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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寻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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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1)

关于林徽因与徐志摩“恋情”的捕风捉影文字时时见于报刊,并且以讹传讹,误入多种林、徐传记,有的说法荒唐至极,如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曾载文说:“林徽因魅力之大,实在令人无法思议,徐志摩因她而死,金岳霖因她不娶,毛泽东因她革命……”(见该刊55卷2期中陈之藩文《大家写林徽因作一专书》)近来海峡两岸播映的徐志摩爱情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更将林、徐的故事编造得大失史实,引起林徽因亲属梁从诫责问:“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对这些创作色彩很浓的笔墨或镜头,研究者本可一笑了之,而日前陈子善先生又诘问梁从诫:“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见今年6月1日《文艺报》“艺术周刊”头版)并坐实了“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这段令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子善先生是著名学者、现代文学史料专家,他的文章又刊于全国性的大报,其影响可想而知。连日来不断有人以子善先生文章向我质疑,他们知道我在好几年前就著文辨说林徽因并未爱过徐志摩。友人建议,与其一遍遍对质疑者解说,不如再作文公开论辩,也借以与子善先生切磋。子善先生于我的研究素来支持不少,去冬莅临我院讲学给学生教益多多,我除了跟着受益,又得相聚之乐。那日特意驱车往依山临江的梅林春晓饭庄聊尽地主之谊,不巧饭庄正停业修缮,我们凭栏空眺了一阵江面遗憾而去。何日得与子善先生坐“梅林春晓”品茗小酌,至今成了我一件心事。我们过从如此,但它不应妨碍我表达学术上与子善先生的不同意见。子善先生虽身材瘦长,却不一定肚量就小,他的学风历来为我敬仰,惟真是求也。下述不妥处,乞子善先生坦率指教。

徐志摩狂热追求林徽因,前后十年中大体有三回。第一回是1920年冬1924年林徽因、徐志摩陪同来华

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伦敦一见钟情;第二回是1924年春因共同接待泰戈尔访华,徐旧情复萌,不可抑止;第三回是1931年夏探视养病香山的林徽因,激发林徽因文学创作。第二回遭林徽因谢绝已众所周知,第三回不为人知,仅外界流传无以为信的谣言,而徐自己则非常克制。需辨析的主要是第一回。

说林徽因对徐志摩也有恋情,始作俑者乃陈从周所撰《徐志摩年谱》,年谱1922年系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有文:“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然而“年谱”并未举证材料,以后的袭用此说的众多文章、著述也均无徐林相恋的确凿材料。有的传记描写徐、林相恋情状绘声绘色,不过沿“年谱”的无据之说加以演义耳。子善先生持“相恋”看法,同样是以“年谱”为主要依据,难免有沙地筑塔之忧。陈从周的“年谱”予徐志摩生平研究有始创之功,但毕竟成书早在1949年,所据资料有限,加之陈从周非专门研究文学,因此已有人指出“年谱”错讹不少。就我所知,关于林徽因的内容大多失实。如误林徽因女儿梁再冰乳名“宝宝”为林的乳名,港台有关书籍多本此照抄,错讹甚广。再如徐、林初次相识谱为1921年,亦误,年前已会面,而且徐有了追求表示。又如述1927年二十六岁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尤大谬,林徽因婚期当是1928年,当时林仅二十四岁。子善先生对“年谱”置信无疑地说:“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对徐的生平和家庭了解甚详,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同时他却怀疑梁从诫的说法:“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林徽因病逝那年梁从诫已二十二岁,徐志摩罹难时陈从周才十四岁(见陈从周文《记徐志摩》),一个是朝夕相处的儿子,一个是远居两地的表弟,该更加相信哪一位呢?我宁愿选择梁从诫。梁说:“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见梁从诫文《倏忽人间四月天》,载于《林徽因文集》)

如果说作为儿子可能为乃母有所避讳,所言不足全信的话,那么再听听其他无需讳言的知情人如何说。十年前我访问过几位当时尚健在的老人,都曾问及徐林“恋情”。与徐、林都很熟识的陈岱荪说:“徐志摩与林徽因在伦敦恋爱也不可信,那时林徽因才十六七岁。徐志摩这人很糊涂,有一次请客,只一桌人,客人都到了,他没想到坐下一看,全是女性。徐志摩与林徽因恋爱,林长民也不会同意。”(1991年5月20日访问,有作家奚学瑶同访)另一位是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20世纪20年代她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有时从费城到纽约,因陈植和梁思成的亲密关系,她多借住陈意宿舍。陈问过她和徐的关系,林徽因明朗否认“恋情”,并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林还说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又说还劝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1991年5月22日访问)。这两则材料均录自采访笔记,而第三则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那是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中的记述。文洁若和萧乾同去看望冰心,也问及徐、林“恋情”,冰心断然回答:“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见1992年第1期《随笔》杂志)这几位的话属即兴答问,仅仅片言只语,而林徽因莫逆之交费慰梅(Wilma Fairbank)的话是说得够详尽了,她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中写道:

在多年以后听她(按,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

第一部分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2)

何其明确透彻:徐编织幻想,林没有同等的反应!据我所知,林徽因同辈人中惟有凌叔华晚年的说法略显偏差,她这么回忆:“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地坦白告诉我多次了。”(见赵家璧《谈徐志摩遗文》,载1983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季刊)我所谓“偏差”,指凌的表述易致误解,似乎林是与徐相恋了,但仔细辨析,主语是徐志摩,语意只是说徐恋林,至于林是否恋徐,未加确认。略可参阅华裔女作家木令耆记述凌的一次有关谈话:“然后她(按,指凌叔华)叙述了一下徐志摩生前死后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关于徐志摩与梁思成、林徽音的友谊……徐志摩是这对夫妇的密友,为了林徽音在北京的一次演讲,徐志摩赶上飞机从上海飞去,不幸途中飞机失事。”(见木令耆文《菊访》,载《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凌叔华两次道及徐林关系,用词是“友谊”、“密友”,无涉爱情。不妨说明一下,凌叔华为存有徐志摩日记的“八宝箱”纠纷几乎与林徽因绝交,乃至还迁怒于她认为袒护林的胡适。若林徽因对徐确有过恋情,凌多半不会为林避讳的。

以上都是林、徐同代人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忆,较之这些回忆,林长民在刚发生徐志摩爱情表白时致徐的一封短函自然更靠近史实。林长民函写于1920年底,虽短却颇具说明问题的权威性和雄辩性。此录短函全文: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按,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此函措词委婉,而坚决谢绝求爱的态度是显然的。推想林徽因已当面拒绝了徐志摩求爱,大概用语生硬失当,故函中解释她毫无嘲笑之意。可见应该是一方落花有情,一方流水无意。星期天的见面,必有一番诱人遐想的详谈。林长民特意约博生夫妇在座,当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既有个旁证,又可设防感情激烈时有人周旋。至于“友谊长葆”,足见出林长民绅士风度。徐志摩也是绅士,所以才有后来果然是长葆的友谊。徐志摩在伦敦这一回的追求或许即到此为止了,此后徐与林长民戏扮“情人”,互通“情书”,恰好反证了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一幕的结束。不然,一面与女儿恋爱,一面与其父玩此种游戏,实在非常情所能理解。林长民所以及时扼止诗人的烈情,原因固然不一,如林的幼小,徐的有妇,而最为主要的则是已与梁启超有儿女婚约。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记述:“他(按,指梁启超)明确地告诉当时才十八岁的思成和十五岁的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他们自己作决定。”(见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另有说法,两人婚约在林氏父女欧游归国之后。两说均无确证,然而有一材料可佐前一说。林长民刚一回国,即有福建同乡陈石遗赠诗记婚约:

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

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

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

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

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按赠诗推断,林长民择梁思成为婚的念头至迟已生于欧游之际。

