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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压迫人民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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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压迫人民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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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教育我们

1960年代后期,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不能自拔的美国政府,面临国际收支赤字、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与欧洲、日本大打“货币金融战争”(德国政治家施密特语)。双方唇枪舌战,互相指责,国际金融货币局势异常紧张,运转20多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刻有轰然倒塌的危险。美国批评欧洲和日本不承担国际收支调节的义务,蓄意制造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学术术语是“非均衡”),要求欧洲和日本采取措施改善美国的贸易失衡;欧洲则抱怨美国不负责任,挑起越南战争,巨大的军费开支触发财政赤字和相应的国际收支赤字,肆意扩张货币让欧洲饱受通货膨胀之苦。最激烈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他破口大骂美国以邻为壑,宣告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是“不流眼泪的赤字”!美国政府反唇相讥,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甚至有点儿幸灾乐祸:“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

没过多久,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公然摧毁布雷顿森林协议,宣布他“最全面的新经济政策”。针对国际金融、货币和对外经济关系,他引述多次发生的货币危机,指责“投机者业已发动针对美元的全面战争”,他已经命令美国财政部长,“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他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旨在“确保美国产品不会因为不公正的汇率而处于劣势。当不公正的汇率消除后,附加税亦将取消。”尼克松强调:“确立公正汇率的时刻已经来临,以确保主要大国之公平竞争。美国参与国际竞争,一只手却被束缚住,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美国政府单方面毁灭国际货币体系,是20世纪世界经济历史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人类从此跨入浮动汇率主导的时代,影响所及,至今尘埃未定。

让我们从经济学逻辑简要分析一下三位政治家的论点,目的是要回答:美国为什么要摧毁布雷顿松林体系?

戴高乐是对的。美国的贸易赤字或国际收支赤字的确是“不流眼泪的赤字”,美国无需为此忧心忡忡,无需为此流泪。原因很简单。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的绝对主宰者,美元成为与黄金并驾齐驱的国际储备货币。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洲、日本重建的巨大援助,让美元成为全球经济几乎唯一的硬通货,地位远远超过黄金。各国为应付国际结算、稳定汇率、对外投资等等多种需要,必须大量储备美元资产。根据国际经济学著名的古诺定律,储备资产供应国(美国)必定是国际收支赤字,否则无法向世界其他国家供应美元储备。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其一,反映了美国对世界经济金融货币的主导,美国是全球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管者,其二,世界其他各国储备美元资产,对美国而言,就是巨大的铸币税收入,其三,只要其他国家愿意储备美元资产,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可以大搞财政赤字,因为其财政债券必定有人购买,那就是说,世界各国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融资或掏钱,其四,美国大搞财政赤字或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的后果很大程度上有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承担。易言之,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对美国绝对是利远远大于弊,对世界其他国家则是弊大于利。戴高乐说是“不流眼泪的赤字”,正确而精彩。

康纳利也是对的。美元的确是美国的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根本原因何在?乃是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一个美元本位制的世界。所谓美元本位制,就是世界各国的储备资产、贸易和国际收支结算、汇率乃至货币政策,都要与美元挂钩。二战以来,美元占全球储备资产、国际结算比例、外汇交易比例、全球流动性资产比例均在80%以上,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都是直接或间接与美元固定。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曾经达到美国的70%,日元应该成为世界主要通货之一,至少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应该有较多的日元储备,贸易结算应该主要用日元计价。其实不然,日元今天根本算不上是一个世界货币,占世界储备资产的比率微不足道。日本与美国、欧洲之间的贸易当然主要不会以日元计价,但日本与亚洲各国,尤其与韩国、中国的贸易是日本主导,按道理应该以日元计价,事实是: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贸易的90%都以美元计价。即使与韩国之间的贸易,美元计价的比例高达88%。

美元本位制决定了美国是当今人类金融的绝对垄断者。纽约华尔街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美国投资机构决定着世界金融市场每时每刻的走向。想想高盛、摩根斯坦利、花旗等等国际金融巨无霸吧!它们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它们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承担着美国国际金融外交的重任;它们凭借巨大的、无限的资金势力,掌控着全球每个角落的金融活动;它们获得金融行业最高端、最巨额的利润。这就是美元本位制的本质。其他各国无法回避,只有努力寻求美元本位制下的生存空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诚哉斯言!

