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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20日

  星期三

  【冰点】满怀悲悯2005年07月20日 00:03:08

  本报记者 董月玲

  一进6月,我的邮箱就

  接二连三地收到标有“紧急”字样的邮件。

  “这是来自北师大‘农民之子’的信件。我们现在在密云不老屯,这是昨天我们发现的一个急需救助的孩子,校长说起他的病情时非常惋惜,眼里含着泪,同时显得很无奈。我们主动要求帮孩子募捐,虽然我们不是爱心社,但这是良心的声音。”

  “今天是儿童节,有多少幸福孩子的欢笑,又有多少贫病孩子的声音呢?农村孩子的声音太微弱了,然而他们的生命,同样宝贵。”

  以前,在采访“农友之家”、菜农的“烦忧热线”、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培训、打工青年艺术团时,我总听人提及“农民之子”。

  跟随着今年这个炎热夏季一块来的,还有热翻大学校园BBS的“芙蓉姐姐”,一张张挺胸撅臀的“芙蓉照”,赢得不断攀升的人气儿和点击率。与他们的同学比,得空就跑去和社会底层的农民、农民工、打工子弟接触的“农民之子”,是不是有些另类?

  北师大的“农民之子”学生社团成立有6个年头了。

  “那会儿,真的觉得挺苦闷、挺困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

  “郁闷这个词,成了当今大学生的流行语。”

  赵玲现任“农民之子”第3届会长,是历史系03级研究生,本科在上海华东师大读的。她说自己也有过郁闷期,上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在城市长大,家里娇生惯养的,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到上海读书后,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过上小资生活,可一时半会儿也过不上,郁闷得很,常莫名其妙地空虚。”业余时间,赵玲参加了辩论、英语演讲、旅游、游泳等学生社团,主要为了锻炼技能和娱乐。

  大三时,她来北师大交流学习,校图书馆正搞“农民之子”展览,几大板会员下乡的图片,让赵玲发现了另一片天地,觉得特新鲜:原来大学校园,还有这么一群人。“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农民之子’的同学,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人也显得比我们成熟,有责任感,总之,觉得他很特别。”

  接触“农民之子”后,她发现那些人活得很有激情,挺阳光的,积极向上,总在做事情,从没听他们喊“郁闷”。

  赵玲说很多同学像她一样,上了大学后一直在找,找自己人生的定位、方向,可是找不到。她周围的人要么忙于考研、出国;要么想法子留在上海成为一个白领。大家都沉浸在这样的氛围,跟着潮流走,否则就怕自己落伍了。“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别人想出国读托福,我也赶紧报一个班。总是被动的,不是我真心想要的,很盲目。而且这么做,也给家里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就是真出国了,我也不知道出去干什么。那会儿,真的觉得挺苦闷、挺困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自己的幸福在哪里?”“那你现在找到了?”我叮上一句。

  她的眉头一下舒展开了,放松地说:“找到了,是到了‘农民之子’后。”

  接触社会底层的机会多了,赵玲改变很大,学会了反思。比方以前,一想到农民、农民工,她会感到很恐怖,觉得他们又脏、又粗野。到了“农民之子”后,看到的并非如此,就自我反省:我是不是天生就有一种歧视,根本没把他们当成人,当成像你我一样平等的人?

  再比如说,现在,大学生都说找工作难,其实并不难。“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总是眼睛向上看,往国外看,却没有往自己的脚下看。像孙恒他们的‘农友之家’,做打工者培训,面对的是多么大的群体啊,他们那里就特别需要大学生,还有打工子弟学校都需要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农村,那是多广阔的天地,也特别需要有知识的人,去为农民做事情。”

  我疑问,一头扎进穷人堆儿里,难道就不考虑生存,不想挣钱?

  她讲因为家里并没马上要自己回报,所以考虑得少。参加“农民之子”,得到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最大的体验是内心有一种踏实感,活得挺充实,也挺快乐。不像以前,总有一种脚不着地的感觉,整天飘飘悠悠的。

  采访中意外得知,赵玲已经嫁给了创办“农友之家”,又是“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的孙恒。“怎么着你也是一个研究生,父母同意你嫁他,同学们怎么看?”

  提起这个,赵玲笑眯眯的。她爸妈开始是不同意,赵玲就把孙恒带回老家重庆,将报道孙恒的报纸拿给父母瞧,知道两人在一起做的事情,父母最后很支持。

  他俩的家,安在北京五环外的东坝,城乡接合部,租的是一间农民的小平房,每月房租只要100多元,周围住的全是打工者。

  “他们纯朴友善,好相处,经常是大家一块做饭,一块吃,人情味儿特浓。我跟孙恒在一起,也算是志同道合吧,挺幸福的,同学们还羡慕我呢。”

  “每每念及家乡父老,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每周日晚,“农民之子”的几位执委要在固定教室开例会,其他会员自愿参加。小结一周工作,再布置下周事情。“开门办会”,是“农民之子”的原则之一。鼓励会员做实事、勤实践、多积累,哪怕去给打工子弟学校上几节课也好。从2001年开始,“农民之子”组织同学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每年平均7~10周,今年有100多人参加。

  去年,他们最大的活动就是在北京13所打工子弟小学搞作文竞赛。“平时,真是很难走进这些孩子的内心世界,总是我们站在外边说他们。要让他们自己发出内心的声音。”

  除支教外,去农村调研是“农民之子”最常规的活动。这个暑假,他们一队去河南登封,另一队去河北尚义。“农民之子”的会员,60%来自农村。

  这些身上还带着泥土气,刚刚跳出农门的农家孩子,本以为自己对农村很了解,可到了“农民之子”后,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农村和农民。

  “越是熟悉的地方,往往可能越漠视它。”现实的农村和他们的想像完全不是一回事。农村贫困、破败的景象后面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只有深入进去,才会知道它的根结是什么,才能看到希望在哪里,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

