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jjbt--]
《空军战士》
 
产品编号 扣点数 储存地址 容量大小
0 本站 X K
本站收藏各类大百科全书大辞典6000多种  |   还有各类型电子书100多万册

《空军战士》作者:[美] 史蒂芬·E·安布罗斯

副标题:驾驶B-24轰炸机的男孩们

译者:贾益、毛小雨

ISBN:750044479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年5月

定价:23.8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为美国著名的军事小说作家,《空军战士》是他继《兄弟连》之后的绝笔之作。

  本书讲述了1944-1945年一群一群在二战中驾驶B-24轰炸机飞过德国上空的年轻人,面对重重危机,成为另一支非凡的“兄弟连”。在《空军战士》一书中,安布罗斯以生动的细节描述和细腻的感情,讲述了这个杰出团体的英勇、训练有素、大胆,以及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安布罗斯有着真实再现战斗紧张气氛的天分,他把我们带进拥挤难耐而危险的B-24机舱,随机组成员与死亡搏斗——穿过厚厚的黑烟和致命的防空火力网,到达目标上空,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

  小说场面宏大,既保留了《兄弟连》的写实手法,又将空战的残酷惨烈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是一部不可多得战争小说。

作者简介:

  斯蒂芬·E·安布罗斯是著名的高产历史小说作家,早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历史专业,曾担任奥斯卡最佳影片《拯救大兵瑞恩》的历史顾问,并曾为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作传;其著作包括纽约时报排行第一的畅销书《这世上没什么比得过它》以及《大无畏的勇气》、《D日》、《公民战士》,尤其是《兄弟连》等超过20部重大作品,晚年居住于密西西比州的圣路易斯湾。2002年,在与肺癌进行英勇地抗争之后,66岁的他离开了人世。

《空军战士》的勇敢无畏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小说作家史蒂芬·安布罗斯,在两年前辞世之时,他被举世公认为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教父。这不仅因为他留给世人的20多部重大作品大多涉及二战史实,而且至少有五部成为《纽约时报》排行第一的畅销书,尤其是《兄弟连》至今热销不衰,更使史蒂芬成为二战军事题材最权威的作家。

  当我国的读者与观众刚刚领略了史蒂芬《兄弟连》小说中文版的热销,以及HBO梦工厂同名电视剧热播之后,作者的另一部绝笔之作——《空军战士——1944-1945年驾驶B-24轰炸机飞越德国上空的男人们》小说中文版,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

  从这位史学家兼畅销书作家的笔下,我国读者将同世界各国读者一样,得以了解鲜为人知的二战期间被称为“解放者”的美国B-24重型轰炸机的故事。

  一群在二战中驾驶B-24轰炸机的年轻人,面对重重危机,执行着一个又一个最危险、最苛刻的军事任务,承受着超过50%的伤亡率,成为另一支非凡的空中“兄弟连”。在书中,作者以他一贯的风格——生动的细节描述与细腻的感情描写,讲述了这群杰出的年轻人英勇、大胆、训练有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作者有着真实再现战时紧张战斗气氛的天分,他把读者带进了拥挤狭窄、低温难耐又极其危险的B-24机舱内,随着机组成员穿过浓浓的黑烟与随时致命的防空火力网,接近目标,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他们中的许多人随着飞机被熊熊火焰所吞没。

  《空军战士》的主要情节始终围绕着一架名叫“达科他女王”号的B-24轰炸机和741飞行中队飞行员乔治·麦高文的故事展开。这位来自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小伙子,当他驾驶B-24轰炸机时年仅20岁。他有幸成为荣膺飞行十字勋章,并在18000多名B-24空军飞行员中,后来仅健在人间的四人之一。由于麦高文在二战期间35次的飞行经历,以及1972年他竞选美国总统的传奇色彩,引来一些记者要为他撰写二战经历的回忆录。直到本书作者史蒂芬·安布罗斯1999年夏天找到他,麦高文终于表露,他一直希望史蒂芬来写这本书。于是,在科林斯基金会的帮助下,花费了130万美元修复了唯一一架还能飞行的B-24飞机,让作者亲身体验了曾在“二战”时期的飞机上飞行的各种刺激;并开始了作者每天六七个小时对已是美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的乔治·麦高文的采访。这种采访让作者感受到了与他早年采访艾森豪威尔时的不同,也让他感受了同几千名二战老兵访谈相比的特别之处。

  美国《达拉斯早新闻》曾评论“《空军战士》给人的感觉是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丹佛邮报》也评论此书“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一页页细读”。对于忠实于史蒂芬的读者来说,《空军战士》确是一部“才华横溢……了不起的故事”(拉里·金《今日美国》)。

  今年6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诺曼底登陆60周年。当世界各地由此揭开从二战结束到明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的纪念活动序幕之时,《空军战士》的中文版问世了。巧合的是,这段反映美国空军飞行员英勇战斗事迹的真实故事,恰恰也相隔60年。这无论对于我国读者,还是书中那些为二战胜利作出贡献的“空军战士”们,都具有特殊意义。本书的出版正好表达了作者史蒂芬在书中,以及他生前每一次采访二战老兵之后所重复的那句话:“谢谢你们为赢得战争从而拯救世界所做出的一切”。

前言

  我作为乔治·麦高文的朋友和支持者有30年了。我了解他在陆军航空队服役时的一些事情,我一直认为他可以以此为他1972年的总统竞选制造更大的影响。抛开政治不谈,我对他驾驶B-24轰炸机的经历艳羡不已。对我来讲,他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是一个不为一己私利,只为取得胜利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的人。

  1999年夏天,麦高文、他的妻子埃莉诺、我的儿子休斯和我在一起吃饭。谈话中,麦高文告诉我,记者迈克尔·塔基夫最近对他进行了几次采访,因为他有兴趣写一本关于麦高文二战经历的书。我说这是个不错的想法,并让麦高文去告诉塔基夫,就用麦高文的B-24轰炸机在奥地利的一户农舍上扔下炸弹以及后来的结果作为故事的开始。

  麦高文希望我来写这本书,问我是否愿意。我犹豫了,倒不是因为缺乏兴趣,而是因为塔基夫已经开始工作了。麦高文催促我去和塔基夫谈谈,看他是否愿意让我接手,是否愿意提供他的访谈。我试了一下,塔基夫同意了。于是我跟麦高文和编辑,爱丽丝·梅休讲,我可以写这本书了。作为麦高文和我的编辑,爱丽丝喜欢这个选题,但她说,这本书不能只写麦高文,还要写和他一起服役的那些弟兄们。她总是,或者几乎总是正确的。

  我打算研究和撰写二战中美国空军的书的想法由来已久。之前,我曾写过欧洲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后来又转向前线的士兵,如一支英军空降连(《飞马大桥》)和美军101空降部队506团E连(《兄弟连》)。在《D日》和随后的《公民战士》这两本书里,我研究了进行地面战斗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写作准备过程中,我采访了很多经历过实战的老兵。在写完关于第一条横跨美国大陆铁路的书之后,我想写的就是有关美国空军的书。书中不写指挥机构中的高级官员,只写驾驶轰炸机的军人们。他们在战争中是如何表现的?这是我想了解的问题。麦高文和他的机组,还有第十五航空队455轰炸机大队741中队,似乎成了部分回答我的问题的良好途径。由于我对麦高文和他的弟兄们的尊重,我决心很大。好奇心促使我了解一个出生于南达科他的人,在22岁时怎么成了轰炸机飞行员;我的兴趣还有,美国的设计师、工人和工厂如何装备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空军;我还渴望了解空军战略行动是如何谋划和执行的;我还期望告诉读者这样一个故事,反对越战的著名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怎样一位杰出的轰炸机飞行员。于是我开始工作。

  我读了大量的书和回忆录,那些写了空战,以及自己经历的人,使我受益匪浅,这不仅限于注释和参考书目中指明出处的书。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几位表示谢意,他们是:《美国空军的崛起》的作者迈克尔·谢利,七卷本官方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队》的编辑威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美国空军上校霍勒斯·兰福德———他编写了一部四卷油印本的《741轰炸机中队史》。我的大学学长、挚友吉姆·伯特,大学毕业后做了空军飞行员,对我帮助颇多,他阅读了初稿,指出许多谬误。休和我做了大量采访,有麦高文和健在的他的机组成员,还有741中队和455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和士兵们,等等,这些已在答谢辞中列出名单。我们对所有的人表示感谢。

  2000年10月9日,休和我登上B-24和B-17。我们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开起了这架飞机。这是一次特别的经历。我们要感谢科林斯基金会(马萨诸塞州01775,斯托,248信箱)将其变为可能。基金会将这两架轰炸机飞遍我们国家的各个机场,让每一个人,特别是孩子们能够体会到在“二战”时期的飞机上飞行的刺激。

  这是惟一一架还在飞行的B-24。基金会花了130万美元,用了数千个小时的义务工修复了这架老式飞机,在机首上做了装饰,取名“巨龙”与“龙尾”。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有些人还乘坐了B-24和B-17轰炸机,他们在飞机里可以从机头爬到机尾,进到机首和尾部炮塔,也可以坐在投弹瞄准器旁,或者无线电员位置上。他们可在狭窄通道中往前走或往后退,巡视一下弹仓里的炸弹、氧气瓶等东西。在B-24上,机身中部的窗户是开着的。在飞行中,气流穿过机仓直到机尾。在十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尽管休和我只是爬升了两千来英尺,在宾夕法尼亚中部从威廉斯波特飞到哈里斯堡,但感觉很冷。在这个巨大的航空器中飞行,颠簸嘈杂,可是心情愉快极了。

  休和我的飞行多亏了麦科斯一家的孩子们,他们中有的在上中学,有的已经接受大学教育,这些孩子编了一本杂志叫《灵翼》,全是他们自己撰写和出版的。杂志都是有关老式飞机的事,写的是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时期的人和飞机。教育孩子,告诉他们自由是怎么得来的,对我来说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很自然我就被杂志吸引住了。因此我从《灵翼》,特别是这个家庭所做的工作中获益匪浅,于是促成了我们的威廉斯波特之行。

  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飞B-24和B-17,即使是在微风少云的合适天气条件下,也使休和我感到轰炸机是多么笨重臃肿,对控制作出反应是多么漫长,它们是多么难以驾驭啊。但是飞行为我们脸上带来笑容,为心里带来欢乐,笑脸像室外的空间一样大,快乐像海洋一样深。这种和机器融为一体的经历,可以比作开着火车去谢拉内华达。它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驾驶这些飞机飞行六至八个小时,抑或十个小时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的尊敬和崇拜。我们没有遇到防空火炮,没有敌人的战机向我们射击。我们不知道空军如何战斗,但是我们钦佩他们很久以前做过的事情。

  我的叔父泰·安布罗斯21岁时,在第八航空队B-26轰炸机上当过一名副驾驶。1944年6月,他和萨布拉·琼·斯塔尔结婚,那时他的女朋友在伊利诺斯州立师范大学。此后,他去了海外,在执行一次对欧洲大陆的任务后返航着陆时在英格兰坠毁。他的身体受伤,从此没有恢复。

  我的妻子莫伊拉一以贯之地帮助我研究,并且是每一章的第一个读者或听众,最能打动她的是那些非常年轻的空军战士。乔治斯·克莱门乔说得很精彩,他在1944年给《众人之首》的作者特克斯·麦克拉里的一封信中写道,书中的人物伯纳德·巴鲁克引用克里孟梭的话:“他们嬉戏时像小猫,战斗时如猛虎。”

序幕

  建造B-24,除了似乎能用刀割的机身铝皮之外,其他的都像做一辆1930年的麦克卡车。它载重量很大,可以飞得又快又远,但是做工粗糙。这种四引擎飞机操控困难,让人精疲力竭,好像除了飞行员的体力外,没有其他动力。它没有雨刮器,下雨的时候,飞行员只能把头贴在舷窗上去观察。在一万英尺的高度只能借助氧气面罩呼吸,冰冷黏湿,伴有刺鼻的橡胶和汗水气味。在两万英尺或更高的高度,温度低到零下40度甚至低到零下50度,可飞机上没有暖气。狂风吹进飞机,尤其是从机腹射手位置吹进的更猛烈,因为无论何时,炸弹仓门总是开着的。氧气面罩常常会冻在脸上。如果机腹的人光着手摸机关枪,皮肤会冻到金属上。机上没有洗手间,只有两个方便管道用来小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但几乎不能用来撒尿,因为这些弟兄们穿得太厚了。另外,小便池常常堆满了冻成冰的尿。大小便只能拉在衬有蜡纸袋的容器里。人们迫不得已才使用它,因为把衣服脱下来,让裸露的肌肤暴露在冰冷刺骨的寒气中实在困难。用过的袋子通过机腹窗或者是炸弹仓门扔了出去。机上也没有厨房设备,无法加热食品或咖啡,除非每一个机组人员按C级定量配给或带一个三明治,否则,连食品都没有。由于失压,内脏里的气体会像气球一样胀起来,飞行员要忍受双倍的痛苦。

  机上没有走廊,只有一条炸弹和炸弹仓门旁的八英寸宽通道用来前后走动。一切都得小心翼翼,由于机舱门是卷进机身里的,不是挂在铰链上向外开的,只能承受100磅压力,如果滑了一跤,就会破门而出。座椅没有装填东西,不能斜放,塞进逼仄的空间,连伸一下腰放松的地方都没有,对飞行员、副驾驶,或者说其他八位机组人员来说毫无舒适可言。最长的飞行有八个小时,有时要飞十个或十多个小时,很少会少于六个小时。这种飞机的存在和飞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装上500—1000磅炸弹,准确地扔向敌人目标。

  这种飞机叫“解放者”。这对一种专门用来向敌人后方投掷高爆炸弹的飞机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名字,然而这是个完美无瑕的名字。这种飞机是由联合飞机制造公司最先造出,1939年进行首飞。1940年有几架飞到英国时,英国空军部想了解它叫什么名字。飞行队的长官鲁本回答道,“解放者”,他接着说,“我们选‘解放者’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可以摧毁德国鬼子的心脏,帮助你们和我们解放暂时困于希特特枷锁下的千百万人。”

  联合飞机制造公司是由福特发动机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和北美飞机制造公司组成的,被称为解放者制造联合体,生产出18,300多架“解放者”,其中有5,000多架是B-17轰炸机。“解放者”在二战前未投入使用,二战后也不再投入使用(1945年和1946年,几乎每一架B-24都被切割成碎片,或者是在太平洋岛屿上生锈腐烂)。投入制造、维护和飞行B-24的人数无论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都超过了投入到任何一种飞机上的人员。B-24轰炸机的数量超过了美国曾经制造的任何型号的飞机数量。

  如果说是B-24为盟军赢得了战争有些夸张。但是我们要问,没有B-24,盟军又如何能赢得战争?

  陆军航空队需要数千飞行员,几万机组人员去飞B-24轰炸机。它需要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训练他们,提供给养,维护这些飞机,此时整个国家只有极少数人了解如何驾驶、如何修理单引擎飞机。所需要的那么多人从何而来?

  人物表:

  麦高文机组

  乔治·麦高文,飞行员

  拉尔夫·比尔·朗兹,副驾驶

  肯尼思·希金斯,无线电员

  卡洛尔·威尔逊·C·W·库伯,导航员

  伊萨多·欧文·西格尔,机尾射手

  威廉·泰克斯·阿什劳克,机身中部射手

  罗伯特·奥康奈尔,机首射手

  迈克·瓦尔科,飞行机械师

  威廉·麦卡菲,球形炮塔射手

  萨姆·亚当斯,导航员和投弹手

  马里恩·科尔弗特,导航员

  约翰·B·米尔斯,机尾射手

  其他

  阿特·阿普林,B-24机尾射手

  罗伯特·肯·巴莫尔,B-24副驾驶

  沃尔特·马龙·巴斯金,B-24飞行员

  亨利·伯克,领导切里尼奥拉的地勤人员

  罗伯特·S·卡普斯,B-24飞行员

  肯尼斯·A·库尔,455轰炸机大队队长

  唐纳德·R·柯里尔,B-24导航员

  大卫·R·戴维斯,B-24戴维斯机翼的设计师

  文森特·费根,B-24飞行员

  理查德·法林顿,B-24飞行员

  霍华德·古德纳,B-24无线电员

  罗伯特·哈默,B-24无线电员

  弗朗西斯·霍西默,B-24飞行员

  阿特·约翰逊,B-24机腹炮手

  唐纳德·P·凯,B-24投弹手

  霍勒斯·W·兰福德,741轰炸机中队队长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为美国人工作的切里尼奥拉居民

  查尔斯·佩因特,B-24飞行员

  罗兰·帕平,B-24导航员

  盖扬·菲利普斯,B-24飞行员安东尼·皮卡地,B-24机组成员

  乔·昆塔尔,南达科他的体育教师

  诺曼·雷,南达科他州卡斯特人,他说服麦高文参加民用飞行训练,在成为B-29飞行员之前,是麦高文B-24的飞行教官

  格伦·伦德尔,B-24飞行员

  哈罗德·舒克特,741中队飞行军医

  沃尔特·肖斯塔克,B-24飞行员

  约翰·G·史密斯,B-24飞行员

  威廉·L·斯诺登,455轰炸机大队队长,库尔的继任者

  埃德·索德斯托姆,B-24飞行员

  霍华德·苏贝克,B-24飞行员,麦高文作为他的副驾驶执行了前五次任务

  梅尔·特恩海肯,B-24无线电员

  查尔斯·瓦特里,C-47飞行员

第一部 他们来自何方 第一章 B-24轰炸机的飞行员

  B-24轰炸机的飞行员和机组成员来自美国的各个州和各个属地。他们年轻、健壮、热情,他们是工人、医生、律师、农民、商人、教师的儿子。有些人结婚了,但绝大部分还没有。有些人接受过包括大学在内的良好教育,他们的专业是历史、文学、物理、工程、化学,等等。有些人刚刚出中学的校门。他们都是志愿参军的。美军航空队,即1942年以后的陆军航空队,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去飞行。他们是自己做出选择的。1927年,当查尔斯·林白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从长岛飞往巴黎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很小。对很多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桩外界影响他们的事件。它激发了孩子们的想像,像林白一样,他们也想飞行。在他们十多岁时,如果开过车的话,也只开过福特T型车,或As型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农村孩子,跟在骡子或马后面犁过地。他们在屋外解手,步行很远去上学。包括城市孩子在内,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很穷。如果十分走运、有份工作的话,一天可以挣一块钱,有时还挣不到。他们在家不是老大,还要穿哥哥们穿过的衣服。在夏天,很多人赤着脚。他们几乎不旅行,甚至没有离开过家乡。绝大多数境况稍好一点的,也没有离开过他们所在的州或地区。只有极少数条件好的人出过国。几乎所有的人没有上过飞机。他们中没有见过飞机的人数令人吃惊。但是他们都想飞。除了想冒险之外人数,他们要飞行的动机还有好多:事业令人羡慕,津贴很高,有戴空军徽章的特权,提拔迅速。你开始服役,不用睡在停泊靠岸的军舰的仓位里,也不用睡在有人向你射击的猫儿洞里。他们知道一定会服役,绝大多数人确实也想服役。他们的爱国主义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想成为击垮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及其帮凶的一员。然而他们想了解怎么去做,非常渴望去飞行。

  他们希望像一只鸟儿离开大地,在高空中俯瞰祖国,跑得比在陆地上的任何人都快。在将过去和未来截然分开这一点上,飞机产生的作用超过电灯,超过蒸汽机,超过电话,超过汽车,甚至超过报纸。它将人类从地球上解放出来,打开了天空。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太年轻了,许多人加入陆军航空队时只有十几岁,有些人在战争结束前永远也不会到20岁了。那时超过25岁的人,一般都会被人们当成“老人”。在21世纪,成年人几乎不肯把家用轿车的钥匙交给年轻人,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头五年,成年人却把他们送出去扮演拯救世界的重要角色。

  这主要是关于一架飞机和驾驶它的人的故事。也描绘了美国陆军航空队其他的经历和其他的飞机,但基本上写的是一架名叫“达科他女王”的B-24轰炸机、其机组人员以及455轰炸机大队741中队飞行员乔治·麦高文的事。他们在上万架轰炸机和数万名机组人员中处于什么位置呢?既不典型,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1922年7月19日,在南达科他的埃文,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的家中,乔治·史丹利·麦高文出生了。他有一个姐姐,叫奥利夫,不久,又有一个妹妹叫米尔德里德,接着,又有一个弟弟叫拉里。乔治的爷爷是爱尔兰人,美国南北战争时在联军中当兵,之后,当了一名煤矿工人。乔治的父亲约瑟夫生于1868年,曾在圣路易斯天主教组织中当职业棒球手,但因为他是卫理公会信徒,总是受到喝酒、赌博,以及支持他球队的疯狂女人的骚扰。当他听到“福音的召唤”时,他放弃了打球,到纽约州的霍顿一所卫理公会神学院上学。毕业时,他自愿赴南达科他。在那里,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建起了教堂用于传教,这些教堂有的迄今还保存着。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了,没有为他生养。在他50岁时,娶了28岁的弗朗西斯·麦克莱恩,她是教堂里的独唱歌手,有一副美丽的歌喉。

  1927年,乔治五岁,全家居住在加拿大。当时林白驾驶飞机进行了飞行,他回忆道:“这个消息出现在所有的谈话、报纸、电台中。我记得那次飞行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林白戴着飞行帽和风镜的照片登在报纸的头版。我当时想,他是上帝赐予的地球上最富有魔力的家伙。我长大后认为,林白是我们最伟大的美国人。”

  1928年,麦高文一家搬到南达科他东部的米切尔,这个小城的居民约有12,000人,在这儿,约瑟夫继续当牧师。乔治平生都没听到过他妈妈叫他爸爸的名(但至少有一

  次,他确实听她说“亲爱的”)。尽管他们将自己奉献给对方和孩子们,但极少表白爱情。他们钱不多,而且可以说少极了,约瑟夫在教堂的工资不足100美元,他从教区的的一位农场主那里可以得到一袋土豆,或一蒲式耳苹果,或一箱鸡蛋,或一些牛肉和猪肉。他通过买旧房,修好之后再卖出去以增加收入。他还设法在米切尔的第五大街和桑博恩附近置办了一个家,乔治在这里长大。

  麦高文是一个“传教士的孩子”,可他却不像这类家庭孩子,一点都不偏执。他是一个平常的学生,他惟一的越轨行为就是去看电影,这对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来说也是不允许的,但他还是照去不误。和大多数南达科他的男孩子一样,他也去打雉鸡。这正是他父亲的爱好,父亲教他怎么用16口径的单筒猎枪。在打猎时,他看到沙尘暴吹起,天昏地暗。他看到成群结队的蝗虫在吃庄稼,甚至把锄把都给咬光了。在城里,他遇到银行和商店接二连三的倒闭。一次在和父亲打猎时,他遇到一位名叫阿特·肯德儿的农民,坐在他家后门廊的台阶上,眼泪从脸上流下来。肯德儿对麦高文的父亲解释道,他刚刚收到屠宰场付给他一年提供生猪的支票,这张支票连支付把猪运到市场的车费都不够。这时,麦高文上了中学,接近有1/5的农民因为抵押而无钱赎取,失去了土地。

  上高中时,乔·昆塔尔是四所学校的体育教师,还训练学校的足球队、蓝球队和田径队,也教小学的体操课。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担任过南达科他大学的四分卫,麦高文描绘他是“非常健谈、聪明的人。我对他非常敬畏”。

  昆塔尔教对七年级体操课所做的训练之一,就是俯身跳过蒙皮的锯木架子,然后前滚翻。

  “你得全速跑,”麦高文回忆道,“俯身跳过,缩起头,跌到垫子上再翻滚。”

  麦高文在做这个动作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他跑到锯木架子旁,“我感到如果我跳过去,我会折断脖子。当他到锯木架子跟前时,我总是返回再跳。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很多次。”

  昆塔尔吹起了哨子,“麦克,过来,”他吼道,“你怎么了?”

  “报告,昆塔尔老师,我做不了。”“什么,你做不了?你看到其他同学都跳过去了吗?你不缺胳膊不缺腿,难道你比别人少点什么东西吗?”麦高文又试了一次,可他确实做不了。

  “你想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吗?”麦高文说他想知道。“好吧,”昆塔尔说,“你是个体育上的懦夫!这就是为什么。”

  全班差不多六十来个学生盯着看,“我羞得无地自容,眼泪都流下来了。”麦高文回忆说。可是他还是做不了这个动作。昆塔尔“确实使我感到我是个胆小鬼。他一直困扰着我。”他上了高中后,想在体育上有所作为。他跑得很快,加入了田径队,表现尚佳,但没打破纪录,木马事件仍然时时闪现在眼前。

  1940年高中毕业后,麦高文进入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招生数:500人),学院与他家隔一条街。这时战争在欧洲和中国进行。为了备战,美国政府宣布开始一项国民飞行员计划。最初的想法是增加全国的飞行员储备,至少让新的平民学生进行一些初级训练。正好在城外的米切尔机场要开始国民飞行员计划。麦高文的同学、朋友,南达科他卡斯特人诺曼·雷拼命想去飞行。他们在同一年级的一个班上。雷很穷,他在韦斯理学院让人看到的就是,他有一双破旧的网球鞋,蓝牛仔裤和两件T恤衫。一天,麦高文告诉他应该请女孩约会,雷回答,“乔治,我没钱约会。”

  “喂,如果你去学院里的小酒店,你全部花销只要十美分。”麦高文说。

  “唉,我连十美分都没有。”雷非常渴望飞行,可人家要求的条件是,要招够十个学员才会开班。课程包括地面课堂学习和飞行训练,计入大学学分。国民飞行员计划提供飞机并且提供教官的报酬。于是雷到处找朋友谈,他说服九个同学签了名,包括一名女同学和19岁的麦高文。

  在这之前,麦高文还没有上过飞机,但他之所以同意成为一名学员,是因为他感觉,“如果我能开飞机,就可以向乔·昆塔尔显示,我并不恐高,连飞机开起来都毫无惧色。”他通过了体检,在检查过程他发现自己高度感颇好,后来多次体检证明,他几乎把高度表打败了。

  这是一架造于俄亥俄州米德尔敦的艾罗卡单引擎飞机,前后有两个座舱。教官克利弗·福格森是个大块头,坐在前舱。机上有两套操作系统,连在一起,当福格森觉得需要时,他可以推开学员,自己操纵。当麦高文第一次飞行时,随着福格森打开节流阀准备起飞,“我怕得要死,惊恐不安。”他想,我他妈的怎么进到飞机里的?我根本干不了这活儿。这是个典型的南达科他的天气,风刮个不停。机翼在抖动,飞机在上蹿下跳。可是福格森告诉麦高文,他控制着飞机,上完课后,他对麦高文说∶“你开得不错。”

  麦高文继续上课,尽管“在随后的课中,当他演示翻滚和失速时,我更加恐惧”。然而,“大克利弗总是给我一点表示,我开得不错,但我并不快乐。”上过八小时的课后,福格森告诉麦高文,他的协调很好,降落也不错。起飞和降落对学员来说是最难学的两个课目,但麦高文清楚飞机滑出多远离地,何时平飞,如何用两个前起落架着陆,然后,逐渐用后起落架落地。掌握了这些技术后,福格森告诉他:“你可以放单飞了。”单飞非常顺利。麦高文在米切尔机场上空,俯瞰水塔、玉米宫殿、韦斯理校园,接着飞越米切尔湖上空。当他落地后,感觉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如果美国参战,他马上服役,就到陆军航空团去。

第二章 舰队远远被日本超过

  1941年秋天,麦高文作为一个完成了飞行课的大学二年级学生,第一次看到B-24轰炸机,这些飞机的基地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麦高文看到它们从头顶飞过进行轰炸

  训练。飞行员把米切尔的机场跑道作为备降机场。他没有见过战斗机,更没见过B-17轰炸机,偶而,麦高文可以看到一两架B-24降落,它们巨大笨重,但令人印象深刻。他从没登上过一架,也从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去会开这样一只大鸟。他觉得,那些飞行员真是了不起。

  麦高文看到的B-24轰炸机和飞行员都是新的。1940-1941年的美国只有极少的军队,海军装备最好,但其舰队不管是从数量和装备上都远远被日本超过,更不要提英国舰队了。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还不足200,000人(其中26,000人在陆军航空团),这意味着其排名在世界第16位,排在罗马尼亚之后。与数百万人之巨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相比真是少得可怜。到1941年6月,陆军航空团拥有1257架战斗机,比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差,但不管怎么说数量已超过它们,但还弱于德国的纳粹空军,因为它是美国飞机数的四倍,且发展迅速。

  1939年9月,当战争在欧洲开始时,大萧条依然在美国蔓延,失业率高达25%。一般的工作一个月只能挣约一百美元。没有失业保险,没有政府提供的福利,没有抗生素。很多疾病都有生命危险。运输靠的是汽车、巴士或火车,缓慢不便。几乎所有的路都是两条车道,很少有人旅行,他们挣到的钱都用到吃饭、穿衣和住房了。

  在技术方面,特别是在飞机制造上,美国要远远落后于德国和日本。商业航空旅行只是少数富人的专利。新的双引擎道格拉斯DC-3是最先进的飞机,可载21名乘客,在天气许可的情况下,从纽约飞到洛杉矶需要24小时,但那时DC-3需中途停靠三次加油。它每小时飞155英里,最大航程900英里。客航没有增压,也不对乘客提供氧气,巡航高度10,000英尺,最大是15,000英尺,这就意味大多数时间是在云中飞行。没有雷达,所拥有的一点点电子导航辅助都比较糟,它们包括飞行员追踪的低频无线电波,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几乎没什么用,因为无线电信号常被雷电发出的无线电波所干扰。飞行员也可以将无线电上的光束作为导航辅助,但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毫无用处。

  到1941年底,只有为数不多的民用航空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第十五航空队服役,据估计有85%的人没有战斗经验,也没有上过飞机。麦高文是运气不错的,还在一架没有武器装备的单引擎飞机上离地飞过八次。在第十五航空队服役的这些人来自48个州及夏威夷、阿拉斯加和波多黎各等地区,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

  拉尔夫·C“比尔”·朗兹,1924年生于堪萨斯的威奇托。他的父亲做木材生意,是个富翁。朗兹英俊潇洒,活力四射,特别是对女孩和飞机更是这样。他经常拿话损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飞机驾驶员。他渴望去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人生经历、处世态度和个人性格与麦高文截然不同。

  肯尼思·希金斯,1925年生于得克萨斯的达拉斯。1941年,他在海蓝德公园中学还是一名初中生,为了学飞行可以干一切事。

  罗伯特·哈默,生于1923年,是家里的五个孩子之一,来自北达科他。他的父亲是个捕猎手。哈默回忆,在严寒的冬季总是看到家里的每一个房间,从这面墙到另一面墙的绳子上都挂满了晾干的麝鼠皮。死亡曾经在面前出现过,在七岁时,他看到两岁的妹妹死于肺炎。在上五年级时,他的妈妈在生孩子时死了,小宝宝也死了。另一个妹妹1938年死于白喉。

  哈默不管何时,不管是什么样的钱都挣。在夏天,他步行七英里去一个九洞高尔夫球场。学校有一英里远,他早上步行去,中午回家吃午饭,然后步行返回学校,放学再回家,所以七英里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他当球童,每一轮可挣25美分。在上中学时,他在达科他皮草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捆扎羊毛,剥长耳大野兔的皮,把兔肉装船运到水貂场。他每小时可挣25美分,这比他在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耕作要好得多,拽犁、把秸杆堆成堆,每天只挣15美元。在15岁时,他谎报年龄加入国民军训练营,三个夏天都参加了,学习队列,也知道一点儿如何当兵。

  哈默从没有离开过北达科他,到1940年高中毕业时,他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就想加入海军。但他只有17岁,他的父亲拒绝在参军文件上签字。加入海岸警卫队怎么样?不行。陆军呢?也不行。“于是我最终决定得先满足于看看北达科他。”

  罗兰·帕平,生于1924年7月4日,林白跨洋飞行时,他才三岁。帕平的父亲为他买了一个脚踏型飞机玩具,“一小套林迪飞行服,包括皮飞行帽和风镜。”从那时起,他就又做飞机又画飞机。他决心只要年龄一到,就马上加入陆航队。

  威廉·V巴恩斯和他孪生兄弟罗伯特·N巴恩斯,1941年在他们17岁时,上了得克萨斯的一所小军校。很自然他们被编入后备军官训练队,在那里学当兵的基本知识。

  沃尔特·肖斯塔克,1919年生于君士坦丁堡。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沙皇空军的飞行员。他的祖父和外祖父是沙皇军队的将军。他的父亲在土耳其前线被击落,但侥幸活了下来,又逃过革命这一劫,来到土耳其,1923年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沃尔特就在纽约市长大。最初他和他的父亲不讲英语。他们靠卖祖母的手饰度日子并定居下来。父亲找了份造飞机的工作。当沃尔特长大后,也找了份工作,并为了这份工作搬到底特律。在这儿,他遇见了一位匈牙利女孩,她的父亲史蒂芬·巴洛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为了逃避匈牙利军队的征兵移民到美国。他结了婚,1920年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阿兰卡·吉泽拉,这是戈德·格蕾斯(金色优雅)的匈牙利语名字。沃尔特认识她是由他的朋友小史蒂芬·巴洛格介绍的。这两个年轻人都是从曼哈顿飞行贸易学校毕业的,都在俄亥俄州的戴顿的赖特机场找到工作。

  在开始上班前,肖斯塔克和戈德·格蕾斯结婚了。

第三章 我从没听说过珍珠港

  厄金·哈德逊,1922年生于洛杉矶。他的父亲是紧挨着好莱坞的比华利山的一位路德教牧师。哈德逊1940年毕业于费尔法克斯中学,接着上了洛杉矶城市学院。他哥哥1938年加入陆航队,在听了哥哥的描述后,点燃了他的想像之火。在上大学期间,哈德逊去做道格拉斯运输机的午夜转运工。他还在一种实验型的轰炸机XB-19上做铆工。哈德逊对自己和朋友讲:“我们都具备冒险的潜质。”

  卡洛尔·威尔逊·库伯在陆军航空队里很不一般。他比大多数人的岁数都大,战前就已经参军了,1917年5月10日出生于得克萨斯的麦考利,他是山姆和范妮·库伯(他的一位哥哥小时候就死了)夫妇的第五个孩子。他的父亲是位狂热的浸礼教徒,所以用一位浸礼教领袖的名字给第五个孩子取名为卡洛尔,他还是位忠诚的民主党党员,于是又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给儿子起了中间名———威尔逊。作为一个小男孩,库伯发现他的第一个名字是个人人皆知的女孩的名字,于是决定用“C·W·库伯”。虽然C·W的爸爸有一个干货店并且拥有全城的第一辆汽车,但半夜还得受罪到屋外边只有两个蹲坑的厕所去方便,直到他有一个瓷盆,一般人们称之为“雷声罐”,放在床底下,才不受这罪。白天他把它放在室外的阳光下消毒,并让风吹干它。当他的伙伴们都开始用室内浴室时,C·W想这个改进太好了,特别是在他的妈妈不再在周末晚上在厨房的电镀浴盆里给他洗澡之后,“我们每个周末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要洗澡。”

  饭能吃饱但花钱很少,他喝“蓝约翰”,就是搀水的奶。午饭常吃红豆,但有时他的妈妈也常把利马豆当主食。晚饭一包玉米面包和蓝约翰。他去了布法罗加普附近的通卡瓦童子军营,多亏那里的饭菜,他体重增加了十磅。他也种西红柿,基本不吃,而是五分钱一磅卖了。

  教堂集会就是他的社会生活。有时就是整天唱歌,但能享受到妇女们准备的一顿野餐。树下的餐桌在烤鸡、巧克力饼、苹果、柠檬蛋白派和冰茶等食物的重压下吱吱作响。到离开时,已是黄昏。C·W记得他的父亲用摇把摇动福特T型车让它发动起来。由于C·W是左撇子,他发誓长大有钱了,一定买一辆用左手摇把的汽车。他永远都没实现这个愿望,尽管他从13岁就开始开车。

  在收获麦子时,C·W被巨大的脱谷机和蒸汽拖拉机所震惊。“它是亮丽的风景,”他回忆说,“随着谷壳和麦粒朝各个方向分开,脱谷扬谷机用铁履带轮子慢慢爬行。”当他看到他的第一架飞机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飞机在牧场边的房顶上坠毁了,本来他是想把牧场当成着陆场呢。C·W用卷烟箱木头做了一个六分仪,用同样的材料造飞机,绑上一根绳,拴在钓鱼杆上飞。

  库伯一家曾度过两个假期。一次是去得克萨斯的兰帕瑟斯,太阳一出就出发,一直开车到天都黑了,两天之内要走300英里的路。C·W和他的父母就睡在公路边。一次他的父亲沿着隐隐约约的车辙印穿越一个牧场,直到车辙消失。他掉了头,最终找到一处农舍,打听路怎么走。另一次旅行是到芝加哥,路长得多,是开着家里的第一辆福特A型车去的。芝加哥的人对C·W的工装裤和光脚丫指指点点,并嘲笑他。对他来说,巨大刺激是坐过山车,参观菲尔德元帅博物馆,另一件事就是登上里格利大厦顶层。

  所有旅行结束后,C·W决定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没有比当一名海军军官更好的的途径了,在上中学三年级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开始提高自己的分数,同时为正在竞选国会议员的查尔斯·L·索思工作。如果索思竞选成功,他可以委派C·W去安纳波利斯。C·W为索思散发宣传品,做些零散的工作。那年秋天,他在学校还参加了橄榄球队的选拔,盘算着这可以增加委派的机会,可他体重只有117磅,分量不够。他只好加入田径队,但没取得什么成绩。等中学毕业时,国会议员已经给他发出到安纳波利斯的委派。而在父亲建议下,C·W上了一所初级大学学了一年工程。在大学里,他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队,发现军事生活非常适合他。他赢得了训练优秀班排的荣誉,进入军校后备生荣誉团。那年夏天,索思给了他到安纳波利斯的委派,可到这时,C·W的年龄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不被接受了。但他的成绩很好,得了得克萨斯的机械工程学院的奖学金。

  由于后备军官很多,训练更多,学习量很大,库伯和其他四个人一起,用40美元买了一辆旧T型车,一年多以后,几个合伙人决定原价给卖了,可这个如意算盘被一个车商的叫价给打破了,他只出25美元买车。库伯平时抽5分钱一包的德拉姆公牛烟,星期六例外,他要犒劳自己一包20美分的好彩。机械工程学院是一所军校,库伯1941年毕业时,第一天拿到民用工程的学位,第二天接到美国陆军少尉的任命。

  库伯的第一个职务是鲍伊军营的宪兵主任助理,后又来到本宁堡步兵学校———年轻军官称之为本宁堡男校。1941年夏天的训练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当课程一结束,库伯有三个可去的地方,它们是:加利福尼亚的罗伯茨军营、新泽西的迪克斯堡和得克萨斯的沃尔特斯军营。沃尔特斯军营离他家有100英里。他在部队呆得时间够长了,知道事情该怎么运作,于是他把罗伯茨作为首选,迪克斯堡作为第二,沃尔特斯作为第三。果然不出他所料,他被分配到沃尔特斯军营。

  在这里,库伯被指派训练重武器团的一排士兵。这些兵主要是来自肯塔基和田纳西山区的孩子,用库伯的话说,他们有些人“愚笨得够呛”。可在1941年秋天,他能够感受到美国卷入战争的进程越来越近,他可以肯定,这些兵要被派去参战,于是把这个排召集起来说,“注意,弟兄们,训练将是你们的地狱,这一切结束之前,你们会把我恨得我咬牙切齿,我要让你们用出吃奶的劲去准备战斗,因为我不想让你们的血溅到我的手上。”12月1日,13周的训练结束,两

  天后,这个排接到命令开赴太平洋。“他们走上军列准备出发时,我与他们握手,尽力不让眼泪流出来。”

  那年秋天,库伯被提升为中尉,作为奖励,他多了一个附加的职务,是当军营军风军纪官,负责军事法庭的案子和军风军纪。在他干这个工作的头一个月,就开了16次庭。他想,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不想把我的时间都花到案子上,特别是像斗殴、酗酒和开小差。”他考虑,原因就是这些应征入伍的人业余时间无事可做,于是决定用军营军官和士兵基金,大概里边有3000块钱,去做一些事。

  一个新列兵当过哈丁·西蒙斯牛仔乐队的头。库伯召他过来,问他是否可以组织个乐队。“让我?”这名列兵反问道,“你在打赌!这太棒了!”他开始招乐手。一个列兵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夜总会弹过手风琴,库伯花了八块钱把他的乐器水运到沃尔特斯军营。军营里有一个木匠,库伯买了木料,让他做成了乐谱架。库伯又找了一个美术师设计了一个军营标志,画在乐谱架上。他还为乐队买了乐谱。

  那时,好莱坞上演了一出戏叫《生命从四十开始》。乐队的头找了几个人,认为他们可以排演这出戏,剧名改为《生命从五点三十分开始》。军团司令出席了晚会开幕式,他和他的随从坐在前排,其他高官坐在他的旁边,戏剧由歌舞“姑娘”演出。一二三,踢腿,一二三,踢腿,往返不停。“姑娘们”穿着裙子和军鞋,长满毛的大腿都裸露着。他们戴块新抹布盖住头发,上边画一颗掉落的黑牙。他们用半个大个的葡萄柚当乳罩,绑在他们的胸上。在做着整齐划一的一二三踢腿动作时,按照计划,一个人的乳罩带断了,葡萄柚掉在了司令官的脚下。康里想是这样的,它使观众哄堂大笑。

  库伯还发现一位刚毕业的西点军校学生,是西点的中量级拳击冠军,就让他去组织一个拳击队。库伯还找到一个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四分卫,他个子高大,是个煤矿工人,“可以抓到任何传给他的球。”他们都成了美式橄榄球队的主力。库伯用基金购买设备,还买了一个新台球桌,让木工去做写字台,这样这些战士们就可以在上面给爸爸写家信了。

  军事法庭的案子降到零。库伯把基金花得只剩300块。11月末,军团司令召他说,“中尉,我们训练需要一套扩音设备,通过正常渠道要很多烦琐的手续才能得到,用基金里的那300块钱给我们买一套扩音设备用于训练。你就证明一下,说士兵的娱乐活动需要。”

  “长官,我不能这样做,”库伯回答,“战士需要体育设施,交响乐队需要新音乐。我不能这样干。”

  “中尉,”司令讲道,“我想你没听清我说的话。我要买一套扩音设备。”库伯再一次拒绝,突然向他敬了一个礼,转过身,走了出来。两天后他接到命令,奔赴第二菲律宾步兵团。这是事情的经过,至少在战前的美国军队中,大多数时间都这样。

  出生于1936年的每一个美国人都真切地记得,当他们听到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这一消息时身在何处。

  乔治·麦高文正在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上二年级。这是个文学院,侧重哲学、历史、英语、文学、外语和艺术。他上了一门音乐欣赏的必修课,由奥伯林学院的罗伯特·布朗讲授。布朗是小提琴家,他布置学生每个星期天去听NBC(全国广播公司)播放的纽约爱乐乐团的广播音乐会,听后写一篇评论文章。19岁的麦高文边听边记笔记边说,认为小提琴应该更出色一点。“的确震惊,”他回忆道,但“我不理解布朗怎么想让一群大学低年级学生去对纽约爱乐乐团品头论足。”当珍珠港遭到轰炸时节目被插播的简讯中断。“我必须得承认,我从没听说过珍珠港,甚至不知道它在那儿。”但他能从父亲的反应和他开大收音机的动作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那天下午他断定他肯定得投入到战争中去。

第四章 参加陆军还是海军?

  第二天在学校里,“每个人都在谈论此事。”教员们拿着地图向学生们指明珍珠港在哪儿,这意味着什么。麦高文知道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件事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只有投身进去,别无选择。”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一些学生已经开始服役。头一年动员麦高文参加国民飞行员课程的诺曼·雷已经在陆航队。另一名学生约翰·诺林,是校橄榄球队的明星,死于一次训练事故。麦高文和其他参加飞行训练的人以及学院的两个学员谈了话,下了决心,决定和十个同学一起开车去奥马哈加入陆航队或海军航空队。

  他们借了院长和系主任的车直奔奥马哈。“在小学校你可以如此行事,”他回忆说,确实学生们叫学院的很多员工都是直呼其名的。他们惟一的疑问是参加陆军还是海军?他们在去奥马哈的路上都在争论。作为南达科他人,他们是陆地的热爱者,他们的直觉是从陆地上起飞降落要比海上好。当然,还有一份复杂的感觉,就是敌人轰炸航空基地不像轰炸航空母舰那样容易。可是在他们刚停下车,开始寻找征兵站,听到一个年轻人说如果加入陆航队,就可以拿一张隔壁食堂的免费餐券。根据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说,十个人都参加了陆航队。传言变成了现实,他们得到了一顿价值75美分的午餐。“还不错,”麦高文说,“有烤牛排、肉汁和土豆泥。”

  没人让他们宣誓,他们只是签署了一份声明,表达加入陆航队的意愿,同意被征召时前来报到。声明使他们免除了征兵。陆军不给他们提供机场、训练飞机和教员,但他们属于陆航队。他们回到米切尔和学校,想着两到三个月后,就会被征召。

  1941年12月7日,比尔·巴恩斯和他的孪生兄弟罗伯特与后备军官训练队一起进行家长日游行时,珍珠港的消息从高音喇叭中播了出来。“我们对那一刻记忆犹新,”巴恩斯说。他们一到18岁,就报名参加陆航队,但也没有服现役。由于爸爸妈妈太穷,没有车,所以两兄弟都没有汽车驾照。17岁的鲍勃·哈默,由于不能说服父亲在表格上签字同意参加海军、海岸警卫队或陆军,因为他太小了,这时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12月8日,经父亲同意,他报名加入陆军。哈默永远都忘不了分别时的话:“我不高兴看见你走,鲍勃。但是,如果你不走,我连两分钱也不会给你了。”

  17岁的罗兰·帕平还是中学三年级学生。1941年12月7日,当关于珍珠港的快讯报道时,他和父亲正在读报纸和听收音机。那一刻他决定参军服役。“我的同班同学全部,”他第二天发现,“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不能等到18岁毕业,我们要参军,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去战斗。”政府的计划是允许17岁的人报名,先到勤务部队,但要他们毕业后才能应征入伍。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帕平就报名加入陆航队。1943年6月中旬,他从拉·萨莉学院的中学毕业。7月4日,他庆祝了自己18岁的生日,7月17日,宣誓入伍。

  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的人和那些加入其他兵种的人都想战斗———现在、马上。但是,武装部队还没准备好。C·W库伯记得加利尔·汉纳上尉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来到沃尔特斯军营。汉纳生于埃及,11岁时来到美国。他17岁时,父亲同意他加入陆军。他去了巴拿马,在步兵部队,学会了丛林作战。那时,他回到美国上预备军官学校,在学校里,他接到任职令,被派到沃尔特斯军营。

  库伯回忆,当汉纳报到时,他不说,“我们什么时间吃饭?”,“我在哪儿睡觉?”或“我们什么时间开支?”取而代之的是,他敲着库伯的桌子问,“我什么时间能够参战?”每天他都来请战,“我什么时间能够参战?”库伯每次都把他的请求报告给指挥官,他听得多了,就告诉汉纳,“等下次命令来,你就可以出征了。”下一次命令是让一名上尉去阿拉斯加的阿图岛报到。后来库伯对他的能力感到惋惜,“这家伙过丛林作战训练,讲流利的阿拉伯语,非常适合到北非,如果不成,也可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可陆军却把他派到阿图岛。”

  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年轻人不得不等待,常常一等就是一年多,要等到陆航队有充足的机场、飞机、教员和营房开始训练他们。

  麦高文继续在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和南达科他州文索基特市的埃莉诺·斯蒂格伯格相识并相爱。她除了长得漂亮,还有别的长处,她在中学的一次辩论中战胜了他。在韦斯理学院的一次比赛上,她超过了他。在战争的头一年,他们订婚了,约定等战争结束了再结婚。斯蒂格伯格的家里很穷,在上大学一年后,她退学去工作,为一名律师当秘书。

  麦高文的一个朋友,罗伯特·鲍勃·彭宁顿加入了陆军,正在训练。他和埃莉诺的孪生姊妹艾拉约会,给麦高文写信,问她们父亲的情况。麦高文回信道,“他是非常特别的人,当她们的母亲死后,他的生活完全垮了,因为他看来对她的爱比生活本身重要。当你第一次被引见给他时,他会有一点儿粗暴和不友好的倾向。如果你能够深入到他孤寂的内心深处,你会发现他有一颗无比博大的胸怀。我想这对孪生姊妹深埋在身上的东西都继承了她们父亲的性格。可以说,斯蒂格伯格先生是我认识的最含而不露的人。”麦高文一天夜里接着写,“我从十点钟和他谈到第二天两点半。这种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从那天起,我有了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斯蒂格伯格先生。”

  麦高文尽管不是运动员,但他是个出众的学生,大家选他做班长,他的主要课外活动就是辩论。他的搭档是马修·史密斯———韦斯理学院系主任的儿子。1943年初,他们两人参加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举办的全国辩论大赛。参赛的有一百多所学校。麦高文和史密斯在比赛上赢了,他们开着车回米切尔,一路歌唱一路狂欢,和韦斯理学院的学生狂欢差不多,最后将车停在了韦斯理校园里。这天是1943年2月12日,雪下得很大。麦高文记得,“史密斯主任站在那里,当他看到马修和我时,突然啜泣起来。”他手上拿着一个大信封,那是陆军航空队的命令,让麦高文和学生会主席沃尔特·克里曼在72小时之内到圣路易斯的杰弗逊军营报到。史密斯说,他要写封信给陆军航空队,请求允许乔治和沃尔特在韦斯理至少呆到这一学期期末。

  “不,史密斯主任,”麦高文回答,“时间很紧急。”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系主任也回应说。然后他问道,“埃莉诺会说什么?”

  麦高文说他会处理好这件事。他没有提他的妈妈。虽然她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非常恨希特勒和纳粹,可她还是讨厌看到伤亡的报道。当地报纸报道说,红军在列宁格勒消灭了60,000个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得更多,她看了会悲叹。“哦,天哪,”她总是说,“太可怕了,今晚德国肯定有很多悲伤的家庭。”可当报道提到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被杀时,她哭出来,“这些俄国的父亲和母亲怎么能忍受啊!全都是些小孩子啊!各国政府首脑就没办法聚在一起制止这场屠杀吗?”

  从辩论赛回来几天后,麦高文和克里曼每人收拾起一个行囊,到密尔沃基车站登上晚上6点开往明尼阿波利斯的火车。在火车站,韦斯理学院的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集合在一起,穿着制服的拉拉队员和学校乐队也在那里。“这确实是热闹的欢送场面,”麦高文回忆说,他感觉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光”,但“我不得不把我的视线从我的妈妈身上移开,因为她看起来像在出席我的葬礼。她认为,这场可怕的战争将使他的儿子一去不复返。”

第二部 训练 第一章 如果使尽全身力气就没事了

  麦高文乘火车去明尼苏达的斯奈灵堡,第二天早晨他在那宣誓入伍。宣誓后,成了一名美国大兵。经过两天等待,被送往圣路易斯城外的杰弗逊军营,大兵们简称其为JB。它位于一连串的河谷山峦中,寒气袭人,不是下雪就是下雨,到处泥泞。JB像其他绝大多数陆军航空队的基地一样,都是战时建起来的,根据陆军航空队参谋长HHH“哈普”·阿诺德坚持的意见,基地的建设要成为“斯巴达式简易”的典范,每一幢油毡纸搭成的营房中,都有24名空军学员,平均年龄19岁。他们发了军装、鞋子、军用餐具,其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远离家门,很容易得病。疾病大面积流行,学员们戏称一条街为流感谷,另一个叫肺炎沟。不过,他们在那里学到的只是正确错误之间的区别,还有军队的行为方式,没有时间去熟悉,只有训练。老的中士会教他们如何保持营房整洁,如何使军服整齐准备随时应付检查,如何齐步走,如何用步枪和手枪射击,再齐步走,遵守口令。对中士们来说,他们只是又一帮需要打磨成型的美国大兵。“就这样大喊大叫开始,”麦高文说,“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停过。”训练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如果一个人报告有病———很多人一开始都这样,中士认可之后,就叫他“出列”。麦高文运气不错,身体健康。他的中士特朗博喜欢训练所有的人,总是称他们为“你们这帮鬼机灵的大学生”,他对麦高文还是有一点温情。特朗博中士训练他们密集队形,教他们拼尽吃奶的力气跑步,然后在防护栏后卧倒,再从地上爬起来,钻进洞里,还教他们如何戴防毒面具,等等。训练从黎明到黄昏再到深夜,他们吃完饭,就一头瘫倒在铺上。起床号把他们唤醒,重新开始训练。

  一个周末的夜晚,麦高文有了惟一一次欣赏JB的经历,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走了30分钟的路来到圣路易斯。他独自一人走着,突然发现已经来到圣路易斯歌剧院前,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抓着他的胳膊说,“小战士,你愿意听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歌唱吗?”