尼克松大错特错。其一,他将美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欧洲和日本,断言是对方采取不公正汇率与美国竞争,实在是弥天谎言!众所周知,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签字之日,各国汇率就是相互固定的。根据经济学的简单逻辑,各国汇率一旦固定,其产业竞争力就取决于生产力的此消彼长,与汇率没有关系。1960年代后期,美国相对日本、欧洲竞争力下降,是欧洲、日本经济快速复兴的必然结果,与汇率根本扯不上关系!当然,玩弄或操纵汇率,短期内的确可以获得些微的价格优势。然而,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操纵汇率获得价格优势实在是昙花一现,因为对方国家可以以牙还牙,也将汇率贬值,谁都不是傻瓜!真正的竞争优势自然是生产力的较量。

其二,为对抗欧洲、日本所谓不公正的汇率竞争,尼克松对所有外国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愚蠢之极,实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各国相互之间的贸易形态,主要取决于各国相对的比较优势和国际产业的分工格局,征收进出口税、操纵汇率,某程度上的确可以影响进出口需求,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产业的分工格局和各国相互贸易格局。事实证明:尼克松的10%附加税,最终受损失的是美国消费者和美国整体经济。

其三,尼克松意在迫使欧洲(当时主要是西德)、日本改变汇率(即迫使日元、马克升值),以改善美国的贸易或国际收支赤字。历史事实无情地批驳了尼克松的奇谈怪论。1971年8月15日之后,日元、马克一路升值,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并没有改善。

为什么美国要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因为转向浮动汇率,美国实在是一举多得。其一,铸币税急剧增长。今日全球3.8万亿储备资产,美元资产占80%以上。其二,美元储备资产以天文数字剧增,极大地拓展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广度和深度。其三,美国联储之货币政策,对世界各国之货币政策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

当然,尼克松不是经济学者。他的决策主要源自美国财长乔治?舒尔茨。舒尔茨是弗里德曼的弟子。弗里德曼又是浮动汇率最有名的鼓吹者。面对历史,他们应当无言以对。

公开的秘密和阳谋

然而,舒尔茨-尼克松的“汇率操纵-不公正汇率”谬论却为后来美国政府继承下来,成为打击或遏制其他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借口和有力武器。1980-90年代的首要目标是日本,今天的首要目标则是中国。

“尼克松冲击”之后,石油危机接踵而至,美国经济陷入前所未见的滞胀困境,1970年代成为极度困惑或被耽误的10年。相反,日本企业界励精图治,精心应对石油危机冲击,以“轻薄短小”的产品创新策略,大举占领世界市场,到了80年代初期,日本在许多制造业领域大有取代美国、凌驾世界之势,“日本第一“的呼声响彻全球。欧洲则走向经济货币一体化道路,重心是欧洲内部经济金融整合。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遂成为1980年代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的重头戏。

事实上,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日元与美元之汇率开始浮动之后,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尤其美国针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威胁,一直是决定日元汇率走势的关键力量(此乃麦金龙等许多学者多年研究的结论)。到了1980年代,“日本第一”声浪高涨,美国对日本的压力随之急剧放大。美国除了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美国单方面对日本进口实施配额、选择性征收附加关税之外,主要就是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否则就要动用著名的“超级301条款”,对日本对美国贸易实施全面严厉打压。此乃1985年广场协议出台的背景。

广场协议的关键条款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当然也包括欧洲主要货币如马克相对美元大幅度升值)。美国的基本思路是要借此遏制日本产品的全球扩张,遏制日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表面上的理由当然是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与今天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借口并无二致。

美国、日本的决策者可能没有想到:日元升值和继续大幅度升值的预期,对日本经济的最大危害不是削弱日本产品全球出击,更没有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最大的危害是升值预期彻底改变日本国民和企业的投资预期和投资方向,很快诱发日本房地产、金融、股市的巨大泡沫(泡沫形成时期是1986-1989年,正在广场协议之后),短期疯狂之后是资产泡沫(房地产、股市)的彻底崩溃,日本银行坏帐堆积如山,企业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财务状况)急剧恶化,日经指数从最高接近五万点狂跌到接近一万点。自1990年起,日本经济就一蹶不振,从此陷入长达十多年的衰退泥潭。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凭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放松管制、削减税收,一路高歌猛进,1990年代更是迎来信息科技革命,将日本经济远远甩在后面。想当年(1980年代后期),日本GDP曾经超过美国的70%,尽管日元升值100%以上,今天日本的经济规模却只有美国的30%多。相对实力的转换,何等剧烈!怎能不令人触目惊心?又怎能不引起严肃经济学者、历史学者的深刻思考和反省?

