导弹的后面太多,以至于我们处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肯尼迪断言,拥有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史无前例的潜艇数量”以及远程超音速喷气式轰炸机的苏联可能有能力“摧毁我们85%的工业能力、我们50个最大城市中的43个以及我们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他补充说,“我们制订的战略和军事要求是为了符合预算数字”——而不是反过来。在后来的2年里,肯尼迪一次又一次地在公开讲话中回到这个问题,频繁得导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于1960年9月向卢?哈里斯抱怨说,“杰克?肯尼迪已经表明他不软弱,因此这样做他只能让人感到恐惧。”

  1960年8月,由于公众更加看好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认为共和党最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因而肯尼迪加大努力,公开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在防务方面的缺点。但是,他对美国的相对军事弱势的注重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目的。他由衷地担心美国正在面临一场危机,需要新的思维和措施。在这方面,他站在了许多防务专家的一边——他们警告说,美国落在了苏联的后面。除了加文以外,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小H?罗恩?盖瑟(H. Rowan Gaither Jr.)——他曾经负责过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原子时代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积极防务不够充分”,我们的被动防务,或者说民防“不值一提”。“盖瑟实际上预计到了西方文明的终结,”一位历史学家说。盖瑟还认为苏联的经济规模大于美国,在防务开支以及在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潜水艇和空防规模方面超过了美国,更不用说太空技术领域了。

  即便在当时,这种差距是否存在,都是有争议的。艾森豪威尔通过U-2间谍飞机获得了确切证据,表明不存在导弹差距。他指示他的军事长官们说服肯尼迪相信这一点,但是由于担心情报泄露,同时由于确信肯尼迪会竞选失败,因而艾森豪威尔很不愿意提供他的情报来源。他同时认为,从权威的角度否认该差距将会激怒苏联人,从而导致苏联加强军备;艾克认为,只要公开记录表明莫斯科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赫鲁晓夫就不会斥资开展大规模高成本的洲际弹道导弹建设。但是,由于政府不愿意为肯尼迪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因而杰克相信艾森豪威尔不愿意承认可能会导致尼克松大选失败的失误。肯尼迪掌握的数字表明苏联和美国军事力量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不断扩大的差距。当他向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询问导弹差距问题时,杜勒斯回答说,只有五角大楼能够给出恰当的答复。在肯尼迪看来,这是一种信号,说明杜勒斯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排除苏联拥有重大优势的可能性。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1)

  其他民主党人提醒肯尼迪说,尼克松不仅会否认我们在防务问题方面的现实情况,而且——如果这种否认不起作用的话——接着会试图将国家的弱势问题怪罪在民主党身上。事实上,尼克松希望吓唬选民,让大家以为肯尼迪要么是想用没有必要的军备建设来冒战争的危险,要么是想继续采取传言中他那个党的政策,即在防务方面不给予足够的投资。肯尼迪也许知道尼克松曾经写给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一份备忘录,请他提供有关演讲信息,表明杰克?肯尼迪“将是一位非常危险的总统,威胁到和平的事业,危险到了投降的地步。”但这是个战术错误。导弹差距是个非常容易向选民解释的问题,而尼克松很难逃脱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为他设下的圈套。

  虽然肯尼迪由衷地关心导弹差距问题,但他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的反应,更多的却是出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考虑。对“距离美国海岸仅仅90英里处”出现的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忧虑是一个难以抗拒的竞选题材,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这样一个大选战场上。说实话,肯尼迪内心的确担心拉丁美洲的一个共产党政权会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苏联人的最终企图是什么?”竞选活动早期编写的一份预示性职员备忘录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他们是否打算利用古巴作为共产主义势力在拉丁美洲扩张的一个中心?或者作为一个导弹基地,以遏制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导弹基地?”迪安?艾奇逊劝告肯尼迪 “停止谈论古巴问题——我不觉得这样做会有任何意义……他很可能会陷入今后步履惟艰的境地,”艾奇逊后来回忆说。他敦促肯尼迪将重点转到笼统的外交问题上来。但是,强调卡斯特罗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执政期间上台这一事实所带来的政治益处实在太诱人,难以让人放手。这个问题发展过了头:10月,竞选班子发表了一项声明,表明肯尼迪赞成单方面干涉古巴。自由主义者和尼克松的强烈抗议——自由主义者警告说不能忽略拉丁美洲的感受,而尼克松虽然赞成干涉,但却刻薄地谴责肯尼迪的声明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危险的挑战——迫使杰克修改声明、接受了艾奇逊放弃古巴这个不适合讨论的主题的忠告。

  民权是竞选活动中更难驾御的问题。一方面是美国黑人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公正待遇的压力,一方面是南方坚决维持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态度,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面前,肯尼迪没有什么良好的政治选择。他意识到大量黑人人口会给自己产生的政治上的优势,意识到深受欺凌、地位低下的少数民族显然在道义上有权要求法律上的公平待遇。但是,他同时十分担心仇视民主党在民权问题上进步立场的南方人的压力。弗吉尼亚的A?威利斯?罗伯逊(A. Willis Robertson)参议员在写给肯尼迪的信中反应了党内的分歧——他说他会在11月份支持党的整个候选人名单,但拒绝“赞成、支持在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南方各州代表的抗议声中写进党的纲领的民权言论。”林登?约翰逊获得的副总统提名正如打算的那样对南方人来说是个安慰,但却不足以抵消肯尼迪致力于民权事业的坚定立场。

  政治上的需要再一次决定了肯尼迪的行为。自由主义者已经对约翰逊获得提名感到愤懑,如果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屈服于南方的压力,就会意味着失去他们的支持(更不用说黑人选票了)。肯尼迪在写给罗伯逊的信中暗示了自己的打算,“我理解党的纲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问题,”但他能够提供的仅仅是“希望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能有可能一起工作。”

  肯尼迪并不喜欢在党内相互竞争的各派之间做出选择,但是一旦他做出了选择,他就一往直前。8月份,他见到民权倡议者哈里斯?沃福德时对他说,“现在,用5分钟时间勾出一个总统为了清理这堆民权问题垃圾而需要做的10件事。”虽然他不情愿采取咄咄逼人的民权路线,但他听从了沃福德的所有建议:他们在竞选组织中成立了一个民权部,并任命黑人妇女马乔里?劳森(Marjorie Lawson)和芝加哥资深黑人众议员威廉?道森(William Dawson)负责该部门;他们挑选熟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全国各地关系的弗兰克?里夫斯(Frank Reeves)与肯尼迪一起旅行;聘用黑人出版商路易斯?马丁(Louis Martin)处理大量媒体方面的工作;花5万美元请“在黑人中间受到普遍欢迎”纽约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众议员做10次演讲;鼓励芝加哥的约瑟夫?杰克逊(Joseph Jackson)教士组织一个全国牧师和平信徒协会(National Fellowship of Ministers and Laymen)来领导一场全国性黑人选民登记活动。到了8月份的国会特别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对于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参议员来说,十分显然,“肯尼迪将实施民主党的纲领,并倡议纲领范围之外的民权立法。”

  肯尼迪同意在几个黑人大会上发表讲话,称赞了南方各地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公共设施里的和平静坐示威,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没有能够“大笔一挥”地整合公共住宅,并赞助了一次全国民权咨询会议。在一次演讲中,他将民权说成是一个“道义问题”,许诺不仅要支持立法,而且还要采取“大胆的、大范围的”行政措施。而且他越说感触越深。到了竞选活动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越说越有劲,对美国的种族主义义愤填膺。在亨利?卡伯特?洛奇宣布尼克松将在其内阁任命一个黑人后—— 尼克松对此怒不可遏——肯尼迪便在《与新闻界会面》节目中宣称,政府里的就业机会应当属于最具有资格的人,无论其是什么种族。但是他强调,有必要让黑人进入政府内更高职位。“我们没有联邦地方法官——共有200多人,却没有一个是黑人,”他说。“在整个外交领域,我们共有6,000人,却只有26名黑人,因此尤其是现在,非洲、亚洲以及所有其他地区如此重要,我真心认为我们应当付出更大的努力,鼓励在所有层面上更加全面的参与,引进我们能够获得的所有人才 ——黑人也好,白人也罢,不论种族。”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2)

  在竞选期间,对肯尼迪支持黑人权利之努力的最大考验是马丁?路德?金的被捕入狱事件。马丁?路德?金因为试图在亚特兰大的一个百货商店开设一个餐馆而被捕,然后又因为捏造的轻微交通违章违反了缓刑规定而被判入狱4个月服劳役。他被送进了佐治亚郊区的一个监狱。他那怀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深为他的性命担忧。10月,在大选前2个星期,她给沃福德打电话,请他帮忙安排释放马丁?路德?金。她那绝望的声调打动了沃福德。于是,他给萨金特?施赖弗打电话,请求获得肯尼迪的道义支持。在奥唐奈、塞林杰和索伦森离开房间后——他们因为害怕失去南方的选票,似乎一定会表示反对——施赖弗敦请杰克给金太太打电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也出于对金夫妇的同情,肯尼迪立刻打了电话。杰克表达了对金的安康的关心,并答应尽他所能给予帮助。

  当博比?肯尼迪听说了电话的事后,他痛斥那些煽动杰克的人们在拿杰克在可能决定大选结果的南方3个州的胜败来冒险。尽管如此,博比个人也被判决的不公正以及一个法官的行为——他私下里骂那个法官是“混蛋”、“狗娘养的”——给国家带来的窘境激怒了。该新闻被报道后,他决定给那个法官打电话。法官已经答应佐治亚州的州长欧内斯特?范迪瓦(Ernest Vandiver),只要他能为自己获得一种政治保护——也就是杰克或者博比亲自打电话要求释放金——那么他就释放他。肯尼迪家人的电话以及尼克松的无动于衷令杰克在黑人当中赢得了巨大的优势,并且可能因此促使5个州——特拉华、伊利诺斯、密歇根、新泽西和南加利福尼亚——转向到了他的一边。

  正如大选日结果所表明的那样,每一张选票、每一个州都至关重要。到了10月中旬,肯尼迪已经以51%:45%领先。10月20日,资深民主党人吉姆?法利相信,“形势看上去棒得很,”并预计肯尼迪不会输掉很多个州。但是,10月下旬,由于艾森豪威尔同意将健康问题和竞选放在一边,由于公众可能再三考虑了是否要将白宫交给一个未经考验的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的宗教信仰还在令人困惑,因而尼克松缩减了这一差距。最后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在大选前的3 天——表明双方难分上下:肯尼迪-约翰逊50.5%,尼克松-洛奇,49.5%。

  但是,肯尼迪拥有一种不同角度的优势。竞选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报纸专栏作家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曾经抱怨说,肯尼迪和尼克松没有区别:穿戴整洁、衣冠楚楚,尚未成型的雏儿型行政官员。他在哪个人身上都看不到政治激情;两人都属于亲善型,“穿着得体,思维得体,教养得体。”对有些人来说,所谓的选择就是“矮子里拔将军”。但是,到了11月,观察家们看到两人发生了显著变化。尼克松一开始给予的是“一个冷静、成熟、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尊贵形象”,后来却变得愤怒、阴森。气哼哼的姿态取代了早先“平静和蔼的举止”。《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说,“人群让他紧张了起来。我看到他紧握拳头,咬牙切齿,僵硬的双腿撞在机场的路障上,双手开始发抖。他像是个上紧了发条的闹钟…… 毫无轻松可言。”

  相比之下,CBS评论员查尔斯?库拉尔特(Charles Kuralt)说,“肯尼迪的变化与尼克松的变化呈相反方向。很难认出轻松自如、笑容满面、充满自信的肯尼迪……7月份的时候……这个严肃的人……似乎完全是冷冰冰的效率、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埃莉诺?罗斯福认为——正如她对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那样——“自弗兰克林以来,我们的政坛中”没有一个人 “拥有过与人群之间这种富有生命力的关系。”就好像与尼克松这样一个毫无情趣、可能还残忍无比的人竞争反而加深了肯尼迪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是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总统,而且相信履行好总统职责的能量不仅来自自己的内心,不仅来自家族的动力,而且还来自在他迎上前时看到的无数美国人的笑脸。

  然而,尽管如此,肯尼迪本人也许觉得罗斯福的观点有点过于浪漫。他丝毫没有幻想自己对选民的积极影响达到了她所认为的强烈程度。在大选日的晚上,他在家族的海厄尼斯港别墅里关注着选举数字。数字统计表明他对选民的控制微乎其微。当他于凌晨3:30上床睡觉的时候,大选还没有决出胜负。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宾夕法尼亚、密苏里、伊利诺斯、明尼苏达、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数字太接近,无法决断,因而他拒绝宣布获胜。虽然形势还不明朗,但他太疲倦了,睡了将近6个小时。在他大约9时起床时,特德?索伦森把消息带到他楼上的卧室:他已经赢得了所有上述6个州的胜利。事实上,加利福尼亚还在混战之中,并且最终倒向了尼克松,但这已无关宏旨;另外5个州的结果足以确保肯尼迪的当选。但是,即便如此,直到中午时分,在最终结果传来之后,他们才肯定取得了胜利。肯尼迪是在尼克松的新闻秘书在那之后不久发表了一份承认失败的声明后,才同意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出现在海厄尼斯港兵工厂与媒体见面。在那里,乔?肯尼迪——他比杰克或博比更加兴奋终于取得了他盼望已久的荣誉——自竞选活动开始以来第一次与杰克一起当众露面。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3)

  虽然杰克最终以303张选举团的选票胜过了尼克松的219张,在总共68,837,000张选票中,他获得的公众优势只有118,574票。不错,他和尼克松引起了公众的浓厚兴趣,结果64.5%的选民投了票,这是在近代历史时期票数最多的一次。但是,在全民投票中只有49.72%的公众支持他走上总统的位置。[以种族隔离主义者身份参加竞选的弗吉尼亚州的哈里?F?伯德(Harry F. Byrd)参议员夺走了50万票。]虽然有一大批少数党总统与肯尼迪的情形相似,包括伍德罗?威尔逊——他在1912年的大选中仅仅依靠42%的公众支持率进入了白宫——但这一点并不能让人宽慰多少。自1884年格罗弗?克利夫兰以2.3万票的优势战胜了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 Blaine)以来,肯尼迪的优势最为微弱,而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以多出65张选举团选票的优势击溃了克利夫兰的连任努力,但公众选票少了100,456张。

  以下任何因素都能解释肯尼迪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大选年的经济委顿;对国家显然失去应对苏联威胁之能力的焦虑;肯尼迪绝对占优的个人魅力以及尼克松在电视镜头面前和演讲台上的卤莽表现;林登?约翰逊在赢得南方7个州(亚拉巴马、阿肯色、佐治亚、路易斯安纳、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得克萨斯)方面提供的帮助;在民主党内部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参与投票运动——尽管艾森豪威尔当选了2届总统,民主党仍然是多数党;支持肯尼迪的黑人选票;像纽约、布法罗、芝加哥、纽瓦克、费城和匹兹堡这样的大城市里少数民族选民的支持,包括但远非仅限于天主教徒。肯尼迪在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堪萨斯城的优势使他在密歇根、明尼苏达和密苏里州分别获得了50.9%、50.6%和50.3%的多数票。促使肯尼迪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因素是尼克松有关走访所有50个州的不明智允诺,造成他在竞选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无法把精力集中在摇摆不定的关键性地区。由于艾克错误地否认了尼克松声称的行政领导能力,并且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没有能够在他的副总统的竞选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也许也是尼克松后期势头衰减的决定性因素。