欲确认林徽因对徐志摩有过恋情,既然找不到可证的确凿材料,那么希冀借助阐发林氏文学作品便是自然的事,子善先生正是由这个思路提到了林徽因的几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那一晚》、《情愿》、《仍然》、《别丢掉》及小说《窘》。林徽因和徐志摩都深受英国文学熏陶,林的这些诗歌难免英国诗歌传统影响。英国爱情题材诗往往将爱情作为社会现象予以抽象地吟咏,未必实指诗人生活中的具体情事。当然,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中常含有爱情本事的,但又与外国诗指名献给某女士的不同,多隐晦得很。索求其本事谈何容易,有的恰如江南民俗农历七月初七看巧云,想它什么就像什么,或老虎或黄狗,均因观者而异。林徽因这几首诗大体亦如此(徐志摩不少爱情诗何尝不是如此),我与子善先生在读解上便不大一样。譬如他举例的第一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他认定“就像是回应徐志摩《月下听琴》似的”,若要这般坐实,我看这“回应”的内容倒是明白无误地婉谢了徐的追求,请读诗第三节:“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第二首《那一晚》也分明地吟道:“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仍然》一首则写:“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的在说话,/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沉静/永远守住我的魂灵。”这些诗句情绪与我前面所述林徽因态度相当吻合。这几首诗大体属林徽因首批公开发表的诗作,又是发表在徐志摩编辑的刊物上,况且正当关于徐对林旧情复萌的谣言四起,陆小曼醋意浓浓之时。若当真是林徽因对徐诗的唱和、回应,那么置陆小曼不顾?置梁思成何地?林徽因还未无所顾忌到这个程度。小说是叙事文体,求其本事可以比诗歌具体,子善先生更以林徽因小说处女作《窘》“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小说描述中年男子钟情朋友的女儿芝,酷似徐志摩、林长民、林徽因三人的关系。有论者视《窘》为林徽因隐秘心迹的表露,其实这心迹并非如子善先生所期待的。小说通篇写维杉爱而不得的窘态,芝的一派天真纯朴,始终没有回应维杉的暗示与挑逗,结尾男主人公只得乘南下的火车逃之夭夭。一定要证明的话,岂不还是证明林徽因对徐志摩没有什么情感回应吗?

第一部分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3)

否定林徽因与徐志摩存在恋情,直接有力的材料是林徽因几封有涉此事的信函,梁从诫便亮出了林致胡适的两封。子善先生读后却说“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问道:“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痛苦,我也不悔的’?”梁从诫和子善先生究竟谁的读解更近于史实,大家一起再来参看林徽因写于1932年元月1日(《林徽因文集》订为1931年元月1日,实误,详见拙文《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原刊1999年第12期《博览群书》,收入本书)这封信的有关部分。恕我不避冗长,引得较多:

关于我想看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林徽因寻真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你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信是明朗的,对一位可信赖者内心倾诉,也是可信的。胡适了然一切,林徽因想在他面前掩饰什么也不可能。子善先生的疑问在信中皆有交代。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一,林想看日记不过是出于好奇,即使不排斥她借日记回味那段岁月,也并不非是爱情不可。只要岁月成为过去,人生可回味的很多。其二,林气得通宵不睡,是没料到原是朋友的凌叔华出尔反尔,一再刁难,她委实感到委屈。详见同日写的另一封信。其三,过往的“曲折”与“不幸”,用词不轻。但徐几次三番地追求,林每次都难以应诺,徐转而与陆小曼成婚而不能和谐,乃至徐因赶赴她的演讲而坠机夭折。痛失挚友,如许种种,林回顾起来,说成“曲折”、“不幸”本不为太过。只要不拘泥这类用词,通读全信,林表述她与徐的关系还算谨慎恰当的。说“被人恋爱”、“另一个爱我的人”,其意正是否认我有爱,最后终于说了“我不够爱他”、“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她曾坦诚相告徐志摩,并得到徐的认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林徽因面对徐追求她的态度还不明白无误吗?

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纵然林对徐没回应爱情,但她一直以知音、挚友与之相处,此已众所周知。再说,毕竟徐真挚狂热的追求是动人的,林虽无回应,却不是心无感动。因此徐志摩夭亡引起她的伤痛超出众多友人,在不致误解的朋友间一再作坦然的表达。1932年6月14日致胡适函说:“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此函《林徽因文集》失收,函见拙文《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林徽因本是个爽朗坦荡的女性,甚至徐志摩在世时她也写过这样的话:“适之先生,我祝你一切如意快乐和健康。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候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的,算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1927年2月15日致胡适函,见《林徽因文集》。“文集”误订日期为3月15日。最后一句有脱字,此据影印件补全)徐志摩逝世,她不仅在私人信函中坦露哀情,而且很快发表了情文并茂的长文《悼志摩》,四年后再度发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于众目睽睽,更见其坦荡胸襟。她嘱梁思成拣回一片飞机残骸,悬挂于卧室直至自己病逝。可叹在某些人思维中,此举反倒成为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铁证,是否过于拘泥国人的情理习俗了,林徽因非俗人可喻。

我的考辨结束前愿再提供一则难得的材料,乃抗战期间林徽因致沈从文信中关于她伦敦岁月的一段回忆: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十六岁的女孩期盼着爱情,这可能是仅存的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生活的描述。可能子善先生没有留意这则材料,否则他会用来证明林徽因对徐志摩求爱的回应。我的看法,这段材料于考辨林是否爱徐而言恰恰作了反证,比她期盼爱更为关键的是没有发生过爱。它明确排除了徐是她的“男朋友”(按,当作有情人解),排除了徐是“浪漫的人”。这里浪漫已不是某人客观所具的气质,而是女孩心目中的主观印象,即常言的白马王子。林徽因旅英期间,由于读书不能随父往欧洲大陆留下的记载是两次:1920年10月,徐求爱之前;1921年6月,徐求爱之后。林徽因信若指第一次,其时徐尚未追林,或者正借林长民远行之机乘虚而追,随即发生电视剧渲染的一幕。然而林长民1920年12月1日致徐短函作过否定。若指第二次,林徽因此信表白得明明白白,无需赘言。

第一部分附: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

陈子善台湾和大陆合拍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播出之后,文化界反应不一,有褒有贬,本属正常。但读了梁从诫先生批评《人间四月天》的答问之后,不胜惊讶,感到有与梁先生商榷的必要。

如果记者的记录无误,梁先生是这样评价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关系的:“据我所知,林从来没有说过爱徐,林对徐很好,很关心爱护,很亲密,很敬爱,但并不属于恋人之间的爱。”梁先生还反问:“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梁先生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却疑窦顿生。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这段令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是传为美谈的。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尽管徐林之间的通信仅有二封幸存于世,但根据现存史料,还是不难梳理两人之间的情感历程。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时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决心“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而林徽因虽然与徐志摩相差七岁(其实,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年龄差距),同样也爱上了徐志摩。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记云:“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指与张幼仪离异——笔者注),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对徐的生平和家庭了解甚详,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后来多种徐志摩传记也都沿用了这一说法。梁先生在1985年初稿、1991年改定的《倏忽人间四月天》中,一方面否认徐林之间谈过恋爱,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如果徐林从未谈过恋爱,从未牵过手,又何来“分手”?

