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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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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关注的热点

不久前,我们在一个电台谈话节目中讨论60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者。主持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6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什么?这个问题引出了几个不同的答案,包括“言论自由运动”、“五角大楼的三月”和“芝加哥事件”等。好在我们事先谈论过这个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重要的是一些细节,而不是一些重大事件。我们告诉主持人,1969年夏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

在那个变化莫测的时代,革命是所有人关注的热点。汤姆·海登是当时的一位运动领袖,正在芝加哥面临着谋反的指控,他号召在美国的城市中建立“解放区”。“气象员”组织当时控制着“学生民主社会”,计划在年底开展游击战。但是,大部分激进分子的注意力集中在“黑人黑豹党”上,海登称该党为“美国的越共”。

当其他人都在空谈时,“黑豹党”却在实干。“黑豹党”的成员向警察开枪,这种行为被激进分子视为即将到来的“武装年代”行动的预演。正在该领导层土崩瓦解之际(休伊·牛顿因杀害警察落入狱中;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逃;鲍比·希尔被起诉),“战地将军”大卫·希利亚德挺身而出,力保党的团结,并在白人中寻找支持。得知法国名作家让·吉尼特对“黑豹党”感兴趣后,希利亚德邀请他来西海岸为该党演讲。

〖1〗00〖2〗破坏性的一代〖4〗〖3〗引言〖4〗00斯坦福大学是演讲的其中一站,这场演讲是该校法语系主办的,法语系的重量级人物还说服了著名历史学家戈登·赖特出面主持演讲前的鸡尾酒会。“黑豹党”成员身着黑皮夹克、佩戴墨镜早早到场,这些人看起来像迷路的纳粹兵团,只是他们的皮肤可能在流浪中变了色。这位矮小的法国人牙长得不太好看,衣服也一团糟,他的翻译是从《堡垒》杂志雇来的一位女性。他称赞“黑豹党”具有真实性(同时他认为马奎斯·德·萨德亦具有这种品质,是最伟大的革命家,甚至比马克思都伟大)。当他说话的时候,“黑豹党”成员们面带困惑不解的愠怒神色,杂乱地挤在一起。赖特的儿子是位军人,这天同一位黑人士兵一起回家。“黑豹党”的人发现他们俩正准备离开,普拉特把赖特的儿子挡在厨房里,朝他脸上吐口水,称他为“汤姆大叔”和“人民敌人”。当普拉特重新回到厨房时,那些白人宾客们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鸡尾酒会开始后不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肯·凯西,在华莱士·斯特格纳富有创造性的写作研讨会上初露锋芒。后来,他成为一位小说家,从那时起他就不太参加斯坦福的活动了。他丝毫没有在意“黑豹党”的存在,眼里透着迷离,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他说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听说有一位法国名作家在此,由于他自己也是名作家,所以两人见见面是件好事。

当吉尼特和凯西握手时,客人们预感到不祥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因为吉尼特认为同性恋非法,而凯西却正是同性恋的实践英雄。凯西笑的时候,一颗门牙露在外面,这颗牙上镶着美国国旗。吉尼特知道自己的牙不好,可被凯西的牙上的装饰逗得哈哈大笑。凯西面带快乐的神情,指着自己的脚说:“我这是绿袜子。”吉尼特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凯西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绿袜子,伙计,你喜欢它吗?绿袜子,这很厚的,非常厚。”为了跟他谈话,女翻译用蹩脚的法语说:“Les chausettes vertes, elles sont tres, tres lourdes.”吉尼特低头看着凯西的脚,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但当吉尼特还在想他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绿袜子时,凯西已经转移了话题。他指着“黑豹党”成员对吉尼特说:“知道吗?我喜欢打篮球,没有什么比和黑人打篮球更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同这些黑人出去一对一地练。”

“黑豹党”成员被这种童话式的话惊呆了,一时不知道这些话意味着什么,都呆呆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人刚想往前冲,却被大卫·希利亚德制止了:“冷静点,伙计,这个操他娘的家伙疯了。”他大声向所有的人重复了一遍:“这个操他娘的家伙疯了,把他赶出去。”

“黑豹党”人离开了,他们带走了吉尼特。这个矮小的法国人回过头来看着凯西,耸了耸肩,似乎在表示,他本想继续通过翻译交换一些怪异的看法。凯西目送着他离开,自言自语道:“这些黑人到底怎么了?难道他们不喜欢篮球?我想黑人爱篮球。”

如果在另一个时代,这只不过是一件简单的怪事: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世界,他们试图跨过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行交流,结果却不太好。但是,这次短暂的交锋却在西海岸的运动圈子里被激烈争论着,人们认为这是一次“主显节”(1月6日纪念耶稣显灵的节日)。我们这些自称为激进派的人在60年代喜欢用这个词,因为它试图指出生活中的共性,并把一些预示性的东西注入平凡的生活。

“主显节”使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有价值了,我们像追星族一样寻觅着它们。这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信念之一,即平凡的生活背后一定有神圣的地方。只要我们稍微努把力,就能得到这个冠冕堂皇的社会的最后支点,或许是资产阶级意识,或许是集体自由主义,还可能是神经性紧张,或任何可能阻止我们冲向彼岸的事物。

从最早的战斗口号——“你不能相信任何一个30岁以上的人”,到这些短语在美国渐渐消失,60年代的那一代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新世界的童子军。当时流行的“文化革命”所鼓吹的就是要把人们从传统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社会的园艺学家,他们要“绿化美国”,让后工业时代的人们冲出清教徒主义的束缚。这是心怀报复观点的天使,要摧毁美国这个“罪恶的帝国”,解放全世界的囚徒。

引言探索远未结束

今天,人们不再会相信“主显节”,也不可能去追求“武装年代”。当迷惘的60年代已成为过去的时候,它的精神仍徘徊在我们心中。怀旧的艺术家把它写入作品中,描绘着在那个最后的好时光里纵情欢娱的形象——欢乐的性、欢乐的毒品、欢乐的歌曲。对于那些热衷于破坏的左派来说,60年代不仅是一个拥有很多乐趣的时代,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好时光——理想主义风行一时,人们除了想给和平一个机会外别无所求;那也是一个崇尚义务和行动的时代,在我们这个自私的社会中,双眼迷蒙的年轻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道德热情,改造世界是他们惟一的目的。

对于怀旧主义者来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它们恰恰是对那个年代的虚假回忆。当我们透过万花筒的玻璃看60年代时,看到的东西已经被扭曲了。它可能是最美好的年代,也可能是最糟糕的年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透过种族暴动、越南战争去看那些充满激情的、无拘无束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天真很快就可以转化为玩世不恭,美国人的胡闹很容易就会酿成对美国社会的巨大伤害。在那个年代,像“黑豹党”这群贫民区的恶棍被当作了政治空想主义者,而那些以恶作剧为乐的家伙却可以像福音派传教士那样,令人信服地开设药店,公然“传播”化学麻醉品。

60年代还激活了人们对“新耶路撒冷”的渴望,但也正是在那个时代,指导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所有道德规范都受到了攻击。当一个又一个权威被新左派打倒之后,我们这些激进派宣称,毁灭是为了重建。但是,当我们想要革命的时候,却发现没有革命的蓝图。当60年代结束的时候,整个社会好像遭到了重重一击,社会成了各种多如牛毛的小团体、利益集团组织和新近被命名的少数群体,这些群体的惟一共性就是都认为美国是可恶的、不能相信的。这也许是60年代持久不变的遗产。政治哲学家迈克尔·瓦格泽最近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表露了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只有去华盛顿游行时,我才有回家的感觉。”

因此,当一件艺术作品表现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感并希望激进派复兴时,60年代就没有逝去,它仍和我们在一起。现在越来越清楚,60年代将继续影响着我们。60年代是穿在我们脚脖上的绿袜子:厚重。伙计,非常厚重。

这本书是关于60年代及其特有的那种现象的,确实没有一个好的书名可以概括,或许应叫“80年代中的60年代”,可以加深我们对基克加德这句哲理的理解:生活要向前看,但对生活的理解却只能向后看(Life may be lived forward but can only by understood backward)。到70年代中期,激进派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新左派要继续战斗,坚持信仰,另一些人要放弃。对于我和戴维·霍洛维茨来说,从激进派中撤出是个人和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将在该书的自传部分列出细节。然而,如果说有一件事促使我们进行反思,那么,这件事就是越南的命运。不像激进派预言的那样,这里没有“新的早晨”,也没有农民的乌托邦。相反,只有比我们所反对的更大的大屠杀,只有比我们所要取代的更糟糕的政府。

从东南亚传来的只言片语的消息(左派自己想阻碍信息流通),让激进派的政治运动放慢了脚步,尽管没有突然转向反面。这个转向过程发生在几年之后,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改革后的左派不谴责这种种族屠杀,反而指责美国对苏联进行制裁,指责美国帮助伊斯兰圣战者的努力是“新冷战”的开始。

到了80年代初期,我们感到应该对那一个时代的影响进行一次实实在在的盘点:一些是无可争辩的积极影响,如自我意识、社会空间和包容性的扩张,以及自我实现的空间扩大;另一些则是很黑暗的一面。在对权威的攻击中,我们损害了文化免疫系统,给了机会主义者可乘之机。犯罪、毒品及艾滋病流行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60年代。

当我们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经历过的事的时候,遭到了我们当年一些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他们来说只有两种归类的办法: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进步的,就应该写;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破坏性的,就不要写。我看到他们再次拿起小旗,喊出昔日的口号,煽动“反美主义”。这些中年人都已两鬓斑白,肚子下陷,而且我们曾经所说的国际格局的“客观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认识到,60年代对我们这代人的最大影响是它所给予人的希望:人可以永远年轻,甚至不需要对自己从前的行为列一张借贷平衡表,更谈不上赢利亏损声明了。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经典小说《旅途之中》所写的那样:“生活在希望之中能使你永远是个孩子。”

本书的内容反映出我们试图理解那场我们自己曾参与过的运动,理解那群从未长大的60年代的迷途男女青年,同时也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办法包括回忆、档案重建、评论和暗示。但是全书的精神是在质疑我们自己、我们的历史以及那些选择继续革命的同志。“片段”是记者对散文的特殊称谓,用于称呼本书的某些章节非常恰当。写作此书是我们的一种探索行为,这种探索远未结束。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破坏性的一代

如果说这些辉煌的事情在费伊的葬礼上无人提及,那么费伊最后一年的个人生活更是无人触及,当时她从以前的承诺中后撤,试图探索家庭和女权主义的新模式。这样的新生被突然而至的暴力打断了,一个出狱人员声称代表被误解了的乔治·杰克逊向她开了五枪。然后是数个月的瘫痪和痛苦,接着是孤独的自杀,让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多么希望她能像为别人斗争一样,为自己斗争。

也许,费伊的生死太复杂。或许,由于命运的反复无常,她的悲剧几乎不被人理解。60年代后的十年是保守主义盛行的十年,一些人原有的信念受到冲击,对于这些人来说,她的悲剧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信息。然而,这个遗漏让葬礼有种不完整的感觉,似乎这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故事,一个有意义的教训故意被遗忘了。

葬礼结束后,人们来到室外,站在阳光灿烂的小路上。谈论的主题多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而不是费伊。在激进运动风光不再的这些年头里,他们去何处旅行了;在继续坚守信仰的同时,他们做出何种让步与妥协了。在墓地里,有一个简短的仪式,出席者应邀去给灵柩上撒一把土,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在这一时刻,”费伊生前的一位密友说,“你几乎能听见她低沉的声音,那是昔日的费伊,我们想记在心里的费伊。‘等一等,’她似乎在说,‘等一下,该死!’这里面应该有更多的含义。”

像60年代突然转化为激进派的其他人一样,费伊有一种适合媒体报道的性格,冷静且不易屈服。她的脸挤成一个恒久不变的中心,这是她性格的反映,既冷静又爱好嘲讽,完全是一台受逻辑驱动的机器。与她相识的人对其印象各不相同。

她是一个与自己不断争吵的女人,遭受着矛盾情感的折磨。她担心自己的模样,担心对服装如此感兴趣是否正确。她认为自己长相平平,但又担心美容可能属于伪善。事实上,她的脸远比她自己想像的有吸引力。她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担心自己给人的印象有点胖,这是正确的。她对囚犯作为“被锁住的高等人”的认同,来源于或至少部分来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即她自己被局限在这样一个身体里,不能完全表达自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她感到自己弱小无能时,她的好友,特别是女友却认为她是她们见过的最强有力的人。在她的一生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在实践一种成功地自我表现的战略,把才华体现在身体上,让自己迷人的风度能够吸引过路人,当然是那些她认为正直的人。

费伊独断专行、自我膨胀,为了自己的事情而冷酷无情。她常让别人感到忍无可忍而发怒,但看到这种结果,她自己还感到很惊奇,很受伤害。然而,她又能非常大度,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属于她的东西,她却能不为所动。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费伊多年的一位密友向她透露,自己有过一段无力了断,但对自身极具破坏性的爱情。而费伊认为任何人都有能力拒绝他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她称这位密友为“失败者”,不敢去追求美好的东西。费伊对别人的事情如此不敏感,有时几乎接近于无情无义,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但费伊却认为人们都对自己不好,这种思维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担忧,以至于她在办公室同陌生人常发生冲突。一个停车场管理员的指责能对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费伊身上的激进主义是那样的自然,以致人们可能认为她生来就穿着红色尿布,或至少是一个纽约人,把左派政治活动当作一种常规训练。事实上,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普通中产阶级,是犹太人,三代世居加利福尼亚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但从不张扬。 因为家庭地位及其犹太文化的原因,她只通过间接方式表达不满,进行反抗,最后通过政治途径表达自己。

费伊的父亲,山姆·亚伯拉罕是一个沉默的人,对人生的机遇和灾难有固执的理解,他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男孩显然极为失望。费伊总是认为她的小妹妹丽赛更靓丽,更成功,因而取得非凡的成就似乎成了她惟一的出路。她的母亲也想迫使她更成功,这在后来增强了费伊的反叛性。费伊3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让她学钢琴,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为了防止费伊晚上睡觉时吃手指头——这会毁掉她的音乐职业,于是在她睡觉时,母亲用绳子捆住其双手。费伊要按母亲的要求穿难以忍受的矫形袜子,并不是她的脚有问题,只是母亲想让她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一双漂亮的脚。费伊还要戴上令人厌恶的牙齿矫正器,是因为母亲想让她日后能有一个迷人的笑脸。甚至当费伊受枪击后,在医院接受重伤治疗时,她仍抱怨母亲对其前额的抚摸太粗暴,不是要安慰她,而是要驯服她的头发。

费伊9岁时,她家从旧金山搬到了伯克利。她成了一名伯克利人,这个称谓主要来源于思想观点,而不是地理范围。伯克利大学的政治、文化自由主义从学校向校外社区扩散,她被深深地感染了,这种情感最终导致她新左派思想的产生。朋友们记得,她抱怨自己“被钢琴奴役”,尽管她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同旧金山的名人同台演出,在14岁时就可以演奏《国王》了。她孤独、烦躁、轻浮、没耐心,急于越过模糊不清的青少年时期,直抵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为了同其他熟人竞争伯克利高中女生联谊会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并可能是反犹太主义的,费伊同教友派的人一起在郊区度过了一个周末。那个社区里道路破败不堪,碎纸片随处飞扬,是黑人贫民的居住区,是一个能让人真正看到灵魂的地方。

