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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堂花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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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折翅而飞

画家冷冰川有一幅黑白的画叫“阳台”,阳台一角上,植物都长得肥硕可爱,簇拥着两三张同样是圆圆胖胖的椅子。画面无人,但坐在其中做点什么或什么都不做的舒服程度可想而知。朋友沈君说,他家的阳台就是这般模样。花事繁盛的时候,沈君在笔记中细细描述:“三月第十四天,阴午,杜鹃花开一百零九朵”;新买的百合“硕大而清香的白花谢了又开,今又有两花一苞矣”;而一盆繁密肥壮的不知名植物“像盛唐之后的晚唐余韵,但更应该说是像遗音重响,除肥茎和花盆可赏外,因了小小花叶的生机,遂觉生意可人”……有的花还拍照留念。

不知道沈君是如何保持他的闲情逸志的。和多数人一样,从学校出来,做一份平常的工作,侍奉双亲、应酬亲友、结婚、带孩子,这几年又先后两次买房装修,搬家折腾。一般家常男子负担的压力和琐事,他一样也不少。可是他没有渐渐变成发胖、脱发、言语无味、晚上把孩子哄上床就坐在电视机前打瞌睡的人。沈君一如从前地买书看书,写下一叠一叠的读书笔记,其中大多是他的买书记录和读书心得,也有时事评论和日常的喜乐。笔记里还配着相应的图片、照片,心爱的书画印刷品及藏书票,非常赏心悦目。沈君把这戏称为“书房活计”。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读到沈君一本厚厚的书房札记,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即使不经大脑随手写出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何况沈君是把这“活计”做得情文并茂的,这对于一个白天坐班,下班又有家累的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沈君把现实的杂务和心中的世界平衡得很好,旁人看得轻松,其实他一定有自己不为人知的挣扎吧。但我没听他抱怨过,只是时常听他说又看了一本好书,种了几株好花,听朋友说了什么贴心的话,一再在笔记里看到他对好人美文的感动,对生活越来越宽的心怀。

有人说一旦成家立业,俗务缠身,就成了折翅的鸟儿,再也别做飞翔的梦。其实那是他们就此懈怠下来的缘故,时间久了,慢慢就忘了曾经翅膀一扇,风和云在耳边呼呼掠过的日子。沈君平时也是脚踏实地,不见羽翼的吧。然而在那些偶尔卸下日常生活重担的时刻,他便飞起来了,凭借心中的一双翅膀,在一本书的字缝里,在一支烟的工夫里。

折翅的鸟一样可以以心飞翔。

沈从文第1节 人在江湖看水云(1)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众多的“两截人”之一,但他的“下半截”又与别人有所不同,是“截”得更彻底:解放后他由“从文”而“弃文”,转入文物研究,埋头数十年终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方面的专家。这不但是改头换面,已近乎脱胎换骨,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一般的看法,对沈从文“转型”无论是从“反面”还是“正面”去理解,都认同文物研究是一寂寞而安静的角落,比处于社会政治风口浪尖的文学要好过得多,沈从文躲在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有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所以能做出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的成果(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未署选编者。收文46篇,大部分是解放后所作,其中21篇为“沈从文别集”所未收。书名取得好,有沈从文味。如我所猜,后得知是汪曾祺拟的。书前有汪曾祺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部分文章有交代背景、隐衷的注解。1995年2月购)。但,几十年间政治风暴无往不及,是很难有真正的世外桃源的;况且,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事纠葛。于是,从陈徒手近年挖掘、披露的材料中(《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此文结集收入《人有病,天知否》一书时,比在《读书》1998年10月号发表时多了一倍以上增补内容),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后半生的许多悲苦无措,尤其在历史博物馆期间的上头压制、人事牵绊、条件艰难,以至一腔热情投入的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但陈徒手说沈从文那些惊人庞大的学术研究各个专题,除了有赖周恩来关心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其他的“出版都烟消云散”,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他的丰富积累与存世成果太不成比例就是)。此外还有来自自己给予过大力帮助的身边人的打击,“文革”前助手之一、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的范曾,不但大写大字报,还因沈指出他画的一个古代人物的细节错误,而面斥沈“过时”(这一让沈从文晚年深受伤害、耿耿于怀的事件,别的材料中也出现过,如凌宇的《沈从文传》,但陈徒手是第一次公开点范曾的名。文章在《读书》发表后,范曾撰文辩称没有此事,陈徒手在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核实材料作了细节修订,但“依然保留了主要的事实,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

至于在历次运动中属于“题中应有之义”的其他遭遇,如下放“干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著和出版的几番波折等,就更不必多说了。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人事环境中,却有两个人,走进了晚年沈从文的生命,默默地、虔诚地、辛勤地协助他的工作,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终得圆满完成。我认为,要评说沈从文的成就,不能将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一笔带过就算;因此,要记载沈从文的一生,这两个助手也应该大书一笔。他们是沈从文晚年的一抹温暖色彩,黄永玉就曾在《这一些忧郁的碎屑》中,表达过对这一男一女的敬意。

男的叫王予予。我当年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1997年6月一版,据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增订本印出,精装大16开,文179篇,黑白图片982幅)后,就已在一个细节上留意到他的情意。作为此书的主要助手,尤其增订是沈从文在病床上指导他具体完成的,那么他本可写一篇后记,谈谈这沈从文去世后才出版的增订本的有关情况。但他只是在沈留下的《再版后记》后面加几句话作为交代,而不另起题目突出自己;其语不多,无文饰,却自见深情与尊师之道,最后说的是:“《再版后记》是沈老在世时对自己的书最末一次说的几句话,事虽相距近十年之久,仿犹耳历。谨附数语补述。念兹。”

女的叫王亚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期插图的绘画者。现在,她编出一本《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一版),为我们留下晚年沈从文的珍贵片段。

此书的缘起,是一位编辑王瑞智,听到沈从文晚年在家乡湖南演讲的录音后,萌生配上CD出版的想法。他联系上原已将此在海外出版的王亚蓉,又请来两人的好友王晓梵等人(沈从文身后有这么一群“王”,实为幸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全书内容包括:沈从文1981年在湖南的三个演讲(据说新近推出的“沈从文全集”没有全文收录这些演讲),1980年与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谈话,1982年与王亚蓉的谈话,晚年致王亚蓉的7封信(其中一封是并给“二王”的,就因此,这一部分的副题成了“致王予予、王亚蓉的信札”,见出王亚蓉一贯对王予予的尊重),以及王亚蓉等人对沈从文的两篇回忆文章。书中有大量照片和对应的文物图片。附赠那些演讲的节选CD。

在沈从文温婉亲切的声音中读毕,感到书中沈从文的各部分内容,是按上述顺序越往后,才越深入接近其内心。

被作为“重头戏”排在前面的那三次演讲,沈从文谈了后半生的文物工作,也谈了前半生的文学经历。关于文物研究,他虽一再说自己只是“常识多一点”,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却是津津乐道的,还由之指出了前人书画鉴别等方面的错误,并强调指出,服饰研究“还不仅是一个服装史,等于是物质文化史,从物,实物,具体的物中间提出问题”。但对于文学,他就没有对文物研究这么自信了,反复阐明的基调是:“谈到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说”,“绝对没有发言权”,“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社会变化太快了……所以就不能不改业了。”不过,即使因为其时的背景、公开的场合而使沈从文小心翼翼,甚至说了些明显是源于“大气候”、“配合需要”的话(如关于不久前访美的见闻),但他始终没有失去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判断力:讲起当年,他禁不住怀念那时文坛没有“排队”和“指定”的好处,“到了作家要排队的时候我就不太习惯了。”他说自己“只想独立写小说”,“不能够让命令来写。你得让我自己脑子里的命令来写才能写出来。”(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赞赏了美国大学的教授占主导地位、官方对治学“不要求你帮他捧场”等(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

接下来与金介甫的对谈,虽然时间比上述演讲还要早一年,但因为是小范围内面对与自己贴近的外国研究学者,因此话题既具体又深入,沈从文也能稍稍放言。

关于写作,他说:“我总觉得(政治)活动也要人,但是工作更需要人。”“应当多一些人低下头来做事。”“让他(作家)在工作上多一点表现,不太引到变化太多的局面里去。但是不可能,有这种妄想也不行。”——最后这句明显已有了身世之叹。他又直接批评文坛后来“捆得太紧了”;还有大学的教学,“学校都是公家训练的,口径都是一样的,这不太好。这个原因也是后头没法子继续写作。”涉及他的后半生文物工作,则对所在的历史博物馆颇有不满的微词。

谈到一些文人,虽是片段,也见出他的评论。如说当年“鲁迅骂的其实也是我骂的,他骂的就合理,我骂的就不合理,因为我骂的就得罪了他的关系。”说起受周作人翻译古希腊神话等影响,我注意到他介绍周作人“打仗时他跟着日本人一起做事情”,而不是省事地说“汉奸”。至于与丁玲的纠纷,对丁玲翻脸不认旧情,他说“那没关系,我不看重这些小事情”,“她要是不满意我也不在乎”,“让她骂骂我也不要紧”。

其他方面,使我留意的还有他劝金介甫不要在他早期习作上花太多工夫,个人作品“值得研究的还是1929年以后”。谈话中间还偶然闪出一两句智者的睿语,是对人世的洞明:“因为我见的事情太多了,大家觉得很庄重的事情,我都觉得庄重里面有可笑的地方。”

到他与王亚蓉前往考古时在火车上的谈话,因为是身边的体己人,那就更放松了。讲他的“干校”生活,艰苦中的情趣:“好美啊”的门前几十亩荷花,“庄严极了”的牛,“很有趣味”的蛇叫;风雨中水淹了屋,可“我在屋里就打个伞,很好玩啊!一点不感到难过。看着窗子上的蜘蛛越长越大……”但,对一些丑恶小人则直斥其“坏”;尤其谈了些文坛的污浊,充满鄙视地说出丁玲许多不堪的内幕、王瑶对他的变色龙态度等。

全书压轴的晚年信札,数量虽少而份量不轻,更足见其人。

一方面,是长者的慈善、体贴、细心。沈从文在王亚蓉困难时期给予经济支持,但他一再告诉她,这事“十分平常自然,万万不要存不安心情。更不应当以为是要感谢”,“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他说自己一向对政治运动“缺少配合敏感”,也不懂迎合上司、“打成一片”,所以动辄得咎;但却几次教她为人处世的细节,居家、作客的人情世故。这种对后辈的关心照拂与细致的“人情”,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愤怒与悲叹。他对历史博物馆对他工作的不关心、不支持、不懂行表示愤懑;对应为丁玲的“某老太婆”骂他,反应更加激动。这些尚是“小节”,另有两段话则令我瞩目:

一、在1979年6月2日致王亚蓉信中,说到官方的文学研究把他重新提出,“乍一看像是公正合理,民主原则在这部门正重新抬头。事实上我所有书早已全部烧尽……全部毁去,要个‘空头作家’的虚名有什么用。至多是对外起些点假民主作用而已。”——这是我所见后期沈从文对社会政治最大胆、最激烈的言辞。

二、在1982年1月29日致王予予、王亚蓉信中,谈自己的作品重新出版,应该是高兴的,可他却又说道:“也许变故一来,我将有重新摔倒完事可能。中国事一切难以从‘常理推测’即在此。以不抱任何任何不切现实幻想为合理”。——这已不仅是愤慨,而是更沉重的悲凉,融和着他一生所历的沧桑。

为我们存留和带来晚年沈从文这些真实声音的王亚蓉,所写《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一文,是一份深挚情感的回应,也提供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和意见。

她忆述自己如何从一个小美工,在沈从文的教导、照顾下,成长为一个古代服饰专家。(按:那次金介甫在访谈中曾问:“现在你有学生吗?”沈从文连声说有,指的就是“二王”。)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沈从文说自己“对绘画的理解有感情”,举例说王亚蓉,“我教她大概是用这种方式画,效果会更好,她接受,结果效果是不同了,可见我懂。”

沈从文的“可见我懂”,我想是意有所指的,即上面说到的范曾面辱事件。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在《读书》发表时,引用的是别人转述沈的话,说当时范曾画的是屈原,范曾便以他从未画过屈原像来辩解。后来陈徒手增补此文收入《人有病,天知否》,补引了沈致汪曾祺信,说画的是商鞅。凌宇《沈从文传》也持此说。本书(《沈从文晚年口述》)所另附的王晓强一篇回忆文章,则说画的是曹操;而沈从文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样不点名提到一个出名的画家画曹操的失误,“他知道画,他不知道还要学”。——现在,王亚蓉以当时在场人的身份,记述其事,则说画的是诸葛亮。(而且各家对范曾究竟画错了什么被沈从文指正,也说法不一。)王亚蓉并指出了范曾(仍没点名)当年受沈从文帮助、栽培的具体情况,为沈鸣不平。

沈从文第2节 人在江湖看水云(2)

王亚蓉的义愤还表现在“丁玲事件”上。她说丁玲1981年在湖南文联公开演讲还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按:本书所收沈的演讲就有同年在同一处的,不知是否丁玲事后去“消毒”?)她当时就想写文章反驳,被沈从文制止;但现在这篇回忆文中,她还是忍不住说:“她也是多年的受害者,都这时候了还这么左,左得让人烦。”

她是敢说话的。该文附《追随沈从文先生文物研究大事记》,1985年有一条记载因胡耀邦的关注,国家为沈解决待遇,却是这么写的:“……沈先生向往多年的工作条件,在他行动、健康已不能自理的时候都有望解决了。”

当然王亚蓉更主要是一个文物研究者,她更关注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非凡贡献。在指出沈许多预见性推论被新出土的文物证实后,她最后提出沈从文是一个“形象历史学家”,说沈不同于单纯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或单纯考古文物研究的历史学家,“沈从文先生是以文物为基础,用文献及杂书笔记做比较的唯物法,加上他充满思索的文学家头脑和手笔来进行研究的”。——这一概念、这一提法,是很好地总括了沈从文后半生成绩的。

但王文的一个说法却让人有点疑惑。她说沈从文曾给她讲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郭沫若序言的来历,是有次宴会沈、郭邻座,谈起该书,郭主动提议写序,“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按:解放前夕郭“斥反动文艺”,以“桃红色”一枪放倒沈从文,是沈在鼎革中精神崩溃的重要诱因,也导致了沈后半生的“转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居然由郭沫若作序,自然引起人们关注)。胡文辉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偶记》一文指出,编著此书是周恩来作为政治交往所需布置下来的,“既是总理的意思,郭沫若自然立即出马”,且可能不知道该书具体由沈主事;“沈在《引言》和《后记》中无一言谈及郭序,其心事可知”。我是同意这一分析的。沈从文的《后记》、《再版后记》详细讲了成书经过,并感谢了有关人士;以他为人的善良,如果郭真有此善意、“歉意”,岂有再记恨不提之理。

这样一本书,肯定是珍贵的。不过,我感到它对我们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情况、特别是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心情,还不能说有极大的价值(也没有太多超过现已行世的史料)。当然,这也因为“沈从文后半生”,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话题。已有各方人士对此作过回忆、评论和研究,在此我也不揣冒昧来说几句。

开头时谈到对沈从文的“转向”有“反面”和“正面”两种理解。我最早是受到吴方的影响,他在《写作的命运》一文中对此的评语是:“敢舍”;说:“人生的轨道原没有什么一定。对文学,真诚地爱它,投身于它,又真心地离开它,可悲亦可喜。”并引了俞平伯的一段话,大意云遥指青山为归路,但走近了,空翠渐减,“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这种“浪漫主义”的、“禅味”的解说,令我一见心喜,借来作自己人生的态度,也种下了对沈从文后半生作“正面理解”的基调。

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施蛰存、常风、张充和等人,都同意沈从文解放后弃文就“物”是可庆幸的、甚至是更好的选择,是一种“明道”。沈从文晚年自己的公开说法(包括在湖南和在美国的演讲),也不会完全是违心之言。

当然,政治的压力、外部形势的翻天覆地变化,以及随后种种风波际遇、个人深心的隐痛,毕竟不可以视而不见。如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引沈从文儿子沈虎雏的话,说沈解放后也曾“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他想要“归队”,但重新执笔,终于受制于客观与主观双方面而失败,反映了沈晚年的矛盾复又矛盾。还有,刊于《读书》原文的结尾:“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这个结尾很有意味,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却不知为什么删了、改了)。

所以,其实我已将自己的“正面理解”有所修正。1997年9月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后,在秋雨绵绵中作聚书录,曾以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概述之,现转述如下:

沈从文解放后由一个杰出的作家变成一个文物工作者,由漂亮感人的小说散文转而成就这部科学著作,这样的“退”,若从表面看,或从文学爱好者的角度看,甚为可惜;尤其是迫于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头换面、进退失据,令人叹息。

但若想深一层,从人格等方面来看,又似乎不必强代人愁。这何尝不是塞翁失马呢?不能写小说了,就放弃虚浮的文学,转而从事实实在在的、自己同样喜欢的文物工作,并一样做出了贡献,保持了士人本色,总比投闲置散,或者以为虎作伥为代价换取继续执笔的权利和风光要好。而且,就是在他自己看来,文学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放不下的东西,他本来爱的就是“生活”这部大书。他懂得舍弃,也敢于舍弃,这份认识、勇气与洒脱非一般人所能有,深为我欣赏。因此,在精神上,进退之间他自有雍容气度,为于政治潮、世俗网、名利场、文学圈中打滚者所远远不如。

可是,若再想深一层,真的无怨无悔,真的未有过夜深梦回的嗒然若失,乃至黯然神伤吗?真的那么潇洒,无碍无滞,心底毫无心结与心事吗?怕就未必了。完全的雍容从容,得失毫不系于心,那只是理想中的修行。尤其作为被迫舍弃者,至多只是随遇而安,却难以天上人间处处欣然的。

所以还是只能叹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

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同样复杂矛盾,就像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里说到,沈在博物馆讲解的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旁人看来却“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但又如刘以达歌中唱的:“其实你的花,跟我的花,也都叫作花”,则又花还是花、人还是“人”。既难言,则惟有存一份怀念的心情了——

“念兹”。

对于沈从文其人其作的感想,要说的当然不止这么一点。沈从文,是我的挚爱。对他,我自问是用心的:读他的书和文章、关于他的书和文章,载录他的资料,甚至还对他作品单篇和结集的出处、出版、版本等,下过些笨工夫,费了些时日好好梳理过——哪怕我也明知这种“个人考证”没什么价值、很无聊,但,正如我1996年11月那次整理时给自己的最大一个理由:“因为他是沈从文。”仅这个原因就够了。

然而,我之前还从未公开谈过沈从文。不仅是因为他的丰富、复杂,自知肤浅而无处下手,也怕轻率发言轻慢了心爱;还因为,沈从文是我的“私人证物”。这样与自己生命深切相关的“大爱”、“大美”,是难以言说的,尤其公开示人。——恰巧,得此《沈从文晚年口述》后不久,与一位旧友重新联系上,这个对我的“沈从文故事”和“张爱玲故事”都了解的“知情人”,说到我当年的往事:“大家比较普遍的感觉应该是惋惜,因为先前已经惯看那个诗意美好的景观了。”我回答说对,“诗意美好”,沈从文那样的“诗意美好”;而诗,乃是至高无上的境界,所以才会事过那么多年,竟还总不敢轻易触碰……

可是,刚好购此书还有另一样凑巧,向别人打开过一个话头;所以现在索性借着读时的苍凉情绪,来轻轻触碰一下这“沈从文心事”吧——

是购书前一天的立冬,与一位新认识的编辑朋友会面。聊天中谈到香港平庸影视中不时会有击心的细节,我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罗嘉良演的某部电视剧:他准备追求一个女子,请她上自己家作客前,先把旧女友留下的柜子用速递送走。其实她来到也未必会留意那柜子,就算问起也可以大方对答或瞒过去;就算要送走也犯不着花钱速递。但我完全能理解,这样一种整理自己、打扫生命的心情。不惜尽快砍去旧我的一段痕迹,但并不是为了迎接和讨好新欢,只是开始新生活而对自己的交代。这样带痛的狠心,我也曾经历,深能领会。然后,当他把家中收拾得停停当当,烧好了菜,却忽然,那女子说不来了。这是婉拒,但他微笑地说:不要紧。放下电话,他关掉音乐,坐在漂亮而孤单的家中,这个英明神武、英俊倜傥的年轻干探,慢慢在沙发上颓然躺下……复述着这个情节,我忍不住交浅言深地告诉对方:当时我独自在家看完这一段,是如何的伤感。

看这场戏,就发生在上述7年前、1996年11月那次整理沈从文资料工作的中间。接下来的,我没有说,现把当时笔记那段“题外话”的后半抄录过来:

电视剧播完,我关了日光灯,亮了孤独的台灯——由一片白变成一朵静静呆在一角的黄。走过那光亮照不到的黑暗,空空一屋,披上外套(秋凉了),走回书房。听久违的李国祥那些蓝夜旧歌:“寂寞任意洒下”,“心倦”。我没这么严重。

只是在孤黄一灯下、光与暗的黑夜边缘,静静抽一根烟,对着两本旧书:《从文自传》、《神巫之爱——沈从文早期作品选》。

大学时买的《神巫之爱》并没有读,那时好像只读过《边城》,因为沈从文并不是当时我倾心的作家。比我更早认识、更早喜爱沈从文的自有人在。那篇毕业论文所写,具体内容已忘了,只记得确乎满纸水气。至于曾送我的《从文自传》,早已转送了人,毕竟,那是“事后”之书。

“再点一根香烟,代替新的开始。”李国祥的歌。罗嘉良的电视剧。沈从文的书。静夜孤灯下,惆怅不能自已,又想起也斯那首《乐海崖的月亮》:

“凉风从天边吹起了。”

“只有文字是我们的旧相识。”

应该解释一下:《从文自传》,1991年9月,把沈从文介绍进我生命的人主动买了一本送我,但我同时已托人代购,遂将前者转送好友周生。我明白送我是一种纪念和好意:即使相别去,也愿好的留着。但,大学时的赠书我会一直珍藏,因为可以重温欢愉共行的美好岁月,这后来才至的《从文自传》,却正记录着当时的离散,对之情何以堪!——十多年了,这样处理的原由,我从未告诉得书的周生(好像要偷偷把一种不忍睹的伤心转交他去帮我保管),更别说最先送书的人了。如果你们偶然刚好看到这些文字,希望可以原谅我怪诞背后的心事,就像我理解送走柜子的罗嘉良。

现在重提这往事、哪怕仅是重看这则笔记(无数伤心的往事和笔记之一而已),我仍会有温瑞安写的“只觉天地间无穷遗恨一一涌来”那样的感觉。——陈香梅回忆录《陈纳德将军与我》中写道:“繁华事散,好梦阑珊,剩下来的就像失落在黑暗里的烟花。我不该说孤独,因为在这儿我有许多友人;我不该说寂寞,因为我有孩子和永做不完的工作。我该说什么呢。我今夜有了一份诗人的哀感:‘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我也正是这样,所以说没有李国祥歌中唱的“寂寞任意洒下”、“心倦”那么严重。那时时在天地间任意洒下、一一涌来的,“我不该说寂寞”,那只是遗恨。

这是放弃者恒有的哀凉。放弃,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强大压力,也因为外界环境完全改换,而主动作出的“敢舍”。如前面关于沈从文所述,这里头有“痛苦”、“悲愤”、“凄然”、“惋惜”,也有“潇洒”、“可喜”、“应然”、“更好”;但作为当事人,深心处还有一份再通达明白、再淡然处之也挥不去的,无穷的遗恨。——沈从文与我的“弃”、“转”,当然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情势一样、道理相同,所以,那种遗恨的心情也会相通。

原来,当年带来的沈从文,不但可以对照印证“早年诗意”,还更对照印证“后期舍弃”。这真是一个贯穿生命不同历程的、恰当的好象征、好纪念了。那份氤氲水气,温婉柔弱,却又刻骨铭心;早已淡远,却又缭绕不绝——浸润此生,念兹在兹。

2003年11月23日“小雪”夜完稿。《人在江湖看水云》,本是刚毕业时的笔记名,因这句话正合适他和我,“水云”、“看云”又是沈从文的篇名和意象,乃向自己借用之。

2004年11月22日“小雪”夜补

沈从文第3节 沈吟录:几本传记资料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从文自传》,我于1991年9月购读的是重庆出版社“中国现代掌故丛书”版本(1986年12月一版、1991年4月二印。按:该版本有沈从文1980年5月写的《附记》,而“沈从文别集”之《自传集》未收)。关于书外的唏嘘故事,《人在江湖看水云》已叙,在此只抄当时的读书笔记如下:

在“内容提要”中,我敬佩的汪曾祺评曰:“这是一本培养作家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是怎样成为诗人的。”也许汪老说的是“生活积累”这类意思,可是对这本小书的价值,我却更愿认同编者接着的评价:“提供借鉴——如何做人,如何充实自己,以及如何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学习生活等等。”

或者这两种评价并无太大的矛盾,我在意的只是做“人”和做“作家”之间的区别。活在文艺世界是不健康的,文字只是消遣,不应、也不能取代踏实的生活;生命多少精妙寓于一瓢一饮中,岂是诗文所能穷尽。——这也是我喜欢《从文自传》的原因。

沈从文从小就是弃圣绝知的,他更愿读的是生命的“大书”,“为现象所倾心”,对诸种物事、制作的详细描述,浸透了生命原质的清晰喜悦,而绝非文人骚客对之文艺化地一瞥,从中寻找闲适什么的。

薄薄的小书结束于他步入文坛前。此后,他从一个观察者变为描写者。我仿佛看到主人公走出这本小书,走向他风雨飘摇的一生,由厌文,到从文,再到弃文。合上书细思人生际遇沉浮,确乎如吴方说的,“隐约感到世事无常”,悲欢隐隐彻心。

喜欢沈从文作品的淳朴、清明,但更喜欢文字障之前,那个结结实实的青年沈从文。

在骄阳与暴雨之间

大陆的沈从文传记,以曾与沈从文有过契心交往的凌宇所著《沈从文传》最早、最重要,也最可信赖。我于1998年11月——与沈从文已有不少11月之遇——买到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1988年10月一版、1994年5月四印本。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美国人金介甫所著的西方第一部沈从文传记。此书先后有过几个版本,我2000年6月购得名为《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的新版(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1月一版),接下来那个烈日与暴雨交替的郁闷7月读了,深感其佳,撮录当时笔记如下。

此书的最大价值和特色是:

一、以严谨的态度提供翔实的史料(包括那些含金量丰富的脚注),“让事实说话,而不在乎评论短长”(符家钦《译后记》语)。

二、评介了大批沈从文作品,分析价值、考证原型、索隐题旨,乃至说明各种版本的增删情况等。

三、介绍了沈从文与诸多名人的关系,大可据此编出一部详尽索引。

四、深入评析沈从文的生活、创作和思想,以及与之相连的、从中反映的时代、社会。我最为重视的是以下几方面:

(一)沈从文拒绝归顺任何一种纲领、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嘲笑一切主义;不参加任何组织;不愿参与文学论争;反对领袖崇拜;用常识来使自己不随波逐流,不相信天才、预言、上帝;认为一切政治都是“统制”,看不起卷入政治的学者,反对政治指导文学,甚至解放前夕,他关心的竟仍只是美感、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反对任何流派(虽然他同每个流派都没有仇恨);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总之,他在时代的喧嚣与骚动中,自外于社会主流一切控制人的桎梏,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当然这说法当不为曾“嘲笑一切主义”的他本人认同)。

(二)这种孤立还源自沈从文的少数民族背景。于是要谈到湘西。此书详述了沈从文与湘西在政治上的、社会现实上的,生活中的、文学中的,实的、虚的种种关系。湘西是沈从文的湘西,沈从文是湘西的沈从文。自从失去了实际上的地方自治后,自从外来文化进入后,湘西就已“毁”了、“不存在”了,但它却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以永远保存下来。另一方面,湘西也供养了沈从文,虽然后来他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洋文明方面都下了大工夫、吸取了大量营养、取得了高度成就,但真正形成沈从文这个“人”的,却并不是那两者,他的源泉在于湘西。这本传记正是用沈从文与湘西的互动关系来开头和结尾的(顺带一提的是,沈从文似乎对“学问渊博”者有些拒斥,他不愿与钱鍾书、梁实秋亲近。这不能简单地归为沈从文一向自视为“乡下人”的心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从身到心都来自湘西,无论是中是西的“学问”,在他都只是后来的自学的积累,因而先天在情感上有隔阂)。

(三)还是与湘西有关,但值得单独提出。我们惯常得到的表面印象,沈从文经常写湘西,是他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必将被侵扰的田园生活的留恋。但此书的独到指证、分析,却让我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湘西人与世无争,并非因为他们的隐逸退让,而是出于仇外心理(这不是沈从文、而是金介甫提出的深刻意见);沈从文生长在技术落后的社会,因而从未如西人或今之国人般担心科学对人的负面影响;他自小爱机械制作,并不觉得机器生产有丑陋的一面;他批评农村工业化,但在意的并非自然环境的破坏,他对乡下生活方式的消失、手工艺材料的退化以及人跟大地不能和谐相处这一类在如今是热点的问题,都不太关心,关心的只是乡下人道德的衰退;他笔下的乡下人并不曾把自然理想化,只用求实的、非浪漫的眼光看待世界;他的怀旧之情并不在于荒原的消失,反在于湘西的城市由盛而衰;他小说中的角色惊惧于湘西的“毁灭”,但他这样写并非出于对历史文化的怀恋,而是渴望着这片20世纪新创造的荒野上能出现一种反抗力(这跟他的现代派思想有关)……

近年有种倾向,认为沈从文反对现代化、逃避科技和工业对人类性灵的摧残、从而讴歌及回归自然。而读了这本传记(虽然它不是针对此作专门的辩驳),便可明白沈从文的真实想法及其作品的真正题旨。他毕竟不曾离开时代与环境而成为这方面的先知先觉者,那些“后现代”的话题与他无关,那只是好心人的误解罢了。

(四)书中还指出家庭出身、地方习气以及从军生涯对沈从文造成的影响,包括青少年时接触的血腥暴力,军队和士兵情结,对知识分子的不喜欢、不信任等。当然沈后来“从文”了,很多方面都已改变,包括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但这些早年痕迹多少还是贯穿其一生,包括留在潜意识里。对沈从文的剖析,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切入点。

除此之外,还注意到一些零枝碎节,是我别有会心、有所感触的。如沈从文对理想从热切追求,到害怕其无用,到最后终于承认其无用,等等。总之,从这部传记中,所得甚多。

说过好话,依照通行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原则,该说说其缺点。

第一,金介甫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此书采用无一处无来历的历史学家的写法,好处是“实”,但学者著述的通病也是“实”。该书有时便显得过于“粘实”,还未能再向高处走,突破、升华。如他留意到了军队、暴力对沈从文的影响,可惜点到即止,没有展开详加论述。

第二,金介甫是外国人,往往能发大陆学人不能发之言;但这身份也使他无法对中国解放后的社会现实有切身的体会,和充分、深入的把握,因而对沈从文的后半生论之过略,没有全面展示沈从文与那个时代的深切关系。他笔下的沈从文,是以其前半生为基础立论的,像我前引的“拒绝归顺”、“自外于社会主流”等,就未必可以全部用来涵盖解放后的沈从文,或至少不能说后半生客观上如此的沈从文主观上也完全如此。比如近年披露的、金介甫未及采用的一条瞩目材料,沈从文与萧乾交恶的内情;不管真相细节如何众说纷纭,但沈从文一度的“靠拢”、“争取进步”是明确的。(按:沈从文对扶持提携过他的人有很深感情,他成名后也注意扶掖后进,萧乾即是其中之一。两人后来的交恶伤痕很深,但据符家钦说,正是萧乾鼓励他翻译此书,还为之推荐出版单位。)

不过,我们也可以替金介甫辩解一番(还是一分为二):这不够“高”、不够“全”两个不足,前者是源于他做学问脚踏实地,不好高务远蹈高凌虚。我喜欢这种风格;后者呢,则也许是源于他对传主的独特理解:沈从文的后半生已不是文学家沈从文了,他既已无法再“从文”,他和他的湘西都“毁”了、“不存在”了,那还有什么值得详论呢?细说又有什么意思?因此金介甫写的只是一本“文学家沈从文传”,至于那些伤神往事,其既草草,作者也就草草带过算了,多写作甚!

只记取一番相晤

关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尚有一段趣话余事。

原著有惊人的646条脚注,字数几乎是正文的一半。1990年符家钦译本由时事出版社初版时,鉴于人们对西方研究著述的这种体例还不习惯,将它们删去,为此金介甫曾耿耿于怀。符家钦遂一方面将它们补译出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全译本(今中国友谊版也保留了这些我喜欢的脚注);另一方面,同年他从脚注中选取80多则有故事情节者,结合自己的见闻写成一册《沈从文故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7月一版)。我于1996年4月购得,颇喜爱这样一本由脚注衍生的奇特小书。

沈从文的资料书,还有两种是有点儿特别之处可说说的。

一是杨瑞仁选编的《沈从文研究专题目录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5月一版),得之于云在青天。云兄是湘人,对乡贤沈从文极敬爱,主持有“网易”的沈从文论坛,曾谬赏过我的《人在江湖看水云》等。2004年9月,我与一帮“闲闲书话”的网友欢聚时,沉默朴实、不修边幅、寡言笑却能感受到其诚挚的云在青天专诚带来此册持赠,是本稀罕的好书:身为凤凰人的作者,辑录了二千多条文献目录,按29个专题分列(其中最后一部分是沈从文年表)。我喜欢这种有心人做的资料汇集,自己也曾私下小试过,得是书遂可免许多烦劳;而就算浏览翻看,也是愉快的。

二是孙冰编的《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印象书系”,1997年1月一版)。此书收沈从文的朋友、学生、亲人、研究者的文章,选得不错,里面当然少不了汪曾祺那篇佳作《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我1997年5月15日购得,就在次日,汪曾祺也逝世了。如有论者就此所评的:冲淡一路,于斯断矣!

一年后的5月,一个雨天的下午,独自在家读沈从文:“沈从文别集”里的自述,散见各处的他人评述文章,主要还是将断断续续看了一段时间的这本《沈从文印象》读完。里面有不少是重读,对其人其事也不算陌生,可是,依然感动。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份人格、一种人生,使得对他的回忆与印象,本身都常常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好文章!

当时曾想把读后一些杂感整理一下,却因即将装修新居的忙碌而无法为之,“只能记取这个周六午后埋首书丛、与沈从文的相晤。”——而到现在,面对沈从文,最后也只能是那样的心情吧:说不出更多的好话,惟永远记取,生命中那一番相晤。

2004年11月21日,“小雪”前日整理

张爱玲第4节 “我用不着十分懂得他”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白流苏终于可以“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成为名正言顺的妻,这已就是《倾城之恋》所修成的正果了,“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但是且慢,都什么时代了,张爱玲岂还会轻言“大团圆”,因此她要再添几句惆怅的话做结尾:“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作者是明知在小说之外,故事还会自顾自发展下去的,只是“不问”而已。然而这“圆满的收场”后的情形,人们总想窥看,且更有人转“问”为“说”,把“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说下去,“欲知后事如何”,干脆自己分解,这就有了李欧梵先生的《范柳原忏情录》。

这部替张爱玲《倾城之恋》写的续集,说的是范柳原连原著中白流苏所念想的、和谐地共同活个十年八年都做不到,负情而去;晚年则变成了一个纯洁的情圣,写下一封封不寄出的信,在生命与故事都无可挽回时,方才有了真情、痴情,并忏当初之无情。李先生逼着范柳原继续现身,让他老年时追忆忏悔、沉溺不能自解,对这个负心汉作出了最大的惩罚。

但这不会是当年“传奇”的唯一结局。续集,必然有多种写法,而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种,当属“真人”所“写”的了——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和他的《今生今世》。

众论者一致推崇,李氏用他的范柳原,来与从前张爱玲的范柳原产生种种回归与颠覆、互文性、后现代笔法,等等。然而,胡兰成与范柳原的奇妙对应,《今生今世》与《范柳原忏情录》的对比,这种真人与虚构人物、回忆录与虚构忏情的有趣关系,似乎更值得喜爱亦真亦幻文字游戏者关注。范白情缘与胡张故事不妨比照着来看,《今生今世》也可视为浪荡子回顾早年感情、及这感情后来的走向、变化的另一版本。

说续集有多种可能,不仅是基于现实充满偶然、生活变幻莫测、人生道路多歧,还因为对原著会有不同理解。李、胡之别,首先是这个起点不一样。

李著的前提是:当年在《倾城之恋》中,范对待白是浪荡子的游戏、演戏;只是假戏真做了,因为倾了城,才有了“恋”;而旋即又回复原形本色——故此才有后来的“忏”。书中虽则也让范说“我们的故事……背后的感情还是真实的”,但李先生其实正否定了这一点点真实感情,为此,他甚至重写了原著一些细节,从而消解此间的点滴动人情事(如揭示那夜酒店电话的“真实情形”),用范当年的不堪,来衬托(他笔下的)老来浪漫。

而我更赞同胡兰成的看法。

《今生今世》涉《倾城之恋》处,有云那对男女做张做致玩世不恭,但,“背后可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也竟如火如荼”,已点出了要害,而铺开来的更精彩的评论,则在他早年初识张爱玲时写的那篇《评张爱玲》里:

范如此这般,然而,“他也是凄凉的……”,“但流苏不能懂得这些,只以为都是他在刻毒她,玩弄她”;张爱玲笔下有许多“跌倒的人物”,她“能看出弱者的爱与生命的力的挣扎”,范柳原就是一例,“作者描写他的无诚意,却不自觉地揭露了他的被自己抑制着的诚意,爱与烦恼”;“这故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划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真的人性……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说得再好没有了。是的,流苏不懂,许多读者也不懂,他们停留在范的游戏、演戏这一表面,或“赞赏”,或批评,而没有看到背后的人性、诚意、爱,等等。什么时候,人的真情可以堂堂正正,不再闪闪缩缩地躲在俏皮话或其他底下,不再需要用抑制和掩藏来自我保护呢?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问题,但却是另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范柳原并非要到老年时才有真情、诚意,他当初对白流苏就是有爱的。我承认他的种种游戏、演戏,但,当年墙下有情无?我认为:有。墙下就已有了情,而不是战火来了、墙毁时,才忽然逼得他假戏真做。他是戏假情真。

我没看过多少关于《倾城之恋》的评论,只是凭直觉,认为没有人会超出胡兰成的理解了,怪不得能博张爱玲的欢喜,因为一般的读者太多,张是要寂寞的,胡却令她找到了知音。他才不愧是张爱玲的知己。

然而,胡兰成之所以能对范柳原如此会心,也许正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范柳原吧。那么看罢他对小说人物的理解,该看看他的“亲身演绎”了,那是与李版范柳原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更主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晚年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到与张爱玲的往事时,写出当年男女相悦神仙眷属一片好景象,两个人种种的好,张爱玲种种的好,好得让我觉得没有人写张爱玲比他写得更好(一连几个“好”字,是因为实在无可形容,当中妙语美事,如珠玉纷呈、花枝烂漫,处处奇丽,难以摘引)。

他还频频写出自己受张的诸种启发,如何在她那里重新看见了自己与天地万物,受她点拨才明白一些诗文戏曲的妙处,乃至说要点三炷半香敬四个人,头一个是张,因为她开了他的聪明,又坦承没有张就写不出《山河岁月》,而其中有些句子还受了张的风格的影响;

他更原原本本地写出情变的过程和“后事”,包括那些我们可籍以指责他的地方——张爱玲没有述说过两人的前尘往事,有些枝节,如胡不说,恐未必有人知道,后人能斥胡之薄幸,多有赖他的自我剖白。

但是,这不是“忏情”。不曾因已见异思迁而抹杀自己往情、淡化(乃至丑化)旧爱好处、隐瞒自己当初受惠(他写此书时,张迁居美国,风光已过,他用不着为沾张的光才故意说好话),但也没有像李版范柳原那样,演出一个痛悔的老情圣种种痴情样子。他只是这样坦然、平靖地忆述种种,虽不时自暴其短、自显其小,却展示了一个不失磊落清明的情感世界。

“我与爱玲的事……不用郑重认真到要来保存神圣的记忆,亦不用害怕提起会碰痛伤口。”

是的,不必刻意保存。虽然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纵使具体情节有所遗忘,但美好的前事已发生过了,已经“在”了,在两情相悦的当初天地中,不会磨灭:“心里尚留着一种好,那是什么意义或情调都还未有的好……人世只是历然都在,什么扰乱亦没有。”

一切都是明净的,记卿卿我我时节,固然都是赏心乐事,但言其欢、但言其好;即日后情变的记载,亦总是“清润静正”:“我与爱玲在一起,从来是在仙境,不可以有悲哀。”

这样的回忆文字,可算是对旧情的一种珍重、适当的对待了。

因此,他写收到张爱玲的绝交信后说的那句话:“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才让我觉得可信。那样一个千夫所指的人,他在当初也是有过真情的,曾经好过,就是好了,不是要到老来才悟今是昨非,反而不怕以旧情之美映出今时之颓——却又不是痛心疾首地可笑地去追挽。看李氏笔下的范柳原写了那么多不寄出的信,而胡兰成晚年也给张爱玲写过信的:是张先来信索书,胡的回信通过谈书说文故意挑起回忆,撩拨张爱玲,不果,也就不再写了。这当然是不老实,但比起范柳原的自我纠缠,却又好像有另一种实实在在。

《范柳原忏情录》与《今生今世》都是范白情缘可能的结局。也许前者在道德意义上乃至审美意义上更“圆满”,且满纸感慨,尽力写出一个“苍凉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却是后者才真正引发了我的默然唏嘘,每一捧读,总是端然叹息。

唏嘘还来自张爱玲本人对范柳原的态度。《评张爱玲》中又谈到,范柳原这种“委弃在尘埃里”的“平凡的人”,“以失败与破灭证明了人生的爱”,说张爱玲笔下人物使人感动者正在于此;关于“平凡的人”、“跌倒的人物”,胡还在该文和《今生今世》里指出张对“弱者”、“小人”的慈悲、饶恕、姑息。为张所关爱、宽宥的这类小人物,当然包括范柳原;胡、张对其的怜悯、体贴本应是一致的。

然而在把《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上演时,张爱玲写了篇《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当中说:“我从她(流苏)的观点写这故事,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 类似的话胡兰成也说过,不希奇,但紧接着,她又说:“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多年以来,每次看到这话都让我觉得特别刺眼、微微吃惊。

当然,张爱玲谈的是作家在创作中的状态;就算事后我们视“他”为胡兰成的“化身”,也可把这句话看作张爱玲对婚恋的超脱态度的反映,不必大惊小怪,也许,她说的是不用世俗意义上的“懂得”,只需执子之手,好好去爱。

使我吃惊乃至伤感的,是把这句话单独抽出来、再配以说话的时间。1944年,胡兰成张爱玲正式缔结婚约;话剧《倾城之恋》上演及张爱玲写这篇《老实话》,是在同年12月;与此同时,胡兰成在武汉已与周训德同居,但远在上海的张爱玲并不知道;是到了次年,胡回上海休假、自述交代再加上其他人转述,张爱玲才得悉一切的。

在此之前,初恋中的张爱玲给胡兰成的信中有一句好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然而,以天下之大,人们身、心之隔,真正洞悉人间种种的只有上天,它才能“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它,让张爱玲,在尚未知情的时空里,在想把倾城之恋演下去的时候,对自己所创造的浪荡子说:我用不着十分懂得你。

2000年4-5月,大学毕业10周年重聚前后有感

张爱玲第5节 这一路上的张看张(1)

惆怅旧欢如梦

认识张爱玲,是从陈巧孙编的《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开始的。此书收小说10篇,附录两组,一为张爱玲有关创作的文章、序言7篇,二为傅雷、唐文标、夏志清等著名评论4篇。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一版。我于1997年8月30日曾撰关于此书的补记,今略增删如下:

大四的1989年9月24日,因了一个朋友的力荐,在广州北京路的“窄梯书店”以六折购得——从此遂堕入张的世界,竟至有呼吸与共之感!

购后当晚于烛光下读了柯灵的代序《遥寄张爱玲》,真个文情并茂,深深感动。(该文后来收入别处时略有修改,就不如原来的好了。)

次日,读了那朋友专门提到的《封锁》,叹为观止,由此喜欢上张爱玲,还在书边特意记下一句感谢友人。

第二年的9月20日——已是毕业工作了,读《金锁记》。作品本身的水平,再加上自己繁华落尽、时光飘逝后的遭际、心情,读来遂如歌如泣,凄婉疲倦,不胜苍凉委顿难堪。在“酸梅汤沿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那段旁边,写下了几句话,大意是读的时候,正巧冷气机滴水,一滴滴的滴在招待所锦红的床褥上,“无聊的水滴,近于繁华后的疲乏,打湿了空寥的花团锦绣……也是秋天,去秋(1989年)雨就是雨了,今秋却是这样无聊赖的水滴,滴进室内,滴进心内。”

此外还有《倾城之恋》等,也是深深的感慨绵延不息,不时重读,翻转自家心肠。

后来,张爱玲的集子越出越多越出越全,论内容,这本《怨女》已无足道,但仍极珍爱之,因为它带有1989年秋天的浓浓滋味,挥之不去,每一翻开,便与那个秋天的声音和景象同时涌来。为之自制书签一枚,画一怨女像,题曰:惆怅旧欢如梦。

仍是黑色灿烂之秋

1989年10月,那位友人在匆匆回京挽救爱情的前夕,专门过访,借给我沈复的《浮生六记》和另一本张爱玲小说选集《红玫瑰与白玫瑰》。共12篇,我读了其中《怨女》未收的8篇。11月1日读后笔记略云:

我听见野兽的喘息与撕咬声了!张爱玲,一介女流,不但于琐碎情节中见连绵的才华闪烁,而且于日常生活中写尽人的动物性一面,犀利深刻!……最后一篇,题目是:《留情》,最后一段的头一句是:“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书的主人用红蜡笔画过,触目惊心。但下一句是:“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也只能这样了。

常在心间的私语

《私语——张爱玲散文集》,刘川鄂编。花城出版社,“八方丛书”。1990年5月一版。1990年8月26日购于广州北京路。

至当年底读毕。但此后多年间反复翻看,应是我读得最多的一个张爱玲本子,屡得感益,受用不尽。后来分别买到金宏达等编的《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一版),子通等编的《张爱玲文集·补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4月一版),直至陈子善编、号称“迄今为止张爱玲散文最为完备的结集”的新编《张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一版、10月二印),然而这最先买的小开本的《私语》,仍以早年读痕心印而存于架上。

传奇的琉璃瓦

《传奇》集,由上海书店据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月增订本初版影印,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1985年8月一版、1986年6月二印。我1991年8月18日购于广州北京路。

此书之得也有点“传奇”,是拿着《追忆》、《梁实秋怀人丛录》等书去交款时,见别人买得,急忙返身寻觅;却见拆散的这第五辑“参考资料”丛书,惟独它被刚才那人取走;一惊,惶惶地请求店员再拆一套,幸得成全,欢喜而购。

因之得以重读《红玫瑰与白玫瑰》,书中人物飘着无比真切的故人身影,当年故事,感慨万千。而真是天意注定般巧:那位把张爱玲带进我生命的朋友,毕业后一直漂泊无定、难索其踪,却就在此时与我联系上一次。

电话里自然说起这本书。友人说,张爱玲作品里只有一篇没有读过;我竟然在此书16篇中,一猜就猜中是《琉璃瓦》。8月22日复印了寄去,还附了一封短简。

能这样猜中,毕竟算是不枉相识一场了,仿佛上天设下的、姓张的人之间的默契。

纷纷扰扰,“重逢”时只得这微不足道的一点可感、可欢喜,这颇有点无聊。然而,生也如此吧,大致的。

什么都不重要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无数击心语之一:连眼泪都不过是身外物。只有各人自己保重。让那“传奇”般的猜中,成为一段张爱玲之缘的留念。

半生与一生

《半生缘》,花城出版社。1989年2月一版、1992年6月二印。我1992年8月19日购于小邑,9月3日读毕后记:

窗外已是9月。从夏到秋,读完这本:男儿女儿们,为了自身的迷乱、世事的作弄,乍离乍合,仿佛婚姻只是一件极轻易的事情,这是否另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最后,再也“回不去了”,时光易老,岁月恍惚一梦。

“缘定半生”。达明一派唱。

如果非要说一生,那就是韩偓的:“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

乱世盛世恋

1993年2月18日,从上海凤鸣书店邮获金宏达等编的《张爱玲文集》。共四册,因其一、二册小说多半已有,就送给罗生,而将其中自己没有的几篇复印下来,分别装订,自行设计封面乃至自取书名。包括:《乱世盛世恋》(封面画用夏加尔《变戏法的人》),《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借用黄凯芹歌名。封面画用玛丽·罗兰珊《棕榈树下的少女》),《连环套》(封面画用马蒂斯《红色中的和谐》),《小艾》(封面画是一幅摄影,青蓝底的雪花弥漫中,一只静立白鹭)。

其中《乱世盛世恋》,当年2月21日记:代取这个名字(借鉴黄碧云《盛世恋》),是因为很喜欢这种乱世盛世二重奏的意味,当年毕业论文写黄景仁,就题为《盛世寒虫,末代饥凤》。对张爱玲,更是这样看的。是盛世,也是乱世,而就这样,恋着吧。

写在张爱玲边上的秋

1995年9月24日,曾有一篇笔记(开头几段,原本是写在《封锁》等边上的)。删订如下:

半个月前,张爱玲孤单地死在异域一间空房子里——被发现那一天是9月8日,在她的故国,这天是白露,次日就是团圆的中秋。但中秋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滥情日子,张爱玲似乎没兴趣等到那一天。

对深爱的人的死,反不能说什么。只是收集报纸上几篇报道、悼文等,剪贴在一起。然后,昨夜秋分深宵,翻出《怨女》集,重读了《封锁》。

读毕发现时日的重合:《怨女》之购、《封锁》之初读,亦即与张爱玲的初结缘,是9月;而现在,也是9月,且重读时选了一盒久违的萨克斯风磁带来听,这同样是1989年秋天买的,也带有那个推荐张爱玲的友人的影子。一切都不是刻意安排,但却无意中一齐在秋夜来临……她们属于秋天,而且最具秋日滋味。在寂寂的深宵,在一支烟、一本书、一些乐曲里重遇昔年笔痕心迹,一时不知身在何世。

又重读了《金锁记》(它的初读也注定地,是在9月之秋)。只是看自己当年划过线的句子,却已不忍卒读。比如那一句:“为了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都够让我“言犹在耳”般忆及昔年。

……生命有那么多隐隐的惆怅和伤痛,生活却终将归于淡然。

只是在那样的秋宵,真是不忍!

关于与张爱玲的秋缘,除本节所举,以及上下文另述的借读《红玫瑰与白玫瑰》、购读《半生缘》、读《对照记》外,记起的还有这么一些:

1994年10月购读《张爱玲与苏青》(静思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一版)。其时新婚不久,初秋好天,有阳光处是灿烂,有阴影处是安稳,屋内是岁月静好。

2003年9月购《张爱玲画话》(止庵、万燕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原标注如此]一版)。

2004年9月购《张爱玲文集·补遗》和《落地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王德威著。山东画报出版社,“阅读张爱玲书系”。2004年5月一版)。

正为此我悼念你,张爱玲

此原为1995年11月11日(一个纪念日)秋灯下写的一篇笔记,删订如下:

白天,阳光明亮,天蓝风凉;晚上,月影如水,星座清晰。“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然而,秋日已将尽了,总有一件心事,要趁尚是秋光时了结。

就是写写张爱玲。

张爱玲第6节 这一路上的张看张(2)

之所以成为秋天的心事,是因为我和张爱玲之间,必有秋天的存在,与张爱玲相关的事与情,多半在秋季发生。而且,总觉得秋的氛围最宜读她,也最易在秋的氛围中被她击中心事。一想起她,就是秋天的心情。

是该写写的,她是对我灵魂影响最深、对我生活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那样的深入。

可是,提起笔写了这么几句,却发觉无以为继,写不出什么来。

对这样一位作家,我从未作过较正式较全面的评论。最多,只是些散碎的感性文字,只是对她句子的时常引用,借她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想起当年,我对“认识”不久的台静农,现在,对以色列总理拉宾,都能写出私下的悼文来。可是对张爱玲不行。即使因为秋日的催促,也写不出言之有物的东西。这真是怪事啊。

只好说几句别的琐话吧。

读别人的悼文,对夏志清《超人才华,绝世凄凉》中记述的一件事印象很深:5月时,张爱玲给夏寄了一张卡片,黑底,图案是个金色的镜框,有淡紫色丝带,五颗垂珠作装饰。张爱玲在信中说:这张卡片“能代表我最喜欢的一切。”——我感到,这跟她自编最后一本书《对照记》一起,是她临终留给人世的自我总结,至此她才算从容交代完毕。我想象着那张卡片:一片黑中的一抹金,几缕淡紫,镜框,装饰的丝带和垂珠。是啊,这是最能代表张爱玲的图象。我爱这张未能见到的卡片。

前几天有一夜,看到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这是张爱玲死后的第三次月圆了,时间过得真快,天地无情——当时,一下子就想起庾子山的话:“月逐坟圆”。庾子山之后,没有几个人能写得出这么精当的文字,也没有几个人能写得出这么荒凉的月亮。而张爱玲是其中一个:“三十年前的月亮……”她这样写下《金锁记》的开头时,年方23岁。50年后,她辞世了。我在繁华的城市上空看见依然不为尘世动容的月亮,想到“月逐坟圆”,然后,想起张爱玲。真个天荒地漠。

好了,连琐话都说完了。

这当然不能算悼文。

因为我写不出。

从来只有她给予我:她影响,她改变,她印证。

我却对这样一个让我悸动、梦魂牵绕的人,不能像对其他人一样写些象样的文字。

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

而恰恰正因为此,才值得悼念。

正为此我悼念你,张爱玲。

花开花落两由之

《海上花开》、《海上花落》,韩子云原著《海上花》的张爱玲注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一版、1996年1月二印。我1996年4月9日购于小邑,是夜记聚书录云:

《海上花》这个书名已够好(罗大佑还拿去做了歌名),现在又分成两册,曰花开花落,更是动人。我以前的读书笔记曾名之曰《卧海浣花录》,前几天又因时节而生“且扫落花过余生”之慨,更当购之矣。

张爱玲的《译后记》,对原著的命运颇有感慨,谓它把传统发展至极端却又以妓院为主题,因而高不成低不就,两次悄悄自生自灭;她积晚年心血于此,却只怕仍会遭看官三弃。——对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寂寂命运,我自惟还能了解!

对照之纪念

张爱玲的《对照记》,我于1996年2月14日情人节之夜买了大连出版社(伪托?)翻印的皇冠版。次日记聚书录略云:

一个用10年才华之光便照耀了大半个世纪的垂暮老妇,自知“一连串的蒙太奇”后将“下接淡出”了,时日无多,于是整理起自己的照片,重对那些美丽的青春、消逝的容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张爱玲最后留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留给人间最好的怀念——她始终都是独立特行、不屑人群的,到临死都要亲手为自己总结一生,因而本书同时又是她性格的体现,确是很好的纪念品了。

最后短短的后记,也是典型的张氏文字,对生命有深体会的人,自然百读不厌,掩卷嗒然。

到1997年9月,笔记《书外已凉一天秋》有一节是记此书的,略云:

9月17日、中秋次日,一早起来,骤觉秋凉侵肌,熟悉的秋天气息又来了,于是种种闪念与记忆的碎片不招而至,纷纷涌入心来——真像一群小精灵,平时是要有意识去寻回它们的,可秋凉一起,它们就会自动现身,鲜活的,避无可避。

这些碎片精灵所依附的“领头人”,当然有张爱玲。于是取出《对照记》,领略一些不足为人道的幽凉。

最使我凝视良久、不忍翻过的一张,却是张爱玲姐弟的童年照,且看的不是张爱玲,而是张子静。那小男孩,坐在藤椅上,虽然身后的庭院已注定要破落了,虽然母亲已离家出走了,可是小男孩何尝明了我们今天看照片时所窥见的浓重阴影呢?他只是低头看着怀中那只母亲寄回来的玩具狗,自得其乐,以至没有看着将要记录刹那悲欢留予日后悲欢的镜头——“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然后是崎岖的成长期……满目荒凉。”“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岁月惊心的,其实又何止能这样锦心绣口地把悲凉表述出来的姐姐呢?平常人,像那弟弟,也自会有说不出的前尘暗叹。

所购、读的这个翻印乃至是盗印的版本,印刷质量很差,排字错讹百出。皇冠原版我1994年9月在香港时见过,未买,颇是后悔。到2000年4月,大学毕业10周年重聚前,打电话给那个当年使我认识张爱玲的朋友,请求从香港带一册原版回来。5月2日,聚会中得之(皇冠出版社,“张爱玲全集”。1996年7月版)。——10年,唯一的一次见面,又带来张爱玲,正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纪念。

曾是同学少年

2004年3月21日,购得《同学少年都不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一版)。将聚书录修订如下:

这部小说,张爱玲生前并不满意;朋友也代她积压了多年,现在终于“出土”。小说写得好与坏,各花入各眼,我读后感觉是不太坏,也不太好。有人指它“寒瘦”,是对的。才情老去是摆在那儿了。但老去的才情终是才情,世情的虚空、人情的阴郁,像黄耀明唱的“世情盖掩幻灭”,仍描摹得入骨——这是“寒瘦”的另一解了。少年时好友、老去的同学变得隔阂,“在地铁火车入口处拾阶而下,到月台上站着,她开始担忧临别还要不要拥抱如仪。”总是属于张爱玲的苍凉。

附录的几篇文字也使我很有兴趣。比如《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三联书店1986年12月曾引进出版了美国人范道伦编选、张爱玲译的《爱默森文选》,前有《译者序》,两者比较,基本相合而有所出入,是否张爱玲于译此书后,将《译者序》重新整理过形成此文?而出入主要在于对爱默森诗的论述,此最足惊奇:《爱默森文选》5辑都有《编辑者言》,其中“诗”的《编辑者言》,绝大部分内容移来这篇《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里,那它究竟是张爱玲写的还是译原书编辑者的?又:《爱默森文选》的“诗”收6首,现在这《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后附5首,《大神》、《海滨》2首为《爱默森文选》所无;《问题》两者皆有,但此处有注释。——到底这篇文章、这些译诗的来历如何?

