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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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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老成持重的戴维·布鲁斯大使

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大使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派到中国前曾任驻英国、德国和法国大使,熟悉欧洲事务,为人老成持重,处事谨慎,是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深为信任的朋友。1973年中美决定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时,他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联络处第一任主任。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在1973年互设联络处

中美互设联络处是有一个过程的。

中美之间通过秘密接触导致美国将派特使访华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开会讨论,确定对美8条原则,其中一条是,“如果建交的条件不成熟,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这是设立联络处的最初设想。当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双方没有谈及此事,实际上条件也不成熟,中方就放弃了这一设想。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他向中方提出建立联络处的建议,为中方所拒绝,中方认为双方有事可通过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进行联系即可,后来又改为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纽约与美方联系,因此没有必要建立联络处。

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时,重新向中方提出此建议。美方急于设立联络处的出发点是:中美在1972年打开关系后,尼克松大力推进对苏缓和战略,中美在此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都迈不出步子,因此想在互设联络处问题上做出安排,造成双方关系有所进展的势头,有利于美国继续施展均势外交战略。基辛格在提到此事时,还同时承诺,美方将逐步撤退和减少在台军力,并在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内的后两年内(即1976年以前),以日本方式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此情况下,建立联络处实际上是一个向关系正常化过渡的措施,因此中方同意互设联络处。此外中方还认为,随着双方交往的发展,相互联系日增,设立联络处也是必要的。

美方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曾考虑过以何种形式为宜,如“贸易使团”、“联络处”、领事馆等,研究结果认为可仿效日本与中国建立的“贸易办事处”方式更为方便、妥当。当基辛格提到这些设想时,周总理事前已有准备,当即同意互建“联络处”,而且明确规定,双方的联络处是“相互对等的”,其人员可享受外交特权待遇,通讯往来不受干扰,办公和住处相互协助解决。中方一开始就认定这不只是领事机构,而是政治机构,这是在美台还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暂时采取的过渡形式,其地位已相当于全权外交代表。

双方宣布互设联络处后,迅速确定了各自派往对方首都的第一任代表。中方确定由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为第一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为副主任。美方确定由布鲁斯大使为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副主任分别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霍尔德里奇和国务院的詹金斯担任。

美国派出地位显赫的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为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戴维·布鲁斯当时是美国资历和地位最高的外交官,曾先后任驻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西欧盟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其中以法、德、英三国最重要,布鲁斯在三个关键国家任过大使,在美越举行巴黎会谈期间,布鲁斯又是美方特派代表,这在西方外交界是无人可比的地位。尼克松总统选此人当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是有特别用意的。“联络处”顾名思义显然低于大使馆(联络处官员名字甚至列不到各国驻华外交官名录上),但中美关系又十分重要和极为敏感,在当时的大三角关系中起着关系全局的作用,因此尼克松刻意选拔一位最资深的外交官担当此任,由此可见其用心良苦。在中国方面,毛泽东主席确定黄镇大使的职务后,于1973年4月12日召见黄镇主任和韩叙副主任及外交部几位领导人,曾幽默地问黄镇:“你是升了还是降了?”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足见中国领导人对这一职务的重视程度。

布鲁斯被任命为驻华联络处主任之前,他还有一段与中美关系“擦肩而过”的机会,即1971年4月中方通知美方可派特使秘密访华时,尼克松正在考虑派何人访华。开始,尼克松不愿让基辛格占此头彩,只想选一个二流角色为自己访华铺路。当时他想到了布鲁斯,但又怕中国政府不满意,因为布鲁斯参加了美越巴黎谈判,担心中方会由此误解为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只是为了解决印支问题。这时基辛格又提出布什、黑格、洛奇(曾任驻联合国大使)等人选,尼克松犹豫了一天,最后还是决定由基辛格当此重任,但又提出,希望基辛格第一次与中方会谈不在北京,可在第三国。基辛格认为不可行,只能到北京。结果尼克松头上的光环被基辛格占去不少。

尼克松宣布布鲁斯的新任命,还有一个特别的背景。这就要谈到美国当时的政局和美国领导人的办事风格。尼克松上台后开始大力调整美国外交战略,从亚洲收缩兵力,力图摆脱越战泥潭,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加强美国在全球,特别是欧洲的战略地位,为此需要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以便施展“均势外交”战略。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调整外交战略时,不太信任一般职业外交官和国务院这种“官僚机构”,总想把对外大权集于白宫,便于发号施令和进行秘密外交活动。基辛格1971年第一次访华就是秘密进行的,他当时同苏联的谈判也是通过秘密渠道进行。那时中美关系刚刚打开,双方之间有很多敏感问题,因此尼克松和基辛格选派了布鲁斯这位赞同“均势外交”战略而又谨言慎行的资深外交官作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布鲁斯是1973年3月15日被宣布任命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当时在美国引起一阵轰动,舆论发出不少赞誉之词。《洛杉矶时报》和美联社的评论都说,布鲁斯是美国外交界资格最老的外交官之一,他一直受到新闻界的尊敬,因为他办事稳妥,手下专家班子也强,他的新任命表明尼克松政府重视对华关系。布鲁斯在英国多年,与报界颇有人缘。英国《泰晤士报》对他出使中国也寄予厚望。该报评论说,布鲁斯为人老练而有经验,足智多谋而又行动谨慎,是美国最能干的外交家。该报评论说,布鲁斯善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次去北京,他不仅会设想20世纪70年代的美中关系,还会考虑2000年时的美中关系。

第一部分布鲁斯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接待

中国建立驻美联络处的先遣队是由韩叙大使率领赴美的,一行10余人于1973年4月18日抵达华盛顿,住进了美方已安排好的暂时住处——五月花旅馆。美方告知,选中此旅馆有两层意义,其一是象征早年“五月花”号轮船由欧洲首先抵达美国的殖民者的先驱精神,中国先遣队也是中美打开关系的先驱者;其二是此处与白宫近在咫尺,表明中美关系十分密切。韩叙到达后,受到了高规格接待。正如《三国演义》中讲的,曹操对关云长是“一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韩叙最初一周,几乎是“中午请午餐,晚上排大宴,上午下午有会见,一周七天连轴转”。这其中也包括布鲁斯夫妇4月20日晚举行的家宴。布鲁斯在家宴开始时热情洋溢地发表了祝酒词。他说:中美互设联络处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创举。他本人有幸到有古老文化的中国感到十分高兴。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他将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个人对中国瓷器很爱好,到中国后一定去景德镇参观访问,实地接触和欣赏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艺术品。在宴会过程中,他还纵论天下大事,讲到台湾问题时,他认为此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谈出一项协议,类似香港的情况”,美国不会反对。他个人希望在纯内政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遗憾的是,“目前不是一个剧变的时机”。

基辛格这个大忙人事前向韩叙一再解释,华盛顿有121个使馆,他不敢出席中国外交官的活动,否则各国说他厚此薄彼,但他当晚还是来出席了布鲁斯欢迎韩叙的家宴,并赞扬布鲁斯是最受总统信任的人,是一个将忠实履行总统对华政策的人。

1973年5月14日,布鲁斯夫妇抵达北京。

布鲁斯夫妇到了北京机场,意外地发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美大司司长林平已等在机场欢迎他们。姬鹏飞外长很快会见了布鲁斯,接着乔冠华副部长在风景如画的香山饭店会见和宴请他们夫妇。更令布鲁斯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5月18日会见了他,使他感到这是一生中少有的荣幸。

一向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对所有驻华使节一视同仁的中国政府为什么破例地高规格接待这位美国使节呢?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其一是,当时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先期到达华盛顿后,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破格接待。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派出高级官员远道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欢迎韩叙一行。韩叙一到华盛顿,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多次宴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本人亲自会见。周总理得知这些情况后即指示外交部,对美国派来的联络处主任要提高接待规格。国与国之间讲究“对等”,既然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中国外交使节,中国当然还之以礼。其二是,当时中美领导人之间经常有一些重要口信需要传递。周总理5月18日会见布鲁斯,除了对他表示欢迎外,也确实有事情要谈,要他转达给华盛顿。正是以上原因使得这位连名字都不登记在驻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员名录”上的联络处主任,受到了许多驻华使节羡慕的待遇。

第一部分布鲁斯言行谨慎,彬彬有礼

布鲁斯到北京任职时已73岁高龄。他的妻子叫伊万杰琳·布鲁斯,在她四岁时(1948年)曾跟随其父亲(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在北京待过一年,长大后又学过一些中文,总算同中国有一定缘分。布鲁斯没学过中文,但他一生爱好艺术,喜欢收藏古玩和艺术品,晚年来中国任职对他是个早已渴求的机会。

美国任命驻外大使时有个习惯做法,即第一把手可选择第二把手,这样在工作上易于协调合作,不致引发矛盾。至于下面的外交官,则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选派。布鲁斯选择了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霍尔德里奇当副主任,负责政治事务,即两国关系事务。为了不引起国务院的反感,又选择了国务院当时的“中国和蒙古处处长”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副主任,主管领事、行政等事务。一个驻外机构任命两个副主任,这在美国外交界也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美国政府对其驻华联络处的重视,也是美国政府处理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关系的特殊措施。

布鲁斯主管下的联络处还有多名高级外交官,如政治部主任尼克拉斯·普拉特(后来先后任驻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大使)、政治部助理唐纳德·安德森(后为驻香港总领事)、政治部助理詹姆斯·利利(中文名字李洁明,后为驻华大使),经济部主任是赫伯特·霍罗威茨,其他如文化部、领事部主任等都由得力官员担任。

美国驻华联络处第一批人员由詹金斯率领于1973年5月1日抵京,暂在北京饭店居住和办公。布鲁斯到达后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居住和办公,同时加紧装修日坛公园附近的官邸和办公楼。7月1日,新址正式启用,布鲁斯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并开始在他的官邸接待客人。初期他的两位副主任霍尔德里奇和詹金斯都住在三里屯的外交人员公寓,又称“九层办公大楼”。按照中方规定,美国联络处雇用中国工作人员(厨师、会计、翻译等)都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和安排。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速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间的高层外交信息。他在最初两个月内就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拜会了外交部有关司、局领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卫生部负责人等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对一些重要的美国访华团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绍情况,并派联络处官员随同访问。他在官邸接待的第一个访华团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由会长查尔斯·约斯特率领。该团成员都是学术界的泰斗,如鲍大可教授、斯卡拉皮诺教授等知名的“中国通”。第二个较大的访华团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由会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率领,成员都是企业界知名人士。布鲁斯也招待中国访问美国的重要代表团,如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团等。这些活动使他忙于应付。对于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的大型活动,他一般都不参加。

布鲁斯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上面提到的周恩来总理5月18日的会见,主要谈了印支问题,周总理强调解决印支问题对缓和远东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促美国在结束印支战争问题上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布鲁斯把这一重要口信及时传回了白宫。过了不久,周总理又在6月25日会见布鲁斯,这次主要谈美苏关系问题,周总理以严峻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反对立场,认为该协定限制不了苏联扩充核军备的势头,反而对世界人民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在这种场合,布鲁斯很少讲话,仅表示将如实向白宫汇报中国领导人的口信。

周总理还向他指出,毛主席1973年2月会见基辛格时已向美方讲过,“美国是踩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他甚至估计到一旦中苏打起来,美国会等中国把苏联拖得差不多了,再从屁股后面戳它一下。中国是准备坏的,争取好的,两种情况都估计到了。布鲁斯急忙表示,美国同苏联不一样,不会对中国搞霸权主义。周总理这次谈话把美国将对苏缓和政策的底牌都讲明了,有很深刻的用意。布鲁斯通过这次谈话,清楚看出了中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所在。

布鲁斯开始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在交谈中他表现出是一位谨言慎行、彬彬有礼、谈吐得体的外交家。他多次讲到:中美经过20多年的隔离,现在两国人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谊,在美国已出现“中国热”,不分党派、信仰和民族的人,都对中国发生了好感。这就是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他还说,两国利益有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两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联的,以致最终交织在一起,我们各自设立联络处,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会见不同单位的人士时,则讲话内容有所侧重,如拜访外贸部官员时,强调发展两国贸易关系。与体委、卫生部负责人交谈,则表示愿促进双方的交流和合作。

第一部分海军陆战队惹下麻烦

美国联络处开办小学

由于国情不同,中美外交人员对处理家属问题是各不相同的。当时中国外交人员出国都不带家属,除非配偶也是外交人员,子女都留在国内。因此,中国驻美联络处人员都是工作人员,且住在同一座大楼内,有集体食堂,吃住都解决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人员大都带着家属,包括小孩,到了北京以后分散住在公寓内,办公与住处分开,宴请一般都在家内举行。这就发生了两个问题:一是住房条件要求高,一再向中方请求多租公寓,中方满足不了时,只好一部分人暂住旅馆、饭店,花费自然会很高。二是家属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小孩的上学问题。本来法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已在北京办了学校,但美国人到北京后由于种种原因不愿送小孩去入学。中国在外交公寓附近办的学校也收外国小孩,但美国人也不想入。布鲁斯主持的美国联络处决定自己办学校。开始时只有六名小学生,地点就设在美国人住的公寓的门厅和阳台里,教员由联络处人员的家属担任,有时美国外交官也去讲课。课程则选用美国教材。联络处也曾向中方提出,希望解决小学的校舍问题,但中方当时也有困难,暂时只能因陋就简办下去。后来也有些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家属到美国办的学校入学。这件事从美方来说,也算是布鲁斯任职期间的“政绩”之一。

海军陆战队惹下麻烦

布鲁斯的驻华联络处开始时人数不多,开馆前通知中方将有29人,分别为:外交官9人,办事人员11人,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5人等。另外,还将雇用一些中国雇员,担任会计、翻译、打扫卫生等工作。实际上开始只来了26人,以后随着工作量的加大而进一步增加人员。

派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有些特殊,美方解释称,这是美国驻外机构的通用做法,并非专为驻华机构而设。但就是这5个海军陆战队成员,却闹出了许多麻烦事。

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平时着便装,不抛头露面,所以没有引起中方注意。1973年7月1日正式举行新址开馆仪式时,布鲁斯曾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海军陆战队人员不着军装,以免引起不良反响,但美国国务院征求海军陆战队司令意见后,否定了布鲁斯的意见,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穿正规蓝色军装出席,不少人并佩戴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勋带。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美国军人不能没有夜生活,因此,海军修建营为联络处装修官邸和办公楼时,也在海军陆战队成员居住的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修建了一个酒吧间,公开打出“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并印刷、出售饮酒票券,招来许多驻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作乐,有时相互打打闹闹,搅得四邻不安,影响很坏。酒吧间的高保真音响设备和扬声器传出的乐声,使周围居民受到干扰。由于出席的人多,酒吧主管人就发会员证,发谁不发谁又引起各国驻华人员的争执。一位非洲留学生由于得不到会员证,竟在喝醉后发酒疯捣毁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家住的公寓套房(他原意是想报复美国人,结果找错了对象)。这些事越闹越不像话,中国政府向布鲁斯提出了外交交涉,要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布鲁斯只得承认美方人员行为不端,须严加管束,但希望该批人员能留下来。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时由基辛格亲自向周总理求情,希望体谅美方的困难,这批人才暂时免遭驱逐。但周总理当面向基辛格和布鲁斯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对外不能以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不要穿军装。本人是否海军陆战队队员,中方不管,反正他们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外交人员,如果在自己卧室内穿军装,我们不管,但不能穿军装到外面。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武器只能在馆内配带。听了以上三条,布鲁斯提出了几点理由辩解,其一是说不穿军装影响士兵的士气。其二,如改由非军事人员担任警卫,纪律更难控制,且他们要带家属和孩子来,联络处还要为他们安排房子。这时基辛格倒比较识相,赶快不让布鲁斯再说下去,表示同意中方的三个条件。从此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老实了一阵,不再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上操跑步。1974年4月,海军陆战队成员恶习不改,又闹出事端,其中有人竟以“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向各驻华使馆乱发通知,提议组织垒球协会等组织。中方再次向布鲁斯交涉,要他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此情况下,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不得不撤走,其内部保卫工作改由外事安全官员接替。至此,这一事件终告平息。但事后了解,美方的安全人员实际上还是由海军陆战队选派的,但不再着军装。

第一部分美国外交官误入禁区和汽车撞人事件

在布鲁斯短暂的任期内,美国联络处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引起了双方的交涉。

有一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派一人到其驻华联络处“执行公务”。所谓“公务”,就是刺探情报,以便向华盛顿汇报。当时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有400多人员,与美国驻泰国使馆人数相当,都是人员最多的驻外机构,其中有不少情报人员,专门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他们为了近距离了解中国,定期以“公务”为由,派人到中国实地进行“观察”。此人在北京到处瞎逛,骑着自行车闯入了中国一处军事禁区进行侦察,被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拦住。该处竖有明显的标志“军事区——禁止入内”。但他仍闯了进去,违反了中国法律。当遭到质问时,他还强词辩解,说没有看见标志,不是故意进入禁区的。但在中方一再指出事实后,他只得低头认错。我公安部门遂将他放走。外交部美大司就此事向布鲁斯进行了交涉,要其严格约束部下,杜绝再发生类似事件。布鲁斯表示将对此人进行斥责,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另一件是美国驻华联络处政治部主任普拉特驾车去长城路上,在定陵附近撞死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国女孩。经公安部门审理后,认为是行车超速引起的,由美方支付了一定赔偿费,在中国外交部的要求下,布鲁斯把普拉特调回了美国。此人返美后并无悔过之意,还不满自己被调走。这就暴露了某些美国人的心态,他们天天喊要尊重人,爱护人,讲人道主义,但撞死了一个中国人他们倒毫不在意。

以上事件虽引起中方的不满和交涉,但总的来说,未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美国为签证表格事件道歉

还有一件事是美国的签证表格问题。美国一向标榜是一个“自由”国家,“欢迎”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到美国去过“自由”的生活。但冷战期间美国的入境签证表格上都印有歧视和羞辱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外国人士的内容,在入境签证表格上把妓女和共产党员并列为不准入境的人。美国驻华联络处领事部竟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表格发给了各国驻华使团,还译成中文送人民出版社印刷。该印刷厂的工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外交部领事司官员召见了霍尔德里奇副主任,向他指出这种表格是侮辱共产党人的,我们中国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事。美方立即表示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错误。霍返回联络处后,立即报告布鲁斯,并责备领事部主任鲍勃·布莱克的疏忽,要他以后再向外发中文表格或文件时,必须先送联络处领导批准。此后一个时期内没有再出现这类事。但美国官僚机构效率也太低,联络处领事部3个月后换了新领导人,这一错误又发生了,再次遭到中方抗议,联络处也为此再次道歉和保证不再重犯。

第一部分布鲁斯离职前的感慨

布鲁斯在华任期很短,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前半期比较活跃,后半期默默无闻。可以说他在北京的作用还没得到发挥,就结束了这段外交生涯。

布鲁斯在后半期表现比较沉闷,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开始一段尼克松和基辛格把布鲁斯作为高层传递信息渠道,但后来美方发现通过在华盛顿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或副主任韩叙传递信件更迅速、方便、可靠,经常是由基辛格向他们口头讲述就可以了,逐渐地不再使用布鲁斯这一渠道。其次是中美关系由于美方热衷于搞“对苏缓和”战略,使中美加深了分歧。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上迈不出任何步子,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斯在两国关系上也不能有所作为。这时的布鲁斯有了“失业”的感觉,他几次向中国外交官员透露了这一心情。1974年9月,乔冠华副外长为布鲁斯举行送别宴会时,布鲁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博士(指基辛格)看到我在这里失业,所以把我叫回去搞欧洲问题。”当时他是没料到会这么快就离开中国的。回去后他才发现,乔治·布什的使华,加速了他的离任时间。原来布鲁斯是尼克松选中的人,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福特继任总统。在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副总统阿格纽因丑闻而辞职,当时作为共和党国会领袖的福特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什,都同时要接任副总统之职位,尼克松考虑再三,最后把这一职位给了福特。福特由此感到欠布什的情,总想设法弥补一下。福特当上总统后,便答应安排布什一个高级职位,驻外大使任由布什挑选。布什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到中国当联络处主任。这一决定使布鲁斯的在华任期缩短了。

布鲁斯在中国是一个“闲差”,从他上任不久基辛格就给他过此种暗示。1973年基辛格就向布鲁斯开玩笑说:“希望布鲁斯大使能记住,他在华盛顿的朋友(指基辛格自己)总想找机会访华,但愿你少做一些事情,这样总统就可以派我去北京了。”基辛格这句戏言,其实是有含义的,那就是布鲁斯要“少做一些事情,”安于自己的“闲差”。而最后这份“闲差”也被布什顶掉了。布鲁斯收到调令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曾对部下说,“我知道早晚得走,但这不是我选择的时间”。

布鲁斯在华任职期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对沟通两国政府高层对话,促进双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和加强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临行时乔冠华副外长出面在颐和园为他送行,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并祝愿他回国一帆风顺。

这次送行活动搞得比较别致,值得在此描述一番。

1974年9月中旬,在布鲁斯即将返国前夕,乔冠华副部长设宴为布鲁斯饯行,美国联络处的主要官员都出席了,中国方面以乔副部长为首,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和主管美国事务的其他官员也参加了,作者当时也是出席者之一。活动安排在风景如画的颐和园内,而且是在晚上,游客均已离去。夕阳渐渐西沉,昆明湖波平如镜,一轮明月被几片浮云时而遮住,时而露面,月影在湖水中若隐若现,我们先乘游船在浩淼的湖面上游荡,大家一面吃着茶点,一面尽情欣赏这水天一色、静谧无声的美景。大家都很少讲话,好像生怕打破这宁静逸然的气氛。

时间过得飞快,不觉已到进餐时间。我们和客人们都恋恋不舍地上了岸,进了依山傍水而建的听鹂馆,这里曾是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周围林木葱茏,蔚然秀丽,鸟语花香,景色别有洞天。听鹂馆内明灯高挂,气氛热烈,桌上早已备好美酒佳肴,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当然是从赞扬颐和园的夜景开始,接着就谈到了政治问题。布鲁斯无拘无束地谈起他对中国的看法,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中国人在对外开放上有实干精神,说得少,做得多,许多做法都是切实可行的,符合中国需要的。其次是中国人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这与对外开放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互相协调的。他一再拿中国与苏联做对比,认为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基本自给自足,以农业为基础;而苏联则农业上不去,还欠下不少外债。看来人之将走,其言也善,布鲁斯侃侃而谈,这些都是他的内心感受,不像是虚伪的外交辞令。中方也讲了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坚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看法,并发表了对苏联内外政策的一些见解。双方在上述问题上观点颇有些相似,因此谈得很投机,玩得很开心,吃得很满意。当夜深人静互相道别时,一阵秋风飒爽吹来,周围的树叶都随风摆动,像是对我们招手说:“再见吧,中美贵宾们!”

这次令人难忘的活动之后不久,布鲁斯大使在1974年9月16日会见了到北京访问的英国作家韩素音,再次谈了自己临走前的一些感受。这次谈话与他在听鹂馆宴会上的谈话基调相同,但扩及的面更广。他过去就认识韩素音,互为朋友,因此谈话更深入一些。他表示:他对离职感到惋惜。谈到对中国看法时,他认为印象最深的是“以农业为基础”,中国没有被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工业化的想法所迷惑(指没有照搬苏联工业化的做法),这是十分正确的。他表示很崇敬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留下的著作具有极大的意义。他预见中国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因为中国资源雄厚,财力也会逐步增加,五年内中国将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但中国必须保持纪律,控制浪费和奢侈,合理利用资源,改革才会取得成功。谈到台湾问题时,他坦率指出,美国政府当时不会做什么,“目前不是一个剧变的时机”。布鲁斯说这句话时,福特总统刚上台不久,他口头上虽然表示要加速中美正常化的进程,但在台湾问题上还是迈不出步子,因而难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布鲁斯的讲话已把美国的底牌托出。

9月25日,布鲁斯夫妇离开了北京。不久,他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常驻比利时“北约”总部。

1985年布鲁斯因病去世。

第一部分政界明星乔治·布什大使

1974年9月乔治·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替换原驻华联络处第一任主任布鲁斯大使。

布鲁斯和布什二人在中国任职的时间都不算长,仅一年出头。但二人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却大不相同。布鲁斯大使默默无闻,在北京的各种外交场合很少露面,因而鲜为人知。布什大使的作风与此截然相反,他善于交际,积极开展活动,且表现平易近人,能适应各种不同环境,随遇而安。另外,布什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活跃于美国政坛的人物,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弃商从政以来,几十年中当过众议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然后到中国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从中国离任后又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以至总统,成了白宫的主人。这种从政经历当然会使他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超过任何其他大使。

出人意外地选中到中国任职

1973年1月布什从联合国卸职,接着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下台,继任的福特总统有意让布什到英国或法国当大使,但布什却选择到当时不少美国人认为神秘莫测的中国当第二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布什赴中国任职时年龄49岁,正是既有从军、从政的丰富经验,又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出使英、法向来是美国外交家的理想之地,但布什为什么宁愿到一般美国人认为是遥远的神秘之邦——中国呢?

据他自己在《布什自传》一书中说,出使英、法固然是令人垂涎的职务,但去中国更具挑战性,新中国正在崛起,美中关系在今后几年里将进入关键时期,不仅对亚洲,而且对美国和全世界都关系重大。以上看法表明布什有远大眼光,而且符合他一生中多次出奇制胜的性格特点。这次他选择到中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想暂时躲避一下美国政界你争我夺的恶劣环境。原来尼克松总统身陷“水门事件”之后,任命布什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利用布什的从政经验和名声,发动共和党组织的力量,为尼克松护驾。这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使布什陷在美国政界互相攻击的交叉火力之下,备受煎熬。布什认为这一段经历是“一场政治噩梦”。他很想暂时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养好自己心灵的创伤,再返美重新谋求发迹。10月25日,布什到北京后不久,曾给新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心情。布什坦言告施特劳斯说:“我来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北京,干我自己的事,离开你们,远离政治……想给扰攘不堪的世界(指华盛顿政界)带来一片平静……”从这一点看,中国显然比离美国近在咫尺的英国或法国要理想得多。

布什赴华任职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颇为耐人寻味。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有一天应约去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布什,当他赶到布什办公处一层电梯时,布什已等在那里。布什一见沈剑虹就沉下了脸,沈也看出苗头不对,主动问道:你要见的是别人吧?布什说,我要见的是中国大使黄镇,看来是秘书安排错了。此事听起来有些偶然,实则是台湾当局总以“中国代表”自居,必然会闹出这种笑话。

第一部分在北京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1974年10月21日,布什夫妇到了北京,开始他们与以前从政十分不同的外交生涯。

布什夫妇住进了建国门外外国使馆区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官邸内,近处是联络处的办公楼。官邸是一座独立的大院,门口有中国警卫日夜站岗守卫。大门内正面是对外活动的厅室,可以接待各方客人。开始一共雇用了六名中国工作人员在官邸服务,包括二名厨师、二名服务员、二名清洁工。附近的办公楼还另外雇用了一批中国员工,包括会计、中文秘书等。布什不愿过他的前任布鲁斯式的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一到北京就表现出善于交际的作风,不但与中国外交人员交往,而且在北京外交使团也颇为活跃,主动拜会一些驻华使节,并出席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

一开始布什外出坐的是豪华的克莱斯勒轿车,不到一个月他就骑上了自行车,在风沙大的日子,他也戴上口罩,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可以方便地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之间,接近中国的普通百姓,观察他们的真实生活。他喜欢打网球,是国际俱乐部网球场上的常客,因此与国际俱乐部的陪打球员交上了朋友。后来又有机会与喜欢打网球的中国领导人万里对打,两人成了球友。每到星期日,布什夫妇都到崇文门教堂做礼拜,同阚学卿牧师和许多中外教友一起诵经祈祷。布什和夫人芭芭拉开始学习中文,芭芭拉对中国的艺术、绘画和建筑很有兴趣。平时布什夫妇和他们从美国带来的小狗“费雷德”一起生活,过节或暑假时则把亲友和孩子们接到北京来过。1975年过圣诞节时,芭芭拉飞回美国与孩子们团聚,布会则把母亲和一个姨妈请到北京过。那一天布什应邀参观了北京的地下防空洞,体会了中国人当时“深挖洞”的含义。1975年夏天,布什的儿子乔治、尼尔和马文,以及女儿多萝西都到北京过暑假,女儿多萝西在8月18日生日那一天在北京的崇文门教堂接受了洗礼。总之,布什一家人虽天各一方,但不时聚会一处,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布什来华前曾听到美国外交官的劝告,说中国是个封闭的社会,难以开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布什来华后也感到要冲破“中国城墙”是困难的,但他必须一试。他在自己写的《北京日记》中说,“我希望能见到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不管是谁都行。但谁都说那是办不到的。我感觉戴维·布鲁斯希望机构小,不引人注意,尽量少报告,对中美之间的新关系谨慎行事……但我的精力有些过剩,政治上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工作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要尽量多干些事,尽量多建立一些联系”。这就是布什的作风,不安于前任的现状,也不理会基辛格要他少活动的指示,他头一个星期就出席阿尔及利亚和苏联驻北京大使的宴请活动,他还筹划举行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招待会,由于美国国务院没有拨这次活动的经费,他就自费举办这次活动。结果第一次美国独立日的北京招待会顺利举行,参加者有500人左右。布什以喜悦的心情在日记中记下了对这次活动的观感。

接着他又不经请示国务院,邀请一些美国议员访华。受到指责时,他向国务院回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强调这些议员是他的朋友,他要朋友“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中国是很有益的,“我想像不出来这样做会损害我们的对华政策,相反,我倒看到其中某些议员是如何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的政策”。

从他的《北京日记》中看出,是国务卿对布什的活动方式“表示关切”,这表明基辛格国务卿提出了意见。但布什说“我强烈要求对此事再做仔细的考虑”。他甚至威胁说,如果国务院坚持己见,不让布什邀请议员朋友访华,“我将坦率地告诉参、众两院议员们”。从事后来看,国务院似乎不再干预他邀请议员访华事。但在另一件事上,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这里指的是布什随后又邀请美国驻东亚其他国家大使访华一事,国务院认为大使们的行动应受其直接管辖,布什只好作罢。

总之,他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在北京开辟了一片活动之地,并结交了许多朋友,从上层的邓小平、万里等中国领导人到下面的工勤人员以及中、低层外事官员,他都广为交友,善结人缘,因此他没有前任大使抱怨的寂寞和“失业”之感。

第一部分同中国领导人交上朋友

布什来华后,开始先同外交部主管官员会见,并开展公务活动,最高的一位是乔冠华副部长。两人1972年11月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见过面,当时乔冠华是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出席大会的第一个代表团团长,布什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两人曾有不少机会见面。这次在北京再次相会,彼此交换了对国际局势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布什表示了愿为促进中美关系而努力的愿望,乔冠华也表明中方愿协助他履行自己的使命。

布什应验了一句中国人常讲的话,“吉人自有天助”。本来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是不容易的,但布什来华后,就得到两次难得的机会,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1974年10月布什到达北京,不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进行中美领导人之间的高层对话。布什作为美国驻中国的代表,负有与中方联系接待工作的任务,也有了参与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1974年11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曾专门向参与会见的布什大使打招呼:“你一定要来见我。”布什对此受宠若惊,但事后几经犹豫,未敢贸然登门求见。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同基辛格深入交换了对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使布什在来华任职之初,就全面了解到中美在战略上的共同点和双方存在的重大分歧,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1975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主要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基辛格访华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周总理因病住进医院。基辛格大失所望地预感到,这次他见不到最高领导人了。但周总理抱病在医院会见了基辛格,谈了半小时,这是周总理与基辛格两位会谈大师谈话最短的一次。接着举行的政治性会谈,中方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双方谈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提出,美国要干干脆脆地做到三条:撤军、断交、废约(即美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则表示美方做到这一步还有困难。布什大使这次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听到了他表达的坚定立场,留下了深刻印象。

基辛格结束在北京的访问后,应中方邀请到苏州访问。布什夫妇趁此机会随同前往。苏州以江南风光和园林景色而闻名,布什一行可谓大饱眼福,进行了一次美妙而轻松的旅行。基辛格返美时,布什也一起到美国,与留在美国的家人团聚。过了几个星期才又返回北京。布什这次可称得上是公私兼顾,工作、旅游、家庭三不误。

布什一回到北京,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因为美国总统福特定于1975年12月1日抵达北京访问。布什为安排好有关接待工作多次派人与中方联系。工作虽然紧张,但布什感到幸运的是,在福特访华期间,他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几次见到邓小平副总理。当毛泽东与福特会见时,布什被任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消息已经公布,因此毛泽东对参与会见的布什说:“你高升了。”接着又转向福特总统说,“我们真不愿让他走”。这句话表达了对布什大使的惜别之意。

布什临行前向中国领导人辞别时,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他,并设午宴招待。布什曾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到中央情报局任职可能不满,但邓小平对此坦然处之,并对布什说,“无论你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即使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我们也欢迎”。这句话实际上打消了布什心中的疑虑。

1975年12月,布什在华任职13个月后,离开了中国,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在华期间,由于福特政府在对苏政策上与中国政府存在分歧,并把对华关系从属于对苏关系,没有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因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未能迈出新的步子。

实际上福特的此种对华政策正符合布什的心意。在福特访华前夕,布什于1975年6月上旬自北京向福特总统写信,建议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要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他说,“……台湾问题因为牵涉国内政治,所以眼下不必急着考虑。担心的是您的中国之行已日趋临近,这个问题可能会发生戏剧性变化。您的个人利益要求您从纯粹的政治立场严肃考虑一下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布什建议福特总统“要考虑防止这一件事成为您的对手攻击您的主要武器,不论他们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布什的上述立场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他是美国共和党保守派,虽重视发展中美关系,但又不肯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实际上布什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长远的战略观点,如果能“登高望远”,他应该能看到,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

第一部分以私人名义访华

1977年以私人名义访华时与邓小平的一席谈话

对于邓小平向布什发出的以任何身份来华访问都受欢迎的邀请,布什铭记在心,但他是个知趣的人,在他任职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始终未提出访华。等到1977年2月从中央情报局卸职后,布什夫妇终于找到了机会,于同年9月25日以私人身份来中国访问。他上次在华期间已访问过东北和江浙地区,这次把重点放到西南地区,花了半个月时间走了半个中国,从北京到成都,飞往拉萨,访问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再返回重庆,顺江而下,乘游船畅游长江三峡,经武汉、长沙而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最后从广州离境。随行的有詹姆斯·贝克夫妇、詹姆斯·利利(李洁明)、迪安·伯奇夫妇以及宾兹石油公司董事长休·利特克夫妇等。这些人都是布什的好友和亲信,布什几次从事竞选活动时,贝克都是竞选班子的主任,伯奇是布什的法律顾问,而利特克则是布什在石油业起家的合伙人,也是布什从政后的财政支持者。李洁明是布什的外交顾问。后来贝克在布什政府内当了国务卿,李洁明当了驻华大使。随行的还有三位记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布罗德、《休斯敦纪事报》记者蔡斯·昂特迈耶和广播记者劳维尔·托马斯(此人后面还要提到)。布什作为旅游者为什么带这几位记者?这是美国政客的特点,布什在政治上是有雄心的人,1977年他名义上是一介平民,但已把眼睛盯住1980年的总统大选。布什的策略是“笨鸟先飞”,提前组建竞选班子和制定计划、制造声势,这也是这次旅行的目的之一。

布什这次访华的接待单位是外交学会,负责安排日程、筹划接待和提供全程陪同人员。作者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有机会与布什夫妇交谈和结识。

布什在北京的主要活动是同中国领导人会见和交换意见。9月27日邓小平副总理同布什一行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精辟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苏联的对外政策动向,并坦率地评价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指出,当时的苏联有两大弱点:一是战略部署尚未完成,手伸得很长,因此在一些地区的扩张活动多次受挫;另一个弱点是经济方面,农业问题未解决,工业装备落后。布什提出中美进行石油合作问题,这是他此行关切的事,一来他本人就是从石油开采业出身的,至今与石油业有密切关系,布什访华团中的利特克先生就是一位石油业老板,为探寻打开与中国的业务往来而有备而来的。邓小平把中美经贸合作与关系正常化挂起钩来,他明确表示:令人遗憾的是中美关系这几年没有大的变化。两国关系正常化了,在具体合作问题上步子可以迈得大些,关系正常化进展慢,合作就受到影响,美国应从政治上和战略上看问题,这样就比较容易下决心。对于双方的石油合作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中也留下活口,他说,“我们将对此进行研究,对于先进技术,我们还是要在商业基础上引进一些”。

邓小平知道布什要去西藏,他特意向布什说,西藏还很落后,但同达赖时期比,已是两个世界了。当布什问中国对西藏有无“同化”政策时,邓小平断然表示,西藏根本不存在“同化”问题,我们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和特点,各民族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会谈结束后,布什私下向我们表示,他很敬佩邓小平,作为中国领导人,他曾遭遇各种挫折,但一直勇往直前。

邓小平的谈话是对布什一行访问西藏的第一课,对了解西藏的过去和现在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当布什一行到达拉萨并参观了当地的寺庙、农村和牧区时,对西藏的新、旧这“两个世界”有了更多的直观感受。

第一部分两次为“台湾问题”出访中国

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布什从一年前已开始竞选总统的活动。开始是与里根对着干,争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两人互相攻击,有时言词颇为激烈。但后来布什发现竞选形势对自己不利,而里根也表示愿与布什合作,结果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两人成了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合力同民主党的卡特争夺选票,最后取得胜利。

里根作为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活动后期一再发表亲台言论,主张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抨击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是“背叛了台湾盟友”。中国通过报界对此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在此期间,布什保持沉默,没有公开发表对台政策的言论。从他过去的经历看,对中国的立场是清楚的。这恐怕是他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三缄其口的原因。

里根的对外政策顾问班子里有两派人,一派是目光短浅的亲台保守派,另一派是具有战略头脑的对苏强硬派。前者鼓动里根发表亲台反华言论,后者则主张联华制苏。里根及其外交顾问们认识到,中美关系恶化对里根竞选不利,应设法派适当人选到中国做解释工作,以缓解中方对里根的强烈不满。布什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担负了这一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于1980年8月到北京访问。8月22日邓小平会见布什,驳斥了里根的亲台言论,以严肃态度要布什向里根转达以下四点意见:(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二)不管美国大选后哪个党执政,中方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标志之一;(三)如果共和党竞选政纲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怕苏联,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上述反华言论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

布什在解释里根的对外政策时,强调里根对苏强硬的一面,想以此取得中方的谅解。而邓小平提出的四条针锋相对,指出靠对苏强硬来压中国妥协是办不到的,中方判断美国态度的最重要标志恰恰是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对苏问题。邓小平的警告,义正辞严,毫不含糊,使布什对中国的坚定立场有了进一步认识。他的解释不但中方听不进去,而且里根也不配合,竟在布什尚在北京(承诺里根将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时,又公开在美国发表亲台言论,使布什下不了台。

后来邓小平评论布什访华时说,布什这次访华是代人受过。意思是说,里根做了错事,派布什来做说客,中国的不满只能发泄在布什身上,但并不是针对布什个人,而是针对已经竞选取胜,即将上台的里根的言行。

如果说1980年8月布什访华是“代人受过”,则1982年5月布什访华则有所不同,虽仍受里根派遣,同中方进行严肃的售台武器问题会谈,但这次布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1982年5月,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正处于关键时刻,中方的要求是: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能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而且要逐步减少,直至在限定的时期内完全停止。美方只答应第一条,不同意“限期停售”,而且还要求中方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谈判陷于僵局。里根特派布什副总统访华,探听中方底牌和设法打开僵局。5月8日,邓小平会见布什,布什又是先谈对苏政策,但邓小平一下子点到售台武器这个主题上。他指出,美国售台武器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阴影,也是潜伏的危机,如果这个疙瘩能解开,将对美方强调的全球战略很有利。邓小平要布什转告里根总统,中方的两条要求必须做到,美方的承诺方式可以商量,措辞可以研究。双方交谈时是在很小范围内进行的,美方参加的只有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这种形式使会谈空气比较缓和,布什显得很有面子。

这次邓小平谈话的口气仍是十分严肃的,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但提到有用词、方式上的灵活性。布什回国后把中方的坚定立场转告了里根总统。美方经过慎重研究,终于有所松动。里根总统于7月13日致信邓小平,承诺“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以致最终导致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中美谈判代表在这一基础上经过进一步讨论,最后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了限制美国售台武器的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

布什在当副总统前后两度访华,试图解决中美之间的难题,总算对中美缓解紧张关系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第一部分上台伊始出访中国

1988年11月布什竞选总统获胜,正在忙于组阁时,他就向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写信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前回到中国。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12月22日,布什一家到韩叙大使官邸共度圣诞节时,布什向韩叙透露说,正式上台后将访问北京。

1989年1月20日布什总统宣誓就职后,就考虑出访问题。美国总统一上任就访问中国,这在美国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受到一些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对。布什必须为访问东亚找到理由。正在这时,日本天皇去世,给布什出访“先亚后欧”提供了机遇。1月26日,即布什上台才六天,就正式宣布,将于参加日本天皇葬礼后,于2月25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1989年2月25日,当布什总统夫妇的车队行经天安门时,路两旁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群,有些人向布什夫妇挥手致意。布什停下车,与市民招手和握手。这种情景令他们极为感动。

布什到北京后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活动。25日晚,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布什总统和夫人到访。杨尚昆在讲话中说,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使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布什致答词说: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大胆的改革,你们栽的改革之树,将在这一代开花结果。今天中国人民有了更多表达自己的机会,也有了更多生活和职业上的选择机会,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国际关系正在扩大,为世界和平、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表示,美国将信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根据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推进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布什在席间谈话时高度评价邓小平所起的伟大作用。他说:过去十年来,邓小平的思想以及行动,使10亿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和鲜明的变化,树立了一个创新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榜样。

2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布什。邓小平对当时中美关系感到满意,认为总的来说是平稳的,希望在布什总统任内有新的发展。对于美方关切的中苏关系,邓小平讲了苏、日过去侵略和干涉中国的历史后指出:中苏改善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件好事,中国发展同美、日和西欧等国关系的战略抉择不是打什么牌和权宜之计,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访华,如果谈得好,中苏关系可以正常化,但中苏不会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关系。布什对此表示理解,强调美国在同苏联的军控谈判中,决不损害中国的利益,美中关系有其自身的价值,今后仍具有很大发展潜力。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邓小平着重指出:“压倒一切的需要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

同日,李鹏总理在会见布什时表示,“美国有些人试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中国的政策,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对此是不高兴的”,他们试图“用美国观点来干预中国的事情,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李鹏还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支持台湾奉行目的在于制造“两个中国”的“弹性外交”。布什承诺不做任何鼓励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将遵循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行事。他保证,“在我四年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要比现在更牢固,更好”。

这次访问总的来说是顺利的,遗憾的是美方不经中方同意,故意邀请反对中国政府的方励之出席布什总统26日晚举行的答谢宴会,造成了双方不愉快的事件。事后美方又在方励之未能出席宴会问题上公开讲话指责中方,美国媒体对此大做文章,使双方关系受到损害。一次成功的访问因此蒙上了阴影。关于这次事件,始作俑者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布什本人事前并不知晓(详见第六章)。但有一点需加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稳定发展时期,到1989年6月之前,由于名义上冷战已经结束,而美国国内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思潮反而有所上升,中美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已经出现频繁的摩擦,特别是在西藏和人权等问题上,方励之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已。乌云正在上空聚拢,阴雨即将来临。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美国舆论掀起反华浪潮,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制裁,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布什总统6月5日宣布暂停中美间的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暂停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6月20日,布什又宣布暂停同中国的一切高级官员互访,并推迟国际金融机构考虑新的对华贷款。美国国会在此期间通过了多项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美国还对逃入美国驻华使馆的方励之夫妇给予“政治庇护”,美国高级官员会见逃往美国的多名“民运分子”。

布什总统一方面迎合国会和舆论压力,对中国进行制裁;另一方面也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有意在行动中留有余地,设法保住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布什两度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1989年6月为秘密访华,12月为公开访华),表明他有意冒一定风险与中方沟通和对话,以防两国关系失去控制。由于当时的形势,两国未能达成和解,但双方并未失去信心。邓小平在1989年末,向美方提出了消除中美分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中方有条件地放走方励之和美方取消制裁等建议。美方也同意研究后做出答复。

恰在此时,笔者本人经历了一个小的插曲,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布什的上述心情。1989年底,作者被派往美国芝加哥任总领事。

在我启程前夕,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为我上任举行欢送午宴,我夫人和外交部美大司的多位同事也应邀出席。李洁明在午宴上对我说,布什总统要他告诉我,布什仍记得1977年的长江三峡之行,那时王立先生讲了李白的诗句,布什认为那首诗的意境有点像当今的中美关系:航船正驶入水流湍急的险要峡道,两面都有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声音,就像“两岸猿声啼不住”一样,但布什相信,中美关系这艘航船,还会克服困难,越过险滩,冲过万重山。这就是说,布什当时对中美关系仍抱乐观态度,这与他两度派高级特使访华的意图是一致的。

从客观上说,布什当时的态度还是较慎重的。1989年下半年,美国的许多议员、学者,甚至高级官员都认为,苏联已经摇摇欲坠,中国必然步其后尘,“中国速亡论”甚嚣尘上。而布什在一批经过选择的记者和国会议员的吹风会上却说,“中国学生及民主运动”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不过是一群争吵不休的小集团,由于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可能代替现存的领导。试图通过公开谴责或孤立中国的政策来影响中国,只会有害无利,任何鲁莽的行动可能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手中”。这种看法在“乱云飞渡”的局面下还是颇有见地的。

可惜的是,不久又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国际事件,整个国际格局出现了美国一超独强的局面,形势的这一变化,加上美国国内反华意识形态的增强,使布什错估了形势,认为美国头号对手已消失,国际共产主义已被打入低潮,中国的战略地位已今非昔比,他没有必要为改善对华关系而付出代价。在此情况下,中美关系的航船长期在长江三峡徘徊,在布什总统任内,始终未能冲过万重山,驶入“江面宽阔,水波不惊”的安全航道。

第一部分布什在中美关系上留下的遗憾

1992年是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对华政策成了布什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辩论的问题之一,对华关系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克林顿在布什对华“过于软弱”上大做文章,攻击中国是“镇压民主”与“扼杀自由的暴君”,肆无忌惮地把中国与伊拉克相提并论,以哗众取宠的手法捞取选票。这种辩论只会煽起新的反华情绪,无助于改善已被严重歪曲了的中国形象,更不利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改善双方关系。到1992年下半年,由于美国经济回升乏力,失业严重,布什又提不出扭转局势的良策,在总统竞选中逐渐处于下风。克林顿以年轻有为、新人新面貌的姿态,迎合了美国选民“人心思变”的心理,在竞选中一路领先。

在此关键时刻,布什为了扭转颓势,竟附和一些亲台议员的要求,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采取了错误的对策:于9月2日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的决定。布什出此下策,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危机,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而实际上在竞选上并未起改变不利局面的作用。这一错误行动使布什在对华关系上留下了长久的遗憾。

中国政府做出了强烈反应。9月3日,刘华秋副外长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他严正指出:美方的行动完全违反了中美《八一七公报》的明文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这说明美国政府的承诺是不可信任的,它将导致两国关系的严重倒退。刘华秋通知美方,中国政府将不派代表出席五大国中东军控会议,如美方一意孤行下去,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强烈的反应。

美方自知这一行动严重违反了《八一七公报》的规定,在中方的强烈抗议下理屈词穷,难以自圆其说,美国一些高级官员私下也承认美方破坏了自己的庄严承诺,做得太离谱了。同年9月7日至8日,布什政府为平息中方的不满,派遣助理国务卿克拉克访华,一面就布什行动进行解释,一面表示愿采取弥补措施来改善两国关系,主要是:向中国颁发出售卫星许可证;两军恢复交往和对话;恢复中美联合商务委员会和联合科技委员会的年度会议;美方将“坚定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等。

中方一方面在美国售台F—16战斗机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同时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掌握斗而不破的方针,把斗争和交涉落实在改善关系的实事上。美方表示,今后将恪守《八一七公报》,同意与中方就此公报的原则进行对话和讨论,F—16战斗机的出售限于其A、B型,不售台更新的型号。

至11月上旬,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民主党的克林顿获胜,布什总统将于1993年1月卸任,中美关于此事的交涉只好到此为止。但布什的错误决定被克林顿政府接过去,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大业起着阻挠和破坏的消极影响。