  一次下乡调研带来的真切体验,甚至让他们终生难忘。在众多的下乡笔记中,有一篇《贵州行记》,能看到这种心灵震动:

  “就因为一个字:穷!穷得让人触目惊心。”

  在路上,他们遇见一个残疾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穿着过季的厚衣,光着脚,买不起鞋。在学校,也能看到有的小学生穿着脏兮兮的不合时令的衣服,鞋子露出脚趾,鞋底靠着残破的鞋帮努力、艰难地挂在脚上;有的人家五六口人挤在一间木房里,孩子的奖状无处可贴,只能贴在柜子的里面;有的全家就一张床,孩子竟睡在地上,还没有被子,只有一堆黑乎乎的烂布头、破棉絮;有的家徒四壁,几块木板就算是墙壁;有的土房子在风雨中时时有坍塌的可能;有的点不起电灯,甚至用不起煤油灯,只能点自己采集的松油;有的孩子为了凑够学费,放了假就到城里蹬人力车;有的孩子父母双亡,十几岁就领着弟妹过活;还有的孩子,父亲死于煤窑坍塌,有的死于肺结核,有的流落他乡杳无音信。

  “种种凄苦悲惨之状,使人不忍细述。种种的辛酸不幸,竟如此集中地呈现于一个小小的村庄,呈现于我们的眼底,使人难于呼吸视听!以初来时的那种游客心态来看这方山水,还觉得处处皆成美景,而今再看时,觉得这些景色只是一块幕布,这幕的后面演绎的,竟是一出出人间惨剧。为什么会这样?

  “退耕还林,再加上超生,人均耕地不断下降,村民种的粮食仅够糊口而已,有40%的家庭在温饱线上挣扎。山林是动不得的,到处都贴着醒目的红色标语:谁放火烧山谁坐牢!村民可以上山捡点柴,但是想把山林变成自己的财富,就会受到严惩。除了种地,还有一个收入来源,就是挖煤。

  “矿工很苦,由于没有什么防护措施,煤层又比较浅,因此煤坑也挖得很低,只能供一人爬进爬出,已经发生过几起塌方伤亡事故。但是,受到每天二三十元收入的诱惑,很多人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他们笑着说,没事,安全!

  “或许,由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命状态处于生与死的边缘,很难分得清生与死、饥与饱的界限,所以他们会觉得往前一步和往后一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吧。贫穷,使高贵的生命也变得不再值钱。“生命已不值钱,为了苟延今天的生活,除了借高利贷,明天的生命也可以透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条可怕、可悲的找钱途径:卖血。“每家每户,都可以拿出不止一个《卖血证》给你看,没有什么避讳,因为村里90%以上的成年人都卖过血,大家心照不宣。有的卖血者,虚弱得连干活都没力气,常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却没钱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自己就只能卖血了,而人的血,又怎比得上淙淙的山泉,长流不息?卖血求生,应该是人类为生存所能采取的最穷途末路的手段了吧。

  “我们悲哀,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可以阻止。如果马上切断卖血的途径,恐怕又不知会有多少孩子,要从学校走向艰难的打工之路。

  “在学校,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多是沉默、害羞的,即使主动跟他们说话,也极少开口,绝不多说一个字。这些幼小的心灵,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快乐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奢侈的东西了。”

  这样一次次地下乡,让“农民之子”与农民,有了息息相通的理解,有了割舍不断的联系,更有了时时刻刻的自省。

  已经毕业离校的老会员写道:“每每念及家乡父老,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家国天下的大义与个人忧喜悲愤交织在一起,往往使自己时而昂扬、时而伤感;时而激愤、时而焦灼。平常心倒成了一种很不平常的心境了。”

  面对一个失衡的现实世界,“农民之子”关注的是一群最不易被人注意的人群,从事着并不显赫一时的事业。环顾周围,太多的东西在压迫和诱惑着人们,保持一颗从容淡定的平常心,何其难也。

  “唯其不易,愈显其可贵。如果我们没有很坚强的信念,而是时时渴望别人的喝彩和赞誉,并以此来评判自己,那就会失去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失去内心的平静。

  “在‘农民之子’,有一个声音时刻提醒着我:你是农民的儿子,根在农村,你不能忘本,你要学会感恩。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些,你才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迷失方向。”

  《农民之子》期刊上,有这样一首诗:

  “故乡的路/我愿意它是一根绳子/绑我回去/但它是一条鞭子/狠狠抽我/走得愈远/抽的愈重/故乡啊/我在流浪的途中含着泪水/回头喊疼”

  “学会这些,我就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了”

  “当我拼得精疲力竭时,‘啪’地掉在了北师大的门口。”

  从宁夏农村来的王军华,笑谈自己作为新生时的状态。到校报到一个多月后,他加入了“农民之子”,一直待到今年毕业。

  刚来北京,王军华最大的感受是孤独、茫然,人特难受,一下很难适应大城市生活。从小到大,他就没出过县城,对大城市的了解全是从电视上看来的。解脱的方法是死命地看书,再就是长跑,跑马拉松。

  他也想过跳出农民这个身份,跳出这个圈子。可是每跳一步,都感到很害怕,不知道这一步,自己会跳向哪里。有找不到根的感觉,漂浮在北京这座大城市,活得很不真实。如果没有“农民之子”,王军华说自己现在很可能会挺颓废、失落的。

  每个寒暑假,加上节假日,王军华都往农村跑,往打工子弟学校跑,往“农友之家”跑。“如果不去跑,停在原地,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样,农民的问题在哪里。”

  他读大一时,“三农”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农民之子”已经去农村做调研了;大二,他参加了支教;大三,全国的大学生才开始普遍“三下乡”;到了大四,王军华和“农民之子”,参与了温铁军倡导的“新乡村建设”活动,在农村试点成立农民经济、文化合作组织,目的是提高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以对抗市场经济的冲击。