徐林之间的恋情,更可以从他们的作品,即从内证资料求得进一步的证明。徐志摩的《月下待杜鹃不来》、《月夜听琴》、《一个祈祷》、《明星与夜蛾》、《拿回吧,劳驾,先生》、《在病中》、《你去》等动人的诗篇都是写给林徽因的,就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又何尝没有林徽因的倩影投射在内?这些想必读者已比较熟悉,可不必多谈。在林徽因这方面,情况要复杂一些。但根据她自己所提出的“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瞭,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的观点,我想还是可以从她的小说和诗歌来探讨她的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的。短篇小说《窘》写维杉对比他小十七岁的少女芝的特别的感情,芝不但没有反感,反而乐于接受,从中不是大可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吗?至于林徽因的诗固然委婉含蓄,但只要细加分析,仍可从中把握她对徐志摩的深情。《深夜里听到乐声》就像是回应徐志摩《月夜听琴》似的,《那一晚》、《情愿》和《仍然》等诗都是怀念一段旧日恋情,凄婉悲凉,显然不可能记写她与梁思成之间的情愫,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与徐志摩有关。还有那首有名的《别丢掉》,许多论者早就指出这是林在徐逝世之后追悼自己对徐的爱情,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就涉及对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诗的理解了。此诗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学文》创刊号,距徐志摩逝世三年,梁从诫先生出生二年。梁先生称父亲梁思成告诉他,此诗作于1933年,是母亲专为他而作,与徐志摩无关,从而判定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把题目都弄错了。且不说此诗是否确切地作于1933年尚可质疑,因为林徽因有不少诗是作出数年以后才发表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此诗真的如梁先生所说是林徽因专为他而作,电视剧编者借用来比喻徐志摩对三位女性的感情,又有何不可?林徽因逝世之后,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作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曾为梁先生所引用,这后一句不也是借用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来极赞林徽因吗?总不能说金岳霖也曲解了林徽因的诗意吧。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我看来,这个题目的借用却是难得的神来之笔。

林徽因在徐志摩不幸遇难之后写给胡适的信,是梁先生否定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重要依据,但我细读了已经收入《林徽因文集》的林徽因1931年5月1日和1932年元旦致胡适的两封信后,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诚然,由于她之与梁思成结合,而且他们之间志同道合,所以她不可能再旧情复燃,接受徐志摩的可能的新的追求,她要“对得起”丈夫和儿子,她要“爱我现在的家”,但这决不意味着她与徐志摩之间没有旧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的两句诗也许可以拿来作个注解。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既属于“私人空间”又存乎“公共空间”,因为这关系到现代文学史的某些重要史实,也关系到对他们许多重要作品的诠释。事实上,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关注两人之间的恋情对他们创作的深刻影响并不断地加以研究。承认林徽因也爱过徐志摩,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与梁思成爱情的肯定,也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情操与才华的肯定。前辈的情感纠葛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聚焦,是那个时代的人对自由恋爱、真挚爱情和理想婚姻的追求。作为后人,正视并承认前辈之间发生过的爱情纠葛,其实是对前辈道德和情感的理解和尊重,不知梁从诫先生以为然否?

第一部分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1)

王炳根先生读了我的《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刊于《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3期),商榷林徽因与冰心关系问题。王先生文风甚佳,不似当下有些谈论林徽因的人,捕风捉影,信口胡说,乃面对史实,依据材料,条分缕析。王先生文章在不很熟悉两位才女的读者读来是颇具说服力的,我的朋友中就有两位几乎被说服了。然而,王先生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知其前而未知其后,只取当事人言而舍旁观者证,只认其可能如此而忽略其未必如此,所以我未被说服,看法依旧。

先得说明,其实我的文章只谈林徽因,并未涉及冰心,更未将她俩说成是“仇敌”,全文根本没有出现过冰心名字,只是泛泛地认可了“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有涉冰心是李健吾生前的文章《林徽因》,拙文引录而已,其中相关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我记起她(按,指林徽因)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仇敌”一词即出于此,我至多在引录过后阐发感想时说了一句:“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部把她当做仇敌。”这么说的口气,显然对李健吾作家式的夸张表达,存有我的一点保留,我的文章里别处表述,一律避用“仇敌”的说法。王炳根先生也从拙文转录了李健吾这段文字,他又紧抓住这段文字为商榷的主题。不知王先生出于何种考虑,他在引文前后,自己的行文相当模糊。加之他的文章以我为商榷对象,标题更以“仇敌”来醒目,于是读者极易把李健吾的这番话当成我所言。就有朋友来质疑,问我如何知道林徽因送醋给冰心。我先以为这是王先生粗心,“李”冠“陈”戴。可细读王先生文章才发现他不错,误读的是读者,读者误读系由王先生行文模糊所致。似乎还是有意的模糊,莫非王先生觉得不便与已故的李健吾争论,转而移花接木,拿我替作靶子吧?倒也无妨,反正王炳根先生把林徽因与冰心关系描述得那样友好情深,本来我就持不同看法。

王先生为证明他说的“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所列材料甚多,现逐一予以讨论。

首先是王先生所谓的“三重背景”材料:“一重是林徽因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还述及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是林徽因的叔父(按,当为堂叔),林觉民牺牲后,是冰心祖父买了林觉民家房产。“另一重是她们两位的丈夫是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按,指梁思成和吴文藻,曾同住一间寝室,严格古义上的同窗)并述及两对青年留美时聚餐情景。“第三重是,冰心对梁启超非常敬重。”并述及梁启超书赠冰心对联,此联随了冰心一生。王先生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这结论下得似乎略嫌匆忙,所列材料仅“背景”而已,难以独立地直接作证。同乡、同学以至与林徽因某亲属友善,此类种种,只能表明两位女作家“并未结怨”的可能性,却并非因此绝对不能“结怨”。同乡、同学,固然有了亲密的理由,由亲密接触而碰撞的也可能多,甚至发展到反目成仇,这可能性也难说绝对不会存在。同样,与某人友善因而爱屋及乌,当属人之常情,可常情亦并非规律,不是人人非得如此。虽欲循常情,但因了种种缘故,爱屋而不去及乌,或想及乌而不得,这可能也是有的。我想这样的事例无需举述。王先生以“应为朋友”表述,“应为”两字正道出它们仅仅含有可能性。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性,关键在于直接说明问题的材料是否确凿有力。

王先生以为确凿有力的材料是这两条:其一,“有一张冰心与林徽因摄于绮色佳的照片,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的围裙,手握切刀,正在理菜,而林徽因蹲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大概可以说是她们作为友情的记录吧”。其二,1987年冰心写《入世才人灿若花》,列举五四至今众多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在文章中用了很赞美很友好的文字专门写到林徽因:‘1925年我在(美国的——按,王先生引文脱漏)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这段文字,我想大概说清楚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了吧”。王先生指的照片我也看到过(见《冰心全集》第2卷插页),估计是两人初见面的留影。说她俩情态怎么亲密倒未必,不过是一般的青年聚会场景。即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她俩曾有过亲密的往日,难保永远地亲密下去。闹得永不见面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往日不也亲密过吗?林徽因和冰心“结怨”的公开化,正是留影以后几年的事情。王先生说的冰心文章我也读过,仔细咀嚼冰心口吻,那赞美很有分寸,仅限于林徽因的美貌和文才,并不包含人际关系。如果说含有人际关系,则止于客观冷静的交代:我的——男朋友的——好友的——未婚妻,如此而已。文章里介绍其他女作家,有的却是溢满情感。为什么不能干脆不提林徽因呢?不行。此文应《人民日报·海外版》而写,面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读者,冰心不能不顾及林徽因在文坛、在美国已有的影响。何况文章列举女作家多达数十位,岂能偏偏作鸵鸟无视林徽因。别人行,雍容大度的冰心不行,她决不有失“绅士”之风。面上不得不如此,私下就不一定了。我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我满心希冀得悉珍贵史料,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不久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第一部分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2)