  “谁?”麦高文问。“玛丽安·安德森,”这位服务员回答说。麦高文知道这个名字,还知道这样一件事,“美国革命之女”这个组织不许可她在华盛顿的制宪大厅演唱,因为她是黑人。“当然,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教授们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这件事,应该予以谴责,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安德森请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各出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上,让他们站在她身后围成半圆形,在整个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上都是这样。在每首歌之间她与他们聊天,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但最让人激动的就是听她的演唱。

  “我想,我从没听过这样的音乐,也再也不会听到如此美妙的东西了,”麦高文差不多在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当她以《美丽的阿美利加》结束演唱时,军人和观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流下了泪。有些人哭出声来。对每一个在场的人来说,这就是美国所包含的一切。“那是我人生中伟大的时刻之一。”

  列兵们继续操练队列,另外学习士兵的基本知识。30天后,他们乘上船,去往遍布全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有150所学校有任务,他们在学校进行五个月的测试和地面学校训练。在这里住的是学生宿舍,不再住军营,麦高文同125名学员住安东尼大楼,所有学员来自大平原和中西部。同样数量的学员住在其他宿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纽约市的大学生,他们叫农村孩子是“捡大粪的。”

  陆军航空队那时变成所谓的现存最大的单一教育机构。当二战在欧洲爆发时,拥有的全部人数为两万多人,是陆军总人数的10%多一点。到1944年,现役中已经有240万人,占整个陆军的1/3。从飞行员算起,差不所有人都学过高超的专业技能。这对陆军航空队压力很大,因为它好像有无休无止的财政预算。“战争中一切都要有代价,”艾森豪威尔曾经说,他咧嘴一笑,又补充说,“甚至将军的生命。”接着继续说,“只要你能取胜。”对陆军航空队采购的惟一限制就是接收美国工厂制造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包括售后服务和设备。在人员上,没有明显的限制。陆军航空队建军营和机场,租大学公寓和饭店,雇用平民教员。在20世纪40年代的整个战争中,它花费了30多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战前的学员做成,他们在这之前从来没有看见一次有多架飞机编队的飞行。在进行严格的训练之前,陆军航空队把空军学员的潜能通过多重体能和精神测试发掘出来。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它一年需要30,000名飞行员毕业。到1942年12月,这个目标达到一年需要100,000名飞行员,还需要更多的成比例的机组人员。陆军航空队认为要有100万学员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对于参加测试的人来说,最怕听到的词就是“淘汰”。这一过程进行得很快,大概有50%多的人在最初的体检或笔试中就败下阵来,然后就把他们送到步兵那里去。陆军航空队检验的结果是,即使在被留下的人中,40%多的人也不能完成初级、基本和高级课程。

  当达到需要的数字时,陆军航空队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1941年12月10日,阿诺德总参谋长提出要求,所有航空学员必须修完两年的大学课程,他还用一个资格考试来代替这一简单的资格审查。1942年元月中旬,他又下达命令,限制已婚者申请航空学员课程,将最低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这一新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征兵,一年的时间,航空学员的数量大大超过了陆军航空队的训练能力。

  1942年11月,查尔斯·沃特瑞18岁。国会正准备将征兵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他和其他同龄人决定,“我们只能让步兵征去,别无他途。”于是他们来到考试委员会面前。在那儿,给他们发了航空学员资格考试小册子和答案。考试主要让其表现他们辨别方向的快慢,是否能够准确按照指令

  行事,还有阅读理解能力以及数学和机械技能的测试,还包括判断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领导潜能的考试。

  沃特瑞通过了考试,签署了一份同意作为飞行学员加入陆军航空队的文件。两天后,也就是11月13日,正如大家所期望的,国会降低了征兵年龄,沃特瑞有点担心,因为他还没被陆军征去。他向陆军航空队的一位中士询问什么时间报到,别人告诉他,不用急,很快就会了。但他仍旧担心。12月4日,通知他入伍报到,他去了。第二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总统令,中止了全部义务兵役,12月13日以后生效,麦高文已经报上名;沃特瑞刚刚参军。到那时为止,已经有总数30,000多名后备学员,另外,还有20,000名军官和征来的兵等待训练。陆军航空队每个月要征13,000人作为飞行学员,但是由于场地、设备和教员的限制,一个月只能训练10,000人,因此,有3,000名未来的飞行员只得老老实实呆在后备队中,参加麦高文和其他很多人在JB军营做过的训练。

  沃特瑞最初被安排在大学训练分队,这里是一个待命的地方,位于内布拉斯加州韦恩市的州立师范学院。大学分队有300人,绝大部分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以沃特瑞判断,“他们是我知道的最具才华的一群。”接下来,就是分段进行训练。一天半进行一组考试,麦高文和别的校园的团队同样如此。考试由心理学家主持进行,第一部分测试一个人的全面知识,图形图表阅读技能,机械原理的理解,观察地图和照片的能力,速度和精确的感知,以及对技术信息的理解。第二部分测试运动协调能力,在压力下的稳定性,手指的灵巧,还有对连续不断的刺激做出迅速准确反应的能力。第三部分是心理医生单独的面试,提出的问题诸如“你喜欢女孩吗?”和“你尿床吗?”等等。

  然后,就是体检,“这是最为关键的。”用沃特瑞的话说,“体检是军队(和商业)飞行员职业中惟一的最为严格的一件事。”有些飞行教官自夸说他们几乎可以教任何人学会飞行,但沃特瑞指出,“能通过飞行体检的人少之又少。”陆军航空队有经验的飞行员每年进行一次测试(现今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每半年测试一次),当他们进行测试时还是很胆怯,通不过,就意味着成不了飞行员;通过了,可以继续当下去。阿诺德将军的门上一条标语强调了这一点:“航空队的事业就是飞行战斗,千万不要忘记。”训练前和训练后,学员们都要检查脉搏和血压,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眼睛检查也是严格的,学员要检查辨色力、远视、近视、适应性和其他问题。最令人可怕的眼睛检查是压力感受,这种检查用尽各种机械的方法,使人恶心呕吐。麦高文轻松地通过了这个项目。大约20%的人不合格被淘汰,当天就离开基地,因为陆军航空队确信,他们和那些合格的人呆在一起,对他们的精神会有伤害。他们仍然想飞,所以绝大多数被淘汰的人自愿进行空中射击训练、无线电操作训练或飞行机械师训练。到1944年,几乎每架B-17或B-24六个征来的机组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从飞行学员项目中淘汰的。

  肯尼斯·希金斯的初级训练,是由民航教员指导的,在进行验收飞行时,一名陆军航空队上尉随他而行。这是一架小型的单引擎飞机,叫做初级教官机19(PT-19)。在飞行中,发电机断电,少尉让希金斯做一下旋转,他做不了。“我失去动力,这家伙飞不了,我们不能爬升,发电机不听话,我们要栽进牧豆树林中了。”教官踢了方向舵,使飞机重新工作。“接着我们顺风而飞,平安地在机场降落。它降落时很快,但我们成功了。我可能100万年都做不了那动作,但它好像飞了100年似的。”

  结果是希金斯要再来一次飞行考试,考官是另一个人,“盖茨上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自始至终都对我大吼大叫,用棍子敲我的腿。最后他说,把这狗娘养的落下来,让我出去。”希金斯按他说的做了,盖茨告诉他自己继续飞。“我能做到,”他说,“我骂骂咧咧大喊大叫,当我单飞时,我唱歌,自己自娱自乐。”这样,他毕业了,继续进行大一点飞机的基础训练。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个正在上平生第一堂课的教官,“他水平一般。”经过更多的考试,希金斯还是被淘汰。可他仍想飞,于是上了无线电学校。心理和身体测试之后,所有通过的人都要把他们想要选择的位置写下来,是想当飞行员、导航员还是投弹手。填写飞行员的人占绝大多数,那些人猜测,你要有高分数才有资格当,可事实是,陆军航空队从分数最好的人中挑选导航员。当陆军航空队安排他的训练计划时,优先考虑的是他在考试的分组以及分组训练的类型,其次则根据个人爱好,第三则是根据现有的名额(1944年,择优选择的命令反映了陆军航空队吸引青年人的能力,许多名额已满,择优是名额的首选,然后是个人意向,到最后,才会考虑个人爱好)。

  那些通过考试的人的父母和妻子会收到一封统一格式的信,外面会盖上“好消息”的章———以免误会是可怕或恐惧的事情发生,通知他们,其可爱的人已被选为飞行员(或投弹手或导航员)进行训练。大致介绍了一下在他接到空军徽章之前,要经过的程序。最后一段这样写道,“飞行员的位置需要正确的判断,敏锐机智的头脑,健康的身体,在驾驶飞行时,思维与身体完美的协调能力。这对有资格驾驶我们的军用飞机的人是绝对必要的,而他们的技术很大程度成为我们对战争付出的一切是否能够成功。”

  麦高文在卡本代尔用了五个月进行地面训练。体能训练项目和理论学习是他平生遇到的最难对付的。上午,他学气象学、导航和机械学,所有这些由大学老师教授。大考小考不断,而且有更多的淘汰。午饭后,体能课开始。教官是诺姆·坎帕内拉,他是南伊利诺斯的一位教官,其摔跤队曾经排名全国第一。他让学员练俯卧撑、引体向上、仰卧起坐、下蹲、定位跑、双手抵着墙拿大顶。经过几个小时这样的训练,每人还要再跑五英里。想中途溜号都不能,坎帕内拉开

  着一辆老舍维车跟在跑得最慢的人身后。如果有人说他腰痛,坎帕内拉会说,“如果使尽全身力气就没事了。”

第二章 数十天后,还是同样的训练

  第二天,还是同样的训练。最初,麦高文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强迫未来的飞行员这样做,但这一切结束后,他发现坎帕内拉“使我们身上的每一块肌肉结实健美”。数十天后,他断定,坎帕内拉“在拯救我们生命方面比任何一个人的贡献都要大”。

  几乎每一个星期天,麦高文都去卫理教会教堂。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也去,一是为了听一个高大、快活、肥胖的牧师布道,一是因为这个牧师将他们编成一个单独的合唱队,大概有75个强壮的士兵,让他们演唱诸如《航空队赞歌》、《森林中的小教堂》或《美丽的阿美利加》的歌曲。第三个原因是,牧师让他的会众们带一个兵回家,每次都要共进星期日晚餐,有炸鸡、蔬菜、面包、肉汁、馅饼和冰淇淋。

  1943年秋天,麦高文在卡本代尔完成了课程之后,去了圣安东尼诺空军基地。依然还有体能训练,但已不多,陆军航空队只是让他和其他人保持状态,准备好飞行学校的训练。麦高文这一组包括有两到三个全美橄榄球运动员,他们以军队的方式做很多触球游戏。教官将学员们分成组,麦高文发现总是面对一个家伙,他或是圣母玛丽亚队开球手,或者是某个南加州队的跑动很快的中卫。“你必须得去硬挤硬撞,否则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当这些家伙接触到你,撞了一下腰,就会使你人仰马翻。”他在圣安东尼诺呆了两个月。

  然后,麦高文去了俄克拉荷马的马斯克吉,开始学习军用飞机飞行。在城市边缘的哈特博克斯机场,有一条泥土跑道。教官是民航的,因为陆军航空队还没有足够的飞行员来担任教官。麦高文的教官是一位年老的、头发乱蓬蓬的飞行员,名叫赫布·克拉克森,嘴里总叼着个雪茄,穿一件皮夹克。“教官有独裁者的权力,”他说,“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以克拉克森的观点,“麦高文很不一般,我从没看他发过火。特别是在我对他们严厉呵斥之后,很多人都会表现出来,但麦高文从来都不会。”飞机用的是初级教官机PT-19,和麦高文在米切尔国民飞行员计划中飞的艾罗卡差不多。它有两个敞开的座舱,学员坐前面,克拉克森坐后面。由于没有座舱罩,学员和教官都要戴风镜和头盔。因为麦高文是不多的几个单独驾驶过飞机的人,他觉得12周的训练相当轻松,总是在班上排名第一。

  1943年6月21日,查尔斯·沃特瑞被正式批准为飞行学员。他来到加利福尼亚靠近圣安那的一个训练基地进行飞行前训练,其他学员去了投弹手或导航员飞行前训练团。飞行学员的级别待遇和西点军校学员与安那波利斯海军军校学员是一样的,每月的津贴是50美元,还要再加25美元的飞行补贴。还将大兵的制服换成军官的制服,只是袖口上没有军级条纹而已。沃特瑞要上导航、机械等其他课程,并且做飞行前训练。他学完后,来到初级学校。他班上最初的4931人中,淘汰了787人。

  沃尔特·马龙·巴斯金生于1924年圣诞节,他的家在靠近密西西比的格林维尔的一家棉花农场里。当他十多岁时,一场空中表演在格林维尔举行。看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做出优美的色彩缤纷的俯冲和翻滚等高难度动作,他如痴如醉。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是杰克逊市的米尔萨普斯学院一名医科大学预科学生。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陆航队做一名飞行学员。像麦高文一样,他一直等到1943年2月,才被陆军航空队征召入现役,并在阿拉巴马的马克斯韦尔进行了初级训练。

  在3月6日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巴斯金描述了他的一天:“他们实实在在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早晨五点起床,刮脸、叠被、打扫房间、练习队列。然后解散回到房间,擦管乐器和皮鞋,整理内务,接着排队吃饭。早餐后上课,然后训练,然后练习,然后再训练,然后吃正餐,紧接着我们去上课上到下午四点半,然后训练到吃晚饭。晚饭后我们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但我们没有时间学习,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洗领带、洗皮带、擦我们所有的管乐器和洗澡。我们一天至少用鞋油把我们的鞋擦十遍。”

  巴斯金用AT-10训练,“它非常容易飞。”他给父母写信说,“他们不大注意你怎么飞,这是个完美的过程。”1943年10月,他第一次放单飞。“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完成第一次单飞的感受。”这是飞行学员们常说的话。从早晨七点到子夜后,巴斯金都在训练、练习步伐、上课:“没

  有一分钟可以说得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许多时候,他要到一个密闭的房间准备高空飞行。氧气被从这个房间抽出,他“上升”到30,000英尺,在那里停了一个小时,他摘下面罩,去“感受”缺氧。“那肯定是一种愉快的死亡方式,”他告诉父母,“你慢慢失去知觉,自始至终感觉良好。”然后上升到模拟的38,000英尺,去体验“航空病”,感觉像得了严重的风湿病一样。有些人会暂时地失明和眩晕,但都会恢复的。

  约翰·G史密斯,1923年生于芝加哥。还是个孩子时,他的爱好就是模型飞机。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圣母玛丽亚的田径队中,但毫不犹豫地报名做了一名飞行学员。1943年2月他被召服役,很幸运,被指派到迈阿密海滩进行基础训练,他和其他训练生的营房就在海滩边的一家度假饭店里———陆军航空队已经将其征用。史密斯训练、担当帮厨的士兵和警卫的任务。他扛着一枝木柄来复枪走到哨位站岗。关于性病,他还记得收到很多警告中的第一个就是性病。当一段会发生的事情的形象教学电影结束后,一个随军牧师最终警告学员将要到来的诱惑,然后做结论说,他坚信“这里的人都不会在肉欲面前败下阵来。”当他讲完后,医生站起来说,“牧师讲的是对的,我相信你们这些人都会远离姑娘,”但是……然后,接着做他的性病讲座。

  基础课后,史密斯和他的班级往北来到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进入大学分队项目的训练。给他们分配的宿营地是一座女生公寓,四个人一间。史密斯感觉,这是一个标志,因为陆军“征召的人数已超过这一系统所能提供食宿的能力,不得不再找一个地方安置他们”。当得到“飞行学员”的任命后,他在大学分队训练项目的关键时刻到了。这在军衔上并没什么意义,但这是一种保证,如果他们没有被淘汰,“我们最终可以看到飞机。”1943年5月,就要前往纳什维尔分组时,他想起心理医生的问题。一个例子是,提问一个已婚的受访者,在初夜,他“干”了老婆几次。一次,这人回答。

  “怎么回事?”心理医生问,然后补充说,“我干了我老婆六次。”这个人脸红了,想想,回答说,“可是你知道,先生,我的老婆没有任何经验。”

  史密斯通过了分组阶段的训练,然后进了马克斯韦尔机场飞行前训练学校。他学了莫尔斯电码、飞机识别、化学战、防毒面具的使用,等等。他和这一期的1,000名学员进行队列训练。随着旗子的高低,前进后退,使这些人有一种团结的感觉。史密斯在全年级的学员面前,做出特别的回应,施以军刀礼节,“眼睛向右看,”他从不厌烦,“这是戏剧,要有竭尽全力的感觉。”

  1943年末,C·W库伯在第二菲律宾步兵团中任连长,陆军要组建菲律宾分队打算返回菲律宾,于是差不多每天都要从师里抽人去建立分队。师似乎在缩小,直到看起来它几乎消失。库伯上尉想打仗,不但要训练这些年轻的兵,而且要率领他们战斗。在那时,陆军航空队驻扎在英格兰的第八航空队在执行对德国的飞行任务时,以令人难以忍受的速度损失了大量军官,他们或伤亡或成为战俘,因此急需补充飞行员、投弹手和导航员。1943年圣诞节,库伯看到公告牌上的一则布告,征求志愿者,他立即报了名。

  库伯可以跳过基础训练,直接进人圣安那的分组训练。他的分数很高,有资格当飞行员、投弹手或导航员。出于爱好,他选择了导航员。他曾经在得克萨斯机械工程学院接受过民用工程教育,推测战争结束以后,这是和他要从事的最有关联的领域。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派往得克萨斯的圣马克斯上导航学校。

  罗兰·帕平在北卡洛来纳的格林斯伯勒上完基础课,然后到密执安州立大学进行初级训练,这里有更多的队列训练、更多的考试、更多的分类训练,但也学习驾驶小熊飞机。当第一次飞行起飞时,他感觉是激动和恐惧交织在一起,“当起落架离地的一刹那,是我年轻的生命中最刺激的一刻。”他每个星期飞一次,有三个小时,这些学员都得通过放单飞考试,有1/4的人被淘汰。帕平过关了。在分组训练后,他选择了导航学校,因为在1943年末,那些学习飞行的人要推迟三个月才能开始,而未来的导航员可以马上进入学习。他想尽快开始,他害怕如果不能迅速进入状态的话,战争可能就要结束了。

  库伯、帕平和所有导航训练生通过机位推测法(通过阅读飞机上的仪器判断位置)、视觉(通过地标观察测定方位)、劳兰仪(通过长波无线电信号测定方位)和天象(通过观测太阳、月亮、行星和星星判定方位)来推测他们在什么地方。星象是最难学的,但也是最可靠的,特别是在大洋上面。

  虽然地面学习很多,但也要乘AT-7做很多飞行。训练生要做20次导航飞行,累积一百多个飞行小时。训练飞机搭载三名学员和一名教官,加上一名飞行员,进行日夜飞行。课程是点对点的,包括要解决的问题,诸如指定飞行地点、搜索和巡逻飞行。达到最高峰时,有五万多学员,每月学成的有二千五百多人。

  库伯回忆,在空中,教官总是说,“低头趴在桌子上。”一个小时后,他说,“好了,找一下我们在什么地方,把我们带回基地。”库伯用六分仪对着北极星定位,知道了飞机所在的纬度,然后用无线电波束和无线电罗盘指向基地的方向。但平常他用机位推测法,飞机上的装置可以告诉他,通过内部通讯,他告诉飞离直线(飞行术语“横飞”)的飞行员纠正错误,由于气流的影响朝他要去的地方飞。当然出过事故。库伯回忆,他的班上大家公认的王牌导航员把飞机带到了山腰上。

  1944年5月,陆军航空队开始使用一种新型的六分仪,叫做B-12。天象导航的失误随着它的引入可以大大减少。陆军航空队给每个导航员发了六分仪,为了保密,各人都要作为财产保存好。此外,还给导航员发了天象导航表,有40本书,可以覆盖全世界。

  帕平在服役一年多以后,于1944年7月31日毕业。他得到了导航员的徽章,被晋升为陆军航空队的中尉。

  库伯就要毕业时,上司召他进来说,“你已经在几次飞行中出了错,”

  库伯承认了。

  他们问,“你保证你还想飞吗?”

  “保证,”库伯回答。

  1944年10月,他拿到了导航员徽章。

第三章 技能和运气

  1942年11月10号唐纳德·凯被陆军航空队征召当一名飞行学员时,他19岁,是宾州州立学院的一名学生。1943年2月初,他在迈阿密海滩和约翰·G史密斯来到了一起,住在一家酒店里,在酒店餐厅吃饭,完成基础训练。接着到位于罗利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学院进行大学分队训练,然后又去纳什维尔的分组训练中心,他各项指标具备,于是就首选飞行员。他的飞行员初级训练是在弗罗里达奥卡拉进行的,用的是PT-17斯蒂尔曼教练机。他想尽一切办法单飞,但经过四次飞行考试后,他被淘汰。可他仍然想飞,于是他说他愿意当一名投弹手,这样被选中了。

  一开始,凯上了空中射手学校,在得克萨斯的鹰关上了六个星期的课程,所有投弹手都要进行射手各个位置的训练,如机腹、机首和机尾,上边和下边炮塔位置,去做一名火炮官。之后,他去了投弹手学校。当开始夜间练习时,他已经练得不错,他精心钻研,因为“已经被淘汰过一次,我不想再发生一次”。他毕业了,并得到了军衔。

  理查德·罗杰斯想当一名飞行员,可当他付诸行动时,陆军航空队“已经超编,我想我们这一组谁也不能接受飞行员训练啦。他们需要投弹手和导航员。”他被派到得克萨斯的圣安吉洛上投弹手—导航员学校,在这儿接受投弹手训练,之后去射击学校。接着到埃尔帕索的毕格斯机场。最终他可以飞行了,到1944年8月,他累计在空中252小时。

  罗伯特·肯·巴莫尔,生于1921年12月27日。1941年上了新泽西州纽瓦克一所初级大学,学的课程有气象学、导航和飞机发动机。1942年报名加入陆军航空队,但在进行第一次笔试时,“我犯了愚蠢的错误”。他本来应该成为飞行员的,可他失败了。一个月后,他有了第二次机会,他“非常想进行飞行”,因为他曾经学过。他过关了。1943年2月被征召入伍,派到纳什维尔进行分组训练。长这么大他还没有离开过新泽西,坐24小时火车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从纳什维尔他去了马克斯韦尔机场上飞行前学校,在那儿他第一次坐了飞机。然后去南卡罗莱纳上初级飞行学校。

  巴莫尔开始飞行。“我的教官不怎么样,确实。”他的五个学生中有三个都被淘汰了。“他的观点是让PT教练机爬升到尽可能的高度,然后翻转下降,接着滑翔。你就像头朝下挂在那里一样。我讨厌这个家伙。此时此刻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我非常清楚。”他通过了20小时和40小时测试,去了位于南卡罗莱纳萨莫特肖机场的基础飞行学校。

  罗伯特·哈默是陆军的一名中士,他志愿加入陆军航空队,上了圣安东尼航空学员中心。当他列队进行第一次检阅时,圣路易斯北美红雀队的棒球明星伊诺斯·斯劳特就站在他前面。别人问斯劳特,为什么报名参加陆军航空队。“我想我这样能呆在美国打棒球。”他回答道———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哈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走出美国进行战斗。”他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他经过训练,第一次坐PT-19教练机飞向空中。他在空中飞了八个小时后,不喜欢当飞行员。他在着陆航线上迷航了,于是被淘汰。

  基地司令官召见哈默,问他是否愿意当导航员,哈默问需要训练多长时间。司令官告诉他得几个月。他问还有其他可选的工作没有?投弹手,也得几个月。还有别的吗?无线电报务员———只需六周训练。哈默选择了无线电报务员,他被派到伊利诺斯司各特机场无线电学校。他在那里学了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原理,做了一个接收机,非常熟练地使用莫尔斯电码。

  19岁的霍华德·古德纳像哈默一样,没有进行飞行员训练,他选择了无线电。他去了伊利诺斯的学校,学了电子、机械、电码和无线电工作原理。他掌握了无线电内部工作原理、做发生器、研究真空管和放大器、变压器及发射机,学会了蒙着眼睛拆装一套设备。莫尔斯电码对他来说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是难的。“声音通过耳机传过来,”他给父母写信说,“听起来就像蜜蜂叫。”

  古德纳非常熟练,所以陆军航空队就给了他一个无线电教员的位置。这对他很有诱惑,这意味着没人朝你开枪,你可以呆在美国。“我要干这份工作,”他告诉母亲,“但要在这里呆很长时间。”于是他打退堂鼓,解释道,“我想我不想要这份工作。我不能接受呆在这里,而汤姆和其他人都远渡重洋。我想如果你是个男子汉的话,你会和我的看法一样。”母亲不愿他留下来。

  和别的无线电员一样,古德纳去了弗罗里达巴拿马市的射击学校。在这里,他用机关枪打飞靶,又学习从活动平台上开火,先用小型武器,再用自动武器,最后用重型机枪。他学会怎么操纵由动力驱动的炮塔,怎么瞄准,怎么移动它们和其中的双管50毫米机关枪。从射击学校毕业的总人数接近三十万人,除了机务人员外,超过陆军航空队任何其他专业的人数。

  古德纳于1944年1月12日从射击学校毕业,成了2%的顶尖学员之一。他的上司认为他应该重新申请飞行学员项目。他说不了,因为学习成为一名飞行员要花太长时间,他想投入战斗。“不要着急,”中队长向他保证,“你不会错过战争的。”古德纳说好吧。

  乔治·麦高文在恋爱,特别的孤独。他和埃莉诺已经决定等战争结束再结婚。经过通信,两人同意将佳期定在他拿到徽章的那一天。这个决定迟疑未决。当他在马斯克吉时,决定尽早结婚。在给鲍勃·彭宁顿的一封信中,麦高文说了他的理由。他知道对“埃莉诺来说,未来时时刻刻都是困难的,但她有充足的精神准备。”除此之外,“我坚信,鲍勃,尽早结婚对我们两人来说是最好的事。我这样想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我们双方进行的是老式的恋爱,即使因为战争而中止我们的爱也很困难。”为什么要等待?唉,首先是因为人们告诉这些未来的飞行员不要将他们的妻子带到马斯克吉,这里没有房间出租,旅馆也是满的。军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岗位上,只能从星期六开始和妻子呆在一起到星期日晚上六点。为此,麦高文到城里,挨家挨户敲门,问当地居民是否有可出租的房子,一对年长的夫妇答应可以。几天后,麦高文收到一封电报,称他的父亲患了贫血症,红十字建议他回家,他得到了三天的假期。

  他想马上结婚的决定并不典型,很普通。在军队服役的人们知道他们将要奔赴战区,要么在北非、欧洲,要么在太平洋,有一个机会———可能是好机会———他们将不会回来。他们至少要品尝一下婚姻生活的滋味,并且对像麦高文这些在严格的宗教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一次,大概是惟一的一次和他们所爱的女人体验性生活的经历。飞行学员沃尔特·巴斯金1943年6月给他的父母写信说,“似乎所有的学员成了结婚狂。所有还没有结婚的人看起来都要尽快结婚。”

  麦高文乘火车回米切尔,他的父亲已经康复了,全家人,加上埃莉诺,开车回她的家乡文索基特。1943年10月31日,尊敬的麦高文牧师主持了婚礼。这对新婚夫妇在他们位于米切尔的家中的老房子里度过了新婚之夜。第二天晚上,他们乘上另一列火车,去马斯克吉。他们两人并肩拿一个包。火车满满当当,像战争时期绝大数火车一样,坐满了士兵和带着哭闹孩子的年轻母亲。麦高文夫妇坐在他们的包上,但在堪萨斯市换火车时,麦高文把包放下,在检票口准备进站时,有人将包偷走。他们面面相觑,却找不到这个贼。中午,他们乘上火车,同样,还是没有座位。“我看着埃莉诺,她的嘴唇颤动着,接着开始哭了起来。”麦高文也一样,“我们两人抱头大哭。”当他们眼泪哭干时,麦高文看着妻子,妻子看着他。“我们互相笑起来,我说,‘看,装满我们一切的包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损失。’”埃莉诺说她妈妈的婚纱在里面,说着又啜泣起来。

  他们子夜时分来到马斯克吉。麦高文早晨六点半还得进行40小时的测试飞行。他们没有睡衣,没有可换的衣服,没有闹钟。房东夫妇起来了,做了些饭,互相交谈。年轻的夫妇讲了他们的问题,特别是测试飞行。老先生说他会留意的。他把闹钟定在早晨五点,然后开车送麦高文去空军基地。

  清早麦高文爬进座舱进行测试飞行,他想除了飞别无他途。他认为自己要被淘汰了。可结果这是他测试飞行中飞得最好的一次。别的很多人已经被淘汰,还有人仍会被淘汰。

  麦高文感觉许多人被淘汰是因为“我们开始飞行,他们就不能自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能力差、脑子有问题的人,而是他们在飞机上动作不准,不够协调。”

  基地的医务官带着所有学员,大概有2,000人,到大礼堂听一个有关性和性病的报告。军人们都是年轻人,对性充满渴望。大夫说,当他们拿到徽章和军衔,就会有各种机会得到性。他告诉他们要小心,任何时候都要戴避孕套。陆军航空队不希望他们中的任何人得病。“我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会说,‘这事碰不到我身上,’但我的经验是每一个人只要环境合适,就会缴械投降,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容易染上的。”麦高文想,他谈的事与己无关,我刚刚结婚,无论如何我不会欺骗埃莉诺。当大夫继续说时,他几乎没有这种念头,“最易染病的就是你们这些结过婚的家伙,因为你们和女人睡过,你比单身的伙计更想这事儿。”不是我,麦高文想。

  “我在这里是一个新娘,”埃莉诺后来说,“乔治是一个新郎。”他们互相见面的机会不多,有时,妻子们会来到基地的休息室,“丈夫们却在背书,”她回忆道,“他们执意要我们帮助他们恶补功课准备考试。他们要我们测试他们这、测试他们那。环顾四周很有趣,可以看到所有妻子们膝上都放着书,问他们丈夫要考试的问题。”

  离开马斯克吉后,麦高文去了堪萨斯的科菲维尔,他又一次徘徊在街头,最终找到一位和善的老太太为埃莉诺租了一间房。他开始飞基础教官机13(BT-13),它搭载了星形发动机,是一种他非常喜欢的动力强劲的飞机。它配有操纵杆,而不是操纵轮。“当你打开节流阀,在跑道上滑行时,”他回忆道,“飞机就完全升起。”其动力和速度超过他先前飞过的飞机很多。“它确确实实将你的飞行技术提高到另一个水平。但它需要更多的技巧去掌握。”

  并不是每一个飞行员都有这种技巧。就是在科菲维尔,麦高文看到他的第一驾驶死了。这个军官起飞时拉起过快,失速后一头栽了下来。“他撞在了跑道上,砰的一声,我正站在离事故不远的地方。”着火的引擎似乎立刻就跳了出来,但是当他们把他从飞机里拉出来的时候,“他的尸体就像“一只龙虾。”查尔斯·沃特瑞写道,一位学员在一次致死事故后说,“要学完课程是在走一条艰巨的路。”他的一个同学在做航线S形飞行时,一架双引擎飞机在做着同样的动作。它们在空中相撞,双引擎飞机的一个螺旋浆打掉了这位同学的尾翼,导致飞机坠毁,这位同学也死了。在战争期间,陆军航空队总共在初级飞行学校牺牲了439条生命。在基础学校,有1175名致死,而在飞行更大更快的飞机,进行更为复杂的高级训练时,有1888人死亡。

  麦高文有这种技能和运气幸存下来且不断进步。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学习,有收获,能做三个月几乎不可能做的事情,这包括筋斗、俯冲和翻滚。这时有一个上尉做他的教官,不再是平民教官了。军队教官一般是战斗老手,有些是陆军航空队中最优秀的。麦高文所记起的他的这位上尉,就是最优秀的一个。

第四章 飞行员永远不会忘记教官的名字

  据说在陆军航空队,飞行员常常忘记和他们一起飞行的人的名字,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教官的名字。“迈因确实非同一般。”肯·巴莫尔说。他和他的第一位民用飞行教官正好相反,有了一位军队教官。他的名字叫奇尔顿。“小伙子,我跟那家伙学了不少东西。”一次,在基础学校,巴莫尔正在做单独特技飞行,开始俯冲。“我不能从天旋地转中挣脱出来,心里一片恐慌。”他想为了安全,不得不跳伞了。“此时,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教官就好像在眼前,告诉我,冷静,重新开车,平衡操纵装置,从翻滚中完成恢复程序。”他照此办理,恢复了控制,稳稳地降落。“发生了什么事?”奇尔顿上尉问。巴莫尔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一切。“他对我能按照他告诉的去做感到十分高兴。”

  在基础学校学完三个月后,麦高文继续上高级学校。就在这时,班级分开,那些准备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去了一个基地,轰炸机飞行员去了另一个基地。麦高文去了位于得克萨斯潘帕市的潘汉德尔一所双引擎学校。

  陆军航空队通过综合因素来做出选择。第一是根据当时对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的需要,然后是学员的意向和他的体质。有些人在战斗机驾驶舱里块头太大,所以,陆军航空队就把所有身体完全有能力控制轰炸机沉重的操纵装置的人派到双引擎高级学校。最后,几乎也不用做选择,就是学员自己的意愿。更多的人想去当战斗机飞行员,但他们的数字超过了需求。

  在准备去得克萨斯前,麦高文夫妇和住在隔壁的夫妇举行了“小小的庆祝”。麦高文给潘宁顿写信说,“埃莉诺和我都完全醉了。埃莉诺是第一次,我是第三次。我保证我从没见过比埃莉诺那晚那么有趣的事。她发誓再也不喝酒了,我看着她感觉十分有趣,听着她喋喋不休地念着挪威诗歌。我会再一次告诉她,她醉酒时和清醒时一样可爱,更有喜剧色彩。”

  在潘帕,麦高文飞AT-17(高级教官机17)和AT-9。陆军航空队原本把AT-9发展成双引擎的战斗攻击机,但不喜欢,将其卖给了墨西哥。由于战争急需教官机,航空队把AT-9又买了回来。

  就是用AT-9,麦高文学会了带有双引擎仪器飞机的飞行。他有一个陀螺罗盘,可以显示飞机的姿态,如机头朝上,或是机翼向下。他学会编队飞行,怎么做夜间飞行。他不用关发动机或停下来,而是急速下降、降落,然后再起飞。学会了各种东西后,他要起飞了,教官让他看着左边的舷窗,然后关掉右边的发动机。麦高文必须将其恢复过来,把飞机拉到水平位置,只用一个发动机一直朝前飞。或者是返回做一次降落,教官会突然对左边的发动机加力,使那一边产生阻力。教官也会从机场将AT-9开走,让麦高文自己寻路返航,所以他得准确地记住回到机场的地形。

  在领航中,导航技巧是将地图上标的和飞行员所看到的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线是最有帮助的,他们称之为“铁路指南针”。水塔上小镇的名字是最棒的导航助手。还有仪表的使用,学员已经学会在林克教官机上使用,这是一种固定在台子上的小型飞机,可以模拟真实的飞行。林克飞机的内部除了发光的仪表之外,全是黑洞洞的。约翰·史密斯回忆,在林克教官机上了解到眩晕,后来在实际飞行中有所体会。“内耳中的半规管里有你们主要的平衡机能,”他解释道,“它们使眼睛协调,使你有平衡感。但是,如果在林克教官机中或夜间飞行时,当你的眼睛失去参照物时,它们会愚弄你。”当史密斯不能看时,他转一个弯,然后回到笔直和水平的航线,他的内耳不能接收信号,只是告诉他,他仍在转弯,所以“仪器飞行要求你要信任仪器,忽略直觉。”他也学会了飞机和塔台之间用无线电联络。

  最难学的就是编队夜航。“编队飞行的初学者总是难以控制,”沃特瑞指出,“突然加力尽量保持适当的编队位置。当长机的机翼要被机翼旁其他的飞机螺旋桨吞掉了,就用节流阀来个急刹车。”初学者只能用方向舵来掌握横向的位置,但是,如沃特瑞所说,在那种情况下,“飞机可能会在空中颠簸,就像鹅一样摇摇摆摆走向池塘。”在夜里更糟的是,僚机驾驶员要尽量保持合适的位置,他所能看到的就是长机尾翼上的一盏白灯。对沃特瑞来说,看起来他的飞机就像“飘浮在真空中。”如果没有地面的灯光和头顶上的云,就不会有运动的感觉。

  因为事故的数字,埃莉诺和其他妻子们除了短暂的周末都是孤独地生活,为她们的丈夫提心吊胆。每一次听到坠机或引擎着火,都会为他们的男人是否掉下来感到惊恐不安。

  麦高文努力地进行训练。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从来自英格兰的关于第八航空队的报告以及从退伍飞行员的口中得知战斗是什么样的。他从身边发生的事故数字知道飞行的危险。1943年10月,飞行学员肯·巴莫尔在飞AT-9时,就先出事了,这时他刚得到中学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在加利福尼亚的埃尔克一架B-24的坠机事故中丧生,当时他们正在进行奔赴海外前的最后一次训练飞行。

  虽然不能说所有的事故都是致命的,但是有些却是这样的,除了一次一名学员驾驶员在漆黑的夜中编队迷航之外,都不好笑。别人在迷航时,都会尽力去找长机。“很可怕,”麦高文说,“人都怕死。”所以这个飞行员看到前边的一点小白光,就开始朝那个方向飞去,认为那就是长机机翼上的灯。过了几分钟后,副驾驶轻轻拍拍他说,“你要飞到每小时400英里啦。”而AT-9每小时只能飞150英里。飞行员意识到他刚才把灯光弄错了,那是地面上的灯光,此时远离长机,他和他的AT-9正急速俯冲。他尽力往回拉飞机,猜想这样可以拉飞机向上飞,但如麦高文所说,“这样已不起作用,如果一架飞机俯冲,你拉机头向上,飞机就会以各种方式半失速下降,直到失去下降的动力。”

  事故真的发生了。飞机落地,在一块刚犁过的地里摔成了一张大饼。但是,这位飞行员以为撞在长机上,命令副驾驶跳伞。副驾驶敏捷地按照指令做了,不过发现,他从机翼跳到了地上,离地只有三英尺高。他对正驾驶大叫道,“不要跳了,我在玉米地里。”两个飞行员走回了基地。第二天,一辆卡车将飞机拉到一片草地上,它可以在这里起飞。那晚,据麦高文讲,“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如此疯狂和令人恐惧”,正如上校这样。他把大概有150名的学员带到命令传达室,教训说,“我要你们这些狗日的转过身去看一下你们平生见过的最大的傻瓜,他就是。”上校说他应该把全班都淘汰,他将之说成是潘帕最差的一班。“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别指望得到飞行徽章。”

  还有其他问题。麦高文现在是飞行学员,每月挣125美元。埃莉诺应该拿到其中的75美元,但是,由于官僚体制,在乔治拿到50美元时,她却不能拿。于是她只能尽量靠50美元生活,而乔治吃住在基地。他们都很有自尊心,不愿意告诉父母需要帮助。因此,埃莉诺主要靠饼干和花生酱度日。“她吃得不怎么多,”照乔治的说法,花生酱又便宜又容易地把肚子填饱了。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月。她去买一般的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继续节食,直到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法律速记员的工作。

  麦高文结业前,他说想去飞B-24,但当一名B-17飞行员也高兴。在结业典礼上,曾经斥责学员,称之为最差一班的上校却说,他们是从潘帕毕业的最优秀的一班。学员们在他们的椅子上发现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里面装着“美国陆军中尉”军衔和徽章,另一份文件证明他们是飞行员,还有一份是人事任命,要求他们参加正规的经常性的空中飞行。查尔斯·沃特瑞说这是画蛇添足:“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们拉回。”

  埃莉诺为乔治别上了徽章。这些新的精神焕发的飞行员唱着陆军航空队队歌,迈着整齐的脚步,列队通过检阅台,“我们出发,我们进入到无尽的蓝天中。”

  麦高文看了一下他的命令,是去堪萨斯的利伯勒尔,埃莉诺和他一起去。“我成了一名随军家属,”她后来说,“10周在这里,12周在那里。”她再次租了一间小房子,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的白天才能看到她的丈夫。

  堪萨斯的利伯勒尔对麦高文意味着要去学习飞B-24轰炸机,他很高兴。别人不是这样。沃特瑞将双引擎的P-70夜间战斗机作为他的首选,P-61“黑寡妇”是第二选择,而飞双引擎的的B-25轰炸机是他的第三选择。但是,像他290名同学中的262人一样,他被分配到军用运输机大队,飞C-47运输机,要么投空降兵,要么拖滑翔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他们想驾驶现代战机进行战斗,而不是用几年时间来拉伞兵(是民用的DC-3)。沃特瑞班上290人中能按第一志愿分配任务的28人中,都是那些请求飞四引擎轰炸机的。

  沃尔特·巴斯金和麦高文有着同样的命运,但是他并不高兴。“我被分配去飞B-24,”他给父母写信,“这与我的想法相距甚远,但我仍抱希望。”在毕业时,有人征询约翰·史密斯的志愿。由于知道这些选择都是走过场,毫无用处,他随手写下要飞A-20攻击机,这是一种接近战斗机性能的轰炸机,转弯半径很小,它有三个机组人员就足够成为一个飞行小组,它不像B-17和B-24需要一帮人来照顾。它航程有限,飞行员不必一天都呆在空中。至于说到他的其他选择,“如果不让我飞A-20,好吧,我立马回家。”可他还是被分配去飞B-24。

  无论分配何种工作,新授衔的军官和飞行员都有值得骄傲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入陆军航空队飞行员训练的317,000人中,都是经过精神和身体检验的人。193,440人从高级班顺利毕业,超过124,000,或者说是约2/5的人中途都被淘汰了。绝大多数是在初级班中,极少数人是在高级班中被淘汰的。

  在二战中,陆军航空队征召训练了世界上最大的空军,训练具有典范作用。平均来说,在参战前,学员们已飞了360小时。德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平均是110小时;日本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飞得更少。美国人在空中三倍的时间和更多的经验,在1944年到1945年空战的高潮时,其结果就生动地显示出来。奇尔顿于1944年飞P-47战斗时牺牲于法国。

第三部 学习驾驶 第一章 没有任何松动的意思

  “我发现这种又大又旧、行动迟缓的B-24令人放心。半个多世纪之后,乔治·麦高文对他曾经驾驶过的飞机这样评价。另一种四引擎轰炸机———B-17“飞行堡垒”———远远比它有名。B-17更容易起飞,也更容易驾驶和降落,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优点,比如说在海上迫降时不会破损或沉没。但B-24是男人的飞机。它令人难以忘怀,它总是需要甚至一定需要驾驶者有超人的力气。执行一次长时间的任务甚至可以耗尽最强壮飞行员的所有气力。麦高文回忆说:“我曾经看到有飞行员在结束任务后,累得筋疲力尽,不得不让机组成员从座位上抬起来。”因为“他们站不起来”。麦高文非常感谢在进行民用飞行员训练时,诺姆·坎帕内拉对他的调教,使他打下了极好的基础。B-24轰炸机是最难驾驶的飞机。一位名叫盖扬·菲利普斯的飞行员后来说,他“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飞行员选择去驾驶‘解放者’。还有那么多其他更好驾驶的飞机呢”。他还说:“你根本无法让这混蛋飞机飞得稳一点,不得不一直在那儿乱敲乱打。”编队飞行数小时对他的左胳膊是个考验。他用左臂掌舵,右臂操作节流阀和各种开关。战后,菲利普发现他能用左手和一个大个子的橄榄球运动员扳手腕,“但用右手就没法和他比”。菲利普还学会“不在B-24里突然做动作”,因为要考虑到反应时间。直到1944年,B-24仍然是当时美国战机中最大也最昂贵的。用来制造“解放者”的铝比制造任何别的飞机都多。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操作手册中说:“B-24有能组装的内部构造。在所有经过战火考验的飞机中,它能携带最大的炸弹,在同样载重下飞得最远最快。”尽管它行动迟缓。一位飞行员指出:“这种飞机把它最好的时光拿来做它打算做的一切。”它受到同B-17一样的惩罚———尽管没有一个B-17的飞行员或机组成员同意这种说法,但在军事行动中,B-17损失15.2%,而B-24损失13.3%。不过,一旦B-24失去一个引擎,“你马上就有麻烦了”。尤其是当它的新型机翼(由联合公司的工程师大卫·R戴维斯设计,被称为“戴维斯机翼”)被炮弹击中时,很容易垮掉、折断,非常危险。

  B-24并非只有一种范型,它经过一系列的修正。到战争开始,B-24进入生产阶段之后,它已经在很多方面做了改进,性能得以增强,速度、高度、航程、火力、装甲厚度和有效载荷都有所提高。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其他飞机也是如此。到1944年,战斗机和侦察机的各方面性能已经和敌人最好的飞机差不多了———部分是因为后者沉重粗糙的构造。美国在喷气飞机和导弹方面确实远远落后于德国,但在重型轰炸机和运输机方面,美国的优势无人能比,而且数量上也是领先的。

  1939年,陆军航空队有1700架飞机和1600名军官。1941年,罗斯福总统命令每年生产50,000架军用飞机,人们认为他疯了。到1944年3月,一个月的产量超过9000架,这一年共生产110,000架。美国生产的飞机总量几乎和英国、苏联、德国、日本加起来一样多,在机身总重上更是大大超过。到1945年3月,总共有7177架轰炸机在欧洲执行战斗任务,另有数千架在太平洋战场。

  为保证飞行,陆军航空队为每一个飞在空中的人配备七个地面人员。单单在战争期间,就有70万人从飞机维修培训中结业。陆军航空队的秘书、电话接线员和其他支持人员主要是平民,超过了100万,半数是妇女,许多是非裔美国人,另外还包括身有残疾之人。

  陆军航空队的建立不是为了防御,其战略目标是把战争带到美国的敌人的家乡。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可以实现多种目标,例如照相侦察,对地面部队进行战术支持,包括攻击敌人的部队、卡车、桥梁和火车,但战斗机的基本任务,是保护重型轰炸机免受德国或日本战斗机的攻击。

  “解放者”翼展达110英尺。“戴维斯机翼”的横截面像个水滴,靠着机身顶部安装,能提供强大的升力,携带自封式燃料电池。机身长66英尺,高18英尺。无负载的“解放者”重32,505磅,装满炸弹后最大重量60,000磅。改进之后,配备10门点50口径机关枪———两门在飞机前端,两门在顶部炮塔,两门在机尾,两门在底部炮塔,都是自动的,两门人工操作的点50机枪放在机身中部的两侧。它的时速能达到近三百英里/小时,最大高度32,000英尺,航程2850英里———都超过了B-17。B-24有四个引擎,大部分是普拉特-惠特尼型,最大功率为1200马力,每个引擎都带一个涡轮增压器,增加内燃发动机的空气容量,也用于补充高空空气密度之不足。

  B-24有一个三轮降落装置,一个轮子在机首下面———取代了B-17的尾轮———另两个主轮在机翼下面。它的驾驶员座舱周围是玻璃窗,视野开阔。B-24有两个炸弹舱,每一个的战斗力都相当于只有一个炸弹舱的B-17;卷起来的炸弹舱门避免了标准舱门带来的碰撞,后者在飞机下部打开,在气流中颠簸。基本的8000磅有效载荷可以用四种方式配置———四个2000磅炸弹、八个1000磅炸弹、12个500磅炸弹或者20个100磅炸弹(原文如此。———译者注)。改进之后,有效载荷增加到12,800磅。改进后飞机的杀伤力明显增加,但确实也使其更不稳定。

  第八航空队和后来的第十五航空队都是既有B-17,也有B-24。在太平洋战场,到1943年B-24已经完全取代了B-17。

  据有些人说,B-24之所以被称为“飞行货箱”,是因为这些“货箱”把B-17运到了海外。另有人称B-24为“纽约港的带翼垃圾驳船”或者“空中午餐肉罐头”,它还有一些诨名,包括“香蕉船”、“飞行砖”、“大肚子母牛”以及“老阿戈尼四轮马车”。B-24最显著的外形特征就是它的双机尾,饱受驾驶B-17那帮人的嘲讽———实际上,几乎一提到B-24就要说到它。然而,B-24比起B-17能携带更多炸弹,飞得更远,而且有同样数量的机组成员———10个人。陆军航空队的官方史书描述,它“在地上是一艘笨拙难看的船,但到了空中却也有其特有的优雅之处”。

  大家几乎一致认为,B-24是最难驾驶的飞机。陆军航空队知道这一点,在其训练计划中有所反映。“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像我们那样训练过,不可能活着在B-24编队中飞行10个、12个甚至13个小时。”麦高文断言,“我想没人能做到。”

  麦高文第一次爬上驾驶舱,坐到驾驶座上时,面对的是一团乱麻似的景象。仪表盘上有27个量表,12个控制杆(用于控制节流阀、涡轮增压器以及燃料的混合)———四个在飞行员右侧,四个在副驾驶左侧。方向盘,或者所谓的“操纵杆”,跟大卡车上的一样大。那儿还有超过一打的开关,以及刹车踏板、方向舵,等等。

  除了熟悉驾驶舱中的各种设备,麦高文还应当了解飞机的其余部分,从轮子到机首到拖拽天线(飞行时打开),再到顶部和球形炮塔,以及飞机内部的一切。起飞前,他必须对飞机整体做目视检查。此外,他还需要知道每一机组成员———从射手到无线电员到机械师到导航员到投弹手———各自的职责和工作,并会做这些工作。机组成员像飞行员一样,蜷缩进各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因为B-24里没有浪费的空间。

  领到飞行徽章并得到任命后,麦高文前往位于堪萨斯州的利伯勒尔陆军航空队基地进行过渡训练。这是他成为B-24飞行员的倒数第二步。因为在欧洲战场,尤其是1943年8月1日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的石油精炼厂以后,由于轰炸机和飞行员数量大幅减少,轰炸行动处境尴尬,所以,飞行员的训练时间缩减到一个月。训练不仅涉及学习驾驶一架复杂、高性能的飞行器,而且要求学员掌握飞行技巧,以及关于飞机和机组功能的所有知识。在飞行实践单元的训练中,这些都是基本的。此外,课程还包括地面设施使用、实用维修、天气、无线电、飞机重量和平衡、轰炸规程,以及飞行员的一般职责。

  1943年10月,沃尔特·休斯少尉完成了基础训练,申请上多引擎飞机高级飞行学校,因为“我的脾气性格不完全适合当一个驾驶高速飞机的飞行员”,也因为“小道消息说,即使申请上单引擎飞机飞行学校,最终也会被安排上轰炸机,不过是作为副驾驶”。在得克萨斯州的玛尔法陆军航空队机场,他被安排听开学演说,其中说到:“这不是运动员的战争———要接受困难,接受艰苦,接受冷酷无情!”然后到了科特兰机场———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附近———的B-24学校。一到那里,他就冲到机场维修工作区,第一次看见B-24,感到又敬又畏:“真是巨大啊!”它有4800马力动力,而他之前飞过的飞机最多也就是450马力。当飞机在地上移动时,“摇摇摆摆的”。在第一次飞行中,教官一推节流阀杆,休斯就撞进了座椅,“每根神经都受到刺激”,但真正的刺激“直到我自己操作时才体会到”。引擎动力操作很复杂,涉及节流阀、燃料空气混合、螺旋桨螺距以及涡轮增压器的设定。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一位导航员———唐纳德·柯里尔少尉———回忆他第一次飞B-24的经历时说:“它的难以置信的巨大尺寸、四个强力引擎以及众多设备仪器,令我惊叹不已。”

  麦高文在训练课程中接受一位教官的指导,他的作用至关重要。麦高文一到利伯勒尔,把埃莉诺安置在一个房间里,就进了兵营,一位上校告诉他,可以在行动室黑板上教官名字下面找到自己的名字。他和同学一起跑到黑板跟前。每位教官名字下面用粉笔写着四名学生的名字,麦高文的名字恰好在他那一列的最上边。他看到他的教官是雷中尉,怀疑他和诺曼·雷有什么关系。诺曼·雷曾让他回达科他卫理公会学习飞行课程。

  就在麦高文怀疑雷与他的大学同学有何关系时,教官进了房间,正是诺曼·雷。雷完成卫理公会的课程之后,就加入陆军航空队,已经服役一年半了。完成训练后,因为飞行技术出色,所以陆军航空队没有把他派往海外,而是安排他做了B-24轰炸机的教官。

  “我并不惊讶,”麦高文说,“因为这家伙只知道吃饭、睡觉,然后活着,一直飞行。”

  雷很少对麦高文笑(后来他知道雷向校方要求麦高文做他的学生)。麦高文想:“我不能叫他‘长官’,因为这让我觉得荒唐可笑。”但他又想了一下,说:“长官,我很高兴被分给你带。”

  雷回答说:“好。但别想轻松,因为这事并不容易。这儿的课程很艰苦,在这个机场驾驶这种飞机,你就不要打算能有多少放松的时间。”说着,他像是对麦高文微笑,但表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而且我告诉你,”麦高文说,“他从来没让我休息过一小会儿———一点儿也没有。如果一个动作大家必须做10次,我就不得不做15次。”

  麦高文有很多东西要学,雷有很多东西要教。麦高文回忆说:“他飞出的轰炸机线路像玻璃一样光滑。”雷教麦高文如何读取量表,如何使用开关,如何操作襟翼和方向舵,如何起飞、降落,如何保持水平,如何转弯,飞行时飞多高多快,以及那些对一个飞行员最没用的东西,如上面的高度、后面的跑道或者机场的汽油。无论什么时候,麦高文只要出一个错,或者犹豫,雷就对他痛骂不已。

  一次,雷教麦高文在夜间飞行时如何使用B-24上的无线电罗盘,如何回到基地,如何与其他基地和地面联络点联系,如何在仪器帮助下驾驶等等。他和麦高文按程序飞了几次,然后在离利伯勒尔15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往座椅上一靠说:“好吧,带我返航。”

  当时是一个很黑的夜晚,地面上没有灯光。麦高文几乎冻僵了,他什么也记不起来,手足无措。

  “那好,乔治,”雷说,“这么办吧———要么你把我们带回机场,要么我把你淘汰。”这次没有微笑的暗示。麦高文记得,雷接着说:“我不会发慈悲让你从这儿结业,说你已经准备好驾驶十人组的四引擎轰炸机———我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你找不到机场,那就只好收拾东西,错过在航空队服役的机会,直到找到另一个你想要的位置,但不会是在空中飞行的位置,不会是飞行员。”

  麦高文想到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和时间,想到雷是他大学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却告诉自己完了。他无法相信雷会这么对他。他又看了雷一眼,没有任何松动的意思,也没看到任何怜悯之情。

第二章 17个机组只剩下六个

  麦高文回忆,雷问了他几个关于仪器的问题,“都是很基本的”。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记起雷教的东西,以及要做的一切。“他问完第二个问题,我就完全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调正方向。“当我看到灯光在前面闪动,整条跑道从黑暗中显现出来,高兴得要命”。

  这真是雷曾警告过的艰苦飞行。“我回忆不起来他曾有丝毫松懈。”在战后的一次典礼上,雷告诉埃莉诺说:“我想做的就是让麦高文在战斗中活下来。我觉得训练中对他越狠,他从飞越敌人目标上空的任务中活着归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约翰·史密斯少尉的过渡学校位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麦克斯韦机场。他马上就得知,比起他在高级训练中飞过的飞机,B-24是“巨大的跨越”。他的教官是罗伯特·巴斯克维尔。史密斯和其他三名飞行员都在机上,轮流操控。巴斯克维尔说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也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他们从学习如何起飞和降落开始,主要是做“碰到就走”的降落,直到巴斯克维尔满意地认为:他们不会在这样做时杀死他或者他们。然后就是横跨全国的飞行。史密斯第二次横跨全国的飞行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旅行”。巴斯克维尔安排的旅程是从麦克斯韦机场到米切尔机场———在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附近———在一个炸弹舱中装上啤酒。史密斯打电话给女朋友———19岁的乔安·斯坦顿,住在芝加哥———安排在这次啤酒旅程中与她见面。她去了。他请求她嫁给他。让他又惊又喜的是,她同意了。

  在利伯勒尔的过渡学校完成学业后,麦高文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这里基本上是一个临时保留基地,埃莉诺回忆说,在1943年—1944年的流浪中,这“是我们曾有过的惟一一段愉快时光”。乔治除了要在地面学校上一些紧急救护和“全身卫生学”之类的课程之外,不用飞行,有了空闲时间。埃莉诺的孪生妹妹伊拉从南达科他来看他们。乔治住在军营,埃莉诺仍然是租一个房间住。

  在给他的朋友鲍勃·彭宁顿———在陆军服役,驻扎在英格兰———的信中,麦高文写道:“我一年前就该结婚。我不知道谁会比我和埃莉诺更幸福。我们一起度周末时,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一星期后,他写道:“她在这儿真是让我精神倍增。当然,我见不到她的那些日子总是过得很慢———结婚之前,所有的日子都是这样的。从我认识她起,埃莉诺现在看起来最幸福,我们真的过得很开心。如果在战争的阻碍下,结婚还这么令人愉快———那么在和平时期简直就可以说是绝妙的。鲍勃,我们赶快处理完这些事情,就又能重新开始生活了。”

  在林肯,麦高文知道了谁将和他一个机组。传令官召集所有飞行员给他们一张机组人员的名单,包括人名、位置、年龄和籍贯。麦高文选伊萨多·欧文·西格尔军士为机尾射手,另外的射手是威廉·“泰克斯”·阿什劳克军士,来自得克萨斯州赫里福德;罗伯特·奥康奈尔军士,机首射手,来自佛蒙特州的布拉特尔伯勒;以及威廉·麦卡菲军士,球形炮塔射手,来自密歇根州的休伦港。(麦高文后来说:“我一直觉得球形炮塔是飞机上最可怕的地方,你就那样在一个玻璃容器里被悬在空中。”补充一点:球形炮塔射手视野极佳)肯·希金斯是无线电员。

  所有的机组成员都是军士,因为陆军航空队早先得知,如果B-17和B-24的机组人员在敌占区跳伞被俘(尽管很多跳伞者在法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想方设法经由西班牙逃出德占区),他们会被投入第三帝国空军掌管的战俘营。德国人区别对待战俘,军士的待遇要比下士或者二等兵好。不仅如此,一战时的王牌飞行员,帝国空军统帅赫尔曼·戈林,还持一种浪漫的“空中骑士”观点,认为关押飞行人员的战俘营级别高于关押步兵的战俘营。因此,陆军航空队决定所有飞越敌占区的人员都应当是军士或军官。

  迈克·瓦尔科军士在名单上是麦高文机组的飞行机械师,他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麦高文看到他的年龄———31岁———时感到震惊。他想:“要想让这么大年纪的人听命于我,怎么可能(麦高文当时21岁)。”从这天起麦高文开始蓄须,以便让自己看起来老一点。

  萨姆·亚当斯少尉,来自密尔沃基,将是麦高文的导航投弹手(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这两项工作由一人承担)。比尔·朗兹将是副驾驶。

  麦高文知道他们的名字、年龄和籍贯,但从来没见过。其间,他和埃莉诺有了一点儿机会来享受婚姻生活。

  但还有一件事:埃莉诺想怀孕。他问她:“埃莉诺,你难道不想等战争结束再说?”他就要上战场了。他想还要驾驶飞机完成35次任务,其间很有可能回不了家。

  他也可能安全回来,但考虑到第八航空队的伤亡人数一直在增加———接近参战人员总数的一半,令人胆战心惊———后一种机会很小。另外,埃莉诺的父亲曾经告诉乔治,如果他要上战场,希望他们不要考虑把一个孩子带到人世。但基于同样的事实,埃莉诺有自己的想法。正如半个世纪以后他所说的:“即便不能确定我能否回来,她至少能确定有一个孩子———我的一部分。”

  给鲍勃·彭宁顿的信中,麦高文写道:“埃莉诺从未有任何形式的抱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像她这样。依我的判断,她永远不会停止进取。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更加爱她。我真的相信我们金婚时,会比现在更相爱。爱难道不伟大吗?”

  然后他想:“嗯,如果她想要,为什么不呢?她跟着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每次我行动她都高高兴兴地跟着。如果这是她想要的,那么这样了。”她说,这是她想要的,而且现在正是时候。他决定再进一步,然后就那么做了。埃莉诺怀孕后,麦高文写信给彭宁顿说:“我为即将成为爸爸而骄傲,鲍勃。这是我曾有过的最温暖而愉快的感觉之一。埃莉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高兴。”

  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像麦高文一样,在堪萨斯州的利勒伯尔学会了驾驶B-24,然后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见机组成员。他们是从得克萨斯州拉伯克来的机尾射手鲍勃·布鲁尔;机械师杰克·凯波,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罗斯维尔;无线电员亚历山大·杜贝茨,来自俄亥俄州的阿克伦;一个名叫查尔斯·C施雷普希尔三世的前加拿大飞行员是机身中部射手;导航员来自伊利诺斯州,叫小里奥·斯特兰德尔,大家坚持叫他乔;投弹手来自特拉华州的丹佛,名叫爱德华·“埃迪”·里德;副驾驶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温莎,名叫约瑟夫·德林斯基。肖斯塔克是俄国移民。无论来自何方,他们现在全都在陆军航空队服役,这个事实是最重要的。他们和其他空军战士给了肖斯塔克深刻印象,他们是“美国的一个横截面。他们既好又坏、既愚笨又聪明、既不道德又品德高尚,是人性的切片”。但他补充说:“我们都懂得的一个道理:你要照顾自己的兄弟,因为他们也照顾你。”他们一起训练,其中有麦高文及其机组成员,还有其他几百个人,在爱达荷州的霍姆山。就在训练中,肖斯塔克失去了他的高中同学理查德·朔恩,当时他驾驶B-24撞到山的一面———这种危险并非罕有。

  导航员罗兰·帕平少尉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弗塞德的马奇机场加入机组。机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从他们集合的那一刻起,“我们住、睡、吃、工作和玩都在一起。我们将共同生活到死或者战争结束。”19岁的帕平是最年轻的一个。邓肯少尉26岁,对帕平而言,看起来有些“古老”,但这两人关系很近。帕平回忆说:“邓肯喜欢喝酒,但我不喜欢,因此我确保他不会遇到麻烦。”

  他们的训练任务都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以及海岸之外的太平洋上空进行。所有机组成员都要练习各自的技能:识别轰炸路线、起飞和降落、空对空射击、导航、无线电操作,以及其他所有能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的东西。这样几个月后,他们接到去欧洲的命令。不过,在此之前是十天的假期。他们八个人把钱集中到一起去了旅游胜地阿罗黑德湖,帕平说,在那儿他们“度过了一段的美好时光。我们住得像国王,以各种享乐填满参战前最后的放纵时光。邓肯作为男人,经验丰富,通过让我快速地了解成年人的生活秘密,他奖励了他的年轻监督者(我)。我在阿罗黑德湖坠入爱河。在同克里丝、苏珊、罗莉、爱米说‘拜拜’之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已经恋爱数次了”。

  机组成员之间发展并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非常重要。他们住在一起,军士在一个地方,军官在另一个地方。恼人的习惯会被放大,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们的口音,喜欢的音乐,所用的粗话,对女人、酒精、图书或者漫画的不同口味,政治观点,吹牛夸口或者不同寻常的谦虚,洗东西或刷牙的方式,穿衣服的方式,从家收到的包裹,所玩的或者喜欢的体育项目,开的玩笑,让他们笑或者哭的东西,一切的一切。

  他们已经走在成为战士的路上。他们需要有不同于平民百姓(无论是干什么的平民)的亲密关系。他们的生命危若累卵。他们每个人的安全绝对必须依靠其他人各司其职、不出差错。他们不仅必须互相扶持前行,还要毫无疑问地相互信任。他们被抛在一起。在安排到同一机组前,他们之间大多数互不认识。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同在陆军航空队服役,都渴望飞行,有着从来不说或很少说出的爱国主义,以及———最重要的———都是年轻人。大多数人的年纪是22岁或者更小。

  唐纳德·凯少尉,投弹手,于1944年4月在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的比格斯机场认识了他的机组成员。安排的副驾驶是个已婚者,但“他想在第一个礼拜创一个性爱记录,把机组其他人吓得够呛”。军士们聚在一起,来找凯和导航员,请他们告诉飞行员这个副驾驶必须离开。后者很高兴这么做,很快副驾驶就换了。有一个机身中部射手是酒鬼,“我们也把他给驱逐了”。最后,这个机组的人分别来自堪萨斯(飞行员)、伊利诺斯(副驾驶)、印第安纳(导航员)、康涅狄格(凯,投弹手),军士则来自威斯康星、密西西比、纽约、西弗吉尼亚和新泽西。

  1944年,与凯的机组一起训练的最初有17个机组,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了六个。在欧洲,凯所在的465轰炸大队损失了35个机组。他的机组是1944年7月22日到达欧洲的四个机组中惟一幸存的。其他三个投弹手,两个在行动中死亡,一个成了战俘。

  沃尔特·巴斯金曾希望做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但令他沮丧的是,安排他做了B-24的副驾驶。在1944年1月初,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布莱斯的航空基地接受训练。他的家信揭示出训练是多么艰苦。1月3日的信中说:“一到这里,我们就没日没夜地在这架B-24上飞,他们总是让我们很忙。现在是晚上9点,我今晚10点—11点必须去林克,然后明天还要早早起床。你们可以明白睡觉在这里根本就不被当回事。你要做的就是工作,如果你不工作就无事可干,所以你只能工作。”

第三章 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

  陆军航空队没有足够的B-24。2月10日的信:“当我们排上飞行日程时,要找一架能飞的飞机很麻烦。这里有很多飞机,但都是旧的,而且大半一直停在斜道上等待修理。昨天我们计划得好好的,做一次横跨全国的飞行,从这里到圣玛利亚。但中途一个引擎洒出很多油,飞行无法继续。”这个机组仍然很忙。2月11日:“每三天我们就连续工作20小时,剩下的两天要工作17小时。……我们每天飞行,有时凌晨3点都回不来,但早上还要起床接着飞。我相信战斗是这之后的休息。”

  3月2日,他写道:“这儿的训练就要结束,最后一部分是编队飞行。在战斗中,如果你不能编队飞行,那你就是一只‘死鸭子’。”当联合航空、福特和其他生产者制出的飞机数量破记录地增长时,巴斯金驾驶的飞机也变得更好了。他高兴地告诉父母:“这架大飞机是崭新的,只飞过28小时,它会带我们走很远然后安全回来。因此这是所有情况中首先值得考虑的。”

  他喜欢他的同级军官。巴斯金来自密西西比的玉米农场,飞行员拉塞尔·保尔诺克少尉是宾夕法尼亚州煤矿矿工的儿子。巴斯金说保尔诺克是“一个好孩子,还是一个谨慎的飞行员”。投弹手是詹姆斯·巴特尔斯少尉,来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是传教士的儿子。他已经结婚,妻子和他一起到了布莱斯。机组成员一直在练习投弹,巴特尔斯是一个“非常好的投弹手”。导航员是伊尔·巴瑟,巴斯金写道:“他来自新英格兰州,是一个典型的扬基佬。”

  3月中旬,巴斯金的B-24做了横跨全国的航行。他在3月13日写信给父母,多多少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经历:“上个礼拜我们飞过大峡谷和博德尔坝,景色确实很美。有几个小时我们飞过无人居住的沙漠和荒原。”

  在一封信中,巴斯金宣称:“B-24不是我梦想中的大飞机。”但他也承认“它的确容量巨大”。

  4月,巴斯金的训练结束之后,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加入麦高文机组,他的飞机因为天气原因在那儿停了几天。到这个月中旬,天空晴朗,巴斯金的飞机和他的轰炸大队编队飞往弗罗里达———这是飞往欧洲中途的一站。当飞机经过巴斯金家的农场———位于密西西比州韦登附近———时,他正在驾驶。他驾驶飞机轰鸣着离开编队,在这块地方低空飞行,把母鸡、奶牛、猪和骡子吓得晕头转向,他看见他父亲在后院边抽烟斗边看。然后他低空掠过学校,几乎降到窗子的高度,为了给波比———他的小弟弟———好好打个招呼。波比听到飞机的轰鸣,跳到桌子上喊:“是我哥哥。”然后冲到操场上向他大哥挥手告别———其时巴斯金正飞行在前去战斗的路上。母鸡一个星期没生蛋,奶牛一个星期没产奶,波比被停学。

  对巴斯金而言,这很有意思,但不像做战斗机飞行员那么好玩。他写信给父母说:“这个副驾驶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肯·巴莫尔1943年11月30日第一次见到并登上B-24。他是副驾驶,飞行员是吉姆·康奈立,来自得克萨斯,是“一个极好的人”。与他们一同上机的是一位教官,他是美国人,但在珍珠港事件前参加了皇家空军,在欧洲上空驾驶“威灵顿”轰炸机。美国参战后,他回国加入陆军航空队,巴莫尔觉得“我们很幸运遇到他,他是个整洁的家伙”。让巴莫尔不舒服的是,他没有多少机会驾驶:“他们总是把副驾驶扔在右边座椅上,让你自己尽其所能地学。”他一次又一次想挪到左边座椅上,但他没有通过过渡学校的学习,所以成功的可能“实际上是零”。很多次编队飞行和投弹时都是他驾驶。“我觉得在飞机里感觉舒服极了”,但康奈立不让他进行起飞和降落。

  无线电员罗伯特·哈默军士在纽约州的米切尔机场认识了他的机组成员,然后一起到乔治亚州进行B-24飞行训练。编队飞行对他的飞行员———实际上对所有飞行员———都是难题。许多在空中的时间都用来进行这项训练,尽管事故率很高。练习中三架B-24被毁,30人死亡。一次编队飞行时,哈默正从机身中部的窗口发闪光信号给右面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刚发完信号,另一架飞机被螺旋桨气流吸向那架飞机,后者的机身撕成了两半。哈默看见飞机上的人,包括刚才和他通信的无线电操作员,都飞了出去,而他们的降落伞却向另一个方向飞去。10个人全都死了,但另一架飞机设法安全降落了。