  尼克松的支持者们几乎立刻指责说,肯尼迪获得竞选胜利的原因是伊利诺斯和得克萨斯州(肯尼迪在那2个州分别以8,800票和46,000票的优势取胜)的选票欺诈行为,但这种指控是不可能得到证实的。戴利的运转机器可能从尼克松手里窃取了伊利诺斯州,但是即便没有伊利诺斯,杰克也同样胜出。至于得克萨斯州, 46,000张虚假票数即便是最有手腕的选票数字操纵者也无力隐瞒。虽然尼克松公开采取高姿态,拒绝置疑投票结果,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瑟斯顿?B?莫顿(Thurston B. Morton)参议员却敦促11个州的共和党在州里和当地的官员“对指控中的选票欺诈行为提出法律诉讼。”但是,谁也无法证明任何地方出现了重大欺诈。比如,伊利诺斯州和新泽西州的选票重新计数与最终结果没有区别,而在其他州,法官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命令重新计数。无论双方的票数如何接近,肯尼迪的胜利代表了全体选民的意愿。

  在最后的分析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肯尼迪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而是为什么他赢得那么玄。哈里?杜鲁门对如此势均力敌的竞争感到十分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即便我们的朋友阿德莱在与尼克松竞争时也会取得压倒性胜利,”他对康涅狄克州的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参议员说。鉴于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鉴于对经济状况和国际事务的不满,鉴于肯尼迪卓越的竞选班子和竞选活动,他应该至少获得52%-53% 的公众选票。在他的职员班子里,每个人都预计会取得53%至57%的胜利。差距之小令他们震惊。他们所忽略的是人们对天主教徒入主白宫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虽然大约46%的新教徒投了肯尼迪的票,但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和南方各地数百万的新教徒将他的宗教信仰当作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这是在拥有少数新教徒选民的情况下,候选人第一次当选总统。

  在1960年大选过去43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在讨论是否适合入主白宫时现在看起来已经无足轻重的因素在当时有多么重要。无论约翰?肯尼迪的总统身份可能给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益处和损失,他在1960年的当选标志着宗教宽容心怀有了一个飞跃,而这种胸襟从此令国家大受裨益。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1)

  所谓总统,就是一位光彩照人的公共关系人物,

  整天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连打带骂,

  为的是让人们去做他们原本就应该做的事情。

  ——1947年11月14日,哈里·S·杜鲁门

  在总统宝座上待了1年以后,肯尼迪很容易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危机管理者的角色——一个首席执行官,努力不让与苏联、古巴、老挝和越南的问题演变成灾难,努力不让经济和民权方面的困难干扰国家的稳定、破坏国家的国际名声。但是,身处各种艰难险阻之中——索伦森的形容是,“他作为美国总统所处的窘境” ——肯尼迪保持着他的客观性和幽默感。他那超脱自我、避免将难题变成纯粹个人挑战的能力,在处理惊人的负担时是一种罕见的优良品质。他还从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慰籍。1961年6月,在从欧洲飞回国的途中——在欧洲与赫鲁晓夫的会谈结果使得一场核战争似乎太有可能了——伊夫林·林肯在整理总统堆满文件的办公桌时,发现了肯尼迪手写的一张便条。便条上回忆起了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对自己的宽慰:“我知道有一个上帝,而且我看到了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如果上帝为我安排了地方,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面临可能要承担一场核战争责任的时候—— 届时可能会有上亿的人送命——是不可能不处于巨大的紧张心理之中的。但是,那种紧张心理从来没有体现在肯尼迪对朋友们说过的话中,而他与自己的所有朋友 ——除了博比以外——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一个人能够毫不犹豫地称自己是肯尼迪的一个密友——无论是白宫的内幕中人,还是索伦森、施莱辛格,或者是爱尔兰后裔群体中的3大重量级人物:奥布赖恩、奥唐奈和鲍尔斯。“我和他继续以奇特的非个人方式保持着亲密关系,”索伦森后来说。而肯尼迪担任总统之前的朋友们,比如比林斯、保罗·费伊、托比·麦克唐纳、斯马瑟斯和沃尔顿,都不如从前亲密了。

  虽然他隐藏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但总统身边的人们感觉到了压力的迹象。“他很疲倦,有点暴躁,”伊夫林·林肯在日记中记载了总统对自己的压力做出的一次反应。“有那么多的事情取决于我的行为,所以我见的人比过去少了,自己的生活简化了,生活的安排不让我自己总是处于焦躁不安的边缘,”他告诉戴夫·鲍尔斯。1961年夏天,埃夫里尔·哈里曼与总统会面后,觉得肯尼迪“不像我上回见到他时那么紧张,但他的双手还是经常挥舞着”。1961年10月,记者们问博比,“你觉得你哥哥能够处理好总统的职责而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吗?”他回答说,对他的要求并不比他在总统大选运动中面临的要求高。但是,他承认,“责任太大,太繁重,一定会” 产生影响。

  个人问题给总统职责增加了压力,考验着肯尼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忍耐力。他的健康问题经常影响着他履行总统职责的能力。他在1961年8月的病历记录展现了他为了有效地关注公共事务而进行的斗争。腹部和泌尿疾病每天都令他分心。比如,8月9日,他抱怨 “肠胃”不适、“拉稀”和“痉挛”。11日早晨,他在5:00时因下腹部不适而醒来。8月23日,检查结果表明他除了患有“急性腹泻”和寻常的脊背毛病以外,还同时得了“大肠杆菌”尿道感染。用硫盐酸可待因和普鲁卡因注射抑制疼痛,用盘尼西林治疗感染,用可的松对付艾迪生氏病,用Bentyl、复方苯乙哌啶、Transentine和复方樟脑酊应对结肠炎,用睾丸素控制体重减轻,用戊巴比妥钠帮助睡眠——这些治疗使他得到了一些缓解,但却又导致他抱怨感觉 “疲劳”、“头晕”和“困倦”。“他总是在用麻醉剂,”审查约翰·F·肯尼迪医疗记录的杰夫里·凯尔曼(Jeffrey Kelman)大夫说。“他之所以感到疲倦,是因为他被麻醉了。”

  肯尼迪的脊背疼痛是在身体上最令他分心的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疼痛感令他更加难以集中精力,而且因为这一点在把他当作健壮魁梧的公众面前更难隐藏。像在演讲台上低头读讲话稿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痛苦。在媒体看不见的时候,他上下直升飞机时每次只迈一个台阶。珍妮特·特拉维尔跟工程师们一起设计了一种讲台,读稿子时可以减轻拉力,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的朋友查利·巴特利特觉得,饮食结构是约翰·F·肯尼迪身体毛病的根源。巴特利特认为他食用的白宫丰富的食品以及那么多的红酒和“那些该死的代基里酒”是罪魁祸首。)1961年6月,在政府的食品换和平计划主任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向博比表示同情约翰·F·肯尼迪的病痛之后,博比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博比写道,如果不是特拉维尔在过去几年里的悉心照料,他哥哥“现在就不会是美国总统”。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1961年的春夏期间,这种痛苦几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特拉维尔每天给他注射2-3次普鲁卡因。8月 27日,她在自己的记录中写道,在肯尼迪因注射的疼痛而发出的喊叫声中,杰基从另外一间屋子跑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特拉维尔的注射是对马克斯·雅各布森调配的止疼药和苯丙胺的补充。

  白宫的内科医生乔治·伯克利上将认为,那些注射药物以及让肯尼迪动弹不得的后背支架和固定设施弊大于利。伯克利和一些秘密特工——他们注意到总统从椅子上起身很困难,看到他依赖拐杖——担心他很快就会无法走路,可能最终会坐到轮椅上。12月份,肯尼迪与哈罗德·麦克米兰在百慕大会晤期间,那位首相记录道,“在身体上,我觉得总统的身体状况不好。他的后背很疼,坐着时间长了就会感到疼痛。”这时,伯克利建议咨询一下纽约的整形外科医生汉斯·克劳斯(Hans Kraus)大夫。一直在医治肯尼迪的艾迪生氏病的内分泌医师尤金·科恩直截了当地劝说他不要依赖特拉维尔治疗他的脊背毛病,而是应当听从伯克利的意见。当特拉维尔拒绝伯克利关于咨询克劳斯的建议时,伯克利威胁要去找总统。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2)

  生硬无礼的奥地利移民克劳斯确认了伯克利最担心的问题。克劳斯告诉肯尼迪,如果他继续注射,不开始进行有规律的锻炼来加强他的后背和腹部肌肉,他就会成为一个瘸子。肯尼迪担心克劳斯进出白宫可能会引发媒体的询问,导致对他的健康产生不利的猜测,因此很不愿意采纳他的建议。1960年竞选总统期间遗失的医药箱和偷窃他的医疗记录的明显企图,使得肯尼迪对政敌掌握了他的有关他健康问题的情报后可能导致的潜在政治伤害非常敏感。

  肯尼迪的身体毛病并不危及性命,不像早先几位总统那样——主要有克里夫兰、威尔逊和弗兰克林·罗斯福。但是,因为如果忽略克劳斯的忠告可能最终会令自己被困在轮椅上,因此肯尼迪同意必须做些什么。他和克劳斯同意,将理疗解释为锻炼,为的是将总统的状况从非常好改善到极其好。他开始在地下游泳池旁边的一个白宫小健身房里每星期锻炼3次。伯克利和克劳斯阻止特拉维尔给肯尼迪治疗,运用锻炼、按摩和热疗手段缓解他的脊背痉挛。克劳斯车上的一部电话使他能够直接接通总统。身体锻炼成了肯尼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之后,减轻了他的疼痛,提高了他的活动能力。在他最喜欢的西部乡村和流行曲调的背景音乐中,锻炼疗法成了肯尼迪每天的会议压力和紧张日常安排的要求之外一种愉快的休闲。到了1962年1月,伯克利和克劳斯认为他这个月的状况比1961年的任何时候都好。2月底,他们对过去4个星期的描述是,“从医学角度说”,这是“自宣誓就职以来,而且在这方面可以说自1960年大选以来最为平安无事的一个月”。4 月份,他们宣布,他的“总体状况非常出色”。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十分在意要隐瞒有关他身体状况的真相,因此,4月10日,奥唐奈命令特拉维尔和伯克利将 “所有的医疗档案,包括与总统身体有关的所有记录······存放在林肯太太保管的保险箱里”。

  杰奎琳·肯尼迪既减轻了她丈夫的负担,又增添了负担。她对政治和作为第一夫人的责任的厌恶让肯尼迪十分焦躁。在竞选总统期间,她对约翰逊的秘书说,她感觉“很不够格,很茫然,而我已经怀孕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上总统后不久,肯尼迪就让白宫的礼宾司长安吉尔·比德尔·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跟杰基讲解第一夫人的角色问题。在杜克解释该位置的通常礼节职责并问她可能还希望做什么时,她回答说,“越少越好。我是个母亲,我是个妻子,我不是个公职人员。”《哈泼斯》(Harper’s)的编辑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记得在白宫对杰基的一次拜访:“我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政治生活,虽然她强迫自己适应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绝对明显的是,杰基· 肯尼迪渴望在米德尔堡(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的格莱诺拉别墅)度个长周末,更感兴趣的是在那里做什么,而不是在白宫做什么。”有个秘密特工在对新闻记者西摩 ·赫什(Seymour Hersh)说起自己在肯尼迪的白宫工作2年的经历时,记得感觉“很为杰基可怜。她真的很孤独。她好像很悲伤——完全是一个悲伤的女士”。

  杰基的亲笔记录证明了她最初对第一夫人角色的不快。在1962年6月写给比尔·沃尔顿的一封信中,她请他担任她的美术委员会(Fine Arts Commission)负责人。她承认,“把所有繁缛礼节和文案工作塞进你的生活之中是很残酷的事情——跟我一样——你痛恨这种事,而且其中的9/10都是没有必要的······只是在你在这份看起来叫人十分头疼的差事面前畏缩之前——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干了些什么——我很累——而且我想见我的孩子们——因此我只是告诉蒂什(Tish)[·鲍德里奇(Baldrige),白宫的社交秘书]——她吃惊得差点晕了过去——我永远不会出去——午餐、茶会、授级仪式、讲话等等。整整2个月的时间,一切都乱了套。现在,这已经成了惯例······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如今,我在这里的生活,曾经让我感到恐怖——起初令我不知所措的生活——现在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是我所知道的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因为这个位置——而是因为一个人的家庭的亲密关系——这是我在白宫绝对找不到的东西······而现在,我的生活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虽然可怕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令约翰·F·肯尼迪怒火中烧的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一是杰基的奢侈。她花起钱来根本不考虑成本,因而肯尼迪指责说她在动用他的本钱。白宫的正式交际预算根本不够她的花消,结果肯尼迪只好自己掏腰包。超支问题叫他无比烦恼,便请来一位著名的会计师帮助约束杰基在各种仪式活动方面的支出。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杰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个人花费超过了她丈夫每年10万美元的薪水,其中大部分用来购置服装。有一天,当一位议员走进椭圆型办公室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狂躁不安的肯尼迪给他看杰基用来购买衣服的4万美元账单。“如果你的妻子这么做,你会怎么办?”约翰·F·肯尼迪问道。那天晚上,肯尼迪当着本·布拉德利和他妻子的面朝杰基发作了。“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杰基温顺地反驳说她对此一无所知。不管怎么样——她说——她好像并没有买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3)

  令肯尼迪痛苦得多的是,1961年12月,乔·肯尼迪中风了。虽然医生们劝说他用抗凝血剂应对预警征兆,但是不喜欢失去控制、拒绝承认自己虚弱的乔却拒不接受他们的忠告。1961年圣诞周期间,他在他的棕榈滩俱乐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突然病倒,被急忙送到了一个当地医院。一个牧师在医院里为他做了最后的祷告仪式。听说他父亲得了中风、有生命危险,肯尼迪飞到了他的床边。虽然没有失去知觉,但乔有2天时间不认得自己的儿子。那次中风造成了乔右半身偏瘫,且无法清楚地说话。在他去世前的8年时间里,他挣扎着想说话、走路。后来的2次心脏病发作使得他的偏瘫更加严重。我们不难想像,乔很少能够连贯的语句和生命活力的丧失多么令他儿子伤心。他的家族历来重视体育活动、身体健美和自我控制,因而乔依赖他人照料自己最基本的需求的情形一定让约翰·F·肯尼迪痛苦地想到了他自己孱弱的身体。