  “假如我直接跳到‘新乡村建设’,不知道以前农村发生了什么,会很生疏的。”他说有了几年的积累,对以后成熟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肯定有帮助,起码不脱离实际,不会太偏颇。

  在北京,王军华给农民工做过培训,还替他们讨过工钱、维过权。

  有个19岁的甘肃小伙子,在北京干保安,被扣了工钱,老板还打了他,拿烟头烫他。王军华和“农友之家”的人去了,双方争执得很厉害,最后他打了“110”,事儿才了结。

  好多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不强,有些事明明违法、侵权了,可他们往往只是忍,宁可委屈自己也不去争。王军华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类事,告诉工友,这个社会有公正在、有法律在,你不敢抗争,只能永远被欺负。

  我问王军华,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又泡在“农民之子”,怕不怕同学说他老土啊、不时尚?“我讨厌‘精英’这个词,也不喜欢什么‘天之骄子’”。王军华对自己的定位是:在大学读书的“农民”。他不避讳自己是农村来的,敢于说自己就是农民的孩子,而且,还要加入“农民之子”,为农民做事。“我没有自卑,我有自尊。事实上,同学们很尊重我。毕业时,他们说会很想我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在为弱势群体服务,我是在做别人不想做的事,而且坚持这么长时间。假如我不执著,图新鲜,闹着玩,别人就会认为我有病。”

  在学校,“农民之子”可能属少数派,他们要让自己有很强的信念,要时刻跟社会上所谓的主流东西抗争,这样才不被同化掉,才可能不受影响。

  我又问,业余时间净忙这些事,会不会挺浪费时间的?“不浪费!”王军华答得挺干脆。“假如不干这些,我干什么去?”他又道。“上网看看‘芙蓉姐姐’什么的!”我说。

  这次,他答得更干脆:“天天看她?那我才有病呢。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活、为谁活?”

  大学4年,对王军华来说,比完成学业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和完善自己的人生境界”。他一直在找,并不断地总结自己寻找时的想法。

  面对市场经济浪潮,人人都在疲于奔命自己的生计,劳累于自己的生存,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迫切问题;但作为人,还必须为自己活着找一个理由,如果找不到或找不对,人的一生就会很痛苦。一位哲人说过:有三种简单然而无比强烈的激情左右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

  王军华庆幸,在如今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自己能加入“农民之子”这样的社团。待在“农民之子”里,能让他冷静地思考自己与人生、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宁可被别人称为另类也要关心国计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并因他们遭受的苦难而潸然泪下;渴望着能尽一己之力帮助他们。在奉献的过程中,能让人感受到人间挚诚的爱。同时,为寻求解决之道而思考探询。

  “我在‘农民之子’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契合点。我学会了如何抉择,学会了用理性思考问题,学会了宽容地对待每一个和你个性相左的人,学会了用一颗平和、冷静的心面对世界。学会这些,我就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了。”

  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军华,选择去“农友之家”工作。

  农友需要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这是“农友之家”做事的方向,思考的立足点。王军华认为“农友之家”存在的意义,是给打工者这个群体一个依托,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做事,甚至为他们唱歌。让他们在北京这座陌生的大城市里,有一个自己的家。

  作为老会员,王军华希望“农民之子”,还能培养出更多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有深厚人文和理性基础,更有一颗追求平等、博爱之心的人。

  “哪怕有一个人做,哪怕只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也好啊”

  整个6月,几乎每隔一两天,我都能收到“农民之子”的邮件,一封接着一封,源源不断。在他们不屈不挠的发送中,我知道了救助活动中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也开始熟悉并惦记那个叫穆玩宇的男孩。

  穆玩宇今年12岁,得的是白血病,父母是密云不老屯农民。发病至今,他家花掉了15万元医药费,一贫如洗。

  因基本丧失造血机能,前段时间,穆玩宇每隔20天输一次血,后来是每9天输一次,现在要7天一次。如果做“骨髓移植”手术,有50%存活的希望,但费用需40多万元。“农民之子”的救助,就是帮穆玩宇筹得手术的一半费用―――20万元。这个数目,对一个学生社团来说难度太大。

  今年6月,是赵玲他们悲喜交加、备受考验的月份。为了跑捐款,他们到处求人,可一个月下来,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做好事有这么难,碰到的多是冷漠怀疑,还有白眼。“一开始,没觉得这事有多难。可能我们过于乐观、理想化了。”赵玲平静地说。

  他们最初想:只要一呼吁,社会上就会一呼百应的。有那么多媒体,有那么多学生社团,积少成多,20万元,应该没问题。事实上,“农民之子”第一次发出了几十封邮件,第二天,只有温铁军响应,捐了2000元钱。到现在,也只有一家报纸报道了。“媒体说,现在这种事儿太多,找不到新闻点;与各高校的学生社团联系了,但同学们正忙于期末考试。”

  花了十几万元,也没治好孩子的病,穆玩宇家本来已放弃了治疗。大人骗小孩说医院没有床位,所以不能住院。只是想给孩子多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就算了。“其实,这就是在等死!”赵玲很不甘心,“是我们,又燃起一家人的希望,说什么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可你们毕竟是学生啊,筹20万元,是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问赵玲他们。“当时,我们完全可以不管,听说光密云县,像玩宇这样的小孩,就有十来个。可是,如果你不做,我不做,大家都不做,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哪怕有一个人做,哪怕只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也好啊。慢慢地,别人看到我们在做,也会参与进来,也会跟着做。人人哪怕只做一点点,就会改变很多啊!”他们回答。

  钱筹得不很顺利,到后来,“农民之子”提的口号是:一块钱,一滴血!“能筹一块是一块,起码可以延续玩宇的生命。只要一输血,穆玩宇跟正常孩子一样,很活泼。可一不输血,他的嘴唇是白的,人马上就蔫了。”