  哈默的飞机降落后,在汇报之前,他们的飞行员来到他的面前,眼里含着泪水。他问哈默是不是他们让两架飞机飞得太近了。汇报之后,这个飞行员被停飞了,因为他情绪化的反应。还有一些人也离开了,包括最初任命的导航员,他在一次夜间任务中把飞机带入东海岸的射击区。哈默评论说:“我们甚至在离开美国之前就遭到炮击。”换了人之后,机组飞到新罕布什尔州,上了一架新B-24,飞到纽芬兰的甘德机场,然后飞往欧洲。

  霍华德·古德纳是一个无线电员,被派到科罗拉多的巴克力机场,并被安排进一个机组。在那儿他进修通讯课程,学习目标辨认和急救,但这些课程主要是用来消磨时光。1944年6月,他的命令到了,派他到马萨诸塞州春田附近的韦斯特弗机场,长长的火车旅行后,他见到了同一机组的伙伴。

  古德纳的飞行员是理查德·法林顿少尉,来自圣路易斯,一个充满自信的高个子。法林顿19岁参军,现在还不到21岁。副驾驶杰克·里根20岁,来自纽约市的皇后区,他外号叫亚伯,因为他声音低沉,长得极像年轻时未留须的林肯。投弹手克里斯·曼纳斯来自匹兹堡,23岁。军士来自全国各地,从18~28岁都有。18岁的阿尔伯特·色雷达里安,是一个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来自布鲁克林。他的那些“dem”、“dose”(是“damn”即“该死”和“does”即“做”的怪发音———译者注)和其他布鲁克林口音,让生长于南部的古德纳很难听懂他的话。他的诨名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叫“布鲁克林”。另一个18岁的射手来自新泽西州的克利夫塞德帕克。机首射手是哈利·戈雷葛里安,和色雷达里安一样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只不过是来自底特律。飞行机械师杰罗姆·巴雷特20岁,来自纽约市。他父亲有一个化工厂,在洛克菲勒中心占了两层楼,他的隔壁邻居是百老汇明星埃塞尔·默尔曼。古德纳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两个男孩,一个来自中央公园西边,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一拍即合。鲍勃·彼得森,球形炮塔射手,是一个“老人”,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

  这样,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背景的美国人互相认识了。对他们中的每个人而言,比如说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巴斯金和他的机组成员或者巴莫尔和他的机组成员,大家都有了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因为战争,他们到了美国的各个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想过会去这些地方———而且还要去欧洲。

  除了飞行员和副驾驶,大多数机组成员以前都没走进过B-24,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学。机组成员发现,仅仅是进入B-24就很困难。托马斯·奇尔德斯在《晨之翼》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投弹手、导航员、机首射手被迫蹲下,几乎是手抱着膝盖,通过前轮舱,横着走到自己的位置。”在里面,这三个人不得不把自己挤进狭小的容器中。投弹手蹲坐在射手右边的小凳上耸肩观察投弹视野,或者就直接坐在地板上。导航员坐在一个很小的凳子上———实际上小得都不能坐———前面是制图桌。防水壁上薄薄的一个架子把机首和驾驶舱分开。平视过去,导航员能看见飞行员和副驾驶的脚。

  奇尔德斯继续写道:“其他机组成员从离地三英尺的炸弹舱门那儿爬进飞机,一旦进入能站直了,就穿过窄窄的过道,向前挪动到驾驶舱或者向后挪动到机身中部。”无线电员坐在一张小桌前,面对着无线电设备,正好在副驾驶的后下方。起飞时机械师站在飞行员和副驾驶之间,帮着监控引擎和各种仪表。飞机在空中时,他站到飞行员后面,恰好在无线电员对面。如果需要,他就爬进球形炮塔,站在一个金属杆上———离无线电员头部也就几英寸。机身中部射手、球形炮塔射手和机尾射手使用天桥进入位置。尾部射手站在一个小平台上,双腿放进炮塔,那儿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带上降落伞。机身中部射手———1944年以前是两名,此后变成一名,因为来自敌人战斗机的威胁减少了———站着。在高空,刺骨的冷风呼呼地从机身中部窗口刮进来,使得机身中部射手、球形炮塔射手和机尾射手的处境苦不堪言,他们身上和武器上都结了一层薄霜。

  正如麦高文所说,球形炮塔是飞机上最令人不舒服、孤立无依且胆战心惊的战斗位置。“射手爬进球形容器,关上舱盖,然后往下进入位置。”他们被挂在飞机下面,从两膝之间向下凝视着大地。尽管所有的球形炮塔射手块头都不大,但没几个人能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带着降落伞。如果需要跳伞,他们要依靠机身中部射手。后者用液压系统升起炮塔,并帮他们爬出炮塔,系上降落伞。这就是所谓的信任。

  除了极度的不舒服之外,由于B-24机舱内还没被加压,飞到10,000英尺以上,里面的人就必须戴上不合适的橡皮氧气面罩,一次要戴数小时。他们穿着电热飞行服(上面插着变阻器),但一旦电路短路或者受到损害,电热飞行服就毫无用处,因此还要穿上几层厚衣服。这样,在这架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飞机里,他们的动作更加笨拙,也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在所有的陆军航空队B-24训练基地,人们均脚步匆匆,飞行练习像是无穷无尽。最危险的是夜间编队飞行。古德纳军士告诉他的父母:“B-24是不错的飞机,而我们失去了好多架这种飞机。从我来到这里至今,我们已经损失了七架。”一次,夜间飞行中队指挥官———一位飞越德国上空35次的老兵———呼叫编队中的飞行员:“靠近,靠近。”法林顿少尉慢慢靠近他的飞机。古德纳听到机身中部射手在对讲机里嘀咕:“上帝,现在我都能和他们的机尾射手握手了。”

  到达林肯一周后,麦高文看到了他的机组成员。他的胡子刚开始留,担心“我能否让机组成员信任我,让他们觉得在一个21岁的飞行员手中会安全”。他的副驾驶拉尔夫·“比尔”·朗兹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这家伙就想做战斗机飞行员。”但陆军航空队偏偏和他作对,把他从战斗机飞行员训练中淘汰了。上级说如果他想驾驶飞机,可以去做B-24的副驾驶。他采纳了这种选择方案。

  起初,麦高文有点担心,因为朗兹驾驶的时候,“想把B-24当战斗机开。他会猛冲猛转,把机组成员吓得要死要活的”。但随着实习的继续,麦高文开始佩服他的能力,因为朗兹变成“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他能让机翼收得恰到好处,并且一直保持”。

  在地面上,麦高文发现两个人的个性相差是多么大。麦高文谈到朗兹时说道:“如果说有一个杂技团小丑的话,他就是。只要在他旁边,你就不可能不笑。”朗兹是个爱笑爱闹、喜欢开玩笑、对女人颇有吸引力的冒险家。麦高文对他角色转换的速度之快感到惊奇,他“能从航空基地出来,一下子就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发生一段激情浪漫史”。他听朗兹说过,“仅仅在一个傍晚他就取得多么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这远远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及”。

  一次,他们俩驾车出去。朗兹在前排驾驶,麦高文坐在后面。朗兹看到两个年轻女人,马上打开车门跳出去追她们。他忘了拉住手刹,汽车继续顺着街道往前走。麦高文爬到司机座,刚刚避开一辆停在那儿的卡车。他刚把车停住,“比尔两只胳膊各挎着一个姑娘回来了”。

  两人尽管性情各异,但将要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更重要的是两人之间要互不讨厌、互相尊重。他们的确如此。朗兹后来说:“我同机组中的每个人都很合得来,而麦高文则是属于那种‘老爸’或者‘大哥’型的。”朗兹认识埃莉诺,他记得麦高文叫她“兔宝宝”———一个只被叫了很短时间的外号。朗茨觉得:“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我们都喜欢她。”他知道麦高文和他之间的不同,他说:“我是个单身汉,有点放荡不羁。乔治并非宴会上让大家扫兴的沉闷家伙,但我从来没见他喝多过。”6月27日,他写信给父母,提到:“麦高文是个和蔼、文雅、安静的人,我知道他会把我们建成一个杰出的团队。”

第四章 试验一下“坠毁把手”

  1944年9月1日,麦高文也曾给朗兹的父母写过信,作为一封使亲属安心的短信,是这样开头的:“一天过去,比尔很少不在某些事情上引用他父亲的话,或者提出他母亲的某个观点。”然后,他承认“我们都很稚嫩,第一次出门来到这里。……我们与很多伙伴一起工作。我们的团队精神一天天在增长”。提到他们的儿子,他写道:“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比尔更好的人和我一起飞行。他没有抱怨被安排到B-24上,并且在编队飞行时表现优秀。我觉得只有运气超常的人才能得到这么好的副驾驶。”关于前途,他说:“我想惟一看待现在事态的态度就是,认识到我们越快前往海外,完成任务,就能越快安全返回美国。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麦高文机组中的另一任军官是导航投弹手萨姆·亚当斯少尉。他年纪和麦高文一样,希望战后去神学院学习,成为一名长老会牧师。他安详、聪明、善于阅读、热情。他和麦高文一见如故,关系密切。麦高文说:“他是个很深刻的人,我能和他认真地交谈。”

  比尔·麦卡菲军士是球形炮塔射手,天性快活乐观,已经成为机组中受欢迎的人物。肯·希金斯军士是无线电员,他有能力让吹牛浮夸缩水,无论浮夸来自何处。鲍勃·奥康奈尔军士是机首射手,在他们相遇那天晚上表演了一种扑克游戏,他是机组中的赌棍。一位机组成员回忆说:“鲍勃并不比我们大,但当他玩扑克时,你会觉得他已经30岁了。”比尔·阿什劳克,即“泰克斯”,是机身中部射手,有点儿软绵绵懒洋洋,但很能干。

  飞行机械师麦克·瓦尔科是军士,因为他的年龄———33岁———使麦高文觉得做他的指挥官有点儿不安。他不仅是机组里年纪最大的人———大其他人10岁以上———也是最矮的,55英尺多一点儿。他在布里奇波特艰苦的环境中长大,做过很多工作,包括在一次狂欢节上当马戏团工人。他宣称如果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他能做得更好的事,那就是长得高一点儿。他很小年纪就开始喝酒,而且现在还在喝。麦高文发现“他顺从我的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愿望。他想尽办法让我高兴”。麦高文刮掉了他的胡子。

  伊萨多·西格尔军士是机尾射手,是机组中的怪人。他睡觉时放一把上膛的点45手枪在枕头底下,有一次曾全身赤裸,腰间绑着刺刀在军营里溜达。在六个大兵同住一间宿舍的情况下,这些怪异行为绝对不受欢迎。

  1944年6月下旬,在利勒伯尔呆了一两个星期之后,麦高文机组去了爱达荷的霍姆山。为了让他们赶快投入战斗,训练时间又被缩减到一个月。他们练习编队飞行、夜间飞行,用沙包练习投弹———沙包里装了一点点炸药和一个雷管,以便指示出它们击中何处———以及降落和起飞,然后飞行飞行再飞行。与同一大队的其他飞机一起,他们编队飞过折返点(或称IP),转一个急弯———有时是90度。这项技术使他们飞过目标上空时能保持密集编队,以便让所有的炸弹———亚当斯一看到领航飞机上的投弹手投下炸弹,就跟着投掷———都落在同一个地方,或者至少是附近。这项技术的另一个目的是欺骗敌人,让他们以为目标不是他们。离开折返点后,不会再转向或者做摆脱动作,无论天气如何、有无敌机或者地面炮火。

  穿过折返点并转向后,亚当斯和他的诺登投弹瞄准器就控制了飞机———尽管如果必要的话,麦高文可以越过他自己驾驶———要求飞得又直又平,飞机之间翼尖对翼尖,保持良好队形。亚当斯—麦高文小组经过练习后,变得精通此道了。

  埃莉诺和麦高文住在一个已婚官兵专用的军营中,因此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因为编队飞行费心劳神,而且其间事故频频,埃莉诺很担心丈夫的安全。她的担心不无道理。航空部队军官的战斗死亡数是陆军中其他部队的两倍,尽管后者的总人数要更多。航空人员事故死亡数占了战时陆军事故死亡数的43%。仅仅在1943年一年里,就有850名航空战士在298次B-24国内训练中死亡,剩下的幸存者“对他们的飞机怕得要命”。参加训练的人绝对明白,飞行员犯错的结果就是整个机组的死亡。他们的妻子、女朋友和父母如果不是害怕的话,至少也担心他们所爱的人。埃莉诺说:“一听到警报声,我们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训练这些人有操之过急,发生了很多坠毁事故。”她病了———也许是初期的怀孕反应,也许是过分担心———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天。

  一次编队飞行时,麦高文的中队正在练习躲避攻击。一架双引擎的B-25冲向这队B-24,B-24的飞行员希望B-25从编队下方飞过去,但相反,飞机直冲过来,一头撞上一架“解放者”。爆炸波及到其他两架B-24。四架飞机都完了。所幸的是,飞机里不是满员———只有飞行员和射手———但还是死了24个人。麦高文回到房间,吓得发抖,但接下来发生的更糟。在霍姆山,人人都知道飞机坠毁,但没人知道谁被杀了。基地的军中牧师有责任把消息告知已婚者的妻子。麦高文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夜。”牧师带着死亡人员的名单来到已婚者的军营,开始一个接一个敲门。妻子一打开门看到他,马上就尖叫起来。有些寡妇已经怀孕。半个世纪之后,麦高文说:“直到现在,我还能听到那些折磨人的痛苦的哭喊声。”

  麦高文还遇到其他问题,是他机组里的人的事。西格尔一直为晕机所苦。他承认:“我在飞机上的每一分钟都很恐慌。”麦高文和他谈话,让他平静下来———只是某种程度上。

  麦高文了解他驾驶的飞机。“我所能做的有限,”他说,“但我知道机组成员什么时候将要振奋起来。”一次,瓦尔科犯了大错,他站在飞行员和副驾驶中间,决定试验一下“坠毁把手”,敲了它一下,这会让飞机在关掉所有四个引擎的情况下降落。麦高文立刻把开关弹了回去。幸运的是,引擎又转起来,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倾斜动作之后,这架大飞机继续飞起来。他没有当着全体机组成员指责瓦尔科,而是等到回到地面才和他谈。

  几天后,瓦尔科军士向麦高文报告说,机组成员害怕西格尔会用他的手枪做过激之事。麦高文把手枪———连同一把小刀———拿走,派他去找基地的心理医生谈谈。他去了,医生说他心理健康,但从那以后,西格尔和瓦尔科之间敌意颇深。西格尔不觉得麦高文插手有什么不妥,他敬重他。多年以后,他说:“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军官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麦高文成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从遇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他。”

  无论西格尔对陆军航空队军官总体上的判断是否符合事实———大多数人都会对此持不同意见,尤其当这种判断用于飞行员时。其实麦高文只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这群人比其他战士受的训练更好。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在被派去参战前,其训练期比水兵和步兵都长。

  大多数从战争中幸存的航空队战士都会抱怨,他们没有做好充足准备迎接考验———但海军和步兵军官更有理由这么说。实际上没有什么能让人为战斗———最大的考验———做好准备,然而陆军航空队还是为此投入了其他部队不能也不愿投入的时间、努力和金钱。麦高文他们这些飞行员,像他们的机组成员一样,已经掌握了各种技术,并练就了无与伦比的职业技能。比起其他兵种的服役人员,他们一开始进来时就更健康,训练完成后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自己是———别人也把他们当成———精英分子。

  而且他们的确是。陆军航空队教他们把自己当成技师和专业人员。陆航队的心理医生们评论说,无论他们有多少缺点,通过训练的航空队战士成了“这个超级玩具,这个力大无穷、发出呼哧呼哧声音、毫无耐心但顺从的机器”的主人。重型轰炸机尤其“能使人超越普通的时空限制”。飞行创造出一种“建立在不可战胜的超人能力基础上的强有力感觉”。陆军航空队飞行机组的战士“非常喜欢驾驶一个飞行器”,这让他们看到“无与伦比的广大世界之景象”。

  从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以及千千万万其他的例子中,证明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不仅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教育机构,也是最好的。

  每一个机组都认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麦高文写信给彭宁顿说:“我确实已经得到一个顶尖的机组。我相信,他们虽然一开始像他们的飞行员一样年轻稚嫩,但我们越来越好。……顺带说一句,因为我是机上惟一结婚的人,小伙子们决定以埃莉诺的名字为飞机命名,即‘达科他女王’。小伙子们看样子很重视埃莉诺。”

  1944年9月,陆航队认为麦高文机组已经准备好参战了。他们受命到了堪萨斯州的托皮卡,被安排到杰伊·霍克旅馆休息。比尔·朗兹的父亲从威奇塔过来为他们设宴送行。麦高文那时对国内政治并不十分留心———他父亲是共和党人———但他对朗兹先生的强烈信念仍感惊异。朗兹先生马上就喜欢上了埃莉诺,但因为对总统和埃莉诺·罗斯福的强烈感情,他不愿叫她“埃莉诺”。他向麦高文解释说:“我不能说那个女人的名字!”整个晚上,他都叫她“海伦”。

  然而宴会的气氛还是充满欢乐,尤其是当比尔·麦卡菲从他一个驻在托皮卡的航空队朋友那儿得知一个谣言,并且将其传布开来之后。据说他们大队被选去巡视纽约和新泽西海岸。这使埃莉诺“高兴得要发狂”,因为她丈夫将驻扎在纽瓦克或者纽约。但事实证明这种所有战争中的人的兴奋剂和永久伙伴———仅仅是一个谣言。

  相反,机组受命到弗吉尼亚州诺弗克附近的帕特里克·亨利军营。他们将从那儿乘船到海外。已经没有新的轰炸机能飞过海去———像多数将去欧洲的机组一样,他们经由南美到非洲———他们将乘船过去。(肖斯塔克少尉及其机组成员驾驶一架崭新的B-24从堪萨斯飞到甘德,然后到亚速尔群岛,再到非洲的马拉克什,最后到意大利,机上带着手枪和2500箱军用干粮。他们在离海面几英尺的地方飞行,“一趟有意思的旅程”,肖斯塔克说。但当他们到意大利的时候,“没人想要军用干粮”)

  帕特里克·亨利的图书馆很好,有一千多本平装书———包括一些出版社免费送给军队的新书———麦高文坐在阅览室里贪婪地阅读。他找到几本捐赠的精装书,包括又大又厚的《美国文明的兴起》,由查尔斯·A比尔德和玛丽·R比尔德夫妇合著;还有伯顿·亨德里克写的《联邦党人》,以及诺曼·卡曾斯编的《民主的宝藏》。他把这些书偷偷拿出来———想着战后再还回去———塞进行李袋,准备在海外的基地阅读。

第四部 第十五航空队 第一章 空战的魅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被杀的人数,被摧毁的房屋超过以往和以后的战争。它给数以千万计的平民、妇女、孩子和老人带来恐惧和死亡,更有数以千万计的战士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时战死。正是有了制空权才有如此大的破坏性。制空权得益于飞机在技术上的进步。反之,这也是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越过西线的堑壕而逃避屠杀的渴望带来的结果。因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制空权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和更多的死亡,这是人们以往未曾经历过的。HG韦尔斯预言类似事情将会发生。在《空中的战争》(1908)一书中,他写了他在噩梦中见到的景象,空军的威力将来既是西方文明的成果,也导致开放文明的崩溃。他描绘了这样一番景象,空战“会有瞬间无与伦比的破坏性和完全的不确定性。”韦尔斯只说对了一半。空战虽然有无与伦比的破坏性,但是也有完全的确定性。它距离摧毁文明还非常遥远,它的最大胜利是,战争拯救了民主。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拿起各式各样的武器参加战争,但是他们对这一结果的贡献谁也超不过空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飞机的发明者之一奥维尔·莱特表达了他的观点,“飞机使战争变得如此可怕,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对再次发动战争慎之又慎。”他也错了。令人难以想像的是,飞机促使战争爆发。来复枪、机关枪还有大炮在一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飞机决定性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四年在堑壕里的僵持状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决定性的,难以改变。如果没有制空权的优势,不足以打破这种局面。参战国家竭力通过飞机投掷炸弹来赢得战争。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德国人在巴黎上空扔了几颗炸弹,然而在冲突开始的一个月后,英国人攻击德国的齐柏林飞艇的机库。1915年,一艘齐柏林飞艇轰炸了英格兰。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也互相轰炸对方的城市。法国人从空中袭击了德国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到战争结束,炸弹打击了除罗马之外的每一个交战国家的首都。在当时的战争进程中,这种破坏还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也不能打破恐怖的僵局。正如意大利战士、预言制空权的战略家吉利奥·多哈特提出,即使地面上一次罕见攻击成功也使胜利者精疲力竭,往往是“赢得大多数军事胜利的一方也是失败的一方。”

  因此,这就显示出空战的魅力。多哈特是首倡者。在他那部被广为翻译的《空中俯瞰》(1921)的著作中,他发现重型轰炸机是越过堑壕的一个途径,可以在令人心悸的短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他认为,一支庞大的轰炸机队,数日之内,就可以把敌方的城市化为废墟,促使老百姓立刻要求和平。英国的BH林德尔—哈特和多哈特一样,也是一战时的老兵,后成为军事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在他的《巴黎,战争的未来》(1925)一书中解释道,“飞机可以使我们越过守卫着敌方的政府、工业设施和人民的军队,直接迅速地击中反抗的意志和政策。”美国的威廉·“比利”·米切尔将军尽量将这一话题通俗化,他曾因为企图让陆军航空团变成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上过军事法庭,他的呼吁无疑在意义上是深广的。正像迈克尔·谢利在他的杰作《美国空军的崛起》中写的,“不像现代武器库中的其他兵器,空战满足了一些人的对鲜血和惩罚的渴望,因为他们饱受战争伤害,也失去了决定性的胜利。”

  查尔斯·林白加大了这一呼吁,特别是在美国人当中。他接受过军事训练,虽然说他在《我们》(1927)中写过,他和他的同伴们出于“对飞行的热爱”而飞行,他的功绩已远远超越冒险和娱乐。他使机器时代的远景马上显现出来,还有开拓边疆的个人主义精神,两者对美国人的吸引,超越别人的边疆意识和技术倾向。对他们来讲,空中力量不仅对西方文明带来危险———韦尔斯对此有过预测,而且成为他们的国家在下一次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从而不必把数百万年轻人送到战壕里。因此说,飞机集风险和希望于一身。

  在二战爆发前的十年里,特别是开始从空中进行轰炸后,哈普·阿诺德和陆军航空团其他很多人都不遗余力地要将空军变成武装力量中的主要武器,可他们失败了。但当美国卷入战争后,他们的机会来了。珍珠港事件后,整个国家几乎投入全部精力,进行所谓的战略轰炸行动,并且将其发展到相当猛烈的程度。B-17和B-24是在美国卷入战争之前研发制造的,成了陆军航空队的必备机种。B-17还有一个名字是“空中堡垒”,这个名字能用到两种飞机上。机上装满了点50口径机关枪,看起来很充足,当飞机编队飞行时,可以联合起来,以免遭敌方战斗机的攻击,轰炸机经常化险为夷说明这一点。

  精确轰炸的目的就是摧毁敌方的重要目标。英国人在战争开始时尝试白天空袭,但发现这样代价太大,因为有德国战斗机拦截,于是他们改为夜间轰炸,将德国城市和平民作为他们的目标。总而言之,这是恐怖轰炸。陆军航空队的高层,不管是阿诺德,还是其他成员,都不愿意采取这样的政策。他们仍然要精确打击,也就是白天轰炸。阿诺德经常讲轰炸机应该干什么。他说他们非常地担心,“上百年积累的成果,60秒后就会化为灰烬。”制空权,他强调说,“从这方面来说,是赢得战争的武器。”他称轰炸“算起来是最便宜的,”并且“到目前为止是人类生活中最节约的设备”。

  为了实施战略轰炸,陆军航空队组建了第八航空队,基地设在英国,由艾拉·埃克将军指挥。第八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于1942年的夏季开始了对德国人的第一次攻击波,用来展示一下美国人对欧洲战场的贡献,但是他们还未准备成熟就匆忙进入战场。1942年,战略轰炸有比较大的优势,但是距现实还比较遥远。到1943年以后,尽管轰炸机已能渗透到德国人的空域,但飞到那里的轰炸机的数目比陆军航空队希望、谋划和倡导的还差得远。

  尽管最初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陆军还是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参与其中的作家有约翰·斯坦贝克,他在为陆军航空队工作时,于1942年11月创作了《炸弹远去:轰炸机队的故事》。斯坦贝克写了陆军航空队这样一群人,他们是从“肯塔基猎手和西部印地安斗士”这种边疆传统脱胎出来的。他描绘的空军既是个人主义者又是集体参与者,既是过去的遗产又是新时代的先驱,既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又是一位守纪的技师,既是民主主义者又是超人,“既是丹尔·布恩又是亨利·福特。”

  就在同一个月,英国和美国军队占领了北非,很多驻扎在英国的轰炸机转而飞向那里的前线,用战术轰炸支援那里的地面部队。然而第八航空队还在不断壮大并进行轰炸。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战略轰炸仍在不断进行,从这点可看得出来,陆军航空队意愿是,哪怕轰炸效果不怎么样,也不愿意无所作为。

  连续不断进行白天轰炸,英国人认为美国人疯了。美国人却认为,英国人坚持夜间轰炸几乎成了罪犯。双方都采用自己的方法,无论用什么方式方法,他们打击德国人的意志是坚决的。在地面,除了北非战场外,美国兵到1943年中期才开始用步枪向德国兵开火。在遭受巨大的损失的同时,红军战士使德国军队承受了巨大的伤亡代价。7月份,盟国占领了西西里岛。9月份,他们占领了意大利。这些占领得到了基地位于北非的第十二航空队的支援。

  第八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的攻击战术没什么个性,以其特有的方式单调进行。日复一日,只要天气和部队能力许可,B-17和B-24就会出发,投下炸弹,然后返回英格兰。他们执行任务的直接结果要有情报官员拍照评估。给轰炸机打分数听起来有点像学校的成绩,分优秀、良好、中和差。但是在一连串的任务后,几乎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第八航空队没有充足的轰炸机,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敌人的反应。德国人可以将被破坏的东西修复起来,这和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军队修复敌人拆除的铁路速度一样快,并且他们能够,也做到了,把工业力量集中起来。对空军来说,这种可见的进展是极小的,不像地面部队将欧文·隆美尔的部队驱赶出非洲的成果在地图上标出来那么明显。

  第八航空队的机组人员反复打击他们认为已经摧毁的目标。每一次的行动都有戏剧场面,可以说非常多,正像美国公众从来不会忘记的那样,至于说大场面,可以说没有。实际上,1942—1943年的空中攻击行动是平淡的、重复的,没有高潮,阿诺德宣称是空洞无物的。轰炸机机组人员没有成就感,至少在他们飞完35次战斗任务,可以回国之前一直这样认为。没有敌人投降,军队的火力或者说空军的规模以及防空炮火几乎是一点儿都没减少。

  在陆军航空队的官方史中,总编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及他们的撰写组成员对飞行员的描述是这样的:“一名19岁的男孩带着他的机组人员起飞了。”基地一般距离目标相当远,但他必须起飞,常常要克服天气给精确导航带来的困难,还要躲闪对面飞来的速度极快的战斗机。他几乎要在分秒不差的时间里到达指定地点,去完成置敌人于死地的任务。即使没有战场上所有的精神紧张,这些大男孩回来后面对质询的长官也不可能做出准确详尽的报告,关于一次大型任务的描述就是有数百个这样不完善的个人报告组成的。”

第二章 完全摧毁了

  敌人的防卫造成的损失累积起来,据估计使第八航空队蒙受了相当高的伤亡,美国为此失去了很多青年精英,从很大程度上讲,和英格兰在伊普尔、帕森达勒以及一战中的其他战斗所遭受的一样。对参战的人来说,陆军航空队的危险高于美国的地面部队。陆军航空队约占美国陆军的1/3,战场伤亡人数占全部陆军1/9,当然绝大多数在英格兰的陆军航空队的军人,如机械师或指挥官和参谋军官还是相当安全的,特别是相对于蹲散兵坑的大兵来说。另外,陆军航空队参战的军官比例在陆军中比其兵种高得多,这其中就有战斗机飞行员,大约一半的飞行人员是军官,在战场上牺牲的陆军航空队的军官人数是其他兵种的两倍。在执行每次任务中,平均4%的轰炸机机组人员被打死或失踪。第八航空队的人员完成任务的平均次数是1472,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机组人员永远都不会超过完成25次任务后回家的数字了。

  虽然飞机能够返回基地,但许多机组人员,包括飞行员,都受伤了。他们是被开花弹或德国人的机关枪打伤的。当飞行军医向中队司令官谈起此事时,司令官听了几次伤亡惨重的任务报告后,“突然扑通一下坐下”。他们知道他“并不是担心自己。他没有胆怯,他非常愿意牺牲自己。可是他不愿意带一批机组人员投入战斗,然后失去其中一些人。这种事情发生得太多了。”这是因为这些弟兄“为了共同的目的和共同命运绑在了一起”,相互太密切了。

  对于英国轰炸机的机组人员来说,绝望的感觉击碎了空军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技巧和经验的积累,他们逐渐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机组人员身上,差不多到1943年末,随着经验的丰富,损失渐渐减少,令人满意。更进一步,有半数的人在返航路上,成功地从被击伤的飞机上跳伞已经有了可能。可是,他们还得飞,直到完成他们任务定额为止。一位第八航空队医生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弟兄们突破能力的极限,去尽量多地执行几次任务。”陆军航空队的精神病医生承认在机组人员中,通过“一根头发就能将正常人和精神病患者分开,将适应者和不适应者分开。”随着执行任务的次数增多,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就更多:如当受到战斗机和防空炮火攻击时的茫然无措;翼尖挨翼尖的编队飞行的内在危险;战友的失去;常常在针对同一个目标反复轰炸累积起来的效果;还有不管是局促地呆在机舱内还是呆在在球形炮塔上的无助的感觉。

  危险从起飞时就开始了,飞机装满了沉重的炸弹和燃油,一丁点儿的机械和人为失误就会使计划流产、飞机摧毁、机组人员毙命。然后是长距离的飞行,成功的关键是靠对高度、速度和油料消耗的精确计算,还要躲避和击退敌方战斗机。飞机内的状况对危险的增加不可估量。冻伤致残的人数超过战斗负伤。他们登上飞机时身上又湿又潮,当受到攻击时又冷汗淋漓,或者是在飞行服里小便,这样使手、脚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冻僵。由于缺氧将冻伤的威胁和飞机本身的危险结合在一起。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还得应付飞机的损伤和机械故障,以及天气不可预测的变化。

  即使这样,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尽最大可能和他们的飞机连在一起。“他爱它们是因为其力量和美感,”一位评论员1944年这样写一位飞行员,“他把它看成自我的延伸,是朋友,其秉性比他认识的大多数人类朋友还要活泼生动。”

  但在1943年,虽然美国人在空战中付出全力,可进展甚微。

  1943年8月1日,第八航空队进行一场后来被官方史家称之为“这次战争中一次杰出的空中行动。”那些参与的人却不认同。开始这样的行动是因为陆军航空队的将军一直感到困惑,他们确信,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并摧毁德国人重要的工业目标,也就是所有别的东西都依赖的行业,他们就能够赢得战争。他们尝试着轰炸发电厂、轴承厂、飞机制造厂,还有其他目标,但似乎都不起作用。于是他们想起打击德国人的炼油厂。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汽油,德国人就会溃退。

  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是主要目标。那里的炼油厂生产量占德国原油的60%,为德国提供2/3的汽油资源。1943年4月,阿诺德将军命令陆军航空队司令部的作战部门研究普罗耶什蒂,准备进行一次空中打击。雅各布·司麦特上校有这样一个创意,从新近占领的靠近利比亚班加西的机场起飞,超低空大机群进攻。6月初,在地中海掌管盟军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了司麦特的行动计划。代号是“浪潮”。第八航空队从利比亚出动两个大队的B-24轰炸机,第十二航空队出动三个大队。一个大队一般有六个轰炸机中队,每个中队有六架轰炸机,共有36架轰炸机。B-24可以携带1000磅和500磅的爆破弹,共311吨,加上290箱英国型的燃烧弹,还有140箱美国型的燃烧弹。这些飞机装了两个副炸弹舱,每架轰炸机加了3100加仑的油。

  在7月下旬,这五个大队在西西里岛(7月10日占领)拉出去,在靠近班加西的地方进行强化训练。B-24进行超低空飞行轰炸,他们击中设在利比亚沙漠看起来像普罗耶什蒂的模拟目标。他们反复攻击,直到机组人员认为“我们闭着眼睛也能轰炸”为止。他们要保持紧密的编队飞行。确定了大量有关飞行航线,敌人的空防资料,还有数十个他们必须清楚理解明白的问题。7月28日和29日,整个执行任务的部队参加了两次模拟行动。据专家说,轰炸机在不足两分钟的时间里“完全摧毁了”目标。

第三章 第十五航空队诞生了

  8月1日天刚蒙蒙亮,177架轰炸机,载着1725名空军

  出发了,穿过科孚岛,然后转向西北,越过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山脉。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大团的堆积起来的乌云把执行任务的机队给打乱了。本来可以通过无线电联络来恢复,但保持无线电静默的命令只能使让人惊讶的事持续下去。在距普罗耶什蒂65英里攻击起点处,飞机下降了500英尺,他们遇到了地面防空网和战斗机的猛烈开火。尽管遇上了抵抗,但B-24轰炸机又下降了100—300英尺。如果飞行高度不足1000英尺的话,轰炸机就处于他们自己投下的炸弹爆炸引起的巨大的上升气流而将飞机掀翻的危险中。他们来到错综复杂的目标上空。在第一大队过后,飞机只能在提示下穿过猛烈的炮火、地面的爆炸、火焰。此时,浓浓的黑烟遮挡了球形气罐和高高的烟囱。返航往基地飞的时候,他们在敌人的战斗机追逐下猛跑。即使当“解放者”飞到亚德里亚海上空,他们的攻击还在继续。

  陆军航空队的将军们判断对普罗耶什蒂的攻击是成功的。照片明确显示42%的炼油能力被摧毁。但无论怎么讲,这都不是决定性的,德国人通过调用闲置设备和快速对被炸坏的工厂的修复,弥补了炼油能力不足的损失。这种情况直到1944年春末,普罗耶什蒂被再次轰炸才中止,不过这次是从高空轰炸的。

  美国的损失也很惨重,最终判断的结论就是德国人赢得了这场战斗。这次损失了54架飞机,几乎占攻击部队的1/3,同时还损失了532名空军战士。这些人并不是全死了。

  当飞机下坠时,有些人从B-24轰炸机中跳伞,绝大部分成了战俘。空袭以及陆军航空队损失的消息流传开来,越过了大西洋。麦高文那时正在进行训练,他和空军学员对此进行讨论。“这引起每一个飞行员自身的焦虑,”他说,“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得飞25次或35次任务,弟兄们会说,‘如果你在执行35次任务时,遇上这种事情,你怎么活下来?’”

  8月13日,从第八航空队借出的幸存的轰炸机参加了轰炸位于维也纳新城的飞机制造厂,这是又一重要目标。8月17日,第八航空队从英格兰起飞轰炸施韦因富特的轴承厂和雷根斯堡的另一座飞机制造厂。这两个目标都在德国,陆军航空队认为这些“重要”目标如果摧毁了,就会迫使德国乞求和平,后来证明这是天方夜谭。事实上,德国人击落了更多的B-17和B-24轰炸机,自己则设法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

  正是由于在普罗耶什蒂和在其他的很多空袭中损失惨重,陆军航空队加速了训练,麦高文和他的机组还有别的准备参战的人都是如此。到了1943年夏末,美国的工厂生产了足够多的飞机,可是形成这样一种瓶颈:没有足够多的战斗人员。在英格兰的第八航空队没有那么多的飞行员去飞B-17和B-24。阿诺德将军极为关注这件事情,要求不能超过1943年12月底,要使陆军航空队能够提供替换和补充力量,足以保证第八航空队能够全力行动。在太平洋和北非

  战场的其他航空队也同样如此。试想没有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飞机,对陆军航空队来说,就像在降落的飞机后面安置一条跑道一样无用。

  地面战进展迅速。在盟军拿下西西里并于9月占领意大利大陆后,美国第五军在萨莱诺经过艰难的行进,沿着西海岸向北移动,这时,英国第一空降师攻占了东海岸的塔兰托和布林迪西,迅速占领了亚德里亚海上的巴里。同时,英国第八军向北开进。到10月5日,美国人占领了那不勒斯港,英国人拿下了福贾,这里被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机场环绕,现已废弃。在推翻墨索里尼后,意大利就投降了,但迅速被德国军队占领,他们利用意大利的河流和山脉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坚固防线。

  然而,意大利南部掌握在盟军手中。这为陆军航空队提供了机会。从福贾周围的机场,美国轰炸机可以参加联合轰炸机攻击行动(CBO)。以意大利为基地的轰炸机能够打击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德国东南部的目标。普罗耶什蒂的石油、多瑙河的供给线、维也纳新城的工厂等等都在B-17和B-24的轰炸范围内。和战斗机一起,重型轰炸机可以为盟军沿着半岛继续向北推进提供火力支援。

  这里有很多便利条件,当然在盟军统帅部还有争论。以意大利为基地的重型轰炸机可以缓解英格兰的拥挤情况,满足第八航空队对机场的要求。意大利的天气状况比英格兰要好,这样对敌人进行更多的打击便有了可能。如果从意大利起飞,德国两个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两家共生产约占60%的战机,就会在航程之内。德国人被迫把一半的战斗机移到德国南部前线,这样减轻了第八航空队的沉重的压力。从意大利起飞的美国轰炸机可以利用阿尔卑斯山这个天然屏障,阻挡德国无线预警系统。不久,在福贾附近快速为原属于驻扎在利比亚的第十二航空队的六个重型轰炸机大队建立一个新的基地。这几个大队成为新部队的核心,另外还要加上现属于第八航空队而转来的15个大队。

  尽管有这些条件,艾拉·埃克将军还是对这个计划表示强烈的反对。他对以往发生在他所领导的第八航空队的情况是否会重演保持警觉。他说,派这些飞机来意大利违反了集中优势兵力的基本原则。他怀疑意大利是否能够提供必需的机场,猜想陆军航空队到底还有没有足够的机务人员保证轰炸机起飞。他对天气的状况也保持质疑。他说白天攻击的关键因素是德国目标上空的天气,而不是英格兰的天气。他也指出,阿尔卑斯山对于受伤的飞机安全返回基地是个严重的障碍。

  阿诺德将军不理会埃克的建议。在10月中旬,他命令艾森豪威尔在意大利组建一支新的航空队,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战略轰炸。卡尔·斯帕茨将军指挥这支在欧洲的美军空中战备力量,而曾经率领著名的B-25轰炸机在1942年轰炸东京的詹姆斯·“吉米”·杜立特将军去做第八航空队的司令员。这支新的部队称作第十五航空队,将由内森·特文宁将军指挥。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到11月底,在福贾以南的亚得里亚海的巴里,一套高级指挥系统已经建立,参谋人员和其他后勤人员开始向巴里转移。12月1日,第十五航空队在那里设立了司令部,一直到战争结束。

  那年秋天,为了筹备重型轰炸机的到来,工程师们开始在福贾附近建设重型轰炸机机场。由于雨水和泥泞、设备和人员的不足、糟糕的运输设备,再加上炸弹给这些德国人以前使用的机场带来的破坏,困难巨大。到12月底,工程师们完成了超过55个机场的建设(包括在萨丁岛和科西嘉为中型轰炸机建设的机场)。工作包括修复和排水,还有最常干的就是安装钢板跑道。另外,还铺设了从巴里到福贾的航空用油的输油管线。

  这样,第十五航空队诞生了。起初有六个重型轰炸机大队和两个战斗机大队,但其不久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航空队,从整个飞机和人员数量上仅排在第八航空队之后。到1944年4月,它有21个轰炸机大队和七个战斗机大队。

  就在1943年12月1日这个“搬家”的日子,第十五航空队发起了一次空袭,轰炸了意大利北部的轴承厂、桥梁和铁路设施。但第二天晚上,纳粹德国空军就派了一队轰炸机到巴里。大约有30艘盟军的船正在卸货,夜幕降临,为了保证装卸按计划进行,灯光全部打开。晚上七点半,德国轰炸机开始空袭。20分钟后,他们自己毫发未损,击沉19艘盟军的船只,七艘严重受伤。两艘弹药船直接被击中,还有一艘油轮燃起冲天大火。1000名工人被炸死,用了好几个星期才恢复港口的正常运转。

第四章 欢迎投入战争

  欢迎投入战争。第十五航空队不管如何还是开始工作。1943年圣诞节前,它执行了对位于奥格斯堡的梅塞施密特工厂的轰炸。在新年里,它已辅助美国人在罗马以南的安齐奥降落了。在这些和其他任务中,使用了新的带有雷达的斯贝里炸弹瞄准器,可以使长机穿过遮挡的云彩和烟雾准确瞄准目标,至少说能够像人们希望的那样。2月份,第十五航空队和第八航空队作为美军在欧洲的战略轰炸力量第一次协同作战。当第八和第十五航空队瞄准在奥地利的施泰尔的飞机制造厂和轴承厂时,这是个“大星期”。在这个大星期的最后一天,两支航空队的一千多架轰炸机轰炸了雷根斯堡、奥格斯堡、菲尔特和斯图加特,这创下了一个记录。造成的破坏让人看了心惊胆战。还有美方的损失同样惊人。在破纪录的一天,损失了64架轰炸机,第十五航空队有33架。一个星期内,第十五航空队共损失了90架飞机和机组人员。

  3、4、5这几个月,第十五航空队在等待。在这段时间,它接收了15套全新的APS-15雷达,俗名“米奇”,还带着操作员。1944年4月5日,第十五航空队230架轰炸机袭击了普罗耶什蒂,这是八个月后它第一次被打击。从4月15日—24日,对普罗耶什蒂发动了多次空袭,最后一次米奇雷达派上了用场。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开始,第十五航空队再次空袭了普罗耶什蒂,然后在6月23日和24日,接着在7月9日和15日都对该市进行了轰炸。航空队损失的累积是,一次任务中10架B-24,另一次是14架,还有一次是20架,在7月的轰炸任务中损失46架。这已经超出了一支拥有200—300架飞机的航空队的承受能力。1944年上半年对敌方的几次轰炸代价太高了。与此同时,第八航空队在进攻日之前为部队登陆做准备,只对法国的桥梁和铁路等目标进行战术轰炸,当他们进行轰炸时,也付出了同样的代价。

  在法国的行动被称之为“转运计划”,遭到了斯帕茨将军的强烈反对,他想对德国境内实施战略轰炸而取代对法国桥梁和火车的打击。但是,艾森豪威尔这位盟国远征军的最高司令坚持实施“转运计划”。他认为,轰炸机轰炸离前线越近,效果越好。经过激烈的争论,并且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没有临时掌握驻扎欧洲的陆军航空队的权力,就以辞职相威胁,他最终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但也仅是为了这次占领。在6月8日,斯帕茨签署了一项命令,这项命令执行到了战争结束,第八航空队和第十五航空队的主要目标就是切断敌人的石油来源。遵照这一命令,普罗耶什蒂和其他地方的炼油厂都成了重要的靶子。

  怎么能使德国人接受这些惩罚?他们怎么保卫他们的国家?他们从哪儿得到的战斗机?飞行员?防空武器?坦克和卡车?弹药?陆军航空队很难回答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对德国人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之后,总是感觉德国人能恢复元气。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德国人用了相当大的力量疏散了他们的飞机制造厂,到1943年年底,据估计德国生产出了两倍于盟军的战斗机。在战争中,德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德国人的技术知识和技能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生产出了火箭推进的战斗机ME163和喷气推进战斗机ME262。虽然对飞机制造厂进行了很多次打击,但德国人还是在1944年6月份(与1943年2月的1016架相比)生产了2177架单引擎(螺旋浆)战斗机,9月份生产了三千多架。喷气机是最严重的威胁,第十五航空队在7月份一系列空袭中,对腓特烈港的喷气机厂追逐打击。战后的评估确认,这些行动摧毁了950架喷气机,比当时估算的要少,但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果。

  对轴承厂的空袭造成了不少人员伤亡,但是几乎没有阻挡住轴承滚向需要它们的地方。确实,德国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在1944年初大幅度提升,更具威胁的是这年下半年提高得更快。法国、低地国家、挪威和中东欧取之不尽的劳工帮助了生产。

  石油是一重要问题。普罗耶什蒂因此成了重要的目标,受到了第十五航空队的打击。在随后的4月空袭中,德国人开始一项新的防卫方法实验,一度效果良好。无论何时他们的报警系统显示第十五航空队的机队在南斯拉夫上空朝罗马尼亚飞去时,德国人就利用轰炸机到达普罗耶什蒂上空前这段时间,约40分钟,点燃炼油厂周围数百个发烟盆,这样当轰炸机飞到目标上空时,绝大部分地区已被烟雾笼罩住了。第十五航空队开始用更多的雷达导航设备作为筹码,提高打击精度。而德国人的筹码就是在普罗耶什蒂内和周围增加更多的防空设施,同时也使用战斗机,使该城成了欧洲大陆防卫第三严的目标。排在第二位的是维也纳,那里也有一个经常受到第十五航空队打击的炼油厂。排在第一位的是柏林。第十五航空队仰仗新的技术,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钻石形编队,这可以增加轰炸机的安全感,实现更精确的打击。

  1944年7月,第十五航空队在对散布在南欧的炼油厂多次空袭中损失了318架飞机。这对第十五航空队来说是情况最糟的一个月,损失的比例要高于第八航空队。然而,陆军航空队认为,特别是使用了雷达突破了烟雾屏障之后,德国的炼油厂损失巨大。可结果并没有所设想的那么好,但其仍然引人注目。第十五航空队持续不断的打击最终改变了普罗耶什蒂的一切,但对德国人来说已经没有一点用处了。截止到1944年9月,飞往普罗耶什蒂的第十五航空队的军人有59,834人次,投下了13,469吨炸弹,损失了350架重型轰炸机。第十五航空队共执行了20次白天的轰炸任务。后来测算,这些空袭截断了德国人180万吨原油的供应。当红军8月30日占领普罗耶什蒂时,俄国人报告普罗耶什蒂炼油厂闲置起来了,成了一片废墟。这是第十五航空队连续不断的打击的成就。8月30日,随着红军占领罗马尼亚全国,罗马尼亚突然改变了在战争中的立场。这种转变给第十五航空队带来一段有趣的插曲。那时,大约有一千名陆军航空队的军人在罗马尼亚上空跳伞,被抓起来成了战俘。这些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战俘营里的俘虏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或被撤到德国,或在俄国人手上呆上很长时间才能回家。有一名战俘是詹姆斯·A冈恩三世中校,他要自己处理这个问题。他在一架ME109飞机上划上星条旗后,爬到它的无线电室中。他说服罗马尼亚王室家族的一名王子和盟军飞机交过手的罗马尼亚的王牌飞行员康塔采恩上尉去为他飞行。康塔采恩驾机将冈恩送到意大利,设法安全降落。冈恩向特文宁将军谈了派人执行一次营救任务,特文宁火速令第十五航空队将56架B-17轰炸机改为运输机,让康塔采恩驾驶一架P—51(因为没有ME109合适的燃油)到布加勒斯特郊外的机场去看看德国人是否逃脱。如果已逃,B-17开始进入。战俘兴奋得无以复加,挤进了轰炸机,20个人乘一架飞机,接力飞回意大利。所有这1274人逃出用了三天时间。接着,他们都要灭一下虱子,吃饭,到医院进行必要的治疗,不久就踏上了返回美国的路。

第五章 美国的损失不断增加

  第十五航空队对德国人的炼油厂进行打击造成的损失极大,加剧了德国面临的油料危机,将敌方油料的短缺带到危机的边缘。负责纳粹生产的最高统帅阿尔伯特·斯皮尔在其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内部》中说:“当美军第十五航空队的轰炸机从意大利的基地起飞,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击德国的工厂目标时,从南方蓝色的天空中,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战争的征兆。”第八航空队攻击武器制造厂,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坦克、卡车和飞机工厂,这样造成敌人的供应短缺问题。战略轰炸是在进行报复,这帮助斯帕茨阻止那些建议,就是试图通过对夜间城市进行恐怖性轰炸迫使德国人投降的想法。

  美国的损失不断增加。到1944年夏季,在2100架参加行动的重型轰炸机中,第八航空队损失了900架。第十五航空队参与行动的1100架重型轰炸机中,战损的比例更高。而德国人比这两者还要高,纳粹德国空军战斗损失的人数,在6—10月中间每月从31,000人上升到44,000人。

  随着美国的P—51远程战斗机出现,从1944年年中开始,可以给轰炸机提供直到轰炸地点的全程保护。它们为造成德国人的惨重损失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P—51的出现,才使连续进行战略轰炸行动成为可能。这当然有些帮助,但德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油料。普罗耶什蒂以及其他地方的空袭,使德国人的油料供应减到连续供应战争需要的20%。例如,坦克战斗训练,已变成德国人无力达到的奢侈事情。德国人迫不得已扔掉了大部分卡车和其他车辆,变成了一支马拉的军队。

  对空军来说,最为关切的问题是纳粹德国空军不得不半途而废,特别是在飞行员训练阶段,训练时间只有可怜的几天。由于优秀飞行员的严重短缺,纳粹德国空军的士气低落,变得几乎是不存在了。德国飞行员不进行战斗轮换,执行完一定数量的战斗任务后变成教官。他们一直飞行到战死为止,变成不断增加的死亡数字中的一个。在伤亡不断的情况下,德国只能靠他们的防空炮火来保卫他们的城市。他们慢慢认识到,要阻止盟军轰炸机往目标上扔炸弹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目标就是提高盟军的伤亡数字,当达到一定程度时,迫使盟军中止空袭,可是并不奏效。

  不仅是德国人遇到士气问题,美国人也同样如此。空军承受的压力巨大,压力来自于密集的行动、行动高昂的代价、战斗机护航的不足、连续数日执行任务几乎让人难以承受的节奏。阿诺德将军很早就筹划每一架轰炸机安排两个机组,这样每一个人就会感觉在他们35次的任务之旅中,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可是训练机组人员不会那样快,到了1944年12月,第十五航空队才达到了每架轰炸机有两个机组的比例。

  在陆军航空队中,士气低落,谣言四起,有的谣传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落到中立国瑞典或瑞士,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轰炸机重伤到飞不回基地,而是要逃出战争。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讲这些人之所以冒险选择安全,是因为他们在被拘留期间,可以难得舒服地呆上一段时间。调查显示,这些传言几乎都是不确切的。轰炸机在中立国降落确实是因为被打中,飞行员别无选择。即使飞行员从不相信这些谣言,可还是显示出士气是如何低沉。这就是麦高文和机组人员以及所有替补和后勤保障人员所面临的局面。

  1944年9月,麦高文加入455轰炸机大队741中队。这个大队包括740、742和743中队。基地在福贾以南,意大利切里尼奥拉的圣乔瓦尼机场。455大队和404大队共用一个基地,他们都是304轰炸机联队的组成部分。455轰炸机大队的徽章是“秃鹫”,由好莱坞的沃尔特·迪斯尼工作室设计。形象是秃鹫爪子抓了一颗炸弹。徽章就是标记,戴在机组人员飞行夹克的左胸上。大队的两个尾部标志画在垂直稳定器、黄色漆成的下稳定器和方向舵的上半部上,是黑色的钻石形。中队的符号在方向舵上面,740中队是黑色的长方形,741中队是四片叶子的苜蓿草,742中队是黑色对角线带子,743中队是黑色水平带子。都在机身后部两侧涂上号码。在飞机集合地点确认归属的大队编队时,这些标记非常有必要。

  455大队的第一任司令官是肯尼斯·A库尔上校。他是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已经有16年以上的飞行经验。他曾经在第八航空队驾驶B-24轰炸机飞越德国上空、尔后飞进飞出北非和利比亚沙漠。他的幽默感,还有他的能力,都让他的部下喜欢。他嘴里总叼着个烟斗。当一条情报让他吃惊时,他的表达方式就是:“好啊,我也要占点儿便宜。”他的大队司令部取名“我最棒”,取自他常说的另外一句话。他经常亲率大队参加战斗。当行动前传达作战指令时,总是宣布库尔上校作为编队的领队,这时就能听到参战人员赞许的窃窃私语声。

  1944年11月之前,455中队共执行了139次任务。5月是最忙的一个月,有21次任务。大队共派出745架次B-24轰炸目标,投下1630吨炸弹。尽管损失巨大,但大队仍连续不断轰炸。到8月末,至少敌人的战斗机不再是大的威胁了,但是事故和德国更密的防空网(通常是88个,有时105个)比以往更危险。

  在4月份,至少有一次,防空炮火击中一架飞机,却使两架B-24坠落下来。杰罗姆·斯莱特中尉是其中一架的飞行员,迈克尔·卡伦中尉控制着另一架。当他们完成一轮对意大利的圣斯特凡诺港的轰炸后,以钻石形编队飞行,卡伦让斯莱特的B-24和另一架轰炸机紧贴着他的机翼下飞行。斯莱特的飞机被一发炮弹打中,一号发动机爆炸,其机翼严重受伤,飞机立刻失去控制。它向左翻滚,飞机无法控制,机腹朝上,与卡伦的飞机机腹对机腹碰到一起。“碎片四处飞去,”六架飞机的飞行领队尤金·哈德逊报告,“只看见一具降落伞打开。”20名机组人员被列入行动失踪者名单。卡伦平时的领航员盖伊·孔茨中尉那天正好和哈德逊一起飞,他目睹了他的机组人员失踪的场面后,在返航途中一直都泪流满面。

  1944年8月,在455中队执行第100次任务后,库尔上校调到了304空军联队司令部任作战官。得克萨斯大学的毕业生、来自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威廉·L斯诺登中校接替了他。像库尔一样,斯诺登的名声也很大。

  麦高文就要参战了,在6月5号罗马解放后和6月6日诺曼底登陆以后,每一个在意大利的参战者,无论是在陆地、海上或空中,都称这是场“被人遗忘的战争”。对第十五航空队的弟兄们来说,他们最不满的是给第八航空队做了最大的宣传。这不仅是因为它规模更大,有更多引人注目的B-17轰炸机,而且因为记者对英格兰战役的关注超过了意大利战役。电影明星吉米·斯图尔特为第八航空队在一架B-24中扮演中队领飞者在飞行(一般被认为这是绝对顶级飞行员)。克拉克·盖博也和第八航空队一起飞行过,还有好多不久后成名的年轻人,如记者安迪·鲁尼和沃尔特·克朗凯特。这使第八航空队的宣传更为广泛。

  在第十五航空队参加行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它拥有3544架B-24,1407架B-17。其中,1756架B-24和624架B-17在战斗中被击落。

第五部 意大利,切里尼奥拉 第一章 他们从来没见过的战争方式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成为第一个在意大利出生而踏上新大陆的人。那以后的四百五十余年,成千上万意大利人来到美国。从1943年—1945年,一百多万美国人———许多来自意裔美国人家庭,还有很多人的父母、祖父母或者祖先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或者在亚洲、非洲出生———来到意大利。他们主要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在美国军队中服役。他们并非移民过来开始新生活,也不是来侵略占领,而是前来承担防御德国及其卫星国空袭的任务,来把德国人驱逐出意大利,来解放这个国家并让它选择自己的政府。他们登上欧洲大陆之前,意大利人刚刚推翻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统治,但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他20年统治留下的痕迹。墨索里尼不是希特勒或者斯大林,但他仍然给北非和意大利带来巨大的灾难。意大利本来是一个有许多手艺纯熟的工匠以及经验丰富的农民的国家,充满如此多的生机与活力,还有众多的艺术品、美食和好酒,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羡慕,但墨索里尼把它变成了一个实际上没有年轻男人的国家,一个几乎什么也制造不了的国家,一个接近大饥荒边缘的国家。他集合起全国几乎所有的年轻男人,强迫他们参军,他想当然地希望这样能使意大利进入大国之列。到1943年,它成为一个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国家,他们几乎都处于饥肠辘辘、病体缠身、缺医少药的状况下,而且承受着其他重重痛苦。美国军人从小就相信意大利是一个贫穷、人民逃散的国家,但直到他们来到意大利,才对墨索里尼造成的意大利的一贫如洗有所体会。

  墨索里尼没做完的,德国人做了。在1943年盟军登陆之后,德国人退往意大利北部,带走了几乎所有东西———所有的食物、酒,还有各种车辆(无论是马拉、机器动力的还是手推车)、艺术品,只要他们能带走的。

  1944年9月的一个下午,乔治·麦高文和他的同船伙伴到达那不勒斯港。从甲板上,他们看到几十个男孩子排队站在码头上,伸出双手用蹩脚的英语喊着“芭比·卢斯糖”,或者“贺喜糖棒”,或者“口香糖”。船上的美国人刚把手伸到口袋里,扩音器响起来,船长说:“现在听着,任何人不能扔任何东西给这些孩子。这些小孩都饥肠辘辘。几天前一艘美国船到这儿,士兵向他们扔糖果,孩子们跳下水去捞,淹死了好几个。我们不想这种事再发生。我们到这里是来帮助这些人,不是为了淹死他们的孩子。不要扔任何东西———我说的是任何东西。”麦高文记忆中,他们是“脸色苍白,细腿伶仃的孩子”,他承认:“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处于饥饿边缘的人。”当天晚上在那不勒斯附近的陆军航空队基地,麦高文能听见“母亲在垃圾桶周围四处搜罗,寻找能带回家给孩子的零碎食物”。

  美国士兵曾经历过大萧条,他们中许多人也曾缺衣少食,但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对意大利人来说,他们是不可思议的富裕。他们的制服比意大利军队的要好得多,也比德国军队的好很多。他们仿佛有无数的食物、汽油、武器、卡车、吉普车、飞机、帐篷、医药、照相机、钱、电影和放映机,等等。

  新来的美国人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差异巨大,甚至与他们最近的盟友大不列颠也是如此。罗兰·帕平少尉,被任命为第455轰炸机大队741中队的一个导航员,和麦高文一个中队,也是乘船到意大利的,但帕平乘的“生锈的破船”把他们机组扔到突尼斯,他们从那里乘一条英国游船渡过地中海到那不勒斯。这听起来不错,而且的确如此———不过只是对军官而言,对士兵却并非如此。帕平发现“英国人对军官、士兵之分的看法跟我们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军官,他和另一个人进了头等舱,“享受通常是给头等乘客预备的奢侈待遇”。士兵则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船舱里睡吊床。士兵的卫生设备“是一个耻辱,因为那儿发出人类无法忍受的臭气”。

  麦高文、帕平和其他几百名陆军航空队的补充兵员乘卡车横穿意大利,几乎是一直向东走,到达离切里尼奥拉约五英里开外的机场,在福贾西南方向约二十英里。切里尼奥拉曾以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中心而闻名,而且是一个避难所,接纳因盟军频繁轰炸福贾而逃出来的意大利人。战前这个镇有25,000人,但到1944年这里容纳了两倍于此的人口,没有一个年轻男子。切里尼奥拉一词意思是“谷物之土”,因此也是“Cheerios”(一种谷类食品。———译者注)一词的词源。这里生长硬麦,是意大利,也许是世界上制作意大利通心粉的最好材料。古罗马人把麦子存在地下,筒仓倒扣上去。他们用木头把地洞盖上,免得下雨时水漏进去。现在切里尼奥拉附近还有600个这样的储存地,上面全都标着罗马数字。据本地人说,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用这种办法储存硬麦的地方。然而,墨索里尼为他的军队耗尽了切里尼奥拉的资源,在1944年,没人能说这里曾是罗马人的主要农业中心。尽管这里总的来说土地平坦肥沃、雨量充沛,但1944年几乎什么也没种。橄榄树无人照管。人的情况甚至更坏。

  一位陆军航空队军医官作了如下描述:“这个镇是个蓄水池,疟疾、性病和由苍蝇蚊子传播的痢疾在这里聚集。满大街的孩子模仿他们的长辈随处大便,因为没有下水系统和厕所。他们在黑市上一找到食物就吃,食物来自从爬满苍蝇的水果店到寄生虫肆虐的肉店,肉店里烂肉是正常的,好肉则是例外。没有医药,儿童死亡率惊人,脾指数是40%,疟疾是儿童病———因为成人一直都在得这个病,对他们而言这不叫病。维生素缺乏症、肺结核以及明白无误的饥饿到处都是。能听到的惟一音乐来自葬礼,葬礼乐手是全职工作。”

  切里尼奥拉是一个古老的城市。1863年6月29日,它的现代化的大教堂已经开始建设,此时美国内战正酣,罗伯特·E李将军的军队正在挺进宾夕法尼亚州,准备开始葛底斯堡战役。大教堂的圆顶宏伟醒目,飞行员在10英里之外就能看见。麦高文回忆:“好多次我一看见圆顶在前方出现,就能确定飞机没有偏离航线。”直到21世纪,它仍矗立在此,加固之后显得更有生气。