  面对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不幸,肯尼迪做出的反应之一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的节奏玩弄女性。他在担任总统前那种沾花惹草的习性——他所敬慕的像墨尔本大人和他父亲那样的英国贵族所树立的榜样,他的健康问题造成的短命感,以及他哥哥和姐姐的英年早逝——仍然左右着他的行为。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可能离核战争有多么近,而这一点更加激发了肯尼迪的欲望:要最充分地享受生活,或者说要尽可能多地享受放纵的私生活。当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也肩负过同样的重担,但他们并没有这类行为。可是,肯尼迪玩弄女性的习性由来已久,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前景可能给他原本就可能表现出的行为增添了一些合理性。  当然,肯尼迪玩弄女性的行为一直是他的一种娱乐形式,但现在,这种习性还能让他从前所未有的日常压力中得到一种放松。肯尼迪与数名妇女有染,包括杰基的新闻秘书帕梅拉·特纳(Pamela Turnure);本·布拉德利的弟妹玛丽·平肖·迈耶(Mary Pinchot Meyer);被人们戏称为“闲聊”和“胡扯”的白宫的2个秘书;因与萨姆·詹卡纳(Sam Giancana)这样的黑帮老大关系密切而受到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的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Judith Campbell Exner);以及一个大学二年级“又高又苗条的漂亮”女生、有2个暑假在白宫新闻办公室工作的实习生。(她“没有什么能力,”新闻办公室的一名职员回忆说。“她不会打字。”)此外,还有戴夫·鲍尔斯花钱请来的好莱坞明星和小明星以及应召女郎。鲍尔斯是个宫廷小丑的角色,为肯尼迪提供放纵机会,为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各个饭店和游泳池、在白宫安排幽会。  肯尼迪还有些轻率愚蠢的行为。在1961年12月的百慕大会议期间,他告诉哈罗德·麦克米兰,假如他3天没有女人,就会剧烈头疼。但有时,他的幽会所包含的内容却不仅仅是性。他那紧张的婚姻关系以及他那不得离婚的公众地位也许是他与玛丽·迈耶发生风流关系的可以理解的原因。迈耶是个漂亮、聪明、成熟的女性,来自赫赫有名的平肖家族。更重要的是,她对他来说是一种慰籍。“他可以跟她一起享受生活,”约翰·F·肯尼迪传记作家赫伯特·帕米特这么写道。“他可以以她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话,他们之间的信任是相互的 ······她是一种重要的支持力量。她理解他不得不忍受那么多自命不凡之徒。在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可以抛在一边。他可以和她一起嘲笑他所看到的在他的权力中心周围所有的荒唐之事。”迈耶相信,肯尼迪爱她,而且如果不是无法控制的情形的话,他们会永远厮守在一起。肯尼迪很显然并不这么看。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本·布拉德利,“跟玛丽一起生活很难。”但是,毫无疑问,与许多其他女人相比,迈耶对于他更加重要。  肯尼迪一定还获得过另外一种宽慰,即他能够将自己与玛丽·迈耶的偷情一事瞒过本·布拉德利。布拉德利说,他曾经“听说过他在读本科的时候是如何到处播情的故事······我时不时地听人们描述‘杰克的女朋友之一’。当他还是个候选人的时候,这从来不是我的记者朋友们的首要话题······在那些日子里,记者们并不觉得有必要对某个政治家朋友进行全面的联邦调查局式的现场调查。我的朋友们一直无法理解我对他的所作所为的不知情,尤其是在得知 ······玛丽·迈耶一直是肯尼迪的女朋友之一后。随它去吧。我只能再次说我对肯尼迪的性生活一无所知,声明我为曝光的细节感到震惊,为这种残酷无情感到震惊,为其中一定涉及到的托词感到震惊”。  即便肯尼迪担心过杰基的感受,她谨小慎微地避免与他在他玩弄女性问题上当面冲撞的做法也促使他将这种担忧抛在了脑后。但是,她对自己丈夫的行为并不抱有幻想。1961年,在他们访问加拿大结束时,就在总统和杰基向迎宾队伍中的人们道别的时候,看到迎宾队伍中有一个“金发小娇娃”——约翰·F·肯尼迪的军事助理戈弗雷·麦克休(Godfrey McHugh)将军这么描述她——杰基“愤怒地车转身”,用法文对站在她身后的麦克休和戴夫·鲍尔斯说,“你们为我丈夫招募了这个女人难道还不够糟糕,接着你们还要羞辱我,让我跟她握手!”有一天,当她陪伴一名巴黎新闻记者参观白宫的时候,她在他们经过“闲聊”的时候用法文对他说,“这就是据说跟我丈夫睡觉的姑娘。”杰基似乎以为她的话不会让一个老于世故的法国人惊讶,但他对塞林杰的一个助手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4)

  杰基的格调与罗斯否认乔的风流韵事、拒绝与他发生冲撞的做法很相似。杰基尽量让肯尼迪的职员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在白宫、什么时候回到白宫,这样—— 用一位海军助手的话说——总统可以让他的“朋友们”回避一下。这并不是说杰基认可她丈夫的不贞行为。很显然,她对此非常气恼、郁闷,但她选择了容忍。

  新闻界潜在的泄密是否给肯尼迪造成了重大政治伤害呢?他不这么认为。1962年,他仍然相信,虽然街头小报、刊物可能会报道有关他的性生活的流言绯闻,但主流媒体在评论总统私人行为时还会坚持传统的限制。一件涉及到他的一名主要助手的例子——那是名已婚男子,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令他宽心不少。新闻办公室得到消息说,有一个记者将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肯尼迪问起这件事。肯尼迪那天特别小心,只邀请了他信任的新闻记者,而那一威胁一直没有成为事实。此外,正如塞林杰的助手巴巴拉·加马雷基昂(Barbara Gamarekian)所断定的那样,新闻界有那么多人性生活混乱不堪,因此,要他们去追究肯尼迪将是一种令人尴尬的伪君子行为。

  肯尼迪还暗示新闻界应当小心。1962年2月,《时代》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绅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上有关总统的封面报道。肯尼迪将《时代》杂志的记者休·赛迪叫到白宫。“我从来没有摆姿势拍过任何照片,”他斥责赛迪。“让《绅士季刊》(这是一份特别取悦于同性恋的杂志)拍照片的总统一定是个疯子······我不是在开玩笑,”肯尼迪威胁道。“我对这种事真他妈的恶心、厌倦透顶。这统统都是谎言······你们打算要拿我怎么样?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在肯尼迪的恐吓下,赛迪被迫答应撤回那篇文章。

  同样,1962年5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约翰·F·肯尼迪45岁生日晚会被大量报道后——在那天的晚会上,电影女演员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身穿银光闪闪的紧身衣为总统演唱了一首扣人心弦的《生日快乐》——有关肯尼迪与梦露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有令白宫尴尬的危险。肯尼迪让现在在他的政府里任职的纽约从前的一名记者发起了一场制止流言的运动。这位前记者让他的助手告诉编辑们,他代表总统说话,而有关总统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根本不是事实。

  肯尼迪还相信,记者们喜欢他,不愿意通过发表有关他性生活的报道而令他难堪。当然,他很清楚,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对立的。但是,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总是满足新闻界的采访要求,并因此建立了一种记者们不愿意破坏的微妙关系。在1956年的大会上,当肯尼迪身穿T恤衫和短裤准备走出他的饭店卧室、到客厅接一个电话时,有个助手说,“你不能穿着短裤出去,那里有记者和摄影师。”“我知道这些伙计,”肯尼迪大声回答,以便让他们听见。“他们不会占我的便宜。”

  肯尼迪的机智和口才对于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辛苦耕耘过的新闻记者们来说尤其感到亲切——当时的总统常常令媒体感到困惑,不知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者说的是什么意思。总统日上的2部电视专辑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肯尼迪工作的情景;1962年2月,杰基带人们参观白宫这个政府大厦,介绍了白宫的重建工程 ——媒体因此更加敬重肯尼迪夫妇,从而记者们不大可能去破坏约翰·F·肯尼迪作为一个顾家男性的迷人形象。

  肯尼迪之所以受到新闻界和公众的青睐,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和杰基给白宫带来的魅力。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十分欣赏高雅文化,但在他们眼里,总统和第一夫人是美国的贵族。他们举办的很有品味的白宫晚会——总统一身白领带、燕尾服的装束和肯尼迪夫人最入时的礼服打扮——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以及他们与国内外最优秀、最聪颖阶层的联系,令这个国家自我感觉良好。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美国在约翰·F·肯尼迪的领导下不仅正在重新树立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且还是进步型高品味的新中心;这个国家不仅生活水平最高,而且其总统和第一夫人毫不逊色于欧洲的老牌贵族。无论以上的感觉中有些方面多么脱离实际,对于肯尼迪领导下的白宫来说,努力维持其对公众想像力的控制却是一种绝顶的政治手腕。

  与新闻界和公众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肯尼迪对于自己能否控制联邦调查局却没有多大把握。1962年3月,胡佛明确地告诉肯尼迪,他有情报表明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与黑帮人物有关系,从此肯尼迪不再与她见面。而且显然,他已经不接听她的电话。胡佛并没有——约翰逊告诉一些记者——“抓住杰克·肯尼迪的小辫子”。胡佛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他之所以继续任职,是因为肯尼迪的好意。尽管如此,肯尼迪也许以为,如果胡佛准备跟他断交,他会在离任之前试图把他拉下台。

  肯尼迪玩弄妇女成性的行为有没有让他从政务上分心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这样,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但是,肯尼迪之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给予柏林或者其他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那种关注投放在越南上,并不是总统心神紊乱的表现,而是因为他决心不想让越南问题对于他的政府来说具有超出自己希望程度的重要性。当然,通过审查肯尼迪的白宫日程安排,人们会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在他眼中的重大问题。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说,他对于自己应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做出十全十美的判断。与外交政策问题相比,有些国内事务获得他的关注相对较少。但是,有关他过于忙着追求女性或者满足自己的性欲而无暇理会总统的重要事宜的猜测,却没有他日常活动记录的支持。而且,根据研究肯尼迪的另一位历史学家理查德·里夫斯的说法,总体上说,寻花问柳“比在网球上花的时间少”。到了1962年春天,也就是入主白宫15个月后,肯尼迪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玩弄女性的习性妨碍了他执掌政府、领导国家的能力。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1)

  “由于国内政治的缘故,”肯尼迪希望宣布他和赫鲁晓夫将讨论并取得进展的具体话题。虽然苏联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肯尼迪决定依旧进行,相信峰会会减少分歧,帮助避免一场核战争。国务院加大了肯尼迪的希望:“赫鲁晓夫会希望会谈在和谐中结束,并且为此可能会做出一些协商姿态,”一份背景文件告诉总统。在莫斯科的汤姆森大使也表达了这种观点:“相信赫鲁晓夫希望与总统的会议是一次愉快的会议,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希望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一些建议或采取某种立场,以产生改善气氛和关系的效果。”就连苏联人也告诉他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弥合的鸿沟”。

  乔治·凯南却不那么肯定。在他眼里,苏联人与中国人一样主要企图通过“一系列严厉的间接政治压力、无情地利用殖民地问题和全面的宣传攻势”来摧毁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并削弱北约。凯南敦促肯尼迪告诉赫鲁晓夫,“建立在这种算盘基础上的政治计划不仅完全不符合改善国际气氛的任何努力”,而且似乎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形成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军事对抗。这种做法意味着“令人痛心地破坏改善世界局面的任何努力”,称了那些反对苏美关系有任何改善的人的心。

  一开始,肯尼迪抵达维也纳以及与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交流有望使得峰会成为约翰·F·肯尼迪又一次公共关系上的胜利。赫鲁晓夫于6月2日下午坐着敞蓬车从维也纳火车站前往苏联使馆的路上所遇到的不那么热烈的反应,与第二天上午肯尼迪从机场前往美国使馆途中激动的欢迎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肯尼迪对这种欢迎的愉悦之情给车里坐在他身边的腊斯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你作杰基的替身真是不错,”总统开玩笑说。在机场高举标牌的人群让人感觉是为约翰·F·肯尼迪摇旗呐喊的一次政治运动:“别拿他们当回事,杰克”,“掀起铁幕”,“国外无辜者问候你”。

  两位领导人的第一个回合也让肯尼迪占了上风。6月3日,第一次会谈于下午12:45分在美国使馆召开。年轻高大的肯尼迪跳跃着从使馆的台阶上下来,迎接身材敦实的67岁的赫鲁晓夫。当摄影记者们在他们转身往里走时要求再多拍几张两人握手的照片时,肯尼迪抓住机会:“告诉主席,”他对自己的翻译说,“如果他没意见我就没意见。”面带微笑的赫鲁晓夫同意了。当他们被引进使馆的音乐室、在两张玫瑰色沙发上落座时,赫鲁晓夫拿肯尼迪总统打起趣来。作为那天上午的主人,肯尼迪总统表示很高兴见到赫鲁晓夫主席,并回忆起1959 年他们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上见面的情形。肯尼迪表示希望会议能够产生对两个国家面临的问题的更好的理解。赫鲁晓夫也“希望谈话会很有用”,但他借肯尼迪回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来为自己赢得一分:赫鲁晓夫记得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年轻而有希望的人”。渴望消弭两人在年龄和经验方面差距的约翰·F·肯尼迪回答说,“从那以后他一定已经老了。”在谈到年轻人希望显得老些、老年人希望显得年轻些时,赫鲁晓夫说,“他会非常高兴把年岁匀给总统一些,或者跟他换个位置。”

  在走向一张大桌准备进行更加正式的交谈时,赫鲁晓夫将肯尼迪原本希望可以就当前问题进行的一场讨论变成了有关两国各自制度之优越性的的哲学辩论。肯尼迪在开始交谈时首先提出他们需要找到“方式方法,以便不致使形势发展到两国将付诸涉及到他们安全或威胁到和平的行动”。赫鲁晓夫的答复抓住肯尼迪友好而基本上平和的开场白,开始猛烈攻击美国过去未能推进苏美友谊,强调美国希望与莫斯科达成将“以其他民族为代价”的协议。赫鲁晓夫说,他不会答应这一点的。他还强调说,美国和苏联之间没有必然的经济利益冲突,而虽然苏联打算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但却无意“阻碍美国的经济发展”。肯尼迪还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想打败他的坚定决心,对赫鲁晓夫没有根据的指控的答复是表示苏联的增长率令他十分欣赏,且“这一定是赫鲁晓夫先生心满意足的一个渠道,对我们也是一样”。

  赫鲁晓夫没有理会肯尼迪礼貌上对他心里明白是一番假话的肯定,开始抱怨美国的反苏政策。他断言,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旨在清洗共产主义,而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取决于相互接受各自的制度。肯尼迪现在开始迎接挑战,宣称扰乱全球力量平衡、试图打破现存控制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这是我们非常认真关注的问题,”肯尼迪说。肯尼迪的反驳似乎令赫鲁晓夫火上浇油,或者给了他一个借口紧接着对总统发动计划好了的攻击。他否认莫斯科旨在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任何其他国家的说法。他说,共产主义将取得胜利,因为历史站在它的一边。肯尼迪反驳说,美国人不同意赫鲁晓夫主席关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但是,为了将话题转回到当前的现实中,肯尼迪说,问题是要找到在双方利益有冲突的领域里避免冲突的方式方法。