不仅如此,每当美国要“修理”日本时,无不继续拿日元汇率低估说话。只要美国高官威胁要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日元就应声升值,因为市场早已习惯美国的伎俩。日元长期升值预期就永远挥之不去。日本利率长期维持极低水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活动毫无帮助(尽管财政债券已达天文数字),经济学者称日本经济陷入罕见的“低利率流动性陷进”而无法自拔,皆拜日元汇率长期升值之赐。

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是为了遏制日本经济的全球扩张,是为了遏制日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是为了防止日本经济规模与美国抗衡,国内许多学者不同意,说那不过是象我这样的人故意危言耸听,制造的“阴谋论”。自然,说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是为了遏制中国快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也是阴谋论了。然而,美国为什么要无休止地压迫日元升值?他们提出的表面理由(解决美国贸易赤字)不仅理论逻辑上不成立,而且被事实无情地驳斥。其他相关的次要理由也完全站不住脚。那么,我要问:美国借助汇率升值打压日本经济金融、削弱日元地位,难道不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基本战略吗?

聚光灯终于转向中国。历史好像真的常常重演。今天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和做法与指责欧洲、打压日本的策略几乎完全相同。理由依然是解决美国贸易赤字、缓解国际经济不平衡,做法自然是贸易制裁。当年威胁日本是“超级301条款”,今天威胁中国是“27。5%”的惩罚性关税!

对于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各种说辞和可能理由,笔者曾经从严格经济逻辑的角度,予以详尽剖析(参见拙作《不要玩弄汇率-一位旁观者的抗议》),此不赘述。美国强压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原因,我早就说过许多遍:美国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浮动,旨在全面控制中国金融货币体系,旨在遏制中国快速持续稳定之经济增长,旨在遏制人民币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

其实无需我多嘴,这是美国的国家战略,是公开的秘密和阳谋。美国国务院、顶级高官、主流媒体多次宣称:今日遏制中国崛起之主要战场只有两个,一是全球能源(主要是石油)战场,一是金融战场(先将你完全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资金流动体系)。白纸黑字,清楚绝伦。美国不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和增长,而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凌驾于美国之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增长必须纳入美元本位制体系,要受美国的掌控。

金融外交 国之大事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人民币从此走上缓慢升值或浮动之路,显然是受到美国强大压力之结果,当年11月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对此有明确而详细的说明。迄今为止,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5%,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相当明显。主要表现是:股市暴涨(尤其是金融地产股涨幅惊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尽管国家出台多项抑制房价的措施)、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大幅放缓(今年只有2%)、货币政策完全失效(尽管多次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最关键、亦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要迅速稳定人民币汇率,消除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的预期。控制所谓流动性过度不是关键问题(央行负责官员多次讲:当前控制流动性过度是决策者的主要课题),因为中国经济流动性过度是“假象”。实质经济并不存在流动性过度。股市、房价暴涨看似是流动性过度,背后原因却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不幸的是,尽管人民币已经走上缓慢升值之路,美国却不会善罢甘休。刚刚举行的首届中美战略经济高官会议,“焦点之焦点”竟然还是人民币汇率。12月20日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重心还是压迫中国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

面对强大压力,中国政府要妥善应对,诚非易事。然而,我们无需听从美国人劝告,更不能屈服美国政府的压力。我们必须站在中国最高国家利益的角度,沉着应战,审慎决策。

其一,中国必须理直气壮地以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大量历史事实(数据),详尽剖析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个人以为: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界对汇率问题的错误认识是导致决策错误的重要原因。自2002年以来,国内好些学者和负责官员,紧随美国之后,附和人民币升值和浮动,他们的言论皆经不起逻辑的论证和事实的检验,谬论无疑,却依然大行其道,令人悲从心来!