  救助中,赵玲说他们也时不时地被感动着。

  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听说玩宇的事,小孩子们都哭了。他们反倒比成年人更有同情心,不像一些大人那么冷漠。本来学校也很困难,但他们还是把别人捐来的钱,又转给了玩宇。没钱的小孩,就给穆玩宇叠纸鹤,去医院、去他家看他。到密云,得坐五六个钟头的长途汽车,坐得小孩子都吐了。“真的,他们比我们做得好!”“农民之子”先是在北师大搞了首场募捐,6月5日~11日。会员们一阵忙活,有人一大早爬起来写宣传海报,分别写出校园版、小学版、幼儿园版、留学生版的“爱心倡议书”;有人负责联系医院做医学证明;有人布置场地。校内捐款一周,共募得21086.04元,这给“农民之子”带来了一份信心。“10所高校,不就筹够20万元了。我们再拼命游说别的学校,明天去清华,去他们的总裁班。已经联系好了中国政法大学,他们同意我们去搞募捐。宋庆龄基金会婉拒了我们,但我们还要去找中国红十字会。”

  “这些高楼大厦,对穷人有啥用啊?耻辱啊!”

  现在,凡是“农民之子”能想到的筹款方法,他们都去试。他们抱定这样的信念:只要做,肯定有收获!最后收获的,不再仅仅是钱。

  有个在穆玩宇家住过的会员,谈到自己为什么非要参与救助时说:“玩宇是个很好的男孩,有一线希望,就要去争取。假如不努力,孩子真的去了,我们心里会怎样?”

  救助玩宇的过程,也让会员们对生命的感受更真切、更具体。对一些平时不太注意的社会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思考。参与救助的会员,这样说他们的感想:“像我以前,对国家大兴土木,建起漂亮、雄伟的建筑很是自豪。可参与救玩宇后,我再也不这么认为了。中国有那么多贫穷的人,有那么多看不起病、急需救命钱的人,为什么不把钱多花在他们身上?这些高楼大厦,对穷人有啥用啊?耻辱啊!“我对钱,本来没什么概念。从前看报道,哪哪儿出了豆腐渣工程,多少多少钱打了水漂;某某贪官,又贪掉了多少,这些数目,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很不具体。可是现在,我一听,脑子里立马就会盘算:这些钱,够救多少个玩宇的?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假如农民、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在很贫困、恶劣的环境下生存,没有人去关心、帮助他们,受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个群体,而是会伤害整个社会,最终,也会伤害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救别人,实际上也是在救我们自己!”

  在这次救助活动中,赵玲他们认识了从香港来的大学生刘名雁。在香港,刘名雁参加过“毛毛虫”等公益组织,有一定的慈善募捐经验,她给“农民之子”出了不少主意。比如,刘名雁提出首先要成立一个“善款监管委员会”,它拥有善款的监督权和余款的处置权。因为善款是向公众募捐来的,所以,首先应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必须对捐款人负责。

  委员会由6位成员组成,玩宇父母占一个名额,温铁军、崔卫平以及另两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再加上“农民之子”,由他们共同开设一个联名账户。外界捐款可直接汇入此账户,捐款记录必须公示。

  开户那天下午,各位监管委员先到人民医院看了玩宇,然后一块去了附近的一家银行。因为在大陆,银行目前还没有联名户口,所以,账户用的是温铁军的户名。

  6人依次排好队,每人按一次键,输入一位密码数,最后形成6位数的密码。将来,只有当所有监管委员同时到银行,输入各自密码以后,才能取出钱。

  救助玩宇的募捐账户,户名:温铁军,工商银行帐号:0200220001026754466。

  怎样才能救更多的“穆玩宇”?

  通过这次救助,他们对国内一些慈善基金会感到很失望。“缺乏法律有效的监管,效率低下,雷声大雨点小,功利性极强,真正有用的寥寥可数!所以,再成立一个资助白血病儿童基金会,无疑新酒装旧瓶。因为特殊的国情,必须想出一个新的模式。”“农民之子”正准备和刘名雁一块,尝试写一份“建议书”。

  内容是根据香港的经验,整合社会慈善、政府公益、商业保险,推动建立一种由政府组织监督、商业保险和社会慈善机构参与的半福利性医保体系,通过类似“农民之子”这样的民间社团,去发现、推荐急需救助的贫病孩子……

  但是眼下,赵玲他们最急迫的事情仍是找钱。穆玩宇和骨髓提供者化验的结果很好,只要交钱,穆玩宇马上可以住院,两个月后就能动手术。可钱至少还差十六万元啊!杯水车薪,筹款压力越来越大。“牙疼啊,牙疼!”赵玲最近一直牙疼,左边的疼,右边的也疼,钱筹得越来越艰难,让人心里冒火。有天晚上,乘公交车回东坝,车子突然刹车,她的膝盖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很疼很疼。“想想这一个月,一次次的失败受挫,我们一直就是在与残酷的现实碰撞啊!”想着想着,赵玲的眼泪出来了。

  7月2日,“农民之子”在中国政法大学“喜出望外”地募集到6896.12元,但他们在清华的募捐很不理想。募捐账户里的钱,艰难而缓慢地上升着。到7月11日,账户总额是45105.71元。现在,赵玲他们梦里都想着怎么找钱。

  有人出了个主意:去!直接找人民医院的领导去,院长不行就找党委书记。他们正在“保先”,应该有办法。

  一个会员坐地铁时,偶然看见了“成龙基金会”的广告,回来一查资料,觉得大有希望,没准这次一下全解决了。赵玲他们兴冲冲地打电话过去,结果却是空号。

  在不断的希望与失望中,7月,“农民之子”仍持续着救助活动。

  