  赫鲁晓夫认可约翰·F·肯尼迪的观点,但又回头争辩说,他们面临一场共产主义将取得胜利的思想竞争。当肯尼迪试图重申自己的观点,即思想上的冲突不应当产生有可能导致军事对峙的利益冲突时,赫鲁晓夫问他是否在说共产主义影响力的任何扩大都将被看做是苏美冲突的原因。不待肯尼迪回答,赫鲁晓夫否认了他的观点,即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将威胁到和平。当肯尼迪再次试图将赫鲁晓夫从其哲学问题上的反复唠叨转移到他所担心的国际上的“错误判断”时,赫鲁晓夫蔑视地称“错误判断”之说是让“苏联人像个小学生那样手放到课桌上坐在那里”的借口。所谓“错误判断”的说法是一种试图恐吓苏联的手段,企图阻止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将超越美国所提倡的那些东西。在肯尼迪通过举例——即美国没有能够预料到中国人会干预朝鲜战争——进行反驳后,赫鲁晓夫让步说,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恶化、而是要改善关系。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2)

  午餐的时候,气氛缓和了一些。当肯尼迪问及赫鲁晓夫外衣上的2块胸章时,他说是列宁和平奖章。“我希望你能留好它们,”肯尼迪回答。赫鲁晓夫跟他一起哈哈大笑。塞林杰为媒体提供了这种欢快的趣闻,加强了肯尼迪总统沉着机智的巴黎形象。

  午餐期间,赫鲁晓夫时而和颜悦色,时而尖刻好斗,有意给人一种暴躁冲动而且可能异常危险的印象——这位国家领导人相信,这样就能战胜美国,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只要有必要。在谈到苏联在太空领域的成就时,肯尼迪建议两国也许可以一起去登月。猝不及防的赫鲁晓夫说起了与太空旅行相关的军事优势,然后软弱地补充道,“好啊,干吗不呢?”赫鲁晓夫告诫肯尼迪,他是在大选之后才释放了RB-47的飞行员,耍弄了尼克松一番,等于投了他一票,同时,让大家忍俊不已的是,他宣称,很多人认为表情冷酷的安德雷·葛罗米柯很像前副总统。在肯尼迪潇洒而短暂的祝酒之后,赫鲁晓夫絮絮叨叨地表白苏联如何渴望和平,表示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美国人民如何尊敬,又用额外的严厉措辞抨击了尼克松,否认了莫斯科对共产党在其他国家的暴乱负有责任,并声称自己准备与年轻得多的美国总统继续竞争。

  午餐后,在花园漫步期间,肯尼迪试图与赫鲁晓夫建立起更加融洽的关系。但是,苏联总理却是一副铁石心肠。奥唐奈和鲍尔斯从使馆楼上的一个窗户注视着他们:“赫鲁晓夫在激烈地争辩着,绕着肯尼迪转圈,像条狗似的朝他吼叫,一边指指戳戳的。”后来,当筋疲力尽的肯尼迪泡在浴池里的时候,鲍尔斯说,“当他在外面给你难堪的时候,你好像很平静。”他们当时正就德国和柏林问题争吵。“你觉得我会怎样?”肯尼迪悻悻地说。“脱下一只鞋来砸他的脑袋吗?”肯尼迪希望在一种比较积极的气氛中结束他们的散步,便问赫鲁晓夫主席是如何腾出时间召开与美国客人延长了的连续会议的。赫鲁晓夫仍然希望占些上风,便描述了使他能够心无旁顾的权力共享体制。当肯尼迪抱怨说美国政体施加给他一个“耗费时间的程序”时,赫鲁晓夫厉声回道:“那么,你为什么不转向我们的体制呢?”

  下午的正式会谈导致的是更多的辩论和敌视。在第二轮会谈开始时,肯尼迪首先回到自己对当前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引发战争的担心。他试图澄清他所说的“错误判断”是什么意思。他承认,他在古巴问题上做出了一个“错误认识”。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讨论“能够导致这些认识上的更大的精确性,这样我们两个国家就能在不危及自己的民族安全的情况下安度这个竞争时期”。虽然赫鲁晓夫同意这是个好主意,但他把肯尼迪的认错看作是软弱的表示。他攻击美国将人民的反抗看成是共产党的阴谋。他说,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苏联人之所以支持反殖民主义,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的缘故,而是因为认识到这是些“神圣的战争”。曾经一度支持过民主革命的美国现在青睐的是维持现状,错误地 ——正如在古巴那样——试图压制人民的激情,并在莫斯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时候,以战争相威胁。赫鲁晓夫强调说,相形之下,苏联只是希望维护和平。肯尼迪回答说,美国排除战争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即东西方之间目前的军事力量平衡意味着在核冲突中双方都将是输家。

  见肯尼迪承认苏联的力量与美国相同,赫鲁晓夫兴奋不已。他觉得这是证明苏联在国际事务上思想意识优越、证明苏联更加致力于民主希望和世界和平的又一个理由。下午的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对他的同志们这么形容约翰·F·肯尼迪:“他非常年轻······不够坚强。太聪明,太软弱。”赫鲁晓夫下的赌注—— 即他应当利用苏联的当前威望(造成该威望的因素是认为苏联拥有的导弹优势、在亚洲和非洲的亲共产党暴动、肯尼迪的猪湾失败和苏联太空计划的成功)攻击他的美国对手——似乎见到了收益。赫鲁晓夫认为,只要他在维也纳的峰会上胜过约翰·F·肯尼迪,美国的政治地位就会受到挫伤。他不是来谈判的;他是来竞争的。

  下午的会议在不祥的气氛中结束。当肯尼迪建议他们在那天晚上用晚餐的时候或在第二天讨论核试验、裁军和德国问题时,赫鲁晓夫说,他打算“将核试验和裁军问题联系起来”。德国的主要问题是需要一个他希望两国能够签署的和平协定。“这样能改善关系。但是如果美国拒绝签署和平协定,苏联就会签署协定,而且什么也阻挡不了。”

  赫鲁晓夫的表现令肯尼迪愤慨、恼怒。一名英国新闻记者看见他送赫鲁晓夫上车,觉得他看上去很“茫然”。他一边在使馆的卧室里踱着步,一边叫嚷道,“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小孩,一个小孩。”他问卢埃林·汤姆森,“是不是总是这样?”大使回答说, “意料之中。”波伦认为总统“有点沮丧”。而虽然他试图安慰他,说“苏联人总是说话蛮横”,但他相信肯尼迪对自己被拖入一场意识形态的辩论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凯南觉得赫鲁晓夫捆住了肯尼迪总统的手脚,而肯尼迪显得彷徨、胆怯。肯尼迪自己有可能没弄明白哈里曼所说的轻松娱乐可能代表什么意思。

  巨大压力下漫长的一天当然是肯尼迪到傍晚时疲惫不堪的大部分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小视雅各布森在他身上用的化学品的作用。随着一天的进展,以及雅各布森在下午早些时候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谈前夕打的一针的作用的消失,肯尼迪可能已经失去了那一针最初产生的感情上和生理上的力量。但是,比肯尼迪的精力水平更加重要的是两个领导人对待峰会态度上的根本不同。肯尼迪渴望表现出合乎情理,促进谅解,但这些都比不了赫鲁晓夫进行辩论、在口舌上占经验不那么丰富的肯尼迪总统上风的决心。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3)

  无论如何,很显然,赫鲁晓夫赢得了第一天的辩论。但达到了什么目的呢?赫鲁晓夫很荒唐地认为在他年轻对手面前赚得些许优势能起到一些作用,却只能坚定肯尼迪迎接共产党挑战的决心。赫鲁晓夫也许以为他相信自己有关苏联压倒了美国的说法,并因此无法抵御吹嘘一番的诱惑力。为了回应来自克里姆林宫同志们的压力以及中国试图取代莫斯科的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地位的努力,赫鲁晓夫觉得必须表现出是个顽强坚定的倡议者,而不是一名议和者。正如凯南所精确预计的那样,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峰会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在不将华盛顿逼向战争的前提下,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维持莫斯科的优势。但是,赫鲁晓夫的行为短视到了可怜的地步。

  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对赫鲁晓夫的处境表示一些同情。他主持着一个没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且没有什么改善的空间。从长期来说,苏联社会体制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正如米凯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30年后所理解的那样。但是,在1961年,赫鲁晓夫无法看得那么远;同时他无法忽略这种可能性,即对美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会吓得他们拱手让出德国,甚至让出西欧——正如戴高乐所担心的那样——以便将美国和全世界从核摧毁中拯救出来。

  虽然赫鲁晓夫是峰会争吵的罪魁祸首,但肯尼迪也并非毫无责任。不错,他在会谈中弹了几次协商的调子,承认在古巴和亚洲政策方面的失误,通过认可苏联军事力量的质量而安抚了他们的虚荣心。但是,在争取国际威望方面,他和苏联人一样坚决。众所周知的是,总统定期监测美国新闻署进行的国际舆论对美国和苏联看法的调查。他在宣誓就职日中的论调和他5月份在国会的讲话明确无误地表明,新总统至少在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和势力方面比更加成熟、更加稳重的艾森豪威尔还要强硬。但是,无论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针锋相对的会谈的责任怪罪于谁,他们都标志着让冷战不明智地升了级,而会谈的目的却正是要缓解冷战的局面。

  赫鲁晓夫很担心自己给美国人和国际舆论留下一个维护国家和意识形态利益的泼妇形象,便在哈布斯堡人修建的17世纪乡村建筑舍恩布龙宫举行的正式晚会上努力采取温和的进攻姿态。但是,他只是让到这个地步:赫鲁晓夫和他的随从人员拒绝系黑领带,而是身穿商务西服,由此表示对西方皇宫之颓废派艺术的嗤之以鼻。赫鲁晓夫的夫人尼娜·彼得罗夫娜(Nina Petrovna)没有化装,一副家庭妇女的庄重模样,让参加晚会的罗斯·肯尼迪觉得像是完全可以在美国家庭里当一名绝对可靠的看孩子的保姆。赫鲁晓夫坐在杰奎琳·肯尼迪的旁边,不断地跟她插科打诨地讲故事,让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看一场阿博特(Abbott)和科斯特洛(Costello)(阿博特和科斯特洛是美国当年著名的喜剧笑星。——译者注)演的电影。当赫鲁晓夫面色变得严肃起来,试图教导她说目前乌克兰的人均享有教师数量超过了沙皇时期时,杰奎琳告诫他说,“‘噢,主席先生,不要拿数字来烦我’——这时他突然大笑起来,一时摆出了奉承讨好的神情。”

  第二天的峰会在苏联使馆进行,会议的突出特点是着重讨论德国问题,但在这之前,赫鲁晓夫却试图再次进行意识形态辩论,直到肯尼迪转移话题。当肯尼迪首先问赫鲁晓夫他是苏联的什么地方人时,赫鲁晓夫回答说是接近乌克兰边界的库尔斯克附近,也就是发现300亿吨铁矿的地方——比整个美国多6倍。肯尼迪没有上当。在讨论老挝问题时,赫鲁晓夫再次指责“美国太富有了,太强大了,结果它认为自己拥有特权,可以肆意不承认他人的权利。”赫鲁晓夫说,莫斯科不能接受这一点,并打算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你瞧,主席先生,”肯尼迪反击道,“你无法把我塑造成一名共产党,我也无法把你塑造成一名资本家,所以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赫鲁晓夫的“正题”就是攻击美国的禁止核试验和裁军建议,以及美国对苏联与德国之间和平协定的阻挠。赫鲁晓夫不愿意停止试验,因为莫斯科认为要想实现与美国的核对等,试验工作是关键,因此他反对联合国防止地下核试验的实地检查,称之为“等于间谍活动,是苏联无法接受的”。赫鲁晓夫宣称,联合国在刚果的行为表明莫斯科无法信任达格·哈马舍尔德,指责他是刺杀卢蒙巴的同谋。安排3次检查是可能的,但实施检查工作的必须是一个3人委员会,由1名苏联人、1名美国人和1名真正中立的代表组成。此外,赫鲁晓夫争辩说,如果美国同意“全面而彻底”的裁军,禁止核试验就是多余的。

  肯尼迪同意,禁止核试验并不禁止美国或苏联的武器生产,但指出此举会减少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禁止核试验,在几年的时间里核大国的数量就会上升到10或15个。肯尼迪敦促赫鲁晓夫用间谍风险与核扩散的危害进行对比,而核扩散“必定会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安全,增加重大冲突的危险”。禁止核试验将是第一步,因为要在全面裁军方面达成协议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当赫鲁晓夫重复自己有关全面裁军优先于禁止核试验的观点时,气急败坏的肯尼迪宣称“谈话又回到了起点”。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4)

  有关柏林问题的讨论更令肯尼迪恼火。禁止核试验谈判的失败固然意味着长期的危险,而柏林问题却是个骇人的眼前危机。赫鲁晓夫说话时带有相当的热情;中欧形势显然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而在峰会前一天半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序曲,是会议正题的预备——确保统一的德国将没有能力给俄罗斯带来伤害,并关闭柏林,切断受共产党压迫而逃亡的人的通道。

  赫鲁晓夫提醒肯尼迪,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2,000万人,而造成冲突的罪魁祸首德国已经重新获得了为更加具有毁灭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铺平道路的那种军事力量。如果可能的话,苏联打算与东德和西德都签署和平协定,或者至少是东德,以防止该民族的统一。赫鲁晓夫解释说,这样一个协定将废除1945年以来的所有安排,包括西方通过东德从陆路和空中进入柏林。如果美国签署了和平协议,柏林可以继续是一个“自由”城市,但如果拒绝签字,则西方进入柏林的所有权力都将终止。

  肯尼迪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被胁迫签定协议。“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老挝,”约翰·F·肯尼迪说。“这是美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柏林,并不是因为获得了什么人的许可。我们是打进去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区被驱逐出来,如果我们认可失去我们的权利,那么谁都不会对美国的承诺和保证抱有任何信心。” 他敦促赫鲁晓夫不要威胁欧洲当前的势力均衡,不要挑衅美国的反应。

  但是,赫鲁晓夫毫不退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苏联签署和平协定,”他说。赫鲁晓夫对肯尼迪强烈反应的惟一让步是答应不在12月份前签署协议。他宣称,美国将为围绕柏林问题发生的任何战争负责,而只有“必须穿上约束衣的······疯子”才会希望出现这种冲突。肯尼迪反驳说莫斯科对现有势力平衡的破坏将是任何战争的诱因,但此话似乎没有任何效果。赫鲁晓夫在结束时说,莫斯科已经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允许美国“在晚些时候回到这个问题,如果它愿意这么做的话”。

  午餐期间的交谈并没有缓解赫鲁晓夫的敌意。他提起了核武器的话题,指出苏联跟美国一样,拥有核潜艇,并且还在生产短程、中程和洲际导弹,而只有在美国恢复核试验的情况下,苏联才会重新启动核试验工作。他说,苏联不会试图在美国之前登上月球,因为那样将削弱苏联的防务力量。事实上,总统关于国防开支方面的信息已经促使他考虑增加苏联的地面部队和装备。

  肯尼迪拒绝做出让步。他承认苏联是一个大国,拥有可以与美国相比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因此很关键的一点是,两国在行动中必须是负责任的方式,以避免战争。德国就是一个例证:“各方都应当认识到另一方的利益和责任······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各方理智地待在自己的地区。”为了迎合一下赫鲁晓夫的虚荣心——他告诉肯尼迪,他在44岁的时候当上了莫斯科规划委员会的主席——肯尼迪说,当他到了主席67岁的年纪时,他希望能够成为波士顿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也许同时当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受肯尼迪拒绝在德国问题上屈服的刺激,赫鲁晓夫“突然插嘴说,也许总统希望成为全世界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