又如《梭罗的生平和著作》。与上一篇一样,都写得很好,介绍妥贴精当,但同样不明出处。书后所附的陈子善编《张爱玲年表》也找不到张曾译过梭罗专著的记载。该文后附梭罗诗3首,以前曾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的《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美国诗选》,虽署名张爱玲译但也没有选自何处的资料。

还有《海明威论》。这篇长文后面总算出现了注释,介绍了作者是美国作者、评论家华伦,及原文发表情况。但翻译时间仍阙如。张爱玲去国颇译过一些美国作品,《爱默森文选》已得,剩下最想收集的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本书也有《译者序》,可惜这次没有收进来。

除了这些缺陷,整本书做得还可以。附“年表”、手迹之外,还有些照片,其中书前一张六十年代爽朗的笑,是第一次见到,也是最“阳光”的张爱玲。封面整一片藏青色,暗洒细白,银色书名,端庄静气(严冬设计)。

当然,书之外更使我感触的,是小说那种曾经“同学少年”的意绪,因为其时还在读一本关于八十年代大学生活的《记忆碎片》(见招拆招著)。尤其书前所附张爱玲的手稿,那“像个孩子似的”笔迹,不免想到把张爱玲介绍给我的人——现在写的还是这样一手字吗?……

2004年10月梢整理汇辑

周作人等第7节 无 情

温源宁记周作人,说:“一艘全身钢甲的兵舰乘风破浪地在海洋上驶行着。世上还有什么姿势比这还优美呢?周先生恰似一艘全身钢甲的兵舰——他有铁一般的优美!”——这里用的是林语堂译文。最后这个词,南星译作“风姿”,倪受民译作“温雅”,江枫译作“优雅”,并译出该文题目:《周作人:铁的优雅》。

钢甲铁舰,斩风劈浪,这如果是用来比喻鲁迅,倒很适合。但比喻苦茶老人知堂,确实“颇出意表”,难怪谷林先生说“不大能够理会。”(《有凤来仪》)

温源宁这样写,前提是周作人曾是海军学校的学生。周氏兄弟均入读过江南水师学堂,但乃兄因不满学校,只念了半年便退学,次年转学——这半年对鲁迅一生可谓无足轻重。而弟弟却是老老实实念了6年毕业的,这段经历在周作人心里留下不浅的影痕,毕生都念念不忘,有印章“江南水师出身”、“山上水手”为证,见出他对这段青春的看重甚至眷恋。

温源宁是写人妙手,从知堂这一经历入手去生发联想,别具只眼。然而“铁一般的优美”究竟指什么呢?如果排除其他因素,比如指知堂也曾有斗士的一面等,仅从字面上理解,我倒有一番奇想。

铁的特点是硬,还有就是冷,是无情。

中国文人向来是抒情、多情乃至滥情的。然而中国文学还有一股“无情”的暗流,向来不为人注意。在古代,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是庾子山;在近现代,这股暗流的承接则有周作人、废名、张爱玲、胡兰成等人。不多,但到底是一种另类的文学传统。

“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还有:“桐间露落,柳下风来”,“鸟多闲暇,花随四时”,“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庾子山《小园赋》这些奇句,最足见其格调。

知堂及其弟子废名都极推崇庾,知堂曾用庾赋的句子为另一弟子沈启无写砚,并说:“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废名在《谈用典故》中也下过类似判语。表面看,他们推重的是六朝文风的踢脱自然、顺畅随意、本色、不生硬。他们也确实继承了这种文风。但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们与庾子山的共通点便是“无情”,是对天地万物、人世自然的一种淡漠的观察和认同态度。读庾赋,所写的景物都有一份无动于衷中震慑人的美,知堂与废名之为人与为文,也正如此。

有心的评论者能窥见这一点。如张中行的《再谈苦雨斋》便揭示了知堂老人思想上、精神上的“无情”,说他对世道“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也注意诗情诗意,但总是躲开士大夫的清狂惆怅和征夫怨女的热泪柔情。”

废名写《知堂先生》,也着重展示他对乃师这方面的认识。他用“渐近自然”来形容老师,说他的信“未有一句情热的话”;更有这样一句点睛之笔:“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老实说,我是读到这句话才真正倾心于知堂与废名的,其时从大学毕业不久,从此也渐注意克制自己在校园养成的过分的抒情。

至于废名本人,则更是在创作上都直接体现这种“无情”的风格。与乃弟相反、“用热眼看”的鲁迅曾以“可惜”的态度,说废名“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然后才说“从率直的读者看来”是“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我们常常忽略了鲁迅前面的设定,仅用后八字去褒贬废名,是不适当的。“哀愁”本已克制得“有限”,还要“过于珍惜”,“率直的读者”未能理解这种“无情”,才会有此批评。废名自己则以“无情”为依归,于是有遣走妻儿住进寺庙等等异于常人的举动,并公然说:“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中国文章》)。

当然,我说的“无情”只是指一种与荒天漠地、苍苍茫茫相厮混的不住之心,并非指真的弃绝七情六欲。庾子山也有悲慨、沉痛、绮艳之作,周作人也曾猛烈抨击封建和时弊,废名最终也没真的当了和尚;而张爱玲与胡兰成,则一个爱恋世俗一个风流成性。

胡兰成自认没心肝,他说过:“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加官进爵,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且是最最无情的人。”又说:“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与天地之不仁”(《今生今世》)等等。站在张爱玲的角度,可以指胡兰成以此为借口开脱日后的移情别恋;但站在文学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无情”这种被人忽略的文学传统,又在一个文人心里播下了对天地万物洞察后的冷漠之种子。

张爱玲在这点上可谓与胡兰成门当户对。不久前张爱玲去世,我看到一篇纪念文章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多情的人去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的多情,否则怎会对世俗物质充满那样的喜悦,有那样精细的观察和才情横溢的生花文章。但生活中的真人却有“无情”的另一面。对她理解最深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如同数学”——这个比喻跟温源宁用铁来比喻周作人一样,也是出人意表、难于理会的,只有从“无情”这个角度才能解释。胡兰成更直接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她不似乎她的父母,她一个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可以印证的是,张爱玲辞世后,其弟弟张子静接受访问谈了她一些往事,如何无情于家庭、父母、兄弟,哪怕感情最深的姑姑,相互之间仍是疏淡漠然的,来去自随自意,洒脱到有点反常。此外,张爱玲晚年更几乎是僻居绝世,数十年里极少见人(哪怕是出版她作品的皇冠的负责人),与外界联系基本只靠信件(但住址则连姑姑也保密);一发现有研究者追踪便要搬家,简直是避之如仇;在研究室工作时从不与其他作家打招呼,等到黄昏时分别人多已下班了才独来独往,等等。这样不近人情的行径,正是“无情”思想的极端表现。到她孤独地死去,旁人叹其晚景凄凉,我倒觉得这是多情者不了解张爱玲了。

抒情始终是文学的“正统”,“无情”只能算“旁道”。但反映在作品中,却是一种独特的美。比如默念庾子山的句子,总如置身于无忧无乐的自然,花鸟相随却无所用心,这种美让人愉悦,也让人低徊不忍、心境迷茫,深思之,自当黯然。

谷林先生所不能理会的温源宁的比喻,我不敢说得了正解,这纯属自己的胡思乱想。但一经这么想想,眼前浮现的是苍茫大海,无边无际的寂寞之中,有那么一艘以优美姿势在风波浪涛中行驶的冷冷铁舰,再想及知堂老人的生前身后,也难免有如默念庾赋的那类心情了。

1996年1月1日,从明亮冬阳写到斜照已收

2004年10月梢略作删订

周作人等第8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1)

古希腊文化是周作人的“杂学”之一。仅以笔者所知,其翻译的专著即有(依翻译时间为序):1、《红星佚史》(由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2、《希腊拟曲》,3、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4、《希腊的神与英雄》,5、《希腊女诗人萨波》,6、《伊索寓言》,7、《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周译占大半),8、《卢奇安对话集》;还有些“散译”,如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希罗多德《史记》的部分、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以及近人哈理孙的研究著作《希腊神话》的部分、佛来若(佛雷则)的《希腊神话比较研究》论文一批等。近年,海南出版社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先后重印、新刊《希腊的神与英雄》、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财神•希腊拟曲》、《全译伊索寓言集》,诚为倾慕古希腊及喜欢知堂文字者的福音,且书品、装帧、编排也可称佳构,我欣然得之,深感两社和主其事者之功德。然而前者缺一个出版(重印)说明;后三种为“苦雨斋译丛”,虽有止庵撰的总序和《希腊神话》的后记,介绍了一些情况,但还不够详细,乃至有讹误。为求破疑解惑,我曾私下汇辑了一些相关资料,近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9日)上读到超哥的《周作人与希腊神话的翻译》(下称“超文”),专门谈了头两书的情况,颇使我有“吾道不孤”之感,但在欢喜之余、获益之外,觉得还有些地方可以提出讨论和补充,遂不揣冒昧,撰此小文,冀专家贤者指教。

关于《希腊的神与英雄》

新出的海南版装帧精当,图页丰美,甚悦人目。另外,周氏《译后附记》提到,1947年第一次翻译时他曾附了自己一些关于希腊神话的文章,到这次1949年的第二次翻译时只删剩两篇,现海南版搜集了一批这类文章附在书后,可见编者的有心。但超文提到的,原著出版后的次年,周氏即写了与原书名《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同题的介绍文章,奇怪的是,今版这批附录中却不收此篇。当然,更令人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它竟没有任何出版说明,在超文介绍的一些情况之外,我觉得有必要稍为详述一下。

作者劳斯,是著述甚丰的学者,深知今昔的希腊,且又懂得神话,周氏称为“难得”(《译本序》)。周氏对此书很赞赏,如在附录的《关于本书》中如此称许:“它的好处我可以简单地举出两点来。其一是诙谐……与清教徒的绅士不是一路的。其二是简单。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内容颇是复杂,却那么剪裁下来,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这说的是劳斯的书,同时也道出了古希腊的某种精神,更是夫子自道,说着周氏自己的文章宗旨了。

超文说,周氏开头不想翻译它,是“因为嫌它是用英文写的儿童读物,并非希腊神话专门之书”,此说不当。《知堂回想录》之《我的工作(三)》、《拾遗(癸)》谈到,他认为在希腊人编的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和神话研究理论之外,还应有理解神话的人再来写一册稍为通俗的给小孩子看的故事,而劳斯“可以算是最适任的作者了”。真正令周氏“嫌”的,是作者乃基督教国家人这一点,他总觉得希腊的“改教为可惜”,大概是认为基督教破坏了古希腊的传统,使古希腊人的精神自由空间定格为局促的一神教吧。然而后来也想通了:“已经过去的事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想要讨教,不得不由基督教国去转手”,这书“究竟要算好的,自己既然写不出,怎么好挑剔别人呢。”(《知堂回想录》之《拾遗(癸)》、《后记》)

此书的第一次翻译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1946年5月至1949年1月,周氏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首都监狱期间,主要做了两件文字工作,其一是写了一批旧体诗,再就是第一年在“忠舍”时,“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当做一桌子”译了本书。(《知堂回想录•监狱生活》)但《知堂回想录》没有替词学家龙榆生的家人记上一笔:当时,远在北京的周氏家人托龙(时在苏州入狱)的女儿龙顺宜照顾他,龙顺宜姐弟一直负起探监送物之责,这本书就是他们送进去的,译好后可能也由他们代带出送出版社(见龙顺宜《知堂老人在南京》)。此后的情况大致如超文所述,可补充的是,1950年出的那个上海文化生活版,是巴金亲自校勘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

对于译了两次,《译后附记》中说:“重译的事殊少兴味”,“兴趣较薄”,这也许与他其时刚出狱不久的心情有关,到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态度就颇不同了,认为两部希腊神话都译了两次(另一部见下述),这是缘分深,对希腊神话固执的、偏颇的爱好和热心的反映,“我很高兴能够一再翻译了完成我的心愿。”(《北大的南迁》、《我的工作(二)》、《我的工作(三)》、《后记》)

在上面这些价值之外,这个译本还多少表达了周氏中年后的一种人生观、文学观。前述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文中,他说:“好几年前我感到教训之无用,早把小铺关了门,已是和文学无缘了”;到《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谈到本书又说:“古人有句话,敝帚千金,我虽然没有这种脾气,可是对于此书,却不免有这样感情。我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对于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但是也有知之为知之,这仍旧留着小门不曾关闭,如关于神话是也。”对这观点这里不作展开讨论,但这些话本身的态度我是喜欢的:诚实,谦和,又不乏自负;自知,却不自恋,然而又不是“太上忘情”。

海南版间有注释,但看来应为出版者新加。周氏是非常重视译本注释的(详见下节),此译稿似乎也不可能没有周注。《译后附记》最后有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至于此外注释的话,说起来也一言难尽,只好因陋就简罢了。”这话的意思,可能是初译时作过注,到译稿失去后,重译就没了再做的“兴味”;或者当时的处境,手头资料缺乏;又或者在当时情形下,不便强求出版社接受其注释,就不作注了——但,“因陋就简”,也可能是虽因上述原因不作详注,到底有些简注也说不定。实情如何颇费猜疑,所以说此书缺一细致的出版说明是个缺憾,虽经耙疏得了一些大致情况,到底还是留有疑窦。

周作人等第9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2)

关于《希腊神话》

超文述此书甚详,其中一个要点是认为它确实只译过两次。我是早就怀疑它并不像周氏自称那样只译过两次,就因为中间有1944年连载发表时的《引言》所致。见到此书后,大喜于止庵在后记中也把1944年那次算上,说译过三次,然而总不能解的是与周氏自述间的矛盾。现在按超文的说法,似可释然,原来怕是止庵和我搞错了。但大疑惑解开后却还有小疑惑:1944年《引言》说,当时译出的本文为19章,为何今版却是原本三卷16章、另节本7章呢?对此,超文只能称若非周氏误记,“究竟另有何据,则不得其详”了(另外,《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第一次翻译本文有4卷,可见译稿有三种不同的章节划分);还有,1944年《引言》中估计注释至少有20万字,写于同年的《我的杂学》(后移入《知堂回想录• 拾遗(癸)》)也说,注释恐有本文的两倍,也即20万字,可是今版的注释约10万字,与本文差不多——这两项出入,“两译说”解释不了,却正可用“三译说”解释得通(止庵后记说今版是1951年第三次翻译稿)。因此,“两译”、“三译”看来暂时只能是一个小小的疑案,超文提供的到底只是一种“推想”,既然按超文说法,周氏所谓“本文19章”可能是误记,那为什么“两译”就不是误记呢?当然这到底是牵强了一点,因为周氏是多次说译过两次的。

为此,我曾在去年与也喜慕知堂的谷林先生通信谈过此事,我大致说:按周氏分别写于1944年和1958年的两篇《引言》以及《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介绍,此书由希腊人自己从古书文献中集录编写,不引用罗马文人的转述、不采口头传说,“可以恳信”;作者不是哲学家、词章家,故没有改窜材料,“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叙述平易,不加修饰”,“平常自然”,“简单诚实”,“简直照着字面相信过去,显然别无什么疑惑。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地叙述”。这种远古初开天地中人的朴实胸襟、广大气度我甚为追慕,同时,周氏这些介绍虽多有摘抄西方学者的说法,但也正是他自己的意思了,是他的文章路数,如《知堂回想录》等亦不失此坦然之风,但关于两译还是三译的“不一致与矛盾”却令我迷惑。历史长河,浪沫翻覆,细迹难寻,真可借用他(谷林)的一句话了:“哪能一切从头追究呵”。谷林先生早年就搜集周氏著作,曾与周氏有来往,于周氏著述颇有会心,他的回信以闲话的形式提出了看法:“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我私下并不敢把“正史”抬到太高的位置,但这也同样是难以细究的,看来这问题于我只能到此为止了。

在1934年写的《希腊神话二》中,周氏称《希腊拟曲》完工后(1932年)便动手译本书,但真正的第一次翻译还是在1937-1938年。这也是一个特殊时空里的产物:止庵的后记指出,当时周氏不随北大南迁,一段时间赖以谋生的事即靠译此书。钱理群《周作人传》说,当时周氏“袈裟”尚未脱,要“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此翻译即其一,并引他致友人信中自述:“拟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

不随北大南迁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周氏最终背叛了民族也背叛了自己;而这第一次的译稿之所以丢失,则是因其售稿对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南迁香港所致;编委会主持人胡适,在周氏“出山”、“下水”前专门寄来一白话诗,殷殷劝阻,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其诗情深意重,却终为周氏不取,上引“出门托钵……”即周氏回复胡适诗中的一句,到头来竟真成了一语双关。然则,这译稿的周折正从侧面记录着周氏人生的转折了。

但就书而论,这翻译虽是为稻粱谋,却是经过多年考虑、慎重择定,出发点也是严肃的,要以古希腊神话这西方文明源头来改造吾邦国民性(止庵的后记所指出的这些,是符合周氏心意的)。

接下来要专门谈一下注释。

超文已引用了周氏将本书翻译注释工作视为“胜业”,其他的都可不珍惜、不值得做的话。把译注提到如此石破天惊的高度,似乎只有周作人了,而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爱说夸张文艺腔的人,则可见他对译注是如何的重视。

文洁若、罗念生回忆与周氏就翻译打交道时,都提到周氏如何为译稿加上详细的注释,在这问题上如何固执,乃至出版社把它们压缩,他会“十分惆怅”,竟觉得连译作本身都“没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晚年的周作人》、《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这是解放后的事,而周氏这种态度是多年一以贯之的,止庵在后记中引了《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的一个事例,另据《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补充如下:他的第一部古希腊主题的译著《红星佚史》出版时,他与鲁迅做的注释被删掉了,遂发誓下次不再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虽有此教训,到本书却还是忍不住要做(所谓做,不全是自己写,包括从原注译来)。此外,除上引的“胜业”之论,周氏还表达过视此译注为深切的责任、不完成即感内疚惶悚的意思——如果我们同意超文的说法,1944年那次发表并非第二次翻译,那么专门为做完译注动一次手,也确是念兹在兹的责任心所致了。还有一个可资旁证的资料是:1934年,他在日本文泉子《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中说:“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译《如梦记》)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完……”按这里“希腊神话”未加书名号,《如梦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6月一版的陈子善《编后琐记》,引用此语也没有为之加上,但从上下文时间推断,这里专指的就是这本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陈子善未曾给予说明或补正,不过,他做了一件大有意义的事,就是将《如梦记》连载发表时被删去的“译者附记”(亦即译注)特意找出,予以恢复,这种体贴的做法,当可告慰于泉下的周氏。同样体现出苦心与功德(对译者、对读者而言皆是)的,还有止庵,他充分认识到周氏译注能反映其对原著的研究这一学术价值,主持的这“苦雨斋译丛”三本,都保留了原有的译注。

周氏对本书一往情深,十分看重,是他慎重择定的、愉快而有意义的“主要工作”(《希腊神话二》、《知堂回想录•拾遗(癸)》);客观上,如前所述,这书还反映了他的人生转折。然而它却成为止庵后记说的、周氏所有译著中“命运最为坎坷”者,(周氏1958年又写过《引言》,并对1951年译本略加整理过,似乎当时可能有机会出版,但最终还是没了下文。)以致如超文所引,后来周氏写好遗嘱后又专门补上一笔,为此书未能出版叹息不已。另一方面,《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谈此书译注事末云:“幸而本书还没有出世,还不知道情形如何”(注释会否被删)。止庵的后记则说,“幸而”本书现在才得以出版,使人们得到一个比其别的许多译著要忠实可靠得多的本子。也许,这是这样一本书延至今日才面世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了。

周作人等第10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3)

关于《财神•希腊拟曲》

《财神》,阿里斯托芬著。据《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及后附《解放后译著书目》,解放后他译过一批欧里庇德斯悲剧,喜剧只译过这一个,收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中。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介绍稍详:1954年,为纪念阿里斯托芬2400周年诞辰,罗接到出版阿氏喜剧集的任务,由他约人翻译,是他建议找周译《财神》,并由他作了些文字校订。止庵在丛书总序中把出版年份说成1957年,恐怕是“悲”“喜”不分了:《欧里庇德斯悲剧集》才是1957年出版的。

《希腊拟曲》,海罗达思、谛阿克列多思著,共12篇,包括现存所有的10篇古希腊拟曲,和相近可供参考的2篇。止庵只在丛书总序中交代了一句说原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印行,其实这书也有些特别意义是值得一说的。

首先,按倪墨炎的说法(《想起了周作人的遗嘱》,《文汇读书周报》,1988年5月21日),周作人最早译出的古希腊作品就是这拟曲中的两篇。

查《周作人集外文》,有写于1916年的《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这“二首”应就是这本《希腊拟曲》中的《媒婆》和《塾师》,也即倪氏说的那两篇吧。(另外在写于1930年的《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里说,海罗达思有两篇据英译本重译过,当时收入《陀螺》里,不知是否指这两篇?)比这更早的,1912年,周氏还译过法国人须华百的拟曲仿作,爱屋及乌,其情可见——拟曲是古希腊祭典上的歌唱演作,后演变成民间杂剧,周氏对其的欣赏,一是《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说的,“多写日常琐事,妙能穿人情之微”;二是本书序和《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透露的、亦即前引止庵指出的一层意思:爱古希腊,用意还在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

但若以整书而论,《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里说的:“我弄古希腊的东西,最早是那一册《希腊拟曲》”,则不够严谨,因为之前还有《红星佚史》(虽是后人编写的),以及《冥土旅行》(中收有古希腊人作品),应该这样说:《希腊拟曲》是周氏从希腊原文译过来的、古希腊作品专著集中之最早者。

其次,本书是周氏重拾古希腊的缘分之始。本书序中说,他1908年学希腊语,曾一心想译《圣经》,后以其已有通行译本等原因而取消,但时感惆怅,觉得应译点什么以免使那几年功课白费,最终译出此书。虽然,“起因于庄重的《福音书》,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光阴,末了出来的乃是一卷很不庄重的异教的杂剧(按:还要是希腊颓废期的作品),这可以算是一个很奇怪的因缘了”。周氏没有明说的是:这可说是人生的讽刺的一个小例子。但到底,有了这个译本,使得喜欢古希腊的“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用作者之一谛阿克列多思的话说是“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也即中谚所谓“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云云。

具体过程是:据《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他在1930年暑假开始译了几篇(包括上述的重译);《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则详记:1931年,他想译点古希腊东西作少年时学习希腊文的纪念,选了这题目,到1932年译成,也是售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内里有些秽亵文字,他去向胡适说明,取得了谅解,“他笑着答应了”。本书序中还两次提到因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鼓励,此书才能译完。)由此而下,古希腊的作品专著便一本一本地译出了。

第三——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此译著的稿费的用途更别有纪念意义。全书四万字,以千字十元的高价得了四百元。(这是沾了梁实秋的便宜,当时梁译莎士比亚,编委会也是按此他们定的最高稿酬给的。)周氏用其中的360元买了一块两亩地大、带三间房屋、有成片柏树的坟地,先后用来葬了幼女、侄儿、母亲和妻子——这“是很可纪念的事”,“是我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所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看来还可再用上一次,这笔稿费也是这样一份礼物了。

关于本书的出版,止庵那句交代是通行的说法,手头多种资料均记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初版。但当事人的记忆却与之有出入:《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称,此书1932年译成,“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开头就说:“1933年,我从雅典回国,见到周启明译的《希腊拟曲》(商务版)……”上节提到我给谷林先生的信,当时也一并说到这个问题,看来似乎也只能用谷林先生那句话来解释了:“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虽则作出同一回忆的有两个文学家。

顺便插一句,钟叔河编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海南1997年7月初版)在收入本书《例言》时注释说是刊于1935年版,实际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载,1934年的初版是已有此《例言》的。

周作人对初版的版式(25开)不满意,说因内容不多,“印本又是小字大本,所以更显得戋戋小册了”,“版式不佳,细字长行大页,很不成样子”(《知堂回想录》之《北大的南迁》、《拾遗(巳)》)。但现在我们看到今版32开本,到底是太一般化的统一面目,反而有点怀念周作人那时的多样化,包括他不喜欢的长行大页的25开本。

周作人等第11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4)

关于《全译伊索寓言集》

周氏出狱回到北京后,1950年1月,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过访,约他译希腊作品,过了几天,郑振铎替他借来(上节提到的倪墨炎一文则说是郑为他“亲自选定”)法国人EMILE CHAMBRY编校的《伊索寓言》,周氏于当年3至5月译毕,是他“给公家译书的开始”。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伊索寓言》——《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及后附的《解放后译著书目》介绍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止庵在丛书总序中称周译原题为《全译伊索寓言集》,《伊索寓言》这一书名则是当年出版社改的。或者他的资料来源是周译手稿吧,因为他接着又介绍:译稿内容当时曾被编辑改动,今依手稿改回。

所谓“全译”,是把后人混入的,以及一般译本以“低级趣味”、“无意义”为由排除掉的都译出来,总计358篇(可供比较的是,同是人文社,1981年初版的、罗念生等人译的《伊索寓言》,收了330篇,似略可见学术胸怀之别),附注释66条——《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此书“译得不算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64条,可以说还可满意的”。这是周氏一贯重视、自得于译注的又一反映,但注释数目是记错了。

此版后附周氏《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是为1955年人文版写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收入此文时,题注与末注有出入,题注称“《伊索寓言》,人文社1963年初版”,误,1963年那次是二版。

在本书的翻译故事中,出现了谈周译古希腊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郑振铎。

前述周氏写《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介绍《希腊的神与英雄》一书,但开头结尾谈的却是郑振铎。文章劈头就从与郑氏的相识谈起,回忆昔年同声气共创事之盛,此后如何各走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彼此仍“有一种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对希腊神话的兴趣。(按周作人第一部以古希腊为主题的译著,是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的《红星佚史》,而郑振铎也译过《伊利亚特》和《奥特赛》。)——这一共通点,后来最大的印证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介绍萨波到中国来,是周氏怀了三十年的心愿,到1949年终于编译出《希腊女诗人萨波》,可算是刚出狱的愉快事(见该书《序言》)。而让他更为动情的是,在当时情势下此书能出版有赖郑氏的主动支持:郑氏在知道他把译稿交出版社后,即竭力怂恿老板付印,并收入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这件事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周氏被捕后,郑振铎写了一篇客观公正的、既义正辞严又有厚爱善意的名文《惜周作人》,当中提到周氏“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提出了一个“保全他”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到解放后,政府安排给周氏的工作就是以希腊和日本文学为主的翻译(对此周氏也心存感激),应当有郑氏的主张在起作用,译《伊索寓言》则是具体帮助的一个例子。

道不同矣,解放后更是地位悬殊,但至少在古希腊这一共通点上,二人还是知心的,不负当年之交。郑振铎去世后,周氏在《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记下《希腊女诗人萨波》出版事宜,最后说:“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末一句尤其平实得朴讷,然而有无限的深情,也有言不能尽的寂寞。

周氏于古希腊也正“是一个解人”。“解人难得”,因此我们虽不齿于他的投敌,却也不应忘了感念他从那片初生天地、文明源头传递过来的养分。(哪怕喜欢古希腊并不怀有周氏那番良苦乃至宏伟的用心,如在下,爱古希腊是意在“出世”,不像周氏所取为“入世”也。)那么,虽然在道理上译本可能旧不如新(如某些专家的意见。然而进化论能否应用于翻译,当年涉足翻译的那批学者文士的学问见识能否为时下贤哲轻易超越,尚大可存疑),但以人情而言,说周作人的旧译本至少还有这么一点意义:使我们面对之能产生他回忆郑振铎时的那份怀念的情感,不是一句太夸张的话吧?因此,前面谈到《希腊神话》的完整出版是其延至今日才面世的最大安慰,其实这样说对已死的译者毫无意义,真正得益的还是我们读者,故我们在挑剔止庵及有关出版社的同时,也应表示一份感谢。同时我还盼望着周译的其他古希腊著作重印,特别是他晚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视为平生心愿的《卢奇安对话集》,和印证了周、郑友谊的《希腊女诗人萨波》。(又:我后来购上海书店将郑振铎译述、编著的两部旧著合为一册重刊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买的时候,也是重在从中可追想他与周作人交谊的情味。——就像神话,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起点、背景和早年记忆。)

诚然,喜爱旧译本到底难免迷恋尸骸之嘲;研究、翻译古希腊代有人出,我们也不能说寂寞,但周作人这样的古希腊解人不在了,“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想起来总是惘惘。

2000年1-2月

按:一、本文草稿曾蒙谷林先生指正纠误。

二、本文节选《关于知堂译〈财神·希腊拟曲〉》在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后,朱金顺先生撰《也说知堂译〈希腊拟曲〉》刊于该报,就有关问题有所补充。

三、拙文中指出的,止庵“苦雨斋译丛”首辑总序关于人文社《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出版时间之误,他在2000年1月出版的《六丑笔记》一书所收该“总序”里,已经改正。(我在同年6月才买到该书,其时本文节选已见报了。)关于《希腊神话》周作人究竟译过两次还是三次,止庵在收入《苦雨斋识小》的《希腊神话二三事》一文中,已修正为只译过两次。

——拙文既曾节选见报,更复全篇于网上流布(包括在上述诸位方家补充、修改后,仍有网友转贴),为示负责,故正文仍存原来面目,而作此说明。

四、2004年3月为《南方都市报》写“书架之南”专栏,谈古希腊的人文,曾以本文为主,从中缀拾周作人古希腊之旅的一些人事,整理成《记得曾在古希腊的握手》、《以神话作见证》、《古希腊旅途的另几个身影》三篇,分别述郑振铎、郑与周所译古希腊神话、胡适、罗念生、止庵。

五、“苦雨斋译丛”后来已出新版,新收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谨附两书聚书录于后,作为补充。

周作人等第12节 一场书信的瓜蔓(1)

2002年5月,因与谷林通信而起一番心绪,乃瓜蔓牵连地读了《知堂书信》、《俞平伯年谱》、《周作人年谱》,以及一批相关的资料文章。当时颇思将拉杂的读后随感写篇关于周作人书信与交谊的文章,在电脑打了底稿;惟闲暇既少又心多旁骛,终未完成,空自叹息。现在也没有能力重新布局谋篇,只在其基础上略加修订整理,并附录几本相关书籍的记录而已。

黄开发编的《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一版、1995年1月一印),收入了周作人自编、1933年7月出版的《周作人书信》全部内容,香港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曹通信集》的大部分内容,以及其他一些已发表的书信。全书按周氏在《周作人书信》的《序信》中“书”与“信”的划分意见,分为“书牍文”和“尺牍”两编。

甲编“书牍文”,我早几年断断续续读过,在《知堂读屑》中略有提到。乙编“尺牍”以前也曾读了些;这回因与谷林谈起一事,颇生感叹,想起此书,遂取来至“小满”夜读一过。

这“尺牍”所收,除致青木正儿6封分别写于二十、五十、六十年代外,其他的恰巧以其“前后半生”为界线:致胡适、江绍原、俞平伯、废名、沈启无、许寿裳、汪馥泉、施蛰存、赵家璧、陶亢德一批,写于1937年前;致曹聚仁、鲍耀明、徐訏一批,写于五十年代后。

“附逆”之前的“前半生”书信,以我体味的情调,又可分为“鲜活”和“文静”两类。(下举信件,为行文顺畅,只对有特定背景、内容应与写信时间对看者才注明时间。)

“鲜活”,首先是常月旦当时人物。如在致江绍原信中,不止一次贬斥已失和的鲁迅(按其中有谓鲁迅“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语有偏激,但意见我赞成,我也一向反感出版情书);多次提出对蔡元培的微词乃至反对(按周作人对蔡元培公开与私下评说之迥异,曾为谷林特意拈出,见其评周、江往还书信集《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的文章《片言只语见性情》)。又如在致胡适信中激烈地反对优待废君溥仪等。他也不限于在背后对第三者说长道短,有时还当面指陈收信人,如直言批评胡适,说他还是专心做学问好,别把才力“耗费于别的不相干的事情上面”。当然,他提到时人并不都是否定,也尽有正面的好话和关心。如在致施蛰存信中称许李广田“作散文颇有致”,向主编《现代》的施推荐刊登;更如1937年8月29日致陶亢德,忽飞来一语:“梁宗岱在南开闻至今无消息,颇可虑”,战乱中怀人,是温暖的一笔。

其次是常谈及时事,反映出学界的、进而是社会的风向。如1928年11月30日致江绍原信,记激进学生事并呵斥之。

还有直接抒写自己世界观的。如1929年2月7日、1929年4月19日致江绍原两封,述“世故渐深”,对社会失望的消极,“旁观”、“隐逸态度”;1930年2月21 日致汪馥泉谈“近来颇觉得韬晦之佳”。

又有结合时事、思想而叙述个人生活。最可注意、也最令人感慨的,是致陶亢德的5封。它们写于1937年8至10月,是正式“落水”前的申说,述以家累无可离北平,还寄言“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陶将它们在杂志刊出,“以告关心(留在已陷落的北平的)苦雨翁者”。

涉及文事方面,则如致江绍原信,经常有购、读、评民俗等杂学之书的记载,致其他人的也多谈写作、出版等事体。尤为我感兴趣的,一是曾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只因“插图甚多”,而买了本内容与文字都看不懂的德文医学史——医学自属周作人的“杂学”之一,但亦见出他对插图的喜爱;二是致赵家璧一封信中,谈对于散文选编,不取郑振铎的以性质区分而取郁达夫的以人分意见,也是我所赞成的。

这些信哪怕内容沉重,但皆属直陈写来,常有一股活动的生气。对重大问题如此,如上举致胡适两封。于一些细节上亦见出属于年轻意气的幽默风趣,如致江绍原信:“承示夫人又有弄璋(or瓦?)之喜……云‘怎生是好’何也?”这是亲密友朋间的私下谐谑;致江绍原的另一封,调侃说“因‘三个[没]有闲’以致搁置了几天未写回信”(按成仿吾曾连用三个“闲暇”评说鲁迅。后来,鲁迅也专门自命集名曰《三闲集》)。

——以上种种通信中呈现的,可称是一个“鲜活”的周作人。但在致俞平伯、废名、沈启无这三位弟子的信中,却是另一副“文静”的面貌了。

也有涉及思想的变化,如1932年11月13日、1933年2月25日致俞平伯的两封,但用的却是“侧笔”。甚至有因时势而起的悲凉,如1933年1月31日致废名一封,但亦点到即止。

也谈个人的生活,但只是闲闲叙述日常起居,顺笔描写触目景物,自具韵致。如致俞平伯的几封:“虽然已是春天,而花叶尚未茂发,不免有寂寥之感”;“秋意渐深,早上已颇凉,而学校亦就要上课了,奈何。谚云:‘蟋蟀鸣,懒妇惊’,此一惊字不佞颇能体谅。”乃至整封信可作一小品看,深得古人神韵,活见文人情趣,如还是致俞平伯:“《新月》便以奉送,因我已另得一册了。贴来邮票恕已没收,但别换一枚贴在信面,请寄到时收下可也。春雨如酥,庭中丁香大有抽芽之意矣。”

也月旦人物、评点作品,但不再见前举致江、胡的那类放言臧否时人之语,谈的只是古人古书。如在致俞平伯信中比较张岱与王思任的优劣,兼谈对散文小品的看法。在致沈启无的信中称许《齐民要术》是“朴实而别有风致”的“好小品文”;赞《庄子》写法“可羡而不可仿效”,等等。

也出现对朋友的怀想、关心,但只限于几个亲密好友之间。如在致俞平伯信中谈门下四大弟子的另一位江绍原,“不知系何病……颇觉可念”,请俞去探视并把情况告知。而且这类信往往也写得很有文学情致,如致俞平伯云:“废公尚未北归,亦无消息,岂真在等待春草绿乎”。致废名谓:“山中春色如何?山门虽旧,枣树想健在也。”就算话语平白,写来竟也如诗,如致俞平伯谈长雨之苦,“想兄亦有同感,(不能去看电影了吧?)但或者《燕知草》已竟写了,则亦大有益处耳。”致沈启无说:“前日来庵匆匆即别,不及以莲花白酒奉饮,甚怅怅也……何时请携书来补喝该酒乎。”

也当然离不开文事,突出的是谈笺、制笺并赠友,读闲书,读得好文字书录之相赠,诗文、联语的往来,等等,古趣盎然。

——总之,与这些契心弟子谈,周作人总是沉静的,哪怕喜悦。写给他们的,都是典型古代文人风格的尺牍小品,内容如此,即称谓、落款亦可见一斑。我特地翻看了《周作人年谱》(增订本。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一版)所附的《周作人别名笔名录》,它按笔名首次使用而列,点一下,当中出处为书信的有17个,属于致沈启无的即有11个,另致废名的3个,致俞平伯的1个等。这些别号多有可品味者,如“苦雨翁”(致俞),“苦雨”、“药庐”(致废),“茶庵”、“苦茶子”、“苦茶”、“知”、“山尊”、“案山”(致沈);非于写信时首度“发明”的,则有如“知堂”。另周作人称呼受信者也有用其别号的,如“白萍道兄”(俞),“常出屋斋居士”(废),“书廊道兄”、“茗缘道兄”、“茶衲道兄”(沈)等——纯然一派古色古香。

这种“文静”的风格,与收信者有关。我常感到,在通信中受信一方的气质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写信人,不但影响信的内容,且连叙述的口吻或者说文风都会因应有了微妙的、可能写信人自己都不自觉的区别;又或者说,写信人的某种本色,会因与收信者情味相投而焕发出来。周作人写给俞、废、沈三人的信有此独特面目,当属这种情形。(其中,他写给俞、沈的信相对家常一点,致废名的信则特别质朴、“涩”,便因为废名本身有一种近于禅意的“枯”。)

但我可以这样归纳划分为“鲜活”和“文静”两类、周作人早期尺牍能给我这种“整齐”的印象,是有一个前提的:这致俞平伯35封、致废名17封、致沈启无25封,都由周作人本人挑选过,编入《周作人书信》。我并非指周氏在作伪,但总怀疑,落选的信是否也都这样有整齐划一的风格?从道理计不可能,那么应该说,周作人选择这批信出版,是有意给公众一个自身认可的形象。谷林曾在《周作人的回想录和书信》中说:“窃以为《周作人书信》其实是当年作者的一种自选集”。我愿进而作诛心之论:周作人当然也知道其他的信不可能永远不出版,那就趁自己还可以有所把握时,亲自编定,告诉世人,这才是真正的我——既表示自己对于信的态度,也表示对于自身的认定。这点,手头有周作人其他早年书信者(如近年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按这是我喜欢的书,但它极高昂的价钱我认为不合理,买得起也决不支持),自可鉴别;我从《周作人集外文》中找到一封1922年4月15日致俞平伯的信,趣味颇有别之,也证实了我的想法。

周作人等第13节 一场书信的瓜蔓(2)

到“后半生”的晚年书信,则是另一种面目了。早、晚年意气,大有别焉。

最突出的,是求援请助的内容。致曹聚仁的信,主要是文章、出版的请托(周作人晚年包括最重要著作《知堂回想录》在内的一批作品,都通过曹在港发表)。而由此而来的,是频频请款,催要稿费,时有“望眼欲穿”之态。有时这头才得了一笔,马上又提出“设法为第二次汇款,多少不拘,企望之至”。览之令人心酸。

致鲍耀明,则主要托购食物、书籍。这是因为鲍与曹聚仁作为文化界、出版界名人不一样,乃是一业余文艺爱好者,正职是日本商行的职员,能得其便。本来周的托购东西也很正常,但看到其中有求购北京所无的海胆酱“云丹”,以及“日本海产物罐头”(因北京鱼鲜“只是河里的鱼,其味道与海鱼不一样”),总还是令人有点联想。周作人对生活的追求,虽在那样家境困难、不断催款求助的情况下,仍不能改之。

只有个别的,如致鲍耀明一封信的结尾:“北京天气渐渐的暖起来了,院子里有些花木也都发出绿叶”,尚能略存早年致俞、废、沈的好情调。

此外可注意的,是几件周作人念念不忘、再三叙说的事。

其一,关于“变节”。像致鲍耀明谈“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的情况;赞蒋梦麟“讲信用”、“不势利”,因他在抗战胜利后、周氏受审时,肯出具他曾以校长身份让周照管北大校产的证明,等等。特别要提到的是这本《知堂书信》致徐訏的唯一一封(由黄开发从报刊上编入)。周作人与徐只有一面之缘,但读到徐关于《知堂回想录》的文章,觉“对于鄙人的批评,宽和平恕,得未曾有”,只是“我对于自己的行为向取‘不辩解’主义……但是对于先生却不妨来说明一下沦陷时我的境况,就知道由于我不能丢下家族,所以留在北平”,下细述之,“结果无非证明我意思[志]薄弱,没有撇掉家族,牺牲别人、救出自己的毅力而已,所以除了对于先生以外,我是并不曾说过。可是我也并不后悔……”

其二,关于晚岁的重要工作。《知堂回想录》下另述之,而对于视为平生心愿、暮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的古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选》翻译,周作人给曹、鲍、徐的信也不时谈到,“告一段落,这是我自己觉得很可幸的事”云云。

其三,关于鲁迅。按周作人晚年写下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结集过几本书。这对于保存鲁迅资料,是令人高兴、欣慰的。但我们虽不认为周作人是主动“吃鲁迅饭”,然而念及其背景:鲁迅已成为主流的偶像,而周氏却退到时代与社会的暗角,在公众中只留有依附于鲁迅的资源和价值……这一情形,令人黯然。周作人私下对鲁迅的真实想法,也只能在与海外友人的通信间“发泄”。“集大成”的是1958年5月20日致曹聚仁的一封,大致一为说不应把鲁迅当作“神”看待,鲁迅墓前塑像是“死后随人摆布”的“最大的侮辱”,“尝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按这也是周作人为鲁迅说的“好话”了。另在致鲍耀明的信中他也谈到对此塑像的感觉:“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私下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由是感慨“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不容易事”);二为指出鲁迅“戏剧化”、“做作”的言行(在另一封致曹聚仁的信中他也曾指出鲁迅行为和写文“戏剧性”、“小说化”的地方);三为指出鲁迅早年一些集子杂有他的文章;四为谈许广平对他曾经说明第三点“大为不悦”,而这“偏见”的由来,是他的夫人偏袒朱安,令许“忌讳”而“迁怒”,“但是我只取‘不辩解’态度,随她去便了。”

——这一封信,当年香港出版的《周曹通信集》有专门的编者按语:“此信曾在《知堂回想录》一书首页中原版刊出,引起轩然大波,层峰追究迫令将该书停止发行,已发者亦高价收回。在书报行业中,一时传为佳话,嗣该书再度发行,即不见此篇。本辑刊出,以飨读者。”这是因一封信而导致了一本书的波折:《知堂回想录》先由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5月出版,7月即改为听涛出版社出版,就是为了抽掉书前影印的上信(连带另一封因版面故也一并抽掉);到1971年1月复以三育名义再版,换了另一封周致曹的信为插页。事见朱鲁大《〈知堂回想录〉的版本》一文(收入其《近代名人逸闻》一书,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10月一版)。至于该信“引起轩然大波”之具体起因,曹聚仁后来曾撰文反驳“政治说”,解释问题是出在原信涉许广平的第四部分而由他自行决定撤出的:“在老人死后那几个月,许大姐对老人先后作了苛责。我乃把一封老人写给我的信刊在卷前,让后世人知道此中还有一番曲折。可是,此书出版后,一位朋友提醒我:‘既然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又何必去念呢?周家的得失短长,又关你什么事呢?’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但这解释并不能令海外的研究者信服,多年后,朱鲁大写的那篇文章专门再论之,认为反而是原信涉鲁迅的第一部分,“触犯了当道的大忌大讳”才被迫收回重印。到1987年,另一主事者罗孚才撰文承认,当时认为周信不妥的,既有第一部分也有第四部分。

但这种“版本”问题,直到九十年代出版的这本《知堂书信》还存在:这封信印出来是没有第四部分的。黄开发在《前言》中说:“有几封信含有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等人的攻击言论,本书均予删殳。”可怪的是,所见书中诸信,又分明有多处对鲁迅的和一处对郭沫若的“攻击言论”;而这段删掉了的对许广平的看法,周作有一封致鲍耀明信又谈了一次,话说得甚还有过之,不过略其名而代以“某女士”,而《知堂书信》照样印出。

谷林在《周作人的回想录和书信》中谈到书信结集的删节问题,说:“其有编者认为宜当忌避删削处,应于篇中注明‘下删XX字’以示郑重而便查考。”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是赞成尺牍发表应删去纯隐私部分的,而对一些暂时不便公开的私议如是处理,也可以理解,编者去取的尺度,除作者外旁人亦无权置喙;问题是应该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编辑原则:删去的部分,应像谷林说的那样注明,或至少加个省略号,免得人们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这封信就是现在印出来的这些内容。而此书又把《周曹通信集》原编者“……本辑刊出,以飨读者”的按语附后,对比遂成讽刺矣。(顺便说明一句,编印出版这本《知堂书信》为一般读者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挑出这一小疵批评,但总的来说对编者之功是欣赏和感激的。)

鲁迅之外,周作人这些晚年书信还谈到了其他不少文人的情况。如致曹聚仁的一封,说张次溪得病,他“当劝以旧稿易钱,俾在港买药。此事当与高[伯雨]君商之。”——他自己在卖文,也关心着给张次溪张罗一条相应的出路,见出一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意。(按张次溪与周作人遭际相似,晚年颇有交往。)

这方面内容致鲍耀明的信更多,这也与身在文坛外的鲍对文坛人事所知不深更未身历交接、而又有兴趣、经常请教有关。而周的去信,也就为我们留下了好些珍贵的文坛资料。

如批评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和绘画。我曾在买了丰译《源氏物语》后得谷林介绍周氏对丰的态度,其中便举了一封信的评语,后来我写入了《架上扶桑》。

又如指沈尹默早年为他写“苦雨斋”扁额时尚未成名,“其字似亦更有其趣”;冯沅君之才似出其夫陆侃如之上;“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

还有说郭沫若当年“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与郭沫若这种态度可作比照的,是一封信中谈到胡适:“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了,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的骂他……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这几句话很平实,却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是我这次读《知堂书信》最为感动的地方,虽然正如周作人说的,这其实本是“应当如此”的态度。

此外如介绍《晨报副镌》名称的由来;谈自己“抄书”之道;对散文的看法;对自己一些旧作的喜爱等,都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

(按:本篇底稿打好后,曾见网上有同好者,从周作人晚年书信中爬梳整理了这类文事私谈,是一有心的工作,则我也不必再“深化”为之了。)

以下要谈的是这场读周作人书信及其瓜蔓,一个特别的沉吟感触。

恰在读了《知堂书信》乙编尺牍不几日,购得《俞平伯年谱》(孙玉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一版)。该书有一个很好的特点,是对俞与周作人、叶圣陶等人的通信均作记载。我乃将俞、周交往部分从头到尾读了一次,并随手做了记录。然后又读了些相关的文章资料,包括《周作人年谱》(增订本)中周氏与俞平伯、曹聚仁、鲍耀明等人交往内容。——由此,很是感慨在周氏“变节”前二人通信惊人地频密,其后则大为疏淡。

我据《俞平伯年谱》的点算(均含明信片,但仅寄赠书籍者不计)结果是:

从1920年10月22日俞平伯第一次致信周作人,到1938年底(次年起周氏正式“附逆”),俞致周氏约250封信,周氏致俞约340封信。

(这里要插说一段雅事:1929年4月、1930年9月、1932年2月,俞平伯曾将所集周作人致他的手简分别整理、装裱成《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三册,各收信为60封、64封、74封,周作人皆为之题跋。周氏也曾拟整理俞本人的信札付诸装池。)

从1939年起到1945年底(即到抗战胜利后周氏入狱时),俞致周氏16封信,周氏致俞5封信。

从1946年起到周氏逝世的1967年——我当时心绪汗漫兼寥落,这一部分未克计算,但总之,是寥寥无几,还常常是周氏主动去信给俞的。

又实际数字应当还不止上述,因为编纂者孙玉蓉态度严谨,无确证者不录,这从年谱中有时记载来信而无相应复信可见出。也正因真正的数字不可能准确(有待研究者为之吧),我就不必再点一次来补那后期之缺了,反正结论应是不会错的:从情热,到冷落。

诚然,这转变里面有时势的客观因素,未必尽是人心的反映。反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作人入狱后的1945年12月,俞平伯致信胡适,恳请为周氏设法“薄其罪责”;1946年6月,俞平伯与一批教授出具证明,说明周氏在任伪职期间的实际情况,以求对其轻判;晚年,俞平伯在复周作人的信中,对周氏竟能阅读他发表时被删节以致面目不堪的红学论文,感动不已;周作人则曾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强调,他与俞平伯“近虽不常通信,唯交情故如旧”……

如果我们不从道德品格上作猜疑长者之论(如我后来读俞平伯与叶圣陶通信集《暮年上娱》所感的,参见“聚书录选”之《重投旗下》),对于周、俞通信往来之变,对于一段曾经如此亲密的交情最起码形式不能“如旧”(倘若周作人致鲍耀明的那封信不是对“外人”有所遮掩或强作自慰的话,那么,心“如旧”而行不能“如旧”是更大的悲哀),则我们只有唏嘘:造物有情而又不仁,天地间有过怎样好的人情,却又怎样将其毁弃、着其流散……

2002年5月;2005年1月删订。

周作人等第14节 且以永日(1)

黯春三月,收到谷林先生寄来的邮件,拆开,不禁大吃一惊——竟是北新书局1925年5月初版的周作人《永日集》(“苦雨斋小书”之四)!

这是一份再也意想不到的骤然赐赠。隔着数十年岁月、数千里河山,书里、书外,多少情事意态。手足无措,只能从“头”开始慢慢道来——

封面,竖列分三行的书名、作者、书局字样占去大半;上为一幅小图案,浅墨蓝色的木刻,绘茂叶树木,缭绕云朵,掩映山海交接处半轮太阳,在日出日落之间。这样的装帧、这样的小画,简单、朴实、耐看,隐然略有古希腊的庄穆之风,未悉设计者和作画者为谁。

书是毛边本,左方书口和上方天头皆不切齐,尤其书顶,真如鲁迅说的“怒发冲冠”,唐弢说的“青丝覆顶”、“蓬头的艺术家”。唐弢并指,毛边书也经历过变化,“毛的一边移到书顶”,正是从北新书局开始并沿用下来的。这种“略带野趣”的“朴拙的美”,“参差的美,错综的美”,我是第一次真正见到。谷林曾撰《毛边书漫话》,说他的书架上“毛边书共得两种”,解放前的只有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和这本《永日集》,它们之历劫犹存,“是侥幸,是漏网”。

翻开扉页,先是谷林手录陆游和黄清老诗各两句:“闲愁掷向乾坤外,永日移来歌吹中。”“松阴坐永日,心与云俱闲。”——光是这几行字就可以赏玩永日了,不仅仅是诗意,谷林的一手小楷真个俏丽雅致,看那“掷”字提手边潇洒的一提,就真是“掷”了;修长的“阴”、“永”,就给人松荫垂垂、悠长舒闲的直观感受。按《永日集》我手头有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本(“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丛书,1994年5月一版、1995年10月二印),8年前的夏日购得后,也曾抄了几个古人关于“永日”的句子在书扉上:陆游的“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绿酒可人消永日”;刘禹锡的“一卷素书消永日”;张九成的“听泉常永日”。但那字迹,叹口气,这辈子都赶不上老先生了!

抄诗旁边、近书口,是谷林题记:“四九年初,谭正璧登报售书,去函询其周氏著作目录,复信云:有二十余种,目录不能备载,多初印本,可以全部出让,代价白米五担。其时周氏早期印本诚不易得,余亦微有元相俸钱之感,但身非彭泽令,对此十倍折腰之数,未能脱俗,只好割爱。其后到北京,时时蹀躞旧书铺,以收罗周著为事。经年仅欠此种,后以叔英之导,获见此翁,道及搜罗辛苦,承以此卷见惠,喜出望外矣。”——这段题记的墨迹已淡,当为昔年所书。此事谷林后来已基本记入《曾在我家》一文中,并云:搜求所得周氏著译,“就中尤推《永日集》和港版《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为翘楚,盖咸从作者手头得来。”但对前者所得的经过细节没有描述,尤其“以叔英之导”获见周作人,及此《永日集》为谷林当时仅缺者,是第一回听说。得书后即去信询之,答曰:穆叔英是少他两岁的中学同学,以共编《鄞商学生》而熟识,建国后两人同在北京,穆打听到周作人住处,约了谷林一起走访(穆现已去世)。至于“仅欠”,是指在五十年代初;(《曾在我家》载,港版《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乃于六十年代时闻香港出版,向周氏求取,当面得之。)而此《永日集》,书后版权页背面复有两行手书云:“此卷承老人寄赠,于 一九五零年十月九日收到。”

扉页背面则是新题两行:“甲申春日寄 胜衣弟清玩”。

接下去,可以再抄《曾在我家》:书名页“右下角钤‘且以永日’长方章,序言末钤‘苦雨斋印’方章,字作魏碑体,纵横各加界划。”

目录页右下角则是谷林的小篆长方章“修之藏书印记”,与周作人亲钤的那两方一样,都是朱文印。

内页排版大方,天头、书边开阔,行距疏朗,容得下谷林在行与行之间纠正了个别排印错字。同样的内容,手头河北教育社的32开重印本正文是165页,这北新初版大32开,反而是344页,可见其版式之阔绰。

谷林之纠误,说明是细读过的,但此书出版70多年、在其手半个多世纪,纸张发黄却尚保存整洁。

正文25篇(包括一篇《杂感十六篇》,以及作为《跋》的《〈专斋漫谈〉序》,因“《漫谈》未续写,移作本集代跋”)。前有作者“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所撰《序》,谓收文大半作于民十七年,小半为民十七年以前(按目录的篇目后均附写作时间);有5篇是翻译,收在一起的原因是个人“偏见”,因原文意思为己所喜欢,便正如大家引用古人成句一样“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并称它们“在这集内是最值得读的文字”;“在自己的文章中只有一篇《忒罗亚的妇女》觉得较好”;末云“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关于文学的意见主要在《〈大黑狼的故事〉序》里,“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户读书论》中”云。——本册该篇篇末,谷林抄录了周作人1930年2月1日致胡适信的一段:“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一九二九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阅,不禁怃然,却亦觉得仍有道理——另封附呈《永日集》一册,其中《闭户读书论》请读之以供一笑。”

如此这般,一部曾辛苦搜罗而“仅欠”、得作者圆梦的“翘楚”之书,历劫幸存的初版毛边珍本,有知堂亲钤的印章(朱墨犹新!)、有谷林多次的题记和引录,曾在苦雨斋,后归朝内宅,今到忆水舍,经两位老人的手传递,而我有幸复加摩挲、相对——这是怎样的缘份。乍接的心情自然首先是惊喜,此恐怕尚有逾于谷林当年,因为事前完全没有“征兆”;旋即是感动,而又同时竟生了一缕酸悲之意,因为这人情的背后是沧桑,遂温暖与苍凉并存。

还要再说什么呢?“且以永日”吧!