  2005年7月20日

  星期三

  【冰点】满怀悲悯2005年07月20日 00:03:08

  本报记者 董月玲

  一进6月,我的邮箱就

  接二连三地收到标有“紧急”字样的邮件。

  “这是来自北师大‘农民之子’的信件。我们现在在密云不老屯,这是昨天我们发现的一个急需救助的孩子,校长说起他的病情时非常惋惜,眼里含着泪,同时显得很无奈。我们主动要求帮孩子募捐,虽然我们不是爱心社,但这是良心的声音。”

  “今天是儿童节,有多少幸福孩子的欢笑,又有多少贫病孩子的声音呢?农村孩子的声音太微弱了,然而他们的生命,同样宝贵。”

  以前,在采访“农友之家”、菜农的“烦忧热线”、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培训、打工青年艺术团时,我总听人提及“农民之子”。

  跟随着今年这个炎热夏季一块来的,还有热翻大学校园BBS的“芙蓉姐姐”,一张张挺胸撅臀的“芙蓉照”,赢得不断攀升的人气儿和点击率。与他们的同学比,得空就跑去和社会底层的农民、农民工、打工子弟接触的“农民之子”,是不是有些另类?

  北师大的“农民之子”学生社团成立有6个年头了。

  “那会儿,真的觉得挺苦闷、挺困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

  “郁闷这个词,成了当今大学生的流行语。”

  赵玲现任“农民之子”第3届会长,是历史系03级研究生,本科在上海华东师大读的。她说自己也有过郁闷期,上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在城市长大,家里娇生惯养的,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到上海读书后,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过上小资生活,可一时半会儿也过不上,郁闷得很,常莫名其妙地空虚。”业余时间,赵玲参加了辩论、英语演讲、旅游、游泳等学生社团,主要为了锻炼技能和娱乐。

  大三时,她来北师大交流学习,校图书馆正搞“农民之子”展览,几大板会员下乡的图片,让赵玲发现了另一片天地,觉得特新鲜:原来大学校园,还有这么一群人。“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农民之子’的同学,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人也显得比我们成熟,有责任感,总之,觉得他很特别。”

  接触“农民之子”后,她发现那些人活得很有激情,挺阳光的,积极向上,总在做事情,从没听他们喊“郁闷”。

  赵玲说很多同学像她一样,上了大学后一直在找,找自己人生的定位、方向,可是找不到。她周围的人要么忙于考研、出国;要么想法子留在上海成为一个白领。大家都沉浸在这样的氛围,跟着潮流走,否则就怕自己落伍了。“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别人想出国读托福,我也赶紧报一个班。总是被动的,不是我真心想要的,很盲目。而且这么做,也给家里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就是真出国了,我也不知道出去干什么。那会儿,真的觉得挺苦闷、挺困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自己的幸福在哪里?”“那你现在找到了?”我叮上一句。

  她的眉头一下舒展开了,放松地说:“找到了,是到了‘农民之子’后。”

  接触社会底层的机会多了,赵玲改变很大,学会了反思。比方以前,一想到农民、农民工,她会感到很恐怖,觉得他们又脏、又粗野。到了“农民之子”后,看到的并非如此,就自我反省:我是不是天生就有一种歧视,根本没把他们当成人,当成像你我一样平等的人?

  再比如说,现在,大学生都说找工作难,其实并不难。“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总是眼睛向上看,往国外看,却没有往自己的脚下看。像孙恒他们的‘农友之家’,做打工者培训,面对的是多么大的群体啊,他们那里就特别需要大学生,还有打工子弟学校都需要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农村,那是多广阔的天地,也特别需要有知识的人,去为农民做事情。”

  我疑问,一头扎进穷人堆儿里,难道就不考虑生存,不想挣钱?

  她讲因为家里并没马上要自己回报,所以考虑得少。参加“农民之子”,得到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最大的体验是内心有一种踏实感,活得挺充实,也挺快乐。不像以前,总有一种脚不着地的感觉,整天飘飘悠悠的。

  采访中意外得知,赵玲已经嫁给了创办“农友之家”,又是“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的孙恒。“怎么着你也是一个研究生,父母同意你嫁他,同学们怎么看?”

  提起这个,赵玲笑眯眯的。她爸妈开始是不同意,赵玲就把孙恒带回老家重庆,将报道孙恒的报纸拿给父母瞧,知道两人在一起做的事情,父母最后很支持。

  他俩的家,安在北京五环外的东坝,城乡接合部,租的是一间农民的小平房,每月房租只要100多元,周围住的全是打工者。

  “他们纯朴友善,好相处,经常是大家一块做饭,一块吃,人情味儿特浓。我跟孙恒在一起,也算是志同道合吧,挺幸福的,同学们还羡慕我呢。”

  “每每念及家乡父老,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每周日晚,“农民之子”的几位执委要在固定教室开例会,其他会员自愿参加。小结一周工作,再布置下周事情。“开门办会”,是“农民之子”的原则之一。鼓励会员做实事、勤实践、多积累,哪怕去给打工子弟学校上几节课也好。从2001年开始,“农民之子”组织同学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每年平均7~10周,今年有100多人参加。

  去年,他们最大的活动就是在北京13所打工子弟小学搞作文竞赛。“平时,真是很难走进这些孩子的内心世界,总是我们站在外边说他们。要让他们自己发出内心的声音。”

  除支教外,去农村调研是“农民之子”最常规的活动。这个暑假,他们一队去河南登封,另一队去河北尚义。“农民之子”的会员,60%来自农村。

  这些身上还带着泥土气,刚刚跳出农门的农家孩子,本以为自己对农村很了解,可到了“农民之子”后,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农村和农民。

  “越是熟悉的地方,往往可能越漠视它。”现实的农村和他们的想像完全不是一回事。农村贫困、破败的景象后面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只有深入进去,才会知道它的根结是什么,才能看到希望在哪里,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