  肯尼迪对赫鲁晓夫不屈不挠的敌对态度非常恼火,便请他私下谈谈,以简单回顾一下讨论的问题。“不再试它一下,我不能离开这里,”肯尼迪对一名助手说。“在我了解得更多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在回楼上会议室的路上,他告诉腊斯克,“这是一块硬骨头。”在最后的会晤中,肯尼迪首先说,他希望赫鲁晓夫不会用柏林这样一个“深深地”牵扯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来与美国发生冲突。他还请赫鲁晓夫看清签署和平协定与挑战美国进入柏林权利之间的区别。赫鲁晓夫表现出寸土不让:他说,美国在试图羞辱苏联,而肯尼迪需要明白,莫斯科打算用武力来抵御美国入侵东德的任何行动。肯尼迪“接着说,要么赫鲁晓夫先生不相信美国是当真的,要么该地区的形势对苏联来说实在很不满意,从而它不得不采取这种严重行为”。他很遗憾离开维也纳时的印象是,美国和苏联正在走向冲突。赫鲁晓夫回答说,威胁要将战争灾难施加给世界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出现的是战争还是和平,由美国决定,”他说。肯尼迪面色严峻地说,“那么,主席先生,出现的将是战争。这将是个寒冷的冬天。”

  肯尼迪无法掩饰自己对激烈交谈的忧郁心情——这将意味着未来关系的恶化。在两人离开苏联使馆的时候,在媒体面前,赫鲁晓夫摆出一副欢愉的神情,但肯尼迪脸色阴森,毫无表情。后来,在美国使馆与詹姆斯·赖斯顿交谈时,约翰 ·F·肯尼迪显得“非常郁闷”。他瘫坐在沙发上,拉过“帽子盖住自己的眼睛,一副斗输了的模样,长长地叹了口气。‘很艰难?’赖斯顿问道。‘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事情,’总统回答说。”肯尼迪还告诉赖斯顿,他面临2个问题:琢磨出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以及思忖如何做出反应。他相信,由于他在猪湾惨败问题上的软弱表现,赫鲁晓夫“让我输得一败涂地”。他现在需要让赫鲁晓夫相信,他不会任人摆布,而目前能够让人相信美国力量的地方是在越南。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伦敦的路上——他要在伦敦与麦克米兰会面——肯尼迪继续回想赫鲁晓夫的丑恶行径。他把奥唐奈叫进他的特等舱,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发泄自己对会议的愤怒之情,以及他在今后几个月里可能与俄国开战的危险。在飞机上媒体舱的记者们面前,他把维也纳的气氛描述为“严峻”,并再次形容他们的交谈“很艰难”。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5)

  尤其令肯尼迪忧烦的是他自己的表现。他对自己的愤怒、恼火不亚于对赫鲁晓夫的痛恨。3个月以来,他第二次觉得自己的行为很不明智——第一次是批准了猪湾的进攻,现在是以为自己能够通过理性的解释减少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在肯尼迪表示出对苏联力量的尊敬和请求在柏林问题上的理智后,赫鲁晓夫并不是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而是变得更加强硬和顽固。肯尼迪气恼自己没有在会谈刚开始的时候表现出更加强硬的一面。他相信,自己的表现加强了赫鲁晓夫在猪湾事件后的认识,即他是个缺乏经验、优柔寡断的总统,可以在胁迫面前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让步。最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在会谈中的表现加大了、而不是减小了东西方战争的几率。

  一方面,他无法想像赫鲁晓夫实际上打算在柏林问题上走向战争。他在最后的会晤结束后不久对奥唐奈说, “照戴高乐的说法,赫鲁晓夫是在虚张声势,是永远不会签定那份协定的。凡是像他今天这样谈话的人,而且是当真的人,都是疯子,而我肯定他并没有发疯。”在他看来,为了柏林的进入权或者因为德国人希望统一自己的国家而发动一场会葬送数百万人性命的战争,“实在是愚蠢······如果我打算威胁俄罗斯要发动一场核战争,那一定是为了比这大得多、重要得多的理由。”

  但是,他也明白,比柏林问题上的利益还要小的理由曾经引发了过去的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为赫鲁晓夫的论调和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一个他无法通过有意义的方式交流想法的人,”博比·肯尼迪后来说。“我想他觉得惊愕的是,竟然会有”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那样“如此难缠、如此顽固”的人——如此“强硬”、如此“僵化”。无论会议进行得有多么困难、多么令人恼怒,肯尼迪明白,摆在他这个总统面前的最大挑战现在就在眼前。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1)-(图)

  肯尼迪与媒体的紧张关系进而发展到担心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在对出版商发表讲话时,他否认自己的话“是打算审查媒体应当留给任何总统和其家庭的恰当隐私程度”。他做着怪相指出,新闻和摄影记者参加每星期的教堂活动“当然于他们无害”。对于他打破艾森豪威尔允许新闻记者参加他的高尔夫球比赛的做法,他并没有表示歉意。不过与此同时——肯尼迪用人们喜爱的自我贬低方式指出——艾克的高尔夫球成绩并不包括把球击在一名秘密特工头上的事。

  但是,肯尼迪的担心并不在于媒体报道总统家庭和娱乐活动时表现出来的寻常的无孔不入精神。相反,他越来越担心的是大量流传的有关他玩弄女性的细节披露。专栏作家鲍勃·诺瓦克(Bob Novak)说,媒体界里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或者至少怀疑过他的风流韵事。从他当上总统一开始,一些极右翼报纸以及有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地下市场”便充斥着有关约翰·F·肯尼迪见不得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故事。但是,主流媒体抵制这种丑闻的传播。比如,林登·约翰逊在国会上的隐蔽办公室——那是他消遣型乱性活动的场所——在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是个公开的秘密;记者们私下里嬉笑林登·约翰逊的“密室”。但是,主流媒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值得因此写些什么。

  由于这种传言仅限于街头小报之类——他们靠没有根据的流言蜚语讨口饭吃——因而肯尼迪本人在刚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拿这些文章当回事。虽然这种传言——其中大部分是真实的——可能会令杰基不得安宁,但却不足以让他收敛。事实上,这种流言蜚语可能反而很称约翰·F·肯尼迪的心,因为它充实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大丈夫形象,与他那墨守陈规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虽然媒体没有走极端,总统身边的人们却担心他在政敌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而那些政敌可能会试图打破传统,用发表他那些风流韵事的方式令他难看。在肯尼迪担任总统10天后,J·埃德加·胡佛转交了一线特工关于有位女性声称是约翰·F·肯尼迪的情人的报告。“每过2、3个月,类似的公函就会从局长那里转给博比的办公室,这些并不很微妙的信号表明,胡佛正在保存并定时更新总统的一份档案材料。讹诈,”博比·肯尼迪的传记作家埃文·托马斯断定,“是胡佛达到其真实目的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即维护他自己的权力。”这同时也是胡佛博得自己的顶头上司博比欢心的一个途径。他的报告是在表明:我是你的保护者,不断及时地通报你可能需要预先得知的指控和危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关肯尼迪性生活的传言或者这方面的越轨行为本身令他在他的总统任期的头几个月里从重要的工作中分心。在11月和2月期间,他与赫鲁晓夫交换了几次和解信息。2月22日,他表示希望他们也许能够不久见面“进行非正式的意见交换,”从而为“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和睦的关系”做出贡献。但是,猪湾入侵行动破坏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初步交换意见而产生的任何亲善关系。眼见肯尼迪因为那次令人窘迫的失败而处于被动防守地位,赫鲁晓夫开始了进攻。“所有人都十分清楚,”他写信告诉肯尼迪,“入侵”古巴的“武装匪徒是在美国得到训练、装备和武器的。”他允诺要给予古巴“所有必要的帮助来击退武装进攻”,并警告说,“一个地区的冲突可能会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安定。”

  肯尼迪果敢地回复说,入侵行动表现出勇敢精神的爱国者们决心恢复古巴的自由。他强调说,美国没有在该岛进行军事干预的企图,但有责任“保护这半球免遭外来的侵略”。肯尼迪还告诫不要利用古巴为借口,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煽风点火,从而威胁到全面和平。他要赫鲁晓夫“认识到,世界各个地区自由的人民并不接受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你的政府信仰什么是它自己的事情;它在世界上的行为却是全世界的事情。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决心获得自由的人民的革命。”

  肯尼迪最大的担心是莫斯科可能会利用古巴作为封锁西柏林的借口,而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东德人和其他东欧人士正逃离共产党投奔西柏林。当尼克松敦促约翰·F·肯尼迪找个借口入侵古巴时,肯尼迪回答说,入侵行动将导致与俄罗斯在柏林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危险,而他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世界和平。如果将出现再一次世界大战的话,肯尼迪相信,柏林将是战争的发源地。

  赫鲁晓夫用一封15页纸的信回复肯尼迪,再次强调他对美国干涉古巴的指控,并重申他的警告,即这决不是缓解苏美紧张关系的方式。肯尼迪明智地没有理会赫鲁晓夫的信。尽管如此,由于赫鲁晓夫在避免核冲突方面与肯尼迪一样坚定,因此这位苏联领导人抓住了总统在2月份提出的于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谈的机会。虽然赫鲁晓夫并没有明说,但肯尼迪十分清楚,被赫鲁晓夫描述成“在欧洲中心部位的一个危险的紧张关系源地”的柏林同样也是他最大的担忧。

  肯尼迪上任后的头3个月已经证明了他的信念,即国际危险应当优先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但是,由于他相信有效的外交政策部分取决于国内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团结,因而他觉得必须在国际和国内举措方面实现某种平衡。在他看来,他的麻烦在于,国内方面的提案与其说促进了国家的团结,倒不如说加剧了国家的分裂。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2)-(图)

  4月18日,在猪湾危机期间,他要求国会创建一个新的内阁部——城市事务与住宅部——以终止“我们国家许多城市地区令人惊讶的衰败”、复兴全国70% 美国人居住的城市,并确保“我们人口的各个层次都享有充足的住房”。看起来,这是个亲善仁爱的提案,但却很快遭到了代表郊区和小城市的南方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的反对。经过修订后的议案更加强调小型社区,很有可能会抑制后者,但南方的反对意见却坚定不移——他们反对有可能主要服务于市内黑人、使得住宅资产经理处主任罗伯特·韦弗成为内阁里第一个美籍非洲人部长的议案。该议案同时还受制于因为虽有改善却仍然疲软的经济和增加的国防开支而造成的预算紧缺。肯尼迪不愿意为他眼里并非第一重要的事情而斗争,这种态度与经济和南方的反对意见一样,拖了大刀阔斧行动的后腿。

  于是,5月,肯尼迪提议立法通过有限减少与收益增加相关的赋税来刺激经济。他将自己的建议描述为“建设性改革道路上第一个紧急步骤”。他说,他计划于 1962年向国会提供一份更加全面的税收改革计划,以刺激“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长,(并创建)一种更加合理的税收结构和更加简单的税法”。与此同时,他提议以厂房和设备现代化和扩建信贷的形式为企业提供税收奖励。为了弥补在这方面的收入损失,他提议终止美国人在经济发达国家海外收入的免税政策和海外不动产的资产税豁免政策、代扣利息税和股息税、继续收取原定于7月份减少或者停止征收的企业税和消费税,同时向民用航空供应商征税,以帮助支付联邦航空系统的运营和改造费用。

  倾向于折旧津贴而不是用于新厂房和设备费用税务信贷的商界领导人们成功地阻止了肯尼迪的议案,表现出了他们游说的能力,以及白宫方面的疏忽大意。由于担心抢风头而削弱约翰·F·肯尼迪作为国内领导人的地位,白宫没有让林登·约翰逊——他在政府内是最有经验的立法人——在对付国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相反,肯尼迪过去从来没有表现出对重大议案获得通过而需要的那种合作努力有什么好感,依赖的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助手们来推进他的立法安排。约翰逊抱怨自己在国会山的那些关系没有得到利用,说,“你知道,在那方面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一次!”可以想像,其结果是,肯尼迪的立法努力步履维艰。

  虽然在成立住宅部和税收改革方面遭遇了失败,肯尼迪在国内事务方面并非没有收获。国会同意了一项区域再开发法案(Area Redevelopment Act),实现了他在竞选期间帮助缓解西弗吉尼亚和另外9个州失业痼疾的承诺。此外,国会在几个现有计划中接受了肯尼迪要求的重要增添内容:提高失业福利;提高最低工资,其中包含360万不受益的工人;增加社会保障;资助各城市改善住宅和交通;保护国家河流的一项控制水污染法案;继续资助艾森豪威尔期间开始的一个国家公路系统;提高农民收入、长期保持“我们文明社会中一个最突出的成就······以少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力生产出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粮食”的一项农业法案。

  虽然有了这些进展,但政府却无法从其最初的国内成绩中获得多少满足。除了区域再开发以外,白宫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立法业绩。肯尼迪的“头等大事清单”、税收改革、联邦政府对初级和中级教育的援助、大学奖学金和老人健康保险等,从来没有获得国会各委员会的通过。历史学家欧文·伯恩斯坦(Irving Bernstein)——他密切研究了围绕教育和健康议案而展开的斗争——将这些斗争描述成为政治上难以忍受的场面。对于保守人士来说,联邦政府参与教育领域,是个无法容忍的问题,因为他们希望维持地方上的控制权。在公共资金资助教会学校问题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激烈争辩形成了一种无法弥合的鸿沟。肯尼迪决心要履行自己在竞选期间有关政教分开的承诺,从而导致天主教的坚决反对,指责他拒绝支持对教会学校的直接援助。有人批评他在教育问题上的立场,抗议他恪守传统思想;与此同时,他对老人在社保中健康保险方面的支持也招致了相反的回应——警告政府的计划是在模仿共产党国家的医药社会化。健康保险议案同样无法获得众议院赋税委员会的批准——该委员会主席、来自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只批准获得绝对多数支持的议案。

  教育和健康议案的支持者们埋怨肯尼迪领导力度不够。事实上,他在大选期间曾经为这两项举措发表强有力的讲话,将其描述成优先立法内容。但是,理查德 ·诺伊施塔特新近出版的《总统权力》(Presidential Power)一书加深了肯尼迪对总统个人影响力有限性的理解,同时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在保守型南方民主党人士与共和党人结盟控制下的国会中为没有希望的举措而斗争是极其愚蠢的。在第87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这些议案几乎败局已定的情形促使他不愿意将大量政治资本投入进去。

  由于肯尼迪在支持学校教育和健康议案中一直非常谨慎,因此民意测验经办人卢·哈里斯敦促他要明白创造更加实质性国内业绩的必要性。肯尼迪政府的“第二阶段”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如今是营造一个新的上升势头的时候,”哈里斯在6月份写信告诉他。“总统需要一些重大、明确的得分重点领域。由于外交政策危机大量占用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最迅速、最容易理解并且收益最显著的领域很可能是在国内问题上。”哈里斯建议他为教育议案发动一场9月份返校之战。它应当成为“一个新的、国内头等大事”。在一项教育议案获得通过后,哈里斯鼓励他宣布“1962年实现老人保健计划”。他建议发动一场3阶段进攻:“正面攻击美国医学协会为一股阻碍进步的势力”;“可能会把肯尼迪议案当作自己号召力量的······老年人”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然后“通过 3次独立的电视节目”直接向全国观众发出呼吁。鉴于1961年的国会结构,哈里斯的主意与其说是聪明政治手段的一种表现,倒不如说是表达了肯尼迪也有同感的愤懑之情,即总统没有能力在全国最急迫的2个社会需求方面、在能够为民主党于1962年国会竞选中赢得重大优势的问题上取得进展。肯尼迪虽然不情愿在秋天再次提出其中的任何一个议案,但他发誓明年要再次发动攻势。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3)-(图)