我的笔记中有过一个“知堂读屑”系列,将读过的周氏集子中自己感到“同情”、欣赏、有意思的,及反映了知堂重要思想或个人风格的段落句子抄下来,缀以自己些许批注、零星感想。这当然不能追比知堂的抄书文章,因为都是些未加整理的片段;只是像跑到他的园地上,摘些花草菜叶回来,但目的却不是用作栽种自己的园地,更多时候是借他的口说说自己的想法,以此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或冷寂心境——正有点“一卷素书消永日”的意思。

《永日集》是在1996年12月中旬读抄的,趁着这次得谷林移赠旧册,就将该书的“知堂读屑”转录过来,以志此缘——

本集主要是译文与抄书(所译所抄均西洋书文,当中多篇是谈古希腊的)、序跋、时论三类文章。

《忒罗亚的妇女》一篇,指对《忒罗亚的妇女》得作者、古希腊悲剧家欧列比台思有“亲密之感”,因为“其著作中唯理的思想与人道的精神”。按这二者亦正是知堂自己的思路。又谈这篇悲剧是“对于人类的哀怜的精神”之体现,“其中并无什么激烈的态度,更没有报复的思想”,“其沉毅处是希腊性质的特别长处”。对待悲剧的命运,知堂也是这样,哀怜整个人类多于反抗,重沉毅不重激烈。此篇抄书文字平平,但知堂序中特别自诩之,盖能突出反映其人生观也。

周作人等第15节 且以永日(2)

《论山母》是译文,在篇后附记中知堂称他很喜欢哈利孙所著此文,这推想除了对古希腊、对事物(诸神)的“起源及其变迁”、对神话的特有兴趣外,还因为文中谈的,古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造神”过程是“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避开了恐怖与愤怒而转向和平与友爱”;但最初神灵身上的野蛮恐怖,却又仍有影迹留存——这种趋美弃恶,是知堂的人生追求;而恶又始终影影绰绰,则是其自况反映。

《蔼理斯〈感想录〉抄》六则,一则《进步》开头说:“我觉得自己不能同情于现在通行的厌世思想”,但原因并非对人生的乐观,而是因那些“通行的厌世”“错误在于过分看重进步的意思”,到看不见世界的进步便厌世了;实际上,“世界是一个永久的新奇,永久的单调。”——蔼理斯与知堂正是看透“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古旧的新奇也是永远的回复”,才反对流行的因信奉进化论而导致的厌世。

二则《晦涩与明白》,说:“至好也是那虚无之中心,须得包围起来才能造出美或深来。”“要明白,要明白,但不要太明白。”

四则《雅歌与传道书》,推崇《旧约》中的《传道书》,因其是“愁思之书”,是“厌世与乐天之一种微妙的平衡”,而这“正是我们所应兼备的态度,在我们要去适宜地把握住人生全体的时候。”又说,在《传道书》的年代,世界是“虚空”的,但“留有一种伟大的希伯来特性,一切特性中之最可宝贵者,便是温暖的博爱的世界主义。”

五则《宗教》,说宗教有如恋爱,“在不能有这个经验的人看来不免有点可笑。既然他们可以没有这个经验而好好的生活,那么让他们满足罢,正如我们也自满足了。”——知堂不是蔼理斯那样的宗教信徒,他抄这则的用意无非是追求那种自得其乐、“好襟怀不要人知”(张炎句)的生存态度,以及一如第六则的标题与结语所示的处世态度:“自己中心”;“或者,毕竟各人都是对的。”

(按:蔼理斯这部《感想录》可列入搜求书目。)

《〈谈龙集·谈虎集〉序》中有云:“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

《〈桃园〉跋》中提到,废名赞同知堂“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逆与隐逸合一的话。”又称自己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评废名,说一是喜欢他的文章,“简洁而有力”,合于知堂“喜含蓄的古典趣味”;二是喜欢他小说里的人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像……那样慈爱地写出来,仍然充满人情,却几乎有点神光了……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

《〈杂拌儿〉跋》评俞平伯之旧而又新的属于传统的文风,兼谈现代散文与明代文学、与传统之接续复现,可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并看。

《〈燕知草〉跋》亦如此。另又指出,抒情散文“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这可算是知堂的追求与自况。再又指出文学须与革命分开,是两样事情。

《〈聊斋鼓词六种〉序》中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我很喜欢这种态度,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不汲汲于功利,但也不是对于人事完全冷淡,只是适中地冷静处之罢了。”“聊斋那时不能再做遗老了,他就以那种豆棚瓜架的态度来应付。”

《〈大黑狼的故事〉序》,谈革命与文学之关系,说:“现代乱世青年只有两条出路,强的冲上去,做个人类进化的‘见证’,弱的退下来,叹息诅咒,以终天年,兼以传种。”按此语实可概括周氏兄弟,只是弱而退的知堂寿则多辱,传了几十年种的反是其兄了。又认为文学不可代革命,作为战壕内即兴的文学,也不同于文士的摇瘦拳头,知堂则自承不革命;而对于曾写(译?)《大黑狼的故事》后弃文去革命、再后又对革命“已没有多大兴致”的谷万川,知堂说:“我并不劝他回到记录大黑狼的那时代来”,因为这跟叫大家回到古代去是同样不可能的,但“又觉得不革命又不不革命之非计,所以想借大黑狼去诱引他一下”。结语云:“这两年来人事改变真不少了,大黑狼和万川都还健在,这真是极可喜的事了。”浮世人事,喜慨交集。

《闭户读书论》劈头就说:“自唯物论兴而人心大变”,没了灵魂轮回之说,令凡夫失去安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便成了只有上联无下联,于是使“懦夫有卧志”,知堂自承是懦夫,“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只好闭户读书;从读书谈到读史,“很有点历史迷,……它(《二十四史》)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上的人物事情常重现当世,如白日见鬼,“此可怖的悦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浅学者流妄生分别”,以后经过什么大变动便会是新世界新人物,“此正是不学之过也。宜……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按《序》中云“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户读书论》中”,可见此篇有对专制重压说怪话的讽世之意;但“自唯物论兴而人心大变”,与从太阳底下无新事的历史中观照出宿命悲观的人生这两点,也是知堂重要的世界观。

《杂感十六篇》,之一《罪人》,谈“一本书的价值,排印,校对,纸张装订,要各占二成,书的本身至多才是十分之四”。关于书籍的错字,举了一个绝妙例子:某人引陶渊明《饮酒》诗:“但恨多谬语,君当恕罪人。”(按此为《饮酒二十首》末一首末二句,原为“恕醉人”。)“这也错得太有意思了。”

之十一《山东之破坏孔孟庙》,文则平平,但最可留意的是其激烈反日,且不止针对文中所述之事,而是进一步推至全面。读之如见一十分清醒之反日义士,谁会想到作者十余年后的遭际。

之十二《历史》,与《闭户读书论》有关段落是同一意思:“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又说:“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不过有这一点,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谨慎了,像瘌病患者一样摇着铃铛叫人避开”。按知堂爱好、重视明末文学,然观此语前半句,使人想到他后

以上6种,2005年1月整理删订

谷林第16节 聚散但看身畔书

“我是‘七七事变’前两天到杭州去当一名练习生的,不足半年,要从这里撤退了,路过开明书店门市部,大减价,进去花了一元钱,买了一网篮的书,内有《二十今人志》,而常常想念的还有施蛰存编的六期《文饭小品》以及一叠《现代》……”

阳春三月,收到我敬慕的谷林先生手札,里面有这样一段闲闲道来的书缘旧事——那时是乱世,但在生命阶段和书价的角度,却使人觉得是老人的“天宝遗事”,接下来,先生谈及今日买书的情形,“一则久不出门阅市,二则书价高不可攀”。那真是别一番景象了。

然后“前文再续书接上回”,先生写到:

“却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我一辆黄包车载着铺盖和网篮赶到火车站,当时身子便捷,给了车夫一元钱,便从车窗爬上,行装也均由车窗递进,得以平安返乡。只是以后风尘历碌,战后重归,自然片纸无剩了。”

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也刚好满了一页信笺。“常常想念”,那是心爱了,避乱仍相携不弃却又最终散失,但说来没有更多的感叹,只是言止意不尽,纸里纸外,有些什么在淡淡萦绕。

历史长河波澜变幻,人生一瞬在其间,如鲁迅《好的故事》中那些映照着美丽影象的水沫浪泡而已,尤其身外物,原无相持永久的必然。所以古人盖楼养仆来收藏书籍,又训示子孙要永世保存,冀传之久远,这种情怀值得尊敬,但即使我们不忍视之为不智,面对历代太多藏书家的结局,总不由得让人想起画家黄永厚的句子而叹息:“世上几多开山戏,每到收场总伤怀。”

智者处世,行止进退自有其道;但是,张中行先生《再谈苦雨斋》记周作人晚年,收拾金石图书分赠故旧,张先生也得了一些,其中有的在浩劫中散弃了,剩下的后来有时翻看,“想到人生多事,逝水流年,不禁推想他及身散之的心情,连自己也不免有不堪回首的幻灭之感”。这是说,纵是及身散之这样“比魏武的分香卖履为达观”的态度,当中也难免有一种幽寂乃至悲凉的“心情”。

我自知软弱,不敢追随古人,视书为宝藏之物,为免却日后事到临头骤然承受那样的伤怀心情,索性就借明季澹生堂主人祁承㸁《聚书训》的说法,把自己的书称为“聚书”而不称为“藏书”,一早预备了有聚必有散。“聚”字比“藏”字更合人生实况,生命本是聚散的过程,岂惟书也。

回头且说谷林先生,品格、学问等等自不待言,文章亦我所倾心欢喜不已:谈书说人,心细如发,“穷幽测深尽精微”,于不为人在意处“随手拈来,触处成春”。

而在谷林先生的文章中,有一篇篇名看似平实,却仍令我叹赏不已,那便是记周作人及其书的《曾在我家》。

文中述及四、五十年代时,曾遍搜周氏著作,连“旧杂志载有其文字的,以及他人著译之有其序跋的,也一并收购”,发现集外文字亦“尝思抄出别存”,总之一往情深,所得所藏,当极可观。后来的事情我们亦可推想了,“风尘历碌”,浩劫之后,那些周氏著作大概虽不致“片纸无剩”,亦“零落成泥碾作尘”。谷林先生是这样看待的:“然聚散原是人生常理,经历渐多,世情稍减,亦不复十分措意”。这是一种多么豁达、洒脱的境界。但就像知堂及身散之那样,达观并不能就使人修炼成仙,完全超脱出尘,于尘世恩爱心如止水,所以接下来又写道:“只是有一次(钟)叔河君来信,打算重印《陀螺》等几种译书托觅原本而无从再得时,风轻云淡,心头不禁略为回环片刻耳。”通达,却不避人之常情,怅然,而以澹泊出之,“曾在我家”,如此深婉情思,总在我心。

这篇文章和信中那段往事,容易使人想起李清照那篇细说“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的《金石录后序》。

《后序》结尾处有几句话:“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楚弓楚得”是熟典,楚王止左右求其亡弓,说:“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但孔子对楚王这种气度还不太满意:“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孔子家语·好生第十》)这里李清照大概受了孔子影响,用典时易“楚”为“人”,进一步凸显广阔胸襟。

但与谷林先生通达之下偶生怅怅的次序相反,易安居士是在悲愁、沉痛笼罩中来表示达观的,这就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况味了!我们通读《后序》全文,看易安居士回忆他们夫妇如何搜集金石图书,虽节衣缩食但却有“赌书消得泼茶香”(纳兰容若句)的种种情趣,后来又如何经历战乱、流离、丧夫等种种变故,那些珍藏如何逐次散失,几至荡然无存,只剩下所录叙之的一卷亡夫遗著《金石录》,与前尘梦影,相伴老去年华——当此之时,说出那几句话,何其无奈!纵然有洞明世事练达人生的悟道气象,到底是一条人为的“光明尾巴”,完全是为着自我宽慰加上去的。在文章的角度这似是败笔了,破坏了全文欢散悲来的浑然结构,又使全文头重脚轻:它如此软弱无力(连千百年后面对其文其事的读者都难以从中得到安慰,遑论身处其境的垂老一妇人?“只是当时已惘然”!),完全压不住前文的沉重。借李清照自己的句子说,这个结尾只是“载不动,许多愁”的“舴艋舟”。由此甚至使人怀疑:古籍史册中那么多言行通脱的故事,其中不少纵非伪装亦属强颜,只是用达观的道理求心理平衡和心灵出路,正足证明背后不足为外人道的酸辛,证明中国历史有太多压抑人的苦难。而且道理不能代替真实的人生,像李清照那样的通达,怕只能聊解一时之渴罢了。或者在后人看来,这条“光明尾巴”更大的作用是,因为见出它的勉强,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悲悯和同情,无意中反而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

然而,以李清照才气与眼角之高(看她对同时词人的评论即知),又怎会不明白这些。不说那些置身事外没心肝的话罢,从另一角度看,便觉得这条“尾巴”的必然、应然:人生多凄苦惆怅事,确乎需要达观来自我救助,虽是蚱蜢一样的小舟,总可求身心些许安稳。“浮世本来多聚散”(李义山句),想想“楚弓楚得”,乃至想想得者也许比自己更适宜得之,(世间好事,莫过于“英雄宝剑美人名花”那样的“合适”吧?)这是一法;不想那么远,相聚一场,是难得缘分,好来好去,不必粘连拉扯,只视为本非自己必当有,厮守过已足感谢造物恩赐,也是一法。“且留它如梦,送它如客”,书如此,其他的人、事、情也可以如此,应该如此,只能如此。

前面说过,同是忆述图书聚散事,同是达观,李清照给人感受到的就不是谷林先生“风轻云淡”的情味,这其实有以小人之心妄议古人之嫌,可以明确肯定的例证还是我自己:取谷林先生言简意远、含蓄蕴藉的文字来喋喋不休、生发一大篇感慨,如此行径,讽刺又可笑(这种修行上的差距,借废名谈知堂的话便是,谷林先生“总是合礼”而我“常不免是抒情的”),更见出通脱高远的境界非我这样的俗子所能骤至;而不敢称“藏书”只称“聚书”,则正正仅是对通达的求助,并非真的破迷去执、超然物外。

但无论是哪一种幽婉的心事,底蕴却是相通的:聚散无情,然而“有意”。种种意味,“留予他年说梦痕”,且待各人沉吟咀嚼,各有所思——如果一定强要从“失”中求“得”,这,或许就是吧。

1998年3-4月

谷林第17节 见书如面(1)

“见书如面”专栏,原拟全面记述旧雨新知赐赠的书籍,以志书缘、以表谢意,藉书怀人,略慰师友遥隔的念想。2004年6月下旬,据旧笔记整理了关于谷林先生惠赠其本人著作的一组,因应报纸专栏篇幅割裂为4篇,今重新整理过,合为2篇;11月,又得谷林赐寄新书《答客问》,再写成1篇。现将这3篇统归于此题目下,其他未及记写的书缘,则散见于别的篇章了。

春在案头

“见书如面”,首先要谈的是谷林先生的馈赠,因为,他是我最老的“老友”。先生今年八十又五了,自少即嗜文史,早年虽从事财会工作,但一如英国随笔名家兰姆,于账册之外心契文学、沉潜典籍;先后供职于银行、新华书店总店、文化部出版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整理校点过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郑孝胥日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以书话随笔、文史小品行世,厚积薄发,卓然成家,文章偏重于对民国及清末文坛人物、著作的品评,旁征博引而精巧雅致,见识通透而亲切可人,文辞考究而笔调优美,融古雅与清丽为一体,深为识者所喜。

谷林在年近七十时,出版了《情趣·知识·襟怀》(三联书店,1988年12月一版)。这是他第一本作品结集,却不是我读的第一本:先已读过他后来出的《书边杂写》,倾心不已,竟自不揣冒昧,贸然致函求索市面已不见的此种;而先生不以僻地野人轻之,慨然出自己所藏赠我,时在1998年2月,因此书而订交,缔结了一段好因缘。

它收在《读书》编辑部编的“读书文丛”,当年由宁成春装帧设计,小巧的开本,洁白如瓷的封面,上淡印作者手稿——谷林的小楷字,清秀流丽——甚为可赏(该丛书后来部分重版过,却失去这一素雅特色了)。得书之日,正好是春节假期后第一天上班的“立春”,睹之惊喜欢欣,养眼怡神,顿感春在此案头小书矣。

说这是寒雨萧萧中先临的春色,更指其内容之美。然而这份“春来的温馨”(集中一篇文题),舒心畅意,却难以言表。谷林在《复还的喜悦》中云,读完黄裳的《珠还记幸》,“声影渐杳而氤氲四壁……想说些读后的喜悦,而体味不深,只怕终究不免唐突了。”这也正是我的踌躇。他又在《坎坷出文章》中,引了黄永玉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这类用滥了的形容词是懒惰而毫无生命力的、假情假意的废话;谷林谓,这使他不敢放纵自己的舌头去评黄永玉的书,怕说出来的也成了标准的废话。——这是过谦了,这份惶恐该是识浅笔拙如我者的。又集中《董老的两句诗》,批评有论者对董必武诗的滥捧,“轻率地用‘点铁成金’那一类的现成话来制作尺寸不合的冠盖。”——这也是我所不满的普遍现象。然则自己既不能像谷林那样推陈出新,下来就不如尽量放弃那些滥调,改用另一类“现成话”去捕捉他那些“氤氲四壁”的春意:那就是抄引谷林自己的如珠妙语,借他对别人恰到好处的漂亮评点,让他“自作自受”。这既免于我“假情假意”之嫌和“轻率”“唐突”的尴尬,也可让读者多认识一点谷林的好。

他的好,首要就在于“情趣、知识、襟怀”。按此书除《题记》外收文44篇,《情趣·知识·襟怀》本是其中谈叶圣陶的一篇。我后来知道,谷林在叶圣陶领导下工作过,对其人品、学识有切身体会而折服、感念不已。但以之为书名,除了纪念前贤,更在于这六个字乃是谷林追慕的境界。我曾总结的评人标准是:见识,才情,学问;颇喜与谷林所拈出相近。这样的境界,我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谷林自己却像叶圣陶一样,是达到了的,六字正可形容其人。

集内还有两篇的题目也极佳。谈汪原放的《缱绻心情淡欲无》,颇喜这句子与情调,亦近于谷林其人其文的情怀、襟怀。谈汪云乡的《穷幽测深尽精微》,这也是谷林的风格,观人于微,观事于微,观情于微,穷幽测深,丝丝点点,抽丝剥茧,在细节处带出悠长意蕴。

谷林在另一篇谈汪云乡著作的《当鲁迅生活着的北京》中,指汪氏征引虽多,“却无牵萝补屋的痕迹”,“我们只感到这些称引的必要和简洁,不禁要赞叹作者剪裁的手段”;“行文不刻意求工,又每每诗意盎然”。另外在《耄耋老人的款语情话》中的评语:“款语情话,娓娓可听”;《生不逢时尚倾国》中的“如散珠走盘,转侧闪光”;《头白惟余一卷书》中谓“使你读后产生对作者亲切温润的感情”。——所有这些,纵不是谷林有意夫子自道,我们却都可以用来回赠他和本书;我再也找不着更好的说词,去形容这份案头春意了。

但是,他的书话文字,又绝非不着痛痒的浮泛“美文”。像谈冯友兰的《一个长期的旅程》等,在在多有文人的风骨,使我益发怀有敬意。

前面说到,谷林是我的“老友”。这是用年纪来开的玩笑,其实,我更多地是以师长视之,他的情趣、知识、襟怀多年来使我受益良深。诚然,这当中有许多是学不来的,只能潜移默化、自行修为;但有一些地方,却也能让我等不才后学倾力追步之,比如他对用词的讲究,对文字的洁癖,对校对的重视。

集中有多篇均谈到校对和编辑修改问题。在《一样读书有别情》和《对作者的尊重》两文里,谷林分别提出编辑两种不同的“爱人以德”:一是不要擅改作者文章,损害作者的用意;一是对明显不通的应勇于代改、或建议作者改,替作者藏拙。这些确是编辑应把握好的分寸。而在寄赠我的本书中,有多处他亲笔改正的地方,最有趣的是《意难忘》一文,述某书,末段“特别提一下”此书没发现一个错别字,“很想建议出版社让校对者的姓名也同责任编辑一般的署在书内,以接受读者的奖评。”——原文如此,但谷林却用笔将“以”改为“让他”,将“奖评”改为“感谢”。这到底是编辑没有“爱人以德”,还是校对者的疏漏,抑或谷林见到书后,重新斟酌而改动自己的初稿?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见出他的认真,从而成就了严谨而精美的文风。

此后多年通信中,谷林也常谈到要积累词语、推敲字句,对我的行文不谨慎代为审改,直至提出批评,使我触动很大。这种严格的雕琢,其实是一种对文字的敬爱,所谓情趣、知识、襟怀,于斯“小道”,亦可见焉。

谷林第18节 见书如面(2)

书边一种凄馨意

《书边杂写》是谷林的第二本书话结集(收入辽宁教育社“书趣文丛”第一辑),我计有两册,一是1995年3月初版本,得于好友周生购赠;二是1996年4月的重印本,得于谷林当面持赠。

周生所贻,乃好文共赏的推荐之意,是我感激的。当然我本对谷林文章喜欢已久,比如集中的《醰醰多古情》,最早从《读书》上看到,震动于其介绍的徐梵澄与鲁迅的关系,那种保持了数十年沉默的“遗忘是救治”,读来真觉“云海苍茫,洪涛澜汗”,“悲欣交集”。诸如此类,零零碎碎的有缘在先,记住了他的笔力。

但要直到1997年12月,因在刊物上读到谷林两篇新作,谈费孝通的《弦弦掩抑声声思》、谈陈原的《闲览杂记》,拈出一些闪而不露的伤怀的深情密意,虽是云淡风轻、花影朦胧,却有一种以心会心的妥贴,触动我的心史隐衷,感叹之下,才取出这本《书边杂写》,于冬阳中细读一过。有分教,这一番领受,是自此完全倾倒了。

全书除《后记》外,共收60篇,评点人物、绍介书籍、考订文史,美不胜收,文章也更加圆熟精致。被用作书名的开卷第一篇《书边杂写》,写得散漫可喜、又圆融自在:谈姜德明的《书廊小品》,却旁及蒙田、侯宝林、鲁迅、黄裳、杨绛、尼克松等等,从而回忆自己的读写生涯,叙述个人的读写情调。——我感到这不是序言但胜于一般序言,乃集中各文风格的浓缩体现,也等于对全书作了巧妙的说明。一路读下去,随他作《汗漫游》,看他《挑挑拣拣驻粹美》,正是《譬如食蜜》了。

关于该书如何美、为何美,还可再次摘抄其好言好语以“反证”之:

《我的爱读书》说的:“游方随喜,尽可以顾盼恣意,优游自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实在赞成此等气象。”《牙签与暮齿》说的:“随手拈来,触处成春”;“渊渊雅雅,冲淡有余情”。《我才无用亦天生》说的:“善知识,大慈悲,绝世文章。”无一不可以反用于谷林自己,他那天女散花般的曼妙文章,亦正是此等气象。《海藏楼诗话》有云:“要讲说明白,纵花雨缤纷,未必顽石便点头。”而谷林的缤纷花雨,则实在是既能令被讲说者点头,谢他的点睛之笔;复能令听讲说之我等顽石点头,谢他的点化之笔了。尤其是,《绘画,写历史》中自表“不足为训的涉猎乐趣,和陌路邂逅的意外欢喜”,这乐趣、这欢喜,谷林得之于他人,我则得之于谷林,时时在他笔下碰着共鸣、“同情”之处,最为愉悦。读这些谈人、记事、说书、考证的文字,抒情自然隽永,议论娓娓道来,有如春风醇酒、夜雨青灯,堪可相对怡情,耐人咀嚼回味。

但是,像《后记》所自表的,谷林并不“总是沉浸在阅读的欢悦之中”。他写沈从文的其中一篇,借施蛰存句“湘西一种凄馨意”做题目;这样凄凉的温馨,时时在书边闲闲浮现、“隐隐凝结”。——陈原的序中有一句话,说谷林是个“为书而生,为书而死”的书迷,寻常我们都当作形容词,后来谷林私下告我,这是“实话实说”,乃疯狂年代中的一段痛史……有这样的人生“打底”,兼以饱看大半个世纪沧桑的慧眼和深思,使得书中总有苍凉的感慨在纸背暗涌。他写周作人、陈寅恪、胡适、沈从文、萧乾等等,便一如文题:《卅年无限悲凉事》,《独为神州惜大儒》……令人掩卷沉吟。

就中尤以关于周作人的几篇,因为谷林的切身和彻心,至可重视。写得最好的是《曾在我家》——如已经引用可见,谷林对文章标题非常讲究、辞句漂亮,但我最叹赏的还是看似平实的这一篇名,多少情与意,尽在四字中。文中记述对知堂著述的喜爱、搜寻,这些著述的聚散,与知堂老人的交往,情深意动,每一重看,都使我像他写到的那样,心头回环耳。

(另有一篇谈周作人的,用了周氏喜爱的典故为题:《煮豆撒微盐》。读这些“书边杂写”,便是一份淡淡情味,与我们如此这般结缘相传。)

这里且缀拾几颗书外“微盐”。谷林曾跟我谈过,有三篇文章是先已发表于刊物但未收入本书的:两篇评某人著作,后因此人为虎作伥,谷林自行抽去,以示不齿;一篇出版社恐有违碍而不敢印行,他有位友人知道后去信索阅,然而未待谷林付邮,已接其讣告,“乃寄其夫人以当挂剑空垄,思之有馀哀焉。”——这都是令人感怀的故事了。

同样可感的是书的出版。曾为《读书》编辑、现从事《诗经》等名物研究的赵丽雅(扬之水),十分推崇谷林的人品、喜爱谷林的文章,她一手促成这《书边杂写》收入辽宁教育社的“书趣文丛”;其时谷林正入院等做手术,赵丽雅催请赶印此书,成为“文丛”问世的第一种,亲自送到病床前;又虑及医药恐有急需,为谷林预支了稿酬,另支给校对费。

也许正与生怕“万一”、要让老人看看自己的书而赶印有关,书中略有错讹。我2003年10月上京面谒谷林先生,他赠我重印本,书后题跋开头便写道:“此旧作之第二次印本,误植略有更正,亦未能尽扫也。”个别地方他亲自在书中作了改正。——谷林对文字的一丝不苟,对文章的精益求精,还可举书中一篇《永久牢固的支撑》为例。此文表于《文汇读书周报》时原题《友情颂》,其记沈从文与王际真的友谊,虽然题可达意,未免普通常见,结集时就借用沈从文的话,改为这个更见情味的题目了。

谷林那段用漂亮悦目的行楷小字、写于“秋分后一日”的题跋,末云:“晤会无多,但有驰系。聊志两语,持赠此卷:淡墨斜行情未了,老怀旧谊托书邮。”是啊,那次拜访,得晴日绿窗下一席快谈,畅心美意;只恨“晤会无多”,却也幸得“见书如面”,托大说一句:也算是一个“永久牢固的支撑”了。

滋养人的氛围

2004年11月、立冬次日,收到谷林题扉寄赠的《答客问》(张阿泉问,谷林答,止庵编。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一版)。闲读一过,有如数日间品了四五十盏清淡的茶茗、负暄冬阳中听了老人断断续续的一席贴心长谈。

此书正文,是2002年3月初至7月底,谷林就张阿泉提出的45个问题所作书面回答。附录三部分,一为后来张阿泉对谷林的电视节目专访,二为谷林历年著述的题记、后记等,三为陈原、扬之水等记写谷林的文章。此外,书中还分多处用漂亮的铜板纸插附一批资料:谷林画像;手迹(其中抄周作人诗一种,字体恭谨端方,与后期的清秀洒丽是两种风格,当为早年抄写帐册的影响痕迹);照片;彩色书影;印拓并亲笔旁书说明(这些拓边小语短短几行而内涵丰富,或记事或怀人,或沉吟或风趣,也像正文一样,是上佳的“六朝小品”。如说明字数最少的“从吾所好”,题云:“国家博物馆傅万里先生庚午为我治此印,转瞬一纪,未敢轻用,‘从吾所好’,岂易得哉。”他如“思君令人老”、“以此自娱”等,亦皆印文与题语互映相得,合为二美)。——这批图片堪称琳琅满目,览之亦足赏心。

正文之外这种种,让我再一次赞叹:接手此书后期工作的止庵是当今最好、最能体贴作者与读者的编辑家之一。谷林随书来信中说:“到最后仰仗止庵设谋画策,添枝加叶”。这些横枝逸叶添加得委实可人,摇曳多姿,又好看又珍贵。

书的装帧也极佳。封面素朴而不沉闷,静雅中有喜人的美(正视文化闫志杰设计)。内页版式亦颇考究,悦目得体。——总之,“尽美矣,尽善矣”。

当然,我们更应重视的还是“主干”。那些答问,内容与文字均耐咀嚼玩味:

他谈自己的工作经历,大半生的“会计工作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工作时段和业余时段。前者为人,后者为己……下班了就是走出‘市廛’,步入‘园林’”;晚年的文献工作则能完全“尚友古人”,“胸怀常有一种优裕宽和的情味”。“会计工作使我精细,文献工作使我体贴。”——对人生历程的概括,让我们知,更让我们感。而关于会计工作的描写,也使同样尚“分成两截”的我会心。

他谈生活过的地方,“我想念一些地方主要是想起了人,想起在那儿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纠葛,于是意难忘、有余恋。”——回望苍茫,而于世间有情,此意亦引我悠悠感慨。

他谈自己的感情经历,小时候曾对一个小姑娘说:“好看的姑娘,让我们并排坐一会儿吧!”(按这美妙的童稚声口,有如诗经、有如乐府,又像俳句。)长大后,“那般率直地表白喜爱的机会,竟没有再度发生。”——老人言止于此,我却竟读出了唏嘘黯然。

他谈居住环境,坦言自己也曾对居所狭窄有过懊恼,但从未眼红别人,只“把素食旧衣视为闲淡宁静了。”——诚实而自持,没有矜夸澹泊,却自然见之。

他谈写作,总是慢慢运思缓缓写,反复修改;但在另一处则说:“我也并不以为我写出来的东西是悬诸国门不能增损一字的,所以即使发觉了(编辑擅改文章)也不会有多大意见。”——这是对己谨严,待人宽厚,谦逊而又通达、随宜。

他谈自己喜欢尊崇的作家,周作人,“他被‘一面倒’地受指摘的‘闲适’,我不很认同那些批判,觉得他没有遗世独立,也未尝对天理人情视而不见或存心闪躲”;举知堂在日据时期写到李和儿与陆游的两首诗,“此时此地作此吟咏,不应不另眼相看。”——虽然关于周作人的话题出现在数处,所谈却不算详尽,因为“白粥微盐,别的就不必多说了。”然而我们从这些很轻却也很重的话中,自能思量回味,尺度在心,得到体贴深入的认识。

他谈人生的履历和经验,“无非摸索的过程”,“深化对前人留示的历史教训的领悟。”——这真是得道者言了!简单两句话,说得那么透,端出了人生虚无的本质,然而说来却不是灰暗,只见坦然,正正一片光风霁月之境。

我另还对一番答问别有所感,是:“您的文字简洁、古雅,体现出深厚的旧学修养。中国古典文学对您的影响很大吧?”谷林的回答出乎人们所料,说古典文学的影响不过限于一本《经典常谈》加一本《唐诗三百首》,他年轻时主要涉猎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及19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以“新文学”的阅读为主,就能熏陶出那等文字古风,从侧面印证了那个时代有着怎样的光华积聚。对比当今,不禁让人丧气。

由此我联想到这本《答客问》本身。在附录中,杨民专为此书而写的《一放一收,意味隽永》,评说颇是“到位”。他精辟地指出:“记者的发问是‘放’,……而传主的应对是‘收’,收得含蓄”,“每每读来都让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但却是“一篇篇言近旨远,意味无穷的散文小品”。其又是一本“漫忆式的自传”,读之可对我们的“修身”“有所获益”,这就“更要感谢谷林先生‘轻描淡写’的回答了。”

“收”、“含蓄”、“轻描淡写”、“意犹未尽”,这要算是本书的“不足”、或者我们读者感到“不满足”了,尤其对一些敏感问题,平时私底下听他谈过如我者,更会觉得这些答问并不能穷尽他的全部看法。这是就“资料性”而言,但就“文学性”来看,却也正由此得以“言近旨远,意味无穷”。我还要为杨民补充的是:一则“收”,二则因并非当面问答、限时即复,而是用几个月时间闲闲随笔、徐徐道来,所以更能成就这样一本“意味隽永”的好书。

当然我们仍能在书中觅得不少具体问题的“资料”,但在我看来,不必过分着意于“传记”或学术价值这一类质实的方面。此书的更大意义不止于此,而是形成了一种滋养人的氛围——正好比上世纪前半叶的文化气氛,在那里可以滋养出谷林,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文史及写作训练的商校中专生,大半生从事会计工作,却能有如此学养(当然也不能否定他本人的沉潜自修)。谷林当年大量阅读的新文学,与古雅文字、旧学修养没有表面上的直接联系;同样,我们今天读这《答客问》、以及谷林的其他文章,也不一定要求直接的学问或史料,只是进入那样一个云烟氤氲的氛围中,细细品味,得以潜移默化。最终的获益,正是杨民说的,修身养性。——这并非妄悬高标,想想谷林的出身和经历,我们这些凡尘俗世中的“两截人”,也便能生一点勉力向上的信心与自促。

我们还可以进而说:谷林的这个氛围,是昔年那个氛围的文化意义上的延续;有心人遂能在断裂的时代里,从他身上和文中上溯源流、接续香火。此当合十礼谢,感激,也感动于天道的自行不息。

——这是此书、以及老人对世间的功德了。

谷林第19节 负暄看碎影,冷暖总关心

大约是1989年,开始留意起《读书》上张中行的文章,毕业前的1990年2月买了《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一版、1989年9月二印),毕业后的1991年1月买了《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一版)。

不能仅用“喜欢”来形容,只能说:同感、佩服。佩服的是这老人的文字工夫,平实朴淡中蕴含悠长意味,而论述又逻辑性极强;至于同感,则是因其文章浓浓的伤逝之情、烟消火灭的怅惘。那几年,自己的思想开始走向对现实的拒斥、怀疑,对回忆的认同、信任,对一切逝去事物的沉迷、吟赞。到毕业后,有了真正可回忆的对象——绚烂美好的一去不返的大学生涯,便更加实实在在地沉溺于过去时态中了。于是,那两本“负暄”,读了又读,与张中行共同回味旧日文人时代的美好,共生凋谢零落的黯然。——我甚而可笑地感到,这两本书好像是上天专为那时节的我而设的贴心礼物,还为之自制了一张“留予他年说梦痕”的书签。

对于那份沉痛的伤逝之情,张中行说怕没有几个青年人体味得出。我庆幸自己能领略,然而细想,作为一个年青者,能如此欣赏、体会一个老人的回忆,是幸运还是不幸?无从分解了。只品那似酒人情,醇香总是陈年旧酿;看那如烟往事,美好骤觉淡远迷茫。

(对张中行另有一件特别亲切的,是从他文章中,找到一个好名字的出处,深爱他描述的情景况味,从此借来用作自己的笔名,一直再没变过。事见《留给自己回忆的果香》之《浮名》。)

除了上述的伤逝感往,我还极极追慕此老的入而能出,惜旧而不守旧,对封建传统糟粕的批判,对西洋文化精华的推举;淡泊,闲散,清醒(他的清醒,别说在老一辈里,就算在时人中都特别突出、难得);对人生的豁达,顺生,从天命;发乎真心,平实自然;评人论事时的客观持平,为人着想;悠远,大度,悲悯,祥和……到1995年2月,购得《负暄三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一版),当晚在那“二月盛宴”的一大堆书中取之欣喜读至夜深,激动之中,次日即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多年来的敬佩仰慕。

此后,张中行“走红”了,各种名目的集子出得满街都是。我素不喜跟风逐热和购书重复,但只要是其专著和编得合心的选集,也买或得了,前前后后有:

《顺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一版、1994年4月二印)。——对专谈人生哲理的书,我早就不买不看,购此纯粹出于对张中行的尊崇,他的话还是可听听的。

《横议集》(徐秀珊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11月一版)。——此集颇有“横”气,敢发不守正道之议,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遗风。

《月旦集》(编次、版本资料同上)。——这两本皆为好友周生所赠。

《说书集》(高莉芙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一版)。——这与“横议”、“月旦”为同一系列,将文章按内容编为议论的、谈人的、谈书的三个集子,是我喜欢的分类法。但得前两种后,最想要的此书反而几年间都未能觅到。直至2000年8月重游昆明,在西南联大旧址、文林街附近的一个书城偶遇之,成为那次云之南所得书中最欢喜的一种。从携归的雨夜读起,到回家后读毕,甚感舒畅:所收颇多佳作,文章里头有旧,更有新(旧是纯粹的古旧情怀,新是真正的先进思想,比时下许多半桶水的旧和貌合神离的新要地道多了);有悲天,有悯人;有温情,有理性。读来又一次赞叹倾倒。

《张中行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一版、11月二印)。——收《诗词读写丛话》和《作文杂谈》两种,其中前者“附编”《说梦草》,是张中行不肯单独印行的诗词自选集,为此而购。(对文章编成各种选集,他随和从众,对诗词则明于自知。又:我喜欢其中“午梦悠悠入旧家”,“至乐顿成虚话”,“冷烛残宵多少梦,依旧是,昔年身”等句。)

《世纪老人的话——张中行卷》(张吉霞采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一版)。——此书因是对谈,拘束略少,如他“不客气地讲”,自己一生“最大的得”就是“不糊涂”,这种声口似为其他著作中所未有。

《开卷集》(中央党校出版社,“插图本新书话”。2002年1月一版)。——此为网友邯郸学步集所赠。

此外,《留梦集》已另撰购读笔记;还有一种厚书,则是这里要特别说说的:《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一版),我1997年10月购于上海,随后读毕,写了一篇笔记《冷暖关心读碎影》。

这是张中行的“回想录”——不称回忆录,又“所想未必写”、“而所说则必是己之所想、所信”,用减法但不用加法,以至写法上的“小题”体,等等,皆与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相类,为我喜欢。

读的感受,是仿佛这老人放舟于岁月长河,我溯洄从之、溯游从之,追随着一路看来,也被那百年烟波水气湿了一身,为之感慨、感动,甚而感同身受,对那些有感于心的碎影摩挲再三。

“流年似水,逝者如斯”的忆往感伤(所记人事,由名流俊杰至普通人等,本身亦多有可赏可叹的闪光片段);“人生实难”,洞察一切无奈;顺生随缘,率性不问天;安之若素、安于自欺,然而于大关节则端严;行止有度;明瞭情与理、理想希望与事实、文艺与生活、传统文化与现实之间的恰当关系,对旧爱与婚姻有恰当的态度和认识;自甘寻常,于家常俗世既即之又离(超脱)之;对人与人性宽容体贴;珍惜人生点点滴滴的可意;有见识,通情,达理;能反观乎己,懂得自嘲;平实,平和,散淡,沉静自守;谦逊自重,也偶尔能狂;清醒,理智;诚实,正直,厚道;尊重事实与真理;重常识,倡导自由、容忍、理性、怀疑主义;文笔可诵……这一部《流年碎影》,集中体现了张中行的可敬可亲处,再度重现了多年来我对此老的心仪、私淑种种。

书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后半生风雨三十年间社会状况(及由此触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劣根性)的记述、思考、抨击。它们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品格和见识,在张中行过往作品中也时有表露,于这部回想录则集中凸现出来。而张中行自己也颇以此为重,曾撰短文《安于此岸》谈本书,专门只叙这方面,记老友启功读后劝他要自求多福勿自寻烦恼,他不敢从之,因为写下这些,是要使后代多福。如书中说的,他渴求一个“有知识而不迷信,心地平和而不狂热,对人宽容而不憎恨,人人有安全感而不心惊胆战”,“把人当人看”的好社会。

这正是金刚面目(这部分的文风有别于他别的文字之冲淡),菩萨心肠。

然而言者痛心疾首,有违自求多福之道只求后代多福,听者呢?只怕人类的拿手好戏是变着花样地重蹈覆辙吧。

不管这份苦心能否生效,我且还是要感谢、感激、感铭。寒冬中读此流年回想,一方面,如开头说的,是烟波水气湿一身的凉意沁骨,但另一方面,又时时感到温暖慰藉。——从当年的负暄到他回顾平生的碎影,张中行于我,冷冷暖暖,总是关心。

据1990年2月、1994年10月、1997年12月、2000年8月等笔记

2005年1月整理删订

钱锺书第20节 到底还是喜欢

谷林先生于2002年6月来信末顺笔谈到,有人贬损钱锺书,“说钱的‘博闻强识’,无非是一个‘上网’问题,买架电脑,悉数解决云云。其信然耶?”随信惠赐先生近年发表于《书友》报的大作一批,当中恰有篇《新世纪的期待——〈宋诗选注〉读后》,文中以该书所收陆游的末首《示儿》为例,说钱氏写的“两百多字的注提供如此丰富的资料,还足可抵当一篇美文读……古诗选注多如牛毛,而淹博睿智堪与斯人方驾的麟角并世焉求?”——遂再次勾起了我对钱锺书、对陆游以及此书的兴趣。

我中学时读《围城》已深生景仰,但真正倾倒于作为学问家的钱氏,且产生欢喜的共鸣,则正与陆游有关。八十年代后期念大学时,因颇喜《卜算子·咏梅》、《钗头凤》、《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剑门道中遇微雨》等作,便专门读其诗词集,一心以为类似珠玑当俯拾皆是。孰料读毕甚为失望,掩卷一叹,大呼上当;但又心存疑惑,不知是否自己浅陋,看不出好来。恰在那期间,在图书馆开架书库见到《谈艺录》,随手翻到第37节《放翁二痴事二官腔》等有关章节,见钱锺书痛斥陆游“好说梦”,“好谈匡救之略”,“矜诞无当”等等,雄才傲气,英风逼人,大畅吾怀;得一本有好感者作依傍,遂可放心在笔记写下“放翁之作,如无奇大木,徒粗壮耳!常纸上谈兵,少潜心诗内,疏而无韵,何可耐读!”等结论或谬论。(这一端,是促成我购置《谈艺录》的因素之一,不过,此外还有更重要的私人因素,那是更值得一说的故事,但应放到别处来记述了。)

“钱缘”有此“前缘”,因此看了谷林先生的文章,便翻出《宋诗选注》,专门去读其中的陆游部分,有点“重认起点”的意思,疏离既久,籍此进一步了解一下陆游及钱氏之评。

在陆游本论中,钱氏指出放翁“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报国复土;“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烫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

这纸上谈兵的“武人化”与“文人情调”两方面,陆游都做到了极致。《剑门道中遇微雨》“此身合是诗人未”之问,当然如钱氏之注,是陆游在掂量自己“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陆游对自己的身份定义为诗人,始终心存侥幸的疑惑。这原是中国传统下文人的共有思维:文艺只不过或者是小道,或者是进身之阶与经世济民的工具,或者是无奈的退路,一心还在入世甚而殿堂。但除了少数人外,他们真正能做得好的、能留诸后世的,还是诗文,“文人”才是他们真正的自身价值;世事由不得人,即使确曾身临前线、有过军旅实践的陆游亦概莫能外。他的《秋声》,“人言悲秋难为情,我喜枕上闻秋声”,在我看来是他勉力要破除、压抑自己伤春悲秋的文人情调那“一方面”(下面写道:“弦开雁落诗亦成,笔力未饶弓力劲”,无非自夸能文能武,重点还在大写特写的“壮士抚剑”、“唾手擒胡”之类);《春残》,“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则仿佛在提醒别人:别忘了我除了文那“一方面”还有武这“一方面”;因此《小园》中的一首:“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便并非闲适、豁达、历尽沧桑后的返归澹然,而是不忿与委屈,就像他在另一处(《月下醉题》)说的:“闭门种菜英雄老”……可是,虽然他作了许多努力,但排除钱锺书指出的特定时代气氛的影响,单纯从文学的角度,陆游成功的,终究是文“一方面”的作品,即“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等文人情调一类。借用其名句,陆游“诗中征尘杂酒痕”,我喜欢的是其“酒痕”而非“征尘”,例如《度浮桥至南台》的尾联,“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听横笛坐榕荫”,恰是那两个方面的并列,但可堪吟味的便是下句而不是上句。他武人化的“征尘”方面内容,能使我欣赏的,只是“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这种能放大到整个人生、广及整个人类的深远喟叹;或者“楼船夜雪”、“铁马秋风”、“铁马冰河”这些其实与文人情调方面相通的、“烫贴景物”之句。

《宋诗选注》中,钱锺书对陆游没有了《谈艺录》里逞笔为剑般的放言无忌,但还是不无言语背后的含蓄微意,尤其于“打虎”一事的注释,讽刺的味道已跃然纸上了。

曾有陶喻之氏撰专文《此身死去诗犹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1996年5月31日),谓《谈艺录》与《宋诗选注》对陆游的评价前后矛盾;《谈艺录》之议陆游或另有所指,借之警醒文人消除功名之念云。

联系到《谈艺录》著于抗战时期,陶说也不无道理。问题是陶称《宋诗选注》对比《谈艺录》对陆游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在我看来是他没读懂钱氏在特殊时日选注宋诗的不得不的隐晦含蓄,甚至把钱的反话当正话读了。其另一例证,说《宋诗选注》所收以陆游一家最多,也说明不了什么,选家之难,身不由己,钱氏在五十年代的初版《序》和八十年代的港版《前言》都已讲得很清楚了,此书的选目并不能完全反映钱氏真正心意。如果我们非要采用别的因素,那么《槐聚诗存》所录1989年的《阅世》诗,自注用了陆游诗的典故,难道我们就可以凭此说钱氏到老都对放翁念念不忘、独有心得?

可说明钱锺书对陆游评价没有“前后矛盾”的,是《谈艺录》六十、八十年代时曾作几与初版等量的“补订”,(按钱氏诸作之补订绝少完全否定自己过去的论点,且分别列出,而非暗中偷换,甚得识者称赞,见出其堂堂正正的学德,及一向反感篡改历史、改造回忆、“自我整容”,而不屑以身试之。)对陆游作了篇幅更多举引更繁的批评,尤其于武人化那“一方面”,指其好言兵论战不仅“作态”甚而“作假”等等,比当年贬斥得更严厉,嘲讽得更辛辣。又据陶氏说,撰写于六、七十年代的《管锥编》也有对陆游的贬词。(按《管锥编》与《谈艺录》研究范围一前一后,以唐为界,它研讨10部古代典籍,其中并无论陆游的专章,可能一如钱氏惯有的纵横瓜蔓,在汪洋恣肆的笺注旁笔中及之吧。)这些,陶氏归之为或是“不同时代背景和政治气候影响”,或是钱锺书“滑稽游戏”的幽默笔法——前者恰好颠倒过来了,反而我们可以抬杠般以之解释,为何《宋诗选注》会对陆游的评价收敛那么多,及选了那么多陆诗,因为此书是公开出版的公家任务、应命之作,而陆游正是当时主流推崇的爱国诗人;至于后者,则简直是无话找话的扯淡了。

《宋诗选注》体现了钱氏治学一贯的特色。对于其学术,争议并非从近年始,如早在1948年,《谈艺录》初版刚出,钱的好友夏承焘便在9月17日日记中评为:“博览强记,殊甚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次年1月7日夏于日记云:“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但不久批判《宋诗选注》的风向稍转,夏应何其芳约所写“挽回影响”的评论文章,却只对该书之“选”甚加好评,而对其“注”则不作详论,不知是否仍不能同意其“注”的方法所致?

至于近十多年来,指钱氏积卡片、掉书袋、堆砌片段、不成体系等等更不绝于耳,到网络通行的今日,马上又有了谷林所听到的那种应景之议了。

事实上,钱锺书最看不起的是学究,《管锥编》“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已成名论,他又怎会仅仅做些寻章摘句的死工夫。对《宋诗选注》,他后来表示不满意其选,因为迎合了时风;但却颇自得于其评注,“还算有价值”。当时身在海外的胡适也有相同的看法。可见钱氏及识者对这种治学方式的肯定,他是有意为之的。

后人称《宋诗选注》的意义:“突破旧的笺注模式,创造性地把注释与评论结合起来”。“结合”也者,是将观点与材料相融为一,材料出观点,却又不为之所囿,而能以观点统领之,以至到了材料组合的注释自可成论,甚而“抵当一篇美文”的化境——谷林先生此语并非吹嘘,与谷林兴味相投的止庵,曾写过一篇《说钱》,那么巧,也专门举《示儿》一诗的注文,说钱锺书“才情识见应有尽有,所嫌略少者但是一点(周作人那种)苦味耳”,若于钱文中求此,则如这篇注文,便是他“最喜欢”的云。他正是将其当文章来读了,虽然是别有所取。

按此注文举陆游死后宋与蒙古灭金、及元灭宋时人们相应的两首诗与之对照,不作任何评说,然已尽见世事的沧桑、历史的诡异、人的微渺,愿望竟可以变形异化而实现之,无言中自寓“讽刺与感伤”的悠长感叹,的是大手笔。可见钱氏的“博闻”,容可“上网解决”,然搜集资料后的取舍剪裁、以出己见,则非大才不能办。在这里,我情愿望文生义把“博闻”后的“强识”别解为“见识”的“识”,没有超常的见识为主导引领,给你“买架电脑”,哪能搞出钱锺书那种水平的东西来——虽然谷林先生未曾尝试过上网收集整理资料,故有来信中的疑问,但他称赞钱“淹博睿智”、“并世焉求”,却是完全成立的,要紧的正是淹博的背后有睿智也。

至于钱锺书直抒心得的评论,那就更不必说了。这次读《宋诗选注》陆游部分,并瓜蔓而及其他,便好好的再次领略了其学力、心眼和风采,读来每觉会心微笑,真觉神气为之清朗,在偷闲的晴好绿窗下,得销片时夏炎。

钱氏其他著述文章也时令人得类此的赏心。如这本《宋诗选注》的港版前言,便使我感觉他把平常射向虚妄人间的“讽刺和感伤”之箭也射向了自己,好像微笑说:我是明白的,但一样免不了在时代中人的悲哀与缺憾。而他又是如此清高洒脱,不怕把那悲哀与缺憾展示给后人看。这是一个至高的境界,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揭示,在那份无奈与幽默的混合中正显现出大智慧来。这种钱氏作品中屡屡可见的智者心怀,尤使我叹服不已。

只是到近年,钱氏晚年引起媒体关注、成为新闻热点的几件事,其处理,主要是杨绛的处理,我认为很不得当,也不得体,因而有所腹诽,情份略减了。不过,终究叹息如此聪明,世间聪明人难得,也就爱惜难舍——我前面所谈,仿佛是要加入一个已冷的战场,“为钱锺书声辩”,实质并非如此。我也认为钱氏无论治学还是为人确有可议之处。但我有幸在他尚未被在大众范围内炒热、未被捧为“文化昆仑”前就倾慕之,个人的敬意不曾掺了任何杂质和外界之力,干干净净是自己的选择;后来也从来没有在心中神化过他,或假情假义地把奉为宗师。我只视钱为一位可亲可近的、时时令我欢心的聪明才子,所以无论别人的攻击、自己的微词,原也不曾太有损对他的喜爱。

谷林在《期待》文中讲了一件“令人难忘”、“石破天惊”的旧事:《宋诗选注》刚出版即遭批判,叶圣陶先生却在公开场合,“举起书朗声说道:‘不管他们怎么讲,反正我喜欢这本书!’”我想,“喜欢”比起容易引起失望的“尊崇”,是对一个聪明才子更恰当的态度。谷林“期待”“新世纪里,又一位钱先生将重临人间”,然而要这样的人才再现,岂是易事。所以不管怎样,我到底还是喜欢。

(按:谷林先生惠寄的《期待》一文复印件,除一如既往自行标出排印之误外,还在所引陆游《示儿》注文、钱锺书原引的“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三《书陆放翁书卷后》”一语的第二个“书”字旁,标了一个问号。他所据的《宋诗选注》是人民文学社1979年第三次印本,我手头的是该社1989年9月第二版、1994年4月第三次印本,仍作“《书陆放翁书卷后》”,但在前面的陆游本论第二条注中,也引了林氏此著,却作“《书陆放翁诗卷后》”;我未见《霁山先生集》,推测文意当为“诗卷”而非“书卷”。——《宋诗选注》后来至少重印过三次,收入人民文学社今年出版的“大学生必读丛书”,以及三联社去年、今年分别推出的“钱锺书集”繁、简字体本;尤其后两种,均声明各做了修订错讹的工作,但这一处都未曾改过来,对比之下,无疑使人感佩谷林先生的细心了。)

2002年7月

钱锺书第21节 满堂花醉

毕业后购、读钱锺书,尚有几次感触。其中1997年9月关于罗俞君编《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一版)的笔记,稍为完整些,录如下。

从《钱锺书散文》中新读与重读了一大批佳作,再次感到,见识、学问、才情,我所标举的这三者钱氏均达极致之境。唐末贯休和尚《上钱尚父鏐》诗中有两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我喜欢多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物当得起这境界,现忽想起,这一位钱家后人才配!

所谓“一剑霜寒”,是钱氏英风傲气,笑谈纵笔,不知放倒了古今中外多少才士学人,尤其是他那些“少年盛气”之作——在《〈美的生理学〉》中,他评此书曰:“作者是少年人,所以意气非常之盛,兴会非常之高,对于老前辈谁都不买账,挖苦俏皮,无所不至。”又说:“作者因为少年盛气的缘故,似乎过火了一点……少挖苦前辈的诞说而多坚实自己的论证……那岂不更好么?”其实钱氏这样教训那作者时,自己才二十出头!他自己写起文章来,也是“挖苦俏皮,无所不至”的,那作者也逃不掉钱式俏皮的连消带打。——我不是要挖钱氏老底,其实我就欣赏这种痛快淋漓的挖苦俏皮、“对谁都不买账”,“过火”一点,那又何妨!

当然,挖苦俏皮须在“坚实自己的论证”的基础上,这标准定得很对,钱氏是做到了的。有学问打底,才能从容笑骂,剑扫千军。只举一例:《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其价值岂止是指出中国文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这一特点,该文本身就是在示范着正确的做学问方法。惊才绝艺集于一身,钱氏才有底气说:“直谅的‘益友’,我是没有的,我也不感到‘益友’的需要。”(《谈交友》)

钱氏剑锋,有一瓣出众之芒,是其“固有的文章手法的一个特点”:喜用且善用比喻。

他的比喻,往往出人意表,又贴切绝妙。他并非为比喻而喻,在他那里,比喻与被比喻的原物之间,不是陪娘与新娘的关系,但求衬托出新娘花容月貌,管他陪娘成了木头人;而是夫妻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公不离婆,说着哥总能道着弟,既能说明了被比喻之事物,而比喻本身又绝不会闲着只做陪衬。他或是把比喻物与被比喻物一并说明了,比如:“文字呢,当然是随人立义的,但是也有一个界限——以不侵犯旁的字为界限,像自由一样。”(《〈落日颂〉》)更多的时候则是连带着嘲弄比喻物,比如在《〈围城〉序》中说,此书本献给杨绛,但“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名说交付出去,其实……放手而并没有脱手。”类似的例子还有《作者五人》中把一本书比作诗,《说“回家”》中把心理活动比作战争等。

顺带一提的是,钱氏对比喻手法本身是有清醒认识的,在《说“回家”》中,他指出“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但同时又强调:“比喻只是比喻。思想家的危险就是给比喻诱惑得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把比喻上生发出来的理论认为适用于被比喻的原物。”——也许是要力避此弊,钱氏才首先咬住被比喻的原物的特点和“理论”,再反过来施于比喻物身上,从而既避免了“妹仔大过主人婆”,“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又焕发了比喻物自身的光彩,夫唱妇随,相得益彰。

学问与才情之外,更重要的是见识。这方面于我,尤觉“满堂花醉”——这个比喻要优于“乱花迷人眼”,后者只是悦目,“醉”,则是赏心;就是说,钱氏的许多妙论,都是言我心所欲言,或者我心底潜意识中本有此倾向,经他锦心绣口地说出而成为明晰的观念。读这样的会心之论,常觉足当浮一大白——

钱氏有通达而健壮的人生观。他看不过才子常常怨命怨天、满腹牢骚,认为我们应该“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青年时代多愁也是正常的,但此后便当是:“梦是不做了,因为他知道醒着也是一样做梦;依旧有海洋般深的情,海洋般大的愁,但是不无风作浪。”(《〈落日颂〉》)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极为贴切,也足让人生阶段转折者警醒。

钱氏的历史观也让我注目。他接受历史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每一个存在的时代都是应当存在。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批评奢谈现代“时代精神”、“尤其是那般唾骂现代而醉心于古希腊罗马的学者”没有史观。(《旁观者》)更多处批评那种为己所需而臆造历史的倾向,“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上),“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且这种臆造出来的“黄金时代”随时推移。(《近代散文钞》)他赞赏《休谟的哲学》一书,在于该书作者“从来没有露出后来居上,今是昨非的态度。”从而指出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非今日的标准尺度去看待前人,尊重古人、尊重历史。另还提出:我们只能相信历史现象有因果关系,但不能断言某某为因某某为果,且表面上的因与果,往往有史家无以尽识的貌同心异处在起作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人先自主张了魏晋文学为正统,遂视唐宋文学为逆流,但其实,“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的好恶来定‘顺流’、‘逆流’的标准”,这“不能算是历史观”(《论复古》);历史并不会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而按部就班地推进(《〈走向世界丛书〉序》)……等等的当之论。

这是一种理性的历史观。(有时甚至理性到了冷酷的地步:《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一段说,文学史上一些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往往“浪盗虚名”,但却不可抹杀其影响,“得虚名者虽无实际,得虚名要是实事,作史者须如其实以出耳”。“反之,小家别子,幺弦孤张,虽名字寂寥,而惬心悦目,尽有高出声华籍甚者之上;然姓字既黯淡而勿章,则所衣被之不广可知,作史者亦不得激于表微阐幽之一念,而轻重颠倒”。就是说,由他们埋没去吧。时势造人弄人,读这段话,令我怅叹。)钱氏在阐述这种历史观时,少取挖苦俏皮,而多以正面的评述出之,但其实还是一种嘲讽,对人的嘲讽,因为他还原了所谓万物之灵、全知全能的人,面对历史时的恰当位置、正确处境——渺小的位置,无力的处境。

正由于对所谓史家的人造历史看得深透,遂使钱氏对回忆录、自传、传记,以及相应的考据、索隐、钩沉、搜佚等等研究工作采取了鲜明的不信任乃至鄙视态度,在《模糊的铜镜》、《致彭祖年》、《致黄裳》、《致郑朝宗》、《被考验者的博取善意》、《〈围城〉序》、《〈人·兽·鬼〉序》、《答某记者问》等等地方,都有这方面的冷嘲热讽、妙语与直斥。

但那些大而化之的总论,钱氏同样颇诽之。如《〈英国人民〉》里批评了那种关于国民性的整体论述;《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讽刺了那种凡中必旧、凡西必新的文化观。

……

满堂花中选取我最醉心的这几瓣(还有认为愿望不可倚,反对推求诗作的世道人心的背景,批评少年老气、自恋等才子通病,等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出于虚妄。钱氏嘲讽的拒斥的抨击的一切,在他眼中,全为虚妄。

大抵多见多思之人,到最后总于世间万物得了虚妄的洞察,惟所取应对办法不同,遂有各种面目。如周氏兄弟,兄是知虚妄而奋斗,压住绝望悲凉作无望的冲锋,耗力太过,“中道崩殂”,成败一言难尽,惟留精神烛照;弟是知虚妄而消极,避入自家园地,人虽长寿却“多辱”。总之,大都难有善果。至于钱锺书,则大概是那充满幽默、嘲讽、俏皮的智者心怀救了他,使他一路在挖苦人间,却没有不耐烦,只是微笑地在虚妄中营造自己的学术之塔——此乃知虚妄者最佳、也是最高明的抉择;当然,怕亦最难。惟对钱氏说一声:善哉,善哉!