这就要说到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诚如王先生文章言,它是两位女作家“结怨”的“主要的事实与证据”,自然王先生为此很下了力气辩解,其撒手锏是冰心关于这篇作品的自白:“《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此话是九十二岁的冰心对两位来访者说的,现存有记录文稿。王先生说明:访问记录有关《太太的客厅》一段前,“冰心在审定时写上了‘以下可以不用’,尤其在‘林徽因’与‘陆小曼’名字上有重重的删除符号,并嘱‘不得使用’”。既是撒手锏,岂能不用?王先生似乎说得在理:“为了消除讹传与误解,为今人也是为后人认识与研究冰心,我在这里有违冰心先前之意,将本来不得使用的文字发表出来。”王先生一番苦心却无济于事,本不存在讹传和误解,所谓消除即无用之功。研究作家,作家自白固然是无可替代的重要材料,但它也需经过分析,确认其可信程度或考察其失信原因,自白才能显示其价值。惟自白是听,哪有这么省力的研究。冰心写过一篇纪念胡适百年诞辰文章《回忆中的胡适先生》(刊于《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文章写道:“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记得当时我读到此处,随即从书橱里抽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各载一封她致胡适的信。信的内容足以见出,不仅冰心与胡适有着个人接触,而且两人全家都有往来。可见因往事久远记忆有误,这自白不大可靠。所以,王先生断言,“《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六十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的了”。王先生对“出于作者本人”的话缺乏应有的审慎。冰心还坦言,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很多人知道,萧乾和冰心情似手足,王先生又说明,“萧乾是常常出入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的人”(这句话很不利于王先生立论,他秉笔直书的诚实态度实在可佩),因而当当事人冰心和旁观者萧乾各执一词时,我当然是更愿意相信旁观者的。尽管如此,我的最后论断仍立足于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本身。本来小说是虚构的作品,不应与现实生活中人物对号。不过,依据生活原型塑造人物形象也是小说家们的常事,何况冰心已经承认“太太”在生活中确有所指,那么不妨来分析,“太太”指的应该是谁。这篇小说写在1933年,同年发表。作者置“客厅”的地点于北平,那时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文化人圈内几乎无人不知,陆小曼却远居上海,陆小曼的客厅,大概来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里的客厅绝非一类氛围。小说描绘诗人(当是徐志摩)登门,当众捧着太太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这情状,在徐志摩和陆小曼,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均不可想象。婚前不能如此公然亲昵,婚后无需如此公然亲昵。那句“一片光明的云彩”更明白不过地暗示了太太是谁,王先生该读过徐志摩的名篇《偶然》,该不会忘记那云彩的意象。

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到后代。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后来实际操持编务的丛书副主编陈子善先生希望我促成此事,我总算颇为不易地说服了梁先生,由我编选的林氏小说集(含散文)《九十九度中》才得以在丛书第二辑付梓。柯灵终于在辞世前不久闻到《九十九度中》油墨的清香,他一定感到欣慰。然而冰心在出书前半年永远闭上了眼睛,闻噩耗我一阵惆怅。原指望借出此书,为两位才女的“结怨”作一点化解,从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王炳根先生是冰心研究专家,可能还是冰心老乡,他读了拙文《林徽因与李健吾》后感到“真有些不舒服”,那么再读本文肯定格外的不舒服。这份感情不难理解。冰心作品慰藉过我寂寞童年,又滋养着我的儿辈。文革时期我曾撞见冰心清扫中国作协大楼厕所,不忍目睹。我也曾数次聆听老人教益,如坐春风。我珍藏的老人手泽、赠书、与我合影,都已化为精神财富。无疑,冰心是我最为敬爱的中国女作家,她晚年的高风亮节尤令人高山仰止。作为读者,我有过许多机会充分表达敬仰之情,然而身为学人,从事研究则是另一码事,累于情感实研究一大忌。应该情感让于理智,勇于正视史实,即使比“结怨”还要严酷的历史事实。

王先生不必敏感,公然指出“结怨”这一事实,毫不意味着原因和过错只在冰心。我的《林徽因与李健吾》已经议及林徽因那一面,但泛泛而论,又仅仅三言两语,未及说到冰心。依我印象,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郁达夫这样夸奖冰心:“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一言中的,道出冰心身上的中国传统特征。夏志清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而别具意味:“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但在旧的传统下,她可能会更有成就,更为多产。”(见《中国现代小说史》)林徽因与冰心的温和、矜持(梁实秋说冰心“对人有几分矜持”,该是指中年以前)不同,她爽朗、坦诚,常居于她那圈子中心,或可说被宠“坏”了,就不免有点儿高傲,甚至好胜。她落在冰心眼里不是太如意乃意料中事,她看冰心也就不太顺眼,为事出有因了。很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她俩对徐志摩态度的截然不同。林徽因态度无需绕舌,有兴趣读者可翻翻她的《悼志摩》、《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冰心则有她在徐志摩罹难后的话为证:“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见于梁实秋《忆冰心》。冰心说她与徐志摩从来不是朋友,此话怕与实情有点出入,至于对浪漫诗人的微词是十分鲜明的。若要评论两位女作家“结怨”的是非曲直,需另作文章,本文无暇顾及了。

第二部分林徽因与林微音

题目上的两位作家,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虽然都活跃于30年代文坛,但一个在江南,一个在北国,性也有别。男作家林微音的作品多一些,起始在《洪水》上发表作品,后来又在《语丝》上登稿,出过小说集子,写了不少散文、杂文,也发表了一些诗,还翻译作品。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江南都市,表现上不乏心理小说技法,颇见出海派文学风尚。可是,终因作品分量欠厚实,成就有限而少见经传。林徽因则是新月派的知名才女,不论诗、小说乃至散文,皆有精品,在京派作家中也曾名噪一时。可惜的是,作品太少,直到前两年才出过一本薄薄的诗集,早编辑已就的《林徽因集》,搜罗全部作品,尚不足二十万言,且迟迟未能面世。作品既少又散,再加上长期观念上的偏见,这位才女被遗忘了几十年。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部分,80年代初出的一、二、三册,收作家辞条共一千五六百人之多,却拒林徽因于门外。1985年继出第四册,再增收六七百名,林徽因才有幸纳入。近来大家渐渐意识到,林徽因实在是位不可忽略的作家,可是受资料短缺的限制,每每难以备述。严家炎先生近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凡列举的京派代表作家一一予以分析,惟林徽因的分析内容阙如,只空挂了个名字,盖缘于此吧。

我把林徽因和林微音联在一起,是因为读了杨义先生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一条引人注目的注文,注云:林徽因“1928年与梁思成结婚,归国后与朱维基、芳信创办文艺杂志《绿》……”。注文显然混淆了这男女二位。杂志《绿》是1930年初创办于上海,参加创办的是江南的林微音,每期刊有林微音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一首小诗题名《我只要你的嘴唇》。无需引述诗句,只看这题名大体可断定,此作决非诗风优雅的北方林徽因所肯为。杨义先生搅和了不相及的两位作家,所以,《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文又有一处失误:“1928年9月,刘呐鸥自日本来沪后,联络震旦大学法文班同学施蛰存、戴望舒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撰稿人还有冯雪峰、杜衡、徐霞村、姚篷子、林徽因。”此处的林徽因也应是林微音。混淆这二位的不只是杨义先生,于研究者很大方便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其作者索引同样“徽”冠“微”戴,把好几首林徽因的诗作引于林微音名下,包括林徽因那首脍炙人口的《山中一个夏夜》。

造成混淆的直接原因是两位作家名字的读音几乎相同,而字形十分相近,林徽因原名林徽音。此外可能还有个心理因素,即因林徽因资料难觅,一有所获,欣喜之中不免忘了辨析。还有,两人的作品曾发表于同一个杂志,甚至同一期刊物上,如1935年出刊的《文艺月刊》第7卷第6号,既刊登林徽因诗歌,又发表了林微音小说,这多少起了点推波助澜作用。

林徽因与林微音名字的混淆,林徽因开始登诗便发生了,排字工人时有误植,为此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季刊)曾专门更正、声明过,混淆仍难以消除。自1935年始,林徽音发表作品一律改署林徽因,以摆脱无谓的误会。

第二部分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

遭遗忘几十年的林徽因,这几年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了。然而,对这么一位旷世才女,如果仅从报刊去认识她,那么除了她出身名门、容貌出众以及徐志摩与她那份传得有点走样的感情纠葛,还能认识她多少呢?真要走近林徽因,捷径莫过于读她的作品。虽然林徽因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均有佳作,但她生前并未结集出版过,直到去世三十年之后陆续出版了几种,而今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文集》(分文学、建筑两卷)是最佳的一种。编集者梁从诫先生乃林氏之后,借亲属特有条件,这部文集不仅收集林氏作品最为全备,而且披露了林氏致友人、亲属的信函数十封,为研究林徽因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尤令人爱不释手的是附印了百余帧林氏照片,它们大多数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文集”初版一万册,三个月后又重版六千册,所受欢迎可以想见。然而“文集”的编辑也有微瑕,此仅就集中林徽因致胡适的几封信作一补正。