布什一生在对华关系上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售台F—16战斗机属于后者。作者猜想,当他回顾往事时,也会对此有所反思。

布什的中国情结未断,提出西方要“重新认识中国”

1992年11月,布什在竞选总统中败于民主党的克林顿,于1993年1月20日退出白宫,回到了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过起了退休生活。

从华盛顿搬回休斯敦,这是布什夫妇第29次搬家,看来也是最后一次。布什夫妇自己监工盖起了一幢新居,做了长期居留的打算。这时他有357万美元的家产,每年有1438万美元的总统退休金,政府还提供他一处办公室和一个小的工作班子,10来个保镖也天天值班跟随着他。退休后他与斯考克罗夫特合著了一本书——《一个转变了的世界》,写了他任职期间的经历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还在各方朋友的捐赠下筹建了一个以布什命名的总统图书馆。根据美国法律,总统退休后,可募集经费建自己的图书馆,以便把任内的重要文件和档案带出白宫,保存在图书馆内,在保密期过后可供公众查阅。

他退休后继续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他认为在新的世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减弱,而是增强了。从1994年1月起,他又开始访华,几乎年年都到中国一趟。他每次来中国,都发现中国有新的变化,他认为西方应重新认识中国。

仅从作者不完全的统计,至2004年4月15日,他退休后已先后访华17次之多,最多的一年是1996年访华四次。

1975年12月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奉调回国。五个月后美国福特政府任命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为第三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他是任期最短的驻华联络处主任。

第二部分为中美建交做出贡献的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

1977年5月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托马斯·盖茨离任前,卡特总统已任命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为美国第四任驻华联络处主任。4月14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这一新的任命,随后美国驻华联络处又转来了伍德科克的个人简历。他当时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6月份从该机构卸任后来华。

最初给人的印象并不看好

伍德科克的任命最初给中方的印象并不看好。这是从其履历而来。

伍德科克1911年2月15日生于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后移居密歇根州。早年曾在韦恩州立大学和沃尔什会计学院学习并取得学位。1955年起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1970年至1977年任该工会主席,还兼任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会长、“美国民权联盟”及“全国城市联合会”主席、“全国健康保险委员会”主席。他是底特律市经济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他在工会和企业界有较大的影响,在政界和对外关系方面也很活跃,是“美苏关系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日、欧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份很有身份的简历。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我当时在外交部参与处理美国事务,作为当事人,我们都有些框框,普遍的看法是:第一,此人未搞过中美关系,也不了解中国,被卡特派驻中国,纯属政治报答性质,因为伍德科克动员工会力量支持卡特竞选总统,卡特才安排他出任大使。后来伍德科克来华后也坦言相告,他曾组织工会在几个州协助卡特取得胜利,包括十分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他是为卡特竞选出了力的人。第二,此人一生事业集中在组织工会和协调劳资谈判,长期担任保守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人,而当时一般都认为这种工会是资产阶级统治和欺骗工人的工具,是为阶级调和服务的。第三,“美苏关系委员会”等组织主张稳定美苏关系和东西方缓和紧张局势,这与当时奉行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背道而驰。总之,初步印象是对此人估价不高,既然卡特总统已提名,中方当然不便拒绝。等到伍德科克到达北京后,我们才逐渐通过接触对他有了更好的了解,发现他是一位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使,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推动者。

第二部分公开主张中美关系正常化遭万斯斥责

7月26日,伍德科克抵达北京。几天后,黄华外长接见了他。伍德科克说,他愿在上海公报确定的原则下推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美方已了解中方立场,但由于美国国内还有困难,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但他深信,中美建立正常关系是世界和平所需。黄华表示,只要双方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两国关系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从伍氏几次谈话来看,他确实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当作重点,这正符合中方的期望。接着,伍德科克又会见了外贸部长李强等有关单位领导人。8月5日会见了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着重向伍介绍了中国经济情况和发展前景。在此期间,伍德科克还会见了在中联部工作的美国人克弗兰先生,进行了私下交谈,主题仍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伍德科克说,美国国内有些人不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迈出步子,一是说关系正常化了,中美贸易也大不了;二是说互设联络处和大使馆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伍德科克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认为中美建立良好关系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不能局限于从贸易和交流上看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变化很大,特别是“人们更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1977年8月22日,万斯国务卿率团访华。这是伍德科克最忙的时期。万斯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万斯提出,美国愿按上海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提出须同时保证美台间的贸易、旅游等私人联系不受影响,并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这一设想被中方认定是个“倒联络处”方案(即把建交前台湾在美有大使馆,中国有联络处的情况倒过来,中国在美设大使馆,而台湾在美保持官方的联络处)而予以拒绝。邓小平副总理向万斯明确表示,要解决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指美国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和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继续进行。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加速与中国建交,共同对付苏联的对外扩张势头;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同苏联谈判裁减军备,缓和关系,不应因同中国发展关系而刺激苏联。伍德科克既赞成与苏联谈判,也赞成与中国改善关系,主张不应因与苏谈判和辩论巴拿马运河问题而推迟对华关系正常化。这实际上是站在布热津斯基一边。

美国两派在争论中遇到一个难题,这就是如何对待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实际上双方都不主张停止售台武器,同时又要求中方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关系正常化的这个拦路虎无法搬开。这时伍德科克想到了一个“避开”这个难题的办法。

1977年9月底,伍德科克返美述职时就向万斯提出: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不要再提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他在万斯召开的对华政策会议上指出:台湾属中国内政,中国的主权不会让外人干预,要中国不使用武力等于要当年的林肯总统不用武力恢复联邦一样。他认为美国可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不宜把这一条提到谈判桌上要中方做出保证。万斯对此未置可否,但答应在10月3日提出新方案,由伍德科克带回北京。

过了10月3日,仍不见万斯答应的新方案。伍德科克一再催问此事,并向国务院表示,见不到新方案他不回北京。10月底,万斯被迫会见伍德科克,但他拿出来的只是美方将不再提在台湾设官方联络处事。

1977年11月伍德科克回到北京,11月14日他会见黄华外长,谈了美方不再提设联络处事,却提不出美方完整的新方案。

这时伍德科克对万斯的拖延战术已忍无可忍,正好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召开全国大会,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便于1978年1月底再返回华盛顿,在会上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阵炮轰。他开门见山地说:“美国对华政策以往是建立在荒谬绝伦的基础上,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在中国内战发生30年之后,美国仍这样做,这是继续参与中国内战。在尼克松总统打开对华交往的大门后的六年内,已有67个国家走进这道大门,实际上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已走进这道大门。”他最后指出:“我深信,本国能够找到足够的勇气来采取这一明显的步骤。我也深信,中美发展正常化的关系是世界和平所需要的。”

由于这次大会受到媒体瞩目,电视记者在场,伍德科克的讲话令人醒目地出现在当日晚间的电视上。次日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把它登在第一版。这次炮轰太激烈了,成了各媒体的头条新闻,伍德科克本人也感到有点儿后怕。

果不出所料,次日一早电话铃声就响了,是万斯国务卿呼他到国务院去。当他见到万斯时,面有愠色的万斯压住自己的怒气,冷冷地说:“我并不是多么反对你讲的内容,但讲话的时机极为不当。卡特总统正在为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事做生死斗争,你这次讲话正是交给反对派打击政府的另一根棍子。”万斯把国务院起草好的一份准备在午间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稿交给伍德科克过目,其中说明伍德科克的讲话未经政府批准,他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看法。伍德科克只得点头同意。

接着万斯提出要伍德科克做另一件事。原来是布热津斯基访华问题,万斯怕布热津斯基成行,就提出了让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卡特正在犹豫不决。万斯知道伍德科克与卡特私交很深,因此希望他在总统面前不要支持布热津斯基访华。伍德科克当时还不了解国务院与白宫幕僚之间的深刻矛盾已白热化,也就爽快答应。可是事后布热津斯基也找伍德科克,要求在选择访华人选上帮自己的忙。这时伍德科克才感到处于两难之间,有点儿不知所措。

伍德科克不经请示国务院,就在国务院内拿起电话拨通了总统秘书,提出要会见总统。总统居然同意了。这使在旁的国务院高层官员大感意外。

第二部分获得卡特总统支持,轻松渡过难关

1978年2月7日,伍德科克怀着要受批评的心情去见卡特。

卡特一见面就说,“我从报纸上读了你关于中国的讲话”。伍德科克的心突然下沉,但卡特接着说,“我同意你的讲话”。卡特解释说,他现在忙于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事,估计3月份国会将通过条约。从那时一直到1978年底,这是一段机遇期,他期望在此期间完成两件大事:同中国建交和同苏联达成军控协议。为此他可能派布热津斯基访华,万斯则去访苏。伍德科克对此十分赞同。他还顺便借这个机会谈了自己的私事,他已与使馆的护士姗伦小姐相爱,准备结婚,这次回国也是为了与多年分居的前妻办理离婚手续。卡特马上表示衷心祝福他们的婚事,并为此为他们写了封祝福的信。

伍德科克大使的公开讲话受到了国务卿的批评和责备,却在卡特总统的庇护下轻松过关。这其中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卡特与伍德科克关系密切,伍德科克大半生先后做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和主席,在中西部企业界和工人中有巨大影响。当卡特竞选总统时,伍德科克倾全力支持,协助卡特在几个州获胜,因此卡特对伍德科克感激不尽。其次是二人在美国总的对外政策上观点相同,卡特此时也想设法与中国建交,在自己当总统期间多留下几项“丰功伟绩”。伍德科克的讲话只是时机稍早一些,无伤大局,不值得卡特亲自责备自己的“有功之臣”。以上因素使伍德科克“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布热津斯基与万斯两派意见之争

美国政府两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争论,这时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应派谁下次访华,以推进中美建交谈判。万斯提出派以反苏闻名的布热津斯基访华对苏联刺激太大,可能引起苏方不利反应,妨碍美苏军控谈判取得进展。万斯自知不受中方欢迎,只好放弃访华之行,为了顶掉布热津斯基,他建议派副总统蒙代尔访华。美国副总统一般是有职无权,名声虽大,却抢不了万斯主管对华关系的实权,在万斯看来,布热津斯基则不同,一旦出使中国,实际上就取得了对华政策上的主动权,架空了国务院。伍德科克曾答应支持万斯的建议,但后来考虑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需要,他1978年2月初会见卡特总统时,极力推荐布热津斯基访华。此前中国政府也得知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意愿,于是由柴泽民大使出面,当着万斯国务卿的面,主动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这些因素终于促使卡特总统于1978年3月做出决断:由布热津斯基访华,由伍德科克随后主持同中方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具体谈判。这一抉择基本上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中美正式展开建交谈判

为了确保1978年7月5日开始的中美建交谈判取得成功,卡特做了如下安排:

(一)决定由伍德科克大使在北京与中方会谈,而不是在华盛顿或互派特使的方式会谈。这样做一方面可不声不响地进行,以免受国会和舆论的干扰;另方面可利于保密。

(二)在总统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开始只包括五个人:总统、万斯、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后来副总统蒙代尔也入此组。为了工作方便,万斯指定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参与此项工作,布热津斯基派其中国问题助手奥克森伯格参与此组。在驻华使馆内,伍德科克主任和芮效俭副主任主办此事。这就是了解中美建交谈判内幕的全部高层官员。

(三)核心小组的工作方式是: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根据总统和布热津斯基的指示意图负责具体起草指示电报。电报经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审阅后交总统批阅签发给在北京的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据此与中方谈判,然后将每次会谈情况报告华盛顿。

(四)由布热津斯基经常地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柴泽民主任到任后则会见柴、韩二人),主要谈国际形势和美方看法、对策,保持两国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及时沟通。另由霍尔布鲁克从国务院的角度与韩叙保持联系,主要谈两国间的一些分歧或偶发事件,如中方对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进行抗议或交涉等。前者的目的是使双方在战略问题上保持共识和信任;后者的目的是把双方的分歧集中在华盛顿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在北京会谈的气氛。

(五)会谈过程中,强调严格保密,不让无孔不入的台湾情报人员或美国反华亲台势力得知内情。为了认真贯彻此规定,卡特亲自向核心小组写了一个条子,内称:“任何泄密将会使我们前功尽弃……我不信任国会,不信任白宫,不信任国务院,不信任国防部能保守秘密。”1977年卡特还做出决定,将台湾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列入“敌意外国情报活动”黑名单,并指示中情局对台湾的外交官员进行监视。

(六)建交谈判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美方方针是,每次会议只谈一个问题,把最难的问题(如向台湾出售武器和联合公报草案的内容)放在后面。美方的想法是逐步达成一致,以免一开始就遇到拦路虎,形成僵局。伍德科克认为这种策略很不高明,拖长了谈判的时间,因为中方的策略是等美方把牌全部亮出,再做通盘考虑。但伍德科克的意见没有被华盛顿接受,他只能严格执行上级指示,逐项向中方列出美方的方案。

1978年7月5日,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北京开始。黄华外长与伍德科克分任两国代表。

伍德科克在第一次会谈时提出了双方要讨论的四项议程: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的存在的性质;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双方建交联合公报的格式。中方在会上重申了建交三项原则。对于美方提出的议程,黄华在第二次会议上表示,美方应先就中方的建交三原则做出响应,再考虑其他问题。

双方大约每月开一次会,开了三四次之后,美方的四个议题尚未谈完,进度比较慢。会谈拖到9月份,双方在售台武器等实质问题上已有些交锋,但都还未亮出底牌。美方开始沉不住气了。

第二部分中美双方领导人同意加速谈判进程

1978年9月19日,卡特总统约见中国大使柴泽民。有记者在场时,开始卡特只谈到双方的一些交流活动。记者一走,柴泽民单刀直入,点出主题。柴泽民表示,“这些交流活动有助双方关系的发展,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知道,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我们更愿看到美方的实际行动”。卡特听后表示:“今年可能是对我们两国关系来说十分重要的一年。我已指示伍德科克大使同中方认真讨论关系正常化问题。”他强调说,“伍德科克大使能代表我个人讲话,他在谈判中的讲话是经我批准的。假如谈判成功的话,他准备不迟延地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现在已接近完成对你我双方来说都是很困难而又重要的时刻。我们愿履行你们提出的三点原则。我们准备在短时期内结束同台湾的所有官方关系,将继续同台湾进行贸易,包括出售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我们期望你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些是美国国内政治所需要的。假如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全面、公正解决正常化不会有其他障碍。我期待着能在美国欢迎中国领导人来访”。

这一谈话实际上亮出了美方的基本立场,一条是还要继续售台武器;另一条是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他们要表达这一期望和关切。

大约同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奥克森伯格也找中国驻美使馆官员说了类似的话,强调要抓住时机,不可放过。

1978年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会见柴泽民,更明确地提出,按照美国国内政治现实,当年12月至次年1月将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1979年年初开会,将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将不得不推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他恳切地说,双方现在必须加快速度,做出决策。

中国领导人接到这些传话后,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和美方立场,确定了加快谈判进程的方针。11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做出内部指示:“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他还说,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伍德科克提出的问题谈,要较早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

同年11月2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伍德科克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共16条,把美方底牌基本亮出。这包括双方互相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美台只保持非官方关系,双方发表声明的主要内容和格式等。12月4日伍德科克又做了说明,在公报发表之后,美方将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关闭美国驻台使馆,撤出一切美国军队,在台设立非官方机构,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但不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这时中方也根据早日促成正常化的精神,提出了中方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

正在双方都想加快谈判步伐时,伍德科克突然提出要见邓小平,中方代表团立即建议中央同意这一特殊安排。

邓小平连续会见伍德科克,建交公报一锤定音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与伍德科克会见,从此刻起,双方的会谈进入了快车道。伍德科克进一步表示,公报发表后,4个月内撤走驻台美军,立即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递交了按上述意图修改的联合公报草案。伍还提出,美方建议1979年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并请中国领导人提出访美时间。邓小平经审阅公报稿后同意公报内容,他提议增加一条反霸条款(随后美方表示同意)。邓当场表示,他本人拟于1979年1月访美。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伍德科克时还称赞他在大使任期内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为了解决余下的问题和确定发表公报时间,邓小平在此期间一共四次会见伍德科克,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大大出乎美国亲台议员们的预料,他们虽极力反对,却已措手不及,难以推翻中美建交的既成事实。当时的前苏联领导人对这一重大事件瞠目结舌,台湾当局则深受震动。

中美建交公报是在美方接受中方“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的条件下达成的,随后两国正式建交,互派大使,美国与台湾断交,迅速撤走军队,并终止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些完全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方也做了必要的妥协,包括:(1)中方原要求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但美方提出“终止”,这样可不通过国会,减少麻烦。中方同意这一做法。(2)美方希望在美方声明中表示,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同意不公开反对这一声明,但在自己声明中重申,“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3)美方要求允许它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中方坚决反对。最后美方同意1979年停售一年,一年后仍会出售。最后中方经过全盘考虑,同意先解决建交问题,售台武器问题以后再提出讨论,此事不影响发表公报。公报发表时,中方由华国锋总理出面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原则立场。中方根据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从世界全局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暂时搁置这一难题,同时表明反对立场,保留以后解决的权利,这在策略上是十分明智的。

第二部分中美建交后的回响

按照中美建交协议,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双方都在这一天举行庆祝仪式。

在北京,伍德科克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庆祝招待会,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出席,并发表了祝酒词。他说:中美建交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也是历史的必然。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时说,美国不是出于权宜之计才采取这个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看待中美关系,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中美双方与会者都为中美建交而兴高采烈,他们也为邓小平简短而深刻的讲话而欢欣鼓舞。

在华盛顿,柴泽民大使也举行了庆祝招待会,蒙代尔副总统出席,国务卿万斯发表讲话。此前卡特总统已在12月15日(中国时间16日)宣布中美建交时发表了电视讲话。

当卡特15日发表讲话时,柴泽民大使正在使馆为美中友协的朋友们举行电影招待会,有200多人在场。电影放完后,还接上卡特的电视讲话,大家顿时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四起,有人大喊,“对!太对了”!“早就应该这样”!这些长期为中美友好奔走呼号的朋友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们互相拥抱祝贺,许多人热泪盈眶,认为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和新年献礼。

各地华人、华侨奔走相告,也有些人上街游行庆贺。

而台湾在美国的官方机构则垂头丧气地降下了自己的旗子,有些人准备另寻出路或打起背包准备走人;有些人则准备继续搞分裂祖国的活动。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双方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有伍德科克大使的积极作用,但说到底更应归功于两国的领导人。在中国方面首推邓小平的英明领导和决断;在美国方面有赖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先生的大力推动。1981年卡特卸任总统后第一次访华时,邓小平就向卡特说,“你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发展两国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他们开创,但在你任期内完成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三原则(即断交、撤军、废约)也是在你任职期间,我们共同确立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点”。此后,中方与卡特前总统继续保持友好交往。1986年3月韩叙大使夫妇前往卡特家乡访问,作者陪同前往,双方一见面,话题还是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开始。这表明中国人待友以诚,“饮水不忘掘井人”,对对方过去做过的好事,总是念念不忘。在这次访问中,韩叙大使还通知卡特夫妇,中国政府将为卡特总统的图书馆订做大幅挂毯,卡特立即表示,挂毯的图案就用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时两人在白宫前合影的图案,以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创举。

第二部分在参院审查大使任命时舌战反华议员

1979年2月,美国参院开始讨论卡特总统对伍德科克使华的任命。这次与伍德科克被任命为联络处主任时的气氛大不相同,当时有些议员对伍德科克的立场还不了解,现在伍德科克已成了公认的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代表。

反华急先锋赫尔姆斯参议员首先发难,质问伍德科克:“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你没有能够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个直接表示不会对台湾动武的承诺。你对此做何解释?”伍德科克并不回避这一问题,他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坚持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只会使建交谈判遭遇路障和陷入僵局,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主权问题,这实质上是试图让一个主权国家承诺不使用武力来对付它认为是自己境内一个省的问题。”这个答复对赫尔姆斯无疑是当头一击。赫尔姆斯怒气冲冲地说:“在我看来,伍德科克先生不愿意在北京共产党政权那里为台湾的安全取得任何利益。”伍德科克再次回答说:“我们的确在谈判中明确地讲了希望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这一立场。我想提醒的是,如果国会通过的法案(指《与台湾关系法》)中的语言与中美建交协议相抵触,那将是最不幸的事。”伍德科克还回答了丘奇等参议员等人的质问。

当参院的审查还在进行时,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此事给了某些议员反对伍德科克任命的借口。赫尔姆斯扬言,在中越交兵时确认此项任命将发出一个错觉,似乎美国参议院同意中国的行动。参议员麦修斯和早川加入了赫尔姆斯反对任命的行列。

老资格的丘奇参议员这时出面为伍德科克解脱困境,他表示:“任命一位大使并不意味支持某个国家的行动,承认一个国家,并不表明同意其所有政策。总统承认中国,只说明美国30多年来一直有个幻觉,似乎中国政府是在台湾岛上。”资深参议员伯德发言支持丘奇的观点,认为“拖延伍德科克的任命只会使苏联人高兴”。民主党上述资深参议员的支持扭转了参院的不利形势,终于在2月下旬对任命进行了表决,结果是82票对9票,支持者占绝对多数,通过了对伍德科克的任命。表决时基本上以党派划线,但共和党要员中也有些人投赞成票。比如共和党保守派著名反华议员戈德华特和拉克索尔特等也投了赞成票,他们的观点是,不管伍德科克立场如何,总统有权任命自己认为合适的大使。这次激烈的参院辩论终于结束,使伍德科克3月1日前赶赴北京任职有了可能。

3月1日,伍德科克大使在北京朝阳门外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开馆仪式,财长布鲁门撒尔也在此时访华,参加开馆仪式。同日,伍德科克还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向中国领导人呈递了就任国书。

第二部分《与台湾关系法》掀起的波澜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后,伍德科克原来以为从此两国关系将会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他没有料到,美国国会一些反华势力竟在台湾问题上掀起一阵狂澜,极力扭转中美关系的前进方向。

卡特总统于1979年1月26日向国会提出调整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法案”,又称“综合法案”。这在中美建交协议中是有明文规定的。国会2月下旬开始审议后,对其大加修改,国会两院分别于3月下旬通过,改名称为《与台湾关系法》。该法严重违背了中美建交协议,几乎变相恢复了被废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3月13日,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该法后,黄华外长于3月16日约见伍德科克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黄华指出:“《与台湾关系法》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黄华向伍德科克警告说,“如该法获得通过,卡特总统签署生效,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应,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到这种程度”。

伍德科克迅速将黄华的交涉内容报给华盛顿,但中国的警告未能制止国会联席会议最后通过该法。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该法。

美国制定和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使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邓小平副总理4月19日会见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时提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不管这个法案措辞如何,意思就是如此。对此,中国外交部已表明了严正立场。邓小平最后说,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所采取的行动。

4月28日,黄华外长将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交给了伍德科克大使。黄华在递交照会时指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建交时达成的协议,而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中国政府注意到卡特总统在签署《与台湾关系法》时表示,将以同中美建交协议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中国政府希望美方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切实遵守建交协议的原则,不做任何损害两国关系的事。

美国政府拖了很长时间,才对中国政府的照会做了答复,由伍德科克于7月6日复照中国政府,照会中说,“美国将遵守同中国达成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各项谅解”,“国会最后通过的美台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但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总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的”。

伍德科克在递交照会时表示:“美方对中方的立场完全理解。美方已表明了它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美方照会不是为了继续争论,而是想把美方立场完整地综合表达一下。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可以让事实来说明问题。”

由上可见,美方想平息这场争论,办法是强调让中方看自己的行动,中方也准备表明立场后看美方的实际表现,双方在交涉中都留有余地。从事后看,卡特政府的表现基本上还比较谨慎,但美国是“一国三公”,总统管不了国会,而且卡特总统在位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他许下的诺言,下届总统也不当回事,而《与台湾关系法》一旦成了法律,就成了美国反华势力鼓吹“台独”和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法律依据”,因此它是两国关系上空的一片乌云,随时会掀起风浪。这是伍德科克大使任期内最感头痛但又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第二部分美国大使在北京喜结良缘

伍德科克到北京任联络处主任前,已与前妻分居15年之久,尚未办离婚手续。到北京后,他与在联络处内工作的护士姗伦相识,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恋,情投意合,不到一年就互订终身。伍德科克遂于1978年1月初返回美国,一方面是述职,并挑选接替他的副手丁大卫的人选。更重要的是,他催促万斯国务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早下决心。其次是办理与前妻的离婚手续。

在美期间,他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代理主任韩叙,讨论了中美关系的进展。他告诉韩叙,已挑选了芮效俭做他的副手,不久将赴中国任职(后来此人当了驻中国大使)。还坦言告诉他此行也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新的对象是联络处内的姗伦小姐,回北京后就结婚。

伍德科克于2月中旬返抵北京,立即到美国联络处附近的中国民事机构办理结婚手续。4月12日他通知外交部,将于4月22日举行结婚庆宴,邀请外交部及有关部门领导出席。此事在北京外交界尚属首次,一时传为佳话。外交部有几位负责人出席了这次别具一格的喜庆宴会。黄华外长赠送伍德科克夫妇咖啡具1套,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王耀庭、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等都赠送了礼品。姗伦39岁,比伍德科克小20多岁,温文尔雅,俏丽端庄。伍德科克老年得佳偶,满脸笑容,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公开抨击里根反华言论遭到打击报复

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系列亲台湾、有损中美关系的言论,尤其是提出了他要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主张。这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当年8月26日,伍德科克大使认为有必要表明美国政府的立场,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点名批评里根的言论不当。他说:他感到难以理解里根先生目前对台湾的立场,中美有关协议已排除了美国在台湾设立官方机构的可能性,里根重提这一问题,危及美国精心同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处于特别敏感的时期,将有严重削弱美国国际地位的风险,如里根当选后实施其“两个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将发生危机。作为一位大使,公开抨击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言论,这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位候选人很可能就是下一任总统,公开批评他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这次讲话引起了里根阵营的强烈反应,他们指责这位大使出言不当。卡特政府的国务院发言人站出来表态,说伍德科克的观点,就是政府的观点。接着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也发表类似讲话,为伍德科克撑腰。

这次争吵风波不久,里根竞选成功,注定要成为白宫的主人。伍德科克的厄运也就到了。里根和新当选的副总统布什都记着这笔账,寻机报复。1981年1月,里根总统刚上台,伍德科克就接到了离任通知。此前国务院曾建议让伍德科克再留任一段时间,以免出现空挡,不利两国关系,但里根拒不采纳这一建议。伍德科克只好开始为离任进行辞行活动。

2月13日,伍德科克大使夫妇离开北京,回到了美国密歇根州的家乡。当时他正逢70岁寿辰,从此过起了退休生活。

第二部分具有传奇经历的恒安石大使

1981年5月底,经新上任的国务卿黑格大力推荐,美国政府才物色到一位新任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由于恒安石当时还担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7月中旬才能离任,因此一直到当年9月他才到北京就任。这期间中美之间已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甚至到了要关系倒退的地步。恒安石可算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我算是半个中国人”

恒安石的经历颇不平凡,而且与中国有密切缘分。

恒安石于1920年6月1日生在中国山西省汾阳县。他的父亲中文译名为恒慕义,原为德国后裔,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恒安石的母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恒慕义夫妇二人于1910年到山西汾阳,为基督教教会办学。恒慕义担任汾阳“铭义中学”的校长。1923年,恒安石3岁时,其父移居北京,在东四头条“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任教。1928年恒安石随父母返美,其父应聘担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亚部主任,他连任此职达30多年。恒安石也随父母同住华盛顿,后去费城读高中。中学毕业后,恒安石考入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他在学校不太安分守己,仅待了一年半即辍学,走向社会自谋生路。他在两年内先后当过推销员、医院看护以及干其他杂活,过着游移不定、自食其力的生活。

1940年9月,恒安石计划随父踏上返回中国旅程。恒安石先到北京,其父则因有变故而未来成(国会图书馆鉴于中国局势紧张中途将恒安石之父召回美国)。恒安石在北京成了孤身一人,先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同时为了糊口又在“辅仁男子中学”教英文。

1941年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拘留营

当时的北京已沦落在日本铁蹄之下,恒安石开始并未受到日本人迫害,但1941年12月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日进入战争状态,恒安石被日本人作为“敌国国民”加以拘留。与恒安石同时落难的还有一大批美欧等国侨民,他们原来分别住在北京和天津各地,包括司徒雷登校长(燕京大学)和许多美、英教授以及中国教职员工,均被日本宪兵抓获,先押禁于燕京大学临湖轩和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当时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地下室,然后分别加以处理:大部分学生被勒令停学回家;一部分中国教授转押至北京北新桥胡同日本陆军监狱;美、英、法、荷等国籍侨民3000余人被押往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恒安石也在其中。顺便提到,1941年日军占领菲律宾和东南亚国家后,把9万多美、英战俘经过“死亡之旅”(途中条件恶劣,许多人惨死旅途,因而被英美媒体称为“死亡之旅”)押往中国东北的奉天(即今沈阳市),投入“奉天俘虏收容所”。不管是“潍县拘留营”,还是“奉天收容所”,都由日军严格看管,不但居住条件恶劣、饮食难以保证,且受到日军人格羞辱和残酷刑讯,很多人死于非命,也有因逃亡不成被追回而遭枪杀者。但“拘留营”和“收容所”难友在中国人的协助下,都能同外界建立联系,互通信息或协助策应逃亡。

第二部分逃出魔爪,参加抗日游击队

恒安石在潍县拘留所被关押一年多之后,在英国难友的安排策划和中国人的协助下,于1944年5月成功逃出魔爪,加入了当地国民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山东挺进军第15纵队”,在山东胶东地区的高密、昌邑一带和胶济铁路沿线进行抗日活动。恒安石与中方人员交谈时曾多次提到自己的这些苦难经历,晚年退休后也曾想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书出版,留给后世。但“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前未能完成此一心愿,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恒安石与游击队一起一直待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与这些抗日战士一起生活,与当地老百姓朝夕相处,由于拘留营生活艰苦,游击战环境恶劣,部队缺衣少食,终日奔波,他在这些日子里得了哮喘病,以后这一病痛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游击队中肩负协助仍被拘留人员与外界联系的任务,在行军之余也教战士英文。作者1984年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时,曾收到一位山东老乡的来信,说他曾与恒安石在同一游击队战斗过,很想再见他一面,共叙旧谊。我当时已准备赴驻美国大使馆工作,基本脱离了岗位,只好将来信交上级处理,因此不知来信者是否如愿以偿。我相信他们已取得了联系。

作者与恒安石成了“校友”

日本投降后,恒安石留在中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了一年多。1946年他结束了在华长达六年的传奇经历,回到美国,加入了设在美国的“联合对华救灾会”,不久考入在华盛顿新成立的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学院,简称SAIS(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此后又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班,取得硕士学位。1981年作者本人也在SAIS学习了一年,取得硕士学位。他这时已在中国当大使,我从SAIS回到外交部美大司后,恒安石与我在外交场合见面,显得格外亲切,称我为他的“校友”,他还戏称在美国驻华使馆里还有几位SAIS毕业生,他要组织一个“SAIS校友会”,要拉我入会,他自告奋勇愿当第一任会长。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并没有成为事实。尽管如此,“校友”这层关系在我们以后的交往中还是多了一个积极因素。

恒安石之名由何而来?开始我们都以为从其英文名字的谐音转变而来,这是美国“中国通”的通行做法,恒安石应当也不例外。但据金先宏先生在其《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一书中披露,据恒安石自己解释,除了“恒安石”与英文名字谐音相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父亲叫恒慕义,他只能也姓“恒”,另外,他喜欢北宋时期锐意改革的宰相王安石,于是取名“恒安石”。这一来历使他与中国又多了一份文化情缘。

第二部分新任驻华大使走马上任

恒安石被宣布为驻华大使人选后,1981年7月19日刚从巴基斯坦返国,就忙于准备出席7月22日召开的参院外委会任命听证会。参院外委会主席之位由极右势力的代言人赫尔姆斯把持已达八年之久,他的绰号是“No.·赫尔姆斯”(意即他对各种正当提议或任命总是说“不”)或“长满尖刺的豪猪”(意即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专门为极右势力当喉舌,令人望而生厌。令恒安石高兴的是,刚巧这时赫尔姆斯失去了外委会主席的位子,恒庆幸自己的任命有可能有惊无险地通过。赫尔姆斯事前已向恒安石提出20个问题,恒安石非常聪明,将问题全交国务院远东司,由他们逐条拟出答复稿,恒安石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材料交给赫尔姆斯。这一办法果然奏效,省去了好多麻烦。但听证会上还是受到一些口头追问,恒安石按口径讲了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中国是重要的大国,对美国“有巨大的战略利益”;双方不但应有外交关系,还应建立起军事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到现阶段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恒安石这样讲是有根据的,他已了解到,里根总统出于对付苏联的目的,同时也为了缓和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已决定要放宽对华贸易的限制,包括同意向中国出售某些高级技术和防御性武器。这一决策原本是黑格国务卿提出的,已得到总统认可。当议员问到如何处理大陆与台湾的相互关系时,恒安石也按国务院的标准答案作复。他说,美国不应插手目前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总的来说,这次听证会没有使恒安石作难,参院外委会顺利通过了恒安石的任命。

恒安石到任后,先拜会了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和美大司主管美国的官员,双方安排了恒安石的活动日程。按照次序,9月18日,他先会见了当时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浦寿昌,接着于9月24日正式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递交国书。随后,他又先后会见了一些中国领导人和各部委的负责人。恒在会见邓颖超副委员长时说,他很怀念周总理,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印象很深,认为他在中美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个伟人,但遗憾的是,那也是他惟一的一次会见周总理。他在会见以上人士时均表示,他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在执行自己的职务时,希望得到中方的协助。

《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双方激烈讨价还价

恒安石上任伊始,就遇到了中美间的一次重大危机,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进行了一场严重较量。

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十分不满,特别是对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更为愤慨,决定在此问题上与美方进行一场斗争,目标是要美国限期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是第一方案。如果达不到,至少也要使美国同意售台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近几年的平均水平,并逐步削减至完全停止。

美国售台武器是中美建交谈判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建交时中方已明确指出,以后还要提出此问题由双方讨论解决。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建交原则。1980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又多次发表亲台言论,引起中方严重关切。里根入主白宫后,又酝酿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等先进武器。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场斗争是美方挑起的。

第一轮交锋是1981年6月中方邀请黑格国务卿访华。美方拟用向中国出售武器和转让技术的措施,来换取中方容忍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以明确的语言打掉了美方的上述幻想。第二轮交锋是在坎昆和华盛顿举行的。1981年10月21日,中方借各国领导人在墨西哥坎昆讨论南北关系之机,直接向里根总统提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问题,10月底黄华外长到华盛顿先后会见里根与黑格,重申上述要求。

这一系列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同意从1981年12月4日起双方在北京开始外交谈判,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这次外交谈判中方代表先后为章文晋副外长和韩叙副外长,美方代表为恒安石大使。作者当时也参与了这次谈判的工作。会谈开始时,中方先打出一个公报草案,明确要美方承诺:(1)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2)逐步减少售台武器直至在限定时期内完全停止。恒安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同意前述第一点,但拒不接受第二点,还把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国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条件。双方在此问题上唇枪舌剑,僵持不下。

第二部分美方做出妥协,谈判走出僵局

美方为了打破僵局和摸清中方底牌,要求派副总统布什访华。中方接待了布什,邓小平向布什讲明了中方的坚定立场。布什返美后,美方内部又进行多次争论和磋商,终于决定做出一定让步。1982年7月13日恒安石当面向邓小平转交一封里根总统的信,信中表示:美国政府不谋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导致最后的解决。美方据此修改了自己的方案,把“不谋求”和“不会无限期”两句,以及要逐步减少和导致最后的解决写了进去。美方还写上,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

此后,双方对公报稿进行逐段讨论,涉及以下诸点:(1)公报中已规定,“双方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中方还要求写上,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处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方同意这一要求,但不同意见诸文字。经过争论,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同时口头承认这是美方应履行的承诺。

(2)中方不同意将我方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与美国停售武器挂钩,但同意在单独一段阐述我方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并表示“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售台武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为了监督美方履行协议,中方建议加上双方今后为售台武器问题进行接触和磋商的条款。美方害怕监督,反对这一要求。

(4)美方要求公报中提到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看法”,目的是为了向国内显示,双方还讨论共同对苏的战略问题。我方强调这次只谈解决售台武器问题,不涉及其他问题。

经过争论,双方在(3)、(4)两点上互有妥协,写上“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双方一致同意,“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

总之,在主要内容达成协议后,双方在公报内容及措辞和行文上又反复讨论、修改,最后于8月15日正式达成协议。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于8月17日同时公布生效,故称《八一七公报》。

恒安石的谈判技巧

尽管谈判内容都经双方上级决定,但恒安石作为大使也非毫无作用。恒安石的主要助手是傅利民公使,他不但精通中文,而且学过法律,早年曾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当过美方翻译,对中方立场比较了解,因此在每次谈判后向华盛顿汇报情况和提出建议时,必然有恒安石和傅利民的看法和建议,这是预料中的事。此外,在谈判过程中,恒安石也有灵活处置某些事的做法。如8月7日恒安石在发言中(估计是念国务院发来的稿子),出现一句中方不能容忍的话,即“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必须符合《与台湾关系法》”。此句一出,立刻被中方主谈代表韩叙副外长抓住,他以强烈的口气要美方改正,否则“会谈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恒安石当场没有收回这句表态,但会后他就邀请中方会谈人员于次日中午共进午餐。恒安石利用这一非正式场合平息了中方的怒气,并通过非正式磋商,还解决了双方的其他分歧。事后恒安石向作者幽默地说,“我和你是校友,这次又在谈判桌上见面,双方的谈判技巧都是在SAIS(国际问题高级学院)学的,用非正式场合解决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双方都施展的谈判手法”。看来他对这次午餐会的成功十分得意。

邓小平提出三点意见,要美方认真履行协议

8月17日,邓小平会见恒安石,对会谈达成协议表示高兴,同时要求恒安石向里根总统转达三点意见:(1)公报是一个良好开端,但还要看今后的实际行动。中方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他还指出,售台武器要有明显减少,数量和性能不能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公报规定,“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一段时间”应是有限的,不应推向遥远的未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只能是最终停售。(2)中方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售武器以此为前提。(3)两国关系始终存在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方能正视这个问题。邓小平对美国不守信义的特点早已看穿,这几句言简意赅的传话把美方可能违背诺言的可能都提到了。

恒安石对邓小平义正辞严的表态未提出任何异议。他代表美国政府表示,公报是持久的,美方将“完全、忠实地履行公报”。过了不久,舒尔茨国务卿于1983年2月访华时向中国领导人再次保证说,美方将“心口如一地履行公报协议,包括达成公报时的口头承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美方并未“完全、忠实”、“心口如一地”履行承诺,而是想方设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虽然美方事后没有完全履行协议,但《八一七公报》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使中美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约束了美国反华势力提升美台关系的势头,对当时中美双边关系较平稳地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而也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调整对外战略和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美国历届总统都承诺要履行公报规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就为我们继续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和政治基础。

恒安石直到临终前都认为,自己有幸参与了《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并为此做出了努力,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自豪的一件事。

第二部分中美关系走出阴影

恒安石在北京的年代(1981年至1985年),是两国关系由阴云密布到雨过天晴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两国关系由于台湾问题而趋于紧张,但《八一七公报》达成后双方关系得到缓解,随后又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多起互访,逐步迈入了较全面的合作时期。

1982年1月19日,恒安石代表美国政府与中方互换领事条约的批准书。正是根据这一条约,中国除在旧金山和休斯敦建总领事馆外,还在纽约和芝加哥建立了总领事馆。美方除在上海、广州建总领事馆外,还在沈阳和成都建立了总领事馆。

同年2月26日,中美互庆《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恒安石向中方递交了里根总统致中国领导人的贺信,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将致力于加深美中关系,“为双方的长期友谊建立更坚实的战略基础”。

1983年8月19日,恒安石代表美国政府与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签署中美第二个纺织品协议(为期五年)。这一协议为两国双边贸易的扩展起了推动作用。

1984年4月26日至30日里根总统访华,双方领导人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交谈。恒安石参与了各项会谈,并配合了对里根一行的接待工作。

就是在中美关系比较健康发展的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也时有发生。如中国派出的网球运动员胡娜在美出走后,1983年4月美国政府竟给她“避难权”,引起了双方一场严重交涉,恒安石在这一事件中坚持维护美方立场,甚至表现出“不识相”的态度。外交部交涉时他进行辩驳,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82年8月17日会见恒安石时,提到了胡娜事件,恒安石也照样辩解了一番,使邓小平大为不悦。这从一个角度暴露了恒安石的弱点:他是职业外交官,出身自国务院这个官僚机构,对于外交交涉如何表态有一套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遇到布什、盖茨或伍德科克这种政治地位更有权威的大使,他们会有较大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在面对邓小平这样的伟大人物时,他们会表现出应有的礼貌。

1985年9月,恒安石在北京的任期届满。

第二部分参与打开中美关系的温斯顿·洛德大使

1985年11月,美国第六任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到达北京,当时年仅48岁,是美国历届驻华大使中最年轻的一位。在他来华履任前,已随同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等美国领导人11次访华,因此,对众多的中国人来说,他已不再陌生。

科班出身的洛德遇到慧眼识才的基辛格

洛德1937年8月14日生于纽约市。父亲奥斯瓦尔德·洛德原为纽约纺织业大亨。母亲马丽·皮尔斯伯利·洛德也出身望族(食品业老板)。洛德的父母都属共和党,母亲当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从政治上说,洛德属于美国政界的东部势力集团(East Establishment)的名门出身,受过良好教育,在政治上占有一定优势。

洛德195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60年他入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进修,获文学硕士学位。该大学虽未列入美国最好的大学之内,但其外交学院十分有名,可列为一流外交学府。洛德在弗莱彻外交学院时就开始参加一些实习性的工作。1969年至1973年调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特别助理。从此他成了基辛格的得意门生,追随基辛格参与对华和对苏关系事务的机密活动。1973年至1977年他升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兼任美国政府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他同时也是一些非政府学术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亚洲学会”、“三边关系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1977年后他曾担任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洛德的夫人鲍柏漪(贝蒂·鲍·洛德)是出生在上海的美籍华人。1946年她的父母由上海迁往台湾,当时她才8岁。后来父母送她到美国留学,入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这时洛德也在该校学习,二人相识相恋,并结为伉俪。鲍柏漪当时与台湾当局在美国的官员互有交往,她与洛德的婚礼就是在台湾“驻美大使”的官邸“双橡园”举行的。鲍柏漪曾当过舞蹈演员,也喜欢文学写作,著有《春月》一书,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过。

洛德进入美国外交界后,作为初级外交官在不同岗位工作了八年之久,最后转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基辛格的助手,他真正出人头地的时机终于到了。他能够在外交上一展抱负,一个原因是他个人具有遇事反应机灵、文字出手快捷的特长;二是他碰到了识马的伯乐——基辛格;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他遇到了一次难得的升迁机会。此事的背景是,1970年前后,中美开始秘密接触,基辛格不让国务院插手,因此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精干班子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排除了一大批盘踞在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竞争。此外,还有一件事帮了洛德的大忙:1970年4月,尼克松总统下令美军侵入柬埔寨,扩大了印支战争的规模,在美国引起一场示威抗议的浪潮。这一浪潮也扩及美国政府内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位骨干官员也因抗议美国扩大战争而挂冠而去。洛德这时稳坐钓鱼台,在原岗位尽责尽职,递补了这些人的空缺,从此得以青云直上。

具体来说,1970年4月至5月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主管军事事务的黑格将军升任国家安全副助理,后来又升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与此同时,洛德成为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当时基辛格48岁,洛德才32岁,正是年轻有为之时。

第二部分陪基辛格访华,为最先进入新中国的美外交官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美两国几乎同时产生了互相接触和缓和关系的愿望。先是互相发出信号和伸出触角,从1970年11月起,通过与中、美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建立了正式互通口信的通道。经过口信传递,双方约定基辛格以美国特使身份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这次使命被美方称为“波罗1号”,基辛格把自己与几百年前到中国探险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相比,把中国当成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

基辛格为了躲避新闻界的耳目,采取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法,公开宣布访问南越、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于7月8日到达伊斯兰堡,在叶海亚总统的欢迎晚宴上假装肚子痛,叶海亚把他送到预先安排的北郊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治疗和休养”,实际上基辛格一行7月9日凌晨4时乘上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专机飞往北京。此前周恩来总理已派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副处长唐龙彬和翻译唐闻生前往伊斯兰堡去接基辛格一行。当基辛格一行9日凌晨登上飞机时,章文晋等四名中国官员和三名中国领航员已在机内恭候,双方互相握手、交谈。这是22年来中美两国的外交官员第一次同乘一架飞机、互以笑脸相迎,而且进行友好交谈。

当飞机越过中巴边界上空时,洛德正坐在专机的前列座位,他因此常自夸说,“我是中美22年隔绝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官员”。其实洛德得此殊荣应归功于巴基斯坦人,座位是他们一手安排好的,具体来说是巴基斯坦外交部外事秘书(即外交部长)苏尔坦·汗安排的。苏尔坦·汗把基辛格一行引上飞机,替中美双方人员做了介绍,安排大家就座后才离开飞机。基辛格作为贵宾坐在中间的一个特等舱内(有双人床);美方的洛德、霍尔德里奇、斯迈泽、迪克和两名特工(雷迪和麦克劳德)坐在前舱右侧;中方官员作为主人坐在前舱左侧。而洛德正好在前舱右侧的最前方。

飞机起飞数分钟后,中美双方人员都挪到一张小桌旁,相互致意和交谈,还互相开玩笑,特别是当基辛格讲到他如何在叶海亚总统的宴会上假装肚子痛时,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连一直绷着脸的几位特工也放松起来。

经过4小时45分钟,飞机按原定时间12时15分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欢迎,中方前往迎接的还有已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等。当时作者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因此也同其他外交部官员一起到机场迎接贵宾,目睹了这历史性的一幕。顺便说一下,我们参加接待班子的人半个月前就已进入战备状态,先是到外交部加班加点工作,后又住进钓鱼台5号楼(基辛格一行预定住6号楼),不但昼夜不能回家,而且行踪也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人也不能说,只告诉他们有任务,要家里人不要打电话问,任务结束才能回家。在此期间,我们虽然日夜辛劳,但情绪非常高涨,对能参加打开中美关系的工作感到自豪。这样的大事,人生在世能碰到几回?叫我们赶上了,当然要全力以赴。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曾数次来钓鱼台,与大家一同讨论工作,能与敬爱的国家领导人同席讨论外交大事,使我们倍感亲切和鼓舞。我后来想,美方的洛德等人,这么年轻就有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大概也会与我们有同感吧?