近年见友人安迪兄《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记钱氏在私下交谈中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态度与某公开场合迥异。我的旧笔记中有次认为钱、张风格相似,是1991年10月读《人·兽·鬼》(海峡文艺出版社,“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91年5月一版)后,对其中几篇小说的感想,略云:

《纪念》落笔在人世间,写情的幽婉文字,颇与张爱玲相通。《猫》写世态写上流社会,已见《围城》缩影,而最后情爱只落得一个笑柄,草草萧索,这后面透着作者的悲悯眼神,也有着《围城》“草稿”的味道。

钱锺书不但散文、小说精彩,论著也极漂亮好看。我喜欢《谈艺录》的“东”拉“西”扯,旁征博引,犹如拆开亦成片段的一座七宝楼台。1991年1、2月时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新一版、1988年2月二印),则赞为“从没读过这么舒服的理论书”,并说:

最喜欢那文风,像汤汤流水,周密也是水分子的周密,而不妨碍水流的随意畅顺。谈文说艺,总有一丝悠然、一抹微笑。更妙的是在论述(以及庞杂的注释)中偶尔有感而发,岔开去几句议论,由文艺到世情,甚而再返及自身,都那么曼妙自然、意味深长。

下面,不可回避的是,《到底还是喜欢》中直言的对杨、钱近年“有所腹诽,情份略减”问题。

我一向轻蔑吃古人尸、食名人饭之流,喜爱钱锺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无聊研究者的冷嘲热讽、拒绝呵斥。但钱氏夫妇晚年与几个研究者打的几场仗,我却略有微词,觉得他们的表现非智者所当取。1998年9月关于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一版)的聚书录,曾作私下的具体分析,就不抄引出来了。——我购此书,及田蕙兰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二版),固然有书里书外其他原因(如李著论钱氏与我乡先贤张荫麟之关系部分,令我感兴趣;田编则因得见时钱锺书刚去世,购作个人的微薄哀念),但,也多少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即对这样的研究著作有了同情。

1998年12月关于《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的聚书录,曾借一幅丰子恺漫画抒感。这幅画,如其题诗:“家住夕阳江上村,一弯流水绕柴门。种来松树高于屋,借与春禽养子孙。”我乃比喻说:

对研究者同情,因人类的创造几被前贤历尽,认真说来,谁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呢。是大树,就免不了要让春禽在上面求栖身、养子孙,钱氏自己的《谈艺录》、《管锥编》等,里面就岂止一二大树,简直是前人的浩瀚森林收于其中。关键是看那春禽怎样对待大树,以枝干为巢、以花果为食,是正常的、自然的;至若吸尽树液、刨起根底,乃至摘片叶子作自己的遮羞布或冠冕去招摇撞骗,则仍为我不齿。

——惭愧的是,我虽绝无以“写在钱锺书边上”作自己“冷淡生涯”“小补”之意(也没那个能力),但到底只于这样一棵大树采来几片花瓣与叶子,殊不称私心之倾伏。惟有抄录写于1998年底最后时份、上面那篇聚书录的最后几句话作结——

读钱锺书身后事的报道,其中引杨绛的话:后事简朴之至,是因为钱锺书“不喜欢一切世俗的事物”。

“不喜欢一切世俗的事物”,简单的一句话,却是多么重的一句话。我不禁点头叹息:“三生慧业,不耐浮尘”,说的就是钱锺书这样的人吧;所谓“谪仙”,就是这样的人吧!

2004年11月整理

钱锺书第22节 钱缘之前缘

对钱锺书(以及杨绛)的喜爱,在我个人的读书生涯中是比较早的,此即《到底还是喜欢》所谓“有幸在尚未被炒热前就倾慕之”。

念中学的1984、1985年左右,从图书馆借读了《围城》。那时还是个毛头小子,一路读一路笑,然而读到最后那段话:“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与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却不由得嬉笑变成了沉郁。这个“乐极生悲”的少年阅读经验,印象如此之深,使我对那些贬《围城》为浅薄者,总怀疑他们有没有认真体悟这个结尾。也由此,“讽刺与感伤”成为我所悬的好作品标准之一。

1989年10月,在书店见到《围城》重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一版、1989年9月六印),那时它已畅销到几日间只卖剩最后两本,我不顾囊空都买下来,一作己存,一赠大学知音。——那个黑色灿烂之秋,从那位朋友处还借读了杨绛的《洗澡》,如嚼橄榄,淡淡回味,同样喜爱叹服。

说到杨绛,她的《干校六记》我也是在初读《围城》的中学时,在家乡小邑买的,那应该是初版,记得封面是蓝调,画着树木农舍。1989年大学暑假的西北之旅,带着路上看,不慎遗失在列车上,为此还遗憾了很久。回校后的1989年9月,则买了她的《将饮茶》(三联书店,“读书文丛”。1987年5月一版)。到毕业后的1992年5月,在京城重购《干校六记》校定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一版、4月二印)。

这几本杨绛,都带着那位友人的隐约影迹。而更明显的则是钱锺书的《谈艺录》。

此著之令我击节,详见《到底还是喜欢》一文所述。不过,虽因同贬陆游而欢喜,它的深奥内容和书价,始终令当时念大学的我犹豫。1989年9月的一个黄昏,过访友人,其正搬张凳子在走廊看此书,我拿起来翻翻,见扉页上写着:“留予退休后与某某(按:其恋人)共读。”友人在明朗的夕照余晖中有一脸灿烂的笑容。我被那句话展示的情景感动了,也猛然醒悟:是啊,这真是一部可以在晚年与爱人慢慢读去、不会过时失效的书。

于是,去书店买下这本《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一版、1988年10月三印),连同杨绛的《将饮茶》一起。

其后发生了太多纷乱的事情:友人与那某某转眼分手,以及其他的缘起缘灭……

友人毕业后多年一直漂泊无踪,只有零碎的联系。1994年10月,我忽生写一组“致敬集”之念,记述对心中的大师的购读感想。第一篇就写钱锺书,巧合或者天意或者默契的是,初稿甫成,那友人又注定地在秋天来信。于是通电话时,特意问起当年那本《谈艺录》;却原来,已遗失在多个城市的流迁过程中了。

于是,《谈艺录》对我的意义也就超出了学术价值,而成为年轻时代的一个见证。它让我记得,那时我们曾拥有美好的愿望,并敢把这愿望定得天长地久,并因为这愿望的能实现而有灿烂好看的笑容。同时,它又像是《围城》结尾处的那个老钟,在不知情中,在毫无瓜葛之下,成为人生的讽刺与感伤的一个见证。

2004年11月整理

董桥第23节 红花白花的夏天

这是夏天。阳台上,开了白色的茉莉、红色的蔷薇。楼下草坪,米仔兰也开了朵朵小白花。街道上则是高大的花树了,乳白的白玉兰,香气涌动浮溢,让人恍惚而舒服;猛红的凤凰花,单纯热烈,是少年的炽野无心……

阳光,白云,炎热或微风。高楼静午,偶有几声蝉鸣,一张藤椅,坐对红红白白的自家花木。抽烟,喝水,读一本白色的小书,泡一壶初夏的好书。

是刚从出版社邮获的董桥《这一代的事》(三联书店,“读书文丛”。1992年10月一版、1994年12月二印)。收入的文章,大多已从别处读过了。却也不讨厌,正好借此重温,再看一遍也是好的——值得一读再读、总能带来欢喜回味的书,很少,董桥文章便是这样的手笔,他是有此魅力的不多者之一。

在《自序》中,董桥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这三者恰好也是我对大手笔的认同标准。不过,关于情,董桥和我指的都不是浓烈的情感。我指的是才情,至于董桥,他亦最反对浓情,在《满抽屉的寂寞》中,他已借怀念徐訏的文章而专门把这个观点谈得很透了。他的所谓“须情”,照我看是一种含蓄地流露着的心事,不是河溪那样流动的感情,而是花枝那样伸展着的心情。是静态的,流动也只是根茎内汁液的流动,滋润花枝的生长,而不喧哗外流。因此董桥文章有一种微微摇曳的风情,也像花枝,在微风中轻轻摇动。他的文章动情之处,便像劳伦斯夫人回忆录的名字:“不是我,是风”。文人之情,到得这个境界,实在难得,因而耐赏。

读罢全书,更觉与董桥的贴近。“情”如上述,“学”,董桥旁征博引、旁敲侧击的学问,也为我佩服而喜欢。更关键在于“识”。以前很欣赏他的一个通透见识:对社会大势的认同。“大势是这样走的了,没什么好抱怨的”。(《星期天不按钮》)这种不酸不迂的识见,自然颇称我这样投身现实的软弱俗子的心,仿佛得了安慰。这回读了《这一代的事》,发觉事情还发展着:认同了现代社会之后,作为文人气息已入骨血、心事总难脱净的人,下一步该如何走?董桥此集中,便有多篇文章展示这方面的“识”:

——文房四宝、雅舍书斋已不容于潮流,打字机等等机械文明已摧毁了古雅逸致,那么,“运用现代立体效果数码录音技术捕捉当年肖邦的千缕乡愁”,也是好的。(《听那立体的乡愁》)

——当世事“违反他的脾性,凌辱他坚信的恕道,伤害他的专业知识”,也不后悔当初奔波世事的“那一段旅程”,只是“客客气气地递上辞职信”,“回到书房去”。早在操劳世务之时,凯恩斯已在周末到庄园清除小路上的杂草,于是,他有了“又干净又悦目的沙砾小路”这样“后头的退路”,这才谈得上“每个人都有权写辞职信给社会”。(《凯恩斯的手》)

——凯恩斯如此,马克思也如此,做入世的学问疲倦了,就到海边度假,躲在书房里翻翻书。“‘你现在怎么什么事都不做了?’马克思笑而不答”。(《马克思博士到海边度假》)

——商业社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始终建立在物质的庸俗基础上”,消费品至多只有些“廉价的温情”。但一张贺卡,“用柯式印刷机滚出来的画面和字句”仍然能“打动唐诗宋词那样古老的中年父亲的心”,并由此看到“科技时代的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始终没有脱离源远流长的人情规律”,“不必在电脑面前皱眉”。(《撒在沙发上的文化史》)

——在机械文明嚣张的今天,看破世态的“读书人跟社会格格不入,本身又不能突破重围、摈弃物质的牵制”,不能再像古人那样“归隐田园”。既然这样,“硬要做到与世无争”,就“大可不必”了,不如“老老实实出去找饭吃”,余时则“关起门来种种花,看看书,写写字,欣赏欣赏《十竹斋笺谱》之类的玩意儿”。(《访书小录》、《另外一种心情》)

……

看破世事已成定势,不可违,不可为,也无力违和为,但并不抱怨和叫嚣,并不悲叹世风日下,并不“以笔为旗”独行“荒芜英雄路”,并不讨论如何找寻“失落的人文精神”……这是一种见识,说到底还是对人类和世界的一种宽容和体谅。但并不那样之后又当怎样?这是董桥所探讨的,也是我关心的。董桥于是给了像我这样不屑于“那样”的人提供了很好的选择——

虽然我们未必都能如凯恩斯和马克思,有干净悦目的退路,可以向社会辞职,回到后花园点灯;但至少我们还能在老老实实出去找饭吃之余,回到书房中去,听听看看现代激光音像,欣赏一张贺卡、一堆藏书或一束字画。没有田园可归隐就赏玩纸上的胸中的园林(《读园记》),把文化作为小装饰品(《喜欢弄点文化的人》),吃吃下午茶(《我们吃下午茶去》),读读友人书札(《“一室皆春气矣”》),翻翻抽屉里的旧物(《满抽屉的寂寞》),搜求旧书、好书,玩玩藏书票——这是董桥。或者像我这样,读读董桥,用一份心情去看这晴朗好夏的红花白花,无论属于闹市街道的还是自家阳台的。阳光和熏风是好的,一支烟一杯冰凉金黄啤酒是好的,蓝天白云是好的,屋外的风景和室内的心爱家具物什是好的,偶发小兴做些无聊的书房小事是好的。

并且不觉得这些选择如何了不起。“买书藏书,完全为了自己开心:花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种开心”。(《谈谈谈书的书》)正如我一向认准的:读书于今天的我,纯粹是一种消遣,与其他的俗乐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让自己开心而已,它们之间甚至互可让路。或者有时也不一定是为了开心,只是“寂寞中的一种慰藉”。(《另外一种心情》)“玩玩而已,‘而已而已’”。(《也谈藏书印记》)“完全是一种寄托”。(《关于藏书》)

所以也不苛求:“这些东西,偶然过一过目,就是有缘,应该满意”。(《访书小录》)“偶得而存”就好,不必飘飘然。(《谈谈谈书的书》)

总之,这不是什么头巾气的“志”,没那么清高。(《访书小录》、《另外一种心情》)董桥颇欣赏唐弢的一句话:“对于那些目的不是为了考状元的人,我自惟还能了解他们的心情。”

我们回到书房,或者回到红花白花等等,目的不是为了考状元,纯粹是一条退路。凯恩斯和马克思可以抽身而退,我们凡辈不行,还得老老实实出去找饭吃,但身内的心总归要有条出路。董桥和我选择的,无非是个人不能给社会写辞职信而作出的心灵的辞职。这真是“另外一种心情”了,正如董桥在该文所引的两句诗:“味水情何淡,居尘意不同”。

居停于尘世,独自品味着自己的水源,却不觉得有何可矜、有何可卑,心情遂也就清淡……且容我狗尾续貂,说:对于像董桥这样的人,我自惟还能了解他的心情。

因为我也正是常有这种心情的人:明白了时世之不可逆,有所叹息,有所欣赏,但不完全偏于哪一方,因为这时世虽切身,却不贴心。不贴心也不等于要把自己抽离出去,人仍居尘,与世共舞,不认为自己可以是这时世的例外,可以有权诅咒和自己一样承袭着人类共通弱点的其他人,有权抱怨自己多少领着其好处并且其实也根本离不开的这个时代。只不过,因为天命或者偶然,我们与别人略略不同,是在找饭吃之余还要给心灵找出路,而这出路又跟一些人的出路稍稍有异,如此而已。这出路,或者退路,概括来说,是辞职回书房。当然,这只是心的辞职、身的业余生活。这书房又不是要考状元者的书房,只是一种寄托、慰藉、开心、消遣,和别人的其他方式的寄托消遣没有本质之别、高下之分,因而也并不太看重,不给自己增添使命感的负担、飘飘然的负担、苛求的负担。

事情就是这样了。这样抽丝剥茧之后,把另一些生命形式排除开去后,我便与董桥站在一起。此亦即读罢本书后与董桥更感贴近的原因,偈曰:

找完饭吃回书房,站在桥上看花色。

1995年5月31日—6月1日;2004年12月圣诞节略删订。

董桥第24节 董桥残雪二题

《文字是肉做的》

从“断桥残雪”的杭州携回了《你一定要看董桥》与《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7年8月一版)。这是董桥“英华沉浮录”专栏的头三册合选本,由陈子善、安迪和刘天炜选编,刘还设计了正文版式。

这些肉做的文字,怎么说呢,你说它太专业、太琐屑、没什么意义、文笔太散碎,可以;你说它闲闲家常中见出情趣,在语言文字这小道中“观察”、“领会”世风,寓“笑声”、“泪影”于文化现象的评说中(四词出自董桥为这选本写的《自序》之自许),是文章至境,也可以。我总还欣赏它的有趣,有情,有些也还有些意思。

《语文神游太虚幻境》里说:“我最想做的正是从宏观角度去衡量语言文字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寓意;或者倒过来借古今中西语言文字去阐释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趋势。”类似的自表主旨在他处亦多见,直言大志,不屑小道。(如第二卷的《小序》里坦承这个专栏兴趣不在于替人修改文章,要见文化之林,不见文字之树,等等。)这样说来,董桥是要做点大事了。

想头殊巨,然而大题小做,写出来的还都是些小而趣的文字。举重若轻乎?眼高手低乎?我还是喜欢这些小情小趣,小小消遣。

如果他正经我也正经,坐而论道,那么我要说,这沉浮之间就难免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见得在这些文字中展其鸿鹄之志,又失却了以前文章的水平,集内像《鸣凤款步走出月亮门》那样的佳作,寥寥无几。

“诗词古文打底是成长的养分,更是人生文化品味情趣之所自;但真正足以构成实学的,毕竟不是清风明月。”(《书房阶前的花影》)这话说得真有见识。可是清风明月固难,实学之道也大不易,董桥要在这些英华沉浮录中展示他语言文字的实学,但至少有两处是我不能同意的:一是《剪掉刘雪湖的墨梅》中说,香港要为殉职的老师建亭纪念,亭名有“敬师亭”、“春风亭”等提议,有人嫌其不够内敛含蓄,引《红楼梦》的“泻玉亭”作对比,上升到批评香港敬师之拙,是文化被野火烧掉了。(按:所纪念的老师,是为救学生而被山火烧死。)董桥对此大表赞同。然而,现实社会到底与大观园不同,“泻玉”当在文人雅士成堆的红楼,“春风”则适宜公众,因为这名字不深不浅,正是合适。公共建筑取名如太深奥,那就迂了。二是《诚诚朴朴的读书人》,记前港督卫奕信在一条郊野公园径启用典礼上的讲话:“非常高兴,因为本来有一个希望,希望能有这么一条路在这山地上;今天看到了实际有这条路,感到非常高兴!”董桥赞卫氏诚朴,深合我心;但接着又评论:“最难得是(卫氏)懂得叠着用‘希望’,既有力又有韵味。”这“懂得”二字却不自觉地流露了董桥的文化贵族心态,这种赞扬背后的高高在上气味殊不可取。叠着用“希望”和“非常高兴”,这不是卫氏“懂得”语言文字之道,而恰恰见出他那种没有文人气的“诚诚朴朴”。

这两个例子说明,因了存一番大志,把其“实学”去硬套“社会现象”和“肉做人心”,有时就会失之于书生气太重,“似可不必”。

大志是好的,我佩服;实学更是好的,我尊重。我极同意前引其关于情趣与实学的恰当位置的那两句话,情趣到底是枝枝节节的小道。然而第一,一向反对大志的董桥这回也要高瞻远瞩胸怀大志起来,叫人多少有点别扭;第二,董桥的长处在于清风明月,及从中透露的通达见识,从而写出一手好文章,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要比“实学”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舍长取短,为芝麻失西瓜(对他自己而言),未免可惜。

当然问题也可能出在我自己身上。《“我看着舒服”》中引一趣事:老舍喜收小古董,不计破烂,但求喜欢。郑振铎看了其藏品后说:“全该扔。”老舍回了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视大笑。——我看重董桥的好文章、好见识、清风明月,轻其大志与实学,就有点像老舍了:自己眼力浅拙,不识好歹,只图看着舒服。“人间是匪窟贼窝,夜色渐渐深沉。……所以,开心的时候且尽情开心。我们都要宽容,要慷慨,要体贴,要好心。在这个沾亲带故的小世界里,乐趣当然是要有的:可口的饮食,温柔的微笑,茂盛的果树,还有翩翩跹跹的几曲圆舞。”《吴霭仪的信笺》中引了吴印在信笺上的这段一部电影里的话。我自叹不学无术,欣赏的就只是这些东西,而不像董桥还要“与吴霭仪商量语文训练之策”、“深刻体会两种文化”。这实在辜负了董桥的苦心。

不过,“不贤识小”也自有好处,是因此而仍能保持对董桥的喜欢。前面说的,如果算是对他的批评,那只是因为跟他较起真来,大家都说正经话而已。若用我“不贤”的本心、“识小”的本来眼光观之,则这些小文章是好看的,“寂寂寥寥无个事,满船风雨满船花”。(《文章不长皱纹》所引前人句。)是消闲解闷的好东西,我就是购后即从杭州飞回广州的夜机上开始一路看来,零零碎碎的消遣。(这其中的知识我也是汲取的,不过仍是抱着闲中得之的心态,而不是悬了求实学于这些文章中的目的、正襟危坐地去拜读。)

“以小见大,举重若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滴水反映大海”,“随手拈草叶,作剑可杀人”……这是做事情的乃至人生的至境,值得追求。董桥这些专栏文字似存此心。幸亏他“打底”的“养分”丰厚,七宝楼台虽建不成,杂锦碎彩,依然琳琅可赏,足比一般愚匠经营的空空洞洞的商品房养眼怡神!

1997年12月

《博览一夜书》

因读上书后评价不高,当董桥的“英华沉浮录”全部10册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引进,更名为“语文小品录”系列,收入“万象书坊”丛书于1999年1月出版后,我便不想全要,只请周生代买两本以存其貌——我当时未与这套书照面,看过广告后私下属意其中说出我心事和心意的两个书名:《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天气是文字的颜色》。而周生为我挑的恰恰是这两册,令我十分惊喜。如此相契(他喜欢我也喜欢)和知心(他知道我喜欢),大可感念。

1999年8月得之。书的装帧一般,但小巧的开本很可人,正足一握,闲闲看来。已另撰《但求一聚,桥边凉亭》记其读后感。

到2003年立春次日,与周生逛书店,于五折架上见此“语文小品录”另一本《博览一夜书》,以价廉不妨多收。其咬文嚼字的主题内容我始终不特别感兴趣,而另一些文字则被辽教社删节(董桥并不仅是只懂谈风月的风雅名士、掉书袋的酸迂文人,删去的自是其另一面);剩下来只有间中的品藻人物、介绍书事,并带出他自己情怀、见解的琐琐闲笔为我爱看,虽是细碎漫谈,亦足养兴味,长见识,消长夜,悦心目。

比如关于我前不久才重新认识的金性尧,《读金性尧史评漫兴》一文中引了扬之水为金著《饮河集》作的《跋》数语,谓金性尧文章“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董桥表示赞同之余,进而指出金氏做到这点,“靠的是他的见识和情味。”我也深表同意。

董桥自己亦有此数端好处。如《“老先生高论极是”》谈到自己与书相系的一生,有谓:“说书痴、书缘、书话,那是清闲岁月中的风雅情事,有固甚佳,无也何妨”,便是他一向为我欣赏的通达见识,“高论极是”。

这样以细微体贴的心地、敏锐的眼光而道人所未道者,还有《译事漫议》中说到周作人译的《如梦记》。他“老实说”“还是比较喜欢”周的译注,至于译文本身,“有的地方大见文采,有的地方笔力却弱了”。——对知堂的译笔提这样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一家言。

但有一处,我深有同感却捉摸不准董桥自己的意思。《给〈雅舍小品〉增肥》,引梁实秋《出了象牙之塔》一文:“早已到了该出‘象牙之塔’的年龄的人,偏偏有些位还不出来,还在里面流连迷恋着!还想把所有的人都往这塔里招!”董桥说:“这样的立论我是同意的,这样的‘文艺中年’现在也还有,但是,我不觉得这种现象值得梁先生花大气力去写。”——为什么不值得写?董桥这样说,究竟是对“文艺中年”的好意还是轻视?好教我这自嘲又自爱的“文艺中年”猜想!

而全书最足欣快的是读到书后的总跋。这才知道,此书除了与已得的另两本是同一个朋友、同一间书店(周生所赠也是在此买的)之凑巧外,还有一样恰好:却说当初让周生帮我选购,要求之一是要有全书序跋说明,他说本本都有(所以最后就随他做主了);周生指的是每本书前都有辽教社的《作者简介》、《出版说明》,以及董桥的自序,但这本《博览一夜书》却有其他诸册所不备的《〈英华沉浮录〉跋语》——原来折价书堆中这唯一一本,正好是全套书最后的第十册。无意中得遂本意,诸种巧合、缘份齐集其中,虽是旧版小书,也足为新年迎春的佳物之一了。而这“跋语”中关于“既有旧时月色的影子,也有现代人事的足迹”的总结,还让我找到董桥情意所系一以贯之的证明,写入了《时时刻刻,总是从前》。

个人的“旧时月色”,在写作《时时刻刻,总是从前》前后屡屡重临、遥遥轻触,低徊不能置之。可是,正像朋友劝说的,董桥在此书中同样有一番劝戒。

那是《说得体》一篇,谈做文章、做人要得体(另《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也涉此话题,所引陈寅恪、唐振常深得此道),最后又说:“还有一种文章写得得体却未必可以得分;人生毕竟有许多话实在不必多说。”举的例,正是一桩情恨。(唐玄宗把江采苹打入冷宫,后又送去一斛珍珠,她不受,作诗一首连珍珠一并退还。董桥说,那诗虽好、虽得体,“却可以不写,只把珍珠退回去,反倒得体了。”)

“文艺中年”,有些东西写得再得体也还是不得体的!达明一派散伙前唱:“可不可一起安心……”不可,那就各在自己的命定人生中安享浮世的一点点安好、安逸、安稳吧,那已是安慰。至于“旧时月色”,纵有许多好的故事,完全可作文学的优美素材,也实在可以不写、不必多说;所以,《时时刻刻,总是从前》最后只能说:“无从言说……”

2003年2月记,4-5月整理

2005年1月与上篇归并合辑

董桥第25节 但求一聚,桥边凉亭

周六,天气晴好。踢球前后,读了两本董桥。

中学同学时常约一起踢球,屡屡推却。这回想到自己确是太眷恋于书而疏淡于“人”了,虽说体力已不堪、对足球的兴趣也由踢转为看,但想到他们的“踢”,也无非是借机会聚一聚,且热闹喧哗一下也是好的,是贴近活的人生的,遂兴起参与。

动身之前还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不多不小的一点时间,安安静静的秋日晴午,最合适的消遣便是董桥的小书了。在阳台藤椅上坐对花木,读罢《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然后才去球场。动与静、粗犷与清幽、群伙与私己、旧同学之聚与喜爱书之聚,两不偏废而皆得之,虽都只是一点点,但意思到了,也就好了。

晚上回来,索性又躺在宽大的布沙发上,把“语文小品录”的另一册《天气是文字的颜色》也读完,心满意足。

在《一封回信》中,董桥引他人对这些“英华沉浮录”的评语:“竟渐渐读出您的一团和气来”;他自表:“我一向相信文章随人而老”,这专栏不再像最初那样火气旺盛地常挑人家文字的毛病了,“不如多多留意古今中外可观可赏的文字和有情有趣的故事,在营营役役的社会追逐一点书香。”

这样就很好,虽然接下来他说,这样做目的只是改变一下“提高我们的语文水平”的方法——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大志。

而且,还是忍不住不时要为别人挑错纠误,教人文章句法。这些替人改的文字,有的很好,有的则属见仁见智,甚至,有改错了的(《黄星华的中文文章》,将黄“社会日趋富庶,平均家庭人口缩减”一语,改为“平均家庭人丁减少;可是……”,这加上去的分号和“可是”等于改丢了上下文的有关内容)。人心相隔,理解不易,一旦不细细体会他人文字的意思和用心,功德无量的老师也会一不留神自己“乱了逻辑”。

《无灯无月也无妨》也谈到文章之道,讲“含蓄”,“永远满足于跟西施在湖边凉亭上喝茶,不要动粗把她拖到卧房里去。”这比喻很好,不妨由此回到前文:文章随人而老,不再那么火气旺盛动粗拉扯了,只满足于在湖边凉亭上喝喝茶、聊聊天,这就够好的。——而且,若是我,会止于与西施不谈家国,只说浣纱;对董桥这些英华沉浮的语文小品亦如是,像我以前说过的,更喜欢留意的是其中引述的“古今中外可观可赏的文字和有情有趣的故事”,以及董桥因之而生发的一些议论,一番感触,一份心情,“一点书香”。至于提高语文水平的大业,挑错纠误,文章句法,则似乎不是与美人纳凉品茶时的恰当话题了。

董桥的这类文字——若以上述眼光看——似乎有知堂抄书的风味,是知堂抄书体文章在今日的回响、延续与发展。也有明显不同的,是更洋化了些,更活泼了些,在引用材料的起承转合、前后呼应、谋章布局等方面则斧凿雕琢的痕迹重了些,多少有点着意的才子气。

但共通之处更多,除了形式,还有品味的追求。例如说:“多读自然通。‘通’者,通情达理也”。(《搞什么文字推理!》)又如《才女这样自负》引用李清照对秦观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虽然董桥跟李清照抬杠,说有情致无故实的文字当然易浮泛、是“贫家美女”,但到底仍是美女;不过,在另一处他亮出自己的鲜明观点,还是要“有点情事,有点故实”,“通篇议论跟通篇抒情都要不得”。(《看那满壁缥缃》)这些在知堂看来都应是相契于心的,也是我所喜欢的。

就是这样一些情事、故实、文字、故事、议论、感触、心情、书香,令我会心:《过客达达的马蹄》说老一辈中国人有一种“谦和的宿命心情”;《忽然又怀念徐訏先生》引徐訏的话:“年事老大,心情萧瑟,过一天是一天,不知怎么安排自己才对”;《连周南也称赞饶教授》引金庸一段话,大意说别人的事、将来的事、非我们所能控制的事,“不妨置之度外,任其自然”;《回归石头记》说香港回归前夕忽然到处发现石纹如“回归”二字的石头,人们都说是天意,董桥说:“石头无言,端的可人,硬说解语,反倒俗了”;《“我怎么能早说呢?”》最妙,人生之难,往往体现于这几句话里了:“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怎么能早说?”“你为什么那么早说出来?”《花花草草都伤心》引一故事:父亲带儿子到“报春山”去,儿子一路满心憧憬,谁知到达后只见一片疮痍,草枯花谢,那小孩忍不住哭着说:“爸,我们回家吧!”……

与旧同学偶尔一聚,踢了球的他们浑身散发汗味,大声谈笑间是鲜活的感受;与董桥偶尔一聚,这些情事与故实则枝枝叶叶都散发书香,暗暗叫好或默默叹息间是清幽的回味。欣悦与惆怅都往往不能置一辞,只有如上面那样,他抄别人我抄他,站在“桥”上抄风景。

但有的还是生发了自己的联想。比如“报春山”那一则,我忍不住要打破董桥的“含蓄”,指出这种“不如归去”的情形,实在可作为人生的概括。像《儒林外史》里的盖宽与老爹去游当年大祭的祠宇,但见荒凉冷落,老爹说起他少年时目睹的盛况,“盖宽道:‘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我们不如回去罢!’两人慢慢走了出来。”不同的是,盖宽他们到底还有古事可以缅怀,他们是从风流往昔中走出来的;那个小孩,却一开始就遭逢了憧憬的幻灭——大概古人与今人,或说今人与以后的人,其区别就是盖宽他们与那小孩的区别吧!世事江河日下,真像黄小田对上引盖宽那段话的评语:“并阅者也不欲看了。”不如归去。

又如《“闲人不得索鸭”》,记一老画家被打成“反动”,当时有部话剧写一个工人打鸭子而忘了身边的阶级斗争,画家于是大画特画鸭子,题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令人发酸楚一笑。我在别处又看过一个小故事,主人公也是在“文革”中饱受打击,从此专画鸭子,在画上总钤一印:“盘中物耳”。他们都借鸭子表达了乱世中的沉郁心事。然而董桥还记述了另一个画与题语的故事:也是“文革”,也是受迫害,主角是我尊崇的沈从文。黄永玉为给这位表叔冲喜,特别画了一幅《水墨红梅图》,“时局特殊,画上并无题款,沈老只是在画的空隙处题上几首革命诗”。沈从文的字“漂亮极了”,这幅画成为收藏家的珍品。(《杜南发笔下的书画因缘》)然而沈从文自作的这些诗呢?我只能用“不忍卒读”来形容。对比那两位画鸭子的画家,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当然不是独要指责沈从文,或许那两位像他般出名、受注意,也不敢题那样的句、钤那样的印了。于是董桥只有轻轻的说一句:“沈从文也要写革命诗,真是为难了他。”

还有《一部新编的钱锺书散文》,记钱锺书曾形容教授是“先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然后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引来同学同事的责难,钱锺书于是把这句过火的话修正了,自认为这样“妥当些”。但董桥不同意:“我不认为这样改会好些。还是当初写的那一句传神。”这为我近年对钱锺书的认识又提供了一个例证,又找到了一个同道。钱氏就是这样,一时剑荡四方,转头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殊可惜。所谓“文章随人而老”、“一团和气”,那应是一种冲淡自在的境界,并不是要压抑自己的天赋特质,去充当言语乏味谨小慎微的老好人以至圣人;没有人让你动粗把西施拖到卧房去,可如果连在凉亭喝茶时兴之所至的妙语闲言,过后都要一一修正,搞到最后好像连跟西施相聚这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的话,那就太没意思了!其实,对那些“把玩笑当了真”而纷纷责难的同学同事,管他们做什么呢?可是钱氏夫妇不但要管,这些年还管了不少比这个例子更细的事、更不应该的事。当初在凉亭里与美人相会的他是如何锦心绣口妙笔倾世,然而后来他们提早把凉亭改建成陵墓的碑亭,里面伊人已去、神侃不再,换上了庄严端正供人瞻仰的圆满功德——到如今这比喻又变成了现实,风流云散,叹焉!

……

我对董桥其实也有点像对钱锺书:已不如最初那么倾心了,间有批评,但,总还是喜爱。当世上已无西施,凉亭多变碑亭;才子归道山,佳人建陵庙;连鸭子都负载着沉痛,连沈从文也要写革命诗;稍看得顺眼的旧同学的相聚都不是时时可得,“报春山”已草枯花谢一片疮痍……当此时世,不如归去吧,回到书本,幸喜通过这座“桥”还可通往一个纸上的凉亭,里头有古旧的清风秀露、淡茶美女。心情不错、偶有闲暇时,乃至心情老大、不知应怎么安排才对时,与之一聚,用那些情事、故实填满片刻的空隙,是相宜的。什么身世飘零,都不妨置之度外任其自然,谁能早说,又何必硬要解语,无灯无月也无妨,但求一聚喝杯茶,哪管半天不知茗(按:“半天不知茗”,为当时所得嘉兴秀州书局一套用陆乐作品“俗叶子”做的书票其中一种)!他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我在楼上看他;他装饰了我的心情,愿我的抄、说、评也能装饰别人的闲暇。

1999年9月13-17日,五个中午

2005年1月删订

董桥第26节 桥下小风景数片(1)

“跟中国的梦赛跑”

现在才想到,我最早读到董桥的书(那之前则是在报刊上读其零散篇章,却已着迷喜欢了),是两本各担虚名的出版物,一开始就看了一场两个“变身兄弟”有趣的赛跑。

话说《跟中国的梦赛跑》,原是董桥第5本散文集,1987年1月在台北出版。1991年5月,三联书店引进此书,稍为调整篇目,易名为《乡愁的理念》(取其中两辑的标题合成),收入“读书文丛”中出版。这是大陆出的也是我买的第一本董桥集子,1992年3月邮获,颇喜该丛书宁成春设计装帧的白、书身的小,题扉曰:“精致洁净如玉瓷的书,闲散摇曳而生姿的文——这是三月”。(后来三联又出版了《这一代的事》,亦收入这套素雅的丛书。所读之感,已另撰为《红花白花的夏天》。)

到1992年6月,花城出版社也出了一本叫《跟中国的梦赛跑》的董桥集子。不过与三联那本相反,是保留原来的书名而内容却大不相同,由天行根据董桥诸集重新编选。我1992年10月购于广州北京路那间曾带给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惊喜的隐秘的“窄梯书店”,并多买了一本寄赠好友罗生。

这本“名不符实”的书,未经董桥授权,但编辑也有独到之处。如《杂谈康拉德》等惠我颇深的佳篇,其他国内选本很少选入;又如《书窗即事》全文不删、《春日即事》虽删节而有交代,都是三联等选本做不到的。只是其封面一片黑底、抽象人形,殊非董桥格调;1997年12月我私下“修桥”时,从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上剪下几枚江兆申篆刻印文,为之另制书衣——董桥与江氏多有交往,我选用的“墨池飞出北溟鱼”、“无寥心胆醉时真”等等印文,自感略能适合董桥的情怀和风格,觉得是为这颇有好感的本子做了件代其藏拙的好事。

2005年1月整理

夏过桥,冬修桥

又是花繁叶茂的晴静好夏。1996年7月里,接连购得《董桥文录》(陈子善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一版)、《董桥散文》(江迅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一版)。

《董桥文录》是其时大陆选编董桥文章最多的集子。得之,乃结合手头搜罗到的一些集外文字,又作一回对董桥的“大读”。——董桥文字的风姿,是早已熟悉了;董桥的见识,也早就见识过了,但哪怕有些篇章已记不清楚看过多少遍,还是读得那么欢喜。

期间,自家阳台一朵小荷开放的午后,看着读着忽情动手痒,乃取久已不用的笔墨,改晏小山句,绘小品一幅“晴夏惯得无拘检,又为荷花过董桥”。——《题钟玲〈美丽的错误〉》中,董桥记他在英国乡间写作,天天埋首书房,“完全冷落了房外那个花影斑驳的小阳台”;打扫的英国老太太忍不住问他怎么不到阳台上去写,“夏天里阳台美极了!”真是大合我意。

不过,让董桥与他人比,多是“花影斑驳”的佳文;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来比,我就较不喜欢他那些过分游戏文字的浮滑之作和正正经经的头巾气之作。像此书“另外一种心情”部分第一辑的三篇长文,谈翻译、谈中国文学界说、谈老舍,读来颇觉气闷;下来到第二辑首篇《谈谈谈书的书》,只读了开首一段,即顿解先前郁闷矣。

董桥很重视文风,多次提到这一问题,并颇自负(见书后附访谈录《不甘心于美丽》)。但他所批评的钱锺书油、太顺,以及头巾气,他自己的文章也不能完全避免。——“头巾气”者,看惯了其通达美文,偶然见他正襟危坐,便感觉好笑了。

于是,我从历年积累的董桥文章中,自己做了个选目,以董桥自谓“散文须学、须识、须情”的原则,而又将“识”置于前,评选出我心目中的60篇佳作,是“又逢静夏过董桥”的私己快事。

然而,这样的去芜存精,岂独要对于其文,更要对于这本《文录》本身!

此书从董桥6部集子中选录,并收入一些集外文;每部分前均说明原集出版情况、篇数等,陈子善的编辑是较完善的。问题是删节太甚。不仅删去6种原集里的文章(这可能有编者口味问题,更可能是客观的限制。但有的文章在此前的大陆集子里都能出现,如同样经过编者增删的三联版《乡愁的理念》、《这一代的事》,里面的《无可奉告》、《判断》、《二心》、《幽默是福》、《回去,是为了过去!》等,此书都未收入),还包括文章选入而删去一些段落、句子。我对照了手头几个大陆本子,发现以编者最有名气的此书删节最多(三联版《乡愁的理念》、《这一代的事》则保留最齐全),不少是删得过分小心了,还有些是删得莫名其妙的,如《星期天不按钮》中第二段开头两句:“科技是人民的鸦片。商业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删去的原因令人费解。我以小人之心度之,难道是当时所谓“重建人文精神”、以商业为敌的知识界风气,令编者或社方觉得这话太刺眼了?

(说到这个话题便不能不提到董桥。董桥对时势的通达我多年来已再三击节,而这次阅读,发现董桥在通达之外,也一样为现实中政治、商业、人的素质等对学术、思想的侵蚀而忧心忡忡,但他取的态度却与我们知识界截然不同。在《“八十”自述》中他提出上述问题后说:“我实在不得不认真反省知识分子失职不失职的问题。”面对同样的形势,董桥首先反省的是自己这个群体,而不是针对外界,可我们的知识分子呢?)

此外,《文录》的校对质量亦极糟糕,如《星期天不按钮》在目录上成了“星期六”等等等等,误植字之多让人瞠目。书品也差,除了套封(白底,竖排书名,蕉叶图案)尚可观外,正文纸张、印刷均见不得人。

文是天下一等妙文,书却非好书。那段时间,我特别注重书的种种细节,对此《文录》只能摇头叹息,真不忍见到董桥的集子被我一向尊重的陈子善先生弄成这个样子。而同时出版的《董桥散文》,选编远逊之,书品则远过之:书名为董桥亲题(这也是至今大陆董桥集子中唯一的),插附图片、用纸、印刷等皆不错。所以我明知其收文重复(事实是已尽皆见于此前所购诸本),仍为了它是本衣冠楚楚的正经书,象样一点,对得起作者一点,不惜为此只买下一个“壳子”、一套衣冠。

1997年12月,又购得另一选集《静观的固执》(湖北人民出版社,“人间书”。1997年8月一版)。此书由《董桥文录》的责任编辑龚明德所编,收文看得出是从《文录》移来的,除了明显的错字外,《文录》的无稽删节等一仍其旧。乃就在此冬日,作了一番私下的“修桥”——

将以上三本董桥集子、连同花城版的《跟中国的梦赛跑》,删去互相重复文章,图一个清爽。特别是对《董桥文录》,删得最为痛快——它删董桥我删它!

经过这一番删枝削蔓、修桥补路,不但以后阅读和查找方便,就是仅看着它们由此变为合于董桥风格的薄书,也觉不亦乐乎。

1996年7月—8月,1997年12月;2005年1月整理

董桥第27节 桥下小风景数片(2)

《书城黄昏即事》

此为1997年2月新春“开年书”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第三辑。1996年9月一版)。

集内只有《旧诗与政治》和《小序》是新面孔,余皆翻炒冷饭又成一书。他是董桥,不能和他计较,照买。

《旧诗与政治》引漱园老人为同调,冷眼对“大好形势”,只低徊于旧诗词中,“闭门坐冷南窗雨,试墨磨开古砚尘”,虽“不够时髦”,“倒觉得干净可喜”,“旁的都不要紧”。——文人投闲置散,所失自多,所得的止自赏之情怀。

比如那仍在“试墨磨砚”的《小序》,谈砚说文,当做散文来写,全不及编辑事项,“随意而为,不求梅之静,不羡草之动……孰得孰失,都成砚面桃花、琴上竹叶耳”。——倒仿似每出一本选集,于他都只是提供一次写写心爱的古砚旧画的机会(此前《董桥文录》、《董桥散文》皆如此),余者不问。这样写序、这样出书,是一洒然境界。

又:这个版本还有特殊的意味。

“书趣文丛”第二辑“脉望”的《出版小记》(1995年9月),开篇就是一段很令人注目的话:“因一时激动,在一篇评论的激励下,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起意编了十本《书趣文丛》,用意只在张扬一种读书方式(一种而已,并非全部),为一位受屈的、我们很敬仰的海外读书人鸣不平。”

原来,是在当时一片“你一定要看董桥”的叫好声中,上海学人谈瀛洲以一篇《也谈董桥的散文》大唱反调,批评董桥及这一派的以读书为“趣味”,让“脉望”中人沈昌文与安迪很“恼火”(虽然安迪跟谈是相熟的朋友,正是安迪将董桥推荐给他看,才有了“反效果”的该文;后来谈出版收有该文的《诗意的微醺》一书,就由安迪做责编),遂有上述之举。文人意气的小争执,居然促成了一套后来广受赞誉的“书趣文丛”,也是“趣”事,“受屈”的董桥亦足自得矣。

到这“文丛”第三辑,“脉望”仍在《序》(1995年11月)中继续作不点名的反击与自表,说:“何妨再编几套‘书趣文丛’,让大家看看那些读书大家,由何得趣”,等等。而董桥的集子也终于出现在因他而起的该丛书中,我亦由此得趣矣。

1997年2月;2005年1月整理

《你一定要看董桥》

1997年10月游华东,在杭州,下榻于杭州大学旁。附近有一书店,游毕西湖后,到此消磨一个黄昏,购得此与董桥选集《文字是肉做的》等几本好书。

本书(陈子善编。文汇出版社。1997年8月一版、9月二印)专门收录对董桥的评论文字,书名取自柳苏那篇在大陆推介董桥有开路之功的著名文章。该文原载《读书》1989年4月号,错字颇多,《读书》当年10月号已刊出柳苏的订正函,三联版《乡愁的理念》作为附录收入时已经改正。但现在本书用为“代序”,仍按《读书》1989年4月号的版本照排,只改了最明显的两处,其他“错得最可笑”的都一一保留,不免使柳苏甚至董桥无辜被人讥笑了。

书中收入了谈瀛洲那篇“惹起小小波澜”的《也谈董桥的散文》,我觉得确实略嫌过火。倒是李国涛的批评《虽小却好,虽好却小》,这评语我认为恰当。做人要大气象、大格局才佳,注虫鱼、吟风月这等文人情趣是应避免过分沉溺的。但像谈瀛洲那样,“希望更多的人深入钻研文化”,反对人们“对文化采取业余鉴赏家周末去文物市场淘古董的态度”,则又过苛了,将专业与业余两种态度对立起来,诚不必也。

谈瀛洲还拿董桥引用的东莞人卖席故事(客嫌席短,莞贩曰:活人难道不会蜷着身子睡?)来抬杠,说:“董桥有没有想到:活人总会伸伸脚?”这反驳看似聪明,其实也是风马牛不搭界。像董桥那种文章,像某些传统文化,本来就不是要供今日的活人伸脚的。那样小巧的席子,只是让人歇一晌短寐,温片刻绮梦;你可以嫌席短,可以不选择这种蜷身小睡,但却不必用自己的长度标准去要求它。伸脚酣睡,自有席梦思大床,或可另行编长席子,谁让你一个大活人老是死抱一张短席的?要在传统文化在董桥文字中伸脚,未免有点欠明白。

1997年10月

(按:关于“东莞人卖席”,出自董桥《萝卜白菜的意识》,是关山月和他探讨传统文化时给他讲的一个故事,两人借之感慨人们不懂进出传统、在传统中创新。我1991年10月在报刊上读到后,曾撰一感想,认为关、董所叹的并非削足就履、扭曲自己去适应传统的席贩,他们嘲笑的是那僵化的顾客。当时我的意见略为:

“传统好比那张已经编好的草席。假如时近黄昏,我想还是从俗,买下席子缩身先睡一觉再说为好。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包容力,以及知足自适的传统基因,都使大部分人采取东莞席贩的态度,连鲁迅也说,要先生存再发展的。

曲身自适之乐,其实是可悲的。但我们必得先接受传统,才谈得上改变它;不进,如何能出呢?关山月和董桥都是睡在那张短席上泼墨走笔的。睡足之后,他们也编新席子,似乎关山月编得就平平,董桥的旧席新编则自然妥贴,有所继延而又花样翻新,私心比较喜欢。

还是先睡那张短席吧,我们是活人,不是死人。活人固然要创新,但得先懂得变通承受。创新需要智慧和毅力,这智慧、毅力则正来源于买短席的洒脱——无奈的洒脱。”

——现在谈瀛洲的说法,则正像故事的续篇,代那顾客纠缠追问下去,继续那顾客的冥顽不灵。)

《小风景》

2004年新年期间,携妻儿赴港游玩,得书数种,以此册部头最大(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内容却不是最多,纸优而厚、版式疏朗而奢侈、及开本大之故也。我不喜欢书做成这样,而且巨册与大红装帧,殊不衬“小风景”这个好名目(董桥自己却欣赏)。但在所见董桥数种专栏文章结集中,仍选购书价与篇数最不成比例的这一本,是为存其真实的面目。盖董桥在内地一般读者眼中,颇有风花雪月之感,好听一点是风雅名士,难听一点是酸迂遗老;这当然也是他的“一面”,如本书随文附收彩印的名家书画数十幅(他在报上的“小风景”专栏配图),乃其本人积年所藏,正见出那个在书房“玩物养志”的董桥。

但他又还有“另一面”,是入世的书生论政。这本新作集,劈头而下,多见温文而尖刻的横议。非议董桥者往往不悉他这“另一面”,非知人论世之道也。购此册,可见其两种身影交错融汇于一书之中,是兼顾到他两个方面的绝佳纪念——这些“小风景”,有如桥下的流水,映出连接两端的、完整的一座董桥。

2004年1月

又:2月得网友象兄赠电子书两种,其中包括《小风景》的集外专栏文字,自编成册。

《旧时月色》

此书由胡洪侠编辑(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一版、11月二印),按董桥经历的踪迹地域来分辑,见出人生历程。2004年9月欢会深圳网友,得胡兄持赠,并谓董桥对这一编法颇感满意。可惜他编得更好的一套董桥文集,始终未能出版。

胡兄又谓他曾在网上检索自己,发现有人将他与我并列为董桥门下。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归类,一笑。

扬之水近年撰古名物文史之作,曾拟结集时取书名“旧时月色”;后来本书出版,她遂要改名了。我感到这好名目董桥拿来用确实更恰当,关于他的“旧时月色”,我在《时时刻刻,总是从前》一文已略述了。(该篇以体例故,今编入另辑中。)

2004年9月

《董桥序跋》

陈子善编的这本小书,是“书人文丛·序跋小系”第二辑的一本。丛书第一辑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辑则改为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7月一版)。

里面有董桥为别人写的序跋,有“与书有关”的专栏近作辑为“外编”,但更主要是可从其自序自跋中,看看他自己都有哪些书(随文附有书影),可惜收得不全。

丛书为别致的方型开本,装帧古雅可赏(周晨设计)。特别是封面,用了优雅的蓝色,配合一条条雨丝般的白线,颇有意境。将它和另两本2005年1月购得的“零五领悟开年书”:钟芳玲《书天堂》、邓云乡《云乡话书》,摆在一起,装帧风格或精美或朴素,却都好看,合为新年案头清供也。

2005年1月

毛姆第28节 越过刀锋

“太美好了,毛姆,你愉悦了我的灵魂,你唤醒了我的灵魂!那么美的莱雷,超越凡俗,独立潇洒,最后又寻得了生活的信念。他离开人群,又回到人群,就像一个美妙的卡农怪圈。……我已向好友讲述了书中一些漂亮的段落,我想,要忘掉它们是困难的。”

以上,是1989年9月从大学图书馆借读《刀锋》(毛姆著,秭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一版)后的笔记。在那之前,先读了《月亮和六便士》,那是灵魂出窍升天、挣脱人群的(参见《开在心中的月光碎影》),因此对《刀锋》有相对应的“回到人群”之评说;《月亮和六便士》印证了青春迷狂,《刀锋》则让我惊醒,为我在黑暗崩溃中的成长注入活力。它们仿佛是我深渊自救之旅上两个及时的启示:要勇于独立特行、追寻圣洁的精神,最后又要回归现实,脚踏实地地生活。

毕业后犹念念不忘,曾向朋友说起这样一些欲得的好书。周生有心复有缘,居然在他住的小城帮我买到了《刀锋》,正是我当年读的初版。其时已事隔三年(距其出版则已十年),可算是沧海遗珠,不大不小的奇迹。1992年9月收到时,周生随书还附一短笺,是写在一张淡蓝浅白的MILD SEVEN烟纸上的,说:“如此丽阳日,是该做一件好事的,否则,人生营役,事情幽微,如何舒怀?”这样的好事确让人舒怀,新秋、明月、旧书、故人,我喜爱这种略带冥冥注定的巧合重逢。只是,再深想一层又未免喟叹:从那个9月到这个9月,整整三年了,竟还可以找到一模一样一成不变的东西——却不过仅仅是一本书罢了。

“我已向好友讲述了书中一些漂亮的段落,我想,要忘掉它们是困难的。”——想是这样想,忘是早忘掉了。比这更难的遗忘与失落,都也经历过来了。

不久,读到白人《开了一个玩笑——再读〈刀锋〉》一文(《文汇读书周报》1992年10月24日),写得很好,虽然觉得彼此对毛姆塑造莱雷的用意理解不同,但观点是合拍的:那种闲云野鹤般的超凡脱俗,其实只是虚无缥缈的自制空间,是“水里的一个影子……天上的一朵云”,并不“值得羡慕甚而实践”!(白文)那年11月,忍不住冒昧给这不认识的作者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自己的切身经历足以为那种观点作注脚:曾如何在自制的虚幻空间沉溺,然后狠心忍痛割舍诱惑人的文艺生活,回到真实的人间烟火;虽然这过程跌跌碰碰伤己伤人,是否真的“自救”也得失难言,但仍然坚持这样的选择是对的;投身凡俗,“当然也还有思想,但人不再虚浮;当然也还有虚空,虚无纠缠着存在。我想上天赐人清醒的思想,是让人活得不致迷失,但如果拿这思想的能力去使自己执迷于形而上或人生的负面而不得出,那就对不起上天恩赐的好意了。……我深深明白自己只是红尘众生之一,这就很好。”

才过新年,又是在《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1月9日)上读到另一篇谈《刀锋》的文章,毛毛的《难忘毛姆有个拉里》。其切入点与我、与白人都有所不同,但同样让我读得击心。看作者凄风苦雨地说——

“那时候风和日丽,那时候有太多的梦和歌。……那时候我知道人活着所凭借的东西该是精神的,精神的才是不朽的。”(开篇)

毛毛把“那时候”形容作“虚幻无比也明媚无比的氛围”。太贴切了,读《刀锋》的大学时光。而毛毛继续说:“可是我们已过了疯狂阅读《刀锋》的年代。因为拉里(即莱雷)的遥远和清晰,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我们。在忘记了拉里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学会忘记过去。”

但毛毛坚持:“而我也曾相信有个拉里……即使知道倘若人类摒弃了精神会获得怎样一种解脱,但仍然不能。”

我从这部书中学到的、并在那几年间挣扎去做的,却偏偏是求那样“一种解脱”!

然而,我也同意,人是该有“精神”的。所以,这里面永远有某种真实的悲哀,难以与外人道的无奈。凄苦的毛毛,彻悟的白人,硬下心来咬牙走进现实的我,我们不论谁对莱雷(拉里)的理解正确,但那理解,都是沉重的生活经历换来的。

毛毛最后写道:“用淡淡的潇洒和随便的玩世不恭所遮掩起的沉重,几乎是生命无法承受的。承受下来,并且活出一种境界,那便真的不朽。”我同意这种活法,但也注意到,作者终于无奈地偏离自己的开头了。而我仍然接受“那时候”的认识——“精神的才是不朽的。”

只是同时不再认为:“人活着所凭借的东西该是精神的”。应该把两者分开:不朽的是精神,活着却须凭借物质。张爱玲说得真好啊:“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我看苏青》)

也是应当的。

如果莱雷是我理解中的莱雷,那么我们应该做莱雷。

如果莱雷是白人和毛毛理解理解中的莱雷,那么我们就应把他留在小说中,作为某种“虚幻无比也明媚无比”的、精神生活年代的标记。我们越过刀锋、越过疯狂的好时光的这个标记,往前走。像柯灵在《热性与冷性世界之间》说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呢!”