致胡适第二信(按“文集”编序,下同)的写信日期,不知何故编者定为1927年3月15日,核对此信影印件,所署日期为“二月十五日”。这一年2月6日,留学费城的林徽因为当地教育会邀请正在纽约访问的胡适前去讲演(见集中致胡适第一信),第二信是讲演后林向胡致谢词,又因他乡遇故知“情感激动”,信写得较长,颇多感慨。虽讲演日期原来约得较远,约在中下旬的一个周末,但胡适是短期访美,4月初即离开,他可能提前应约。信中道及演讲的“星五那天”,该是2月21日。那么演讲后几日致谢且大发感慨乃情理中事,若延迟到3月中旬反倒有点不太正常了。

“文集”中此信一处有脱文。“文集”所录是:“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核对1927年2月15日林徽因致胡适信手迹原信,应是“………但是过去的,算过去,现在不必……”,这样行文流畅多了。

致胡适第四信的写信日期编者注为“1931年农历正月1日”更是明显有误。此信内容指责凌叔华不肯交出徐志摩罹难留下的日记,而徐志摩在这一年秋才腾空西去,信只能写在西去之后。“文集”收的此信,落款日期为(民国)“二十年正月一日”,可能是写信人笔误,当为“二十一年”而漏写了“一”字,也可能原信不误,属编者误认所致(第二信即是)。第四信写信日期应是1932年元旦,与落款“二十一年元旦”的第五信系同一日。依据是第四信的开头一段:“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黑点为原信所有)。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下午的信指“文集”中致胡适第五信,全信用近三千言竭力证明凌叔华在志摩日记纠葛中“说瞎话”(第五信语),内容与这一段所言完全吻合。胡适来往书信档案中,这两封信也是连在一起编序的。第五信先写,与第四信一并付邮。胡适编序将第五信置后,是因为把第五信看作第四信“附件”(第五信末仅有日期,未署写信人名)。编者既然作为两封信收录,其编序应依书写时间互换过来。两信实同一内容,又写在同一日,却各有“适之先生”抬头,成两封的格式。所以如此,因为其各有“主题”,第五信全在申辩事实,志摩日记纠葛原委繁复,故罗列十二条,一一分头道来。最后一句“底下的事不必再讲了”,完成“主题”随即结束。林徽因是位诗人,想来她当晚太过气愤于凌叔华的“瞎说”,下午的申辩,虽事实澄清,但感情仍难平伏,或许还难以入眠。于是再予凌叔华笔伐,“主题”在于“明志”,洋洋洒洒又是一封不短的信。为此,这第四信于研究林徽因更具价值。

“文集”共收录林徽因致胡适信函六封,我知尚漏一封,补录于下。

适之先生:

上次我上山以前,你到我们家里来,不凑巧我正出去错过了,没有晤着真可惜。你大忙中跑来我们家,使我疑心到你是有什么特别事情的,可是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如果真的有事,那就请你给我个信罢。

那一天我答应了胡太太代找房子,似乎对于香山房子还有一点把握,这两天打听的结果,多半是失望,请转达。但是这不是说香山绝对没有可住的地方,租的是说没有了,可惜的却似乎还有很多。双清别墅听说已让□□夫妇暂借了,虽然是短期。

我的姑丈卓君庸的“自青榭”倒也不错,并且他是极欢迎人家借住的,如果愿意,很可以去接洽一下。去年刘子楷太太借住几星期,客人主人都高兴一场的。自青榭在玉泉山对门,虽是平地,却也别饶风趣,有池;有柳;有荷花鲜藕;有小山坡;有田陌;即是游卧佛寺、碧云寺、香山,骑驴洋车皆极方便。

谢谢送来独立周刊。听到这刊出世已久,却尚未得一见,前日那一期还是初次见面。读杨经(今)甫那篇东西颇多感触,志摩已别半载,对他的文集文稿一类的整理尚未有任何头绪,对他文字严格批评的文章也没有人认真做过一篇。国难期中大家没有心绪,沪战烈时更谈不到文章自是大原因,现在过时这么久,集中问题不容易了,奈何!

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

有时也还想说几句话,但是那些说话似乎为了它们命定的原因,绝不会诞生在语言上,虽然它们的幻灭是为了忠诚,不是为了虚伪,但是一样的我感到伤心,不可忍的苦闷。整日在悲思悲感中挣扎,是太没意思的颓废。先生你有什么通达的哲理赐给我没有?

新月的新组织听说已经正式完成,月刊在哪里印、下期预备哪一天付印,可否示知一、二。“独立”容否小文字?有篇书评只怕太长些。(关于“萧翁与爱莲戴莱通讯和戈登克雷写的他母亲的小传作对照的评论,我认为那两本东西是剧界极重要的document不能作浪漫通讯看待。)

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天气好得很,有空千万上山玩一次,包管你欢喜不觉得白跑。

徽音香山六月十四日

此信写于1932年,也许它于林徽因研究说不上多么重要,不过有几点尚可留意。其一,已经披露的林徽因致胡适信为数很少,这一封比“文集”中的几封更能见出林、胡之间过从甚密的关系。“文集”中的信,头几封写于相交未深之时,语气上不无客套,有的陷于纠纷、急于表白,感慨抒发是被动的,而这一封,自发、自然地吐露了不宜向一般人吐露的心声。林徽因对胡适高度信赖和坦诚求助意思溢于言表。其二,徐志摩去世给予林徽因情感上的震撼,见诸林徽因本人文字的不多,尽管此信所涉依然有限,但其表现的情感强度,甚至为林氏两篇悼徐文章所不及。只是语意稍嫌晦涩,或许是不便于说得过于明白,或许胡适处于我们未知的语境,一切了然,无需说得过于明白。其三,那句“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表明林徽因的爱国情怀,不仅表现于战时,而且融注于平常的学术事业中。最后,此信透露了一点信息,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徐去世之后新月社便渐趋消亡,但曾有人欲挽回颓势,又建立过新组织,筹划办新刊物,遗憾的是林徽因未道其详。不过,最后一点和林徽因关系远了。

第二部分难以置信的佚简,绝对可信的佚诗(1)

难以置信的林徽因佚简和绝对可信的佚诗

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其关系究竟如何,却众说纷纭。无疑,他俩往来的书信是揭示这种关系的捷径。可惜,必定有过的而且数量也可观的这批信函,留存极少。徐志摩致林徽因信,除了那封有名的,在火车上被恩厚之抢下来的残简,还有是年梁从诫先生披露在他所编的《林徽因文集》里一封,此外尚未有新的发现。至于林徽因致徐志摩信,至今并未见到片言只语。日前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展望之、张方晦合著)两次引述了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信,尽管这本传记用了时下流行的演义小说笔法,但由于出版者介绍,“两位作者是陆小曼的弟子”,传记是“在大量的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造,加之所引资料确多有依据,因此有人惊喜发现了新的林氏佚简。然而,读过这一封半信(第二封只引了一半)不禁生了疑窦:此信真是林徽因写的吗?此录前一封信全文:

志摩:

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盒,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我回国了,伦敦使我痛苦。我知道,您一从柏林回来就会打火车站直接来我家的。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情焰,火,会将我们两人都烧死的。

原谅我的怯弱,我还是个未成熟的少女,我不敢将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漩涡引起亲友的误解与指责、社会的喧嚣与非难,我还不具有抗争这一切的勇气和力量。

我也还不能过早的失去父亲的宠爱和那由学校和艺术带给我的安宁的生活。我降下了帆,拒绝大海的诱惑,逃避那浪涛的拍打……

我说过,看了太多的小说我已经不再惊异人生的遭遇。不过这是诳语,一个自大者的诳语。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枝条,经不住什么风雨。

我忘不了,也受不住那双眼睛。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感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我真佩服幼仪的镇定自若、从容裕如的风度,做到这一点不是件易事,我就永远也做不到。她待我那么亲切,当然不是假装的,你们走后我哭了一个通宵,多半是为了她。志摩,我理解您对真正的爱情幸福的追求,这原也无可厚非;但我恳求您理解我对幼仪悲苦的理解。她待您委实是好的,您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但获得了这种真切的情分,志摩,您已经大大的有福了。尽管幼仪不记恨于我,但是我不愿意被人理解为拆散你们的主要根源。她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了。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让那里浓荫如盖的棕榈、幽深的古宅来庇护我,庇护我这颗不安宁的心。

我不能等您回来后再作这个决定。那样,也许这个决定永远也无法作出了。我对爸爸说,我想家,想故乡,想马上回国。他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都清楚,他了解我,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同意了。正好他收到一封国内的来信,也有回国一次的意向,这样,我们就离开了这留着我的眼泪多于微笑的雾都。

我不能明智如那个摔碎瓦盆头也不回的阿拉伯人,我是女人,总免不了拖泥带水,对“过去”要投去留恋的一瞥。我留下这一封最后的紫信——紫色,这个我喜欢的哀愁、忧郁、悲剧性的颜色,就是我们生命邂逅的象征吧。

走了。可我又真地走了吗?我又真地收回了留在您生命里的一切吗?又真地奉还了您留在我生命里的一切吗?