  但是,最令肯尼迪恼怒的某过于民权领域。在1960年整个竞选期间以及在他担任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民权活动家们的充分理解。在观察了肯尼迪担任总统以来头几个月的表现后,马丁·路德·金预计,新政府将停留在“强有力地”争取“象征性融合的有限目标”。他告诉哈里斯·沃福德,“在大选期间,在我公开表示支持肯尼迪的时候,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具有那种智慧、技能和道义热情来实施我们一直在等待的领导风格,并做出任何一个总统都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在观察了他任职以来的表现后,“我确信,他具有那种理解力和政治技能,但迄今为止,我怀疑他并没有那种道义热情。”学生非暴力型统一行动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的詹姆斯·福曼(James Forman)却不那么相信总统的良好意愿,认为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不过是“巧舌如簧、口是心非”。争取民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的创始人贝亚德·拉斯廷认为,肯尼迪是“很久以来我们遇到过的最聪明的政治家”。根据拉斯廷的说法,他会把黑人领袖们召集在一起,承诺帮助他们获得选民登记所需要的资金。一转过脸,他会拼命巴结“南方民主党人,给他们提供南方种族主义法官,以确保黑人得到的钱不会达到目的”。拉斯廷补充说:“这是所有总统的行径。他们给予你的尽可能少。而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是所有民族的总统,他们不得不满足各个群体······所以他们经常在权衡,如果我不采取行动的话,对我来说问题的压力在哪儿?”拉斯廷相信,“我们从肯尼迪那里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来自客观的形势和政治上的需求,而不是来自约翰·肯尼迪的内心。他是个保守派。”

  在肯尼迪担任总统的头6个月里,大部分不满情绪集中在:他既不签署答应过的行政命令来废除联邦政府投资的住宅中的种族隔离政策,也不要求国会制订民权法律。他觉得这2项举措中的任何一项都一定会激怒南方人,并失去其他改革措施获得支持的所有机会。肯尼迪曾经批评艾森豪威尔拒绝就住宅问题采取行动,强调说这只需要大笔一挥,现在他开始在邮件中收到钢笔,提醒他在竞选活动中说过的话。作为回复,肯尼迪“不断嘟囔、取笑说,自己竟然会做出大笔一挥的承诺”。

  5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任、美籍非洲人路易斯·马丁写信对特德·索伦森说,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表明政府“胆怯,不愿意全力以赴支持民权立法······他的政敌们现在正在取得一个机会,可以指控他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的不作为”。批评声激怒了总统和博比。他们认为自己在目前的局限性下正在为民权事业做出最大努力。事实上,当1月份的盖洛普调查询问南方的人们是否会有一天黑人和白人将共用公共住宅时,76%的人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所有其他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大多数人都没有很快实现这一点的心理准备。盖洛普调查问道,如果联邦政府资助教育,是否资金应当流入所有的公立学校,包括那些实施种族隔离的学校?在将近 7年前最高法院宣布“隔离而平等的”学校为违反宪法、全国2/3的人表示支持公立学校以及所有公共交通形式中废除隔离之后,68%的美国人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在5月和6月期间,在被问及是否应该在不远的将来竭尽全力实施种族融合时,只有23%的人表示同意;61%的人倾向于循序渐进的变革。肯尼迪兄弟两人与大多数人的心态相同,认为挑战南方种族隔离法律的和平示威行动只能是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融合。

  但是,束缚他们手脚的不仅仅是公众舆论。肯尼迪在司法部的律师们认为,白宫在种族不公平问题上可以作为的局限性十分显著。司法部民权部门的负责人伯克·马歇尔(Burke Marshall)告诉马丁·路德·金,立宪联邦制严格限制了政府在干预学校种族融合或警察暴力案件方面的权力。司法部惟一拥有的主要回旋余地在于保护选举权,而即便在这个领域,他们仍然不得不与南方当地官员在恢复黑人自由方面的阻力作斗争。

  在3月和4月期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就全国内战委员会(National Civil War Commission)一名黑人委员在饭店就宿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该黑人计划参加萨姆纳堡战斗的纪念活动。肯尼迪给该委员会负责人尤利塞斯·S·格兰特三世(Ulysses S. Grant III)将军写信,敦促他公平对待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这时,参加该活动的南方代表们公开谴责肯尼迪未经授权干涉一家私人拥有的饭店的行为。格兰特表示委员会没有义务干涉“种族事宜”,肯尼迪无法说服查尔斯顿的任何饭店满足自己的要求,纪念活动的晚餐后来决定转到附近的一个实施种族隔离的美国海军基地——肯尼迪为此大为尴尬,更加坚定了他回避“种族政治”的决心。

  肯尼迪在1961年与马丁·路德·金的关系反映了政府在避免过多地卷入民权斗争问题上的欲望。金没有被邀请参加宣誓就职典礼,没有被邀请参加3月6日在博比办公室举行的民权领袖会议。正如金的传记作家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所说的,“金的名字在当时太敏感,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令南方政治家们大光其火的示威活动关系太密切。”3月下旬,当金要求私下会晤肯尼迪时,奥唐奈告诉金,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老挝、非洲、古巴和苏联的难题——总统不可能抽出时间会晤。到了4月底,白宫才同意在华盛顿的梅弗劳尔饭店(Mayflower Hotel)一个私人宴会厅里进行一次秘密的、非正式讨论,参加人员是金、博比、路易斯·马丁以及司法部的几个官员。会上,金非常谦逊、和蔼,结果他后来在白宫获得了与肯尼迪会晤几分钟的机会,而且博比向他提供了司法部官员约翰·西根萨勒和伯克·马歇尔的私人电话,说明他可以在选民登记人员无法联系上联邦调查局的时候随时给他们打电话。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4)-(图)

  这些姿态与其他政府行为如出一辙——肯尼迪相信,这些举动能够使他们获得人们对其民权运动领导人的认可。白宫的一份“9个月民权进展总结——1961 年1月20日至10月”说明了肯尼迪的观点。它对总统行政命令的描述是,创建了一个“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其执行力度远远超过从前的任何一个机构”,并且它已经说服了“50家最大的政府供应商中的大约一半实施‘进步计划’,其中涉及到黑人员工的招募、培训、聘用和晋升”。委员会希望在年底前能够将所有50 家供应商拉进到这一“积极行动”计划中。政府中已经任命了超过“50名优秀黑人”担任高级决策职位,各个政府机构也正在积极聘用“合格的黑人在美国和海外承担联邦政府工作”。司法部已经受理了12件选举权诉讼案,并打算“以所有恰当的方式支持黑人······登记和选举的努力”。政府已经提出法律诉讼、提供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以实施南方各地的学校种族融合政策。总统已经成立一个内阁民权问题小组,协调联邦政府所有的民权行动。最后,政府表示它打算在1 年之内结束州际公共汽车、火车和全国各地的飞机旅行中的种族隔离和其他歧视方式。

  关于在州际交通领域废除种族隔离的主张很好地说明了肯尼迪兄弟为什么在民权领袖心目中信誉度有限。政府是在无奈之中被拉进这场争论的。5月初,13名CORE的黑人和白人委员登上了华盛顿专区的灰狗(Greyhound)和旅途(Trailway)公共汽车,准备经过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州前往新奥尔良。他们的目标是要在5月17日前到达新奥尔良,纪念最高法院关于学校种族融合的裁定7周年。虽然CORE将自己的行动通知了司法部,而且一个记者也告诉了博比,但白宫本身却没有得到该旅程的事先通报。5月15日,报纸报道说,亚拉巴马出现了针对自由之行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令肯尼迪大吃一惊。计划在2天后访问加拿大的肯尼迪认为报纸头条新闻是对美国国际形象的又一次打击。“你能不能把你那些该死的朋友们从那些公共汽车上弄下来?”他问哈里斯·沃福德。“叫他们取消行动!阻止他们!”当自由之行示威者们——其中几人被严重打伤——放弃公共汽车旅行,准备从伯明翰飞往新奥尔良、却发现自己因为炸弹威胁而被困在了伯明翰机场时,博比让西根萨勒去帮助他们。“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西根萨勒问道。1个星期前,博比在佐治亚大学曾经有力地声明,政府决心实施民权法律,作为与国际共产主义作斗争的一个方式。此时,他的回答是,“我想他们主要需要有人过去,握住他们的手,让他们知道我们很在乎。”

  肯尼迪兄弟相信,博比在佐治亚大学赢得黑人和白人首肯的讲话以及西根萨勒在伯明翰的出现——他帮着将自由之行示威者们送到了新奥尔良——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对民权的承诺,足以令他们有权获得民权活动家的合作与支持。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表明,全国只有24%的人赞成自由之行示威者的行为,64%的人表示不赞成。因此,肯尼迪兄弟更加坚信,他们的行动表现出了政治勇气。

  然而,自由之行示威者们却认为政府在尽可能不作为,而且远远少于所需要的。结果,纳什维尔的一群学生——尽管西根萨勒警告说他们可能会被杀死,并向他们施加了压力——决定前往伯明翰,然后完成公共汽车旅行前往新奥尔良。他们刚刚到达,当地警察便以触犯隔离法将他们逮捕并投入监狱。被非法地进行“保护性拘禁”的活动家们要求立刻得到释放,以便恢复他们的旅程。为了让总统超然于“种族政治”,博比告诉媒体,只有他和他的副手们在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但是,肯尼迪与这班人在他的卧室见了面——他身穿睡衣,坐在一动没动的早餐前。大家一致同意,他们需要一个直接干预的计划。他们排除了将亚拉巴马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管辖之下的做法,因为那样会加深危机的感觉,总统的卷入程度超出了他们的希望。相反,总统给亚拉巴马州的州长约翰·帕特森(John Patterson)——那是肯尼迪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最可靠的南方同盟——打了个电话。不打算为肯尼迪兄弟送命的帕特森让州议会的一个接线员回答说,他正在墨西哥湾钓鱼,无法联系上。当肯尼迪第二次拨打帕特森的电话遭遇到更加直接的拒绝时,博比告诉州长的助手们,除非帕特森同意保护自由之行示威者,否则总统将被迫派遣联邦军队。帕特森很不情愿地表示同意采取行动,博比又给灰狗公司施加压力,要他们找到一个愿意冒险驾驶一辆种族融合型公共汽车的司机。最后,抗议者们终于走上了前往蒙哥马利的旅程。

  为了让灰狗就范,博比不得不威胁伯明翰的一个公司主管。 “你知道怎么驾驶公共汽车吗?”博比压着怒气问道。当那人说不会时,博比爆发了:“那好,这个该死的公共汽车公司里一定有人能驾驶公共汽车的,对不对? ······我想你······最好联系上灰狗先生,不管灰狗是谁,有人最好能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企业不能让他们继续他们的旅程的话,我会—— 政府会——非常恼火。”偷听博比电话谈话的人把消息泄露给了媒体。除了在南方的负面宣传外,媒体的报道没有让肯尼迪兄弟在民权支持者那里赢得多少信誉—— 他们认为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博比不是在领导,而是在被动作出反应。而且,他们破坏了政府对南方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政治影响力,而那些南方议员们似乎一定会让肯尼迪在国会山的日子比以往更加难过。“我从来没有从那件事中恢复过来,”博比后来谈到报纸的指责时说。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5)-(图)

  活动家的坎坷经历以及政府为了保护他们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在蒙哥马利继续上演。一群白人暴徒手里拿着斧柄、棒球拍、铁链和铝管在公共汽车终点站攻击自由之行示威者。由于城市警察不在场——他们对示威者同样持敌视态度——失控的暴徒殴打着活动家、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和西根萨勒——他想保护2位妇女免遭棍击。在蒙哥马利出差的司法部律师约翰·多尔(John Doar)当时站在一栋联邦政府大楼的窗户前目睹了一切。他在电话里向华盛顿的伯克·马歇尔描述了那场混战。“噢,那些拳头,在打人!”他冲着电话里喊道。“没有警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一个警察都看不到。他们在高喊,‘那些黑鬼在那儿!揍他们!揍他们!’真是恐怖。”暴徒用管子把西根萨勒打得趴在地上。他躺在那里不省人事。半个小时以后,他被送去了医院。

  帕特森拒绝与博比谈论最近的暴乱。在与杰克交谈过后——杰克当时在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尔堡度周末——博比决定派遣联邦警察前往蒙哥马利,保护“州际旅行者”。听说金也要前往蒙哥马利,准备到黑人牧师拉尔夫 ·阿伯内西(Ralph Abernathy)的第一浸礼会教堂(First Baptist Church)为自由之行示威者祈祷,博比非常恼火。他试图说服金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增加当地的紧张局势,但没有取得成功。为了确保金的安全,50 名美国警察在机场迎接他,并将他护送到阿伯内西的家里。在肯尼迪的老朋友、司法部的副部长拜伦·怀特(Byron White)与州长帕特森见过面后——州长要求撤回联邦警察——怀特给总统打电话,提出的建议也是撤警察。但是,肯尼迪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终点站发生暴乱后已经发表了声明,说美国政府将履行其维护公共和平的职责,因而拒绝接受怀特的意见。

  除了从白宫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他的声明以外,肯尼迪还是保持不公开露面,虽然博比在周末期间经常与他一起协商。5月21日星期天,联邦警察和暴徒之间在阿伯内西的教堂附近——有 1,500名自由之行示威者的支持者聚集在那里听金的讲话——爆发了一场新的暴力冲突。博比挑头调遣联邦警察,并与当地执法部门协调维持和平。在暴徒一次又一次围攻教堂、联邦警察用催泪弹予以驱散期间,金与博比在电话里发生了冲突。金一边与他的听众们等待着更多的联邦警察到来,一边对博比说,“如果他们不马上赶到这里,我们就要面临一场血腥冲突。”在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取代了联邦警察、威胁教堂里的人们不得离开时,金谴责博比将教堂交给充满敌意的警卫队控制。“听着,大人,”博比不耐烦地回答说,“你跟我一样十分清楚,如果不是美国联邦警察的话,你现在早就像吝啬鬼凯尔西一样成了一具尸体了。”博比的比喻没有让金发笑——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爱尔兰人用来形容死尸的这句俚语。“谁是凯尔西?”他问一些助手。“通话到此结束了,”沃福德说,“但更激烈的交锋还在后面。”