不再有“太多的梦和歌”,我们记得曾有过不朽的精神,我们把精神和悲哀小心地纳藏于襟怀中。对实实在在的生命,因为明了,故而爱悦。

2004年11月汇辑删订

序折翅而飞

画家冷冰川有一幅黑白的画叫“阳台”,阳台一角上,植物都长得肥硕可爱,簇拥着两三张同样是圆圆胖胖的椅子。画面无人,但坐在其中做点什么或什么都不做的舒服程度可想而知。朋友沈君说,他家的阳台就是这般模样。花事繁盛的时候,沈君在笔记中细细描述:“三月第十四天,阴午,杜鹃花开一百零九朵”;新买的百合“硕大而清香的白花谢了又开,今又有两花一苞矣”;而一盆繁密肥壮的不知名植物“像盛唐之后的晚唐余韵,但更应该说是像遗音重响,除肥茎和花盆可赏外,因了小小花叶的生机,遂觉生意可人”……有的花还拍照留念。

不知道沈君是如何保持他的闲情逸志的。和多数人一样,从学校出来,做一份平常的工作,侍奉双亲、应酬亲友、结婚、带孩子,这几年又先后两次买房装修,搬家折腾。一般家常男子负担的压力和琐事,他一样也不少。可是他没有渐渐变成发胖、脱发、言语无味、晚上把孩子哄上床就坐在电视机前打瞌睡的人。沈君一如从前地买书看书,写下一叠一叠的读书笔记,其中大多是他的买书记录和读书心得,也有时事评论和日常的喜乐。笔记里还配着相应的图片、照片,心爱的书画印刷品及藏书票,非常赏心悦目。沈君把这戏称为“书房活计”。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读到沈君一本厚厚的书房札记,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即使不经大脑随手写出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何况沈君是把这“活计”做得情文并茂的,这对于一个白天坐班,下班又有家累的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沈君把现实的杂务和心中的世界平衡得很好,旁人看得轻松,其实他一定有自己不为人知的挣扎吧。但我没听他抱怨过,只是时常听他说又看了一本好书,种了几株好花,听朋友说了什么贴心的话,一再在笔记里看到他对好人美文的感动,对生活越来越宽的心怀。

有人说一旦成家立业,俗务缠身,就成了折翅的鸟儿,再也别做飞翔的梦。其实那是他们就此懈怠下来的缘故,时间久了,慢慢就忘了曾经翅膀一扇,风和云在耳边呼呼掠过的日子。沈君平时也是脚踏实地,不见羽翼的吧。然而在那些偶尔卸下日常生活重担的时刻,他便飞起来了,凭借心中的一双翅膀,在一本书的字缝里,在一支烟的工夫里。

折翅的鸟一样可以以心飞翔。

沈从文第1节 人在江湖看水云(1)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众多的“两截人”之一,但他的“下半截”又与别人有所不同,是“截”得更彻底:解放后他由“从文”而“弃文”,转入文物研究,埋头数十年终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方面的专家。这不但是改头换面,已近乎脱胎换骨,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一般的看法,对沈从文“转型”无论是从“反面”还是“正面”去理解,都认同文物研究是一寂寞而安静的角落,比处于社会政治风口浪尖的文学要好过得多,沈从文躲在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有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所以能做出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的成果(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未署选编者。收文46篇,大部分是解放后所作,其中21篇为“沈从文别集”所未收。书名取得好,有沈从文味。如我所猜,后得知是汪曾祺拟的。书前有汪曾祺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部分文章有交代背景、隐衷的注解。1995年2月购)。但,几十年间政治风暴无往不及,是很难有真正的世外桃源的;况且,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事纠葛。于是,从陈徒手近年挖掘、披露的材料中(《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此文结集收入《人有病,天知否》一书时,比在《读书》1998年10月号发表时多了一倍以上增补内容),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后半生的许多悲苦无措,尤其在历史博物馆期间的上头压制、人事牵绊、条件艰难,以至一腔热情投入的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但陈徒手说沈从文那些惊人庞大的学术研究各个专题,除了有赖周恩来关心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其他的“出版都烟消云散”,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他的丰富积累与存世成果太不成比例就是)。此外还有来自自己给予过大力帮助的身边人的打击,“文革”前助手之一、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的范曾,不但大写大字报,还因沈指出他画的一个古代人物的细节错误,而面斥沈“过时”(这一让沈从文晚年深受伤害、耿耿于怀的事件,别的材料中也出现过,如凌宇的《沈从文传》,但陈徒手是第一次公开点范曾的名。文章在《读书》发表后,范曾撰文辩称没有此事,陈徒手在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核实材料作了细节修订,但“依然保留了主要的事实,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

至于在历次运动中属于“题中应有之义”的其他遭遇,如下放“干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著和出版的几番波折等,就更不必多说了。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人事环境中,却有两个人,走进了晚年沈从文的生命,默默地、虔诚地、辛勤地协助他的工作,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终得圆满完成。我认为,要评说沈从文的成就,不能将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一笔带过就算;因此,要记载沈从文的一生,这两个助手也应该大书一笔。他们是沈从文晚年的一抹温暖色彩,黄永玉就曾在《这一些忧郁的碎屑》中,表达过对这一男一女的敬意。

男的叫王予予。我当年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1997年6月一版,据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增订本印出,精装大16开,文179篇,黑白图片982幅)后,就已在一个细节上留意到他的情意。作为此书的主要助手,尤其增订是沈从文在病床上指导他具体完成的,那么他本可写一篇后记,谈谈这沈从文去世后才出版的增订本的有关情况。但他只是在沈留下的《再版后记》后面加几句话作为交代,而不另起题目突出自己;其语不多,无文饰,却自见深情与尊师之道,最后说的是:“《再版后记》是沈老在世时对自己的书最末一次说的几句话,事虽相距近十年之久,仿犹耳历。谨附数语补述。念兹。”

女的叫王亚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期插图的绘画者。现在,她编出一本《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一版),为我们留下晚年沈从文的珍贵片段。

此书的缘起,是一位编辑王瑞智,听到沈从文晚年在家乡湖南演讲的录音后,萌生配上CD出版的想法。他联系上原已将此在海外出版的王亚蓉,又请来两人的好友王晓梵等人(沈从文身后有这么一群“王”,实为幸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全书内容包括:沈从文1981年在湖南的三个演讲(据说新近推出的“沈从文全集”没有全文收录这些演讲),1980年与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谈话,1982年与王亚蓉的谈话,晚年致王亚蓉的7封信(其中一封是并给“二王”的,就因此,这一部分的副题成了“致王予予、王亚蓉的信札”,见出王亚蓉一贯对王予予的尊重),以及王亚蓉等人对沈从文的两篇回忆文章。书中有大量照片和对应的文物图片。附赠那些演讲的节选CD。

在沈从文温婉亲切的声音中读毕,感到书中沈从文的各部分内容,是按上述顺序越往后,才越深入接近其内心。

被作为“重头戏”排在前面的那三次演讲,沈从文谈了后半生的文物工作,也谈了前半生的文学经历。关于文物研究,他虽一再说自己只是“常识多一点”,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却是津津乐道的,还由之指出了前人书画鉴别等方面的错误,并强调指出,服饰研究“还不仅是一个服装史,等于是物质文化史,从物,实物,具体的物中间提出问题”。但对于文学,他就没有对文物研究这么自信了,反复阐明的基调是:“谈到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说”,“绝对没有发言权”,“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社会变化太快了……所以就不能不改业了。”不过,即使因为其时的背景、公开的场合而使沈从文小心翼翼,甚至说了些明显是源于“大气候”、“配合需要”的话(如关于不久前访美的见闻),但他始终没有失去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判断力:讲起当年,他禁不住怀念那时文坛没有“排队”和“指定”的好处,“到了作家要排队的时候我就不太习惯了。”他说自己“只想独立写小说”,“不能够让命令来写。你得让我自己脑子里的命令来写才能写出来。”(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赞赏了美国大学的教授占主导地位、官方对治学“不要求你帮他捧场”等(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

接下来与金介甫的对谈,虽然时间比上述演讲还要早一年,但因为是小范围内面对与自己贴近的外国研究学者,因此话题既具体又深入,沈从文也能稍稍放言。

关于写作,他说:“我总觉得(政治)活动也要人,但是工作更需要人。”“应当多一些人低下头来做事。”“让他(作家)在工作上多一点表现,不太引到变化太多的局面里去。但是不可能,有这种妄想也不行。”——最后这句明显已有了身世之叹。他又直接批评文坛后来“捆得太紧了”;还有大学的教学,“学校都是公家训练的,口径都是一样的,这不太好。这个原因也是后头没法子继续写作。”涉及他的后半生文物工作,则对所在的历史博物馆颇有不满的微词。

谈到一些文人,虽是片段,也见出他的评论。如说当年“鲁迅骂的其实也是我骂的,他骂的就合理,我骂的就不合理,因为我骂的就得罪了他的关系。”说起受周作人翻译古希腊神话等影响,我注意到他介绍周作人“打仗时他跟着日本人一起做事情”,而不是省事地说“汉奸”。至于与丁玲的纠纷,对丁玲翻脸不认旧情,他说“那没关系,我不看重这些小事情”,“她要是不满意我也不在乎”,“让她骂骂我也不要紧”。

其他方面,使我留意的还有他劝金介甫不要在他早期习作上花太多工夫,个人作品“值得研究的还是1929年以后”。谈话中间还偶然闪出一两句智者的睿语,是对人世的洞明:“因为我见的事情太多了,大家觉得很庄重的事情,我都觉得庄重里面有可笑的地方。”

到他与王亚蓉前往考古时在火车上的谈话,因为是身边的体己人,那就更放松了。讲他的“干校”生活,艰苦中的情趣:“好美啊”的门前几十亩荷花,“庄严极了”的牛,“很有趣味”的蛇叫;风雨中水淹了屋,可“我在屋里就打个伞,很好玩啊!一点不感到难过。看着窗子上的蜘蛛越长越大……”但,对一些丑恶小人则直斥其“坏”;尤其谈了些文坛的污浊,充满鄙视地说出丁玲许多不堪的内幕、王瑶对他的变色龙态度等。

全书压轴的晚年信札,数量虽少而份量不轻,更足见其人。

一方面,是长者的慈善、体贴、细心。沈从文在王亚蓉困难时期给予经济支持,但他一再告诉她,这事“十分平常自然,万万不要存不安心情。更不应当以为是要感谢”,“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他说自己一向对政治运动“缺少配合敏感”,也不懂迎合上司、“打成一片”,所以动辄得咎;但却几次教她为人处世的细节,居家、作客的人情世故。这种对后辈的关心照拂与细致的“人情”,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愤怒与悲叹。他对历史博物馆对他工作的不关心、不支持、不懂行表示愤懑;对应为丁玲的“某老太婆”骂他,反应更加激动。这些尚是“小节”,另有两段话则令我瞩目:

一、在1979年6月2日致王亚蓉信中,说到官方的文学研究把他重新提出,“乍一看像是公正合理,民主原则在这部门正重新抬头。事实上我所有书早已全部烧尽……全部毁去,要个‘空头作家’的虚名有什么用。至多是对外起些点假民主作用而已。”——这是我所见后期沈从文对社会政治最大胆、最激烈的言辞。

二、在1982年1月29日致王予予、王亚蓉信中,谈自己的作品重新出版,应该是高兴的,可他却又说道:“也许变故一来,我将有重新摔倒完事可能。中国事一切难以从‘常理推测’即在此。以不抱任何任何不切现实幻想为合理”。——这已不仅是愤慨,而是更沉重的悲凉,融和着他一生所历的沧桑。

为我们存留和带来晚年沈从文这些真实声音的王亚蓉,所写《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一文,是一份深挚情感的回应,也提供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和意见。

她忆述自己如何从一个小美工,在沈从文的教导、照顾下,成长为一个古代服饰专家。(按:那次金介甫在访谈中曾问:“现在你有学生吗?”沈从文连声说有,指的就是“二王”。)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沈从文说自己“对绘画的理解有感情”,举例说王亚蓉,“我教她大概是用这种方式画,效果会更好,她接受,结果效果是不同了,可见我懂。”

沈从文的“可见我懂”,我想是意有所指的,即上面说到的范曾面辱事件。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在《读书》发表时,引用的是别人转述沈的话,说当时范曾画的是屈原,范曾便以他从未画过屈原像来辩解。后来陈徒手增补此文收入《人有病,天知否》,补引了沈致汪曾祺信,说画的是商鞅。凌宇《沈从文传》也持此说。本书(《沈从文晚年口述》)所另附的王晓强一篇回忆文章,则说画的是曹操;而沈从文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样不点名提到一个出名的画家画曹操的失误,“他知道画,他不知道还要学”。——现在,王亚蓉以当时在场人的身份,记述其事,则说画的是诸葛亮。(而且各家对范曾究竟画错了什么被沈从文指正,也说法不一。)王亚蓉并指出了范曾(仍没点名)当年受沈从文帮助、栽培的具体情况,为沈鸣不平。

沈从文第2节 人在江湖看水云(2)

王亚蓉的义愤还表现在“丁玲事件”上。她说丁玲1981年在湖南文联公开演讲还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按:本书所收沈的演讲就有同年在同一处的,不知是否丁玲事后去“消毒”?)她当时就想写文章反驳,被沈从文制止;但现在这篇回忆文中,她还是忍不住说:“她也是多年的受害者,都这时候了还这么左,左得让人烦。”

她是敢说话的。该文附《追随沈从文先生文物研究大事记》,1985年有一条记载因胡耀邦的关注,国家为沈解决待遇,却是这么写的:“……沈先生向往多年的工作条件,在他行动、健康已不能自理的时候都有望解决了。”

当然王亚蓉更主要是一个文物研究者,她更关注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非凡贡献。在指出沈许多预见性推论被新出土的文物证实后,她最后提出沈从文是一个“形象历史学家”,说沈不同于单纯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或单纯考古文物研究的历史学家,“沈从文先生是以文物为基础,用文献及杂书笔记做比较的唯物法,加上他充满思索的文学家头脑和手笔来进行研究的”。——这一概念、这一提法,是很好地总括了沈从文后半生成绩的。

但王文的一个说法却让人有点疑惑。她说沈从文曾给她讲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郭沫若序言的来历,是有次宴会沈、郭邻座,谈起该书,郭主动提议写序,“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按:解放前夕郭“斥反动文艺”,以“桃红色”一枪放倒沈从文,是沈在鼎革中精神崩溃的重要诱因,也导致了沈后半生的“转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居然由郭沫若作序,自然引起人们关注)。胡文辉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偶记》一文指出,编著此书是周恩来作为政治交往所需布置下来的,“既是总理的意思,郭沫若自然立即出马”,且可能不知道该书具体由沈主事;“沈在《引言》和《后记》中无一言谈及郭序,其心事可知”。我是同意这一分析的。沈从文的《后记》、《再版后记》详细讲了成书经过,并感谢了有关人士;以他为人的善良,如果郭真有此善意、“歉意”,岂有再记恨不提之理。

这样一本书,肯定是珍贵的。不过,我感到它对我们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情况、特别是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心情,还不能说有极大的价值(也没有太多超过现已行世的史料)。当然,这也因为“沈从文后半生”,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话题。已有各方人士对此作过回忆、评论和研究,在此我也不揣冒昧来说几句。

开头时谈到对沈从文的“转向”有“反面”和“正面”两种理解。我最早是受到吴方的影响,他在《写作的命运》一文中对此的评语是:“敢舍”;说:“人生的轨道原没有什么一定。对文学,真诚地爱它,投身于它,又真心地离开它,可悲亦可喜。”并引了俞平伯的一段话,大意云遥指青山为归路,但走近了,空翠渐减,“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这种“浪漫主义”的、“禅味”的解说,令我一见心喜,借来作自己人生的态度,也种下了对沈从文后半生作“正面理解”的基调。

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施蛰存、常风、张充和等人,都同意沈从文解放后弃文就“物”是可庆幸的、甚至是更好的选择,是一种“明道”。沈从文晚年自己的公开说法(包括在湖南和在美国的演讲),也不会完全是违心之言。

当然,政治的压力、外部形势的翻天覆地变化,以及随后种种风波际遇、个人深心的隐痛,毕竟不可以视而不见。如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引沈从文儿子沈虎雏的话,说沈解放后也曾“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他想要“归队”,但重新执笔,终于受制于客观与主观双方面而失败,反映了沈晚年的矛盾复又矛盾。还有,刊于《读书》原文的结尾:“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这个结尾很有意味,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却不知为什么删了、改了)。

所以,其实我已将自己的“正面理解”有所修正。1997年9月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后,在秋雨绵绵中作聚书录,曾以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概述之,现转述如下:

沈从文解放后由一个杰出的作家变成一个文物工作者,由漂亮感人的小说散文转而成就这部科学著作,这样的“退”,若从表面看,或从文学爱好者的角度看,甚为可惜;尤其是迫于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头换面、进退失据,令人叹息。

但若想深一层,从人格等方面来看,又似乎不必强代人愁。这何尝不是塞翁失马呢?不能写小说了,就放弃虚浮的文学,转而从事实实在在的、自己同样喜欢的文物工作,并一样做出了贡献,保持了士人本色,总比投闲置散,或者以为虎作伥为代价换取继续执笔的权利和风光要好。而且,就是在他自己看来,文学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放不下的东西,他本来爱的就是“生活”这部大书。他懂得舍弃,也敢于舍弃,这份认识、勇气与洒脱非一般人所能有,深为我欣赏。因此,在精神上,进退之间他自有雍容气度,为于政治潮、世俗网、名利场、文学圈中打滚者所远远不如。

可是,若再想深一层,真的无怨无悔,真的未有过夜深梦回的嗒然若失,乃至黯然神伤吗?真的那么潇洒,无碍无滞,心底毫无心结与心事吗?怕就未必了。完全的雍容从容,得失毫不系于心,那只是理想中的修行。尤其作为被迫舍弃者,至多只是随遇而安,却难以天上人间处处欣然的。

所以还是只能叹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

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同样复杂矛盾,就像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里说到,沈在博物馆讲解的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旁人看来却“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但又如刘以达歌中唱的:“其实你的花,跟我的花,也都叫作花”,则又花还是花、人还是“人”。既难言,则惟有存一份怀念的心情了——

“念兹”。

对于沈从文其人其作的感想,要说的当然不止这么一点。沈从文,是我的挚爱。对他,我自问是用心的:读他的书和文章、关于他的书和文章,载录他的资料,甚至还对他作品单篇和结集的出处、出版、版本等,下过些笨工夫,费了些时日好好梳理过——哪怕我也明知这种“个人考证”没什么价值、很无聊,但,正如我1996年11月那次整理时给自己的最大一个理由:“因为他是沈从文。”仅这个原因就够了。

然而,我之前还从未公开谈过沈从文。不仅是因为他的丰富、复杂,自知肤浅而无处下手,也怕轻率发言轻慢了心爱;还因为,沈从文是我的“私人证物”。这样与自己生命深切相关的“大爱”、“大美”,是难以言说的,尤其公开示人。——恰巧,得此《沈从文晚年口述》后不久,与一位旧友重新联系上,这个对我的“沈从文故事”和“张爱玲故事”都了解的“知情人”,说到我当年的往事:“大家比较普遍的感觉应该是惋惜,因为先前已经惯看那个诗意美好的景观了。”我回答说对,“诗意美好”,沈从文那样的“诗意美好”;而诗,乃是至高无上的境界,所以才会事过那么多年,竟还总不敢轻易触碰……

可是,刚好购此书还有另一样凑巧,向别人打开过一个话头;所以现在索性借着读时的苍凉情绪,来轻轻触碰一下这“沈从文心事”吧——

是购书前一天的立冬,与一位新认识的编辑朋友会面。聊天中谈到香港平庸影视中不时会有击心的细节,我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罗嘉良演的某部电视剧:他准备追求一个女子,请她上自己家作客前,先把旧女友留下的柜子用速递送走。其实她来到也未必会留意那柜子,就算问起也可以大方对答或瞒过去;就算要送走也犯不着花钱速递。但我完全能理解,这样一种整理自己、打扫生命的心情。不惜尽快砍去旧我的一段痕迹,但并不是为了迎接和讨好新欢,只是开始新生活而对自己的交代。这样带痛的狠心,我也曾经历,深能领会。然后,当他把家中收拾得停停当当,烧好了菜,却忽然,那女子说不来了。这是婉拒,但他微笑地说:不要紧。放下电话,他关掉音乐,坐在漂亮而孤单的家中,这个英明神武、英俊倜傥的年轻干探,慢慢在沙发上颓然躺下……复述着这个情节,我忍不住交浅言深地告诉对方:当时我独自在家看完这一段,是如何的伤感。

看这场戏,就发生在上述7年前、1996年11月那次整理沈从文资料工作的中间。接下来的,我没有说,现把当时笔记那段“题外话”的后半抄录过来:

电视剧播完,我关了日光灯,亮了孤独的台灯——由一片白变成一朵静静呆在一角的黄。走过那光亮照不到的黑暗,空空一屋,披上外套(秋凉了),走回书房。听久违的李国祥那些蓝夜旧歌:“寂寞任意洒下”,“心倦”。我没这么严重。

只是在孤黄一灯下、光与暗的黑夜边缘,静静抽一根烟,对着两本旧书:《从文自传》、《神巫之爱——沈从文早期作品选》。

大学时买的《神巫之爱》并没有读,那时好像只读过《边城》,因为沈从文并不是当时我倾心的作家。比我更早认识、更早喜爱沈从文的自有人在。那篇毕业论文所写,具体内容已忘了,只记得确乎满纸水气。至于曾送我的《从文自传》,早已转送了人,毕竟,那是“事后”之书。

“再点一根香烟,代替新的开始。”李国祥的歌。罗嘉良的电视剧。沈从文的书。静夜孤灯下,惆怅不能自已,又想起也斯那首《乐海崖的月亮》:

“凉风从天边吹起了。”

“只有文字是我们的旧相识。”

应该解释一下:《从文自传》,1991年9月,把沈从文介绍进我生命的人主动买了一本送我,但我同时已托人代购,遂将前者转送好友周生。我明白送我是一种纪念和好意:即使相别去,也愿好的留着。但,大学时的赠书我会一直珍藏,因为可以重温欢愉共行的美好岁月,这后来才至的《从文自传》,却正记录着当时的离散,对之情何以堪!——十多年了,这样处理的原由,我从未告诉得书的周生(好像要偷偷把一种不忍睹的伤心转交他去帮我保管),更别说最先送书的人了。如果你们偶然刚好看到这些文字,希望可以原谅我怪诞背后的心事,就像我理解送走柜子的罗嘉良。

现在重提这往事、哪怕仅是重看这则笔记(无数伤心的往事和笔记之一而已),我仍会有温瑞安写的“只觉天地间无穷遗恨一一涌来”那样的感觉。——陈香梅回忆录《陈纳德将军与我》中写道:“繁华事散,好梦阑珊,剩下来的就像失落在黑暗里的烟花。我不该说孤独,因为在这儿我有许多友人;我不该说寂寞,因为我有孩子和永做不完的工作。我该说什么呢。我今夜有了一份诗人的哀感:‘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我也正是这样,所以说没有李国祥歌中唱的“寂寞任意洒下”、“心倦”那么严重。那时时在天地间任意洒下、一一涌来的,“我不该说寂寞”,那只是遗恨。

这是放弃者恒有的哀凉。放弃,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强大压力,也因为外界环境完全改换,而主动作出的“敢舍”。如前面关于沈从文所述,这里头有“痛苦”、“悲愤”、“凄然”、“惋惜”,也有“潇洒”、“可喜”、“应然”、“更好”;但作为当事人,深心处还有一份再通达明白、再淡然处之也挥不去的,无穷的遗恨。——沈从文与我的“弃”、“转”,当然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情势一样、道理相同,所以,那种遗恨的心情也会相通。

原来,当年带来的沈从文,不但可以对照印证“早年诗意”,还更对照印证“后期舍弃”。这真是一个贯穿生命不同历程的、恰当的好象征、好纪念了。那份氤氲水气,温婉柔弱,却又刻骨铭心;早已淡远,却又缭绕不绝——浸润此生,念兹在兹。

2003年11月23日“小雪”夜完稿。《人在江湖看水云》,本是刚毕业时的笔记名,因这句话正合适他和我,“水云”、“看云”又是沈从文的篇名和意象,乃向自己借用之。

2004年11月22日“小雪”夜补

沈从文第3节 沈吟录:几本传记资料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从文自传》,我于1991年9月购读的是重庆出版社“中国现代掌故丛书”版本(1986年12月一版、1991年4月二印。按:该版本有沈从文1980年5月写的《附记》,而“沈从文别集”之《自传集》未收)。关于书外的唏嘘故事,《人在江湖看水云》已叙,在此只抄当时的读书笔记如下:

在“内容提要”中,我敬佩的汪曾祺评曰:“这是一本培养作家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是怎样成为诗人的。”也许汪老说的是“生活积累”这类意思,可是对这本小书的价值,我却更愿认同编者接着的评价:“提供借鉴——如何做人,如何充实自己,以及如何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学习生活等等。”

或者这两种评价并无太大的矛盾,我在意的只是做“人”和做“作家”之间的区别。活在文艺世界是不健康的,文字只是消遣,不应、也不能取代踏实的生活;生命多少精妙寓于一瓢一饮中,岂是诗文所能穷尽。——这也是我喜欢《从文自传》的原因。

沈从文从小就是弃圣绝知的,他更愿读的是生命的“大书”,“为现象所倾心”,对诸种物事、制作的详细描述,浸透了生命原质的清晰喜悦,而绝非文人骚客对之文艺化地一瞥,从中寻找闲适什么的。

薄薄的小书结束于他步入文坛前。此后,他从一个观察者变为描写者。我仿佛看到主人公走出这本小书,走向他风雨飘摇的一生,由厌文,到从文,再到弃文。合上书细思人生际遇沉浮,确乎如吴方说的,“隐约感到世事无常”,悲欢隐隐彻心。

喜欢沈从文作品的淳朴、清明,但更喜欢文字障之前,那个结结实实的青年沈从文。

在骄阳与暴雨之间

大陆的沈从文传记,以曾与沈从文有过契心交往的凌宇所著《沈从文传》最早、最重要,也最可信赖。我于1998年11月——与沈从文已有不少11月之遇——买到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1988年10月一版、1994年5月四印本。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美国人金介甫所著的西方第一部沈从文传记。此书先后有过几个版本,我2000年6月购得名为《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的新版(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1月一版),接下来那个烈日与暴雨交替的郁闷7月读了,深感其佳,撮录当时笔记如下。

此书的最大价值和特色是:

一、以严谨的态度提供翔实的史料(包括那些含金量丰富的脚注),“让事实说话,而不在乎评论短长”(符家钦《译后记》语)。

二、评介了大批沈从文作品,分析价值、考证原型、索隐题旨,乃至说明各种版本的增删情况等。

三、介绍了沈从文与诸多名人的关系,大可据此编出一部详尽索引。

四、深入评析沈从文的生活、创作和思想,以及与之相连的、从中反映的时代、社会。我最为重视的是以下几方面:

(一)沈从文拒绝归顺任何一种纲领、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嘲笑一切主义;不参加任何组织;不愿参与文学论争;反对领袖崇拜;用常识来使自己不随波逐流,不相信天才、预言、上帝;认为一切政治都是“统制”,看不起卷入政治的学者,反对政治指导文学,甚至解放前夕,他关心的竟仍只是美感、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反对任何流派(虽然他同每个流派都没有仇恨);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总之,他在时代的喧嚣与骚动中,自外于社会主流一切控制人的桎梏,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当然这说法当不为曾“嘲笑一切主义”的他本人认同)。

(二)这种孤立还源自沈从文的少数民族背景。于是要谈到湘西。此书详述了沈从文与湘西在政治上的、社会现实上的,生活中的、文学中的,实的、虚的种种关系。湘西是沈从文的湘西,沈从文是湘西的沈从文。自从失去了实际上的地方自治后,自从外来文化进入后,湘西就已“毁”了、“不存在”了,但它却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以永远保存下来。另一方面,湘西也供养了沈从文,虽然后来他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洋文明方面都下了大工夫、吸取了大量营养、取得了高度成就,但真正形成沈从文这个“人”的,却并不是那两者,他的源泉在于湘西。这本传记正是用沈从文与湘西的互动关系来开头和结尾的(顺带一提的是,沈从文似乎对“学问渊博”者有些拒斥,他不愿与钱鍾书、梁实秋亲近。这不能简单地归为沈从文一向自视为“乡下人”的心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从身到心都来自湘西,无论是中是西的“学问”,在他都只是后来的自学的积累,因而先天在情感上有隔阂)。

(三)还是与湘西有关,但值得单独提出。我们惯常得到的表面印象,沈从文经常写湘西,是他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必将被侵扰的田园生活的留恋。但此书的独到指证、分析,却让我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湘西人与世无争,并非因为他们的隐逸退让,而是出于仇外心理(这不是沈从文、而是金介甫提出的深刻意见);沈从文生长在技术落后的社会,因而从未如西人或今之国人般担心科学对人的负面影响;他自小爱机械制作,并不觉得机器生产有丑陋的一面;他批评农村工业化,但在意的并非自然环境的破坏,他对乡下生活方式的消失、手工艺材料的退化以及人跟大地不能和谐相处这一类在如今是热点的问题,都不太关心,关心的只是乡下人道德的衰退;他笔下的乡下人并不曾把自然理想化,只用求实的、非浪漫的眼光看待世界;他的怀旧之情并不在于荒原的消失,反在于湘西的城市由盛而衰;他小说中的角色惊惧于湘西的“毁灭”,但他这样写并非出于对历史文化的怀恋,而是渴望着这片20世纪新创造的荒野上能出现一种反抗力(这跟他的现代派思想有关)……

近年有种倾向,认为沈从文反对现代化、逃避科技和工业对人类性灵的摧残、从而讴歌及回归自然。而读了这本传记(虽然它不是针对此作专门的辩驳),便可明白沈从文的真实想法及其作品的真正题旨。他毕竟不曾离开时代与环境而成为这方面的先知先觉者,那些“后现代”的话题与他无关,那只是好心人的误解罢了。

(四)书中还指出家庭出身、地方习气以及从军生涯对沈从文造成的影响,包括青少年时接触的血腥暴力,军队和士兵情结,对知识分子的不喜欢、不信任等。当然沈后来“从文”了,很多方面都已改变,包括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但这些早年痕迹多少还是贯穿其一生,包括留在潜意识里。对沈从文的剖析,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切入点。

除此之外,还注意到一些零枝碎节,是我别有会心、有所感触的。如沈从文对理想从热切追求,到害怕其无用,到最后终于承认其无用,等等。总之,从这部传记中,所得甚多。

说过好话,依照通行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原则,该说说其缺点。

第一,金介甫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此书采用无一处无来历的历史学家的写法,好处是“实”,但学者著述的通病也是“实”。该书有时便显得过于“粘实”,还未能再向高处走,突破、升华。如他留意到了军队、暴力对沈从文的影响,可惜点到即止,没有展开详加论述。

第二,金介甫是外国人,往往能发大陆学人不能发之言;但这身份也使他无法对中国解放后的社会现实有切身的体会,和充分、深入的把握,因而对沈从文的后半生论之过略,没有全面展示沈从文与那个时代的深切关系。他笔下的沈从文,是以其前半生为基础立论的,像我前引的“拒绝归顺”、“自外于社会主流”等,就未必可以全部用来涵盖解放后的沈从文,或至少不能说后半生客观上如此的沈从文主观上也完全如此。比如近年披露的、金介甫未及采用的一条瞩目材料,沈从文与萧乾交恶的内情;不管真相细节如何众说纷纭,但沈从文一度的“靠拢”、“争取进步”是明确的。(按:沈从文对扶持提携过他的人有很深感情,他成名后也注意扶掖后进,萧乾即是其中之一。两人后来的交恶伤痕很深,但据符家钦说,正是萧乾鼓励他翻译此书,还为之推荐出版单位。)

不过,我们也可以替金介甫辩解一番(还是一分为二):这不够“高”、不够“全”两个不足,前者是源于他做学问脚踏实地,不好高务远蹈高凌虚。我喜欢这种风格;后者呢,则也许是源于他对传主的独特理解:沈从文的后半生已不是文学家沈从文了,他既已无法再“从文”,他和他的湘西都“毁”了、“不存在”了,那还有什么值得详论呢?细说又有什么意思?因此金介甫写的只是一本“文学家沈从文传”,至于那些伤神往事,其既草草,作者也就草草带过算了,多写作甚!

只记取一番相晤

关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尚有一段趣话余事。

原著有惊人的646条脚注,字数几乎是正文的一半。1990年符家钦译本由时事出版社初版时,鉴于人们对西方研究著述的这种体例还不习惯,将它们删去,为此金介甫曾耿耿于怀。符家钦遂一方面将它们补译出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全译本(今中国友谊版也保留了这些我喜欢的脚注);另一方面,同年他从脚注中选取80多则有故事情节者,结合自己的见闻写成一册《沈从文故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7月一版)。我于1996年4月购得,颇喜爱这样一本由脚注衍生的奇特小书。

沈从文的资料书,还有两种是有点儿特别之处可说说的。

一是杨瑞仁选编的《沈从文研究专题目录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5月一版),得之于云在青天。云兄是湘人,对乡贤沈从文极敬爱,主持有“网易”的沈从文论坛,曾谬赏过我的《人在江湖看水云》等。2004年9月,我与一帮“闲闲书话”的网友欢聚时,沉默朴实、不修边幅、寡言笑却能感受到其诚挚的云在青天专诚带来此册持赠,是本稀罕的好书:身为凤凰人的作者,辑录了二千多条文献目录,按29个专题分列(其中最后一部分是沈从文年表)。我喜欢这种有心人做的资料汇集,自己也曾私下小试过,得是书遂可免许多烦劳;而就算浏览翻看,也是愉快的。

二是孙冰编的《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印象书系”,1997年1月一版)。此书收沈从文的朋友、学生、亲人、研究者的文章,选得不错,里面当然少不了汪曾祺那篇佳作《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我1997年5月15日购得,就在次日,汪曾祺也逝世了。如有论者就此所评的:冲淡一路,于斯断矣!

一年后的5月,一个雨天的下午,独自在家读沈从文:“沈从文别集”里的自述,散见各处的他人评述文章,主要还是将断断续续看了一段时间的这本《沈从文印象》读完。里面有不少是重读,对其人其事也不算陌生,可是,依然感动。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份人格、一种人生,使得对他的回忆与印象,本身都常常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好文章!

当时曾想把读后一些杂感整理一下,却因即将装修新居的忙碌而无法为之,“只能记取这个周六午后埋首书丛、与沈从文的相晤。”——而到现在,面对沈从文,最后也只能是那样的心情吧:说不出更多的好话,惟永远记取,生命中那一番相晤。

2004年11月21日,“小雪”前日整理

张爱玲第4节 “我用不着十分懂得他”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白流苏终于可以“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成为名正言顺的妻,这已就是《倾城之恋》所修成的正果了,“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但是且慢,都什么时代了,张爱玲岂还会轻言“大团圆”,因此她要再添几句惆怅的话做结尾:“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作者是明知在小说之外,故事还会自顾自发展下去的,只是“不问”而已。然而这“圆满的收场”后的情形,人们总想窥看,且更有人转“问”为“说”,把“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说下去,“欲知后事如何”,干脆自己分解,这就有了李欧梵先生的《范柳原忏情录》。

这部替张爱玲《倾城之恋》写的续集,说的是范柳原连原著中白流苏所念想的、和谐地共同活个十年八年都做不到,负情而去;晚年则变成了一个纯洁的情圣,写下一封封不寄出的信,在生命与故事都无可挽回时,方才有了真情、痴情,并忏当初之无情。李先生逼着范柳原继续现身,让他老年时追忆忏悔、沉溺不能自解,对这个负心汉作出了最大的惩罚。

但这不会是当年“传奇”的唯一结局。续集,必然有多种写法,而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种,当属“真人”所“写”的了——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和他的《今生今世》。

众论者一致推崇,李氏用他的范柳原,来与从前张爱玲的范柳原产生种种回归与颠覆、互文性、后现代笔法,等等。然而,胡兰成与范柳原的奇妙对应,《今生今世》与《范柳原忏情录》的对比,这种真人与虚构人物、回忆录与虚构忏情的有趣关系,似乎更值得喜爱亦真亦幻文字游戏者关注。范白情缘与胡张故事不妨比照着来看,《今生今世》也可视为浪荡子回顾早年感情、及这感情后来的走向、变化的另一版本。

说续集有多种可能,不仅是基于现实充满偶然、生活变幻莫测、人生道路多歧,还因为对原著会有不同理解。李、胡之别,首先是这个起点不一样。

李著的前提是:当年在《倾城之恋》中,范对待白是浪荡子的游戏、演戏;只是假戏真做了,因为倾了城,才有了“恋”;而旋即又回复原形本色——故此才有后来的“忏”。书中虽则也让范说“我们的故事……背后的感情还是真实的”,但李先生其实正否定了这一点点真实感情,为此,他甚至重写了原著一些细节,从而消解此间的点滴动人情事(如揭示那夜酒店电话的“真实情形”),用范当年的不堪,来衬托(他笔下的)老来浪漫。

而我更赞同胡兰成的看法。

《今生今世》涉《倾城之恋》处,有云那对男女做张做致玩世不恭,但,“背后可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也竟如火如荼”,已点出了要害,而铺开来的更精彩的评论,则在他早年初识张爱玲时写的那篇《评张爱玲》里:

范如此这般,然而,“他也是凄凉的……”,“但流苏不能懂得这些,只以为都是他在刻毒她,玩弄她”;张爱玲笔下有许多“跌倒的人物”,她“能看出弱者的爱与生命的力的挣扎”,范柳原就是一例,“作者描写他的无诚意,却不自觉地揭露了他的被自己抑制着的诚意,爱与烦恼”;“这故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划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真的人性……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说得再好没有了。是的,流苏不懂,许多读者也不懂,他们停留在范的游戏、演戏这一表面,或“赞赏”,或批评,而没有看到背后的人性、诚意、爱,等等。什么时候,人的真情可以堂堂正正,不再闪闪缩缩地躲在俏皮话或其他底下,不再需要用抑制和掩藏来自我保护呢?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问题,但却是另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范柳原并非要到老年时才有真情、诚意,他当初对白流苏就是有爱的。我承认他的种种游戏、演戏,但,当年墙下有情无?我认为:有。墙下就已有了情,而不是战火来了、墙毁时,才忽然逼得他假戏真做。他是戏假情真。

我没看过多少关于《倾城之恋》的评论,只是凭直觉,认为没有人会超出胡兰成的理解了,怪不得能博张爱玲的欢喜,因为一般的读者太多,张是要寂寞的,胡却令她找到了知音。他才不愧是张爱玲的知己。

然而,胡兰成之所以能对范柳原如此会心,也许正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范柳原吧。那么看罢他对小说人物的理解,该看看他的“亲身演绎”了,那是与李版范柳原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更主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晚年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到与张爱玲的往事时,写出当年男女相悦神仙眷属一片好景象,两个人种种的好,张爱玲种种的好,好得让我觉得没有人写张爱玲比他写得更好(一连几个“好”字,是因为实在无可形容,当中妙语美事,如珠玉纷呈、花枝烂漫,处处奇丽,难以摘引)。

他还频频写出自己受张的诸种启发,如何在她那里重新看见了自己与天地万物,受她点拨才明白一些诗文戏曲的妙处,乃至说要点三炷半香敬四个人,头一个是张,因为她开了他的聪明,又坦承没有张就写不出《山河岁月》,而其中有些句子还受了张的风格的影响;

他更原原本本地写出情变的过程和“后事”,包括那些我们可籍以指责他的地方——张爱玲没有述说过两人的前尘往事,有些枝节,如胡不说,恐未必有人知道,后人能斥胡之薄幸,多有赖他的自我剖白。

但是,这不是“忏情”。不曾因已见异思迁而抹杀自己往情、淡化(乃至丑化)旧爱好处、隐瞒自己当初受惠(他写此书时,张迁居美国,风光已过,他用不着为沾张的光才故意说好话),但也没有像李版范柳原那样,演出一个痛悔的老情圣种种痴情样子。他只是这样坦然、平靖地忆述种种,虽不时自暴其短、自显其小,却展示了一个不失磊落清明的情感世界。

“我与爱玲的事……不用郑重认真到要来保存神圣的记忆,亦不用害怕提起会碰痛伤口。”

是的,不必刻意保存。虽然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纵使具体情节有所遗忘,但美好的前事已发生过了,已经“在”了,在两情相悦的当初天地中,不会磨灭:“心里尚留着一种好,那是什么意义或情调都还未有的好……人世只是历然都在,什么扰乱亦没有。”

一切都是明净的,记卿卿我我时节,固然都是赏心乐事,但言其欢、但言其好;即日后情变的记载,亦总是“清润静正”:“我与爱玲在一起,从来是在仙境,不可以有悲哀。”

这样的回忆文字,可算是对旧情的一种珍重、适当的对待了。

因此,他写收到张爱玲的绝交信后说的那句话:“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才让我觉得可信。那样一个千夫所指的人,他在当初也是有过真情的,曾经好过,就是好了,不是要到老来才悟今是昨非,反而不怕以旧情之美映出今时之颓——却又不是痛心疾首地可笑地去追挽。看李氏笔下的范柳原写了那么多不寄出的信,而胡兰成晚年也给张爱玲写过信的:是张先来信索书,胡的回信通过谈书说文故意挑起回忆,撩拨张爱玲,不果,也就不再写了。这当然是不老实,但比起范柳原的自我纠缠,却又好像有另一种实实在在。

《范柳原忏情录》与《今生今世》都是范白情缘可能的结局。也许前者在道德意义上乃至审美意义上更“圆满”,且满纸感慨,尽力写出一个“苍凉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却是后者才真正引发了我的默然唏嘘,每一捧读,总是端然叹息。

唏嘘还来自张爱玲本人对范柳原的态度。《评张爱玲》中又谈到,范柳原这种“委弃在尘埃里”的“平凡的人”,“以失败与破灭证明了人生的爱”,说张爱玲笔下人物使人感动者正在于此;关于“平凡的人”、“跌倒的人物”,胡还在该文和《今生今世》里指出张对“弱者”、“小人”的慈悲、饶恕、姑息。为张所关爱、宽宥的这类小人物,当然包括范柳原;胡、张对其的怜悯、体贴本应是一致的。

然而在把《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上演时,张爱玲写了篇《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当中说:“我从她(流苏)的观点写这故事,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 类似的话胡兰成也说过,不希奇,但紧接着,她又说:“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多年以来,每次看到这话都让我觉得特别刺眼、微微吃惊。

当然,张爱玲谈的是作家在创作中的状态;就算事后我们视“他”为胡兰成的“化身”,也可把这句话看作张爱玲对婚恋的超脱态度的反映,不必大惊小怪,也许,她说的是不用世俗意义上的“懂得”,只需执子之手,好好去爱。

使我吃惊乃至伤感的,是把这句话单独抽出来、再配以说话的时间。1944年,胡兰成张爱玲正式缔结婚约;话剧《倾城之恋》上演及张爱玲写这篇《老实话》,是在同年12月;与此同时,胡兰成在武汉已与周训德同居,但远在上海的张爱玲并不知道;是到了次年,胡回上海休假、自述交代再加上其他人转述,张爱玲才得悉一切的。

在此之前,初恋中的张爱玲给胡兰成的信中有一句好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然而,以天下之大,人们身、心之隔,真正洞悉人间种种的只有上天,它才能“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它,让张爱玲,在尚未知情的时空里,在想把倾城之恋演下去的时候,对自己所创造的浪荡子说:我用不着十分懂得你。

2000年4-5月,大学毕业10周年重聚前后有感

张爱玲第5节 这一路上的张看张(1)

惆怅旧欢如梦

认识张爱玲,是从陈巧孙编的《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开始的。此书收小说10篇,附录两组,一为张爱玲有关创作的文章、序言7篇,二为傅雷、唐文标、夏志清等著名评论4篇。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一版。我于1997年8月30日曾撰关于此书的补记,今略增删如下:

大四的1989年9月24日,因了一个朋友的力荐,在广州北京路的“窄梯书店”以六折购得——从此遂堕入张的世界,竟至有呼吸与共之感!

购后当晚于烛光下读了柯灵的代序《遥寄张爱玲》,真个文情并茂,深深感动。(该文后来收入别处时略有修改,就不如原来的好了。)

次日,读了那朋友专门提到的《封锁》,叹为观止,由此喜欢上张爱玲,还在书边特意记下一句感谢友人。

第二年的9月20日——已是毕业工作了,读《金锁记》。作品本身的水平,再加上自己繁华落尽、时光飘逝后的遭际、心情,读来遂如歌如泣,凄婉疲倦,不胜苍凉委顿难堪。在“酸梅汤沿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那段旁边,写下了几句话,大意是读的时候,正巧冷气机滴水,一滴滴的滴在招待所锦红的床褥上,“无聊的水滴,近于繁华后的疲乏,打湿了空寥的花团锦绣……也是秋天,去秋(1989年)雨就是雨了,今秋却是这样无聊赖的水滴,滴进室内,滴进心内。”

此外还有《倾城之恋》等,也是深深的感慨绵延不息,不时重读,翻转自家心肠。

后来,张爱玲的集子越出越多越出越全,论内容,这本《怨女》已无足道,但仍极珍爱之,因为它带有1989年秋天的浓浓滋味,挥之不去,每一翻开,便与那个秋天的声音和景象同时涌来。为之自制书签一枚,画一怨女像,题曰:惆怅旧欢如梦。

仍是黑色灿烂之秋

1989年10月,那位友人在匆匆回京挽救爱情的前夕,专门过访,借给我沈复的《浮生六记》和另一本张爱玲小说选集《红玫瑰与白玫瑰》。共12篇,我读了其中《怨女》未收的8篇。11月1日读后笔记略云:

我听见野兽的喘息与撕咬声了!张爱玲,一介女流,不但于琐碎情节中见连绵的才华闪烁,而且于日常生活中写尽人的动物性一面,犀利深刻!……最后一篇,题目是:《留情》,最后一段的头一句是:“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书的主人用红蜡笔画过,触目惊心。但下一句是:“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也只能这样了。

常在心间的私语

《私语——张爱玲散文集》,刘川鄂编。花城出版社,“八方丛书”。1990年5月一版。1990年8月26日购于广州北京路。

至当年底读毕。但此后多年间反复翻看,应是我读得最多的一个张爱玲本子,屡得感益,受用不尽。后来分别买到金宏达等编的《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一版),子通等编的《张爱玲文集·补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4月一版),直至陈子善编、号称“迄今为止张爱玲散文最为完备的结集”的新编《张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一版、10月二印),然而这最先买的小开本的《私语》,仍以早年读痕心印而存于架上。

传奇的琉璃瓦

《传奇》集,由上海书店据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月增订本初版影印,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1985年8月一版、1986年6月二印。我1991年8月18日购于广州北京路。

此书之得也有点“传奇”,是拿着《追忆》、《梁实秋怀人丛录》等书去交款时,见别人买得,急忙返身寻觅;却见拆散的这第五辑“参考资料”丛书,惟独它被刚才那人取走;一惊,惶惶地请求店员再拆一套,幸得成全,欢喜而购。

因之得以重读《红玫瑰与白玫瑰》,书中人物飘着无比真切的故人身影,当年故事,感慨万千。而真是天意注定般巧:那位把张爱玲带进我生命的朋友,毕业后一直漂泊无定、难索其踪,却就在此时与我联系上一次。

电话里自然说起这本书。友人说,张爱玲作品里只有一篇没有读过;我竟然在此书16篇中,一猜就猜中是《琉璃瓦》。8月22日复印了寄去,还附了一封短简。

能这样猜中,毕竟算是不枉相识一场了,仿佛上天设下的、姓张的人之间的默契。

纷纷扰扰,“重逢”时只得这微不足道的一点可感、可欢喜,这颇有点无聊。然而,生也如此吧,大致的。

什么都不重要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无数击心语之一:连眼泪都不过是身外物。只有各人自己保重。让那“传奇”般的猜中,成为一段张爱玲之缘的留念。

半生与一生

《半生缘》,花城出版社。1989年2月一版、1992年6月二印。我1992年8月19日购于小邑,9月3日读毕后记:

窗外已是9月。从夏到秋,读完这本:男儿女儿们,为了自身的迷乱、世事的作弄,乍离乍合,仿佛婚姻只是一件极轻易的事情,这是否另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最后,再也“回不去了”,时光易老,岁月恍惚一梦。

“缘定半生”。达明一派唱。

如果非要说一生,那就是韩偓的:“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

乱世盛世恋

1993年2月18日,从上海凤鸣书店邮获金宏达等编的《张爱玲文集》。共四册,因其一、二册小说多半已有,就送给罗生,而将其中自己没有的几篇复印下来,分别装订,自行设计封面乃至自取书名。包括:《乱世盛世恋》(封面画用夏加尔《变戏法的人》),《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借用黄凯芹歌名。封面画用玛丽·罗兰珊《棕榈树下的少女》),《连环套》(封面画用马蒂斯《红色中的和谐》),《小艾》(封面画是一幅摄影,青蓝底的雪花弥漫中,一只静立白鹭)。

其中《乱世盛世恋》,当年2月21日记:代取这个名字(借鉴黄碧云《盛世恋》),是因为很喜欢这种乱世盛世二重奏的意味,当年毕业论文写黄景仁,就题为《盛世寒虫,末代饥凤》。对张爱玲,更是这样看的。是盛世,也是乱世,而就这样,恋着吧。

写在张爱玲边上的秋

1995年9月24日,曾有一篇笔记(开头几段,原本是写在《封锁》等边上的)。删订如下:

半个月前,张爱玲孤单地死在异域一间空房子里——被发现那一天是9月8日,在她的故国,这天是白露,次日就是团圆的中秋。但中秋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滥情日子,张爱玲似乎没兴趣等到那一天。

对深爱的人的死,反不能说什么。只是收集报纸上几篇报道、悼文等,剪贴在一起。然后,昨夜秋分深宵,翻出《怨女》集,重读了《封锁》。

读毕发现时日的重合:《怨女》之购、《封锁》之初读,亦即与张爱玲的初结缘,是9月;而现在,也是9月,且重读时选了一盒久违的萨克斯风磁带来听,这同样是1989年秋天买的,也带有那个推荐张爱玲的友人的影子。一切都不是刻意安排,但却无意中一齐在秋夜来临……她们属于秋天,而且最具秋日滋味。在寂寂的深宵,在一支烟、一本书、一些乐曲里重遇昔年笔痕心迹,一时不知身在何世。

又重读了《金锁记》(它的初读也注定地,是在9月之秋)。只是看自己当年划过线的句子,却已不忍卒读。比如那一句:“为了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都够让我“言犹在耳”般忆及昔年。

……生命有那么多隐隐的惆怅和伤痛,生活却终将归于淡然。

只是在那样的秋宵,真是不忍!

关于与张爱玲的秋缘,除本节所举,以及上下文另述的借读《红玫瑰与白玫瑰》、购读《半生缘》、读《对照记》外,记起的还有这么一些:

1994年10月购读《张爱玲与苏青》(静思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一版)。其时新婚不久,初秋好天,有阳光处是灿烂,有阴影处是安稳,屋内是岁月静好。

2003年9月购《张爱玲画话》(止庵、万燕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原标注如此]一版)。

2004年9月购《张爱玲文集·补遗》和《落地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王德威著。山东画报出版社,“阅读张爱玲书系”。2004年5月一版)。

正为此我悼念你,张爱玲

此原为1995年11月11日(一个纪念日)秋灯下写的一篇笔记,删订如下:

白天,阳光明亮,天蓝风凉;晚上,月影如水,星座清晰。“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然而,秋日已将尽了,总有一件心事,要趁尚是秋光时了结。

就是写写张爱玲。

张爱玲第6节 这一路上的张看张(2)

之所以成为秋天的心事,是因为我和张爱玲之间,必有秋天的存在,与张爱玲相关的事与情,多半在秋季发生。而且,总觉得秋的氛围最宜读她,也最易在秋的氛围中被她击中心事。一想起她,就是秋天的心情。

是该写写的,她是对我灵魂影响最深、对我生活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那样的深入。

可是,提起笔写了这么几句,却发觉无以为继,写不出什么来。

对这样一位作家,我从未作过较正式较全面的评论。最多,只是些散碎的感性文字,只是对她句子的时常引用,借她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想起当年,我对“认识”不久的台静农,现在,对以色列总理拉宾,都能写出私下的悼文来。可是对张爱玲不行。即使因为秋日的催促,也写不出言之有物的东西。这真是怪事啊。

只好说几句别的琐话吧。

读别人的悼文,对夏志清《超人才华,绝世凄凉》中记述的一件事印象很深:5月时,张爱玲给夏寄了一张卡片,黑底,图案是个金色的镜框,有淡紫色丝带,五颗垂珠作装饰。张爱玲在信中说:这张卡片“能代表我最喜欢的一切。”——我感到,这跟她自编最后一本书《对照记》一起,是她临终留给人世的自我总结,至此她才算从容交代完毕。我想象着那张卡片:一片黑中的一抹金,几缕淡紫,镜框,装饰的丝带和垂珠。是啊,这是最能代表张爱玲的图象。我爱这张未能见到的卡片。

前几天有一夜,看到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这是张爱玲死后的第三次月圆了,时间过得真快,天地无情——当时,一下子就想起庾子山的话:“月逐坟圆”。庾子山之后,没有几个人能写得出这么精当的文字,也没有几个人能写得出这么荒凉的月亮。而张爱玲是其中一个:“三十年前的月亮……”她这样写下《金锁记》的开头时,年方23岁。50年后,她辞世了。我在繁华的城市上空看见依然不为尘世动容的月亮,想到“月逐坟圆”,然后,想起张爱玲。真个天荒地漠。

好了,连琐话都说完了。

这当然不能算悼文。

因为我写不出。

从来只有她给予我:她影响,她改变,她印证。

我却对这样一个让我悸动、梦魂牵绕的人,不能像对其他人一样写些象样的文字。

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

而恰恰正因为此,才值得悼念。

正为此我悼念你,张爱玲。

花开花落两由之

《海上花开》、《海上花落》,韩子云原著《海上花》的张爱玲注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一版、1996年1月二印。我1996年4月9日购于小邑,是夜记聚书录云:

《海上花》这个书名已够好(罗大佑还拿去做了歌名),现在又分成两册,曰花开花落,更是动人。我以前的读书笔记曾名之曰《卧海浣花录》,前几天又因时节而生“且扫落花过余生”之慨,更当购之矣。

张爱玲的《译后记》,对原著的命运颇有感慨,谓它把传统发展至极端却又以妓院为主题,因而高不成低不就,两次悄悄自生自灭;她积晚年心血于此,却只怕仍会遭看官三弃。——对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寂寂命运,我自惟还能了解!

对照之纪念

张爱玲的《对照记》,我于1996年2月14日情人节之夜买了大连出版社(伪托?)翻印的皇冠版。次日记聚书录略云:

一个用10年才华之光便照耀了大半个世纪的垂暮老妇,自知“一连串的蒙太奇”后将“下接淡出”了,时日无多,于是整理起自己的照片,重对那些美丽的青春、消逝的容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张爱玲最后留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留给人间最好的怀念——她始终都是独立特行、不屑人群的,到临死都要亲手为自己总结一生,因而本书同时又是她性格的体现,确是很好的纪念品了。

最后短短的后记,也是典型的张氏文字,对生命有深体会的人,自然百读不厌,掩卷嗒然。

到1997年9月,笔记《书外已凉一天秋》有一节是记此书的,略云:

9月17日、中秋次日,一早起来,骤觉秋凉侵肌,熟悉的秋天气息又来了,于是种种闪念与记忆的碎片不招而至,纷纷涌入心来——真像一群小精灵,平时是要有意识去寻回它们的,可秋凉一起,它们就会自动现身,鲜活的,避无可避。

这些碎片精灵所依附的“领头人”,当然有张爱玲。于是取出《对照记》,领略一些不足为人道的幽凉。

最使我凝视良久、不忍翻过的一张,却是张爱玲姐弟的童年照,且看的不是张爱玲,而是张子静。那小男孩,坐在藤椅上,虽然身后的庭院已注定要破落了,虽然母亲已离家出走了,可是小男孩何尝明了我们今天看照片时所窥见的浓重阴影呢?他只是低头看着怀中那只母亲寄回来的玩具狗,自得其乐,以至没有看着将要记录刹那悲欢留予日后悲欢的镜头——“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然后是崎岖的成长期……满目荒凉。”“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岁月惊心的,其实又何止能这样锦心绣口地把悲凉表述出来的姐姐呢?平常人,像那弟弟,也自会有说不出的前尘暗叹。

所购、读的这个翻印乃至是盗印的版本,印刷质量很差,排字错讹百出。皇冠原版我1994年9月在香港时见过,未买,颇是后悔。到2000年4月,大学毕业10周年重聚前,打电话给那个当年使我认识张爱玲的朋友,请求从香港带一册原版回来。5月2日,聚会中得之(皇冠出版社,“张爱玲全集”。1996年7月版)。——10年,唯一的一次见面,又带来张爱玲,正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纪念。

曾是同学少年

2004年3月21日,购得《同学少年都不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一版)。将聚书录修订如下:

这部小说,张爱玲生前并不满意;朋友也代她积压了多年,现在终于“出土”。小说写得好与坏,各花入各眼,我读后感觉是不太坏,也不太好。有人指它“寒瘦”,是对的。才情老去是摆在那儿了。但老去的才情终是才情,世情的虚空、人情的阴郁,像黄耀明唱的“世情盖掩幻灭”,仍描摹得入骨——这是“寒瘦”的另一解了。少年时好友、老去的同学变得隔阂,“在地铁火车入口处拾阶而下,到月台上站着,她开始担忧临别还要不要拥抱如仪。”总是属于张爱玲的苍凉。

附录的几篇文字也使我很有兴趣。比如《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三联书店1986年12月曾引进出版了美国人范道伦编选、张爱玲译的《爱默森文选》,前有《译者序》,两者比较,基本相合而有所出入,是否张爱玲于译此书后,将《译者序》重新整理过形成此文?而出入主要在于对爱默森诗的论述,此最足惊奇:《爱默森文选》5辑都有《编辑者言》,其中“诗”的《编辑者言》,绝大部分内容移来这篇《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里,那它究竟是张爱玲写的还是译原书编辑者的?又:《爱默森文选》的“诗”收6首,现在这《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后附5首,《大神》、《海滨》2首为《爱默森文选》所无;《问题》两者皆有,但此处有注释。——到底这篇文章、这些译诗的来历如何?