基辛格一行六人到达南苑机场时,没有什么仪式。叶剑英元帅陪同基辛格坐进中国生产的红旗轿车,从南苑军用机场直奔钓鱼台国宾馆。洛德等美方人员也分别乘车紧随其后。到达钓鱼台后,基辛格一行住进了6号楼。章文晋通知他们,周总理下午要会见他们。基辛格和洛德等立即到院子里散步,边走边商量问题。这些精明的美国人断定,中方一定会在他们住室内安了窃听设备,有问题只能到院子里谈。实际上并非如此,是美国人太敏感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据作者了解,当时根本没有安窃听装置。

基辛格一行住进钓鱼台6号楼后,叶剑英中午以盛宴迎接。基辛格在赴宴前才发现,离开巴基斯坦时走得匆忙,把衬衫忘在伊斯兰堡了,这时没有衣服换,十分着急。他先向洛德借用衬衣,但洛德长得太苗条,不适合基辛格发胖的身材,只得再求霍尔德里奇帮助。霍尔德里奇身材高大,对基辛格来说衬衣太长,总算凑合着可用,但突然发现印着“台湾制造”。基辛格此刻还不忘开玩笑:“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会使会谈卡壳!”这件事后来基辛格多次在宴会桌上或严肃的会谈时当趣事来讲,博取听众一笑。

这第一顿饭令美国人吃得十分开心,钓鱼台的师傅大显身手,菜式多样,制作精美,有国酒茅台尽供享用。基辛格一再称赞饭菜可口,说比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的饭菜好多了,无法相比。此后近两天内顿顿如此,且花样翻新,到基辛格辞行时,他一再说,来中国才48小时,自己就吃胖了,体重增加了好几磅。

饭后稍歇,基辛格博士与周恩来总理按通知时间在6号楼开始正式会谈。

第二部分周总理赞扬洛德年轻有为,洛德为中美会谈做记录

下午4时多,周总理在6号楼会见基辛格一行。美方人员在门厅内排成一行,等候与周总理握手。首先是基辛格,周总理与他寒暄了几句。接着是霍尔德里奇,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霍尔德里奇忙说,自己50年代初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有了提高中文的机会。其实,霍尔德里奇1937年还来旧中国旅游过,到过北平、上海等地,此时他在基辛格亲自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与洛德一样都是基辛格的得力助手。下一个是斯迈泽,周总理一面握手一面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斯迈泽说,自己到过日本和南越,对中国了解不够。他是基辛格手下主管日本和越南事务的得力助手。轮到洛德时,他自动报名:“温斯顿·洛德!”周总理对洛德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还是半个亲戚呢。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周总理指的是她的《春月》一书)。”洛德连声表示感谢和高兴。周总理事前已读过有关美方人员的介绍材料(有些正是我们外交部美大司的同志赶写出来的),而且能够过目不忘,脱口而出,因此在初次见面时就能说出每个人的一些特点,令对方马上感到亲切。

周总理一露面,就给对方以深刻印象。基辛格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绘:“他脸容瘦削,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细心观察就知道并不尽然。”

中方官员也跟在周总理后边,与美方人员握手后一同进入会议室。双方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坐下,周总理身旁有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基辛格身旁有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也在场,仍提着沉重的文件箱,但未入座。中方怕特工人员太累,把他们二人请到另一房间休息,终于离开了会议室。

9日下午起,双方举行政治性会谈,先后进行了6次,共11个小时,这还不包括宴会上的交谈时间,到11日下午会谈才结束。洛德和霍尔德里奇在会谈时一直紧张地做记录,可以说是笔不离手,工作相当辛苦。我们中方的工作人员当然也很辛苦,除了参加会谈,还得连夜整理会谈简报(基本上是逐字记录),在每天早晨以前印出分送各位国家领导人。美方这一次来访未带通讯设备,无法与白宫和总统汇报情况,这倒使洛德等少了一件麻烦事,整理记录的事可以到回程时在飞机上再搞。

周总理与基辛格就国际形势、印支问题、朝鲜半岛、日本、南亚次大陆、美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交换了各自看法。

第一次会谈时,基辛格和他的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等都带着一大包文件。周总理客气地说:“我们的习惯是先听客人讲,阁下已准备了一本本的东西,先听听你的意见。”基辛格开始显得有些紧张,先拿出一份准备好的稿子念道:“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第一次在平等的基础上举行会谈,也是打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今天是全球的形势发展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接着他提出了要会谈的七个问题,即:(1)台湾问题;(2)印支问题;(3)同其他国家关系问题;(4)南亚次大陆形势;(5)中美联系途径;(6)关于军备控制;(7)中方愿提出的其他问题。基辛格照本宣读的讲话稿还说:“中国担心的是美国同别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其实美国永远不会这样做,中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在没有考虑中国意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重大步骤。”基辛格的这个开场白是他与尼克松精心准备的,力图使中方了解美方战略意图,虽未提苏联,但矛头所向是明显的。由于周总理不带稿子,谈话随机应变,基辛格在讲完开场白后也放下稿子,侃侃而谈,显出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本色。

洛德和霍尔德里奇事后谈起此事时透露,访问的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准备各种“本本”(谈话稿),关于美苏关系、美越谈判等题,是基辛格指导下由洛德、乔纳森·豪中校和威廉·斯迈泽编写的,中美关系部分主要由霍尔德里奇起草。这些人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有时也向国务院要材料,但访华的事严格保密,不让国务院的人知道。当然,国务院的人也有事干,因为基辛格公开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等各国首都,要与各国领导人会谈,需要准备的材料和文件也不会少。

基辛格与周总理会谈时,美方由洛德、斯迈泽和霍尔德里奇三人做记录,事后再整理成文。中方由美大司的廉正保和肖心文等同志用中文速记记录下来,我和另外几位美大司的同志做临场记录,写成简报先印出来供领导参考,廉正保等再根据速记编出逐字记录。由于美方不是逐字速记记录,从美国解密后发表的记录来看,与中方记录有些出入之处,两相比较,中方的记录更为可靠。从工作量来说,由于洛德和霍尔德里奇既参加会谈,又做记录,事后他们在返国途中在飞机上互对记录,整理成文。那时尼克松总统已在加州的克利门蒂等候他们,听基辛格的汇报和阅读洛德等整理的记录。

第二部分周总理引用尼克松讲话,基辛格毫无所闻

在这次会谈时,周总理讲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引用了尼克松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尼克松在讲话中提出世界上出现了五种力量的观点,认为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遇到了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美国要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尼克松在讲话中把中国列为五大力量之一,美国要同中国和好,设法改善相互关系。周总理引用尼克松讲话的内容时表示,中国在经济方面比较落后,不成其为尼克松说的那种力量,我们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当双方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说,台湾问题可分为两部分:(一)关于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美国准备在印支战争结束后很快从台湾撤出三分之二的美军,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再削减其余部队。(二)关于台湾的政治前途,美国不搞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再讲“台湾地位未定”。但中美关系正常化要到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才能解决。周总理对此表示不满,要求美方加速解决台湾政治问题的速度。在双方讨论上述问题,特别是国际问题时,周总理一再提到尼克松的堪萨斯讲话,而基辛格对此竟毫无所知,显得有些被动。当天会谈后,基辛格向中方借阅此文,作者接到这一任务后,立即向新华社索要英文稿,新华社参编室以特急件送到钓鱼台时,上面写了“仅此一份,请用毕退还”。因美方索要甚急,中方立即将此稿交基辛格。后来美方人员在回忆录中就“仅此一份……”做了不少文章,说中方怎么连复印机也没有。他们以为“退还”的要求是中方代表团向美方提出的,其实这是新华社写给外交部的。总之,这是个小插曲,也说明我们当时的办公设备确实差,真的连一台复印机也没有。最后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达成《上海公报》时,我们这些接待班子的人在上海还得找个印刷厂,用铅字排版手工操作印出了公报全文(中英文)。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工作条件确实落后,现在外交部每个办公室都有电脑,各司都有好几台复印机,如要美国总统的某篇讲话,几秒钟即可从网上调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尽管当时我们的条件差,但从接待人员到参加会谈的负责同志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尼克松1971年7月6日的堪萨斯讲话,就是新华社从电传收到后立即译出打印送外交部的。我们看到后认为这篇讲话与这次会谈大有关系,立即将中文稿送周总理。周总理阅后要我们加印多份,发有关领导同志。外交部连夜加印和分发,使所有中国有关领导人事前都读了这篇讲话。而美方虽然设备先进,信息灵通,但由于国务院和白宫互不通气,也不敏感,尼克松7月6日的重要讲话,基辛格到7月9日竟未看到!他还得向中方借阅,这不令人难堪吗?

第二部分达成尼克松访华《公告》,基辛格完成“破冰之旅”

1971年7月11日中午12时20分,基辛格一行结束了在中国的“破冰之旅”,乘机返回巴基斯坦,结束了他48小时的秘密访华之行。基辛格同中方达成了一份即将宣布尼克松访华的《公告》,这是他的重大收获。

这份《公告》的达成,显示了周总理的机智和灵活。中方开始把联合公告稿提交美方时,有两点使基辛格感到为难。一是里面提到双方谈了台湾问题,二是说尼克松表示希望访华,中方才同意邀请他。得知基辛格感到为难后,周总理对公告稿做了修改,不再提台湾问题(讨论中美关系就包括了台湾问题);把尼克松想访华改成中方“获悉”此事,就邀请他访华。这样对双方都说得过去。基辛格对这一妥协方式十分满意。这份短短的《公告》将震惊世界。基辛格是怀着希望而来,取得成功而归,心满意足地离去。由于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好,西方世界都被蒙在鼓里,以为基辛格刚刚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陪同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参与《上海公报》的谈判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时,还没有考虑为尼克松访华发表公报的事。当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了他第一次访华情况后,两人得出共识,需要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以显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

1971年10月21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主要任务就是与中方共同起草公报稿。原来他们设想的比较简单,以为公报中多强调一些共同点就可以了。结果是碰了钉子,双方的公报稿谈判花了很长时间,而且经历了激烈的交锋和讨价还价,一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结束的前一天,即2月27日才达成协议。

公报的谈判,分为两个阶段。1971年10月21日至26日,由周总理亲自与基辛格会谈。1972年2月22日至27日为第二阶段,由乔冠华副外长与基辛格会谈。1971年10月22日,基辛格提交了美方草拟的第一个公报稿,内容分三部分:(一)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二)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三)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在“一般原则”部分,美方同意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一部分是十分可取的,获得中方赞同。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部分,虽然内容多取自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和观点,但美方把一些重大分歧一带而过,主要是讲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点”。对此,周总理表示反对,并为此做了长篇发言,分析双方对世界形势的不同看法和立场,并指出:双方掩盖分歧,达成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的文件,只会给两国人民一些幻想,也将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周总理主张双方把各自的不同看法写进公报。基辛格受到很大震动,当晚与洛德等密商对策,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想到中方这种写法也有可取之处(意思是美国内部意见不同,有些人反对与中国和解,美国的“友邦”对此也不理解,把分歧说清楚,也有好处)。当晚双方复会后,基辛格表示“同意这一改变,这样写也有可取之处”。但他强烈希望中方在用词上要温和一些。他一再说,美国总统跑16万英里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共同发表一些高调谴责自己的词句。

第二部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争论

公报的特殊格式确定后,双方进入实质内容的谈判。台湾问题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曾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几项重要承诺,包括美国今后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运动,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印支战争结束后先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美军,随后再撤出其余美军。美方不愿把这些口头承诺写进公报里。基辛格表示,“不是我们说过的问题都能写出来”。在美方起草的公报里,美方只说要“逐步减少”在台湾的美军,而且还以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为条件。周总理明确告诉基辛格,美方必须声明四点:(一)只有一个中国;(二)鼓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内政问题;(三)美国不进行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四)要全部撤走美国军事力量,美军撤走可分步骤进行,不一定马上都撤,但上述四点立场必须表明出来。由于美方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台湾问题未达成协议,双方商定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继续讨论。洛德妙语受赞扬,中方智慧破僵局

1972年2月22日,双方重就联合公报内容展开讨论。这次中方由乔冠华副外长主谈,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等协助;美方仍由基辛格主谈,只带洛德一人出席,有时也有霍尔德里奇参加。这次会谈涉及余下的各种分歧,包括中方声明中所述“人民要革命”一词,美方坚决不同意;美国声明中所述它对韩国和日本的条约义务问题;关于“双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提法问题等等。最关键的分歧是中方要求美国无条件从台湾撤军问题,本段先叙述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突破僵局的过程。

从中方的立场看,我们未在公报内提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只提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已经是对美方的照顾和妥协;但美方强调公开宣布撤军将引起国内右派亲台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双方就此问题一直争论到最后一天。

国内有些报刊或书籍有个误传,以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争论不休,最后基辛格和洛德想出了一句妙语,“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结果皆大欢喜,僵局迎刃而解,云云。其实这仅是误传。据作者了解,洛德想出(或从国务院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准备的文件中查出来)的这句妙语确实不错,它包含了美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意思,受到了中方的赞扬和同意。但这一妙语早在1971年10月22日美方提出的第一份公报草案中已经有了,只是后来词句上略有改动。当时中方就接受了这一提法,它并没有解决中美分歧的焦点,即美方无条件全部撤军问题。争论到最后一天的这个焦点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它主要是靠中方的智慧和双方谋求妥协的努力解决的。

1972年2月25日,经过双方多次讨论后,基辛格和洛德商量后,提出了如下的美方声明:“……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展望它将从台湾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乔冠华副外长与中方官员略做商议后,对此做出了敏捷的反应。他说,“前提”的说法太重,而“展望”的说法又太轻,必须找到把“前提”减轻和“展望”加重的词句才行。乔建议将“展望”改为“预期”一词。接着章文晋司长提出可将“前提”改为“前景”。洛德听到后马上点头示意可以接受。这时基辛格开玩笑说:“我们的洛德先生已经站到中国一边了。”于是大家哈哈一笑。基辛格表示接受这种提法,一个难题终于解决了。乔冠华又回到严肃的口吻说,这是我们的几种设想之一,待请示周总理后才算最后定案。基辛格说,他也要请示总统。随后尼克松建议,把前后句子略作调整,内容不变,双方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本段的全文如下: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关于公报草案中其余的分歧,也是在最后几天解决的。首先,关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一句,中方的底牌是争取不改,乔冠华要求我们中方接待班子的人“集思广益,想想点子”。作者因整理过尼克松的历次讲话,记得他多次讲到“革命”一词,很快就整理了一份材料(关于尼克松讲到“革命”的语录),供乔冠华选用。1972年2月23日,乔冠华在与基辛格讨论公报时,大量引用了尼克松在何时何地讲到支持“革命”的话,包括说“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变化是革命的”(1967年10月23日),近年出现了“新的美国革命”(1971年1月3日)等等,他质问:为什么你们的总统多次可以讲“革命”,中方在自己的单方声明中就不能讲这个词?再说,你们美国也是从革命中诞生的,中国也是革命胜利后立国的,我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关于“人民要革命”,我在联合国已经公开讲过了,为何现在不让讲?一席话说得对方无言以对,只好说“把革命一词放进去吧”!

再说美国对日、韩的条约义务问题。美方在一、二、三稿中都提到要履行对日、韩的义务,中方声明中则与此相对,坚决支持朝鲜和印支三国的正义立场以及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主张。双方已达成协议,但美方内部发生“窝里斗”,1972年2月26日国务院的官员第一次阅读公报稿后向尼克松提出此句不妥,只提日、韩,不提对台湾的义务将引起严重后果。另外还提了14条不同意见,尼克松考虑再三,要基辛格再找中方商量,中方同意了某些合理改动(如增补罗杰斯国务卿也与姬鹏飞外长进行了讨论等内容),但不同意改动台湾部分。美方只好把履行对日、韩的义务用词取消,中方表示同意。

此外,关于“任何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措辞,这是美方首先提出的,中方表示同意。但后来周总理认为得改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美方还在侵略印支,没有做到这一条。基辛格当然看出中方要改动的用意所在,因此坚决拒绝,后来在中方一再坚持下,美方勉强同意。在争论过程中,双方都有些感情冲动,中方不但乔冠华发言,而且章文晋也几次激烈表态,因此后来霍尔德里奇在他写的书中说,“基辛格对章文晋插话感到厌烦”。

作者不厌其烦地写下这一过程,主要是强调中美双方当时开始改变对外战略,环顾左右(国内和国外)都有些敏感因素,因此在讨论公报措辞时几乎字斟句酌,做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

第二部分洛德参加会见毛泽东的镜头被盖掉

在中美会谈期间,双方都有外交家的风度,不但出言风趣,而且时常说点笑话,使会场显得轻松一些。比如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会见时,双方在近一个小时内谈笑风生地讨论了世界大事,内容广泛,寓意深刻。周总理与尼克松、基辛格多次会谈时,也都充满幽默和风趣,周总理为了驳斥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真空论”(指美国不去干预,当地会成为“真空地带”,易为苏联所乘),旁征博引,以戴高乐的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军队为例,说明美国主动撤出印支,才有出路。这样讲很有说服力。

乔冠华与基辛格在1972年2月讨论公报稿时,尽管双方大部分时间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但有时会场也传出一阵笑声,这多半是基辛格又说了一句什么俏皮话。印象较深的是,在某次公报谈判处于僵局时,基辛格突然谈起他1971年7月第一次访华时把衬衫丢在巴基斯坦旅馆的事情。他话锋一转,又说“我这次访华,可能是次外交灾难”,因为美国有句话,“丢掉背上的衬衫”,意思就是指某人“输得精光”。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其实他的玩笑是有用意的,就是抱怨中方在公报稿上逼得太紧。这时洛德出来打圆场说,“你不会输的,因为你的衬衫是借来的,是别人的,输不到自己头上”。这又引起一阵哄笑。基辛格又挖苦洛德说,“洛德先生这次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把头发都剪短了,以便给中方一个好印象”。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因为在美国代表团中,洛德的头发是最长的。由上述一些笑谈来看,基辛格同洛德的关系相当密切,甚至到了令冷落在一旁的国务院官员感到嫉妒的程度。

尼克松访华时的一个插曲:洛德参加会见毛泽东的镜头被盖掉

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内会见。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在美方陪同会见的人员中,除了基辛格,就只有一个洛德。连国务卿罗杰斯也无份,更不用说尼克松随团来华几百人中的其他官员了。这件事是谁决定的?当时愤愤不平的国务院官员都抱怨基辛格,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而国务院的官员住在6号楼。午餐刚过,基辛格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通知:毛泽东将于下午3时会见尼克松总统,并询问美方何人陪见。这是一次人数受到限制的会见,双方参加人员都不多。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让基辛格本人陪见,另派洛德去做记录(基辛格可能考虑到这是高度机密的一次会见,不愿国务院的人参加)。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不要告诉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的事不能讲出去,新闻、照片、电视里都不要出现洛德。基辛格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不让国务院的人参加,二是怕引起国务院的人不满,只好让中方为此保密。看来这也是尼克松的想法,否则基辛格不会如此快地做出决断。

当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双方人员基本上是对等的。中方只有周总理在座,王海容做记录,唐闻生做翻译。美方代表团的翻译是傅利民,他是国务院的人,尼克松不但这次会见不用,而且当晚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尼克松发表即席讲话时,也是用的中方翻译唐闻生。中方谁出席或不出席都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大家的共识是服从组织安排。但美方就不同了。尽管中方在发表会见照片和电视转播时,按美方要求把洛德的镜头盖掉了,发新闻时也没有提到洛德参加,但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次会见没有罗杰斯先生的份儿,按职位来说,国务卿不应低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洛德陪见的事也难于保住密。结果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国务院的人怒不可遏,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基辛格。2月26日罗杰斯和格林助理国务卿在去杭州的路上对中美已达成的公报提出15条意见就是反应之一。尼克松见此情况,立即嘱咐罗杰斯国务卿,意见可以提,但回国后不得自行其是,与总统立场要保持一致。罗杰斯倒识大体,回国后大力支持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未发表任何出格的言论。但他同基辛格的关系总有些格格不入。

第二部分周总理拜访罗杰斯,国务院官员皆大欢喜

周总理是个有心人,他对美国代表团内部的动向十分关注,对国务院官员与白宫的矛盾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尽管国务院的人把愤懑情绪撒向基辛格,但周总理认为也应做些安抚工作,以利更多的人支持发展中美关系。因此周总理一到上海锦江饭店,就去拜访住在13楼的罗杰斯国务卿,正好格林和傅利民等都在那里议论纷纷,他们对尼克松住15层总统套间没有意见,但对基辛格住14层不满。周总理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我记得当中国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大使馆开了绿灯……”一席话说得这些面有愠色的美国人开始笑逐颜开。周总理还对安排他们住13层(西方人忌讳的数字)表示抱歉,说这是中方人员的疏忽。说到这里,他还讲了不怕鬼的寓言,使气氛更加活跃了。更令他们高兴的是,周总理还当场答应赠送一部中国《二十四史》及《鲁迅全集》给国务院(另一套送白宫)。周总理还把章士钊先生新出版的《柳文指要》赠送美方翻译傅利民先生。这些国务院官员一再感谢周总理,并表示今后愿致力发展中美关系。

周总理为什么想到送美国人《二十四史》和《鲁迅全集》等书呢?这是有原因的。当尼克松在北京时,不喜欢用国务院的翻译傅利民,也不要国务院官员出席重要活动,他们闲来无事就到北京逛书店,想买《二十四史》等书,但没有找到。周总理把这些小事与国务院和白宫的矛盾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决定买这些书,一份送国务院,一份送白宫,使两家皆大欢喜,国务院的人就是有气也指向白宫,不至于迁怒于中国。

洛德独获殊荣:三次会见毛泽东

20世纪70年代初,能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美国外宾为数极少,能有此机会者都是特别幸运者,而洛德就是其中之一。他虽年轻,阅历不多,但生逢其时,正赶上中美关系打开之初期,因为几次随尼克松或基辛格访华,他不但有机会亲自聆听世界闻名的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意义重大的对话,而且还三次见到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这在所有美国外交官中(基辛格是个例外)可能是惟一的一位。

洛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72年2月21日下午,已如上述。这次会见惟一的遗憾是洛德的名字不见报,这从另一角度看,更增加了一层神秘感。

对于洛德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和基辛格会见毛主席,但不能公之于众这件事,周总理一直惦记着,总想找个机会弥补一下。1973年2月17日当基辛格又一次来华访问时,洛德也来了,毛主席当晚会见基辛格,周总理特别点了洛德先生之名,要他一同去陪见。会见一开始,毛主席就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数我最老”。第二天报纸上果然登出了洛德参加会见的照片。

1973年11月12日基辛格又带着洛德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又会见了他们。洛德在1972年到1973年之间,一连三次获得陪同基辛格会见毛泽东的机会,这是其他美国外交官难以遇到的机遇。

第二部分洛德升任驻华大使,任命在国会遇到周折

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执政时期,洛德一直在政府任职。1977年民主党的卡特入主白宫,洛德属于共和党,只能另谋高就,他回到纽约担任了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又大批担任公职。洛德有了返回国务院的机会。1985年7月里根总统决定任命洛德为驻华大使,以接替原驻华大使恒安石的职位。美国政府于1985年7月20日向中国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的照会,中国政府7月22日即复照同意。当洛德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办理赴华签证时,使馆人员早有准备,在很短时间内一切办妥。这几乎创造了一次外交上的吉尼斯记录。而洛德在国会通过任命却大费周折。

保守派参议员赫尔姆斯是反华的急先锋,他对尼克松、基辛格从国际战略考虑打开中美关系一直耿耿于怀,对洛德参与这一过程当然也十分不满,因此对洛德的任命故意刁难、阻挠,拖延了几个月之久。赫尔姆斯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他要安插自己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助手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到政府重要岗位上去,只要政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以不通过国务院任命的一批大使为要挟。说也奇怪,偌大一个美国,竟让这种为达私利不择手段的人为所欲为,最后国务院只得妥协了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中的虚伪性。

洛德的任命在参院外委会从7月一直拖到11月,一方面是赫尔姆斯拿不出正当的理由阻挠到底,另一方面是国务院已部分满足了赫尔姆斯的要求,该委员会才于11月5日表决通过了洛德的任命。

恰逢中美“蜜月”时期,大使任内一帆风顺

洛德于1985年11月到北京就任美国驻华大使,1989年4月离任返国。这一段时间是中美关系最佳时期,可以说,洛德是时运最佳的大使,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危机或最棘手的难题,其他美国驻华大使多数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1985年11月中旬洛德到达北京后,11月16日向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唐龙彬递交国书副本。当月19日李先念主席会见洛德,接受他递交的国书。李先念对洛德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情况及政策,使洛德任职之初就对中国国内形势有了全面的认识。洛德表示,他将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接着,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出面接见洛德,表示对他履行使命时将给予协助和合作,欢迎他进一步为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贡献。

促进中美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洛德的重要工作之一。洛德上任之初,美中核合作协定在国会得以通过,里根总统迅即签署(但国会仍寻找借口,阻挠其实施)。里根还否决了国会通过的限制纺织品进口法案,这对中美贸易是有利的。198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1亿美元,1988年增为143亿美元,平均年增15%。1984年美国对华投资协议金额为7亿美元,1988年增为34亿美元。这一时期,中美两军之间的高层互访特别频繁。1986年中美开始执行军工合作项目,即价值5亿多美元的改装歼—8飞机项目以及大口径炮生产线和TBO鱼雷项目。洛德还参与了在北京进行的由中国发射美国卫星服务的有关议定书的谈判,洛德代表美方草签了该项协议备忘录。该协议明确规定,中方不从发射过程中谋取任何技术机密,美国卫星在运输至发射基地和装配到中国“长征3”号火箭上全过程都由美方派人监管。根据该协议,1986年和1987年中国先后为美国卫星公司发射过几枚通讯卫星。

在文化教育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向美国派出的留学生大为增加。1984年派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各6000多人。1988年派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35万人。由南京大学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学兼研究)1986年9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洛德应邀出席,并讲了话。

洛德多次应邀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总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美中关系对两国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管美国如何做,中国都会崛起成为强国,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帮助中国现代化和与世界建立联系,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这一时期,美国大力推进对华关系,洛德也积极执行这一方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其一,里根总统急于争夺对苏战略优势,很愿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因此重视加强中美关系;其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头,美国误以为中国会发挥“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羊”的作用,因此对中国期望很大。洛德对以上两点也持同样观点。

但是双方的“蜜月”时期为时不久,1988年到1989年,上述两个因素发生了变化,一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方针,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二是中国并未如美国期望的向经济“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发展。因此,中美间的矛盾逐渐凸现,洛德的言行开始与中国的现实发生冲突。

第二部分结交中国“不同政见者”,引起中方不满

洛德的夫人鲍柏漪善于交际,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她受的是美国教育,热心宣扬“自由和民主”,结交的多是崇美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不乏反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政见者”。这对洛德产生了影响,他同这些人的接触也逐渐增多。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成了洛德经常光顾之地。

1988年6月1日,洛德未经外交部批准,径自去北京大学出席“周三自由谈”。他与在场的几百名学生自由问答。洛德问,你们喜欢美国什么东西?有的学生答,“喜欢美国的自由、民主”。洛德又问,“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有的学生答,“中国的官僚主义和物价上涨”。当然,也有学生质问美国国会为什么老通过决议,干涉中国内政?洛德开脱说,议员不代表政府。一场杂乱无章的讨论无果而终。

此事发生后不久,中国有关官员向洛德提出了忠告:作为美国大使到中国大学活动,以谨慎为宜,至少要遵守中方的规定,办理应办的手续。在这之后,洛德尽管对劝告不满,但也吸取了教训,注意向外交部打招呼。1988年他又到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外交学院及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总的说来,他基本上是从正面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讲到对中国的看法时,表态还算慎重。对于这些活动,中方并未再干预。但他的活动并不止于此,还不断结识一些反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政见者”,这当然会引起中方的关注。果然不出所料,洛德在任后期终于因“不同政见者”问题惹下了大麻烦,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邀请方励之出席总统宴会,惹出一场外交风波

1989年2月25日至26日,刚上台不久的布什总统到中国访问。这次工作访问的意图是好的,访问也是成功的。但却发生了一件双方不愿见到的不愉快事件,为访问投下了阴影,一件大好事变成了两国间的一场外交争执。此事的罪魁祸首就是洛德大使。

1989年2月布什访华前夕,洛德大使拟定了一份布什总统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的邀请名单。他有意地塞进了几个“不同政见者”(即反政府的“民运人士”),其中最敏感的是方励之夫妇。他把名单报回华盛顿,给白宫出了个难题:如果将方励之等删掉,则会引起人权界的抗议;如不删掉,则会引起中方不满。还有一种可能,即白宫出于疏忽或无知,让名单全部过关,将来出了问题,洛德也可推脱责任。

据说布什总统到日本访问时才有人汇报此事,但名单早已泄漏给新闻界,难以改动。结果已如各方预料的,中美双方在方励之问题上发生矛盾。当布什举行答谢宴会时,中方采取措施,阻止了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中美双方为此进行了外交交涉。这一争执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为布什的访华之行蒙上了污点。

布什事后对此十分生气,认为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洛德。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公开向记者说,美国驻华使馆应负其咎,对此事处理不当。他在同中方领导人谈话时也表示,布什本人并不知情,责任在于洛德。

洛德见到记者的上述报道后,起草了一份反驳的长篇电文,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发给白宫,同时抄送国务院。这一发送方式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电报,并透露给报界。

当斯考克罗夫特看到电报时,气得连声大骂洛德,并催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尽快赴北京上任,以代替洛德之职。

1989年4月22日,洛德结束了在中国的任期,奉调返美。行前中国领导人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分别会见了他,钱其琛外长设宴为洛德夫妇送行。中国领导人对他优礼相待,还赞扬了洛德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贡献,希望他以后继续为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国家关系的改善而努力。洛德也一再表示,他认为中美关系极为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行之有效。今后他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多做工作。

第三部分中央情报局特工出身的李洁明大使

198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布什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从1989年1月20日起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上台伊始,就任命自己的外交政策顾问李洁明(詹姆斯·利利James Lilley)接替洛德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是老布什在耶鲁大学的同学,两人一生经历虽各不相同,但政治观点接近,相互关系密切。1974年10月布什到北京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李洁明也在联络处工作,名义上是一等秘书,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在联络处委派的代表。从李洁明的履历看,他有三个突出特点:(一)从小生在中国,成人后一直从事对华事务,被认为是“中国通”;(二)长期任中央情报局特工;(三)长期做老布什的外交顾问,是老布什的亲信,两人私交笃深。

幼年在战乱的中国住了13年

李洁明的父亲名叫福兰克·沃尔德·利利,26岁从康奈尔大学辍学,出外谋生,被美孚石油公司派往中国。他1916年只身到上海,1917年沿长江上溯,在四川万县落脚,为美孚公司推销煤油。1919年回美休假时与纽约州门罗市的英耐兹·布什小姐结婚,一同返回中国,继续沿长江一带推销石油产品。1926年至山东省青岛市,终于定居下来。

1928年1月15日李洁明降生于青岛时,已是利利夫妇的第四个孩子(三子一女)。当时的中国内有军阀割据,互争地盘;外有列强侵凌,抢占势力范围,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李洁明之父目睹了这些惨状,青岛于1898年被德国霸占,1914年又被日军占领,1922年在国际干预下日军虽暂时退出,但青岛仍处于日本控制之下。尽管如此,作为美国商人的利利先生仍可不受阻挠地在青岛为美孚公司经营石油业务,过着优越豪华的生活。

23岁起加入中央情报局

李洁明1940年返美后,在新泽西州进入李奇德中学读书,后用军方付款上了耶鲁大学,三年后应耶大教授的劝告,1950年秋加入特工组织“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赛穆尔与OSS头子艾伦·杜勒斯是政见一致的好友,与军方和情报机构关系密切,把耶鲁大学办成了保守派的学术基地,是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招兵买马的来源地。李洁明在耶鲁大学的三年,受到了保守派学者、教授的熏陶,为一生的保守派观点打下了基础。1947年OSS改组为“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igence Agency,简称CIA)。OSS的目标主要是对付二战时期的轴心国德、意、日,但改组成CIA后,冷战已经开始,主要目标成了对付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刺探中、朝情报和实施破坏活动成了其主要任务。而置身其中的李洁明从1950年到1973年(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前)一直是从事反华隐蔽活动的特工。

第三部分反华隐蔽活动的失败记录

李洁明加入OSS后,先到OSS学习情报业务课,同时名义上编入空军作为掩护。1951年11月7日,李洁明奉调到日本东京,开始他的CIA特工生涯,时年23岁。据李洁明自己的说法,当时美国对中国的隐蔽活动主要有三项:(一)支持中国大陆上的第三种力量(即共产党和蒋介石之外的亲美势力,包括在塞班岛和冲绳岛上训练中国人,作为在大陆发动“起义”之用。(二)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并与台湾“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进行情报合作。(三)使用空中侦察、派遣特工和截听通讯等手段,收集大陆情报。

李洁明从事的就是第二和第三项任务。他奔波于日本、台湾之间,训练台湾特工,与台湾“保密局”进行联系,交换情报,发展当地特工人员,并设法将特工空投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刺探中国军队调动情况等。李洁明曾两次到汉城,亲自安排用C—47飞机把特工空降至中国东北地区,均告失败。

1953年5月,李洁明潜入香港大学,表面上是学生,实则暗地里发展特工、刺探大陆情报。为躲人耳目,以“约翰·赖特”(John Wright)的名字出现在社交场合。当时港英当局不愿美国利用香港搞特务活动,因此对李洁明多方限制。有一次李洁明发展的一个特工向香港偷运武器时被港英当局查获,按法律当判死刑,李洁明怕此案会把自己身份暴露,只得逃之夭夭。

此后李洁明先后到东南亚几个亚洲国家,从事针对中国的隐蔽活动。

1968年李洁明第二次到香港,任CIA副站长。他曾设法从驻港的中国银行、华润公司和新华社内部发展对象,但效果欠佳。

1970年李洁明返美,在CIA远东司隐蔽行动处任副处长,后又转任CIA中国处副处长。

千方百计来中国

李洁明自参加CIA后,就一直进行反对中国的隐蔽活动,他的工作地点也一直围着中国转: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柬埔寨、泰国、老挝……他最感遗憾的是从来也未能插足中国大陆。在香港工作时,他曾多次在边界窥测大陆,经常找逃出大陆的难民收集中国情况,但那都是隔靴搔痒,得到的情报支离破碎,看不到庐山真面目。

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交往的大门逐渐打开,1973年5月,双方决定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些消息使李洁明看到了进入中国的机会。

李洁明考虑再三,当年已45岁,时不待人,机不可失,何不鼓起勇气自我推荐去中国?他先向CIA副局长查理提出申请,遭到拒绝。他又直接找施莱辛格局长,施莱辛格将此事告予外交大权在握的基辛格。出乎对方预料,基辛格竟表示同意,但指示李洁明到中国后不得进行隐蔽活动,不得发展组织,只负责另一通讯渠道。1973年4月16日,基辛格明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大使说:美国将派一外交官赴华,曾在CIA工作。美方承诺,他不会进行任何其他活动,只搞沟通情况的通讯联络。

1973年7月,李洁明偕夫人萨莉到中国赴任。美方当时交给中方的履历表是:1946年至1947年在美国陆军服役,随后进入耶鲁大学。195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加入中央情报局,并在空军服役四年。1958年进入国务院,先后在马尼拉、金边、曼谷、西贡和香港等地的美国驻外机构任职。在美国驻华联络处将任一等秘书。给人们的印象是,他曾在CIA工作,后又在国务院任职。当时基辛格为什么同意这一任命?中方为什么没有反对?作者了解到的情况是,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与基辛格谈话时曾表示(大意):我们之间不说假话或进行欺骗,我们从不偷你们的文件,你们可以故意放在那里试试,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动作都没有用。基辛格据此认为,双方已达成谅解,互相不搞间谍活动,美方派人到中国,可以说明身份,不致引起问题。基辛格另一个用意是,在国务院通道之外,CIA专设通讯渠道,对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大使与白宫联系也有好处。从中方来说,反正美国官员,不管是国务院的,白宫的,军方的,还是CIA的,都会收集情报和搞研究工作,对李洁明亮出身份并不特别在意。美国对其盟国也派CIA的人,但要亮出身份,以利管理。

李洁明到北京后,开始还遵守基辛格的告诫,在联络处保持低姿态。时间一长,他暗地里搞些情报收集活动,包括派人监测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附近的车辆,以判断中国政府有什么重大举动或活动,后来又通过外交邮袋,运进了先进设备,测听北京的电话通讯等。他还通过与东欧国家和巴基斯坦驻华官员的来往获取情报。据采访过李洁明的人说,李洁明一生搞对华情报,最有收获的时期有两次: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香港收集到不少情报;二是1989年5月至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期间,他作为大使指挥手下四处打探,摸到不少情况,及时报回了华盛顿。这从反面说明,中国不能乱,中国一旦“天下大乱”,各国情报人员,特别是美台情报人员,不管是公开的或暗藏的,都会一齐出动,乘虚而入,大获“丰收”,中国的国家安全便会受到损害。

第三部分与老布什结为密友

老布什与李洁明早年是耶鲁大学同学,当时关系一般。1974年二人重新见面,共叙旧谊,相互关系升温。特别是老布什任联络处主任时,李洁明也在联络处供职一段时间,关系更加密切。1974年,《华盛顿邮报》发表安德森一文,公开揭露李洁明是CIA搞隐蔽活动的特工。这不但使他无法待在中国,而且也无法再在CIA做隐蔽工作。李洁明1975年回到CIA改做分析工作,负责对华事务,1976年老布什任CIA局长,两人结为密友。1977年秋,老布什以平民身份访华前,征求李洁明的意见,李洁明建议访问西藏、桂林和长江三峡,老布什全盘接受,并请李洁明参加访问团。该团都是老布什的亲信,在访华过程中,老布什就制定了竞选总统的计划。此后,李洁明一直是布什的中国问题顾问。

1979年5月1日,布什宣布竞选总统,李洁明一方面在亚洲政策上为布什献计献策,另方面也参与竞选活动。后来布什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奉命于1980年8月16日访华,为里根的反华言论进行解释工作,李洁明也随行。里根总统上台后,1981年6月派黑格国务卿访华,由于黑格有“中国支持者”之称,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对他不放心,分别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和李洁明等随行,李洁明将黑格的讲话内容及时偷报回华盛顿。随后李洁明被亲台反华的艾伦推荐当了美国驻台湾的代表(即美国在台协会驻台湾分会主任)。这一身份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艾伦在安排里根总统接见美国新任驻外大使时,却把李洁明安排了进去。当日里根预定分别会见12个大使,最后一名是李洁明。里根夫人南希和副总统布什都在座,里根向李洁明说,“你去台湾,我喜欢那些人,我要你了解这一点”。这句话成了李洁明在台湾工作的座右铭。

第三部分自称重返中国当大使是“落叶归根”

198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的老布什以副总统之尊参加总统竞选获得成功,1989年1月20日起入主白宫。李洁明又有了升迁的机会。1989年1月李洁明奉调自韩国返美,不久即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李洁明的任命顺利地通过了参院外委会的审查。中国人常听到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以为是多大的场面。其实一般听证会出席的议员并不多,四五个人是常有的事,有的议员有事时在会场进进出出是司空见惯的。1989年4月13日参院外委会为李洁明的任命举行听证会,不知是多数外委会成员对此事没有兴趣,还是有其他原因,在场的只有两个议员,克兰斯基主持会议,赫尔姆斯向李洁明提问,真有点像中国人演双簧的味道。

当李洁明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这方面只有美、欧才能成为中国的伙伴,苏联无关紧要,它没有供应中方需要的财力与技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因此中苏发展关系是有限度的,不必因为现在中苏有所接近而担忧。关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他强调现在有积极的方面,即双方交往增加,1984年以来,40万台胞已访问大陆,双方贸易每年已达25亿美元,台湾海峡局势已日渐缓和。美国的立场是推进这一和平进程,不必参与调解。关于西藏和人权问题,李洁明认为美国不应急于求成,可通过一些接触加以影响。对于中国政局的发展,他表示中国政局稳定,人大会议比过去开得活跃,社会上可以存在不同看法,但中国政府对新闻界控制较严。他认为中国政府会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但在进程中会有小的调整和修正。赫尔姆斯问的正是当时美国朝野关心的几个问题:中苏关系发展前景,台海局势如何,中国人权状况及政局动向……而李洁明答的也正是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没有超越雷池一步。看来李洁明同这两位议员的关系还不错,互相留着面子,没多费口舌,4月18日第二次听证会就一致通过了这一任命。

1989年4月22日洛德大使前脚刚离开北京,同年5月2日,李洁明夫妇后脚就赶到了北京。布什总统急于派李洁明到北京是有考虑的,他想到的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定于5月15日访华,这是中苏两大国多年来第一次实现首脑访问,象征着“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开始。他为此不但早在上台伊始就匆忙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工作访问,5月又派第七舰队司令曼兹中将访问上海,同时又邀请人大委员长万里5月前往美国访问。

李洁明于5月8日拜会杨尚昆主席,呈交了他担任大使的国书。李洁明一见杨尚昆主席就表示:他原来生在中国,这次来中国任职是“落叶归根”,他是“带着强烈的回到出生地的感情来当大使的”。临行前布什总统交代他,要努力使中美关系发展得更牢固,这就是他的使命。杨主席按照礼仪对李洁明的任命表示欢迎,并强调,国际形势已有了重大变化,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他希望新大使为加强中美关系而努力。

5月11日,李鹏总理会见了李洁明,他明确向李洁明指出:美国人常用自己的观点观察世界,这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试图用美国的观点来影响中国,则不可取。他这句话显然是警告美方,不要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不要从背后鼓动学生闹事。

此后李洁明又拜会了钱其琛外长。

正当李洁明作为新任大使到各单位拜会的序幕才刚拉开,华盛顿就命令他先去上海出席美国舰队的访问活动,并要他陪同万里委员长到美国访问。美国白宫注重的是国际战略格局,不能让戈尔巴乔夫访华的镜头掩盖了中美之间的重大交往。而李洁明在中国看到的则是天安门前中国学生的集会,他认为这比戈尔巴乔夫访华和万里委员长访美更加重要,更加戏剧性,而且当时已经成了美国多家报刊和电视台热播的中心议题。李洁明向华盛顿提出反建议,要求立即回到北京,严密关注北京的“政治风波”。

第三部分北京“政治风波”期间忙坏了美国大使

李洁明急忙返回北京,这时为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而来的美国众多记者已盯上了天安门前的集会活动,美国驻华使馆的几名武官和情报人员也身穿便服,整天混迹在集会的人群中。

李洁明在《中国问题专家》一书中是这样描绘美国使馆人员分头活动情况的:

美国官员都多头进行活动。助理陆军武官沃策尔(Wortzel)少校等二人到处奔波,6月2日到达北京西北郊,看见示威人群正阻挡军车车队入城,就在旁拍照,中国军官叫喊不准他偷拍情报。6月3日他们又出现在南苑机场附近,观察军用飞机运载部队到北京的情况。

美国驻华武官雷德将军已事前在北京饭店临近天安门一侧租下房间,用以观测广场的活动。他并违背中国的规定,从境外偷运进步话机,分给部下与他通信联络。

自4月开始,美国武官处已与英、德、加、澳(澳大利亚)、日等馆建立了交换情报机制,把北京划分为几个区,各国分工探测情况,然后分享成果。5月底,他们分别在北京一些关键地点建立了监听站,派人在各点值班。美国使馆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包括接收沈阳、上海、成都、广州四个总领馆发来的情况,每个人每天工作都达12~15小时。

沃策尔武官和赫斯基(Jim Huskey)领事官都是“好样的”,他们分别在两个关键地点驻守。沃策尔在南苑机场附近住进了小旅馆。赫斯基在天安门广场,整夜在历史博物馆前打转。6月3日和4日,他都违背中国政府的戒严令,留在天安门广场附近。

在复兴门那里也有武官值班,随时报告部队进城情况。6月4日事件爆发时,赫斯基一直在天安门待到深夜两点半,后又退入北京饭店17楼,一直看到人群退出广场。

李洁明自己则在美国使馆二楼政治处通宵坐镇值班,没有回他在三里屯公寓楼的住处。

由上可见,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时,美国人是多么“忙碌”,多么肆无忌惮地在探测中国的政治情况。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也在间接地散播谣言,鼓动动乱,因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情况、小道消息用热线一天24小时向华盛顿发报、许多不实的消息又从“美国之音”等传播渠道散发向全世界。

写到这里,作者还记起1989年6月4日夜间的一件事。我正在外交部美大司值班室值夜班,忽然接到了李洁明大使的电话,他说天安门前很乱,北京到处听到枪声,有几名美国人,主要是来访的记者原来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现在失去了联系,不知去向,希望中国政府协助打听一下,华盛顿很关心他们的安全。我首先表示,中国电视台已多次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知,要人们离开天安门,以免出事,你们美国人不听劝告,仍去天安门一带活动,这是违背规定的,如发生事端,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同时我也答应代为探询一下这些人的下落。放下电话后,我先报告领导,然后给北京有关部门挂电话,打听美国人的去向。过了一会儿,北京有关部门来电话说,广场附近的外国人,其中有几名美国人,都已被领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又从那里转移到了灯市口东口的王府饭店,美国使馆可派车去接人。我把这一情况通知了李洁明,他听到后如释重负,一再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谢意。他还说,“有了这个好消息,我就可以安心地回去睡觉了”。

第三部分美国驻华使馆庇护方励之事件

6月5日,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方励之偕夫人李淑娴畏罪潜入美国使馆文化处寻求“庇护”。李洁明闻讯后,考虑再三,不敢接受这一请求,生怕此事对使馆不利,便派使馆政治处的官员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与方夫妇交谈。二人说明:给予“庇护”会引起很多麻烦,如方一家住下,其他被通缉的人也跑来,使馆将无法应付。他们建议方励之另找地方躲藏,或实在无处去,美方可给办出国签证,方夫妇可设法逃往国外。经过3小时的劝说,方夫妇同意留下护照,请美方办签证,次日自行去取。李洁明如此处理,是根据国务院过去曾对驻外使馆做过的规定,即不要轻易接受庇护申请,否则将给使馆带来麻烦。

美国驻华使馆当即将上述过程申报国务院。国务院中国处代处长贝德尔接到申报后,立即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过去的规定只适用于一般情况,是针对不明身份的人闯入使馆而制定的。他认为现在是美国支持的“知名不同政见者”在危机情况下求救于美国使馆,若拒之门外,一旦遭受不测,让美国公众得知后,必然兴师问罪。贝德尔于是紧急请示副国务卿金米特,还打电话给白宫主管官员,提出自己意见,得到上级批准后,他立即向使馆下达指示:马上接受方励之入馆。

李洁明得到指示后,即派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二人前往寻找方夫妇。此时方励之夫妇已在身份特殊的美国人佩里·林克护送下到了建国饭店,住进《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马修斯的房间(马修斯去上海出差)。博格哈特这次对方夫妇优礼有加,不但同意他们进使馆,还说“你们将是布什总统的客人”。

他们四人像国际间谍一样行事,从建国饭店后门溜出,进入事前等候在那里的小面包车,直奔李洁明的大使官邸,把方夫妇安置在官邸的客房内。那时李洁明的大批家具行装尚在运输途中,室内空空如也。李洁明自己还在三里屯公寓内住着,因此方励之夫妇成了官邸的惟一住户。美方规定,夜晚方夫妇不能开灯,白天不能出门,绝对不能让中国警卫人员发现行踪。

其实这种规定是多余的,中国政府很快就得知方励之夫妇的下落,不但马上增派警卫把官邸团团围住,严查出入人员,而且两天后,即6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就召见李洁明,严正警告美方,方励之犯有策动动乱的罪行,美方庇护这种罪犯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抗议。

从此,美国非法庇护方励之便成了中美政府间的一场严重外交交涉,长达一年之久。

李洁明正式迁入官邸后,便叫方夫妇迁出客房,重新把他们安置在官邸大院后面的医务室内。原来的门诊室成了卧室,化验室成了厨房,牙医室成了电脑房和工作室。室内窗帘皆拉上,大门加固,全室安装报警系统,任何人不准入内,还安排了专人为方夫妇采购食品、选送书报。

李洁明不轻易与方夫妇会面,有事要见时都安排在夜晚,等中国工人、佣人皆已离去,才偷偷与方见面。

有一次,美国的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委派一个叫希尔的人来见方励之,要发给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章。李洁明不但同意让二人暗中会面,还让方有充足的时间写出发言稿,让希尔带走。后来证明,那篇发言充满反华言论,连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事不满意。

李洁明曾制定一项计划,想用外交信使邮箱或男扮女装偷运方励之出境,被国务院制止。中方闻到风声后也向李洁明提出交涉,不得偷运方离开北京。李洁明只好作罢。

方励之夫妇待在美国大使官邸内,对中美两国都成了提心吊胆的事。对中国来说,总怕他通过化装隐蔽在汽车内逃出,因此加强了美国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检查,不胜其烦,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反华势力常以此制造反华舆论。对美国来说,也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来,造成了极大不便。第一个提出解决此难题的是邓小平。1989年11月7日~10日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邓小平提出了恢复中美关系的“一揽子解决建议”,包括双方谈判解决方励之问题和美方解除对中方的制裁等。当时邓小平指出,在方励之承认违法的基础上,中方可让他离境,但美方要保证他不得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基辛格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向布什总统做了转达。美国政府几经考虑后,由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向中方做出正式答复:(一)由李洁明大使就近与中方讨论解决方励之问题的办法;(二)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由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与美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谈;(三)欢迎双方就经济合作上的大项目进行研究;(四)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明年合适时间访美,以完成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方的答复来看,似乎颇有诚意。但由于随后东欧政局发生剧变,美方错误地对国际形势进行重估,放弃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使上述答复中的大部分内容落空或未谈出结果,只剩下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中。

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是由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与李洁明大使进行的。这一谈判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1990年6月25日双方才达成谅解,主要内容是:在方励之承认错误的基础上(方书面承认他的言行违背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励之夫妇出国就医。方夫妇出境后,先在英国住了半年,后又移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美国南方的亚利桑那大学。方夫妇出境后过了一段时间,中方也批准他们的儿子去美国。