我们还会重逢吗?还会继续残断了的梦吗?

我说不清。一切都交给那三个纺线的老婆子吧,听任她们那时那神秘的手将我们的生命之线拉扯成怎样,也许,也许……

只是,我不期待,不祈求。

徽徽

PS:这一段时期您也没有好好念书,从今您该平静下来,发愤用功,希望您早日用智慧的光芒照亮那灰暗的文坛!

此信文笔异常流畅,颇具当今某类作品的文风,拿它与20年代众多作家的文字比较,可以看出两者用语习惯上的差异。再拿它与20年代林徽因的书信比较,差异则更加明显。比如此信写道:“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情焰”、“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枝条”、“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这类顶针、排比句式,在那时的林徽因笔下不大会出现的。比这更叫人生疑的是,信中提及陈源时用了“西滢兄”的称呼。这决计不可能了,写信时林徽因才十八岁,而陈源已经二十六岁,这样的年龄差距在刚刚成年的林徽因眼中是很大的,就像她初次见到徐志摩称呼徐“叔叔”一样,几乎属于两个辈分的人了,陈源还比徐志摩大了一岁。再说,林徽因毕竟还只是个女中学生,虽难免涉入有限的社交,但称兄道弟似还嫌早了一点。尤见出破绽的是,“西滢”是陈源留学回国以后发表文章始用的笔名,在英国尚未行世。即使后来“西滢”著称于文坛,可是按社交惯例,朋友间私下往来,一般仍不直呼笔名,多以字相称,陈源字“通伯”,这可印证陈源与友人的通信,或友人书信涉及陈源处。当然,关系疏远的外人又当别论。

第二部分难以置信的佚简,绝对可信的佚诗(2)

此信内容也不大经得起与史实的核对。其一,写徐志摩送张幼仪去德国时一起到林徽因处辞行,林徽因信中说:“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据史料,张幼仪赴德时间在1921年秋,而1920年十一二月徐志摩已明确表达了对林徽因的爱意(见拙作《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中林长民致徐志摩信),林徽因对张幼仪离开伦敦的原因当然一清二楚,她完全没有必要对徐讳言,因此不可能用“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这样含糊或矫情的句子。林徽因不是个矫情的女性。其二,依此信看,林徽因所以回国,是由于张幼仪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了”,而且“想马上回国”。事实上林氏父女早在夏季的8月已经决定回国,并作好启程准备,整顿起行装,家中再接待来客,还预定了10月14日的船票(据林长民致林徽因信,影印件,未刊,存林氏后人处)。虽说林徽因回国未必不与徐志摩追求她有关,但绝对与张幼仪出走无涉。其三,信中说回国决定由林徽因提出,林长民“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切都清楚”,似乎父女间没有说破事情,只是心照不宣。其实,林长民和林徽因均性格坦诚的君子,何况父女之间亲密得如知友,彼此从来是无所避讳的。此前,林长民不仅知道徐志摩于林徽因紧追不舍,且致信徐志摩,代林徽因婉言拒绝,信上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想足下误解耳。”其四,传记记述,林徽因写此信同时创作了情诗《情愿》,低吟于回国船上。这也不确。林徽因何时开始诗歌创作,至今未见确证。但至今除了一篇译作《夜莺与玫瑰》,尚未发现林徽因早期的任何创作。她的所有作品都发表在30年代及其后,《情愿》一诗最初刊于1931年的《诗刊》,同年选入9月出版的《新月诗选》。陈梦家在诗选《序言》中写道:“渴望着更奇丽的诗篇的出现,对于林徽音初作的几首诗表示我们酷爱的欢心。”“初作”二字不是把创作时间交代得很清楚了?

看来,这一封林徽因致徐志摩函,及未录的半封,都不大可靠的,大抵属于子虚乌有的小说家言。传记中另有几封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信,均未见载于各种徐志摩全集,推想它们同样的不大可靠。时下传记小说风靡,其中史传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小说的成分则越来越多。《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几年前由黄河出版社初版,记得并无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往来书信。汉语大词典的新版丰富了进来,大约便是受了此风的熏染。

不过绝对可靠的是才发现的两首林徽因佚诗,即近日友人寄示的《孤岛》和《死是安慰》,它们为所有林氏作品集失收。这两首诗均署名林徽因,同时刊载于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1947年1月4日的“文学周刊”,此过录于下:

孤岛

遥望它是充满画意的山峰,

远立在河心里高傲的凌耸,

可怜它只是不幸的孤岛,——

天然没有埂堤,人工没搭座虹桥。

他同他的映影永为周围水的囚犯;

陆地于它,是达不到的希望!

早晚寂寞它常将小舟挽住!

风雨时节任江雾把自己隐去。

晴天它挺着小塔,玲珑独对云心;

盘盘石阶,由钟声松林中,超出安静。

特殊的轮廓它苦心孤诣做成,

漠漠大地又哪里去找一点同情?

死是安慰

个个连环,永打不开,

生是个结,又是个结!

死的实在,

一朵云彩。

一根绳索,永远牵住,

生是张风筝,难得飘远,

死是江雾,

迷茫飞去!

长条旅程,永在中途,

生是串脚步,泥般沉重,——

死是尽处

不再辛苦

一曲溪间,日夜流水,

生是种奔逝,永在离别!

死只一回,

它是安慰。

诗的感伤情绪是显然的,大约作于1945年或略前些时候。那时林徽因原本患有肺疾的身体,由于八年抗战而更加糟糕,已数年卧床不起了。1945年底一位美国医生断言她只剩下五年的生命,她形容自己“像盏快要熄的油灯”,“一眨、一闪就灭了”。她曾致信费正清说:“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甚至一度有人误传林徽因已病逝。这个时期她创作的诗歌大多流露着恶劣的心境,不止一次吟咏生与死的主题。《死是安慰》似乎是诗人不堪肉体的折磨,欲求解脱的产物,属于她此类作品里最为凄楚的一首。然而林徽因毕竟是林徽因,尽管她处于情绪的低谷,却不肯流于颓废滥调,于是取了一种似放达的表达方式,把死说成是安慰。《孤岛》的诗绪则一扫凄楚,充溢着生的眷恋。“孤岛”形象可以看作诗人自况,孤寂而守护高傲,“不幸”但依然“凌耸”,纵然生命短促,可是自我价值不容否定,明显烙有林徽因柔中见刚的性格特征。

第三部分作为小说家的林徽因

说起林徽因,人们常常把她和诗联系在一起,说她是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或者仅仅看作是诗人徐志摩所苦苦追恋的绝艳才女。这只是林徽因的一个侧面(就是这个侧面,也往往被有意无意渲染得有失真相)。林徽因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小说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的。

林徽因有很高的小说鉴赏修养,一个有力的证明是,1936年赵家璧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应约推选作品的二十人,除林徽因外都是文坛上卓有建树的名家,诸如茅盾、巴金、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等等。林徽因推选了张天翼、萧乾、罗淑三人的小说,颇具眼力。尤其是将罗淑从当时的无名之辈中拔萃出来,推选的《生人妻》这一篇小说,后来成了传世名篇,可谓慧眼识英雄。