她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孩,但似乎又比青少年偶尔的无政府主义多了点什么。有时,她会把《时代》杂志压在音乐书下,阅读有关国际政治的封面文章。有时,她会在周末同女友一道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花一整天时间参观金门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斯坦哈特海洋馆。她跑进走廊里,打开每一扇标有“私人拥有”的房门。在她停止学习钢琴之前,她已经违背父母的意愿,去当地卫公理教堂为星期天祷告演奏,虽然她在演奏基督教圣歌的当中,夹杂了几首酒吧里的流行曲。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直觉式的感知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和感情,这是直觉式的感知,而不是逻辑推理。文蒂·麦尔默,费伊最要好的高中同学之一,记得当时很忌妒她。她坐在长凳上等公共汽车时,拿出四五页纸,字体漂亮,上面写着她内心深处的感想。当费伊进入俄勒冈的里德大学时,她决定学习文学,这是一所自由主义的艺术学府,以反对权威、崇尚改革而闻名。但是,在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她去墨西哥参加一个卫公理会的活动,帮助那里的农民抵抗伤寒病,这次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目标。大学四年级时,她转学到了伯克利,学习法学预科,与杨·李·凯利同住一屋,她是后来伯克利城市协会中激进派的重要一员。杨那时叫贝蒂·李,是一对中国农民移民夫妇的女儿。费伊发现这个人很有趣,她们俩进行了长谈,不仅谈论种族主义,还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费伊当时已经开始关注大的问题。”杨回忆。

后来,费伊去芝加哥大学学法律,师从默尔考·夏普,他曾写过一本关于罗森伯格斯的书。他邀请费伊帮助他处理一个诉讼案件,被代理人是莫顿·索贝尔,是一个著名的核间谍案中的第三方。当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来看她,要求外出观光时,她带他们去贫民区散步。她对当时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感兴趣,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麦卡锡主义气息。在同全国律师工会(总检察长不久前称此为“共产党阵线”)的学生分会成员见面后,费伊径直找到该团体的主席马文·斯坦德,讨论她去墨西哥参加卫公理会活动的经历。经过三个月的恋爱后,他们结婚了,这桩婚姻被称为是为了受压迫者利益的合资企业。

60年代,费伊重返伯克利,她和马文发现那里的政治气候比较适合他们的理念生存。这时,费伊28岁,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是男孩,叫尼尔,一个是女孩,叫奥格兰。费伊充满活力,喜欢变化,对一切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东西都感兴趣。除了业余时间为查理士·凯瑞领导的一家左派律师事务所工作外,她、马文与其他三位律师一起创立了“正义协会”。作为后来“法律集体”的先行者,该协会是“一切正义事情的保护伞”,工作包括帮助当时尚不知名的图莱县负责人,替西海岸受农场主歧视的黑人打官司。费伊参加了一切工作,从法律援助到“军事母亲”活动。

贝蒂·安·布鲁诺当时是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那时认识了费伊。布鲁诺在照看孩子的问题上有了麻烦,通过传统的渠道求救无效后,受“别去碰瓶子,去拿电话”这句口号的感染,她打通了这个称为“匿名母亲”组织的电话,费伊在电话的另一端。“那是她家里的电话,她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可能也是惟一的工作人员,她问了我的困难是什么,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只要是我需要,她就同我交谈,我想谈多长时间就谈多长时间,看起来她把自己完全贡献出来了。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置信,我只不过是一个有了麻烦的陌生女人,而她却愿帮我。”后来,她们两人成了朋友。当时的法律禁止父亲进入加利福尼亚的产房,费伊出来反对这个法律。布鲁诺的丈夫也是律师,他加入了费伊的行列,最终他们促使这条法律得以修改。

费伊似乎可以立即出现在任何地方。但是,在她的性格中存在着缺陷,那就是烦躁,或者是一种没有章法的摸索,这表明她不会满足于普通生活。那段时期的一位朋友说:“她的雄心大得出奇,马文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马文和她参加完一个政治活动,我们三人在她家的公寓里,她对晚上见到的人及这种关系将给她带来什么充满了激情。马文和我对她精于算计的野心十分反感,我们不止一次地为发生在她身上的这种事面面相觑。”

安·金哲,费伊一生的职业朋友,梅凯·约翰研究所的负责人,说:“她一直在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其意义大于她所能挣的钱,大于她所能建立的法律原则。她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因而当她的被代理人不具备她所要求的这种意义时,她便赋予他们这种意义。”作家格雷戈里·阿姆斯顿,后来曾与费伊共同在乔治·杰克逊辩护委员会工作,同意这种看法:“像当年的其他左派人士一样,她非常饥渴,总在寻找一个伟大的梦想,并准备为之贡献一切。”

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既为她实践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舞台,也帮助她找到了公众支持。以“正义协会”为政治基础,她渐渐成为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西海岸朋友”运动的灵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的简称,是一个对小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改革主义失去了耐心的激进民权运动组织)。费伊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捐款和义演。在逾越节,像在此次运动中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她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们组织静坐,这个活动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同犹太人出埃及联系在一起。在1964年和1965年,费伊去南部为“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工作,花了相当大精力,帮助密西西比民主自由党挑战民主党。

罪犯与警察太多的毒品

在他当便衣警察的岁月里,史蒂夫·博斯哈德经常能碰上艾丽斯·索撒尔,街上的人叫她“洛基”。她面色苍白、金发碧眼,由于与太多的男人鬼混,吸食了太多的毒品,又经常被送进监狱,所以看上去很惨。她虽然只有32岁,但看起来更像是50岁。博斯哈德在得知她的死讯后并不感到意外和特别悲伤,但是情况又使他感到有些异常——她当时去医院是为了给肩膀上的脓肿做个小手术,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后来却突然昏了过去,第二天就死了。另外,真正引起他的兴趣的是尸体解剖发现死者体内有过量的氨基丙胺,而病房里旁边床上的一位病入膏肓的妇女使院方相信,曾有一个黑人男子来过,并给死者带来些药物。那名男子被确认是卢瑟·布鲁克,博斯哈德知道这是件谋杀案。

其后几天中,这位金发碧眼、留着长胡子的警官穿了一身街上人常穿的那种衣服,和他的那些与地下毒品贩子和吸毒者有关系的线人们进行联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抓捕过上千人,因为表现英勇而荣获勋章,市议会的议员们还为他写过推荐信。他知道局里把他视为好警察,他也在罪犯当中树立了威名。他为这样的现实感到滑稽:最终为他的职业下定论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近二十年中与卢瑟·布鲁克纠缠在一起的命运。他们之间的差异巨大: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罪犯;一个有家庭,一个东游西荡。但是他们被环境捆在一起,博斯哈德把这种环境称为“报应”。许多年后,他们似乎还停留在60年代,对他们来说,对方就像是一面镜子,而自己则害怕在其中看到自己。

〖1〗0〖2〗破坏性的一代〖4〗〖3〗第三章罪犯与警察〖4〗0大约一周之后,刚刚凌晨3点他就在家中被局里的一个人叫醒,告诉他卢瑟正在长滩的一个付费电话旁等着跟他说话。当博斯哈德拨通电话开始通话时,他妻子突然坐起来,后来她抱怨说当时她还以为有个黑人爬到了他的床上。

“嘿,罗密欧!出了什么事,伙计?你好吗?”

“挺好。”卢瑟平淡地说,“我听说你在打听我。”

“是的,我的朋友被杀了,伙计。”

“那怎么了?”

“所以他们要你来谈谈洛基被谋杀的事。”

“谋杀?”

“正是。”

“好吧,史蒂夫。让我跟你说。第一,洛基不是被谋杀的;第二,她是我的老情人,你们这帮人讨厌她;第三,她确实不再喜欢我了;第四,我不跟警察说话,对你也一样。”

“听着,伙计,就是来谈谈。”博斯哈德等着对方回答,听到对方不说话,又说,“情况是,如果你不来谈谈,问题会更糟。”

“听着,史蒂夫,”卢瑟拉长了声音强调说,“你明天早上在队里开会的时候替我告诉他们,我能在晚上把一个警察的脑袋咬掉,早餐的时候仍旧能空着肚子去吃饭。”

“好吧,伙计,如果你想那样的话。”

“这正是我想要的。”

挂上电话后,博斯哈德躺下,暗自想着他以前曾有过的一个想法:他和卢瑟都是一种人,很容易接受对方。

卢瑟也清楚地记得他们见面的那一天,那是他进监狱以前很长时间的事。那时他还有头发,生活还充满可能。那是1964年3月22日,是他17岁生日的第二天,他正在报名应征海军陆战队。在他旁边,是一个瘦削的白人小伙子,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他就是博斯哈德,因为姓名的字母顺序他们站在了一起。

“你好吗?”卢瑟记得史蒂夫对他说,“你害怕吗?”

卢瑟说不,虽然实际上他很害怕。

他们几乎同时填完表格,拿了序列号,两个号码只差一个数,2095724和2095725。他们在奥克兰陆军服务站简单地吃了午饭,然后坐飞机前往新兵训练基地。

在前往圣迭戈的路程当中,他们相互谈论了自己的生活情况。史蒂夫18岁,家中有两个孩子,他出生在空军家庭中,是个淘气的孩子,在上完12年级前转过19个学校,能够很快地结交和抛弃朋友。13岁的时候,他当空军中校的父亲得了癌症而生命垂危,在几个月内体重从185磅降到了只有70磅,轻到小小年纪的史蒂夫在最后都能把他抱出医院。在父亲去世前,史蒂夫曾想当一名牧师,但看到一个好人无端承受痛苦,他放弃了对仁慈的上帝的信仰。

他的父亲总是说打仗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扔下炸弹,然后回家躺在干净的床单上睡觉。所以从圣法雷尔高中毕业后,史蒂夫参加了空军学院的考试。但父亲的去世使他失去了入学的门路。自从父亲去世后,他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自己活不过21岁,他觉得海军陆战队是个不错的归宿。

卢瑟说“命运”是白人用的语言,他相信选择。他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大,在旧金山的菲尔莫尔区长大。他的母亲是个美容师,父亲是母亲五个丈夫中的一个,喜欢喝酒,有一次在外寻欢作乐两年多。起初,卢瑟在学校表现不错,跳级升到四年级。但是随后他卷进了街头生活。他成为一个名为“埃及之鹰”的团伙的头目,打架成了他成长经历中的主要内容。另一件事是恋爱。在15岁以前他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为此在街上得到了个名字叫“罗密欧”。他母亲把家搬到帕洛奥托,在那儿,他是卡布里高中仅有的16个黑人学生中的一个。他没有向种族偏见屈服,他选择打架。一次他把一个白人学生打晕,那个学生的父母威胁要起诉,为了不让他母亲出庭,卢瑟决定参加陆战队。他选择陆战队是因为它是最好的组织,而他自己也想成为最好的。

罪犯与警察飞往旧金山

当他们到达了新兵营,史蒂夫和卢瑟被分到了一个排。卢瑟当了排长。史蒂夫服从他的指挥,并且与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有人因为卢瑟的肤色而欺负他的时候,史蒂夫给了那家伙一顿鞭子。后来卢瑟也报答了史蒂夫,当几个黑人士兵谋划着与史蒂夫打架的时候,卢瑟向他们提出了警告。有时在晚饭后,史蒂夫和卢瑟会到训练场上转转,他们坐在地上,看着天上的飞机飞过。“想想它是不是飞往旧金山”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会说,另一个接着就列举出一大堆在那个城市里能做的好玩的事。

博斯哈德的母亲参加了新兵营的毕业典礼,布鲁克太太和她最小的女儿蒙娜丽莎也来了。典礼之后,两家人聚到一起,史蒂夫和卢瑟相互搭着肩,有位亲戚把镜头对准他们,捕捉到这个画面,两个不同肤色的年轻人准备出发。卢瑟被分配去当步兵,派往直升机部队接受电报打字训练。史蒂夫虽然也想去干这个活,但被陆战队负责人事的部门莫名其妙地留在了新兵营从事一项电子项目,他们俩说好保持联系。

1965年春天的空气中有一种盼望的气氛。这不仅是因为军队里大家都在谈论遥远国度里的丛林战争,同样还因为国内社会的恐慌。史蒂夫在一次外出时,正当他和一个女朋友驾车驶在洛杉矶的高速路上,他的车被子弹击中,后来他得知是一个人的狙击步枪在沃茨的暴乱中走了火。卢瑟和他的直升机部队两天前跟随“普林斯顿”号战舰出航了,目的地不明。当他在夏威夷海边游泳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有关沃茨的新闻,有位兄弟用奇怪的声音嚷道:“烧吧,宝贝,烧吧。”

卢瑟不久就发现“普林斯顿”号正向那里行驶。他回忆说:“我是发电报的,知道绝密的东西。我们得到一条有关越南的信息,那儿在打仗。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我没打过仗,至少是他们的那种仗。”

“普林斯顿”号在南中国海停了下来,卢瑟的部队早餐有牛排和鸡蛋,这是典型的战前的最后一顿饭。他在“星光行动”中飞往越南的一个叫楚来的地方,让他印象深刻的不是战争的场景,甚至不是暴力和流血,相反却是以下这些事:对着被越共用来当“卡车”使的牛群射击;在直升机上用机关枪射杀海里的鲸鱼,好让美国兵能游到岸上;雨季在自己的帐篷里发现成群的大蚂蚁。这些对他来说是那么陌生。“‘越南!’我大叫着,‘我的上帝呀,我这是在哪里?’”