  附近是坎尼的遗址,一场最著名的战役在此发生。公元前216年,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切里尼奥拉建立基地,因为那里贮藏着粮食。在11英里以外的坎尼,汉尼拔以超过一倍的军队包围了罗马部队,并在一个下午之内消灭了他们。大多数美国人从来没见过一座百年历史的建筑,也没有见过能追溯到18世纪中期以前的古战场,更别说这种两千多年前的遗迹。一位456轰炸大队的飞行员罗伯特·S卡普斯少尉,参观过坎尼后,极有兴趣,后来写了一本汉尼拔的传记。

  当德国人撤退,英q国第八集团军扫荡过去之后,切里尼奥拉的人们希望能置身战争之外。他们无法置身事外。1944年1月,陆军航空队到来了,他们把切里尼奥拉附近的地区改造成一个主要的机场,一场不可思议的行动风暴就此开始。无数的地面支持车辆和巨量物资都送达这里。两千多名455和456轰炸大队的年轻人进入基地。橄榄绿的军用帐篷在橄榄林里形成一个城市,外加大量地面支持设备、燃料、炸弹、弹药、食品、医药和其他后勤保障品,而且这些东西每天都还在往这里运。切里尼奥拉的人们开始了解美国人打仗的方式。他们从来没见过能与此相比较的战争方式。

第二章 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

  21岁的霍勒斯·W·兰福德中校是741轰炸中队第一任队长。①他在1944年初来到切里尼奥拉。那时这个镇子离北边的前线只有六英里。这里的机场1943年被第十五航空队轰炸过,后来被德国人放弃了,现在境况很差。大队有64架B-24,兰福德驾驶其中的一架。没有硬质停机坪(停机跑道),轰炸机要么翼尖挨着翼尖,要么机首接着机尾排在小小的跑道上。尽管如此,飞行员还是设法起飞降落。他们起初的任务是帮助僵持在意大利西海岸安齐奥滩头阵地的部队,鼓舞他们的士气,切里尼奥拉基地的轰炸机被编组到其他大队中。B-24和B-17直接飞到滩头阵地上空,让美国的地面部队看到他们令人敬畏的力量。兰福德记得那是“一种令人兴奋、难以忘怀的景象”,轰炸机群“从目力所及的前方”伸展到“目力所及的后方”。

  为了给B-24和B-17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跑道,美国人运来推土机。他们推平曾是麦田的地方,工程师在上面为4800英尺长的跑道铺上钢垫,并且建造滑行道和硬质停机坪。他们没有自找麻烦去修机棚———所有对轰炸机的维护、修理和其他工作都在露天进行,从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如此。

  第456轰炸大队征用了一座旧农舍作为司令部。两个砖砌的建筑作为机组人员的简报室和导航员与投弹手的研究室。

  第455轰炸大队司令部在跑道的另一侧,是一个贵族的产业的一部分,但年久失修。大队指挥官们住在一个农庄的牲口棚里,这里也用于对各个机组发布战斗任务简报。这房子是石头垒成,没有窗户,已经一部分沉入地面以下。人们不得不费力地清扫里面积存多年的粪肥,干活时还要和虱子做斗争。简报室后来也用做电影放映室。

  741中队的兰福德队长用抛硬币的方式从743中队的队长那里争到一间谷仓。谷仓上部有两个隔间和一个鸟舍。它旁边是一个小的储藏屋,归743中队。“在清理出成吨的垃圾后”,741中队用一个隔间做了军官俱乐部,另一个隔间做士兵俱乐部。至于鸟舍,兰福德敲下里面的栖木,糊上窟窿,清理好内部,还刷了刷,又建了一部梯子,这样就将其变成他和其他五个军官的住所。

  一开始,士兵都睡在胶合板的大箱子里,这些箱子原来是放在B-24炸弹舱里、用来把行李运到意大利的。兰福德说:“你无法想像这种居住条件。”人们不得不排队等着填满他们的餐盒,一旦下雨———这是常有的事———他们就得到处躲雨。兰福德雇用当地的劳工建了一个石砌的食堂。在此过程中,他得知居民当中有人向德国人报告机场内的所做所为:一天晚上,美国人称之为“轴心国萨莉”的德国宣传广播员———他们爱听她的节目,因为她放美国音乐———说:“741中队,我们看见你们在下面建食堂了。你们肯定没法

  用上这个食堂,我们会在完工前轰炸它。”德国人从来没来轰炸过。(基地的防御由英国防空小组负责,因为切里尼奥拉是英国第八集团军的防区)

  “轴心国萨莉”似乎知道一切。无线电操作员罗伯特·哈默军士隶属于742中队。1944年春天,有一次,他的中队———外号是“象棋盘”,来自他们的机尾徽记———执行一次任务,两架ME109盯上了一架失去一个引擎的掉队飞机。轰炸机飞行员命令机组成员降下起落架表示投降。ME109靠近过来押送B-24到降落地去,一边一架。飞行员命令机组成员开火,打下两架战斗机,安全返回基地。当天晚上,“轴心国萨莉”宣称“象棋盘”的轰炸机将是德国战斗机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个中队换了数次徽记,但德国人还是盯着他们。哈默说德国人能得到“神奇的情报。甚至在我们离开地面前,柏林电台就会告诉我们将去哪里”。

  在1944年初,罗伯特·卡普斯少尉进了744中队。“我们被堆在橄榄林光秃秃、潮湿的地面上。我们被派去在坚硬潮湿的地面上搭帐篷,就像一群童子军。雨季加上人的活动,使橄榄林成为沼泽。”人们用拴在橄榄树上的绳子固定住锥形的帐篷。帐篷一个挨一个,每个帐篷里住三四个军官或者六个士兵。他们睡在折叠帆布床上,用两条羊毛毯或者一只睡袋当被盖。他们在布做的床垫罩里塞进麦杆,但麦杆里有叮人的小虫子。

  下雨时,如果有人动一动帐篷内部,帐篷就会漏。天很冷———1944~1945年的冬天下了不止一场雪———因此住宿者发挥了一点扬基佬的创造性,把55加仑装油桶一剖两半,做成小火炉。燃料就是汽油,通过一根管子从油桶里往炉子里供油。人们还在炉子底部开了一个小门通风。如果炉子烧得太热,火苗就会很高,在烟道里形成油烟并且着火,火星喷出烟囱,又落到帐篷上。烧出来的洞让帐篷漏得更厉害了。

  地板就是泥地。为了能住,人们在意大利劳工帮助下打了水泥地板。先铺一层碎石,然后在上面盖上一层水泥。比尔·朗兹和麦高文、萨姆·亚当斯共住一个帐篷,朗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睡在帐篷里,没有灯,没有上下水。”不久之后他们就有灯了———一个挂在帐篷中间的灯泡———到1944年11月4日,他可以在他的日记里这么写:“我们的帐篷现在有点样子了,有不错的炉子、衣服架,还有前门。”

  麦高文、朗兹和亚当斯旁边的两个帐篷布置得更好,里面住的是快完成35次任务(然后就可以回家)的老兵。麦高文第一次遇到其中的一个飞行员时,他和朗兹正在驾驶一部“被解放的”吉普兜风。朗兹担当驾驶员,速度很快。他顺着帐篷之间的“街道”飞驰,两个轮子压了一个帐篷的一角,“钩住了角上拴帐篷的绳子,把帐篷撕成两半。火炉、挂着的制服、书架、杂志和相片都飞入了橄榄林”。麦高文爬出吉普,看见一个年纪较大的飞行员,“有很重的眼袋,年纪至少25岁”,向汽车走过来。后来麦高文知道,他是霍华德·苏贝克上尉。他的声音因狂怒变得震天响:“你们两个狗娘养的不会活过这场战争,我现在就杀了你们。”朗兹和麦高文用那天剩下的时间给他搭好了一个新帐篷。“所以,”回忆至此,麦高文笑了笑,“这是我闯入741中队地盘的方式。”

  虽然如此,朗兹的胡闹不会停止。吉普车事件之后没多久的一天晚上,他滚过来一个55加仑装的油桶,放在中队所在区域的中心的火上,然后大喊:“敌机空袭!”所有人都痛苦而愤怒地吼叫,除了朗兹,他在笑。

  亚当斯不同,他是一个有能力又尽职尽责的技师。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他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尽快回到密尔沃基,开始学习,成为一个牧师。他和麦高文似乎无话不谈。亚当斯的空闲时光都拿来写长长的家信、清洁设备、读书或者是躺在帆布床上思考。麦高文也读很多书,并且给埃莉诺写信。开始战斗飞行之后,他总是在信上写一个数字,书信审查员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但每一个数字都是他执行过的任务次数。埃莉诺知道35是魔术数———只要乔治完成35次任务,就可以回家了。

  1944年夏天或者秋天来的人被安排到已经搭好的帐篷里。这样做有好处,也有明显的不足。通常,分到的帐篷都属于一个被击落的的机组。当465轰炸大队的飞行员唐纳德·凯到达切里尼奥拉时,他听到先来的人对他喊:“你们会伤心的!”他和机组人员住的帐篷原先属于格林伍德少尉及其机组成员,他们在凯机组到达前两天刚被击落。

  他们吃的食物也许会让切里尼奥拉人羡慕,但从来没有接近过扬基习惯的标准。鸡蛋粉是主要的早餐来源,用各种形式制作,一般是搅拌。不管怎么做这些蛋,它们大多数还是消失在垃圾桶里。有烤薄饼,用面粉和鸡蛋粉制作,不仅像飞碟,而且简直一模一样。军队派发的“热带黄油”,因为制作的时候考虑到要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变坏,所以无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融化。面包是新鲜的,由厨师当场烤成,但太粗糙了,只适合做法国烤面包片———还是用鸡蛋粉做的。有时会有燕麦,但像胶一样黏,741中队的帕平少尉认为“那些吃不了的可以用来修飞机,因为这些东西已经黏到一定程度了”。

  中午和晚上,有罐头食品———炖梅干,在废罐头上加热的肉末杂菜,肉大部分是斯帕姆午餐肉,被称为“神秘肉”。像几乎每一个美国军队中的现役人员一样,切里尼奥拉的陆军航空队战士也讨厌看到斯帕姆午餐肉。即使在高层也是如此。战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见到霍梅尔公司的总裁,他感谢他们的斯帕姆午餐肉,然后笑着补充说:“但你们是不是没有必要给我们送那么多过去?”455中队的一位作家———自称“阿农”———评论说:“厨师们会在早餐时煎午餐肉,正餐是烤午餐肉,晚餐则把它放在米糕里,第二天早上是午餐肉馅饼。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这么多午餐肉,一定是成桶成桶订购来的!……炖斯帕姆午餐肉,斯帕姆午餐肉派,还有煮斯帕姆午餐肉涂油脂!”

  在切里尼奥拉,斯帕姆午餐肉的替代品是维也纳香肠。吃过一个月后,一个人在准备室贴了一纸建议书,建议停止轰炸维也纳,如果那儿的人不再运出他们的香肠的话。

  肖斯塔克少尉在飞到切里尼奥拉时,飞机上带了2500箱军用干粮,发现没有一个人想要。于是他搬了几箱到帐篷里,时不时地,他会带上十盒到镇上去,进到路边的餐馆,“然后以此换一顿意大利面条”。面条酱里没有肉,“但意大利人有极棒的番茄酱,再要一瓶便宜的红酒吃上一顿”。

  天气不好不能执行任务时———这种事常有———有些人就想打破基地单调的生活,去镇上转转。陆航队会派一辆卡车每半小时跑一趟镇上,然后在十字路口等着,让那些返回的人能搭上车。大教堂的街对面是一个红十字会俱乐部,有为美国人开的电影院、一张台球桌、书籍和扑克。

  这些人不缺钱。他们的薪水以盟军货币支付,在被占领的意大利是法定支付手段,一美分相当于一里拉。这个兑换率挺合适。帮助修建跑道或者水泥地板的意大利熟练工人,每天工资是75里拉,非熟练工人是50里拉。在镇上理一次发是七里拉,修面价钱相同。让扬基佬吃惊的是,满街都是理发师,一般是拿着窄窄的剃刀的小男孩。唐纳德·柯里尔少尉注意到:“无论多穷,很多意大利老年男子还是每天到理发师那儿刮脸。这是一种男人的仪式。”为了洗一个热水澡———基地里没有条件———战士们去切里尼奥拉的公共浴室。他们自带肥皂和毛巾,花费25里拉。

  另一个令扬基佬惊奇的地方是切里尼奥拉居民的穿着,他们大多数只有黑色衣服。贫穷让人们穿不起颜色明亮、色彩斑斓的衣服。许多人饥肠辘辘,或者处于饥饿边缘。“我们看见衣衫褴褛的妇女排成长队,”柯里尔写道,“等着领一小份面粉配额。”面粉是美国的军需品。很难想像,来自美国的面粉到了罗马的“谷物之土”、汉尼拔的粮食供给基地。柯里尔也注意到老房子地基旁是成捆的细枝,“这是他们做饭的燃料”。陆航队的战士会到镇上洗衣服。花上几个里拉,当地的女人就能把衣服洗干净、晾干、叠好。

  帕平少尉经常去切里尼奥拉。他在那儿遇到一个叫玛利亚的十几岁的姑娘,长着“可爱的黑眼睛”。他不会讲意大利语,但在高中时学过法语,玛利亚也在学校学过法语,正好用上了。他回忆道:“意大利人不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前提都是要求召开一个家庭会议。”玛利亚和她祖母、母亲和两个姨住在一起。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在战争中死了。“女人们接受了我,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信任我。玛利亚和我从来没有单独呆过几分钟以上。时不时一个短暂的吻可以接受,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行。”

  对帕平而言,这个家庭的友谊和对她们的造访“变得对我非常重要。它对战争非人性的冷酷是一种弥补,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到玛利亚。她给他寄来一包女人的衣服。玛利亚和她的家人“高兴极了,以一顿大餐来报答我”。但是,帕平遗憾地补充说:“我没有多得到一点和玛利亚在一起的自由时间。”

第三章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然后评论说:“看,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小子,你在做什么?你太小了,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他是为父亲拣烟头,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军士说,“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梅杰·里卡迪,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执行任务归来,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按马斯托的说法,“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参战。其次,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不是在地面和海上,而是空中。相对而言,他们有一些好处,例如睡在帆布床上,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时间自由,升迁很快,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或者在海军部队,被囚禁于一条船上,做枯燥的长途航行,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船一旦被毁,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要么淹死。(除了少数志愿者,没有人愿意上潜艇)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1944年7月7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然后评论说:“看,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小子,你在做什么?你太小了,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他是为父亲拣烟头,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军士说,“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梅杰·里卡迪,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执行任务归来,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按马斯托的说法,“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参战。其次,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不是在地面和海上,而是空中。相对而言,他们有一些好处,例如睡在帆布床上,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时间自由,升迁很快,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或者在海军部队,被囚禁于一条船上,做枯燥的长途航行,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船一旦被毁,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要么淹死。(除了少数志愿者,没有人愿意上潜艇)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1944年7月7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第四章 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

  陆军航空队知道跳伞的战士总是可能被抓住。为避免被抓,每位机组成员都得到一套逃生设备,包括几块糖棒、一管吗啡、一张丝质欧洲地图,还有一个罗盘。不是很多。战士们被指示只能向逮捕他们的人提供以下信息:他们的名字、军阶和系列号。一般而言,他们说的会比这些多,但不是自愿的,有时是为了避免拷打,更多情况下是从不经意的谈话中透露出来的。德国的讯问者都是年轻人,英语不错,往往是前飞行员(现在没有飞机或者受伤)。他们和战俘闲聊,就像同行间谈话。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战俘们喜欢吹嘘诸如此类的事情,如“你的飞机能飞多快”,“飞机里能转圈吗”,等等。而且,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例如中队的基地所在地,以及指挥官的名字。战后大多数战俘坚持说,他们从来没和德国人说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德国人说,他们已经从战俘那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两边的人都经过恰当考量,曲解事实。

  一旦被逮捕,战士就脱离了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但他仍然在军队里,要服从部队的纪律。战俘都憎恶这种体验,但他们大多数还是活过来了,用不着妥协。741中队的飞行员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第四次任务中,他的飞机飞到奥地利一个精炼厂上空,被一发炮弹直接击中,炮弹在B-24的机首爆炸,当场炸死投弹手和机首射手。飞机开始迅速失去高度,几乎撞上一座山。肖斯塔克命令机组跳伞。他们当时在南斯拉夫上空,包括肖斯塔克,全都安全跳伞着陆,但有三个人被党卫军射杀,后者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根本没机会解释。”

  肖斯塔克一个人设法躲藏了一个星期。他联系上铁托的游击队,他们打算帮他逃亡。但他运气不好。他们在一个农舍停留时,一个男孩跑去告诉了为德国人打仗的游击队。他们在阁楼上找到肖斯塔克。得知他是美国人,就给了他一个苹果。肖斯塔克说俄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很像。塞尔维亚人说,他们不打美国人,他们要打的是共产主义者。具有讽刺的意味是,肖斯塔克的家人离开俄罗斯就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者。就像他所说的:“在这场无序的战争中,你真是很难说清谁是谁一头的。”

  最终肖斯塔克被带到法兰克福,在那儿受到审讯。最先审问的德国人来自底特律,曾经是一个旧车推销员。当时是1944年中期,肖斯塔克解释说:“他那时知道战争失败了,因此给我一些茶和饼干。”德国人其实是希望能让肖斯塔克松口,“但他运气不好,我在第四次任务时就被击落,什么也不知道”。肖斯塔克被送到第三空军战俘营。这是一个大的战俘营。在肖斯塔克去之前,里面的战俘曾经挖了一条地道,大概有六个人从那儿爬出去逃跑了,但他们运气不好,大部分被德国人抓住带回来,在其他战俘面前被射杀。因此他们不再挖地道了。对肖斯塔克而言,除了打牌,盼着下顿饭,等待战争结束,没有什么可干的。

  因为德国人尊重军阶,肖斯塔克少尉和其他军官比起一般士兵有“一点点轻松时光”。军官不用干活。俘虏的营房分12排,每排12个铺———四张三层的床。肖斯塔克所在的营房有144个人,营房一头是炉子,另一头是一个冷水龙头。龙头是卫生设施。营房外有公共厕所,但战俘必须得到卫兵允许才能去。

  食品配额非常可怜。面包明显是由锯屑制成,而且每个人只有一片。卫兵把食物放在营房门外地上。德国人还分发咖啡,但据肖斯塔克说,那是由刚长出来的橡树果子制成的。每个星期一次,如果他幸运的话,能得到一片马肉。偶尔战俘会收到红十字会的食品包裹。但第三空军战俘营旁边是一个俄国战俘分队———如果美国人觉得他们处境不好的话,最好让他们去看看俄国人,就知道什么叫悲惨了。因此,他们会打开红十字会包裹,把一半的食物扔过防护网,送给俄国人。

  红十字会也会送来香烟,这“制造了一个交换食品的商品世界”。德国人会用一切东西来交换美国人的香烟。战俘有一个收音机,藏在锡罐里,这让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他们主要想知道的是,盟军离他们的战俘营还有多远?1945年4月29日,他们刚刚被解放,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军广播网的广播。他们首先听到的是一首流行歌曲,《不要把我关起来》。想到在这里已经将近一年,肖斯塔克觉得这“有些滑稽”。

  肖斯塔克最后的判断是:“战争是可怕的事,告诉你战争不是如此的人,大概是在堪萨斯中部某地做后勤的某个军士,对于战争毫无概念。”就他所知,“它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最后他说:“我爱我的机组,而且那是我所爱的一切。战争不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几十年后,他爱看战争电影,他妻子问他,既然如此憎恶战争,怎么还要这样。“我解释说,看电影时,你没有被击中的危险,可以专注于故事情节,不用担心一个弹片会穿过你的挡风玻璃。”

  741中队有12架B-24以及23个机组。这意味着有46名飞行员或副驾驶,此外还有五十多个军官。麦高文报到时,许多人已经投入战斗,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则等待投入战斗。无论他们是何种情况,每个人都明白被击落或者被迫跳伞的危险,也知道发生致命事故的可能性离他们多么近。死亡或者被俘的可能性围绕着这些年轻人。

  无论是在军官还是士兵俱乐部,新来的人都会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完成任务归来的老兵们谈话。麦高文努力听着,听到不少怎样在战斗中驾驶B-24的忠告。谈话涉及什么事情发生了,飞机如何操作,德国人的防空炮火怎样,以及其他的细节。他们总是争论有多少降落伞从坠毁的飞机上飞出,但不说谁出来了而谁没有出来。他们假设降落伞打开就意味着人安全落地,但他们对于此人是否逃出并在回意大利的路上,是否已经成为战俘,或者是否在地面上被杀死,一无所知。肖斯塔克的名字从来没有在谈话中出现过。

  梅尔·藤哈肯军士,455轰炸大队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记得这些谈话既有启发性又很可怕。它不像一场测验或者橄榄球、篮球比赛后年轻人的谈话。“这里没有对个人成就的自豪之情,或者对战绩的互相比较、吹嘘”,而且,“没有人嘲笑那些还未参战的人(如藤哈肯、麦高文和其他刚来的人),因为大家知道明天或者后天他们就要参战”。藤哈肯还注意到:“那些完成34次任务的人没有表现得兴高采烈。”因为他们都记得“在第35次任务中死去的那个人”。没有人说话是为了出风头。大家交流经验只是因为更好地运用技术和战术将会提高生存机会。

  藤哈肯军士和其他两个机组一起到达切里尼奥拉。其中一个机组先去执行任务。任务时间很长。他们的飞机安全归来,但被防空炮火在机翼和机身上打了几个洞。那天傍晚,做完任务后的询问之后,他们离群索居,不想说话。“他们觉得以后讨论这些感觉会更好,或许是我们都完成几次战斗任务之后。”对于藤哈肯及其机组成员而言,“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恢复曾有的乐观、兴致勃勃及其正常个性”。

  一天后,第二个机组执行他们的初次任务。两小时后飞机飞回基地。突然,在一排排的帐篷中间,黑暗中出现了一个射手,喘着粗气,降落伞一半收在手臂上,一半拖在地上。他吓坏了。他想知道机组中的其他人在哪儿。得知没人知道后,他解释说,他们的B-24在目标上空被击中,他无法估计伤害程度,但说他的飞行员把飞机开到机场,在空中转圈,测试控制设备,并烧完剩下的燃料———迫降一架B-24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机翼中还有油的情况下。飞行员无法确定起落装置是否正常,因为他失去了液压动力。他命令机组跳伞。飞行员呆在飞机里,想把它降下去。

  一个报信的人从保养维护区跑来说,飞行员安全降落,但飞机在降落时已经毁了。如果机组成员还在飞机上,一定会伤亡不少人。剩下的两个小时,其余机组成员一个个拖着降落伞回来了。没有庆祝,也没有多少讨论,但人们还是对那个飞行员的行为心存感激。

  陆军航空队有一条规定,士兵和军官不允许深交,这就是为什么在切里尼奥拉,军官有自己的俱乐部,而士兵另有一个。但他们的帐篷紧挨着,他们一起吃饭,大多数时候,他们互相进入对方的俱乐部。俱乐部有啤酒,一般是不凉的,还有软饮料。大部分第二天早上要出任务的人,甚至连啤酒都不会多喝。大多数军官和军士认为不能深交的规定荒唐可笑。“我们机组是一个家庭,”肖斯塔克少尉说,“我们互相之间一直都有很深的交往。”

  飞行员到哪里,机组就到哪里;而他按轰炸大队队长的命令行事。他们和一个步兵排、一个驱逐舰或其他战船的船员组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归属感。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空中,他们共同拥有这种归属感。无论飞行员年纪多大,执行过多少次任务,机组成员都尊重他、信任他,按他说的话去做。同样地,上述那个飞行员让他的机组成员跳伞,而自己一个人降落飞机。尽管那是他的第一次战斗任务。

  在欧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我和乔(约瑟夫)·赫勒在一起,他是第十二航空队的一名投弹手,《第22条军规》的作者。赫勒告诉我:“我从来没遇到一位坏军官。”惊讶之余,我问:“乔,你创作了梅杰·梅杰少校、卡斯卡特上校、德里德尔将军、蒙德兵德少尉,以及其他一些不好的军官形象。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们,你怎么能说你从来没有遇到过坏军官?”

  “他们都是虚构的,”他回答说,“从我参军,到去意大利,到执行飞行任务,到退伍,我遇到的每一个军官都很好。”在为写作这本书采访麦高文的过程中,我告诉他赫勒的话。麦高文表示同意。“这是我的经验,”麦高文说,“我对飞行员、投弹手、导航员,以及大队的执行官、大队长,都有深刻印象。我觉得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而且老实说,我想不起任何一个不好的军官。在战斗中,我确定我们的军官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如果他们犯错,也不是愚蠢的错误。我们的军官很棒。”

  显然,二战中的美军中有一些虚弱、贫乏、无效率或者马马虎虎的军官,有一些绝对糟糕的军官。但这样的人一到战斗岗位,陆军航空队、陆军、海军或者海军陆战队就会把他们淘汰,立刻。毕竟,人命掌握在他们手中。战斗官员明白这一点,并以此为出发点行动。问问和他们敌对的德国人,就知道他们有多么好。或者去问问日本人也一样。

  美国军官很棒。而以上讲述的,就是驻在意大利切里尼奥拉的第455轰炸大队741中队中的例子。

  【全文完】

附录1:60年前最高军事机密

  60年前最高军事机密:749名士兵命丧“诺曼底登陆演习”

  据英国《卫报》4月24日报道,盟军诺曼底登陆可说敲响了纳粹元首希特勒的丧钟,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诺曼底登陆前一个多月,盟军士兵曾在英国海岸举行过一次“诺曼底登陆大演习”,可是演习中却发生了“可怕的错误”,三艘美军舰船被悄悄潜至的德国E艇鱼雷击中,导致749名美军士兵当场遇难。由于担心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会严重摧毁盟军士气,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官、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立即下达密令∶要求将这起演习灾难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直到60年后的今天,参加演习的美国二战老兵麦肯才首次向英国媒体披露了美军二战史上的这场秘密灾难!

  早在1943年底,英国战争内阁就计划在德文郡南海岸建立一个盟军诺曼底登陆演习中心,演习地点最后选在了英国海滨小村斯托肯汉姆附近的斯拉普顿海滩。这次盟军诺曼底登陆演习的代号是“猛虎军事演习”。

  “猛虎军事演习”于1944年4月27日黎明时分正式开始。当天晚上,8艘满载支援部队、医护人员和工程师的美国海军“战车登陆舰”对英国海滩发动了“第二波攻势”,几艘船只穿过莱姆湾笔直驶往德文郡南海岸斯拉普顿海滩。

  麦肯回忆称,当时他年仅15岁,是其中一艘美军“战车登陆舰”上的操舵手。由于一个文件上的错误,这些美军“战车登陆舰”和为它们护航的英军战舰之间错误使用了不同的无线电频率,以致于它们之间根本无法正常交换通讯信号。当英国皇家军舰“弯刀号”在一个意外碰撞中,导致吃水线上方撞出一个小洞后,“弯刀号”立即在另一艘船只陪同下返回普利茅斯港进行修理。8艘载满美国士兵的美军船只根本不知道它们已失去“保护伞”,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4月28日凌晨2点前,灾难终于不期而至地降临了——这支美军舰队终于被9艘纳粹德国的E型鱼雷艇给发现了,其中一艘鱼雷艇立即发出两枚鱼雷,不偏不倚击中了美军507号战车登陆舰。15分钟后,美军531号战车登陆舰也被德军鱼雷击中,舰船立马进水下沉,许多美军士兵像饺子一样地摔向水中。凌晨2时30分左右,第三艘战车登陆舰也被一枚德军鱼雷击中了船尾,但幸免沉没。

  这3起袭击共造成了749名美军死亡!

附录2:诺曼底登陆——作战简评

  诺曼底登陆战役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役,是战略性的战役,为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奠定了基础,对加速法西斯德国的崩溃以及战后欧洲局势,都起了重要作用。盟军登陆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成功组织了战略欺骗,使得德军统帅部判断错误,不仅保障了登陆作战的突然性,还保证了战役顺利进行,对整个战役具有重大影响。盟军通过海空军的卓有成效的佯动,成功运用了双重特工、电子干扰,以及在英国东南部地区伪装部队及船只的集结等一系列措施,再加上严格的保密措施,使德军统帅部在很长时间里对盟军登陆地点、时间都作出了错误判断,甚至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后仍认为是牵制性的佯攻,这就导致了德军在西线的大部分兵力、兵器被浪费在加莱地区,而在诺曼底则因兵力单薄无法抵御盟军的登陆。

  二.掌握绝对制空、海权。这是登陆成功的重要原因,盟军投入作战的飞机达13700架,军舰9000艘,是德国飞机、军舰的数十倍。在登陆前空军对德国空军基地、航空工业及新武器研制基地等目标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严重削弱了德国的战争潜力。盟军并凭借绝对优势海空军,保障了登陆部队在航渡中的安全。在登陆前后,盟国空军对战区范围内的交通线进行了严密的空中封锁,使德军为数不多的增援部队也无法及时成建制投入反击。在登陆部队突击上陆的关键时刻,海空军更是给予了极为有力的火力支援,尤其在奥马哈海滩,完全依靠海空军火力支援才取得了成功。

  三.充足的物资准备和周密的侦察保障,盟军为确保登陆成功,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准备,而且参战部队多,装备全,登陆前盟军作战物资和装备器材的准备十分充足。在登陆后,也保障了不间断的后期补给。尤其是创造性的人工港和海底输油管线,更是在保障部队和物资的顺利上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在侦察保障中,一面作为战略欺骗对加莱地区组织了侦察,一面对诺曼底地区进行了大量水文、气象、地质侦察,为选择具体登陆时间和登陆地点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还通过空中侦察基本获得了诺曼底地区的德军兵力部署、防御设施等情况,为战役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四.逼真的战前训练,由于登陆作战是一种极为复杂的作战样式,盟军在登陆前对参战部队的组织和行动进行了反复多次近似实战的模拟演练,以使部队尽快掌握相关的作战技能,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战后参战人员对战前训练特别是汤普森的训练基地给予了高度评价。

  五.恶劣天气的影响,天气是登陆作战中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盟军不仅将登陆时间由6月5日推迟到6月6日,而且在空降作战、海上航渡、火力准备等过程中都受到不小困难。但也正是恶劣天气使德军丧失了必要的警惕,增加了登陆的突然性。

  尽管盟军登陆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战斗中也暴露不少问题。如虽掌握绝对海空优势,又在敌兵力薄弱的次要防御方向登陆,却因组织指挥不得力,部队攻击力不够锐利,使得建立登陆场的速度太慢,平均每日仅1.8——2.7公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役进程。又如侦察工作还不够及时周密,特别是未能迅速查明德军精锐的第352步兵师的去向,使得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美军遭到顽强抵抗,蒙受巨大的人员伤亡。再如空军兵力使用不当,造成了兵力兵器的严重浪费。在6月6日登陆前的航空火力准备中,出动2500架次重轰炸机,投弹1万吨,这种从高空轰炸小型、点状的海岸防御工事,效果很不理想。在7月7日对卡昂的轰炸中,对面积约3.5平方公里地区集中投弹达2500吨,如此猛烈的轰炸所造成的大片废墟瓦砾甚至严重阻碍己方地面部队的推进。

  德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有:

  在战略上,兵力因受到多方牵制而不得不分散。德国在1944年6月的兵力部署是在苏联为179个师又5个旅,在北欧的挪威瑞典为13个师,在意大利为21个师,南斯拉夫为25个师,希腊为12个师,匈牙利为4个师。而在大西洋沿岸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共60个师,约占其总兵力的18%,在这60个师中,部署在加莱有23个师,在盟军登陆的诺曼底仅为6个师又3个团,约占其总兵力的2%。虽然德军在盟军登陆后陆续由各地调集了21个师进行增援,但由于盟国空军的空中封锁,这些援兵大都不成建制的零星投入作战,无法组织起有力的反击。而在同一时期里,盟军在43天中从诺曼底上陆共9个军39个师约165万人,(在39个师中从国别上是美国20个师,英国14个师,加拿大3个师,自由法国和波兰各1个师;从种类上是24个步兵师,11个装甲师,4个空降师),物资约66万吨,坦克约4000辆,各种机动车辆约20万辆。

  在战术上,指挥不统一,德军战役司令无权指挥海军和空军,也就无法组织起有效的三军协同抗登陆。即便在陆军中,也没有统一的抗登陆方针,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与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存在严重分歧,前着主张将主力配置在战役纵深,以坚决的反击来抗击登陆;后着主张凭借坚固的海滩防御工事,歼敌于滩头。这一分歧,导致了德军在法国的4个装甲师既未配置在战役纵深,也未部署在沿海地区,严重削弱了德军本已不强的防御力量,再加上德军战略预备队装甲师的指挥权又在德军统帅部,而且命令由于盟军的电子干扰和空袭,上传下达也不畅通,错过了最佳的反击时机。

  海空力量过于薄弱,实力太过相差悬殊。作为抗登陆的重要力量,德军海空军实在太弱,其空军既要在广阔的苏德战场上作战,又要对付盟军对德国本土的战略轰炸,能用于诺曼底的航空兵力少得可怜,德军竭尽全力从各地抽调飞机,也不过区区400架,要迎战盟军的13000架,相差三十倍之多!怎有取胜的可能?德国空军在6月6日后的一周里出动1683架次,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却仅及盟军一次直接航空火力准备所出动的2500架次的67%,只相当于盟军一周总出动架次的6%,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只能进行一些骚扰性的空袭,只不过显示一下德国空军还在战斗罢了。海军方面,德国海军的发展本来就不平衡,只注重发展潜艇,忽视大型水面舰艇,再经过几年战争的消耗,到1944年6月,德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所剩无几,只能以潜艇和小型舰艇进行抗登陆。6月6日后,德军先后出动41艘潜艇,但在盟国强大反潜兵力阻截下,损失了6艘潜艇,只有13艘潜艇进入英吉利海峡,取得击沉坦克登陆舰、护卫舰、驱逐舰各一艘的战绩。德军小型舰艇也多次出动,以损失2艘驱逐舰、1艘扫雷舰、9艘鱼雷艇、1艘巡逻艇;被击伤5艘鱼雷艇、2艘扫雷艇的代价,击沉盟军1艘驱逐舰、5艘坦克登陆舰、3艘人员登陆艇、5艘运输船。尽管德国海空军竭尽全力,但实在是实力相差太悬殊,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宣告了盟军在欧洲大陆第二战场的开辟,意味着纳粹德国陷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彻底粉碎了德军企图以西线部队挫败美英登陆后再抽出50个师转用于苏联战场的如意算盘。到了1944年8月,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德国的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而诺曼底的胜利,就是敲响了纳粹德国的丧钟。

  作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组织最复杂的两栖登陆,诺曼底登陆战役在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上,都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让我们这些后人去研究、探讨。

附录3:回忆诺曼底登陆

  首先踏上法国土地的盟军,是我们的空降部队。他们在深夜和凌晨由降落伞和滑翔机送到地面。空降部队共有2万4千人(美军16000人,英军8000人),由1000架飞机运送。

  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降落在“犹他”滩后面,英军第6空降师降落在奥恩河畔卡昂附近的要害地域。由于气候恶劣,加之有些运输机驾驶员有急躁情绪,又缺乏经验,多数美国伞兵的降落点都很分散,离目标甚远。只有少数部队能按计划组织起来进行战斗。

  然而,在诺曼底“大西洋壁垒”的后面,有2万4千名伞兵突然出现在德国守军中,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和恐惧,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使用伞兵是正确的。许多勇敢的伞兵组成游击小分队,在攻击开始日和其后的战斗中曾重创敌人。有些部队和小分队夺取并勇敢地控制住要害目标——桥梁公路和敌人据点,有力地削弱了德军的抵抗。美国伞兵共伤亡2500人,不到15%,比马洛里预料的灾难性损失50%—70%少得多。

  接着是美军步兵在“奥马哈”和“犹他”海滩登陆。日出时间是5点48分,攻击开始时间是6点30分。

  当我们面向法国时,“犹他”海滩——柯林斯第7军的目标,就在我们的右边(或西边)。4点5分,天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雷·巴顿率领的新编第4师官兵开始登上登陆舰,英勇的特迪·罗斯福身先士卒,走在最前面。由于我们担心受到德军海岸炮的轰击,就命令登陆舰在离海岸11英里半的地方开始冲击。

  为首的是一队8艘坦克登陆舰,装载着32件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的“秘密武器”,这就是装有飘浮装置和船用螺旋桨的“谢尔曼”坦克,有点像我们的“水鸭”车。它们在海上下水,“游”到岸上,在海滩上为部队提供紧急炮火支援。后来,坦克登陆舰将两栖坦克直接送到岸上。

  两栖坦克是由工程师尼古拉斯·斯托斯拉尔设计,英国坦克先驱珀西·霍伯特热情采纳的一种坦克。艾森豪威尔和我试用这种坦克后,也很热心,命令把300辆新式“谢尔曼”坦克改装成两栖坦克。霍伯特还为我们设计和推荐了几种其它特殊用途的“奇特坦克”:

  装有扫雷臂的“蟹”式坦克,在通过雷区时扫雷臂拍打通路;

  装有喷火装置的“鳄鱼”式坦克;

  “武装车辆”是一种多用途坦克,装有灌浆器或小型铺桥设备或填坦克陷阱的柴捆。

  除了“蟹”式坦克外,所有奇特的坦克都是由英国“丘吉尔”式坦克改装的。因为采用“丘吉尔”式坦克就得重新训练我们的坦克手和维修人员,还要一套复杂的配件补给系统,所以我们拒绝了。要是“奇特坦克”早一点设想出来,及时地把他们的新发明用在“谢尔曼”式坦克上,我们很可能会采用它们。

  当登陆舰向“犹他”海滩进行担惊受怕的远程航渡时,空军和海军开始轰击海岸上的防御工事,以削弱其抵抗能力。约有360架美国中型轰炸机轰炸了“犹他”滩,但天空阴云密布,轰炸未能达到目的。

  官方陆军历史学家戈登·A·哈里森准确地报道说:“总的来说,轰炸收效甚微。”海军战舰停在“犹他”滩以外,5点36分开始炮击,大炮射程内的所有防御工事都被炮击过了,时间长达50分钟。配有火箭的坦克登陆舰在第一批坦克上陆前,向海滩发射了5000发5英寸的火箭弹。

  海军历史学家莫里森写道,海军对“犹他”滩的炮击卓有成效。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战舰抓紧机会炮击敌人的目标。连“内达华”号这样的老舰也摧毁了许多德国坦克。

  进攻“犹他”滩的部队还算走运。当登陆舰接近海滩时,它们处在巴尔弗鲁尔的背风面。这里离海岸较近,风浪较小,两栖坦克便在这里下水。由于坦克登陆舰没有升降门,两栖坦克开出时,扑通一声就掉进了水里。有一艘坦克登陆舰触上水雷,连同4辆坦克一起沉没了,但其它24辆坦克毫不费劲地就上岸了。一群群装有105毫米火炮的两栖车辆也得益于平静的水面。这样,“犹他”海滩上的冲击梯队就得到了坦克和火炮的支援。

  守卫“犹他”滩的是德军第709师的一个团,是由预备役军人和外国志愿兵组成的一支守备部队,许多人是格鲁吉亚共和国反共俄国人。投入内地的美国伞兵已切断了他们的通信联络,他们无法得到预警通报。

  他们成功地探测到进入他们火力范围的登陆舰只,但在近战交锋后很快就投降了。由于偶然的一起幸运事件,海军把我们的步兵送到错误的海滩,敌人的炮弹打不到那里。在特迪·罗斯福的率领下,先期上岸的几批步兵很快纠正了错误的行动,制服了死气沉沉的守敌,向内地推进,同控制重要据点的伞兵取得了联系。当天傍晚,有2万3千人登上了“犹他”滩,第4师向内地推进了6英里,伤亡很小(仅197人),令人满意。我们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犹他”滩。

  然而,“奥马哈”滩简直是一场恶梦。直到今天,一想到1944年6月6日那里发生的事情,就会感到一阵阵痛苦。我曾多次回到那里,悼念死在滩头的勇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侥幸活到胜利之日的人们。那天,踏上“奥马哈”滩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由于担心敌人海岸炮的轰击,我们的攻击舰队在离岸12英里的海面抛锚。谣传中的海岸炮,部分在杜胡角,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法国情报人员报告说,这里有6门155毫米法国火炮,射程为2万5千码(约12海里)。

  我们派去两个别动营,由得克萨斯州牧场主詹姆斯·E·拉德尔上校率领,登陆攀上峭壁,摧毁这些火炮。拉德尔的士兵有接近岸边的驱逐舰的火力支援。他们的使命至关重要,要是使用得当,仅这6门巨型海岸炮就能使我们的进攻部队遭到致命打击。

  在开阔的锚地,我们完全处在海峡内恶劣天气造成的狂风恶浪之中。3— 6英尺高的浪头向我们的战舰和运输舰扑打过来。在漆黑的夜里,让登陆舰起锚困难重重,而且危机四伏。我们的步兵身负沉重的装备,爬进剧烈颠簸的舰只,很快就感到难以忍受:潮湿、寒冷和晕船。装载64辆攻击东、西滩头的两栖坦克的16艘坦克登陆舰,在海上剧烈地颠簸着,笨拙地移动着。

  负责把攻击西海滩的32辆两栖坦克送上岸的水手们机智地决定,因风浪太大无法在海上下水,把28辆坦克直接送上海滩。但攻击东海滩的32辆坦克中,有29辆在离岸2英里半的海上下水。除两辆外,其他都沉入海底,还有3辆直接送上海滩,一共剩下5辆。装备105毫米火炮的几十辆两栖车辆也多数沉没,结果只有一半两栖坦克和少数几辆跑车到达“奥马哈”滩。

  海军和空军在5点50分开始向海岸轰击。首先是从军舰上射出震撼人心的一排排炮弹。这次炮击足足进行了35分钟。炮击期间,约480架美国B-24重型轰炸机从6点钟开始,投下了1285吨炸弹。

  历史学家莫里森认为,海军的轰击虽然时间短,但效果很好,可能把敌人的抵抗能力削弱了“一半至三分之二”。飞机轰炸的情况和轰炸“犹他”滩相仿,完全是徒劳之举。由于天气太坏,1285吨炸弹全落在“奥马哈”海滩的后面,杀伤了许多法国平民和牛,就是没有打着德国兵。

  在正常情况下,“奥马哈”滩由德军第716守备师一个团守卫,这个团并不比守卫“犹他”滩的那个德军团的战斗力强。但是,第716师得到了第一流的第352摩步师的增援,该师有一个团守卫在滩头,另外两个团在距海滩只有几英里的贝叶。实际上,“奥马哈”滩上的第716守备师的这个团已经并入第352师。这样,我们在“奥马哈”滩所面对的是德军两个多团的兵力,许多部队是第一流的。

  海滩上的防御工事和地形都很棘手。水下有精心布设的3道钢铁或水泥屏障,多数障碍物上还有水雷。低潮时(我们的进攻部队想在这时登陆),海滩本身宽200码,无遮蔽物。然后是一道低矮的防波堤,再往后就是沙丘和陡壁,有5道宽大的壕沟割开陡壁,我们打算登上滩头后,利用这些壕沟向内地突击。壕沟里遍布敌军炮位,而且在防波堤和绝壁沙丘之间的地带,埋有几千颗地雷。此外,德军狡猾地把炮台隐蔽在绝壁上,几乎可以向整个海滩射击。

  这样,“奥马哈”滩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西洋壁垒”。历史学家哈里森写道:“总之,德国人为进攻的美军准备好了他们在别处从未遇到过的最残忍的地狱。甚至连日本人在硫黄岛、塔瓦拉和贝拉流的防卫,也不能与这里相比。”

  6点30分,杰罗第5军的第一批步兵到达“奥马哈”滩,多数都搞错了地方。这些突击部队包括查尔斯·格哈特第29师第116团和许布纳“大红一师”的第16团,还有经过特殊训练专门爆破敌人水下障碍的工兵部队。这些部队立即遭到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和火炮的猛烈射击。

  有几十人死亡或受伤,许多人淹死在海里。虽然有少数人设法炸开了水下障碍物,打开了几条通道,但多数排除障碍的工兵却当场被击毙。无处隐蔽,匍匐在沙滩上和浅水中的人,无法还击,也无法隐藏在搁浅的登陆舰后面。大多数两栖坦克都被击毁。没有大炮支援,几个小时内,海滩上鲜血横流,连海水都染红了。

  在某些方面,我们还算走运。诺曼底的德国空军已被消灭或被迫撤到远方的基地。我们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在攻击开始日,德国飞机对我们在“犹他”和“奥马哈”滩的行动,没有造成大的干扰。德国海军也未起到作用。奉命攻击我们的德军潜艇和快速鱼雷艇,轻易地被打退了。V-1和V-2火箭,这时还未准备就绪,未向我们射击。拉德尔的别动队(攻击开始日的英雄业绩之一)攀上了杜胡角的绝壁,发现那6门巨型火炮是假的——原来是电线杆子!后来,拉德尔的部队在后面的野地里,发现了6门大炮中的4门,用手榴弹把它们炸毁了。

  血染“奥马哈”滩的时间太长了。登陆后6个小时,我们才占据10码滩头阵地。直到主要指挥官上岸后,士兵们才开始向防波堤和绝壁等隐蔽物移动。这些勇敢的指挥官是第29师副师长诺曼·D·科塔准将(我的好友和我在本宁堡步校兵器系的同事),第116步兵团的查尔斯·D·W·坎汉上校和指挥第16步兵团的乔治·A·泰勒上校。

  科塔冷静地在海滩上大步行走,下达富有感情的命令,给海滩上每个人树立了无所畏惧的榜样。泰勒向他的士兵喊道:“我们呆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死也要向前冲!”科塔喊道:“留在海滩上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一种是等死的人。来呀!把魔鬼从这里赶走!”能够行动的人冒死向防波堤冲去。

  第18步兵团和第115步兵团又有几百名士兵从登陆舰上冲出来,跟在他们后面。到处都能看到勇敢的行为和英勇的士兵。几乎难以察觉的出来,我们的立足点渐渐地扩大了。

  在这里,我得大大赞扬美国海军。同西西里岛战役一样,海军使我们免遭打击。12艘驱逐舰不顾水浅、水雷、敌人炮火和其他障碍,接近岸边,为我们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这些勇敢战舰的主炮成了我们仅有的大炮。许布纳的参谋长斯坦厄普·B·梅森后来写道:“我现在确信,是海军的炮火支援使我们到达岸边的。如果没有海军炮火的支援,我们肯定不能越过海滩。”吉·杰罗当天夜里上岸建立他的第5军指挥所时,给我发来第一份充满激情的电文:“感谢上帝为我们缔造了美国海军!”

  在进攻开始这一天,我个人一直十分忧虑不安。我坚守在“奥骨斯塔”号上。我们与突击“奥马哈”滩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少到几乎没有。根据我们收听到的几份无线电报和观察员乘小船靠近海岸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我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的部队遭到无可挽回的沉重打击,占领海滩的希望甚微。就我个人的想法,我考虑撤离滩头,指挥后续部队向“犹他”或“不列颠”滩转移。

  切特·汉森记录了我后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总有一天我要告诉艾森豪威尔,最初的几个小时是多么的紧迫。”我为决定是否把部队撤下来而十分苦恼,但愿我们的部队能站住脚。

  他们总算勉强站住了脚。下午1点30分,我接到杰罗发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部队牢牢地守住了海滩……正在向海滩后面的高地挺进。”我派我的参谋长比尔·基恩和切特·汉森到海滩亲自察看。他们的报告比我所预期的还要乐观。整个海滩的形势仍很严重,但我们的部队已占领了一两道壕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内地推进。根据他们的报告,我打消了放弃“奥马哈”滩的念头。

  夜间,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海军胜利了。这时,我们已有3万5千人登陆,控制了一片长达5英里,纵深1英里尸横遍野的海滩。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这块地盘,我们伤亡了近2500人(从未得到确切数字),我们再也不想把它交出去了。

  我常常为派新组建的部队到“奥马哈”滩的进攻战中去打先锋而内心感到苦痛。这次派去的部队,是杰罗率领的第5军司令部和格哈特率领的第29师。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派许布纳的英勇善战的“大红一师”去增援的原因。像在西西里岛战役一样,“大红一师”又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了。感谢上帝,该师正在那里。

附录4:天才领袖巴顿将军

  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大型美军公墓里,他和他的第三集团军的6000名烈士葬在一起。他永远不能回家了。

  人们唱着赞美诗,送别巴顿踏上漫长的旅程。在葬礼的最后一刻,为巴顿将军忠实服务多年的勤务兵堪萨斯的老黑人威廉·乔治·米克斯军士长把覆盖过灵柩的旗帜交给巴顿夫人。

  12人组成的枪队举起步枪,齐射3响,枪声在群山中回荡。 第二天早晨,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向巴顿致哀,《纽约时报》的社论是这样的:

  历史已经伸出双手拥抱了巴顿将军。他的地位是牢固的。他在美国伟大的军事将领中将名列前茅…… 远在战争结束之前,巴顿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引人注目,妄自尊大,枪不离身,笃信宗教又亵渎神灵。由于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因而容易冲动而发火;由于他在急躁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易受感动的流泪,他是一个奇妙的火与冰的混合体。他在战斗中炽热勇猛而残酷无情,他对目标的追求坚定不移。他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的坦克指挥官,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军事家。

  战场上,巴顿用他那极富特性的粗俗的语言激发士兵的斗志。“混蛋,你们的刺刀应毫不犹豫地刺向那些杂种的胸膛。”

  在巴顿葬礼后,他手下的一位士兵见到了悲哀的巴顿夫人。他想不出用什么来安慰这位不幸的他所崇拜的将军的夫人,但他急中生智讲了将军的故事:

  “那天,我们的车陷入了深泥里。恰巧一辆吉普车驶近。车上的人随即喊到:‘你们这帮混蛋赶快下车,把车推上去。’我们按着他说的做了。但我在推车时才发现,在我身边的和我一样推车的这位将军正是您的丈夫。是的,夫人,我们佩服他。”

  巴顿夫人的眼睛湿润了。

附录5:听中国军人讲述诺曼底登陆

  早就听说60年前,当时的中国政府曾选派了20多名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到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期间,他们不仅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还参加了二战后期欧洲战场的许多军事行动。后来,这20多人中有4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留在了祖国大陆,他们是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和黄廷鑫。几天前,记者在寻找他们的过程中了解到,卢东阁、王显琼两位老先生已经去世。84岁的郭成森先生也卧病在床无法接受采访。几经辗转,记者最后在杭州见到了黄廷鑫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在欧洲的那段难忘经历。

  去英国的路上,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海战

  浙江医院更像是一个疗养院,87岁的黄廷鑫老先生每天下午都要坐着轮椅,由护理人员推着到花园一般的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在享受宁静的时候,老人会常常回忆起年轻时戎马倥偬的岁月。二战期间,他作为中国送到英国学习的海军军官,曾在英国的航母上服役,参加过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一些收复欧洲大陆的战斗。在对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老人坐在单人病房的椅子上,头微微仰起,长寿眉下的眼睛出神地望着前方,似乎那里有一个屏幕,正放映着60年前的历史,让他清晰地看到了过去的一幕一幕。

  黄廷鑫的老家在安徽省安庆市。1936年,19岁的黄廷鑫从全省最好的中学安庆高中毕业,考取了青岛海军学校。他说,当时考军校,想法其实和现在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就是不想再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军校是给学生发生活费的。

  在青岛,黄廷鑫只读了一年书,因为日本侵略军打到山东,青岛海军学校内迁至四川的万县。从那以后,青岛海军学校就再没有招生,黄廷鑫是这个学校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原本,海军学校要读4年,最后一年到舰船上实习。但是,由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都在打仗,黄廷鑫读了3年没有实习就毕业了。

  实习都没有军舰可上,就更不用说到舰上当海军了。于是,海军学校毕业的黄廷鑫又到成都上了陆军学校,成为黄埔17期学员。1942年,他快毕业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选派一些年轻军官到英国、美国学习海军。

  黄廷鑫还记得,考试地点在陪都重庆,送他们去国外学海军的钱是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由于日本人的封锁,国民党就算买了武器也运不进来,于是决定用这笔钱来培养海军军官。

  考完试,黄廷鑫在重庆等了整整1年,直到1943年的六七月间,他们去英国的24个人才出发,路线是先从重庆到昆明,然后从昆明乘坐美国人的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飞越喜马拉雅山时,景色的壮观和飞行的危险让老人终生难忘:“从天上往下看,整个喜马拉雅山就像一个冰冻的海洋,漂亮极了。但青藏高原上空的气压也变化无常。我们坐的是军用运输机,飞机忽地掉下两三千英尺,我们的头一下子都顶到舱顶上了。”

  最后,他们在加尔各答上火车到孟买,在那里等待商船组成船队,然后在舰队的护航下一同前往英国。当时,德国潜艇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实行海上封锁,商船必须有海军舰队护航才安全。黄廷鑫他们坐的是邮轮,整个船队由1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护航。没想到,在地中海还真碰上了德国潜艇,黄廷鑫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海战。两艘驱逐舰脱离编队向潜艇进攻,一艘驱逐舰负责用仪器跟踪潜艇,锁定目标、发出指示,另一艘则发射深水炸弹攻击德国潜艇。战斗的结果是德国潜艇被打跑了。

  中国军人第一次参加海上实战,并在“北角战役”中立功

  1943年10月,这批中国军官到了英国的普利茅斯港,那里是英国的一个舰队司令部。很快,他们进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编成一个“中国班”开始学习。

  3个月的短期培训结束后,中国军官们被分配上舰实习。卢东阁、郭成森去的是英国北海舰队的重型巡洋舰“肯特”号。当时,德国为了切断反法西斯盟军向苏联运送军火物资的海上要道,派遣其挪威海军基地惟一能出航作战的大型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巡洋舰,出海截击反法西斯盟军运输队。英国皇家海军得到情报,立即从大西洋驶向北冰洋,由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14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0艘潜水艇组成的特混舰队打响了著名的“北角战役”。战役中,“肯特”号主要执行后卫和增援任务,在主攻军舰把“沙恩霍斯特”号打哑后,才轮到“肯特”号冲上去,用266毫米的主炮猛轰一气。卢东阁、郭成森在见习副炮长的岗位上第一次体验了海上实战的滋味。

  击沉“沙恩霍斯特”号后,英国舰队随即奔袭了挪威的阿尔塔港。一批接一批的“剑鱼”式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把数百枚1600磅的重型炸弹投向在港中“养伤”的德国海上巨舰“梯尔比兹”号战列舰。4.1万吨的巨舰被炸成了一堆废铁,直到二战结束也未能修复。德国军舰也发动了疯狂反击。战斗中,正在值更的郭成森一眼看见了德军潜艇的潜望镜,他当即按响警铃,报告德舰正从右前方袭来。“肯特”号一个急拐闪避,两枚鱼雷擦着舷边掠过军舰左侧。

  中国军官全部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

  黄廷鑫上的是一艘美国制造的、名叫“搜索者”号的轻型航空母舰,万吨级,能载25架飞机。

  “搜索者”号当时执行的多是护航任务。在没有军事任务时,出海训练也很频繁,每周要搞一两次。航空母舰训练最多的是飞机和舰上的联系,飞行员和舰上指挥人员甚至连对方的声音都能一下子分辨出来。黄廷鑫在舰上的主要任务是航海值更。军舰在海上的角度合不合适,在编队中的位置对不对,都由值更军官负责。在航空母舰上值更不是简单的事情,航母必须根据风向、水流来决定航行的状态,从而保证飞机顺利起降。

  黄廷鑫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诺曼底登陆行动的。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是出奇制胜的。反法西斯盟军在准备阶段采取了一系列伪装欺骗措施,结果造成德军判断错误,以为反法西斯盟军的进攻重点是在加来,所以只留了一个装甲师在诺曼底驻防。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尔突然率领反法西斯盟军出现在诺曼底,德军毫无准备,元帅隆美尔还在德国为其妻子过生日。很快,反法西斯盟军就如怒潮般涌上海岸,突破了德军的“大西洋壁垒”。从此,法西斯德国陷入了苏联红军和英、美军队的夹击中,迅速走向灭亡。

  “搜索者”号执行的是支持登陆的任务,主要是在外围反潜,防止德国潜艇给登陆行动制造麻烦。黄廷鑫回忆说,1944年6月5日晚上,“搜索者”号从贝尔法斯特出发,绕到英吉利海峡,由北往南游弋。那个时候,德国的海军已经不行了,海上没有发现什幺情况。当天晚上,黄廷鑫没有值班,第二天上午,在他当班时传来消息,说盟军已经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了。后来黄廷鑫才知道,他们这批在舰上实习的中国军官全都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他们有的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分别担任主攻和掩护任务。像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所在的军舰都在一线,任务是炮击海滩。郭成森在副炮长的位置上指挥发射了数千发炮弹,不仅摧毁了德军大量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作战中,击沉了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船和4艘运输船。

  差一点赶上对日作战

  诺曼底登陆后,黄廷鑫紧接着就随“搜索者”号参加了反法西斯盟军在法国南部土伦港附近的登陆作战,时间是1944年的10月。黄廷鑫说:“我们的4艘航母一起加入了编队,这一次我们可是直接参加战斗了,当然主要还是由飞机攻击德军防线,掩护登陆。德国海军那时侯已基本没什幺战斗力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船只畅行无阻。在土伦登陆时,海面上全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商船。”

  法国南部登陆胜利后,“搜索者”号开到马耳他稍作补充,就又出发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执行反法西斯盟军进军希腊的任务。在希腊海域,黄廷鑫到了克里特岛的外海,“搜索者”号的任务是空投希腊王族成员,让他们回国重建政府。1944年年底,“搜索者”号回到英国,黄廷鑫也结束了在航空母舰上的服役经历。接下来的一年中,黄廷鑫和他的同学们全都在学习正式的海军课程。

  近一年的学习结束后,黄廷鑫又被派到英国太平洋舰队参加对日作战。他还没赶到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不过,他还是上了一艘重型巡洋舰实习,到过越南的西贡、菲律宾的马尼拉、日本的横须贺和香港。

  1946年夏天,黄廷鑫从香港回安徽老家探亲,正准备返回时,接到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任务,到英国接回“重庆号”。“重庆号”原是英国地中海舰队的旗舰“亚历山大”号,二战结束后,作为英国征用在欧洲的中国商船的补偿,英国把“重庆号”给了中国。

  接舰的中国官兵在英国按照各自的岗位学习了1年,这期间黄廷鑫提前下了舰。他还去了一次德国,从基尔港到汉堡,黄廷鑫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没有一座建筑物是完好的,街上的成年男子几乎都有伤残。对德国人来说,食物非常珍贵,英国士兵用一点牛油、面包、香烟就可以换德国的照相机之类的物品。

  1948年回国后,黄廷鑫在国民党海军作战部任参谋。上海解放后,他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曾任护航舰“武昌号”副舰长、华东军区海军枪炮业务长、大连海军学院教员。1958年黄廷鑫转业到地方教书,离休前在杭州丝绸工学院教英语。至今,他对海军、海防还十分关心。

  来源:[环球时报]

附录6:登陆诺曼底的中国军人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过筹备,召开了一次旨在加强海军建设的特别会议。会议达成共识:特派遣一批精英出国留学,为海军的发展做准备。

  随即,军事委员会筹备处着手选派一批青年海军军官去英、美留学深造。通过严格筛选,在上千名海军军官中挑选了85人,其中25人去英国。一切按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要求训练。学习和训练告一段落后,英国皇家海军根据战时需要,将他们派往各个战区,到现役大型军舰上实习。

  鏖战大西洋和北冰洋

  郭成森等21名留学英国的中国海军军官全部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他们有的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分别担任主攻和掩护任务。郭成森在这次大决战中表现出色,指挥发射炮弹数千发,不仅摧毁大量德军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作战中,击沉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船和4艘运输船。

  21名中国军人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无一人伤亡。实战实习之后,他们又返回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习,不久又转到朴茨茅斯海军专科学校,专修鱼雷、电讯、航务和航空飞行等专科业务,最终完成了海军战术、技术训练专业深造。

  随“肯特”号护送丘吉尔

  “肯特”号在诺曼底登陆及登陆前几次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获得盟军指挥部的信任。1945年初“肯特”号护送英国首相丘吉尔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雅尔塔会议。郭成森随“肯特”号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在顺利完成任务返抵伦敦港后,丘吉尔首相破例接见了“肯特”号全体军官。21名中国军人于1946年2月经香港返回祖国。

  学成回国有四人参加人民海军

  学成回国的青年军官立刻得到国民党海军的重用,很快被分配到海军各部队担任舰长、参谋教官等职。其中有些人逐渐醒悟,参加到人民海军中来。

  卢东阁 回国后在国民党海军中先后担任过中校参谋、舰长、海军总司令部上校作战处长。1949年2月25日,随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起义,参加了人民海军,历任大连海军学校航海系主任、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技术教授学会副主任、海军学院军事学术研究部副部长等职。198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1997年在北京病逝。

  郭成森 1949年4月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活动,8月加入华东军区海军,后被任命为旗舰“南昌”号首任舰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到该舰参观。1955年,调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官,船艺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舰长等基层海军军官。1985年从舰艇学院研究员岗位离休。

  王显琼 1949年5月参加华东军区海军,历任军事学院海军系教员、海军学院兵种教研室副主任,编写教材上百万字,被评为先进教员。10多年前病故。

  黄廷鑫 1949年7月参加华东军区海军,历任护航舰“武昌”号副舰长、华东军区海军枪炮业务长、大连海军学院教员,1958年转业至杭州丝绸学校任副校长,后离休。

《空军战士》作者:[美] 史蒂芬·E·安布罗斯

副标题:驾驶B-24轰炸机的男孩们

译者:贾益、毛小雨

ISBN:750044479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年5月

定价:23.8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为美国著名的军事小说作家,《空军战士》是他继《兄弟连》之后的绝笔之作。