也是1936年,《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萧乾策划编一本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小说的选集,他想到的最合适的编选人便是林徽因。不负萧乾所望,林徽因很快编出了这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入选作品三十篇。入选作者既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者,还选了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一篇《小还的悲哀》(署笔名叔文)。无论名家抑或非名家,他们的作品皆堪称《大公报》作品的上乘,包括沈夫人那篇,绝非因私人感情而充数。林徽因为选集撰写了二三千言的《题记》,她对于生活制约作家创作、作者情感应该诚实,以及短篇小说的结构技巧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这个选本很受读者欢迎,8月份初版,10月即再版。选本集中而典型地展示了那个时期一批北方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水平,至今仍是研究京派小说的重要材料,因此五十多年后上海书店再予影印出版。

那时众多的小说家里,林徽因特别赏识沈从文,认为沈从文有生活,前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夫人、

杨振声,后排为沈从文、张兆和夫妇不矫情。林徽因与沈从文有相当密切的交往。30年代初,沈从文的名篇《边城》还未问世,林徽因便看出他日后必有非凡成就。有一次沈从文去京郊香山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林徽因,随身带着一本自己的作品,原准备题赠给另一位女诗人,扉页上写着“送给诗人……”,还没写完被林徽因见到,沈从文看出林徽因极想得到他这本作品,随即将没写完的题词改成:“与其送给诗人,不如送给诗一样的人。”此刻林徽因尚未登上文坛。沈从文婚前孤身寄居北京,经济相当拮据。林徽因有意接济,又顾虑到沈从文碍于面子不肯接受。恰好林徽因堂弟林宣从南方到了北京,林徽因便让林宣向沈从文借阅文学作品,借林宣归还作品时,悄悄夹进一些票子。直到1933年秋沈从文和张兆和成婚,沈从文的经济仍未好转,新房四壁空空。亏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了一对锦缎百子图床上罩单,才给新房添上一点喜庆气氛。几乎是新婚的同时,沈从文开始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他热情邀约林徽因写稿。虽然林徽因发表文学创作始于徐志摩编的杂志,但文思泉涌、佳作叠出,还是沈从文接编这份副刊的那几年。正是这几年,林徽因在读者中获得很高声誉,也由此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大批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纷纷离开沦陷的北平南迁,林徽因、沈从文也告别了《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期间朋友们时聚时散,聚少散多,林徽因与沈从文的友谊却从未中断。1937年底,在武汉的沈从文听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已到长沙,便匆匆赶去看望。第二年他们又先后定居昆明,沈从文更是常去看望林徽因,林徽因有时也到沈从文低矮晦暗的小楼上来。沈从文的小楼可谓当时昆明小小的文艺中心,不时聚集着文人聊天。施蛰存晚年回忆在那里见到林徽因的情景颇传神:林徽因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只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两句话。

林徽因生前没有出版过文学作品专集,1985年林徽因家乡福建两位学者为她编辑了一本《林徽因诗集》。诗集内封便是请沈从文题签,那娟秀的章草小楷,与灵秀的诗句可谓交相辉映。

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林徽因结识了另一位小说家,与他同样情谊匪浅。林徽因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一篇小说《蚕》,立即托沈从文约请小说作者萧乾来家里见面。对于初次尝试小说创作的萧乾来说,能进入林徽因那个北平有名的“太太的客厅”,真是异常兴奋、激动。见面时林徽因一再对萧乾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备受鼓舞,此后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京派小说家中的一支劲旅。萧乾说过,这次见面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后来萧乾替代沈从文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保持了原刊与林徽因的亲密关系。萧乾每月从天津来北京,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茶会,为的是组稿和听取意见,林徽因几乎每次必到,而且每次都有一番精彩的言论。

1939年萧乾前往英国作驻外记者,与林徽因一别七八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萧乾重回北京,一时事务很多,而林徽因也忙于国徽设计,两人一时未能见面。林徽因专门致信萧乾,要他留一个整天给她,叙叙别后的情景。萧乾如约来到城外清华园,患着严重肺病的林徽因果真和他聊了整整一天,晚上萧乾只得借宿在比邻的金岳霖家。多少年过去了,萧乾已届耆年,每当追念起林徽因,总是显出缅怀和神往的情绪。

北平解放,林徽因有机会接触到赵树理的小说。林徽因与赵树理没有见过面,也从无文字交往。但是赵树理小说中浓厚的乡土气息,解放区健康清新的风貌,令林徽因十分赞赏,她居然还从中看出沈从文的影响。喜爱读小说的青年林洙,偏爱沈从文小说却不喜欢解放区作品,林徽因便认真对她说:“不尽然,解放区也有很好的作家,例如赵树理。”林徽因劝她读读赵树理的小说,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

林徽因不仅与小说家有亲密的过从或神交,她本人也是小说家,甚而是位优秀的小说家,就在她诗歌创作伊始,同时开始了小说创作。第一篇小说是1931年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窘》,写一个中年教授与一同事的女儿,因“辈分”的关系,虽能随意相处,却不能随意相爱的种种窘态。或许这是林徽因尝试写小说的游戏之笔,说不上有多深的思想内容,可是对教授微妙心理的细腻刻画和窘态举止的传神描绘,足以显示林徽因小说创作上的艺术才华。到1934年林徽因发表了《九十九度中》,以内容鲜明、技巧娴熟,使得文坛刮目相看。鉴赏品位很高的评论家李健吾亦著文赞叹。确实,这篇小说除了作者鞭挞贫富不均的情感振憾人心之外,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它艺术上的现代性。如李健吾所析:把酷暑的北京街头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李健吾告诉读者,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林徽因已对“意识流”这一小说表现手法作了非常成功的探索。当然,林徽因的小说多数是体现京派风格的作品:《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它们的主人公都有生活原型,因而冠以系列总题目《模影零篇》。据说这还给作者带来过一些麻烦。《模影零篇》系列都用回叙的笔调,追述逝去的人和事,着墨淡淡而耐人咀嚼,素雅、淡远、隽永。林徽因对自己的作品自视不低,她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不避敝帚自珍之嫌,将那一年她发表的仅有两篇《钟绿》、《吉公》都选了进去。通观整部选本,与入选的作品比较,《钟绿》、《吉公》无疑是上乘。前几年有学者编辑了一本《京派小说选》,从他所能读到的六篇林氏小说中就选取了三四篇。如同研究新月派诗歌不可忽略林徽因一样,研究京派小说,也万万不可忽略这位造诣极深、才华横溢的女小说家。

第三部分京派的灵魂

——《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导言

林徽因一生只留下六个短篇小说,这当然太少,但它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京派作家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凭借如此之少的作品得以名垂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叫人想到古代的王之涣,外国的梅里美。王之涣仅存六首小诗而耀眼于集数万首的《全唐诗》;梅里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不到二十篇却跻身法国文豪行列。在文坛上林徽因更以新月派诗人著称,而她的为数不多的散文同样脍炙人口,即使那个惟一的、未能完篇的剧本,也无愧同时期剧作的上乘水平,她几乎是各类体裁的全能。所以,当看到题为《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文章以及同名的文学传记,我总觉得才女辈出的20世纪,仅用“一代才女”四个字似已不足表明她非凡的才华。据说,她于中国现代建筑学的杰出贡献更胜于文学方面的成就。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为避免同海派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改署此名。曾署名徽音,也署徽因,有笔名尺棰、灰因,又有西名菲莉斯(Phyllis)。她祖籍福州,生于杭州,十岁后迁居天津、北京。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任过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国会秘书长,是我国20世纪初著名政治家,亦擅长书法,兼工诗文。林徽因十四岁随父亲旅欧一年有余,曾就读英国StMary’s College,并有机会结识欧洲众多政界人士、学者、作家,后来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联姻。中国现代女作家多有闺秀,然而像林徽因这般显宦名门出身亦属少见。她二十岁参与泰戈尔访华活动的接待,用英语主演了泰戈尔剧本《齐特拉》(《Chitna》)。她才貌双全,为北平社交圈中的名媛。不久赴美留学,所学美术而志在建筑,终生以此为职,归国后与梁思成先一起创办了我国大学第一个建筑系,其后又伴随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对古建筑有多次重大发现。建国后她参加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被誉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何时尚难确认,从公开发表的作品看,约在30年代初开始涉足文坛。短短几年中奇峰突起,才华毕现,很快形成她文学生涯的辉煌时期。她的作品多在友人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诗刊》、《新月》、《文学杂志》上面世。此外她还是一个极具魅力、甚为理想的文学沙龙女主人,她的北总布胡同寓宅,时人亲切地叫作“太太的客厅”。她关于文艺的精辟见解、淋漓阐述,不时语惊四座,让你记忆一辈子。有人感叹过,如果林徽因身边人把这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言论都记载下来,该是多精彩的一部书啊!遗憾的是她身边没有这么一个人,像英国的约翰逊博士有个博斯韦尔。不仅如此,甚至她生前并未出过一本文学作品集。本来有过出版诗集的预告在《诗刊》上,因抗战炮火流产。过了30年代的辉煌时期,由于健康十分糟糕,也由于退居几乎与世隔绝的僻壤四川小镇李庄等原因,林徽因似乎悄然淡出文坛,尽管断断续续还有新作,其中仍不乏优秀篇什,但影响今非昔比了。