  虽然在教堂里的人被允许黎明前离开,政府方面因为维护了法律和秩序而产生了一种胜利感,但肯尼迪兄弟与民权倡议者之间的分歧却加大了。当帕特森抱怨说美国联邦警察在亚拉巴马州的出现正在“政治上毁了我们”时,博比回答说,“约翰,更重要的是教堂里的这些人身体上安然无恙,而不是我们政治上平安无事。”但是,星期一,在经过了教堂的整夜危机之后,博比希望自由之行示威者们结束他们的活动。“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他告诉沃福德。在公开场合,博比呼吁“冷静”一个时期。CORE的詹姆斯·法默作出了尖锐的反应。“黑人已经冷静了100年,”他说,而且 “如果他们再冷静的话就会进入深度冷冻状态了”。金则告诉《时代》杂志,“等待的意思是‘永远不’。”当一名记者问拉尔夫·阿伯内西是否担心会让总统难堪时,阿伯内西回答说,“兄弟,我们已经难堪了一辈子。”金在拒绝了博比的要求后告诉他的几位助手,“你们知道,他们不明白世界正在发生着社会革命,所以他们不理解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在就亚拉巴马州的动乱发表了公开声明之后,肯尼迪会见了一批自由主义者,包括演员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和沃尔特·W·罗斯托的弟弟、耶鲁学院院长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贝拉方特十分尊敬地问总统是否“能够就自由之行示威者的事稍微多说些什么”。罗斯托用同样十分尊敬但更加有力的口吻敦促“在公平进入公共设施的实质问题上实施道义领导的必要性”。他们离开后,肯尼迪问沃福德,“(罗斯托)究竟想让我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我为民权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吗?还会有谁完成得比我还要多呢?”肯尼迪的观点不无道理,但并不是他想像的那么有道理。他已经超越了其他总统,但却不足以赶上美籍非洲人立志结束2个世纪的压迫而付出的努力。

  当自由之行示威者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一所监狱服完刑回到华盛顿时,肯尼迪拒绝与他们在华盛顿见面。他也没有听从沃福德让他发表一项声明的建议——这是“艾森豪威尔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从道义角度明确阐述所涉及的问题。实施这种道义领导的惟一有效时间就是在出现道义危机的时候”,沃福德强调说。“在这个时候,你说的话最有分量。”黑人领袖们和报纸编辑人员在抱怨说,“虽然你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了艾森豪威尔,但你还没有就美国人在无歧视情况下的旅行权利说过任何话。”由于从道义角度说明发表声明的必要性看来不大可能说服肯尼迪,因此沃福德还强调了其对外交事务的意义。“在司法部长采取有效行动之外——无论是已经完成的还是计划之中的——这种强有力的声明和公开呼吁应当会在国外产生良好效果。我通过阅读国外媒体报道注意到,人们在期待某种强有力的总统声明。”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6)-(图)

  肯尼迪之所以拒绝采纳沃福德的建议,是因为他确信自己已经竭尽所能。他理解在一个以自由和机会均等为荣的国家里黑人们对等级制度感觉到的不公正感。对于黑人在南方受到的虐待——包括对参加非暴力型抗议活动的黑人男女进行人身恐吓——他并非视而不见。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个最低工资增加5美分或者10美分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与国家信念相抵触的问题。尽管如此,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优先程度低于核战争的危险,因为核战争会令数千万人生灵涂炭,给整个星球带来的灾难将破坏人类的生存。他似乎在遵循一种虚假的认识,即公开、全力地投身于美国黑人同等权力事业就会阻碍他对世界和平的追求。许多民权活动家很合理地断定,肯尼迪对他们的事业根本没有道义上的承诺,他作为一个富人的出身背景使他没有接触过美籍非洲人,而他们的苦难促使他成了一个有兴趣的观察家,而不是像休伯特·汉弗莱那样发自本能地支持运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医治这个国家最大的社会痼疾。

  5月16日至18日,也就是亚拉巴马州发生动乱期间,肯尼迪第一次作为总统出行——前往加拿大。虽然他知道此次访问的时机可能会激怒民权活动家,但他觉得渥太华的谈话太重要了,不能推迟。希望加拿大独立于美国冷战政策的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总理反对华盛顿要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压力和在加拿大国土上部署核武器的要求。由于肯尼迪没有希望通过私下交谈来改变迪芬贝克的想法,因此他利用在议会的讲话机会来阐述美国的政策。他将美国与加拿大的历史关系描述为“平等而独立的国家的团结”,敦促加拿大人加入美洲国家组织,从而令“整个这个地区更加安全,能够抵御任何形式的侵犯”。他强调说明加拿大的加盟将使美洲国家组织多么欢欣鼓舞。同样重要的是,他敦促部署核武器,以便保卫所有北约地区,即加拿大和欧洲,并警告说,“我们的对手们正在观察我们西方是否有分歧。在我们有分歧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勇气。”

  迪芬贝克痛恨肯尼迪试图迫使他违心采取行动。在肯尼迪回到美国后,这位总理威胁要发表一份备忘录——据说肯尼迪在备忘录中称迪芬贝克为狗娘养的。特德·索伦森声称那张手写的纸条模模糊糊地提到了美洲国家组织,丝毫未涉及迪芬贝克。备忘录事件过去后,博比回忆说,他哥哥“憎恨······迪芬贝克—— 对他很是鄙视”。私下里,肯尼迪巧妙地针对备忘录风波说,“我并不认为迪芬贝克是个狗娘养的,我觉得他是个蠢货。”(“我不可能叫他是个狗娘养的,”肯尼迪开玩笑说。“我并不知道他是这么个东西——在当时。”)抛开个人偏见不说,加拿大访问加深了肯尼迪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担忧。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丘吉尔一样,他完全可以抱怨说,惟一比拥有同盟更糟糕的是没有同盟。

  加拿大之行,以及他从渥太华回国1星期后于 5月25日向国会发表的一次特别讲话,反映了肯尼迪内心对猪湾惨败以后恢复他外交政策领导地位信心的担忧。他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总统就国情状况每年只发表一次讲话,可是现在是美国人面临“非常挑战”的“非常时期”。在议会讲台区向联合会议发表讲话时,肯尼迪庄重地提醒国会,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由事业的领袖······今天,捍卫和扩展自由的伟大战场,”他说,“是整个南半球——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是正在兴起的民族的土地上。”反对自由的势力正在努力控制这场革命,并使之有利于他们。而虽然他们拥有“强大的国际打击力量,(以及)进行常规战争的庞大队伍”,但他们的“侵略常常是暗中进行,而不是公然行动”。

  由于美国在核武器数量和应用能力上的优势在这场“争夺思想和灵魂的战斗中”处于第二位,因此肯尼迪没有提及这一点。同时,他觉得没有必要把南方各地的民权运动作为被压迫人民反对“不公正、残暴和剥削”的斗争的一部分包含在自己的讲话中。那样不会取悦于南方的众议员和参议员,而他们的投票对于增加国防预算是至关重要的。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女记者的风流艳事(1)

  1941年10月,杰克作为一名少尉进了海军,然后立刻前往设在华盛顿的ONI外国情报处。他成了一名情报资料传递人员,核对并归纳总结来自海外情报站的报告,用于ONI的资料汇编。这项工作很枯燥。杰克和其他5名军官被安排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里面有铁桌和打字机,成天“编写、缩写、编辑”国际事务进展消息。但他那早9晚6、每周6天的乏味工作随着日本于12月7日进攻珍珠港而发生了变化。杰克所在的部门进入了24小时马不停蹄的工作。他干着夜班,每星期7天从晚上10时到早晨7时工作,是非常疲劳的班次。“这封信一定很枯燥,”他于12月10日写信给比林斯,“可我夜里不怎么睡觉。”

  与海军的工作相比,杰克在华盛顿的社交生活极其丰富。他妹妹凯瑟琳在保守的《先驱时报》(Times-Herald)当记者,立刻安排他进入年轻男女晚间聚会的社会圈子,大家在一起吃喝、看电影、玩晚会游戏、传传闲话,并彼此约会浪漫一番。通过她,杰克认识了英戈·阿瓦德(Inga Arvad)这个“散发着性感”、被描写为“十全十美的斯堪的纳维亚美女典型”的蓝眼睛丹麦金发女郎。曾经帮助英戈在《先驱时报》找到工作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被她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比杰克大4岁、结过2次婚、绝顶聪明的英戈·宾加(Inga Binga)(杰克亲昵地如此称呼她)是个每日专栏作家。“她根本不会展开写任何东西,”她的编辑后来说,“但她在描写人方面具有很好的本能风格。”她那标题为“你是否恰好发现了?”(Did You Happen to See·)的访谈文章用她的个性和她的主题吸引了一群忠实的读者。她为杰克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风趣地勾画了“一个拥有未来的男孩”——描写他不喜欢被叫作 “年轻的肯尼迪”,以免被人看成是一个身处父亲的阴影之下一事无成的人。

  那篇专栏体现了杰克和英戈之间关系的一隅。英戈告诉一位记者同事,她喜欢他。她觉得他“别有韵味”,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在动机问题上毫不含糊。”由于英戈还是她第二个丈夫的分居妻子,他们两人一开始就很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时性的。“我不会把他当作一个长期伴侣来信任,这是显而易见的,”她补充道。“而且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很坦然。他并没有假装这种关系会天长地久。所以,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也很乐意教他。”

  杰克和英戈约会时经常同时约上凯瑟琳和《先驱时报》的特写作家、她当时的男友约翰·怀特(John White),以此来掩盖他们的情人关系。但是,尽管做出了一定努力来掩饰自己与英戈的关系,但杰克的这桩风流逸事却是个公开的秘密。随时掌握着孩子们一切动向的乔当然也非常清楚。他并不反对杰克与一个结过2次婚的女人交往,只要局限于一时兴致的范围内。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女记者的风流艳事(2)

  尽管原本打算不让这段罗曼蒂克演变成一种认真的关系,但杰克发现自己迷上了英戈,而她也还之以温情脉脉。“他有一种魅力,能让人情不自禁,”她后来说。“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你知道他在那里,没有强行催逼,没有盛气凌人,但却散发着动物般的吸引力。”可是,他们之间不断升温的迷恋之情给双方都带来了不快。一个非天主教离婚女人绝对不是乔和罗斯认为可以配得上他们任何一个儿子的。而如果这一点还不足以扼杀这种浪漫关系的话,有情报显示,英戈在德国的一次新闻记者活动中获得了可以接触到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高层的特权,从而令人怀疑她是个间谍。1941年中期,她来到美国攻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新闻学位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跟踪她的一举一动。她与杰克的罗曼蒂克关系更让联邦调查局疑心重重。ONI也担心起来,觉得杰克是海军安全的一个潜在的薄弱环节。于是,1942年1月,当全国辛迪加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披露了杰克与英戈的情人关系后,关于他被迫离开部队的可能性更大了。但是,海军将他调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海军造船厂(Charleston Navy Yard)干文职工作。杰克后来告诉一位记者,“他们把我扔到了南卡罗来纳,因为我在跟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金发女子交往,而他们觉得她是个间谍!”

  到了查尔斯顿,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杰克继续着两人的关系。他对自己被“流放”感到很是不快,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对英戈日思夜想。“杰克相当厌倦现在的工作,”罗斯在2月份写给孩子们的传阅信中说,“因为他好像工作很不饱满,我想他会很高兴换个工作。”他在查尔斯顿的文职工作“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比林斯回忆道。“他感到很烦躁,很不快活。”

  没有工作的吸引,杰克很容易把心思用在英戈身上。他们交换着情书,通着电话,在查尔斯顿一起度过大周末——她几次赶到那里去看他。但是,他们的关系恶化了。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电话的监听,以及她到南卡罗来纳看他时他们在饭店客房里的谈话的监听记录非常清楚地显示,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加大。她很担心会怀孕,而且“指责杰克‘享受着青春的一切愉悦却不承担责任’。”当她“说起结束自己的婚姻的可能性”时,杰克“对这个话题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对于英戈来说,很显然,他永远不能娶她为妻。“我们两人那么般配,”英戈对他说。“仅仅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些愚蠢的事情,我就必须对自己说‘不’,最后,我意识到这是真的。我们要为生活中的一切付出代价。”   事实上,杰克是否会同意与英戈结婚,是一个疑问,但是他在这方面的任何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被他的父亲禁止了。他警告杰克,他会毁掉自己的事业,伤害到整个家族。1942年3月初,杰克经英戈同意,终止了两人的关系。“有一件事是我不想做的,”英戈告诉他,“那就是伤害你。你百分之百属于肯尼迪家族,而我永远不希望你因为我的缘故跟你父亲发生争执······如果我才18岁,我会像只母老虎保护自己的孩子那样拼命争夺,以便得到你、留住你。今天,我不会那么傻。”而且可能没有过去那么穷:英戈那么痛快地默许双方分手,令人怀疑有可能乔给了她钱,以便静静地分手。乔曾经为自己做出过这种安排。虽然暧昧关系结束了,但杰克和英戈又保持了3年的通信和友情关系。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的风流事(1)

  杰奎琳·肯尼迪既减轻了她丈夫的负担,又增添了负担。她对政治和作为第一夫人的责任的厌恶让肯尼迪十分焦躁。在竞选总统期间,她对约翰逊的秘书说,她感觉“很不够格,很茫然,而我已经怀孕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上总统后不久,肯尼迪就让白宫的礼宾司长安吉尔·比德尔·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跟杰基讲解第一夫人的角色问题。在杜克解释该位置的通常礼节职责并问她可能还希望做什么时,她回答说,“越少越好。我是个母亲,我是个妻子,我不是个公职人员。”《哈泼斯》(Harper’s)的编辑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记得在白宫对杰基的一次拜访:“我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政治生活,虽然她强迫自己适应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绝对明显的是,杰基· 肯尼迪渴望在米德尔堡(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的格莱诺拉别墅)度个长周末,更感兴趣的是在那里做什么,而不是在白宫做什么。”有个秘密特工在对新闻记者西摩 ·赫什(Seymour Hersh)说起自己在肯尼迪的白宫工作2年的经历时,记得感觉“很为杰基可怜。她真的很孤独。她好像很悲伤——完全是一个悲伤的女士”。

  杰基的亲笔记录证明了她最初对第一夫人角色的不快。在1962年6月写给比尔·沃尔顿的一封信中,她请他担任她的美术委员会(Fine Arts Commission)负责人。她承认,“把所有繁缛礼节和文案工作塞进你的生活之中是很残酷的事情——跟我一样——你痛恨这种事,而且其中的9/10都是没有必要的······只是在你在这份看起来叫人十分头疼的差事面前畏缩之前——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干了些什么——我很累——而且我想见我的孩子们——因此我只是告诉蒂什(Tish)[·鲍德里奇(Baldrige),白宫的社交秘书]——她吃惊得差点晕了过去——我永远不会出去——午餐、茶会、授级仪式、讲话等等。整整2个月的时间,一切都乱了套。现在,这已经成了惯例······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如今,我在这里的生活,曾经让我感到恐怖——起初令我不知所措的生活——现在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是我所知道的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因为这个位置——而是因为一个人的家庭的亲密关系——这是我在白宫绝对找不到的东西······而现在,我的生活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虽然可怕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令约翰·F·肯尼迪怒火中烧的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一是杰基的奢侈。她花起钱来根本不考虑成本,因而肯尼迪指责说她在动用他的本钱。白宫的正式交际预算根本不够她的花消,结果肯尼迪只好自己掏腰包。超支问题叫他无比烦恼,便请来一位著名的会计师帮助约束杰基在各种仪式活动方面的支出。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杰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个人花费超过了她丈夫每年10万美元的薪水,其中大部分用来购置服装。有一天,当一位议员走进椭圆型办公室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狂躁不安的肯尼迪给他看杰基用来购买衣服的4万美元账单。“如果你的妻子这么做,你会怎么办?”约翰·F·肯尼迪问道。那天晚上,肯尼迪当着本·布拉德利和他妻子的面朝杰基发作了。“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杰基温顺地反驳说她对此一无所知。不管怎么样——她说——她好像并没有买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