  本书讲述了1944-1945年一群一群在二战中驾驶B-24轰炸机飞过德国上空的年轻人,面对重重危机,成为另一支非凡的“兄弟连”。在《空军战士》一书中,安布罗斯以生动的细节描述和细腻的感情,讲述了这个杰出团体的英勇、训练有素、大胆,以及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安布罗斯有着真实再现战斗紧张气氛的天分,他把我们带进拥挤难耐而危险的B-24机舱,随机组成员与死亡搏斗——穿过厚厚的黑烟和致命的防空火力网,到达目标上空,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

  小说场面宏大,既保留了《兄弟连》的写实手法,又将空战的残酷惨烈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是一部不可多得战争小说。

作者简介:

  斯蒂芬·E·安布罗斯是著名的高产历史小说作家,早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历史专业,曾担任奥斯卡最佳影片《拯救大兵瑞恩》的历史顾问,并曾为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作传;其著作包括纽约时报排行第一的畅销书《这世上没什么比得过它》以及《大无畏的勇气》、《D日》、《公民战士》,尤其是《兄弟连》等超过20部重大作品,晚年居住于密西西比州的圣路易斯湾。2002年,在与肺癌进行英勇地抗争之后,66岁的他离开了人世。

《空军战士》的勇敢无畏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小说作家史蒂芬·安布罗斯,在两年前辞世之时,他被举世公认为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教父。这不仅因为他留给世人的20多部重大作品大多涉及二战史实,而且至少有五部成为《纽约时报》排行第一的畅销书,尤其是《兄弟连》至今热销不衰,更使史蒂芬成为二战军事题材最权威的作家。

  当我国的读者与观众刚刚领略了史蒂芬《兄弟连》小说中文版的热销,以及HBO梦工厂同名电视剧热播之后,作者的另一部绝笔之作——《空军战士——1944-1945年驾驶B-24轰炸机飞越德国上空的男人们》小说中文版,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

  从这位史学家兼畅销书作家的笔下,我国读者将同世界各国读者一样,得以了解鲜为人知的二战期间被称为“解放者”的美国B-24重型轰炸机的故事。

  一群在二战中驾驶B-24轰炸机的年轻人,面对重重危机,执行着一个又一个最危险、最苛刻的军事任务,承受着超过50%的伤亡率,成为另一支非凡的空中“兄弟连”。在书中,作者以他一贯的风格——生动的细节描述与细腻的感情描写,讲述了这群杰出的年轻人英勇、大胆、训练有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作者有着真实再现战时紧张战斗气氛的天分,他把读者带进了拥挤狭窄、低温难耐又极其危险的B-24机舱内,随着机组成员穿过浓浓的黑烟与随时致命的防空火力网,接近目标,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他们中的许多人随着飞机被熊熊火焰所吞没。

  《空军战士》的主要情节始终围绕着一架名叫“达科他女王”号的B-24轰炸机和741飞行中队飞行员乔治·麦高文的故事展开。这位来自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小伙子,当他驾驶B-24轰炸机时年仅20岁。他有幸成为荣膺飞行十字勋章,并在18000多名B-24空军飞行员中,后来仅健在人间的四人之一。由于麦高文在二战期间35次的飞行经历,以及1972年他竞选美国总统的传奇色彩,引来一些记者要为他撰写二战经历的回忆录。直到本书作者史蒂芬·安布罗斯1999年夏天找到他,麦高文终于表露,他一直希望史蒂芬来写这本书。于是,在科林斯基金会的帮助下,花费了130万美元修复了唯一一架还能飞行的B-24飞机,让作者亲身体验了曾在“二战”时期的飞机上飞行的各种刺激;并开始了作者每天六七个小时对已是美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的乔治·麦高文的采访。这种采访让作者感受到了与他早年采访艾森豪威尔时的不同,也让他感受了同几千名二战老兵访谈相比的特别之处。

  美国《达拉斯早新闻》曾评论“《空军战士》给人的感觉是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丹佛邮报》也评论此书“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一页页细读”。对于忠实于史蒂芬的读者来说,《空军战士》确是一部“才华横溢……了不起的故事”(拉里·金《今日美国》)。

  今年6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诺曼底登陆60周年。当世界各地由此揭开从二战结束到明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的纪念活动序幕之时,《空军战士》的中文版问世了。巧合的是,这段反映美国空军飞行员英勇战斗事迹的真实故事,恰恰也相隔60年。这无论对于我国读者,还是书中那些为二战胜利作出贡献的“空军战士”们,都具有特殊意义。本书的出版正好表达了作者史蒂芬在书中,以及他生前每一次采访二战老兵之后所重复的那句话:“谢谢你们为赢得战争从而拯救世界所做出的一切”。

前言

  我作为乔治·麦高文的朋友和支持者有30年了。我了解他在陆军航空队服役时的一些事情,我一直认为他可以以此为他1972年的总统竞选制造更大的影响。抛开政治不谈,我对他驾驶B-24轰炸机的经历艳羡不已。对我来讲,他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是一个不为一己私利,只为取得胜利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的人。

  1999年夏天,麦高文、他的妻子埃莉诺、我的儿子休斯和我在一起吃饭。谈话中,麦高文告诉我,记者迈克尔·塔基夫最近对他进行了几次采访,因为他有兴趣写一本关于麦高文二战经历的书。我说这是个不错的想法,并让麦高文去告诉塔基夫,就用麦高文的B-24轰炸机在奥地利的一户农舍上扔下炸弹以及后来的结果作为故事的开始。

  麦高文希望我来写这本书,问我是否愿意。我犹豫了,倒不是因为缺乏兴趣,而是因为塔基夫已经开始工作了。麦高文催促我去和塔基夫谈谈,看他是否愿意让我接手,是否愿意提供他的访谈。我试了一下,塔基夫同意了。于是我跟麦高文和编辑,爱丽丝·梅休讲,我可以写这本书了。作为麦高文和我的编辑,爱丽丝喜欢这个选题,但她说,这本书不能只写麦高文,还要写和他一起服役的那些弟兄们。她总是,或者几乎总是正确的。

  我打算研究和撰写二战中美国空军的书的想法由来已久。之前,我曾写过欧洲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后来又转向前线的士兵,如一支英军空降连(《飞马大桥》)和美军101空降部队506团E连(《兄弟连》)。在《D日》和随后的《公民战士》这两本书里,我研究了进行地面战斗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写作准备过程中,我采访了很多经历过实战的老兵。在写完关于第一条横跨美国大陆铁路的书之后,我想写的就是有关美国空军的书。书中不写指挥机构中的高级官员,只写驾驶轰炸机的军人们。他们在战争中是如何表现的?这是我想了解的问题。麦高文和他的机组,还有第十五航空队455轰炸机大队741中队,似乎成了部分回答我的问题的良好途径。由于我对麦高文和他的弟兄们的尊重,我决心很大。好奇心促使我了解一个出生于南达科他的人,在22岁时怎么成了轰炸机飞行员;我的兴趣还有,美国的设计师、工人和工厂如何装备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空军;我还渴望了解空军战略行动是如何谋划和执行的;我还期望告诉读者这样一个故事,反对越战的著名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怎样一位杰出的轰炸机飞行员。于是我开始工作。

  我读了大量的书和回忆录,那些写了空战,以及自己经历的人,使我受益匪浅,这不仅限于注释和参考书目中指明出处的书。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几位表示谢意,他们是:《美国空军的崛起》的作者迈克尔·谢利,七卷本官方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队》的编辑威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美国空军上校霍勒斯·兰福德———他编写了一部四卷油印本的《741轰炸机中队史》。我的大学学长、挚友吉姆·伯特,大学毕业后做了空军飞行员,对我帮助颇多,他阅读了初稿,指出许多谬误。休和我做了大量采访,有麦高文和健在的他的机组成员,还有741中队和455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和士兵们,等等,这些已在答谢辞中列出名单。我们对所有的人表示感谢。

  2000年10月9日,休和我登上B-24和B-17。我们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开起了这架飞机。这是一次特别的经历。我们要感谢科林斯基金会(马萨诸塞州01775,斯托,248信箱)将其变为可能。基金会将这两架轰炸机飞遍我们国家的各个机场,让每一个人,特别是孩子们能够体会到在“二战”时期的飞机上飞行的刺激。

  这是惟一一架还在飞行的B-24。基金会花了130万美元,用了数千个小时的义务工修复了这架老式飞机,在机首上做了装饰,取名“巨龙”与“龙尾”。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有些人还乘坐了B-24和B-17轰炸机,他们在飞机里可以从机头爬到机尾,进到机首和尾部炮塔,也可以坐在投弹瞄准器旁,或者无线电员位置上。他们可在狭窄通道中往前走或往后退,巡视一下弹仓里的炸弹、氧气瓶等东西。在B-24上,机身中部的窗户是开着的。在飞行中,气流穿过机仓直到机尾。在十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尽管休和我只是爬升了两千来英尺,在宾夕法尼亚中部从威廉斯波特飞到哈里斯堡,但感觉很冷。在这个巨大的航空器中飞行,颠簸嘈杂,可是心情愉快极了。

  休和我的飞行多亏了麦科斯一家的孩子们,他们中有的在上中学,有的已经接受大学教育,这些孩子编了一本杂志叫《灵翼》,全是他们自己撰写和出版的。杂志都是有关老式飞机的事,写的是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时期的人和飞机。教育孩子,告诉他们自由是怎么得来的,对我来说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很自然我就被杂志吸引住了。因此我从《灵翼》,特别是这个家庭所做的工作中获益匪浅,于是促成了我们的威廉斯波特之行。

  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飞B-24和B-17,即使是在微风少云的合适天气条件下,也使休和我感到轰炸机是多么笨重臃肿,对控制作出反应是多么漫长,它们是多么难以驾驭啊。但是飞行为我们脸上带来笑容,为心里带来欢乐,笑脸像室外的空间一样大,快乐像海洋一样深。这种和机器融为一体的经历,可以比作开着火车去谢拉内华达。它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驾驶这些飞机飞行六至八个小时,抑或十个小时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的尊敬和崇拜。我们没有遇到防空火炮,没有敌人的战机向我们射击。我们不知道空军如何战斗,但是我们钦佩他们很久以前做过的事情。

  我的叔父泰·安布罗斯21岁时,在第八航空队B-26轰炸机上当过一名副驾驶。1944年6月,他和萨布拉·琼·斯塔尔结婚,那时他的女朋友在伊利诺斯州立师范大学。此后,他去了海外,在执行一次对欧洲大陆的任务后返航着陆时在英格兰坠毁。他的身体受伤,从此没有恢复。

  我的妻子莫伊拉一以贯之地帮助我研究,并且是每一章的第一个读者或听众,最能打动她的是那些非常年轻的空军战士。乔治斯·克莱门乔说得很精彩,他在1944年给《众人之首》的作者特克斯·麦克拉里的一封信中写道,书中的人物伯纳德·巴鲁克引用克里孟梭的话:“他们嬉戏时像小猫,战斗时如猛虎。”

序幕

  建造B-24,除了似乎能用刀割的机身铝皮之外,其他的都像做一辆1930年的麦克卡车。它载重量很大,可以飞得又快又远,但是做工粗糙。这种四引擎飞机操控困难,让人精疲力竭,好像除了飞行员的体力外,没有其他动力。它没有雨刮器,下雨的时候,飞行员只能把头贴在舷窗上去观察。在一万英尺的高度只能借助氧气面罩呼吸,冰冷黏湿,伴有刺鼻的橡胶和汗水气味。在两万英尺或更高的高度,温度低到零下40度甚至低到零下50度,可飞机上没有暖气。狂风吹进飞机,尤其是从机腹射手位置吹进的更猛烈,因为无论何时,炸弹仓门总是开着的。氧气面罩常常会冻在脸上。如果机腹的人光着手摸机关枪,皮肤会冻到金属上。机上没有洗手间,只有两个方便管道用来小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但几乎不能用来撒尿,因为这些弟兄们穿得太厚了。另外,小便池常常堆满了冻成冰的尿。大小便只能拉在衬有蜡纸袋的容器里。人们迫不得已才使用它,因为把衣服脱下来,让裸露的肌肤暴露在冰冷刺骨的寒气中实在困难。用过的袋子通过机腹窗或者是炸弹仓门扔了出去。机上也没有厨房设备,无法加热食品或咖啡,除非每一个机组人员按C级定量配给或带一个三明治,否则,连食品都没有。由于失压,内脏里的气体会像气球一样胀起来,飞行员要忍受双倍的痛苦。

  机上没有走廊,只有一条炸弹和炸弹仓门旁的八英寸宽通道用来前后走动。一切都得小心翼翼,由于机舱门是卷进机身里的,不是挂在铰链上向外开的,只能承受100磅压力,如果滑了一跤,就会破门而出。座椅没有装填东西,不能斜放,塞进逼仄的空间,连伸一下腰放松的地方都没有,对飞行员、副驾驶,或者说其他八位机组人员来说毫无舒适可言。最长的飞行有八个小时,有时要飞十个或十多个小时,很少会少于六个小时。这种飞机的存在和飞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装上500—1000磅炸弹,准确地扔向敌人目标。

  这种飞机叫“解放者”。这对一种专门用来向敌人后方投掷高爆炸弹的飞机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名字,然而这是个完美无瑕的名字。这种飞机是由联合飞机制造公司最先造出,1939年进行首飞。1940年有几架飞到英国时,英国空军部想了解它叫什么名字。飞行队的长官鲁本回答道,“解放者”,他接着说,“我们选‘解放者’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可以摧毁德国鬼子的心脏,帮助你们和我们解放暂时困于希特特枷锁下的千百万人。”

  联合飞机制造公司是由福特发动机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和北美飞机制造公司组成的,被称为解放者制造联合体,生产出18,300多架“解放者”,其中有5,000多架是B-17轰炸机。“解放者”在二战前未投入使用,二战后也不再投入使用(1945年和1946年,几乎每一架B-24都被切割成碎片,或者是在太平洋岛屿上生锈腐烂)。投入制造、维护和飞行B-24的人数无论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都超过了投入到任何一种飞机上的人员。B-24轰炸机的数量超过了美国曾经制造的任何型号的飞机数量。

  如果说是B-24为盟军赢得了战争有些夸张。但是我们要问,没有B-24,盟军又如何能赢得战争?

  陆军航空队需要数千飞行员,几万机组人员去飞B-24轰炸机。它需要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训练他们,提供给养,维护这些飞机,此时整个国家只有极少数人了解如何驾驶、如何修理单引擎飞机。所需要的那么多人从何而来?

  人物表:

  麦高文机组

  乔治·麦高文,飞行员

  拉尔夫·比尔·朗兹,副驾驶

  肯尼思·希金斯,无线电员

  卡洛尔·威尔逊·C·W·库伯,导航员

  伊萨多·欧文·西格尔,机尾射手

  威廉·泰克斯·阿什劳克,机身中部射手

  罗伯特·奥康奈尔,机首射手

  迈克·瓦尔科,飞行机械师

  威廉·麦卡菲,球形炮塔射手

  萨姆·亚当斯,导航员和投弹手

  马里恩·科尔弗特,导航员

  约翰·B·米尔斯,机尾射手

  其他

  阿特·阿普林,B-24机尾射手

  罗伯特·肯·巴莫尔,B-24副驾驶

  沃尔特·马龙·巴斯金,B-24飞行员

  亨利·伯克,领导切里尼奥拉的地勤人员

  罗伯特·S·卡普斯,B-24飞行员

  肯尼斯·A·库尔,455轰炸机大队队长

  唐纳德·R·柯里尔,B-24导航员

  大卫·R·戴维斯,B-24戴维斯机翼的设计师

  文森特·费根,B-24飞行员

  理查德·法林顿,B-24飞行员

  霍华德·古德纳,B-24无线电员

  罗伯特·哈默,B-24无线电员

  弗朗西斯·霍西默,B-24飞行员

  阿特·约翰逊,B-24机腹炮手

  唐纳德·P·凯,B-24投弹手

  霍勒斯·W·兰福德,741轰炸机中队队长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为美国人工作的切里尼奥拉居民

  查尔斯·佩因特,B-24飞行员

  罗兰·帕平,B-24导航员

  盖扬·菲利普斯,B-24飞行员安东尼·皮卡地,B-24机组成员

  乔·昆塔尔,南达科他的体育教师

  诺曼·雷,南达科他州卡斯特人,他说服麦高文参加民用飞行训练,在成为B-29飞行员之前,是麦高文B-24的飞行教官

  格伦·伦德尔,B-24飞行员

  哈罗德·舒克特,741中队飞行军医

  沃尔特·肖斯塔克,B-24飞行员

  约翰·G·史密斯,B-24飞行员

  威廉·L·斯诺登,455轰炸机大队队长,库尔的继任者

  埃德·索德斯托姆,B-24飞行员

  霍华德·苏贝克,B-24飞行员,麦高文作为他的副驾驶执行了前五次任务

  梅尔·特恩海肯,B-24无线电员

  查尔斯·瓦特里,C-47飞行员

第一部 他们来自何方 第一章 B-24轰炸机的飞行员

  B-24轰炸机的飞行员和机组成员来自美国的各个州和各个属地。他们年轻、健壮、热情,他们是工人、医生、律师、农民、商人、教师的儿子。有些人结婚了,但绝大部分还没有。有些人接受过包括大学在内的良好教育,他们的专业是历史、文学、物理、工程、化学,等等。有些人刚刚出中学的校门。他们都是志愿参军的。美军航空队,即1942年以后的陆军航空队,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去飞行。他们是自己做出选择的。1927年,当查尔斯·林白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从长岛飞往巴黎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很小。对很多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桩外界影响他们的事件。它激发了孩子们的想像,像林白一样,他们也想飞行。在他们十多岁时,如果开过车的话,也只开过福特T型车,或As型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农村孩子,跟在骡子或马后面犁过地。他们在屋外解手,步行很远去上学。包括城市孩子在内,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很穷。如果十分走运、有份工作的话,一天可以挣一块钱,有时还挣不到。他们在家不是老大,还要穿哥哥们穿过的衣服。在夏天,很多人赤着脚。他们几乎不旅行,甚至没有离开过家乡。绝大多数境况稍好一点的,也没有离开过他们所在的州或地区。只有极少数条件好的人出过国。几乎所有的人没有上过飞机。他们中没有见过飞机的人数令人吃惊。但是他们都想飞。除了想冒险之外人数,他们要飞行的动机还有好多:事业令人羡慕,津贴很高,有戴空军徽章的特权,提拔迅速。你开始服役,不用睡在停泊靠岸的军舰的仓位里,也不用睡在有人向你射击的猫儿洞里。他们知道一定会服役,绝大多数人确实也想服役。他们的爱国主义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想成为击垮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及其帮凶的一员。然而他们想了解怎么去做,非常渴望去飞行。

  他们希望像一只鸟儿离开大地,在高空中俯瞰祖国,跑得比在陆地上的任何人都快。在将过去和未来截然分开这一点上,飞机产生的作用超过电灯,超过蒸汽机,超过电话,超过汽车,甚至超过报纸。它将人类从地球上解放出来,打开了天空。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太年轻了,许多人加入陆军航空队时只有十几岁,有些人在战争结束前永远也不会到20岁了。那时超过25岁的人,一般都会被人们当成“老人”。在21世纪,成年人几乎不肯把家用轿车的钥匙交给年轻人,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头五年,成年人却把他们送出去扮演拯救世界的重要角色。

  这主要是关于一架飞机和驾驶它的人的故事。也描绘了美国陆军航空队其他的经历和其他的飞机,但基本上写的是一架名叫“达科他女王”的B-24轰炸机、其机组人员以及455轰炸机大队741中队飞行员乔治·麦高文的事。他们在上万架轰炸机和数万名机组人员中处于什么位置呢?既不典型,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1922年7月19日,在南达科他的埃文,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的家中,乔治·史丹利·麦高文出生了。他有一个姐姐,叫奥利夫,不久,又有一个妹妹叫米尔德里德,接着,又有一个弟弟叫拉里。乔治的爷爷是爱尔兰人,美国南北战争时在联军中当兵,之后,当了一名煤矿工人。乔治的父亲约瑟夫生于1868年,曾在圣路易斯天主教组织中当职业棒球手,但因为他是卫理公会信徒,总是受到喝酒、赌博,以及支持他球队的疯狂女人的骚扰。当他听到“福音的召唤”时,他放弃了打球,到纽约州的霍顿一所卫理公会神学院上学。毕业时,他自愿赴南达科他。在那里,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建起了教堂用于传教,这些教堂有的迄今还保存着。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了,没有为他生养。在他50岁时,娶了28岁的弗朗西斯·麦克莱恩,她是教堂里的独唱歌手,有一副美丽的歌喉。

  1927年,乔治五岁,全家居住在加拿大。当时林白驾驶飞机进行了飞行,他回忆道:“这个消息出现在所有的谈话、报纸、电台中。我记得那次飞行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林白戴着飞行帽和风镜的照片登在报纸的头版。我当时想,他是上帝赐予的地球上最富有魔力的家伙。我长大后认为,林白是我们最伟大的美国人。”

  1928年,麦高文一家搬到南达科他东部的米切尔,这个小城的居民约有12,000人,在这儿,约瑟夫继续当牧师。乔治平生都没听到过他妈妈叫他爸爸的名(但至少有一

  次,他确实听她说“亲爱的”)。尽管他们将自己奉献给对方和孩子们,但极少表白爱情。他们钱不多,而且可以说少极了,约瑟夫在教堂的工资不足100美元,他从教区的的一位农场主那里可以得到一袋土豆,或一蒲式耳苹果,或一箱鸡蛋,或一些牛肉和猪肉。他通过买旧房,修好之后再卖出去以增加收入。他还设法在米切尔的第五大街和桑博恩附近置办了一个家,乔治在这里长大。

  麦高文是一个“传教士的孩子”,可他却不像这类家庭孩子,一点都不偏执。他是一个平常的学生,他惟一的越轨行为就是去看电影,这对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来说也是不允许的,但他还是照去不误。和大多数南达科他的男孩子一样,他也去打雉鸡。这正是他父亲的爱好,父亲教他怎么用16口径的单筒猎枪。在打猎时,他看到沙尘暴吹起,天昏地暗。他看到成群结队的蝗虫在吃庄稼,甚至把锄把都给咬光了。在城里,他遇到银行和商店接二连三的倒闭。一次在和父亲打猎时,他遇到一位名叫阿特·肯德儿的农民,坐在他家后门廊的台阶上,眼泪从脸上流下来。肯德儿对麦高文的父亲解释道,他刚刚收到屠宰场付给他一年提供生猪的支票,这张支票连支付把猪运到市场的车费都不够。这时,麦高文上了中学,接近有1/5的农民因为抵押而无钱赎取,失去了土地。

  上高中时,乔·昆塔尔是四所学校的体育教师,还训练学校的足球队、蓝球队和田径队,也教小学的体操课。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担任过南达科他大学的四分卫,麦高文描绘他是“非常健谈、聪明的人。我对他非常敬畏”。

  昆塔尔教对七年级体操课所做的训练之一,就是俯身跳过蒙皮的锯木架子,然后前滚翻。

  “你得全速跑,”麦高文回忆道,“俯身跳过,缩起头,跌到垫子上再翻滚。”

  麦高文在做这个动作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他跑到锯木架子旁,“我感到如果我跳过去,我会折断脖子。当他到锯木架子跟前时,我总是返回再跳。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很多次。”

  昆塔尔吹起了哨子,“麦克,过来,”他吼道,“你怎么了?”

  “报告,昆塔尔老师,我做不了。”“什么,你做不了?你看到其他同学都跳过去了吗?你不缺胳膊不缺腿,难道你比别人少点什么东西吗?”麦高文又试了一次,可他确实做不了。

  “你想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吗?”麦高文说他想知道。“好吧,”昆塔尔说,“你是个体育上的懦夫!这就是为什么。”

  全班差不多六十来个学生盯着看,“我羞得无地自容,眼泪都流下来了。”麦高文回忆说。可是他还是做不了这个动作。昆塔尔“确实使我感到我是个胆小鬼。他一直困扰着我。”他上了高中后,想在体育上有所作为。他跑得很快,加入了田径队,表现尚佳,但没打破纪录,木马事件仍然时时闪现在眼前。

  1940年高中毕业后,麦高文进入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招生数:500人),学院与他家隔一条街。这时战争在欧洲和中国进行。为了备战,美国政府宣布开始一项国民飞行员计划。最初的想法是增加全国的飞行员储备,至少让新的平民学生进行一些初级训练。正好在城外的米切尔机场要开始国民飞行员计划。麦高文的同学、朋友,南达科他卡斯特人诺曼·雷拼命想去飞行。他们在同一年级的一个班上。雷很穷,他在韦斯理学院让人看到的就是,他有一双破旧的网球鞋,蓝牛仔裤和两件T恤衫。一天,麦高文告诉他应该请女孩约会,雷回答,“乔治,我没钱约会。”

  “喂,如果你去学院里的小酒店,你全部花销只要十美分。”麦高文说。

  “唉,我连十美分都没有。”雷非常渴望飞行,可人家要求的条件是,要招够十个学员才会开班。课程包括地面课堂学习和飞行训练,计入大学学分。国民飞行员计划提供飞机并且提供教官的报酬。于是雷到处找朋友谈,他说服九个同学签了名,包括一名女同学和19岁的麦高文。

  在这之前,麦高文还没有上过飞机,但他之所以同意成为一名学员,是因为他感觉,“如果我能开飞机,就可以向乔·昆塔尔显示,我并不恐高,连飞机开起来都毫无惧色。”他通过了体检,在检查过程他发现自己高度感颇好,后来多次体检证明,他几乎把高度表打败了。

  这是一架造于俄亥俄州米德尔敦的艾罗卡单引擎飞机,前后有两个座舱。教官克利弗·福格森是个大块头,坐在前舱。机上有两套操作系统,连在一起,当福格森觉得需要时,他可以推开学员,自己操纵。当麦高文第一次飞行时,随着福格森打开节流阀准备起飞,“我怕得要死,惊恐不安。”他想,我他妈的怎么进到飞机里的?我根本干不了这活儿。这是个典型的南达科他的天气,风刮个不停。机翼在抖动,飞机在上蹿下跳。可是福格森告诉麦高文,他控制着飞机,上完课后,他对麦高文说∶“你开得不错。”

  麦高文继续上课,尽管“在随后的课中,当他演示翻滚和失速时,我更加恐惧”。然而,“大克利弗总是给我一点表示,我开得不错,但我并不快乐。”上过八小时的课后,福格森告诉麦高文,他的协调很好,降落也不错。起飞和降落对学员来说是最难学的两个课目,但麦高文清楚飞机滑出多远离地,何时平飞,如何用两个前起落架着陆,然后,逐渐用后起落架落地。掌握了这些技术后,福格森告诉他:“你可以放单飞了。”单飞非常顺利。麦高文在米切尔机场上空,俯瞰水塔、玉米宫殿、韦斯理校园,接着飞越米切尔湖上空。当他落地后,感觉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如果美国参战,他马上服役,就到陆军航空团去。

第二章 舰队远远被日本超过

  1941年秋天,麦高文作为一个完成了飞行课的大学二年级学生,第一次看到B-24轰炸机,这些飞机的基地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麦高文看到它们从头顶飞过进行轰炸

  训练。飞行员把米切尔的机场跑道作为备降机场。他没有见过战斗机,更没见过B-17轰炸机,偶而,麦高文可以看到一两架B-24降落,它们巨大笨重,但令人印象深刻。他从没登上过一架,也从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去会开这样一只大鸟。他觉得,那些飞行员真是了不起。

  麦高文看到的B-24轰炸机和飞行员都是新的。1940-1941年的美国只有极少的军队,海军装备最好,但其舰队不管是从数量和装备上都远远被日本超过,更不要提英国舰队了。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还不足200,000人(其中26,000人在陆军航空团),这意味着其排名在世界第16位,排在罗马尼亚之后。与数百万人之巨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相比真是少得可怜。到1941年6月,陆军航空团拥有1257架战斗机,比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差,但不管怎么说数量已超过它们,但还弱于德国的纳粹空军,因为它是美国飞机数的四倍,且发展迅速。

  1939年9月,当战争在欧洲开始时,大萧条依然在美国蔓延,失业率高达25%。一般的工作一个月只能挣约一百美元。没有失业保险,没有政府提供的福利,没有抗生素。很多疾病都有生命危险。运输靠的是汽车、巴士或火车,缓慢不便。几乎所有的路都是两条车道,很少有人旅行,他们挣到的钱都用到吃饭、穿衣和住房了。

  在技术方面,特别是在飞机制造上,美国要远远落后于德国和日本。商业航空旅行只是少数富人的专利。新的双引擎道格拉斯DC-3是最先进的飞机,可载21名乘客,在天气许可的情况下,从纽约飞到洛杉矶需要24小时,但那时DC-3需中途停靠三次加油。它每小时飞155英里,最大航程900英里。客航没有增压,也不对乘客提供氧气,巡航高度10,000英尺,最大是15,000英尺,这就意味大多数时间是在云中飞行。没有雷达,所拥有的一点点电子导航辅助都比较糟,它们包括飞行员追踪的低频无线电波,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几乎没什么用,因为无线电信号常被雷电发出的无线电波所干扰。飞行员也可以将无线电上的光束作为导航辅助,但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毫无用处。

  到1941年底,只有为数不多的民用航空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第十五航空队服役,据估计有85%的人没有战斗经验,也没有上过飞机。麦高文是运气不错的,还在一架没有武器装备的单引擎飞机上离地飞过八次。在第十五航空队服役的这些人来自48个州及夏威夷、阿拉斯加和波多黎各等地区,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

  拉尔夫·C“比尔”·朗兹,1924年生于堪萨斯的威奇托。他的父亲做木材生意,是个富翁。朗兹英俊潇洒,活力四射,特别是对女孩和飞机更是这样。他经常拿话损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飞机驾驶员。他渴望去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人生经历、处世态度和个人性格与麦高文截然不同。

  肯尼思·希金斯,1925年生于得克萨斯的达拉斯。1941年,他在海蓝德公园中学还是一名初中生,为了学飞行可以干一切事。

  罗伯特·哈默,生于1923年,是家里的五个孩子之一,来自北达科他。他的父亲是个捕猎手。哈默回忆,在严寒的冬季总是看到家里的每一个房间,从这面墙到另一面墙的绳子上都挂满了晾干的麝鼠皮。死亡曾经在面前出现过,在七岁时,他看到两岁的妹妹死于肺炎。在上五年级时,他的妈妈在生孩子时死了,小宝宝也死了。另一个妹妹1938年死于白喉。

  哈默不管何时,不管是什么样的钱都挣。在夏天,他步行七英里去一个九洞高尔夫球场。学校有一英里远,他早上步行去,中午回家吃午饭,然后步行返回学校,放学再回家,所以七英里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他当球童,每一轮可挣25美分。在上中学时,他在达科他皮草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捆扎羊毛,剥长耳大野兔的皮,把兔肉装船运到水貂场。他每小时可挣25美分,这比他在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耕作要好得多,拽犁、把秸杆堆成堆,每天只挣15美元。在15岁时,他谎报年龄加入国民军训练营,三个夏天都参加了,学习队列,也知道一点儿如何当兵。

  哈默从没有离开过北达科他,到1940年高中毕业时,他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就想加入海军。但他只有17岁,他的父亲拒绝在参军文件上签字。加入海岸警卫队怎么样?不行。陆军呢?也不行。“于是我最终决定得先满足于看看北达科他。”

  罗兰·帕平,生于1924年7月4日,林白跨洋飞行时,他才三岁。帕平的父亲为他买了一个脚踏型飞机玩具,“一小套林迪飞行服,包括皮飞行帽和风镜。”从那时起,他就又做飞机又画飞机。他决心只要年龄一到,就马上加入陆航队。

  威廉·V巴恩斯和他孪生兄弟罗伯特·N巴恩斯,1941年在他们17岁时,上了得克萨斯的一所小军校。很自然他们被编入后备军官训练队,在那里学当兵的基本知识。

  沃尔特·肖斯塔克,1919年生于君士坦丁堡。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沙皇空军的飞行员。他的祖父和外祖父是沙皇军队的将军。他的父亲在土耳其前线被击落,但侥幸活了下来,又逃过革命这一劫,来到土耳其,1923年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沃尔特就在纽约市长大。最初他和他的父亲不讲英语。他们靠卖祖母的手饰度日子并定居下来。父亲找了份造飞机的工作。当沃尔特长大后,也找了份工作,并为了这份工作搬到底特律。在这儿,他遇见了一位匈牙利女孩,她的父亲史蒂芬·巴洛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为了逃避匈牙利军队的征兵移民到美国。他结了婚,1920年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阿兰卡·吉泽拉,这是戈德·格蕾斯(金色优雅)的匈牙利语名字。沃尔特认识她是由他的朋友小史蒂芬·巴洛格介绍的。这两个年轻人都是从曼哈顿飞行贸易学校毕业的,都在俄亥俄州的戴顿的赖特机场找到工作。

  在开始上班前,肖斯塔克和戈德·格蕾斯结婚了。

第三章 我从没听说过珍珠港

  厄金·哈德逊,1922年生于洛杉矶。他的父亲是紧挨着好莱坞的比华利山的一位路德教牧师。哈德逊1940年毕业于费尔法克斯中学,接着上了洛杉矶城市学院。他哥哥1938年加入陆航队,在听了哥哥的描述后,点燃了他的想像之火。在上大学期间,哈德逊去做道格拉斯运输机的午夜转运工。他还在一种实验型的轰炸机XB-19上做铆工。哈德逊对自己和朋友讲:“我们都具备冒险的潜质。”

  卡洛尔·威尔逊·库伯在陆军航空队里很不一般。他比大多数人的岁数都大,战前就已经参军了,1917年5月10日出生于得克萨斯的麦考利,他是山姆和范妮·库伯(他的一位哥哥小时候就死了)夫妇的第五个孩子。他的父亲是位狂热的浸礼教徒,所以用一位浸礼教领袖的名字给第五个孩子取名为卡洛尔,他还是位忠诚的民主党党员,于是又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给儿子起了中间名———威尔逊。作为一个小男孩,库伯发现他的第一个名字是个人人皆知的女孩的名字,于是决定用“C·W·库伯”。虽然C·W的爸爸有一个干货店并且拥有全城的第一辆汽车,但半夜还得受罪到屋外边只有两个蹲坑的厕所去方便,直到他有一个瓷盆,一般人们称之为“雷声罐”,放在床底下,才不受这罪。白天他把它放在室外的阳光下消毒,并让风吹干它。当他的伙伴们都开始用室内浴室时,C·W想这个改进太好了,特别是在他的妈妈不再在周末晚上在厨房的电镀浴盆里给他洗澡之后,“我们每个周末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要洗澡。”

  饭能吃饱但花钱很少,他喝“蓝约翰”,就是搀水的奶。午饭常吃红豆,但有时他的妈妈也常把利马豆当主食。晚饭一包玉米面包和蓝约翰。他去了布法罗加普附近的通卡瓦童子军营,多亏那里的饭菜,他体重增加了十磅。他也种西红柿,基本不吃,而是五分钱一磅卖了。

  教堂集会就是他的社会生活。有时就是整天唱歌,但能享受到妇女们准备的一顿野餐。树下的餐桌在烤鸡、巧克力饼、苹果、柠檬蛋白派和冰茶等食物的重压下吱吱作响。到离开时,已是黄昏。C·W记得他的父亲用摇把摇动福特T型车让它发动起来。由于C·W是左撇子,他发誓长大有钱了,一定买一辆用左手摇把的汽车。他永远都没实现这个愿望,尽管他从13岁就开始开车。

  在收获麦子时,C·W被巨大的脱谷机和蒸汽拖拉机所震惊。“它是亮丽的风景,”他回忆说,“随着谷壳和麦粒朝各个方向分开,脱谷扬谷机用铁履带轮子慢慢爬行。”当他看到他的第一架飞机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飞机在牧场边的房顶上坠毁了,本来他是想把牧场当成着陆场呢。C·W用卷烟箱木头做了一个六分仪,用同样的材料造飞机,绑上一根绳,拴在钓鱼杆上飞。

  库伯一家曾度过两个假期。一次是去得克萨斯的兰帕瑟斯,太阳一出就出发,一直开车到天都黑了,两天之内要走300英里的路。C·W和他的父母就睡在公路边。一次他的父亲沿着隐隐约约的车辙印穿越一个牧场,直到车辙消失。他掉了头,最终找到一处农舍,打听路怎么走。另一次旅行是到芝加哥,路长得多,是开着家里的第一辆福特A型车去的。芝加哥的人对C·W的工装裤和光脚丫指指点点,并嘲笑他。对他来说,巨大刺激是坐过山车,参观菲尔德元帅博物馆,另一件事就是登上里格利大厦顶层。

  所有旅行结束后,C·W决定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没有比当一名海军军官更好的的途径了,在上中学三年级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开始提高自己的分数,同时为正在竞选国会议员的查尔斯·L·索思工作。如果索思竞选成功,他可以委派C·W去安纳波利斯。C·W为索思散发宣传品,做些零散的工作。那年秋天,他在学校还参加了橄榄球队的选拔,盘算着这可以增加委派的机会,可他体重只有117磅,分量不够。他只好加入田径队,但没取得什么成绩。等中学毕业时,国会议员已经给他发出到安纳波利斯的委派。而在父亲建议下,C·W上了一所初级大学学了一年工程。在大学里,他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队,发现军事生活非常适合他。他赢得了训练优秀班排的荣誉,进入军校后备生荣誉团。那年夏天,索思给了他到安纳波利斯的委派,可到这时,C·W的年龄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不被接受了。但他的成绩很好,得了得克萨斯的机械工程学院的奖学金。

  由于后备军官很多,训练更多,学习量很大,库伯和其他四个人一起,用40美元买了一辆旧T型车,一年多以后,几个合伙人决定原价给卖了,可这个如意算盘被一个车商的叫价给打破了,他只出25美元买车。库伯平时抽5分钱一包的德拉姆公牛烟,星期六例外,他要犒劳自己一包20美分的好彩。机械工程学院是一所军校,库伯1941年毕业时,第一天拿到民用工程的学位,第二天接到美国陆军少尉的任命。

  库伯的第一个职务是鲍伊军营的宪兵主任助理,后又来到本宁堡步兵学校———年轻军官称之为本宁堡男校。1941年夏天的训练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当课程一结束,库伯有三个可去的地方,它们是:加利福尼亚的罗伯茨军营、新泽西的迪克斯堡和得克萨斯的沃尔特斯军营。沃尔特斯军营离他家有100英里。他在部队呆得时间够长了,知道事情该怎么运作,于是他把罗伯茨作为首选,迪克斯堡作为第二,沃尔特斯作为第三。果然不出他所料,他被分配到沃尔特斯军营。

  在这里,库伯被指派训练重武器团的一排士兵。这些兵主要是来自肯塔基和田纳西山区的孩子,用库伯的话说,他们有些人“愚笨得够呛”。可在1941年秋天,他能够感受到美国卷入战争的进程越来越近,他可以肯定,这些兵要被派去参战,于是把这个排召集起来说,“注意,弟兄们,训练将是你们的地狱,这一切结束之前,你们会把我恨得我咬牙切齿,我要让你们用出吃奶的劲去准备战斗,因为我不想让你们的血溅到我的手上。”12月1日,13周的训练结束,两

  天后,这个排接到命令开赴太平洋。“他们走上军列准备出发时,我与他们握手,尽力不让眼泪流出来。”

  那年秋天,库伯被提升为中尉,作为奖励,他多了一个附加的职务,是当军营军风军纪官,负责军事法庭的案子和军风军纪。在他干这个工作的头一个月,就开了16次庭。他想,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不想把我的时间都花到案子上,特别是像斗殴、酗酒和开小差。”他考虑,原因就是这些应征入伍的人业余时间无事可做,于是决定用军营军官和士兵基金,大概里边有3000块钱,去做一些事。

  一个新列兵当过哈丁·西蒙斯牛仔乐队的头。库伯召他过来,问他是否可以组织个乐队。“让我?”这名列兵反问道,“你在打赌!这太棒了!”他开始招乐手。一个列兵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夜总会弹过手风琴,库伯花了八块钱把他的乐器水运到沃尔特斯军营。军营里有一个木匠,库伯买了木料,让他做成了乐谱架。库伯又找了一个美术师设计了一个军营标志,画在乐谱架上。他还为乐队买了乐谱。

  那时,好莱坞上演了一出戏叫《生命从四十开始》。乐队的头找了几个人,认为他们可以排演这出戏,剧名改为《生命从五点三十分开始》。军团司令出席了晚会开幕式,他和他的随从坐在前排,其他高官坐在他的旁边,戏剧由歌舞“姑娘”演出。一二三,踢腿,一二三,踢腿,往返不停。“姑娘们”穿着裙子和军鞋,长满毛的大腿都裸露着。他们戴块新抹布盖住头发,上边画一颗掉落的黑牙。他们用半个大个的葡萄柚当乳罩,绑在他们的胸上。在做着整齐划一的一二三踢腿动作时,按照计划,一个人的乳罩带断了,葡萄柚掉在了司令官的脚下。康里想是这样的,它使观众哄堂大笑。

  库伯还发现一位刚毕业的西点军校学生,是西点的中量级拳击冠军,就让他去组织一个拳击队。库伯还找到一个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四分卫,他个子高大,是个煤矿工人,“可以抓到任何传给他的球。”他们都成了美式橄榄球队的主力。库伯用基金购买设备,还买了一个新台球桌,让木工去做写字台,这样这些战士们就可以在上面给爸爸写家信了。

  军事法庭的案子降到零。库伯把基金花得只剩300块。11月末,军团司令召他说,“中尉,我们训练需要一套扩音设备,通过正常渠道要很多烦琐的手续才能得到,用基金里的那300块钱给我们买一套扩音设备用于训练。你就证明一下,说士兵的娱乐活动需要。”

  “长官,我不能这样做,”库伯回答,“战士需要体育设施,交响乐队需要新音乐。我不能这样干。”

  “中尉,”司令讲道,“我想你没听清我说的话。我要买一套扩音设备。”库伯再一次拒绝,突然向他敬了一个礼,转过身,走了出来。两天后他接到命令,奔赴第二菲律宾步兵团。这是事情的经过,至少在战前的美国军队中,大多数时间都这样。

  出生于1936年的每一个美国人都真切地记得,当他们听到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这一消息时身在何处。

  乔治·麦高文正在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上二年级。这是个文学院,侧重哲学、历史、英语、文学、外语和艺术。他上了一门音乐欣赏的必修课,由奥伯林学院的罗伯特·布朗讲授。布朗是小提琴家,他布置学生每个星期天去听NBC(全国广播公司)播放的纽约爱乐乐团的广播音乐会,听后写一篇评论文章。19岁的麦高文边听边记笔记边说,认为小提琴应该更出色一点。“的确震惊,”他回忆道,但“我不理解布朗怎么想让一群大学低年级学生去对纽约爱乐乐团品头论足。”当珍珠港遭到轰炸时节目被插播的简讯中断。“我必须得承认,我从没听说过珍珠港,甚至不知道它在那儿。”但他能从父亲的反应和他开大收音机的动作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那天下午他断定他肯定得投入到战争中去。

第四章 参加陆军还是海军?

  第二天在学校里,“每个人都在谈论此事。”教员们拿着地图向学生们指明珍珠港在哪儿,这意味着什么。麦高文知道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件事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只有投身进去,别无选择。”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一些学生已经开始服役。头一年动员麦高文参加国民飞行员课程的诺曼·雷已经在陆航队。另一名学生约翰·诺林,是校橄榄球队的明星,死于一次训练事故。麦高文和其他参加飞行训练的人以及学院的两个学员谈了话,下了决心,决定和十个同学一起开车去奥马哈加入陆航队或海军航空队。

  他们借了院长和系主任的车直奔奥马哈。“在小学校你可以如此行事,”他回忆说,确实学生们叫学院的很多员工都是直呼其名的。他们惟一的疑问是参加陆军还是海军?他们在去奥马哈的路上都在争论。作为南达科他人,他们是陆地的热爱者,他们的直觉是从陆地上起飞降落要比海上好。当然,还有一份复杂的感觉,就是敌人轰炸航空基地不像轰炸航空母舰那样容易。可是在他们刚停下车,开始寻找征兵站,听到一个年轻人说如果加入陆航队,就可以拿一张隔壁食堂的免费餐券。根据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说,十个人都参加了陆航队。传言变成了现实,他们得到了一顿价值75美分的午餐。“还不错,”麦高文说,“有烤牛排、肉汁和土豆泥。”

  没人让他们宣誓,他们只是签署了一份声明,表达加入陆航队的意愿,同意被征召时前来报到。声明使他们免除了征兵。陆军不给他们提供机场、训练飞机和教员,但他们属于陆航队。他们回到米切尔和学校,想着两到三个月后,就会被征召。

  1941年12月7日,比尔·巴恩斯和他的孪生兄弟罗伯特与后备军官训练队一起进行家长日游行时,珍珠港的消息从高音喇叭中播了出来。“我们对那一刻记忆犹新,”巴恩斯说。他们一到18岁,就报名参加陆航队,但也没有服现役。由于爸爸妈妈太穷,没有车,所以两兄弟都没有汽车驾照。17岁的鲍勃·哈默,由于不能说服父亲在表格上签字同意参加海军、海岸警卫队或陆军,因为他太小了,这时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12月8日,经父亲同意,他报名加入陆军。哈默永远都忘不了分别时的话:“我不高兴看见你走,鲍勃。但是,如果你不走,我连两分钱也不会给你了。”

  17岁的罗兰·帕平还是中学三年级学生。1941年12月7日,当关于珍珠港的快讯报道时,他和父亲正在读报纸和听收音机。那一刻他决定参军服役。“我的同班同学全部,”他第二天发现,“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不能等到18岁毕业,我们要参军,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去战斗。”政府的计划是允许17岁的人报名,先到勤务部队,但要他们毕业后才能应征入伍。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帕平就报名加入陆航队。1943年6月中旬,他从拉·萨莉学院的中学毕业。7月4日,他庆祝了自己18岁的生日,7月17日,宣誓入伍。

  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的人和那些加入其他兵种的人都想战斗———现在、马上。但是,武装部队还没准备好。C·W库伯记得加利尔·汉纳上尉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来到沃尔特斯军营。汉纳生于埃及,11岁时来到美国。他17岁时,父亲同意他加入陆军。他去了巴拿马,在步兵部队,学会了丛林作战。那时,他回到美国上预备军官学校,在学校里,他接到任职令,被派到沃尔特斯军营。

  库伯回忆,当汉纳报到时,他不说,“我们什么时间吃饭?”,“我在哪儿睡觉?”或“我们什么时间开支?”取而代之的是,他敲着库伯的桌子问,“我什么时间能够参战?”每天他都来请战,“我什么时间能够参战?”库伯每次都把他的请求报告给指挥官,他听得多了,就告诉汉纳,“等下次命令来,你就可以出征了。”下一次命令是让一名上尉去阿拉斯加的阿图岛报到。后来库伯对他的能力感到惋惜,“这家伙过丛林作战训练,讲流利的阿拉伯语,非常适合到北非,如果不成,也可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可陆军却把他派到阿图岛。”

  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年轻人不得不等待,常常一等就是一年多,要等到陆航队有充足的机场、飞机、教员和营房开始训练他们。

  麦高文继续在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和南达科他州文索基特市的埃莉诺·斯蒂格伯格相识并相爱。她除了长得漂亮,还有别的长处,她在中学的一次辩论中战胜了他。在韦斯理学院的一次比赛上,她超过了他。在战争的头一年,他们订婚了,约定等战争结束了再结婚。斯蒂格伯格的家里很穷,在上大学一年后,她退学去工作,为一名律师当秘书。

  麦高文的一个朋友,罗伯特·鲍勃·彭宁顿加入了陆军,正在训练。他和埃莉诺的孪生姊妹艾拉约会,给麦高文写信,问她们父亲的情况。麦高文回信道,“他是非常特别的人,当她们的母亲死后,他的生活完全垮了,因为他看来对她的爱比生活本身重要。当你第一次被引见给他时,他会有一点儿粗暴和不友好的倾向。如果你能够深入到他孤寂的内心深处,你会发现他有一颗无比博大的胸怀。我想这对孪生姊妹深埋在身上的东西都继承了她们父亲的性格。可以说,斯蒂格伯格先生是我认识的最含而不露的人。”麦高文一天夜里接着写,“我从十点钟和他谈到第二天两点半。这种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从那天起,我有了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斯蒂格伯格先生。”

  麦高文尽管不是运动员,但他是个出众的学生,大家选他做班长,他的主要课外活动就是辩论。他的搭档是马修·史密斯———韦斯理学院系主任的儿子。1943年初,他们两人参加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举办的全国辩论大赛。参赛的有一百多所学校。麦高文和史密斯在比赛上赢了,他们开着车回米切尔,一路歌唱一路狂欢,和韦斯理学院的学生狂欢差不多,最后将车停在了韦斯理校园里。这天是1943年2月12日,雪下得很大。麦高文记得,“史密斯主任站在那里,当他看到马修和我时,突然啜泣起来。”他手上拿着一个大信封,那是陆军航空队的命令,让麦高文和学生会主席沃尔特·克里曼在72小时之内到圣路易斯的杰弗逊军营报到。史密斯说,他要写封信给陆军航空队,请求允许乔治和沃尔特在韦斯理至少呆到这一学期期末。

  “不,史密斯主任,”麦高文回答,“时间很紧急。”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系主任也回应说。然后他问道,“埃莉诺会说什么?”

  麦高文说他会处理好这件事。他没有提他的妈妈。虽然她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非常恨希特勒和纳粹,可她还是讨厌看到伤亡的报道。当地报纸报道说,红军在列宁格勒消灭了60,000个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得更多,她看了会悲叹。“哦,天哪,”她总是说,“太可怕了,今晚德国肯定有很多悲伤的家庭。”可当报道提到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被杀时,她哭出来,“这些俄国的父亲和母亲怎么能忍受啊!全都是些小孩子啊!各国政府首脑就没办法聚在一起制止这场屠杀吗?”

  从辩论赛回来几天后,麦高文和克里曼每人收拾起一个行囊,到密尔沃基车站登上晚上6点开往明尼阿波利斯的火车。在火车站,韦斯理学院的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集合在一起,穿着制服的拉拉队员和学校乐队也在那里。“这确实是热闹的欢送场面,”麦高文回忆说,他感觉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光”,但“我不得不把我的视线从我的妈妈身上移开,因为她看起来像在出席我的葬礼。她认为,这场可怕的战争将使他的儿子一去不复返。”

第二部 训练 第一章 如果使尽全身力气就没事了

  麦高文乘火车去明尼苏达的斯奈灵堡,第二天早晨他在那宣誓入伍。宣誓后,成了一名美国大兵。经过两天等待,被送往圣路易斯城外的杰弗逊军营,大兵们简称其为JB。它位于一连串的河谷山峦中,寒气袭人,不是下雪就是下雨,到处泥泞。JB像其他绝大多数陆军航空队的基地一样,都是战时建起来的,根据陆军航空队参谋长HHH“哈普”·阿诺德坚持的意见,基地的建设要成为“斯巴达式简易”的典范,每一幢油毡纸搭成的营房中,都有24名空军学员,平均年龄19岁。他们发了军装、鞋子、军用餐具,其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远离家门,很容易得病。疾病大面积流行,学员们戏称一条街为流感谷,另一个叫肺炎沟。不过,他们在那里学到的只是正确错误之间的区别,还有军队的行为方式,没有时间去熟悉,只有训练。老的中士会教他们如何保持营房整洁,如何使军服整齐准备随时应付检查,如何齐步走,如何用步枪和手枪射击,再齐步走,遵守口令。对中士们来说,他们只是又一帮需要打磨成型的美国大兵。“就这样大喊大叫开始,”麦高文说,“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停过。”训练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如果一个人报告有病———很多人一开始都这样,中士认可之后,就叫他“出列”。麦高文运气不错,身体健康。他的中士特朗博喜欢训练所有的人,总是称他们为“你们这帮鬼机灵的大学生”,他对麦高文还是有一点温情。特朗博中士训练他们密集队形,教他们拼尽吃奶的力气跑步,然后在防护栏后卧倒,再从地上爬起来,钻进洞里,还教他们如何戴防毒面具,等等。训练从黎明到黄昏再到深夜,他们吃完饭,就一头瘫倒在铺上。起床号把他们唤醒,重新开始训练。

  一个周末的夜晚,麦高文有了惟一一次欣赏JB的经历,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走了30分钟的路来到圣路易斯。他独自一人走着,突然发现已经来到圣路易斯歌剧院前,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抓着他的胳膊说,“小战士,你愿意听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歌唱吗?”