  一次下乡调研带来的真切体验,甚至让他们终生难忘。在众多的下乡笔记中,有一篇《贵州行记》,能看到这种心灵震动:

  “就因为一个字:穷!穷得让人触目惊心。”

  在路上,他们遇见一个残疾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穿着过季的厚衣,光着脚,买不起鞋。在学校,也能看到有的小学生穿着脏兮兮的不合时令的衣服,鞋子露出脚趾,鞋底靠着残破的鞋帮努力、艰难地挂在脚上;有的人家五六口人挤在一间木房里,孩子的奖状无处可贴,只能贴在柜子的里面;有的全家就一张床,孩子竟睡在地上,还没有被子,只有一堆黑乎乎的烂布头、破棉絮;有的家徒四壁,几块木板就算是墙壁;有的土房子在风雨中时时有坍塌的可能;有的点不起电灯,甚至用不起煤油灯,只能点自己采集的松油;有的孩子为了凑够学费,放了假就到城里蹬人力车;有的孩子父母双亡,十几岁就领着弟妹过活;还有的孩子,父亲死于煤窑坍塌,有的死于肺结核,有的流落他乡杳无音信。

  “种种凄苦悲惨之状,使人不忍细述。种种的辛酸不幸,竟如此集中地呈现于一个小小的村庄,呈现于我们的眼底,使人难于呼吸视听!以初来时的那种游客心态来看这方山水,还觉得处处皆成美景,而今再看时,觉得这些景色只是一块幕布,这幕的后面演绎的,竟是一出出人间惨剧。为什么会这样?

  “退耕还林,再加上超生,人均耕地不断下降,村民种的粮食仅够糊口而已,有40%的家庭在温饱线上挣扎。山林是动不得的,到处都贴着醒目的红色标语:谁放火烧山谁坐牢!村民可以上山捡点柴,但是想把山林变成自己的财富,就会受到严惩。除了种地,还有一个收入来源,就是挖煤。

  “矿工很苦,由于没有什么防护措施,煤层又比较浅,因此煤坑也挖得很低,只能供一人爬进爬出,已经发生过几起塌方伤亡事故。但是,受到每天二三十元收入的诱惑,很多人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他们笑着说,没事,安全!

  “或许,由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命状态处于生与死的边缘,很难分得清生与死、饥与饱的界限,所以他们会觉得往前一步和往后一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吧。贫穷,使高贵的生命也变得不再值钱。“生命已不值钱,为了苟延今天的生活,除了借高利贷,明天的生命也可以透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条可怕、可悲的找钱途径:卖血。“每家每户,都可以拿出不止一个《卖血证》给你看,没有什么避讳,因为村里90%以上的成年人都卖过血,大家心照不宣。有的卖血者,虚弱得连干活都没力气,常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却没钱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自己就只能卖血了,而人的血,又怎比得上淙淙的山泉,长流不息?卖血求生,应该是人类为生存所能采取的最穷途末路的手段了吧。

  “我们悲哀,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可以阻止。如果马上切断卖血的途径,恐怕又不知会有多少孩子,要从学校走向艰难的打工之路。

  “在学校,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多是沉默、害羞的,即使主动跟他们说话,也极少开口,绝不多说一个字。这些幼小的心灵,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快乐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奢侈的东西了。”

  这样一次次地下乡,让“农民之子”与农民,有了息息相通的理解,有了割舍不断的联系,更有了时时刻刻的自省。

  已经毕业离校的老会员写道:“每每念及家乡父老,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家国天下的大义与个人忧喜悲愤交织在一起,往往使自己时而昂扬、时而伤感;时而激愤、时而焦灼。平常心倒成了一种很不平常的心境了。”

  面对一个失衡的现实世界,“农民之子”关注的是一群最不易被人注意的人群,从事着并不显赫一时的事业。环顾周围,太多的东西在压迫和诱惑着人们,保持一颗从容淡定的平常心,何其难也。

  “唯其不易,愈显其可贵。如果我们没有很坚强的信念,而是时时渴望别人的喝彩和赞誉,并以此来评判自己,那就会失去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失去内心的平静。

  “在‘农民之子’,有一个声音时刻提醒着我:你是农民的儿子,根在农村,你不能忘本,你要学会感恩。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些,你才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迷失方向。”

  《农民之子》期刊上,有这样一首诗:

  “故乡的路/我愿意它是一根绳子/绑我回去/但它是一条鞭子/狠狠抽我/走得愈远/抽的愈重/故乡啊/我在流浪的途中含着泪水/回头喊疼”

  “学会这些,我就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了”

  “当我拼得精疲力竭时,‘啪’地掉在了北师大的门口。”

  从宁夏农村来的王军华,笑谈自己作为新生时的状态。到校报到一个多月后,他加入了“农民之子”,一直待到今年毕业。

  刚来北京,王军华最大的感受是孤独、茫然,人特难受,一下很难适应大城市生活。从小到大,他就没出过县城,对大城市的了解全是从电视上看来的。解脱的方法是死命地看书,再就是长跑,跑马拉松。

  他也想过跳出农民这个身份,跳出这个圈子。可是每跳一步,都感到很害怕,不知道这一步,自己会跳向哪里。有找不到根的感觉,漂浮在北京这座大城市,活得很不真实。如果没有“农民之子”,王军华说自己现在很可能会挺颓废、失落的。

  每个寒暑假,加上节假日,王军华都往农村跑,往打工子弟学校跑,往“农友之家”跑。“如果不去跑,停在原地,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样,农民的问题在哪里。”

  他读大一时,“三农”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农民之子”已经去农村做调研了;大二,他参加了支教;大三,全国的大学生才开始普遍“三下乡”;到了大四,王军华和“农民之子”,参与了温铁军倡导的“新乡村建设”活动,在农村试点成立农民经济、文化合作组织,目的是提高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以对抗市场经济的冲击。