在此之前,能令他兴奋的事就是偷一盒“雷鸟”,还有就是跟朋友们喝酒。但是在越南,他发现了大麻。“有一天晚上,我在村子里和一个妓女一起吸着毒品,这时另一个女孩从她屋里出来说‘罗密欧,越共来了!’我上楼往窗外一看,整个基地都着了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自杀小队干的,越共把他们派来,身上绑着炸药炸我们的直升机。”

他第一次杀人是在岘港。他正在野外执行任务,有位伙伴踩上了地雷,他躺在地上,两条腿被炸飞了,肠子也被炸了出来。卢瑟想给他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但是弄得满嘴是血,噎得够戗。当他回到自己的哨位上,发现一个越共在树后准备投标枪,他捡起机枪朝树根扫射,直到树倒掉,然后他又把那个越共射成肉饼。

史蒂夫不久之后也到了越南,他也在岘港附近驻扎,是个雷达技师。但是高温和潮湿使那些灵敏的仪器经常失灵,根本就用不了,最后他也拿起了枪。

史蒂夫感到部队里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就会想老朋友卢瑟怎么样了。事实上,他们相距不到几英里,而且已经有些日子了。在1966年晚些时候,史蒂夫当时就在岘港附近的327山下,他看到卢瑟正从妓女的房间里出来,他们没能好好地谈谈,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史蒂夫很失望,他曾想像过重聚的时刻,他对卢瑟的变化感到惊讶——他更冷漠,更疏远,眼里是一种奇怪的目光。史蒂夫不能肯定这是因为毒品、战争,还是因为他的想像。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这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1966年,史蒂夫继续留在岘港,过了21岁的他仍旧活着。之后他被派回国内,去教那些新兵使用那些在越南根本用不了的电子设备。1968年,他退伍回家,那时他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能否拥有未来。

他家用父亲死后的保险金做起了干洗的生意,他的兄弟没去报名参军打仗,他对此很不高兴。他讨厌干洗的活,“每天都是一样的事,一样的衣服和一样的人,没意思。没有在越南的那种挑战,没有占领和生存。”他想念自己的那些老伙伴,也惦记着卢瑟在哪儿,他是否还活着。对于那些反战游行他感到不安。“当我听见他们说越共多了不起,我就特生气。他们全都是胡说,我还常做噩梦,有时候大喊着醒来,浑身是汗,咬着枕头。”为了发泄愤怒,他参加了旧金山警察局的录用考试。

当时警察局因为抗议者的反警察情绪很难招到人手,必须到西部各州招募。当了警察,博斯哈德觉得他又回到了前线,虽然面对的是一种新的不同的战争。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抓捕,他正跟着两个警官训练,来了一个电话,说警察已跟踪一个强盗到了一家旅馆。等到博斯哈德他们赶到那儿,那两个警官让他守住紧急出口,以防强盗从那儿跑了。

“我正在演练碰上那家伙要说的话:‘别动,混蛋,靠墙站着!’我一遍遍重复着,那家伙很快就出现了,我把枪对着他的脸,话都说不清楚了。”

罪犯与警察战争中的场景

到1970年初,史蒂夫有了自己的巡逻车。一天他看见一辆切维64车开到马凯特街。出于越来越敏锐的警察直觉,他判断这车可能是偷的,就上去检查。车门打开,走下来的是卢瑟,头上戴着顶有长长流苏的紫色帽子。卢瑟迈着特有的阔步走过来,上下打量着博斯哈德,说道:“嗨,史蒂夫,你看看自己的臭样!”博斯哈德掩盖着自己的尴尬,看着对方说:“卢瑟,你这家伙,你看看自己带着顶破帽子的臭样。你玩什么呢?”他们都朝对方咧嘴笑了一阵,然后试着聊了一会儿。最后博斯哈德说他得走了,“好吧,伙计,放松点好好开车。”

卢瑟对这次邂逅的回忆是,当他正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史蒂夫走过来,靠着车窗,看见了前排座位上的两个白人姑娘,说:“你干吗呢,泡白妞呢?”虽然是半开玩笑,这句话还是挺气人。这不是卢瑟记忆中在新兵营里的史蒂夫能说的话,但卢瑟告诉自己:“哦,得了,现在他是警察,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以往了。”

从海军退伍后,卢瑟回到家,想找个在航空公司当电报员的工作,但这种工作只要妇女。“我在军队里学的其他本领都没有用武之地,像空地联络、打机关枪什么的。”他开始干临时的工作。同时,在退伍后一个月内,他就发现了有音乐和毒品的地方。“起初是大麻和激光唱盘,然后是可卡因。这正是我需要的!我们两三天不睡觉,后来还有过一星期的时候,就开着车到处转。可卡因几乎让我回到了战争中的场景。”

一天,卢瑟的一个朋友把他带到半月湾的一所房子里。“那儿的人才造出数十磅的可卡因,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有些人在那里买,他们把一万块钱钞票摆在桌上。我告诉自己,将来我也要有那么多钱。”

在与博斯哈德在马凯特街碰上之前,卢瑟已经被拘留了十多次。他被枪击中了两次,一次是在费尔默街角上招妓时,另一次是有人想要抢他,他拔出枪来,却打了自己。他在毒品里陷得很深,在毒品加工厂和同性恋、嬉皮士这些吸毒者之间来往着当中间人。他的世界中只有毒品和女人,通常是白种女人,他就住在她们的房子里。

离开海军回家后,卢瑟为新的种族热情感到惊讶。但他并不同意那种认为黑人的生活已被贫穷和肤色所决定了的观点。他并不为失掉的机会而烦恼,他不是想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地位,而是要超越所有的社会制度;他想要自己的生活。他不停地打着电话,随时都有危险,偶尔还有暴力,这是他的毒品世界,是他的越战综合症的个人版本。有时他甚至会回到街头的生活中,以证明自己确实是自由的。他曾报名进了旧金山的一家电脑编程学校,毕业时成绩是全班的头几名。但那种平凡的日子不能让他感到刺激,他开始自己生产和销售可卡因。到了70年代早期,已经成为旧金山地区一个著名的毒品商,每天能挣3000美元,但他花钱如流水,经常在被逮捕后无钱保释。他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理解为满足人们的欲望,他不认为自己是推销员,因为他从未试图说服别人来买,他只是向那些到他这里来的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卢瑟曾一度与六个同性恋者合住在旧金山的一所房子里,他和他们在一起觉得很舒服,因为像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们从不吵架,而且钱都是正道来的。”一天,卢瑟出门做毒品的生意,有对同性恋者吵了起来,并给警察打了电话。当卢瑟回来的时候,屋里有几个警察在等着,他们对他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些毒品,就把他逮捕送到了城里。他知道警察因为他偷窃而发出过逮捕令,就准备编个假名,尽快在被发现之前保释出去。但正当他从电梯里出来走向登记处时,他迎面撞见了博斯哈德。

“罗密欧!你在这干什么?”史蒂夫问道,他想到一年前他们在街上碰面的事。

“哦,伙计。”卢瑟笑了起来,“我到邻居那里借点糖,他们就撞开门进来,说是检查毒品。”

博斯哈德问他能否做点什么帮他出去。

“是的,”卢瑟说,“你能不能帮我尽快打个电话?我必须找到我妹妹,让她在上班前接我出去。”

博斯哈德说没问题,他走过去查看登记记录。

“我用的是沃特·威廉的名字。”卢瑟轻声对史蒂夫说,告诉他不能把自己的名字记下。

“不行,伙计,”博斯哈德说,“这招不灵。”

“你帮不帮我?”

“不行,伙计,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干。”

当博斯哈德离开房间的时候,卢瑟避开了他的目光,对自己说:“我真不了解这家伙,从来都不。”

此时的博斯哈德已经不是个新手了。很多与他同来的人都因为无法适应警察的工作而离开了。但是正像卢瑟在街上的生活中找到了刺激一样,警察的工作对博斯哈德来说也是同样的,只是他相信他是在与混乱的势力对抗。他已经从巡逻转到了行动队,成为出没在那些治安很差的地方,进行预防犯罪工作的特殊便衣警察的一员。因为他的一头金发,贫民区的黑孩子们把他称为“星空”。看见他飞檐走壁和在街上追击罪犯的样子,孩子们有时会找他签名,博斯哈德就会签上:“祝你好运。你的朋友,星空。”因为他表现出色,旧金山的警察局长下令给他晋级。

博斯哈德与反毒组漂亮的秘书简结了婚,她是警察的女儿。他们搬了家,不久就生了三个孩子,住在离犯罪高发地区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他想简也是警察,这会使他们免遭警界离婚率奇高的厄运,但维持家庭的平静也绝非易事。

罪犯与警察战争中的老兵

到70年代中期,史蒂夫和卢瑟已是街头平静的战争中的老兵。这种战争只是偶尔才爆发,但却总是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进行着。这同样是场战争,就像越战一样,看不到尽头。与越战一样,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当博斯哈德初当警察时,他就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平,现在,他与其他多数警察一样,相信法律是没有力量的,罪犯拥有权利而受害者没有。但他没有因为这些而失望,反而工作得更努力。

1973年,史蒂夫和卢瑟在县监狱里见了一面,之后他偶尔能听到关于卢瑟的消息,一般都来自那些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同事,有时他们还就此开他的玩笑。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行动,搜查一个同性恋的屋子,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套海军制服。一个伙伴说:“这是你的还是卢瑟的?”但因为卢瑟不是警察跟踪的重点,史蒂夫最后也找不到他了。然后,在1974年晚些时候,他在一张杀人案通告上看到了卢瑟的照片。

正像卢瑟所说,“情况很复杂”,就如同几年后洛基·索撒尔的死一样。他卖给一个女子700美元的可卡因,然后两人在一个汽车旅馆里鬼混了两天,他帮她把毒品都吸完。很明显,那个女子不打算用那些钱来干这个,不久就有两个男人拿着高尔夫球杆,找他要回那700块钱。卢瑟大声求救,他的一个“犯罪伙伴”被迫开枪打死了一个家伙。博斯哈德后来看到了警察发出的对卢瑟的逮捕令。

卢瑟和一个女朋友躲了将近一个月之后,他到那个伙伴家去了一趟,立即引起了巡警的注意。当他走下车的时候,警察拦住了他,卢瑟报了弟弟的名字,他复述了弟弟的情况:生日、母亲的名字、犯罪历史。当警察向总部报告的时候,正巧博斯哈德在那儿。“把他带来,”他在对讲机上说,“我会告诉你们他是卢瑟还是他弟弟。”卢瑟到警察局的时候浑身是汗,虽然当时是夜里3点,他身上只穿了件单衣。

“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卢瑟悄声对博斯哈德说。

“这是个谋杀案,伙计!”

“你知道我没有谋杀。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

“算了吧,伙计,”博斯哈德说,“你是海军陆战队员,序号2095725。我就知道这个。”

“别管那些了,他妈的,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

“我不能,伙计,他们把你带到这里来是因为谋杀。”

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不仅只是因为卢瑟违犯了法律,法律是不重要的抽象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博斯哈德觉得卢瑟已失去了诚实,成了一个采取欺诈手段的人,不再用一种男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命运。“我看他已经成了那种耍诡计的家伙,成了那种总是有个小妞陪着,利用她们隐藏自己的家伙。当她们被逮着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喊‘是她干的,我是清白的,毒品是她的’。”博斯哈德对那些抓捕的警官说他们抓对了人。

“我以为咱们俩关系不错。”在被带往牢房时卢瑟说道。

“咱们是不错,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博斯哈德嚷着。

“你出卖了我!”

“从现在起,你自己做事自己当,伙计。”

卢瑟被指控一级谋杀,在监狱里呆了八个月等待审判。证据表明他最多是个同谋,但他拒绝指证同伙,法官最后不得不和他达成交易,卢瑟承认过失杀人,被判一年徒刑,用判决前拘押的时间抵上。但他还面临另一项指控,即作为有前科者携带枪支。他因此而受到审判,被定罪,并被送进监狱。

他在监狱里的六个月不难打发。他的打字技术、电脑知识和讨人喜欢的性格让他成了监狱里的宠儿。出狱后,卢瑟立即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更深地陷进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中。他搞了一大堆枪,开始做更大的生意。“我认识加州从南到北做可卡因生意的所有人。我是州里的主要人物,从圣迭戈到尤里卡到处做生意。对我来说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是因为我能干得很棒。”

卢瑟此时已有了五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母亲生的,其中的两个是在三天内出生的。他十几岁时生的女儿还给他生了两个外孙。他跟孩子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带着他们,或者把他们送去与他的母亲和妹妹们一起过。从监狱出来不久,他遇上了一个叫芭芭拉的年轻白种女人。

仿佛就在昨日最短的归途

绕道走一段最长的路可能是最短的归途。

——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确,历史没有为我们这一代人提出更艰巨的问题,但是过去20年来,也发生了诸多重大事变,如越南战争、古巴监狱丑闻、入侵阿富汗等,理应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我们在60年代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如何看世界,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既然对心灵的探索如此之少,新左派还算不上思想运动。尽管有斗争,知识分子发议论,新左派总是对思想反应过敏,这就造成了极大的失望。30年代通常是我们衡量自身的参照物,当时的主要人物如今至少也已步入老年;60年代是青年时代,充满了失落的男女,他们在政治上总也长不大,因而忽略了历史的动力,对他们的行为并不负责。正因如此,这个运动的重量级人物谁也没有写出有分量的文章,记述他们的信仰与背叛,谁也没有心灵上的政治黑暗,为共同的经历普照光明。

不管怎么说,这正说明有必要重新回顾60年代。这个时期可能是最后一次,说话不需付出代价,生活充满乐趣。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可以活得如此天真烂漫,那种天真还能带着微笑。多数激进分子到60年代末已变得虚无和困惑。60年代的所谓“政治”,其实就是路易斯·福尔和许多其他政治老前辈表达出来的反叛精神,或不出大错的出格行为。我们喜欢将自己视为超凡人物,放荡不羁。

60年代在历史学家眼里独具特色,这十年可以自成一体。发生的事件大多是战争、暗杀和你死我活的分裂,整个一代人都是无感情的政治动物,这十年在人们的记忆中与其说是悲剧,倒不如说是闹剧。

〖3〗第九章仿佛就在昨日〖4〗〖1〗〖2〗破坏性的一代〖4〗我认识这场运动中的许多人时,他们还是戴红尿布的孩子,他们后来终身从事政治。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似乎还只是靠绿卡生活的另类,成为异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是世界公民而不是美国公民,对此我真有点羡慕。比较而言,我感到我的大半生都是在开着空调的美国噩梦中度过的,我的政治没有超出反叛的传统。我的父母即使谈起政治也只谈增税和华盛顿官僚体制这种平庸的话题(至多谈罗斯福在雅尔塔的传奇)。他们是大萧条中的“新政支持者”,但战后他们都变成共和保守派。这种转变与富裕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从未从中产阶级偏下的水平中走出来,但带着失落感,失去社会、失去自由和可呼吸的空气,还失去了一些难以名状的、但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感觉不到的东西。

我本以为我的“政治意识”是1959年离开南加州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才开始有的,我们激进派都这么说。这个城市从此变成自成一派的城市。该地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学校,到处都在制定激进的计划,官员们热衷制定反美“外交政策”,犯罪率居高不下、经济停滞不前。一位商人对官僚体制极度不满,就在他的商店里挂了个大招贴,引用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凡是没有明确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

直到50年代末,伯克利还是一座干净、照明条件不错的地方,一座给人以小镇感觉的城市。虽然相对小一些,但有空间感。它标榜为标新立异者的家园、发明创造的舞台。整个加州还没有一处敢称为文化先导的地方,大多只显露出沿海的落后。伯克利是全州沉闷空气中的一块大都会自由区。每个人都似乎在写一部小说,每个人都是“存在主义”者。旧金山湾区的生活是这座城市的集中体现,大学生可能偶尔还能看到杰克·克鲁克本人沿着电报大街散步。但对我来说,伯克利的引人之处在于它不是南加州,我在南方长大,那里似乎是50年代的缩影,到处充满枯燥和迂腐。少年犯罪造成威胁和不安。我开着1947年的老福特车奔驰在大街上,去赶福林格蒂和金斯伯格的诵诗会。我梦想能逃出洛杉矶,不想进入这样的真实世界。

整个1958年夏天,我都在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大学读书。那里的学生满校园里跳摇摆舞,吼几嗓子“美国佬滚回去”,我当时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有个人提到思陀罗思,他曾经与暗杀托洛茨基有涉。我还问人家:“谁是托洛茨基?”一位墨西哥朋友说:“让我们去帮助卡斯特罗吧!”就好像是布兰多或者詹姆斯·迪恩可能做的事。我们几个人试图弄到一艘私人游艇,就像“祖母”号带我们去古巴一样。这种事与政治毫无关联,我们也办不到。我没有去古巴,而是去了伯克利。

安·阿伯向以新左派诞生地而著称,主要得益于波特·胡伦的讲话。在汤姆·海登和其他奠基者公布他们的宣言之前,伯克利就已经感到大爆发前夜的风暴。因抗议处决“红光土匪”卡利尔·切斯曼,以及在旧金山大街上为抗议种族歧视而举行的静坐示威,引发高度警觉。警察用火警水龙头冲洗学生和其他示威者,将他们赶下市政大厅的台阶,看着水龙头喷向妇女,她们的裙子在两条大腿中间上下来回飘动,警察们露出污秽的惬意。旨在反映游行者的电影《废弃行动》多年后才公演,后台制作非常严肃,但在伯克利被传为笑柄,就像现在《胆小也疯狂》一样。

对我而言,所有这些都是时尚演讲的政治翻版,所有这些都与我的所见所闻有关。我自认为是自由派,不过我远非仅是一个坏男孩。我只是要做得比人们想像中的要好,想有更自然而然的命运。我们谈论着新政治,也想避免美国不变的现状,这种新政治将是个人的亲身体验,并达到“真”的境界。

仿佛就在昨日循规蹈矩的征途

暗杀肯尼迪案发生时,我当时正在读英语研究生。他就职后的几年实际上等于打一场小型战争。每件事都已就绪,虽然不知到底发生了何事,我们还是为之一动。消息从达拉斯传来,我认识到将要发生一次大地震。一瞬间,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我不仅产生一种损失感,也似乎意识到一个孤独疯狂的枪手时代来临了。这远远超过认识到“制度不能保护我们”。我记得当时有一丝恐惧和预感:如果他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的话,结果又该怎样?