其二,中国必须迅速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基本原则,比如继续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到8人民币对1美元或7。8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目前所谓“小步快跑”的升值策略大错特错,只会进一步强化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加重中国经济潜在的危机因素。一旦升值预期改变,后果就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

其三,必须认识到,依照目前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和自身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中国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不仅是最佳选择,而且做得到。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不是我们要依赖美国,只不过将世界最主要储备货币做为货币政策的基准。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有利于中国货币稳定、贸易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结算、以及中国国内资金向海外投资。最大的风险是美元不稳定,然而这是最小的风险。因为美国不大可能重蹈1970年代的错误,肆意扩张货币,大搞通货膨胀,让美元动荡不宁,这对美国自身毫无益处。

其三,中国必须妥善管理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好些人说外汇储备过多,围绕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外汇储备,学界还有一番争论。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外汇储备多少,而是如何管理。过度依赖购买美国国债显然不合适。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大量购买石油、贵金属(包括黄金)矿产、森林等资源,分散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风险,同时适当增加欧元等货币资产为储备资产。庞大的外汇储备不仅是巨大的经济资源,而且是重要的金融外交工具。

其四,中国必须慎重把握金融开放的力度和节奏,尤其是金融市场(外汇、股票、衍生金融工具)开放的力度和节奏。重心是要抵挡国际“热钱”或投机资金的忽来忽去。中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还非常不发达,监管能力非常落后,完全无法承受国际热钱的投机性冲击。最重要的是:中国完全不需要国际热钱炒做,需要的是真正兴建企业、解决就业、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提升中国技术水平和积累人力资本的实质投资(外商直接投资)。

其五,中国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外交。首先要组织高水平的学者、严肃认真研究美国如何利用金融手段掌控全球经济,研究国际热钱或投机资本如何能够摧毁一国金融体系,研究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探索美元本位制下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技巧。其次,中国要培养和选派一流金融人才到国际金融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和IMF),代表中国利益,阐释中国观点,密切关注美国政策取向,与美国经济金融决策层官员交朋友。美国为监督中国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专门设立金融特派员办事处,常驻北京,中国为什么没有相应的举措?

美国为什么压迫人民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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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教育我们

1960年代后期,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不能自拔的美国政府,面临国际收支赤字、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与欧洲、日本大打“货币金融战争”(德国政治家施密特语)。双方唇枪舌战,互相指责,国际金融货币局势异常紧张,运转20多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刻有轰然倒塌的危险。美国批评欧洲和日本不承担国际收支调节的义务,蓄意制造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学术术语是“非均衡”),要求欧洲和日本采取措施改善美国的贸易失衡;欧洲则抱怨美国不负责任,挑起越南战争,巨大的军费开支触发财政赤字和相应的国际收支赤字,肆意扩张货币让欧洲饱受通货膨胀之苦。最激烈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他破口大骂美国以邻为壑,宣告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是“不流眼泪的赤字”!美国政府反唇相讥,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甚至有点儿幸灾乐祸:“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

没过多久,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公然摧毁布雷顿森林协议,宣布他“最全面的新经济政策”。针对国际金融、货币和对外经济关系,他引述多次发生的货币危机,指责“投机者业已发动针对美元的全面战争”,他已经命令美国财政部长,“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他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旨在“确保美国产品不会因为不公正的汇率而处于劣势。当不公正的汇率消除后,附加税亦将取消。”尼克松强调:“确立公正汇率的时刻已经来临,以确保主要大国之公平竞争。美国参与国际竞争,一只手却被束缚住,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美国政府单方面毁灭国际货币体系,是20世纪世界经济历史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人类从此跨入浮动汇率主导的时代,影响所及,至今尘埃未定。

让我们从经济学逻辑简要分析一下三位政治家的论点,目的是要回答:美国为什么要摧毁布雷顿松林体系?