  “假如我直接跳到‘新乡村建设’,不知道以前农村发生了什么,会很生疏的。”他说有了几年的积累,对以后成熟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肯定有帮助,起码不脱离实际,不会太偏颇。

  在北京,王军华给农民工做过培训,还替他们讨过工钱、维过权。

  有个19岁的甘肃小伙子,在北京干保安,被扣了工钱,老板还打了他,拿烟头烫他。王军华和“农友之家”的人去了,双方争执得很厉害,最后他打了“110”,事儿才了结。

  好多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不强,有些事明明违法、侵权了,可他们往往只是忍,宁可委屈自己也不去争。王军华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类事,告诉工友,这个社会有公正在、有法律在,你不敢抗争,只能永远被欺负。

  我问王军华,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又泡在“农民之子”,怕不怕同学说他老土啊、不时尚?“我讨厌‘精英’这个词,也不喜欢什么‘天之骄子’”。王军华对自己的定位是:在大学读书的“农民”。他不避讳自己是农村来的,敢于说自己就是农民的孩子,而且,还要加入“农民之子”,为农民做事。“我没有自卑,我有自尊。事实上,同学们很尊重我。毕业时,他们说会很想我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在为弱势群体服务,我是在做别人不想做的事,而且坚持这么长时间。假如我不执著,图新鲜,闹着玩,别人就会认为我有病。”

  在学校,“农民之子”可能属少数派,他们要让自己有很强的信念,要时刻跟社会上所谓的主流东西抗争,这样才不被同化掉,才可能不受影响。

  我又问,业余时间净忙这些事,会不会挺浪费时间的?“不浪费!”王军华答得挺干脆。“假如不干这些,我干什么去?”他又道。“上网看看‘芙蓉姐姐’什么的!”我说。

  这次,他答得更干脆:“天天看她?那我才有病呢。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活、为谁活?”

  大学4年,对王军华来说,比完成学业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和完善自己的人生境界”。他一直在找,并不断地总结自己寻找时的想法。

  面对市场经济浪潮,人人都在疲于奔命自己的生计,劳累于自己的生存,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迫切问题;但作为人,还必须为自己活着找一个理由,如果找不到或找不对,人的一生就会很痛苦。一位哲人说过:有三种简单然而无比强烈的激情左右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

  王军华庆幸,在如今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自己能加入“农民之子”这样的社团。待在“农民之子”里,能让他冷静地思考自己与人生、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宁可被别人称为另类也要关心国计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并因他们遭受的苦难而潸然泪下;渴望着能尽一己之力帮助他们。在奉献的过程中,能让人感受到人间挚诚的爱。同时,为寻求解决之道而思考探询。

  “我在‘农民之子’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契合点。我学会了如何抉择,学会了用理性思考问题,学会了宽容地对待每一个和你个性相左的人,学会了用一颗平和、冷静的心面对世界。学会这些,我就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了。”

  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军华,选择去“农友之家”工作。

  农友需要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这是“农友之家”做事的方向,思考的立足点。王军华认为“农友之家”存在的意义,是给打工者这个群体一个依托,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做事,甚至为他们唱歌。让他们在北京这座陌生的大城市里,有一个自己的家。

  作为老会员,王军华希望“农民之子”,还能培养出更多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有深厚人文和理性基础,更有一颗追求平等、博爱之心的人。

  “哪怕有一个人做,哪怕只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也好啊”

  整个6月,几乎每隔一两天,我都能收到“农民之子”的邮件,一封接着一封,源源不断。在他们不屈不挠的发送中,我知道了救助活动中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也开始熟悉并惦记那个叫穆玩宇的男孩。

  穆玩宇今年12岁,得的是白血病,父母是密云不老屯农民。发病至今,他家花掉了15万元医药费,一贫如洗。

  因基本丧失造血机能,前段时间,穆玩宇每隔20天输一次血,后来是每9天输一次,现在要7天一次。如果做“骨髓移植”手术,有50%存活的希望,但费用需40多万元。“农民之子”的救助,就是帮穆玩宇筹得手术的一半费用―――20万元。这个数目,对一个学生社团来说难度太大。

  今年6月,是赵玲他们悲喜交加、备受考验的月份。为了跑捐款,他们到处求人,可一个月下来,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做好事有这么难,碰到的多是冷漠怀疑,还有白眼。“一开始,没觉得这事有多难。可能我们过于乐观、理想化了。”赵玲平静地说。

  他们最初想:只要一呼吁,社会上就会一呼百应的。有那么多媒体,有那么多学生社团,积少成多,20万元,应该没问题。事实上,“农民之子”第一次发出了几十封邮件,第二天,只有温铁军响应,捐了2000元钱。到现在,也只有一家报纸报道了。“媒体说,现在这种事儿太多,找不到新闻点;与各高校的学生社团联系了,但同学们正忙于期末考试。”

  花了十几万元,也没治好孩子的病,穆玩宇家本来已放弃了治疗。大人骗小孩说医院没有床位,所以不能住院。只是想给孩子多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就算了。“其实,这就是在等死!”赵玲很不甘心,“是我们,又燃起一家人的希望,说什么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可你们毕竟是学生啊,筹20万元,是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问赵玲他们。“当时,我们完全可以不管,听说光密云县,像玩宇这样的小孩,就有十来个。可是,如果你不做,我不做,大家都不做,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哪怕有一个人做,哪怕只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也好啊。慢慢地,别人看到我们在做,也会参与进来,也会跟着做。人人哪怕只做一点点,就会改变很多啊!”他们回答。

  钱筹得不很顺利,到后来,“农民之子”提的口号是:一块钱,一滴血!“能筹一块是一块,起码可以延续玩宇的生命。只要一输血,穆玩宇跟正常孩子一样,很活泼。可一不输血,他的嘴唇是白的,人马上就蔫了。”