这一案件的解决,虽未能使美方全面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但部分制裁得以取消或放松,如当月美国宣布不再阻挠中国取得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它对缓解中美紧张关系起了一定作用,对布什总统当月宣布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气氛。

第三部分一次重要的会见

1990年12月9日至10日,布什总统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李洁明此前返回华盛顿汇报工作,也同机到达北京。

斯考克罗夫特访问结束后,李洁明于12月14日向外交部提出,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江泽民总书记于1991年1月16日会见了李洁明,并借此机会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和主张,对中美关系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

李洁明首先谈起他对中国各地的参观、访问(他已到过上海、天津、湖南、广东、江苏、东北、新疆等地)。他对刚访问过的上海印象特别深刻,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令人鼓舞。他还说,中美关系有许多积极方面,特别是在海湾战争问题上,中美有许多共同立场。但在贸易、人权以及对待伊拉克的态度上也有分歧。

江总书记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他指出:从1949年至1971年,双方对立达20余年,这期间两国的利益都受到重大损失。从1971年至1989年,中美关系得到持续发展,给两国都带来了重大好处。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和教训,要搞好中美关系,一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强加于人;二是以国家利益为准,在此前提下,求同存异,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关键在于双方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看待相互关系,在于双方真正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分歧应加以承认,但绝不能听信谣言。分歧与共同点相比是第二位的,只要双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关系是可以处理好的。

谈到伊拉克危机时,江总书记引用了扬州史可法祠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表达了对失去国家的怀念。所以中国同情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侵略。他又引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说明打起仗来人民要遭殃。我们不希望战争,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

关于人权问题,江总书记详细讲了中方立场。他指出: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是抽象的,中国尊重人权,但中国必须保持稳定。我们处理“六四”事件有关人员是很宽大的,留学人员来去自由,北京1989年回国的自费生有3922人,1990年临时回国的自费生北京就有5074人,上海有5000人。从“六四”到1990年底,公派出国留学人员3964人。

李洁明一再表示,江总书记的谈话很有说服力,特别是留学生的有关数字,他回美后可据此向国会做工作。

会见后李洁明很有感慨地说,江泽民知识渊博,反应敏捷,如能访美,一定会受到各方人士欢迎。他又说,中国可能在下一世纪的经济竞赛中发挥重要作用,前景是乐观的,他不赞成美国进一步对华制裁,中美经贸有长远的利益,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双方可以进行有益的合作。

这次会见是李洁明第一次单独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书记苦口婆心地对他讲了中国的政策,强调要站得高,看得远,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江泽民的谈话当然不只是对李洁明讲的,而是向布什总统讲的。当时中美关系仍然处于低谷时期,但布什总统已两次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邓小平向对方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分歧的建议,因此,江总书记通过李洁明传递中方的立场,意在推动美方早下决断,采取积极行动。可惜当时苏联正在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使美方对形势做了错误判断,失去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次机遇。

第三部分经历中美关系重重危机的芮效俭大使

1989年6月以后,中美关系陷入重重危机,李洁明大使于1991年5月离任返美。美国政府立即任命芮效俭(Stapleton Roy)为新任驻华大使。中国人对芮效俭并不陌生,他的出生地是南京,会讲流利的中文。在伍德科克任联络处主任和驻华大使时期,他就是副主任和公使,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他的一生都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幼年在战乱的中国度过

1935年6月16日一个美国婴儿在南京降生,他就是今天的芮效俭。父亲的中文译名叫芮陶庵(Andrew TRoy),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这位教授1930年就到了北京,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攻读一年中文。这所学校原在东四附近,现在已找不到,但当时却颇有名气,著名的美国军人史迪威、包瑞德和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该校学习过中文。此后芮氏全家辗转于南京、上海、成都,直至1950年返回美国。由于芮效俭汉语讲得好,宾夕法尼亚大学破格接受了芮效俭入学,这时他才17岁,随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

第三部分科班出身的外交官

1956年芮效俭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考入国务院,在情报和研究司任情报分析员。随后被派出国,在泰国当过“和平队”队员。1958年至1959年在台北学中文,后又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至1964年又回台北,任驻台湾“大使馆”政务官员。他先后在台北工作的最大收获是中文有了实践机会,得到很大提高,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务院又派他去联邦德国,到加米施美军高级研究院学俄文,学成后调回国务院苏联处,后又派往莫斯科,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任二等秘书。他在赴苏任职前,结识了苏联驻美大使馆的一位一等秘书,叫罗高寿,两人的汉语都很好,可以互相用汉语交谈。两人不但在莫斯科不断交往,后来20世纪90年代芮效俭到中国当大使时,罗高寿也任苏联驻华大使,两人又互相见面,用汉语交谈。

1972年芮效俭调回国务院,任欧洲事务司副处长。1974年,国务院安排他在国家陆军学院进修一年,这也是美国中级外交官多数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梯。

1975年芮效俭调回远东司中蒙处(中国和蒙古事务处),担任副处长。在此期间,据他事后自己追忆说,他于1976年曾有机会陪同一个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他自1950年离开中国后首次进入中国,真有返回故乡之感。他们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和大连。

1978年芮效俭被派往北京,任驻华联络处副主任,做伍德科克主任的主要助手,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由此可见,他断断续续目睹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动,也经历了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最后亲自参与中美建交的过程,为他的这段外交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美建交后,他继续在驻华大使馆任副馆长,辅佐伍德科克大使的工作。1981年他被调任驻泰国副馆长。1984年任驻新加坡大使。1986年调回国务院,任助理国务卿帮办。1989年至1991年,先任舒尔茨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兼执行秘书,后又继任为贝克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兼执行秘书。1991年,老布什总统任命芮效俭为驻中国大使,使他达到了终身事业的顶峰。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继续留用芮效俭为驻华大使。1995年他被调任驻印尼大使。1999年秋,芮效俭回美国任负责情报和研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0年12月他辞去该职,2001年起从国务院正式退休。

任内经历的中美关系第一次危机:美国售台F—16战斗机事件

芮效俭担任助理国务卿帮办时,中美关系处于较稳定发展的时期,当他来华任大使时,中美关系已处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

芮效俭夫妇于1991年8月10日到达北京。8月20日杨尚昆主席接受了芮效俭的任命国书。

芮效俭大使的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当时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特别是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后,美国政府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对改善中美关系缺乏紧迫感,因而对华施压的事件一再发生。如宣布中国为“超级301条款”的“重点观察对象”(知识产权问题)、停止对华出售卫星及其部件、美国海关对中国在美国的几十家公司进行突袭式搜查等等。中方有关部门多次就上述事件向芮效俭大使进行交涉,使这位新大使有应接不暇之感。

到了1992年,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布什总统于当年9月2日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老布什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的行动,但他在反华势力、亲台议员及通用动力公司老板的催促下,为了扭转大选中的颓势,企图多捞一些选票,并缓和同反华势力的矛盾,竟不顾中方的严重警告而出此下策,宣布要向台湾卖价值50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

芮效俭大使在北京听说布什要采取这一行动前,曾竭力表示反对,认为这无异于撕毁了《八一七公报》的协议。但他无力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只能以遗憾的心情准备接受中方的强烈抗议。

1992年9月3日,刘华秋副外长召见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中方要做出强烈反应的警告。布什政府接到芮效俭的报告后,只得采取修补措施,派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到北京,就布什的行动进行解释,并提出了七项修补中美关系的措施,包括恢复两军交往和对话,颁发出售卫星许可证等。到11月上旬,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民主党的克林顿将入主白宫。在此情况下,关于F—16战斗机的交涉只能告一段落。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1)

芮效俭任驻华大使后遇到的第二次危机就是“银河”号事件。

1993年1月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上台初期,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实行“以压促变”的高压政策。这个政策的重点有二:一是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政治让步;另一个是指控中国对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内部成立了以助理国务卿洛德为主持人的各部门联席会议,专门负责人权和贸易问题。另外,还成立了以戈登·科勒为首的防扩散中心,其成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军方、国务院等部门人员,专门对付所谓中国对外扩散武器问题。

1993年7月,中央情报局获得情报,称中国货轮“银河”号将由大连港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船上装有可作为化学武器原料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美情报机关已得到上述物品的装船货单,可作为指控中国的证据。7月23日,美方命其驻华大使芮效俭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指控。此时,“银河”号已驶至新加坡,美国在当地的情报站报告说,该船未在新加坡卸下化学品集装箱,相信化学品仍在船上。

7月下旬,美国政府举行了高层会议,一致同意采取强硬措施。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后在小布什政府内任国务卿)命令美国海军对“银河”号进行拦截。据此,从8月1日开始,美国地中海舰队派出一艘军舰,以保持15海里的距离对“银河”号进行监视,包括用军用飞机在“银河”号货轮上空低空盘旋、侦察、拍照,也即进行不间断的近距离干扰。

8月4日,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奉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中国政府已对美方的指控进行了彻底调查,经核实,美方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中方对美方的无端指责和干扰中国船只正常商业运输活动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8月7日,秦华孙再次召见芮效俭,就美国干扰该船航行提出强烈抗议。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中方已指示“银河”号暂停航行。中方在驳斥美方指控时曾指出:“银河”号是从天津港出发的定期货轮,其航线是: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迪拜、达曼、科威特,并非美方说的从大连出发,终点是伊朗的阿巴斯港。“银河”号主要货物是文具、五金、机械等,均为集装箱货柜,而伊朗的阿巴斯港并无集装箱码头。由此可见,美方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美方仍一意孤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8月10日向国会宣称:“美国决心检查那艘船只。”

8月18日,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众议员代表团,芮效俭大使也在座。江主席直接向他说:“我亲自过问了此事,我肯定船上没有你们指控的化学品。”芮效俭心里明白,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已经说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肯定有误,事态的发展将以美国的难堪而告终。他立即向华盛顿申述自己的看法,认为船上不会有化学武器原料,美方最好以低调了结此事。但中央情报局此时仍坚持己见,胡说中方的表态不可靠,因为美方有装船货单为证。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也都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意见,同意与中方斗到底。于是美国政府又指示芮效俭向中方提出要求:必须制止该船驶往目的地,否则美方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美方还提出要搜查该船。为向中方施压,美方还于8月25日宣布,由于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导弹,美方在两年内禁止向中国出口敏感的高级技术产品。实际上美方这一指控是克林顿总统上台前已经提出的,一直拿不出可靠证据,此时却突然宣布制裁中国,纯属进行恐吓,企图来个下马威,使中方在“银河”号问题上让步。

中方在与美方的霸道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从策略上考虑,同意在第三国与美方对“银河”号进行联合检查,以便向世界舆论揭穿美国指控的虚伪性。

开始中方曾向“银河”号已到达的海域近处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系,希望在其某个港口停泊,以便进行联合检查。8月17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已同意提供此项方便,但8月18日突然改口,表示不愿介入中美纷争,拒绝让“银河”号入港。美方此时继续向中方施压,要求“银河”号返回中国。这就表明,美方已感到心虚,最初是它提出的检查货物,这时它又向有关国家施压,不让它们让“银河”号入港,其不可告人的企图显然是躲避公开检查,让“银河”号返航,到时候中方如宣布货轮上未装载美方指控的化学物品,美方也可继续造谣,使中方背上黑锅。

经过中方努力,8月底沙特阿拉伯政府同意允许“银河”号驶入达曼港,并愿由中、美、沙三方人员共同检查货物。当时中国政府同意检查时坚持一个条件:美方必须公布检查结果。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2)

美方派中央情报局人员到沙特参与此事,在中国、沙特和美国三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船上782箱货物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全面检查,美方一无所获。9月4日,美国国务院无奈地宣布,对中国船只的检查没有发现载有化学武器的证据。

美方耍了一个花招,它拖延到9月4日才同意公布结果,而这一天是星期六,经历一个“长周末”,在美国新闻已成了“旧闻”,可以大大减少美国外交上出丑的轰动性。美方在宣布时还加上一句话:美国曾掌握“可靠”消息,因此追踪和检查是必要的。

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银河”号事件是美国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它给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国强烈要求美国方面公开道歉,赔偿中方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并采取措施消除其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

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政府内部因此发生争吵。克里斯托弗、莱克和国防部长阿斯平都把怒火指向中央情报局和防扩散中心,而后者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又无中生有地说,中国货船已把化学品投入大海。这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为在大批美国军舰和飞机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下,中国货船怎么能把大量化学品投入海中而不被发现呢?

1993年9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上述谬论批判说:“在‘银河’号事件真相已经大白的情况下,美国还在继续造谣,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这样做只能是欲盖弥彰。”

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关系的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在人权与贸易挂钩问题上面临美国企业界的反对,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在防止武器扩散上,借“银河”号事件攻击中国的企图落空,政府内部出现争吵。美国的霸权行径和高压政策不但使中美关系不断下滑,而且在亚洲普遍不得人心,美国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处境。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政府终于进行了一次政策评估,开始认识到,再一意孤行下去对美国自己是不利的,并决定进行政策调整。在“银河”号问题上,克林顿接受了芮效俭大使早已提出的“低调处理”意见,派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森访华,向中方承认美方的情报有误,做了口头道歉,并表示美方今后乐于改善对华关系。汤姆森20世纪80年代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当时是洛德大使的主要助手(副馆长),后来调任驻阿富汗大使(长驻在巴基斯坦),过去同中国交往较多,一直主张加强中美关系。这时选中由他来缓和关系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选择:一是他同中方关系较好;二是地位不高不低,来华认错和道歉,不致引人注目,也不会引起媒体宣扬。接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于9月25日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表示克林顿总统愿扭转两国关系的下降趋势,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不但国务院和军方要恢复与中方有关对口单位的交往,而且克林顿本人将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当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将与江主席举行单独会晤。1993年11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会晤,中美关系又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三次危机:美国批准李登辉访美

芮效俭任大使期间,中美之间遇到的第三大危机便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访美。

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宣布对华实行“全面接触”政策后,中美高层对话开始增加,到11月中旬两国首脑在西雅图实现了正式会晤,两国关系开始好转。1994年11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印尼实现了第二次正式会晤。

中美关系有个令人不安的规律:每当关系有了转机时,反华势力便制造借口,设法加剧双方分歧,使关系倒转。这说明美国有些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总想丑化、妖化中国。台湾当局也总是趁机推波助澜,把水搅浑,从中渔利。以分裂中国为己任的李登辉从1993年到1995年一直想以访问或过境美国的行动突破美台关系现状,他让亲信刘泰英(掌握台湾国民党党控企业的巨额资金)雇用美国卡西迪游说公司(原来每月付12.5万美元,此时又加付250万美元)在美国活动,为李登辉访美造势;同时又向康奈尔大学捐赠巨资,使校方邀他访美。当时美国国会几个委员会领导人发生变动,有利于共和党右派,其中有些亲台分子当上了委员会头目,形势变得对反华势力有利。1995年3月,参院外委会一致通过决议,支持台湾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同年5月,众院以390对零票、参院以97对1票,通过议案要求政府同意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克林顿政府开始拒绝国会的要求,但在国会决议压力下,克林顿总统步步后退,直至批准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康奈尔大学。连在人权问题上多次攻击中国的助理国务卿洛德都惊呼,“这将改变两党六任总统决定的对华政策”。

1995年5月22日,美方将此决定通知中方,立即引起中方强烈反对。李肇星副外长召见芮效俭,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6月17日中国政府召回了驻美大使李道豫。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在东海进行了导弹发射和火炮演习。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驶至台湾以东海域,但未敢进入台湾海峡。

美国政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美动用军事力量,一旦发生突然事件或意外冲突,局势将不可收拾。它向中方做了几项积极表态:今后将严格限制台湾领导人的类似访问;它将公开声明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它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这也就是报界所称的美国“新三不”政策。此后两国关系又逐步步上了正轨。

在中美关系危机时刻辞行

芮效俭有些时运不佳,来华之初碰上了美国宣布售台F—16战斗机的危机,中间还有“银河”号事件等风波,临辞行时中美关系正值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的危机之中。

1995年6月上述危机尚未过去,而芮效俭大使的任期已经届满。他是抱着遗憾的心情怏怏返国的。

芮效俭离华前夕,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于当年6月中旬先后会见了他。尽管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发生了不少风波,中国领导人还是实事求是地对他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第三部分资深参议员出身的尚慕杰大使

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任命前国会资深参议员詹姆斯·拉尔夫·萨塞(James Ralph Sasser)为新任驻华大使。萨塞大使虽有个中文名字尚慕杰,但过去几乎与中国无缘,更不是一名“中国通”。他的经历与伍德科克大使相近,属于政治性任命。

一位能与总统和副总统直接通话的人

尚慕杰大使1936年9月30日生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先后毕业于田纳西州大学和范德比特大学,在该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3年在海军陆战队作为后备役军人服役,退役后进入法律界当律师,与人合伙成立法律事务所。1973年至1976年任田纳西州民主党主席,1976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1982年和1988年两次连选连任,成为资深参议员,曾任参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及拨款、银行、政府事务等委员会成员。1994年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落选。

尚慕杰在国会民主党议员中介于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与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关系密切,按美国媒体的说法,他是一位能与总统和副总统直接通话的人,地位之显赫,由此可见。

中方接到美方通知尚慕杰任大使的时间是1995年5月31日,当时克林顿已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中国政府一直拖到9月22日才答复美方同意这一任命。

1996年2月10日尚慕杰与夫人马丽·萨塞(Mary Gorman Sasser)一同到达北京。他的女儿伊丽莎白·萨塞(Elizabeth Ballantine Sasser)和儿子詹姆斯·格雷·萨塞(James Gray Sasser)后来也来到北京。

当时中美关系已逐步走上正轨。江泽民主席于1996年2月14日会见尚慕杰,接受了他递交的国书。2月27日尚慕杰会见了钱其琛副总理,随后还会见了其他中国领导人。尚慕杰自诩“我成了北京最重要的外国人”,足见他对这些会见的满意之情。

尚慕杰不会讲中文,但到中国后即开始学中文。1996年2月14日向江泽民主席递交国书时,尚慕杰坦率地说,自己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近20年都在国会,熟悉美国的政治运作,他愿利用自己和国会的关系,增进中美的相互了解。尚慕杰自称来中国前到哈佛大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补课,也读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

尚慕杰很注意阅读中国的报刊(通过译员),几乎每天都把当天报刊摘要看完。由于中国报刊当时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霸权主义行动不断进行抨击,尚慕杰感到很不舒服。他每天看到的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字眼,有些按捺不住了。1996年8月21日,他向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提出了这一问题。中国外交官很有礼貌地回答他说:中国的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不一定代表政府的表态,这说明了中国言论自由,而且有些报道也并非空穴来风。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近几年又对华制裁,不断施压和干涉中国内政,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舆论,美国应以实际行动改变自己形象,争取中国人民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十分消极,只说黑暗面,不谈光明面,甚至无中生有,编造谎言。希望大使多做美国媒体工作,使其摆脱偏见,实事求是。这一席话使尚慕杰对两国媒体的距离有了现实的理解,同时也对中国外交官员的犀利口才和敏捷反应有了新的感受。

第三部分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

1997年中国广大农村进行基层选举,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尚慕杰来自美国的农业州,对中国农村的发展表示有兴趣。中国外交部主动邀请尚慕杰大使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到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陈各庄参观基层选举活动,尚慕杰欣然接受。5月30日陈各庄全村1200多名选民踊跃参加投票,选举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大会开始前先唱国歌,两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和三名副主任候选人先后发表竞选演讲,接着选民自由投票,选出他们中意的领导人。尚慕杰大使及美国使馆官员六人出席观看了整个过程。选举结束后,尚慕杰发表简短讲话,对选举结果表示祝贺,表示很高兴有机会目睹了民主在中国基层的实践,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他答应将向美国人介绍所见所闻,以增进相互了解。尚慕杰还向新当选的村委会成员赠送纪念品留念。同天下午,尚慕杰一行顺道参观了高碑店的华北汽车制造厂。

此前尚慕杰于1996年4月访问了上海,会见了徐匡迪市长,参观了浦东新区、复旦大学、苏州工业园区,主持了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农贸中心的开业典礼。他对上海发展变化之快感到“令人叹服”。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变化美国人还不知道,应加强报道和对国会以及美国舆论的工作。

尚慕杰在华期间,还于1997年率使馆部分人员访问了西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美国大使都要到西藏考察一番,这已成了惯例。

第三部分建立“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尚慕杰在任期间,中美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是1997年克林顿总统访华、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他不但参与了这三次访问的筹备事宜,还为每次访问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建议,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96年11月,中美领导人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合组织讨论会时,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会晤,并确定了中美首脑互访的安排,尚慕杰出席了那次会晤,而且是美方代表团中力主实现中美首脑互访的倡议者。1997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有一些出自美方的独具匠心的安排,如首站先去西安这个文化古都,并在西安市附近的下和村由克林顿总统夫妇与当地村民和干部举行座谈。这一主意据说出自尚慕杰,他能提出这种建议,与他应邀到河北省高碑店陈各庄的参观受到启发大有关系。

1997年8月1日,尚慕杰会见江泽民主席时主动就江主席访美提了一条重要意见。他说在此行访问中,江主席除在两国关系上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会谈外,也应在公关方面取得圆满成功,要接触各方面人士,表现出江主席诚恳待人和富有人情味的个人形象。他提到邓小平1979年1月访美时在得克萨斯州入乡随俗,戴上牛仔帽,博得了公众好评。他建议江主席访美时要使美国人感到,“你既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个人”。他的这一建议,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重视。他还向江泽民说,他同意中美都应从长远的战略的高度对待中美之间的关系,以便使访问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为了说明这一点,还引用了江泽民上次会见他时讲的一句诗:“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表示,为了使江泽民访美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他将返回美国,到江泽民要访问的城市打前站。总之,尚慕杰为江泽民访美一事确实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前,尚慕杰又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类似建议,强调要打好公关这一仗,要多做议员和舆论界的工作。尚慕杰还开玩笑说,“朱总理这次访问,我要到处打前站,讲中国的真实情况,这样可能要被人打得遍体发青,也在所不惜”。朱总理到了美国后风趣地用英文向美国公众讲话说:“我的朋友尚慕杰大使劝我讲出实情,尚慕杰说自己可能要为此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我对他说自己可能要被人打得满脸是血。但我来到美国后发现美国公众对我还很友好。”江主席和朱总理两次访美之行,广泛接触美国公众,讲话坦诚直率,机智幽默,入情入理,博得美国各界人士的赞誉。美国高级官员也说,中国领导人展现了新的领导人风格,他们的高尚风格和美好形象,部分地化解了美国某些人的敌对情绪,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中美领导人实现互访期间,美方提出双方要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据尚慕杰自己讲,是美国驻华使馆首先向华盛顿提出这一建议的,他本人曾向总统克林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尼·莱德及其副手伯格和国防部长佩里谈过这些想法,建议增加高级互访和对话,争取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期应付挑战和协商解决彼此分歧。这些建议终于被美国政府接受,并付诸实施。尚慕杰强调,中美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双方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两国经济上互补性强,中国军事上是防御性的,对美不构成威胁,中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是扩张主义的。以上都预示着中美关系前景会有良好的发展。从尚慕杰出任大使后的言行和主张来看,他自称首倡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可信的。顺便说一句,由于尚慕杰曾任参议员约20年之久,在美国政坛甚有影响,克林顿总统对他是很尊重的。在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作者注意到,在各种外交场合,尚慕杰总坐在国务卿前面的位子,紧跟总统之后。一位驻外大使位子如此靠前,随时与总统磋商重大事务,这在国际上是少见的。由于地位显赫,意见就会受到尊重,也易于被采纳,这是很自然的。基辛格博士曾给予尚慕杰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不知道在促进美中关系方面,还有哪位大使工作做得比尚慕杰更为出色和更富有激情”。基辛格博士自视甚高,一般不会恭维一个人,他如此称赞尚慕杰,绝非仅出于礼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8年10月8日曾载文称,一位美国外交官说,尚慕杰的优势是“他是惟一一位能随时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的人,他在国会的关系也有利于改变华盛顿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一年中,他动员100多位议员访问了中国”。不言而喻,这对双方增进了解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部分目睹北京愤怒的示威群众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精确制导炸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驻南记者3人以身殉职,另21名中国驻南外交人员受伤,大使馆建筑被炸毁。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一次野蛮暴行,当日即受到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这次事件点燃了中国人民举国抗议的怒火,纷纷以各种形式同声谴责美国的强盗行径。北京的大学生和各界群众自发地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声讨美国的暴行。身为驻华大使的尚慕杰当时首当其冲,每天目睹呐喊而过的愤怒示威群众,身边虽有近10名海军陆战队成员保护他,但仍心惊胆战,生怕部分群众扔向美国大使官邸的地砖瓦块会伤着自己或打向躲在使馆内的家人。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他才感到安心。后来他回顾这段经历时向美国记者说,他对群众的激烈反应感到意外,“轰炸的消息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在中国有一种民族主义的信号灯,一遇意外事件就会点燃起来,这是过去150多年中国的历史造成的。他认为对这次事件要从事件的背景来考量。他按美国政府的口径说这是一起“误炸”事件,但他相信中国政府并没有发动群众围攻大使馆。

尚慕杰的最后一件公务是接待克林顿总统派到中国的对轰炸事件向中国政府进行解释的代表团。团长为副国务卿皮克林,代表团成员还有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女士以及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官员。代表团力图说明美国对中国大使馆的行动是出于“误炸”,绝非有意这样做。但中国方面根据大量事实否定了“误炸”之说,没有接受美方的解释。美国的科技发达几乎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美国侦察卫星能分清地面上报纸的标题,美国的电脑收集了贝尔格莱德的各种资料,居然把矗立在那里多年、美国使馆人员经常光顾做客的中国大使馆当成了南斯拉夫的“武器供应局”,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的青年学生为此而激怒难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尚慕杰虽受到冲击,但他仍表示理解,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理解中国人民所感到的愤懑,我不认为是中国政府默许美国大使馆遭到袭击”。

尚慕杰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他说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犯过三次错误:第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支持消极抗日的蒋介石,把积极抗日的共产党推到苏联一边;第二次是1949年,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对中国实行敌视政策;第三次是不顾中国的警告,美军越过了朝鲜的三八线,引发中美的冲突。1996年3月,台湾海峡发生危机,美国派航空母舰干预,几乎要犯第四次大错误。尚慕杰说,他当时就向美国政府发回信息,要美国领导人不搞对抗,而是与中国举行高级会晤解决分歧。他认为小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会发生一些波折,但经过一年到一年半后,情况就会稳定下来,美国政府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后会在对华关系上回到中间路线,即传统立场上来。从长远看,他对两国关系抱乐观态度,他甚至认为,20年后中美关系可以超过美日关系,因为他发现美国人同中国人更易交朋友,双方有更多共同点。

尚慕杰完成这次不值得羡慕的接待任务(皮克林率领的美国政府解释代表团)后,于1999年7月1日离京返国,结束了长达三年半的大使任期。

第三部分军人出身的约瑟夫·普吕厄大使

1999年6月尚慕杰大使奉调回国后,克林顿总统选择了刚刚退役的约瑟夫·普吕厄海军上将(Joseph W.Prueher)作为新任驻华大使,并于1999年9月7日正式宣布。

39年军旅生涯

普吕厄1999年56岁,已有39年军旅生涯。

普吕厄1942年生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1964年毕业于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取得航海学士学位,后被保送进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作为海军飞行员,他参加过越战,历任航空母舰载机飞行员、飞行教官、飞行中队长、航空大队司令、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协调员、美军大西洋总部负责战略与预算计划的军官,海军部长行政助理、第7和第8航空母舰载机联队司令、海军学院院长等职。1991年出任第1航母大队司令、太平洋舰队训练大队司令。1991年升任少将。1993年11月任第6舰队司令、北约在南欧的海军部队指挥官,晋升中将。1995年5月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晋升上将。1996年2月升任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1999年2月从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离任,同年5月1日退役。退役后普吕厄曾任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防御研究项目的高级顾问,平时与妻子苏姗娜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亚里山德里亚。

曾经调动航空母舰到台湾地区对中国进行威慑

1995年至1996年台湾海峡曾发生一次危机,普吕厄当时任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是重要的参与者。那次危机完全是美国和台湾当局挑起的。1995年5月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公然允许台独头目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95年和1996年先后两次在东海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普吕厄竟主动向华盛顿建议派“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至台海地区向中国显示武力。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佩里不但支持这一行动,还认为一艘航空母舰不够,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乃增调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战斗群前往台湾以东海面。两个航母战斗群合起来共有200架战斗机和14艘护航及辅助舰只,浩浩荡荡开至指定海域,但未敢进入台湾海峡。当年普吕厄和佩里两位军界首领在克林顿总统批准下导演了一场向中国炫耀武力的军事行动。

说也奇怪,事隔数年,两人又成了美国军界大力主张对中国奉行克林顿提出的“接触政策”的支持者。此中原因何在?中国话叫“不打不相识”,那次事件是一次军事冒险,看到中美双方在台海地区进行军事集结,美国人也感到心惊肉跳,万一引起一个偶然火花,就会有毁灭性后果。双方由于台湾当局制造的麻烦,就兵戎相见,实在是愚蠢的,这对两国都是应极力避免的事。正是因为双方差一点迎头相撞,才使双方引起警觉,相互要增进接触,加强了解。普吕厄自己在那次事件后曾公开说,1996年的危机,使人想到有必要加强中美之间的预防性对话,以及设法发展中美关系和交往,包括两军交流,以防发生不测事件。可惜的是,这种认识还不是美国政界和军界所有人取得的共识,还有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主张对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的中国进行遏制。

第三部分在参院外委会作证时的表态

1999年10月28日,普吕厄在美国参院外委会作证时说,他担任大使后,将谨慎行事,加强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他在担任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期间,曾七次访华,“既与中国人进行过言辞激烈的辩论,又参加过与他们之间的建设性讨论”。当有议员提出台湾和人权问题时,普吕厄表示:他要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与美国支持台湾、人权和安全这两方面的关系,他主张与中国进行交流,消除误解,在台湾问题上,要承认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和平统一是由海峡两边共同解决的问题。但他也说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会致力于保障台湾的安全”。

普吕厄没有在参院外委会遇到困难,他的任命顺利地获得通过。

据报刊报道,他与前国防部长佩里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关系密切,观点相近,而前面两人是著名的军方“对华接触派”。1997年普吕厄访华时曾在中国国防大学演讲称,他不赞成“中国威胁论”,主张中美建立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的“伙伴关系”。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发展是防御性的,没有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意图,因此未对美国“构成威胁”。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同中国建立“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的伙伴关系”,最终就可能陷入另一场“以相互猜疑为基础的冷战,而在这场冷战中,双方都将遭受损失,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到好处”。但是他也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对华应“在接触中不软弱,但也不能使中国感到被逼入困境”。在台湾问题上,他说过应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又说要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希望台湾问题最后能得到和平解决。

普吕厄大使于1999年12月9日抵达中国。12月15日呈递国书,完成了履行职责的必要程序。

第三部分撞机事件引起的危机

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竞争激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两人得票数十分接近,戈尔的得票总数略多于小布什,但小布什在各州获得的选举人票大于戈尔,因而取得胜利,入主白宫。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支持《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当选后以切尼副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等组成的领导班子中,对华强硬派占主导地位。这就预示着中美关系将遇到麻烦。

果然不出所料,导火线突然出现了。

2001年4月1日,美国派EP—3侦察机沿中国南部海域飞行,当飞至离海南岛上空100多公里时,与中国空军一架F—8战斗机相撞。中国战斗机飞行员不幸身亡,美机受伤后降落至海南岛的陵水机场,机上24人被中方临时安顿在军官居住区,生活受到良好照顾。

此事照理说,是美国不远万里,派军用侦察机到中国海域进行侦察活动,而且飞行中有不规则动作,才引起了撞机事件,事后美机又未经允许降至中国军用机场,中方当然有理由对美方人员和事件的经过进行审查和处理。中方4月3日特许美国驻华大使普吕厄派遣的武官等数人前往海口市看望美方人员。中国政府在同美方交涉中提出要美方为中国的机毁人亡道歉,这本来是起码的权利。但美国借此事件却刮起了一阵反华风暴。美国的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大部分是片面的,只报道美机受损和机组人员暂时不能回家,只字不提中方受到的重大损失,有的报刊还借此宣扬中国“好战”,故意煽动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国会和军方都有人想对中国进行报复,包括停止军事交流和通过反华决议等。有人预言,中美关系将因此进入春寒料峭的时期。

第三部分双方交涉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方指责美方撞机,美方要求还人

2001年4月1日夜,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文重召见普吕厄,要求美方解释,为什么美军用飞机在中国近海活动?为什么美机在飞行中突然转向,导致撞机事件?为何美机未经允许降落中国机场?中方言明,保留进一步向美方交涉的权利。与此同时,杨洁NBC36大使也在华盛顿向美方进行交涉。4月2日,布什总统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要求”中方送回美方机组人员和飞机。4月2日晚,周文重再次召见普吕厄,指出美方没有资格向中方提“要求”,而应承担责任,向中方道歉。4月3日布什总统再次声明,催促中方放人还机。4月3日,江泽民主席发表谈话,指责美方撞毁中国飞机和事后美机又侵犯中国领空,降落中国机场,责在美方。

2001年4月4日,唐家璇外长召见普吕厄,敦促美方不要做出错误判断,不要再做任何使事态复杂化的事。据观察,经过中方一系列严正表态,此时美方开始认识到事态严重,不得不研究解决办法。对策是先呼应中方要美方道歉的要求,争取放回机组人员,同时又不对事件承担责任。中方的方针是,先要美方道歉,然后可以放人,人、机要分开处理。

第二阶段:美方做出道歉,但拒绝承担责任。中方决定先放人

美方内部提出两种方式打开僵局:一是由鲍威尔国务卿向中方发信,表示歉意;二是由普吕厄大使向中方发信,表示歉意。经考虑后,决定采取第二方案,同时辅以美国高层官员也做些表示。

4月4日,鲍威尔致信钱其琛副总理称,“我们对这一事故造成的痛苦深表歉意……美方愿与中方一道做出努力,使这一不幸事故成为过去”。4月5日,布什总统向记者说,“我对一名中国飞行员失踪表示歉意,我对他们损失了一架飞机表示歉意。我们为这名飞行员和他的家人祈祷”。同时他也表示,“现在是我们的人回家的时候了”。

4月8日上午,鲍威尔在电视节目中说,“美方对给中国飞行员和飞机造成的损失表示歉意……我们对发生的一切表示歉意,但是不能把这看做是承担责任的道歉”。

4月11日,美国全权代表、美国驻华大使普吕厄正式向中方递交道歉信。美方在历次道歉时均用英文“regret”或“sorry”,大使的信中两次用了“很抱歉”(very sorry),但不用“apologize”一词。在美方看来,用“apologize”则有承担责任的含义。

4月12日,中方放走美方24名机组人员。

第三阶段:双方谈判解决余留问题

4月18日起,双方代表开始在北京举行外交谈判,商讨处理此事的细节和余留问题,特别是对美机的处置问题。20日谈判结束,美方代表团返国。美方本来想对美机就地修理,直接飞回美国,遭到中方拒绝。在中方坚持下,美方只得同意将“非法入侵”的EP—3侦察机拆开运走(2001年7月3日美方用安—24型运输机将拆散的EP—3机运回美国)。

中方曾要求美方支付100万美元,作为对中国F—8战斗机的赔偿,双方未达成协议。

第三部分美方余恨未消,对中国进行报复

霸气十足的美国一直有种心态:它派飞机到别国近海侦察是天经地义的事,别人只能心甘情愿地让它侦察,稍有阻拦就是大逆不道。这次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国坚持要它道歉和把入侵飞机拆开运走,真是在太岁头上动土。美国岂能忍受?

事件刚结束,美方的报复行动立即相继出台。

2001年4月20日,美方宣布同意李登辉(此时已不是台湾所谓“总统”)再次访美。24日,美台军事官员在美国举行年度军售会议。25日,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清单,包括基德舰4艘(2003年交货)、P—30侦察机12架、潜艇8艘,以及若干MK—48鱼雷和“复仇者”地空导弹系统等。26日,布什总统宣布将“竭尽全力协防台湾”。5月13日,美宣布允许陈水扁5月21日至23日从纽约“过境”。

这一系列的行动中,有两件是“突破性”的,一是公开宣布“协防台湾”,这就把过去是否“协防台湾”的“模糊政策”改变为明确“协防台湾”的“清晰政策”(但在如何协助台湾防御上仍有活口:是只供武器、装备,还是动用美军干预?这是他无法说明的问题);二是答应向台湾出售潜艇,这也是过去多年所没有的(但美国已不生产常规潜艇,能否从他国找到卖主或重新在美国购置装备恢复生产,尚待观察)。

美国开始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步走上正轨

中美关系复杂多变,但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经不起直接对抗的风险,双方既有许多共同利益,又有重大矛盾,后者使两国不断出现摩擦和斗争,前者又使双方在许多领域有进行合作的可能和需要。因此双方关系向坏的方向或好的方向发展都有一定限度。这是不以某些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逐步发展是主流,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和矛盾。这一认识可以部分解释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开始紧张,后来又逐渐好转的原因。可以说,撞机事件的危机来也匆匆,而双方处理的过程和反响去也匆匆。

撞机事件虽使中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状态,但从7月开始,美方又采取了一些有利两国改善关系的行动。7月13日,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时,美国官方采取了中立立场。在此前后,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协议。7月28日,鲍威尔国务卿按计划如期访华。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把对外重点放在联合反恐上,中美关系继续好转。10月20日,布什总统到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与江泽民主席实现正式会晤。中美关系又逐步走上正轨。

普吕厄处理撞机事件恪尽职责,获得美方好评

综观普吕厄大使在撞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能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积极与中方取得联系,及时派人到海南省了解情况,深得美国领导人好评。鲍威尔国务卿在2001年4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普吕厄大使和他领导的工作人员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做了出色的工作,我对他们表示祝贺”。

尽管普吕厄有杰出表现,但他是克林顿总统任命的大使,美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美国现任总统必然任命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果然,撞机事件接近解决,中方已放人,美国飞机的处理还未确定,普吕厄就于2001年5月调回美国。

第三部分金融和法律专家克拉克·雷德大使

小布什总统于2001年1月20日上台后,6月任命克拉克·雷德(Clark Lant)任驻华大使。7月23日雷德到达北京,7月30日向江泽民主席递交了国书。

一位擅长金融和法律的专家

布什总统选择雷德为大使,主要看中了他两条:(1)二人在耶鲁大学时是同窗好友,共居一室多年,过从甚密。雷德学法律,小布什学经济学,雷德成绩优秀,小布什成绩不佳,但彼此相处甚笃。(2)雷德常年做商务和律师工作,是金融和法律专家,尤其擅长对华商务关系,且通汉语,正适应了美国政府与中国大力发展经贸关系的需要。

雷德大使2001年上任时55岁。他1964年从赫特金斯中学毕业后考入耶鲁大学,196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空军服役,1968年空军派他去国防语言学院学习汉语一年,又去台湾学习汉语两年半。1973年至1974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75年获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接着从事律师业务。1982年进入外交界,被派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和商务参赞,成为恒安石大使的得力助手。

1989年雷德前往澳门东亚大学研究中国法律,并获结业证书。雷德在纽约和香港当注册律师,曾代理美国大企业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苹果电脑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业务,他也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发行者或承销商,擅长亚洲资本市场的经营操作。

雷德曾出任香港美国商会副会长和会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驻华代表。他的一生与中美商贸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部分期望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雷德于2001年7月23日抵达北京。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在他的官邸门外已准备好了扩音器,他随即向采访他的大批中外记者发表讲话。他说:他来北京前见到了布什总统,总统嘱咐他向中国人民转达热诚的致意。布什期待2001年10访问中国时,能亲眼看到他1975年来京探望父母(老布什夫妇)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说,美国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点,包括对和平与繁荣的共同向往。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种积极合作精神和建设性的关系。他强调来此的任务是努力加强中美关系,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并加深对中国关注的事务的了解,坦诚地向中国解释美国的立场和态度。

最后他引用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来表达他对两国关系的期望。

2001年7月30日,这是他呈递国书的一天,同日还到经贸部出席中美经贸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他再次向记者表示:中美有很多共同利益,他主张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和有成果的关系。布什总统10月访华时将向你们说这句话”。

看来雷德运气不错,自从他来中国后,两国关系开始雨过天晴,有时出现阴雨,也是预料中的事。7月鲍威尔国务卿访华是转折点,然后在10月份,布什总统到上海开会,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两国关系出现了良好势头。从国际形势来说,2001年9月发生的“9·11”事件使美国调整了对外政策的重点,因而为中美改善关系创造了机会。

2002年2月19日布什总统开始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这是四个月内他的第二次访华。雷德在布什来访前夕对记者说:布什总统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两国有“超越一切的共同利益”,“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解决重大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都十分必要”。他指出,反恐已成为双方的一个合作内容,两国在这一典型领域的合作在许多层次上是史无前例的。他又说,两国仍存在分歧,双方应以建设性的方式,通过坦诚对话彼此建立信任。

此后不久,雷德还在官邸为纪念30年前尼克松访华举行招待会,作者应邀出席,第一次与他见面和交谈,还照相留念。我发现他留给人的印象是比较平易近人、热情待客。他在招待会上再次引用唐诗说,中美关系经历过紧张阶段,现已好转,正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样。希望中美关系能不断取得进展,好上加好,就像诗中说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雷德大使的上述言论使人们对中美关系增强了信心,希望他说的话成为事实。但是大约在同一时期,他在香港的一次讲话,口气就有所不同,除了说一些积极的话以外,还表示,“中国成为反恐联盟的一员,并不意味着中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人权、宗教自由以及台湾问题上可以自行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会接受任何单方面武力征服的举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为了它获得“足以自卫的能力”。他又说,“台北和北京必须以两岸人民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中国发展很快,美国将在“影响力和资源方面与之竞争,接受挑战”。

同一时期,同一个人的话,这次听起来有些不顺耳。当然,这是香港媒体的报道,我倒希望这些报道是不准确的,有添油加醋的成分。

从上述讲话来看,雷德大使的讲话总是对中国褒贬兼而有之。他要按照美国的价值标准衡量中国,可是要那样的话,就不可能对中国的情况做“实事求是”的观察,因为美国对自己是一套标准,对别国又是一套标准。比如美国在国内对邪教是大力镇压的,对中国的邪教“法轮功”则明里暗中加以支持和纵容。这使作者想起了伍德科克大使曾说过的话,“美国人健忘,只记得自己的光辉,忘掉了自己的所有问题,到处教训别人,自以为是”。老布什说过,“美国也有自己的人权问题,对中国教训和说教,有害无利。对中国要对话而不是对抗”。

这里作者还要提到一件事。2004年初以来,美国政府领导人公开扬言,“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后退了”。美国决定2004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会议上重提指责中国的提案。4月23日,中国外交部向雷德大使提出交涉,坚决反对美国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挑起对抗,认为这是适应美国大选的政治需要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中方警告美方,如果坚决与中国对抗,中国也将奉陪到底。作者不了解雷德大使对中国的抗议如何做答,但从雷德在休斯敦的讲话来看,“美国驻华使馆不断观察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状况”并向华盛顿报告,美国政府最近做出的错误结论显然与其驻华使馆的“观察”报告有关。结果是中美在人权会议上再次进行较量,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希望今后雷德大使的观察报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这对中美双方都是有利的。令人欣慰的是,2005年3月,雷德大使终于奉命会见中国外交部领导人,通告中方,美方已决定不再在人权会议上提指控中国的提案。

第三部分美国使馆签证门槛能否降低?

美国驻华使馆在签证上卡中国留学生和商务人员不自今日始,但“9·11”事件后,美国更提高了签证门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有些中国人便对新任驻华大使生出一些抱怨情绪。

由于美国驻华使馆设限太多、太高,赴美的中国人自然就会减少。据《纽约时报》报道,各国申请赴美的留学生总数2004年第一次出现了下滑现象,2004年留美中国研究生减少了8%。与此同时,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则成了中国学子期望留学的新宠。据美国报刊透露,“9·11”事件后,除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学生外,中国学生是最难拿到签证的。中国学生赴美的拒签率几乎是50%。有些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因为担心回国探亲后回不了美国,不少人不敢轻易回国。有些中国商务人员也因不能及时进入美国,而失掉了许多与美国同行商洽业务的机会。

为什么对中国人赴美限制特别严?一种说法是,美国官方担心中国学生选择在科技领域深造,可能会接触美国的尖端技术或敏感信息,因此根据一项“Visa Mantis”的签证审查程序,理工科学者提出的签证申请要受到国务院领事官员和其他安全机构的特别审查,而且在学习期间,也要每年再审查一次。由于这一手续,许多人的签证申请拖长了或遭拒签。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国使馆设定了一定的数额指标,超过时多以“有移民倾向”等理由加以拒绝。有些学者已得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到使馆申请时仍被拒签,经询问才知道,“这不是挤走了美国学生的机会吗?”或“这不等于给教授打工吗?”但正式的拒签理由仍是“有移民倾向”。

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规定中国人入境时要按手印。中国外交部曾为此向美国驻华使馆进行交涉,而且还采取了三项对美国人的报复措施。如果是仅为防止恐怖分子入境,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受此限?中国是恐怖主义事件最少的国家之一,为何不能免按指纹?以“西方国家”划线,不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吗?