1964年“言论自由运动”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次机会。随着抗议白热化,“言论自由运动”抨击大学实际上已成为广大社会的缩影,外面的社会权力已经窒息了人们的自由,而大学校长也在压制学生的权力。我们的抗议使得校园瘫痪,我们因此感受到主宰沉浮的光荣。我们在风华正茂时就抓住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提前这样做,因为人一过了30岁,就靠不住了。

随着与大学当局的对抗演变成一场冲突,我们感到历史不是所读到的那样,而是人们实际上可以创造的。一个人没有必要非得等到人到中年才去享有成年人的权势。人们都在注视我们,我们上了电视。不管现存秩序多么乱,这个制度充满了疑惑。沃兹华斯从来不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但当阿拉梅达区警察在黎明时分开始聚集在校园四周,做好几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时候,我脑子想起了诗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几行诗:生是一种福气,年轻就是天堂。

“言论自由运动”开始时,我正在以简·奥斯汀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论文完成之时,也就是我作研究生的时代结束之日。我不能再把生活视为循规蹈矩的征途,如果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已可想而知,那该多么乏味。现在奥克兰的杰克·伦敦广场上正在搞“种族平等国会”大游行,反对餐馆就业中的种族歧视。1965年伯克利确定了本校的“越战日”,这是全美第一个教师反战罢课活动。从前,西贡对加德满都或斯里兰卡来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名字。听了艾萨克·多切等人的演讲后,我把越南加进了自己的政治地理课中。正如演讲者所说,越南是一块被美国士兵占领的地方,正像我们的校园被阿拉梅达区警察占领一样。

那个夏天,我去了伯明翰,在麦尔斯学院谋到一个教书职位。这所黑人学校的校长埃·皮茨让我想起拉尔夫·埃里逊的《隐身人》里的那个校长。前一年的夏天,麦尔斯学生进行大规模游行,警察局长“康纳牛”放出他的警犬,皮茨用一条封锁绳圈住学校,以此保持学校的自治。我来校报到时,皮茨校长已雇佣一些中年黑人沿学校四周巡逻,防止三K党驱车扫射。其中我认识的一个人叫雷蒙,他曾经将他的午餐分给我一份。

这个经历只是其中浓缩的一幕,我记得更多的是一系列蒙太奇影像。一年前,四名黑人女孩在一个教堂集会中被炸死;在浸礼会教堂里主持纪念活动的一位黑人基督徒戴着一副污迹斑斑的眼镜,让我永生难忘。年轻的白人拿着垒球棒追赶登记投票的黑人。伯明翰发生一起爆炸,一名头发灰白、上了年纪的黑人矗立在他家那烧焦了的房前,活像一个胶片底版。

那年夏天,我所见到的黑人都视马丁·路德·金为心目中的偶像,只有一个名叫约翰·杰弗逊、皮肤有点发褐的黑人义工例外。这位投票登记项目的主任讥讽金博士是“鸡稣”(耶稣)和“鸡督”(基督)。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谁有《圣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手中有枪。”他对非暴力哲学不屑一顾,他说,非暴力这种思想长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议论。杰弗逊对白人的民权活动持模糊态度,这是我在南方见到的第一位这样的黑人。

1968年是一个转折点。约翰逊宣布不再竞选连任、马丁·路德·金和鲍伯·肯尼迪被暗杀、芝加哥暴乱等,这一年集中体现了整个60年代大动荡的全部故事。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感觉到但并不愿意承认的是,新左派决定铤而走险。他们的标语用的是道义煽动,比如“将军队撤回来”被改成“将战争打回来”。憎恨美国的时尚早已取代了让美国更美好的愿望。美国运动员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一败涂地,让我们兴奋不已。那年我收到惟一一张圣诞卡,封面上画着一名越南农妇手握来复枪,下面写着“地球上的和平”,里面写着“用各种必要的手段”几个字。

我们每周坐在一起看一次电视,当沃尔特·克朗凯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上宣布尸体数目不断攀升时,大家都高兴地鼓掌。我拿着汤姆·海登从河内带回的一把梳子,他曾经去那里确保我们在越战中团结一致。梳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F-105战斗机的叶片做成的,形状像一架飞机,还打上一行字“北越打下的美国海盗第1700架飞机”。

我们痛恨战争,但是我们也喜欢它。我们因越南而变得特殊,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代人。战争使任何出格的事、任何过头的想法和行为都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向某大公司的玻璃窗投掷石块,我们一想到这是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罪恶感就立马消失。放火焚烧学校图书馆后,我们对自己说:这是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如果说战争给我们发了许可证,它还让我们沉湎于道德优越感而不能自拔。我们比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环境要高尚得多。如果我们犯了什么不太体面的小错的话,从长远来看,他们终将被我们在东南亚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淹没。

仿佛就在昨日青春火焰

越南对我们来说刻骨铭心。它是我们的战争,这是我们之所以与众不同的经历。记得1968年有一天,听到和谈的谣传,我们不寒而栗:战争结束了该怎么办?那时我们还能干什么?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种想法。战争不可能结束,那是我们的生命,是熊熊燃烧的青春火焰。

新左派跑到芝加哥找点乐子,抛弃自由派,选举了尼克松。我们相信,事态的发展将“激化矛盾”,使国家更快速地走向“法西斯主义”。

光有改革不行。必须有一场革命。我们不太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必须搞一场革命。以前我们自称为“激进派”,而现在我们要当“革命派”。我们等待着天际出现划破时代的曙光。1969年伯克利人民公园暴乱,是一帮破罐子破摔的乌托邦派和死硬的政客相互呼应的结果。伯克利顿成瓦砾:破碎的玻璃窗向冰雹一般随处散落,阿拉梅达市警察局的警察在我们的人海包围圈中孤立无援,个个如惊弓之鸟。市警察局再次派“蓝皮军”支援。暴乱中,我冲着催泪弹扔了一块石头,砸到了他们的一个人。他的同伴拿枪顶着我。我掏出记者证,对他们吼道,“我是记者!”

我突然想起法朗茨·法能关于“革命暴力”的理论。我们现在是“美贡”(参照“西贡”),当时说什么都不算滑稽,“占领”伯克利,把它变成“解放区”的示范,以便在全国建立类似的战略根据地。大街上处于混乱状态,汤姆·海登躲到某个角落,正在起草他所谓的“伯克利解放计划”。他还谈到有必要击退警察,可以通过采取游击战行动打败这些“占领军”。他说,白人激进派和反文化分子做不了这个,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惟一能打响“武装抵抗”是潘特斯,海登称该组织是“我们的”“民族解放阵线”。克利弗、休伊·牛顿、鲍比·希尔等人要么在蹲大监,要么在组织人民公园暴动。我听说他去找过潘特斯的临时领导人戴维·希拉德,讨论能否打下一架阿拉梅达警察署的直升飞机。据说,希拉德厌恶地看了海登一眼,“汤姆,就按你说的办。找一个黑家伙扣动扳机。”

我们这些50年代形成政治敏锐感的人感到来自6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迎头赶上的危险。这是一个“六亲不认”的时代:那些对革命暴力表示怀疑的人,他们自己要受到怀疑。新口号是“越暴越好”。新左派第二拨的代表人物是伯纳德·多恩,她是激进派的顶梁柱,从伯克利来,身穿超短裙。她说,“该是停止空谈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去做!”她即将启程去古巴,其身份是“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中一个叫“气象员”的成员,该组织在哈瓦那会见过古巴人和越南人,回国后,致力于在本国的核心地带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虽然我们几年前就开始反对教条运动,我们现在也开始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都对人讲正在读《资本论》,人人都在把1970年比做1917年。在这方面,伯克利的主要吸引人之处是“红色之家”,这个集体的主要人物是汤姆·海登和希尔。在性别政治控制下,“红色之家”每天练打靶,摆阵地,寻找擦出星星之火的机会,等待革命的爆发。据说,他们曾就单独冲澡并随手将浴室门锁上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这个问题展开尖锐的辩论。

一天,戴维·霍洛维茨和我以及海登一起坐在“红色之家”为其“干部”租的一套房子的门厅里。海登说:“美国不久就要打一场内战。”他说这话时丝毫没有遗憾之感。根据他的建议,我买了一杆枪,这样一旦革命到来时,我就能立即武装起来。我把上了子弹的枪膛藏在一个地方,将枪身藏在另一个地方,以防孩子发现它们。时间一长,我总是记不起来枪到底藏到了什么地方,有时得花上两三个月才能把枪全部装齐。一旦联邦调查局的风暴军队闯入我家,将我带到某个集中营里,那时就来不及自卫了。我一直认为他们还有集中营。

“新左派”开始走下坡路时,它仍不失时尚。早在1970年我就认识到这一点。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称是简·方达的经纪人。他说,方达已经与她的前任丈夫离婚,刚刚在印度结束一期修炼培训。在那里,她读到一篇我在《堡垒》上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印第安人占领阿卡兹的。她因此决定回国“参与”。他问能介绍她加入新左派吗?我说“当然可以”。

几天后,方达亲自打电话,说她想去阿卡兹。她在一个大雾的早晨来到旧金山,依然是清新可人,充满自信。我们等船去那个小岛时,她说,她在法国流亡的时间太久了,想回到美国,因为这里还在出点“事”。我跟她开玩笑说:“你可能等得太久了,60年代都结束了。” 一丝恐怖掠过她的脸,她说:“噢,但愿还没有。”

我们上岸时,她走在印第安人中间,流露出自我谦逊的妩媚。她脑筋很好使,很快就明白了岛上的力量格局。她看到不同派别之间为了争夺对阿卡兹的控制权而进行武斗,看出其中一个叫西尤斯的部落更为激进。

后来,我又为她组织参观一块保留地,她给我留了个字条,希望她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作用。结尾时,她写了这样一句:“权力属于人民!”她写的感叹号下面不是一个点,而是画一个小圆圈(我妻子后来看这条子时说:“怪就怪在她当时没有把圈画成一个小笑脸。”)。后来,我只知道方达卷入了“转业兵咖啡屋运动”,还上了一次电视,对东南亚问题发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她说,我们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我们的帝国主义需要攫取那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矿藏。

仿佛就在昨日现实生活

我欣慰地看到方达随后几年里在这场运动中进步很快,以她去河内进行宣传为高峰。我总也忘不了两件事,一是她那感叹号下面的小圆圈,二是她在电视上的经典批判主义。

到70年代初,一丝慌恐袭入这场运动。我们屏息等待的革命至此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梦幻的怪胎从未降生。因热衷于离经叛道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现在纷纷转向环境保护主义、消费主义和宿命论以及地方政治。我的许多老友申请进入大学的研究生院,这些地方正是当年他们决心要烧毁的地方,如今他们要获得高学位,并在学术的掩饰下传播为人不耻的思想。德国新左派分子卢迪·达什柯所谓的“通过现存国家机器的长征”开始了。

70年代中期,我们注意到,对共产党员的忍受能力有所发展。近十年时间,他们在我们的会议和机构门前晃来晃去,试图找到任何可以渗透其间的组织为突破口。我们痛恨他们,却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顽固地支持苏联,而是因为他们总是那么“中庸”温和,总是试图投票给民主党人,而我们是在等待总爆发。现在共产党不是在重建,就是正在经受重新评估,也许可能为左派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共产党有“忍”耐力,其成员经受长期斗争的磨炼。

60年代离现在已很遥远,恍若隔世。从那时起,我们不断前进,完成转变。我知道,这个时代还将伴随我们,保存在我们的记忆和政治活动中。这是一个奇怪的阶段,严肃但愚蠢,虚浮也具毁灭性。那些日子里,我们向自己世界的水面上扔石头,激起的涟漪还不断向当今的海岸荡漾过来。

一想起过去的好时光,我有时还能记起一个“段子”。当时一位名叫布鲁斯·富兰克林的斯坦福大学英语教授一度以头脑发热的“毛派”分子享誉旧金山湾区。1969年革命风暴似乎终于要到来。布鲁斯的一位同事,斯坦福的年轻教授暑假躲到太平洋海边尽享片刻的日光浴,秋季开学时,富兰克林一见到他便问:“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做了点什么?”当时这个问题的言下之意是“你为革命做了点什么?”谦逊的年轻教授答道:“布鲁斯,我不得不向你坦白,我游了不少泳。”富兰克林看了他一下,觉得游泳纯粹是浪费时间,于是想到一条更好的方案,他说:“好啊,那还不错。但要到大洋那边,恐怕我们得雇几个潜水员才行。”当时许多古板的革命家都用这种口气说话。

谢天谢地,革命从未达到需要湿衣潜水的地步。但有60年代左派背景的人确实是政治水面下的黑影。由于多年的新左派分子经历,我再也没有加入另一个运动,或皈依另一种正统。但我感到,仍可发挥另一种小作用,那就是注意一下潜水很深的蛙人,当发现其中一位快要浮出水面时,指出他是谁,他正在干什么,后果可能是什么。15年热衷于激进主义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据我所知,那是我能发挥余热的惟一途径。第十章致政治朋友的信

亲爱的M:

很抱歉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回信。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后回到加州时,我一直在想上周末去纽约时的情景。我想到了周五给你打的那个电话,想到了我怎样才能请你来我母亲家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你说你要来的。但我们的谈话后来变成一种政治辩论,我们的声音有些激愤,我们开始感到位卑身微。这次通话更增加了我的孤独感,我说我们应该停止这样的谈话,于是挂断了电话。

我还想到了那天你没有再打电话过来,也没有如约参加我父亲的葬礼,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我想到坐飞机回家,我意识到我们的友谊已受到多么大的打击。

我想到我们的友谊如何始于半个世纪前我们一起上“太阳边小区进步幼儿园”。童年岁月在记忆中如此经久不衰,没有它,我对生活就没有什么印象。在左派圈子里,因政治分歧而消除生活中的亲密感是极为平常的事。在回家的班机上,我想我可能再也听不到你的音信了。

可是,我回家一周后,就收到你的来信。你为我们的电话谈话不欢而散向我道歉。你说,极权主义是我们的“共同遗产”,个人生活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你的话让我想起了1956年“赫鲁晓夫式离婚”,我们父母那一代人20年的婚姻可能因为对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持不同的政治立场而毁于一旦。政治思想似乎在决定着现实生活。