  救助中,赵玲说他们也时不时地被感动着。

  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听说玩宇的事,小孩子们都哭了。他们反倒比成年人更有同情心,不像一些大人那么冷漠。本来学校也很困难,但他们还是把别人捐来的钱,又转给了玩宇。没钱的小孩,就给穆玩宇叠纸鹤,去医院、去他家看他。到密云,得坐五六个钟头的长途汽车,坐得小孩子都吐了。“真的,他们比我们做得好!”“农民之子”先是在北师大搞了首场募捐,6月5日~11日。会员们一阵忙活,有人一大早爬起来写宣传海报,分别写出校园版、小学版、幼儿园版、留学生版的“爱心倡议书”;有人负责联系医院做医学证明;有人布置场地。校内捐款一周,共募得21086.04元,这给“农民之子”带来了一份信心。“10所高校,不就筹够20万元了。我们再拼命游说别的学校,明天去清华,去他们的总裁班。已经联系好了中国政法大学,他们同意我们去搞募捐。宋庆龄基金会婉拒了我们,但我们还要去找中国红十字会。”

  “这些高楼大厦,对穷人有啥用啊?耻辱啊!”

  现在,凡是“农民之子”能想到的筹款方法,他们都去试。他们抱定这样的信念:只要做,肯定有收获!最后收获的,不再仅仅是钱。

  有个在穆玩宇家住过的会员,谈到自己为什么非要参与救助时说:“玩宇是个很好的男孩,有一线希望,就要去争取。假如不努力,孩子真的去了,我们心里会怎样?”

  救助玩宇的过程,也让会员们对生命的感受更真切、更具体。对一些平时不太注意的社会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思考。参与救助的会员,这样说他们的感想:“像我以前,对国家大兴土木,建起漂亮、雄伟的建筑很是自豪。可参与救玩宇后,我再也不这么认为了。中国有那么多贫穷的人,有那么多看不起病、急需救命钱的人,为什么不把钱多花在他们身上?这些高楼大厦,对穷人有啥用啊?耻辱啊!“我对钱,本来没什么概念。从前看报道,哪哪儿出了豆腐渣工程,多少多少钱打了水漂;某某贪官,又贪掉了多少,这些数目,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很不具体。可是现在,我一听,脑子里立马就会盘算:这些钱,够救多少个玩宇的?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假如农民、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在很贫困、恶劣的环境下生存,没有人去关心、帮助他们,受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个群体,而是会伤害整个社会,最终,也会伤害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救别人,实际上也是在救我们自己!”

  在这次救助活动中,赵玲他们认识了从香港来的大学生刘名雁。在香港,刘名雁参加过“毛毛虫”等公益组织,有一定的慈善募捐经验,她给“农民之子”出了不少主意。比如,刘名雁提出首先要成立一个“善款监管委员会”,它拥有善款的监督权和余款的处置权。因为善款是向公众募捐来的,所以,首先应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必须对捐款人负责。

  委员会由6位成员组成,玩宇父母占一个名额,温铁军、崔卫平以及另两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再加上“农民之子”,由他们共同开设一个联名账户。外界捐款可直接汇入此账户,捐款记录必须公示。

  开户那天下午,各位监管委员先到人民医院看了玩宇,然后一块去了附近的一家银行。因为在大陆,银行目前还没有联名户口,所以,账户用的是温铁军的户名。

  6人依次排好队,每人按一次键,输入一位密码数,最后形成6位数的密码。将来,只有当所有监管委员同时到银行,输入各自密码以后,才能取出钱。

  救助玩宇的募捐账户,户名:温铁军,工商银行帐号:0200220001026754466。

  怎样才能救更多的“穆玩宇”?

  通过这次救助,他们对国内一些慈善基金会感到很失望。“缺乏法律有效的监管,效率低下,雷声大雨点小,功利性极强,真正有用的寥寥可数!所以,再成立一个资助白血病儿童基金会,无疑新酒装旧瓶。因为特殊的国情,必须想出一个新的模式。”“农民之子”正准备和刘名雁一块,尝试写一份“建议书”。

  内容是根据香港的经验,整合社会慈善、政府公益、商业保险,推动建立一种由政府组织监督、商业保险和社会慈善机构参与的半福利性医保体系,通过类似“农民之子”这样的民间社团,去发现、推荐急需救助的贫病孩子……

  但是眼下,赵玲他们最急迫的事情仍是找钱。穆玩宇和骨髓提供者化验的结果很好,只要交钱,穆玩宇马上可以住院,两个月后就能动手术。可钱至少还差十六万元啊!杯水车薪,筹款压力越来越大。“牙疼啊,牙疼!”赵玲最近一直牙疼,左边的疼,右边的也疼,钱筹得越来越艰难,让人心里冒火。有天晚上,乘公交车回东坝,车子突然刹车,她的膝盖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很疼很疼。“想想这一个月,一次次的失败受挫,我们一直就是在与残酷的现实碰撞啊!”想着想着,赵玲的眼泪出来了。

  7月2日,“农民之子”在中国政法大学“喜出望外”地募集到6896.12元,但他们在清华的募捐很不理想。募捐账户里的钱,艰难而缓慢地上升着。到7月11日,账户总额是45105.71元。现在,赵玲他们梦里都想着怎么找钱。

  有人出了个主意:去!直接找人民医院的领导去,院长不行就找党委书记。他们正在“保先”,应该有办法。

  一个会员坐地铁时,偶然看见了“成龙基金会”的广告,回来一查资料,觉得大有希望,没准这次一下全解决了。赵玲他们兴冲冲地打电话过去,结果却是空号。

  在不断的希望与失望中,7月,“农民之子”仍持续着救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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