2004年10月,美国六所大学校长联名上书,要求政府尽快改进签证政策,以保证有足够的留学生入学。他们的呼吁已得到不少大学的赞同。

当然,上述问题非雷德大使个人所能解决,但此事发生在他的任职大使期内,本人总得有所作为吧?雷德大使常讲要“登高望远”,如能按此原则提出改进办法,总会有结果的。最近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参赞裴孝贤出面说,已经专为外国留学生开发了一套程序,可以尽快安排与申请人面谈,保证他们能按时赴美上课。看来,美国官方看到大批的留学生流向英、德等国,也有些坐不住了。人们期望美国的签证政策由此真的有所改善,以利两国的人员交流和文化、商务沟通。

第三部分筹建美国大使馆新馆舍

雷德大使抵华后,正赶上美国国务院决定要在北京新建一座大使馆房舍。2004年2月10日,雷德主持了开工典礼,并发表了讲话。美国为什么要大兴土木新建大使馆房舍呢?他列了三条理由:(1)原来的美国使馆分散在11处办公,很不方便,且地方狭窄,容不下700人办公。过去美国驻华联络处时期,才不到20人,成立大使馆后人数逐渐增多,现已700人(包括中国雇员),不得不扩建。(2)提高安全标准(此点雷德大使未多解释。据了解,美国国务院2001年成立“海外建筑管理局”,定出了新的安全标准,只有新建馆舍才能达到)。(3)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需要。两国贸易额已增至近2000亿美元,相互来往代表团和访问的人数也在增加,故需新建使馆馆舍。

据美国国务院海外建筑管理局局长威廉姆斯说,新馆占地4万多平方米,是美国驻外使馆中最大的一个,将耗资275亿美元(约合23亿人民币),定于2008年完工。地点在小亮马桥东街6号,属北京第三使馆区,将来德国、日本、韩国、以色列大使馆都将在此区落户。这一地点的好处是:离北京机场近,交通方便,与北京朝阳区的中央商务区相连。

新馆舍采用美式现代风格,但又按中国园林模式规划,分成三个区域:一个是领事事务区,由领事大楼和附属花园组成。一个是综合办公区,由一栋8层大楼和一座3层中式小楼构成。另一个是社区服务区,由餐厅、商店和娱乐设施组成。三区间由花园、院落、木桥、竹林、荷塘相连接。

工程将由美国史基摩·欧文与美尔公司(Skidmore,Owings & Merrill)设计,由杰筑可道合资公司(Zachry-Caddell)承建。美国人总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把主要工程都给了美国公司,只让北京的建工集团进行场地清理和挖掘工作。

雷德大使任内如完成这一工程,将是他对美国国务院的一大功绩。

顺便提一句,在美国于北京新建使馆馆舍的同时,中美双方已达成协议,按对等原则,美国也允许中方在华盛顿新建大使馆馆舍。中国大使馆原在温莎旅馆落户,早已拥挤不堪。2004年5月起将在康涅狄格大街新建一座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新馆,供办公之用,老馆将加以改造,作外交官寓所。这一馆舍虽比美国驻北京新馆占地少几倍,但已足够中方之用。杨洁NBC36大使主持新馆开工建筑,也为中方留下了长期为中美关系发挥作用的良好馆舍。

雷德大使尚未结束自己的任期,他会继续活跃在中美关系的外交战线上。作者衷心祝愿他流年大吉,好运常在,这样中美关系就能保持“晴间多云”或“更上一层楼”的良好状态了。

第一部分老成持重的戴维·布鲁斯大使

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大使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派到中国前曾任驻英国、德国和法国大使,熟悉欧洲事务,为人老成持重,处事谨慎,是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深为信任的朋友。1973年中美决定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时,他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联络处第一任主任。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在1973年互设联络处

中美互设联络处是有一个过程的。

中美之间通过秘密接触导致美国将派特使访华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开会讨论,确定对美8条原则,其中一条是,“如果建交的条件不成熟,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这是设立联络处的最初设想。当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双方没有谈及此事,实际上条件也不成熟,中方就放弃了这一设想。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他向中方提出建立联络处的建议,为中方所拒绝,中方认为双方有事可通过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进行联系即可,后来又改为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纽约与美方联系,因此没有必要建立联络处。

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时,重新向中方提出此建议。美方急于设立联络处的出发点是:中美在1972年打开关系后,尼克松大力推进对苏缓和战略,中美在此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都迈不出步子,因此想在互设联络处问题上做出安排,造成双方关系有所进展的势头,有利于美国继续施展均势外交战略。基辛格在提到此事时,还同时承诺,美方将逐步撤退和减少在台军力,并在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内的后两年内(即1976年以前),以日本方式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此情况下,建立联络处实际上是一个向关系正常化过渡的措施,因此中方同意互设联络处。此外中方还认为,随着双方交往的发展,相互联系日增,设立联络处也是必要的。

美方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曾考虑过以何种形式为宜,如“贸易使团”、“联络处”、领事馆等,研究结果认为可仿效日本与中国建立的“贸易办事处”方式更为方便、妥当。当基辛格提到这些设想时,周总理事前已有准备,当即同意互建“联络处”,而且明确规定,双方的联络处是“相互对等的”,其人员可享受外交特权待遇,通讯往来不受干扰,办公和住处相互协助解决。中方一开始就认定这不只是领事机构,而是政治机构,这是在美台还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暂时采取的过渡形式,其地位已相当于全权外交代表。

双方宣布互设联络处后,迅速确定了各自派往对方首都的第一任代表。中方确定由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为第一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为副主任。美方确定由布鲁斯大使为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副主任分别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霍尔德里奇和国务院的詹金斯担任。

美国派出地位显赫的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为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戴维·布鲁斯当时是美国资历和地位最高的外交官,曾先后任驻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西欧盟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其中以法、德、英三国最重要,布鲁斯在三个关键国家任过大使,在美越举行巴黎会谈期间,布鲁斯又是美方特派代表,这在西方外交界是无人可比的地位。尼克松总统选此人当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是有特别用意的。“联络处”顾名思义显然低于大使馆(联络处官员名字甚至列不到各国驻华外交官名录上),但中美关系又十分重要和极为敏感,在当时的大三角关系中起着关系全局的作用,因此尼克松刻意选拔一位最资深的外交官担当此任,由此可见其用心良苦。在中国方面,毛泽东主席确定黄镇大使的职务后,于1973年4月12日召见黄镇主任和韩叙副主任及外交部几位领导人,曾幽默地问黄镇:“你是升了还是降了?”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足见中国领导人对这一职务的重视程度。

布鲁斯被任命为驻华联络处主任之前,他还有一段与中美关系“擦肩而过”的机会,即1971年4月中方通知美方可派特使秘密访华时,尼克松正在考虑派何人访华。开始,尼克松不愿让基辛格占此头彩,只想选一个二流角色为自己访华铺路。当时他想到了布鲁斯,但又怕中国政府不满意,因为布鲁斯参加了美越巴黎谈判,担心中方会由此误解为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只是为了解决印支问题。这时基辛格又提出布什、黑格、洛奇(曾任驻联合国大使)等人选,尼克松犹豫了一天,最后还是决定由基辛格当此重任,但又提出,希望基辛格第一次与中方会谈不在北京,可在第三国。基辛格认为不可行,只能到北京。结果尼克松头上的光环被基辛格占去不少。

尼克松宣布布鲁斯的新任命,还有一个特别的背景。这就要谈到美国当时的政局和美国领导人的办事风格。尼克松上台后开始大力调整美国外交战略,从亚洲收缩兵力,力图摆脱越战泥潭,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加强美国在全球,特别是欧洲的战略地位,为此需要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以便施展“均势外交”战略。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调整外交战略时,不太信任一般职业外交官和国务院这种“官僚机构”,总想把对外大权集于白宫,便于发号施令和进行秘密外交活动。基辛格1971年第一次访华就是秘密进行的,他当时同苏联的谈判也是通过秘密渠道进行。那时中美关系刚刚打开,双方之间有很多敏感问题,因此尼克松和基辛格选派了布鲁斯这位赞同“均势外交”战略而又谨言慎行的资深外交官作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布鲁斯是1973年3月15日被宣布任命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当时在美国引起一阵轰动,舆论发出不少赞誉之词。《洛杉矶时报》和美联社的评论都说,布鲁斯是美国外交界资格最老的外交官之一,他一直受到新闻界的尊敬,因为他办事稳妥,手下专家班子也强,他的新任命表明尼克松政府重视对华关系。布鲁斯在英国多年,与报界颇有人缘。英国《泰晤士报》对他出使中国也寄予厚望。该报评论说,布鲁斯为人老练而有经验,足智多谋而又行动谨慎,是美国最能干的外交家。该报评论说,布鲁斯善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次去北京,他不仅会设想20世纪70年代的美中关系,还会考虑2000年时的美中关系。

第一部分布鲁斯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接待

中国建立驻美联络处的先遣队是由韩叙大使率领赴美的,一行10余人于1973年4月18日抵达华盛顿,住进了美方已安排好的暂时住处——五月花旅馆。美方告知,选中此旅馆有两层意义,其一是象征早年“五月花”号轮船由欧洲首先抵达美国的殖民者的先驱精神,中国先遣队也是中美打开关系的先驱者;其二是此处与白宫近在咫尺,表明中美关系十分密切。韩叙到达后,受到了高规格接待。正如《三国演义》中讲的,曹操对关云长是“一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韩叙最初一周,几乎是“中午请午餐,晚上排大宴,上午下午有会见,一周七天连轴转”。这其中也包括布鲁斯夫妇4月20日晚举行的家宴。布鲁斯在家宴开始时热情洋溢地发表了祝酒词。他说:中美互设联络处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创举。他本人有幸到有古老文化的中国感到十分高兴。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他将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个人对中国瓷器很爱好,到中国后一定去景德镇参观访问,实地接触和欣赏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艺术品。在宴会过程中,他还纵论天下大事,讲到台湾问题时,他认为此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谈出一项协议,类似香港的情况”,美国不会反对。他个人希望在纯内政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遗憾的是,“目前不是一个剧变的时机”。

基辛格这个大忙人事前向韩叙一再解释,华盛顿有121个使馆,他不敢出席中国外交官的活动,否则各国说他厚此薄彼,但他当晚还是来出席了布鲁斯欢迎韩叙的家宴,并赞扬布鲁斯是最受总统信任的人,是一个将忠实履行总统对华政策的人。

1973年5月14日,布鲁斯夫妇抵达北京。

布鲁斯夫妇到了北京机场,意外地发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美大司司长林平已等在机场欢迎他们。姬鹏飞外长很快会见了布鲁斯,接着乔冠华副部长在风景如画的香山饭店会见和宴请他们夫妇。更令布鲁斯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5月18日会见了他,使他感到这是一生中少有的荣幸。

一向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对所有驻华使节一视同仁的中国政府为什么破例地高规格接待这位美国使节呢?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其一是,当时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先期到达华盛顿后,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破格接待。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派出高级官员远道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欢迎韩叙一行。韩叙一到华盛顿,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多次宴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本人亲自会见。周总理得知这些情况后即指示外交部,对美国派来的联络处主任要提高接待规格。国与国之间讲究“对等”,既然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中国外交使节,中国当然还之以礼。其二是,当时中美领导人之间经常有一些重要口信需要传递。周总理5月18日会见布鲁斯,除了对他表示欢迎外,也确实有事情要谈,要他转达给华盛顿。正是以上原因使得这位连名字都不登记在驻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员名录”上的联络处主任,受到了许多驻华使节羡慕的待遇。

第一部分布鲁斯言行谨慎,彬彬有礼

布鲁斯到北京任职时已73岁高龄。他的妻子叫伊万杰琳·布鲁斯,在她四岁时(1948年)曾跟随其父亲(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在北京待过一年,长大后又学过一些中文,总算同中国有一定缘分。布鲁斯没学过中文,但他一生爱好艺术,喜欢收藏古玩和艺术品,晚年来中国任职对他是个早已渴求的机会。

美国任命驻外大使时有个习惯做法,即第一把手可选择第二把手,这样在工作上易于协调合作,不致引发矛盾。至于下面的外交官,则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选派。布鲁斯选择了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霍尔德里奇当副主任,负责政治事务,即两国关系事务。为了不引起国务院的反感,又选择了国务院当时的“中国和蒙古处处长”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副主任,主管领事、行政等事务。一个驻外机构任命两个副主任,这在美国外交界也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美国政府对其驻华联络处的重视,也是美国政府处理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关系的特殊措施。

布鲁斯主管下的联络处还有多名高级外交官,如政治部主任尼克拉斯·普拉特(后来先后任驻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大使)、政治部助理唐纳德·安德森(后为驻香港总领事)、政治部助理詹姆斯·利利(中文名字李洁明,后为驻华大使),经济部主任是赫伯特·霍罗威茨,其他如文化部、领事部主任等都由得力官员担任。

美国驻华联络处第一批人员由詹金斯率领于1973年5月1日抵京,暂在北京饭店居住和办公。布鲁斯到达后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居住和办公,同时加紧装修日坛公园附近的官邸和办公楼。7月1日,新址正式启用,布鲁斯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并开始在他的官邸接待客人。初期他的两位副主任霍尔德里奇和詹金斯都住在三里屯的外交人员公寓,又称“九层办公大楼”。按照中方规定,美国联络处雇用中国工作人员(厨师、会计、翻译等)都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和安排。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速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间的高层外交信息。他在最初两个月内就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拜会了外交部有关司、局领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卫生部负责人等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对一些重要的美国访华团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绍情况,并派联络处官员随同访问。他在官邸接待的第一个访华团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由会长查尔斯·约斯特率领。该团成员都是学术界的泰斗,如鲍大可教授、斯卡拉皮诺教授等知名的“中国通”。第二个较大的访华团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由会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率领,成员都是企业界知名人士。布鲁斯也招待中国访问美国的重要代表团,如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团等。这些活动使他忙于应付。对于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的大型活动,他一般都不参加。

布鲁斯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上面提到的周恩来总理5月18日的会见,主要谈了印支问题,周总理强调解决印支问题对缓和远东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促美国在结束印支战争问题上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布鲁斯把这一重要口信及时传回了白宫。过了不久,周总理又在6月25日会见布鲁斯,这次主要谈美苏关系问题,周总理以严峻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反对立场,认为该协定限制不了苏联扩充核军备的势头,反而对世界人民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在这种场合,布鲁斯很少讲话,仅表示将如实向白宫汇报中国领导人的口信。

周总理还向他指出,毛主席1973年2月会见基辛格时已向美方讲过,“美国是踩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他甚至估计到一旦中苏打起来,美国会等中国把苏联拖得差不多了,再从屁股后面戳它一下。中国是准备坏的,争取好的,两种情况都估计到了。布鲁斯急忙表示,美国同苏联不一样,不会对中国搞霸权主义。周总理这次谈话把美国将对苏缓和政策的底牌都讲明了,有很深刻的用意。布鲁斯通过这次谈话,清楚看出了中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所在。

布鲁斯开始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在交谈中他表现出是一位谨言慎行、彬彬有礼、谈吐得体的外交家。他多次讲到:中美经过20多年的隔离,现在两国人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谊,在美国已出现“中国热”,不分党派、信仰和民族的人,都对中国发生了好感。这就是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他还说,两国利益有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两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联的,以致最终交织在一起,我们各自设立联络处,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会见不同单位的人士时,则讲话内容有所侧重,如拜访外贸部官员时,强调发展两国贸易关系。与体委、卫生部负责人交谈,则表示愿促进双方的交流和合作。

第一部分海军陆战队惹下麻烦

美国联络处开办小学

由于国情不同,中美外交人员对处理家属问题是各不相同的。当时中国外交人员出国都不带家属,除非配偶也是外交人员,子女都留在国内。因此,中国驻美联络处人员都是工作人员,且住在同一座大楼内,有集体食堂,吃住都解决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人员大都带着家属,包括小孩,到了北京以后分散住在公寓内,办公与住处分开,宴请一般都在家内举行。这就发生了两个问题:一是住房条件要求高,一再向中方请求多租公寓,中方满足不了时,只好一部分人暂住旅馆、饭店,花费自然会很高。二是家属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小孩的上学问题。本来法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已在北京办了学校,但美国人到北京后由于种种原因不愿送小孩去入学。中国在外交公寓附近办的学校也收外国小孩,但美国人也不想入。布鲁斯主持的美国联络处决定自己办学校。开始时只有六名小学生,地点就设在美国人住的公寓的门厅和阳台里,教员由联络处人员的家属担任,有时美国外交官也去讲课。课程则选用美国教材。联络处也曾向中方提出,希望解决小学的校舍问题,但中方当时也有困难,暂时只能因陋就简办下去。后来也有些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家属到美国办的学校入学。这件事从美方来说,也算是布鲁斯任职期间的“政绩”之一。

海军陆战队惹下麻烦

布鲁斯的驻华联络处开始时人数不多,开馆前通知中方将有29人,分别为:外交官9人,办事人员11人,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5人等。另外,还将雇用一些中国雇员,担任会计、翻译、打扫卫生等工作。实际上开始只来了26人,以后随着工作量的加大而进一步增加人员。

派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有些特殊,美方解释称,这是美国驻外机构的通用做法,并非专为驻华机构而设。但就是这5个海军陆战队成员,却闹出了许多麻烦事。

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平时着便装,不抛头露面,所以没有引起中方注意。1973年7月1日正式举行新址开馆仪式时,布鲁斯曾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海军陆战队人员不着军装,以免引起不良反响,但美国国务院征求海军陆战队司令意见后,否定了布鲁斯的意见,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穿正规蓝色军装出席,不少人并佩戴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勋带。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美国军人不能没有夜生活,因此,海军修建营为联络处装修官邸和办公楼时,也在海军陆战队成员居住的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修建了一个酒吧间,公开打出“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并印刷、出售饮酒票券,招来许多驻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作乐,有时相互打打闹闹,搅得四邻不安,影响很坏。酒吧间的高保真音响设备和扬声器传出的乐声,使周围居民受到干扰。由于出席的人多,酒吧主管人就发会员证,发谁不发谁又引起各国驻华人员的争执。一位非洲留学生由于得不到会员证,竟在喝醉后发酒疯捣毁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家住的公寓套房(他原意是想报复美国人,结果找错了对象)。这些事越闹越不像话,中国政府向布鲁斯提出了外交交涉,要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布鲁斯只得承认美方人员行为不端,须严加管束,但希望该批人员能留下来。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时由基辛格亲自向周总理求情,希望体谅美方的困难,这批人才暂时免遭驱逐。但周总理当面向基辛格和布鲁斯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对外不能以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不要穿军装。本人是否海军陆战队队员,中方不管,反正他们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外交人员,如果在自己卧室内穿军装,我们不管,但不能穿军装到外面。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武器只能在馆内配带。听了以上三条,布鲁斯提出了几点理由辩解,其一是说不穿军装影响士兵的士气。其二,如改由非军事人员担任警卫,纪律更难控制,且他们要带家属和孩子来,联络处还要为他们安排房子。这时基辛格倒比较识相,赶快不让布鲁斯再说下去,表示同意中方的三个条件。从此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老实了一阵,不再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上操跑步。1974年4月,海军陆战队成员恶习不改,又闹出事端,其中有人竟以“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向各驻华使馆乱发通知,提议组织垒球协会等组织。中方再次向布鲁斯交涉,要他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此情况下,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不得不撤走,其内部保卫工作改由外事安全官员接替。至此,这一事件终告平息。但事后了解,美方的安全人员实际上还是由海军陆战队选派的,但不再着军装。

第一部分美国外交官误入禁区和汽车撞人事件

在布鲁斯短暂的任期内,美国联络处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引起了双方的交涉。

有一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派一人到其驻华联络处“执行公务”。所谓“公务”,就是刺探情报,以便向华盛顿汇报。当时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有400多人员,与美国驻泰国使馆人数相当,都是人员最多的驻外机构,其中有不少情报人员,专门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他们为了近距离了解中国,定期以“公务”为由,派人到中国实地进行“观察”。此人在北京到处瞎逛,骑着自行车闯入了中国一处军事禁区进行侦察,被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拦住。该处竖有明显的标志“军事区——禁止入内”。但他仍闯了进去,违反了中国法律。当遭到质问时,他还强词辩解,说没有看见标志,不是故意进入禁区的。但在中方一再指出事实后,他只得低头认错。我公安部门遂将他放走。外交部美大司就此事向布鲁斯进行了交涉,要其严格约束部下,杜绝再发生类似事件。布鲁斯表示将对此人进行斥责,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另一件是美国驻华联络处政治部主任普拉特驾车去长城路上,在定陵附近撞死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国女孩。经公安部门审理后,认为是行车超速引起的,由美方支付了一定赔偿费,在中国外交部的要求下,布鲁斯把普拉特调回了美国。此人返美后并无悔过之意,还不满自己被调走。这就暴露了某些美国人的心态,他们天天喊要尊重人,爱护人,讲人道主义,但撞死了一个中国人他们倒毫不在意。

以上事件虽引起中方的不满和交涉,但总的来说,未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美国为签证表格事件道歉

还有一件事是美国的签证表格问题。美国一向标榜是一个“自由”国家,“欢迎”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到美国去过“自由”的生活。但冷战期间美国的入境签证表格上都印有歧视和羞辱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外国人士的内容,在入境签证表格上把妓女和共产党员并列为不准入境的人。美国驻华联络处领事部竟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表格发给了各国驻华使团,还译成中文送人民出版社印刷。该印刷厂的工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外交部领事司官员召见了霍尔德里奇副主任,向他指出这种表格是侮辱共产党人的,我们中国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事。美方立即表示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错误。霍返回联络处后,立即报告布鲁斯,并责备领事部主任鲍勃·布莱克的疏忽,要他以后再向外发中文表格或文件时,必须先送联络处领导批准。此后一个时期内没有再出现这类事。但美国官僚机构效率也太低,联络处领事部3个月后换了新领导人,这一错误又发生了,再次遭到中方抗议,联络处也为此再次道歉和保证不再重犯。

第一部分布鲁斯离职前的感慨

布鲁斯在华任期很短,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前半期比较活跃,后半期默默无闻。可以说他在北京的作用还没得到发挥,就结束了这段外交生涯。

布鲁斯在后半期表现比较沉闷,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开始一段尼克松和基辛格把布鲁斯作为高层传递信息渠道,但后来美方发现通过在华盛顿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或副主任韩叙传递信件更迅速、方便、可靠,经常是由基辛格向他们口头讲述就可以了,逐渐地不再使用布鲁斯这一渠道。其次是中美关系由于美方热衷于搞“对苏缓和”战略,使中美加深了分歧。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上迈不出任何步子,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斯在两国关系上也不能有所作为。这时的布鲁斯有了“失业”的感觉,他几次向中国外交官员透露了这一心情。1974年9月,乔冠华副外长为布鲁斯举行送别宴会时,布鲁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博士(指基辛格)看到我在这里失业,所以把我叫回去搞欧洲问题。”当时他是没料到会这么快就离开中国的。回去后他才发现,乔治·布什的使华,加速了他的离任时间。原来布鲁斯是尼克松选中的人,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福特继任总统。在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副总统阿格纽因丑闻而辞职,当时作为共和党国会领袖的福特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什,都同时要接任副总统之职位,尼克松考虑再三,最后把这一职位给了福特。福特由此感到欠布什的情,总想设法弥补一下。福特当上总统后,便答应安排布什一个高级职位,驻外大使任由布什挑选。布什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到中国当联络处主任。这一决定使布鲁斯的在华任期缩短了。

布鲁斯在中国是一个“闲差”,从他上任不久基辛格就给他过此种暗示。1973年基辛格就向布鲁斯开玩笑说:“希望布鲁斯大使能记住,他在华盛顿的朋友(指基辛格自己)总想找机会访华,但愿你少做一些事情,这样总统就可以派我去北京了。”基辛格这句戏言,其实是有含义的,那就是布鲁斯要“少做一些事情,”安于自己的“闲差”。而最后这份“闲差”也被布什顶掉了。布鲁斯收到调令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曾对部下说,“我知道早晚得走,但这不是我选择的时间”。

布鲁斯在华任职期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对沟通两国政府高层对话,促进双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和加强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临行时乔冠华副外长出面在颐和园为他送行,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并祝愿他回国一帆风顺。

这次送行活动搞得比较别致,值得在此描述一番。

1974年9月中旬,在布鲁斯即将返国前夕,乔冠华副部长设宴为布鲁斯饯行,美国联络处的主要官员都出席了,中国方面以乔副部长为首,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和主管美国事务的其他官员也参加了,作者当时也是出席者之一。活动安排在风景如画的颐和园内,而且是在晚上,游客均已离去。夕阳渐渐西沉,昆明湖波平如镜,一轮明月被几片浮云时而遮住,时而露面,月影在湖水中若隐若现,我们先乘游船在浩淼的湖面上游荡,大家一面吃着茶点,一面尽情欣赏这水天一色、静谧无声的美景。大家都很少讲话,好像生怕打破这宁静逸然的气氛。

时间过得飞快,不觉已到进餐时间。我们和客人们都恋恋不舍地上了岸,进了依山傍水而建的听鹂馆,这里曾是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周围林木葱茏,蔚然秀丽,鸟语花香,景色别有洞天。听鹂馆内明灯高挂,气氛热烈,桌上早已备好美酒佳肴,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当然是从赞扬颐和园的夜景开始,接着就谈到了政治问题。布鲁斯无拘无束地谈起他对中国的看法,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中国人在对外开放上有实干精神,说得少,做得多,许多做法都是切实可行的,符合中国需要的。其次是中国人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这与对外开放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互相协调的。他一再拿中国与苏联做对比,认为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基本自给自足,以农业为基础;而苏联则农业上不去,还欠下不少外债。看来人之将走,其言也善,布鲁斯侃侃而谈,这些都是他的内心感受,不像是虚伪的外交辞令。中方也讲了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坚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看法,并发表了对苏联内外政策的一些见解。双方在上述问题上观点颇有些相似,因此谈得很投机,玩得很开心,吃得很满意。当夜深人静互相道别时,一阵秋风飒爽吹来,周围的树叶都随风摆动,像是对我们招手说:“再见吧,中美贵宾们!”

这次令人难忘的活动之后不久,布鲁斯大使在1974年9月16日会见了到北京访问的英国作家韩素音,再次谈了自己临走前的一些感受。这次谈话与他在听鹂馆宴会上的谈话基调相同,但扩及的面更广。他过去就认识韩素音,互为朋友,因此谈话更深入一些。他表示:他对离职感到惋惜。谈到对中国看法时,他认为印象最深的是“以农业为基础”,中国没有被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工业化的想法所迷惑(指没有照搬苏联工业化的做法),这是十分正确的。他表示很崇敬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留下的著作具有极大的意义。他预见中国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因为中国资源雄厚,财力也会逐步增加,五年内中国将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但中国必须保持纪律,控制浪费和奢侈,合理利用资源,改革才会取得成功。谈到台湾问题时,他坦率指出,美国政府当时不会做什么,“目前不是一个剧变的时机”。布鲁斯说这句话时,福特总统刚上台不久,他口头上虽然表示要加速中美正常化的进程,但在台湾问题上还是迈不出步子,因而难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布鲁斯的讲话已把美国的底牌托出。

9月25日,布鲁斯夫妇离开了北京。不久,他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常驻比利时“北约”总部。

1985年布鲁斯因病去世。

第一部分政界明星乔治·布什大使

1974年9月乔治·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替换原驻华联络处第一任主任布鲁斯大使。

布鲁斯和布什二人在中国任职的时间都不算长,仅一年出头。但二人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却大不相同。布鲁斯大使默默无闻,在北京的各种外交场合很少露面,因而鲜为人知。布什大使的作风与此截然相反,他善于交际,积极开展活动,且表现平易近人,能适应各种不同环境,随遇而安。另外,布什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活跃于美国政坛的人物,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弃商从政以来,几十年中当过众议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然后到中国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从中国离任后又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以至总统,成了白宫的主人。这种从政经历当然会使他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超过任何其他大使。

出人意外地选中到中国任职

1973年1月布什从联合国卸职,接着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下台,继任的福特总统有意让布什到英国或法国当大使,但布什却选择到当时不少美国人认为神秘莫测的中国当第二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布什赴中国任职时年龄49岁,正是既有从军、从政的丰富经验,又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出使英、法向来是美国外交家的理想之地,但布什为什么宁愿到一般美国人认为是遥远的神秘之邦——中国呢?

据他自己在《布什自传》一书中说,出使英、法固然是令人垂涎的职务,但去中国更具挑战性,新中国正在崛起,美中关系在今后几年里将进入关键时期,不仅对亚洲,而且对美国和全世界都关系重大。以上看法表明布什有远大眼光,而且符合他一生中多次出奇制胜的性格特点。这次他选择到中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想暂时躲避一下美国政界你争我夺的恶劣环境。原来尼克松总统身陷“水门事件”之后,任命布什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利用布什的从政经验和名声,发动共和党组织的力量,为尼克松护驾。这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使布什陷在美国政界互相攻击的交叉火力之下,备受煎熬。布什认为这一段经历是“一场政治噩梦”。他很想暂时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养好自己心灵的创伤,再返美重新谋求发迹。10月25日,布什到北京后不久,曾给新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心情。布什坦言告施特劳斯说:“我来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北京,干我自己的事,离开你们,远离政治……想给扰攘不堪的世界(指华盛顿政界)带来一片平静……”从这一点看,中国显然比离美国近在咫尺的英国或法国要理想得多。

布什赴华任职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颇为耐人寻味。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有一天应约去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布什,当他赶到布什办公处一层电梯时,布什已等在那里。布什一见沈剑虹就沉下了脸,沈也看出苗头不对,主动问道:你要见的是别人吧?布什说,我要见的是中国大使黄镇,看来是秘书安排错了。此事听起来有些偶然,实则是台湾当局总以“中国代表”自居,必然会闹出这种笑话。

第一部分在北京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1974年10月21日,布什夫妇到了北京,开始他们与以前从政十分不同的外交生涯。

布什夫妇住进了建国门外外国使馆区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官邸内,近处是联络处的办公楼。官邸是一座独立的大院,门口有中国警卫日夜站岗守卫。大门内正面是对外活动的厅室,可以接待各方客人。开始一共雇用了六名中国工作人员在官邸服务,包括二名厨师、二名服务员、二名清洁工。附近的办公楼还另外雇用了一批中国员工,包括会计、中文秘书等。布什不愿过他的前任布鲁斯式的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一到北京就表现出善于交际的作风,不但与中国外交人员交往,而且在北京外交使团也颇为活跃,主动拜会一些驻华使节,并出席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

一开始布什外出坐的是豪华的克莱斯勒轿车,不到一个月他就骑上了自行车,在风沙大的日子,他也戴上口罩,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可以方便地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之间,接近中国的普通百姓,观察他们的真实生活。他喜欢打网球,是国际俱乐部网球场上的常客,因此与国际俱乐部的陪打球员交上了朋友。后来又有机会与喜欢打网球的中国领导人万里对打,两人成了球友。每到星期日,布什夫妇都到崇文门教堂做礼拜,同阚学卿牧师和许多中外教友一起诵经祈祷。布什和夫人芭芭拉开始学习中文,芭芭拉对中国的艺术、绘画和建筑很有兴趣。平时布什夫妇和他们从美国带来的小狗“费雷德”一起生活,过节或暑假时则把亲友和孩子们接到北京来过。1975年过圣诞节时,芭芭拉飞回美国与孩子们团聚,布会则把母亲和一个姨妈请到北京过。那一天布什应邀参观了北京的地下防空洞,体会了中国人当时“深挖洞”的含义。1975年夏天,布什的儿子乔治、尼尔和马文,以及女儿多萝西都到北京过暑假,女儿多萝西在8月18日生日那一天在北京的崇文门教堂接受了洗礼。总之,布什一家人虽天各一方,但不时聚会一处,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布什来华前曾听到美国外交官的劝告,说中国是个封闭的社会,难以开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布什来华后也感到要冲破“中国城墙”是困难的,但他必须一试。他在自己写的《北京日记》中说,“我希望能见到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不管是谁都行。但谁都说那是办不到的。我感觉戴维·布鲁斯希望机构小,不引人注意,尽量少报告,对中美之间的新关系谨慎行事……但我的精力有些过剩,政治上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工作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要尽量多干些事,尽量多建立一些联系”。这就是布什的作风,不安于前任的现状,也不理会基辛格要他少活动的指示,他头一个星期就出席阿尔及利亚和苏联驻北京大使的宴请活动,他还筹划举行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招待会,由于美国国务院没有拨这次活动的经费,他就自费举办这次活动。结果第一次美国独立日的北京招待会顺利举行,参加者有500人左右。布什以喜悦的心情在日记中记下了对这次活动的观感。

接着他又不经请示国务院,邀请一些美国议员访华。受到指责时,他向国务院回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强调这些议员是他的朋友,他要朋友“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中国是很有益的,“我想像不出来这样做会损害我们的对华政策,相反,我倒看到其中某些议员是如何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的政策”。

从他的《北京日记》中看出,是国务卿对布什的活动方式“表示关切”,这表明基辛格国务卿提出了意见。但布什说“我强烈要求对此事再做仔细的考虑”。他甚至威胁说,如果国务院坚持己见,不让布什邀请议员朋友访华,“我将坦率地告诉参、众两院议员们”。从事后来看,国务院似乎不再干预他邀请议员访华事。但在另一件事上,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这里指的是布什随后又邀请美国驻东亚其他国家大使访华一事,国务院认为大使们的行动应受其直接管辖,布什只好作罢。

总之,他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在北京开辟了一片活动之地,并结交了许多朋友,从上层的邓小平、万里等中国领导人到下面的工勤人员以及中、低层外事官员,他都广为交友,善结人缘,因此他没有前任大使抱怨的寂寞和“失业”之感。

第一部分同中国领导人交上朋友

布什来华后,开始先同外交部主管官员会见,并开展公务活动,最高的一位是乔冠华副部长。两人1972年11月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见过面,当时乔冠华是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出席大会的第一个代表团团长,布什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两人曾有不少机会见面。这次在北京再次相会,彼此交换了对国际局势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布什表示了愿为促进中美关系而努力的愿望,乔冠华也表明中方愿协助他履行自己的使命。

布什应验了一句中国人常讲的话,“吉人自有天助”。本来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是不容易的,但布什来华后,就得到两次难得的机会,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1974年10月布什到达北京,不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进行中美领导人之间的高层对话。布什作为美国驻中国的代表,负有与中方联系接待工作的任务,也有了参与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1974年11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曾专门向参与会见的布什大使打招呼:“你一定要来见我。”布什对此受宠若惊,但事后几经犹豫,未敢贸然登门求见。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同基辛格深入交换了对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使布什在来华任职之初,就全面了解到中美在战略上的共同点和双方存在的重大分歧,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1975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主要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基辛格访华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周总理因病住进医院。基辛格大失所望地预感到,这次他见不到最高领导人了。但周总理抱病在医院会见了基辛格,谈了半小时,这是周总理与基辛格两位会谈大师谈话最短的一次。接着举行的政治性会谈,中方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双方谈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提出,美国要干干脆脆地做到三条:撤军、断交、废约(即美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则表示美方做到这一步还有困难。布什大使这次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听到了他表达的坚定立场,留下了深刻印象。

基辛格结束在北京的访问后,应中方邀请到苏州访问。布什夫妇趁此机会随同前往。苏州以江南风光和园林景色而闻名,布什一行可谓大饱眼福,进行了一次美妙而轻松的旅行。基辛格返美时,布什也一起到美国,与留在美国的家人团聚。过了几个星期才又返回北京。布什这次可称得上是公私兼顾,工作、旅游、家庭三不误。

布什一回到北京,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因为美国总统福特定于1975年12月1日抵达北京访问。布什为安排好有关接待工作多次派人与中方联系。工作虽然紧张,但布什感到幸运的是,在福特访华期间,他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几次见到邓小平副总理。当毛泽东与福特会见时,布什被任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消息已经公布,因此毛泽东对参与会见的布什说:“你高升了。”接着又转向福特总统说,“我们真不愿让他走”。这句话表达了对布什大使的惜别之意。

布什临行前向中国领导人辞别时,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他,并设午宴招待。布什曾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到中央情报局任职可能不满,但邓小平对此坦然处之,并对布什说,“无论你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即使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我们也欢迎”。这句话实际上打消了布什心中的疑虑。

1975年12月,布什在华任职13个月后,离开了中国,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在华期间,由于福特政府在对苏政策上与中国政府存在分歧,并把对华关系从属于对苏关系,没有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因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未能迈出新的步子。

实际上福特的此种对华政策正符合布什的心意。在福特访华前夕,布什于1975年6月上旬自北京向福特总统写信,建议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要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他说,“……台湾问题因为牵涉国内政治,所以眼下不必急着考虑。担心的是您的中国之行已日趋临近,这个问题可能会发生戏剧性变化。您的个人利益要求您从纯粹的政治立场严肃考虑一下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布什建议福特总统“要考虑防止这一件事成为您的对手攻击您的主要武器,不论他们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布什的上述立场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他是美国共和党保守派,虽重视发展中美关系,但又不肯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实际上布什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长远的战略观点,如果能“登高望远”,他应该能看到,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

第一部分以私人名义访华

1977年以私人名义访华时与邓小平的一席谈话

对于邓小平向布什发出的以任何身份来华访问都受欢迎的邀请,布什铭记在心,但他是个知趣的人,在他任职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始终未提出访华。等到1977年2月从中央情报局卸职后,布什夫妇终于找到了机会,于同年9月25日以私人身份来中国访问。他上次在华期间已访问过东北和江浙地区,这次把重点放到西南地区,花了半个月时间走了半个中国,从北京到成都,飞往拉萨,访问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再返回重庆,顺江而下,乘游船畅游长江三峡,经武汉、长沙而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最后从广州离境。随行的有詹姆斯·贝克夫妇、詹姆斯·利利(李洁明)、迪安·伯奇夫妇以及宾兹石油公司董事长休·利特克夫妇等。这些人都是布什的好友和亲信,布什几次从事竞选活动时,贝克都是竞选班子的主任,伯奇是布什的法律顾问,而利特克则是布什在石油业起家的合伙人,也是布什从政后的财政支持者。李洁明是布什的外交顾问。后来贝克在布什政府内当了国务卿,李洁明当了驻华大使。随行的还有三位记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布罗德、《休斯敦纪事报》记者蔡斯·昂特迈耶和广播记者劳维尔·托马斯(此人后面还要提到)。布什作为旅游者为什么带这几位记者?这是美国政客的特点,布什在政治上是有雄心的人,1977年他名义上是一介平民,但已把眼睛盯住1980年的总统大选。布什的策略是“笨鸟先飞”,提前组建竞选班子和制定计划、制造声势,这也是这次旅行的目的之一。

布什这次访华的接待单位是外交学会,负责安排日程、筹划接待和提供全程陪同人员。作者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有机会与布什夫妇交谈和结识。

布什在北京的主要活动是同中国领导人会见和交换意见。9月27日邓小平副总理同布什一行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精辟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苏联的对外政策动向,并坦率地评价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指出,当时的苏联有两大弱点:一是战略部署尚未完成,手伸得很长,因此在一些地区的扩张活动多次受挫;另一个弱点是经济方面,农业问题未解决,工业装备落后。布什提出中美进行石油合作问题,这是他此行关切的事,一来他本人就是从石油开采业出身的,至今与石油业有密切关系,布什访华团中的利特克先生就是一位石油业老板,为探寻打开与中国的业务往来而有备而来的。邓小平把中美经贸合作与关系正常化挂起钩来,他明确表示:令人遗憾的是中美关系这几年没有大的变化。两国关系正常化了,在具体合作问题上步子可以迈得大些,关系正常化进展慢,合作就受到影响,美国应从政治上和战略上看问题,这样就比较容易下决心。对于双方的石油合作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中也留下活口,他说,“我们将对此进行研究,对于先进技术,我们还是要在商业基础上引进一些”。

邓小平知道布什要去西藏,他特意向布什说,西藏还很落后,但同达赖时期比,已是两个世界了。当布什问中国对西藏有无“同化”政策时,邓小平断然表示,西藏根本不存在“同化”问题,我们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和特点,各民族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会谈结束后,布什私下向我们表示,他很敬佩邓小平,作为中国领导人,他曾遭遇各种挫折,但一直勇往直前。

邓小平的谈话是对布什一行访问西藏的第一课,对了解西藏的过去和现在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当布什一行到达拉萨并参观了当地的寺庙、农村和牧区时,对西藏的新、旧这“两个世界”有了更多的直观感受。

第一部分两次为“台湾问题”出访中国

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布什从一年前已开始竞选总统的活动。开始是与里根对着干,争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两人互相攻击,有时言词颇为激烈。但后来布什发现竞选形势对自己不利,而里根也表示愿与布什合作,结果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两人成了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合力同民主党的卡特争夺选票,最后取得胜利。

里根作为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活动后期一再发表亲台言论,主张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抨击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是“背叛了台湾盟友”。中国通过报界对此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在此期间,布什保持沉默,没有公开发表对台政策的言论。从他过去的经历看,对中国的立场是清楚的。这恐怕是他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三缄其口的原因。

里根的对外政策顾问班子里有两派人,一派是目光短浅的亲台保守派,另一派是具有战略头脑的对苏强硬派。前者鼓动里根发表亲台反华言论,后者则主张联华制苏。里根及其外交顾问们认识到,中美关系恶化对里根竞选不利,应设法派适当人选到中国做解释工作,以缓解中方对里根的强烈不满。布什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担负了这一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于1980年8月到北京访问。8月22日邓小平会见布什,驳斥了里根的亲台言论,以严肃态度要布什向里根转达以下四点意见:(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二)不管美国大选后哪个党执政,中方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标志之一;(三)如果共和党竞选政纲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怕苏联,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上述反华言论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

布什在解释里根的对外政策时,强调里根对苏强硬的一面,想以此取得中方的谅解。而邓小平提出的四条针锋相对,指出靠对苏强硬来压中国妥协是办不到的,中方判断美国态度的最重要标志恰恰是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对苏问题。邓小平的警告,义正辞严,毫不含糊,使布什对中国的坚定立场有了进一步认识。他的解释不但中方听不进去,而且里根也不配合,竟在布什尚在北京(承诺里根将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时,又公开在美国发表亲台言论,使布什下不了台。

后来邓小平评论布什访华时说,布什这次访华是代人受过。意思是说,里根做了错事,派布什来做说客,中国的不满只能发泄在布什身上,但并不是针对布什个人,而是针对已经竞选取胜,即将上台的里根的言行。

如果说1980年8月布什访华是“代人受过”,则1982年5月布什访华则有所不同,虽仍受里根派遣,同中方进行严肃的售台武器问题会谈,但这次布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1982年5月,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正处于关键时刻,中方的要求是: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能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而且要逐步减少,直至在限定的时期内完全停止。美方只答应第一条,不同意“限期停售”,而且还要求中方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谈判陷于僵局。里根特派布什副总统访华,探听中方底牌和设法打开僵局。5月8日,邓小平会见布什,布什又是先谈对苏政策,但邓小平一下子点到售台武器这个主题上。他指出,美国售台武器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阴影,也是潜伏的危机,如果这个疙瘩能解开,将对美方强调的全球战略很有利。邓小平要布什转告里根总统,中方的两条要求必须做到,美方的承诺方式可以商量,措辞可以研究。双方交谈时是在很小范围内进行的,美方参加的只有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这种形式使会谈空气比较缓和,布什显得很有面子。

这次邓小平谈话的口气仍是十分严肃的,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但提到有用词、方式上的灵活性。布什回国后把中方的坚定立场转告了里根总统。美方经过慎重研究,终于有所松动。里根总统于7月13日致信邓小平,承诺“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以致最终导致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中美谈判代表在这一基础上经过进一步讨论,最后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了限制美国售台武器的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

布什在当副总统前后两度访华,试图解决中美之间的难题,总算对中美缓解紧张关系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第一部分上台伊始出访中国

1988年11月布什竞选总统获胜,正在忙于组阁时,他就向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写信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前回到中国。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12月22日,布什一家到韩叙大使官邸共度圣诞节时,布什向韩叙透露说,正式上台后将访问北京。

1989年1月20日布什总统宣誓就职后,就考虑出访问题。美国总统一上任就访问中国,这在美国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受到一些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对。布什必须为访问东亚找到理由。正在这时,日本天皇去世,给布什出访“先亚后欧”提供了机遇。1月26日,即布什上台才六天,就正式宣布,将于参加日本天皇葬礼后,于2月25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1989年2月25日,当布什总统夫妇的车队行经天安门时,路两旁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群,有些人向布什夫妇挥手致意。布什停下车,与市民招手和握手。这种情景令他们极为感动。

布什到北京后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活动。25日晚,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布什总统和夫人到访。杨尚昆在讲话中说,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使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布什致答词说: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大胆的改革,你们栽的改革之树,将在这一代开花结果。今天中国人民有了更多表达自己的机会,也有了更多生活和职业上的选择机会,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国际关系正在扩大,为世界和平、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表示,美国将信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根据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推进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布什在席间谈话时高度评价邓小平所起的伟大作用。他说:过去十年来,邓小平的思想以及行动,使10亿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和鲜明的变化,树立了一个创新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榜样。

2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布什。邓小平对当时中美关系感到满意,认为总的来说是平稳的,希望在布什总统任内有新的发展。对于美方关切的中苏关系,邓小平讲了苏、日过去侵略和干涉中国的历史后指出:中苏改善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件好事,中国发展同美、日和西欧等国关系的战略抉择不是打什么牌和权宜之计,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访华,如果谈得好,中苏关系可以正常化,但中苏不会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关系。布什对此表示理解,强调美国在同苏联的军控谈判中,决不损害中国的利益,美中关系有其自身的价值,今后仍具有很大发展潜力。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邓小平着重指出:“压倒一切的需要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

同日,李鹏总理在会见布什时表示,“美国有些人试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中国的政策,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对此是不高兴的”,他们试图“用美国观点来干预中国的事情,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李鹏还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支持台湾奉行目的在于制造“两个中国”的“弹性外交”。布什承诺不做任何鼓励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将遵循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行事。他保证,“在我四年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要比现在更牢固,更好”。

这次访问总的来说是顺利的,遗憾的是美方不经中方同意,故意邀请反对中国政府的方励之出席布什总统26日晚举行的答谢宴会,造成了双方不愉快的事件。事后美方又在方励之未能出席宴会问题上公开讲话指责中方,美国媒体对此大做文章,使双方关系受到损害。一次成功的访问因此蒙上了阴影。关于这次事件,始作俑者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布什本人事前并不知晓(详见第六章)。但有一点需加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稳定发展时期,到1989年6月之前,由于名义上冷战已经结束,而美国国内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思潮反而有所上升,中美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已经出现频繁的摩擦,特别是在西藏和人权等问题上,方励之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已。乌云正在上空聚拢,阴雨即将来临。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美国舆论掀起反华浪潮,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制裁,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布什总统6月5日宣布暂停中美间的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暂停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6月20日,布什又宣布暂停同中国的一切高级官员互访,并推迟国际金融机构考虑新的对华贷款。美国国会在此期间通过了多项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美国还对逃入美国驻华使馆的方励之夫妇给予“政治庇护”,美国高级官员会见逃往美国的多名“民运分子”。

布什总统一方面迎合国会和舆论压力,对中国进行制裁;另一方面也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有意在行动中留有余地,设法保住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布什两度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1989年6月为秘密访华,12月为公开访华),表明他有意冒一定风险与中方沟通和对话,以防两国关系失去控制。由于当时的形势,两国未能达成和解,但双方并未失去信心。邓小平在1989年末,向美方提出了消除中美分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中方有条件地放走方励之和美方取消制裁等建议。美方也同意研究后做出答复。

恰在此时,笔者本人经历了一个小的插曲,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布什的上述心情。1989年底,作者被派往美国芝加哥任总领事。

在我启程前夕,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为我上任举行欢送午宴,我夫人和外交部美大司的多位同事也应邀出席。李洁明在午宴上对我说,布什总统要他告诉我,布什仍记得1977年的长江三峡之行,那时王立先生讲了李白的诗句,布什认为那首诗的意境有点像当今的中美关系:航船正驶入水流湍急的险要峡道,两面都有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声音,就像“两岸猿声啼不住”一样,但布什相信,中美关系这艘航船,还会克服困难,越过险滩,冲过万重山。这就是说,布什当时对中美关系仍抱乐观态度,这与他两度派高级特使访华的意图是一致的。

从客观上说,布什当时的态度还是较慎重的。1989年下半年,美国的许多议员、学者,甚至高级官员都认为,苏联已经摇摇欲坠,中国必然步其后尘,“中国速亡论”甚嚣尘上。而布什在一批经过选择的记者和国会议员的吹风会上却说,“中国学生及民主运动”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不过是一群争吵不休的小集团,由于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可能代替现存的领导。试图通过公开谴责或孤立中国的政策来影响中国,只会有害无利,任何鲁莽的行动可能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手中”。这种看法在“乱云飞渡”的局面下还是颇有见地的。

可惜的是,不久又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国际事件,整个国际格局出现了美国一超独强的局面,形势的这一变化,加上美国国内反华意识形态的增强,使布什错估了形势,认为美国头号对手已消失,国际共产主义已被打入低潮,中国的战略地位已今非昔比,他没有必要为改善对华关系而付出代价。在此情况下,中美关系的航船长期在长江三峡徘徊,在布什总统任内,始终未能冲过万重山,驶入“江面宽阔,水波不惊”的安全航道。

第一部分布什在中美关系上留下的遗憾

1992年是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对华政策成了布什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辩论的问题之一,对华关系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克林顿在布什对华“过于软弱”上大做文章,攻击中国是“镇压民主”与“扼杀自由的暴君”,肆无忌惮地把中国与伊拉克相提并论,以哗众取宠的手法捞取选票。这种辩论只会煽起新的反华情绪,无助于改善已被严重歪曲了的中国形象,更不利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改善双方关系。到1992年下半年,由于美国经济回升乏力,失业严重,布什又提不出扭转局势的良策,在总统竞选中逐渐处于下风。克林顿以年轻有为、新人新面貌的姿态,迎合了美国选民“人心思变”的心理,在竞选中一路领先。

在此关键时刻,布什为了扭转颓势,竟附和一些亲台议员的要求,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采取了错误的对策:于9月2日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的决定。布什出此下策,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危机,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而实际上在竞选上并未起改变不利局面的作用。这一错误行动使布什在对华关系上留下了长久的遗憾。

中国政府做出了强烈反应。9月3日,刘华秋副外长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他严正指出:美方的行动完全违反了中美《八一七公报》的明文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这说明美国政府的承诺是不可信任的,它将导致两国关系的严重倒退。刘华秋通知美方,中国政府将不派代表出席五大国中东军控会议,如美方一意孤行下去,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强烈的反应。

美方自知这一行动严重违反了《八一七公报》的规定,在中方的强烈抗议下理屈词穷,难以自圆其说,美国一些高级官员私下也承认美方破坏了自己的庄严承诺,做得太离谱了。同年9月7日至8日,布什政府为平息中方的不满,派遣助理国务卿克拉克访华,一面就布什行动进行解释,一面表示愿采取弥补措施来改善两国关系,主要是:向中国颁发出售卫星许可证;两军恢复交往和对话;恢复中美联合商务委员会和联合科技委员会的年度会议;美方将“坚定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等。

中方一方面在美国售台F—16战斗机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同时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掌握斗而不破的方针,把斗争和交涉落实在改善关系的实事上。美方表示,今后将恪守《八一七公报》,同意与中方就此公报的原则进行对话和讨论,F—16战斗机的出售限于其A、B型,不售台更新的型号。

至11月上旬,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民主党的克林顿获胜,布什总统将于1993年1月卸任,中美关于此事的交涉只好到此为止。但布什的错误决定被克林顿政府接过去,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大业起着阻挠和破坏的消极影响。