又如《梭罗的生平和著作》。与上一篇一样,都写得很好,介绍妥贴精当,但同样不明出处。书后所附的陈子善编《张爱玲年表》也找不到张曾译过梭罗专著的记载。该文后附梭罗诗3首,以前曾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的《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美国诗选》,虽署名张爱玲译但也没有选自何处的资料。

还有《海明威论》。这篇长文后面总算出现了注释,介绍了作者是美国作者、评论家华伦,及原文发表情况。但翻译时间仍阙如。张爱玲去国颇译过一些美国作品,《爱默森文选》已得,剩下最想收集的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本书也有《译者序》,可惜这次没有收进来。

除了这些缺陷,整本书做得还可以。附“年表”、手迹之外,还有些照片,其中书前一张六十年代爽朗的笑,是第一次见到,也是最“阳光”的张爱玲。封面整一片藏青色,暗洒细白,银色书名,端庄静气(严冬设计)。

当然,书之外更使我感触的,是小说那种曾经“同学少年”的意绪,因为其时还在读一本关于八十年代大学生活的《记忆碎片》(见招拆招著)。尤其书前所附张爱玲的手稿,那“像个孩子似的”笔迹,不免想到把张爱玲介绍给我的人——现在写的还是这样一手字吗?……

2004年10月梢整理汇辑

周作人等第7节 无 情

温源宁记周作人,说:“一艘全身钢甲的兵舰乘风破浪地在海洋上驶行着。世上还有什么姿势比这还优美呢?周先生恰似一艘全身钢甲的兵舰——他有铁一般的优美!”——这里用的是林语堂译文。最后这个词,南星译作“风姿”,倪受民译作“温雅”,江枫译作“优雅”,并译出该文题目:《周作人:铁的优雅》。

钢甲铁舰,斩风劈浪,这如果是用来比喻鲁迅,倒很适合。但比喻苦茶老人知堂,确实“颇出意表”,难怪谷林先生说“不大能够理会。”(《有凤来仪》)

温源宁这样写,前提是周作人曾是海军学校的学生。周氏兄弟均入读过江南水师学堂,但乃兄因不满学校,只念了半年便退学,次年转学——这半年对鲁迅一生可谓无足轻重。而弟弟却是老老实实念了6年毕业的,这段经历在周作人心里留下不浅的影痕,毕生都念念不忘,有印章“江南水师出身”、“山上水手”为证,见出他对这段青春的看重甚至眷恋。

温源宁是写人妙手,从知堂这一经历入手去生发联想,别具只眼。然而“铁一般的优美”究竟指什么呢?如果排除其他因素,比如指知堂也曾有斗士的一面等,仅从字面上理解,我倒有一番奇想。

铁的特点是硬,还有就是冷,是无情。

中国文人向来是抒情、多情乃至滥情的。然而中国文学还有一股“无情”的暗流,向来不为人注意。在古代,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是庾子山;在近现代,这股暗流的承接则有周作人、废名、张爱玲、胡兰成等人。不多,但到底是一种另类的文学传统。

“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还有:“桐间露落,柳下风来”,“鸟多闲暇,花随四时”,“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庾子山《小园赋》这些奇句,最足见其格调。

知堂及其弟子废名都极推崇庾,知堂曾用庾赋的句子为另一弟子沈启无写砚,并说:“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废名在《谈用典故》中也下过类似判语。表面看,他们推重的是六朝文风的踢脱自然、顺畅随意、本色、不生硬。他们也确实继承了这种文风。但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们与庾子山的共通点便是“无情”,是对天地万物、人世自然的一种淡漠的观察和认同态度。读庾赋,所写的景物都有一份无动于衷中震慑人的美,知堂与废名之为人与为文,也正如此。

有心的评论者能窥见这一点。如张中行的《再谈苦雨斋》便揭示了知堂老人思想上、精神上的“无情”,说他对世道“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也注意诗情诗意,但总是躲开士大夫的清狂惆怅和征夫怨女的热泪柔情。”

废名写《知堂先生》,也着重展示他对乃师这方面的认识。他用“渐近自然”来形容老师,说他的信“未有一句情热的话”;更有这样一句点睛之笔:“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老实说,我是读到这句话才真正倾心于知堂与废名的,其时从大学毕业不久,从此也渐注意克制自己在校园养成的过分的抒情。

至于废名本人,则更是在创作上都直接体现这种“无情”的风格。与乃弟相反、“用热眼看”的鲁迅曾以“可惜”的态度,说废名“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然后才说“从率直的读者看来”是“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我们常常忽略了鲁迅前面的设定,仅用后八字去褒贬废名,是不适当的。“哀愁”本已克制得“有限”,还要“过于珍惜”,“率直的读者”未能理解这种“无情”,才会有此批评。废名自己则以“无情”为依归,于是有遣走妻儿住进寺庙等等异于常人的举动,并公然说:“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中国文章》)。

当然,我说的“无情”只是指一种与荒天漠地、苍苍茫茫相厮混的不住之心,并非指真的弃绝七情六欲。庾子山也有悲慨、沉痛、绮艳之作,周作人也曾猛烈抨击封建和时弊,废名最终也没真的当了和尚;而张爱玲与胡兰成,则一个爱恋世俗一个风流成性。

胡兰成自认没心肝,他说过:“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加官进爵,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且是最最无情的人。”又说:“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与天地之不仁”(《今生今世》)等等。站在张爱玲的角度,可以指胡兰成以此为借口开脱日后的移情别恋;但站在文学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无情”这种被人忽略的文学传统,又在一个文人心里播下了对天地万物洞察后的冷漠之种子。

张爱玲在这点上可谓与胡兰成门当户对。不久前张爱玲去世,我看到一篇纪念文章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多情的人去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的多情,否则怎会对世俗物质充满那样的喜悦,有那样精细的观察和才情横溢的生花文章。但生活中的真人却有“无情”的另一面。对她理解最深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如同数学”——这个比喻跟温源宁用铁来比喻周作人一样,也是出人意表、难于理会的,只有从“无情”这个角度才能解释。胡兰成更直接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她不似乎她的父母,她一个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可以印证的是,张爱玲辞世后,其弟弟张子静接受访问谈了她一些往事,如何无情于家庭、父母、兄弟,哪怕感情最深的姑姑,相互之间仍是疏淡漠然的,来去自随自意,洒脱到有点反常。此外,张爱玲晚年更几乎是僻居绝世,数十年里极少见人(哪怕是出版她作品的皇冠的负责人),与外界联系基本只靠信件(但住址则连姑姑也保密);一发现有研究者追踪便要搬家,简直是避之如仇;在研究室工作时从不与其他作家打招呼,等到黄昏时分别人多已下班了才独来独往,等等。这样不近人情的行径,正是“无情”思想的极端表现。到她孤独地死去,旁人叹其晚景凄凉,我倒觉得这是多情者不了解张爱玲了。

抒情始终是文学的“正统”,“无情”只能算“旁道”。但反映在作品中,却是一种独特的美。比如默念庾子山的句子,总如置身于无忧无乐的自然,花鸟相随却无所用心,这种美让人愉悦,也让人低徊不忍、心境迷茫,深思之,自当黯然。

谷林先生所不能理会的温源宁的比喻,我不敢说得了正解,这纯属自己的胡思乱想。但一经这么想想,眼前浮现的是苍茫大海,无边无际的寂寞之中,有那么一艘以优美姿势在风波浪涛中行驶的冷冷铁舰,再想及知堂老人的生前身后,也难免有如默念庾赋的那类心情了。

1996年1月1日,从明亮冬阳写到斜照已收

2004年10月梢略作删订

周作人等第8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1)

古希腊文化是周作人的“杂学”之一。仅以笔者所知,其翻译的专著即有(依翻译时间为序):1、《红星佚史》(由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2、《希腊拟曲》,3、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4、《希腊的神与英雄》,5、《希腊女诗人萨波》,6、《伊索寓言》,7、《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周译占大半),8、《卢奇安对话集》;还有些“散译”,如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希罗多德《史记》的部分、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以及近人哈理孙的研究著作《希腊神话》的部分、佛来若(佛雷则)的《希腊神话比较研究》论文一批等。近年,海南出版社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先后重印、新刊《希腊的神与英雄》、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财神•希腊拟曲》、《全译伊索寓言集》,诚为倾慕古希腊及喜欢知堂文字者的福音,且书品、装帧、编排也可称佳构,我欣然得之,深感两社和主其事者之功德。然而前者缺一个出版(重印)说明;后三种为“苦雨斋译丛”,虽有止庵撰的总序和《希腊神话》的后记,介绍了一些情况,但还不够详细,乃至有讹误。为求破疑解惑,我曾私下汇辑了一些相关资料,近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9日)上读到超哥的《周作人与希腊神话的翻译》(下称“超文”),专门谈了头两书的情况,颇使我有“吾道不孤”之感,但在欢喜之余、获益之外,觉得还有些地方可以提出讨论和补充,遂不揣冒昧,撰此小文,冀专家贤者指教。

关于《希腊的神与英雄》

新出的海南版装帧精当,图页丰美,甚悦人目。另外,周氏《译后附记》提到,1947年第一次翻译时他曾附了自己一些关于希腊神话的文章,到这次1949年的第二次翻译时只删剩两篇,现海南版搜集了一批这类文章附在书后,可见编者的有心。但超文提到的,原著出版后的次年,周氏即写了与原书名《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同题的介绍文章,奇怪的是,今版这批附录中却不收此篇。当然,更令人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它竟没有任何出版说明,在超文介绍的一些情况之外,我觉得有必要稍为详述一下。

作者劳斯,是著述甚丰的学者,深知今昔的希腊,且又懂得神话,周氏称为“难得”(《译本序》)。周氏对此书很赞赏,如在附录的《关于本书》中如此称许:“它的好处我可以简单地举出两点来。其一是诙谐……与清教徒的绅士不是一路的。其二是简单。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内容颇是复杂,却那么剪裁下来,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这说的是劳斯的书,同时也道出了古希腊的某种精神,更是夫子自道,说着周氏自己的文章宗旨了。

超文说,周氏开头不想翻译它,是“因为嫌它是用英文写的儿童读物,并非希腊神话专门之书”,此说不当。《知堂回想录》之《我的工作(三)》、《拾遗(癸)》谈到,他认为在希腊人编的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和神话研究理论之外,还应有理解神话的人再来写一册稍为通俗的给小孩子看的故事,而劳斯“可以算是最适任的作者了”。真正令周氏“嫌”的,是作者乃基督教国家人这一点,他总觉得希腊的“改教为可惜”,大概是认为基督教破坏了古希腊的传统,使古希腊人的精神自由空间定格为局促的一神教吧。然而后来也想通了:“已经过去的事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想要讨教,不得不由基督教国去转手”,这书“究竟要算好的,自己既然写不出,怎么好挑剔别人呢。”(《知堂回想录》之《拾遗(癸)》、《后记》)

此书的第一次翻译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1946年5月至1949年1月,周氏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首都监狱期间,主要做了两件文字工作,其一是写了一批旧体诗,再就是第一年在“忠舍”时,“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当做一桌子”译了本书。(《知堂回想录•监狱生活》)但《知堂回想录》没有替词学家龙榆生的家人记上一笔:当时,远在北京的周氏家人托龙(时在苏州入狱)的女儿龙顺宜照顾他,龙顺宜姐弟一直负起探监送物之责,这本书就是他们送进去的,译好后可能也由他们代带出送出版社(见龙顺宜《知堂老人在南京》)。此后的情况大致如超文所述,可补充的是,1950年出的那个上海文化生活版,是巴金亲自校勘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

对于译了两次,《译后附记》中说:“重译的事殊少兴味”,“兴趣较薄”,这也许与他其时刚出狱不久的心情有关,到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态度就颇不同了,认为两部希腊神话都译了两次(另一部见下述),这是缘分深,对希腊神话固执的、偏颇的爱好和热心的反映,“我很高兴能够一再翻译了完成我的心愿。”(《北大的南迁》、《我的工作(二)》、《我的工作(三)》、《后记》)

在上面这些价值之外,这个译本还多少表达了周氏中年后的一种人生观、文学观。前述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文中,他说:“好几年前我感到教训之无用,早把小铺关了门,已是和文学无缘了”;到《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谈到本书又说:“古人有句话,敝帚千金,我虽然没有这种脾气,可是对于此书,却不免有这样感情。我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对于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但是也有知之为知之,这仍旧留着小门不曾关闭,如关于神话是也。”对这观点这里不作展开讨论,但这些话本身的态度我是喜欢的:诚实,谦和,又不乏自负;自知,却不自恋,然而又不是“太上忘情”。

海南版间有注释,但看来应为出版者新加。周氏是非常重视译本注释的(详见下节),此译稿似乎也不可能没有周注。《译后附记》最后有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至于此外注释的话,说起来也一言难尽,只好因陋就简罢了。”这话的意思,可能是初译时作过注,到译稿失去后,重译就没了再做的“兴味”;或者当时的处境,手头资料缺乏;又或者在当时情形下,不便强求出版社接受其注释,就不作注了——但,“因陋就简”,也可能是虽因上述原因不作详注,到底有些简注也说不定。实情如何颇费猜疑,所以说此书缺一细致的出版说明是个缺憾,虽经耙疏得了一些大致情况,到底还是留有疑窦。

周作人等第9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2)

关于《希腊神话》

超文述此书甚详,其中一个要点是认为它确实只译过两次。我是早就怀疑它并不像周氏自称那样只译过两次,就因为中间有1944年连载发表时的《引言》所致。见到此书后,大喜于止庵在后记中也把1944年那次算上,说译过三次,然而总不能解的是与周氏自述间的矛盾。现在按超文的说法,似可释然,原来怕是止庵和我搞错了。但大疑惑解开后却还有小疑惑:1944年《引言》说,当时译出的本文为19章,为何今版却是原本三卷16章、另节本7章呢?对此,超文只能称若非周氏误记,“究竟另有何据,则不得其详”了(另外,《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第一次翻译本文有4卷,可见译稿有三种不同的章节划分);还有,1944年《引言》中估计注释至少有20万字,写于同年的《我的杂学》(后移入《知堂回想录• 拾遗(癸)》)也说,注释恐有本文的两倍,也即20万字,可是今版的注释约10万字,与本文差不多——这两项出入,“两译说”解释不了,却正可用“三译说”解释得通(止庵后记说今版是1951年第三次翻译稿)。因此,“两译”、“三译”看来暂时只能是一个小小的疑案,超文提供的到底只是一种“推想”,既然按超文说法,周氏所谓“本文19章”可能是误记,那为什么“两译”就不是误记呢?当然这到底是牵强了一点,因为周氏是多次说译过两次的。

为此,我曾在去年与也喜慕知堂的谷林先生通信谈过此事,我大致说:按周氏分别写于1944年和1958年的两篇《引言》以及《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介绍,此书由希腊人自己从古书文献中集录编写,不引用罗马文人的转述、不采口头传说,“可以恳信”;作者不是哲学家、词章家,故没有改窜材料,“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叙述平易,不加修饰”,“平常自然”,“简单诚实”,“简直照着字面相信过去,显然别无什么疑惑。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地叙述”。这种远古初开天地中人的朴实胸襟、广大气度我甚为追慕,同时,周氏这些介绍虽多有摘抄西方学者的说法,但也正是他自己的意思了,是他的文章路数,如《知堂回想录》等亦不失此坦然之风,但关于两译还是三译的“不一致与矛盾”却令我迷惑。历史长河,浪沫翻覆,细迹难寻,真可借用他(谷林)的一句话了:“哪能一切从头追究呵”。谷林先生早年就搜集周氏著作,曾与周氏有来往,于周氏著述颇有会心,他的回信以闲话的形式提出了看法:“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我私下并不敢把“正史”抬到太高的位置,但这也同样是难以细究的,看来这问题于我只能到此为止了。

在1934年写的《希腊神话二》中,周氏称《希腊拟曲》完工后(1932年)便动手译本书,但真正的第一次翻译还是在1937-1938年。这也是一个特殊时空里的产物:止庵的后记指出,当时周氏不随北大南迁,一段时间赖以谋生的事即靠译此书。钱理群《周作人传》说,当时周氏“袈裟”尚未脱,要“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此翻译即其一,并引他致友人信中自述:“拟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

不随北大南迁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周氏最终背叛了民族也背叛了自己;而这第一次的译稿之所以丢失,则是因其售稿对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南迁香港所致;编委会主持人胡适,在周氏“出山”、“下水”前专门寄来一白话诗,殷殷劝阻,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其诗情深意重,却终为周氏不取,上引“出门托钵……”即周氏回复胡适诗中的一句,到头来竟真成了一语双关。然则,这译稿的周折正从侧面记录着周氏人生的转折了。

但就书而论,这翻译虽是为稻粱谋,却是经过多年考虑、慎重择定,出发点也是严肃的,要以古希腊神话这西方文明源头来改造吾邦国民性(止庵的后记所指出的这些,是符合周氏心意的)。

接下来要专门谈一下注释。

超文已引用了周氏将本书翻译注释工作视为“胜业”,其他的都可不珍惜、不值得做的话。把译注提到如此石破天惊的高度,似乎只有周作人了,而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爱说夸张文艺腔的人,则可见他对译注是如何的重视。

文洁若、罗念生回忆与周氏就翻译打交道时,都提到周氏如何为译稿加上详细的注释,在这问题上如何固执,乃至出版社把它们压缩,他会“十分惆怅”,竟觉得连译作本身都“没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晚年的周作人》、《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这是解放后的事,而周氏这种态度是多年一以贯之的,止庵在后记中引了《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的一个事例,另据《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补充如下:他的第一部古希腊主题的译著《红星佚史》出版时,他与鲁迅做的注释被删掉了,遂发誓下次不再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虽有此教训,到本书却还是忍不住要做(所谓做,不全是自己写,包括从原注译来)。此外,除上引的“胜业”之论,周氏还表达过视此译注为深切的责任、不完成即感内疚惶悚的意思——如果我们同意超文的说法,1944年那次发表并非第二次翻译,那么专门为做完译注动一次手,也确是念兹在兹的责任心所致了。还有一个可资旁证的资料是:1934年,他在日本文泉子《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中说:“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译《如梦记》)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完……”按这里“希腊神话”未加书名号,《如梦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6月一版的陈子善《编后琐记》,引用此语也没有为之加上,但从上下文时间推断,这里专指的就是这本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陈子善未曾给予说明或补正,不过,他做了一件大有意义的事,就是将《如梦记》连载发表时被删去的“译者附记”(亦即译注)特意找出,予以恢复,这种体贴的做法,当可告慰于泉下的周氏。同样体现出苦心与功德(对译者、对读者而言皆是)的,还有止庵,他充分认识到周氏译注能反映其对原著的研究这一学术价值,主持的这“苦雨斋译丛”三本,都保留了原有的译注。

周氏对本书一往情深,十分看重,是他慎重择定的、愉快而有意义的“主要工作”(《希腊神话二》、《知堂回想录•拾遗(癸)》);客观上,如前所述,这书还反映了他的人生转折。然而它却成为止庵后记说的、周氏所有译著中“命运最为坎坷”者,(周氏1958年又写过《引言》,并对1951年译本略加整理过,似乎当时可能有机会出版,但最终还是没了下文。)以致如超文所引,后来周氏写好遗嘱后又专门补上一笔,为此书未能出版叹息不已。另一方面,《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谈此书译注事末云:“幸而本书还没有出世,还不知道情形如何”(注释会否被删)。止庵的后记则说,“幸而”本书现在才得以出版,使人们得到一个比其别的许多译著要忠实可靠得多的本子。也许,这是这样一本书延至今日才面世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了。

周作人等第10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3)

关于《财神•希腊拟曲》

《财神》,阿里斯托芬著。据《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及后附《解放后译著书目》,解放后他译过一批欧里庇德斯悲剧,喜剧只译过这一个,收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中。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介绍稍详:1954年,为纪念阿里斯托芬2400周年诞辰,罗接到出版阿氏喜剧集的任务,由他约人翻译,是他建议找周译《财神》,并由他作了些文字校订。止庵在丛书总序中把出版年份说成1957年,恐怕是“悲”“喜”不分了:《欧里庇德斯悲剧集》才是1957年出版的。

《希腊拟曲》,海罗达思、谛阿克列多思著,共12篇,包括现存所有的10篇古希腊拟曲,和相近可供参考的2篇。止庵只在丛书总序中交代了一句说原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印行,其实这书也有些特别意义是值得一说的。

首先,按倪墨炎的说法(《想起了周作人的遗嘱》,《文汇读书周报》,1988年5月21日),周作人最早译出的古希腊作品就是这拟曲中的两篇。

查《周作人集外文》,有写于1916年的《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这“二首”应就是这本《希腊拟曲》中的《媒婆》和《塾师》,也即倪氏说的那两篇吧。(另外在写于1930年的《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里说,海罗达思有两篇据英译本重译过,当时收入《陀螺》里,不知是否指这两篇?)比这更早的,1912年,周氏还译过法国人须华百的拟曲仿作,爱屋及乌,其情可见——拟曲是古希腊祭典上的歌唱演作,后演变成民间杂剧,周氏对其的欣赏,一是《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说的,“多写日常琐事,妙能穿人情之微”;二是本书序和《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透露的、亦即前引止庵指出的一层意思:爱古希腊,用意还在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

但若以整书而论,《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里说的:“我弄古希腊的东西,最早是那一册《希腊拟曲》”,则不够严谨,因为之前还有《红星佚史》(虽是后人编写的),以及《冥土旅行》(中收有古希腊人作品),应该这样说:《希腊拟曲》是周氏从希腊原文译过来的、古希腊作品专著集中之最早者。

其次,本书是周氏重拾古希腊的缘分之始。本书序中说,他1908年学希腊语,曾一心想译《圣经》,后以其已有通行译本等原因而取消,但时感惆怅,觉得应译点什么以免使那几年功课白费,最终译出此书。虽然,“起因于庄重的《福音书》,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光阴,末了出来的乃是一卷很不庄重的异教的杂剧(按:还要是希腊颓废期的作品),这可以算是一个很奇怪的因缘了”。周氏没有明说的是:这可说是人生的讽刺的一个小例子。但到底,有了这个译本,使得喜欢古希腊的“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用作者之一谛阿克列多思的话说是“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也即中谚所谓“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云云。

具体过程是:据《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他在1930年暑假开始译了几篇(包括上述的重译);《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则详记:1931年,他想译点古希腊东西作少年时学习希腊文的纪念,选了这题目,到1932年译成,也是售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内里有些秽亵文字,他去向胡适说明,取得了谅解,“他笑着答应了”。本书序中还两次提到因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鼓励,此书才能译完。)由此而下,古希腊的作品专著便一本一本地译出了。

第三——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此译著的稿费的用途更别有纪念意义。全书四万字,以千字十元的高价得了四百元。(这是沾了梁实秋的便宜,当时梁译莎士比亚,编委会也是按此他们定的最高稿酬给的。)周氏用其中的360元买了一块两亩地大、带三间房屋、有成片柏树的坟地,先后用来葬了幼女、侄儿、母亲和妻子——这“是很可纪念的事”,“是我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所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看来还可再用上一次,这笔稿费也是这样一份礼物了。

关于本书的出版,止庵那句交代是通行的说法,手头多种资料均记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初版。但当事人的记忆却与之有出入:《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称,此书1932年译成,“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开头就说:“1933年,我从雅典回国,见到周启明译的《希腊拟曲》(商务版)……”上节提到我给谷林先生的信,当时也一并说到这个问题,看来似乎也只能用谷林先生那句话来解释了:“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虽则作出同一回忆的有两个文学家。

顺便插一句,钟叔河编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海南1997年7月初版)在收入本书《例言》时注释说是刊于1935年版,实际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载,1934年的初版是已有此《例言》的。

周作人对初版的版式(25开)不满意,说因内容不多,“印本又是小字大本,所以更显得戋戋小册了”,“版式不佳,细字长行大页,很不成样子”(《知堂回想录》之《北大的南迁》、《拾遗(巳)》)。但现在我们看到今版32开本,到底是太一般化的统一面目,反而有点怀念周作人那时的多样化,包括他不喜欢的长行大页的25开本。

周作人等第11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4)

关于《全译伊索寓言集》

周氏出狱回到北京后,1950年1月,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过访,约他译希腊作品,过了几天,郑振铎替他借来(上节提到的倪墨炎一文则说是郑为他“亲自选定”)法国人EMILE CHAMBRY编校的《伊索寓言》,周氏于当年3至5月译毕,是他“给公家译书的开始”。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伊索寓言》——《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及后附的《解放后译著书目》介绍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止庵在丛书总序中称周译原题为《全译伊索寓言集》,《伊索寓言》这一书名则是当年出版社改的。或者他的资料来源是周译手稿吧,因为他接着又介绍:译稿内容当时曾被编辑改动,今依手稿改回。

所谓“全译”,是把后人混入的,以及一般译本以“低级趣味”、“无意义”为由排除掉的都译出来,总计358篇(可供比较的是,同是人文社,1981年初版的、罗念生等人译的《伊索寓言》,收了330篇,似略可见学术胸怀之别),附注释66条——《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此书“译得不算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64条,可以说还可满意的”。这是周氏一贯重视、自得于译注的又一反映,但注释数目是记错了。

此版后附周氏《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是为1955年人文版写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收入此文时,题注与末注有出入,题注称“《伊索寓言》,人文社1963年初版”,误,1963年那次是二版。

在本书的翻译故事中,出现了谈周译古希腊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郑振铎。

前述周氏写《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介绍《希腊的神与英雄》一书,但开头结尾谈的却是郑振铎。文章劈头就从与郑氏的相识谈起,回忆昔年同声气共创事之盛,此后如何各走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彼此仍“有一种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对希腊神话的兴趣。(按周作人第一部以古希腊为主题的译著,是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的《红星佚史》,而郑振铎也译过《伊利亚特》和《奥特赛》。)——这一共通点,后来最大的印证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介绍萨波到中国来,是周氏怀了三十年的心愿,到1949年终于编译出《希腊女诗人萨波》,可算是刚出狱的愉快事(见该书《序言》)。而让他更为动情的是,在当时情势下此书能出版有赖郑氏的主动支持:郑氏在知道他把译稿交出版社后,即竭力怂恿老板付印,并收入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这件事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周氏被捕后,郑振铎写了一篇客观公正的、既义正辞严又有厚爱善意的名文《惜周作人》,当中提到周氏“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提出了一个“保全他”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到解放后,政府安排给周氏的工作就是以希腊和日本文学为主的翻译(对此周氏也心存感激),应当有郑氏的主张在起作用,译《伊索寓言》则是具体帮助的一个例子。

道不同矣,解放后更是地位悬殊,但至少在古希腊这一共通点上,二人还是知心的,不负当年之交。郑振铎去世后,周氏在《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记下《希腊女诗人萨波》出版事宜,最后说:“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末一句尤其平实得朴讷,然而有无限的深情,也有言不能尽的寂寞。

周氏于古希腊也正“是一个解人”。“解人难得”,因此我们虽不齿于他的投敌,却也不应忘了感念他从那片初生天地、文明源头传递过来的养分。(哪怕喜欢古希腊并不怀有周氏那番良苦乃至宏伟的用心,如在下,爱古希腊是意在“出世”,不像周氏所取为“入世”也。)那么,虽然在道理上译本可能旧不如新(如某些专家的意见。然而进化论能否应用于翻译,当年涉足翻译的那批学者文士的学问见识能否为时下贤哲轻易超越,尚大可存疑),但以人情而言,说周作人的旧译本至少还有这么一点意义:使我们面对之能产生他回忆郑振铎时的那份怀念的情感,不是一句太夸张的话吧?因此,前面谈到《希腊神话》的完整出版是其延至今日才面世的最大安慰,其实这样说对已死的译者毫无意义,真正得益的还是我们读者,故我们在挑剔止庵及有关出版社的同时,也应表示一份感谢。同时我还盼望着周译的其他古希腊著作重印,特别是他晚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视为平生心愿的《卢奇安对话集》,和印证了周、郑友谊的《希腊女诗人萨波》。(又:我后来购上海书店将郑振铎译述、编著的两部旧著合为一册重刊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买的时候,也是重在从中可追想他与周作人交谊的情味。——就像神话,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起点、背景和早年记忆。)

诚然,喜爱旧译本到底难免迷恋尸骸之嘲;研究、翻译古希腊代有人出,我们也不能说寂寞,但周作人这样的古希腊解人不在了,“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想起来总是惘惘。

2000年1-2月

按:一、本文草稿曾蒙谷林先生指正纠误。

二、本文节选《关于知堂译〈财神·希腊拟曲〉》在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后,朱金顺先生撰《也说知堂译〈希腊拟曲〉》刊于该报,就有关问题有所补充。

三、拙文中指出的,止庵“苦雨斋译丛”首辑总序关于人文社《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出版时间之误,他在2000年1月出版的《六丑笔记》一书所收该“总序”里,已经改正。(我在同年6月才买到该书,其时本文节选已见报了。)关于《希腊神话》周作人究竟译过两次还是三次,止庵在收入《苦雨斋识小》的《希腊神话二三事》一文中,已修正为只译过两次。

——拙文既曾节选见报,更复全篇于网上流布(包括在上述诸位方家补充、修改后,仍有网友转贴),为示负责,故正文仍存原来面目,而作此说明。

四、2004年3月为《南方都市报》写“书架之南”专栏,谈古希腊的人文,曾以本文为主,从中缀拾周作人古希腊之旅的一些人事,整理成《记得曾在古希腊的握手》、《以神话作见证》、《古希腊旅途的另几个身影》三篇,分别述郑振铎、郑与周所译古希腊神话、胡适、罗念生、止庵。

五、“苦雨斋译丛”后来已出新版,新收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谨附两书聚书录于后,作为补充。

周作人等第12节 一场书信的瓜蔓(1)

2002年5月,因与谷林通信而起一番心绪,乃瓜蔓牵连地读了《知堂书信》、《俞平伯年谱》、《周作人年谱》,以及一批相关的资料文章。当时颇思将拉杂的读后随感写篇关于周作人书信与交谊的文章,在电脑打了底稿;惟闲暇既少又心多旁骛,终未完成,空自叹息。现在也没有能力重新布局谋篇,只在其基础上略加修订整理,并附录几本相关书籍的记录而已。

黄开发编的《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一版、1995年1月一印),收入了周作人自编、1933年7月出版的《周作人书信》全部内容,香港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曹通信集》的大部分内容,以及其他一些已发表的书信。全书按周氏在《周作人书信》的《序信》中“书”与“信”的划分意见,分为“书牍文”和“尺牍”两编。

甲编“书牍文”,我早几年断断续续读过,在《知堂读屑》中略有提到。乙编“尺牍”以前也曾读了些;这回因与谷林谈起一事,颇生感叹,想起此书,遂取来至“小满”夜读一过。

这“尺牍”所收,除致青木正儿6封分别写于二十、五十、六十年代外,其他的恰巧以其“前后半生”为界线:致胡适、江绍原、俞平伯、废名、沈启无、许寿裳、汪馥泉、施蛰存、赵家璧、陶亢德一批,写于1937年前;致曹聚仁、鲍耀明、徐訏一批,写于五十年代后。

“附逆”之前的“前半生”书信,以我体味的情调,又可分为“鲜活”和“文静”两类。(下举信件,为行文顺畅,只对有特定背景、内容应与写信时间对看者才注明时间。)

“鲜活”,首先是常月旦当时人物。如在致江绍原信中,不止一次贬斥已失和的鲁迅(按其中有谓鲁迅“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语有偏激,但意见我赞成,我也一向反感出版情书);多次提出对蔡元培的微词乃至反对(按周作人对蔡元培公开与私下评说之迥异,曾为谷林特意拈出,见其评周、江往还书信集《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的文章《片言只语见性情》)。又如在致胡适信中激烈地反对优待废君溥仪等。他也不限于在背后对第三者说长道短,有时还当面指陈收信人,如直言批评胡适,说他还是专心做学问好,别把才力“耗费于别的不相干的事情上面”。当然,他提到时人并不都是否定,也尽有正面的好话和关心。如在致施蛰存信中称许李广田“作散文颇有致”,向主编《现代》的施推荐刊登;更如1937年8月29日致陶亢德,忽飞来一语:“梁宗岱在南开闻至今无消息,颇可虑”,战乱中怀人,是温暖的一笔。

其次是常谈及时事,反映出学界的、进而是社会的风向。如1928年11月30日致江绍原信,记激进学生事并呵斥之。

还有直接抒写自己世界观的。如1929年2月7日、1929年4月19日致江绍原两封,述“世故渐深”,对社会失望的消极,“旁观”、“隐逸态度”;1930年2月21 日致汪馥泉谈“近来颇觉得韬晦之佳”。

又有结合时事、思想而叙述个人生活。最可注意、也最令人感慨的,是致陶亢德的5封。它们写于1937年8至10月,是正式“落水”前的申说,述以家累无可离北平,还寄言“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陶将它们在杂志刊出,“以告关心(留在已陷落的北平的)苦雨翁者”。

涉及文事方面,则如致江绍原信,经常有购、读、评民俗等杂学之书的记载,致其他人的也多谈写作、出版等事体。尤为我感兴趣的,一是曾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只因“插图甚多”,而买了本内容与文字都看不懂的德文医学史——医学自属周作人的“杂学”之一,但亦见出他对插图的喜爱;二是致赵家璧一封信中,谈对于散文选编,不取郑振铎的以性质区分而取郁达夫的以人分意见,也是我所赞成的。

这些信哪怕内容沉重,但皆属直陈写来,常有一股活动的生气。对重大问题如此,如上举致胡适两封。于一些细节上亦见出属于年轻意气的幽默风趣,如致江绍原信:“承示夫人又有弄璋(or瓦?)之喜……云‘怎生是好’何也?”这是亲密友朋间的私下谐谑;致江绍原的另一封,调侃说“因‘三个[没]有闲’以致搁置了几天未写回信”(按成仿吾曾连用三个“闲暇”评说鲁迅。后来,鲁迅也专门自命集名曰《三闲集》)。

——以上种种通信中呈现的,可称是一个“鲜活”的周作人。但在致俞平伯、废名、沈启无这三位弟子的信中,却是另一副“文静”的面貌了。

也有涉及思想的变化,如1932年11月13日、1933年2月25日致俞平伯的两封,但用的却是“侧笔”。甚至有因时势而起的悲凉,如1933年1月31日致废名一封,但亦点到即止。

也谈个人的生活,但只是闲闲叙述日常起居,顺笔描写触目景物,自具韵致。如致俞平伯的几封:“虽然已是春天,而花叶尚未茂发,不免有寂寥之感”;“秋意渐深,早上已颇凉,而学校亦就要上课了,奈何。谚云:‘蟋蟀鸣,懒妇惊’,此一惊字不佞颇能体谅。”乃至整封信可作一小品看,深得古人神韵,活见文人情趣,如还是致俞平伯:“《新月》便以奉送,因我已另得一册了。贴来邮票恕已没收,但别换一枚贴在信面,请寄到时收下可也。春雨如酥,庭中丁香大有抽芽之意矣。”

也月旦人物、评点作品,但不再见前举致江、胡的那类放言臧否时人之语,谈的只是古人古书。如在致俞平伯信中比较张岱与王思任的优劣,兼谈对散文小品的看法。在致沈启无的信中称许《齐民要术》是“朴实而别有风致”的“好小品文”;赞《庄子》写法“可羡而不可仿效”,等等。

也出现对朋友的怀想、关心,但只限于几个亲密好友之间。如在致俞平伯信中谈门下四大弟子的另一位江绍原,“不知系何病……颇觉可念”,请俞去探视并把情况告知。而且这类信往往也写得很有文学情致,如致俞平伯云:“废公尚未北归,亦无消息,岂真在等待春草绿乎”。致废名谓:“山中春色如何?山门虽旧,枣树想健在也。”就算话语平白,写来竟也如诗,如致俞平伯谈长雨之苦,“想兄亦有同感,(不能去看电影了吧?)但或者《燕知草》已竟写了,则亦大有益处耳。”致沈启无说:“前日来庵匆匆即别,不及以莲花白酒奉饮,甚怅怅也……何时请携书来补喝该酒乎。”

也当然离不开文事,突出的是谈笺、制笺并赠友,读闲书,读得好文字书录之相赠,诗文、联语的往来,等等,古趣盎然。

——总之,与这些契心弟子谈,周作人总是沉静的,哪怕喜悦。写给他们的,都是典型古代文人风格的尺牍小品,内容如此,即称谓、落款亦可见一斑。我特地翻看了《周作人年谱》(增订本。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一版)所附的《周作人别名笔名录》,它按笔名首次使用而列,点一下,当中出处为书信的有17个,属于致沈启无的即有11个,另致废名的3个,致俞平伯的1个等。这些别号多有可品味者,如“苦雨翁”(致俞),“苦雨”、“药庐”(致废),“茶庵”、“苦茶子”、“苦茶”、“知”、“山尊”、“案山”(致沈);非于写信时首度“发明”的,则有如“知堂”。另周作人称呼受信者也有用其别号的,如“白萍道兄”(俞),“常出屋斋居士”(废),“书廊道兄”、“茗缘道兄”、“茶衲道兄”(沈)等——纯然一派古色古香。

这种“文静”的风格,与收信者有关。我常感到,在通信中受信一方的气质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写信人,不但影响信的内容,且连叙述的口吻或者说文风都会因应有了微妙的、可能写信人自己都不自觉的区别;又或者说,写信人的某种本色,会因与收信者情味相投而焕发出来。周作人写给俞、废、沈三人的信有此独特面目,当属这种情形。(其中,他写给俞、沈的信相对家常一点,致废名的信则特别质朴、“涩”,便因为废名本身有一种近于禅意的“枯”。)

但我可以这样归纳划分为“鲜活”和“文静”两类、周作人早期尺牍能给我这种“整齐”的印象,是有一个前提的:这致俞平伯35封、致废名17封、致沈启无25封,都由周作人本人挑选过,编入《周作人书信》。我并非指周氏在作伪,但总怀疑,落选的信是否也都这样有整齐划一的风格?从道理计不可能,那么应该说,周作人选择这批信出版,是有意给公众一个自身认可的形象。谷林曾在《周作人的回想录和书信》中说:“窃以为《周作人书信》其实是当年作者的一种自选集”。我愿进而作诛心之论:周作人当然也知道其他的信不可能永远不出版,那就趁自己还可以有所把握时,亲自编定,告诉世人,这才是真正的我——既表示自己对于信的态度,也表示对于自身的认定。这点,手头有周作人其他早年书信者(如近年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按这是我喜欢的书,但它极高昂的价钱我认为不合理,买得起也决不支持),自可鉴别;我从《周作人集外文》中找到一封1922年4月15日致俞平伯的信,趣味颇有别之,也证实了我的想法。

周作人等第13节 一场书信的瓜蔓(2)

到“后半生”的晚年书信,则是另一种面目了。早、晚年意气,大有别焉。

最突出的,是求援请助的内容。致曹聚仁的信,主要是文章、出版的请托(周作人晚年包括最重要著作《知堂回想录》在内的一批作品,都通过曹在港发表)。而由此而来的,是频频请款,催要稿费,时有“望眼欲穿”之态。有时这头才得了一笔,马上又提出“设法为第二次汇款,多少不拘,企望之至”。览之令人心酸。

致鲍耀明,则主要托购食物、书籍。这是因为鲍与曹聚仁作为文化界、出版界名人不一样,乃是一业余文艺爱好者,正职是日本商行的职员,能得其便。本来周的托购东西也很正常,但看到其中有求购北京所无的海胆酱“云丹”,以及“日本海产物罐头”(因北京鱼鲜“只是河里的鱼,其味道与海鱼不一样”),总还是令人有点联想。周作人对生活的追求,虽在那样家境困难、不断催款求助的情况下,仍不能改之。

只有个别的,如致鲍耀明一封信的结尾:“北京天气渐渐的暖起来了,院子里有些花木也都发出绿叶”,尚能略存早年致俞、废、沈的好情调。

此外可注意的,是几件周作人念念不忘、再三叙说的事。

其一,关于“变节”。像致鲍耀明谈“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的情况;赞蒋梦麟“讲信用”、“不势利”,因他在抗战胜利后、周氏受审时,肯出具他曾以校长身份让周照管北大校产的证明,等等。特别要提到的是这本《知堂书信》致徐訏的唯一一封(由黄开发从报刊上编入)。周作人与徐只有一面之缘,但读到徐关于《知堂回想录》的文章,觉“对于鄙人的批评,宽和平恕,得未曾有”,只是“我对于自己的行为向取‘不辩解’主义……但是对于先生却不妨来说明一下沦陷时我的境况,就知道由于我不能丢下家族,所以留在北平”,下细述之,“结果无非证明我意思[志]薄弱,没有撇掉家族,牺牲别人、救出自己的毅力而已,所以除了对于先生以外,我是并不曾说过。可是我也并不后悔……”

其二,关于晚岁的重要工作。《知堂回想录》下另述之,而对于视为平生心愿、暮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的古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选》翻译,周作人给曹、鲍、徐的信也不时谈到,“告一段落,这是我自己觉得很可幸的事”云云。

其三,关于鲁迅。按周作人晚年写下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结集过几本书。这对于保存鲁迅资料,是令人高兴、欣慰的。但我们虽不认为周作人是主动“吃鲁迅饭”,然而念及其背景:鲁迅已成为主流的偶像,而周氏却退到时代与社会的暗角,在公众中只留有依附于鲁迅的资源和价值……这一情形,令人黯然。周作人私下对鲁迅的真实想法,也只能在与海外友人的通信间“发泄”。“集大成”的是1958年5月20日致曹聚仁的一封,大致一为说不应把鲁迅当作“神”看待,鲁迅墓前塑像是“死后随人摆布”的“最大的侮辱”,“尝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按这也是周作人为鲁迅说的“好话”了。另在致鲍耀明的信中他也谈到对此塑像的感觉:“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私下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由是感慨“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不容易事”);二为指出鲁迅“戏剧化”、“做作”的言行(在另一封致曹聚仁的信中他也曾指出鲁迅行为和写文“戏剧性”、“小说化”的地方);三为指出鲁迅早年一些集子杂有他的文章;四为谈许广平对他曾经说明第三点“大为不悦”,而这“偏见”的由来,是他的夫人偏袒朱安,令许“忌讳”而“迁怒”,“但是我只取‘不辩解’态度,随她去便了。”

——这一封信,当年香港出版的《周曹通信集》有专门的编者按语:“此信曾在《知堂回想录》一书首页中原版刊出,引起轩然大波,层峰追究迫令将该书停止发行,已发者亦高价收回。在书报行业中,一时传为佳话,嗣该书再度发行,即不见此篇。本辑刊出,以飨读者。”这是因一封信而导致了一本书的波折:《知堂回想录》先由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5月出版,7月即改为听涛出版社出版,就是为了抽掉书前影印的上信(连带另一封因版面故也一并抽掉);到1971年1月复以三育名义再版,换了另一封周致曹的信为插页。事见朱鲁大《〈知堂回想录〉的版本》一文(收入其《近代名人逸闻》一书,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10月一版)。至于该信“引起轩然大波”之具体起因,曹聚仁后来曾撰文反驳“政治说”,解释问题是出在原信涉许广平的第四部分而由他自行决定撤出的:“在老人死后那几个月,许大姐对老人先后作了苛责。我乃把一封老人写给我的信刊在卷前,让后世人知道此中还有一番曲折。可是,此书出版后,一位朋友提醒我:‘既然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又何必去念呢?周家的得失短长,又关你什么事呢?’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但这解释并不能令海外的研究者信服,多年后,朱鲁大写的那篇文章专门再论之,认为反而是原信涉鲁迅的第一部分,“触犯了当道的大忌大讳”才被迫收回重印。到1987年,另一主事者罗孚才撰文承认,当时认为周信不妥的,既有第一部分也有第四部分。

但这种“版本”问题,直到九十年代出版的这本《知堂书信》还存在:这封信印出来是没有第四部分的。黄开发在《前言》中说:“有几封信含有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等人的攻击言论,本书均予删殳。”可怪的是,所见书中诸信,又分明有多处对鲁迅的和一处对郭沫若的“攻击言论”;而这段删掉了的对许广平的看法,周作有一封致鲍耀明信又谈了一次,话说得甚还有过之,不过略其名而代以“某女士”,而《知堂书信》照样印出。

谷林在《周作人的回想录和书信》中谈到书信结集的删节问题,说:“其有编者认为宜当忌避删削处,应于篇中注明‘下删XX字’以示郑重而便查考。”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是赞成尺牍发表应删去纯隐私部分的,而对一些暂时不便公开的私议如是处理,也可以理解,编者去取的尺度,除作者外旁人亦无权置喙;问题是应该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编辑原则:删去的部分,应像谷林说的那样注明,或至少加个省略号,免得人们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这封信就是现在印出来的这些内容。而此书又把《周曹通信集》原编者“……本辑刊出,以飨读者”的按语附后,对比遂成讽刺矣。(顺便说明一句,编印出版这本《知堂书信》为一般读者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挑出这一小疵批评,但总的来说对编者之功是欣赏和感激的。)

鲁迅之外,周作人这些晚年书信还谈到了其他不少文人的情况。如致曹聚仁的一封,说张次溪得病,他“当劝以旧稿易钱,俾在港买药。此事当与高[伯雨]君商之。”——他自己在卖文,也关心着给张次溪张罗一条相应的出路,见出一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意。(按张次溪与周作人遭际相似,晚年颇有交往。)

这方面内容致鲍耀明的信更多,这也与身在文坛外的鲍对文坛人事所知不深更未身历交接、而又有兴趣、经常请教有关。而周的去信,也就为我们留下了好些珍贵的文坛资料。

如批评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和绘画。我曾在买了丰译《源氏物语》后得谷林介绍周氏对丰的态度,其中便举了一封信的评语,后来我写入了《架上扶桑》。

又如指沈尹默早年为他写“苦雨斋”扁额时尚未成名,“其字似亦更有其趣”;冯沅君之才似出其夫陆侃如之上;“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

还有说郭沫若当年“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与郭沫若这种态度可作比照的,是一封信中谈到胡适:“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了,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的骂他……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这几句话很平实,却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是我这次读《知堂书信》最为感动的地方,虽然正如周作人说的,这其实本是“应当如此”的态度。

此外如介绍《晨报副镌》名称的由来;谈自己“抄书”之道;对散文的看法;对自己一些旧作的喜爱等,都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

(按:本篇底稿打好后,曾见网上有同好者,从周作人晚年书信中爬梳整理了这类文事私谈,是一有心的工作,则我也不必再“深化”为之了。)

以下要谈的是这场读周作人书信及其瓜蔓,一个特别的沉吟感触。

恰在读了《知堂书信》乙编尺牍不几日,购得《俞平伯年谱》(孙玉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一版)。该书有一个很好的特点,是对俞与周作人、叶圣陶等人的通信均作记载。我乃将俞、周交往部分从头到尾读了一次,并随手做了记录。然后又读了些相关的文章资料,包括《周作人年谱》(增订本)中周氏与俞平伯、曹聚仁、鲍耀明等人交往内容。——由此,很是感慨在周氏“变节”前二人通信惊人地频密,其后则大为疏淡。

我据《俞平伯年谱》的点算(均含明信片,但仅寄赠书籍者不计)结果是:

从1920年10月22日俞平伯第一次致信周作人,到1938年底(次年起周氏正式“附逆”),俞致周氏约250封信,周氏致俞约340封信。

(这里要插说一段雅事:1929年4月、1930年9月、1932年2月,俞平伯曾将所集周作人致他的手简分别整理、装裱成《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三册,各收信为60封、64封、74封,周作人皆为之题跋。周氏也曾拟整理俞本人的信札付诸装池。)

从1939年起到1945年底(即到抗战胜利后周氏入狱时),俞致周氏16封信,周氏致俞5封信。

从1946年起到周氏逝世的1967年——我当时心绪汗漫兼寥落,这一部分未克计算,但总之,是寥寥无几,还常常是周氏主动去信给俞的。

又实际数字应当还不止上述,因为编纂者孙玉蓉态度严谨,无确证者不录,这从年谱中有时记载来信而无相应复信可见出。也正因真正的数字不可能准确(有待研究者为之吧),我就不必再点一次来补那后期之缺了,反正结论应是不会错的:从情热,到冷落。

诚然,这转变里面有时势的客观因素,未必尽是人心的反映。反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作人入狱后的1945年12月,俞平伯致信胡适,恳请为周氏设法“薄其罪责”;1946年6月,俞平伯与一批教授出具证明,说明周氏在任伪职期间的实际情况,以求对其轻判;晚年,俞平伯在复周作人的信中,对周氏竟能阅读他发表时被删节以致面目不堪的红学论文,感动不已;周作人则曾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强调,他与俞平伯“近虽不常通信,唯交情故如旧”……

如果我们不从道德品格上作猜疑长者之论(如我后来读俞平伯与叶圣陶通信集《暮年上娱》所感的,参见“聚书录选”之《重投旗下》),对于周、俞通信往来之变,对于一段曾经如此亲密的交情最起码形式不能“如旧”(倘若周作人致鲍耀明的那封信不是对“外人”有所遮掩或强作自慰的话,那么,心“如旧”而行不能“如旧”是更大的悲哀),则我们只有唏嘘:造物有情而又不仁,天地间有过怎样好的人情,却又怎样将其毁弃、着其流散……

2002年5月;2005年1月删订。

周作人等第14节 且以永日(1)

黯春三月,收到谷林先生寄来的邮件,拆开,不禁大吃一惊——竟是北新书局1925年5月初版的周作人《永日集》(“苦雨斋小书”之四)!

这是一份再也意想不到的骤然赐赠。隔着数十年岁月、数千里河山,书里、书外,多少情事意态。手足无措,只能从“头”开始慢慢道来——

封面,竖列分三行的书名、作者、书局字样占去大半;上为一幅小图案,浅墨蓝色的木刻,绘茂叶树木,缭绕云朵,掩映山海交接处半轮太阳,在日出日落之间。这样的装帧、这样的小画,简单、朴实、耐看,隐然略有古希腊的庄穆之风,未悉设计者和作画者为谁。

书是毛边本,左方书口和上方天头皆不切齐,尤其书顶,真如鲁迅说的“怒发冲冠”,唐弢说的“青丝覆顶”、“蓬头的艺术家”。唐弢并指,毛边书也经历过变化,“毛的一边移到书顶”,正是从北新书局开始并沿用下来的。这种“略带野趣”的“朴拙的美”,“参差的美,错综的美”,我是第一次真正见到。谷林曾撰《毛边书漫话》,说他的书架上“毛边书共得两种”,解放前的只有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和这本《永日集》,它们之历劫犹存,“是侥幸,是漏网”。

翻开扉页,先是谷林手录陆游和黄清老诗各两句:“闲愁掷向乾坤外,永日移来歌吹中。”“松阴坐永日,心与云俱闲。”——光是这几行字就可以赏玩永日了,不仅仅是诗意,谷林的一手小楷真个俏丽雅致,看那“掷”字提手边潇洒的一提,就真是“掷”了;修长的“阴”、“永”,就给人松荫垂垂、悠长舒闲的直观感受。按《永日集》我手头有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本(“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丛书,1994年5月一版、1995年10月二印),8年前的夏日购得后,也曾抄了几个古人关于“永日”的句子在书扉上:陆游的“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绿酒可人消永日”;刘禹锡的“一卷素书消永日”;张九成的“听泉常永日”。但那字迹,叹口气,这辈子都赶不上老先生了!

抄诗旁边、近书口,是谷林题记:“四九年初,谭正璧登报售书,去函询其周氏著作目录,复信云:有二十余种,目录不能备载,多初印本,可以全部出让,代价白米五担。其时周氏早期印本诚不易得,余亦微有元相俸钱之感,但身非彭泽令,对此十倍折腰之数,未能脱俗,只好割爱。其后到北京,时时蹀躞旧书铺,以收罗周著为事。经年仅欠此种,后以叔英之导,获见此翁,道及搜罗辛苦,承以此卷见惠,喜出望外矣。”——这段题记的墨迹已淡,当为昔年所书。此事谷林后来已基本记入《曾在我家》一文中,并云:搜求所得周氏著译,“就中尤推《永日集》和港版《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为翘楚,盖咸从作者手头得来。”但对前者所得的经过细节没有描述,尤其“以叔英之导”获见周作人,及此《永日集》为谷林当时仅缺者,是第一回听说。得书后即去信询之,答曰:穆叔英是少他两岁的中学同学,以共编《鄞商学生》而熟识,建国后两人同在北京,穆打听到周作人住处,约了谷林一起走访(穆现已去世)。至于“仅欠”,是指在五十年代初;(《曾在我家》载,港版《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乃于六十年代时闻香港出版,向周氏求取,当面得之。)而此《永日集》,书后版权页背面复有两行手书云:“此卷承老人寄赠,于 一九五零年十月九日收到。”

扉页背面则是新题两行:“甲申春日寄 胜衣弟清玩”。

接下去,可以再抄《曾在我家》:书名页“右下角钤‘且以永日’长方章,序言末钤‘苦雨斋印’方章,字作魏碑体,纵横各加界划。”

目录页右下角则是谷林的小篆长方章“修之藏书印记”,与周作人亲钤的那两方一样,都是朱文印。

内页排版大方,天头、书边开阔,行距疏朗,容得下谷林在行与行之间纠正了个别排印错字。同样的内容,手头河北教育社的32开重印本正文是165页,这北新初版大32开,反而是344页,可见其版式之阔绰。

谷林之纠误,说明是细读过的,但此书出版70多年、在其手半个多世纪,纸张发黄却尚保存整洁。

正文25篇(包括一篇《杂感十六篇》,以及作为《跋》的《〈专斋漫谈〉序》,因“《漫谈》未续写,移作本集代跋”)。前有作者“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所撰《序》,谓收文大半作于民十七年,小半为民十七年以前(按目录的篇目后均附写作时间);有5篇是翻译,收在一起的原因是个人“偏见”,因原文意思为己所喜欢,便正如大家引用古人成句一样“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并称它们“在这集内是最值得读的文字”;“在自己的文章中只有一篇《忒罗亚的妇女》觉得较好”;末云“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关于文学的意见主要在《〈大黑狼的故事〉序》里,“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户读书论》中”云。——本册该篇篇末,谷林抄录了周作人1930年2月1日致胡适信的一段:“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一九二九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阅,不禁怃然,却亦觉得仍有道理——另封附呈《永日集》一册,其中《闭户读书论》请读之以供一笑。”

如此这般,一部曾辛苦搜罗而“仅欠”、得作者圆梦的“翘楚”之书,历劫幸存的初版毛边珍本,有知堂亲钤的印章(朱墨犹新!)、有谷林多次的题记和引录,曾在苦雨斋,后归朝内宅,今到忆水舍,经两位老人的手传递,而我有幸复加摩挲、相对——这是怎样的缘份。乍接的心情自然首先是惊喜,此恐怕尚有逾于谷林当年,因为事前完全没有“征兆”;旋即是感动,而又同时竟生了一缕酸悲之意,因为这人情的背后是沧桑,遂温暖与苍凉并存。

还要再说什么呢?“且以永日”吧!