戴高乐是对的。美国的贸易赤字或国际收支赤字的确是“不流眼泪的赤字”,美国无需为此忧心忡忡,无需为此流泪。原因很简单。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的绝对主宰者,美元成为与黄金并驾齐驱的国际储备货币。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洲、日本重建的巨大援助,让美元成为全球经济几乎唯一的硬通货,地位远远超过黄金。各国为应付国际结算、稳定汇率、对外投资等等多种需要,必须大量储备美元资产。根据国际经济学著名的古诺定律,储备资产供应国(美国)必定是国际收支赤字,否则无法向世界其他国家供应美元储备。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其一,反映了美国对世界经济金融货币的主导,美国是全球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管者,其二,世界其他各国储备美元资产,对美国而言,就是巨大的铸币税收入,其三,只要其他国家愿意储备美元资产,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可以大搞财政赤字,因为其财政债券必定有人购买,那就是说,世界各国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融资或掏钱,其四,美国大搞财政赤字或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的后果很大程度上有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承担。易言之,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对美国绝对是利远远大于弊,对世界其他国家则是弊大于利。戴高乐说是“不流眼泪的赤字”,正确而精彩。

康纳利也是对的。美元的确是美国的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根本原因何在?乃是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一个美元本位制的世界。所谓美元本位制,就是世界各国的储备资产、贸易和国际收支结算、汇率乃至货币政策,都要与美元挂钩。二战以来,美元占全球储备资产、国际结算比例、外汇交易比例、全球流动性资产比例均在80%以上,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都是直接或间接与美元固定。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曾经达到美国的70%,日元应该成为世界主要通货之一,至少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应该有较多的日元储备,贸易结算应该主要用日元计价。其实不然,日元今天根本算不上是一个世界货币,占世界储备资产的比率微不足道。日本与美国、欧洲之间的贸易当然主要不会以日元计价,但日本与亚洲各国,尤其与韩国、中国的贸易是日本主导,按道理应该以日元计价,事实是: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贸易的90%都以美元计价。即使与韩国之间的贸易,美元计价的比例高达88%。

美元本位制决定了美国是当今人类金融的绝对垄断者。纽约华尔街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美国投资机构决定着世界金融市场每时每刻的走向。想想高盛、摩根斯坦利、花旗等等国际金融巨无霸吧!它们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它们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承担着美国国际金融外交的重任;它们凭借巨大的、无限的资金势力,掌控着全球每个角落的金融活动;它们获得金融行业最高端、最巨额的利润。这就是美元本位制的本质。其他各国无法回避,只有努力寻求美元本位制下的生存空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诚哉斯言!

尼克松大错特错。其一,他将美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欧洲和日本,断言是对方采取不公正汇率与美国竞争,实在是弥天谎言!众所周知,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签字之日,各国汇率就是相互固定的。根据经济学的简单逻辑,各国汇率一旦固定,其产业竞争力就取决于生产力的此消彼长,与汇率没有关系。1960年代后期,美国相对日本、欧洲竞争力下降,是欧洲、日本经济快速复兴的必然结果,与汇率根本扯不上关系!当然,玩弄或操纵汇率,短期内的确可以获得些微的价格优势。然而,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操纵汇率获得价格优势实在是昙花一现,因为对方国家可以以牙还牙,也将汇率贬值,谁都不是傻瓜!真正的竞争优势自然是生产力的较量。

其二,为对抗欧洲、日本所谓不公正的汇率竞争,尼克松对所有外国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愚蠢之极,实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各国相互之间的贸易形态,主要取决于各国相对的比较优势和国际产业的分工格局,征收进出口税、操纵汇率,某程度上的确可以影响进出口需求,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产业的分工格局和各国相互贸易格局。事实证明:尼克松的10%附加税,最终受损失的是美国消费者和美国整体经济。

其三,尼克松意在迫使欧洲(当时主要是西德)、日本改变汇率(即迫使日元、马克升值),以改善美国的贸易或国际收支赤字。历史事实无情地批驳了尼克松的奇谈怪论。1971年8月15日之后,日元、马克一路升值,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并没有改善。

为什么美国要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因为转向浮动汇率,美国实在是一举多得。其一,铸币税急剧增长。今日全球3.8万亿储备资产,美元资产占80%以上。其二,美元储备资产以天文数字剧增,极大地拓展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广度和深度。其三,美国联储之货币政策,对世界各国之货币政策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