布什一生在对华关系上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售台F—16战斗机属于后者。作者猜想,当他回顾往事时,也会对此有所反思。

布什的中国情结未断,提出西方要“重新认识中国”

1992年11月,布什在竞选总统中败于民主党的克林顿,于1993年1月20日退出白宫,回到了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过起了退休生活。

从华盛顿搬回休斯敦,这是布什夫妇第29次搬家,看来也是最后一次。布什夫妇自己监工盖起了一幢新居,做了长期居留的打算。这时他有357万美元的家产,每年有1438万美元的总统退休金,政府还提供他一处办公室和一个小的工作班子,10来个保镖也天天值班跟随着他。退休后他与斯考克罗夫特合著了一本书——《一个转变了的世界》,写了他任职期间的经历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还在各方朋友的捐赠下筹建了一个以布什命名的总统图书馆。根据美国法律,总统退休后,可募集经费建自己的图书馆,以便把任内的重要文件和档案带出白宫,保存在图书馆内,在保密期过后可供公众查阅。

他退休后继续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他认为在新的世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减弱,而是增强了。从1994年1月起,他又开始访华,几乎年年都到中国一趟。他每次来中国,都发现中国有新的变化,他认为西方应重新认识中国。

仅从作者不完全的统计,至2004年4月15日,他退休后已先后访华17次之多,最多的一年是1996年访华四次。

1975年12月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奉调回国。五个月后美国福特政府任命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为第三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他是任期最短的驻华联络处主任。

第二部分为中美建交做出贡献的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

1977年5月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托马斯·盖茨离任前,卡特总统已任命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为美国第四任驻华联络处主任。4月14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这一新的任命,随后美国驻华联络处又转来了伍德科克的个人简历。他当时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6月份从该机构卸任后来华。

最初给人的印象并不看好

伍德科克的任命最初给中方的印象并不看好。这是从其履历而来。

伍德科克1911年2月15日生于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后移居密歇根州。早年曾在韦恩州立大学和沃尔什会计学院学习并取得学位。1955年起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1970年至1977年任该工会主席,还兼任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会长、“美国民权联盟”及“全国城市联合会”主席、“全国健康保险委员会”主席。他是底特律市经济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他在工会和企业界有较大的影响,在政界和对外关系方面也很活跃,是“美苏关系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日、欧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份很有身份的简历。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我当时在外交部参与处理美国事务,作为当事人,我们都有些框框,普遍的看法是:第一,此人未搞过中美关系,也不了解中国,被卡特派驻中国,纯属政治报答性质,因为伍德科克动员工会力量支持卡特竞选总统,卡特才安排他出任大使。后来伍德科克来华后也坦言相告,他曾组织工会在几个州协助卡特取得胜利,包括十分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他是为卡特竞选出了力的人。第二,此人一生事业集中在组织工会和协调劳资谈判,长期担任保守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人,而当时一般都认为这种工会是资产阶级统治和欺骗工人的工具,是为阶级调和服务的。第三,“美苏关系委员会”等组织主张稳定美苏关系和东西方缓和紧张局势,这与当时奉行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背道而驰。总之,初步印象是对此人估价不高,既然卡特总统已提名,中方当然不便拒绝。等到伍德科克到达北京后,我们才逐渐通过接触对他有了更好的了解,发现他是一位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使,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推动者。

第二部分公开主张中美关系正常化遭万斯斥责

7月26日,伍德科克抵达北京。几天后,黄华外长接见了他。伍德科克说,他愿在上海公报确定的原则下推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美方已了解中方立场,但由于美国国内还有困难,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但他深信,中美建立正常关系是世界和平所需。黄华表示,只要双方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两国关系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从伍氏几次谈话来看,他确实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当作重点,这正符合中方的期望。接着,伍德科克又会见了外贸部长李强等有关单位领导人。8月5日会见了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着重向伍介绍了中国经济情况和发展前景。在此期间,伍德科克还会见了在中联部工作的美国人克弗兰先生,进行了私下交谈,主题仍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伍德科克说,美国国内有些人不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迈出步子,一是说关系正常化了,中美贸易也大不了;二是说互设联络处和大使馆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伍德科克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认为中美建立良好关系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不能局限于从贸易和交流上看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变化很大,特别是“人们更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1977年8月22日,万斯国务卿率团访华。这是伍德科克最忙的时期。万斯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万斯提出,美国愿按上海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提出须同时保证美台间的贸易、旅游等私人联系不受影响,并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这一设想被中方认定是个“倒联络处”方案(即把建交前台湾在美有大使馆,中国有联络处的情况倒过来,中国在美设大使馆,而台湾在美保持官方的联络处)而予以拒绝。邓小平副总理向万斯明确表示,要解决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指美国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和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继续进行。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加速与中国建交,共同对付苏联的对外扩张势头;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同苏联谈判裁减军备,缓和关系,不应因同中国发展关系而刺激苏联。伍德科克既赞成与苏联谈判,也赞成与中国改善关系,主张不应因与苏谈判和辩论巴拿马运河问题而推迟对华关系正常化。这实际上是站在布热津斯基一边。

美国两派在争论中遇到一个难题,这就是如何对待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实际上双方都不主张停止售台武器,同时又要求中方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关系正常化的这个拦路虎无法搬开。这时伍德科克想到了一个“避开”这个难题的办法。

1977年9月底,伍德科克返美述职时就向万斯提出: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不要再提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他在万斯召开的对华政策会议上指出:台湾属中国内政,中国的主权不会让外人干预,要中国不使用武力等于要当年的林肯总统不用武力恢复联邦一样。他认为美国可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不宜把这一条提到谈判桌上要中方做出保证。万斯对此未置可否,但答应在10月3日提出新方案,由伍德科克带回北京。

过了10月3日,仍不见万斯答应的新方案。伍德科克一再催问此事,并向国务院表示,见不到新方案他不回北京。10月底,万斯被迫会见伍德科克,但他拿出来的只是美方将不再提在台湾设官方联络处事。

1977年11月伍德科克回到北京,11月14日他会见黄华外长,谈了美方不再提设联络处事,却提不出美方完整的新方案。

这时伍德科克对万斯的拖延战术已忍无可忍,正好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召开全国大会,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便于1978年1月底再返回华盛顿,在会上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阵炮轰。他开门见山地说:“美国对华政策以往是建立在荒谬绝伦的基础上,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在中国内战发生30年之后,美国仍这样做,这是继续参与中国内战。在尼克松总统打开对华交往的大门后的六年内,已有67个国家走进这道大门,实际上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已走进这道大门。”他最后指出:“我深信,本国能够找到足够的勇气来采取这一明显的步骤。我也深信,中美发展正常化的关系是世界和平所需要的。”

由于这次大会受到媒体瞩目,电视记者在场,伍德科克的讲话令人醒目地出现在当日晚间的电视上。次日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把它登在第一版。这次炮轰太激烈了,成了各媒体的头条新闻,伍德科克本人也感到有点儿后怕。

果不出所料,次日一早电话铃声就响了,是万斯国务卿呼他到国务院去。当他见到万斯时,面有愠色的万斯压住自己的怒气,冷冷地说:“我并不是多么反对你讲的内容,但讲话的时机极为不当。卡特总统正在为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事做生死斗争,你这次讲话正是交给反对派打击政府的另一根棍子。”万斯把国务院起草好的一份准备在午间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稿交给伍德科克过目,其中说明伍德科克的讲话未经政府批准,他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看法。伍德科克只得点头同意。

接着万斯提出要伍德科克做另一件事。原来是布热津斯基访华问题,万斯怕布热津斯基成行,就提出了让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卡特正在犹豫不决。万斯知道伍德科克与卡特私交很深,因此希望他在总统面前不要支持布热津斯基访华。伍德科克当时还不了解国务院与白宫幕僚之间的深刻矛盾已白热化,也就爽快答应。可是事后布热津斯基也找伍德科克,要求在选择访华人选上帮自己的忙。这时伍德科克才感到处于两难之间,有点儿不知所措。

伍德科克不经请示国务院,就在国务院内拿起电话拨通了总统秘书,提出要会见总统。总统居然同意了。这使在旁的国务院高层官员大感意外。

第二部分获得卡特总统支持,轻松渡过难关

1978年2月7日,伍德科克怀着要受批评的心情去见卡特。

卡特一见面就说,“我从报纸上读了你关于中国的讲话”。伍德科克的心突然下沉,但卡特接着说,“我同意你的讲话”。卡特解释说,他现在忙于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事,估计3月份国会将通过条约。从那时一直到1978年底,这是一段机遇期,他期望在此期间完成两件大事:同中国建交和同苏联达成军控协议。为此他可能派布热津斯基访华,万斯则去访苏。伍德科克对此十分赞同。他还顺便借这个机会谈了自己的私事,他已与使馆的护士姗伦小姐相爱,准备结婚,这次回国也是为了与多年分居的前妻办理离婚手续。卡特马上表示衷心祝福他们的婚事,并为此为他们写了封祝福的信。

伍德科克大使的公开讲话受到了国务卿的批评和责备,却在卡特总统的庇护下轻松过关。这其中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卡特与伍德科克关系密切,伍德科克大半生先后做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和主席,在中西部企业界和工人中有巨大影响。当卡特竞选总统时,伍德科克倾全力支持,协助卡特在几个州获胜,因此卡特对伍德科克感激不尽。其次是二人在美国总的对外政策上观点相同,卡特此时也想设法与中国建交,在自己当总统期间多留下几项“丰功伟绩”。伍德科克的讲话只是时机稍早一些,无伤大局,不值得卡特亲自责备自己的“有功之臣”。以上因素使伍德科克“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布热津斯基与万斯两派意见之争

美国政府两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争论,这时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应派谁下次访华,以推进中美建交谈判。万斯提出派以反苏闻名的布热津斯基访华对苏联刺激太大,可能引起苏方不利反应,妨碍美苏军控谈判取得进展。万斯自知不受中方欢迎,只好放弃访华之行,为了顶掉布热津斯基,他建议派副总统蒙代尔访华。美国副总统一般是有职无权,名声虽大,却抢不了万斯主管对华关系的实权,在万斯看来,布热津斯基则不同,一旦出使中国,实际上就取得了对华政策上的主动权,架空了国务院。伍德科克曾答应支持万斯的建议,但后来考虑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需要,他1978年2月初会见卡特总统时,极力推荐布热津斯基访华。此前中国政府也得知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意愿,于是由柴泽民大使出面,当着万斯国务卿的面,主动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这些因素终于促使卡特总统于1978年3月做出决断:由布热津斯基访华,由伍德科克随后主持同中方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具体谈判。这一抉择基本上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中美正式展开建交谈判

为了确保1978年7月5日开始的中美建交谈判取得成功,卡特做了如下安排:

(一)决定由伍德科克大使在北京与中方会谈,而不是在华盛顿或互派特使的方式会谈。这样做一方面可不声不响地进行,以免受国会和舆论的干扰;另方面可利于保密。

(二)在总统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开始只包括五个人:总统、万斯、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后来副总统蒙代尔也入此组。为了工作方便,万斯指定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参与此项工作,布热津斯基派其中国问题助手奥克森伯格参与此组。在驻华使馆内,伍德科克主任和芮效俭副主任主办此事。这就是了解中美建交谈判内幕的全部高层官员。

(三)核心小组的工作方式是: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根据总统和布热津斯基的指示意图负责具体起草指示电报。电报经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审阅后交总统批阅签发给在北京的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据此与中方谈判,然后将每次会谈情况报告华盛顿。

(四)由布热津斯基经常地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柴泽民主任到任后则会见柴、韩二人),主要谈国际形势和美方看法、对策,保持两国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及时沟通。另由霍尔布鲁克从国务院的角度与韩叙保持联系,主要谈两国间的一些分歧或偶发事件,如中方对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进行抗议或交涉等。前者的目的是使双方在战略问题上保持共识和信任;后者的目的是把双方的分歧集中在华盛顿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在北京会谈的气氛。

(五)会谈过程中,强调严格保密,不让无孔不入的台湾情报人员或美国反华亲台势力得知内情。为了认真贯彻此规定,卡特亲自向核心小组写了一个条子,内称:“任何泄密将会使我们前功尽弃……我不信任国会,不信任白宫,不信任国务院,不信任国防部能保守秘密。”1977年卡特还做出决定,将台湾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列入“敌意外国情报活动”黑名单,并指示中情局对台湾的外交官员进行监视。

(六)建交谈判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美方方针是,每次会议只谈一个问题,把最难的问题(如向台湾出售武器和联合公报草案的内容)放在后面。美方的想法是逐步达成一致,以免一开始就遇到拦路虎,形成僵局。伍德科克认为这种策略很不高明,拖长了谈判的时间,因为中方的策略是等美方把牌全部亮出,再做通盘考虑。但伍德科克的意见没有被华盛顿接受,他只能严格执行上级指示,逐项向中方列出美方的方案。

1978年7月5日,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北京开始。黄华外长与伍德科克分任两国代表。

伍德科克在第一次会谈时提出了双方要讨论的四项议程: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的存在的性质;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双方建交联合公报的格式。中方在会上重申了建交三项原则。对于美方提出的议程,黄华在第二次会议上表示,美方应先就中方的建交三原则做出响应,再考虑其他问题。

双方大约每月开一次会,开了三四次之后,美方的四个议题尚未谈完,进度比较慢。会谈拖到9月份,双方在售台武器等实质问题上已有些交锋,但都还未亮出底牌。美方开始沉不住气了。

第二部分中美双方领导人同意加速谈判进程

1978年9月19日,卡特总统约见中国大使柴泽民。有记者在场时,开始卡特只谈到双方的一些交流活动。记者一走,柴泽民单刀直入,点出主题。柴泽民表示,“这些交流活动有助双方关系的发展,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知道,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我们更愿看到美方的实际行动”。卡特听后表示:“今年可能是对我们两国关系来说十分重要的一年。我已指示伍德科克大使同中方认真讨论关系正常化问题。”他强调说,“伍德科克大使能代表我个人讲话,他在谈判中的讲话是经我批准的。假如谈判成功的话,他准备不迟延地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现在已接近完成对你我双方来说都是很困难而又重要的时刻。我们愿履行你们提出的三点原则。我们准备在短时期内结束同台湾的所有官方关系,将继续同台湾进行贸易,包括出售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我们期望你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些是美国国内政治所需要的。假如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全面、公正解决正常化不会有其他障碍。我期待着能在美国欢迎中国领导人来访”。

这一谈话实际上亮出了美方的基本立场,一条是还要继续售台武器;另一条是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他们要表达这一期望和关切。

大约同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奥克森伯格也找中国驻美使馆官员说了类似的话,强调要抓住时机,不可放过。

1978年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会见柴泽民,更明确地提出,按照美国国内政治现实,当年12月至次年1月将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1979年年初开会,将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将不得不推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他恳切地说,双方现在必须加快速度,做出决策。

中国领导人接到这些传话后,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和美方立场,确定了加快谈判进程的方针。11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做出内部指示:“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他还说,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伍德科克提出的问题谈,要较早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

同年11月2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伍德科克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共16条,把美方底牌基本亮出。这包括双方互相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美台只保持非官方关系,双方发表声明的主要内容和格式等。12月4日伍德科克又做了说明,在公报发表之后,美方将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关闭美国驻台使馆,撤出一切美国军队,在台设立非官方机构,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但不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这时中方也根据早日促成正常化的精神,提出了中方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

正在双方都想加快谈判步伐时,伍德科克突然提出要见邓小平,中方代表团立即建议中央同意这一特殊安排。

邓小平连续会见伍德科克,建交公报一锤定音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与伍德科克会见,从此刻起,双方的会谈进入了快车道。伍德科克进一步表示,公报发表后,4个月内撤走驻台美军,立即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递交了按上述意图修改的联合公报草案。伍还提出,美方建议1979年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并请中国领导人提出访美时间。邓小平经审阅公报稿后同意公报内容,他提议增加一条反霸条款(随后美方表示同意)。邓当场表示,他本人拟于1979年1月访美。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伍德科克时还称赞他在大使任期内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为了解决余下的问题和确定发表公报时间,邓小平在此期间一共四次会见伍德科克,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大大出乎美国亲台议员们的预料,他们虽极力反对,却已措手不及,难以推翻中美建交的既成事实。当时的前苏联领导人对这一重大事件瞠目结舌,台湾当局则深受震动。

中美建交公报是在美方接受中方“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的条件下达成的,随后两国正式建交,互派大使,美国与台湾断交,迅速撤走军队,并终止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些完全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方也做了必要的妥协,包括:(1)中方原要求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但美方提出“终止”,这样可不通过国会,减少麻烦。中方同意这一做法。(2)美方希望在美方声明中表示,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同意不公开反对这一声明,但在自己声明中重申,“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3)美方要求允许它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中方坚决反对。最后美方同意1979年停售一年,一年后仍会出售。最后中方经过全盘考虑,同意先解决建交问题,售台武器问题以后再提出讨论,此事不影响发表公报。公报发表时,中方由华国锋总理出面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原则立场。中方根据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从世界全局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暂时搁置这一难题,同时表明反对立场,保留以后解决的权利,这在策略上是十分明智的。

第二部分中美建交后的回响

按照中美建交协议,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双方都在这一天举行庆祝仪式。

在北京,伍德科克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庆祝招待会,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出席,并发表了祝酒词。他说:中美建交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也是历史的必然。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时说,美国不是出于权宜之计才采取这个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看待中美关系,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中美双方与会者都为中美建交而兴高采烈,他们也为邓小平简短而深刻的讲话而欢欣鼓舞。

在华盛顿,柴泽民大使也举行了庆祝招待会,蒙代尔副总统出席,国务卿万斯发表讲话。此前卡特总统已在12月15日(中国时间16日)宣布中美建交时发表了电视讲话。

当卡特15日发表讲话时,柴泽民大使正在使馆为美中友协的朋友们举行电影招待会,有200多人在场。电影放完后,还接上卡特的电视讲话,大家顿时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四起,有人大喊,“对!太对了”!“早就应该这样”!这些长期为中美友好奔走呼号的朋友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们互相拥抱祝贺,许多人热泪盈眶,认为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和新年献礼。

各地华人、华侨奔走相告,也有些人上街游行庆贺。

而台湾在美国的官方机构则垂头丧气地降下了自己的旗子,有些人准备另寻出路或打起背包准备走人;有些人则准备继续搞分裂祖国的活动。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双方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有伍德科克大使的积极作用,但说到底更应归功于两国的领导人。在中国方面首推邓小平的英明领导和决断;在美国方面有赖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先生的大力推动。1981年卡特卸任总统后第一次访华时,邓小平就向卡特说,“你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发展两国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他们开创,但在你任期内完成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三原则(即断交、撤军、废约)也是在你任职期间,我们共同确立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点”。此后,中方与卡特前总统继续保持友好交往。1986年3月韩叙大使夫妇前往卡特家乡访问,作者陪同前往,双方一见面,话题还是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开始。这表明中国人待友以诚,“饮水不忘掘井人”,对对方过去做过的好事,总是念念不忘。在这次访问中,韩叙大使还通知卡特夫妇,中国政府将为卡特总统的图书馆订做大幅挂毯,卡特立即表示,挂毯的图案就用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时两人在白宫前合影的图案,以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创举。

第二部分在参院审查大使任命时舌战反华议员

1979年2月,美国参院开始讨论卡特总统对伍德科克使华的任命。这次与伍德科克被任命为联络处主任时的气氛大不相同,当时有些议员对伍德科克的立场还不了解,现在伍德科克已成了公认的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代表。

反华急先锋赫尔姆斯参议员首先发难,质问伍德科克:“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你没有能够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个直接表示不会对台湾动武的承诺。你对此做何解释?”伍德科克并不回避这一问题,他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坚持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只会使建交谈判遭遇路障和陷入僵局,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主权问题,这实质上是试图让一个主权国家承诺不使用武力来对付它认为是自己境内一个省的问题。”这个答复对赫尔姆斯无疑是当头一击。赫尔姆斯怒气冲冲地说:“在我看来,伍德科克先生不愿意在北京共产党政权那里为台湾的安全取得任何利益。”伍德科克再次回答说:“我们的确在谈判中明确地讲了希望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这一立场。我想提醒的是,如果国会通过的法案(指《与台湾关系法》)中的语言与中美建交协议相抵触,那将是最不幸的事。”伍德科克还回答了丘奇等参议员等人的质问。

当参院的审查还在进行时,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此事给了某些议员反对伍德科克任命的借口。赫尔姆斯扬言,在中越交兵时确认此项任命将发出一个错觉,似乎美国参议院同意中国的行动。参议员麦修斯和早川加入了赫尔姆斯反对任命的行列。

老资格的丘奇参议员这时出面为伍德科克解脱困境,他表示:“任命一位大使并不意味支持某个国家的行动,承认一个国家,并不表明同意其所有政策。总统承认中国,只说明美国30多年来一直有个幻觉,似乎中国政府是在台湾岛上。”资深参议员伯德发言支持丘奇的观点,认为“拖延伍德科克的任命只会使苏联人高兴”。民主党上述资深参议员的支持扭转了参院的不利形势,终于在2月下旬对任命进行了表决,结果是82票对9票,支持者占绝对多数,通过了对伍德科克的任命。表决时基本上以党派划线,但共和党要员中也有些人投赞成票。比如共和党保守派著名反华议员戈德华特和拉克索尔特等也投了赞成票,他们的观点是,不管伍德科克立场如何,总统有权任命自己认为合适的大使。这次激烈的参院辩论终于结束,使伍德科克3月1日前赶赴北京任职有了可能。

3月1日,伍德科克大使在北京朝阳门外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开馆仪式,财长布鲁门撒尔也在此时访华,参加开馆仪式。同日,伍德科克还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向中国领导人呈递了就任国书。

第二部分《与台湾关系法》掀起的波澜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后,伍德科克原来以为从此两国关系将会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他没有料到,美国国会一些反华势力竟在台湾问题上掀起一阵狂澜,极力扭转中美关系的前进方向。

卡特总统于1979年1月26日向国会提出调整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法案”,又称“综合法案”。这在中美建交协议中是有明文规定的。国会2月下旬开始审议后,对其大加修改,国会两院分别于3月下旬通过,改名称为《与台湾关系法》。该法严重违背了中美建交协议,几乎变相恢复了被废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3月13日,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该法后,黄华外长于3月16日约见伍德科克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黄华指出:“《与台湾关系法》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黄华向伍德科克警告说,“如该法获得通过,卡特总统签署生效,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应,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到这种程度”。

伍德科克迅速将黄华的交涉内容报给华盛顿,但中国的警告未能制止国会联席会议最后通过该法。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该法。

美国制定和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使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邓小平副总理4月19日会见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时提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不管这个法案措辞如何,意思就是如此。对此,中国外交部已表明了严正立场。邓小平最后说,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所采取的行动。

4月28日,黄华外长将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交给了伍德科克大使。黄华在递交照会时指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建交时达成的协议,而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中国政府注意到卡特总统在签署《与台湾关系法》时表示,将以同中美建交协议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中国政府希望美方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切实遵守建交协议的原则,不做任何损害两国关系的事。

美国政府拖了很长时间,才对中国政府的照会做了答复,由伍德科克于7月6日复照中国政府,照会中说,“美国将遵守同中国达成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各项谅解”,“国会最后通过的美台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但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总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的”。

伍德科克在递交照会时表示:“美方对中方的立场完全理解。美方已表明了它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美方照会不是为了继续争论,而是想把美方立场完整地综合表达一下。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可以让事实来说明问题。”

由上可见,美方想平息这场争论,办法是强调让中方看自己的行动,中方也准备表明立场后看美方的实际表现,双方在交涉中都留有余地。从事后看,卡特政府的表现基本上还比较谨慎,但美国是“一国三公”,总统管不了国会,而且卡特总统在位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他许下的诺言,下届总统也不当回事,而《与台湾关系法》一旦成了法律,就成了美国反华势力鼓吹“台独”和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法律依据”,因此它是两国关系上空的一片乌云,随时会掀起风浪。这是伍德科克大使任期内最感头痛但又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第二部分美国大使在北京喜结良缘

伍德科克到北京任联络处主任前,已与前妻分居15年之久,尚未办离婚手续。到北京后,他与在联络处内工作的护士姗伦相识,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恋,情投意合,不到一年就互订终身。伍德科克遂于1978年1月初返回美国,一方面是述职,并挑选接替他的副手丁大卫的人选。更重要的是,他催促万斯国务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早下决心。其次是办理与前妻的离婚手续。

在美期间,他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代理主任韩叙,讨论了中美关系的进展。他告诉韩叙,已挑选了芮效俭做他的副手,不久将赴中国任职(后来此人当了驻中国大使)。还坦言告诉他此行也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新的对象是联络处内的姗伦小姐,回北京后就结婚。

伍德科克于2月中旬返抵北京,立即到美国联络处附近的中国民事机构办理结婚手续。4月12日他通知外交部,将于4月22日举行结婚庆宴,邀请外交部及有关部门领导出席。此事在北京外交界尚属首次,一时传为佳话。外交部有几位负责人出席了这次别具一格的喜庆宴会。黄华外长赠送伍德科克夫妇咖啡具1套,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王耀庭、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等都赠送了礼品。姗伦39岁,比伍德科克小20多岁,温文尔雅,俏丽端庄。伍德科克老年得佳偶,满脸笑容,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公开抨击里根反华言论遭到打击报复

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系列亲台湾、有损中美关系的言论,尤其是提出了他要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主张。这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当年8月26日,伍德科克大使认为有必要表明美国政府的立场,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点名批评里根的言论不当。他说:他感到难以理解里根先生目前对台湾的立场,中美有关协议已排除了美国在台湾设立官方机构的可能性,里根重提这一问题,危及美国精心同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处于特别敏感的时期,将有严重削弱美国国际地位的风险,如里根当选后实施其“两个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将发生危机。作为一位大使,公开抨击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言论,这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位候选人很可能就是下一任总统,公开批评他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这次讲话引起了里根阵营的强烈反应,他们指责这位大使出言不当。卡特政府的国务院发言人站出来表态,说伍德科克的观点,就是政府的观点。接着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也发表类似讲话,为伍德科克撑腰。

这次争吵风波不久,里根竞选成功,注定要成为白宫的主人。伍德科克的厄运也就到了。里根和新当选的副总统布什都记着这笔账,寻机报复。1981年1月,里根总统刚上台,伍德科克就接到了离任通知。此前国务院曾建议让伍德科克再留任一段时间,以免出现空挡,不利两国关系,但里根拒不采纳这一建议。伍德科克只好开始为离任进行辞行活动。

2月13日,伍德科克大使夫妇离开北京,回到了美国密歇根州的家乡。当时他正逢70岁寿辰,从此过起了退休生活。

第二部分具有传奇经历的恒安石大使

1981年5月底,经新上任的国务卿黑格大力推荐,美国政府才物色到一位新任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由于恒安石当时还担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7月中旬才能离任,因此一直到当年9月他才到北京就任。这期间中美之间已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甚至到了要关系倒退的地步。恒安石可算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我算是半个中国人”

恒安石的经历颇不平凡,而且与中国有密切缘分。

恒安石于1920年6月1日生在中国山西省汾阳县。他的父亲中文译名为恒慕义,原为德国后裔,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恒安石的母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恒慕义夫妇二人于1910年到山西汾阳,为基督教教会办学。恒慕义担任汾阳“铭义中学”的校长。1923年,恒安石3岁时,其父移居北京,在东四头条“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任教。1928年恒安石随父母返美,其父应聘担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亚部主任,他连任此职达30多年。恒安石也随父母同住华盛顿,后去费城读高中。中学毕业后,恒安石考入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他在学校不太安分守己,仅待了一年半即辍学,走向社会自谋生路。他在两年内先后当过推销员、医院看护以及干其他杂活,过着游移不定、自食其力的生活。

1940年9月,恒安石计划随父踏上返回中国旅程。恒安石先到北京,其父则因有变故而未来成(国会图书馆鉴于中国局势紧张中途将恒安石之父召回美国)。恒安石在北京成了孤身一人,先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同时为了糊口又在“辅仁男子中学”教英文。

1941年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拘留营

当时的北京已沦落在日本铁蹄之下,恒安石开始并未受到日本人迫害,但1941年12月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日进入战争状态,恒安石被日本人作为“敌国国民”加以拘留。与恒安石同时落难的还有一大批美欧等国侨民,他们原来分别住在北京和天津各地,包括司徒雷登校长(燕京大学)和许多美、英教授以及中国教职员工,均被日本宪兵抓获,先押禁于燕京大学临湖轩和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当时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地下室,然后分别加以处理:大部分学生被勒令停学回家;一部分中国教授转押至北京北新桥胡同日本陆军监狱;美、英、法、荷等国籍侨民3000余人被押往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恒安石也在其中。顺便提到,1941年日军占领菲律宾和东南亚国家后,把9万多美、英战俘经过“死亡之旅”(途中条件恶劣,许多人惨死旅途,因而被英美媒体称为“死亡之旅”)押往中国东北的奉天(即今沈阳市),投入“奉天俘虏收容所”。不管是“潍县拘留营”,还是“奉天收容所”,都由日军严格看管,不但居住条件恶劣、饮食难以保证,且受到日军人格羞辱和残酷刑讯,很多人死于非命,也有因逃亡不成被追回而遭枪杀者。但“拘留营”和“收容所”难友在中国人的协助下,都能同外界建立联系,互通信息或协助策应逃亡。

第二部分逃出魔爪,参加抗日游击队

恒安石在潍县拘留所被关押一年多之后,在英国难友的安排策划和中国人的协助下,于1944年5月成功逃出魔爪,加入了当地国民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山东挺进军第15纵队”,在山东胶东地区的高密、昌邑一带和胶济铁路沿线进行抗日活动。恒安石与中方人员交谈时曾多次提到自己的这些苦难经历,晚年退休后也曾想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书出版,留给后世。但“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前未能完成此一心愿,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恒安石与游击队一起一直待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与这些抗日战士一起生活,与当地老百姓朝夕相处,由于拘留营生活艰苦,游击战环境恶劣,部队缺衣少食,终日奔波,他在这些日子里得了哮喘病,以后这一病痛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游击队中肩负协助仍被拘留人员与外界联系的任务,在行军之余也教战士英文。作者1984年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时,曾收到一位山东老乡的来信,说他曾与恒安石在同一游击队战斗过,很想再见他一面,共叙旧谊。我当时已准备赴驻美国大使馆工作,基本脱离了岗位,只好将来信交上级处理,因此不知来信者是否如愿以偿。我相信他们已取得了联系。

作者与恒安石成了“校友”

日本投降后,恒安石留在中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了一年多。1946年他结束了在华长达六年的传奇经历,回到美国,加入了设在美国的“联合对华救灾会”,不久考入在华盛顿新成立的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学院,简称SAIS(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此后又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班,取得硕士学位。1981年作者本人也在SAIS学习了一年,取得硕士学位。他这时已在中国当大使,我从SAIS回到外交部美大司后,恒安石与我在外交场合见面,显得格外亲切,称我为他的“校友”,他还戏称在美国驻华使馆里还有几位SAIS毕业生,他要组织一个“SAIS校友会”,要拉我入会,他自告奋勇愿当第一任会长。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并没有成为事实。尽管如此,“校友”这层关系在我们以后的交往中还是多了一个积极因素。

恒安石之名由何而来?开始我们都以为从其英文名字的谐音转变而来,这是美国“中国通”的通行做法,恒安石应当也不例外。但据金先宏先生在其《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一书中披露,据恒安石自己解释,除了“恒安石”与英文名字谐音相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父亲叫恒慕义,他只能也姓“恒”,另外,他喜欢北宋时期锐意改革的宰相王安石,于是取名“恒安石”。这一来历使他与中国又多了一份文化情缘。

第二部分新任驻华大使走马上任

恒安石被宣布为驻华大使人选后,1981年7月19日刚从巴基斯坦返国,就忙于准备出席7月22日召开的参院外委会任命听证会。参院外委会主席之位由极右势力的代言人赫尔姆斯把持已达八年之久,他的绰号是“No.·赫尔姆斯”(意即他对各种正当提议或任命总是说“不”)或“长满尖刺的豪猪”(意即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专门为极右势力当喉舌,令人望而生厌。令恒安石高兴的是,刚巧这时赫尔姆斯失去了外委会主席的位子,恒庆幸自己的任命有可能有惊无险地通过。赫尔姆斯事前已向恒安石提出20个问题,恒安石非常聪明,将问题全交国务院远东司,由他们逐条拟出答复稿,恒安石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材料交给赫尔姆斯。这一办法果然奏效,省去了好多麻烦。但听证会上还是受到一些口头追问,恒安石按口径讲了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中国是重要的大国,对美国“有巨大的战略利益”;双方不但应有外交关系,还应建立起军事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到现阶段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恒安石这样讲是有根据的,他已了解到,里根总统出于对付苏联的目的,同时也为了缓和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已决定要放宽对华贸易的限制,包括同意向中国出售某些高级技术和防御性武器。这一决策原本是黑格国务卿提出的,已得到总统认可。当议员问到如何处理大陆与台湾的相互关系时,恒安石也按国务院的标准答案作复。他说,美国不应插手目前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总的来说,这次听证会没有使恒安石作难,参院外委会顺利通过了恒安石的任命。

恒安石到任后,先拜会了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和美大司主管美国的官员,双方安排了恒安石的活动日程。按照次序,9月18日,他先会见了当时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浦寿昌,接着于9月24日正式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递交国书。随后,他又先后会见了一些中国领导人和各部委的负责人。恒在会见邓颖超副委员长时说,他很怀念周总理,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印象很深,认为他在中美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个伟人,但遗憾的是,那也是他惟一的一次会见周总理。他在会见以上人士时均表示,他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在执行自己的职务时,希望得到中方的协助。

《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双方激烈讨价还价

恒安石上任伊始,就遇到了中美间的一次重大危机,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进行了一场严重较量。

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十分不满,特别是对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更为愤慨,决定在此问题上与美方进行一场斗争,目标是要美国限期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是第一方案。如果达不到,至少也要使美国同意售台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近几年的平均水平,并逐步削减至完全停止。

美国售台武器是中美建交谈判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建交时中方已明确指出,以后还要提出此问题由双方讨论解决。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建交原则。1980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又多次发表亲台言论,引起中方严重关切。里根入主白宫后,又酝酿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等先进武器。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场斗争是美方挑起的。

第一轮交锋是1981年6月中方邀请黑格国务卿访华。美方拟用向中国出售武器和转让技术的措施,来换取中方容忍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以明确的语言打掉了美方的上述幻想。第二轮交锋是在坎昆和华盛顿举行的。1981年10月21日,中方借各国领导人在墨西哥坎昆讨论南北关系之机,直接向里根总统提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问题,10月底黄华外长到华盛顿先后会见里根与黑格,重申上述要求。

这一系列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同意从1981年12月4日起双方在北京开始外交谈判,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这次外交谈判中方代表先后为章文晋副外长和韩叙副外长,美方代表为恒安石大使。作者当时也参与了这次谈判的工作。会谈开始时,中方先打出一个公报草案,明确要美方承诺:(1)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2)逐步减少售台武器直至在限定时期内完全停止。恒安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同意前述第一点,但拒不接受第二点,还把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国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条件。双方在此问题上唇枪舌剑,僵持不下。

第二部分美方做出妥协,谈判走出僵局

美方为了打破僵局和摸清中方底牌,要求派副总统布什访华。中方接待了布什,邓小平向布什讲明了中方的坚定立场。布什返美后,美方内部又进行多次争论和磋商,终于决定做出一定让步。1982年7月13日恒安石当面向邓小平转交一封里根总统的信,信中表示:美国政府不谋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导致最后的解决。美方据此修改了自己的方案,把“不谋求”和“不会无限期”两句,以及要逐步减少和导致最后的解决写了进去。美方还写上,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

此后,双方对公报稿进行逐段讨论,涉及以下诸点:(1)公报中已规定,“双方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中方还要求写上,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处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方同意这一要求,但不同意见诸文字。经过争论,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同时口头承认这是美方应履行的承诺。

(2)中方不同意将我方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与美国停售武器挂钩,但同意在单独一段阐述我方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并表示“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售台武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为了监督美方履行协议,中方建议加上双方今后为售台武器问题进行接触和磋商的条款。美方害怕监督,反对这一要求。

(4)美方要求公报中提到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看法”,目的是为了向国内显示,双方还讨论共同对苏的战略问题。我方强调这次只谈解决售台武器问题,不涉及其他问题。

经过争论,双方在(3)、(4)两点上互有妥协,写上“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双方一致同意,“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

总之,在主要内容达成协议后,双方在公报内容及措辞和行文上又反复讨论、修改,最后于8月15日正式达成协议。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于8月17日同时公布生效,故称《八一七公报》。

恒安石的谈判技巧

尽管谈判内容都经双方上级决定,但恒安石作为大使也非毫无作用。恒安石的主要助手是傅利民公使,他不但精通中文,而且学过法律,早年曾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当过美方翻译,对中方立场比较了解,因此在每次谈判后向华盛顿汇报情况和提出建议时,必然有恒安石和傅利民的看法和建议,这是预料中的事。此外,在谈判过程中,恒安石也有灵活处置某些事的做法。如8月7日恒安石在发言中(估计是念国务院发来的稿子),出现一句中方不能容忍的话,即“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必须符合《与台湾关系法》”。此句一出,立刻被中方主谈代表韩叙副外长抓住,他以强烈的口气要美方改正,否则“会谈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恒安石当场没有收回这句表态,但会后他就邀请中方会谈人员于次日中午共进午餐。恒安石利用这一非正式场合平息了中方的怒气,并通过非正式磋商,还解决了双方的其他分歧。事后恒安石向作者幽默地说,“我和你是校友,这次又在谈判桌上见面,双方的谈判技巧都是在SAIS(国际问题高级学院)学的,用非正式场合解决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双方都施展的谈判手法”。看来他对这次午餐会的成功十分得意。

邓小平提出三点意见,要美方认真履行协议

8月17日,邓小平会见恒安石,对会谈达成协议表示高兴,同时要求恒安石向里根总统转达三点意见:(1)公报是一个良好开端,但还要看今后的实际行动。中方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他还指出,售台武器要有明显减少,数量和性能不能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公报规定,“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一段时间”应是有限的,不应推向遥远的未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只能是最终停售。(2)中方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售武器以此为前提。(3)两国关系始终存在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方能正视这个问题。邓小平对美国不守信义的特点早已看穿,这几句言简意赅的传话把美方可能违背诺言的可能都提到了。

恒安石对邓小平义正辞严的表态未提出任何异议。他代表美国政府表示,公报是持久的,美方将“完全、忠实地履行公报”。过了不久,舒尔茨国务卿于1983年2月访华时向中国领导人再次保证说,美方将“心口如一地履行公报协议,包括达成公报时的口头承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美方并未“完全、忠实”、“心口如一地”履行承诺,而是想方设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虽然美方事后没有完全履行协议,但《八一七公报》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使中美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约束了美国反华势力提升美台关系的势头,对当时中美双边关系较平稳地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而也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调整对外战略和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美国历届总统都承诺要履行公报规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就为我们继续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和政治基础。

恒安石直到临终前都认为,自己有幸参与了《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并为此做出了努力,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自豪的一件事。

第二部分中美关系走出阴影

恒安石在北京的年代(1981年至1985年),是两国关系由阴云密布到雨过天晴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两国关系由于台湾问题而趋于紧张,但《八一七公报》达成后双方关系得到缓解,随后又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多起互访,逐步迈入了较全面的合作时期。

1982年1月19日,恒安石代表美国政府与中方互换领事条约的批准书。正是根据这一条约,中国除在旧金山和休斯敦建总领事馆外,还在纽约和芝加哥建立了总领事馆。美方除在上海、广州建总领事馆外,还在沈阳和成都建立了总领事馆。

同年2月26日,中美互庆《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恒安石向中方递交了里根总统致中国领导人的贺信,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将致力于加深美中关系,“为双方的长期友谊建立更坚实的战略基础”。

1983年8月19日,恒安石代表美国政府与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签署中美第二个纺织品协议(为期五年)。这一协议为两国双边贸易的扩展起了推动作用。

1984年4月26日至30日里根总统访华,双方领导人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交谈。恒安石参与了各项会谈,并配合了对里根一行的接待工作。

就是在中美关系比较健康发展的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也时有发生。如中国派出的网球运动员胡娜在美出走后,1983年4月美国政府竟给她“避难权”,引起了双方一场严重交涉,恒安石在这一事件中坚持维护美方立场,甚至表现出“不识相”的态度。外交部交涉时他进行辩驳,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82年8月17日会见恒安石时,提到了胡娜事件,恒安石也照样辩解了一番,使邓小平大为不悦。这从一个角度暴露了恒安石的弱点:他是职业外交官,出身自国务院这个官僚机构,对于外交交涉如何表态有一套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遇到布什、盖茨或伍德科克这种政治地位更有权威的大使,他们会有较大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在面对邓小平这样的伟大人物时,他们会表现出应有的礼貌。

1985年9月,恒安石在北京的任期届满。

第二部分参与打开中美关系的温斯顿·洛德大使

1985年11月,美国第六任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到达北京,当时年仅48岁,是美国历届驻华大使中最年轻的一位。在他来华履任前,已随同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等美国领导人11次访华,因此,对众多的中国人来说,他已不再陌生。

科班出身的洛德遇到慧眼识才的基辛格

洛德1937年8月14日生于纽约市。父亲奥斯瓦尔德·洛德原为纽约纺织业大亨。母亲马丽·皮尔斯伯利·洛德也出身望族(食品业老板)。洛德的父母都属共和党,母亲当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从政治上说,洛德属于美国政界的东部势力集团(East Establishment)的名门出身,受过良好教育,在政治上占有一定优势。

洛德195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60年他入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进修,获文学硕士学位。该大学虽未列入美国最好的大学之内,但其外交学院十分有名,可列为一流外交学府。洛德在弗莱彻外交学院时就开始参加一些实习性的工作。1969年至1973年调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特别助理。从此他成了基辛格的得意门生,追随基辛格参与对华和对苏关系事务的机密活动。1973年至1977年他升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兼任美国政府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他同时也是一些非政府学术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亚洲学会”、“三边关系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1977年后他曾担任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洛德的夫人鲍柏漪(贝蒂·鲍·洛德)是出生在上海的美籍华人。1946年她的父母由上海迁往台湾,当时她才8岁。后来父母送她到美国留学,入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这时洛德也在该校学习,二人相识相恋,并结为伉俪。鲍柏漪当时与台湾当局在美国的官员互有交往,她与洛德的婚礼就是在台湾“驻美大使”的官邸“双橡园”举行的。鲍柏漪曾当过舞蹈演员,也喜欢文学写作,著有《春月》一书,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过。

洛德进入美国外交界后,作为初级外交官在不同岗位工作了八年之久,最后转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基辛格的助手,他真正出人头地的时机终于到了。他能够在外交上一展抱负,一个原因是他个人具有遇事反应机灵、文字出手快捷的特长;二是他碰到了识马的伯乐——基辛格;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他遇到了一次难得的升迁机会。此事的背景是,1970年前后,中美开始秘密接触,基辛格不让国务院插手,因此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精干班子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排除了一大批盘踞在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竞争。此外,还有一件事帮了洛德的大忙:1970年4月,尼克松总统下令美军侵入柬埔寨,扩大了印支战争的规模,在美国引起一场示威抗议的浪潮。这一浪潮也扩及美国政府内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位骨干官员也因抗议美国扩大战争而挂冠而去。洛德这时稳坐钓鱼台,在原岗位尽责尽职,递补了这些人的空缺,从此得以青云直上。

具体来说,1970年4月至5月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主管军事事务的黑格将军升任国家安全副助理,后来又升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与此同时,洛德成为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当时基辛格48岁,洛德才32岁,正是年轻有为之时。

第二部分陪基辛格访华,为最先进入新中国的美外交官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美两国几乎同时产生了互相接触和缓和关系的愿望。先是互相发出信号和伸出触角,从1970年11月起,通过与中、美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建立了正式互通口信的通道。经过口信传递,双方约定基辛格以美国特使身份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这次使命被美方称为“波罗1号”,基辛格把自己与几百年前到中国探险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相比,把中国当成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

基辛格为了躲避新闻界的耳目,采取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法,公开宣布访问南越、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于7月8日到达伊斯兰堡,在叶海亚总统的欢迎晚宴上假装肚子痛,叶海亚把他送到预先安排的北郊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治疗和休养”,实际上基辛格一行7月9日凌晨4时乘上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专机飞往北京。此前周恩来总理已派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副处长唐龙彬和翻译唐闻生前往伊斯兰堡去接基辛格一行。当基辛格一行9日凌晨登上飞机时,章文晋等四名中国官员和三名中国领航员已在机内恭候,双方互相握手、交谈。这是22年来中美两国的外交官员第一次同乘一架飞机、互以笑脸相迎,而且进行友好交谈。

当飞机越过中巴边界上空时,洛德正坐在专机的前列座位,他因此常自夸说,“我是中美22年隔绝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官员”。其实洛德得此殊荣应归功于巴基斯坦人,座位是他们一手安排好的,具体来说是巴基斯坦外交部外事秘书(即外交部长)苏尔坦·汗安排的。苏尔坦·汗把基辛格一行引上飞机,替中美双方人员做了介绍,安排大家就座后才离开飞机。基辛格作为贵宾坐在中间的一个特等舱内(有双人床);美方的洛德、霍尔德里奇、斯迈泽、迪克和两名特工(雷迪和麦克劳德)坐在前舱右侧;中方官员作为主人坐在前舱左侧。而洛德正好在前舱右侧的最前方。

飞机起飞数分钟后,中美双方人员都挪到一张小桌旁,相互致意和交谈,还互相开玩笑,特别是当基辛格讲到他如何在叶海亚总统的宴会上假装肚子痛时,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连一直绷着脸的几位特工也放松起来。

经过4小时45分钟,飞机按原定时间12时15分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欢迎,中方前往迎接的还有已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等。当时作者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因此也同其他外交部官员一起到机场迎接贵宾,目睹了这历史性的一幕。顺便说一下,我们参加接待班子的人半个月前就已进入战备状态,先是到外交部加班加点工作,后又住进钓鱼台5号楼(基辛格一行预定住6号楼),不但昼夜不能回家,而且行踪也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人也不能说,只告诉他们有任务,要家里人不要打电话问,任务结束才能回家。在此期间,我们虽然日夜辛劳,但情绪非常高涨,对能参加打开中美关系的工作感到自豪。这样的大事,人生在世能碰到几回?叫我们赶上了,当然要全力以赴。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曾数次来钓鱼台,与大家一同讨论工作,能与敬爱的国家领导人同席讨论外交大事,使我们倍感亲切和鼓舞。我后来想,美方的洛德等人,这么年轻就有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大概也会与我们有同感吧?