但当时,虽然政治思想决定现实生活,你的信却对我们朋友之间发生的争执只字未提,当然还是触动了痛处,再次激起我们之间的辩论。

引言关注的热点

不久前,我们在一个电台谈话节目中讨论60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者。主持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6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什么?这个问题引出了几个不同的答案,包括“言论自由运动”、“五角大楼的三月”和“芝加哥事件”等。好在我们事先谈论过这个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重要的是一些细节,而不是一些重大事件。我们告诉主持人,1969年夏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

在那个变化莫测的时代,革命是所有人关注的热点。汤姆·海登是当时的一位运动领袖,正在芝加哥面临着谋反的指控,他号召在美国的城市中建立“解放区”。“气象员”组织当时控制着“学生民主社会”,计划在年底开展游击战。但是,大部分激进分子的注意力集中在“黑人黑豹党”上,海登称该党为“美国的越共”。

当其他人都在空谈时,“黑豹党”却在实干。“黑豹党”的成员向警察开枪,这种行为被激进分子视为即将到来的“武装年代”行动的预演。正在该领导层土崩瓦解之际(休伊·牛顿因杀害警察落入狱中;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逃;鲍比·希尔被起诉),“战地将军”大卫·希利亚德挺身而出,力保党的团结,并在白人中寻找支持。得知法国名作家让·吉尼特对“黑豹党”感兴趣后,希利亚德邀请他来西海岸为该党演讲。

〖1〗00〖2〗破坏性的一代〖4〗〖3〗引言〖4〗00斯坦福大学是演讲的其中一站,这场演讲是该校法语系主办的,法语系的重量级人物还说服了著名历史学家戈登·赖特出面主持演讲前的鸡尾酒会。“黑豹党”成员身着黑皮夹克、佩戴墨镜早早到场,这些人看起来像迷路的纳粹兵团,只是他们的皮肤可能在流浪中变了色。这位矮小的法国人牙长得不太好看,衣服也一团糟,他的翻译是从《堡垒》杂志雇来的一位女性。他称赞“黑豹党”具有真实性(同时他认为马奎斯·德·萨德亦具有这种品质,是最伟大的革命家,甚至比马克思都伟大)。当他说话的时候,“黑豹党”成员们面带困惑不解的愠怒神色,杂乱地挤在一起。赖特的儿子是位军人,这天同一位黑人士兵一起回家。“黑豹党”的人发现他们俩正准备离开,普拉特把赖特的儿子挡在厨房里,朝他脸上吐口水,称他为“汤姆大叔”和“人民敌人”。当普拉特重新回到厨房时,那些白人宾客们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鸡尾酒会开始后不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肯·凯西,在华莱士·斯特格纳富有创造性的写作研讨会上初露锋芒。后来,他成为一位小说家,从那时起他就不太参加斯坦福的活动了。他丝毫没有在意“黑豹党”的存在,眼里透着迷离,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他说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听说有一位法国名作家在此,由于他自己也是名作家,所以两人见见面是件好事。

当吉尼特和凯西握手时,客人们预感到不祥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因为吉尼特认为同性恋非法,而凯西却正是同性恋的实践英雄。凯西笑的时候,一颗门牙露在外面,这颗牙上镶着美国国旗。吉尼特知道自己的牙不好,可被凯西的牙上的装饰逗得哈哈大笑。凯西面带快乐的神情,指着自己的脚说:“我这是绿袜子。”吉尼特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凯西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绿袜子,伙计,你喜欢它吗?绿袜子,这很厚的,非常厚。”为了跟他谈话,女翻译用蹩脚的法语说:“Les chausettes vertes, elles sont tres, tres lourdes.”吉尼特低头看着凯西的脚,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但当吉尼特还在想他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绿袜子时,凯西已经转移了话题。他指着“黑豹党”成员对吉尼特说:“知道吗?我喜欢打篮球,没有什么比和黑人打篮球更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同这些黑人出去一对一地练。”

“黑豹党”成员被这种童话式的话惊呆了,一时不知道这些话意味着什么,都呆呆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人刚想往前冲,却被大卫·希利亚德制止了:“冷静点,伙计,这个操他娘的家伙疯了。”他大声向所有的人重复了一遍:“这个操他娘的家伙疯了,把他赶出去。”

“黑豹党”人离开了,他们带走了吉尼特。这个矮小的法国人回过头来看着凯西,耸了耸肩,似乎在表示,他本想继续通过翻译交换一些怪异的看法。凯西目送着他离开,自言自语道:“这些黑人到底怎么了?难道他们不喜欢篮球?我想黑人爱篮球。”

如果在另一个时代,这只不过是一件简单的怪事: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世界,他们试图跨过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行交流,结果却不太好。但是,这次短暂的交锋却在西海岸的运动圈子里被激烈争论着,人们认为这是一次“主显节”(1月6日纪念耶稣显灵的节日)。我们这些自称为激进派的人在60年代喜欢用这个词,因为它试图指出生活中的共性,并把一些预示性的东西注入平凡的生活。

“主显节”使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有价值了,我们像追星族一样寻觅着它们。这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信念之一,即平凡的生活背后一定有神圣的地方。只要我们稍微努把力,就能得到这个冠冕堂皇的社会的最后支点,或许是资产阶级意识,或许是集体自由主义,还可能是神经性紧张,或任何可能阻止我们冲向彼岸的事物。

从最早的战斗口号——“你不能相信任何一个30岁以上的人”,到这些短语在美国渐渐消失,60年代的那一代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新世界的童子军。当时流行的“文化革命”所鼓吹的就是要把人们从传统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社会的园艺学家,他们要“绿化美国”,让后工业时代的人们冲出清教徒主义的束缚。这是心怀报复观点的天使,要摧毁美国这个“罪恶的帝国”,解放全世界的囚徒。

引言探索远未结束

今天,人们不再会相信“主显节”,也不可能去追求“武装年代”。当迷惘的60年代已成为过去的时候,它的精神仍徘徊在我们心中。怀旧的艺术家把它写入作品中,描绘着在那个最后的好时光里纵情欢娱的形象——欢乐的性、欢乐的毒品、欢乐的歌曲。对于那些热衷于破坏的左派来说,60年代不仅是一个拥有很多乐趣的时代,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好时光——理想主义风行一时,人们除了想给和平一个机会外别无所求;那也是一个崇尚义务和行动的时代,在我们这个自私的社会中,双眼迷蒙的年轻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道德热情,改造世界是他们惟一的目的。

对于怀旧主义者来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它们恰恰是对那个年代的虚假回忆。当我们透过万花筒的玻璃看60年代时,看到的东西已经被扭曲了。它可能是最美好的年代,也可能是最糟糕的年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透过种族暴动、越南战争去看那些充满激情的、无拘无束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天真很快就可以转化为玩世不恭,美国人的胡闹很容易就会酿成对美国社会的巨大伤害。在那个年代,像“黑豹党”这群贫民区的恶棍被当作了政治空想主义者,而那些以恶作剧为乐的家伙却可以像福音派传教士那样,令人信服地开设药店,公然“传播”化学麻醉品。

60年代还激活了人们对“新耶路撒冷”的渴望,但也正是在那个时代,指导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所有道德规范都受到了攻击。当一个又一个权威被新左派打倒之后,我们这些激进派宣称,毁灭是为了重建。但是,当我们想要革命的时候,却发现没有革命的蓝图。当60年代结束的时候,整个社会好像遭到了重重一击,社会成了各种多如牛毛的小团体、利益集团组织和新近被命名的少数群体,这些群体的惟一共性就是都认为美国是可恶的、不能相信的。这也许是60年代持久不变的遗产。政治哲学家迈克尔·瓦格泽最近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表露了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只有去华盛顿游行时,我才有回家的感觉。”

因此,当一件艺术作品表现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感并希望激进派复兴时,60年代就没有逝去,它仍和我们在一起。现在越来越清楚,60年代将继续影响着我们。60年代是穿在我们脚脖上的绿袜子:厚重。伙计,非常厚重。

这本书是关于60年代及其特有的那种现象的,确实没有一个好的书名可以概括,或许应叫“80年代中的60年代”,可以加深我们对基克加德这句哲理的理解:生活要向前看,但对生活的理解却只能向后看(Life may be lived forward but can only by understood backward)。到70年代中期,激进派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新左派要继续战斗,坚持信仰,另一些人要放弃。对于我和戴维·霍洛维茨来说,从激进派中撤出是个人和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将在该书的自传部分列出细节。然而,如果说有一件事促使我们进行反思,那么,这件事就是越南的命运。不像激进派预言的那样,这里没有“新的早晨”,也没有农民的乌托邦。相反,只有比我们所反对的更大的大屠杀,只有比我们所要取代的更糟糕的政府。

从东南亚传来的只言片语的消息(左派自己想阻碍信息流通),让激进派的政治运动放慢了脚步,尽管没有突然转向反面。这个转向过程发生在几年之后,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改革后的左派不谴责这种种族屠杀,反而指责美国对苏联进行制裁,指责美国帮助伊斯兰圣战者的努力是“新冷战”的开始。

到了80年代初期,我们感到应该对那一个时代的影响进行一次实实在在的盘点:一些是无可争辩的积极影响,如自我意识、社会空间和包容性的扩张,以及自我实现的空间扩大;另一些则是很黑暗的一面。在对权威的攻击中,我们损害了文化免疫系统,给了机会主义者可乘之机。犯罪、毒品及艾滋病流行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60年代。

当我们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经历过的事的时候,遭到了我们当年一些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他们来说只有两种归类的办法: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进步的,就应该写;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破坏性的,就不要写。我看到他们再次拿起小旗,喊出昔日的口号,煽动“反美主义”。这些中年人都已两鬓斑白,肚子下陷,而且我们曾经所说的国际格局的“客观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认识到,60年代对我们这代人的最大影响是它所给予人的希望:人可以永远年轻,甚至不需要对自己从前的行为列一张借贷平衡表,更谈不上赢利亏损声明了。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经典小说《旅途之中》所写的那样:“生活在希望之中能使你永远是个孩子。”

本书的内容反映出我们试图理解那场我们自己曾参与过的运动,理解那群从未长大的60年代的迷途男女青年,同时也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办法包括回忆、档案重建、评论和暗示。但是全书的精神是在质疑我们自己、我们的历史以及那些选择继续革命的同志。“片段”是记者对散文的特殊称谓,用于称呼本书的某些章节非常恰当。写作此书是我们的一种探索行为,这种探索远未结束。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破坏性的一代

如果说这些辉煌的事情在费伊的葬礼上无人提及,那么费伊最后一年的个人生活更是无人触及,当时她从以前的承诺中后撤,试图探索家庭和女权主义的新模式。这样的新生被突然而至的暴力打断了,一个出狱人员声称代表被误解了的乔治·杰克逊向她开了五枪。然后是数个月的瘫痪和痛苦,接着是孤独的自杀,让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多么希望她能像为别人斗争一样,为自己斗争。

也许,费伊的生死太复杂。或许,由于命运的反复无常,她的悲剧几乎不被人理解。60年代后的十年是保守主义盛行的十年,一些人原有的信念受到冲击,对于这些人来说,她的悲剧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信息。然而,这个遗漏让葬礼有种不完整的感觉,似乎这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故事,一个有意义的教训故意被遗忘了。

葬礼结束后,人们来到室外,站在阳光灿烂的小路上。谈论的主题多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而不是费伊。在激进运动风光不再的这些年头里,他们去何处旅行了;在继续坚守信仰的同时,他们做出何种让步与妥协了。在墓地里,有一个简短的仪式,出席者应邀去给灵柩上撒一把土,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在这一时刻,”费伊生前的一位密友说,“你几乎能听见她低沉的声音,那是昔日的费伊,我们想记在心里的费伊。‘等一等,’她似乎在说,‘等一下,该死!’这里面应该有更多的含义。”

像60年代突然转化为激进派的其他人一样,费伊有一种适合媒体报道的性格,冷静且不易屈服。她的脸挤成一个恒久不变的中心,这是她性格的反映,既冷静又爱好嘲讽,完全是一台受逻辑驱动的机器。与她相识的人对其印象各不相同。

她是一个与自己不断争吵的女人,遭受着矛盾情感的折磨。她担心自己的模样,担心对服装如此感兴趣是否正确。她认为自己长相平平,但又担心美容可能属于伪善。事实上,她的脸远比她自己想像的有吸引力。她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担心自己给人的印象有点胖,这是正确的。她对囚犯作为“被锁住的高等人”的认同,来源于或至少部分来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即她自己被局限在这样一个身体里,不能完全表达自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她感到自己弱小无能时,她的好友,特别是女友却认为她是她们见过的最强有力的人。在她的一生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在实践一种成功地自我表现的战略,把才华体现在身体上,让自己迷人的风度能够吸引过路人,当然是那些她认为正直的人。

费伊独断专行、自我膨胀,为了自己的事情而冷酷无情。她常让别人感到忍无可忍而发怒,但看到这种结果,她自己还感到很惊奇,很受伤害。然而,她又能非常大度,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属于她的东西,她却能不为所动。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费伊多年的一位密友向她透露,自己有过一段无力了断,但对自身极具破坏性的爱情。而费伊认为任何人都有能力拒绝他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她称这位密友为“失败者”,不敢去追求美好的东西。费伊对别人的事情如此不敏感,有时几乎接近于无情无义,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但费伊却认为人们都对自己不好,这种思维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担忧,以至于她在办公室同陌生人常发生冲突。一个停车场管理员的指责能对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费伊身上的激进主义是那样的自然,以致人们可能认为她生来就穿着红色尿布,或至少是一个纽约人,把左派政治活动当作一种常规训练。事实上,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普通中产阶级,是犹太人,三代世居加利福尼亚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但从不张扬。 因为家庭地位及其犹太文化的原因,她只通过间接方式表达不满,进行反抗,最后通过政治途径表达自己。

费伊的父亲,山姆·亚伯拉罕是一个沉默的人,对人生的机遇和灾难有固执的理解,他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男孩显然极为失望。费伊总是认为她的小妹妹丽赛更靓丽,更成功,因而取得非凡的成就似乎成了她惟一的出路。她的母亲也想迫使她更成功,这在后来增强了费伊的反叛性。费伊3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让她学钢琴,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为了防止费伊晚上睡觉时吃手指头——这会毁掉她的音乐职业,于是在她睡觉时,母亲用绳子捆住其双手。费伊要按母亲的要求穿难以忍受的矫形袜子,并不是她的脚有问题,只是母亲想让她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一双漂亮的脚。费伊还要戴上令人厌恶的牙齿矫正器,是因为母亲想让她日后能有一个迷人的笑脸。甚至当费伊受枪击后,在医院接受重伤治疗时,她仍抱怨母亲对其前额的抚摸太粗暴,不是要安慰她,而是要驯服她的头发。

费伊9岁时,她家从旧金山搬到了伯克利。她成了一名伯克利人,这个称谓主要来源于思想观点,而不是地理范围。伯克利大学的政治、文化自由主义从学校向校外社区扩散,她被深深地感染了,这种情感最终导致她新左派思想的产生。朋友们记得,她抱怨自己“被钢琴奴役”,尽管她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同旧金山的名人同台演出,在14岁时就可以演奏《国王》了。她孤独、烦躁、轻浮、没耐心,急于越过模糊不清的青少年时期,直抵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为了同其他熟人竞争伯克利高中女生联谊会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并可能是反犹太主义的,费伊同教友派的人一起在郊区度过了一个周末。那个社区里道路破败不堪,碎纸片随处飞扬,是黑人贫民的居住区,是一个能让人真正看到灵魂的地方。