当然,尼克松不是经济学者。他的决策主要源自美国财长乔治?舒尔茨。舒尔茨是弗里德曼的弟子。弗里德曼又是浮动汇率最有名的鼓吹者。面对历史,他们应当无言以对。

公开的秘密和阳谋

然而,舒尔茨-尼克松的“汇率操纵-不公正汇率”谬论却为后来美国政府继承下来,成为打击或遏制其他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借口和有力武器。1980-90年代的首要目标是日本,今天的首要目标则是中国。

“尼克松冲击”之后,石油危机接踵而至,美国经济陷入前所未见的滞胀困境,1970年代成为极度困惑或被耽误的10年。相反,日本企业界励精图治,精心应对石油危机冲击,以“轻薄短小”的产品创新策略,大举占领世界市场,到了80年代初期,日本在许多制造业领域大有取代美国、凌驾世界之势,“日本第一“的呼声响彻全球。欧洲则走向经济货币一体化道路,重心是欧洲内部经济金融整合。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遂成为1980年代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的重头戏。

事实上,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日元与美元之汇率开始浮动之后,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尤其美国针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威胁,一直是决定日元汇率走势的关键力量(此乃麦金龙等许多学者多年研究的结论)。到了1980年代,“日本第一”声浪高涨,美国对日本的压力随之急剧放大。美国除了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美国单方面对日本进口实施配额、选择性征收附加关税之外,主要就是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否则就要动用著名的“超级301条款”,对日本对美国贸易实施全面严厉打压。此乃1985年广场协议出台的背景。

广场协议的关键条款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当然也包括欧洲主要货币如马克相对美元大幅度升值)。美国的基本思路是要借此遏制日本产品的全球扩张,遏制日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表面上的理由当然是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与今天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借口并无二致。

美国、日本的决策者可能没有想到:日元升值和继续大幅度升值的预期,对日本经济的最大危害不是削弱日本产品全球出击,更没有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最大的危害是升值预期彻底改变日本国民和企业的投资预期和投资方向,很快诱发日本房地产、金融、股市的巨大泡沫(泡沫形成时期是1986-1989年,正在广场协议之后),短期疯狂之后是资产泡沫(房地产、股市)的彻底崩溃,日本银行坏帐堆积如山,企业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财务状况)急剧恶化,日经指数从最高接近五万点狂跌到接近一万点。自1990年起,日本经济就一蹶不振,从此陷入长达十多年的衰退泥潭。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凭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放松管制、削减税收,一路高歌猛进,1990年代更是迎来信息科技革命,将日本经济远远甩在后面。想当年(1980年代后期),日本GDP曾经超过美国的70%,尽管日元升值100%以上,今天日本的经济规模却只有美国的30%多。相对实力的转换,何等剧烈!怎能不令人触目惊心?又怎能不引起严肃经济学者、历史学者的深刻思考和反省?

不仅如此,每当美国要“修理”日本时,无不继续拿日元汇率低估说话。只要美国高官威胁要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日元就应声升值,因为市场早已习惯美国的伎俩。日元长期升值预期就永远挥之不去。日本利率长期维持极低水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活动毫无帮助(尽管财政债券已达天文数字),经济学者称日本经济陷入罕见的“低利率流动性陷进”而无法自拔,皆拜日元汇率长期升值之赐。

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是为了遏制日本经济的全球扩张,是为了遏制日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是为了防止日本经济规模与美国抗衡,国内许多学者不同意,说那不过是象我这样的人故意危言耸听,制造的“阴谋论”。自然,说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是为了遏制中国快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也是阴谋论了。然而,美国为什么要无休止地压迫日元升值?他们提出的表面理由(解决美国贸易赤字)不仅理论逻辑上不成立,而且被事实无情地驳斥。其他相关的次要理由也完全站不住脚。那么,我要问:美国借助汇率升值打压日本经济金融、削弱日元地位,难道不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基本战略吗?

聚光灯终于转向中国。历史好像真的常常重演。今天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和做法与指责欧洲、打压日本的策略几乎完全相同。理由依然是解决美国贸易赤字、缓解国际经济不平衡,做法自然是贸易制裁。当年威胁日本是“超级301条款”,今天威胁中国是“27。5%”的惩罚性关税!