基辛格一行六人到达南苑机场时,没有什么仪式。叶剑英元帅陪同基辛格坐进中国生产的红旗轿车,从南苑军用机场直奔钓鱼台国宾馆。洛德等美方人员也分别乘车紧随其后。到达钓鱼台后,基辛格一行住进了6号楼。章文晋通知他们,周总理下午要会见他们。基辛格和洛德等立即到院子里散步,边走边商量问题。这些精明的美国人断定,中方一定会在他们住室内安了窃听设备,有问题只能到院子里谈。实际上并非如此,是美国人太敏感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据作者了解,当时根本没有安窃听装置。

基辛格一行住进钓鱼台6号楼后,叶剑英中午以盛宴迎接。基辛格在赴宴前才发现,离开巴基斯坦时走得匆忙,把衬衫忘在伊斯兰堡了,这时没有衣服换,十分着急。他先向洛德借用衬衣,但洛德长得太苗条,不适合基辛格发胖的身材,只得再求霍尔德里奇帮助。霍尔德里奇身材高大,对基辛格来说衬衣太长,总算凑合着可用,但突然发现印着“台湾制造”。基辛格此刻还不忘开玩笑:“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会使会谈卡壳!”这件事后来基辛格多次在宴会桌上或严肃的会谈时当趣事来讲,博取听众一笑。

这第一顿饭令美国人吃得十分开心,钓鱼台的师傅大显身手,菜式多样,制作精美,有国酒茅台尽供享用。基辛格一再称赞饭菜可口,说比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的饭菜好多了,无法相比。此后近两天内顿顿如此,且花样翻新,到基辛格辞行时,他一再说,来中国才48小时,自己就吃胖了,体重增加了好几磅。

饭后稍歇,基辛格博士与周恩来总理按通知时间在6号楼开始正式会谈。

第二部分周总理赞扬洛德年轻有为,洛德为中美会谈做记录

下午4时多,周总理在6号楼会见基辛格一行。美方人员在门厅内排成一行,等候与周总理握手。首先是基辛格,周总理与他寒暄了几句。接着是霍尔德里奇,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霍尔德里奇忙说,自己50年代初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有了提高中文的机会。其实,霍尔德里奇1937年还来旧中国旅游过,到过北平、上海等地,此时他在基辛格亲自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与洛德一样都是基辛格的得力助手。下一个是斯迈泽,周总理一面握手一面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斯迈泽说,自己到过日本和南越,对中国了解不够。他是基辛格手下主管日本和越南事务的得力助手。轮到洛德时,他自动报名:“温斯顿·洛德!”周总理对洛德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还是半个亲戚呢。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周总理指的是她的《春月》一书)。”洛德连声表示感谢和高兴。周总理事前已读过有关美方人员的介绍材料(有些正是我们外交部美大司的同志赶写出来的),而且能够过目不忘,脱口而出,因此在初次见面时就能说出每个人的一些特点,令对方马上感到亲切。

周总理一露面,就给对方以深刻印象。基辛格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绘:“他脸容瘦削,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细心观察就知道并不尽然。”

中方官员也跟在周总理后边,与美方人员握手后一同进入会议室。双方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坐下,周总理身旁有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基辛格身旁有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也在场,仍提着沉重的文件箱,但未入座。中方怕特工人员太累,把他们二人请到另一房间休息,终于离开了会议室。

9日下午起,双方举行政治性会谈,先后进行了6次,共11个小时,这还不包括宴会上的交谈时间,到11日下午会谈才结束。洛德和霍尔德里奇在会谈时一直紧张地做记录,可以说是笔不离手,工作相当辛苦。我们中方的工作人员当然也很辛苦,除了参加会谈,还得连夜整理会谈简报(基本上是逐字记录),在每天早晨以前印出分送各位国家领导人。美方这一次来访未带通讯设备,无法与白宫和总统汇报情况,这倒使洛德等少了一件麻烦事,整理记录的事可以到回程时在飞机上再搞。

周总理与基辛格就国际形势、印支问题、朝鲜半岛、日本、南亚次大陆、美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交换了各自看法。

第一次会谈时,基辛格和他的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等都带着一大包文件。周总理客气地说:“我们的习惯是先听客人讲,阁下已准备了一本本的东西,先听听你的意见。”基辛格开始显得有些紧张,先拿出一份准备好的稿子念道:“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第一次在平等的基础上举行会谈,也是打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今天是全球的形势发展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接着他提出了要会谈的七个问题,即:(1)台湾问题;(2)印支问题;(3)同其他国家关系问题;(4)南亚次大陆形势;(5)中美联系途径;(6)关于军备控制;(7)中方愿提出的其他问题。基辛格照本宣读的讲话稿还说:“中国担心的是美国同别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其实美国永远不会这样做,中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在没有考虑中国意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重大步骤。”基辛格的这个开场白是他与尼克松精心准备的,力图使中方了解美方战略意图,虽未提苏联,但矛头所向是明显的。由于周总理不带稿子,谈话随机应变,基辛格在讲完开场白后也放下稿子,侃侃而谈,显出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本色。

洛德和霍尔德里奇事后谈起此事时透露,访问的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准备各种“本本”(谈话稿),关于美苏关系、美越谈判等题,是基辛格指导下由洛德、乔纳森·豪中校和威廉·斯迈泽编写的,中美关系部分主要由霍尔德里奇起草。这些人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有时也向国务院要材料,但访华的事严格保密,不让国务院的人知道。当然,国务院的人也有事干,因为基辛格公开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等各国首都,要与各国领导人会谈,需要准备的材料和文件也不会少。

基辛格与周总理会谈时,美方由洛德、斯迈泽和霍尔德里奇三人做记录,事后再整理成文。中方由美大司的廉正保和肖心文等同志用中文速记记录下来,我和另外几位美大司的同志做临场记录,写成简报先印出来供领导参考,廉正保等再根据速记编出逐字记录。由于美方不是逐字速记记录,从美国解密后发表的记录来看,与中方记录有些出入之处,两相比较,中方的记录更为可靠。从工作量来说,由于洛德和霍尔德里奇既参加会谈,又做记录,事后他们在返国途中在飞机上互对记录,整理成文。那时尼克松总统已在加州的克利门蒂等候他们,听基辛格的汇报和阅读洛德等整理的记录。

第二部分周总理引用尼克松讲话,基辛格毫无所闻

在这次会谈时,周总理讲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引用了尼克松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尼克松在讲话中提出世界上出现了五种力量的观点,认为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遇到了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美国要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尼克松在讲话中把中国列为五大力量之一,美国要同中国和好,设法改善相互关系。周总理引用尼克松讲话的内容时表示,中国在经济方面比较落后,不成其为尼克松说的那种力量,我们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当双方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说,台湾问题可分为两部分:(一)关于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美国准备在印支战争结束后很快从台湾撤出三分之二的美军,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再削减其余部队。(二)关于台湾的政治前途,美国不搞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再讲“台湾地位未定”。但中美关系正常化要到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才能解决。周总理对此表示不满,要求美方加速解决台湾政治问题的速度。在双方讨论上述问题,特别是国际问题时,周总理一再提到尼克松的堪萨斯讲话,而基辛格对此竟毫无所知,显得有些被动。当天会谈后,基辛格向中方借阅此文,作者接到这一任务后,立即向新华社索要英文稿,新华社参编室以特急件送到钓鱼台时,上面写了“仅此一份,请用毕退还”。因美方索要甚急,中方立即将此稿交基辛格。后来美方人员在回忆录中就“仅此一份……”做了不少文章,说中方怎么连复印机也没有。他们以为“退还”的要求是中方代表团向美方提出的,其实这是新华社写给外交部的。总之,这是个小插曲,也说明我们当时的办公设备确实差,真的连一台复印机也没有。最后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达成《上海公报》时,我们这些接待班子的人在上海还得找个印刷厂,用铅字排版手工操作印出了公报全文(中英文)。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工作条件确实落后,现在外交部每个办公室都有电脑,各司都有好几台复印机,如要美国总统的某篇讲话,几秒钟即可从网上调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尽管当时我们的条件差,但从接待人员到参加会谈的负责同志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尼克松1971年7月6日的堪萨斯讲话,就是新华社从电传收到后立即译出打印送外交部的。我们看到后认为这篇讲话与这次会谈大有关系,立即将中文稿送周总理。周总理阅后要我们加印多份,发有关领导同志。外交部连夜加印和分发,使所有中国有关领导人事前都读了这篇讲话。而美方虽然设备先进,信息灵通,但由于国务院和白宫互不通气,也不敏感,尼克松7月6日的重要讲话,基辛格到7月9日竟未看到!他还得向中方借阅,这不令人难堪吗?

第二部分达成尼克松访华《公告》,基辛格完成“破冰之旅”

1971年7月11日中午12时20分,基辛格一行结束了在中国的“破冰之旅”,乘机返回巴基斯坦,结束了他48小时的秘密访华之行。基辛格同中方达成了一份即将宣布尼克松访华的《公告》,这是他的重大收获。

这份《公告》的达成,显示了周总理的机智和灵活。中方开始把联合公告稿提交美方时,有两点使基辛格感到为难。一是里面提到双方谈了台湾问题,二是说尼克松表示希望访华,中方才同意邀请他。得知基辛格感到为难后,周总理对公告稿做了修改,不再提台湾问题(讨论中美关系就包括了台湾问题);把尼克松想访华改成中方“获悉”此事,就邀请他访华。这样对双方都说得过去。基辛格对这一妥协方式十分满意。这份短短的《公告》将震惊世界。基辛格是怀着希望而来,取得成功而归,心满意足地离去。由于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好,西方世界都被蒙在鼓里,以为基辛格刚刚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陪同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参与《上海公报》的谈判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时,还没有考虑为尼克松访华发表公报的事。当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了他第一次访华情况后,两人得出共识,需要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以显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

1971年10月21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主要任务就是与中方共同起草公报稿。原来他们设想的比较简单,以为公报中多强调一些共同点就可以了。结果是碰了钉子,双方的公报稿谈判花了很长时间,而且经历了激烈的交锋和讨价还价,一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结束的前一天,即2月27日才达成协议。

公报的谈判,分为两个阶段。1971年10月21日至26日,由周总理亲自与基辛格会谈。1972年2月22日至27日为第二阶段,由乔冠华副外长与基辛格会谈。1971年10月22日,基辛格提交了美方草拟的第一个公报稿,内容分三部分:(一)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二)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三)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在“一般原则”部分,美方同意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一部分是十分可取的,获得中方赞同。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部分,虽然内容多取自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和观点,但美方把一些重大分歧一带而过,主要是讲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点”。对此,周总理表示反对,并为此做了长篇发言,分析双方对世界形势的不同看法和立场,并指出:双方掩盖分歧,达成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的文件,只会给两国人民一些幻想,也将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周总理主张双方把各自的不同看法写进公报。基辛格受到很大震动,当晚与洛德等密商对策,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想到中方这种写法也有可取之处(意思是美国内部意见不同,有些人反对与中国和解,美国的“友邦”对此也不理解,把分歧说清楚,也有好处)。当晚双方复会后,基辛格表示“同意这一改变,这样写也有可取之处”。但他强烈希望中方在用词上要温和一些。他一再说,美国总统跑16万英里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共同发表一些高调谴责自己的词句。

第二部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争论

公报的特殊格式确定后,双方进入实质内容的谈判。台湾问题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曾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几项重要承诺,包括美国今后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运动,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印支战争结束后先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美军,随后再撤出其余美军。美方不愿把这些口头承诺写进公报里。基辛格表示,“不是我们说过的问题都能写出来”。在美方起草的公报里,美方只说要“逐步减少”在台湾的美军,而且还以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为条件。周总理明确告诉基辛格,美方必须声明四点:(一)只有一个中国;(二)鼓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内政问题;(三)美国不进行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四)要全部撤走美国军事力量,美军撤走可分步骤进行,不一定马上都撤,但上述四点立场必须表明出来。由于美方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台湾问题未达成协议,双方商定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继续讨论。洛德妙语受赞扬,中方智慧破僵局

1972年2月22日,双方重就联合公报内容展开讨论。这次中方由乔冠华副外长主谈,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等协助;美方仍由基辛格主谈,只带洛德一人出席,有时也有霍尔德里奇参加。这次会谈涉及余下的各种分歧,包括中方声明中所述“人民要革命”一词,美方坚决不同意;美国声明中所述它对韩国和日本的条约义务问题;关于“双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提法问题等等。最关键的分歧是中方要求美国无条件从台湾撤军问题,本段先叙述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突破僵局的过程。

从中方的立场看,我们未在公报内提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只提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已经是对美方的照顾和妥协;但美方强调公开宣布撤军将引起国内右派亲台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双方就此问题一直争论到最后一天。

国内有些报刊或书籍有个误传,以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争论不休,最后基辛格和洛德想出了一句妙语,“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结果皆大欢喜,僵局迎刃而解,云云。其实这仅是误传。据作者了解,洛德想出(或从国务院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准备的文件中查出来)的这句妙语确实不错,它包含了美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意思,受到了中方的赞扬和同意。但这一妙语早在1971年10月22日美方提出的第一份公报草案中已经有了,只是后来词句上略有改动。当时中方就接受了这一提法,它并没有解决中美分歧的焦点,即美方无条件全部撤军问题。争论到最后一天的这个焦点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它主要是靠中方的智慧和双方谋求妥协的努力解决的。

1972年2月25日,经过双方多次讨论后,基辛格和洛德商量后,提出了如下的美方声明:“……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展望它将从台湾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乔冠华副外长与中方官员略做商议后,对此做出了敏捷的反应。他说,“前提”的说法太重,而“展望”的说法又太轻,必须找到把“前提”减轻和“展望”加重的词句才行。乔建议将“展望”改为“预期”一词。接着章文晋司长提出可将“前提”改为“前景”。洛德听到后马上点头示意可以接受。这时基辛格开玩笑说:“我们的洛德先生已经站到中国一边了。”于是大家哈哈一笑。基辛格表示接受这种提法,一个难题终于解决了。乔冠华又回到严肃的口吻说,这是我们的几种设想之一,待请示周总理后才算最后定案。基辛格说,他也要请示总统。随后尼克松建议,把前后句子略作调整,内容不变,双方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本段的全文如下: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关于公报草案中其余的分歧,也是在最后几天解决的。首先,关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一句,中方的底牌是争取不改,乔冠华要求我们中方接待班子的人“集思广益,想想点子”。作者因整理过尼克松的历次讲话,记得他多次讲到“革命”一词,很快就整理了一份材料(关于尼克松讲到“革命”的语录),供乔冠华选用。1972年2月23日,乔冠华在与基辛格讨论公报时,大量引用了尼克松在何时何地讲到支持“革命”的话,包括说“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变化是革命的”(1967年10月23日),近年出现了“新的美国革命”(1971年1月3日)等等,他质问:为什么你们的总统多次可以讲“革命”,中方在自己的单方声明中就不能讲这个词?再说,你们美国也是从革命中诞生的,中国也是革命胜利后立国的,我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关于“人民要革命”,我在联合国已经公开讲过了,为何现在不让讲?一席话说得对方无言以对,只好说“把革命一词放进去吧”!

再说美国对日、韩的条约义务问题。美方在一、二、三稿中都提到要履行对日、韩的义务,中方声明中则与此相对,坚决支持朝鲜和印支三国的正义立场以及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主张。双方已达成协议,但美方内部发生“窝里斗”,1972年2月26日国务院的官员第一次阅读公报稿后向尼克松提出此句不妥,只提日、韩,不提对台湾的义务将引起严重后果。另外还提了14条不同意见,尼克松考虑再三,要基辛格再找中方商量,中方同意了某些合理改动(如增补罗杰斯国务卿也与姬鹏飞外长进行了讨论等内容),但不同意改动台湾部分。美方只好把履行对日、韩的义务用词取消,中方表示同意。

此外,关于“任何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措辞,这是美方首先提出的,中方表示同意。但后来周总理认为得改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美方还在侵略印支,没有做到这一条。基辛格当然看出中方要改动的用意所在,因此坚决拒绝,后来在中方一再坚持下,美方勉强同意。在争论过程中,双方都有些感情冲动,中方不但乔冠华发言,而且章文晋也几次激烈表态,因此后来霍尔德里奇在他写的书中说,“基辛格对章文晋插话感到厌烦”。

作者不厌其烦地写下这一过程,主要是强调中美双方当时开始改变对外战略,环顾左右(国内和国外)都有些敏感因素,因此在讨论公报措辞时几乎字斟句酌,做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

第二部分洛德参加会见毛泽东的镜头被盖掉

在中美会谈期间,双方都有外交家的风度,不但出言风趣,而且时常说点笑话,使会场显得轻松一些。比如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会见时,双方在近一个小时内谈笑风生地讨论了世界大事,内容广泛,寓意深刻。周总理与尼克松、基辛格多次会谈时,也都充满幽默和风趣,周总理为了驳斥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真空论”(指美国不去干预,当地会成为“真空地带”,易为苏联所乘),旁征博引,以戴高乐的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军队为例,说明美国主动撤出印支,才有出路。这样讲很有说服力。

乔冠华与基辛格在1972年2月讨论公报稿时,尽管双方大部分时间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但有时会场也传出一阵笑声,这多半是基辛格又说了一句什么俏皮话。印象较深的是,在某次公报谈判处于僵局时,基辛格突然谈起他1971年7月第一次访华时把衬衫丢在巴基斯坦旅馆的事情。他话锋一转,又说“我这次访华,可能是次外交灾难”,因为美国有句话,“丢掉背上的衬衫”,意思就是指某人“输得精光”。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其实他的玩笑是有用意的,就是抱怨中方在公报稿上逼得太紧。这时洛德出来打圆场说,“你不会输的,因为你的衬衫是借来的,是别人的,输不到自己头上”。这又引起一阵哄笑。基辛格又挖苦洛德说,“洛德先生这次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把头发都剪短了,以便给中方一个好印象”。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因为在美国代表团中,洛德的头发是最长的。由上述一些笑谈来看,基辛格同洛德的关系相当密切,甚至到了令冷落在一旁的国务院官员感到嫉妒的程度。

尼克松访华时的一个插曲:洛德参加会见毛泽东的镜头被盖掉

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内会见。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在美方陪同会见的人员中,除了基辛格,就只有一个洛德。连国务卿罗杰斯也无份,更不用说尼克松随团来华几百人中的其他官员了。这件事是谁决定的?当时愤愤不平的国务院官员都抱怨基辛格,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而国务院的官员住在6号楼。午餐刚过,基辛格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通知:毛泽东将于下午3时会见尼克松总统,并询问美方何人陪见。这是一次人数受到限制的会见,双方参加人员都不多。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让基辛格本人陪见,另派洛德去做记录(基辛格可能考虑到这是高度机密的一次会见,不愿国务院的人参加)。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不要告诉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的事不能讲出去,新闻、照片、电视里都不要出现洛德。基辛格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不让国务院的人参加,二是怕引起国务院的人不满,只好让中方为此保密。看来这也是尼克松的想法,否则基辛格不会如此快地做出决断。

当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双方人员基本上是对等的。中方只有周总理在座,王海容做记录,唐闻生做翻译。美方代表团的翻译是傅利民,他是国务院的人,尼克松不但这次会见不用,而且当晚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尼克松发表即席讲话时,也是用的中方翻译唐闻生。中方谁出席或不出席都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大家的共识是服从组织安排。但美方就不同了。尽管中方在发表会见照片和电视转播时,按美方要求把洛德的镜头盖掉了,发新闻时也没有提到洛德参加,但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次会见没有罗杰斯先生的份儿,按职位来说,国务卿不应低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洛德陪见的事也难于保住密。结果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国务院的人怒不可遏,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基辛格。2月26日罗杰斯和格林助理国务卿在去杭州的路上对中美已达成的公报提出15条意见就是反应之一。尼克松见此情况,立即嘱咐罗杰斯国务卿,意见可以提,但回国后不得自行其是,与总统立场要保持一致。罗杰斯倒识大体,回国后大力支持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未发表任何出格的言论。但他同基辛格的关系总有些格格不入。

第二部分周总理拜访罗杰斯,国务院官员皆大欢喜

周总理是个有心人,他对美国代表团内部的动向十分关注,对国务院官员与白宫的矛盾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尽管国务院的人把愤懑情绪撒向基辛格,但周总理认为也应做些安抚工作,以利更多的人支持发展中美关系。因此周总理一到上海锦江饭店,就去拜访住在13楼的罗杰斯国务卿,正好格林和傅利民等都在那里议论纷纷,他们对尼克松住15层总统套间没有意见,但对基辛格住14层不满。周总理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我记得当中国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大使馆开了绿灯……”一席话说得这些面有愠色的美国人开始笑逐颜开。周总理还对安排他们住13层(西方人忌讳的数字)表示抱歉,说这是中方人员的疏忽。说到这里,他还讲了不怕鬼的寓言,使气氛更加活跃了。更令他们高兴的是,周总理还当场答应赠送一部中国《二十四史》及《鲁迅全集》给国务院(另一套送白宫)。周总理还把章士钊先生新出版的《柳文指要》赠送美方翻译傅利民先生。这些国务院官员一再感谢周总理,并表示今后愿致力发展中美关系。

周总理为什么想到送美国人《二十四史》和《鲁迅全集》等书呢?这是有原因的。当尼克松在北京时,不喜欢用国务院的翻译傅利民,也不要国务院官员出席重要活动,他们闲来无事就到北京逛书店,想买《二十四史》等书,但没有找到。周总理把这些小事与国务院和白宫的矛盾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决定买这些书,一份送国务院,一份送白宫,使两家皆大欢喜,国务院的人就是有气也指向白宫,不至于迁怒于中国。

洛德独获殊荣:三次会见毛泽东

20世纪70年代初,能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美国外宾为数极少,能有此机会者都是特别幸运者,而洛德就是其中之一。他虽年轻,阅历不多,但生逢其时,正赶上中美关系打开之初期,因为几次随尼克松或基辛格访华,他不但有机会亲自聆听世界闻名的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意义重大的对话,而且还三次见到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这在所有美国外交官中(基辛格是个例外)可能是惟一的一位。

洛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72年2月21日下午,已如上述。这次会见惟一的遗憾是洛德的名字不见报,这从另一角度看,更增加了一层神秘感。

对于洛德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和基辛格会见毛主席,但不能公之于众这件事,周总理一直惦记着,总想找个机会弥补一下。1973年2月17日当基辛格又一次来华访问时,洛德也来了,毛主席当晚会见基辛格,周总理特别点了洛德先生之名,要他一同去陪见。会见一开始,毛主席就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数我最老”。第二天报纸上果然登出了洛德参加会见的照片。

1973年11月12日基辛格又带着洛德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又会见了他们。洛德在1972年到1973年之间,一连三次获得陪同基辛格会见毛泽东的机会,这是其他美国外交官难以遇到的机遇。

第二部分洛德升任驻华大使,任命在国会遇到周折

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执政时期,洛德一直在政府任职。1977年民主党的卡特入主白宫,洛德属于共和党,只能另谋高就,他回到纽约担任了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又大批担任公职。洛德有了返回国务院的机会。1985年7月里根总统决定任命洛德为驻华大使,以接替原驻华大使恒安石的职位。美国政府于1985年7月20日向中国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的照会,中国政府7月22日即复照同意。当洛德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办理赴华签证时,使馆人员早有准备,在很短时间内一切办妥。这几乎创造了一次外交上的吉尼斯记录。而洛德在国会通过任命却大费周折。

保守派参议员赫尔姆斯是反华的急先锋,他对尼克松、基辛格从国际战略考虑打开中美关系一直耿耿于怀,对洛德参与这一过程当然也十分不满,因此对洛德的任命故意刁难、阻挠,拖延了几个月之久。赫尔姆斯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他要安插自己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助手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到政府重要岗位上去,只要政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以不通过国务院任命的一批大使为要挟。说也奇怪,偌大一个美国,竟让这种为达私利不择手段的人为所欲为,最后国务院只得妥协了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中的虚伪性。

洛德的任命在参院外委会从7月一直拖到11月,一方面是赫尔姆斯拿不出正当的理由阻挠到底,另一方面是国务院已部分满足了赫尔姆斯的要求,该委员会才于11月5日表决通过了洛德的任命。

恰逢中美“蜜月”时期,大使任内一帆风顺

洛德于1985年11月到北京就任美国驻华大使,1989年4月离任返国。这一段时间是中美关系最佳时期,可以说,洛德是时运最佳的大使,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危机或最棘手的难题,其他美国驻华大使多数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1985年11月中旬洛德到达北京后,11月16日向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唐龙彬递交国书副本。当月19日李先念主席会见洛德,接受他递交的国书。李先念对洛德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情况及政策,使洛德任职之初就对中国国内形势有了全面的认识。洛德表示,他将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接着,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出面接见洛德,表示对他履行使命时将给予协助和合作,欢迎他进一步为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贡献。

促进中美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洛德的重要工作之一。洛德上任之初,美中核合作协定在国会得以通过,里根总统迅即签署(但国会仍寻找借口,阻挠其实施)。里根还否决了国会通过的限制纺织品进口法案,这对中美贸易是有利的。198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1亿美元,1988年增为143亿美元,平均年增15%。1984年美国对华投资协议金额为7亿美元,1988年增为34亿美元。这一时期,中美两军之间的高层互访特别频繁。1986年中美开始执行军工合作项目,即价值5亿多美元的改装歼—8飞机项目以及大口径炮生产线和TBO鱼雷项目。洛德还参与了在北京进行的由中国发射美国卫星服务的有关议定书的谈判,洛德代表美方草签了该项协议备忘录。该协议明确规定,中方不从发射过程中谋取任何技术机密,美国卫星在运输至发射基地和装配到中国“长征3”号火箭上全过程都由美方派人监管。根据该协议,1986年和1987年中国先后为美国卫星公司发射过几枚通讯卫星。

在文化教育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向美国派出的留学生大为增加。1984年派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各6000多人。1988年派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35万人。由南京大学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学兼研究)1986年9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洛德应邀出席,并讲了话。

洛德多次应邀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总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美中关系对两国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管美国如何做,中国都会崛起成为强国,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帮助中国现代化和与世界建立联系,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这一时期,美国大力推进对华关系,洛德也积极执行这一方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其一,里根总统急于争夺对苏战略优势,很愿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因此重视加强中美关系;其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头,美国误以为中国会发挥“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羊”的作用,因此对中国期望很大。洛德对以上两点也持同样观点。

但是双方的“蜜月”时期为时不久,1988年到1989年,上述两个因素发生了变化,一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方针,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二是中国并未如美国期望的向经济“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发展。因此,中美间的矛盾逐渐凸现,洛德的言行开始与中国的现实发生冲突。

第二部分结交中国“不同政见者”,引起中方不满

洛德的夫人鲍柏漪善于交际,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她受的是美国教育,热心宣扬“自由和民主”,结交的多是崇美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不乏反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政见者”。这对洛德产生了影响,他同这些人的接触也逐渐增多。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成了洛德经常光顾之地。

1988年6月1日,洛德未经外交部批准,径自去北京大学出席“周三自由谈”。他与在场的几百名学生自由问答。洛德问,你们喜欢美国什么东西?有的学生答,“喜欢美国的自由、民主”。洛德又问,“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有的学生答,“中国的官僚主义和物价上涨”。当然,也有学生质问美国国会为什么老通过决议,干涉中国内政?洛德开脱说,议员不代表政府。一场杂乱无章的讨论无果而终。

此事发生后不久,中国有关官员向洛德提出了忠告:作为美国大使到中国大学活动,以谨慎为宜,至少要遵守中方的规定,办理应办的手续。在这之后,洛德尽管对劝告不满,但也吸取了教训,注意向外交部打招呼。1988年他又到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外交学院及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总的说来,他基本上是从正面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讲到对中国的看法时,表态还算慎重。对于这些活动,中方并未再干预。但他的活动并不止于此,还不断结识一些反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政见者”,这当然会引起中方的关注。果然不出所料,洛德在任后期终于因“不同政见者”问题惹下了大麻烦,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邀请方励之出席总统宴会,惹出一场外交风波

1989年2月25日至26日,刚上台不久的布什总统到中国访问。这次工作访问的意图是好的,访问也是成功的。但却发生了一件双方不愿见到的不愉快事件,为访问投下了阴影,一件大好事变成了两国间的一场外交争执。此事的罪魁祸首就是洛德大使。

1989年2月布什访华前夕,洛德大使拟定了一份布什总统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的邀请名单。他有意地塞进了几个“不同政见者”(即反政府的“民运人士”),其中最敏感的是方励之夫妇。他把名单报回华盛顿,给白宫出了个难题:如果将方励之等删掉,则会引起人权界的抗议;如不删掉,则会引起中方不满。还有一种可能,即白宫出于疏忽或无知,让名单全部过关,将来出了问题,洛德也可推脱责任。

据说布什总统到日本访问时才有人汇报此事,但名单早已泄漏给新闻界,难以改动。结果已如各方预料的,中美双方在方励之问题上发生矛盾。当布什举行答谢宴会时,中方采取措施,阻止了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中美双方为此进行了外交交涉。这一争执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为布什的访华之行蒙上了污点。

布什事后对此十分生气,认为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洛德。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公开向记者说,美国驻华使馆应负其咎,对此事处理不当。他在同中方领导人谈话时也表示,布什本人并不知情,责任在于洛德。

洛德见到记者的上述报道后,起草了一份反驳的长篇电文,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发给白宫,同时抄送国务院。这一发送方式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电报,并透露给报界。

当斯考克罗夫特看到电报时,气得连声大骂洛德,并催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尽快赴北京上任,以代替洛德之职。

1989年4月22日,洛德结束了在中国的任期,奉调返美。行前中国领导人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分别会见了他,钱其琛外长设宴为洛德夫妇送行。中国领导人对他优礼相待,还赞扬了洛德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贡献,希望他以后继续为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国家关系的改善而努力。洛德也一再表示,他认为中美关系极为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行之有效。今后他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多做工作。

第三部分中央情报局特工出身的李洁明大使

198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布什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从1989年1月20日起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上台伊始,就任命自己的外交政策顾问李洁明(詹姆斯·利利James Lilley)接替洛德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是老布什在耶鲁大学的同学,两人一生经历虽各不相同,但政治观点接近,相互关系密切。1974年10月布什到北京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李洁明也在联络处工作,名义上是一等秘书,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在联络处委派的代表。从李洁明的履历看,他有三个突出特点:(一)从小生在中国,成人后一直从事对华事务,被认为是“中国通”;(二)长期任中央情报局特工;(三)长期做老布什的外交顾问,是老布什的亲信,两人私交笃深。

幼年在战乱的中国住了13年

李洁明的父亲名叫福兰克·沃尔德·利利,26岁从康奈尔大学辍学,出外谋生,被美孚石油公司派往中国。他1916年只身到上海,1917年沿长江上溯,在四川万县落脚,为美孚公司推销煤油。1919年回美休假时与纽约州门罗市的英耐兹·布什小姐结婚,一同返回中国,继续沿长江一带推销石油产品。1926年至山东省青岛市,终于定居下来。

1928年1月15日李洁明降生于青岛时,已是利利夫妇的第四个孩子(三子一女)。当时的中国内有军阀割据,互争地盘;外有列强侵凌,抢占势力范围,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李洁明之父目睹了这些惨状,青岛于1898年被德国霸占,1914年又被日军占领,1922年在国际干预下日军虽暂时退出,但青岛仍处于日本控制之下。尽管如此,作为美国商人的利利先生仍可不受阻挠地在青岛为美孚公司经营石油业务,过着优越豪华的生活。

23岁起加入中央情报局

李洁明1940年返美后,在新泽西州进入李奇德中学读书,后用军方付款上了耶鲁大学,三年后应耶大教授的劝告,1950年秋加入特工组织“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赛穆尔与OSS头子艾伦·杜勒斯是政见一致的好友,与军方和情报机构关系密切,把耶鲁大学办成了保守派的学术基地,是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招兵买马的来源地。李洁明在耶鲁大学的三年,受到了保守派学者、教授的熏陶,为一生的保守派观点打下了基础。1947年OSS改组为“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igence Agency,简称CIA)。OSS的目标主要是对付二战时期的轴心国德、意、日,但改组成CIA后,冷战已经开始,主要目标成了对付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刺探中、朝情报和实施破坏活动成了其主要任务。而置身其中的李洁明从1950年到1973年(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前)一直是从事反华隐蔽活动的特工。

第三部分反华隐蔽活动的失败记录

李洁明加入OSS后,先到OSS学习情报业务课,同时名义上编入空军作为掩护。1951年11月7日,李洁明奉调到日本东京,开始他的CIA特工生涯,时年23岁。据李洁明自己的说法,当时美国对中国的隐蔽活动主要有三项:(一)支持中国大陆上的第三种力量(即共产党和蒋介石之外的亲美势力,包括在塞班岛和冲绳岛上训练中国人,作为在大陆发动“起义”之用。(二)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并与台湾“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进行情报合作。(三)使用空中侦察、派遣特工和截听通讯等手段,收集大陆情报。

李洁明从事的就是第二和第三项任务。他奔波于日本、台湾之间,训练台湾特工,与台湾“保密局”进行联系,交换情报,发展当地特工人员,并设法将特工空投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刺探中国军队调动情况等。李洁明曾两次到汉城,亲自安排用C—47飞机把特工空降至中国东北地区,均告失败。

1953年5月,李洁明潜入香港大学,表面上是学生,实则暗地里发展特工、刺探大陆情报。为躲人耳目,以“约翰·赖特”(John Wright)的名字出现在社交场合。当时港英当局不愿美国利用香港搞特务活动,因此对李洁明多方限制。有一次李洁明发展的一个特工向香港偷运武器时被港英当局查获,按法律当判死刑,李洁明怕此案会把自己身份暴露,只得逃之夭夭。

此后李洁明先后到东南亚几个亚洲国家,从事针对中国的隐蔽活动。

1968年李洁明第二次到香港,任CIA副站长。他曾设法从驻港的中国银行、华润公司和新华社内部发展对象,但效果欠佳。

1970年李洁明返美,在CIA远东司隐蔽行动处任副处长,后又转任CIA中国处副处长。

千方百计来中国

李洁明自参加CIA后,就一直进行反对中国的隐蔽活动,他的工作地点也一直围着中国转: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柬埔寨、泰国、老挝……他最感遗憾的是从来也未能插足中国大陆。在香港工作时,他曾多次在边界窥测大陆,经常找逃出大陆的难民收集中国情况,但那都是隔靴搔痒,得到的情报支离破碎,看不到庐山真面目。

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交往的大门逐渐打开,1973年5月,双方决定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些消息使李洁明看到了进入中国的机会。

李洁明考虑再三,当年已45岁,时不待人,机不可失,何不鼓起勇气自我推荐去中国?他先向CIA副局长查理提出申请,遭到拒绝。他又直接找施莱辛格局长,施莱辛格将此事告予外交大权在握的基辛格。出乎对方预料,基辛格竟表示同意,但指示李洁明到中国后不得进行隐蔽活动,不得发展组织,只负责另一通讯渠道。1973年4月16日,基辛格明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大使说:美国将派一外交官赴华,曾在CIA工作。美方承诺,他不会进行任何其他活动,只搞沟通情况的通讯联络。

1973年7月,李洁明偕夫人萨莉到中国赴任。美方当时交给中方的履历表是:1946年至1947年在美国陆军服役,随后进入耶鲁大学。195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加入中央情报局,并在空军服役四年。1958年进入国务院,先后在马尼拉、金边、曼谷、西贡和香港等地的美国驻外机构任职。在美国驻华联络处将任一等秘书。给人们的印象是,他曾在CIA工作,后又在国务院任职。当时基辛格为什么同意这一任命?中方为什么没有反对?作者了解到的情况是,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与基辛格谈话时曾表示(大意):我们之间不说假话或进行欺骗,我们从不偷你们的文件,你们可以故意放在那里试试,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动作都没有用。基辛格据此认为,双方已达成谅解,互相不搞间谍活动,美方派人到中国,可以说明身份,不致引起问题。基辛格另一个用意是,在国务院通道之外,CIA专设通讯渠道,对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大使与白宫联系也有好处。从中方来说,反正美国官员,不管是国务院的,白宫的,军方的,还是CIA的,都会收集情报和搞研究工作,对李洁明亮出身份并不特别在意。美国对其盟国也派CIA的人,但要亮出身份,以利管理。

李洁明到北京后,开始还遵守基辛格的告诫,在联络处保持低姿态。时间一长,他暗地里搞些情报收集活动,包括派人监测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附近的车辆,以判断中国政府有什么重大举动或活动,后来又通过外交邮袋,运进了先进设备,测听北京的电话通讯等。他还通过与东欧国家和巴基斯坦驻华官员的来往获取情报。据采访过李洁明的人说,李洁明一生搞对华情报,最有收获的时期有两次: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香港收集到不少情报;二是1989年5月至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期间,他作为大使指挥手下四处打探,摸到不少情况,及时报回了华盛顿。这从反面说明,中国不能乱,中国一旦“天下大乱”,各国情报人员,特别是美台情报人员,不管是公开的或暗藏的,都会一齐出动,乘虚而入,大获“丰收”,中国的国家安全便会受到损害。

第三部分与老布什结为密友

老布什与李洁明早年是耶鲁大学同学,当时关系一般。1974年二人重新见面,共叙旧谊,相互关系升温。特别是老布什任联络处主任时,李洁明也在联络处供职一段时间,关系更加密切。1974年,《华盛顿邮报》发表安德森一文,公开揭露李洁明是CIA搞隐蔽活动的特工。这不但使他无法待在中国,而且也无法再在CIA做隐蔽工作。李洁明1975年回到CIA改做分析工作,负责对华事务,1976年老布什任CIA局长,两人结为密友。1977年秋,老布什以平民身份访华前,征求李洁明的意见,李洁明建议访问西藏、桂林和长江三峡,老布什全盘接受,并请李洁明参加访问团。该团都是老布什的亲信,在访华过程中,老布什就制定了竞选总统的计划。此后,李洁明一直是布什的中国问题顾问。

1979年5月1日,布什宣布竞选总统,李洁明一方面在亚洲政策上为布什献计献策,另方面也参与竞选活动。后来布什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奉命于1980年8月16日访华,为里根的反华言论进行解释工作,李洁明也随行。里根总统上台后,1981年6月派黑格国务卿访华,由于黑格有“中国支持者”之称,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对他不放心,分别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和李洁明等随行,李洁明将黑格的讲话内容及时偷报回华盛顿。随后李洁明被亲台反华的艾伦推荐当了美国驻台湾的代表(即美国在台协会驻台湾分会主任)。这一身份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艾伦在安排里根总统接见美国新任驻外大使时,却把李洁明安排了进去。当日里根预定分别会见12个大使,最后一名是李洁明。里根夫人南希和副总统布什都在座,里根向李洁明说,“你去台湾,我喜欢那些人,我要你了解这一点”。这句话成了李洁明在台湾工作的座右铭。

第三部分自称重返中国当大使是“落叶归根”

198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的老布什以副总统之尊参加总统竞选获得成功,1989年1月20日起入主白宫。李洁明又有了升迁的机会。1989年1月李洁明奉调自韩国返美,不久即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李洁明的任命顺利地通过了参院外委会的审查。中国人常听到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以为是多大的场面。其实一般听证会出席的议员并不多,四五个人是常有的事,有的议员有事时在会场进进出出是司空见惯的。1989年4月13日参院外委会为李洁明的任命举行听证会,不知是多数外委会成员对此事没有兴趣,还是有其他原因,在场的只有两个议员,克兰斯基主持会议,赫尔姆斯向李洁明提问,真有点像中国人演双簧的味道。

当李洁明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这方面只有美、欧才能成为中国的伙伴,苏联无关紧要,它没有供应中方需要的财力与技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因此中苏发展关系是有限度的,不必因为现在中苏有所接近而担忧。关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他强调现在有积极的方面,即双方交往增加,1984年以来,40万台胞已访问大陆,双方贸易每年已达25亿美元,台湾海峡局势已日渐缓和。美国的立场是推进这一和平进程,不必参与调解。关于西藏和人权问题,李洁明认为美国不应急于求成,可通过一些接触加以影响。对于中国政局的发展,他表示中国政局稳定,人大会议比过去开得活跃,社会上可以存在不同看法,但中国政府对新闻界控制较严。他认为中国政府会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但在进程中会有小的调整和修正。赫尔姆斯问的正是当时美国朝野关心的几个问题:中苏关系发展前景,台海局势如何,中国人权状况及政局动向……而李洁明答的也正是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没有超越雷池一步。看来李洁明同这两位议员的关系还不错,互相留着面子,没多费口舌,4月18日第二次听证会就一致通过了这一任命。

1989年4月22日洛德大使前脚刚离开北京,同年5月2日,李洁明夫妇后脚就赶到了北京。布什总统急于派李洁明到北京是有考虑的,他想到的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定于5月15日访华,这是中苏两大国多年来第一次实现首脑访问,象征着“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开始。他为此不但早在上台伊始就匆忙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工作访问,5月又派第七舰队司令曼兹中将访问上海,同时又邀请人大委员长万里5月前往美国访问。

李洁明于5月8日拜会杨尚昆主席,呈交了他担任大使的国书。李洁明一见杨尚昆主席就表示:他原来生在中国,这次来中国任职是“落叶归根”,他是“带着强烈的回到出生地的感情来当大使的”。临行前布什总统交代他,要努力使中美关系发展得更牢固,这就是他的使命。杨主席按照礼仪对李洁明的任命表示欢迎,并强调,国际形势已有了重大变化,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他希望新大使为加强中美关系而努力。

5月11日,李鹏总理会见了李洁明,他明确向李洁明指出:美国人常用自己的观点观察世界,这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试图用美国的观点来影响中国,则不可取。他这句话显然是警告美方,不要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不要从背后鼓动学生闹事。

此后李洁明又拜会了钱其琛外长。

正当李洁明作为新任大使到各单位拜会的序幕才刚拉开,华盛顿就命令他先去上海出席美国舰队的访问活动,并要他陪同万里委员长到美国访问。美国白宫注重的是国际战略格局,不能让戈尔巴乔夫访华的镜头掩盖了中美之间的重大交往。而李洁明在中国看到的则是天安门前中国学生的集会,他认为这比戈尔巴乔夫访华和万里委员长访美更加重要,更加戏剧性,而且当时已经成了美国多家报刊和电视台热播的中心议题。李洁明向华盛顿提出反建议,要求立即回到北京,严密关注北京的“政治风波”。

第三部分北京“政治风波”期间忙坏了美国大使

李洁明急忙返回北京,这时为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而来的美国众多记者已盯上了天安门前的集会活动,美国驻华使馆的几名武官和情报人员也身穿便服,整天混迹在集会的人群中。

李洁明在《中国问题专家》一书中是这样描绘美国使馆人员分头活动情况的:

美国官员都多头进行活动。助理陆军武官沃策尔(Wortzel)少校等二人到处奔波,6月2日到达北京西北郊,看见示威人群正阻挡军车车队入城,就在旁拍照,中国军官叫喊不准他偷拍情报。6月3日他们又出现在南苑机场附近,观察军用飞机运载部队到北京的情况。

美国驻华武官雷德将军已事前在北京饭店临近天安门一侧租下房间,用以观测广场的活动。他并违背中国的规定,从境外偷运进步话机,分给部下与他通信联络。

自4月开始,美国武官处已与英、德、加、澳(澳大利亚)、日等馆建立了交换情报机制,把北京划分为几个区,各国分工探测情况,然后分享成果。5月底,他们分别在北京一些关键地点建立了监听站,派人在各点值班。美国使馆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包括接收沈阳、上海、成都、广州四个总领馆发来的情况,每个人每天工作都达12~15小时。

沃策尔武官和赫斯基(Jim Huskey)领事官都是“好样的”,他们分别在两个关键地点驻守。沃策尔在南苑机场附近住进了小旅馆。赫斯基在天安门广场,整夜在历史博物馆前打转。6月3日和4日,他都违背中国政府的戒严令,留在天安门广场附近。

在复兴门那里也有武官值班,随时报告部队进城情况。6月4日事件爆发时,赫斯基一直在天安门待到深夜两点半,后又退入北京饭店17楼,一直看到人群退出广场。

李洁明自己则在美国使馆二楼政治处通宵坐镇值班,没有回他在三里屯公寓楼的住处。

由上可见,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时,美国人是多么“忙碌”,多么肆无忌惮地在探测中国的政治情况。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也在间接地散播谣言,鼓动动乱,因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情况、小道消息用热线一天24小时向华盛顿发报、许多不实的消息又从“美国之音”等传播渠道散发向全世界。

写到这里,作者还记起1989年6月4日夜间的一件事。我正在外交部美大司值班室值夜班,忽然接到了李洁明大使的电话,他说天安门前很乱,北京到处听到枪声,有几名美国人,主要是来访的记者原来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现在失去了联系,不知去向,希望中国政府协助打听一下,华盛顿很关心他们的安全。我首先表示,中国电视台已多次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知,要人们离开天安门,以免出事,你们美国人不听劝告,仍去天安门一带活动,这是违背规定的,如发生事端,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同时我也答应代为探询一下这些人的下落。放下电话后,我先报告领导,然后给北京有关部门挂电话,打听美国人的去向。过了一会儿,北京有关部门来电话说,广场附近的外国人,其中有几名美国人,都已被领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又从那里转移到了灯市口东口的王府饭店,美国使馆可派车去接人。我把这一情况通知了李洁明,他听到后如释重负,一再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谢意。他还说,“有了这个好消息,我就可以安心地回去睡觉了”。

第三部分美国驻华使馆庇护方励之事件

6月5日,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方励之偕夫人李淑娴畏罪潜入美国使馆文化处寻求“庇护”。李洁明闻讯后,考虑再三,不敢接受这一请求,生怕此事对使馆不利,便派使馆政治处的官员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与方夫妇交谈。二人说明:给予“庇护”会引起很多麻烦,如方一家住下,其他被通缉的人也跑来,使馆将无法应付。他们建议方励之另找地方躲藏,或实在无处去,美方可给办出国签证,方夫妇可设法逃往国外。经过3小时的劝说,方夫妇同意留下护照,请美方办签证,次日自行去取。李洁明如此处理,是根据国务院过去曾对驻外使馆做过的规定,即不要轻易接受庇护申请,否则将给使馆带来麻烦。

美国驻华使馆当即将上述过程申报国务院。国务院中国处代处长贝德尔接到申报后,立即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过去的规定只适用于一般情况,是针对不明身份的人闯入使馆而制定的。他认为现在是美国支持的“知名不同政见者”在危机情况下求救于美国使馆,若拒之门外,一旦遭受不测,让美国公众得知后,必然兴师问罪。贝德尔于是紧急请示副国务卿金米特,还打电话给白宫主管官员,提出自己意见,得到上级批准后,他立即向使馆下达指示:马上接受方励之入馆。

李洁明得到指示后,即派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二人前往寻找方夫妇。此时方励之夫妇已在身份特殊的美国人佩里·林克护送下到了建国饭店,住进《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马修斯的房间(马修斯去上海出差)。博格哈特这次对方夫妇优礼有加,不但同意他们进使馆,还说“你们将是布什总统的客人”。

他们四人像国际间谍一样行事,从建国饭店后门溜出,进入事前等候在那里的小面包车,直奔李洁明的大使官邸,把方夫妇安置在官邸的客房内。那时李洁明的大批家具行装尚在运输途中,室内空空如也。李洁明自己还在三里屯公寓内住着,因此方励之夫妇成了官邸的惟一住户。美方规定,夜晚方夫妇不能开灯,白天不能出门,绝对不能让中国警卫人员发现行踪。

其实这种规定是多余的,中国政府很快就得知方励之夫妇的下落,不但马上增派警卫把官邸团团围住,严查出入人员,而且两天后,即6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就召见李洁明,严正警告美方,方励之犯有策动动乱的罪行,美方庇护这种罪犯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抗议。

从此,美国非法庇护方励之便成了中美政府间的一场严重外交交涉,长达一年之久。

李洁明正式迁入官邸后,便叫方夫妇迁出客房,重新把他们安置在官邸大院后面的医务室内。原来的门诊室成了卧室,化验室成了厨房,牙医室成了电脑房和工作室。室内窗帘皆拉上,大门加固,全室安装报警系统,任何人不准入内,还安排了专人为方夫妇采购食品、选送书报。

李洁明不轻易与方夫妇会面,有事要见时都安排在夜晚,等中国工人、佣人皆已离去,才偷偷与方见面。

有一次,美国的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委派一个叫希尔的人来见方励之,要发给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章。李洁明不但同意让二人暗中会面,还让方有充足的时间写出发言稿,让希尔带走。后来证明,那篇发言充满反华言论,连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事不满意。

李洁明曾制定一项计划,想用外交信使邮箱或男扮女装偷运方励之出境,被国务院制止。中方闻到风声后也向李洁明提出交涉,不得偷运方离开北京。李洁明只好作罢。

方励之夫妇待在美国大使官邸内,对中美两国都成了提心吊胆的事。对中国来说,总怕他通过化装隐蔽在汽车内逃出,因此加强了美国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检查,不胜其烦,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反华势力常以此制造反华舆论。对美国来说,也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来,造成了极大不便。第一个提出解决此难题的是邓小平。1989年11月7日~10日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邓小平提出了恢复中美关系的“一揽子解决建议”,包括双方谈判解决方励之问题和美方解除对中方的制裁等。当时邓小平指出,在方励之承认违法的基础上,中方可让他离境,但美方要保证他不得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基辛格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向布什总统做了转达。美国政府几经考虑后,由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向中方做出正式答复:(一)由李洁明大使就近与中方讨论解决方励之问题的办法;(二)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由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与美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谈;(三)欢迎双方就经济合作上的大项目进行研究;(四)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明年合适时间访美,以完成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方的答复来看,似乎颇有诚意。但由于随后东欧政局发生剧变,美方错误地对国际形势进行重估,放弃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使上述答复中的大部分内容落空或未谈出结果,只剩下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中。

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是由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与李洁明大使进行的。这一谈判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1990年6月25日双方才达成谅解,主要内容是:在方励之承认错误的基础上(方书面承认他的言行违背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励之夫妇出国就医。方夫妇出境后,先在英国住了半年,后又移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美国南方的亚利桑那大学。方夫妇出境后过了一段时间,中方也批准他们的儿子去美国。