我的笔记中有过一个“知堂读屑”系列,将读过的周氏集子中自己感到“同情”、欣赏、有意思的,及反映了知堂重要思想或个人风格的段落句子抄下来,缀以自己些许批注、零星感想。这当然不能追比知堂的抄书文章,因为都是些未加整理的片段;只是像跑到他的园地上,摘些花草菜叶回来,但目的却不是用作栽种自己的园地,更多时候是借他的口说说自己的想法,以此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或冷寂心境——正有点“一卷素书消永日”的意思。

《永日集》是在1996年12月中旬读抄的,趁着这次得谷林移赠旧册,就将该书的“知堂读屑”转录过来,以志此缘——

本集主要是译文与抄书(所译所抄均西洋书文,当中多篇是谈古希腊的)、序跋、时论三类文章。

《忒罗亚的妇女》一篇,指对《忒罗亚的妇女》得作者、古希腊悲剧家欧列比台思有“亲密之感”,因为“其著作中唯理的思想与人道的精神”。按这二者亦正是知堂自己的思路。又谈这篇悲剧是“对于人类的哀怜的精神”之体现,“其中并无什么激烈的态度,更没有报复的思想”,“其沉毅处是希腊性质的特别长处”。对待悲剧的命运,知堂也是这样,哀怜整个人类多于反抗,重沉毅不重激烈。此篇抄书文字平平,但知堂序中特别自诩之,盖能突出反映其人生观也。

周作人等第15节 且以永日(2)

《论山母》是译文,在篇后附记中知堂称他很喜欢哈利孙所著此文,这推想除了对古希腊、对事物(诸神)的“起源及其变迁”、对神话的特有兴趣外,还因为文中谈的,古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造神”过程是“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避开了恐怖与愤怒而转向和平与友爱”;但最初神灵身上的野蛮恐怖,却又仍有影迹留存——这种趋美弃恶,是知堂的人生追求;而恶又始终影影绰绰,则是其自况反映。

《蔼理斯〈感想录〉抄》六则,一则《进步》开头说:“我觉得自己不能同情于现在通行的厌世思想”,但原因并非对人生的乐观,而是因那些“通行的厌世”“错误在于过分看重进步的意思”,到看不见世界的进步便厌世了;实际上,“世界是一个永久的新奇,永久的单调。”——蔼理斯与知堂正是看透“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古旧的新奇也是永远的回复”,才反对流行的因信奉进化论而导致的厌世。

二则《晦涩与明白》,说:“至好也是那虚无之中心,须得包围起来才能造出美或深来。”“要明白,要明白,但不要太明白。”

四则《雅歌与传道书》,推崇《旧约》中的《传道书》,因其是“愁思之书”,是“厌世与乐天之一种微妙的平衡”,而这“正是我们所应兼备的态度,在我们要去适宜地把握住人生全体的时候。”又说,在《传道书》的年代,世界是“虚空”的,但“留有一种伟大的希伯来特性,一切特性中之最可宝贵者,便是温暖的博爱的世界主义。”

五则《宗教》,说宗教有如恋爱,“在不能有这个经验的人看来不免有点可笑。既然他们可以没有这个经验而好好的生活,那么让他们满足罢,正如我们也自满足了。”——知堂不是蔼理斯那样的宗教信徒,他抄这则的用意无非是追求那种自得其乐、“好襟怀不要人知”(张炎句)的生存态度,以及一如第六则的标题与结语所示的处世态度:“自己中心”;“或者,毕竟各人都是对的。”

(按:蔼理斯这部《感想录》可列入搜求书目。)

《〈谈龙集·谈虎集〉序》中有云:“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

《〈桃园〉跋》中提到,废名赞同知堂“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逆与隐逸合一的话。”又称自己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评废名,说一是喜欢他的文章,“简洁而有力”,合于知堂“喜含蓄的古典趣味”;二是喜欢他小说里的人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像……那样慈爱地写出来,仍然充满人情,却几乎有点神光了……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

《〈杂拌儿〉跋》评俞平伯之旧而又新的属于传统的文风,兼谈现代散文与明代文学、与传统之接续复现,可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并看。

《〈燕知草〉跋》亦如此。另又指出,抒情散文“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这可算是知堂的追求与自况。再又指出文学须与革命分开,是两样事情。

《〈聊斋鼓词六种〉序》中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我很喜欢这种态度,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不汲汲于功利,但也不是对于人事完全冷淡,只是适中地冷静处之罢了。”“聊斋那时不能再做遗老了,他就以那种豆棚瓜架的态度来应付。”

《〈大黑狼的故事〉序》,谈革命与文学之关系,说:“现代乱世青年只有两条出路,强的冲上去,做个人类进化的‘见证’,弱的退下来,叹息诅咒,以终天年,兼以传种。”按此语实可概括周氏兄弟,只是弱而退的知堂寿则多辱,传了几十年种的反是其兄了。又认为文学不可代革命,作为战壕内即兴的文学,也不同于文士的摇瘦拳头,知堂则自承不革命;而对于曾写(译?)《大黑狼的故事》后弃文去革命、再后又对革命“已没有多大兴致”的谷万川,知堂说:“我并不劝他回到记录大黑狼的那时代来”,因为这跟叫大家回到古代去是同样不可能的,但“又觉得不革命又不不革命之非计,所以想借大黑狼去诱引他一下”。结语云:“这两年来人事改变真不少了,大黑狼和万川都还健在,这真是极可喜的事了。”浮世人事,喜慨交集。

《闭户读书论》劈头就说:“自唯物论兴而人心大变”,没了灵魂轮回之说,令凡夫失去安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便成了只有上联无下联,于是使“懦夫有卧志”,知堂自承是懦夫,“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只好闭户读书;从读书谈到读史,“很有点历史迷,……它(《二十四史》)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上的人物事情常重现当世,如白日见鬼,“此可怖的悦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浅学者流妄生分别”,以后经过什么大变动便会是新世界新人物,“此正是不学之过也。宜……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按《序》中云“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户读书论》中”,可见此篇有对专制重压说怪话的讽世之意;但“自唯物论兴而人心大变”,与从太阳底下无新事的历史中观照出宿命悲观的人生这两点,也是知堂重要的世界观。

《杂感十六篇》,之一《罪人》,谈“一本书的价值,排印,校对,纸张装订,要各占二成,书的本身至多才是十分之四”。关于书籍的错字,举了一个绝妙例子:某人引陶渊明《饮酒》诗:“但恨多谬语,君当恕罪人。”(按此为《饮酒二十首》末一首末二句,原为“恕醉人”。)“这也错得太有意思了。”

之十一《山东之破坏孔孟庙》,文则平平,但最可留意的是其激烈反日,且不止针对文中所述之事,而是进一步推至全面。读之如见一十分清醒之反日义士,谁会想到作者十余年后的遭际。

之十二《历史》,与《闭户读书论》有关段落是同一意思:“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又说:“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不过有这一点,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谨慎了,像瘌病患者一样摇着铃铛叫人避开”。按知堂爱好、重视明末文学,然观此语前半句,使人想到他后

以上6种,2005年1月整理删订

谷林第16节 聚散但看身畔书

“我是‘七七事变’前两天到杭州去当一名练习生的,不足半年,要从这里撤退了,路过开明书店门市部,大减价,进去花了一元钱,买了一网篮的书,内有《二十今人志》,而常常想念的还有施蛰存编的六期《文饭小品》以及一叠《现代》……”

阳春三月,收到我敬慕的谷林先生手札,里面有这样一段闲闲道来的书缘旧事——那时是乱世,但在生命阶段和书价的角度,却使人觉得是老人的“天宝遗事”,接下来,先生谈及今日买书的情形,“一则久不出门阅市,二则书价高不可攀”。那真是别一番景象了。

然后“前文再续书接上回”,先生写到:

“却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我一辆黄包车载着铺盖和网篮赶到火车站,当时身子便捷,给了车夫一元钱,便从车窗爬上,行装也均由车窗递进,得以平安返乡。只是以后风尘历碌,战后重归,自然片纸无剩了。”

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也刚好满了一页信笺。“常常想念”,那是心爱了,避乱仍相携不弃却又最终散失,但说来没有更多的感叹,只是言止意不尽,纸里纸外,有些什么在淡淡萦绕。

历史长河波澜变幻,人生一瞬在其间,如鲁迅《好的故事》中那些映照着美丽影象的水沫浪泡而已,尤其身外物,原无相持永久的必然。所以古人盖楼养仆来收藏书籍,又训示子孙要永世保存,冀传之久远,这种情怀值得尊敬,但即使我们不忍视之为不智,面对历代太多藏书家的结局,总不由得让人想起画家黄永厚的句子而叹息:“世上几多开山戏,每到收场总伤怀。”

智者处世,行止进退自有其道;但是,张中行先生《再谈苦雨斋》记周作人晚年,收拾金石图书分赠故旧,张先生也得了一些,其中有的在浩劫中散弃了,剩下的后来有时翻看,“想到人生多事,逝水流年,不禁推想他及身散之的心情,连自己也不免有不堪回首的幻灭之感”。这是说,纵是及身散之这样“比魏武的分香卖履为达观”的态度,当中也难免有一种幽寂乃至悲凉的“心情”。

我自知软弱,不敢追随古人,视书为宝藏之物,为免却日后事到临头骤然承受那样的伤怀心情,索性就借明季澹生堂主人祁承㸁《聚书训》的说法,把自己的书称为“聚书”而不称为“藏书”,一早预备了有聚必有散。“聚”字比“藏”字更合人生实况,生命本是聚散的过程,岂惟书也。

回头且说谷林先生,品格、学问等等自不待言,文章亦我所倾心欢喜不已:谈书说人,心细如发,“穷幽测深尽精微”,于不为人在意处“随手拈来,触处成春”。

而在谷林先生的文章中,有一篇篇名看似平实,却仍令我叹赏不已,那便是记周作人及其书的《曾在我家》。

文中述及四、五十年代时,曾遍搜周氏著作,连“旧杂志载有其文字的,以及他人著译之有其序跋的,也一并收购”,发现集外文字亦“尝思抄出别存”,总之一往情深,所得所藏,当极可观。后来的事情我们亦可推想了,“风尘历碌”,浩劫之后,那些周氏著作大概虽不致“片纸无剩”,亦“零落成泥碾作尘”。谷林先生是这样看待的:“然聚散原是人生常理,经历渐多,世情稍减,亦不复十分措意”。这是一种多么豁达、洒脱的境界。但就像知堂及身散之那样,达观并不能就使人修炼成仙,完全超脱出尘,于尘世恩爱心如止水,所以接下来又写道:“只是有一次(钟)叔河君来信,打算重印《陀螺》等几种译书托觅原本而无从再得时,风轻云淡,心头不禁略为回环片刻耳。”通达,却不避人之常情,怅然,而以澹泊出之,“曾在我家”,如此深婉情思,总在我心。

这篇文章和信中那段往事,容易使人想起李清照那篇细说“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的《金石录后序》。

《后序》结尾处有几句话:“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楚弓楚得”是熟典,楚王止左右求其亡弓,说:“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但孔子对楚王这种气度还不太满意:“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孔子家语·好生第十》)这里李清照大概受了孔子影响,用典时易“楚”为“人”,进一步凸显广阔胸襟。

但与谷林先生通达之下偶生怅怅的次序相反,易安居士是在悲愁、沉痛笼罩中来表示达观的,这就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况味了!我们通读《后序》全文,看易安居士回忆他们夫妇如何搜集金石图书,虽节衣缩食但却有“赌书消得泼茶香”(纳兰容若句)的种种情趣,后来又如何经历战乱、流离、丧夫等种种变故,那些珍藏如何逐次散失,几至荡然无存,只剩下所录叙之的一卷亡夫遗著《金石录》,与前尘梦影,相伴老去年华——当此之时,说出那几句话,何其无奈!纵然有洞明世事练达人生的悟道气象,到底是一条人为的“光明尾巴”,完全是为着自我宽慰加上去的。在文章的角度这似是败笔了,破坏了全文欢散悲来的浑然结构,又使全文头重脚轻:它如此软弱无力(连千百年后面对其文其事的读者都难以从中得到安慰,遑论身处其境的垂老一妇人?“只是当时已惘然”!),完全压不住前文的沉重。借李清照自己的句子说,这个结尾只是“载不动,许多愁”的“舴艋舟”。由此甚至使人怀疑:古籍史册中那么多言行通脱的故事,其中不少纵非伪装亦属强颜,只是用达观的道理求心理平衡和心灵出路,正足证明背后不足为外人道的酸辛,证明中国历史有太多压抑人的苦难。而且道理不能代替真实的人生,像李清照那样的通达,怕只能聊解一时之渴罢了。或者在后人看来,这条“光明尾巴”更大的作用是,因为见出它的勉强,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悲悯和同情,无意中反而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

然而,以李清照才气与眼角之高(看她对同时词人的评论即知),又怎会不明白这些。不说那些置身事外没心肝的话罢,从另一角度看,便觉得这条“尾巴”的必然、应然:人生多凄苦惆怅事,确乎需要达观来自我救助,虽是蚱蜢一样的小舟,总可求身心些许安稳。“浮世本来多聚散”(李义山句),想想“楚弓楚得”,乃至想想得者也许比自己更适宜得之,(世间好事,莫过于“英雄宝剑美人名花”那样的“合适”吧?)这是一法;不想那么远,相聚一场,是难得缘分,好来好去,不必粘连拉扯,只视为本非自己必当有,厮守过已足感谢造物恩赐,也是一法。“且留它如梦,送它如客”,书如此,其他的人、事、情也可以如此,应该如此,只能如此。

前面说过,同是忆述图书聚散事,同是达观,李清照给人感受到的就不是谷林先生“风轻云淡”的情味,这其实有以小人之心妄议古人之嫌,可以明确肯定的例证还是我自己:取谷林先生言简意远、含蓄蕴藉的文字来喋喋不休、生发一大篇感慨,如此行径,讽刺又可笑(这种修行上的差距,借废名谈知堂的话便是,谷林先生“总是合礼”而我“常不免是抒情的”),更见出通脱高远的境界非我这样的俗子所能骤至;而不敢称“藏书”只称“聚书”,则正正仅是对通达的求助,并非真的破迷去执、超然物外。

但无论是哪一种幽婉的心事,底蕴却是相通的:聚散无情,然而“有意”。种种意味,“留予他年说梦痕”,且待各人沉吟咀嚼,各有所思——如果一定强要从“失”中求“得”,这,或许就是吧。

1998年3-4月

谷林第17节 见书如面(1)

“见书如面”专栏,原拟全面记述旧雨新知赐赠的书籍,以志书缘、以表谢意,藉书怀人,略慰师友遥隔的念想。2004年6月下旬,据旧笔记整理了关于谷林先生惠赠其本人著作的一组,因应报纸专栏篇幅割裂为4篇,今重新整理过,合为2篇;11月,又得谷林赐寄新书《答客问》,再写成1篇。现将这3篇统归于此题目下,其他未及记写的书缘,则散见于别的篇章了。

春在案头

“见书如面”,首先要谈的是谷林先生的馈赠,因为,他是我最老的“老友”。先生今年八十又五了,自少即嗜文史,早年虽从事财会工作,但一如英国随笔名家兰姆,于账册之外心契文学、沉潜典籍;先后供职于银行、新华书店总店、文化部出版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整理校点过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郑孝胥日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以书话随笔、文史小品行世,厚积薄发,卓然成家,文章偏重于对民国及清末文坛人物、著作的品评,旁征博引而精巧雅致,见识通透而亲切可人,文辞考究而笔调优美,融古雅与清丽为一体,深为识者所喜。

谷林在年近七十时,出版了《情趣·知识·襟怀》(三联书店,1988年12月一版)。这是他第一本作品结集,却不是我读的第一本:先已读过他后来出的《书边杂写》,倾心不已,竟自不揣冒昧,贸然致函求索市面已不见的此种;而先生不以僻地野人轻之,慨然出自己所藏赠我,时在1998年2月,因此书而订交,缔结了一段好因缘。

它收在《读书》编辑部编的“读书文丛”,当年由宁成春装帧设计,小巧的开本,洁白如瓷的封面,上淡印作者手稿——谷林的小楷字,清秀流丽——甚为可赏(该丛书后来部分重版过,却失去这一素雅特色了)。得书之日,正好是春节假期后第一天上班的“立春”,睹之惊喜欢欣,养眼怡神,顿感春在此案头小书矣。

说这是寒雨萧萧中先临的春色,更指其内容之美。然而这份“春来的温馨”(集中一篇文题),舒心畅意,却难以言表。谷林在《复还的喜悦》中云,读完黄裳的《珠还记幸》,“声影渐杳而氤氲四壁……想说些读后的喜悦,而体味不深,只怕终究不免唐突了。”这也正是我的踌躇。他又在《坎坷出文章》中,引了黄永玉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这类用滥了的形容词是懒惰而毫无生命力的、假情假意的废话;谷林谓,这使他不敢放纵自己的舌头去评黄永玉的书,怕说出来的也成了标准的废话。——这是过谦了,这份惶恐该是识浅笔拙如我者的。又集中《董老的两句诗》,批评有论者对董必武诗的滥捧,“轻率地用‘点铁成金’那一类的现成话来制作尺寸不合的冠盖。”——这也是我所不满的普遍现象。然则自己既不能像谷林那样推陈出新,下来就不如尽量放弃那些滥调,改用另一类“现成话”去捕捉他那些“氤氲四壁”的春意:那就是抄引谷林自己的如珠妙语,借他对别人恰到好处的漂亮评点,让他“自作自受”。这既免于我“假情假意”之嫌和“轻率”“唐突”的尴尬,也可让读者多认识一点谷林的好。

他的好,首要就在于“情趣、知识、襟怀”。按此书除《题记》外收文44篇,《情趣·知识·襟怀》本是其中谈叶圣陶的一篇。我后来知道,谷林在叶圣陶领导下工作过,对其人品、学识有切身体会而折服、感念不已。但以之为书名,除了纪念前贤,更在于这六个字乃是谷林追慕的境界。我曾总结的评人标准是:见识,才情,学问;颇喜与谷林所拈出相近。这样的境界,我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谷林自己却像叶圣陶一样,是达到了的,六字正可形容其人。

集内还有两篇的题目也极佳。谈汪原放的《缱绻心情淡欲无》,颇喜这句子与情调,亦近于谷林其人其文的情怀、襟怀。谈汪云乡的《穷幽测深尽精微》,这也是谷林的风格,观人于微,观事于微,观情于微,穷幽测深,丝丝点点,抽丝剥茧,在细节处带出悠长意蕴。

谷林在另一篇谈汪云乡著作的《当鲁迅生活着的北京》中,指汪氏征引虽多,“却无牵萝补屋的痕迹”,“我们只感到这些称引的必要和简洁,不禁要赞叹作者剪裁的手段”;“行文不刻意求工,又每每诗意盎然”。另外在《耄耋老人的款语情话》中的评语:“款语情话,娓娓可听”;《生不逢时尚倾国》中的“如散珠走盘,转侧闪光”;《头白惟余一卷书》中谓“使你读后产生对作者亲切温润的感情”。——所有这些,纵不是谷林有意夫子自道,我们却都可以用来回赠他和本书;我再也找不着更好的说词,去形容这份案头春意了。

但是,他的书话文字,又绝非不着痛痒的浮泛“美文”。像谈冯友兰的《一个长期的旅程》等,在在多有文人的风骨,使我益发怀有敬意。

前面说到,谷林是我的“老友”。这是用年纪来开的玩笑,其实,我更多地是以师长视之,他的情趣、知识、襟怀多年来使我受益良深。诚然,这当中有许多是学不来的,只能潜移默化、自行修为;但有一些地方,却也能让我等不才后学倾力追步之,比如他对用词的讲究,对文字的洁癖,对校对的重视。

集中有多篇均谈到校对和编辑修改问题。在《一样读书有别情》和《对作者的尊重》两文里,谷林分别提出编辑两种不同的“爱人以德”:一是不要擅改作者文章,损害作者的用意;一是对明显不通的应勇于代改、或建议作者改,替作者藏拙。这些确是编辑应把握好的分寸。而在寄赠我的本书中,有多处他亲笔改正的地方,最有趣的是《意难忘》一文,述某书,末段“特别提一下”此书没发现一个错别字,“很想建议出版社让校对者的姓名也同责任编辑一般的署在书内,以接受读者的奖评。”——原文如此,但谷林却用笔将“以”改为“让他”,将“奖评”改为“感谢”。这到底是编辑没有“爱人以德”,还是校对者的疏漏,抑或谷林见到书后,重新斟酌而改动自己的初稿?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见出他的认真,从而成就了严谨而精美的文风。

此后多年通信中,谷林也常谈到要积累词语、推敲字句,对我的行文不谨慎代为审改,直至提出批评,使我触动很大。这种严格的雕琢,其实是一种对文字的敬爱,所谓情趣、知识、襟怀,于斯“小道”,亦可见焉。

谷林第18节 见书如面(2)

书边一种凄馨意

《书边杂写》是谷林的第二本书话结集(收入辽宁教育社“书趣文丛”第一辑),我计有两册,一是1995年3月初版本,得于好友周生购赠;二是1996年4月的重印本,得于谷林当面持赠。

周生所贻,乃好文共赏的推荐之意,是我感激的。当然我本对谷林文章喜欢已久,比如集中的《醰醰多古情》,最早从《读书》上看到,震动于其介绍的徐梵澄与鲁迅的关系,那种保持了数十年沉默的“遗忘是救治”,读来真觉“云海苍茫,洪涛澜汗”,“悲欣交集”。诸如此类,零零碎碎的有缘在先,记住了他的笔力。

但要直到1997年12月,因在刊物上读到谷林两篇新作,谈费孝通的《弦弦掩抑声声思》、谈陈原的《闲览杂记》,拈出一些闪而不露的伤怀的深情密意,虽是云淡风轻、花影朦胧,却有一种以心会心的妥贴,触动我的心史隐衷,感叹之下,才取出这本《书边杂写》,于冬阳中细读一过。有分教,这一番领受,是自此完全倾倒了。

全书除《后记》外,共收60篇,评点人物、绍介书籍、考订文史,美不胜收,文章也更加圆熟精致。被用作书名的开卷第一篇《书边杂写》,写得散漫可喜、又圆融自在:谈姜德明的《书廊小品》,却旁及蒙田、侯宝林、鲁迅、黄裳、杨绛、尼克松等等,从而回忆自己的读写生涯,叙述个人的读写情调。——我感到这不是序言但胜于一般序言,乃集中各文风格的浓缩体现,也等于对全书作了巧妙的说明。一路读下去,随他作《汗漫游》,看他《挑挑拣拣驻粹美》,正是《譬如食蜜》了。

关于该书如何美、为何美,还可再次摘抄其好言好语以“反证”之:

《我的爱读书》说的:“游方随喜,尽可以顾盼恣意,优游自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实在赞成此等气象。”《牙签与暮齿》说的:“随手拈来,触处成春”;“渊渊雅雅,冲淡有余情”。《我才无用亦天生》说的:“善知识,大慈悲,绝世文章。”无一不可以反用于谷林自己,他那天女散花般的曼妙文章,亦正是此等气象。《海藏楼诗话》有云:“要讲说明白,纵花雨缤纷,未必顽石便点头。”而谷林的缤纷花雨,则实在是既能令被讲说者点头,谢他的点睛之笔;复能令听讲说之我等顽石点头,谢他的点化之笔了。尤其是,《绘画,写历史》中自表“不足为训的涉猎乐趣,和陌路邂逅的意外欢喜”,这乐趣、这欢喜,谷林得之于他人,我则得之于谷林,时时在他笔下碰着共鸣、“同情”之处,最为愉悦。读这些谈人、记事、说书、考证的文字,抒情自然隽永,议论娓娓道来,有如春风醇酒、夜雨青灯,堪可相对怡情,耐人咀嚼回味。

但是,像《后记》所自表的,谷林并不“总是沉浸在阅读的欢悦之中”。他写沈从文的其中一篇,借施蛰存句“湘西一种凄馨意”做题目;这样凄凉的温馨,时时在书边闲闲浮现、“隐隐凝结”。——陈原的序中有一句话,说谷林是个“为书而生,为书而死”的书迷,寻常我们都当作形容词,后来谷林私下告我,这是“实话实说”,乃疯狂年代中的一段痛史……有这样的人生“打底”,兼以饱看大半个世纪沧桑的慧眼和深思,使得书中总有苍凉的感慨在纸背暗涌。他写周作人、陈寅恪、胡适、沈从文、萧乾等等,便一如文题:《卅年无限悲凉事》,《独为神州惜大儒》……令人掩卷沉吟。

就中尤以关于周作人的几篇,因为谷林的切身和彻心,至可重视。写得最好的是《曾在我家》——如已经引用可见,谷林对文章标题非常讲究、辞句漂亮,但我最叹赏的还是看似平实的这一篇名,多少情与意,尽在四字中。文中记述对知堂著述的喜爱、搜寻,这些著述的聚散,与知堂老人的交往,情深意动,每一重看,都使我像他写到的那样,心头回环耳。

(另有一篇谈周作人的,用了周氏喜爱的典故为题:《煮豆撒微盐》。读这些“书边杂写”,便是一份淡淡情味,与我们如此这般结缘相传。)

这里且缀拾几颗书外“微盐”。谷林曾跟我谈过,有三篇文章是先已发表于刊物但未收入本书的:两篇评某人著作,后因此人为虎作伥,谷林自行抽去,以示不齿;一篇出版社恐有违碍而不敢印行,他有位友人知道后去信索阅,然而未待谷林付邮,已接其讣告,“乃寄其夫人以当挂剑空垄,思之有馀哀焉。”——这都是令人感怀的故事了。

同样可感的是书的出版。曾为《读书》编辑、现从事《诗经》等名物研究的赵丽雅(扬之水),十分推崇谷林的人品、喜爱谷林的文章,她一手促成这《书边杂写》收入辽宁教育社的“书趣文丛”;其时谷林正入院等做手术,赵丽雅催请赶印此书,成为“文丛”问世的第一种,亲自送到病床前;又虑及医药恐有急需,为谷林预支了稿酬,另支给校对费。

也许正与生怕“万一”、要让老人看看自己的书而赶印有关,书中略有错讹。我2003年10月上京面谒谷林先生,他赠我重印本,书后题跋开头便写道:“此旧作之第二次印本,误植略有更正,亦未能尽扫也。”个别地方他亲自在书中作了改正。——谷林对文字的一丝不苟,对文章的精益求精,还可举书中一篇《永久牢固的支撑》为例。此文表于《文汇读书周报》时原题《友情颂》,其记沈从文与王际真的友谊,虽然题可达意,未免普通常见,结集时就借用沈从文的话,改为这个更见情味的题目了。

谷林那段用漂亮悦目的行楷小字、写于“秋分后一日”的题跋,末云:“晤会无多,但有驰系。聊志两语,持赠此卷:淡墨斜行情未了,老怀旧谊托书邮。”是啊,那次拜访,得晴日绿窗下一席快谈,畅心美意;只恨“晤会无多”,却也幸得“见书如面”,托大说一句:也算是一个“永久牢固的支撑”了。

滋养人的氛围

2004年11月、立冬次日,收到谷林题扉寄赠的《答客问》(张阿泉问,谷林答,止庵编。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一版)。闲读一过,有如数日间品了四五十盏清淡的茶茗、负暄冬阳中听了老人断断续续的一席贴心长谈。

此书正文,是2002年3月初至7月底,谷林就张阿泉提出的45个问题所作书面回答。附录三部分,一为后来张阿泉对谷林的电视节目专访,二为谷林历年著述的题记、后记等,三为陈原、扬之水等记写谷林的文章。此外,书中还分多处用漂亮的铜板纸插附一批资料:谷林画像;手迹(其中抄周作人诗一种,字体恭谨端方,与后期的清秀洒丽是两种风格,当为早年抄写帐册的影响痕迹);照片;彩色书影;印拓并亲笔旁书说明(这些拓边小语短短几行而内涵丰富,或记事或怀人,或沉吟或风趣,也像正文一样,是上佳的“六朝小品”。如说明字数最少的“从吾所好”,题云:“国家博物馆傅万里先生庚午为我治此印,转瞬一纪,未敢轻用,‘从吾所好’,岂易得哉。”他如“思君令人老”、“以此自娱”等,亦皆印文与题语互映相得,合为二美)。——这批图片堪称琳琅满目,览之亦足赏心。

正文之外这种种,让我再一次赞叹:接手此书后期工作的止庵是当今最好、最能体贴作者与读者的编辑家之一。谷林随书来信中说:“到最后仰仗止庵设谋画策,添枝加叶”。这些横枝逸叶添加得委实可人,摇曳多姿,又好看又珍贵。

书的装帧也极佳。封面素朴而不沉闷,静雅中有喜人的美(正视文化闫志杰设计)。内页版式亦颇考究,悦目得体。——总之,“尽美矣,尽善矣”。

当然,我们更应重视的还是“主干”。那些答问,内容与文字均耐咀嚼玩味:

他谈自己的工作经历,大半生的“会计工作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工作时段和业余时段。前者为人,后者为己……下班了就是走出‘市廛’,步入‘园林’”;晚年的文献工作则能完全“尚友古人”,“胸怀常有一种优裕宽和的情味”。“会计工作使我精细,文献工作使我体贴。”——对人生历程的概括,让我们知,更让我们感。而关于会计工作的描写,也使同样尚“分成两截”的我会心。

他谈生活过的地方,“我想念一些地方主要是想起了人,想起在那儿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纠葛,于是意难忘、有余恋。”——回望苍茫,而于世间有情,此意亦引我悠悠感慨。

他谈自己的感情经历,小时候曾对一个小姑娘说:“好看的姑娘,让我们并排坐一会儿吧!”(按这美妙的童稚声口,有如诗经、有如乐府,又像俳句。)长大后,“那般率直地表白喜爱的机会,竟没有再度发生。”——老人言止于此,我却竟读出了唏嘘黯然。

他谈居住环境,坦言自己也曾对居所狭窄有过懊恼,但从未眼红别人,只“把素食旧衣视为闲淡宁静了。”——诚实而自持,没有矜夸澹泊,却自然见之。

他谈写作,总是慢慢运思缓缓写,反复修改;但在另一处则说:“我也并不以为我写出来的东西是悬诸国门不能增损一字的,所以即使发觉了(编辑擅改文章)也不会有多大意见。”——这是对己谨严,待人宽厚,谦逊而又通达、随宜。

他谈自己喜欢尊崇的作家,周作人,“他被‘一面倒’地受指摘的‘闲适’,我不很认同那些批判,觉得他没有遗世独立,也未尝对天理人情视而不见或存心闪躲”;举知堂在日据时期写到李和儿与陆游的两首诗,“此时此地作此吟咏,不应不另眼相看。”——虽然关于周作人的话题出现在数处,所谈却不算详尽,因为“白粥微盐,别的就不必多说了。”然而我们从这些很轻却也很重的话中,自能思量回味,尺度在心,得到体贴深入的认识。

他谈人生的履历和经验,“无非摸索的过程”,“深化对前人留示的历史教训的领悟。”——这真是得道者言了!简单两句话,说得那么透,端出了人生虚无的本质,然而说来却不是灰暗,只见坦然,正正一片光风霁月之境。

我另还对一番答问别有所感,是:“您的文字简洁、古雅,体现出深厚的旧学修养。中国古典文学对您的影响很大吧?”谷林的回答出乎人们所料,说古典文学的影响不过限于一本《经典常谈》加一本《唐诗三百首》,他年轻时主要涉猎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及19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以“新文学”的阅读为主,就能熏陶出那等文字古风,从侧面印证了那个时代有着怎样的光华积聚。对比当今,不禁让人丧气。

由此我联想到这本《答客问》本身。在附录中,杨民专为此书而写的《一放一收,意味隽永》,评说颇是“到位”。他精辟地指出:“记者的发问是‘放’,……而传主的应对是‘收’,收得含蓄”,“每每读来都让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但却是“一篇篇言近旨远,意味无穷的散文小品”。其又是一本“漫忆式的自传”,读之可对我们的“修身”“有所获益”,这就“更要感谢谷林先生‘轻描淡写’的回答了。”

“收”、“含蓄”、“轻描淡写”、“意犹未尽”,这要算是本书的“不足”、或者我们读者感到“不满足”了,尤其对一些敏感问题,平时私底下听他谈过如我者,更会觉得这些答问并不能穷尽他的全部看法。这是就“资料性”而言,但就“文学性”来看,却也正由此得以“言近旨远,意味无穷”。我还要为杨民补充的是:一则“收”,二则因并非当面问答、限时即复,而是用几个月时间闲闲随笔、徐徐道来,所以更能成就这样一本“意味隽永”的好书。

当然我们仍能在书中觅得不少具体问题的“资料”,但在我看来,不必过分着意于“传记”或学术价值这一类质实的方面。此书的更大意义不止于此,而是形成了一种滋养人的氛围——正好比上世纪前半叶的文化气氛,在那里可以滋养出谷林,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文史及写作训练的商校中专生,大半生从事会计工作,却能有如此学养(当然也不能否定他本人的沉潜自修)。谷林当年大量阅读的新文学,与古雅文字、旧学修养没有表面上的直接联系;同样,我们今天读这《答客问》、以及谷林的其他文章,也不一定要求直接的学问或史料,只是进入那样一个云烟氤氲的氛围中,细细品味,得以潜移默化。最终的获益,正是杨民说的,修身养性。——这并非妄悬高标,想想谷林的出身和经历,我们这些凡尘俗世中的“两截人”,也便能生一点勉力向上的信心与自促。

我们还可以进而说:谷林的这个氛围,是昔年那个氛围的文化意义上的延续;有心人遂能在断裂的时代里,从他身上和文中上溯源流、接续香火。此当合十礼谢,感激,也感动于天道的自行不息。

——这是此书、以及老人对世间的功德了。

谷林第19节 负暄看碎影,冷暖总关心

大约是1989年,开始留意起《读书》上张中行的文章,毕业前的1990年2月买了《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一版、1989年9月二印),毕业后的1991年1月买了《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一版)。

不能仅用“喜欢”来形容,只能说:同感、佩服。佩服的是这老人的文字工夫,平实朴淡中蕴含悠长意味,而论述又逻辑性极强;至于同感,则是因其文章浓浓的伤逝之情、烟消火灭的怅惘。那几年,自己的思想开始走向对现实的拒斥、怀疑,对回忆的认同、信任,对一切逝去事物的沉迷、吟赞。到毕业后,有了真正可回忆的对象——绚烂美好的一去不返的大学生涯,便更加实实在在地沉溺于过去时态中了。于是,那两本“负暄”,读了又读,与张中行共同回味旧日文人时代的美好,共生凋谢零落的黯然。——我甚而可笑地感到,这两本书好像是上天专为那时节的我而设的贴心礼物,还为之自制了一张“留予他年说梦痕”的书签。

对于那份沉痛的伤逝之情,张中行说怕没有几个青年人体味得出。我庆幸自己能领略,然而细想,作为一个年青者,能如此欣赏、体会一个老人的回忆,是幸运还是不幸?无从分解了。只品那似酒人情,醇香总是陈年旧酿;看那如烟往事,美好骤觉淡远迷茫。

(对张中行另有一件特别亲切的,是从他文章中,找到一个好名字的出处,深爱他描述的情景况味,从此借来用作自己的笔名,一直再没变过。事见《留给自己回忆的果香》之《浮名》。)

除了上述的伤逝感往,我还极极追慕此老的入而能出,惜旧而不守旧,对封建传统糟粕的批判,对西洋文化精华的推举;淡泊,闲散,清醒(他的清醒,别说在老一辈里,就算在时人中都特别突出、难得);对人生的豁达,顺生,从天命;发乎真心,平实自然;评人论事时的客观持平,为人着想;悠远,大度,悲悯,祥和……到1995年2月,购得《负暄三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一版),当晚在那“二月盛宴”的一大堆书中取之欣喜读至夜深,激动之中,次日即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多年来的敬佩仰慕。

此后,张中行“走红”了,各种名目的集子出得满街都是。我素不喜跟风逐热和购书重复,但只要是其专著和编得合心的选集,也买或得了,前前后后有:

《顺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一版、1994年4月二印)。——对专谈人生哲理的书,我早就不买不看,购此纯粹出于对张中行的尊崇,他的话还是可听听的。

《横议集》(徐秀珊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11月一版)。——此集颇有“横”气,敢发不守正道之议,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遗风。

《月旦集》(编次、版本资料同上)。——这两本皆为好友周生所赠。

《说书集》(高莉芙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一版)。——这与“横议”、“月旦”为同一系列,将文章按内容编为议论的、谈人的、谈书的三个集子,是我喜欢的分类法。但得前两种后,最想要的此书反而几年间都未能觅到。直至2000年8月重游昆明,在西南联大旧址、文林街附近的一个书城偶遇之,成为那次云之南所得书中最欢喜的一种。从携归的雨夜读起,到回家后读毕,甚感舒畅:所收颇多佳作,文章里头有旧,更有新(旧是纯粹的古旧情怀,新是真正的先进思想,比时下许多半桶水的旧和貌合神离的新要地道多了);有悲天,有悯人;有温情,有理性。读来又一次赞叹倾倒。

《张中行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一版、11月二印)。——收《诗词读写丛话》和《作文杂谈》两种,其中前者“附编”《说梦草》,是张中行不肯单独印行的诗词自选集,为此而购。(对文章编成各种选集,他随和从众,对诗词则明于自知。又:我喜欢其中“午梦悠悠入旧家”,“至乐顿成虚话”,“冷烛残宵多少梦,依旧是,昔年身”等句。)

《世纪老人的话——张中行卷》(张吉霞采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一版)。——此书因是对谈,拘束略少,如他“不客气地讲”,自己一生“最大的得”就是“不糊涂”,这种声口似为其他著作中所未有。

《开卷集》(中央党校出版社,“插图本新书话”。2002年1月一版)。——此为网友邯郸学步集所赠。

此外,《留梦集》已另撰购读笔记;还有一种厚书,则是这里要特别说说的:《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一版),我1997年10月购于上海,随后读毕,写了一篇笔记《冷暖关心读碎影》。

这是张中行的“回想录”——不称回忆录,又“所想未必写”、“而所说则必是己之所想、所信”,用减法但不用加法,以至写法上的“小题”体,等等,皆与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相类,为我喜欢。

读的感受,是仿佛这老人放舟于岁月长河,我溯洄从之、溯游从之,追随着一路看来,也被那百年烟波水气湿了一身,为之感慨、感动,甚而感同身受,对那些有感于心的碎影摩挲再三。

“流年似水,逝者如斯”的忆往感伤(所记人事,由名流俊杰至普通人等,本身亦多有可赏可叹的闪光片段);“人生实难”,洞察一切无奈;顺生随缘,率性不问天;安之若素、安于自欺,然而于大关节则端严;行止有度;明瞭情与理、理想希望与事实、文艺与生活、传统文化与现实之间的恰当关系,对旧爱与婚姻有恰当的态度和认识;自甘寻常,于家常俗世既即之又离(超脱)之;对人与人性宽容体贴;珍惜人生点点滴滴的可意;有见识,通情,达理;能反观乎己,懂得自嘲;平实,平和,散淡,沉静自守;谦逊自重,也偶尔能狂;清醒,理智;诚实,正直,厚道;尊重事实与真理;重常识,倡导自由、容忍、理性、怀疑主义;文笔可诵……这一部《流年碎影》,集中体现了张中行的可敬可亲处,再度重现了多年来我对此老的心仪、私淑种种。

书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后半生风雨三十年间社会状况(及由此触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劣根性)的记述、思考、抨击。它们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品格和见识,在张中行过往作品中也时有表露,于这部回想录则集中凸现出来。而张中行自己也颇以此为重,曾撰短文《安于此岸》谈本书,专门只叙这方面,记老友启功读后劝他要自求多福勿自寻烦恼,他不敢从之,因为写下这些,是要使后代多福。如书中说的,他渴求一个“有知识而不迷信,心地平和而不狂热,对人宽容而不憎恨,人人有安全感而不心惊胆战”,“把人当人看”的好社会。

这正是金刚面目(这部分的文风有别于他别的文字之冲淡),菩萨心肠。

然而言者痛心疾首,有违自求多福之道只求后代多福,听者呢?只怕人类的拿手好戏是变着花样地重蹈覆辙吧。

不管这份苦心能否生效,我且还是要感谢、感激、感铭。寒冬中读此流年回想,一方面,如开头说的,是烟波水气湿一身的凉意沁骨,但另一方面,又时时感到温暖慰藉。——从当年的负暄到他回顾平生的碎影,张中行于我,冷冷暖暖,总是关心。

据1990年2月、1994年10月、1997年12月、2000年8月等笔记

2005年1月整理删订

钱锺书第20节 到底还是喜欢

谷林先生于2002年6月来信末顺笔谈到,有人贬损钱锺书,“说钱的‘博闻强识’,无非是一个‘上网’问题,买架电脑,悉数解决云云。其信然耶?”随信惠赐先生近年发表于《书友》报的大作一批,当中恰有篇《新世纪的期待——〈宋诗选注〉读后》,文中以该书所收陆游的末首《示儿》为例,说钱氏写的“两百多字的注提供如此丰富的资料,还足可抵当一篇美文读……古诗选注多如牛毛,而淹博睿智堪与斯人方驾的麟角并世焉求?”——遂再次勾起了我对钱锺书、对陆游以及此书的兴趣。

我中学时读《围城》已深生景仰,但真正倾倒于作为学问家的钱氏,且产生欢喜的共鸣,则正与陆游有关。八十年代后期念大学时,因颇喜《卜算子·咏梅》、《钗头凤》、《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剑门道中遇微雨》等作,便专门读其诗词集,一心以为类似珠玑当俯拾皆是。孰料读毕甚为失望,掩卷一叹,大呼上当;但又心存疑惑,不知是否自己浅陋,看不出好来。恰在那期间,在图书馆开架书库见到《谈艺录》,随手翻到第37节《放翁二痴事二官腔》等有关章节,见钱锺书痛斥陆游“好说梦”,“好谈匡救之略”,“矜诞无当”等等,雄才傲气,英风逼人,大畅吾怀;得一本有好感者作依傍,遂可放心在笔记写下“放翁之作,如无奇大木,徒粗壮耳!常纸上谈兵,少潜心诗内,疏而无韵,何可耐读!”等结论或谬论。(这一端,是促成我购置《谈艺录》的因素之一,不过,此外还有更重要的私人因素,那是更值得一说的故事,但应放到别处来记述了。)

“钱缘”有此“前缘”,因此看了谷林先生的文章,便翻出《宋诗选注》,专门去读其中的陆游部分,有点“重认起点”的意思,疏离既久,籍此进一步了解一下陆游及钱氏之评。

在陆游本论中,钱氏指出放翁“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报国复土;“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烫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

这纸上谈兵的“武人化”与“文人情调”两方面,陆游都做到了极致。《剑门道中遇微雨》“此身合是诗人未”之问,当然如钱氏之注,是陆游在掂量自己“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陆游对自己的身份定义为诗人,始终心存侥幸的疑惑。这原是中国传统下文人的共有思维:文艺只不过或者是小道,或者是进身之阶与经世济民的工具,或者是无奈的退路,一心还在入世甚而殿堂。但除了少数人外,他们真正能做得好的、能留诸后世的,还是诗文,“文人”才是他们真正的自身价值;世事由不得人,即使确曾身临前线、有过军旅实践的陆游亦概莫能外。他的《秋声》,“人言悲秋难为情,我喜枕上闻秋声”,在我看来是他勉力要破除、压抑自己伤春悲秋的文人情调那“一方面”(下面写道:“弦开雁落诗亦成,笔力未饶弓力劲”,无非自夸能文能武,重点还在大写特写的“壮士抚剑”、“唾手擒胡”之类);《春残》,“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则仿佛在提醒别人:别忘了我除了文那“一方面”还有武这“一方面”;因此《小园》中的一首:“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便并非闲适、豁达、历尽沧桑后的返归澹然,而是不忿与委屈,就像他在另一处(《月下醉题》)说的:“闭门种菜英雄老”……可是,虽然他作了许多努力,但排除钱锺书指出的特定时代气氛的影响,单纯从文学的角度,陆游成功的,终究是文“一方面”的作品,即“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等文人情调一类。借用其名句,陆游“诗中征尘杂酒痕”,我喜欢的是其“酒痕”而非“征尘”,例如《度浮桥至南台》的尾联,“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听横笛坐榕荫”,恰是那两个方面的并列,但可堪吟味的便是下句而不是上句。他武人化的“征尘”方面内容,能使我欣赏的,只是“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这种能放大到整个人生、广及整个人类的深远喟叹;或者“楼船夜雪”、“铁马秋风”、“铁马冰河”这些其实与文人情调方面相通的、“烫贴景物”之句。

《宋诗选注》中,钱锺书对陆游没有了《谈艺录》里逞笔为剑般的放言无忌,但还是不无言语背后的含蓄微意,尤其于“打虎”一事的注释,讽刺的味道已跃然纸上了。

曾有陶喻之氏撰专文《此身死去诗犹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1996年5月31日),谓《谈艺录》与《宋诗选注》对陆游的评价前后矛盾;《谈艺录》之议陆游或另有所指,借之警醒文人消除功名之念云。

联系到《谈艺录》著于抗战时期,陶说也不无道理。问题是陶称《宋诗选注》对比《谈艺录》对陆游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在我看来是他没读懂钱氏在特殊时日选注宋诗的不得不的隐晦含蓄,甚至把钱的反话当正话读了。其另一例证,说《宋诗选注》所收以陆游一家最多,也说明不了什么,选家之难,身不由己,钱氏在五十年代的初版《序》和八十年代的港版《前言》都已讲得很清楚了,此书的选目并不能完全反映钱氏真正心意。如果我们非要采用别的因素,那么《槐聚诗存》所录1989年的《阅世》诗,自注用了陆游诗的典故,难道我们就可以凭此说钱氏到老都对放翁念念不忘、独有心得?

可说明钱锺书对陆游评价没有“前后矛盾”的,是《谈艺录》六十、八十年代时曾作几与初版等量的“补订”,(按钱氏诸作之补订绝少完全否定自己过去的论点,且分别列出,而非暗中偷换,甚得识者称赞,见出其堂堂正正的学德,及一向反感篡改历史、改造回忆、“自我整容”,而不屑以身试之。)对陆游作了篇幅更多举引更繁的批评,尤其于武人化那“一方面”,指其好言兵论战不仅“作态”甚而“作假”等等,比当年贬斥得更严厉,嘲讽得更辛辣。又据陶氏说,撰写于六、七十年代的《管锥编》也有对陆游的贬词。(按《管锥编》与《谈艺录》研究范围一前一后,以唐为界,它研讨10部古代典籍,其中并无论陆游的专章,可能一如钱氏惯有的纵横瓜蔓,在汪洋恣肆的笺注旁笔中及之吧。)这些,陶氏归之为或是“不同时代背景和政治气候影响”,或是钱锺书“滑稽游戏”的幽默笔法——前者恰好颠倒过来了,反而我们可以抬杠般以之解释,为何《宋诗选注》会对陆游的评价收敛那么多,及选了那么多陆诗,因为此书是公开出版的公家任务、应命之作,而陆游正是当时主流推崇的爱国诗人;至于后者,则简直是无话找话的扯淡了。

《宋诗选注》体现了钱氏治学一贯的特色。对于其学术,争议并非从近年始,如早在1948年,《谈艺录》初版刚出,钱的好友夏承焘便在9月17日日记中评为:“博览强记,殊甚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次年1月7日夏于日记云:“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但不久批判《宋诗选注》的风向稍转,夏应何其芳约所写“挽回影响”的评论文章,却只对该书之“选”甚加好评,而对其“注”则不作详论,不知是否仍不能同意其“注”的方法所致?

至于近十多年来,指钱氏积卡片、掉书袋、堆砌片段、不成体系等等更不绝于耳,到网络通行的今日,马上又有了谷林所听到的那种应景之议了。

事实上,钱锺书最看不起的是学究,《管锥编》“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已成名论,他又怎会仅仅做些寻章摘句的死工夫。对《宋诗选注》,他后来表示不满意其选,因为迎合了时风;但却颇自得于其评注,“还算有价值”。当时身在海外的胡适也有相同的看法。可见钱氏及识者对这种治学方式的肯定,他是有意为之的。

后人称《宋诗选注》的意义:“突破旧的笺注模式,创造性地把注释与评论结合起来”。“结合”也者,是将观点与材料相融为一,材料出观点,却又不为之所囿,而能以观点统领之,以至到了材料组合的注释自可成论,甚而“抵当一篇美文”的化境——谷林先生此语并非吹嘘,与谷林兴味相投的止庵,曾写过一篇《说钱》,那么巧,也专门举《示儿》一诗的注文,说钱锺书“才情识见应有尽有,所嫌略少者但是一点(周作人那种)苦味耳”,若于钱文中求此,则如这篇注文,便是他“最喜欢”的云。他正是将其当文章来读了,虽然是别有所取。

按此注文举陆游死后宋与蒙古灭金、及元灭宋时人们相应的两首诗与之对照,不作任何评说,然已尽见世事的沧桑、历史的诡异、人的微渺,愿望竟可以变形异化而实现之,无言中自寓“讽刺与感伤”的悠长感叹,的是大手笔。可见钱氏的“博闻”,容可“上网解决”,然搜集资料后的取舍剪裁、以出己见,则非大才不能办。在这里,我情愿望文生义把“博闻”后的“强识”别解为“见识”的“识”,没有超常的见识为主导引领,给你“买架电脑”,哪能搞出钱锺书那种水平的东西来——虽然谷林先生未曾尝试过上网收集整理资料,故有来信中的疑问,但他称赞钱“淹博睿智”、“并世焉求”,却是完全成立的,要紧的正是淹博的背后有睿智也。

至于钱锺书直抒心得的评论,那就更不必说了。这次读《宋诗选注》陆游部分,并瓜蔓而及其他,便好好的再次领略了其学力、心眼和风采,读来每觉会心微笑,真觉神气为之清朗,在偷闲的晴好绿窗下,得销片时夏炎。

钱氏其他著述文章也时令人得类此的赏心。如这本《宋诗选注》的港版前言,便使我感觉他把平常射向虚妄人间的“讽刺和感伤”之箭也射向了自己,好像微笑说:我是明白的,但一样免不了在时代中人的悲哀与缺憾。而他又是如此清高洒脱,不怕把那悲哀与缺憾展示给后人看。这是一个至高的境界,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揭示,在那份无奈与幽默的混合中正显现出大智慧来。这种钱氏作品中屡屡可见的智者心怀,尤使我叹服不已。

只是到近年,钱氏晚年引起媒体关注、成为新闻热点的几件事,其处理,主要是杨绛的处理,我认为很不得当,也不得体,因而有所腹诽,情份略减了。不过,终究叹息如此聪明,世间聪明人难得,也就爱惜难舍——我前面所谈,仿佛是要加入一个已冷的战场,“为钱锺书声辩”,实质并非如此。我也认为钱氏无论治学还是为人确有可议之处。但我有幸在他尚未被在大众范围内炒热、未被捧为“文化昆仑”前就倾慕之,个人的敬意不曾掺了任何杂质和外界之力,干干净净是自己的选择;后来也从来没有在心中神化过他,或假情假义地把奉为宗师。我只视钱为一位可亲可近的、时时令我欢心的聪明才子,所以无论别人的攻击、自己的微词,原也不曾太有损对他的喜爱。

谷林在《期待》文中讲了一件“令人难忘”、“石破天惊”的旧事:《宋诗选注》刚出版即遭批判,叶圣陶先生却在公开场合,“举起书朗声说道:‘不管他们怎么讲,反正我喜欢这本书!’”我想,“喜欢”比起容易引起失望的“尊崇”,是对一个聪明才子更恰当的态度。谷林“期待”“新世纪里,又一位钱先生将重临人间”,然而要这样的人才再现,岂是易事。所以不管怎样,我到底还是喜欢。

(按:谷林先生惠寄的《期待》一文复印件,除一如既往自行标出排印之误外,还在所引陆游《示儿》注文、钱锺书原引的“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三《书陆放翁书卷后》”一语的第二个“书”字旁,标了一个问号。他所据的《宋诗选注》是人民文学社1979年第三次印本,我手头的是该社1989年9月第二版、1994年4月第三次印本,仍作“《书陆放翁书卷后》”,但在前面的陆游本论第二条注中,也引了林氏此著,却作“《书陆放翁诗卷后》”;我未见《霁山先生集》,推测文意当为“诗卷”而非“书卷”。——《宋诗选注》后来至少重印过三次,收入人民文学社今年出版的“大学生必读丛书”,以及三联社去年、今年分别推出的“钱锺书集”繁、简字体本;尤其后两种,均声明各做了修订错讹的工作,但这一处都未曾改过来,对比之下,无疑使人感佩谷林先生的细心了。)

2002年7月

钱锺书第21节 满堂花醉

毕业后购、读钱锺书,尚有几次感触。其中1997年9月关于罗俞君编《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一版)的笔记,稍为完整些,录如下。

从《钱锺书散文》中新读与重读了一大批佳作,再次感到,见识、学问、才情,我所标举的这三者钱氏均达极致之境。唐末贯休和尚《上钱尚父鏐》诗中有两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我喜欢多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物当得起这境界,现忽想起,这一位钱家后人才配!

所谓“一剑霜寒”,是钱氏英风傲气,笑谈纵笔,不知放倒了古今中外多少才士学人,尤其是他那些“少年盛气”之作——在《〈美的生理学〉》中,他评此书曰:“作者是少年人,所以意气非常之盛,兴会非常之高,对于老前辈谁都不买账,挖苦俏皮,无所不至。”又说:“作者因为少年盛气的缘故,似乎过火了一点……少挖苦前辈的诞说而多坚实自己的论证……那岂不更好么?”其实钱氏这样教训那作者时,自己才二十出头!他自己写起文章来,也是“挖苦俏皮,无所不至”的,那作者也逃不掉钱式俏皮的连消带打。——我不是要挖钱氏老底,其实我就欣赏这种痛快淋漓的挖苦俏皮、“对谁都不买账”,“过火”一点,那又何妨!

当然,挖苦俏皮须在“坚实自己的论证”的基础上,这标准定得很对,钱氏是做到了的。有学问打底,才能从容笑骂,剑扫千军。只举一例:《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其价值岂止是指出中国文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这一特点,该文本身就是在示范着正确的做学问方法。惊才绝艺集于一身,钱氏才有底气说:“直谅的‘益友’,我是没有的,我也不感到‘益友’的需要。”(《谈交友》)

钱氏剑锋,有一瓣出众之芒,是其“固有的文章手法的一个特点”:喜用且善用比喻。

他的比喻,往往出人意表,又贴切绝妙。他并非为比喻而喻,在他那里,比喻与被比喻的原物之间,不是陪娘与新娘的关系,但求衬托出新娘花容月貌,管他陪娘成了木头人;而是夫妻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公不离婆,说着哥总能道着弟,既能说明了被比喻之事物,而比喻本身又绝不会闲着只做陪衬。他或是把比喻物与被比喻物一并说明了,比如:“文字呢,当然是随人立义的,但是也有一个界限——以不侵犯旁的字为界限,像自由一样。”(《〈落日颂〉》)更多的时候则是连带着嘲弄比喻物,比如在《〈围城〉序》中说,此书本献给杨绛,但“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名说交付出去,其实……放手而并没有脱手。”类似的例子还有《作者五人》中把一本书比作诗,《说“回家”》中把心理活动比作战争等。

顺带一提的是,钱氏对比喻手法本身是有清醒认识的,在《说“回家”》中,他指出“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但同时又强调:“比喻只是比喻。思想家的危险就是给比喻诱惑得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把比喻上生发出来的理论认为适用于被比喻的原物。”——也许是要力避此弊,钱氏才首先咬住被比喻的原物的特点和“理论”,再反过来施于比喻物身上,从而既避免了“妹仔大过主人婆”,“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又焕发了比喻物自身的光彩,夫唱妇随,相得益彰。

学问与才情之外,更重要的是见识。这方面于我,尤觉“满堂花醉”——这个比喻要优于“乱花迷人眼”,后者只是悦目,“醉”,则是赏心;就是说,钱氏的许多妙论,都是言我心所欲言,或者我心底潜意识中本有此倾向,经他锦心绣口地说出而成为明晰的观念。读这样的会心之论,常觉足当浮一大白——

钱氏有通达而健壮的人生观。他看不过才子常常怨命怨天、满腹牢骚,认为我们应该“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青年时代多愁也是正常的,但此后便当是:“梦是不做了,因为他知道醒着也是一样做梦;依旧有海洋般深的情,海洋般大的愁,但是不无风作浪。”(《〈落日颂〉》)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极为贴切,也足让人生阶段转折者警醒。

钱氏的历史观也让我注目。他接受历史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每一个存在的时代都是应当存在。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批评奢谈现代“时代精神”、“尤其是那般唾骂现代而醉心于古希腊罗马的学者”没有史观。(《旁观者》)更多处批评那种为己所需而臆造历史的倾向,“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上),“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且这种臆造出来的“黄金时代”随时推移。(《近代散文钞》)他赞赏《休谟的哲学》一书,在于该书作者“从来没有露出后来居上,今是昨非的态度。”从而指出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非今日的标准尺度去看待前人,尊重古人、尊重历史。另还提出:我们只能相信历史现象有因果关系,但不能断言某某为因某某为果,且表面上的因与果,往往有史家无以尽识的貌同心异处在起作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人先自主张了魏晋文学为正统,遂视唐宋文学为逆流,但其实,“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的好恶来定‘顺流’、‘逆流’的标准”,这“不能算是历史观”(《论复古》);历史并不会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而按部就班地推进(《〈走向世界丛书〉序》)……等等的当之论。

这是一种理性的历史观。(有时甚至理性到了冷酷的地步:《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一段说,文学史上一些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往往“浪盗虚名”,但却不可抹杀其影响,“得虚名者虽无实际,得虚名要是实事,作史者须如其实以出耳”。“反之,小家别子,幺弦孤张,虽名字寂寥,而惬心悦目,尽有高出声华籍甚者之上;然姓字既黯淡而勿章,则所衣被之不广可知,作史者亦不得激于表微阐幽之一念,而轻重颠倒”。就是说,由他们埋没去吧。时势造人弄人,读这段话,令我怅叹。)钱氏在阐述这种历史观时,少取挖苦俏皮,而多以正面的评述出之,但其实还是一种嘲讽,对人的嘲讽,因为他还原了所谓万物之灵、全知全能的人,面对历史时的恰当位置、正确处境——渺小的位置,无力的处境。

正由于对所谓史家的人造历史看得深透,遂使钱氏对回忆录、自传、传记,以及相应的考据、索隐、钩沉、搜佚等等研究工作采取了鲜明的不信任乃至鄙视态度,在《模糊的铜镜》、《致彭祖年》、《致黄裳》、《致郑朝宗》、《被考验者的博取善意》、《〈围城〉序》、《〈人·兽·鬼〉序》、《答某记者问》等等地方,都有这方面的冷嘲热讽、妙语与直斥。

但那些大而化之的总论,钱氏同样颇诽之。如《〈英国人民〉》里批评了那种关于国民性的整体论述;《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讽刺了那种凡中必旧、凡西必新的文化观。

……

满堂花中选取我最醉心的这几瓣(还有认为愿望不可倚,反对推求诗作的世道人心的背景,批评少年老气、自恋等才子通病,等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出于虚妄。钱氏嘲讽的拒斥的抨击的一切,在他眼中,全为虚妄。

大抵多见多思之人,到最后总于世间万物得了虚妄的洞察,惟所取应对办法不同,遂有各种面目。如周氏兄弟,兄是知虚妄而奋斗,压住绝望悲凉作无望的冲锋,耗力太过,“中道崩殂”,成败一言难尽,惟留精神烛照;弟是知虚妄而消极,避入自家园地,人虽长寿却“多辱”。总之,大都难有善果。至于钱锺书,则大概是那充满幽默、嘲讽、俏皮的智者心怀救了他,使他一路在挖苦人间,却没有不耐烦,只是微笑地在虚妄中营造自己的学术之塔——此乃知虚妄者最佳、也是最高明的抉择;当然,怕亦最难。惟对钱氏说一声:善哉,善哉!