她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孩,但似乎又比青少年偶尔的无政府主义多了点什么。有时,她会把《时代》杂志压在音乐书下,阅读有关国际政治的封面文章。有时,她会在周末同女友一道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花一整天时间参观金门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斯坦哈特海洋馆。她跑进走廊里,打开每一扇标有“私人拥有”的房门。在她停止学习钢琴之前,她已经违背父母的意愿,去当地卫公理教堂为星期天祷告演奏,虽然她在演奏基督教圣歌的当中,夹杂了几首酒吧里的流行曲。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直觉式的感知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和感情,这是直觉式的感知,而不是逻辑推理。文蒂·麦尔默,费伊最要好的高中同学之一,记得当时很忌妒她。她坐在长凳上等公共汽车时,拿出四五页纸,字体漂亮,上面写着她内心深处的感想。当费伊进入俄勒冈的里德大学时,她决定学习文学,这是一所自由主义的艺术学府,以反对权威、崇尚改革而闻名。但是,在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她去墨西哥参加一个卫公理会的活动,帮助那里的农民抵抗伤寒病,这次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目标。大学四年级时,她转学到了伯克利,学习法学预科,与杨·李·凯利同住一屋,她是后来伯克利城市协会中激进派的重要一员。杨那时叫贝蒂·李,是一对中国农民移民夫妇的女儿。费伊发现这个人很有趣,她们俩进行了长谈,不仅谈论种族主义,还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费伊当时已经开始关注大的问题。”杨回忆。

后来,费伊去芝加哥大学学法律,师从默尔考·夏普,他曾写过一本关于罗森伯格斯的书。他邀请费伊帮助他处理一个诉讼案件,被代理人是莫顿·索贝尔,是一个著名的核间谍案中的第三方。当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来看她,要求外出观光时,她带他们去贫民区散步。她对当时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感兴趣,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麦卡锡主义气息。在同全国律师工会(总检察长不久前称此为“共产党阵线”)的学生分会成员见面后,费伊径直找到该团体的主席马文·斯坦德,讨论她去墨西哥参加卫公理会活动的经历。经过三个月的恋爱后,他们结婚了,这桩婚姻被称为是为了受压迫者利益的合资企业。

60年代,费伊重返伯克利,她和马文发现那里的政治气候比较适合他们的理念生存。这时,费伊28岁,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是男孩,叫尼尔,一个是女孩,叫奥格兰。费伊充满活力,喜欢变化,对一切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东西都感兴趣。除了业余时间为查理士·凯瑞领导的一家左派律师事务所工作外,她、马文与其他三位律师一起创立了“正义协会”。作为后来“法律集体”的先行者,该协会是“一切正义事情的保护伞”,工作包括帮助当时尚不知名的图莱县负责人,替西海岸受农场主歧视的黑人打官司。费伊参加了一切工作,从法律援助到“军事母亲”活动。

贝蒂·安·布鲁诺当时是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那时认识了费伊。布鲁诺在照看孩子的问题上有了麻烦,通过传统的渠道求救无效后,受“别去碰瓶子,去拿电话”这句口号的感染,她打通了这个称为“匿名母亲”组织的电话,费伊在电话的另一端。“那是她家里的电话,她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可能也是惟一的工作人员,她问了我的困难是什么,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只要是我需要,她就同我交谈,我想谈多长时间就谈多长时间,看起来她把自己完全贡献出来了。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置信,我只不过是一个有了麻烦的陌生女人,而她却愿帮我。”后来,她们两人成了朋友。当时的法律禁止父亲进入加利福尼亚的产房,费伊出来反对这个法律。布鲁诺的丈夫也是律师,他加入了费伊的行列,最终他们促使这条法律得以修改。

费伊似乎可以立即出现在任何地方。但是,在她的性格中存在着缺陷,那就是烦躁,或者是一种没有章法的摸索,这表明她不会满足于普通生活。那段时期的一位朋友说:“她的雄心大得出奇,马文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马文和她参加完一个政治活动,我们三人在她家的公寓里,她对晚上见到的人及这种关系将给她带来什么充满了激情。马文和我对她精于算计的野心十分反感,我们不止一次地为发生在她身上的这种事面面相觑。”

安·金哲,费伊一生的职业朋友,梅凯·约翰研究所的负责人,说:“她一直在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其意义大于她所能挣的钱,大于她所能建立的法律原则。她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因而当她的被代理人不具备她所要求的这种意义时,她便赋予他们这种意义。”作家格雷戈里·阿姆斯顿,后来曾与费伊共同在乔治·杰克逊辩护委员会工作,同意这种看法:“像当年的其他左派人士一样,她非常饥渴,总在寻找一个伟大的梦想,并准备为之贡献一切。”

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既为她实践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舞台,也帮助她找到了公众支持。以“正义协会”为政治基础,她渐渐成为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西海岸朋友”运动的灵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的简称,是一个对小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改革主义失去了耐心的激进民权运动组织)。费伊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捐款和义演。在逾越节,像在此次运动中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她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们组织静坐,这个活动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同犹太人出埃及联系在一起。在1964年和1965年,费伊去南部为“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工作,花了相当大精力,帮助密西西比民主自由党挑战民主党。

罪犯与警察太多的毒品

在他当便衣警察的岁月里,史蒂夫·博斯哈德经常能碰上艾丽斯·索撒尔,街上的人叫她“洛基”。她面色苍白、金发碧眼,由于与太多的男人鬼混,吸食了太多的毒品,又经常被送进监狱,所以看上去很惨。她虽然只有32岁,但看起来更像是50岁。博斯哈德在得知她的死讯后并不感到意外和特别悲伤,但是情况又使他感到有些异常——她当时去医院是为了给肩膀上的脓肿做个小手术,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后来却突然昏了过去,第二天就死了。另外,真正引起他的兴趣的是尸体解剖发现死者体内有过量的氨基丙胺,而病房里旁边床上的一位病入膏肓的妇女使院方相信,曾有一个黑人男子来过,并给死者带来些药物。那名男子被确认是卢瑟·布鲁克,博斯哈德知道这是件谋杀案。

其后几天中,这位金发碧眼、留着长胡子的警官穿了一身街上人常穿的那种衣服,和他的那些与地下毒品贩子和吸毒者有关系的线人们进行联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抓捕过上千人,因为表现英勇而荣获勋章,市议会的议员们还为他写过推荐信。他知道局里把他视为好警察,他也在罪犯当中树立了威名。他为这样的现实感到滑稽:最终为他的职业下定论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近二十年中与卢瑟·布鲁克纠缠在一起的命运。他们之间的差异巨大: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罪犯;一个有家庭,一个东游西荡。但是他们被环境捆在一起,博斯哈德把这种环境称为“报应”。许多年后,他们似乎还停留在60年代,对他们来说,对方就像是一面镜子,而自己则害怕在其中看到自己。

〖1〗0〖2〗破坏性的一代〖4〗〖3〗第三章罪犯与警察〖4〗0大约一周之后,刚刚凌晨3点他就在家中被局里的一个人叫醒,告诉他卢瑟正在长滩的一个付费电话旁等着跟他说话。当博斯哈德拨通电话开始通话时,他妻子突然坐起来,后来她抱怨说当时她还以为有个黑人爬到了他的床上。

“嘿,罗密欧!出了什么事,伙计?你好吗?”

“挺好。”卢瑟平淡地说,“我听说你在打听我。”

“是的,我的朋友被杀了,伙计。”

“那怎么了?”

“所以他们要你来谈谈洛基被谋杀的事。”

“谋杀?”

“正是。”

“好吧,史蒂夫。让我跟你说。第一,洛基不是被谋杀的;第二,她是我的老情人,你们这帮人讨厌她;第三,她确实不再喜欢我了;第四,我不跟警察说话,对你也一样。”

“听着,伙计,就是来谈谈。”博斯哈德等着对方回答,听到对方不说话,又说,“情况是,如果你不来谈谈,问题会更糟。”

“听着,史蒂夫,”卢瑟拉长了声音强调说,“你明天早上在队里开会的时候替我告诉他们,我能在晚上把一个警察的脑袋咬掉,早餐的时候仍旧能空着肚子去吃饭。”

“好吧,伙计,如果你想那样的话。”

“这正是我想要的。”

挂上电话后,博斯哈德躺下,暗自想着他以前曾有过的一个想法:他和卢瑟都是一种人,很容易接受对方。

卢瑟也清楚地记得他们见面的那一天,那是他进监狱以前很长时间的事。那时他还有头发,生活还充满可能。那是1964年3月22日,是他17岁生日的第二天,他正在报名应征海军陆战队。在他旁边,是一个瘦削的白人小伙子,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他就是博斯哈德,因为姓名的字母顺序他们站在了一起。

“你好吗?”卢瑟记得史蒂夫对他说,“你害怕吗?”

卢瑟说不,虽然实际上他很害怕。

他们几乎同时填完表格,拿了序列号,两个号码只差一个数,2095724和2095725。他们在奥克兰陆军服务站简单地吃了午饭,然后坐飞机前往新兵训练基地。

在前往圣迭戈的路程当中,他们相互谈论了自己的生活情况。史蒂夫18岁,家中有两个孩子,他出生在空军家庭中,是个淘气的孩子,在上完12年级前转过19个学校,能够很快地结交和抛弃朋友。13岁的时候,他当空军中校的父亲得了癌症而生命垂危,在几个月内体重从185磅降到了只有70磅,轻到小小年纪的史蒂夫在最后都能把他抱出医院。在父亲去世前,史蒂夫曾想当一名牧师,但看到一个好人无端承受痛苦,他放弃了对仁慈的上帝的信仰。

他的父亲总是说打仗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扔下炸弹,然后回家躺在干净的床单上睡觉。所以从圣法雷尔高中毕业后,史蒂夫参加了空军学院的考试。但父亲的去世使他失去了入学的门路。自从父亲去世后,他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自己活不过21岁,他觉得海军陆战队是个不错的归宿。

卢瑟说“命运”是白人用的语言,他相信选择。他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大,在旧金山的菲尔莫尔区长大。他的母亲是个美容师,父亲是母亲五个丈夫中的一个,喜欢喝酒,有一次在外寻欢作乐两年多。起初,卢瑟在学校表现不错,跳级升到四年级。但是随后他卷进了街头生活。他成为一个名为“埃及之鹰”的团伙的头目,打架成了他成长经历中的主要内容。另一件事是恋爱。在15岁以前他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为此在街上得到了个名字叫“罗密欧”。他母亲把家搬到帕洛奥托,在那儿,他是卡布里高中仅有的16个黑人学生中的一个。他没有向种族偏见屈服,他选择打架。一次他把一个白人学生打晕,那个学生的父母威胁要起诉,为了不让他母亲出庭,卢瑟决定参加陆战队。他选择陆战队是因为它是最好的组织,而他自己也想成为最好的。

罪犯与警察飞往旧金山

当他们到达了新兵营,史蒂夫和卢瑟被分到了一个排。卢瑟当了排长。史蒂夫服从他的指挥,并且与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有人因为卢瑟的肤色而欺负他的时候,史蒂夫给了那家伙一顿鞭子。后来卢瑟也报答了史蒂夫,当几个黑人士兵谋划着与史蒂夫打架的时候,卢瑟向他们提出了警告。有时在晚饭后,史蒂夫和卢瑟会到训练场上转转,他们坐在地上,看着天上的飞机飞过。“想想它是不是飞往旧金山”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会说,另一个接着就列举出一大堆在那个城市里能做的好玩的事。

博斯哈德的母亲参加了新兵营的毕业典礼,布鲁克太太和她最小的女儿蒙娜丽莎也来了。典礼之后,两家人聚到一起,史蒂夫和卢瑟相互搭着肩,有位亲戚把镜头对准他们,捕捉到这个画面,两个不同肤色的年轻人准备出发。卢瑟被分配去当步兵,派往直升机部队接受电报打字训练。史蒂夫虽然也想去干这个活,但被陆战队负责人事的部门莫名其妙地留在了新兵营从事一项电子项目,他们俩说好保持联系。

1965年春天的空气中有一种盼望的气氛。这不仅是因为军队里大家都在谈论遥远国度里的丛林战争,同样还因为国内社会的恐慌。史蒂夫在一次外出时,正当他和一个女朋友驾车驶在洛杉矶的高速路上,他的车被子弹击中,后来他得知是一个人的狙击步枪在沃茨的暴乱中走了火。卢瑟和他的直升机部队两天前跟随“普林斯顿”号战舰出航了,目的地不明。当他在夏威夷海边游泳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有关沃茨的新闻,有位兄弟用奇怪的声音嚷道:“烧吧,宝贝,烧吧。”

卢瑟不久就发现“普林斯顿”号正向那里行驶。他回忆说:“我是发电报的,知道绝密的东西。我们得到一条有关越南的信息,那儿在打仗。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我没打过仗,至少是他们的那种仗。”

“普林斯顿”号在南中国海停了下来,卢瑟的部队早餐有牛排和鸡蛋,这是典型的战前的最后一顿饭。他在“星光行动”中飞往越南的一个叫楚来的地方,让他印象深刻的不是战争的场景,甚至不是暴力和流血,相反却是以下这些事:对着被越共用来当“卡车”使的牛群射击;在直升机上用机关枪射杀海里的鲸鱼,好让美国兵能游到岸上;雨季在自己的帐篷里发现成群的大蚂蚁。这些对他来说是那么陌生。“‘越南!’我大叫着,‘我的上帝呀,我这是在哪里?’”