  “谁?”麦高文问。“玛丽安·安德森,”这位服务员回答说。麦高文知道这个名字,还知道这样一件事,“美国革命之女”这个组织不许可她在华盛顿的制宪大厅演唱,因为她是黑人。“当然,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教授们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这件事,应该予以谴责,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安德森请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各出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上,让他们站在她身后围成半圆形,在整个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上都是这样。在每首歌之间她与他们聊天,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但最让人激动的就是听她的演唱。

  “我想,我从没听过这样的音乐,也再也不会听到如此美妙的东西了,”麦高文差不多在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当她以《美丽的阿美利加》结束演唱时,军人和观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流下了泪。有些人哭出声来。对每一个在场的人来说,这就是美国所包含的一切。“那是我人生中伟大的时刻之一。”

  列兵们继续操练队列,另外学习士兵的基本知识。30天后,他们乘上船,去往遍布全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有150所学校有任务,他们在学校进行五个月的测试和地面学校训练。在这里住的是学生宿舍,不再住军营,麦高文同125名学员住安东尼大楼,所有学员来自大平原和中西部。同样数量的学员住在其他宿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纽约市的大学生,他们叫农村孩子是“捡大粪的。”

  陆军航空队那时变成所谓的现存最大的单一教育机构。当二战在欧洲爆发时,拥有的全部人数为两万多人,是陆军总人数的10%多一点。到1944年,现役中已经有240万人,占整个陆军的1/3。从飞行员算起,差不所有人都学过高超的专业技能。这对陆军航空队压力很大,因为它好像有无休无止的财政预算。“战争中一切都要有代价,”艾森豪威尔曾经说,他咧嘴一笑,又补充说,“甚至将军的生命。”接着继续说,“只要你能取胜。”对陆军航空队采购的惟一限制就是接收美国工厂制造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包括售后服务和设备。在人员上,没有明显的限制。陆军航空队建军营和机场,租大学公寓和饭店,雇用平民教员。在20世纪40年代的整个战争中,它花费了30多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战前的学员做成,他们在这之前从来没有看见一次有多架飞机编队的飞行。在进行严格的训练之前,陆军航空队把空军学员的潜能通过多重体能和精神测试发掘出来。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它一年需要30,000名飞行员毕业。到1942年12月,这个目标达到一年需要100,000名飞行员,还需要更多的成比例的机组人员。陆军航空队认为要有100万学员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对于参加测试的人来说,最怕听到的词就是“淘汰”。这一过程进行得很快,大概有50%多的人在最初的体检或笔试中就败下阵来,然后就把他们送到步兵那里去。陆军航空队检验的结果是,即使在被留下的人中,40%多的人也不能完成初级、基本和高级课程。

  当达到需要的数字时,陆军航空队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1941年12月10日,阿诺德总参谋长提出要求,所有航空学员必须修完两年的大学课程,他还用一个资格考试来代替这一简单的资格审查。1942年元月中旬,他又下达命令,限制已婚者申请航空学员课程,将最低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这一新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征兵,一年的时间,航空学员的数量大大超过了陆军航空队的训练能力。

  1942年11月,查尔斯·沃特瑞18岁。国会正准备将征兵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他和其他同龄人决定,“我们只能让步兵征去,别无他途。”于是他们来到考试委员会面前。在那儿,给他们发了航空学员资格考试小册子和答案。考试主要让其表现他们辨别方向的快慢,是否能够准确按照指令

  行事,还有阅读理解能力以及数学和机械技能的测试,还包括判断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领导潜能的考试。

  沃特瑞通过了考试,签署了一份同意作为飞行学员加入陆军航空队的文件。两天后,也就是11月13日,正如大家所期望的,国会降低了征兵年龄,沃特瑞有点担心,因为他还没被陆军征去。他向陆军航空队的一位中士询问什么时间报到,别人告诉他,不用急,很快就会了。但他仍旧担心。12月4日,通知他入伍报到,他去了。第二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总统令,中止了全部义务兵役,12月13日以后生效,麦高文已经报上名;沃特瑞刚刚参军。到那时为止,已经有总数30,000多名后备学员,另外,还有20,000名军官和征来的兵等待训练。陆军航空队每个月要征13,000人作为飞行学员,但是由于场地、设备和教员的限制,一个月只能训练10,000人,因此,有3,000名未来的飞行员只得老老实实呆在后备队中,参加麦高文和其他很多人在JB军营做过的训练。

  沃特瑞最初被安排在大学训练分队,这里是一个待命的地方,位于内布拉斯加州韦恩市的州立师范学院。大学分队有300人,绝大部分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以沃特瑞判断,“他们是我知道的最具才华的一群。”接下来,就是分段进行训练。一天半进行一组考试,麦高文和别的校园的团队同样如此。考试由心理学家主持进行,第一部分测试一个人的全面知识,图形图表阅读技能,机械原理的理解,观察地图和照片的能力,速度和精确的感知,以及对技术信息的理解。第二部分测试运动协调能力,在压力下的稳定性,手指的灵巧,还有对连续不断的刺激做出迅速准确反应的能力。第三部分是心理医生单独的面试,提出的问题诸如“你喜欢女孩吗?”和“你尿床吗?”等等。

  然后,就是体检,“这是最为关键的。”用沃特瑞的话说,“体检是军队(和商业)飞行员职业中惟一的最为严格的一件事。”有些飞行教官自夸说他们几乎可以教任何人学会飞行,但沃特瑞指出,“能通过飞行体检的人少之又少。”陆军航空队有经验的飞行员每年进行一次测试(现今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每半年测试一次),当他们进行测试时还是很胆怯,通不过,就意味着成不了飞行员;通过了,可以继续当下去。阿诺德将军的门上一条标语强调了这一点:“航空队的事业就是飞行战斗,千万不要忘记。”训练前和训练后,学员们都要检查脉搏和血压,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眼睛检查也是严格的,学员要检查辨色力、远视、近视、适应性和其他问题。最令人可怕的眼睛检查是压力感受,这种检查用尽各种机械的方法,使人恶心呕吐。麦高文轻松地通过了这个项目。大约20%的人不合格被淘汰,当天就离开基地,因为陆军航空队确信,他们和那些合格的人呆在一起,对他们的精神会有伤害。他们仍然想飞,所以绝大多数被淘汰的人自愿进行空中射击训练、无线电操作训练或飞行机械师训练。到1944年,几乎每架B-17或B-24六个征来的机组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从飞行学员项目中淘汰的。

  肯尼斯·希金斯的初级训练,是由民航教员指导的,在进行验收飞行时,一名陆军航空队上尉随他而行。这是一架小型的单引擎飞机,叫做初级教官机19(PT-19)。在飞行中,发电机断电,少尉让希金斯做一下旋转,他做不了。“我失去动力,这家伙飞不了,我们不能爬升,发电机不听话,我们要栽进牧豆树林中了。”教官踢了方向舵,使飞机重新工作。“接着我们顺风而飞,平安地在机场降落。它降落时很快,但我们成功了。我可能100万年都做不了那动作,但它好像飞了100年似的。”

  结果是希金斯要再来一次飞行考试,考官是另一个人,“盖茨上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自始至终都对我大吼大叫,用棍子敲我的腿。最后他说,把这狗娘养的落下来,让我出去。”希金斯按他说的做了,盖茨告诉他自己继续飞。“我能做到,”他说,“我骂骂咧咧大喊大叫,当我单飞时,我唱歌,自己自娱自乐。”这样,他毕业了,继续进行大一点飞机的基础训练。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个正在上平生第一堂课的教官,“他水平一般。”经过更多的考试,希金斯还是被淘汰。可他仍想飞,于是上了无线电学校。心理和身体测试之后,所有通过的人都要把他们想要选择的位置写下来,是想当飞行员、导航员还是投弹手。填写飞行员的人占绝大多数,那些人猜测,你要有高分数才有资格当,可事实是,陆军航空队从分数最好的人中挑选导航员。当陆军航空队安排他的训练计划时,优先考虑的是他在考试的分组以及分组训练的类型,其次则根据个人爱好,第三则是根据现有的名额(1944年,择优选择的命令反映了陆军航空队吸引青年人的能力,许多名额已满,择优是名额的首选,然后是个人意向,到最后,才会考虑个人爱好)。

  那些通过考试的人的父母和妻子会收到一封统一格式的信,外面会盖上“好消息”的章———以免误会是可怕或恐惧的事情发生,通知他们,其可爱的人已被选为飞行员(或投弹手或导航员)进行训练。大致介绍了一下在他接到空军徽章之前,要经过的程序。最后一段这样写道,“飞行员的位置需要正确的判断,敏锐机智的头脑,健康的身体,在驾驶飞行时,思维与身体完美的协调能力。这对有资格驾驶我们的军用飞机的人是绝对必要的,而他们的技术很大程度成为我们对战争付出的一切是否能够成功。”

  麦高文在卡本代尔用了五个月进行地面训练。体能训练项目和理论学习是他平生遇到的最难对付的。上午,他学气象学、导航和机械学,所有这些由大学老师教授。大考小考不断,而且有更多的淘汰。午饭后,体能课开始。教官是诺姆·坎帕内拉,他是南伊利诺斯的一位教官,其摔跤队曾经排名全国第一。他让学员练俯卧撑、引体向上、仰卧起坐、下蹲、定位跑、双手抵着墙拿大顶。经过几个小时这样的训练,每人还要再跑五英里。想中途溜号都不能,坎帕内拉开

  着一辆老舍维车跟在跑得最慢的人身后。如果有人说他腰痛,坎帕内拉会说,“如果使尽全身力气就没事了。”

第二章 数十天后,还是同样的训练

  第二天,还是同样的训练。最初,麦高文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强迫未来的飞行员这样做,但这一切结束后,他发现坎帕内拉“使我们身上的每一块肌肉结实健美”。数十天后,他断定,坎帕内拉“在拯救我们生命方面比任何一个人的贡献都要大”。

  几乎每一个星期天,麦高文都去卫理教会教堂。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也去,一是为了听一个高大、快活、肥胖的牧师布道,一是因为这个牧师将他们编成一个单独的合唱队,大概有75个强壮的士兵,让他们演唱诸如《航空队赞歌》、《森林中的小教堂》或《美丽的阿美利加》的歌曲。第三个原因是,牧师让他的会众们带一个兵回家,每次都要共进星期日晚餐,有炸鸡、蔬菜、面包、肉汁、馅饼和冰淇淋。

  1943年秋天,麦高文在卡本代尔完成了课程之后,去了圣安东尼诺空军基地。依然还有体能训练,但已不多,陆军航空队只是让他和其他人保持状态,准备好飞行学校的训练。麦高文这一组包括有两到三个全美橄榄球运动员,他们以军队的方式做很多触球游戏。教官将学员们分成组,麦高文发现总是面对一个家伙,他或是圣母玛丽亚队开球手,或者是某个南加州队的跑动很快的中卫。“你必须得去硬挤硬撞,否则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当这些家伙接触到你,撞了一下腰,就会使你人仰马翻。”他在圣安东尼诺呆了两个月。

  然后,麦高文去了俄克拉荷马的马斯克吉,开始学习军用飞机飞行。在城市边缘的哈特博克斯机场,有一条泥土跑道。教官是民航的,因为陆军航空队还没有足够的飞行员来担任教官。麦高文的教官是一位年老的、头发乱蓬蓬的飞行员,名叫赫布·克拉克森,嘴里总叼着个雪茄,穿一件皮夹克。“教官有独裁者的权力,”他说,“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以克拉克森的观点,“麦高文很不一般,我从没看他发过火。特别是在我对他们严厉呵斥之后,很多人都会表现出来,但麦高文从来都不会。”飞机用的是初级教官机PT-19,和麦高文在米切尔国民飞行员计划中飞的艾罗卡差不多。它有两个敞开的座舱,学员坐前面,克拉克森坐后面。由于没有座舱罩,学员和教官都要戴风镜和头盔。因为麦高文是不多的几个单独驾驶过飞机的人,他觉得12周的训练相当轻松,总是在班上排名第一。

  1943年6月21日,查尔斯·沃特瑞被正式批准为飞行学员。他来到加利福尼亚靠近圣安那的一个训练基地进行飞行前训练,其他学员去了投弹手或导航员飞行前训练团。飞行学员的级别待遇和西点军校学员与安那波利斯海军军校学员是一样的,每月的津贴是50美元,还要再加25美元的飞行补贴。还将大兵的制服换成军官的制服,只是袖口上没有军级条纹而已。沃特瑞要上导航、机械等其他课程,并且做飞行前训练。他学完后,来到初级学校。他班上最初的4931人中,淘汰了787人。

  沃尔特·马龙·巴斯金生于1924年圣诞节,他的家在靠近密西西比的格林维尔的一家棉花农场里。当他十多岁时,一场空中表演在格林维尔举行。看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做出优美的色彩缤纷的俯冲和翻滚等高难度动作,他如痴如醉。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是杰克逊市的米尔萨普斯学院一名医科大学预科学生。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陆航队做一名飞行学员。像麦高文一样,他一直等到1943年2月,才被陆军航空队征召入现役,并在阿拉巴马的马克斯韦尔进行了初级训练。

  在3月6日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巴斯金描述了他的一天:“他们实实在在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早晨五点起床,刮脸、叠被、打扫房间、练习队列。然后解散回到房间,擦管乐器和皮鞋,整理内务,接着排队吃饭。早餐后上课,然后训练,然后练习,然后再训练,然后吃正餐,紧接着我们去上课上到下午四点半,然后训练到吃晚饭。晚饭后我们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但我们没有时间学习,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洗领带、洗皮带、擦我们所有的管乐器和洗澡。我们一天至少用鞋油把我们的鞋擦十遍。”

  巴斯金用AT-10训练,“它非常容易飞。”他给父母写信说,“他们不大注意你怎么飞,这是个完美的过程。”1943年10月,他第一次放单飞。“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完成第一次单飞的感受。”这是飞行学员们常说的话。从早晨七点到子夜后,巴斯金都在训练、练习步伐、上课:“没

  有一分钟可以说得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许多时候,他要到一个密闭的房间准备高空飞行。氧气被从这个房间抽出,他“上升”到30,000英尺,在那里停了一个小时,他摘下面罩,去“感受”缺氧。“那肯定是一种愉快的死亡方式,”他告诉父母,“你慢慢失去知觉,自始至终感觉良好。”然后上升到模拟的38,000英尺,去体验“航空病”,感觉像得了严重的风湿病一样。有些人会暂时地失明和眩晕,但都会恢复的。

  约翰·G史密斯,1923年生于芝加哥。还是个孩子时,他的爱好就是模型飞机。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圣母玛丽亚的田径队中,但毫不犹豫地报名做了一名飞行学员。1943年2月他被召服役,很幸运,被指派到迈阿密海滩进行基础训练,他和其他训练生的营房就在海滩边的一家度假饭店里———陆军航空队已经将其征用。史密斯训练、担当帮厨的士兵和警卫的任务。他扛着一枝木柄来复枪走到哨位站岗。关于性病,他还记得收到很多警告中的第一个就是性病。当一段会发生的事情的形象教学电影结束后,一个随军牧师最终警告学员将要到来的诱惑,然后做结论说,他坚信“这里的人都不会在肉欲面前败下阵来。”当他讲完后,医生站起来说,“牧师讲的是对的,我相信你们这些人都会远离姑娘,”但是……然后,接着做他的性病讲座。

  基础课后,史密斯和他的班级往北来到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进入大学分队项目的训练。给他们分配的宿营地是一座女生公寓,四个人一间。史密斯感觉,这是一个标志,因为陆军“征召的人数已超过这一系统所能提供食宿的能力,不得不再找一个地方安置他们”。当得到“飞行学员”的任命后,他在大学分队训练项目的关键时刻到了。这在军衔上并没什么意义,但这是一种保证,如果他们没有被淘汰,“我们最终可以看到飞机。”1943年5月,就要前往纳什维尔分组时,他想起心理医生的问题。一个例子是,提问一个已婚的受访者,在初夜,他“干”了老婆几次。一次,这人回答。

  “怎么回事?”心理医生问,然后补充说,“我干了我老婆六次。”这个人脸红了,想想,回答说,“可是你知道,先生,我的老婆没有任何经验。”

  史密斯通过了分组阶段的训练,然后进了马克斯韦尔机场飞行前训练学校。他学了莫尔斯电码、飞机识别、化学战、防毒面具的使用,等等。他和这一期的1,000名学员进行队列训练。随着旗子的高低,前进后退,使这些人有一种团结的感觉。史密斯在全年级的学员面前,做出特别的回应,施以军刀礼节,“眼睛向右看,”他从不厌烦,“这是戏剧,要有竭尽全力的感觉。”

  1943年末,C·W库伯在第二菲律宾步兵团中任连长,陆军要组建菲律宾分队打算返回菲律宾,于是差不多每天都要从师里抽人去建立分队。师似乎在缩小,直到看起来它几乎消失。库伯上尉想打仗,不但要训练这些年轻的兵,而且要率领他们战斗。在那时,陆军航空队驻扎在英格兰的第八航空队在执行对德国的飞行任务时,以令人难以忍受的速度损失了大量军官,他们或伤亡或成为战俘,因此急需补充飞行员、投弹手和导航员。1943年圣诞节,库伯看到公告牌上的一则布告,征求志愿者,他立即报了名。

  库伯可以跳过基础训练,直接进人圣安那的分组训练。他的分数很高,有资格当飞行员、投弹手或导航员。出于爱好,他选择了导航员。他曾经在得克萨斯机械工程学院接受过民用工程教育,推测战争结束以后,这是和他要从事的最有关联的领域。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派往得克萨斯的圣马克斯上导航学校。

  罗兰·帕平在北卡洛来纳的格林斯伯勒上完基础课,然后到密执安州立大学进行初级训练,这里有更多的队列训练、更多的考试、更多的分类训练,但也学习驾驶小熊飞机。当第一次飞行起飞时,他感觉是激动和恐惧交织在一起,“当起落架离地的一刹那,是我年轻的生命中最刺激的一刻。”他每个星期飞一次,有三个小时,这些学员都得通过放单飞考试,有1/4的人被淘汰。帕平过关了。在分组训练后,他选择了导航学校,因为在1943年末,那些学习飞行的人要推迟三个月才能开始,而未来的导航员可以马上进入学习。他想尽快开始,他害怕如果不能迅速进入状态的话,战争可能就要结束了。

  库伯、帕平和所有导航训练生通过机位推测法(通过阅读飞机上的仪器判断位置)、视觉(通过地标观察测定方位)、劳兰仪(通过长波无线电信号测定方位)和天象(通过观测太阳、月亮、行星和星星判定方位)来推测他们在什么地方。星象是最难学的,但也是最可靠的,特别是在大洋上面。

  虽然地面学习很多,但也要乘AT-7做很多飞行。训练生要做20次导航飞行,累积一百多个飞行小时。训练飞机搭载三名学员和一名教官,加上一名飞行员,进行日夜飞行。课程是点对点的,包括要解决的问题,诸如指定飞行地点、搜索和巡逻飞行。达到最高峰时,有五万多学员,每月学成的有二千五百多人。

  库伯回忆,在空中,教官总是说,“低头趴在桌子上。”一个小时后,他说,“好了,找一下我们在什么地方,把我们带回基地。”库伯用六分仪对着北极星定位,知道了飞机所在的纬度,然后用无线电波束和无线电罗盘指向基地的方向。但平常他用机位推测法,飞机上的装置可以告诉他,通过内部通讯,他告诉飞离直线(飞行术语“横飞”)的飞行员纠正错误,由于气流的影响朝他要去的地方飞。当然出过事故。库伯回忆,他的班上大家公认的王牌导航员把飞机带到了山腰上。

  1944年5月,陆军航空队开始使用一种新型的六分仪,叫做B-12。天象导航的失误随着它的引入可以大大减少。陆军航空队给每个导航员发了六分仪,为了保密,各人都要作为财产保存好。此外,还给导航员发了天象导航表,有40本书,可以覆盖全世界。

  帕平在服役一年多以后,于1944年7月31日毕业。他得到了导航员的徽章,被晋升为陆军航空队的中尉。

  库伯就要毕业时,上司召他进来说,“你已经在几次飞行中出了错,”

  库伯承认了。

  他们问,“你保证你还想飞吗?”

  “保证,”库伯回答。

  1944年10月,他拿到了导航员徽章。

第三章 技能和运气

  1942年11月10号唐纳德·凯被陆军航空队征召当一名飞行学员时,他19岁,是宾州州立学院的一名学生。1943年2月初,他在迈阿密海滩和约翰·G史密斯来到了一起,住在一家酒店里,在酒店餐厅吃饭,完成基础训练。接着到位于罗利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学院进行大学分队训练,然后又去纳什维尔的分组训练中心,他各项指标具备,于是就首选飞行员。他的飞行员初级训练是在弗罗里达奥卡拉进行的,用的是PT-17斯蒂尔曼教练机。他想尽一切办法单飞,但经过四次飞行考试后,他被淘汰。可他仍然想飞,于是他说他愿意当一名投弹手,这样被选中了。

  一开始,凯上了空中射手学校,在得克萨斯的鹰关上了六个星期的课程,所有投弹手都要进行射手各个位置的训练,如机腹、机首和机尾,上边和下边炮塔位置,去做一名火炮官。之后,他去了投弹手学校。当开始夜间练习时,他已经练得不错,他精心钻研,因为“已经被淘汰过一次,我不想再发生一次”。他毕业了,并得到了军衔。

  理查德·罗杰斯想当一名飞行员,可当他付诸行动时,陆军航空队“已经超编,我想我们这一组谁也不能接受飞行员训练啦。他们需要投弹手和导航员。”他被派到得克萨斯的圣安吉洛上投弹手—导航员学校,在这儿接受投弹手训练,之后去射击学校。接着到埃尔帕索的毕格斯机场。最终他可以飞行了,到1944年8月,他累计在空中252小时。

  罗伯特·肯·巴莫尔,生于1921年12月27日。1941年上了新泽西州纽瓦克一所初级大学,学的课程有气象学、导航和飞机发动机。1942年报名加入陆军航空队,但在进行第一次笔试时,“我犯了愚蠢的错误”。他本来应该成为飞行员的,可他失败了。一个月后,他有了第二次机会,他“非常想进行飞行”,因为他曾经学过。他过关了。1943年2月被征召入伍,派到纳什维尔进行分组训练。长这么大他还没有离开过新泽西,坐24小时火车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从纳什维尔他去了马克斯韦尔机场上飞行前学校,在那儿他第一次坐了飞机。然后去南卡罗莱纳上初级飞行学校。

  巴莫尔开始飞行。“我的教官不怎么样,确实。”他的五个学生中有三个都被淘汰了。“他的观点是让PT教练机爬升到尽可能的高度,然后翻转下降,接着滑翔。你就像头朝下挂在那里一样。我讨厌这个家伙。此时此刻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我非常清楚。”他通过了20小时和40小时测试,去了位于南卡罗莱纳萨莫特肖机场的基础飞行学校。

  罗伯特·哈默是陆军的一名中士,他志愿加入陆军航空队,上了圣安东尼航空学员中心。当他列队进行第一次检阅时,圣路易斯北美红雀队的棒球明星伊诺斯·斯劳特就站在他前面。别人问斯劳特,为什么报名参加陆军航空队。“我想我这样能呆在美国打棒球。”他回答道———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哈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走出美国进行战斗。”他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他经过训练,第一次坐PT-19教练机飞向空中。他在空中飞了八个小时后,不喜欢当飞行员。他在着陆航线上迷航了,于是被淘汰。

  基地司令官召见哈默,问他是否愿意当导航员,哈默问需要训练多长时间。司令官告诉他得几个月。他问还有其他可选的工作没有?投弹手,也得几个月。还有别的吗?无线电报务员———只需六周训练。哈默选择了无线电报务员,他被派到伊利诺斯司各特机场无线电学校。他在那里学了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原理,做了一个接收机,非常熟练地使用莫尔斯电码。

  19岁的霍华德·古德纳像哈默一样,没有进行飞行员训练,他选择了无线电。他去了伊利诺斯的学校,学了电子、机械、电码和无线电工作原理。他掌握了无线电内部工作原理、做发生器、研究真空管和放大器、变压器及发射机,学会了蒙着眼睛拆装一套设备。莫尔斯电码对他来说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是难的。“声音通过耳机传过来,”他给父母写信说,“听起来就像蜜蜂叫。”

  古德纳非常熟练,所以陆军航空队就给了他一个无线电教员的位置。这对他很有诱惑,这意味着没人朝你开枪,你可以呆在美国。“我要干这份工作,”他告诉母亲,“但要在这里呆很长时间。”于是他打退堂鼓,解释道,“我想我不想要这份工作。我不能接受呆在这里,而汤姆和其他人都远渡重洋。我想如果你是个男子汉的话,你会和我的看法一样。”母亲不愿他留下来。

  和别的无线电员一样,古德纳去了弗罗里达巴拿马市的射击学校。在这里,他用机关枪打飞靶,又学习从活动平台上开火,先用小型武器,再用自动武器,最后用重型机枪。他学会怎么操纵由动力驱动的炮塔,怎么瞄准,怎么移动它们和其中的双管50毫米机关枪。从射击学校毕业的总人数接近三十万人,除了机务人员外,超过陆军航空队任何其他专业的人数。

  古德纳于1944年1月12日从射击学校毕业,成了2%的顶尖学员之一。他的上司认为他应该重新申请飞行学员项目。他说不了,因为学习成为一名飞行员要花太长时间,他想投入战斗。“不要着急,”中队长向他保证,“你不会错过战争的。”古德纳说好吧。

  乔治·麦高文在恋爱,特别的孤独。他和埃莉诺已经决定等战争结束再结婚。经过通信,两人同意将佳期定在他拿到徽章的那一天。这个决定迟疑未决。当他在马斯克吉时,决定尽早结婚。在给鲍勃·彭宁顿的一封信中,麦高文说了他的理由。他知道对“埃莉诺来说,未来时时刻刻都是困难的,但她有充足的精神准备。”除此之外,“我坚信,鲍勃,尽早结婚对我们两人来说是最好的事。我这样想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我们双方进行的是老式的恋爱,即使因为战争而中止我们的爱也很困难。”为什么要等待?唉,首先是因为人们告诉这些未来的飞行员不要将他们的妻子带到马斯克吉,这里没有房间出租,旅馆也是满的。军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岗位上,只能从星期六开始和妻子呆在一起到星期日晚上六点。为此,麦高文到城里,挨家挨户敲门,问当地居民是否有可出租的房子,一对年长的夫妇答应可以。几天后,麦高文收到一封电报,称他的父亲患了贫血症,红十字建议他回家,他得到了三天的假期。

  他想马上结婚的决定并不典型,很普通。在军队服役的人们知道他们将要奔赴战区,要么在北非、欧洲,要么在太平洋,有一个机会———可能是好机会———他们将不会回来。他们至少要品尝一下婚姻生活的滋味,并且对像麦高文这些在严格的宗教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一次,大概是惟一的一次和他们所爱的女人体验性生活的经历。飞行学员沃尔特·巴斯金1943年6月给他的父母写信说,“似乎所有的学员成了结婚狂。所有还没有结婚的人看起来都要尽快结婚。”

  麦高文乘火车回米切尔,他的父亲已经康复了,全家人,加上埃莉诺,开车回她的家乡文索基特。1943年10月31日,尊敬的麦高文牧师主持了婚礼。这对新婚夫妇在他们位于米切尔的家中的老房子里度过了新婚之夜。第二天晚上,他们乘上另一列火车,去马斯克吉。他们两人并肩拿一个包。火车满满当当,像战争时期绝大数火车一样,坐满了士兵和带着哭闹孩子的年轻母亲。麦高文夫妇坐在他们的包上,但在堪萨斯市换火车时,麦高文把包放下,在检票口准备进站时,有人将包偷走。他们面面相觑,却找不到这个贼。中午,他们乘上火车,同样,还是没有座位。“我看着埃莉诺,她的嘴唇颤动着,接着开始哭了起来。”麦高文也一样,“我们两人抱头大哭。”当他们眼泪哭干时,麦高文看着妻子,妻子看着他。“我们互相笑起来,我说,‘看,装满我们一切的包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损失。’”埃莉诺说她妈妈的婚纱在里面,说着又啜泣起来。

  他们子夜时分来到马斯克吉。麦高文早晨六点半还得进行40小时的测试飞行。他们没有睡衣,没有可换的衣服,没有闹钟。房东夫妇起来了,做了些饭,互相交谈。年轻的夫妇讲了他们的问题,特别是测试飞行。老先生说他会留意的。他把闹钟定在早晨五点,然后开车送麦高文去空军基地。

  清早麦高文爬进座舱进行测试飞行,他想除了飞别无他途。他认为自己要被淘汰了。可结果这是他测试飞行中飞得最好的一次。别的很多人已经被淘汰,还有人仍会被淘汰。

  麦高文感觉许多人被淘汰是因为“我们开始飞行,他们就不能自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能力差、脑子有问题的人,而是他们在飞机上动作不准,不够协调。”

  基地的医务官带着所有学员,大概有2,000人,到大礼堂听一个有关性和性病的报告。军人们都是年轻人,对性充满渴望。大夫说,当他们拿到徽章和军衔,就会有各种机会得到性。他告诉他们要小心,任何时候都要戴避孕套。陆军航空队不希望他们中的任何人得病。“我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会说,‘这事碰不到我身上,’但我的经验是每一个人只要环境合适,就会缴械投降,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容易染上的。”麦高文想,他谈的事与己无关,我刚刚结婚,无论如何我不会欺骗埃莉诺。当大夫继续说时,他几乎没有这种念头,“最易染病的就是你们这些结过婚的家伙,因为你们和女人睡过,你比单身的伙计更想这事儿。”不是我,麦高文想。

  “我在这里是一个新娘,”埃莉诺后来说,“乔治是一个新郎。”他们互相见面的机会不多,有时,妻子们会来到基地的休息室,“丈夫们却在背书,”她回忆道,“他们执意要我们帮助他们恶补功课准备考试。他们要我们测试他们这、测试他们那。环顾四周很有趣,可以看到所有妻子们膝上都放着书,问他们丈夫要考试的问题。”

  离开马斯克吉后,麦高文去了堪萨斯的科菲维尔,他又一次徘徊在街头,最终找到一位和善的老太太为埃莉诺租了一间房。他开始飞基础教官机13(BT-13),它搭载了星形发动机,是一种他非常喜欢的动力强劲的飞机。它配有操纵杆,而不是操纵轮。“当你打开节流阀,在跑道上滑行时,”他回忆道,“飞机就完全升起。”其动力和速度超过他先前飞过的飞机很多。“它确确实实将你的飞行技术提高到另一个水平。但它需要更多的技巧去掌握。”

  并不是每一个飞行员都有这种技巧。就是在科菲维尔,麦高文看到他的第一驾驶死了。这个军官起飞时拉起过快,失速后一头栽了下来。“他撞在了跑道上,砰的一声,我正站在离事故不远的地方。”着火的引擎似乎立刻就跳了出来,但是当他们把他从飞机里拉出来的时候,“他的尸体就像“一只龙虾。”查尔斯·沃特瑞写道,一位学员在一次致死事故后说,“要学完课程是在走一条艰巨的路。”他的一个同学在做航线S形飞行时,一架双引擎飞机在做着同样的动作。它们在空中相撞,双引擎飞机的一个螺旋浆打掉了这位同学的尾翼,导致飞机坠毁,这位同学也死了。在战争期间,陆军航空队总共在初级飞行学校牺牲了439条生命。在基础学校,有1175名致死,而在飞行更大更快的飞机,进行更为复杂的高级训练时,有1888人死亡。

  麦高文有这种技能和运气幸存下来且不断进步。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学习,有收获,能做三个月几乎不可能做的事情,这包括筋斗、俯冲和翻滚。这时有一个上尉做他的教官,不再是平民教官了。军队教官一般是战斗老手,有些是陆军航空队中最优秀的。麦高文所记起的他的这位上尉,就是最优秀的一个。

第四章 飞行员永远不会忘记教官的名字

  据说在陆军航空队,飞行员常常忘记和他们一起飞行的人的名字,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教官的名字。“迈因确实非同一般。”肯·巴莫尔说。他和他的第一位民用飞行教官正好相反,有了一位军队教官。他的名字叫奇尔顿。“小伙子,我跟那家伙学了不少东西。”一次,在基础学校,巴莫尔正在做单独特技飞行,开始俯冲。“我不能从天旋地转中挣脱出来,心里一片恐慌。”他想为了安全,不得不跳伞了。“此时,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教官就好像在眼前,告诉我,冷静,重新开车,平衡操纵装置,从翻滚中完成恢复程序。”他照此办理,恢复了控制,稳稳地降落。“发生了什么事?”奇尔顿上尉问。巴莫尔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一切。“他对我能按照他告诉的去做感到十分高兴。”

  在基础学校学完三个月后,麦高文继续上高级学校。就在这时,班级分开,那些准备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去了一个基地,轰炸机飞行员去了另一个基地。麦高文去了位于得克萨斯潘帕市的潘汉德尔一所双引擎学校。

  陆军航空队通过综合因素来做出选择。第一是根据当时对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的需要,然后是学员的意向和他的体质。有些人在战斗机驾驶舱里块头太大,所以,陆军航空队就把所有身体完全有能力控制轰炸机沉重的操纵装置的人派到双引擎高级学校。最后,几乎也不用做选择,就是学员自己的意愿。更多的人想去当战斗机飞行员,但他们的数字超过了需求。

  在准备去得克萨斯前,麦高文夫妇和住在隔壁的夫妇举行了“小小的庆祝”。麦高文给潘宁顿写信说,“埃莉诺和我都完全醉了。埃莉诺是第一次,我是第三次。我保证我从没见过比埃莉诺那晚那么有趣的事。她发誓再也不喝酒了,我看着她感觉十分有趣,听着她喋喋不休地念着挪威诗歌。我会再一次告诉她,她醉酒时和清醒时一样可爱,更有喜剧色彩。”

  在潘帕,麦高文飞AT-17(高级教官机17)和AT-9。陆军航空队原本把AT-9发展成双引擎的战斗攻击机,但不喜欢,将其卖给了墨西哥。由于战争急需教官机,航空队把AT-9又买了回来。

  就是用AT-9,麦高文学会了带有双引擎仪器飞机的飞行。他有一个陀螺罗盘,可以显示飞机的姿态,如机头朝上,或是机翼向下。他学会编队飞行,怎么做夜间飞行。他不用关发动机或停下来,而是急速下降、降落,然后再起飞。学会了各种东西后,他要起飞了,教官让他看着左边的舷窗,然后关掉右边的发动机。麦高文必须将其恢复过来,把飞机拉到水平位置,只用一个发动机一直朝前飞。或者是返回做一次降落,教官会突然对左边的发动机加力,使那一边产生阻力。教官也会从机场将AT-9开走,让麦高文自己寻路返航,所以他得准确地记住回到机场的地形。

  在领航中,导航技巧是将地图上标的和飞行员所看到的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线是最有帮助的,他们称之为“铁路指南针”。水塔上小镇的名字是最棒的导航助手。还有仪表的使用,学员已经学会在林克教官机上使用,这是一种固定在台子上的小型飞机,可以模拟真实的飞行。林克飞机的内部除了发光的仪表之外,全是黑洞洞的。约翰·史密斯回忆,在林克教官机上了解到眩晕,后来在实际飞行中有所体会。“内耳中的半规管里有你们主要的平衡机能,”他解释道,“它们使眼睛协调,使你有平衡感。但是,如果在林克教官机中或夜间飞行时,当你的眼睛失去参照物时,它们会愚弄你。”当史密斯不能看时,他转一个弯,然后回到笔直和水平的航线,他的内耳不能接收信号,只是告诉他,他仍在转弯,所以“仪器飞行要求你要信任仪器,忽略直觉。”他也学会了飞机和塔台之间用无线电联络。

  最难学的就是编队夜航。“编队飞行的初学者总是难以控制,”沃特瑞指出,“突然加力尽量保持适当的编队位置。当长机的机翼要被机翼旁其他的飞机螺旋桨吞掉了,就用节流阀来个急刹车。”初学者只能用方向舵来掌握横向的位置,但是,如沃特瑞所说,在那种情况下,“飞机可能会在空中颠簸,就像鹅一样摇摇摆摆走向池塘。”在夜里更糟的是,僚机驾驶员要尽量保持合适的位置,他所能看到的就是长机尾翼上的一盏白灯。对沃特瑞来说,看起来他的飞机就像“飘浮在真空中。”如果没有地面的灯光和头顶上的云,就不会有运动的感觉。

  因为事故的数字,埃莉诺和其他妻子们除了短暂的周末都是孤独地生活,为她们的丈夫提心吊胆。每一次听到坠机或引擎着火,都会为他们的男人是否掉下来感到惊恐不安。

  麦高文努力地进行训练。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从来自英格兰的关于第八航空队的报告以及从退伍飞行员的口中得知战斗是什么样的。他从身边发生的事故数字知道飞行的危险。1943年10月,飞行学员肯·巴莫尔在飞AT-9时,就先出事了,这时他刚得到中学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在加利福尼亚的埃尔克一架B-24的坠机事故中丧生,当时他们正在进行奔赴海外前的最后一次训练飞行。

  虽然不能说所有的事故都是致命的,但是有些却是这样的,除了一次一名学员驾驶员在漆黑的夜中编队迷航之外,都不好笑。别人在迷航时,都会尽力去找长机。“很可怕,”麦高文说,“人都怕死。”所以这个飞行员看到前边的一点小白光,就开始朝那个方向飞去,认为那就是长机机翼上的灯。过了几分钟后,副驾驶轻轻拍拍他说,“你要飞到每小时400英里啦。”而AT-9每小时只能飞150英里。飞行员意识到他刚才把灯光弄错了,那是地面上的灯光,此时远离长机,他和他的AT-9正急速俯冲。他尽力往回拉飞机,猜想这样可以拉飞机向上飞,但如麦高文所说,“这样已不起作用,如果一架飞机俯冲,你拉机头向上,飞机就会以各种方式半失速下降,直到失去下降的动力。”

  事故真的发生了。飞机落地,在一块刚犁过的地里摔成了一张大饼。但是,这位飞行员以为撞在长机上,命令副驾驶跳伞。副驾驶敏捷地按照指令做了,不过发现,他从机翼跳到了地上,离地只有三英尺高。他对正驾驶大叫道,“不要跳了,我在玉米地里。”两个飞行员走回了基地。第二天,一辆卡车将飞机拉到一片草地上,它可以在这里起飞。那晚,据麦高文讲,“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如此疯狂和令人恐惧”,正如上校这样。他把大概有150名的学员带到命令传达室,教训说,“我要你们这些狗日的转过身去看一下你们平生见过的最大的傻瓜,他就是。”上校说他应该把全班都淘汰,他将之说成是潘帕最差的一班。“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别指望得到飞行徽章。”

  还有其他问题。麦高文现在是飞行学员,每月挣125美元。埃莉诺应该拿到其中的75美元,但是,由于官僚体制,在乔治拿到50美元时,她却不能拿。于是她只能尽量靠50美元生活,而乔治吃住在基地。他们都很有自尊心,不愿意告诉父母需要帮助。因此,埃莉诺主要靠饼干和花生酱度日。“她吃得不怎么多,”照乔治的说法,花生酱又便宜又容易地把肚子填饱了。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月。她去买一般的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继续节食,直到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法律速记员的工作。

  麦高文结业前,他说想去飞B-24,但当一名B-17飞行员也高兴。在结业典礼上,曾经斥责学员,称之为最差一班的上校却说,他们是从潘帕毕业的最优秀的一班。学员们在他们的椅子上发现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里面装着“美国陆军中尉”军衔和徽章,另一份文件证明他们是飞行员,还有一份是人事任命,要求他们参加正规的经常性的空中飞行。查尔斯·沃特瑞说这是画蛇添足:“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们拉回。”

  埃莉诺为乔治别上了徽章。这些新的精神焕发的飞行员唱着陆军航空队队歌,迈着整齐的脚步,列队通过检阅台,“我们出发,我们进入到无尽的蓝天中。”

  麦高文看了一下他的命令,是去堪萨斯的利伯勒尔,埃莉诺和他一起去。“我成了一名随军家属,”她后来说,“10周在这里,12周在那里。”她再次租了一间小房子,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的白天才能看到她的丈夫。

  堪萨斯的利伯勒尔对麦高文意味着要去学习飞B-24轰炸机,他很高兴。别人不是这样。沃特瑞将双引擎的P-70夜间战斗机作为他的首选,P-61“黑寡妇”是第二选择,而飞双引擎的的B-25轰炸机是他的第三选择。但是,像他290名同学中的262人一样,他被分配到军用运输机大队,飞C-47运输机,要么投空降兵,要么拖滑翔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他们想驾驶现代战机进行战斗,而不是用几年时间来拉伞兵(是民用的DC-3)。沃特瑞班上290人中能按第一志愿分配任务的28人中,都是那些请求飞四引擎轰炸机的。

  沃尔特·巴斯金和麦高文有着同样的命运,但是他并不高兴。“我被分配去飞B-24,”他给父母写信,“这与我的想法相距甚远,但我仍抱希望。”在毕业时,有人征询约翰·史密斯的志愿。由于知道这些选择都是走过场,毫无用处,他随手写下要飞A-20攻击机,这是一种接近战斗机性能的轰炸机,转弯半径很小,它有三个机组人员就足够成为一个飞行小组,它不像B-17和B-24需要一帮人来照顾。它航程有限,飞行员不必一天都呆在空中。至于说到他的其他选择,“如果不让我飞A-20,好吧,我立马回家。”可他还是被分配去飞B-24。

  无论分配何种工作,新授衔的军官和飞行员都有值得骄傲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入陆军航空队飞行员训练的317,000人中,都是经过精神和身体检验的人。193,440人从高级班顺利毕业,超过124,000,或者说是约2/5的人中途都被淘汰了。绝大多数是在初级班中,极少数人是在高级班中被淘汰的。

  在二战中,陆军航空队征召训练了世界上最大的空军,训练具有典范作用。平均来说,在参战前,学员们已飞了360小时。德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平均是110小时;日本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飞得更少。美国人在空中三倍的时间和更多的经验,在1944年到1945年空战的高潮时,其结果就生动地显示出来。奇尔顿于1944年飞P-47战斗时牺牲于法国。

第三部 学习驾驶 第一章 没有任何松动的意思

  “我发现这种又大又旧、行动迟缓的B-24令人放心。半个多世纪之后,乔治·麦高文对他曾经驾驶过的飞机这样评价。另一种四引擎轰炸机———B-17“飞行堡垒”———远远比它有名。B-17更容易起飞,也更容易驾驶和降落,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优点,比如说在海上迫降时不会破损或沉没。但B-24是男人的飞机。它令人难以忘怀,它总是需要甚至一定需要驾驶者有超人的力气。执行一次长时间的任务甚至可以耗尽最强壮飞行员的所有气力。麦高文回忆说:“我曾经看到有飞行员在结束任务后,累得筋疲力尽,不得不让机组成员从座位上抬起来。”因为“他们站不起来”。麦高文非常感谢在进行民用飞行员训练时,诺姆·坎帕内拉对他的调教,使他打下了极好的基础。B-24轰炸机是最难驾驶的飞机。一位名叫盖扬·菲利普斯的飞行员后来说,他“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飞行员选择去驾驶‘解放者’。还有那么多其他更好驾驶的飞机呢”。他还说:“你根本无法让这混蛋飞机飞得稳一点,不得不一直在那儿乱敲乱打。”编队飞行数小时对他的左胳膊是个考验。他用左臂掌舵,右臂操作节流阀和各种开关。战后,菲利普发现他能用左手和一个大个子的橄榄球运动员扳手腕,“但用右手就没法和他比”。菲利普还学会“不在B-24里突然做动作”,因为要考虑到反应时间。直到1944年,B-24仍然是当时美国战机中最大也最昂贵的。用来制造“解放者”的铝比制造任何别的飞机都多。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操作手册中说:“B-24有能组装的内部构造。在所有经过战火考验的飞机中,它能携带最大的炸弹,在同样载重下飞得最远最快。”尽管它行动迟缓。一位飞行员指出:“这种飞机把它最好的时光拿来做它打算做的一切。”它受到同B-17一样的惩罚———尽管没有一个B-17的飞行员或机组成员同意这种说法,但在军事行动中,B-17损失15.2%,而B-24损失13.3%。不过,一旦B-24失去一个引擎,“你马上就有麻烦了”。尤其是当它的新型机翼(由联合公司的工程师大卫·R戴维斯设计,被称为“戴维斯机翼”)被炮弹击中时,很容易垮掉、折断,非常危险。

  B-24并非只有一种范型,它经过一系列的修正。到战争开始,B-24进入生产阶段之后,它已经在很多方面做了改进,性能得以增强,速度、高度、航程、火力、装甲厚度和有效载荷都有所提高。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其他飞机也是如此。到1944年,战斗机和侦察机的各方面性能已经和敌人最好的飞机差不多了———部分是因为后者沉重粗糙的构造。美国在喷气飞机和导弹方面确实远远落后于德国,但在重型轰炸机和运输机方面,美国的优势无人能比,而且数量上也是领先的。

  1939年,陆军航空队有1700架飞机和1600名军官。1941年,罗斯福总统命令每年生产50,000架军用飞机,人们认为他疯了。到1944年3月,一个月的产量超过9000架,这一年共生产110,000架。美国生产的飞机总量几乎和英国、苏联、德国、日本加起来一样多,在机身总重上更是大大超过。到1945年3月,总共有7177架轰炸机在欧洲执行战斗任务,另有数千架在太平洋战场。

  为保证飞行,陆军航空队为每一个飞在空中的人配备七个地面人员。单单在战争期间,就有70万人从飞机维修培训中结业。陆军航空队的秘书、电话接线员和其他支持人员主要是平民,超过了100万,半数是妇女,许多是非裔美国人,另外还包括身有残疾之人。

  陆军航空队的建立不是为了防御,其战略目标是把战争带到美国的敌人的家乡。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可以实现多种目标,例如照相侦察,对地面部队进行战术支持,包括攻击敌人的部队、卡车、桥梁和火车,但战斗机的基本任务,是保护重型轰炸机免受德国或日本战斗机的攻击。

  “解放者”翼展达110英尺。“戴维斯机翼”的横截面像个水滴,靠着机身顶部安装,能提供强大的升力,携带自封式燃料电池。机身长66英尺,高18英尺。无负载的“解放者”重32,505磅,装满炸弹后最大重量60,000磅。改进之后,配备10门点50口径机关枪———两门在飞机前端,两门在顶部炮塔,两门在机尾,两门在底部炮塔,都是自动的,两门人工操作的点50机枪放在机身中部的两侧。它的时速能达到近三百英里/小时,最大高度32,000英尺,航程2850英里———都超过了B-17。B-24有四个引擎,大部分是普拉特-惠特尼型,最大功率为1200马力,每个引擎都带一个涡轮增压器,增加内燃发动机的空气容量,也用于补充高空空气密度之不足。

  B-24有一个三轮降落装置,一个轮子在机首下面———取代了B-17的尾轮———另两个主轮在机翼下面。它的驾驶员座舱周围是玻璃窗,视野开阔。B-24有两个炸弹舱,每一个的战斗力都相当于只有一个炸弹舱的B-17;卷起来的炸弹舱门避免了标准舱门带来的碰撞,后者在飞机下部打开,在气流中颠簸。基本的8000磅有效载荷可以用四种方式配置———四个2000磅炸弹、八个1000磅炸弹、12个500磅炸弹或者20个100磅炸弹(原文如此。———译者注)。改进之后,有效载荷增加到12,800磅。改进后飞机的杀伤力明显增加,但确实也使其更不稳定。

  第八航空队和后来的第十五航空队都是既有B-17,也有B-24。在太平洋战场,到1943年B-24已经完全取代了B-17。

  据有些人说,B-24之所以被称为“飞行货箱”,是因为这些“货箱”把B-17运到了海外。另有人称B-24为“纽约港的带翼垃圾驳船”或者“空中午餐肉罐头”,它还有一些诨名,包括“香蕉船”、“飞行砖”、“大肚子母牛”以及“老阿戈尼四轮马车”。B-24最显著的外形特征就是它的双机尾,饱受驾驶B-17那帮人的嘲讽———实际上,几乎一提到B-24就要说到它。然而,B-24比起B-17能携带更多炸弹,飞得更远,而且有同样数量的机组成员———10个人。陆军航空队的官方史书描述,它“在地上是一艘笨拙难看的船,但到了空中却也有其特有的优雅之处”。

  大家几乎一致认为,B-24是最难驾驶的飞机。陆军航空队知道这一点,在其训练计划中有所反映。“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像我们那样训练过,不可能活着在B-24编队中飞行10个、12个甚至13个小时。”麦高文断言,“我想没人能做到。”

  麦高文第一次爬上驾驶舱,坐到驾驶座上时,面对的是一团乱麻似的景象。仪表盘上有27个量表,12个控制杆(用于控制节流阀、涡轮增压器以及燃料的混合)———四个在飞行员右侧,四个在副驾驶左侧。方向盘,或者所谓的“操纵杆”,跟大卡车上的一样大。那儿还有超过一打的开关,以及刹车踏板、方向舵,等等。

  除了熟悉驾驶舱中的各种设备,麦高文还应当了解飞机的其余部分,从轮子到机首到拖拽天线(飞行时打开),再到顶部和球形炮塔,以及飞机内部的一切。起飞前,他必须对飞机整体做目视检查。此外,他还需要知道每一机组成员———从射手到无线电员到机械师到导航员到投弹手———各自的职责和工作,并会做这些工作。机组成员像飞行员一样,蜷缩进各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因为B-24里没有浪费的空间。

  领到飞行徽章并得到任命后,麦高文前往位于堪萨斯州的利伯勒尔陆军航空队基地进行过渡训练。这是他成为B-24飞行员的倒数第二步。因为在欧洲战场,尤其是1943年8月1日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的石油精炼厂以后,由于轰炸机和飞行员数量大幅减少,轰炸行动处境尴尬,所以,飞行员的训练时间缩减到一个月。训练不仅涉及学习驾驶一架复杂、高性能的飞行器,而且要求学员掌握飞行技巧,以及关于飞机和机组功能的所有知识。在飞行实践单元的训练中,这些都是基本的。此外,课程还包括地面设施使用、实用维修、天气、无线电、飞机重量和平衡、轰炸规程,以及飞行员的一般职责。

  1943年10月,沃尔特·休斯少尉完成了基础训练,申请上多引擎飞机高级飞行学校,因为“我的脾气性格不完全适合当一个驾驶高速飞机的飞行员”,也因为“小道消息说,即使申请上单引擎飞机飞行学校,最终也会被安排上轰炸机,不过是作为副驾驶”。在得克萨斯州的玛尔法陆军航空队机场,他被安排听开学演说,其中说到:“这不是运动员的战争———要接受困难,接受艰苦,接受冷酷无情!”然后到了科特兰机场———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附近———的B-24学校。一到那里,他就冲到机场维修工作区,第一次看见B-24,感到又敬又畏:“真是巨大啊!”它有4800马力动力,而他之前飞过的飞机最多也就是450马力。当飞机在地上移动时,“摇摇摆摆的”。在第一次飞行中,教官一推节流阀杆,休斯就撞进了座椅,“每根神经都受到刺激”,但真正的刺激“直到我自己操作时才体会到”。引擎动力操作很复杂,涉及节流阀、燃料空气混合、螺旋桨螺距以及涡轮增压器的设定。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一位导航员———唐纳德·柯里尔少尉———回忆他第一次飞B-24的经历时说:“它的难以置信的巨大尺寸、四个强力引擎以及众多设备仪器,令我惊叹不已。”

  麦高文在训练课程中接受一位教官的指导,他的作用至关重要。麦高文一到利伯勒尔,把埃莉诺安置在一个房间里,就进了兵营,一位上校告诉他,可以在行动室黑板上教官名字下面找到自己的名字。他和同学一起跑到黑板跟前。每位教官名字下面用粉笔写着四名学生的名字,麦高文的名字恰好在他那一列的最上边。他看到他的教官是雷中尉,怀疑他和诺曼·雷有什么关系。诺曼·雷曾让他回达科他卫理公会学习飞行课程。

  就在麦高文怀疑雷与他的大学同学有何关系时,教官进了房间,正是诺曼·雷。雷完成卫理公会的课程之后,就加入陆军航空队,已经服役一年半了。完成训练后,因为飞行技术出色,所以陆军航空队没有把他派往海外,而是安排他做了B-24轰炸机的教官。

  “我并不惊讶,”麦高文说,“因为这家伙只知道吃饭、睡觉,然后活着,一直飞行。”

  雷很少对麦高文笑(后来他知道雷向校方要求麦高文做他的学生)。麦高文想:“我不能叫他‘长官’,因为这让我觉得荒唐可笑。”但他又想了一下,说:“长官,我很高兴被分给你带。”

  雷回答说:“好。但别想轻松,因为这事并不容易。这儿的课程很艰苦,在这个机场驾驶这种飞机,你就不要打算能有多少放松的时间。”说着,他像是对麦高文微笑,但表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而且我告诉你,”麦高文说,“他从来没让我休息过一小会儿———一点儿也没有。如果一个动作大家必须做10次,我就不得不做15次。”

  麦高文有很多东西要学,雷有很多东西要教。麦高文回忆说:“他飞出的轰炸机线路像玻璃一样光滑。”雷教麦高文如何读取量表,如何使用开关,如何操作襟翼和方向舵,如何起飞、降落,如何保持水平,如何转弯,飞行时飞多高多快,以及那些对一个飞行员最没用的东西,如上面的高度、后面的跑道或者机场的汽油。无论什么时候,麦高文只要出一个错,或者犹豫,雷就对他痛骂不已。

  一次,雷教麦高文在夜间飞行时如何使用B-24上的无线电罗盘,如何回到基地,如何与其他基地和地面联络点联系,如何在仪器帮助下驾驶等等。他和麦高文按程序飞了几次,然后在离利伯勒尔15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往座椅上一靠说:“好吧,带我返航。”

  当时是一个很黑的夜晚,地面上没有灯光。麦高文几乎冻僵了,他什么也记不起来,手足无措。

  “那好,乔治,”雷说,“这么办吧———要么你把我们带回机场,要么我把你淘汰。”这次没有微笑的暗示。麦高文记得,雷接着说:“我不会发慈悲让你从这儿结业,说你已经准备好驾驶十人组的四引擎轰炸机———我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你找不到机场,那就只好收拾东西,错过在航空队服役的机会,直到找到另一个你想要的位置,但不会是在空中飞行的位置,不会是飞行员。”

  麦高文想到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和时间,想到雷是他大学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却告诉自己完了。他无法相信雷会这么对他。他又看了雷一眼,没有任何松动的意思,也没看到任何怜悯之情。

第二章 17个机组只剩下六个

  麦高文回忆,雷问了他几个关于仪器的问题,“都是很基本的”。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记起雷教的东西,以及要做的一切。“他问完第二个问题,我就完全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调正方向。“当我看到灯光在前面闪动,整条跑道从黑暗中显现出来,高兴得要命”。

  这真是雷曾警告过的艰苦飞行。“我回忆不起来他曾有丝毫松懈。”在战后的一次典礼上,雷告诉埃莉诺说:“我想做的就是让麦高文在战斗中活下来。我觉得训练中对他越狠,他从飞越敌人目标上空的任务中活着归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约翰·史密斯少尉的过渡学校位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麦克斯韦机场。他马上就得知,比起他在高级训练中飞过的飞机,B-24是“巨大的跨越”。他的教官是罗伯特·巴斯克维尔。史密斯和其他三名飞行员都在机上,轮流操控。巴斯克维尔说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也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他们从学习如何起飞和降落开始,主要是做“碰到就走”的降落,直到巴斯克维尔满意地认为:他们不会在这样做时杀死他或者他们。然后就是横跨全国的飞行。史密斯第二次横跨全国的飞行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旅行”。巴斯克维尔安排的旅程是从麦克斯韦机场到米切尔机场———在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附近———在一个炸弹舱中装上啤酒。史密斯打电话给女朋友———19岁的乔安·斯坦顿,住在芝加哥———安排在这次啤酒旅程中与她见面。她去了。他请求她嫁给他。让他又惊又喜的是,她同意了。

  在利伯勒尔的过渡学校完成学业后,麦高文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这里基本上是一个临时保留基地,埃莉诺回忆说,在1943年—1944年的流浪中,这“是我们曾有过的惟一一段愉快时光”。乔治除了要在地面学校上一些紧急救护和“全身卫生学”之类的课程之外,不用飞行,有了空闲时间。埃莉诺的孪生妹妹伊拉从南达科他来看他们。乔治住在军营,埃莉诺仍然是租一个房间住。

  在给他的朋友鲍勃·彭宁顿———在陆军服役,驻扎在英格兰———的信中,麦高文写道:“我一年前就该结婚。我不知道谁会比我和埃莉诺更幸福。我们一起度周末时,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一星期后,他写道:“她在这儿真是让我精神倍增。当然,我见不到她的那些日子总是过得很慢———结婚之前,所有的日子都是这样的。从我认识她起,埃莉诺现在看起来最幸福,我们真的过得很开心。如果在战争的阻碍下,结婚还这么令人愉快———那么在和平时期简直就可以说是绝妙的。鲍勃,我们赶快处理完这些事情,就又能重新开始生活了。”

  在林肯,麦高文知道了谁将和他一个机组。传令官召集所有飞行员给他们一张机组人员的名单,包括人名、位置、年龄和籍贯。麦高文选伊萨多·欧文·西格尔军士为机尾射手,另外的射手是威廉·“泰克斯”·阿什劳克军士,来自得克萨斯州赫里福德;罗伯特·奥康奈尔军士,机首射手,来自佛蒙特州的布拉特尔伯勒;以及威廉·麦卡菲军士,球形炮塔射手,来自密歇根州的休伦港。(麦高文后来说:“我一直觉得球形炮塔是飞机上最可怕的地方,你就那样在一个玻璃容器里被悬在空中。”补充一点:球形炮塔射手视野极佳)肯·希金斯是无线电员。

  所有的机组成员都是军士,因为陆军航空队早先得知,如果B-17和B-24的机组人员在敌占区跳伞被俘(尽管很多跳伞者在法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想方设法经由西班牙逃出德占区),他们会被投入第三帝国空军掌管的战俘营。德国人区别对待战俘,军士的待遇要比下士或者二等兵好。不仅如此,一战时的王牌飞行员,帝国空军统帅赫尔曼·戈林,还持一种浪漫的“空中骑士”观点,认为关押飞行人员的战俘营级别高于关押步兵的战俘营。因此,陆军航空队决定所有飞越敌占区的人员都应当是军士或军官。

  迈克·瓦尔科军士在名单上是麦高文机组的飞行机械师,他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麦高文看到他的年龄———31岁———时感到震惊。他想:“要想让这么大年纪的人听命于我,怎么可能(麦高文当时21岁)。”从这天起麦高文开始蓄须,以便让自己看起来老一点。

  萨姆·亚当斯少尉,来自密尔沃基,将是麦高文的导航投弹手(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这两项工作由一人承担)。比尔·朗兹将是副驾驶。

  麦高文知道他们的名字、年龄和籍贯,但从来没见过。其间,他和埃莉诺有了一点儿机会来享受婚姻生活。

  但还有一件事:埃莉诺想怀孕。他问她:“埃莉诺,你难道不想等战争结束再说?”他就要上战场了。他想还要驾驶飞机完成35次任务,其间很有可能回不了家。

  他也可能安全回来,但考虑到第八航空队的伤亡人数一直在增加———接近参战人员总数的一半,令人胆战心惊———后一种机会很小。另外,埃莉诺的父亲曾经告诉乔治,如果他要上战场,希望他们不要考虑把一个孩子带到人世。但基于同样的事实,埃莉诺有自己的想法。正如半个世纪以后他所说的:“即便不能确定我能否回来,她至少能确定有一个孩子———我的一部分。”

  给鲍勃·彭宁顿的信中,麦高文写道:“埃莉诺从未有任何形式的抱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像她这样。依我的判断,她永远不会停止进取。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更加爱她。我真的相信我们金婚时,会比现在更相爱。爱难道不伟大吗?”

  然后他想:“嗯,如果她想要,为什么不呢?她跟着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每次我行动她都高高兴兴地跟着。如果这是她想要的,那么这样了。”她说,这是她想要的,而且现在正是时候。他决定再进一步,然后就那么做了。埃莉诺怀孕后,麦高文写信给彭宁顿说:“我为即将成为爸爸而骄傲,鲍勃。这是我曾有过的最温暖而愉快的感觉之一。埃莉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高兴。”

  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像麦高文一样,在堪萨斯州的利勒伯尔学会了驾驶B-24,然后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见机组成员。他们是从得克萨斯州拉伯克来的机尾射手鲍勃·布鲁尔;机械师杰克·凯波,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罗斯维尔;无线电员亚历山大·杜贝茨,来自俄亥俄州的阿克伦;一个名叫查尔斯·C施雷普希尔三世的前加拿大飞行员是机身中部射手;导航员来自伊利诺斯州,叫小里奥·斯特兰德尔,大家坚持叫他乔;投弹手来自特拉华州的丹佛,名叫爱德华·“埃迪”·里德;副驾驶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温莎,名叫约瑟夫·德林斯基。肖斯塔克是俄国移民。无论来自何方,他们现在全都在陆军航空队服役,这个事实是最重要的。他们和其他空军战士给了肖斯塔克深刻印象,他们是“美国的一个横截面。他们既好又坏、既愚笨又聪明、既不道德又品德高尚,是人性的切片”。但他补充说:“我们都懂得的一个道理:你要照顾自己的兄弟,因为他们也照顾你。”他们一起训练,其中有麦高文及其机组成员,还有其他几百个人,在爱达荷州的霍姆山。就在训练中,肖斯塔克失去了他的高中同学理查德·朔恩,当时他驾驶B-24撞到山的一面———这种危险并非罕有。

  导航员罗兰·帕平少尉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弗塞德的马奇机场加入机组。机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从他们集合的那一刻起,“我们住、睡、吃、工作和玩都在一起。我们将共同生活到死或者战争结束。”19岁的帕平是最年轻的一个。邓肯少尉26岁,对帕平而言,看起来有些“古老”,但这两人关系很近。帕平回忆说:“邓肯喜欢喝酒,但我不喜欢,因此我确保他不会遇到麻烦。”

  他们的训练任务都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以及海岸之外的太平洋上空进行。所有机组成员都要练习各自的技能:识别轰炸路线、起飞和降落、空对空射击、导航、无线电操作,以及其他所有能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的东西。这样几个月后,他们接到去欧洲的命令。不过,在此之前是十天的假期。他们八个人把钱集中到一起去了旅游胜地阿罗黑德湖,帕平说,在那儿他们“度过了一段的美好时光。我们住得像国王,以各种享乐填满参战前最后的放纵时光。邓肯作为男人,经验丰富,通过让我快速地了解成年人的生活秘密,他奖励了他的年轻监督者(我)。我在阿罗黑德湖坠入爱河。在同克里丝、苏珊、罗莉、爱米说‘拜拜’之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已经恋爱数次了”。

  机组成员之间发展并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非常重要。他们住在一起,军士在一个地方,军官在另一个地方。恼人的习惯会被放大,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们的口音,喜欢的音乐,所用的粗话,对女人、酒精、图书或者漫画的不同口味,政治观点,吹牛夸口或者不同寻常的谦虚,洗东西或刷牙的方式,穿衣服的方式,从家收到的包裹,所玩的或者喜欢的体育项目,开的玩笑,让他们笑或者哭的东西,一切的一切。

  他们已经走在成为战士的路上。他们需要有不同于平民百姓(无论是干什么的平民)的亲密关系。他们的生命危若累卵。他们每个人的安全绝对必须依靠其他人各司其职、不出差错。他们不仅必须互相扶持前行,还要毫无疑问地相互信任。他们被抛在一起。在安排到同一机组前,他们之间大多数互不认识。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同在陆军航空队服役,都渴望飞行,有着从来不说或很少说出的爱国主义,以及———最重要的———都是年轻人。大多数人的年纪是22岁或者更小。

  唐纳德·凯少尉,投弹手,于1944年4月在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的比格斯机场认识了他的机组成员。安排的副驾驶是个已婚者,但“他想在第一个礼拜创一个性爱记录,把机组其他人吓得够呛”。军士们聚在一起,来找凯和导航员,请他们告诉飞行员这个副驾驶必须离开。后者很高兴这么做,很快副驾驶就换了。有一个机身中部射手是酒鬼,“我们也把他给驱逐了”。最后,这个机组的人分别来自堪萨斯(飞行员)、伊利诺斯(副驾驶)、印第安纳(导航员)、康涅狄格(凯,投弹手),军士则来自威斯康星、密西西比、纽约、西弗吉尼亚和新泽西。

  1944年,与凯的机组一起训练的最初有17个机组,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了六个。在欧洲,凯所在的465轰炸大队损失了35个机组。他的机组是1944年7月22日到达欧洲的四个机组中惟一幸存的。其他三个投弹手,两个在行动中死亡,一个成了战俘。

  沃尔特·巴斯金曾希望做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但令他沮丧的是,安排他做了B-24的副驾驶。在1944年1月初,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布莱斯的航空基地接受训练。他的家信揭示出训练是多么艰苦。1月3日的信中说:“一到这里,我们就没日没夜地在这架B-24上飞,他们总是让我们很忙。现在是晚上9点,我今晚10点—11点必须去林克,然后明天还要早早起床。你们可以明白睡觉在这里根本就不被当回事。你要做的就是工作,如果你不工作就无事可干,所以你只能工作。”

第三章 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

  陆军航空队没有足够的B-24。2月10日的信:“当我们排上飞行日程时,要找一架能飞的飞机很麻烦。这里有很多飞机,但都是旧的,而且大半一直停在斜道上等待修理。昨天我们计划得好好的,做一次横跨全国的飞行,从这里到圣玛利亚。但中途一个引擎洒出很多油,飞行无法继续。”这个机组仍然很忙。2月11日:“每三天我们就连续工作20小时,剩下的两天要工作17小时。……我们每天飞行,有时凌晨3点都回不来,但早上还要起床接着飞。我相信战斗是这之后的休息。”

  3月2日,他写道:“这儿的训练就要结束,最后一部分是编队飞行。在战斗中,如果你不能编队飞行,那你就是一只‘死鸭子’。”当联合航空、福特和其他生产者制出的飞机数量破记录地增长时,巴斯金驾驶的飞机也变得更好了。他高兴地告诉父母:“这架大飞机是崭新的,只飞过28小时,它会带我们走很远然后安全回来。因此这是所有情况中首先值得考虑的。”

  他喜欢他的同级军官。巴斯金来自密西西比的玉米农场,飞行员拉塞尔·保尔诺克少尉是宾夕法尼亚州煤矿矿工的儿子。巴斯金说保尔诺克是“一个好孩子,还是一个谨慎的飞行员”。投弹手是詹姆斯·巴特尔斯少尉,来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是传教士的儿子。他已经结婚,妻子和他一起到了布莱斯。机组成员一直在练习投弹,巴特尔斯是一个“非常好的投弹手”。导航员是伊尔·巴瑟,巴斯金写道:“他来自新英格兰州,是一个典型的扬基佬。”

  3月中旬,巴斯金的B-24做了横跨全国的航行。他在3月13日写信给父母,多多少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经历:“上个礼拜我们飞过大峡谷和博德尔坝,景色确实很美。有几个小时我们飞过无人居住的沙漠和荒原。”

  在一封信中,巴斯金宣称:“B-24不是我梦想中的大飞机。”但他也承认“它的确容量巨大”。

  4月,巴斯金的训练结束之后,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加入麦高文机组,他的飞机因为天气原因在那儿停了几天。到这个月中旬,天空晴朗,巴斯金的飞机和他的轰炸大队编队飞往弗罗里达———这是飞往欧洲中途的一站。当飞机经过巴斯金家的农场———位于密西西比州韦登附近———时,他正在驾驶。他驾驶飞机轰鸣着离开编队,在这块地方低空飞行,把母鸡、奶牛、猪和骡子吓得晕头转向,他看见他父亲在后院边抽烟斗边看。然后他低空掠过学校,几乎降到窗子的高度,为了给波比———他的小弟弟———好好打个招呼。波比听到飞机的轰鸣,跳到桌子上喊:“是我哥哥。”然后冲到操场上向他大哥挥手告别———其时巴斯金正飞行在前去战斗的路上。母鸡一个星期没生蛋,奶牛一个星期没产奶,波比被停学。

  对巴斯金而言,这很有意思,但不像做战斗机飞行员那么好玩。他写信给父母说:“这个副驾驶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肯·巴莫尔1943年11月30日第一次见到并登上B-24。他是副驾驶,飞行员是吉姆·康奈立,来自得克萨斯,是“一个极好的人”。与他们一同上机的是一位教官,他是美国人,但在珍珠港事件前参加了皇家空军,在欧洲上空驾驶“威灵顿”轰炸机。美国参战后,他回国加入陆军航空队,巴莫尔觉得“我们很幸运遇到他,他是个整洁的家伙”。让巴莫尔不舒服的是,他没有多少机会驾驶:“他们总是把副驾驶扔在右边座椅上,让你自己尽其所能地学。”他一次又一次想挪到左边座椅上,但他没有通过过渡学校的学习,所以成功的可能“实际上是零”。很多次编队飞行和投弹时都是他驾驶。“我觉得在飞机里感觉舒服极了”,但康奈立不让他进行起飞和降落。

  无线电员罗伯特·哈默军士在纽约州的米切尔机场认识了他的机组成员,然后一起到乔治亚州进行B-24飞行训练。编队飞行对他的飞行员———实际上对所有飞行员———都是难题。许多在空中的时间都用来进行这项训练,尽管事故率很高。练习中三架B-24被毁,30人死亡。一次编队飞行时,哈默正从机身中部的窗口发闪光信号给右面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刚发完信号,另一架飞机被螺旋桨气流吸向那架飞机,后者的机身撕成了两半。哈默看见飞机上的人,包括刚才和他通信的无线电操作员,都飞了出去,而他们的降落伞却向另一个方向飞去。10个人全都死了,但另一架飞机设法安全降落了。