近年见友人安迪兄《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记钱氏在私下交谈中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态度与某公开场合迥异。我的旧笔记中有次认为钱、张风格相似,是1991年10月读《人·兽·鬼》(海峡文艺出版社,“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91年5月一版)后,对其中几篇小说的感想,略云:

《纪念》落笔在人世间,写情的幽婉文字,颇与张爱玲相通。《猫》写世态写上流社会,已见《围城》缩影,而最后情爱只落得一个笑柄,草草萧索,这后面透着作者的悲悯眼神,也有着《围城》“草稿”的味道。

钱锺书不但散文、小说精彩,论著也极漂亮好看。我喜欢《谈艺录》的“东”拉“西”扯,旁征博引,犹如拆开亦成片段的一座七宝楼台。1991年1、2月时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新一版、1988年2月二印),则赞为“从没读过这么舒服的理论书”,并说:

最喜欢那文风,像汤汤流水,周密也是水分子的周密,而不妨碍水流的随意畅顺。谈文说艺,总有一丝悠然、一抹微笑。更妙的是在论述(以及庞杂的注释)中偶尔有感而发,岔开去几句议论,由文艺到世情,甚而再返及自身,都那么曼妙自然、意味深长。

下面,不可回避的是,《到底还是喜欢》中直言的对杨、钱近年“有所腹诽,情份略减”问题。

我一向轻蔑吃古人尸、食名人饭之流,喜爱钱锺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无聊研究者的冷嘲热讽、拒绝呵斥。但钱氏夫妇晚年与几个研究者打的几场仗,我却略有微词,觉得他们的表现非智者所当取。1998年9月关于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一版)的聚书录,曾作私下的具体分析,就不抄引出来了。——我购此书,及田蕙兰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二版),固然有书里书外其他原因(如李著论钱氏与我乡先贤张荫麟之关系部分,令我感兴趣;田编则因得见时钱锺书刚去世,购作个人的微薄哀念),但,也多少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即对这样的研究著作有了同情。

1998年12月关于《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的聚书录,曾借一幅丰子恺漫画抒感。这幅画,如其题诗:“家住夕阳江上村,一弯流水绕柴门。种来松树高于屋,借与春禽养子孙。”我乃比喻说:

对研究者同情,因人类的创造几被前贤历尽,认真说来,谁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呢。是大树,就免不了要让春禽在上面求栖身、养子孙,钱氏自己的《谈艺录》、《管锥编》等,里面就岂止一二大树,简直是前人的浩瀚森林收于其中。关键是看那春禽怎样对待大树,以枝干为巢、以花果为食,是正常的、自然的;至若吸尽树液、刨起根底,乃至摘片叶子作自己的遮羞布或冠冕去招摇撞骗,则仍为我不齿。

——惭愧的是,我虽绝无以“写在钱锺书边上”作自己“冷淡生涯”“小补”之意(也没那个能力),但到底只于这样一棵大树采来几片花瓣与叶子,殊不称私心之倾伏。惟有抄录写于1998年底最后时份、上面那篇聚书录的最后几句话作结——

读钱锺书身后事的报道,其中引杨绛的话:后事简朴之至,是因为钱锺书“不喜欢一切世俗的事物”。

“不喜欢一切世俗的事物”,简单的一句话,却是多么重的一句话。我不禁点头叹息:“三生慧业,不耐浮尘”,说的就是钱锺书这样的人吧;所谓“谪仙”,就是这样的人吧!

2004年11月整理

钱锺书第22节 钱缘之前缘

对钱锺书(以及杨绛)的喜爱,在我个人的读书生涯中是比较早的,此即《到底还是喜欢》所谓“有幸在尚未被炒热前就倾慕之”。

念中学的1984、1985年左右,从图书馆借读了《围城》。那时还是个毛头小子,一路读一路笑,然而读到最后那段话:“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与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却不由得嬉笑变成了沉郁。这个“乐极生悲”的少年阅读经验,印象如此之深,使我对那些贬《围城》为浅薄者,总怀疑他们有没有认真体悟这个结尾。也由此,“讽刺与感伤”成为我所悬的好作品标准之一。

1989年10月,在书店见到《围城》重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一版、1989年9月六印),那时它已畅销到几日间只卖剩最后两本,我不顾囊空都买下来,一作己存,一赠大学知音。——那个黑色灿烂之秋,从那位朋友处还借读了杨绛的《洗澡》,如嚼橄榄,淡淡回味,同样喜爱叹服。

说到杨绛,她的《干校六记》我也是在初读《围城》的中学时,在家乡小邑买的,那应该是初版,记得封面是蓝调,画着树木农舍。1989年大学暑假的西北之旅,带着路上看,不慎遗失在列车上,为此还遗憾了很久。回校后的1989年9月,则买了她的《将饮茶》(三联书店,“读书文丛”。1987年5月一版)。到毕业后的1992年5月,在京城重购《干校六记》校定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一版、4月二印)。

这几本杨绛,都带着那位友人的隐约影迹。而更明显的则是钱锺书的《谈艺录》。

此著之令我击节,详见《到底还是喜欢》一文所述。不过,虽因同贬陆游而欢喜,它的深奥内容和书价,始终令当时念大学的我犹豫。1989年9月的一个黄昏,过访友人,其正搬张凳子在走廊看此书,我拿起来翻翻,见扉页上写着:“留予退休后与某某(按:其恋人)共读。”友人在明朗的夕照余晖中有一脸灿烂的笑容。我被那句话展示的情景感动了,也猛然醒悟:是啊,这真是一部可以在晚年与爱人慢慢读去、不会过时失效的书。

于是,去书店买下这本《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一版、1988年10月三印),连同杨绛的《将饮茶》一起。

其后发生了太多纷乱的事情:友人与那某某转眼分手,以及其他的缘起缘灭……

友人毕业后多年一直漂泊无踪,只有零碎的联系。1994年10月,我忽生写一组“致敬集”之念,记述对心中的大师的购读感想。第一篇就写钱锺书,巧合或者天意或者默契的是,初稿甫成,那友人又注定地在秋天来信。于是通电话时,特意问起当年那本《谈艺录》;却原来,已遗失在多个城市的流迁过程中了。

于是,《谈艺录》对我的意义也就超出了学术价值,而成为年轻时代的一个见证。它让我记得,那时我们曾拥有美好的愿望,并敢把这愿望定得天长地久,并因为这愿望的能实现而有灿烂好看的笑容。同时,它又像是《围城》结尾处的那个老钟,在不知情中,在毫无瓜葛之下,成为人生的讽刺与感伤的一个见证。

2004年11月整理

董桥第23节 红花白花的夏天

这是夏天。阳台上,开了白色的茉莉、红色的蔷薇。楼下草坪,米仔兰也开了朵朵小白花。街道上则是高大的花树了,乳白的白玉兰,香气涌动浮溢,让人恍惚而舒服;猛红的凤凰花,单纯热烈,是少年的炽野无心……

阳光,白云,炎热或微风。高楼静午,偶有几声蝉鸣,一张藤椅,坐对红红白白的自家花木。抽烟,喝水,读一本白色的小书,泡一壶初夏的好书。

是刚从出版社邮获的董桥《这一代的事》(三联书店,“读书文丛”。1992年10月一版、1994年12月二印)。收入的文章,大多已从别处读过了。却也不讨厌,正好借此重温,再看一遍也是好的——值得一读再读、总能带来欢喜回味的书,很少,董桥文章便是这样的手笔,他是有此魅力的不多者之一。

在《自序》中,董桥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这三者恰好也是我对大手笔的认同标准。不过,关于情,董桥和我指的都不是浓烈的情感。我指的是才情,至于董桥,他亦最反对浓情,在《满抽屉的寂寞》中,他已借怀念徐訏的文章而专门把这个观点谈得很透了。他的所谓“须情”,照我看是一种含蓄地流露着的心事,不是河溪那样流动的感情,而是花枝那样伸展着的心情。是静态的,流动也只是根茎内汁液的流动,滋润花枝的生长,而不喧哗外流。因此董桥文章有一种微微摇曳的风情,也像花枝,在微风中轻轻摇动。他的文章动情之处,便像劳伦斯夫人回忆录的名字:“不是我,是风”。文人之情,到得这个境界,实在难得,因而耐赏。

读罢全书,更觉与董桥的贴近。“情”如上述,“学”,董桥旁征博引、旁敲侧击的学问,也为我佩服而喜欢。更关键在于“识”。以前很欣赏他的一个通透见识:对社会大势的认同。“大势是这样走的了,没什么好抱怨的”。(《星期天不按钮》)这种不酸不迂的识见,自然颇称我这样投身现实的软弱俗子的心,仿佛得了安慰。这回读了《这一代的事》,发觉事情还发展着:认同了现代社会之后,作为文人气息已入骨血、心事总难脱净的人,下一步该如何走?董桥此集中,便有多篇文章展示这方面的“识”:

——文房四宝、雅舍书斋已不容于潮流,打字机等等机械文明已摧毁了古雅逸致,那么,“运用现代立体效果数码录音技术捕捉当年肖邦的千缕乡愁”,也是好的。(《听那立体的乡愁》)

——当世事“违反他的脾性,凌辱他坚信的恕道,伤害他的专业知识”,也不后悔当初奔波世事的“那一段旅程”,只是“客客气气地递上辞职信”,“回到书房去”。早在操劳世务之时,凯恩斯已在周末到庄园清除小路上的杂草,于是,他有了“又干净又悦目的沙砾小路”这样“后头的退路”,这才谈得上“每个人都有权写辞职信给社会”。(《凯恩斯的手》)

——凯恩斯如此,马克思也如此,做入世的学问疲倦了,就到海边度假,躲在书房里翻翻书。“‘你现在怎么什么事都不做了?’马克思笑而不答”。(《马克思博士到海边度假》)

——商业社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始终建立在物质的庸俗基础上”,消费品至多只有些“廉价的温情”。但一张贺卡,“用柯式印刷机滚出来的画面和字句”仍然能“打动唐诗宋词那样古老的中年父亲的心”,并由此看到“科技时代的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始终没有脱离源远流长的人情规律”,“不必在电脑面前皱眉”。(《撒在沙发上的文化史》)

——在机械文明嚣张的今天,看破世态的“读书人跟社会格格不入,本身又不能突破重围、摈弃物质的牵制”,不能再像古人那样“归隐田园”。既然这样,“硬要做到与世无争”,就“大可不必”了,不如“老老实实出去找饭吃”,余时则“关起门来种种花,看看书,写写字,欣赏欣赏《十竹斋笺谱》之类的玩意儿”。(《访书小录》、《另外一种心情》)

……

看破世事已成定势,不可违,不可为,也无力违和为,但并不抱怨和叫嚣,并不悲叹世风日下,并不“以笔为旗”独行“荒芜英雄路”,并不讨论如何找寻“失落的人文精神”……这是一种见识,说到底还是对人类和世界的一种宽容和体谅。但并不那样之后又当怎样?这是董桥所探讨的,也是我关心的。董桥于是给了像我这样不屑于“那样”的人提供了很好的选择——

虽然我们未必都能如凯恩斯和马克思,有干净悦目的退路,可以向社会辞职,回到后花园点灯;但至少我们还能在老老实实出去找饭吃之余,回到书房中去,听听看看现代激光音像,欣赏一张贺卡、一堆藏书或一束字画。没有田园可归隐就赏玩纸上的胸中的园林(《读园记》),把文化作为小装饰品(《喜欢弄点文化的人》),吃吃下午茶(《我们吃下午茶去》),读读友人书札(《“一室皆春气矣”》),翻翻抽屉里的旧物(《满抽屉的寂寞》),搜求旧书、好书,玩玩藏书票——这是董桥。或者像我这样,读读董桥,用一份心情去看这晴朗好夏的红花白花,无论属于闹市街道的还是自家阳台的。阳光和熏风是好的,一支烟一杯冰凉金黄啤酒是好的,蓝天白云是好的,屋外的风景和室内的心爱家具物什是好的,偶发小兴做些无聊的书房小事是好的。

并且不觉得这些选择如何了不起。“买书藏书,完全为了自己开心:花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种开心”。(《谈谈谈书的书》)正如我一向认准的:读书于今天的我,纯粹是一种消遣,与其他的俗乐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让自己开心而已,它们之间甚至互可让路。或者有时也不一定是为了开心,只是“寂寞中的一种慰藉”。(《另外一种心情》)“玩玩而已,‘而已而已’”。(《也谈藏书印记》)“完全是一种寄托”。(《关于藏书》)

所以也不苛求:“这些东西,偶然过一过目,就是有缘,应该满意”。(《访书小录》)“偶得而存”就好,不必飘飘然。(《谈谈谈书的书》)

总之,这不是什么头巾气的“志”,没那么清高。(《访书小录》、《另外一种心情》)董桥颇欣赏唐弢的一句话:“对于那些目的不是为了考状元的人,我自惟还能了解他们的心情。”

我们回到书房,或者回到红花白花等等,目的不是为了考状元,纯粹是一条退路。凯恩斯和马克思可以抽身而退,我们凡辈不行,还得老老实实出去找饭吃,但身内的心总归要有条出路。董桥和我选择的,无非是个人不能给社会写辞职信而作出的心灵的辞职。这真是“另外一种心情”了,正如董桥在该文所引的两句诗:“味水情何淡,居尘意不同”。

居停于尘世,独自品味着自己的水源,却不觉得有何可矜、有何可卑,心情遂也就清淡……且容我狗尾续貂,说:对于像董桥这样的人,我自惟还能了解他的心情。

因为我也正是常有这种心情的人:明白了时世之不可逆,有所叹息,有所欣赏,但不完全偏于哪一方,因为这时世虽切身,却不贴心。不贴心也不等于要把自己抽离出去,人仍居尘,与世共舞,不认为自己可以是这时世的例外,可以有权诅咒和自己一样承袭着人类共通弱点的其他人,有权抱怨自己多少领着其好处并且其实也根本离不开的这个时代。只不过,因为天命或者偶然,我们与别人略略不同,是在找饭吃之余还要给心灵找出路,而这出路又跟一些人的出路稍稍有异,如此而已。这出路,或者退路,概括来说,是辞职回书房。当然,这只是心的辞职、身的业余生活。这书房又不是要考状元者的书房,只是一种寄托、慰藉、开心、消遣,和别人的其他方式的寄托消遣没有本质之别、高下之分,因而也并不太看重,不给自己增添使命感的负担、飘飘然的负担、苛求的负担。

事情就是这样了。这样抽丝剥茧之后,把另一些生命形式排除开去后,我便与董桥站在一起。此亦即读罢本书后与董桥更感贴近的原因,偈曰:

找完饭吃回书房,站在桥上看花色。

1995年5月31日—6月1日;2004年12月圣诞节略删订。

董桥第24节 董桥残雪二题

《文字是肉做的》

从“断桥残雪”的杭州携回了《你一定要看董桥》与《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7年8月一版)。这是董桥“英华沉浮录”专栏的头三册合选本,由陈子善、安迪和刘天炜选编,刘还设计了正文版式。

这些肉做的文字,怎么说呢,你说它太专业、太琐屑、没什么意义、文笔太散碎,可以;你说它闲闲家常中见出情趣,在语言文字这小道中“观察”、“领会”世风,寓“笑声”、“泪影”于文化现象的评说中(四词出自董桥为这选本写的《自序》之自许),是文章至境,也可以。我总还欣赏它的有趣,有情,有些也还有些意思。

《语文神游太虚幻境》里说:“我最想做的正是从宏观角度去衡量语言文字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寓意;或者倒过来借古今中西语言文字去阐释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趋势。”类似的自表主旨在他处亦多见,直言大志,不屑小道。(如第二卷的《小序》里坦承这个专栏兴趣不在于替人修改文章,要见文化之林,不见文字之树,等等。)这样说来,董桥是要做点大事了。

想头殊巨,然而大题小做,写出来的还都是些小而趣的文字。举重若轻乎?眼高手低乎?我还是喜欢这些小情小趣,小小消遣。

如果他正经我也正经,坐而论道,那么我要说,这沉浮之间就难免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见得在这些文字中展其鸿鹄之志,又失却了以前文章的水平,集内像《鸣凤款步走出月亮门》那样的佳作,寥寥无几。

“诗词古文打底是成长的养分,更是人生文化品味情趣之所自;但真正足以构成实学的,毕竟不是清风明月。”(《书房阶前的花影》)这话说得真有见识。可是清风明月固难,实学之道也大不易,董桥要在这些英华沉浮录中展示他语言文字的实学,但至少有两处是我不能同意的:一是《剪掉刘雪湖的墨梅》中说,香港要为殉职的老师建亭纪念,亭名有“敬师亭”、“春风亭”等提议,有人嫌其不够内敛含蓄,引《红楼梦》的“泻玉亭”作对比,上升到批评香港敬师之拙,是文化被野火烧掉了。(按:所纪念的老师,是为救学生而被山火烧死。)董桥对此大表赞同。然而,现实社会到底与大观园不同,“泻玉”当在文人雅士成堆的红楼,“春风”则适宜公众,因为这名字不深不浅,正是合适。公共建筑取名如太深奥,那就迂了。二是《诚诚朴朴的读书人》,记前港督卫奕信在一条郊野公园径启用典礼上的讲话:“非常高兴,因为本来有一个希望,希望能有这么一条路在这山地上;今天看到了实际有这条路,感到非常高兴!”董桥赞卫氏诚朴,深合我心;但接着又评论:“最难得是(卫氏)懂得叠着用‘希望’,既有力又有韵味。”这“懂得”二字却不自觉地流露了董桥的文化贵族心态,这种赞扬背后的高高在上气味殊不可取。叠着用“希望”和“非常高兴”,这不是卫氏“懂得”语言文字之道,而恰恰见出他那种没有文人气的“诚诚朴朴”。

这两个例子说明,因了存一番大志,把其“实学”去硬套“社会现象”和“肉做人心”,有时就会失之于书生气太重,“似可不必”。

大志是好的,我佩服;实学更是好的,我尊重。我极同意前引其关于情趣与实学的恰当位置的那两句话,情趣到底是枝枝节节的小道。然而第一,一向反对大志的董桥这回也要高瞻远瞩胸怀大志起来,叫人多少有点别扭;第二,董桥的长处在于清风明月,及从中透露的通达见识,从而写出一手好文章,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要比“实学”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舍长取短,为芝麻失西瓜(对他自己而言),未免可惜。

当然问题也可能出在我自己身上。《“我看着舒服”》中引一趣事:老舍喜收小古董,不计破烂,但求喜欢。郑振铎看了其藏品后说:“全该扔。”老舍回了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视大笑。——我看重董桥的好文章、好见识、清风明月,轻其大志与实学,就有点像老舍了:自己眼力浅拙,不识好歹,只图看着舒服。“人间是匪窟贼窝,夜色渐渐深沉。……所以,开心的时候且尽情开心。我们都要宽容,要慷慨,要体贴,要好心。在这个沾亲带故的小世界里,乐趣当然是要有的:可口的饮食,温柔的微笑,茂盛的果树,还有翩翩跹跹的几曲圆舞。”《吴霭仪的信笺》中引了吴印在信笺上的这段一部电影里的话。我自叹不学无术,欣赏的就只是这些东西,而不像董桥还要“与吴霭仪商量语文训练之策”、“深刻体会两种文化”。这实在辜负了董桥的苦心。

不过,“不贤识小”也自有好处,是因此而仍能保持对董桥的喜欢。前面说的,如果算是对他的批评,那只是因为跟他较起真来,大家都说正经话而已。若用我“不贤”的本心、“识小”的本来眼光观之,则这些小文章是好看的,“寂寂寥寥无个事,满船风雨满船花”。(《文章不长皱纹》所引前人句。)是消闲解闷的好东西,我就是购后即从杭州飞回广州的夜机上开始一路看来,零零碎碎的消遣。(这其中的知识我也是汲取的,不过仍是抱着闲中得之的心态,而不是悬了求实学于这些文章中的目的、正襟危坐地去拜读。)

“以小见大,举重若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滴水反映大海”,“随手拈草叶,作剑可杀人”……这是做事情的乃至人生的至境,值得追求。董桥这些专栏文字似存此心。幸亏他“打底”的“养分”丰厚,七宝楼台虽建不成,杂锦碎彩,依然琳琅可赏,足比一般愚匠经营的空空洞洞的商品房养眼怡神!

1997年12月

《博览一夜书》

因读上书后评价不高,当董桥的“英华沉浮录”全部10册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引进,更名为“语文小品录”系列,收入“万象书坊”丛书于1999年1月出版后,我便不想全要,只请周生代买两本以存其貌——我当时未与这套书照面,看过广告后私下属意其中说出我心事和心意的两个书名:《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天气是文字的颜色》。而周生为我挑的恰恰是这两册,令我十分惊喜。如此相契(他喜欢我也喜欢)和知心(他知道我喜欢),大可感念。

1999年8月得之。书的装帧一般,但小巧的开本很可人,正足一握,闲闲看来。已另撰《但求一聚,桥边凉亭》记其读后感。

到2003年立春次日,与周生逛书店,于五折架上见此“语文小品录”另一本《博览一夜书》,以价廉不妨多收。其咬文嚼字的主题内容我始终不特别感兴趣,而另一些文字则被辽教社删节(董桥并不仅是只懂谈风月的风雅名士、掉书袋的酸迂文人,删去的自是其另一面);剩下来只有间中的品藻人物、介绍书事,并带出他自己情怀、见解的琐琐闲笔为我爱看,虽是细碎漫谈,亦足养兴味,长见识,消长夜,悦心目。

比如关于我前不久才重新认识的金性尧,《读金性尧史评漫兴》一文中引了扬之水为金著《饮河集》作的《跋》数语,谓金性尧文章“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董桥表示赞同之余,进而指出金氏做到这点,“靠的是他的见识和情味。”我也深表同意。

董桥自己亦有此数端好处。如《“老先生高论极是”》谈到自己与书相系的一生,有谓:“说书痴、书缘、书话,那是清闲岁月中的风雅情事,有固甚佳,无也何妨”,便是他一向为我欣赏的通达见识,“高论极是”。

这样以细微体贴的心地、敏锐的眼光而道人所未道者,还有《译事漫议》中说到周作人译的《如梦记》。他“老实说”“还是比较喜欢”周的译注,至于译文本身,“有的地方大见文采,有的地方笔力却弱了”。——对知堂的译笔提这样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一家言。

但有一处,我深有同感却捉摸不准董桥自己的意思。《给〈雅舍小品〉增肥》,引梁实秋《出了象牙之塔》一文:“早已到了该出‘象牙之塔’的年龄的人,偏偏有些位还不出来,还在里面流连迷恋着!还想把所有的人都往这塔里招!”董桥说:“这样的立论我是同意的,这样的‘文艺中年’现在也还有,但是,我不觉得这种现象值得梁先生花大气力去写。”——为什么不值得写?董桥这样说,究竟是对“文艺中年”的好意还是轻视?好教我这自嘲又自爱的“文艺中年”猜想!

而全书最足欣快的是读到书后的总跋。这才知道,此书除了与已得的另两本是同一个朋友、同一间书店(周生所赠也是在此买的)之凑巧外,还有一样恰好:却说当初让周生帮我选购,要求之一是要有全书序跋说明,他说本本都有(所以最后就随他做主了);周生指的是每本书前都有辽教社的《作者简介》、《出版说明》,以及董桥的自序,但这本《博览一夜书》却有其他诸册所不备的《〈英华沉浮录〉跋语》——原来折价书堆中这唯一一本,正好是全套书最后的第十册。无意中得遂本意,诸种巧合、缘份齐集其中,虽是旧版小书,也足为新年迎春的佳物之一了。而这“跋语”中关于“既有旧时月色的影子,也有现代人事的足迹”的总结,还让我找到董桥情意所系一以贯之的证明,写入了《时时刻刻,总是从前》。

个人的“旧时月色”,在写作《时时刻刻,总是从前》前后屡屡重临、遥遥轻触,低徊不能置之。可是,正像朋友劝说的,董桥在此书中同样有一番劝戒。

那是《说得体》一篇,谈做文章、做人要得体(另《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也涉此话题,所引陈寅恪、唐振常深得此道),最后又说:“还有一种文章写得得体却未必可以得分;人生毕竟有许多话实在不必多说。”举的例,正是一桩情恨。(唐玄宗把江采苹打入冷宫,后又送去一斛珍珠,她不受,作诗一首连珍珠一并退还。董桥说,那诗虽好、虽得体,“却可以不写,只把珍珠退回去,反倒得体了。”)

“文艺中年”,有些东西写得再得体也还是不得体的!达明一派散伙前唱:“可不可一起安心……”不可,那就各在自己的命定人生中安享浮世的一点点安好、安逸、安稳吧,那已是安慰。至于“旧时月色”,纵有许多好的故事,完全可作文学的优美素材,也实在可以不写、不必多说;所以,《时时刻刻,总是从前》最后只能说:“无从言说……”

2003年2月记,4-5月整理

2005年1月与上篇归并合辑

董桥第25节 但求一聚,桥边凉亭

周六,天气晴好。踢球前后,读了两本董桥。

中学同学时常约一起踢球,屡屡推却。这回想到自己确是太眷恋于书而疏淡于“人”了,虽说体力已不堪、对足球的兴趣也由踢转为看,但想到他们的“踢”,也无非是借机会聚一聚,且热闹喧哗一下也是好的,是贴近活的人生的,遂兴起参与。

动身之前还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不多不小的一点时间,安安静静的秋日晴午,最合适的消遣便是董桥的小书了。在阳台藤椅上坐对花木,读罢《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然后才去球场。动与静、粗犷与清幽、群伙与私己、旧同学之聚与喜爱书之聚,两不偏废而皆得之,虽都只是一点点,但意思到了,也就好了。

晚上回来,索性又躺在宽大的布沙发上,把“语文小品录”的另一册《天气是文字的颜色》也读完,心满意足。

在《一封回信》中,董桥引他人对这些“英华沉浮录”的评语:“竟渐渐读出您的一团和气来”;他自表:“我一向相信文章随人而老”,这专栏不再像最初那样火气旺盛地常挑人家文字的毛病了,“不如多多留意古今中外可观可赏的文字和有情有趣的故事,在营营役役的社会追逐一点书香。”

这样就很好,虽然接下来他说,这样做目的只是改变一下“提高我们的语文水平”的方法——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大志。

而且,还是忍不住不时要为别人挑错纠误,教人文章句法。这些替人改的文字,有的很好,有的则属见仁见智,甚至,有改错了的(《黄星华的中文文章》,将黄“社会日趋富庶,平均家庭人口缩减”一语,改为“平均家庭人丁减少;可是……”,这加上去的分号和“可是”等于改丢了上下文的有关内容)。人心相隔,理解不易,一旦不细细体会他人文字的意思和用心,功德无量的老师也会一不留神自己“乱了逻辑”。

《无灯无月也无妨》也谈到文章之道,讲“含蓄”,“永远满足于跟西施在湖边凉亭上喝茶,不要动粗把她拖到卧房里去。”这比喻很好,不妨由此回到前文:文章随人而老,不再那么火气旺盛动粗拉扯了,只满足于在湖边凉亭上喝喝茶、聊聊天,这就够好的。——而且,若是我,会止于与西施不谈家国,只说浣纱;对董桥这些英华沉浮的语文小品亦如是,像我以前说过的,更喜欢留意的是其中引述的“古今中外可观可赏的文字和有情有趣的故事”,以及董桥因之而生发的一些议论,一番感触,一份心情,“一点书香”。至于提高语文水平的大业,挑错纠误,文章句法,则似乎不是与美人纳凉品茶时的恰当话题了。

董桥的这类文字——若以上述眼光看——似乎有知堂抄书的风味,是知堂抄书体文章在今日的回响、延续与发展。也有明显不同的,是更洋化了些,更活泼了些,在引用材料的起承转合、前后呼应、谋章布局等方面则斧凿雕琢的痕迹重了些,多少有点着意的才子气。

但共通之处更多,除了形式,还有品味的追求。例如说:“多读自然通。‘通’者,通情达理也”。(《搞什么文字推理!》)又如《才女这样自负》引用李清照对秦观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虽然董桥跟李清照抬杠,说有情致无故实的文字当然易浮泛、是“贫家美女”,但到底仍是美女;不过,在另一处他亮出自己的鲜明观点,还是要“有点情事,有点故实”,“通篇议论跟通篇抒情都要不得”。(《看那满壁缥缃》)这些在知堂看来都应是相契于心的,也是我所喜欢的。

就是这样一些情事、故实、文字、故事、议论、感触、心情、书香,令我会心:《过客达达的马蹄》说老一辈中国人有一种“谦和的宿命心情”;《忽然又怀念徐訏先生》引徐訏的话:“年事老大,心情萧瑟,过一天是一天,不知怎么安排自己才对”;《连周南也称赞饶教授》引金庸一段话,大意说别人的事、将来的事、非我们所能控制的事,“不妨置之度外,任其自然”;《回归石头记》说香港回归前夕忽然到处发现石纹如“回归”二字的石头,人们都说是天意,董桥说:“石头无言,端的可人,硬说解语,反倒俗了”;《“我怎么能早说呢?”》最妙,人生之难,往往体现于这几句话里了:“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怎么能早说?”“你为什么那么早说出来?”《花花草草都伤心》引一故事:父亲带儿子到“报春山”去,儿子一路满心憧憬,谁知到达后只见一片疮痍,草枯花谢,那小孩忍不住哭着说:“爸,我们回家吧!”……

与旧同学偶尔一聚,踢了球的他们浑身散发汗味,大声谈笑间是鲜活的感受;与董桥偶尔一聚,这些情事与故实则枝枝叶叶都散发书香,暗暗叫好或默默叹息间是清幽的回味。欣悦与惆怅都往往不能置一辞,只有如上面那样,他抄别人我抄他,站在“桥”上抄风景。

但有的还是生发了自己的联想。比如“报春山”那一则,我忍不住要打破董桥的“含蓄”,指出这种“不如归去”的情形,实在可作为人生的概括。像《儒林外史》里的盖宽与老爹去游当年大祭的祠宇,但见荒凉冷落,老爹说起他少年时目睹的盛况,“盖宽道:‘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我们不如回去罢!’两人慢慢走了出来。”不同的是,盖宽他们到底还有古事可以缅怀,他们是从风流往昔中走出来的;那个小孩,却一开始就遭逢了憧憬的幻灭——大概古人与今人,或说今人与以后的人,其区别就是盖宽他们与那小孩的区别吧!世事江河日下,真像黄小田对上引盖宽那段话的评语:“并阅者也不欲看了。”不如归去。

又如《“闲人不得索鸭”》,记一老画家被打成“反动”,当时有部话剧写一个工人打鸭子而忘了身边的阶级斗争,画家于是大画特画鸭子,题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令人发酸楚一笑。我在别处又看过一个小故事,主人公也是在“文革”中饱受打击,从此专画鸭子,在画上总钤一印:“盘中物耳”。他们都借鸭子表达了乱世中的沉郁心事。然而董桥还记述了另一个画与题语的故事:也是“文革”,也是受迫害,主角是我尊崇的沈从文。黄永玉为给这位表叔冲喜,特别画了一幅《水墨红梅图》,“时局特殊,画上并无题款,沈老只是在画的空隙处题上几首革命诗”。沈从文的字“漂亮极了”,这幅画成为收藏家的珍品。(《杜南发笔下的书画因缘》)然而沈从文自作的这些诗呢?我只能用“不忍卒读”来形容。对比那两位画鸭子的画家,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当然不是独要指责沈从文,或许那两位像他般出名、受注意,也不敢题那样的句、钤那样的印了。于是董桥只有轻轻的说一句:“沈从文也要写革命诗,真是为难了他。”

还有《一部新编的钱锺书散文》,记钱锺书曾形容教授是“先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然后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引来同学同事的责难,钱锺书于是把这句过火的话修正了,自认为这样“妥当些”。但董桥不同意:“我不认为这样改会好些。还是当初写的那一句传神。”这为我近年对钱锺书的认识又提供了一个例证,又找到了一个同道。钱氏就是这样,一时剑荡四方,转头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殊可惜。所谓“文章随人而老”、“一团和气”,那应是一种冲淡自在的境界,并不是要压抑自己的天赋特质,去充当言语乏味谨小慎微的老好人以至圣人;没有人让你动粗把西施拖到卧房去,可如果连在凉亭喝茶时兴之所至的妙语闲言,过后都要一一修正,搞到最后好像连跟西施相聚这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的话,那就太没意思了!其实,对那些“把玩笑当了真”而纷纷责难的同学同事,管他们做什么呢?可是钱氏夫妇不但要管,这些年还管了不少比这个例子更细的事、更不应该的事。当初在凉亭里与美人相会的他是如何锦心绣口妙笔倾世,然而后来他们提早把凉亭改建成陵墓的碑亭,里面伊人已去、神侃不再,换上了庄严端正供人瞻仰的圆满功德——到如今这比喻又变成了现实,风流云散,叹焉!

……

我对董桥其实也有点像对钱锺书:已不如最初那么倾心了,间有批评,但,总还是喜爱。当世上已无西施,凉亭多变碑亭;才子归道山,佳人建陵庙;连鸭子都负载着沉痛,连沈从文也要写革命诗;稍看得顺眼的旧同学的相聚都不是时时可得,“报春山”已草枯花谢一片疮痍……当此时世,不如归去吧,回到书本,幸喜通过这座“桥”还可通往一个纸上的凉亭,里头有古旧的清风秀露、淡茶美女。心情不错、偶有闲暇时,乃至心情老大、不知应怎么安排才对时,与之一聚,用那些情事、故实填满片刻的空隙,是相宜的。什么身世飘零,都不妨置之度外任其自然,谁能早说,又何必硬要解语,无灯无月也无妨,但求一聚喝杯茶,哪管半天不知茗(按:“半天不知茗”,为当时所得嘉兴秀州书局一套用陆乐作品“俗叶子”做的书票其中一种)!他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我在楼上看他;他装饰了我的心情,愿我的抄、说、评也能装饰别人的闲暇。

1999年9月13-17日,五个中午

2005年1月删订

董桥第26节 桥下小风景数片(1)

“跟中国的梦赛跑”

现在才想到,我最早读到董桥的书(那之前则是在报刊上读其零散篇章,却已着迷喜欢了),是两本各担虚名的出版物,一开始就看了一场两个“变身兄弟”有趣的赛跑。

话说《跟中国的梦赛跑》,原是董桥第5本散文集,1987年1月在台北出版。1991年5月,三联书店引进此书,稍为调整篇目,易名为《乡愁的理念》(取其中两辑的标题合成),收入“读书文丛”中出版。这是大陆出的也是我买的第一本董桥集子,1992年3月邮获,颇喜该丛书宁成春设计装帧的白、书身的小,题扉曰:“精致洁净如玉瓷的书,闲散摇曳而生姿的文——这是三月”。(后来三联又出版了《这一代的事》,亦收入这套素雅的丛书。所读之感,已另撰为《红花白花的夏天》。)

到1992年6月,花城出版社也出了一本叫《跟中国的梦赛跑》的董桥集子。不过与三联那本相反,是保留原来的书名而内容却大不相同,由天行根据董桥诸集重新编选。我1992年10月购于广州北京路那间曾带给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惊喜的隐秘的“窄梯书店”,并多买了一本寄赠好友罗生。

这本“名不符实”的书,未经董桥授权,但编辑也有独到之处。如《杂谈康拉德》等惠我颇深的佳篇,其他国内选本很少选入;又如《书窗即事》全文不删、《春日即事》虽删节而有交代,都是三联等选本做不到的。只是其封面一片黑底、抽象人形,殊非董桥格调;1997年12月我私下“修桥”时,从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上剪下几枚江兆申篆刻印文,为之另制书衣——董桥与江氏多有交往,我选用的“墨池飞出北溟鱼”、“无寥心胆醉时真”等等印文,自感略能适合董桥的情怀和风格,觉得是为这颇有好感的本子做了件代其藏拙的好事。

2005年1月整理

夏过桥,冬修桥

又是花繁叶茂的晴静好夏。1996年7月里,接连购得《董桥文录》(陈子善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一版)、《董桥散文》(江迅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一版)。

《董桥文录》是其时大陆选编董桥文章最多的集子。得之,乃结合手头搜罗到的一些集外文字,又作一回对董桥的“大读”。——董桥文字的风姿,是早已熟悉了;董桥的见识,也早就见识过了,但哪怕有些篇章已记不清楚看过多少遍,还是读得那么欢喜。

期间,自家阳台一朵小荷开放的午后,看着读着忽情动手痒,乃取久已不用的笔墨,改晏小山句,绘小品一幅“晴夏惯得无拘检,又为荷花过董桥”。——《题钟玲〈美丽的错误〉》中,董桥记他在英国乡间写作,天天埋首书房,“完全冷落了房外那个花影斑驳的小阳台”;打扫的英国老太太忍不住问他怎么不到阳台上去写,“夏天里阳台美极了!”真是大合我意。

不过,让董桥与他人比,多是“花影斑驳”的佳文;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来比,我就较不喜欢他那些过分游戏文字的浮滑之作和正正经经的头巾气之作。像此书“另外一种心情”部分第一辑的三篇长文,谈翻译、谈中国文学界说、谈老舍,读来颇觉气闷;下来到第二辑首篇《谈谈谈书的书》,只读了开首一段,即顿解先前郁闷矣。

董桥很重视文风,多次提到这一问题,并颇自负(见书后附访谈录《不甘心于美丽》)。但他所批评的钱锺书油、太顺,以及头巾气,他自己的文章也不能完全避免。——“头巾气”者,看惯了其通达美文,偶然见他正襟危坐,便感觉好笑了。

于是,我从历年积累的董桥文章中,自己做了个选目,以董桥自谓“散文须学、须识、须情”的原则,而又将“识”置于前,评选出我心目中的60篇佳作,是“又逢静夏过董桥”的私己快事。

然而,这样的去芜存精,岂独要对于其文,更要对于这本《文录》本身!

此书从董桥6部集子中选录,并收入一些集外文;每部分前均说明原集出版情况、篇数等,陈子善的编辑是较完善的。问题是删节太甚。不仅删去6种原集里的文章(这可能有编者口味问题,更可能是客观的限制。但有的文章在此前的大陆集子里都能出现,如同样经过编者增删的三联版《乡愁的理念》、《这一代的事》,里面的《无可奉告》、《判断》、《二心》、《幽默是福》、《回去,是为了过去!》等,此书都未收入),还包括文章选入而删去一些段落、句子。我对照了手头几个大陆本子,发现以编者最有名气的此书删节最多(三联版《乡愁的理念》、《这一代的事》则保留最齐全),不少是删得过分小心了,还有些是删得莫名其妙的,如《星期天不按钮》中第二段开头两句:“科技是人民的鸦片。商业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删去的原因令人费解。我以小人之心度之,难道是当时所谓“重建人文精神”、以商业为敌的知识界风气,令编者或社方觉得这话太刺眼了?

(说到这个话题便不能不提到董桥。董桥对时势的通达我多年来已再三击节,而这次阅读,发现董桥在通达之外,也一样为现实中政治、商业、人的素质等对学术、思想的侵蚀而忧心忡忡,但他取的态度却与我们知识界截然不同。在《“八十”自述》中他提出上述问题后说:“我实在不得不认真反省知识分子失职不失职的问题。”面对同样的形势,董桥首先反省的是自己这个群体,而不是针对外界,可我们的知识分子呢?)

此外,《文录》的校对质量亦极糟糕,如《星期天不按钮》在目录上成了“星期六”等等等等,误植字之多让人瞠目。书品也差,除了套封(白底,竖排书名,蕉叶图案)尚可观外,正文纸张、印刷均见不得人。

文是天下一等妙文,书却非好书。那段时间,我特别注重书的种种细节,对此《文录》只能摇头叹息,真不忍见到董桥的集子被我一向尊重的陈子善先生弄成这个样子。而同时出版的《董桥散文》,选编远逊之,书品则远过之:书名为董桥亲题(这也是至今大陆董桥集子中唯一的),插附图片、用纸、印刷等皆不错。所以我明知其收文重复(事实是已尽皆见于此前所购诸本),仍为了它是本衣冠楚楚的正经书,象样一点,对得起作者一点,不惜为此只买下一个“壳子”、一套衣冠。

1997年12月,又购得另一选集《静观的固执》(湖北人民出版社,“人间书”。1997年8月一版)。此书由《董桥文录》的责任编辑龚明德所编,收文看得出是从《文录》移来的,除了明显的错字外,《文录》的无稽删节等一仍其旧。乃就在此冬日,作了一番私下的“修桥”——

将以上三本董桥集子、连同花城版的《跟中国的梦赛跑》,删去互相重复文章,图一个清爽。特别是对《董桥文录》,删得最为痛快——它删董桥我删它!

经过这一番删枝削蔓、修桥补路,不但以后阅读和查找方便,就是仅看着它们由此变为合于董桥风格的薄书,也觉不亦乐乎。

1996年7月—8月,1997年12月;2005年1月整理

董桥第27节 桥下小风景数片(2)

《书城黄昏即事》

此为1997年2月新春“开年书”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第三辑。1996年9月一版)。

集内只有《旧诗与政治》和《小序》是新面孔,余皆翻炒冷饭又成一书。他是董桥,不能和他计较,照买。

《旧诗与政治》引漱园老人为同调,冷眼对“大好形势”,只低徊于旧诗词中,“闭门坐冷南窗雨,试墨磨开古砚尘”,虽“不够时髦”,“倒觉得干净可喜”,“旁的都不要紧”。——文人投闲置散,所失自多,所得的止自赏之情怀。

比如那仍在“试墨磨砚”的《小序》,谈砚说文,当做散文来写,全不及编辑事项,“随意而为,不求梅之静,不羡草之动……孰得孰失,都成砚面桃花、琴上竹叶耳”。——倒仿似每出一本选集,于他都只是提供一次写写心爱的古砚旧画的机会(此前《董桥文录》、《董桥散文》皆如此),余者不问。这样写序、这样出书,是一洒然境界。

又:这个版本还有特殊的意味。

“书趣文丛”第二辑“脉望”的《出版小记》(1995年9月),开篇就是一段很令人注目的话:“因一时激动,在一篇评论的激励下,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起意编了十本《书趣文丛》,用意只在张扬一种读书方式(一种而已,并非全部),为一位受屈的、我们很敬仰的海外读书人鸣不平。”

原来,是在当时一片“你一定要看董桥”的叫好声中,上海学人谈瀛洲以一篇《也谈董桥的散文》大唱反调,批评董桥及这一派的以读书为“趣味”,让“脉望”中人沈昌文与安迪很“恼火”(虽然安迪跟谈是相熟的朋友,正是安迪将董桥推荐给他看,才有了“反效果”的该文;后来谈出版收有该文的《诗意的微醺》一书,就由安迪做责编),遂有上述之举。文人意气的小争执,居然促成了一套后来广受赞誉的“书趣文丛”,也是“趣”事,“受屈”的董桥亦足自得矣。

到这“文丛”第三辑,“脉望”仍在《序》(1995年11月)中继续作不点名的反击与自表,说:“何妨再编几套‘书趣文丛’,让大家看看那些读书大家,由何得趣”,等等。而董桥的集子也终于出现在因他而起的该丛书中,我亦由此得趣矣。

1997年2月;2005年1月整理

《你一定要看董桥》

1997年10月游华东,在杭州,下榻于杭州大学旁。附近有一书店,游毕西湖后,到此消磨一个黄昏,购得此与董桥选集《文字是肉做的》等几本好书。

本书(陈子善编。文汇出版社。1997年8月一版、9月二印)专门收录对董桥的评论文字,书名取自柳苏那篇在大陆推介董桥有开路之功的著名文章。该文原载《读书》1989年4月号,错字颇多,《读书》当年10月号已刊出柳苏的订正函,三联版《乡愁的理念》作为附录收入时已经改正。但现在本书用为“代序”,仍按《读书》1989年4月号的版本照排,只改了最明显的两处,其他“错得最可笑”的都一一保留,不免使柳苏甚至董桥无辜被人讥笑了。

书中收入了谈瀛洲那篇“惹起小小波澜”的《也谈董桥的散文》,我觉得确实略嫌过火。倒是李国涛的批评《虽小却好,虽好却小》,这评语我认为恰当。做人要大气象、大格局才佳,注虫鱼、吟风月这等文人情趣是应避免过分沉溺的。但像谈瀛洲那样,“希望更多的人深入钻研文化”,反对人们“对文化采取业余鉴赏家周末去文物市场淘古董的态度”,则又过苛了,将专业与业余两种态度对立起来,诚不必也。

谈瀛洲还拿董桥引用的东莞人卖席故事(客嫌席短,莞贩曰:活人难道不会蜷着身子睡?)来抬杠,说:“董桥有没有想到:活人总会伸伸脚?”这反驳看似聪明,其实也是风马牛不搭界。像董桥那种文章,像某些传统文化,本来就不是要供今日的活人伸脚的。那样小巧的席子,只是让人歇一晌短寐,温片刻绮梦;你可以嫌席短,可以不选择这种蜷身小睡,但却不必用自己的长度标准去要求它。伸脚酣睡,自有席梦思大床,或可另行编长席子,谁让你一个大活人老是死抱一张短席的?要在传统文化在董桥文字中伸脚,未免有点欠明白。

1997年10月

(按:关于“东莞人卖席”,出自董桥《萝卜白菜的意识》,是关山月和他探讨传统文化时给他讲的一个故事,两人借之感慨人们不懂进出传统、在传统中创新。我1991年10月在报刊上读到后,曾撰一感想,认为关、董所叹的并非削足就履、扭曲自己去适应传统的席贩,他们嘲笑的是那僵化的顾客。当时我的意见略为:

“传统好比那张已经编好的草席。假如时近黄昏,我想还是从俗,买下席子缩身先睡一觉再说为好。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包容力,以及知足自适的传统基因,都使大部分人采取东莞席贩的态度,连鲁迅也说,要先生存再发展的。

曲身自适之乐,其实是可悲的。但我们必得先接受传统,才谈得上改变它;不进,如何能出呢?关山月和董桥都是睡在那张短席上泼墨走笔的。睡足之后,他们也编新席子,似乎关山月编得就平平,董桥的旧席新编则自然妥贴,有所继延而又花样翻新,私心比较喜欢。

还是先睡那张短席吧,我们是活人,不是死人。活人固然要创新,但得先懂得变通承受。创新需要智慧和毅力,这智慧、毅力则正来源于买短席的洒脱——无奈的洒脱。”

——现在谈瀛洲的说法,则正像故事的续篇,代那顾客纠缠追问下去,继续那顾客的冥顽不灵。)

《小风景》

2004年新年期间,携妻儿赴港游玩,得书数种,以此册部头最大(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内容却不是最多,纸优而厚、版式疏朗而奢侈、及开本大之故也。我不喜欢书做成这样,而且巨册与大红装帧,殊不衬“小风景”这个好名目(董桥自己却欣赏)。但在所见董桥数种专栏文章结集中,仍选购书价与篇数最不成比例的这一本,是为存其真实的面目。盖董桥在内地一般读者眼中,颇有风花雪月之感,好听一点是风雅名士,难听一点是酸迂遗老;这当然也是他的“一面”,如本书随文附收彩印的名家书画数十幅(他在报上的“小风景”专栏配图),乃其本人积年所藏,正见出那个在书房“玩物养志”的董桥。

但他又还有“另一面”,是入世的书生论政。这本新作集,劈头而下,多见温文而尖刻的横议。非议董桥者往往不悉他这“另一面”,非知人论世之道也。购此册,可见其两种身影交错融汇于一书之中,是兼顾到他两个方面的绝佳纪念——这些“小风景”,有如桥下的流水,映出连接两端的、完整的一座董桥。

2004年1月

又:2月得网友象兄赠电子书两种,其中包括《小风景》的集外专栏文字,自编成册。

《旧时月色》

此书由胡洪侠编辑(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一版、11月二印),按董桥经历的踪迹地域来分辑,见出人生历程。2004年9月欢会深圳网友,得胡兄持赠,并谓董桥对这一编法颇感满意。可惜他编得更好的一套董桥文集,始终未能出版。

胡兄又谓他曾在网上检索自己,发现有人将他与我并列为董桥门下。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归类,一笑。

扬之水近年撰古名物文史之作,曾拟结集时取书名“旧时月色”;后来本书出版,她遂要改名了。我感到这好名目董桥拿来用确实更恰当,关于他的“旧时月色”,我在《时时刻刻,总是从前》一文已略述了。(该篇以体例故,今编入另辑中。)

2004年9月

《董桥序跋》

陈子善编的这本小书,是“书人文丛·序跋小系”第二辑的一本。丛书第一辑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辑则改为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7月一版)。

里面有董桥为别人写的序跋,有“与书有关”的专栏近作辑为“外编”,但更主要是可从其自序自跋中,看看他自己都有哪些书(随文附有书影),可惜收得不全。

丛书为别致的方型开本,装帧古雅可赏(周晨设计)。特别是封面,用了优雅的蓝色,配合一条条雨丝般的白线,颇有意境。将它和另两本2005年1月购得的“零五领悟开年书”:钟芳玲《书天堂》、邓云乡《云乡话书》,摆在一起,装帧风格或精美或朴素,却都好看,合为新年案头清供也。

2005年1月

毛姆第28节 越过刀锋

“太美好了,毛姆,你愉悦了我的灵魂,你唤醒了我的灵魂!那么美的莱雷,超越凡俗,独立潇洒,最后又寻得了生活的信念。他离开人群,又回到人群,就像一个美妙的卡农怪圈。……我已向好友讲述了书中一些漂亮的段落,我想,要忘掉它们是困难的。”

以上,是1989年9月从大学图书馆借读《刀锋》(毛姆著,秭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一版)后的笔记。在那之前,先读了《月亮和六便士》,那是灵魂出窍升天、挣脱人群的(参见《开在心中的月光碎影》),因此对《刀锋》有相对应的“回到人群”之评说;《月亮和六便士》印证了青春迷狂,《刀锋》则让我惊醒,为我在黑暗崩溃中的成长注入活力。它们仿佛是我深渊自救之旅上两个及时的启示:要勇于独立特行、追寻圣洁的精神,最后又要回归现实,脚踏实地地生活。

毕业后犹念念不忘,曾向朋友说起这样一些欲得的好书。周生有心复有缘,居然在他住的小城帮我买到了《刀锋》,正是我当年读的初版。其时已事隔三年(距其出版则已十年),可算是沧海遗珠,不大不小的奇迹。1992年9月收到时,周生随书还附一短笺,是写在一张淡蓝浅白的MILD SEVEN烟纸上的,说:“如此丽阳日,是该做一件好事的,否则,人生营役,事情幽微,如何舒怀?”这样的好事确让人舒怀,新秋、明月、旧书、故人,我喜爱这种略带冥冥注定的巧合重逢。只是,再深想一层又未免喟叹:从那个9月到这个9月,整整三年了,竟还可以找到一模一样一成不变的东西——却不过仅仅是一本书罢了。

“我已向好友讲述了书中一些漂亮的段落,我想,要忘掉它们是困难的。”——想是这样想,忘是早忘掉了。比这更难的遗忘与失落,都也经历过来了。

不久,读到白人《开了一个玩笑——再读〈刀锋〉》一文(《文汇读书周报》1992年10月24日),写得很好,虽然觉得彼此对毛姆塑造莱雷的用意理解不同,但观点是合拍的:那种闲云野鹤般的超凡脱俗,其实只是虚无缥缈的自制空间,是“水里的一个影子……天上的一朵云”,并不“值得羡慕甚而实践”!(白文)那年11月,忍不住冒昧给这不认识的作者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自己的切身经历足以为那种观点作注脚:曾如何在自制的虚幻空间沉溺,然后狠心忍痛割舍诱惑人的文艺生活,回到真实的人间烟火;虽然这过程跌跌碰碰伤己伤人,是否真的“自救”也得失难言,但仍然坚持这样的选择是对的;投身凡俗,“当然也还有思想,但人不再虚浮;当然也还有虚空,虚无纠缠着存在。我想上天赐人清醒的思想,是让人活得不致迷失,但如果拿这思想的能力去使自己执迷于形而上或人生的负面而不得出,那就对不起上天恩赐的好意了。……我深深明白自己只是红尘众生之一,这就很好。”

才过新年,又是在《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1月9日)上读到另一篇谈《刀锋》的文章,毛毛的《难忘毛姆有个拉里》。其切入点与我、与白人都有所不同,但同样让我读得击心。看作者凄风苦雨地说——

“那时候风和日丽,那时候有太多的梦和歌。……那时候我知道人活着所凭借的东西该是精神的,精神的才是不朽的。”(开篇)

毛毛把“那时候”形容作“虚幻无比也明媚无比的氛围”。太贴切了,读《刀锋》的大学时光。而毛毛继续说:“可是我们已过了疯狂阅读《刀锋》的年代。因为拉里(即莱雷)的遥远和清晰,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我们。在忘记了拉里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学会忘记过去。”

但毛毛坚持:“而我也曾相信有个拉里……即使知道倘若人类摒弃了精神会获得怎样一种解脱,但仍然不能。”

我从这部书中学到的、并在那几年间挣扎去做的,却偏偏是求那样“一种解脱”!

然而,我也同意,人是该有“精神”的。所以,这里面永远有某种真实的悲哀,难以与外人道的无奈。凄苦的毛毛,彻悟的白人,硬下心来咬牙走进现实的我,我们不论谁对莱雷(拉里)的理解正确,但那理解,都是沉重的生活经历换来的。

毛毛最后写道:“用淡淡的潇洒和随便的玩世不恭所遮掩起的沉重,几乎是生命无法承受的。承受下来,并且活出一种境界,那便真的不朽。”我同意这种活法,但也注意到,作者终于无奈地偏离自己的开头了。而我仍然接受“那时候”的认识——“精神的才是不朽的。”

只是同时不再认为:“人活着所凭借的东西该是精神的”。应该把两者分开:不朽的是精神,活着却须凭借物质。张爱玲说得真好啊:“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我看苏青》)

也是应当的。

如果莱雷是我理解中的莱雷,那么我们应该做莱雷。

如果莱雷是白人和毛毛理解理解中的莱雷,那么我们就应把他留在小说中,作为某种“虚幻无比也明媚无比”的、精神生活年代的标记。我们越过刀锋、越过疯狂的好时光的这个标记,往前走。像柯灵在《热性与冷性世界之间》说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呢!”

不再有“太多的梦和歌”,我们记得曾有过不朽的精神,我们把精神和悲哀小心地纳藏于襟怀中。对实实在在的生命,因为明了,故而爱悦。

2004年11月汇辑删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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