  令肯尼迪痛苦得多的是,1961年12月,乔·肯尼迪中风了。虽然医生们劝说他用抗凝血剂应对预警征兆,但是不喜欢失去控制、拒绝承认自己虚弱的乔却拒不接受他们的忠告。1961年圣诞周期间,他在他的棕榈滩俱乐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突然病倒,被急忙送到了一个当地医院。一个牧师在医院里为他做了最后的祷告仪式。听说他父亲得了中风、有生命危险,肯尼迪飞到了他的床边。虽然没有失去知觉,但乔有2 天时间不认得自己的儿子。那次中风造成了乔右半身偏瘫,且无法清楚地说话。在他去世前的8年时间里,他挣扎着想说话、走路。后来的2次心脏病发作使得他的偏瘫更加严重。我们不难想像,乔很少能够连贯的语句和生命活力的丧失多么令他儿子伤心。他的家族历来重视体育活动、身体健美和自我控制,因而乔依赖他人照料自己最基本的需求的情形一定让约翰·F·肯尼迪痛苦地想到了他自己孱弱的身体。

  面对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不幸,肯尼迪做出的反应之一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的节奏玩弄女性。他在担任总统前那种沾花惹草的习性——他所敬慕的像墨尔本大人和他父亲那样的英国贵族所树立的榜样,他的健康问题造成的短命感,以及他哥哥和姐姐的英年早逝——仍然左右着他的行为。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可能离核战争有多么近,而这一点更加激发了肯尼迪的欲望:要最充分地享受生活,或者说要尽可能多地享受放纵的私生活。当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也肩负过同样的重担,但他们并没有这类行为。可是,肯尼迪玩弄女性的习性由来已久,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前景可能给他原本就可能表现出的行为增添了一些合理性。

  当然,肯尼迪玩弄女性的行为一直是他的一种娱乐形式,但现在,这种习性还能让他从前所未有的日常压力中得到一种放松。肯尼迪与数名妇女有染,包括杰基的新闻秘书帕梅拉·特纳(Pamela Turnure);本·布拉德利的弟妹玛丽·平肖·迈耶(Mary Pinchot Meyer);被人们戏称为“闲聊”和“胡扯”的白宫的2个秘书;因与萨姆·詹卡纳(Sam Giancana)这样的黑帮老大关系密切而受到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的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Judith Campbell Exner);以及一个大学二年级“又高又苗条的漂亮”女生、有2个暑假在白宫新闻办公室工作的实习生。(她“没有什么能力,”新闻办公室的一名职员回忆说。“她不会打字。”)此外,还有戴夫·鲍尔斯花钱请来的好莱坞明星和小明星以及应召女郎。鲍尔斯是个宫廷小丑的角色,为肯尼迪提供放纵机会,为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各个饭店和游泳池、在白宫安排幽会。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的风流事(2)

  肯尼迪还有些轻率愚蠢的行为。在1961年12月的百慕大会议期间,他告诉哈罗德·麦克米兰,假如他3天没有女人,就会剧烈头疼。但有时,他的幽会所包含的内容却不仅仅是性。他那紧张的婚姻关系以及他那不得离婚的公众地位也许是他与玛丽·迈耶发生风流关系的可以理解的原因。迈耶是个漂亮、聪明、成熟的女性,来自赫赫有名的平肖家族。更重要的是,她对他来说是一种慰籍。“他可以跟她一起享受生活,”约翰·F·肯尼迪传记作家赫伯特·帕米特这么写道。“他可以以她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话,他们之间的信任是相互的······她是一种重要的支持力量。她理解他不得不忍受那么多自命不凡之徒。在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可以抛在一边。他可以和她一起嘲笑他所看到的在他的权力中心周围所有的荒唐之事。”迈耶相信,肯尼迪爱她,而且如果不是无法控制的情形的话,他们会永远厮守在一起。肯尼迪很显然并不这么看。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本·布拉德利,“跟玛丽一起生活很难。”但是,毫无疑问,与许多其他女人相比,迈耶对于他更加重要。

  肯尼迪一定还获得过另外一种宽慰,即他能够将自己与玛丽·迈耶的偷情一事瞒过本·布拉德利。布拉德利说,他曾经“听说过他在读本科的时候是如何到处播情的故事······我时不时地听人们描述‘杰克的女朋友之一’。当他还是个候选人的时候,这从来不是我的记者朋友们的首要话题······在那些日子里,记者们并不觉得有必要对某个政治家朋友进行全面的联邦调查局式的现场调查。我的朋友们一直无法理解我对他的所作所为的不知情,尤其是在得知······玛丽·迈耶一直是肯尼迪的女朋友之一后。随它去吧。我只能再次说我对肯尼迪的性生活一无所知,声明我为曝光的细节感到震惊,为这种残酷无情感到震惊,为其中一定涉及到的托词感到震惊”。

  即便肯尼迪担心过杰基的感受,她谨小慎微地避免与他在他玩弄女性问题上当面冲撞的做法也促使他将这种担忧抛在了脑后。但是,她对自己丈夫的行为并不抱有幻想。 1961年,在他们访问加拿大结束时,就在总统和杰基向迎宾队伍中的人们道别的时候,看到迎宾队伍中有一个“金发小娇娃”——约翰·F·肯尼迪的军事助理戈弗雷·麦克休(Godfrey McHugh)将军这么描述她——杰基“愤怒地车转身”,用法文对站在她身后的麦克休和戴夫·鲍尔斯说,“你们为我丈夫招募了这个女人难道还不够糟糕,接着你们还要羞辱我,让我跟她握手!”有一天,当她陪伴一名巴黎新闻记者参观白宫的时候,她在他们经过“闲聊”的时候用法文对他说,“这就是据说跟我丈夫睡觉的姑娘。”杰基似乎以为她的话不会让一个老于世故的法国人惊讶,但他对塞林杰的一个助手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杰基的格调与罗斯否认乔的风流韵事、拒绝与他发生冲撞的做法很相似。杰基尽量让肯尼迪的职员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在白宫、什么时候回到白宫,这样 ——用一位海军助手的话说——总统可以让他的“朋友们”回避一下。这并不是说杰基认可她丈夫的不贞行为。很显然,她对此非常气恼、郁闷,但她选择了容忍。

  新闻界潜在的泄密是否给肯尼迪造成了重大政治伤害呢?他不这么认为。1962年,他仍然相信,虽然街头小报、刊物可能会报道有关他的性生活的流言绯闻,但主流媒体在评论总统私人行为时还会坚持传统的限制。一件涉及到他的一名主要助手的例子——那是名已婚男子,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令他宽心不少。新闻办公室得到消息说,有一个记者将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肯尼迪问起这件事。肯尼迪那天特别小心,只邀请了他信任的新闻记者,而那一威胁一直没有成为事实。此外,正如塞林杰的助手巴巴拉·加马雷基昂(Barbara Gamarekian)所断定的那样,新闻界有那么多人性生活混乱不堪,因此,要他们去追究肯尼迪将是一种令人尴尬的伪君子行为。

  肯尼迪还暗示新闻界应当小心。1962年2月,《时代》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绅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上有关总统的封面报道。肯尼迪将《时代》杂志的记者休·赛迪叫到白宫。“我从来没有摆姿势拍过任何照片,”他斥责赛迪。“让《绅士季刊》(这是一份特别取悦于同性恋的杂志)拍照片的总统一定是个疯子······我不是在开玩笑,”肯尼迪威胁道。“我对这种事真他妈的恶心、厌倦透顶。这统统都是谎言······你们打算要拿我怎么样?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在肯尼迪的恐吓下,赛迪被迫答应撤回那篇文章。

  同样,1962年5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约翰·F·肯尼迪45岁生日晚会被大量报道后——在那天的晚会上,电影女演员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身穿银光闪闪的紧身衣为总统演唱了一首扣人心弦的《生日快乐》——有关肯尼迪与梦露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有令白宫尴尬的危险。肯尼迪让现在在他的政府里任职的纽约从前的一名记者发起了一场制止流言的运动。这位前记者让他的助手告诉编辑们,他代表总统说话,而有关总统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根本不是事实。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的风流事(3)

  肯尼迪还相信,记者们喜欢他,不愿意通过发表有关他性生活的报道而令他难堪。当然,他很清楚,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对立的。但是,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总是满足新闻界的采访要求,并因此建立了一种记者们不愿意破坏的微妙关系。在1956年的大会上,当肯尼迪身穿T恤衫和短裤准备走出他的饭店卧室、到客厅接一个电话时,有个助手说,“你不能穿着短裤出去,那里有记者和摄影师。”“我知道这些伙计,”肯尼迪大声回答,以便让他们听见。“他们不会占我的便宜。”

  肯尼迪的机智和口才对于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辛苦耕耘过的新闻记者们来说尤其感到亲切——当时的总统常常令媒体感到困惑,不知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者说的是什么意思。总统日上的2部电视专辑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肯尼迪工作的情景;1962年2月,杰基带人们参观白宫这个政府大厦,介绍了白宫的重建工程——媒体因此更加敬重肯尼迪夫妇,从而记者们不大可能去破坏约翰·F·肯尼迪作为一个顾家男性的迷人形象。

  肯尼迪之所以受到新闻界和公众的青睐,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和杰基给白宫带来的魅力。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十分欣赏高雅文化,但在他们眼里,总统和第一夫人是美国的贵族。他们举办的很有品味的白宫晚会——总统一身白领带、燕尾服的装束和肯尼迪夫人最入时的礼服打扮——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以及他们与国内外最优秀、最聪颖阶层的联系,令这个国家自我感觉良好。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美国在约翰·F·肯尼迪的领导下不仅正在重新树立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且还是进步型高品味的新中心;这个国家不仅生活水平最高,而且其总统和第一夫人毫不逊色于欧洲的老牌贵族。无论以上的感觉中有些方面多么脱离实际,对于肯尼迪领导下的白宫来说,努力维持其对公众想像力的控制却是一种绝顶的政治手腕。

  与新闻界和公众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肯尼迪对于自己能否控制联邦调查局却没有多大把握。1962年 3月,胡佛明确地告诉肯尼迪,他有情报表明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与黑帮人物有关系,从此肯尼迪不再与她见面。而且显然,他已经不接听她的电话。胡佛并没有——约翰逊告诉一些记者——“抓住杰克·肯尼迪的小辫子”。胡佛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他之所以继续任职,是因为肯尼迪的好意。尽管如此,肯尼迪也许以为,如果胡佛准备跟他断交,他会在离任之前试图把他拉下台。

  肯尼迪玩弄妇女成性的行为有没有让他从政务上分心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这样,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但是,肯尼迪之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给予柏林或者其他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那种关注投放在越南上,并不是总统心神紊乱的表现,而是因为他决心不想让越南问题对于他的政府来说具有超出自己希望程度的重要性。当然,通过审查肯尼迪的白宫日程安排,人们会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在他眼中的重大问题。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说,他对于自己应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做出十全十美的判断。与外交政策问题相比,有些国内事务获得他的关注相对较少。但是,有关他过于忙着追求女性或者满足自己的性欲而无暇理会总统的重要事宜的猜测,却没有他日常活动记录的支持。而且,根据研究肯尼迪的另一位历史学家理查德·里夫斯的说法,总体上说,寻花问柳“比在网球上花的时间少”。到了1962年春天,也就是入主白宫15个月后,肯尼迪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玩弄女性的习性妨碍了他执掌政府、领导国家的能力。

  尽管是这样的趋势,而且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趋势的缘故,肯尼迪无法忽略黑人对依法享受同等待遇的要求;美籍非洲裔选民们仍然是民主党最可靠的支持者。因此,11月20日,肯尼迪出于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考虑,终于宣布决定要签署一份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资助的公共住宅实行种族融合。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的风流事(4)

 肯尼迪一方面等待着伴随他签署的行政命令而产生的强烈反应,一方面担心有关他私人生活的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以及这些消息可能会对他的总统地位造成的破坏。他仍然相信,主流媒体不会宣传他的风流韵事。但是,当关于玛丽莲·梦露与约翰·F·肯尼迪之间暧昧关系的谣传开始出现在花边专栏里时,肯尼迪采取了一系列制止行动。他请从前的新闻记者、和平队的监察长威廉·哈达德去“见见编辑们。告诉他们你在代表我说话,告诉他们这些都不是真的”,肯尼迪说。哈达德后来告诉理查德·里夫斯,“他骗了我。他利用了我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的信用。”哈达德显然已经相信到处流传的有关约翰·F·肯尼迪与梦露之间的许多故事。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报道以及博比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几乎赶上了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报道规模。肯尼迪的妹夫、演员彼得·劳福德称这些猜测为“垃圾”。但是,白宫记录中显示的梦露打给肯尼迪的无数电话,却表明他们之间并非一般的熟人关系。无论事实真相如何,肯尼迪显然十分清楚,有关与梦露这样一个著名的乱性女人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对他的总统地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肯尼迪对自己的公共形象的担忧延伸到了医疗领域。由于他相信,与他沾花惹草的传闻相比,有关他的健康问题的消息更加可能被披露(而且更加可能造成伤害),因此他在公开自己与诸多医生的交往方面更加谨慎。根据乔治·伯克利的说法,肯尼迪非常担心给人一种“身体受到损伤······要求有医生时常监护”的印象,因而避免让“某个医务人员总是在他的身边”。

  肯尼迪觉得尤其必须抑制大家私下里对特拉维尔和雅各布森给他注射药物的担忧。1962年12月,汉斯·克劳斯对他说,“如果我再听到他接受打针的消息,我就一定要把这件事公开。任何一个手指头控制着红色按钮的总统都不会跟这种针发生关系。”此外,克劳斯告诉伊夫林·林肯,“如果特拉维尔大夫继续提出有关总统健康方面的建议和暗示,他就甩手不干了。他说,这个问题只能是‘是’或者‘否’——他对似是而非的中间战术没有兴趣。” 尤金·科恩也告诫肯尼迪,特拉维尔是“你健康的潜在威胁”。肯尼迪同意他的脊背毛病的医治权不再由特拉维尔控制,完全交给伯克利和克劳斯。但是,为了确保不疏远特拉维尔,同时防止她向新闻界透露他的身体状况,肯尼迪还是把她作为一名内科医生留在白宫,并继续称她是负责他保健工作的主要医生。然而,事实上,从1963年6月起,未经伯克利的批准,她已经不能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为白宫的任何人安排医疗服务了。

  但是,虽然雅各布森和特拉维尔在肯尼迪的治疗方面的作用已经被削弱,但他们两人都在继续参与他的护理。在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各布森时常为了专业目的走访白宫。很多人都知道,博比在6月指示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实验室分析雅各布森注射到他哥哥脊背里的物质。博比担心总统可能会对雅各布森用的苯丙胺上瘾。但是,由于实验室的测试没有最终结果,雅各布森至少在 1962年秋季期间被允许继续为肯尼迪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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