  哈默的飞机降落后,在汇报之前,他们的飞行员来到他的面前,眼里含着泪水。他问哈默是不是他们让两架飞机飞得太近了。汇报之后,这个飞行员被停飞了,因为他情绪化的反应。还有一些人也离开了,包括最初任命的导航员,他在一次夜间任务中把飞机带入东海岸的射击区。哈默评论说:“我们甚至在离开美国之前就遭到炮击。”换了人之后,机组飞到新罕布什尔州,上了一架新B-24,飞到纽芬兰的甘德机场,然后飞往欧洲。

  霍华德·古德纳是一个无线电员,被派到科罗拉多的巴克力机场,并被安排进一个机组。在那儿他进修通讯课程,学习目标辨认和急救,但这些课程主要是用来消磨时光。1944年6月,他的命令到了,派他到马萨诸塞州春田附近的韦斯特弗机场,长长的火车旅行后,他见到了同一机组的伙伴。

  古德纳的飞行员是理查德·法林顿少尉,来自圣路易斯,一个充满自信的高个子。法林顿19岁参军,现在还不到21岁。副驾驶杰克·里根20岁,来自纽约市的皇后区,他外号叫亚伯,因为他声音低沉,长得极像年轻时未留须的林肯。投弹手克里斯·曼纳斯来自匹兹堡,23岁。军士来自全国各地,从18~28岁都有。18岁的阿尔伯特·色雷达里安,是一个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来自布鲁克林。他的那些“dem”、“dose”(是“damn”即“该死”和“does”即“做”的怪发音———译者注)和其他布鲁克林口音,让生长于南部的古德纳很难听懂他的话。他的诨名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叫“布鲁克林”。另一个18岁的射手来自新泽西州的克利夫塞德帕克。机首射手是哈利·戈雷葛里安,和色雷达里安一样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只不过是来自底特律。飞行机械师杰罗姆·巴雷特20岁,来自纽约市。他父亲有一个化工厂,在洛克菲勒中心占了两层楼,他的隔壁邻居是百老汇明星埃塞尔·默尔曼。古德纳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两个男孩,一个来自中央公园西边,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一拍即合。鲍勃·彼得森,球形炮塔射手,是一个“老人”,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

  这样,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背景的美国人互相认识了。对他们中的每个人而言,比如说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巴斯金和他的机组成员或者巴莫尔和他的机组成员,大家都有了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因为战争,他们到了美国的各个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想过会去这些地方———而且还要去欧洲。

  除了飞行员和副驾驶,大多数机组成员以前都没走进过B-24,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学。机组成员发现,仅仅是进入B-24就很困难。托马斯·奇尔德斯在《晨之翼》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投弹手、导航员、机首射手被迫蹲下,几乎是手抱着膝盖,通过前轮舱,横着走到自己的位置。”在里面,这三个人不得不把自己挤进狭小的容器中。投弹手蹲坐在射手右边的小凳上耸肩观察投弹视野,或者就直接坐在地板上。导航员坐在一个很小的凳子上———实际上小得都不能坐———前面是制图桌。防水壁上薄薄的一个架子把机首和驾驶舱分开。平视过去,导航员能看见飞行员和副驾驶的脚。

  奇尔德斯继续写道:“其他机组成员从离地三英尺的炸弹舱门那儿爬进飞机,一旦进入能站直了,就穿过窄窄的过道,向前挪动到驾驶舱或者向后挪动到机身中部。”无线电员坐在一张小桌前,面对着无线电设备,正好在副驾驶的后下方。起飞时机械师站在飞行员和副驾驶之间,帮着监控引擎和各种仪表。飞机在空中时,他站到飞行员后面,恰好在无线电员对面。如果需要,他就爬进球形炮塔,站在一个金属杆上———离无线电员头部也就几英寸。机身中部射手、球形炮塔射手和机尾射手使用天桥进入位置。尾部射手站在一个小平台上,双腿放进炮塔,那儿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带上降落伞。机身中部射手———1944年以前是两名,此后变成一名,因为来自敌人战斗机的威胁减少了———站着。在高空,刺骨的冷风呼呼地从机身中部窗口刮进来,使得机身中部射手、球形炮塔射手和机尾射手的处境苦不堪言,他们身上和武器上都结了一层薄霜。

  正如麦高文所说,球形炮塔是飞机上最令人不舒服、孤立无依且胆战心惊的战斗位置。“射手爬进球形容器,关上舱盖,然后往下进入位置。”他们被挂在飞机下面,从两膝之间向下凝视着大地。尽管所有的球形炮塔射手块头都不大,但没几个人能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带着降落伞。如果需要跳伞,他们要依靠机身中部射手。后者用液压系统升起炮塔,并帮他们爬出炮塔,系上降落伞。这就是所谓的信任。

  除了极度的不舒服之外,由于B-24机舱内还没被加压,飞到10,000英尺以上,里面的人就必须戴上不合适的橡皮氧气面罩,一次要戴数小时。他们穿着电热飞行服(上面插着变阻器),但一旦电路短路或者受到损害,电热飞行服就毫无用处,因此还要穿上几层厚衣服。这样,在这架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飞机里,他们的动作更加笨拙,也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在所有的陆军航空队B-24训练基地,人们均脚步匆匆,飞行练习像是无穷无尽。最危险的是夜间编队飞行。古德纳军士告诉他的父母:“B-24是不错的飞机,而我们失去了好多架这种飞机。从我来到这里至今,我们已经损失了七架。”一次,夜间飞行中队指挥官———一位飞越德国上空35次的老兵———呼叫编队中的飞行员:“靠近,靠近。”法林顿少尉慢慢靠近他的飞机。古德纳听到机身中部射手在对讲机里嘀咕:“上帝,现在我都能和他们的机尾射手握手了。”

  到达林肯一周后,麦高文看到了他的机组成员。他的胡子刚开始留,担心“我能否让机组成员信任我,让他们觉得在一个21岁的飞行员手中会安全”。他的副驾驶拉尔夫·“比尔”·朗兹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这家伙就想做战斗机飞行员。”但陆军航空队偏偏和他作对,把他从战斗机飞行员训练中淘汰了。上级说如果他想驾驶飞机,可以去做B-24的副驾驶。他采纳了这种选择方案。

  起初,麦高文有点担心,因为朗兹驾驶的时候,“想把B-24当战斗机开。他会猛冲猛转,把机组成员吓得要死要活的”。但随着实习的继续,麦高文开始佩服他的能力,因为朗兹变成“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他能让机翼收得恰到好处,并且一直保持”。

  在地面上,麦高文发现两个人的个性相差是多么大。麦高文谈到朗兹时说道:“如果说有一个杂技团小丑的话,他就是。只要在他旁边,你就不可能不笑。”朗兹是个爱笑爱闹、喜欢开玩笑、对女人颇有吸引力的冒险家。麦高文对他角色转换的速度之快感到惊奇,他“能从航空基地出来,一下子就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发生一段激情浪漫史”。他听朗兹说过,“仅仅在一个傍晚他就取得多么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这远远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及”。

  一次,他们俩驾车出去。朗兹在前排驾驶,麦高文坐在后面。朗兹看到两个年轻女人,马上打开车门跳出去追她们。他忘了拉住手刹,汽车继续顺着街道往前走。麦高文爬到司机座,刚刚避开一辆停在那儿的卡车。他刚把车停住,“比尔两只胳膊各挎着一个姑娘回来了”。

  两人尽管性情各异,但将要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更重要的是两人之间要互不讨厌、互相尊重。他们的确如此。朗兹后来说:“我同机组中的每个人都很合得来,而麦高文则是属于那种‘老爸’或者‘大哥’型的。”朗兹认识埃莉诺,他记得麦高文叫她“兔宝宝”———一个只被叫了很短时间的外号。朗茨觉得:“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我们都喜欢她。”他知道麦高文和他之间的不同,他说:“我是个单身汉,有点放荡不羁。乔治并非宴会上让大家扫兴的沉闷家伙,但我从来没见他喝多过。”6月27日,他写信给父母,提到:“麦高文是个和蔼、文雅、安静的人,我知道他会把我们建成一个杰出的团队。”

第四章 试验一下“坠毁把手”

  1944年9月1日,麦高文也曾给朗兹的父母写过信,作为一封使亲属安心的短信,是这样开头的:“一天过去,比尔很少不在某些事情上引用他父亲的话,或者提出他母亲的某个观点。”然后,他承认“我们都很稚嫩,第一次出门来到这里。……我们与很多伙伴一起工作。我们的团队精神一天天在增长”。提到他们的儿子,他写道:“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比尔更好的人和我一起飞行。他没有抱怨被安排到B-24上,并且在编队飞行时表现优秀。我觉得只有运气超常的人才能得到这么好的副驾驶。”关于前途,他说:“我想惟一看待现在事态的态度就是,认识到我们越快前往海外,完成任务,就能越快安全返回美国。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麦高文机组中的另一任军官是导航投弹手萨姆·亚当斯少尉。他年纪和麦高文一样,希望战后去神学院学习,成为一名长老会牧师。他安详、聪明、善于阅读、热情。他和麦高文一见如故,关系密切。麦高文说:“他是个很深刻的人,我能和他认真地交谈。”

  比尔·麦卡菲军士是球形炮塔射手,天性快活乐观,已经成为机组中受欢迎的人物。肯·希金斯军士是无线电员,他有能力让吹牛浮夸缩水,无论浮夸来自何处。鲍勃·奥康奈尔军士是机首射手,在他们相遇那天晚上表演了一种扑克游戏,他是机组中的赌棍。一位机组成员回忆说:“鲍勃并不比我们大,但当他玩扑克时,你会觉得他已经30岁了。”比尔·阿什劳克,即“泰克斯”,是机身中部射手,有点儿软绵绵懒洋洋,但很能干。

  飞行机械师麦克·瓦尔科是军士,因为他的年龄———33岁———使麦高文觉得做他的指挥官有点儿不安。他不仅是机组里年纪最大的人———大其他人10岁以上———也是最矮的,55英尺多一点儿。他在布里奇波特艰苦的环境中长大,做过很多工作,包括在一次狂欢节上当马戏团工人。他宣称如果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他能做得更好的事,那就是长得高一点儿。他很小年纪就开始喝酒,而且现在还在喝。麦高文发现“他顺从我的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愿望。他想尽办法让我高兴”。麦高文刮掉了他的胡子。

  伊萨多·西格尔军士是机尾射手,是机组中的怪人。他睡觉时放一把上膛的点45手枪在枕头底下,有一次曾全身赤裸,腰间绑着刺刀在军营里溜达。在六个大兵同住一间宿舍的情况下,这些怪异行为绝对不受欢迎。

  1944年6月下旬,在利勒伯尔呆了一两个星期之后,麦高文机组去了爱达荷的霍姆山。为了让他们赶快投入战斗,训练时间又被缩减到一个月。他们练习编队飞行、夜间飞行,用沙包练习投弹———沙包里装了一点点炸药和一个雷管,以便指示出它们击中何处———以及降落和起飞,然后飞行飞行再飞行。与同一大队的其他飞机一起,他们编队飞过折返点(或称IP),转一个急弯———有时是90度。这项技术使他们飞过目标上空时能保持密集编队,以便让所有的炸弹———亚当斯一看到领航飞机上的投弹手投下炸弹,就跟着投掷———都落在同一个地方,或者至少是附近。这项技术的另一个目的是欺骗敌人,让他们以为目标不是他们。离开折返点后,不会再转向或者做摆脱动作,无论天气如何、有无敌机或者地面炮火。

  穿过折返点并转向后,亚当斯和他的诺登投弹瞄准器就控制了飞机———尽管如果必要的话,麦高文可以越过他自己驾驶———要求飞得又直又平,飞机之间翼尖对翼尖,保持良好队形。亚当斯—麦高文小组经过练习后,变得精通此道了。

  埃莉诺和麦高文住在一个已婚官兵专用的军营中,因此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因为编队飞行费心劳神,而且其间事故频频,埃莉诺很担心丈夫的安全。她的担心不无道理。航空部队军官的战斗死亡数是陆军中其他部队的两倍,尽管后者的总人数要更多。航空人员事故死亡数占了战时陆军事故死亡数的43%。仅仅在1943年一年里,就有850名航空战士在298次B-24国内训练中死亡,剩下的幸存者“对他们的飞机怕得要命”。参加训练的人绝对明白,飞行员犯错的结果就是整个机组的死亡。他们的妻子、女朋友和父母如果不是害怕的话,至少也担心他们所爱的人。埃莉诺说:“一听到警报声,我们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训练这些人有操之过急,发生了很多坠毁事故。”她病了———也许是初期的怀孕反应,也许是过分担心———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天。

  一次编队飞行时,麦高文的中队正在练习躲避攻击。一架双引擎的B-25冲向这队B-24,B-24的飞行员希望B-25从编队下方飞过去,但相反,飞机直冲过来,一头撞上一架“解放者”。爆炸波及到其他两架B-24。四架飞机都完了。所幸的是,飞机里不是满员———只有飞行员和射手———但还是死了24个人。麦高文回到房间,吓得发抖,但接下来发生的更糟。在霍姆山,人人都知道飞机坠毁,但没人知道谁被杀了。基地的军中牧师有责任把消息告知已婚者的妻子。麦高文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夜。”牧师带着死亡人员的名单来到已婚者的军营,开始一个接一个敲门。妻子一打开门看到他,马上就尖叫起来。有些寡妇已经怀孕。半个世纪之后,麦高文说:“直到现在,我还能听到那些折磨人的痛苦的哭喊声。”

  麦高文还遇到其他问题,是他机组里的人的事。西格尔一直为晕机所苦。他承认:“我在飞机上的每一分钟都很恐慌。”麦高文和他谈话,让他平静下来———只是某种程度上。

  麦高文了解他驾驶的飞机。“我所能做的有限,”他说,“但我知道机组成员什么时候将要振奋起来。”一次,瓦尔科犯了大错,他站在飞行员和副驾驶中间,决定试验一下“坠毁把手”,敲了它一下,这会让飞机在关掉所有四个引擎的情况下降落。麦高文立刻把开关弹了回去。幸运的是,引擎又转起来,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倾斜动作之后,这架大飞机继续飞起来。他没有当着全体机组成员指责瓦尔科,而是等到回到地面才和他谈。

  几天后,瓦尔科军士向麦高文报告说,机组成员害怕西格尔会用他的手枪做过激之事。麦高文把手枪———连同一把小刀———拿走,派他去找基地的心理医生谈谈。他去了,医生说他心理健康,但从那以后,西格尔和瓦尔科之间敌意颇深。西格尔不觉得麦高文插手有什么不妥,他敬重他。多年以后,他说:“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军官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麦高文成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从遇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他。”

  无论西格尔对陆军航空队军官总体上的判断是否符合事实———大多数人都会对此持不同意见,尤其当这种判断用于飞行员时。其实麦高文只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这群人比其他战士受的训练更好。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在被派去参战前,其训练期比水兵和步兵都长。

  大多数从战争中幸存的航空队战士都会抱怨,他们没有做好充足准备迎接考验———但海军和步兵军官更有理由这么说。实际上没有什么能让人为战斗———最大的考验———做好准备,然而陆军航空队还是为此投入了其他部队不能也不愿投入的时间、努力和金钱。麦高文他们这些飞行员,像他们的机组成员一样,已经掌握了各种技术,并练就了无与伦比的职业技能。比起其他兵种的服役人员,他们一开始进来时就更健康,训练完成后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自己是———别人也把他们当成———精英分子。

  而且他们的确是。陆军航空队教他们把自己当成技师和专业人员。陆航队的心理医生们评论说,无论他们有多少缺点,通过训练的航空队战士成了“这个超级玩具,这个力大无穷、发出呼哧呼哧声音、毫无耐心但顺从的机器”的主人。重型轰炸机尤其“能使人超越普通的时空限制”。飞行创造出一种“建立在不可战胜的超人能力基础上的强有力感觉”。陆军航空队飞行机组的战士“非常喜欢驾驶一个飞行器”,这让他们看到“无与伦比的广大世界之景象”。

  从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以及千千万万其他的例子中,证明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不仅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教育机构,也是最好的。

  每一个机组都认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麦高文写信给彭宁顿说:“我确实已经得到一个顶尖的机组。我相信,他们虽然一开始像他们的飞行员一样年轻稚嫩,但我们越来越好。……顺带说一句,因为我是机上惟一结婚的人,小伙子们决定以埃莉诺的名字为飞机命名,即‘达科他女王’。小伙子们看样子很重视埃莉诺。”

  1944年9月,陆航队认为麦高文机组已经准备好参战了。他们受命到了堪萨斯州的托皮卡,被安排到杰伊·霍克旅馆休息。比尔·朗兹的父亲从威奇塔过来为他们设宴送行。麦高文那时对国内政治并不十分留心———他父亲是共和党人———但他对朗兹先生的强烈信念仍感惊异。朗兹先生马上就喜欢上了埃莉诺,但因为对总统和埃莉诺·罗斯福的强烈感情,他不愿叫她“埃莉诺”。他向麦高文解释说:“我不能说那个女人的名字!”整个晚上,他都叫她“海伦”。

  然而宴会的气氛还是充满欢乐,尤其是当比尔·麦卡菲从他一个驻在托皮卡的航空队朋友那儿得知一个谣言,并且将其传布开来之后。据说他们大队被选去巡视纽约和新泽西海岸。这使埃莉诺“高兴得要发狂”,因为她丈夫将驻扎在纽瓦克或者纽约。但事实证明这种所有战争中的人的兴奋剂和永久伙伴———仅仅是一个谣言。

  相反,机组受命到弗吉尼亚州诺弗克附近的帕特里克·亨利军营。他们将从那儿乘船到海外。已经没有新的轰炸机能飞过海去———像多数将去欧洲的机组一样,他们经由南美到非洲———他们将乘船过去。(肖斯塔克少尉及其机组成员驾驶一架崭新的B-24从堪萨斯飞到甘德,然后到亚速尔群岛,再到非洲的马拉克什,最后到意大利,机上带着手枪和2500箱军用干粮。他们在离海面几英尺的地方飞行,“一趟有意思的旅程”,肖斯塔克说。但当他们到意大利的时候,“没人想要军用干粮”)

  帕特里克·亨利的图书馆很好,有一千多本平装书———包括一些出版社免费送给军队的新书———麦高文坐在阅览室里贪婪地阅读。他找到几本捐赠的精装书,包括又大又厚的《美国文明的兴起》,由查尔斯·A比尔德和玛丽·R比尔德夫妇合著;还有伯顿·亨德里克写的《联邦党人》,以及诺曼·卡曾斯编的《民主的宝藏》。他把这些书偷偷拿出来———想着战后再还回去———塞进行李袋,准备在海外的基地阅读。

第四部 第十五航空队 第一章 空战的魅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被杀的人数,被摧毁的房屋超过以往和以后的战争。它给数以千万计的平民、妇女、孩子和老人带来恐惧和死亡,更有数以千万计的战士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时战死。正是有了制空权才有如此大的破坏性。制空权得益于飞机在技术上的进步。反之,这也是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越过西线的堑壕而逃避屠杀的渴望带来的结果。因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制空权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和更多的死亡,这是人们以往未曾经历过的。HG韦尔斯预言类似事情将会发生。在《空中的战争》(1908)一书中,他写了他在噩梦中见到的景象,空军的威力将来既是西方文明的成果,也导致开放文明的崩溃。他描绘了这样一番景象,空战“会有瞬间无与伦比的破坏性和完全的不确定性。”韦尔斯只说对了一半。空战虽然有无与伦比的破坏性,但是也有完全的确定性。它距离摧毁文明还非常遥远,它的最大胜利是,战争拯救了民主。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拿起各式各样的武器参加战争,但是他们对这一结果的贡献谁也超不过空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飞机的发明者之一奥维尔·莱特表达了他的观点,“飞机使战争变得如此可怕,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对再次发动战争慎之又慎。”他也错了。令人难以想像的是,飞机促使战争爆发。来复枪、机关枪还有大炮在一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飞机决定性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四年在堑壕里的僵持状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决定性的,难以改变。如果没有制空权的优势,不足以打破这种局面。参战国家竭力通过飞机投掷炸弹来赢得战争。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德国人在巴黎上空扔了几颗炸弹,然而在冲突开始的一个月后,英国人攻击德国的齐柏林飞艇的机库。1915年,一艘齐柏林飞艇轰炸了英格兰。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也互相轰炸对方的城市。法国人从空中袭击了德国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到战争结束,炸弹打击了除罗马之外的每一个交战国家的首都。在当时的战争进程中,这种破坏还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也不能打破恐怖的僵局。正如意大利战士、预言制空权的战略家吉利奥·多哈特提出,即使地面上一次罕见攻击成功也使胜利者精疲力竭,往往是“赢得大多数军事胜利的一方也是失败的一方。”

  因此,这就显示出空战的魅力。多哈特是首倡者。在他那部被广为翻译的《空中俯瞰》(1921)的著作中,他发现重型轰炸机是越过堑壕的一个途径,可以在令人心悸的短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他认为,一支庞大的轰炸机队,数日之内,就可以把敌方的城市化为废墟,促使老百姓立刻要求和平。英国的BH林德尔—哈特和多哈特一样,也是一战时的老兵,后成为军事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在他的《巴黎,战争的未来》(1925)一书中解释道,“飞机可以使我们越过守卫着敌方的政府、工业设施和人民的军队,直接迅速地击中反抗的意志和政策。”美国的威廉·“比利”·米切尔将军尽量将这一话题通俗化,他曾因为企图让陆军航空团变成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上过军事法庭,他的呼吁无疑在意义上是深广的。正像迈克尔·谢利在他的杰作《美国空军的崛起》中写的,“不像现代武器库中的其他兵器,空战满足了一些人的对鲜血和惩罚的渴望,因为他们饱受战争伤害,也失去了决定性的胜利。”

  查尔斯·林白加大了这一呼吁,特别是在美国人当中。他接受过军事训练,虽然说他在《我们》(1927)中写过,他和他的同伴们出于“对飞行的热爱”而飞行,他的功绩已远远超越冒险和娱乐。他使机器时代的远景马上显现出来,还有开拓边疆的个人主义精神,两者对美国人的吸引,超越别人的边疆意识和技术倾向。对他们来讲,空中力量不仅对西方文明带来危险———韦尔斯对此有过预测,而且成为他们的国家在下一次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从而不必把数百万年轻人送到战壕里。因此说,飞机集风险和希望于一身。

  在二战爆发前的十年里,特别是开始从空中进行轰炸后,哈普·阿诺德和陆军航空团其他很多人都不遗余力地要将空军变成武装力量中的主要武器,可他们失败了。但当美国卷入战争后,他们的机会来了。珍珠港事件后,整个国家几乎投入全部精力,进行所谓的战略轰炸行动,并且将其发展到相当猛烈的程度。B-17和B-24是在美国卷入战争之前研发制造的,成了陆军航空队的必备机种。B-17还有一个名字是“空中堡垒”,这个名字能用到两种飞机上。机上装满了点50口径机关枪,看起来很充足,当飞机编队飞行时,可以联合起来,以免遭敌方战斗机的攻击,轰炸机经常化险为夷说明这一点。

  精确轰炸的目的就是摧毁敌方的重要目标。英国人在战争开始时尝试白天空袭,但发现这样代价太大,因为有德国战斗机拦截,于是他们改为夜间轰炸,将德国城市和平民作为他们的目标。总而言之,这是恐怖轰炸。陆军航空队的高层,不管是阿诺德,还是其他成员,都不愿意采取这样的政策。他们仍然要精确打击,也就是白天轰炸。阿诺德经常讲轰炸机应该干什么。他说他们非常地担心,“上百年积累的成果,60秒后就会化为灰烬。”制空权,他强调说,“从这方面来说,是赢得战争的武器。”他称轰炸“算起来是最便宜的,”并且“到目前为止是人类生活中最节约的设备”。

  为了实施战略轰炸,陆军航空队组建了第八航空队,基地设在英国,由艾拉·埃克将军指挥。第八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于1942年的夏季开始了对德国人的第一次攻击波,用来展示一下美国人对欧洲战场的贡献,但是他们还未准备成熟就匆忙进入战场。1942年,战略轰炸有比较大的优势,但是距现实还比较遥远。到1943年以后,尽管轰炸机已能渗透到德国人的空域,但飞到那里的轰炸机的数目比陆军航空队希望、谋划和倡导的还差得远。

  尽管最初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陆军还是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参与其中的作家有约翰·斯坦贝克,他在为陆军航空队工作时,于1942年11月创作了《炸弹远去:轰炸机队的故事》。斯坦贝克写了陆军航空队这样一群人,他们是从“肯塔基猎手和西部印地安斗士”这种边疆传统脱胎出来的。他描绘的空军既是个人主义者又是集体参与者,既是过去的遗产又是新时代的先驱,既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又是一位守纪的技师,既是民主主义者又是超人,“既是丹尔·布恩又是亨利·福特。”

  就在同一个月,英国和美国军队占领了北非,很多驻扎在英国的轰炸机转而飞向那里的前线,用战术轰炸支援那里的地面部队。然而第八航空队还在不断壮大并进行轰炸。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战略轰炸仍在不断进行,从这点可看得出来,陆军航空队意愿是,哪怕轰炸效果不怎么样,也不愿意无所作为。

  连续不断进行白天轰炸,英国人认为美国人疯了。美国人却认为,英国人坚持夜间轰炸几乎成了罪犯。双方都采用自己的方法,无论用什么方式方法,他们打击德国人的意志是坚决的。在地面,除了北非战场外,美国兵到1943年中期才开始用步枪向德国兵开火。在遭受巨大的损失的同时,红军战士使德国军队承受了巨大的伤亡代价。7月份,盟国占领了西西里岛。9月份,他们占领了意大利。这些占领得到了基地位于北非的第十二航空队的支援。

  第八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的攻击战术没什么个性,以其特有的方式单调进行。日复一日,只要天气和部队能力许可,B-17和B-24就会出发,投下炸弹,然后返回英格兰。他们执行任务的直接结果要有情报官员拍照评估。给轰炸机打分数听起来有点像学校的成绩,分优秀、良好、中和差。但是在一连串的任务后,几乎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第八航空队没有充足的轰炸机,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敌人的反应。德国人可以将被破坏的东西修复起来,这和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军队修复敌人拆除的铁路速度一样快,并且他们能够,也做到了,把工业力量集中起来。对空军来说,这种可见的进展是极小的,不像地面部队将欧文·隆美尔的部队驱赶出非洲的成果在地图上标出来那么明显。

  第八航空队的机组人员反复打击他们认为已经摧毁的目标。每一次的行动都有戏剧场面,可以说非常多,正像美国公众从来不会忘记的那样,至于说大场面,可以说没有。实际上,1942—1943年的空中攻击行动是平淡的、重复的,没有高潮,阿诺德宣称是空洞无物的。轰炸机机组人员没有成就感,至少在他们飞完35次战斗任务,可以回国之前一直这样认为。没有敌人投降,军队的火力或者说空军的规模以及防空炮火几乎是一点儿都没减少。

  在陆军航空队的官方史中,总编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和詹姆斯·李·凯特及他们的撰写组成员对飞行员的描述是这样的:“一名19岁的男孩带着他的机组人员起飞了。”基地一般距离目标相当远,但他必须起飞,常常要克服天气给精确导航带来的困难,还要躲闪对面飞来的速度极快的战斗机。他几乎要在分秒不差的时间里到达指定地点,去完成置敌人于死地的任务。即使没有战场上所有的精神紧张,这些大男孩回来后面对质询的长官也不可能做出准确详尽的报告,关于一次大型任务的描述就是有数百个这样不完善的个人报告组成的。”

第二章 完全摧毁了

  敌人的防卫造成的损失累积起来,据估计使第八航空队蒙受了相当高的伤亡,美国为此失去了很多青年精英,从很大程度上讲,和英格兰在伊普尔、帕森达勒以及一战中的其他战斗所遭受的一样。对参战的人来说,陆军航空队的危险高于美国的地面部队。陆军航空队约占美国陆军的1/3,战场伤亡人数占全部陆军1/9,当然绝大多数在英格兰的陆军航空队的军人,如机械师或指挥官和参谋军官还是相当安全的,特别是相对于蹲散兵坑的大兵来说。另外,陆军航空队参战的军官比例在陆军中比其兵种高得多,这其中就有战斗机飞行员,大约一半的飞行人员是军官,在战场上牺牲的陆军航空队的军官人数是其他兵种的两倍。在执行每次任务中,平均4%的轰炸机机组人员被打死或失踪。第八航空队的人员完成任务的平均次数是1472,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机组人员永远都不会超过完成25次任务后回家的数字了。

  虽然飞机能够返回基地,但许多机组人员,包括飞行员,都受伤了。他们是被开花弹或德国人的机关枪打伤的。当飞行军医向中队司令官谈起此事时,司令官听了几次伤亡惨重的任务报告后,“突然扑通一下坐下”。他们知道他“并不是担心自己。他没有胆怯,他非常愿意牺牲自己。可是他不愿意带一批机组人员投入战斗,然后失去其中一些人。这种事情发生得太多了。”这是因为这些弟兄“为了共同的目的和共同命运绑在了一起”,相互太密切了。

  对于英国轰炸机的机组人员来说,绝望的感觉击碎了空军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技巧和经验的积累,他们逐渐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机组人员身上,差不多到1943年末,随着经验的丰富,损失渐渐减少,令人满意。更进一步,有半数的人在返航路上,成功地从被击伤的飞机上跳伞已经有了可能。可是,他们还得飞,直到完成他们任务定额为止。一位第八航空队医生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弟兄们突破能力的极限,去尽量多地执行几次任务。”陆军航空队的精神病医生承认在机组人员中,通过“一根头发就能将正常人和精神病患者分开,将适应者和不适应者分开。”随着执行任务的次数增多,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就更多:如当受到战斗机和防空炮火攻击时的茫然无措;翼尖挨翼尖的编队飞行的内在危险;战友的失去;常常在针对同一个目标反复轰炸累积起来的效果;还有不管是局促地呆在机舱内还是呆在在球形炮塔上的无助的感觉。

  危险从起飞时就开始了,飞机装满了沉重的炸弹和燃油,一丁点儿的机械和人为失误就会使计划流产、飞机摧毁、机组人员毙命。然后是长距离的飞行,成功的关键是靠对高度、速度和油料消耗的精确计算,还要躲避和击退敌方战斗机。飞机内的状况对危险的增加不可估量。冻伤致残的人数超过战斗负伤。他们登上飞机时身上又湿又潮,当受到攻击时又冷汗淋漓,或者是在飞行服里小便,这样使手、脚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冻僵。由于缺氧将冻伤的威胁和飞机本身的危险结合在一起。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还得应付飞机的损伤和机械故障,以及天气不可预测的变化。

  即使这样,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尽最大可能和他们的飞机连在一起。“他爱它们是因为其力量和美感,”一位评论员1944年这样写一位飞行员,“他把它看成自我的延伸,是朋友,其秉性比他认识的大多数人类朋友还要活泼生动。”

  但在1943年,虽然美国人在空战中付出全力,可进展甚微。

  1943年8月1日,第八航空队进行一场后来被官方史家称之为“这次战争中一次杰出的空中行动。”那些参与的人却不认同。开始这样的行动是因为陆军航空队的将军一直感到困惑,他们确信,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并摧毁德国人重要的工业目标,也就是所有别的东西都依赖的行业,他们就能够赢得战争。他们尝试着轰炸发电厂、轴承厂、飞机制造厂,还有其他目标,但似乎都不起作用。于是他们想起打击德国人的炼油厂。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汽油,德国人就会溃退。

  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是主要目标。那里的炼油厂生产量占德国原油的60%,为德国提供2/3的汽油资源。1943年4月,阿诺德将军命令陆军航空队司令部的作战部门研究普罗耶什蒂,准备进行一次空中打击。雅各布·司麦特上校有这样一个创意,从新近占领的靠近利比亚班加西的机场起飞,超低空大机群进攻。6月初,在地中海掌管盟军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了司麦特的行动计划。代号是“浪潮”。第八航空队从利比亚出动两个大队的B-24轰炸机,第十二航空队出动三个大队。一个大队一般有六个轰炸机中队,每个中队有六架轰炸机,共有36架轰炸机。B-24可以携带1000磅和500磅的爆破弹,共311吨,加上290箱英国型的燃烧弹,还有140箱美国型的燃烧弹。这些飞机装了两个副炸弹舱,每架轰炸机加了3100加仑的油。

  在7月下旬,这五个大队在西西里岛(7月10日占领)拉出去,在靠近班加西的地方进行强化训练。B-24进行超低空飞行轰炸,他们击中设在利比亚沙漠看起来像普罗耶什蒂的模拟目标。他们反复攻击,直到机组人员认为“我们闭着眼睛也能轰炸”为止。他们要保持紧密的编队飞行。确定了大量有关飞行航线,敌人的空防资料,还有数十个他们必须清楚理解明白的问题。7月28日和29日,整个执行任务的部队参加了两次模拟行动。据专家说,轰炸机在不足两分钟的时间里“完全摧毁了”目标。

第三章 第十五航空队诞生了

  8月1日天刚蒙蒙亮,177架轰炸机,载着1725名空军

  出发了,穿过科孚岛,然后转向西北,越过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山脉。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大团的堆积起来的乌云把执行任务的机队给打乱了。本来可以通过无线电联络来恢复,但保持无线电静默的命令只能使让人惊讶的事持续下去。在距普罗耶什蒂65英里攻击起点处,飞机下降了500英尺,他们遇到了地面防空网和战斗机的猛烈开火。尽管遇上了抵抗,但B-24轰炸机又下降了100—300英尺。如果飞行高度不足1000英尺的话,轰炸机就处于他们自己投下的炸弹爆炸引起的巨大的上升气流而将飞机掀翻的危险中。他们来到错综复杂的目标上空。在第一大队过后,飞机只能在提示下穿过猛烈的炮火、地面的爆炸、火焰。此时,浓浓的黑烟遮挡了球形气罐和高高的烟囱。返航往基地飞的时候,他们在敌人的战斗机追逐下猛跑。即使当“解放者”飞到亚德里亚海上空,他们的攻击还在继续。

  陆军航空队的将军们判断对普罗耶什蒂的攻击是成功的。照片明确显示42%的炼油能力被摧毁。但无论怎么讲,这都不是决定性的,德国人通过调用闲置设备和快速对被炸坏的工厂的修复,弥补了炼油能力不足的损失。这种情况直到1944年春末,普罗耶什蒂被再次轰炸才中止,不过这次是从高空轰炸的。

  美国的损失也很惨重,最终判断的结论就是德国人赢得了这场战斗。这次损失了54架飞机,几乎占攻击部队的1/3,同时还损失了532名空军战士。这些人并不是全死了。

  当飞机下坠时,有些人从B-24轰炸机中跳伞,绝大部分成了战俘。空袭以及陆军航空队损失的消息流传开来,越过了大西洋。麦高文那时正在进行训练,他和空军学员对此进行讨论。“这引起每一个飞行员自身的焦虑,”他说,“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得飞25次或35次任务,弟兄们会说,‘如果你在执行35次任务时,遇上这种事情,你怎么活下来?’”

  8月13日,从第八航空队借出的幸存的轰炸机参加了轰炸位于维也纳新城的飞机制造厂,这是又一重要目标。8月17日,第八航空队从英格兰起飞轰炸施韦因富特的轴承厂和雷根斯堡的另一座飞机制造厂。这两个目标都在德国,陆军航空队认为这些“重要”目标如果摧毁了,就会迫使德国乞求和平,后来证明这是天方夜谭。事实上,德国人击落了更多的B-17和B-24轰炸机,自己则设法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

  正是由于在普罗耶什蒂和在其他的很多空袭中损失惨重,陆军航空队加速了训练,麦高文和他的机组还有别的准备参战的人都是如此。到了1943年夏末,美国的工厂生产了足够多的飞机,可是形成这样一种瓶颈:没有足够多的战斗人员。在英格兰的第八航空队没有那么多的飞行员去飞B-17和B-24。阿诺德将军极为关注这件事情,要求不能超过1943年12月底,要使陆军航空队能够提供替换和补充力量,足以保证第八航空队能够全力行动。在太平洋和北非

  战场的其他航空队也同样如此。试想没有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飞机,对陆军航空队来说,就像在降落的飞机后面安置一条跑道一样无用。

  地面战进展迅速。在盟军拿下西西里并于9月占领意大利大陆后,美国第五军在萨莱诺经过艰难的行进,沿着西海岸向北移动,这时,英国第一空降师攻占了东海岸的塔兰托和布林迪西,迅速占领了亚德里亚海上的巴里。同时,英国第八军向北开进。到10月5日,美国人占领了那不勒斯港,英国人拿下了福贾,这里被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机场环绕,现已废弃。在推翻墨索里尼后,意大利就投降了,但迅速被德国军队占领,他们利用意大利的河流和山脉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坚固防线。

  然而,意大利南部掌握在盟军手中。这为陆军航空队提供了机会。从福贾周围的机场,美国轰炸机可以参加联合轰炸机攻击行动(CBO)。以意大利为基地的轰炸机能够打击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德国东南部的目标。普罗耶什蒂的石油、多瑙河的供给线、维也纳新城的工厂等等都在B-17和B-24的轰炸范围内。和战斗机一起,重型轰炸机可以为盟军沿着半岛继续向北推进提供火力支援。

  这里有很多便利条件,当然在盟军统帅部还有争论。以意大利为基地的重型轰炸机可以缓解英格兰的拥挤情况,满足第八航空队对机场的要求。意大利的天气状况比英格兰要好,这样对敌人进行更多的打击便有了可能。如果从意大利起飞,德国两个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两家共生产约占60%的战机,就会在航程之内。德国人被迫把一半的战斗机移到德国南部前线,这样减轻了第八航空队的沉重的压力。从意大利起飞的美国轰炸机可以利用阿尔卑斯山这个天然屏障,阻挡德国无线预警系统。不久,在福贾附近快速为原属于驻扎在利比亚的第十二航空队的六个重型轰炸机大队建立一个新的基地。这几个大队成为新部队的核心,另外还要加上现属于第八航空队而转来的15个大队。

  尽管有这些条件,艾拉·埃克将军还是对这个计划表示强烈的反对。他对以往发生在他所领导的第八航空队的情况是否会重演保持警觉。他说,派这些飞机来意大利违反了集中优势兵力的基本原则。他怀疑意大利是否能够提供必需的机场,猜想陆军航空队到底还有没有足够的机务人员保证轰炸机起飞。他对天气的状况也保持质疑。他说白天攻击的关键因素是德国目标上空的天气,而不是英格兰的天气。他也指出,阿尔卑斯山对于受伤的飞机安全返回基地是个严重的障碍。

  阿诺德将军不理会埃克的建议。在10月中旬,他命令艾森豪威尔在意大利组建一支新的航空队,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战略轰炸。卡尔·斯帕茨将军指挥这支在欧洲的美军空中战备力量,而曾经率领著名的B-25轰炸机在1942年轰炸东京的詹姆斯·“吉米”·杜立特将军去做第八航空队的司令员。这支新的部队称作第十五航空队,将由内森·特文宁将军指挥。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到11月底,在福贾以南的亚得里亚海的巴里,一套高级指挥系统已经建立,参谋人员和其他后勤人员开始向巴里转移。12月1日,第十五航空队在那里设立了司令部,一直到战争结束。

  那年秋天,为了筹备重型轰炸机的到来,工程师们开始在福贾附近建设重型轰炸机机场。由于雨水和泥泞、设备和人员的不足、糟糕的运输设备,再加上炸弹给这些德国人以前使用的机场带来的破坏,困难巨大。到12月底,工程师们完成了超过55个机场的建设(包括在萨丁岛和科西嘉为中型轰炸机建设的机场)。工作包括修复和排水,还有最常干的就是安装钢板跑道。另外,还铺设了从巴里到福贾的航空用油的输油管线。

  这样,第十五航空队诞生了。起初有六个重型轰炸机大队和两个战斗机大队,但其不久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航空队,从整个飞机和人员数量上仅排在第八航空队之后。到1944年4月,它有21个轰炸机大队和七个战斗机大队。

  就在1943年12月1日这个“搬家”的日子,第十五航空队发起了一次空袭,轰炸了意大利北部的轴承厂、桥梁和铁路设施。但第二天晚上,纳粹德国空军就派了一队轰炸机到巴里。大约有30艘盟军的船正在卸货,夜幕降临,为了保证装卸按计划进行,灯光全部打开。晚上七点半,德国轰炸机开始空袭。20分钟后,他们自己毫发未损,击沉19艘盟军的船只,七艘严重受伤。两艘弹药船直接被击中,还有一艘油轮燃起冲天大火。1000名工人被炸死,用了好几个星期才恢复港口的正常运转。

第四章 欢迎投入战争

  欢迎投入战争。第十五航空队不管如何还是开始工作。1943年圣诞节前,它执行了对位于奥格斯堡的梅塞施密特工厂的轰炸。在新年里,它已辅助美国人在罗马以南的安齐奥降落了。在这些和其他任务中,使用了新的带有雷达的斯贝里炸弹瞄准器,可以使长机穿过遮挡的云彩和烟雾准确瞄准目标,至少说能够像人们希望的那样。2月份,第十五航空队和第八航空队作为美军在欧洲的战略轰炸力量第一次协同作战。当第八和第十五航空队瞄准在奥地利的施泰尔的飞机制造厂和轴承厂时,这是个“大星期”。在这个大星期的最后一天,两支航空队的一千多架轰炸机轰炸了雷根斯堡、奥格斯堡、菲尔特和斯图加特,这创下了一个记录。造成的破坏让人看了心惊胆战。还有美方的损失同样惊人。在破纪录的一天,损失了64架轰炸机,第十五航空队有33架。一个星期内,第十五航空队共损失了90架飞机和机组人员。

  3、4、5这几个月,第十五航空队在等待。在这段时间,它接收了15套全新的APS-15雷达,俗名“米奇”,还带着操作员。1944年4月5日,第十五航空队230架轰炸机袭击了普罗耶什蒂,这是八个月后它第一次被打击。从4月15日—24日,对普罗耶什蒂发动了多次空袭,最后一次米奇雷达派上了用场。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开始,第十五航空队再次空袭了普罗耶什蒂,然后在6月23日和24日,接着在7月9日和15日都对该市进行了轰炸。航空队损失的累积是,一次任务中10架B-24,另一次是14架,还有一次是20架,在7月的轰炸任务中损失46架。这已经超出了一支拥有200—300架飞机的航空队的承受能力。1944年上半年对敌方的几次轰炸代价太高了。与此同时,第八航空队在进攻日之前为部队登陆做准备,只对法国的桥梁和铁路等目标进行战术轰炸,当他们进行轰炸时,也付出了同样的代价。

  在法国的行动被称之为“转运计划”,遭到了斯帕茨将军的强烈反对,他想对德国境内实施战略轰炸而取代对法国桥梁和火车的打击。但是,艾森豪威尔这位盟国远征军的最高司令坚持实施“转运计划”。他认为,轰炸机轰炸离前线越近,效果越好。经过激烈的争论,并且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没有临时掌握驻扎欧洲的陆军航空队的权力,就以辞职相威胁,他最终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但也仅是为了这次占领。在6月8日,斯帕茨签署了一项命令,这项命令执行到了战争结束,第八航空队和第十五航空队的主要目标就是切断敌人的石油来源。遵照这一命令,普罗耶什蒂和其他地方的炼油厂都成了重要的靶子。

  怎么能使德国人接受这些惩罚?他们怎么保卫他们的国家?他们从哪儿得到的战斗机?飞行员?防空武器?坦克和卡车?弹药?陆军航空队很难回答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对德国人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之后,总是感觉德国人能恢复元气。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德国人用了相当大的力量疏散了他们的飞机制造厂,到1943年年底,据估计德国生产出了两倍于盟军的战斗机。在战争中,德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德国人的技术知识和技能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生产出了火箭推进的战斗机ME163和喷气推进战斗机ME262。虽然对飞机制造厂进行了很多次打击,但德国人还是在1944年6月份(与1943年2月的1016架相比)生产了2177架单引擎(螺旋浆)战斗机,9月份生产了三千多架。喷气机是最严重的威胁,第十五航空队在7月份一系列空袭中,对腓特烈港的喷气机厂追逐打击。战后的评估确认,这些行动摧毁了950架喷气机,比当时估算的要少,但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果。

  对轴承厂的空袭造成了不少人员伤亡,但是几乎没有阻挡住轴承滚向需要它们的地方。确实,德国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在1944年初大幅度提升,更具威胁的是这年下半年提高得更快。法国、低地国家、挪威和中东欧取之不尽的劳工帮助了生产。

  石油是一重要问题。普罗耶什蒂因此成了重要的目标,受到了第十五航空队的打击。在随后的4月空袭中,德国人开始一项新的防卫方法实验,一度效果良好。无论何时他们的报警系统显示第十五航空队的机队在南斯拉夫上空朝罗马尼亚飞去时,德国人就利用轰炸机到达普罗耶什蒂上空前这段时间,约40分钟,点燃炼油厂周围数百个发烟盆,这样当轰炸机飞到目标上空时,绝大部分地区已被烟雾笼罩住了。第十五航空队开始用更多的雷达导航设备作为筹码,提高打击精度。而德国人的筹码就是在普罗耶什蒂内和周围增加更多的防空设施,同时也使用战斗机,使该城成了欧洲大陆防卫第三严的目标。排在第二位的是维也纳,那里也有一个经常受到第十五航空队打击的炼油厂。排在第一位的是柏林。第十五航空队仰仗新的技术,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钻石形编队,这可以增加轰炸机的安全感,实现更精确的打击。

  1944年7月,第十五航空队在对散布在南欧的炼油厂多次空袭中损失了318架飞机。这对第十五航空队来说是情况最糟的一个月,损失的比例要高于第八航空队。然而,陆军航空队认为,特别是使用了雷达突破了烟雾屏障之后,德国的炼油厂损失巨大。可结果并没有所设想的那么好,但其仍然引人注目。第十五航空队持续不断的打击最终改变了普罗耶什蒂的一切,但对德国人来说已经没有一点用处了。截止到1944年9月,飞往普罗耶什蒂的第十五航空队的军人有59,834人次,投下了13,469吨炸弹,损失了350架重型轰炸机。第十五航空队共执行了20次白天的轰炸任务。后来测算,这些空袭截断了德国人180万吨原油的供应。当红军8月30日占领普罗耶什蒂时,俄国人报告普罗耶什蒂炼油厂闲置起来了,成了一片废墟。这是第十五航空队连续不断的打击的成就。8月30日,随着红军占领罗马尼亚全国,罗马尼亚突然改变了在战争中的立场。这种转变给第十五航空队带来一段有趣的插曲。那时,大约有一千名陆军航空队的军人在罗马尼亚上空跳伞,被抓起来成了战俘。这些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战俘营里的俘虏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或被撤到德国,或在俄国人手上呆上很长时间才能回家。有一名战俘是詹姆斯·A冈恩三世中校,他要自己处理这个问题。他在一架ME109飞机上划上星条旗后,爬到它的无线电室中。他说服罗马尼亚王室家族的一名王子和盟军飞机交过手的罗马尼亚的王牌飞行员康塔采恩上尉去为他飞行。康塔采恩驾机将冈恩送到意大利,设法安全降落。冈恩向特文宁将军谈了派人执行一次营救任务,特文宁火速令第十五航空队将56架B-17轰炸机改为运输机,让康塔采恩驾驶一架P—51(因为没有ME109合适的燃油)到布加勒斯特郊外的机场去看看德国人是否逃脱。如果已逃,B-17开始进入。战俘兴奋得无以复加,挤进了轰炸机,20个人乘一架飞机,接力飞回意大利。所有这1274人逃出用了三天时间。接着,他们都要灭一下虱子,吃饭,到医院进行必要的治疗,不久就踏上了返回美国的路。

第五章 美国的损失不断增加

  第十五航空队对德国人的炼油厂进行打击造成的损失极大,加剧了德国面临的油料危机,将敌方油料的短缺带到危机的边缘。负责纳粹生产的最高统帅阿尔伯特·斯皮尔在其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内部》中说:“当美军第十五航空队的轰炸机从意大利的基地起飞,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击德国的工厂目标时,从南方蓝色的天空中,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战争的征兆。”第八航空队攻击武器制造厂,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坦克、卡车和飞机工厂,这样造成敌人的供应短缺问题。战略轰炸是在进行报复,这帮助斯帕茨阻止那些建议,就是试图通过对夜间城市进行恐怖性轰炸迫使德国人投降的想法。

  美国的损失不断增加。到1944年夏季,在2100架参加行动的重型轰炸机中,第八航空队损失了900架。第十五航空队参与行动的1100架重型轰炸机中,战损的比例更高。而德国人比这两者还要高,纳粹德国空军战斗损失的人数,在6—10月中间每月从31,000人上升到44,000人。

  随着美国的P—51远程战斗机出现,从1944年年中开始,可以给轰炸机提供直到轰炸地点的全程保护。它们为造成德国人的惨重损失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P—51的出现,才使连续进行战略轰炸行动成为可能。这当然有些帮助,但德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油料。普罗耶什蒂以及其他地方的空袭,使德国人的油料供应减到连续供应战争需要的20%。例如,坦克战斗训练,已变成德国人无力达到的奢侈事情。德国人迫不得已扔掉了大部分卡车和其他车辆,变成了一支马拉的军队。

  对空军来说,最为关切的问题是纳粹德国空军不得不半途而废,特别是在飞行员训练阶段,训练时间只有可怜的几天。由于优秀飞行员的严重短缺,纳粹德国空军的士气低落,变得几乎是不存在了。德国飞行员不进行战斗轮换,执行完一定数量的战斗任务后变成教官。他们一直飞行到战死为止,变成不断增加的死亡数字中的一个。在伤亡不断的情况下,德国只能靠他们的防空炮火来保卫他们的城市。他们慢慢认识到,要阻止盟军轰炸机往目标上扔炸弹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目标就是提高盟军的伤亡数字,当达到一定程度时,迫使盟军中止空袭,可是并不奏效。

  不仅是德国人遇到士气问题,美国人也同样如此。空军承受的压力巨大,压力来自于密集的行动、行动高昂的代价、战斗机护航的不足、连续数日执行任务几乎让人难以承受的节奏。阿诺德将军很早就筹划每一架轰炸机安排两个机组,这样每一个人就会感觉在他们35次的任务之旅中,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可是训练机组人员不会那样快,到了1944年12月,第十五航空队才达到了每架轰炸机有两个机组的比例。

  在陆军航空队中,士气低落,谣言四起,有的谣传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落到中立国瑞典或瑞士,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轰炸机重伤到飞不回基地,而是要逃出战争。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讲这些人之所以冒险选择安全,是因为他们在被拘留期间,可以难得舒服地呆上一段时间。调查显示,这些传言几乎都是不确切的。轰炸机在中立国降落确实是因为被打中,飞行员别无选择。即使飞行员从不相信这些谣言,可还是显示出士气是如何低沉。这就是麦高文和机组人员以及所有替补和后勤保障人员所面临的局面。

  1944年9月,麦高文加入455轰炸机大队741中队。这个大队包括740、742和743中队。基地在福贾以南,意大利切里尼奥拉的圣乔瓦尼机场。455大队和404大队共用一个基地,他们都是304轰炸机联队的组成部分。455轰炸机大队的徽章是“秃鹫”,由好莱坞的沃尔特·迪斯尼工作室设计。形象是秃鹫爪子抓了一颗炸弹。徽章就是标记,戴在机组人员飞行夹克的左胸上。大队的两个尾部标志画在垂直稳定器、黄色漆成的下稳定器和方向舵的上半部上,是黑色的钻石形。中队的符号在方向舵上面,740中队是黑色的长方形,741中队是四片叶子的苜蓿草,742中队是黑色对角线带子,743中队是黑色水平带子。都在机身后部两侧涂上号码。在飞机集合地点确认归属的大队编队时,这些标记非常有必要。

  455大队的第一任司令官是肯尼斯·A库尔上校。他是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已经有16年以上的飞行经验。他曾经在第八航空队驾驶B-24轰炸机飞越德国上空、尔后飞进飞出北非和利比亚沙漠。他的幽默感,还有他的能力,都让他的部下喜欢。他嘴里总叼着个烟斗。当一条情报让他吃惊时,他的表达方式就是:“好啊,我也要占点儿便宜。”他的大队司令部取名“我最棒”,取自他常说的另外一句话。他经常亲率大队参加战斗。当行动前传达作战指令时,总是宣布库尔上校作为编队的领队,这时就能听到参战人员赞许的窃窃私语声。

  1944年11月之前,455中队共执行了139次任务。5月是最忙的一个月,有21次任务。大队共派出745架次B-24轰炸目标,投下1630吨炸弹。尽管损失巨大,但大队仍连续不断轰炸。到8月末,至少敌人的战斗机不再是大的威胁了,但是事故和德国更密的防空网(通常是88个,有时105个)比以往更危险。

  在4月份,至少有一次,防空炮火击中一架飞机,却使两架B-24坠落下来。杰罗姆·斯莱特中尉是其中一架的飞行员,迈克尔·卡伦中尉控制着另一架。当他们完成一轮对意大利的圣斯特凡诺港的轰炸后,以钻石形编队飞行,卡伦让斯莱特的B-24和另一架轰炸机紧贴着他的机翼下飞行。斯莱特的飞机被一发炮弹打中,一号发动机爆炸,其机翼严重受伤,飞机立刻失去控制。它向左翻滚,飞机无法控制,机腹朝上,与卡伦的飞机机腹对机腹碰到一起。“碎片四处飞去,”六架飞机的飞行领队尤金·哈德逊报告,“只看见一具降落伞打开。”20名机组人员被列入行动失踪者名单。卡伦平时的领航员盖伊·孔茨中尉那天正好和哈德逊一起飞,他目睹了他的机组人员失踪的场面后,在返航途中一直都泪流满面。

  1944年8月,在455中队执行第100次任务后,库尔上校调到了304空军联队司令部任作战官。得克萨斯大学的毕业生、来自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威廉·L斯诺登中校接替了他。像库尔一样,斯诺登的名声也很大。

  麦高文就要参战了,在6月5号罗马解放后和6月6日诺曼底登陆以后,每一个在意大利的参战者,无论是在陆地、海上或空中,都称这是场“被人遗忘的战争”。对第十五航空队的弟兄们来说,他们最不满的是给第八航空队做了最大的宣传。这不仅是因为它规模更大,有更多引人注目的B-17轰炸机,而且因为记者对英格兰战役的关注超过了意大利战役。电影明星吉米·斯图尔特为第八航空队在一架B-24中扮演中队领飞者在飞行(一般被认为这是绝对顶级飞行员)。克拉克·盖博也和第八航空队一起飞行过,还有好多不久后成名的年轻人,如记者安迪·鲁尼和沃尔特·克朗凯特。这使第八航空队的宣传更为广泛。

  在第十五航空队参加行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它拥有3544架B-24,1407架B-17。其中,1756架B-24和624架B-17在战斗中被击落。

第五部 意大利,切里尼奥拉 第一章 他们从来没见过的战争方式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成为第一个在意大利出生而踏上新大陆的人。那以后的四百五十余年,成千上万意大利人来到美国。从1943年—1945年,一百多万美国人———许多来自意裔美国人家庭,还有很多人的父母、祖父母或者祖先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或者在亚洲、非洲出生———来到意大利。他们主要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在美国军队中服役。他们并非移民过来开始新生活,也不是来侵略占领,而是前来承担防御德国及其卫星国空袭的任务,来把德国人驱逐出意大利,来解放这个国家并让它选择自己的政府。他们登上欧洲大陆之前,意大利人刚刚推翻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统治,但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他20年统治留下的痕迹。墨索里尼不是希特勒或者斯大林,但他仍然给北非和意大利带来巨大的灾难。意大利本来是一个有许多手艺纯熟的工匠以及经验丰富的农民的国家,充满如此多的生机与活力,还有众多的艺术品、美食和好酒,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羡慕,但墨索里尼把它变成了一个实际上没有年轻男人的国家,一个几乎什么也制造不了的国家,一个接近大饥荒边缘的国家。他集合起全国几乎所有的年轻男人,强迫他们参军,他想当然地希望这样能使意大利进入大国之列。到1943年,它成为一个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国家,他们几乎都处于饥肠辘辘、病体缠身、缺医少药的状况下,而且承受着其他重重痛苦。美国军人从小就相信意大利是一个贫穷、人民逃散的国家,但直到他们来到意大利,才对墨索里尼造成的意大利的一贫如洗有所体会。

  墨索里尼没做完的,德国人做了。在1943年盟军登陆之后,德国人退往意大利北部,带走了几乎所有东西———所有的食物、酒,还有各种车辆(无论是马拉、机器动力的还是手推车)、艺术品,只要他们能带走的。

  1944年9月的一个下午,乔治·麦高文和他的同船伙伴到达那不勒斯港。从甲板上,他们看到几十个男孩子排队站在码头上,伸出双手用蹩脚的英语喊着“芭比·卢斯糖”,或者“贺喜糖棒”,或者“口香糖”。船上的美国人刚把手伸到口袋里,扩音器响起来,船长说:“现在听着,任何人不能扔任何东西给这些孩子。这些小孩都饥肠辘辘。几天前一艘美国船到这儿,士兵向他们扔糖果,孩子们跳下水去捞,淹死了好几个。我们不想这种事再发生。我们到这里是来帮助这些人,不是为了淹死他们的孩子。不要扔任何东西———我说的是任何东西。”麦高文记忆中,他们是“脸色苍白,细腿伶仃的孩子”,他承认:“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处于饥饿边缘的人。”当天晚上在那不勒斯附近的陆军航空队基地,麦高文能听见“母亲在垃圾桶周围四处搜罗,寻找能带回家给孩子的零碎食物”。

  美国士兵曾经历过大萧条,他们中许多人也曾缺衣少食,但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对意大利人来说,他们是不可思议的富裕。他们的制服比意大利军队的要好得多,也比德国军队的好很多。他们仿佛有无数的食物、汽油、武器、卡车、吉普车、飞机、帐篷、医药、照相机、钱、电影和放映机,等等。

  新来的美国人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差异巨大,甚至与他们最近的盟友大不列颠也是如此。罗兰·帕平少尉,被任命为第455轰炸机大队741中队的一个导航员,和麦高文一个中队,也是乘船到意大利的,但帕平乘的“生锈的破船”把他们机组扔到突尼斯,他们从那里乘一条英国游船渡过地中海到那不勒斯。这听起来不错,而且的确如此———不过只是对军官而言,对士兵却并非如此。帕平发现“英国人对军官、士兵之分的看法跟我们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军官,他和另一个人进了头等舱,“享受通常是给头等乘客预备的奢侈待遇”。士兵则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船舱里睡吊床。士兵的卫生设备“是一个耻辱,因为那儿发出人类无法忍受的臭气”。

  麦高文、帕平和其他几百名陆军航空队的补充兵员乘卡车横穿意大利,几乎是一直向东走,到达离切里尼奥拉约五英里开外的机场,在福贾西南方向约二十英里。切里尼奥拉曾以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中心而闻名,而且是一个避难所,接纳因盟军频繁轰炸福贾而逃出来的意大利人。战前这个镇有25,000人,但到1944年这里容纳了两倍于此的人口,没有一个年轻男子。切里尼奥拉一词意思是“谷物之土”,因此也是“Cheerios”(一种谷类食品。———译者注)一词的词源。这里生长硬麦,是意大利,也许是世界上制作意大利通心粉的最好材料。古罗马人把麦子存在地下,筒仓倒扣上去。他们用木头把地洞盖上,免得下雨时水漏进去。现在切里尼奥拉附近还有600个这样的储存地,上面全都标着罗马数字。据本地人说,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用这种办法储存硬麦的地方。然而,墨索里尼为他的军队耗尽了切里尼奥拉的资源,在1944年,没人能说这里曾是罗马人的主要农业中心。尽管这里总的来说土地平坦肥沃、雨量充沛,但1944年几乎什么也没种。橄榄树无人照管。人的情况甚至更坏。

  一位陆军航空队军医官作了如下描述:“这个镇是个蓄水池,疟疾、性病和由苍蝇蚊子传播的痢疾在这里聚集。满大街的孩子模仿他们的长辈随处大便,因为没有下水系统和厕所。他们在黑市上一找到食物就吃,食物来自从爬满苍蝇的水果店到寄生虫肆虐的肉店,肉店里烂肉是正常的,好肉则是例外。没有医药,儿童死亡率惊人,脾指数是40%,疟疾是儿童病———因为成人一直都在得这个病,对他们而言这不叫病。维生素缺乏症、肺结核以及明白无误的饥饿到处都是。能听到的惟一音乐来自葬礼,葬礼乐手是全职工作。”

  切里尼奥拉是一个古老的城市。1863年6月29日,它的现代化的大教堂已经开始建设,此时美国内战正酣,罗伯特·E李将军的军队正在挺进宾夕法尼亚州,准备开始葛底斯堡战役。大教堂的圆顶宏伟醒目,飞行员在10英里之外就能看见。麦高文回忆:“好多次我一看见圆顶在前方出现,就能确定飞机没有偏离航线。”直到21世纪,它仍矗立在此,加固之后显得更有生气。

  附近是坎尼的遗址,一场最著名的战役在此发生。公元前216年,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切里尼奥拉建立基地,因为那里贮藏着粮食。在11英里以外的坎尼,汉尼拔以超过一倍的军队包围了罗马部队,并在一个下午之内消灭了他们。大多数美国人从来没见过一座百年历史的建筑,也没有见过能追溯到18世纪中期以前的古战场,更别说这种两千多年前的遗迹。一位456轰炸大队的飞行员罗伯特·S卡普斯少尉,参观过坎尼后,极有兴趣,后来写了一本汉尼拔的传记。