在此之前,能令他兴奋的事就是偷一盒“雷鸟”,还有就是跟朋友们喝酒。但是在越南,他发现了大麻。“有一天晚上,我在村子里和一个妓女一起吸着毒品,这时另一个女孩从她屋里出来说‘罗密欧,越共来了!’我上楼往窗外一看,整个基地都着了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自杀小队干的,越共把他们派来,身上绑着炸药炸我们的直升机。”

他第一次杀人是在岘港。他正在野外执行任务,有位伙伴踩上了地雷,他躺在地上,两条腿被炸飞了,肠子也被炸了出来。卢瑟想给他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但是弄得满嘴是血,噎得够戗。当他回到自己的哨位上,发现一个越共在树后准备投标枪,他捡起机枪朝树根扫射,直到树倒掉,然后他又把那个越共射成肉饼。

史蒂夫不久之后也到了越南,他也在岘港附近驻扎,是个雷达技师。但是高温和潮湿使那些灵敏的仪器经常失灵,根本就用不了,最后他也拿起了枪。

史蒂夫感到部队里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就会想老朋友卢瑟怎么样了。事实上,他们相距不到几英里,而且已经有些日子了。在1966年晚些时候,史蒂夫当时就在岘港附近的327山下,他看到卢瑟正从妓女的房间里出来,他们没能好好地谈谈,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史蒂夫很失望,他曾想像过重聚的时刻,他对卢瑟的变化感到惊讶——他更冷漠,更疏远,眼里是一种奇怪的目光。史蒂夫不能肯定这是因为毒品、战争,还是因为他的想像。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这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1966年,史蒂夫继续留在岘港,过了21岁的他仍旧活着。之后他被派回国内,去教那些新兵使用那些在越南根本用不了的电子设备。1968年,他退伍回家,那时他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能否拥有未来。

他家用父亲死后的保险金做起了干洗的生意,他的兄弟没去报名参军打仗,他对此很不高兴。他讨厌干洗的活,“每天都是一样的事,一样的衣服和一样的人,没意思。没有在越南的那种挑战,没有占领和生存。”他想念自己的那些老伙伴,也惦记着卢瑟在哪儿,他是否还活着。对于那些反战游行他感到不安。“当我听见他们说越共多了不起,我就特生气。他们全都是胡说,我还常做噩梦,有时候大喊着醒来,浑身是汗,咬着枕头。”为了发泄愤怒,他参加了旧金山警察局的录用考试。

当时警察局因为抗议者的反警察情绪很难招到人手,必须到西部各州招募。当了警察,博斯哈德觉得他又回到了前线,虽然面对的是一种新的不同的战争。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抓捕,他正跟着两个警官训练,来了一个电话,说警察已跟踪一个强盗到了一家旅馆。等到博斯哈德他们赶到那儿,那两个警官让他守住紧急出口,以防强盗从那儿跑了。

“我正在演练碰上那家伙要说的话:‘别动,混蛋,靠墙站着!’我一遍遍重复着,那家伙很快就出现了,我把枪对着他的脸,话都说不清楚了。”

罪犯与警察战争中的场景

到1970年初,史蒂夫有了自己的巡逻车。一天他看见一辆切维64车开到马凯特街。出于越来越敏锐的警察直觉,他判断这车可能是偷的,就上去检查。车门打开,走下来的是卢瑟,头上戴着顶有长长流苏的紫色帽子。卢瑟迈着特有的阔步走过来,上下打量着博斯哈德,说道:“嗨,史蒂夫,你看看自己的臭样!”博斯哈德掩盖着自己的尴尬,看着对方说:“卢瑟,你这家伙,你看看自己带着顶破帽子的臭样。你玩什么呢?”他们都朝对方咧嘴笑了一阵,然后试着聊了一会儿。最后博斯哈德说他得走了,“好吧,伙计,放松点好好开车。”

卢瑟对这次邂逅的回忆是,当他正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史蒂夫走过来,靠着车窗,看见了前排座位上的两个白人姑娘,说:“你干吗呢,泡白妞呢?”虽然是半开玩笑,这句话还是挺气人。这不是卢瑟记忆中在新兵营里的史蒂夫能说的话,但卢瑟告诉自己:“哦,得了,现在他是警察,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以往了。”

从海军退伍后,卢瑟回到家,想找个在航空公司当电报员的工作,但这种工作只要妇女。“我在军队里学的其他本领都没有用武之地,像空地联络、打机关枪什么的。”他开始干临时的工作。同时,在退伍后一个月内,他就发现了有音乐和毒品的地方。“起初是大麻和激光唱盘,然后是可卡因。这正是我需要的!我们两三天不睡觉,后来还有过一星期的时候,就开着车到处转。可卡因几乎让我回到了战争中的场景。”

一天,卢瑟的一个朋友把他带到半月湾的一所房子里。“那儿的人才造出数十磅的可卡因,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有些人在那里买,他们把一万块钱钞票摆在桌上。我告诉自己,将来我也要有那么多钱。”

在与博斯哈德在马凯特街碰上之前,卢瑟已经被拘留了十多次。他被枪击中了两次,一次是在费尔默街角上招妓时,另一次是有人想要抢他,他拔出枪来,却打了自己。他在毒品里陷得很深,在毒品加工厂和同性恋、嬉皮士这些吸毒者之间来往着当中间人。他的世界中只有毒品和女人,通常是白种女人,他就住在她们的房子里。

离开海军回家后,卢瑟为新的种族热情感到惊讶。但他并不同意那种认为黑人的生活已被贫穷和肤色所决定了的观点。他并不为失掉的机会而烦恼,他不是想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地位,而是要超越所有的社会制度;他想要自己的生活。他不停地打着电话,随时都有危险,偶尔还有暴力,这是他的毒品世界,是他的越战综合症的个人版本。有时他甚至会回到街头的生活中,以证明自己确实是自由的。他曾报名进了旧金山的一家电脑编程学校,毕业时成绩是全班的头几名。但那种平凡的日子不能让他感到刺激,他开始自己生产和销售可卡因。到了70年代早期,已经成为旧金山地区一个著名的毒品商,每天能挣3000美元,但他花钱如流水,经常在被逮捕后无钱保释。他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理解为满足人们的欲望,他不认为自己是推销员,因为他从未试图说服别人来买,他只是向那些到他这里来的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卢瑟曾一度与六个同性恋者合住在旧金山的一所房子里,他和他们在一起觉得很舒服,因为像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们从不吵架,而且钱都是正道来的。”一天,卢瑟出门做毒品的生意,有对同性恋者吵了起来,并给警察打了电话。当卢瑟回来的时候,屋里有几个警察在等着,他们对他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些毒品,就把他逮捕送到了城里。他知道警察因为他偷窃而发出过逮捕令,就准备编个假名,尽快在被发现之前保释出去。但正当他从电梯里出来走向登记处时,他迎面撞见了博斯哈德。

“罗密欧!你在这干什么?”史蒂夫问道,他想到一年前他们在街上碰面的事。

“哦,伙计。”卢瑟笑了起来,“我到邻居那里借点糖,他们就撞开门进来,说是检查毒品。”

博斯哈德问他能否做点什么帮他出去。

“是的,”卢瑟说,“你能不能帮我尽快打个电话?我必须找到我妹妹,让她在上班前接我出去。”

博斯哈德说没问题,他走过去查看登记记录。

“我用的是沃特·威廉的名字。”卢瑟轻声对史蒂夫说,告诉他不能把自己的名字记下。

“不行,伙计,”博斯哈德说,“这招不灵。”

“你帮不帮我?”

“不行,伙计,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干。”

当博斯哈德离开房间的时候,卢瑟避开了他的目光,对自己说:“我真不了解这家伙,从来都不。”

此时的博斯哈德已经不是个新手了。很多与他同来的人都因为无法适应警察的工作而离开了。但是正像卢瑟在街上的生活中找到了刺激一样,警察的工作对博斯哈德来说也是同样的,只是他相信他是在与混乱的势力对抗。他已经从巡逻转到了行动队,成为出没在那些治安很差的地方,进行预防犯罪工作的特殊便衣警察的一员。因为他的一头金发,贫民区的黑孩子们把他称为“星空”。看见他飞檐走壁和在街上追击罪犯的样子,孩子们有时会找他签名,博斯哈德就会签上:“祝你好运。你的朋友,星空。”因为他表现出色,旧金山的警察局长下令给他晋级。

博斯哈德与反毒组漂亮的秘书简结了婚,她是警察的女儿。他们搬了家,不久就生了三个孩子,住在离犯罪高发地区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他想简也是警察,这会使他们免遭警界离婚率奇高的厄运,但维持家庭的平静也绝非易事。

罪犯与警察战争中的老兵

到70年代中期,史蒂夫和卢瑟已是街头平静的战争中的老兵。这种战争只是偶尔才爆发,但却总是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进行着。这同样是场战争,就像越战一样,看不到尽头。与越战一样,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当博斯哈德初当警察时,他就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平,现在,他与其他多数警察一样,相信法律是没有力量的,罪犯拥有权利而受害者没有。但他没有因为这些而失望,反而工作得更努力。

1973年,史蒂夫和卢瑟在县监狱里见了一面,之后他偶尔能听到关于卢瑟的消息,一般都来自那些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同事,有时他们还就此开他的玩笑。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行动,搜查一个同性恋的屋子,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套海军制服。一个伙伴说:“这是你的还是卢瑟的?”但因为卢瑟不是警察跟踪的重点,史蒂夫最后也找不到他了。然后,在1974年晚些时候,他在一张杀人案通告上看到了卢瑟的照片。

正像卢瑟所说,“情况很复杂”,就如同几年后洛基·索撒尔的死一样。他卖给一个女子700美元的可卡因,然后两人在一个汽车旅馆里鬼混了两天,他帮她把毒品都吸完。很明显,那个女子不打算用那些钱来干这个,不久就有两个男人拿着高尔夫球杆,找他要回那700块钱。卢瑟大声求救,他的一个“犯罪伙伴”被迫开枪打死了一个家伙。博斯哈德后来看到了警察发出的对卢瑟的逮捕令。

卢瑟和一个女朋友躲了将近一个月之后,他到那个伙伴家去了一趟,立即引起了巡警的注意。当他走下车的时候,警察拦住了他,卢瑟报了弟弟的名字,他复述了弟弟的情况:生日、母亲的名字、犯罪历史。当警察向总部报告的时候,正巧博斯哈德在那儿。“把他带来,”他在对讲机上说,“我会告诉你们他是卢瑟还是他弟弟。”卢瑟到警察局的时候浑身是汗,虽然当时是夜里3点,他身上只穿了件单衣。

“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卢瑟悄声对博斯哈德说。

“这是个谋杀案,伙计!”

“你知道我没有谋杀。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

“算了吧,伙计,”博斯哈德说,“你是海军陆战队员,序号2095725。我就知道这个。”

“别管那些了,他妈的,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

“我不能,伙计,他们把你带到这里来是因为谋杀。”

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不仅只是因为卢瑟违犯了法律,法律是不重要的抽象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博斯哈德觉得卢瑟已失去了诚实,成了一个采取欺诈手段的人,不再用一种男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命运。“我看他已经成了那种耍诡计的家伙,成了那种总是有个小妞陪着,利用她们隐藏自己的家伙。当她们被逮着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喊‘是她干的,我是清白的,毒品是她的’。”博斯哈德对那些抓捕的警官说他们抓对了人。

“我以为咱们俩关系不错。”在被带往牢房时卢瑟说道。

“咱们是不错,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博斯哈德嚷着。

“你出卖了我!”

“从现在起,你自己做事自己当,伙计。”

卢瑟被指控一级谋杀,在监狱里呆了八个月等待审判。证据表明他最多是个同谋,但他拒绝指证同伙,法官最后不得不和他达成交易,卢瑟承认过失杀人,被判一年徒刑,用判决前拘押的时间抵上。但他还面临另一项指控,即作为有前科者携带枪支。他因此而受到审判,被定罪,并被送进监狱。

他在监狱里的六个月不难打发。他的打字技术、电脑知识和讨人喜欢的性格让他成了监狱里的宠儿。出狱后,卢瑟立即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更深地陷进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中。他搞了一大堆枪,开始做更大的生意。“我认识加州从南到北做可卡因生意的所有人。我是州里的主要人物,从圣迭戈到尤里卡到处做生意。对我来说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是因为我能干得很棒。”

卢瑟此时已有了五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母亲生的,其中的两个是在三天内出生的。他十几岁时生的女儿还给他生了两个外孙。他跟孩子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带着他们,或者把他们送去与他的母亲和妹妹们一起过。从监狱出来不久,他遇上了一个叫芭芭拉的年轻白种女人。

仿佛就在昨日最短的归途

绕道走一段最长的路可能是最短的归途。

——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确,历史没有为我们这一代人提出更艰巨的问题,但是过去20年来,也发生了诸多重大事变,如越南战争、古巴监狱丑闻、入侵阿富汗等,理应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我们在60年代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如何看世界,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既然对心灵的探索如此之少,新左派还算不上思想运动。尽管有斗争,知识分子发议论,新左派总是对思想反应过敏,这就造成了极大的失望。30年代通常是我们衡量自身的参照物,当时的主要人物如今至少也已步入老年;60年代是青年时代,充满了失落的男女,他们在政治上总也长不大,因而忽略了历史的动力,对他们的行为并不负责。正因如此,这个运动的重量级人物谁也没有写出有分量的文章,记述他们的信仰与背叛,谁也没有心灵上的政治黑暗,为共同的经历普照光明。

不管怎么说,这正说明有必要重新回顾60年代。这个时期可能是最后一次,说话不需付出代价,生活充满乐趣。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可以活得如此天真烂漫,那种天真还能带着微笑。多数激进分子到60年代末已变得虚无和困惑。60年代的所谓“政治”,其实就是路易斯·福尔和许多其他政治老前辈表达出来的反叛精神,或不出大错的出格行为。我们喜欢将自己视为超凡人物,放荡不羁。

60年代在历史学家眼里独具特色,这十年可以自成一体。发生的事件大多是战争、暗杀和你死我活的分裂,整个一代人都是无感情的政治动物,这十年在人们的记忆中与其说是悲剧,倒不如说是闹剧。

〖3〗第九章仿佛就在昨日〖4〗〖1〗〖2〗破坏性的一代〖4〗我认识这场运动中的许多人时,他们还是戴红尿布的孩子,他们后来终身从事政治。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似乎还只是靠绿卡生活的另类,成为异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是世界公民而不是美国公民,对此我真有点羡慕。比较而言,我感到我的大半生都是在开着空调的美国噩梦中度过的,我的政治没有超出反叛的传统。我的父母即使谈起政治也只谈增税和华盛顿官僚体制这种平庸的话题(至多谈罗斯福在雅尔塔的传奇)。他们是大萧条中的“新政支持者”,但战后他们都变成共和保守派。这种转变与富裕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从未从中产阶级偏下的水平中走出来,但带着失落感,失去社会、失去自由和可呼吸的空气,还失去了一些难以名状的、但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感觉不到的东西。

我本以为我的“政治意识”是1959年离开南加州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才开始有的,我们激进派都这么说。这个城市从此变成自成一派的城市。该地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学校,到处都在制定激进的计划,官员们热衷制定反美“外交政策”,犯罪率居高不下、经济停滞不前。一位商人对官僚体制极度不满,就在他的商店里挂了个大招贴,引用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凡是没有明确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

直到50年代末,伯克利还是一座干净、照明条件不错的地方,一座给人以小镇感觉的城市。虽然相对小一些,但有空间感。它标榜为标新立异者的家园、发明创造的舞台。整个加州还没有一处敢称为文化先导的地方,大多只显露出沿海的落后。伯克利是全州沉闷空气中的一块大都会自由区。每个人都似乎在写一部小说,每个人都是“存在主义”者。旧金山湾区的生活是这座城市的集中体现,大学生可能偶尔还能看到杰克·克鲁克本人沿着电报大街散步。但对我来说,伯克利的引人之处在于它不是南加州,我在南方长大,那里似乎是50年代的缩影,到处充满枯燥和迂腐。少年犯罪造成威胁和不安。我开着1947年的老福特车奔驰在大街上,去赶福林格蒂和金斯伯格的诵诗会。我梦想能逃出洛杉矶,不想进入这样的真实世界。

整个1958年夏天,我都在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大学读书。那里的学生满校园里跳摇摆舞,吼几嗓子“美国佬滚回去”,我当时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有个人提到思陀罗思,他曾经与暗杀托洛茨基有涉。我还问人家:“谁是托洛茨基?”一位墨西哥朋友说:“让我们去帮助卡斯特罗吧!”就好像是布兰多或者詹姆斯·迪恩可能做的事。我们几个人试图弄到一艘私人游艇,就像“祖母”号带我们去古巴一样。这种事与政治毫无关联,我们也办不到。我没有去古巴,而是去了伯克利。

安·阿伯向以新左派诞生地而著称,主要得益于波特·胡伦的讲话。在汤姆·海登和其他奠基者公布他们的宣言之前,伯克利就已经感到大爆发前夜的风暴。因抗议处决“红光土匪”卡利尔·切斯曼,以及在旧金山大街上为抗议种族歧视而举行的静坐示威,引发高度警觉。警察用火警水龙头冲洗学生和其他示威者,将他们赶下市政大厅的台阶,看着水龙头喷向妇女,她们的裙子在两条大腿中间上下来回飘动,警察们露出污秽的惬意。旨在反映游行者的电影《废弃行动》多年后才公演,后台制作非常严肃,但在伯克利被传为笑柄,就像现在《胆小也疯狂》一样。

对我而言,所有这些都是时尚演讲的政治翻版,所有这些都与我的所见所闻有关。我自认为是自由派,不过我远非仅是一个坏男孩。我只是要做得比人们想像中的要好,想有更自然而然的命运。我们谈论着新政治,也想避免美国不变的现状,这种新政治将是个人的亲身体验,并达到“真”的境界。

仿佛就在昨日循规蹈矩的征途

暗杀肯尼迪案发生时,我当时正在读英语研究生。他就职后的几年实际上等于打一场小型战争。每件事都已就绪,虽然不知到底发生了何事,我们还是为之一动。消息从达拉斯传来,我认识到将要发生一次大地震。一瞬间,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我不仅产生一种损失感,也似乎意识到一个孤独疯狂的枪手时代来临了。这远远超过认识到“制度不能保护我们”。我记得当时有一丝恐惧和预感:如果他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的话,结果又该怎样?