对于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各种说辞和可能理由,笔者曾经从严格经济逻辑的角度,予以详尽剖析(参见拙作《不要玩弄汇率-一位旁观者的抗议》),此不赘述。美国强压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原因,我早就说过许多遍:美国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浮动,旨在全面控制中国金融货币体系,旨在遏制中国快速持续稳定之经济增长,旨在遏制人民币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

其实无需我多嘴,这是美国的国家战略,是公开的秘密和阳谋。美国国务院、顶级高官、主流媒体多次宣称:今日遏制中国崛起之主要战场只有两个,一是全球能源(主要是石油)战场,一是金融战场(先将你完全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资金流动体系)。白纸黑字,清楚绝伦。美国不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和增长,而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凌驾于美国之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增长必须纳入美元本位制体系,要受美国的掌控。

金融外交 国之大事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人民币从此走上缓慢升值或浮动之路,显然是受到美国强大压力之结果,当年11月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对此有明确而详细的说明。迄今为止,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5%,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相当明显。主要表现是:股市暴涨(尤其是金融地产股涨幅惊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尽管国家出台多项抑制房价的措施)、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大幅放缓(今年只有2%)、货币政策完全失效(尽管多次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最关键、亦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要迅速稳定人民币汇率,消除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的预期。控制所谓流动性过度不是关键问题(央行负责官员多次讲:当前控制流动性过度是决策者的主要课题),因为中国经济流动性过度是“假象”。实质经济并不存在流动性过度。股市、房价暴涨看似是流动性过度,背后原因却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不幸的是,尽管人民币已经走上缓慢升值之路,美国却不会善罢甘休。刚刚举行的首届中美战略经济高官会议,“焦点之焦点”竟然还是人民币汇率。12月20日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重心还是压迫中国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

面对强大压力,中国政府要妥善应对,诚非易事。然而,我们无需听从美国人劝告,更不能屈服美国政府的压力。我们必须站在中国最高国家利益的角度,沉着应战,审慎决策。

其一,中国必须理直气壮地以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大量历史事实(数据),详尽剖析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个人以为: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界对汇率问题的错误认识是导致决策错误的重要原因。自2002年以来,国内好些学者和负责官员,紧随美国之后,附和人民币升值和浮动,他们的言论皆经不起逻辑的论证和事实的检验,谬论无疑,却依然大行其道,令人悲从心来!

其二,中国必须迅速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基本原则,比如继续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到8人民币对1美元或7。8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目前所谓“小步快跑”的升值策略大错特错,只会进一步强化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加重中国经济潜在的危机因素。一旦升值预期改变,后果就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

其三,必须认识到,依照目前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和自身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中国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不仅是最佳选择,而且做得到。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不是我们要依赖美国,只不过将世界最主要储备货币做为货币政策的基准。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有利于中国货币稳定、贸易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结算、以及中国国内资金向海外投资。最大的风险是美元不稳定,然而这是最小的风险。因为美国不大可能重蹈1970年代的错误,肆意扩张货币,大搞通货膨胀,让美元动荡不宁,这对美国自身毫无益处。

其三,中国必须妥善管理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好些人说外汇储备过多,围绕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外汇储备,学界还有一番争论。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外汇储备多少,而是如何管理。过度依赖购买美国国债显然不合适。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大量购买石油、贵金属(包括黄金)矿产、森林等资源,分散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风险,同时适当增加欧元等货币资产为储备资产。庞大的外汇储备不仅是巨大的经济资源,而且是重要的金融外交工具。

其四,中国必须慎重把握金融开放的力度和节奏,尤其是金融市场(外汇、股票、衍生金融工具)开放的力度和节奏。重心是要抵挡国际“热钱”或投机资金的忽来忽去。中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还非常不发达,监管能力非常落后,完全无法承受国际热钱的投机性冲击。最重要的是:中国完全不需要国际热钱炒做,需要的是真正兴建企业、解决就业、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提升中国技术水平和积累人力资本的实质投资(外商直接投资)。

其五,中国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外交。首先要组织高水平的学者、严肃认真研究美国如何利用金融手段掌控全球经济,研究国际热钱或投机资本如何能够摧毁一国金融体系,研究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探索美元本位制下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技巧。其次,中国要培养和选派一流金融人才到国际金融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和IMF),代表中国利益,阐释中国观点,密切关注美国政策取向,与美国经济金融决策层官员交朋友。美国为监督中国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专门设立金融特派员办事处,常驻北京,中国为什么没有相应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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