  当德国人撤退,英q国第八集团军扫荡过去之后,切里尼奥拉的人们希望能置身战争之外。他们无法置身事外。1944年1月,陆军航空队到来了,他们把切里尼奥拉附近的地区改造成一个主要的机场,一场不可思议的行动风暴就此开始。无数的地面支持车辆和巨量物资都送达这里。两千多名455和456轰炸大队的年轻人进入基地。橄榄绿的军用帐篷在橄榄林里形成一个城市,外加大量地面支持设备、燃料、炸弹、弹药、食品、医药和其他后勤保障品,而且这些东西每天都还在往这里运。切里尼奥拉的人们开始了解美国人打仗的方式。他们从来没见过能与此相比较的战争方式。

第二章 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

  21岁的霍勒斯·W·兰福德中校是741轰炸中队第一任队长。①他在1944年初来到切里尼奥拉。那时这个镇子离北边的前线只有六英里。这里的机场1943年被第十五航空队轰炸过,后来被德国人放弃了,现在境况很差。大队有64架B-24,兰福德驾驶其中的一架。没有硬质停机坪(停机跑道),轰炸机要么翼尖挨着翼尖,要么机首接着机尾排在小小的跑道上。尽管如此,飞行员还是设法起飞降落。他们起初的任务是帮助僵持在意大利西海岸安齐奥滩头阵地的部队,鼓舞他们的士气,切里尼奥拉基地的轰炸机被编组到其他大队中。B-24和B-17直接飞到滩头阵地上空,让美国的地面部队看到他们令人敬畏的力量。兰福德记得那是“一种令人兴奋、难以忘怀的景象”,轰炸机群“从目力所及的前方”伸展到“目力所及的后方”。

  为了给B-24和B-17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跑道,美国人运来推土机。他们推平曾是麦田的地方,工程师在上面为4800英尺长的跑道铺上钢垫,并且建造滑行道和硬质停机坪。他们没有自找麻烦去修机棚———所有对轰炸机的维护、修理和其他工作都在露天进行,从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如此。

  第456轰炸大队征用了一座旧农舍作为司令部。两个砖砌的建筑作为机组人员的简报室和导航员与投弹手的研究室。

  第455轰炸大队司令部在跑道的另一侧,是一个贵族的产业的一部分,但年久失修。大队指挥官们住在一个农庄的牲口棚里,这里也用于对各个机组发布战斗任务简报。这房子是石头垒成,没有窗户,已经一部分沉入地面以下。人们不得不费力地清扫里面积存多年的粪肥,干活时还要和虱子做斗争。简报室后来也用做电影放映室。

  741中队的兰福德队长用抛硬币的方式从743中队的队长那里争到一间谷仓。谷仓上部有两个隔间和一个鸟舍。它旁边是一个小的储藏屋,归743中队。“在清理出成吨的垃圾后”,741中队用一个隔间做了军官俱乐部,另一个隔间做士兵俱乐部。至于鸟舍,兰福德敲下里面的栖木,糊上窟窿,清理好内部,还刷了刷,又建了一部梯子,这样就将其变成他和其他五个军官的住所。

  一开始,士兵都睡在胶合板的大箱子里,这些箱子原来是放在B-24炸弹舱里、用来把行李运到意大利的。兰福德说:“你无法想像这种居住条件。”人们不得不排队等着填满他们的餐盒,一旦下雨———这是常有的事———他们就得到处躲雨。兰福德雇用当地的劳工建了一个石砌的食堂。在此过程中,他得知居民当中有人向德国人报告机场内的所做所为:一天晚上,美国人称之为“轴心国萨莉”的德国宣传广播员———他们爱听她的节目,因为她放美国音乐———说:“741中队,我们看见你们在下面建食堂了。你们肯定没法

  用上这个食堂,我们会在完工前轰炸它。”德国人从来没来轰炸过。(基地的防御由英国防空小组负责,因为切里尼奥拉是英国第八集团军的防区)

  “轴心国萨莉”似乎知道一切。无线电操作员罗伯特·哈默军士隶属于742中队。1944年春天,有一次,他的中队———外号是“象棋盘”,来自他们的机尾徽记———执行一次任务,两架ME109盯上了一架失去一个引擎的掉队飞机。轰炸机飞行员命令机组成员降下起落架表示投降。ME109靠近过来押送B-24到降落地去,一边一架。飞行员命令机组成员开火,打下两架战斗机,安全返回基地。当天晚上,“轴心国萨莉”宣称“象棋盘”的轰炸机将是德国战斗机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个中队换了数次徽记,但德国人还是盯着他们。哈默说德国人能得到“神奇的情报。甚至在我们离开地面前,柏林电台就会告诉我们将去哪里”。

  在1944年初,罗伯特·卡普斯少尉进了744中队。“我们被堆在橄榄林光秃秃、潮湿的地面上。我们被派去在坚硬潮湿的地面上搭帐篷,就像一群童子军。雨季加上人的活动,使橄榄林成为沼泽。”人们用拴在橄榄树上的绳子固定住锥形的帐篷。帐篷一个挨一个,每个帐篷里住三四个军官或者六个士兵。他们睡在折叠帆布床上,用两条羊毛毯或者一只睡袋当被盖。他们在布做的床垫罩里塞进麦杆,但麦杆里有叮人的小虫子。

  下雨时,如果有人动一动帐篷内部,帐篷就会漏。天很冷———1944~1945年的冬天下了不止一场雪———因此住宿者发挥了一点扬基佬的创造性,把55加仑装油桶一剖两半,做成小火炉。燃料就是汽油,通过一根管子从油桶里往炉子里供油。人们还在炉子底部开了一个小门通风。如果炉子烧得太热,火苗就会很高,在烟道里形成油烟并且着火,火星喷出烟囱,又落到帐篷上。烧出来的洞让帐篷漏得更厉害了。

  地板就是泥地。为了能住,人们在意大利劳工帮助下打了水泥地板。先铺一层碎石,然后在上面盖上一层水泥。比尔·朗兹和麦高文、萨姆·亚当斯共住一个帐篷,朗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睡在帐篷里,没有灯,没有上下水。”不久之后他们就有灯了———一个挂在帐篷中间的灯泡———到1944年11月4日,他可以在他的日记里这么写:“我们的帐篷现在有点样子了,有不错的炉子、衣服架,还有前门。”

  麦高文、朗兹和亚当斯旁边的两个帐篷布置得更好,里面住的是快完成35次任务(然后就可以回家)的老兵。麦高文第一次遇到其中的一个飞行员时,他和朗兹正在驾驶一部“被解放的”吉普兜风。朗兹担当驾驶员,速度很快。他顺着帐篷之间的“街道”飞驰,两个轮子压了一个帐篷的一角,“钩住了角上拴帐篷的绳子,把帐篷撕成两半。火炉、挂着的制服、书架、杂志和相片都飞入了橄榄林”。麦高文爬出吉普,看见一个年纪较大的飞行员,“有很重的眼袋,年纪至少25岁”,向汽车走过来。后来麦高文知道,他是霍华德·苏贝克上尉。他的声音因狂怒变得震天响:“你们两个狗娘养的不会活过这场战争,我现在就杀了你们。”朗兹和麦高文用那天剩下的时间给他搭好了一个新帐篷。“所以,”回忆至此,麦高文笑了笑,“这是我闯入741中队地盘的方式。”

  虽然如此,朗兹的胡闹不会停止。吉普车事件之后没多久的一天晚上,他滚过来一个55加仑装的油桶,放在中队所在区域的中心的火上,然后大喊:“敌机空袭!”所有人都痛苦而愤怒地吼叫,除了朗兹,他在笑。

  亚当斯不同,他是一个有能力又尽职尽责的技师。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他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尽快回到密尔沃基,开始学习,成为一个牧师。他和麦高文似乎无话不谈。亚当斯的空闲时光都拿来写长长的家信、清洁设备、读书或者是躺在帆布床上思考。麦高文也读很多书,并且给埃莉诺写信。开始战斗飞行之后,他总是在信上写一个数字,书信审查员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但每一个数字都是他执行过的任务次数。埃莉诺知道35是魔术数———只要乔治完成35次任务,就可以回家了。

  1944年夏天或者秋天来的人被安排到已经搭好的帐篷里。这样做有好处,也有明显的不足。通常,分到的帐篷都属于一个被击落的的机组。当465轰炸大队的飞行员唐纳德·凯到达切里尼奥拉时,他听到先来的人对他喊:“你们会伤心的!”他和机组人员住的帐篷原先属于格林伍德少尉及其机组成员,他们在凯机组到达前两天刚被击落。

  他们吃的食物也许会让切里尼奥拉人羡慕,但从来没有接近过扬基习惯的标准。鸡蛋粉是主要的早餐来源,用各种形式制作,一般是搅拌。不管怎么做这些蛋,它们大多数还是消失在垃圾桶里。有烤薄饼,用面粉和鸡蛋粉制作,不仅像飞碟,而且简直一模一样。军队派发的“热带黄油”,因为制作的时候考虑到要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变坏,所以无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融化。面包是新鲜的,由厨师当场烤成,但太粗糙了,只适合做法国烤面包片———还是用鸡蛋粉做的。有时会有燕麦,但像胶一样黏,741中队的帕平少尉认为“那些吃不了的可以用来修飞机,因为这些东西已经黏到一定程度了”。

  中午和晚上,有罐头食品———炖梅干,在废罐头上加热的肉末杂菜,肉大部分是斯帕姆午餐肉,被称为“神秘肉”。像几乎每一个美国军队中的现役人员一样,切里尼奥拉的陆军航空队战士也讨厌看到斯帕姆午餐肉。即使在高层也是如此。战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见到霍梅尔公司的总裁,他感谢他们的斯帕姆午餐肉,然后笑着补充说:“但你们是不是没有必要给我们送那么多过去?”455中队的一位作家———自称“阿农”———评论说:“厨师们会在早餐时煎午餐肉,正餐是烤午餐肉,晚餐则把它放在米糕里,第二天早上是午餐肉馅饼。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这么多午餐肉,一定是成桶成桶订购来的!……炖斯帕姆午餐肉,斯帕姆午餐肉派,还有煮斯帕姆午餐肉涂油脂!”

  在切里尼奥拉,斯帕姆午餐肉的替代品是维也纳香肠。吃过一个月后,一个人在准备室贴了一纸建议书,建议停止轰炸维也纳,如果那儿的人不再运出他们的香肠的话。

  肖斯塔克少尉在飞到切里尼奥拉时,飞机上带了2500箱军用干粮,发现没有一个人想要。于是他搬了几箱到帐篷里,时不时地,他会带上十盒到镇上去,进到路边的餐馆,“然后以此换一顿意大利面条”。面条酱里没有肉,“但意大利人有极棒的番茄酱,再要一瓶便宜的红酒吃上一顿”。

  天气不好不能执行任务时———这种事常有———有些人就想打破基地单调的生活,去镇上转转。陆航队会派一辆卡车每半小时跑一趟镇上,然后在十字路口等着,让那些返回的人能搭上车。大教堂的街对面是一个红十字会俱乐部,有为美国人开的电影院、一张台球桌、书籍和扑克。

  这些人不缺钱。他们的薪水以盟军货币支付,在被占领的意大利是法定支付手段,一美分相当于一里拉。这个兑换率挺合适。帮助修建跑道或者水泥地板的意大利熟练工人,每天工资是75里拉,非熟练工人是50里拉。在镇上理一次发是七里拉,修面价钱相同。让扬基佬吃惊的是,满街都是理发师,一般是拿着窄窄的剃刀的小男孩。唐纳德·柯里尔少尉注意到:“无论多穷,很多意大利老年男子还是每天到理发师那儿刮脸。这是一种男人的仪式。”为了洗一个热水澡———基地里没有条件———战士们去切里尼奥拉的公共浴室。他们自带肥皂和毛巾,花费25里拉。

  另一个令扬基佬惊奇的地方是切里尼奥拉居民的穿着,他们大多数只有黑色衣服。贫穷让人们穿不起颜色明亮、色彩斑斓的衣服。许多人饥肠辘辘,或者处于饥饿边缘。“我们看见衣衫褴褛的妇女排成长队,”柯里尔写道,“等着领一小份面粉配额。”面粉是美国的军需品。很难想像,来自美国的面粉到了罗马的“谷物之土”、汉尼拔的粮食供给基地。柯里尔也注意到老房子地基旁是成捆的细枝,“这是他们做饭的燃料”。陆航队的战士会到镇上洗衣服。花上几个里拉,当地的女人就能把衣服洗干净、晾干、叠好。

  帕平少尉经常去切里尼奥拉。他在那儿遇到一个叫玛利亚的十几岁的姑娘,长着“可爱的黑眼睛”。他不会讲意大利语,但在高中时学过法语,玛利亚也在学校学过法语,正好用上了。他回忆道:“意大利人不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前提都是要求召开一个家庭会议。”玛利亚和她祖母、母亲和两个姨住在一起。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在战争中死了。“女人们接受了我,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信任我。玛利亚和我从来没有单独呆过几分钟以上。时不时一个短暂的吻可以接受,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行。”

  对帕平而言,这个家庭的友谊和对她们的造访“变得对我非常重要。它对战争非人性的冷酷是一种弥补,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到玛利亚。她给他寄来一包女人的衣服。玛利亚和她的家人“高兴极了,以一顿大餐来报答我”。但是,帕平遗憾地补充说:“我没有多得到一点和玛利亚在一起的自由时间。”

第三章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然后评论说:“看,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小子,你在做什么?你太小了,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他是为父亲拣烟头,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军士说,“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梅杰·里卡迪,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执行任务归来,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按马斯托的说法,“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参战。其次,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不是在地面和海上,而是空中。相对而言,他们有一些好处,例如睡在帆布床上,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时间自由,升迁很快,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或者在海军部队,被囚禁于一条船上,做枯燥的长途航行,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船一旦被毁,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要么淹死。(除了少数志愿者,没有人愿意上潜艇)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1944年7月7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然后评论说:“看,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小子,你在做什么?你太小了,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他是为父亲拣烟头,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军士说,“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梅杰·里卡迪,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执行任务归来,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按马斯托的说法,“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参战。其次,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不是在地面和海上,而是空中。相对而言,他们有一些好处,例如睡在帆布床上,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时间自由,升迁很快,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或者在海军部队,被囚禁于一条船上,做枯燥的长途航行,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船一旦被毁,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要么淹死。(除了少数志愿者,没有人愿意上潜艇)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1944年7月7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第四章 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

  陆军航空队知道跳伞的战士总是可能被抓住。为避免被抓,每位机组成员都得到一套逃生设备,包括几块糖棒、一管吗啡、一张丝质欧洲地图,还有一个罗盘。不是很多。战士们被指示只能向逮捕他们的人提供以下信息:他们的名字、军阶和系列号。一般而言,他们说的会比这些多,但不是自愿的,有时是为了避免拷打,更多情况下是从不经意的谈话中透露出来的。德国的讯问者都是年轻人,英语不错,往往是前飞行员(现在没有飞机或者受伤)。他们和战俘闲聊,就像同行间谈话。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战俘们喜欢吹嘘诸如此类的事情,如“你的飞机能飞多快”,“飞机里能转圈吗”,等等。而且,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例如中队的基地所在地,以及指挥官的名字。战后大多数战俘坚持说,他们从来没和德国人说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德国人说,他们已经从战俘那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两边的人都经过恰当考量,曲解事实。

  一旦被逮捕,战士就脱离了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但他仍然在军队里,要服从部队的纪律。战俘都憎恶这种体验,但他们大多数还是活过来了,用不着妥协。741中队的飞行员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第四次任务中,他的飞机飞到奥地利一个精炼厂上空,被一发炮弹直接击中,炮弹在B-24的机首爆炸,当场炸死投弹手和机首射手。飞机开始迅速失去高度,几乎撞上一座山。肖斯塔克命令机组跳伞。他们当时在南斯拉夫上空,包括肖斯塔克,全都安全跳伞着陆,但有三个人被党卫军射杀,后者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根本没机会解释。”

  肖斯塔克一个人设法躲藏了一个星期。他联系上铁托的游击队,他们打算帮他逃亡。但他运气不好。他们在一个农舍停留时,一个男孩跑去告诉了为德国人打仗的游击队。他们在阁楼上找到肖斯塔克。得知他是美国人,就给了他一个苹果。肖斯塔克说俄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很像。塞尔维亚人说,他们不打美国人,他们要打的是共产主义者。具有讽刺的意味是,肖斯塔克的家人离开俄罗斯就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者。就像他所说的:“在这场无序的战争中,你真是很难说清谁是谁一头的。”

  最终肖斯塔克被带到法兰克福,在那儿受到审讯。最先审问的德国人来自底特律,曾经是一个旧车推销员。当时是1944年中期,肖斯塔克解释说:“他那时知道战争失败了,因此给我一些茶和饼干。”德国人其实是希望能让肖斯塔克松口,“但他运气不好,我在第四次任务时就被击落,什么也不知道”。肖斯塔克被送到第三空军战俘营。这是一个大的战俘营。在肖斯塔克去之前,里面的战俘曾经挖了一条地道,大概有六个人从那儿爬出去逃跑了,但他们运气不好,大部分被德国人抓住带回来,在其他战俘面前被射杀。因此他们不再挖地道了。对肖斯塔克而言,除了打牌,盼着下顿饭,等待战争结束,没有什么可干的。

  因为德国人尊重军阶,肖斯塔克少尉和其他军官比起一般士兵有“一点点轻松时光”。军官不用干活。俘虏的营房分12排,每排12个铺———四张三层的床。肖斯塔克所在的营房有144个人,营房一头是炉子,另一头是一个冷水龙头。龙头是卫生设施。营房外有公共厕所,但战俘必须得到卫兵允许才能去。

  食品配额非常可怜。面包明显是由锯屑制成,而且每个人只有一片。卫兵把食物放在营房门外地上。德国人还分发咖啡,但据肖斯塔克说,那是由刚长出来的橡树果子制成的。每个星期一次,如果他幸运的话,能得到一片马肉。偶尔战俘会收到红十字会的食品包裹。但第三空军战俘营旁边是一个俄国战俘分队———如果美国人觉得他们处境不好的话,最好让他们去看看俄国人,就知道什么叫悲惨了。因此,他们会打开红十字会包裹,把一半的食物扔过防护网,送给俄国人。

  红十字会也会送来香烟,这“制造了一个交换食品的商品世界”。德国人会用一切东西来交换美国人的香烟。战俘有一个收音机,藏在锡罐里,这让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他们主要想知道的是,盟军离他们的战俘营还有多远?1945年4月29日,他们刚刚被解放,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军广播网的广播。他们首先听到的是一首流行歌曲,《不要把我关起来》。想到在这里已经将近一年,肖斯塔克觉得这“有些滑稽”。

  肖斯塔克最后的判断是:“战争是可怕的事,告诉你战争不是如此的人,大概是在堪萨斯中部某地做后勤的某个军士,对于战争毫无概念。”就他所知,“它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最后他说:“我爱我的机组,而且那是我所爱的一切。战争不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几十年后,他爱看战争电影,他妻子问他,既然如此憎恶战争,怎么还要这样。“我解释说,看电影时,你没有被击中的危险,可以专注于故事情节,不用担心一个弹片会穿过你的挡风玻璃。”

  741中队有12架B-24以及23个机组。这意味着有46名飞行员或副驾驶,此外还有五十多个军官。麦高文报到时,许多人已经投入战斗,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则等待投入战斗。无论他们是何种情况,每个人都明白被击落或者被迫跳伞的危险,也知道发生致命事故的可能性离他们多么近。死亡或者被俘的可能性围绕着这些年轻人。

  无论是在军官还是士兵俱乐部,新来的人都会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完成任务归来的老兵们谈话。麦高文努力听着,听到不少怎样在战斗中驾驶B-24的忠告。谈话涉及什么事情发生了,飞机如何操作,德国人的防空炮火怎样,以及其他的细节。他们总是争论有多少降落伞从坠毁的飞机上飞出,但不说谁出来了而谁没有出来。他们假设降落伞打开就意味着人安全落地,但他们对于此人是否逃出并在回意大利的路上,是否已经成为战俘,或者是否在地面上被杀死,一无所知。肖斯塔克的名字从来没有在谈话中出现过。

  梅尔·藤哈肯军士,455轰炸大队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记得这些谈话既有启发性又很可怕。它不像一场测验或者橄榄球、篮球比赛后年轻人的谈话。“这里没有对个人成就的自豪之情,或者对战绩的互相比较、吹嘘”,而且,“没有人嘲笑那些还未参战的人(如藤哈肯、麦高文和其他刚来的人),因为大家知道明天或者后天他们就要参战”。藤哈肯还注意到:“那些完成34次任务的人没有表现得兴高采烈。”因为他们都记得“在第35次任务中死去的那个人”。没有人说话是为了出风头。大家交流经验只是因为更好地运用技术和战术将会提高生存机会。

  藤哈肯军士和其他两个机组一起到达切里尼奥拉。其中一个机组先去执行任务。任务时间很长。他们的飞机安全归来,但被防空炮火在机翼和机身上打了几个洞。那天傍晚,做完任务后的询问之后,他们离群索居,不想说话。“他们觉得以后讨论这些感觉会更好,或许是我们都完成几次战斗任务之后。”对于藤哈肯及其机组成员而言,“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恢复曾有的乐观、兴致勃勃及其正常个性”。

  一天后,第二个机组执行他们的初次任务。两小时后飞机飞回基地。突然,在一排排的帐篷中间,黑暗中出现了一个射手,喘着粗气,降落伞一半收在手臂上,一半拖在地上。他吓坏了。他想知道机组中的其他人在哪儿。得知没人知道后,他解释说,他们的B-24在目标上空被击中,他无法估计伤害程度,但说他的飞行员把飞机开到机场,在空中转圈,测试控制设备,并烧完剩下的燃料———迫降一架B-24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机翼中还有油的情况下。飞行员无法确定起落装置是否正常,因为他失去了液压动力。他命令机组跳伞。飞行员呆在飞机里,想把它降下去。

  一个报信的人从保养维护区跑来说,飞行员安全降落,但飞机在降落时已经毁了。如果机组成员还在飞机上,一定会伤亡不少人。剩下的两个小时,其余机组成员一个个拖着降落伞回来了。没有庆祝,也没有多少讨论,但人们还是对那个飞行员的行为心存感激。

  陆军航空队有一条规定,士兵和军官不允许深交,这就是为什么在切里尼奥拉,军官有自己的俱乐部,而士兵另有一个。但他们的帐篷紧挨着,他们一起吃饭,大多数时候,他们互相进入对方的俱乐部。俱乐部有啤酒,一般是不凉的,还有软饮料。大部分第二天早上要出任务的人,甚至连啤酒都不会多喝。大多数军官和军士认为不能深交的规定荒唐可笑。“我们机组是一个家庭,”肖斯塔克少尉说,“我们互相之间一直都有很深的交往。”

  飞行员到哪里,机组就到哪里;而他按轰炸大队队长的命令行事。他们和一个步兵排、一个驱逐舰或其他战船的船员组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归属感。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空中,他们共同拥有这种归属感。无论飞行员年纪多大,执行过多少次任务,机组成员都尊重他、信任他,按他说的话去做。同样地,上述那个飞行员让他的机组成员跳伞,而自己一个人降落飞机。尽管那是他的第一次战斗任务。

  在欧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我和乔(约瑟夫)·赫勒在一起,他是第十二航空队的一名投弹手,《第22条军规》的作者。赫勒告诉我:“我从来没遇到一位坏军官。”惊讶之余,我问:“乔,你创作了梅杰·梅杰少校、卡斯卡特上校、德里德尔将军、蒙德兵德少尉,以及其他一些不好的军官形象。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们,你怎么能说你从来没有遇到过坏军官?”

  “他们都是虚构的,”他回答说,“从我参军,到去意大利,到执行飞行任务,到退伍,我遇到的每一个军官都很好。”在为写作这本书采访麦高文的过程中,我告诉他赫勒的话。麦高文表示同意。“这是我的经验,”麦高文说,“我对飞行员、投弹手、导航员,以及大队的执行官、大队长,都有深刻印象。我觉得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而且老实说,我想不起任何一个不好的军官。在战斗中,我确定我们的军官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如果他们犯错,也不是愚蠢的错误。我们的军官很棒。”

  显然,二战中的美军中有一些虚弱、贫乏、无效率或者马马虎虎的军官,有一些绝对糟糕的军官。但这样的人一到战斗岗位,陆军航空队、陆军、海军或者海军陆战队就会把他们淘汰,立刻。毕竟,人命掌握在他们手中。战斗官员明白这一点,并以此为出发点行动。问问和他们敌对的德国人,就知道他们有多么好。或者去问问日本人也一样。

  美国军官很棒。而以上讲述的,就是驻在意大利切里尼奥拉的第455轰炸大队741中队中的例子。

  【全文完】

附录1:60年前最高军事机密

  60年前最高军事机密:749名士兵命丧“诺曼底登陆演习”

  据英国《卫报》4月24日报道,盟军诺曼底登陆可说敲响了纳粹元首希特勒的丧钟,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诺曼底登陆前一个多月,盟军士兵曾在英国海岸举行过一次“诺曼底登陆大演习”,可是演习中却发生了“可怕的错误”,三艘美军舰船被悄悄潜至的德国E艇鱼雷击中,导致749名美军士兵当场遇难。由于担心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会严重摧毁盟军士气,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官、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立即下达密令∶要求将这起演习灾难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直到60年后的今天,参加演习的美国二战老兵麦肯才首次向英国媒体披露了美军二战史上的这场秘密灾难!

  早在1943年底,英国战争内阁就计划在德文郡南海岸建立一个盟军诺曼底登陆演习中心,演习地点最后选在了英国海滨小村斯托肯汉姆附近的斯拉普顿海滩。这次盟军诺曼底登陆演习的代号是“猛虎军事演习”。

  “猛虎军事演习”于1944年4月27日黎明时分正式开始。当天晚上,8艘满载支援部队、医护人员和工程师的美国海军“战车登陆舰”对英国海滩发动了“第二波攻势”,几艘船只穿过莱姆湾笔直驶往德文郡南海岸斯拉普顿海滩。

  麦肯回忆称,当时他年仅15岁,是其中一艘美军“战车登陆舰”上的操舵手。由于一个文件上的错误,这些美军“战车登陆舰”和为它们护航的英军战舰之间错误使用了不同的无线电频率,以致于它们之间根本无法正常交换通讯信号。当英国皇家军舰“弯刀号”在一个意外碰撞中,导致吃水线上方撞出一个小洞后,“弯刀号”立即在另一艘船只陪同下返回普利茅斯港进行修理。8艘载满美国士兵的美军船只根本不知道它们已失去“保护伞”,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4月28日凌晨2点前,灾难终于不期而至地降临了——这支美军舰队终于被9艘纳粹德国的E型鱼雷艇给发现了,其中一艘鱼雷艇立即发出两枚鱼雷,不偏不倚击中了美军507号战车登陆舰。15分钟后,美军531号战车登陆舰也被德军鱼雷击中,舰船立马进水下沉,许多美军士兵像饺子一样地摔向水中。凌晨2时30分左右,第三艘战车登陆舰也被一枚德军鱼雷击中了船尾,但幸免沉没。

  这3起袭击共造成了749名美军死亡!

附录2:诺曼底登陆——作战简评

  诺曼底登陆战役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役,是战略性的战役,为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奠定了基础,对加速法西斯德国的崩溃以及战后欧洲局势,都起了重要作用。盟军登陆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成功组织了战略欺骗,使得德军统帅部判断错误,不仅保障了登陆作战的突然性,还保证了战役顺利进行,对整个战役具有重大影响。盟军通过海空军的卓有成效的佯动,成功运用了双重特工、电子干扰,以及在英国东南部地区伪装部队及船只的集结等一系列措施,再加上严格的保密措施,使德军统帅部在很长时间里对盟军登陆地点、时间都作出了错误判断,甚至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后仍认为是牵制性的佯攻,这就导致了德军在西线的大部分兵力、兵器被浪费在加莱地区,而在诺曼底则因兵力单薄无法抵御盟军的登陆。

  二.掌握绝对制空、海权。这是登陆成功的重要原因,盟军投入作战的飞机达13700架,军舰9000艘,是德国飞机、军舰的数十倍。在登陆前空军对德国空军基地、航空工业及新武器研制基地等目标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严重削弱了德国的战争潜力。盟军并凭借绝对优势海空军,保障了登陆部队在航渡中的安全。在登陆前后,盟国空军对战区范围内的交通线进行了严密的空中封锁,使德军为数不多的增援部队也无法及时成建制投入反击。在登陆部队突击上陆的关键时刻,海空军更是给予了极为有力的火力支援,尤其在奥马哈海滩,完全依靠海空军火力支援才取得了成功。

  三.充足的物资准备和周密的侦察保障,盟军为确保登陆成功,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准备,而且参战部队多,装备全,登陆前盟军作战物资和装备器材的准备十分充足。在登陆后,也保障了不间断的后期补给。尤其是创造性的人工港和海底输油管线,更是在保障部队和物资的顺利上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在侦察保障中,一面作为战略欺骗对加莱地区组织了侦察,一面对诺曼底地区进行了大量水文、气象、地质侦察,为选择具体登陆时间和登陆地点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还通过空中侦察基本获得了诺曼底地区的德军兵力部署、防御设施等情况,为战役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四.逼真的战前训练,由于登陆作战是一种极为复杂的作战样式,盟军在登陆前对参战部队的组织和行动进行了反复多次近似实战的模拟演练,以使部队尽快掌握相关的作战技能,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战后参战人员对战前训练特别是汤普森的训练基地给予了高度评价。

  五.恶劣天气的影响,天气是登陆作战中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盟军不仅将登陆时间由6月5日推迟到6月6日,而且在空降作战、海上航渡、火力准备等过程中都受到不小困难。但也正是恶劣天气使德军丧失了必要的警惕,增加了登陆的突然性。

  尽管盟军登陆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战斗中也暴露不少问题。如虽掌握绝对海空优势,又在敌兵力薄弱的次要防御方向登陆,却因组织指挥不得力,部队攻击力不够锐利,使得建立登陆场的速度太慢,平均每日仅1.8——2.7公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役进程。又如侦察工作还不够及时周密,特别是未能迅速查明德军精锐的第352步兵师的去向,使得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美军遭到顽强抵抗,蒙受巨大的人员伤亡。再如空军兵力使用不当,造成了兵力兵器的严重浪费。在6月6日登陆前的航空火力准备中,出动2500架次重轰炸机,投弹1万吨,这种从高空轰炸小型、点状的海岸防御工事,效果很不理想。在7月7日对卡昂的轰炸中,对面积约3.5平方公里地区集中投弹达2500吨,如此猛烈的轰炸所造成的大片废墟瓦砾甚至严重阻碍己方地面部队的推进。

  德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有:

  在战略上,兵力因受到多方牵制而不得不分散。德国在1944年6月的兵力部署是在苏联为179个师又5个旅,在北欧的挪威瑞典为13个师,在意大利为21个师,南斯拉夫为25个师,希腊为12个师,匈牙利为4个师。而在大西洋沿岸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共60个师,约占其总兵力的18%,在这60个师中,部署在加莱有23个师,在盟军登陆的诺曼底仅为6个师又3个团,约占其总兵力的2%。虽然德军在盟军登陆后陆续由各地调集了21个师进行增援,但由于盟国空军的空中封锁,这些援兵大都不成建制的零星投入作战,无法组织起有力的反击。而在同一时期里,盟军在43天中从诺曼底上陆共9个军39个师约165万人,(在39个师中从国别上是美国20个师,英国14个师,加拿大3个师,自由法国和波兰各1个师;从种类上是24个步兵师,11个装甲师,4个空降师),物资约66万吨,坦克约4000辆,各种机动车辆约20万辆。

  在战术上,指挥不统一,德军战役司令无权指挥海军和空军,也就无法组织起有效的三军协同抗登陆。即便在陆军中,也没有统一的抗登陆方针,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与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存在严重分歧,前着主张将主力配置在战役纵深,以坚决的反击来抗击登陆;后着主张凭借坚固的海滩防御工事,歼敌于滩头。这一分歧,导致了德军在法国的4个装甲师既未配置在战役纵深,也未部署在沿海地区,严重削弱了德军本已不强的防御力量,再加上德军战略预备队装甲师的指挥权又在德军统帅部,而且命令由于盟军的电子干扰和空袭,上传下达也不畅通,错过了最佳的反击时机。

  海空力量过于薄弱,实力太过相差悬殊。作为抗登陆的重要力量,德军海空军实在太弱,其空军既要在广阔的苏德战场上作战,又要对付盟军对德国本土的战略轰炸,能用于诺曼底的航空兵力少得可怜,德军竭尽全力从各地抽调飞机,也不过区区400架,要迎战盟军的13000架,相差三十倍之多!怎有取胜的可能?德国空军在6月6日后的一周里出动1683架次,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却仅及盟军一次直接航空火力准备所出动的2500架次的67%,只相当于盟军一周总出动架次的6%,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只能进行一些骚扰性的空袭,只不过显示一下德国空军还在战斗罢了。海军方面,德国海军的发展本来就不平衡,只注重发展潜艇,忽视大型水面舰艇,再经过几年战争的消耗,到1944年6月,德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所剩无几,只能以潜艇和小型舰艇进行抗登陆。6月6日后,德军先后出动41艘潜艇,但在盟国强大反潜兵力阻截下,损失了6艘潜艇,只有13艘潜艇进入英吉利海峡,取得击沉坦克登陆舰、护卫舰、驱逐舰各一艘的战绩。德军小型舰艇也多次出动,以损失2艘驱逐舰、1艘扫雷舰、9艘鱼雷艇、1艘巡逻艇;被击伤5艘鱼雷艇、2艘扫雷艇的代价,击沉盟军1艘驱逐舰、5艘坦克登陆舰、3艘人员登陆艇、5艘运输船。尽管德国海空军竭尽全力,但实在是实力相差太悬殊,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宣告了盟军在欧洲大陆第二战场的开辟,意味着纳粹德国陷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彻底粉碎了德军企图以西线部队挫败美英登陆后再抽出50个师转用于苏联战场的如意算盘。到了1944年8月,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德国的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而诺曼底的胜利,就是敲响了纳粹德国的丧钟。

  作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组织最复杂的两栖登陆,诺曼底登陆战役在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上,都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让我们这些后人去研究、探讨。

附录3:回忆诺曼底登陆

  首先踏上法国土地的盟军,是我们的空降部队。他们在深夜和凌晨由降落伞和滑翔机送到地面。空降部队共有2万4千人(美军16000人,英军8000人),由1000架飞机运送。

  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降落在“犹他”滩后面,英军第6空降师降落在奥恩河畔卡昂附近的要害地域。由于气候恶劣,加之有些运输机驾驶员有急躁情绪,又缺乏经验,多数美国伞兵的降落点都很分散,离目标甚远。只有少数部队能按计划组织起来进行战斗。

  然而,在诺曼底“大西洋壁垒”的后面,有2万4千名伞兵突然出现在德国守军中,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和恐惧,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使用伞兵是正确的。许多勇敢的伞兵组成游击小分队,在攻击开始日和其后的战斗中曾重创敌人。有些部队和小分队夺取并勇敢地控制住要害目标——桥梁公路和敌人据点,有力地削弱了德军的抵抗。美国伞兵共伤亡2500人,不到15%,比马洛里预料的灾难性损失50%—70%少得多。

  接着是美军步兵在“奥马哈”和“犹他”海滩登陆。日出时间是5点48分,攻击开始时间是6点30分。

  当我们面向法国时,“犹他”海滩——柯林斯第7军的目标,就在我们的右边(或西边)。4点5分,天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雷·巴顿率领的新编第4师官兵开始登上登陆舰,英勇的特迪·罗斯福身先士卒,走在最前面。由于我们担心受到德军海岸炮的轰击,就命令登陆舰在离海岸11英里半的地方开始冲击。

  为首的是一队8艘坦克登陆舰,装载着32件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的“秘密武器”,这就是装有飘浮装置和船用螺旋桨的“谢尔曼”坦克,有点像我们的“水鸭”车。它们在海上下水,“游”到岸上,在海滩上为部队提供紧急炮火支援。后来,坦克登陆舰将两栖坦克直接送到岸上。

  两栖坦克是由工程师尼古拉斯·斯托斯拉尔设计,英国坦克先驱珀西·霍伯特热情采纳的一种坦克。艾森豪威尔和我试用这种坦克后,也很热心,命令把300辆新式“谢尔曼”坦克改装成两栖坦克。霍伯特还为我们设计和推荐了几种其它特殊用途的“奇特坦克”:

  装有扫雷臂的“蟹”式坦克,在通过雷区时扫雷臂拍打通路;

  装有喷火装置的“鳄鱼”式坦克;

  “武装车辆”是一种多用途坦克,装有灌浆器或小型铺桥设备或填坦克陷阱的柴捆。

  除了“蟹”式坦克外,所有奇特的坦克都是由英国“丘吉尔”式坦克改装的。因为采用“丘吉尔”式坦克就得重新训练我们的坦克手和维修人员,还要一套复杂的配件补给系统,所以我们拒绝了。要是“奇特坦克”早一点设想出来,及时地把他们的新发明用在“谢尔曼”式坦克上,我们很可能会采用它们。

  当登陆舰向“犹他”海滩进行担惊受怕的远程航渡时,空军和海军开始轰击海岸上的防御工事,以削弱其抵抗能力。约有360架美国中型轰炸机轰炸了“犹他”滩,但天空阴云密布,轰炸未能达到目的。

  官方陆军历史学家戈登·A·哈里森准确地报道说:“总的来说,轰炸收效甚微。”海军战舰停在“犹他”滩以外,5点36分开始炮击,大炮射程内的所有防御工事都被炮击过了,时间长达50分钟。配有火箭的坦克登陆舰在第一批坦克上陆前,向海滩发射了5000发5英寸的火箭弹。

  海军历史学家莫里森写道,海军对“犹他”滩的炮击卓有成效。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战舰抓紧机会炮击敌人的目标。连“内达华”号这样的老舰也摧毁了许多德国坦克。

  进攻“犹他”滩的部队还算走运。当登陆舰接近海滩时,它们处在巴尔弗鲁尔的背风面。这里离海岸较近,风浪较小,两栖坦克便在这里下水。由于坦克登陆舰没有升降门,两栖坦克开出时,扑通一声就掉进了水里。有一艘坦克登陆舰触上水雷,连同4辆坦克一起沉没了,但其它24辆坦克毫不费劲地就上岸了。一群群装有105毫米火炮的两栖车辆也得益于平静的水面。这样,“犹他”海滩上的冲击梯队就得到了坦克和火炮的支援。

  守卫“犹他”滩的是德军第709师的一个团,是由预备役军人和外国志愿兵组成的一支守备部队,许多人是格鲁吉亚共和国反共俄国人。投入内地的美国伞兵已切断了他们的通信联络,他们无法得到预警通报。

  他们成功地探测到进入他们火力范围的登陆舰只,但在近战交锋后很快就投降了。由于偶然的一起幸运事件,海军把我们的步兵送到错误的海滩,敌人的炮弹打不到那里。在特迪·罗斯福的率领下,先期上岸的几批步兵很快纠正了错误的行动,制服了死气沉沉的守敌,向内地推进,同控制重要据点的伞兵取得了联系。当天傍晚,有2万3千人登上了“犹他”滩,第4师向内地推进了6英里,伤亡很小(仅197人),令人满意。我们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犹他”滩。

  然而,“奥马哈”滩简直是一场恶梦。直到今天,一想到1944年6月6日那里发生的事情,就会感到一阵阵痛苦。我曾多次回到那里,悼念死在滩头的勇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侥幸活到胜利之日的人们。那天,踏上“奥马哈”滩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由于担心敌人海岸炮的轰击,我们的攻击舰队在离岸12英里的海面抛锚。谣传中的海岸炮,部分在杜胡角,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法国情报人员报告说,这里有6门155毫米法国火炮,射程为2万5千码(约12海里)。

  我们派去两个别动营,由得克萨斯州牧场主詹姆斯·E·拉德尔上校率领,登陆攀上峭壁,摧毁这些火炮。拉德尔的士兵有接近岸边的驱逐舰的火力支援。他们的使命至关重要,要是使用得当,仅这6门巨型海岸炮就能使我们的进攻部队遭到致命打击。

  在开阔的锚地,我们完全处在海峡内恶劣天气造成的狂风恶浪之中。3— 6英尺高的浪头向我们的战舰和运输舰扑打过来。在漆黑的夜里,让登陆舰起锚困难重重,而且危机四伏。我们的步兵身负沉重的装备,爬进剧烈颠簸的舰只,很快就感到难以忍受:潮湿、寒冷和晕船。装载64辆攻击东、西滩头的两栖坦克的16艘坦克登陆舰,在海上剧烈地颠簸着,笨拙地移动着。

  负责把攻击西海滩的32辆两栖坦克送上岸的水手们机智地决定,因风浪太大无法在海上下水,把28辆坦克直接送上海滩。但攻击东海滩的32辆坦克中,有29辆在离岸2英里半的海上下水。除两辆外,其他都沉入海底,还有3辆直接送上海滩,一共剩下5辆。装备105毫米火炮的几十辆两栖车辆也多数沉没,结果只有一半两栖坦克和少数几辆跑车到达“奥马哈”滩。

  海军和空军在5点50分开始向海岸轰击。首先是从军舰上射出震撼人心的一排排炮弹。这次炮击足足进行了35分钟。炮击期间,约480架美国B-24重型轰炸机从6点钟开始,投下了1285吨炸弹。

  历史学家莫里森认为,海军的轰击虽然时间短,但效果很好,可能把敌人的抵抗能力削弱了“一半至三分之二”。飞机轰炸的情况和轰炸“犹他”滩相仿,完全是徒劳之举。由于天气太坏,1285吨炸弹全落在“奥马哈”海滩的后面,杀伤了许多法国平民和牛,就是没有打着德国兵。

  在正常情况下,“奥马哈”滩由德军第716守备师一个团守卫,这个团并不比守卫“犹他”滩的那个德军团的战斗力强。但是,第716师得到了第一流的第352摩步师的增援,该师有一个团守卫在滩头,另外两个团在距海滩只有几英里的贝叶。实际上,“奥马哈”滩上的第716守备师的这个团已经并入第352师。这样,我们在“奥马哈”滩所面对的是德军两个多团的兵力,许多部队是第一流的。

  海滩上的防御工事和地形都很棘手。水下有精心布设的3道钢铁或水泥屏障,多数障碍物上还有水雷。低潮时(我们的进攻部队想在这时登陆),海滩本身宽200码,无遮蔽物。然后是一道低矮的防波堤,再往后就是沙丘和陡壁,有5道宽大的壕沟割开陡壁,我们打算登上滩头后,利用这些壕沟向内地突击。壕沟里遍布敌军炮位,而且在防波堤和绝壁沙丘之间的地带,埋有几千颗地雷。此外,德军狡猾地把炮台隐蔽在绝壁上,几乎可以向整个海滩射击。

  这样,“奥马哈”滩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西洋壁垒”。历史学家哈里森写道:“总之,德国人为进攻的美军准备好了他们在别处从未遇到过的最残忍的地狱。甚至连日本人在硫黄岛、塔瓦拉和贝拉流的防卫,也不能与这里相比。”

  6点30分,杰罗第5军的第一批步兵到达“奥马哈”滩,多数都搞错了地方。这些突击部队包括查尔斯·格哈特第29师第116团和许布纳“大红一师”的第16团,还有经过特殊训练专门爆破敌人水下障碍的工兵部队。这些部队立即遭到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和火炮的猛烈射击。

  有几十人死亡或受伤,许多人淹死在海里。虽然有少数人设法炸开了水下障碍物,打开了几条通道,但多数排除障碍的工兵却当场被击毙。无处隐蔽,匍匐在沙滩上和浅水中的人,无法还击,也无法隐藏在搁浅的登陆舰后面。大多数两栖坦克都被击毁。没有大炮支援,几个小时内,海滩上鲜血横流,连海水都染红了。

  在某些方面,我们还算走运。诺曼底的德国空军已被消灭或被迫撤到远方的基地。我们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在攻击开始日,德国飞机对我们在“犹他”和“奥马哈”滩的行动,没有造成大的干扰。德国海军也未起到作用。奉命攻击我们的德军潜艇和快速鱼雷艇,轻易地被打退了。V-1和V-2火箭,这时还未准备就绪,未向我们射击。拉德尔的别动队(攻击开始日的英雄业绩之一)攀上了杜胡角的绝壁,发现那6门巨型火炮是假的——原来是电线杆子!后来,拉德尔的部队在后面的野地里,发现了6门大炮中的4门,用手榴弹把它们炸毁了。

  血染“奥马哈”滩的时间太长了。登陆后6个小时,我们才占据10码滩头阵地。直到主要指挥官上岸后,士兵们才开始向防波堤和绝壁等隐蔽物移动。这些勇敢的指挥官是第29师副师长诺曼·D·科塔准将(我的好友和我在本宁堡步校兵器系的同事),第116步兵团的查尔斯·D·W·坎汉上校和指挥第16步兵团的乔治·A·泰勒上校。

  科塔冷静地在海滩上大步行走,下达富有感情的命令,给海滩上每个人树立了无所畏惧的榜样。泰勒向他的士兵喊道:“我们呆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死也要向前冲!”科塔喊道:“留在海滩上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一种是等死的人。来呀!把魔鬼从这里赶走!”能够行动的人冒死向防波堤冲去。

  第18步兵团和第115步兵团又有几百名士兵从登陆舰上冲出来,跟在他们后面。到处都能看到勇敢的行为和英勇的士兵。几乎难以察觉的出来,我们的立足点渐渐地扩大了。

  在这里,我得大大赞扬美国海军。同西西里岛战役一样,海军使我们免遭打击。12艘驱逐舰不顾水浅、水雷、敌人炮火和其他障碍,接近岸边,为我们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这些勇敢战舰的主炮成了我们仅有的大炮。许布纳的参谋长斯坦厄普·B·梅森后来写道:“我现在确信,是海军的炮火支援使我们到达岸边的。如果没有海军炮火的支援,我们肯定不能越过海滩。”吉·杰罗当天夜里上岸建立他的第5军指挥所时,给我发来第一份充满激情的电文:“感谢上帝为我们缔造了美国海军!”

  在进攻开始这一天,我个人一直十分忧虑不安。我坚守在“奥骨斯塔”号上。我们与突击“奥马哈”滩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少到几乎没有。根据我们收听到的几份无线电报和观察员乘小船靠近海岸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我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的部队遭到无可挽回的沉重打击,占领海滩的希望甚微。就我个人的想法,我考虑撤离滩头,指挥后续部队向“犹他”或“不列颠”滩转移。

  切特·汉森记录了我后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总有一天我要告诉艾森豪威尔,最初的几个小时是多么的紧迫。”我为决定是否把部队撤下来而十分苦恼,但愿我们的部队能站住脚。

  他们总算勉强站住了脚。下午1点30分,我接到杰罗发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部队牢牢地守住了海滩……正在向海滩后面的高地挺进。”我派我的参谋长比尔·基恩和切特·汉森到海滩亲自察看。他们的报告比我所预期的还要乐观。整个海滩的形势仍很严重,但我们的部队已占领了一两道壕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内地推进。根据他们的报告,我打消了放弃“奥马哈”滩的念头。

  夜间,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海军胜利了。这时,我们已有3万5千人登陆,控制了一片长达5英里,纵深1英里尸横遍野的海滩。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这块地盘,我们伤亡了近2500人(从未得到确切数字),我们再也不想把它交出去了。

  我常常为派新组建的部队到“奥马哈”滩的进攻战中去打先锋而内心感到苦痛。这次派去的部队,是杰罗率领的第5军司令部和格哈特率领的第29师。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派许布纳的英勇善战的“大红一师”去增援的原因。像在西西里岛战役一样,“大红一师”又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了。感谢上帝,该师正在那里。

附录4:天才领袖巴顿将军

  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大型美军公墓里,他和他的第三集团军的6000名烈士葬在一起。他永远不能回家了。

  人们唱着赞美诗,送别巴顿踏上漫长的旅程。在葬礼的最后一刻,为巴顿将军忠实服务多年的勤务兵堪萨斯的老黑人威廉·乔治·米克斯军士长把覆盖过灵柩的旗帜交给巴顿夫人。

  12人组成的枪队举起步枪,齐射3响,枪声在群山中回荡。 第二天早晨,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向巴顿致哀,《纽约时报》的社论是这样的:

  历史已经伸出双手拥抱了巴顿将军。他的地位是牢固的。他在美国伟大的军事将领中将名列前茅…… 远在战争结束之前,巴顿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引人注目,妄自尊大,枪不离身,笃信宗教又亵渎神灵。由于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因而容易冲动而发火;由于他在急躁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易受感动的流泪,他是一个奇妙的火与冰的混合体。他在战斗中炽热勇猛而残酷无情,他对目标的追求坚定不移。他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的坦克指挥官,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军事家。

  战场上,巴顿用他那极富特性的粗俗的语言激发士兵的斗志。“混蛋,你们的刺刀应毫不犹豫地刺向那些杂种的胸膛。”

  在巴顿葬礼后,他手下的一位士兵见到了悲哀的巴顿夫人。他想不出用什么来安慰这位不幸的他所崇拜的将军的夫人,但他急中生智讲了将军的故事:

  “那天,我们的车陷入了深泥里。恰巧一辆吉普车驶近。车上的人随即喊到:‘你们这帮混蛋赶快下车,把车推上去。’我们按着他说的做了。但我在推车时才发现,在我身边的和我一样推车的这位将军正是您的丈夫。是的,夫人,我们佩服他。”

  巴顿夫人的眼睛湿润了。

附录5:听中国军人讲述诺曼底登陆

  早就听说60年前,当时的中国政府曾选派了20多名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到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期间,他们不仅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还参加了二战后期欧洲战场的许多军事行动。后来,这20多人中有4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留在了祖国大陆,他们是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和黄廷鑫。几天前,记者在寻找他们的过程中了解到,卢东阁、王显琼两位老先生已经去世。84岁的郭成森先生也卧病在床无法接受采访。几经辗转,记者最后在杭州见到了黄廷鑫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在欧洲的那段难忘经历。

  去英国的路上,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海战

  浙江医院更像是一个疗养院,87岁的黄廷鑫老先生每天下午都要坐着轮椅,由护理人员推着到花园一般的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在享受宁静的时候,老人会常常回忆起年轻时戎马倥偬的岁月。二战期间,他作为中国送到英国学习的海军军官,曾在英国的航母上服役,参加过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一些收复欧洲大陆的战斗。在对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老人坐在单人病房的椅子上,头微微仰起,长寿眉下的眼睛出神地望着前方,似乎那里有一个屏幕,正放映着60年前的历史,让他清晰地看到了过去的一幕一幕。

  黄廷鑫的老家在安徽省安庆市。1936年,19岁的黄廷鑫从全省最好的中学安庆高中毕业,考取了青岛海军学校。他说,当时考军校,想法其实和现在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就是不想再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军校是给学生发生活费的。

  在青岛,黄廷鑫只读了一年书,因为日本侵略军打到山东,青岛海军学校内迁至四川的万县。从那以后,青岛海军学校就再没有招生,黄廷鑫是这个学校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原本,海军学校要读4年,最后一年到舰船上实习。但是,由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都在打仗,黄廷鑫读了3年没有实习就毕业了。

  实习都没有军舰可上,就更不用说到舰上当海军了。于是,海军学校毕业的黄廷鑫又到成都上了陆军学校,成为黄埔17期学员。1942年,他快毕业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选派一些年轻军官到英国、美国学习海军。

  黄廷鑫还记得,考试地点在陪都重庆,送他们去国外学海军的钱是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由于日本人的封锁,国民党就算买了武器也运不进来,于是决定用这笔钱来培养海军军官。

  考完试,黄廷鑫在重庆等了整整1年,直到1943年的六七月间,他们去英国的24个人才出发,路线是先从重庆到昆明,然后从昆明乘坐美国人的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飞越喜马拉雅山时,景色的壮观和飞行的危险让老人终生难忘:“从天上往下看,整个喜马拉雅山就像一个冰冻的海洋,漂亮极了。但青藏高原上空的气压也变化无常。我们坐的是军用运输机,飞机忽地掉下两三千英尺,我们的头一下子都顶到舱顶上了。”

  最后,他们在加尔各答上火车到孟买,在那里等待商船组成船队,然后在舰队的护航下一同前往英国。当时,德国潜艇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实行海上封锁,商船必须有海军舰队护航才安全。黄廷鑫他们坐的是邮轮,整个船队由1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护航。没想到,在地中海还真碰上了德国潜艇,黄廷鑫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海战。两艘驱逐舰脱离编队向潜艇进攻,一艘驱逐舰负责用仪器跟踪潜艇,锁定目标、发出指示,另一艘则发射深水炸弹攻击德国潜艇。战斗的结果是德国潜艇被打跑了。

  中国军人第一次参加海上实战,并在“北角战役”中立功

  1943年10月,这批中国军官到了英国的普利茅斯港,那里是英国的一个舰队司令部。很快,他们进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编成一个“中国班”开始学习。

  3个月的短期培训结束后,中国军官们被分配上舰实习。卢东阁、郭成森去的是英国北海舰队的重型巡洋舰“肯特”号。当时,德国为了切断反法西斯盟军向苏联运送军火物资的海上要道,派遣其挪威海军基地惟一能出航作战的大型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巡洋舰,出海截击反法西斯盟军运输队。英国皇家海军得到情报,立即从大西洋驶向北冰洋,由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14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0艘潜水艇组成的特混舰队打响了著名的“北角战役”。战役中,“肯特”号主要执行后卫和增援任务,在主攻军舰把“沙恩霍斯特”号打哑后,才轮到“肯特”号冲上去,用266毫米的主炮猛轰一气。卢东阁、郭成森在见习副炮长的岗位上第一次体验了海上实战的滋味。

  击沉“沙恩霍斯特”号后,英国舰队随即奔袭了挪威的阿尔塔港。一批接一批的“剑鱼”式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把数百枚1600磅的重型炸弹投向在港中“养伤”的德国海上巨舰“梯尔比兹”号战列舰。4.1万吨的巨舰被炸成了一堆废铁,直到二战结束也未能修复。德国军舰也发动了疯狂反击。战斗中,正在值更的郭成森一眼看见了德军潜艇的潜望镜,他当即按响警铃,报告德舰正从右前方袭来。“肯特”号一个急拐闪避,两枚鱼雷擦着舷边掠过军舰左侧。

  中国军官全部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

  黄廷鑫上的是一艘美国制造的、名叫“搜索者”号的轻型航空母舰,万吨级,能载25架飞机。

  “搜索者”号当时执行的多是护航任务。在没有军事任务时,出海训练也很频繁,每周要搞一两次。航空母舰训练最多的是飞机和舰上的联系,飞行员和舰上指挥人员甚至连对方的声音都能一下子分辨出来。黄廷鑫在舰上的主要任务是航海值更。军舰在海上的角度合不合适,在编队中的位置对不对,都由值更军官负责。在航空母舰上值更不是简单的事情,航母必须根据风向、水流来决定航行的状态,从而保证飞机顺利起降。

  黄廷鑫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诺曼底登陆行动的。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是出奇制胜的。反法西斯盟军在准备阶段采取了一系列伪装欺骗措施,结果造成德军判断错误,以为反法西斯盟军的进攻重点是在加来,所以只留了一个装甲师在诺曼底驻防。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尔突然率领反法西斯盟军出现在诺曼底,德军毫无准备,元帅隆美尔还在德国为其妻子过生日。很快,反法西斯盟军就如怒潮般涌上海岸,突破了德军的“大西洋壁垒”。从此,法西斯德国陷入了苏联红军和英、美军队的夹击中,迅速走向灭亡。

  “搜索者”号执行的是支持登陆的任务,主要是在外围反潜,防止德国潜艇给登陆行动制造麻烦。黄廷鑫回忆说,1944年6月5日晚上,“搜索者”号从贝尔法斯特出发,绕到英吉利海峡,由北往南游弋。那个时候,德国的海军已经不行了,海上没有发现什幺情况。当天晚上,黄廷鑫没有值班,第二天上午,在他当班时传来消息,说盟军已经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了。后来黄廷鑫才知道,他们这批在舰上实习的中国军官全都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他们有的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分别担任主攻和掩护任务。像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所在的军舰都在一线,任务是炮击海滩。郭成森在副炮长的位置上指挥发射了数千发炮弹,不仅摧毁了德军大量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作战中,击沉了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船和4艘运输船。

  差一点赶上对日作战

  诺曼底登陆后,黄廷鑫紧接着就随“搜索者”号参加了反法西斯盟军在法国南部土伦港附近的登陆作战,时间是1944年的10月。黄廷鑫说:“我们的4艘航母一起加入了编队,这一次我们可是直接参加战斗了,当然主要还是由飞机攻击德军防线,掩护登陆。德国海军那时侯已基本没什幺战斗力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船只畅行无阻。在土伦登陆时,海面上全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商船。”

  法国南部登陆胜利后,“搜索者”号开到马耳他稍作补充,就又出发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执行反法西斯盟军进军希腊的任务。在希腊海域,黄廷鑫到了克里特岛的外海,“搜索者”号的任务是空投希腊王族成员,让他们回国重建政府。1944年年底,“搜索者”号回到英国,黄廷鑫也结束了在航空母舰上的服役经历。接下来的一年中,黄廷鑫和他的同学们全都在学习正式的海军课程。

  近一年的学习结束后,黄廷鑫又被派到英国太平洋舰队参加对日作战。他还没赶到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不过,他还是上了一艘重型巡洋舰实习,到过越南的西贡、菲律宾的马尼拉、日本的横须贺和香港。

  1946年夏天,黄廷鑫从香港回安徽老家探亲,正准备返回时,接到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任务,到英国接回“重庆号”。“重庆号”原是英国地中海舰队的旗舰“亚历山大”号,二战结束后,作为英国征用在欧洲的中国商船的补偿,英国把“重庆号”给了中国。

  接舰的中国官兵在英国按照各自的岗位学习了1年,这期间黄廷鑫提前下了舰。他还去了一次德国,从基尔港到汉堡,黄廷鑫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没有一座建筑物是完好的,街上的成年男子几乎都有伤残。对德国人来说,食物非常珍贵,英国士兵用一点牛油、面包、香烟就可以换德国的照相机之类的物品。

  1948年回国后,黄廷鑫在国民党海军作战部任参谋。上海解放后,他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曾任护航舰“武昌号”副舰长、华东军区海军枪炮业务长、大连海军学院教员。1958年黄廷鑫转业到地方教书,离休前在杭州丝绸工学院教英语。至今,他对海军、海防还十分关心。

  来源:[环球时报]

附录6:登陆诺曼底的中国军人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过筹备,召开了一次旨在加强海军建设的特别会议。会议达成共识:特派遣一批精英出国留学,为海军的发展做准备。

  随即,军事委员会筹备处着手选派一批青年海军军官去英、美留学深造。通过严格筛选,在上千名海军军官中挑选了85人,其中25人去英国。一切按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要求训练。学习和训练告一段落后,英国皇家海军根据战时需要,将他们派往各个战区,到现役大型军舰上实习。

  鏖战大西洋和北冰洋

  郭成森等21名留学英国的中国海军军官全部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他们有的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分别担任主攻和掩护任务。郭成森在这次大决战中表现出色,指挥发射炮弹数千发,不仅摧毁大量德军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作战中,击沉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船和4艘运输船。

  21名中国军人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无一人伤亡。实战实习之后,他们又返回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习,不久又转到朴茨茅斯海军专科学校,专修鱼雷、电讯、航务和航空飞行等专科业务,最终完成了海军战术、技术训练专业深造。

  随“肯特”号护送丘吉尔

  “肯特”号在诺曼底登陆及登陆前几次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获得盟军指挥部的信任。1945年初“肯特”号护送英国首相丘吉尔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雅尔塔会议。郭成森随“肯特”号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在顺利完成任务返抵伦敦港后,丘吉尔首相破例接见了“肯特”号全体军官。21名中国军人于1946年2月经香港返回祖国。

  学成回国有四人参加人民海军

  学成回国的青年军官立刻得到国民党海军的重用,很快被分配到海军各部队担任舰长、参谋教官等职。其中有些人逐渐醒悟,参加到人民海军中来。

  卢东阁 回国后在国民党海军中先后担任过中校参谋、舰长、海军总司令部上校作战处长。1949年2月25日,随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起义,参加了人民海军,历任大连海军学校航海系主任、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技术教授学会副主任、海军学院军事学术研究部副部长等职。198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1997年在北京病逝。

  郭成森 1949年4月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活动,8月加入华东军区海军,后被任命为旗舰“南昌”号首任舰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到该舰参观。1955年,调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官,船艺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舰长等基层海军军官。1985年从舰艇学院研究员岗位离休。

  王显琼 1949年5月参加华东军区海军,历任军事学院海军系教员、海军学院兵种教研室副主任,编写教材上百万字,被评为先进教员。10多年前病故。

  黄廷鑫 1949年7月参加华东军区海军,历任护航舰“武昌”号副舰长、华东军区海军枪炮业务长、大连海军学院教员,1958年转业至杭州丝绸学校任副校长,后离休。

相关推荐:

阳龙: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无相: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联系电话:
19955321973

服务时间:
0:00-24:00(每周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