1964年“言论自由运动”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次机会。随着抗议白热化,“言论自由运动”抨击大学实际上已成为广大社会的缩影,外面的社会权力已经窒息了人们的自由,而大学校长也在压制学生的权力。我们的抗议使得校园瘫痪,我们因此感受到主宰沉浮的光荣。我们在风华正茂时就抓住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提前这样做,因为人一过了30岁,就靠不住了。

随着与大学当局的对抗演变成一场冲突,我们感到历史不是所读到的那样,而是人们实际上可以创造的。一个人没有必要非得等到人到中年才去享有成年人的权势。人们都在注视我们,我们上了电视。不管现存秩序多么乱,这个制度充满了疑惑。沃兹华斯从来不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但当阿拉梅达区警察在黎明时分开始聚集在校园四周,做好几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时候,我脑子想起了诗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几行诗:生是一种福气,年轻就是天堂。

“言论自由运动”开始时,我正在以简·奥斯汀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论文完成之时,也就是我作研究生的时代结束之日。我不能再把生活视为循规蹈矩的征途,如果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已可想而知,那该多么乏味。现在奥克兰的杰克·伦敦广场上正在搞“种族平等国会”大游行,反对餐馆就业中的种族歧视。1965年伯克利确定了本校的“越战日”,这是全美第一个教师反战罢课活动。从前,西贡对加德满都或斯里兰卡来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名字。听了艾萨克·多切等人的演讲后,我把越南加进了自己的政治地理课中。正如演讲者所说,越南是一块被美国士兵占领的地方,正像我们的校园被阿拉梅达区警察占领一样。

那个夏天,我去了伯明翰,在麦尔斯学院谋到一个教书职位。这所黑人学校的校长埃·皮茨让我想起拉尔夫·埃里逊的《隐身人》里的那个校长。前一年的夏天,麦尔斯学生进行大规模游行,警察局长“康纳牛”放出他的警犬,皮茨用一条封锁绳圈住学校,以此保持学校的自治。我来校报到时,皮茨校长已雇佣一些中年黑人沿学校四周巡逻,防止三K党驱车扫射。其中我认识的一个人叫雷蒙,他曾经将他的午餐分给我一份。

这个经历只是其中浓缩的一幕,我记得更多的是一系列蒙太奇影像。一年前,四名黑人女孩在一个教堂集会中被炸死;在浸礼会教堂里主持纪念活动的一位黑人基督徒戴着一副污迹斑斑的眼镜,让我永生难忘。年轻的白人拿着垒球棒追赶登记投票的黑人。伯明翰发生一起爆炸,一名头发灰白、上了年纪的黑人矗立在他家那烧焦了的房前,活像一个胶片底版。

那年夏天,我所见到的黑人都视马丁·路德·金为心目中的偶像,只有一个名叫约翰·杰弗逊、皮肤有点发褐的黑人义工例外。这位投票登记项目的主任讥讽金博士是“鸡稣”(耶稣)和“鸡督”(基督)。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谁有《圣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手中有枪。”他对非暴力哲学不屑一顾,他说,非暴力这种思想长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议论。杰弗逊对白人的民权活动持模糊态度,这是我在南方见到的第一位这样的黑人。

1968年是一个转折点。约翰逊宣布不再竞选连任、马丁·路德·金和鲍伯·肯尼迪被暗杀、芝加哥暴乱等,这一年集中体现了整个60年代大动荡的全部故事。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感觉到但并不愿意承认的是,新左派决定铤而走险。他们的标语用的是道义煽动,比如“将军队撤回来”被改成“将战争打回来”。憎恨美国的时尚早已取代了让美国更美好的愿望。美国运动员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一败涂地,让我们兴奋不已。那年我收到惟一一张圣诞卡,封面上画着一名越南农妇手握来复枪,下面写着“地球上的和平”,里面写着“用各种必要的手段”几个字。

我们每周坐在一起看一次电视,当沃尔特·克朗凯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上宣布尸体数目不断攀升时,大家都高兴地鼓掌。我拿着汤姆·海登从河内带回的一把梳子,他曾经去那里确保我们在越战中团结一致。梳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F-105战斗机的叶片做成的,形状像一架飞机,还打上一行字“北越打下的美国海盗第1700架飞机”。

我们痛恨战争,但是我们也喜欢它。我们因越南而变得特殊,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代人。战争使任何出格的事、任何过头的想法和行为都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向某大公司的玻璃窗投掷石块,我们一想到这是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罪恶感就立马消失。放火焚烧学校图书馆后,我们对自己说:这是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如果说战争给我们发了许可证,它还让我们沉湎于道德优越感而不能自拔。我们比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环境要高尚得多。如果我们犯了什么不太体面的小错的话,从长远来看,他们终将被我们在东南亚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淹没。

仿佛就在昨日青春火焰

越南对我们来说刻骨铭心。它是我们的战争,这是我们之所以与众不同的经历。记得1968年有一天,听到和谈的谣传,我们不寒而栗:战争结束了该怎么办?那时我们还能干什么?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种想法。战争不可能结束,那是我们的生命,是熊熊燃烧的青春火焰。

新左派跑到芝加哥找点乐子,抛弃自由派,选举了尼克松。我们相信,事态的发展将“激化矛盾”,使国家更快速地走向“法西斯主义”。

光有改革不行。必须有一场革命。我们不太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必须搞一场革命。以前我们自称为“激进派”,而现在我们要当“革命派”。我们等待着天际出现划破时代的曙光。1969年伯克利人民公园暴乱,是一帮破罐子破摔的乌托邦派和死硬的政客相互呼应的结果。伯克利顿成瓦砾:破碎的玻璃窗向冰雹一般随处散落,阿拉梅达市警察局的警察在我们的人海包围圈中孤立无援,个个如惊弓之鸟。市警察局再次派“蓝皮军”支援。暴乱中,我冲着催泪弹扔了一块石头,砸到了他们的一个人。他的同伴拿枪顶着我。我掏出记者证,对他们吼道,“我是记者!”

我突然想起法朗茨·法能关于“革命暴力”的理论。我们现在是“美贡”(参照“西贡”),当时说什么都不算滑稽,“占领”伯克利,把它变成“解放区”的示范,以便在全国建立类似的战略根据地。大街上处于混乱状态,汤姆·海登躲到某个角落,正在起草他所谓的“伯克利解放计划”。他还谈到有必要击退警察,可以通过采取游击战行动打败这些“占领军”。他说,白人激进派和反文化分子做不了这个,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惟一能打响“武装抵抗”是潘特斯,海登称该组织是“我们的”“民族解放阵线”。克利弗、休伊·牛顿、鲍比·希尔等人要么在蹲大监,要么在组织人民公园暴动。我听说他去找过潘特斯的临时领导人戴维·希拉德,讨论能否打下一架阿拉梅达警察署的直升飞机。据说,希拉德厌恶地看了海登一眼,“汤姆,就按你说的办。找一个黑家伙扣动扳机。”

我们这些50年代形成政治敏锐感的人感到来自6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迎头赶上的危险。这是一个“六亲不认”的时代:那些对革命暴力表示怀疑的人,他们自己要受到怀疑。新口号是“越暴越好”。新左派第二拨的代表人物是伯纳德·多恩,她是激进派的顶梁柱,从伯克利来,身穿超短裙。她说,“该是停止空谈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去做!”她即将启程去古巴,其身份是“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中一个叫“气象员”的成员,该组织在哈瓦那会见过古巴人和越南人,回国后,致力于在本国的核心地带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虽然我们几年前就开始反对教条运动,我们现在也开始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都对人讲正在读《资本论》,人人都在把1970年比做1917年。在这方面,伯克利的主要吸引人之处是“红色之家”,这个集体的主要人物是汤姆·海登和希尔。在性别政治控制下,“红色之家”每天练打靶,摆阵地,寻找擦出星星之火的机会,等待革命的爆发。据说,他们曾就单独冲澡并随手将浴室门锁上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这个问题展开尖锐的辩论。

一天,戴维·霍洛维茨和我以及海登一起坐在“红色之家”为其“干部”租的一套房子的门厅里。海登说:“美国不久就要打一场内战。”他说这话时丝毫没有遗憾之感。根据他的建议,我买了一杆枪,这样一旦革命到来时,我就能立即武装起来。我把上了子弹的枪膛藏在一个地方,将枪身藏在另一个地方,以防孩子发现它们。时间一长,我总是记不起来枪到底藏到了什么地方,有时得花上两三个月才能把枪全部装齐。一旦联邦调查局的风暴军队闯入我家,将我带到某个集中营里,那时就来不及自卫了。我一直认为他们还有集中营。

“新左派”开始走下坡路时,它仍不失时尚。早在1970年我就认识到这一点。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称是简·方达的经纪人。他说,方达已经与她的前任丈夫离婚,刚刚在印度结束一期修炼培训。在那里,她读到一篇我在《堡垒》上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印第安人占领阿卡兹的。她因此决定回国“参与”。他问能介绍她加入新左派吗?我说“当然可以”。

几天后,方达亲自打电话,说她想去阿卡兹。她在一个大雾的早晨来到旧金山,依然是清新可人,充满自信。我们等船去那个小岛时,她说,她在法国流亡的时间太久了,想回到美国,因为这里还在出点“事”。我跟她开玩笑说:“你可能等得太久了,60年代都结束了。” 一丝恐怖掠过她的脸,她说:“噢,但愿还没有。”

我们上岸时,她走在印第安人中间,流露出自我谦逊的妩媚。她脑筋很好使,很快就明白了岛上的力量格局。她看到不同派别之间为了争夺对阿卡兹的控制权而进行武斗,看出其中一个叫西尤斯的部落更为激进。

后来,我又为她组织参观一块保留地,她给我留了个字条,希望她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作用。结尾时,她写了这样一句:“权力属于人民!”她写的感叹号下面不是一个点,而是画一个小圆圈(我妻子后来看这条子时说:“怪就怪在她当时没有把圈画成一个小笑脸。”)。后来,我只知道方达卷入了“转业兵咖啡屋运动”,还上了一次电视,对东南亚问题发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她说,我们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我们的帝国主义需要攫取那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矿藏。

仿佛就在昨日现实生活

我欣慰地看到方达随后几年里在这场运动中进步很快,以她去河内进行宣传为高峰。我总也忘不了两件事,一是她那感叹号下面的小圆圈,二是她在电视上的经典批判主义。

到70年代初,一丝慌恐袭入这场运动。我们屏息等待的革命至此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梦幻的怪胎从未降生。因热衷于离经叛道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现在纷纷转向环境保护主义、消费主义和宿命论以及地方政治。我的许多老友申请进入大学的研究生院,这些地方正是当年他们决心要烧毁的地方,如今他们要获得高学位,并在学术的掩饰下传播为人不耻的思想。德国新左派分子卢迪·达什柯所谓的“通过现存国家机器的长征”开始了。

70年代中期,我们注意到,对共产党员的忍受能力有所发展。近十年时间,他们在我们的会议和机构门前晃来晃去,试图找到任何可以渗透其间的组织为突破口。我们痛恨他们,却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顽固地支持苏联,而是因为他们总是那么“中庸”温和,总是试图投票给民主党人,而我们是在等待总爆发。现在共产党不是在重建,就是正在经受重新评估,也许可能为左派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共产党有“忍”耐力,其成员经受长期斗争的磨炼。

60年代离现在已很遥远,恍若隔世。从那时起,我们不断前进,完成转变。我知道,这个时代还将伴随我们,保存在我们的记忆和政治活动中。这是一个奇怪的阶段,严肃但愚蠢,虚浮也具毁灭性。那些日子里,我们向自己世界的水面上扔石头,激起的涟漪还不断向当今的海岸荡漾过来。

一想起过去的好时光,我有时还能记起一个“段子”。当时一位名叫布鲁斯·富兰克林的斯坦福大学英语教授一度以头脑发热的“毛派”分子享誉旧金山湾区。1969年革命风暴似乎终于要到来。布鲁斯的一位同事,斯坦福的年轻教授暑假躲到太平洋海边尽享片刻的日光浴,秋季开学时,富兰克林一见到他便问:“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做了点什么?”当时这个问题的言下之意是“你为革命做了点什么?”谦逊的年轻教授答道:“布鲁斯,我不得不向你坦白,我游了不少泳。”富兰克林看了他一下,觉得游泳纯粹是浪费时间,于是想到一条更好的方案,他说:“好啊,那还不错。但要到大洋那边,恐怕我们得雇几个潜水员才行。”当时许多古板的革命家都用这种口气说话。

谢天谢地,革命从未达到需要湿衣潜水的地步。但有60年代左派背景的人确实是政治水面下的黑影。由于多年的新左派分子经历,我再也没有加入另一个运动,或皈依另一种正统。但我感到,仍可发挥另一种小作用,那就是注意一下潜水很深的蛙人,当发现其中一位快要浮出水面时,指出他是谁,他正在干什么,后果可能是什么。15年热衷于激进主义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据我所知,那是我能发挥余热的惟一途径。第十章致政治朋友的信

亲爱的M:

很抱歉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回信。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后回到加州时,我一直在想上周末去纽约时的情景。我想到了周五给你打的那个电话,想到了我怎样才能请你来我母亲家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你说你要来的。但我们的谈话后来变成一种政治辩论,我们的声音有些激愤,我们开始感到位卑身微。这次通话更增加了我的孤独感,我说我们应该停止这样的谈话,于是挂断了电话。

我还想到了那天你没有再打电话过来,也没有如约参加我父亲的葬礼,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我想到坐飞机回家,我意识到我们的友谊已受到多么大的打击。

我想到我们的友谊如何始于半个世纪前我们一起上“太阳边小区进步幼儿园”。童年岁月在记忆中如此经久不衰,没有它,我对生活就没有什么印象。在左派圈子里,因政治分歧而消除生活中的亲密感是极为平常的事。在回家的班机上,我想我可能再也听不到你的音信了。

可是,我回家一周后,就收到你的来信。你为我们的电话谈话不欢而散向我道歉。你说,极权主义是我们的“共同遗产”,个人生活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你的话让我想起了1956年“赫鲁晓夫式离婚”,我们父母那一代人20年的婚姻可能因为对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持不同的政治立场而毁于一旦。政治思想似乎在决定着现实生活。

但当时,虽然政治思想决定现实生活,你的信却对我们朋友之间发生的争执只字未提,当然还是触动了痛处,再次激起我们之间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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