这一案件的解决,虽未能使美方全面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但部分制裁得以取消或放松,如当月美国宣布不再阻挠中国取得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它对缓解中美紧张关系起了一定作用,对布什总统当月宣布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气氛。

第三部分一次重要的会见

1990年12月9日至10日,布什总统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李洁明此前返回华盛顿汇报工作,也同机到达北京。

斯考克罗夫特访问结束后,李洁明于12月14日向外交部提出,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江泽民总书记于1991年1月16日会见了李洁明,并借此机会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和主张,对中美关系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

李洁明首先谈起他对中国各地的参观、访问(他已到过上海、天津、湖南、广东、江苏、东北、新疆等地)。他对刚访问过的上海印象特别深刻,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令人鼓舞。他还说,中美关系有许多积极方面,特别是在海湾战争问题上,中美有许多共同立场。但在贸易、人权以及对待伊拉克的态度上也有分歧。

江总书记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他指出:从1949年至1971年,双方对立达20余年,这期间两国的利益都受到重大损失。从1971年至1989年,中美关系得到持续发展,给两国都带来了重大好处。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和教训,要搞好中美关系,一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强加于人;二是以国家利益为准,在此前提下,求同存异,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关键在于双方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看待相互关系,在于双方真正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分歧应加以承认,但绝不能听信谣言。分歧与共同点相比是第二位的,只要双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关系是可以处理好的。

谈到伊拉克危机时,江总书记引用了扬州史可法祠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表达了对失去国家的怀念。所以中国同情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侵略。他又引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说明打起仗来人民要遭殃。我们不希望战争,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

关于人权问题,江总书记详细讲了中方立场。他指出: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是抽象的,中国尊重人权,但中国必须保持稳定。我们处理“六四”事件有关人员是很宽大的,留学人员来去自由,北京1989年回国的自费生有3922人,1990年临时回国的自费生北京就有5074人,上海有5000人。从“六四”到1990年底,公派出国留学人员3964人。

李洁明一再表示,江总书记的谈话很有说服力,特别是留学生的有关数字,他回美后可据此向国会做工作。

会见后李洁明很有感慨地说,江泽民知识渊博,反应敏捷,如能访美,一定会受到各方人士欢迎。他又说,中国可能在下一世纪的经济竞赛中发挥重要作用,前景是乐观的,他不赞成美国进一步对华制裁,中美经贸有长远的利益,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双方可以进行有益的合作。

这次会见是李洁明第一次单独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书记苦口婆心地对他讲了中国的政策,强调要站得高,看得远,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江泽民的谈话当然不只是对李洁明讲的,而是向布什总统讲的。当时中美关系仍然处于低谷时期,但布什总统已两次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邓小平向对方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分歧的建议,因此,江总书记通过李洁明传递中方的立场,意在推动美方早下决断,采取积极行动。可惜当时苏联正在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使美方对形势做了错误判断,失去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次机遇。

第三部分经历中美关系重重危机的芮效俭大使

1989年6月以后,中美关系陷入重重危机,李洁明大使于1991年5月离任返美。美国政府立即任命芮效俭(Stapleton Roy)为新任驻华大使。中国人对芮效俭并不陌生,他的出生地是南京,会讲流利的中文。在伍德科克任联络处主任和驻华大使时期,他就是副主任和公使,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他的一生都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幼年在战乱的中国度过

1935年6月16日一个美国婴儿在南京降生,他就是今天的芮效俭。父亲的中文译名叫芮陶庵(Andrew TRoy),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这位教授1930年就到了北京,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攻读一年中文。这所学校原在东四附近,现在已找不到,但当时却颇有名气,著名的美国军人史迪威、包瑞德和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该校学习过中文。此后芮氏全家辗转于南京、上海、成都,直至1950年返回美国。由于芮效俭汉语讲得好,宾夕法尼亚大学破格接受了芮效俭入学,这时他才17岁,随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

第三部分科班出身的外交官

1956年芮效俭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考入国务院,在情报和研究司任情报分析员。随后被派出国,在泰国当过“和平队”队员。1958年至1959年在台北学中文,后又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至1964年又回台北,任驻台湾“大使馆”政务官员。他先后在台北工作的最大收获是中文有了实践机会,得到很大提高,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务院又派他去联邦德国,到加米施美军高级研究院学俄文,学成后调回国务院苏联处,后又派往莫斯科,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任二等秘书。他在赴苏任职前,结识了苏联驻美大使馆的一位一等秘书,叫罗高寿,两人的汉语都很好,可以互相用汉语交谈。两人不但在莫斯科不断交往,后来20世纪90年代芮效俭到中国当大使时,罗高寿也任苏联驻华大使,两人又互相见面,用汉语交谈。

1972年芮效俭调回国务院,任欧洲事务司副处长。1974年,国务院安排他在国家陆军学院进修一年,这也是美国中级外交官多数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梯。

1975年芮效俭调回远东司中蒙处(中国和蒙古事务处),担任副处长。在此期间,据他事后自己追忆说,他于1976年曾有机会陪同一个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他自1950年离开中国后首次进入中国,真有返回故乡之感。他们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和大连。

1978年芮效俭被派往北京,任驻华联络处副主任,做伍德科克主任的主要助手,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由此可见,他断断续续目睹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动,也经历了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最后亲自参与中美建交的过程,为他的这段外交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美建交后,他继续在驻华大使馆任副馆长,辅佐伍德科克大使的工作。1981年他被调任驻泰国副馆长。1984年任驻新加坡大使。1986年调回国务院,任助理国务卿帮办。1989年至1991年,先任舒尔茨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兼执行秘书,后又继任为贝克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兼执行秘书。1991年,老布什总统任命芮效俭为驻中国大使,使他达到了终身事业的顶峰。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继续留用芮效俭为驻华大使。1995年他被调任驻印尼大使。1999年秋,芮效俭回美国任负责情报和研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0年12月他辞去该职,2001年起从国务院正式退休。

任内经历的中美关系第一次危机:美国售台F—16战斗机事件

芮效俭担任助理国务卿帮办时,中美关系处于较稳定发展的时期,当他来华任大使时,中美关系已处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

芮效俭夫妇于1991年8月10日到达北京。8月20日杨尚昆主席接受了芮效俭的任命国书。

芮效俭大使的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当时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特别是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后,美国政府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对改善中美关系缺乏紧迫感,因而对华施压的事件一再发生。如宣布中国为“超级301条款”的“重点观察对象”(知识产权问题)、停止对华出售卫星及其部件、美国海关对中国在美国的几十家公司进行突袭式搜查等等。中方有关部门多次就上述事件向芮效俭大使进行交涉,使这位新大使有应接不暇之感。

到了1992年,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布什总统于当年9月2日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老布什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的行动,但他在反华势力、亲台议员及通用动力公司老板的催促下,为了扭转大选中的颓势,企图多捞一些选票,并缓和同反华势力的矛盾,竟不顾中方的严重警告而出此下策,宣布要向台湾卖价值50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

芮效俭大使在北京听说布什要采取这一行动前,曾竭力表示反对,认为这无异于撕毁了《八一七公报》的协议。但他无力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只能以遗憾的心情准备接受中方的强烈抗议。

1992年9月3日,刘华秋副外长召见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中方要做出强烈反应的警告。布什政府接到芮效俭的报告后,只得采取修补措施,派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到北京,就布什的行动进行解释,并提出了七项修补中美关系的措施,包括恢复两军交往和对话,颁发出售卫星许可证等。到11月上旬,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民主党的克林顿将入主白宫。在此情况下,关于F—16战斗机的交涉只能告一段落。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1)

芮效俭任驻华大使后遇到的第二次危机就是“银河”号事件。

1993年1月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上台初期,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实行“以压促变”的高压政策。这个政策的重点有二:一是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政治让步;另一个是指控中国对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内部成立了以助理国务卿洛德为主持人的各部门联席会议,专门负责人权和贸易问题。另外,还成立了以戈登·科勒为首的防扩散中心,其成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军方、国务院等部门人员,专门对付所谓中国对外扩散武器问题。

1993年7月,中央情报局获得情报,称中国货轮“银河”号将由大连港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船上装有可作为化学武器原料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美情报机关已得到上述物品的装船货单,可作为指控中国的证据。7月23日,美方命其驻华大使芮效俭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指控。此时,“银河”号已驶至新加坡,美国在当地的情报站报告说,该船未在新加坡卸下化学品集装箱,相信化学品仍在船上。

7月下旬,美国政府举行了高层会议,一致同意采取强硬措施。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后在小布什政府内任国务卿)命令美国海军对“银河”号进行拦截。据此,从8月1日开始,美国地中海舰队派出一艘军舰,以保持15海里的距离对“银河”号进行监视,包括用军用飞机在“银河”号货轮上空低空盘旋、侦察、拍照,也即进行不间断的近距离干扰。

8月4日,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奉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中国政府已对美方的指控进行了彻底调查,经核实,美方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中方对美方的无端指责和干扰中国船只正常商业运输活动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8月7日,秦华孙再次召见芮效俭,就美国干扰该船航行提出强烈抗议。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中方已指示“银河”号暂停航行。中方在驳斥美方指控时曾指出:“银河”号是从天津港出发的定期货轮,其航线是: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迪拜、达曼、科威特,并非美方说的从大连出发,终点是伊朗的阿巴斯港。“银河”号主要货物是文具、五金、机械等,均为集装箱货柜,而伊朗的阿巴斯港并无集装箱码头。由此可见,美方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美方仍一意孤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8月10日向国会宣称:“美国决心检查那艘船只。”

8月18日,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众议员代表团,芮效俭大使也在座。江主席直接向他说:“我亲自过问了此事,我肯定船上没有你们指控的化学品。”芮效俭心里明白,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已经说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肯定有误,事态的发展将以美国的难堪而告终。他立即向华盛顿申述自己的看法,认为船上不会有化学武器原料,美方最好以低调了结此事。但中央情报局此时仍坚持己见,胡说中方的表态不可靠,因为美方有装船货单为证。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也都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意见,同意与中方斗到底。于是美国政府又指示芮效俭向中方提出要求:必须制止该船驶往目的地,否则美方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美方还提出要搜查该船。为向中方施压,美方还于8月25日宣布,由于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导弹,美方在两年内禁止向中国出口敏感的高级技术产品。实际上美方这一指控是克林顿总统上台前已经提出的,一直拿不出可靠证据,此时却突然宣布制裁中国,纯属进行恐吓,企图来个下马威,使中方在“银河”号问题上让步。

中方在与美方的霸道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从策略上考虑,同意在第三国与美方对“银河”号进行联合检查,以便向世界舆论揭穿美国指控的虚伪性。

开始中方曾向“银河”号已到达的海域近处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系,希望在其某个港口停泊,以便进行联合检查。8月17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已同意提供此项方便,但8月18日突然改口,表示不愿介入中美纷争,拒绝让“银河”号入港。美方此时继续向中方施压,要求“银河”号返回中国。这就表明,美方已感到心虚,最初是它提出的检查货物,这时它又向有关国家施压,不让它们让“银河”号入港,其不可告人的企图显然是躲避公开检查,让“银河”号返航,到时候中方如宣布货轮上未装载美方指控的化学物品,美方也可继续造谣,使中方背上黑锅。

经过中方努力,8月底沙特阿拉伯政府同意允许“银河”号驶入达曼港,并愿由中、美、沙三方人员共同检查货物。当时中国政府同意检查时坚持一个条件:美方必须公布检查结果。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2)

美方派中央情报局人员到沙特参与此事,在中国、沙特和美国三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船上782箱货物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全面检查,美方一无所获。9月4日,美国国务院无奈地宣布,对中国船只的检查没有发现载有化学武器的证据。

美方耍了一个花招,它拖延到9月4日才同意公布结果,而这一天是星期六,经历一个“长周末”,在美国新闻已成了“旧闻”,可以大大减少美国外交上出丑的轰动性。美方在宣布时还加上一句话:美国曾掌握“可靠”消息,因此追踪和检查是必要的。

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银河”号事件是美国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它给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国强烈要求美国方面公开道歉,赔偿中方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并采取措施消除其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

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政府内部因此发生争吵。克里斯托弗、莱克和国防部长阿斯平都把怒火指向中央情报局和防扩散中心,而后者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又无中生有地说,中国货船已把化学品投入大海。这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为在大批美国军舰和飞机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下,中国货船怎么能把大量化学品投入海中而不被发现呢?

1993年9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上述谬论批判说:“在‘银河’号事件真相已经大白的情况下,美国还在继续造谣,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这样做只能是欲盖弥彰。”

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关系的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在人权与贸易挂钩问题上面临美国企业界的反对,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在防止武器扩散上,借“银河”号事件攻击中国的企图落空,政府内部出现争吵。美国的霸权行径和高压政策不但使中美关系不断下滑,而且在亚洲普遍不得人心,美国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处境。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政府终于进行了一次政策评估,开始认识到,再一意孤行下去对美国自己是不利的,并决定进行政策调整。在“银河”号问题上,克林顿接受了芮效俭大使早已提出的“低调处理”意见,派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森访华,向中方承认美方的情报有误,做了口头道歉,并表示美方今后乐于改善对华关系。汤姆森20世纪80年代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当时是洛德大使的主要助手(副馆长),后来调任驻阿富汗大使(长驻在巴基斯坦),过去同中国交往较多,一直主张加强中美关系。这时选中由他来缓和关系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选择:一是他同中方关系较好;二是地位不高不低,来华认错和道歉,不致引人注目,也不会引起媒体宣扬。接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于9月25日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表示克林顿总统愿扭转两国关系的下降趋势,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不但国务院和军方要恢复与中方有关对口单位的交往,而且克林顿本人将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当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将与江主席举行单独会晤。1993年11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会晤,中美关系又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三次危机:美国批准李登辉访美

芮效俭任大使期间,中美之间遇到的第三大危机便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访美。

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宣布对华实行“全面接触”政策后,中美高层对话开始增加,到11月中旬两国首脑在西雅图实现了正式会晤,两国关系开始好转。1994年11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印尼实现了第二次正式会晤。

中美关系有个令人不安的规律:每当关系有了转机时,反华势力便制造借口,设法加剧双方分歧,使关系倒转。这说明美国有些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总想丑化、妖化中国。台湾当局也总是趁机推波助澜,把水搅浑,从中渔利。以分裂中国为己任的李登辉从1993年到1995年一直想以访问或过境美国的行动突破美台关系现状,他让亲信刘泰英(掌握台湾国民党党控企业的巨额资金)雇用美国卡西迪游说公司(原来每月付12.5万美元,此时又加付250万美元)在美国活动,为李登辉访美造势;同时又向康奈尔大学捐赠巨资,使校方邀他访美。当时美国国会几个委员会领导人发生变动,有利于共和党右派,其中有些亲台分子当上了委员会头目,形势变得对反华势力有利。1995年3月,参院外委会一致通过决议,支持台湾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同年5月,众院以390对零票、参院以97对1票,通过议案要求政府同意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克林顿政府开始拒绝国会的要求,但在国会决议压力下,克林顿总统步步后退,直至批准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康奈尔大学。连在人权问题上多次攻击中国的助理国务卿洛德都惊呼,“这将改变两党六任总统决定的对华政策”。

1995年5月22日,美方将此决定通知中方,立即引起中方强烈反对。李肇星副外长召见芮效俭,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6月17日中国政府召回了驻美大使李道豫。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在东海进行了导弹发射和火炮演习。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驶至台湾以东海域,但未敢进入台湾海峡。

美国政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美动用军事力量,一旦发生突然事件或意外冲突,局势将不可收拾。它向中方做了几项积极表态:今后将严格限制台湾领导人的类似访问;它将公开声明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它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这也就是报界所称的美国“新三不”政策。此后两国关系又逐步步上了正轨。

在中美关系危机时刻辞行

芮效俭有些时运不佳,来华之初碰上了美国宣布售台F—16战斗机的危机,中间还有“银河”号事件等风波,临辞行时中美关系正值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的危机之中。

1995年6月上述危机尚未过去,而芮效俭大使的任期已经届满。他是抱着遗憾的心情怏怏返国的。

芮效俭离华前夕,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于当年6月中旬先后会见了他。尽管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发生了不少风波,中国领导人还是实事求是地对他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第三部分资深参议员出身的尚慕杰大使

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任命前国会资深参议员詹姆斯·拉尔夫·萨塞(James Ralph Sasser)为新任驻华大使。萨塞大使虽有个中文名字尚慕杰,但过去几乎与中国无缘,更不是一名“中国通”。他的经历与伍德科克大使相近,属于政治性任命。

一位能与总统和副总统直接通话的人

尚慕杰大使1936年9月30日生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先后毕业于田纳西州大学和范德比特大学,在该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3年在海军陆战队作为后备役军人服役,退役后进入法律界当律师,与人合伙成立法律事务所。1973年至1976年任田纳西州民主党主席,1976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1982年和1988年两次连选连任,成为资深参议员,曾任参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及拨款、银行、政府事务等委员会成员。1994年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落选。

尚慕杰在国会民主党议员中介于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与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关系密切,按美国媒体的说法,他是一位能与总统和副总统直接通话的人,地位之显赫,由此可见。

中方接到美方通知尚慕杰任大使的时间是1995年5月31日,当时克林顿已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中国政府一直拖到9月22日才答复美方同意这一任命。

1996年2月10日尚慕杰与夫人马丽·萨塞(Mary Gorman Sasser)一同到达北京。他的女儿伊丽莎白·萨塞(Elizabeth Ballantine Sasser)和儿子詹姆斯·格雷·萨塞(James Gray Sasser)后来也来到北京。

当时中美关系已逐步走上正轨。江泽民主席于1996年2月14日会见尚慕杰,接受了他递交的国书。2月27日尚慕杰会见了钱其琛副总理,随后还会见了其他中国领导人。尚慕杰自诩“我成了北京最重要的外国人”,足见他对这些会见的满意之情。

尚慕杰不会讲中文,但到中国后即开始学中文。1996年2月14日向江泽民主席递交国书时,尚慕杰坦率地说,自己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近20年都在国会,熟悉美国的政治运作,他愿利用自己和国会的关系,增进中美的相互了解。尚慕杰自称来中国前到哈佛大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补课,也读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

尚慕杰很注意阅读中国的报刊(通过译员),几乎每天都把当天报刊摘要看完。由于中国报刊当时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霸权主义行动不断进行抨击,尚慕杰感到很不舒服。他每天看到的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字眼,有些按捺不住了。1996年8月21日,他向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提出了这一问题。中国外交官很有礼貌地回答他说:中国的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不一定代表政府的表态,这说明了中国言论自由,而且有些报道也并非空穴来风。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近几年又对华制裁,不断施压和干涉中国内政,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舆论,美国应以实际行动改变自己形象,争取中国人民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十分消极,只说黑暗面,不谈光明面,甚至无中生有,编造谎言。希望大使多做美国媒体工作,使其摆脱偏见,实事求是。这一席话使尚慕杰对两国媒体的距离有了现实的理解,同时也对中国外交官员的犀利口才和敏捷反应有了新的感受。

第三部分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

1997年中国广大农村进行基层选举,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尚慕杰来自美国的农业州,对中国农村的发展表示有兴趣。中国外交部主动邀请尚慕杰大使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到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陈各庄参观基层选举活动,尚慕杰欣然接受。5月30日陈各庄全村1200多名选民踊跃参加投票,选举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大会开始前先唱国歌,两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和三名副主任候选人先后发表竞选演讲,接着选民自由投票,选出他们中意的领导人。尚慕杰大使及美国使馆官员六人出席观看了整个过程。选举结束后,尚慕杰发表简短讲话,对选举结果表示祝贺,表示很高兴有机会目睹了民主在中国基层的实践,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他答应将向美国人介绍所见所闻,以增进相互了解。尚慕杰还向新当选的村委会成员赠送纪念品留念。同天下午,尚慕杰一行顺道参观了高碑店的华北汽车制造厂。

此前尚慕杰于1996年4月访问了上海,会见了徐匡迪市长,参观了浦东新区、复旦大学、苏州工业园区,主持了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农贸中心的开业典礼。他对上海发展变化之快感到“令人叹服”。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变化美国人还不知道,应加强报道和对国会以及美国舆论的工作。

尚慕杰在华期间,还于1997年率使馆部分人员访问了西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美国大使都要到西藏考察一番,这已成了惯例。

第三部分建立“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尚慕杰在任期间,中美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是1997年克林顿总统访华、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他不但参与了这三次访问的筹备事宜,还为每次访问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建议,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96年11月,中美领导人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合组织讨论会时,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会晤,并确定了中美首脑互访的安排,尚慕杰出席了那次会晤,而且是美方代表团中力主实现中美首脑互访的倡议者。1997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有一些出自美方的独具匠心的安排,如首站先去西安这个文化古都,并在西安市附近的下和村由克林顿总统夫妇与当地村民和干部举行座谈。这一主意据说出自尚慕杰,他能提出这种建议,与他应邀到河北省高碑店陈各庄的参观受到启发大有关系。

1997年8月1日,尚慕杰会见江泽民主席时主动就江主席访美提了一条重要意见。他说在此行访问中,江主席除在两国关系上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会谈外,也应在公关方面取得圆满成功,要接触各方面人士,表现出江主席诚恳待人和富有人情味的个人形象。他提到邓小平1979年1月访美时在得克萨斯州入乡随俗,戴上牛仔帽,博得了公众好评。他建议江主席访美时要使美国人感到,“你既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个人”。他的这一建议,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重视。他还向江泽民说,他同意中美都应从长远的战略的高度对待中美之间的关系,以便使访问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为了说明这一点,还引用了江泽民上次会见他时讲的一句诗:“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表示,为了使江泽民访美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他将返回美国,到江泽民要访问的城市打前站。总之,尚慕杰为江泽民访美一事确实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前,尚慕杰又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类似建议,强调要打好公关这一仗,要多做议员和舆论界的工作。尚慕杰还开玩笑说,“朱总理这次访问,我要到处打前站,讲中国的真实情况,这样可能要被人打得遍体发青,也在所不惜”。朱总理到了美国后风趣地用英文向美国公众讲话说:“我的朋友尚慕杰大使劝我讲出实情,尚慕杰说自己可能要为此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我对他说自己可能要被人打得满脸是血。但我来到美国后发现美国公众对我还很友好。”江主席和朱总理两次访美之行,广泛接触美国公众,讲话坦诚直率,机智幽默,入情入理,博得美国各界人士的赞誉。美国高级官员也说,中国领导人展现了新的领导人风格,他们的高尚风格和美好形象,部分地化解了美国某些人的敌对情绪,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中美领导人实现互访期间,美方提出双方要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据尚慕杰自己讲,是美国驻华使馆首先向华盛顿提出这一建议的,他本人曾向总统克林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尼·莱德及其副手伯格和国防部长佩里谈过这些想法,建议增加高级互访和对话,争取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期应付挑战和协商解决彼此分歧。这些建议终于被美国政府接受,并付诸实施。尚慕杰强调,中美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双方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两国经济上互补性强,中国军事上是防御性的,对美不构成威胁,中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是扩张主义的。以上都预示着中美关系前景会有良好的发展。从尚慕杰出任大使后的言行和主张来看,他自称首倡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可信的。顺便说一句,由于尚慕杰曾任参议员约20年之久,在美国政坛甚有影响,克林顿总统对他是很尊重的。在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作者注意到,在各种外交场合,尚慕杰总坐在国务卿前面的位子,紧跟总统之后。一位驻外大使位子如此靠前,随时与总统磋商重大事务,这在国际上是少见的。由于地位显赫,意见就会受到尊重,也易于被采纳,这是很自然的。基辛格博士曾给予尚慕杰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不知道在促进美中关系方面,还有哪位大使工作做得比尚慕杰更为出色和更富有激情”。基辛格博士自视甚高,一般不会恭维一个人,他如此称赞尚慕杰,绝非仅出于礼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8年10月8日曾载文称,一位美国外交官说,尚慕杰的优势是“他是惟一一位能随时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的人,他在国会的关系也有利于改变华盛顿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一年中,他动员100多位议员访问了中国”。不言而喻,这对双方增进了解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部分目睹北京愤怒的示威群众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精确制导炸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驻南记者3人以身殉职,另21名中国驻南外交人员受伤,大使馆建筑被炸毁。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一次野蛮暴行,当日即受到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这次事件点燃了中国人民举国抗议的怒火,纷纷以各种形式同声谴责美国的强盗行径。北京的大学生和各界群众自发地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声讨美国的暴行。身为驻华大使的尚慕杰当时首当其冲,每天目睹呐喊而过的愤怒示威群众,身边虽有近10名海军陆战队成员保护他,但仍心惊胆战,生怕部分群众扔向美国大使官邸的地砖瓦块会伤着自己或打向躲在使馆内的家人。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他才感到安心。后来他回顾这段经历时向美国记者说,他对群众的激烈反应感到意外,“轰炸的消息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在中国有一种民族主义的信号灯,一遇意外事件就会点燃起来,这是过去150多年中国的历史造成的。他认为对这次事件要从事件的背景来考量。他按美国政府的口径说这是一起“误炸”事件,但他相信中国政府并没有发动群众围攻大使馆。

尚慕杰的最后一件公务是接待克林顿总统派到中国的对轰炸事件向中国政府进行解释的代表团。团长为副国务卿皮克林,代表团成员还有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女士以及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官员。代表团力图说明美国对中国大使馆的行动是出于“误炸”,绝非有意这样做。但中国方面根据大量事实否定了“误炸”之说,没有接受美方的解释。美国的科技发达几乎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美国侦察卫星能分清地面上报纸的标题,美国的电脑收集了贝尔格莱德的各种资料,居然把矗立在那里多年、美国使馆人员经常光顾做客的中国大使馆当成了南斯拉夫的“武器供应局”,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的青年学生为此而激怒难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尚慕杰虽受到冲击,但他仍表示理解,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理解中国人民所感到的愤懑,我不认为是中国政府默许美国大使馆遭到袭击”。

尚慕杰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他说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犯过三次错误:第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支持消极抗日的蒋介石,把积极抗日的共产党推到苏联一边;第二次是1949年,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对中国实行敌视政策;第三次是不顾中国的警告,美军越过了朝鲜的三八线,引发中美的冲突。1996年3月,台湾海峡发生危机,美国派航空母舰干预,几乎要犯第四次大错误。尚慕杰说,他当时就向美国政府发回信息,要美国领导人不搞对抗,而是与中国举行高级会晤解决分歧。他认为小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会发生一些波折,但经过一年到一年半后,情况就会稳定下来,美国政府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后会在对华关系上回到中间路线,即传统立场上来。从长远看,他对两国关系抱乐观态度,他甚至认为,20年后中美关系可以超过美日关系,因为他发现美国人同中国人更易交朋友,双方有更多共同点。

尚慕杰完成这次不值得羡慕的接待任务(皮克林率领的美国政府解释代表团)后,于1999年7月1日离京返国,结束了长达三年半的大使任期。

第三部分军人出身的约瑟夫·普吕厄大使

1999年6月尚慕杰大使奉调回国后,克林顿总统选择了刚刚退役的约瑟夫·普吕厄海军上将(Joseph W.Prueher)作为新任驻华大使,并于1999年9月7日正式宣布。

39年军旅生涯

普吕厄1999年56岁,已有39年军旅生涯。

普吕厄1942年生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1964年毕业于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取得航海学士学位,后被保送进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作为海军飞行员,他参加过越战,历任航空母舰载机飞行员、飞行教官、飞行中队长、航空大队司令、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协调员、美军大西洋总部负责战略与预算计划的军官,海军部长行政助理、第7和第8航空母舰载机联队司令、海军学院院长等职。1991年出任第1航母大队司令、太平洋舰队训练大队司令。1991年升任少将。1993年11月任第6舰队司令、北约在南欧的海军部队指挥官,晋升中将。1995年5月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晋升上将。1996年2月升任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1999年2月从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离任,同年5月1日退役。退役后普吕厄曾任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防御研究项目的高级顾问,平时与妻子苏姗娜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亚里山德里亚。

曾经调动航空母舰到台湾地区对中国进行威慑

1995年至1996年台湾海峡曾发生一次危机,普吕厄当时任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是重要的参与者。那次危机完全是美国和台湾当局挑起的。1995年5月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公然允许台独头目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95年和1996年先后两次在东海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普吕厄竟主动向华盛顿建议派“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至台海地区向中国显示武力。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佩里不但支持这一行动,还认为一艘航空母舰不够,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乃增调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战斗群前往台湾以东海面。两个航母战斗群合起来共有200架战斗机和14艘护航及辅助舰只,浩浩荡荡开至指定海域,但未敢进入台湾海峡。当年普吕厄和佩里两位军界首领在克林顿总统批准下导演了一场向中国炫耀武力的军事行动。

说也奇怪,事隔数年,两人又成了美国军界大力主张对中国奉行克林顿提出的“接触政策”的支持者。此中原因何在?中国话叫“不打不相识”,那次事件是一次军事冒险,看到中美双方在台海地区进行军事集结,美国人也感到心惊肉跳,万一引起一个偶然火花,就会有毁灭性后果。双方由于台湾当局制造的麻烦,就兵戎相见,实在是愚蠢的,这对两国都是应极力避免的事。正是因为双方差一点迎头相撞,才使双方引起警觉,相互要增进接触,加强了解。普吕厄自己在那次事件后曾公开说,1996年的危机,使人想到有必要加强中美之间的预防性对话,以及设法发展中美关系和交往,包括两军交流,以防发生不测事件。可惜的是,这种认识还不是美国政界和军界所有人取得的共识,还有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主张对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的中国进行遏制。

第三部分在参院外委会作证时的表态

1999年10月28日,普吕厄在美国参院外委会作证时说,他担任大使后,将谨慎行事,加强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他在担任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期间,曾七次访华,“既与中国人进行过言辞激烈的辩论,又参加过与他们之间的建设性讨论”。当有议员提出台湾和人权问题时,普吕厄表示:他要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与美国支持台湾、人权和安全这两方面的关系,他主张与中国进行交流,消除误解,在台湾问题上,要承认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和平统一是由海峡两边共同解决的问题。但他也说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会致力于保障台湾的安全”。

普吕厄没有在参院外委会遇到困难,他的任命顺利地获得通过。

据报刊报道,他与前国防部长佩里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关系密切,观点相近,而前面两人是著名的军方“对华接触派”。1997年普吕厄访华时曾在中国国防大学演讲称,他不赞成“中国威胁论”,主张中美建立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的“伙伴关系”。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发展是防御性的,没有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意图,因此未对美国“构成威胁”。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同中国建立“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的伙伴关系”,最终就可能陷入另一场“以相互猜疑为基础的冷战,而在这场冷战中,双方都将遭受损失,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到好处”。但是他也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对华应“在接触中不软弱,但也不能使中国感到被逼入困境”。在台湾问题上,他说过应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又说要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希望台湾问题最后能得到和平解决。

普吕厄大使于1999年12月9日抵达中国。12月15日呈递国书,完成了履行职责的必要程序。

第三部分撞机事件引起的危机

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竞争激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两人得票数十分接近,戈尔的得票总数略多于小布什,但小布什在各州获得的选举人票大于戈尔,因而取得胜利,入主白宫。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支持《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当选后以切尼副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等组成的领导班子中,对华强硬派占主导地位。这就预示着中美关系将遇到麻烦。

果然不出所料,导火线突然出现了。

2001年4月1日,美国派EP—3侦察机沿中国南部海域飞行,当飞至离海南岛上空100多公里时,与中国空军一架F—8战斗机相撞。中国战斗机飞行员不幸身亡,美机受伤后降落至海南岛的陵水机场,机上24人被中方临时安顿在军官居住区,生活受到良好照顾。

此事照理说,是美国不远万里,派军用侦察机到中国海域进行侦察活动,而且飞行中有不规则动作,才引起了撞机事件,事后美机又未经允许降至中国军用机场,中方当然有理由对美方人员和事件的经过进行审查和处理。中方4月3日特许美国驻华大使普吕厄派遣的武官等数人前往海口市看望美方人员。中国政府在同美方交涉中提出要美方为中国的机毁人亡道歉,这本来是起码的权利。但美国借此事件却刮起了一阵反华风暴。美国的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大部分是片面的,只报道美机受损和机组人员暂时不能回家,只字不提中方受到的重大损失,有的报刊还借此宣扬中国“好战”,故意煽动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国会和军方都有人想对中国进行报复,包括停止军事交流和通过反华决议等。有人预言,中美关系将因此进入春寒料峭的时期。

第三部分双方交涉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方指责美方撞机,美方要求还人

2001年4月1日夜,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文重召见普吕厄,要求美方解释,为什么美军用飞机在中国近海活动?为什么美机在飞行中突然转向,导致撞机事件?为何美机未经允许降落中国机场?中方言明,保留进一步向美方交涉的权利。与此同时,杨洁NBC36大使也在华盛顿向美方进行交涉。4月2日,布什总统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要求”中方送回美方机组人员和飞机。4月2日晚,周文重再次召见普吕厄,指出美方没有资格向中方提“要求”,而应承担责任,向中方道歉。4月3日布什总统再次声明,催促中方放人还机。4月3日,江泽民主席发表谈话,指责美方撞毁中国飞机和事后美机又侵犯中国领空,降落中国机场,责在美方。

2001年4月4日,唐家璇外长召见普吕厄,敦促美方不要做出错误判断,不要再做任何使事态复杂化的事。据观察,经过中方一系列严正表态,此时美方开始认识到事态严重,不得不研究解决办法。对策是先呼应中方要美方道歉的要求,争取放回机组人员,同时又不对事件承担责任。中方的方针是,先要美方道歉,然后可以放人,人、机要分开处理。

第二阶段:美方做出道歉,但拒绝承担责任。中方决定先放人

美方内部提出两种方式打开僵局:一是由鲍威尔国务卿向中方发信,表示歉意;二是由普吕厄大使向中方发信,表示歉意。经考虑后,决定采取第二方案,同时辅以美国高层官员也做些表示。

4月4日,鲍威尔致信钱其琛副总理称,“我们对这一事故造成的痛苦深表歉意……美方愿与中方一道做出努力,使这一不幸事故成为过去”。4月5日,布什总统向记者说,“我对一名中国飞行员失踪表示歉意,我对他们损失了一架飞机表示歉意。我们为这名飞行员和他的家人祈祷”。同时他也表示,“现在是我们的人回家的时候了”。

4月8日上午,鲍威尔在电视节目中说,“美方对给中国飞行员和飞机造成的损失表示歉意……我们对发生的一切表示歉意,但是不能把这看做是承担责任的道歉”。

4月11日,美国全权代表、美国驻华大使普吕厄正式向中方递交道歉信。美方在历次道歉时均用英文“regret”或“sorry”,大使的信中两次用了“很抱歉”(very sorry),但不用“apologize”一词。在美方看来,用“apologize”则有承担责任的含义。

4月12日,中方放走美方24名机组人员。

第三阶段:双方谈判解决余留问题

4月18日起,双方代表开始在北京举行外交谈判,商讨处理此事的细节和余留问题,特别是对美机的处置问题。20日谈判结束,美方代表团返国。美方本来想对美机就地修理,直接飞回美国,遭到中方拒绝。在中方坚持下,美方只得同意将“非法入侵”的EP—3侦察机拆开运走(2001年7月3日美方用安—24型运输机将拆散的EP—3机运回美国)。

中方曾要求美方支付100万美元,作为对中国F—8战斗机的赔偿,双方未达成协议。

第三部分美方余恨未消,对中国进行报复

霸气十足的美国一直有种心态:它派飞机到别国近海侦察是天经地义的事,别人只能心甘情愿地让它侦察,稍有阻拦就是大逆不道。这次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国坚持要它道歉和把入侵飞机拆开运走,真是在太岁头上动土。美国岂能忍受?

事件刚结束,美方的报复行动立即相继出台。

2001年4月20日,美方宣布同意李登辉(此时已不是台湾所谓“总统”)再次访美。24日,美台军事官员在美国举行年度军售会议。25日,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清单,包括基德舰4艘(2003年交货)、P—30侦察机12架、潜艇8艘,以及若干MK—48鱼雷和“复仇者”地空导弹系统等。26日,布什总统宣布将“竭尽全力协防台湾”。5月13日,美宣布允许陈水扁5月21日至23日从纽约“过境”。

这一系列的行动中,有两件是“突破性”的,一是公开宣布“协防台湾”,这就把过去是否“协防台湾”的“模糊政策”改变为明确“协防台湾”的“清晰政策”(但在如何协助台湾防御上仍有活口:是只供武器、装备,还是动用美军干预?这是他无法说明的问题);二是答应向台湾出售潜艇,这也是过去多年所没有的(但美国已不生产常规潜艇,能否从他国找到卖主或重新在美国购置装备恢复生产,尚待观察)。

美国开始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步走上正轨

中美关系复杂多变,但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经不起直接对抗的风险,双方既有许多共同利益,又有重大矛盾,后者使两国不断出现摩擦和斗争,前者又使双方在许多领域有进行合作的可能和需要。因此双方关系向坏的方向或好的方向发展都有一定限度。这是不以某些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逐步发展是主流,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和矛盾。这一认识可以部分解释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开始紧张,后来又逐渐好转的原因。可以说,撞机事件的危机来也匆匆,而双方处理的过程和反响去也匆匆。

撞机事件虽使中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状态,但从7月开始,美方又采取了一些有利两国改善关系的行动。7月13日,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时,美国官方采取了中立立场。在此前后,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协议。7月28日,鲍威尔国务卿按计划如期访华。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把对外重点放在联合反恐上,中美关系继续好转。10月20日,布什总统到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与江泽民主席实现正式会晤。中美关系又逐步走上正轨。

普吕厄处理撞机事件恪尽职责,获得美方好评

综观普吕厄大使在撞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能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积极与中方取得联系,及时派人到海南省了解情况,深得美国领导人好评。鲍威尔国务卿在2001年4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普吕厄大使和他领导的工作人员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做了出色的工作,我对他们表示祝贺”。

尽管普吕厄有杰出表现,但他是克林顿总统任命的大使,美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美国现任总统必然任命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果然,撞机事件接近解决,中方已放人,美国飞机的处理还未确定,普吕厄就于2001年5月调回美国。

第三部分金融和法律专家克拉克·雷德大使

小布什总统于2001年1月20日上台后,6月任命克拉克·雷德(Clark Lant)任驻华大使。7月23日雷德到达北京,7月30日向江泽民主席递交了国书。

一位擅长金融和法律的专家

布什总统选择雷德为大使,主要看中了他两条:(1)二人在耶鲁大学时是同窗好友,共居一室多年,过从甚密。雷德学法律,小布什学经济学,雷德成绩优秀,小布什成绩不佳,但彼此相处甚笃。(2)雷德常年做商务和律师工作,是金融和法律专家,尤其擅长对华商务关系,且通汉语,正适应了美国政府与中国大力发展经贸关系的需要。

雷德大使2001年上任时55岁。他1964年从赫特金斯中学毕业后考入耶鲁大学,196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空军服役,1968年空军派他去国防语言学院学习汉语一年,又去台湾学习汉语两年半。1973年至1974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75年获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接着从事律师业务。1982年进入外交界,被派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和商务参赞,成为恒安石大使的得力助手。

1989年雷德前往澳门东亚大学研究中国法律,并获结业证书。雷德在纽约和香港当注册律师,曾代理美国大企业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苹果电脑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业务,他也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发行者或承销商,擅长亚洲资本市场的经营操作。

雷德曾出任香港美国商会副会长和会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驻华代表。他的一生与中美商贸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部分期望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雷德于2001年7月23日抵达北京。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在他的官邸门外已准备好了扩音器,他随即向采访他的大批中外记者发表讲话。他说:他来北京前见到了布什总统,总统嘱咐他向中国人民转达热诚的致意。布什期待2001年10访问中国时,能亲眼看到他1975年来京探望父母(老布什夫妇)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说,美国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点,包括对和平与繁荣的共同向往。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种积极合作精神和建设性的关系。他强调来此的任务是努力加强中美关系,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并加深对中国关注的事务的了解,坦诚地向中国解释美国的立场和态度。

最后他引用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来表达他对两国关系的期望。

2001年7月30日,这是他呈递国书的一天,同日还到经贸部出席中美经贸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他再次向记者表示:中美有很多共同利益,他主张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和有成果的关系。布什总统10月访华时将向你们说这句话”。

看来雷德运气不错,自从他来中国后,两国关系开始雨过天晴,有时出现阴雨,也是预料中的事。7月鲍威尔国务卿访华是转折点,然后在10月份,布什总统到上海开会,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两国关系出现了良好势头。从国际形势来说,2001年9月发生的“9·11”事件使美国调整了对外政策的重点,因而为中美改善关系创造了机会。

2002年2月19日布什总统开始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这是四个月内他的第二次访华。雷德在布什来访前夕对记者说:布什总统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两国有“超越一切的共同利益”,“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解决重大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都十分必要”。他指出,反恐已成为双方的一个合作内容,两国在这一典型领域的合作在许多层次上是史无前例的。他又说,两国仍存在分歧,双方应以建设性的方式,通过坦诚对话彼此建立信任。

此后不久,雷德还在官邸为纪念30年前尼克松访华举行招待会,作者应邀出席,第一次与他见面和交谈,还照相留念。我发现他留给人的印象是比较平易近人、热情待客。他在招待会上再次引用唐诗说,中美关系经历过紧张阶段,现已好转,正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样。希望中美关系能不断取得进展,好上加好,就像诗中说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雷德大使的上述言论使人们对中美关系增强了信心,希望他说的话成为事实。但是大约在同一时期,他在香港的一次讲话,口气就有所不同,除了说一些积极的话以外,还表示,“中国成为反恐联盟的一员,并不意味着中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人权、宗教自由以及台湾问题上可以自行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会接受任何单方面武力征服的举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为了它获得“足以自卫的能力”。他又说,“台北和北京必须以两岸人民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中国发展很快,美国将在“影响力和资源方面与之竞争,接受挑战”。

同一时期,同一个人的话,这次听起来有些不顺耳。当然,这是香港媒体的报道,我倒希望这些报道是不准确的,有添油加醋的成分。

从上述讲话来看,雷德大使的讲话总是对中国褒贬兼而有之。他要按照美国的价值标准衡量中国,可是要那样的话,就不可能对中国的情况做“实事求是”的观察,因为美国对自己是一套标准,对别国又是一套标准。比如美国在国内对邪教是大力镇压的,对中国的邪教“法轮功”则明里暗中加以支持和纵容。这使作者想起了伍德科克大使曾说过的话,“美国人健忘,只记得自己的光辉,忘掉了自己的所有问题,到处教训别人,自以为是”。老布什说过,“美国也有自己的人权问题,对中国教训和说教,有害无利。对中国要对话而不是对抗”。

这里作者还要提到一件事。2004年初以来,美国政府领导人公开扬言,“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后退了”。美国决定2004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会议上重提指责中国的提案。4月23日,中国外交部向雷德大使提出交涉,坚决反对美国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挑起对抗,认为这是适应美国大选的政治需要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中方警告美方,如果坚决与中国对抗,中国也将奉陪到底。作者不了解雷德大使对中国的抗议如何做答,但从雷德在休斯敦的讲话来看,“美国驻华使馆不断观察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状况”并向华盛顿报告,美国政府最近做出的错误结论显然与其驻华使馆的“观察”报告有关。结果是中美在人权会议上再次进行较量,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希望今后雷德大使的观察报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这对中美双方都是有利的。令人欣慰的是,2005年3月,雷德大使终于奉命会见中国外交部领导人,通告中方,美方已决定不再在人权会议上提指控中国的提案。

第三部分美国使馆签证门槛能否降低?

美国驻华使馆在签证上卡中国留学生和商务人员不自今日始,但“9·11”事件后,美国更提高了签证门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有些中国人便对新任驻华大使生出一些抱怨情绪。

由于美国驻华使馆设限太多、太高,赴美的中国人自然就会减少。据《纽约时报》报道,各国申请赴美的留学生总数2004年第一次出现了下滑现象,2004年留美中国研究生减少了8%。与此同时,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则成了中国学子期望留学的新宠。据美国报刊透露,“9·11”事件后,除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学生外,中国学生是最难拿到签证的。中国学生赴美的拒签率几乎是50%。有些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因为担心回国探亲后回不了美国,不少人不敢轻易回国。有些中国商务人员也因不能及时进入美国,而失掉了许多与美国同行商洽业务的机会。

为什么对中国人赴美限制特别严?一种说法是,美国官方担心中国学生选择在科技领域深造,可能会接触美国的尖端技术或敏感信息,因此根据一项“Visa Mantis”的签证审查程序,理工科学者提出的签证申请要受到国务院领事官员和其他安全机构的特别审查,而且在学习期间,也要每年再审查一次。由于这一手续,许多人的签证申请拖长了或遭拒签。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国使馆设定了一定的数额指标,超过时多以“有移民倾向”等理由加以拒绝。有些学者已得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到使馆申请时仍被拒签,经询问才知道,“这不是挤走了美国学生的机会吗?”或“这不等于给教授打工吗?”但正式的拒签理由仍是“有移民倾向”。

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规定中国人入境时要按手印。中国外交部曾为此向美国驻华使馆进行交涉,而且还采取了三项对美国人的报复措施。如果是仅为防止恐怖分子入境,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受此限?中国是恐怖主义事件最少的国家之一,为何不能免按指纹?以“西方国家”划线,不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吗?

2004年10月,美国六所大学校长联名上书,要求政府尽快改进签证政策,以保证有足够的留学生入学。他们的呼吁已得到不少大学的赞同。

当然,上述问题非雷德大使个人所能解决,但此事发生在他的任职大使期内,本人总得有所作为吧?雷德大使常讲要“登高望远”,如能按此原则提出改进办法,总会有结果的。最近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参赞裴孝贤出面说,已经专为外国留学生开发了一套程序,可以尽快安排与申请人面谈,保证他们能按时赴美上课。看来,美国官方看到大批的留学生流向英、德等国,也有些坐不住了。人们期望美国的签证政策由此真的有所改善,以利两国的人员交流和文化、商务沟通。

第三部分筹建美国大使馆新馆舍

雷德大使抵华后,正赶上美国国务院决定要在北京新建一座大使馆房舍。2004年2月10日,雷德主持了开工典礼,并发表了讲话。美国为什么要大兴土木新建大使馆房舍呢?他列了三条理由:(1)原来的美国使馆分散在11处办公,很不方便,且地方狭窄,容不下700人办公。过去美国驻华联络处时期,才不到20人,成立大使馆后人数逐渐增多,现已700人(包括中国雇员),不得不扩建。(2)提高安全标准(此点雷德大使未多解释。据了解,美国国务院2001年成立“海外建筑管理局”,定出了新的安全标准,只有新建馆舍才能达到)。(3)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需要。两国贸易额已增至近2000亿美元,相互来往代表团和访问的人数也在增加,故需新建使馆馆舍。

据美国国务院海外建筑管理局局长威廉姆斯说,新馆占地4万多平方米,是美国驻外使馆中最大的一个,将耗资275亿美元(约合23亿人民币),定于2008年完工。地点在小亮马桥东街6号,属北京第三使馆区,将来德国、日本、韩国、以色列大使馆都将在此区落户。这一地点的好处是:离北京机场近,交通方便,与北京朝阳区的中央商务区相连。

新馆舍采用美式现代风格,但又按中国园林模式规划,分成三个区域:一个是领事事务区,由领事大楼和附属花园组成。一个是综合办公区,由一栋8层大楼和一座3层中式小楼构成。另一个是社区服务区,由餐厅、商店和娱乐设施组成。三区间由花园、院落、木桥、竹林、荷塘相连接。

工程将由美国史基摩·欧文与美尔公司(Skidmore,Owings & Merrill)设计,由杰筑可道合资公司(Zachry-Caddell)承建。美国人总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把主要工程都给了美国公司,只让北京的建工集团进行场地清理和挖掘工作。

雷德大使任内如完成这一工程,将是他对美国国务院的一大功绩。

顺便提一句,在美国于北京新建使馆馆舍的同时,中美双方已达成协议,按对等原则,美国也允许中方在华盛顿新建大使馆馆舍。中国大使馆原在温莎旅馆落户,早已拥挤不堪。2004年5月起将在康涅狄格大街新建一座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新馆,供办公之用,老馆将加以改造,作外交官寓所。这一馆舍虽比美国驻北京新馆占地少几倍,但已足够中方之用。杨洁NBC36大使主持新馆开工建筑,也为中方留下了长期为中美关系发挥作用的良好馆舍。

雷德大使尚未结束自己的任期,他会继续活跃在中美关系的外交战线上。作者衷心祝愿他流年大吉,好运常在,这样中美关系就能保持“晴间多云”或“更上一层楼”的良好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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