林徽因的小说不失为篇篇珠玑。《窘》是她的小说试作,便出手不凡。在窗外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复杂之际,这个作品难免被视为客厅里的“有闲”文字。然而主人公心理的细腻描绘,整篇的意识流动,告示人们心理分析的小说技法并非新感觉派所独擅,而且它在林徽因笔下更近乎民族的欣赏习惯。这一点多为研究者忽略。小说中可贵的艺术探索作了它内容的陪葬。

相隔三年发表的《九十九度中》,显然走出了“客厅”题材,加之较《窘》更为显眼的意识流手法,因而反响强烈,是她最负盛名的小说。艺术鉴赏品位很高的李健吾曾对它赞叹备至:“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不过就林徽因此前的创作来说,此篇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它强烈的是非观、道德感。这位名门小姐不囿于门第,而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切关注着下层人民的苦难岁月。

后四篇以主人公名字命题的小说,冠以“模影零篇”的总题,人物都来自生活中原型。我尤为看重的是《吉公》和《文珍》两篇。《吉公》的篇幅仅是《九十九度中》的一半,其内容的厚重并不亚于后者,渗透着深沉的历史感。小说借一个小人物命运反射时代侧影,给读者诸多方面的启悟、思考,人才压抑的感慨至今未必失去现实意义。若说《吉公》的色彩略显灰暗的话,那么《文珍》本该仍是灰暗的色彩却代之以明亮。大户人家的吉公最终未能挣脱为时代所左右的悲剧命运,而出身卑贱的女佣文珍则是把命运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作者不再满足表同情于穷困者,进而挖掘他们身上至美的精神品格。作品没有点明文珍出走之后的结局,不排斥她或许将更惨,可单是这灿烂的人生一搏,足够振奋人心,有文珍们在,社会才有望。至于《钟绿》中的钟绿,《绣绣》中的绣绣,皆是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特别是《钟绿》,写美的幻灭,凄艳动人,诗意浓郁,不妨谓之小说诗,算得中国现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林徽因小说虽仅有六篇,却已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审视题材的深刻,结构的周密,表现时的理智而隽永,文体上的纯正、雅致,乃至语言简洁,描写精细,均现出所受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双重影响,形成一种兼有古典意味的现实主义风格,放置京派诸多名家之中,既反映京派的一般风貌,又卓然自成一家。那柔曼、温婉自是男性作家如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师陀所不备,即使与京派中同为女性的凌叔华比较亦大异其趣。论林徽因小说艺术的精湛当在不少颇具盛名的女作家之上。

本集附录了林徽因散文,这不能说没有出于她小说篇幅不足的考虑,但决非凑数。林徽因是位个性异常突出的女性。从小说可以窥探她的人生态度,从诗里可以感受她的情感波澜,而最能见其气质、性格者莫过于散文。她的睿智、爽朗,还有幽默,均在散文中毕露无遗。今日读者从林徽因同辈人回忆中得知她的性格魅力无限神往,然而想见其人已不可得,所幸读其散文或能补缺一二。其中《窗子以外》乃传颂甚广的名篇,曾入选朱自清编辑的《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林徽因散文的篇数较小说略多而总体篇幅却不及,更难单独结集付梓,那么附录于小说该是受欢迎的“合璧”吧。还需说明,《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和译作《夜鹰与玫瑰》都至今从未入集,它们借本集重新与读者见面,本集也赖之锦上添花,称得上是相得益彰。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

林徽因(1904—1955),这位中国现代史上数度灿烂的建筑学家、文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印出她的第一本文学作品《林徽因诗集》,其时知道她名字的读者寥寥无几,即使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专业人员对她往往也所知甚少,林徽因尚未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不久因着徐志摩,林徽因名字频频出现于媒体,到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差不多她已是家喻户晓的佳丽。然而,历史人物林徽因与现今媒体宣传的那个沉湎情爱的闺秀相去实在太远!林徽因生前很不喜欢称她梁太太,如今她却凭藉另外一个并非丈夫的男性为后世所熟知,九泉之下该是如何的无奈。

今年是林徽因百年诞辰,此时编一部力求囊括她全部著作及片断文字的“文存”,既意在纪念先贤,亦是为正误纠谬,让世人从“文存”里认识一个极富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的杰出女性。

当人们称誉林徽因建筑业绩时(她本职是位建筑学家),很少有人了解,作为女性,又可能被人想象成娇弱的太太,她曾为此付出过怎样的辛劳(这辛劳正是她当年留学不得入读建筑系的原因,那时美国大学顾虑到建筑学需野外作业而拒收女生)。为寻找考察遗存的古代建筑,她无数回奔波于穷乡僻壤,或黄沙扑面或跋涉泥浆,还难免住鸡毛小店惹一身跳蚤;她测量高塔爬上数十米塔顶,随时有坠落危险,有时站在了死亡门槛;考察回来则抱重病之躯不分昼夜地描图、撰稿,著述连连。她完成国徽设计竟是在医生宣告她不久人世的日子里;直到离开世界的前几日,她还念念叮嘱学生:“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林徽因于事业当得起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经济萧条、科学落后的旧中国,在远不算漫长的人生历程里,她得以取得建筑设计和研究的光辉成就,非怀有崇高的敬业献身精神不能为之。这精神,不仅表现在艰辛劳动,而且有时须冒着恼人而可怕的精神压力并政治风险。建国初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渗透到中国各个方面,一切惟“老大哥”为是。受此影响,主持中南海建筑修缮设计的工程设计者曾与担任顾问的梁思成意见相左,这位工程师写了《民族形式和“国粹”》等一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梁思成“想尽方法把中国的旧形式揉到现在的新作品里”,主张远离民族传统的创新,其实是“苏化”。林徽因在他文章上写下批语:“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次中南海宿舍楼的设计,一定会认为作者对‘中国民族形式’实有把握了,但是,事实证明作者所拟的草图是建筑在西洋民族系统上的特殊形式,太悲惨了的一个形象,无法令人接受是中国的民族形式。”“假使许多中国建筑师都只是从西洋建筑系统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而且在鄙视中国文化的时代中成长,他一定反映西洋建筑的性格基础。而缺乏中国文化的培养,他的创造太可能是半殖民地式的第二代,西洋杂志里现代建筑外表的摹仿者而不自觉。”这里不能把林徽因、梁思成和这位作者的分歧看作纯粹个人之间的学术争辩,显然它关系到背后敏感的“老大哥”态度问题。同样,不久发生保护故都古建筑的争论,梁、林的真正对手是没有露面的中央领导。林徽因竟然在一个公众场合,当面指责一位北京市副市长,忠告他拆除城墙“将来要后悔的”。事后知道,国家最高领导人听说梁思成目睹城门不复存在而痛心落泪,就把话说透了:“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林徽因面对当政者无疑是个弱者,无疑要失败。但历史证明了,她的建筑贡献,不仅在于成功的业绩,还包含着失败的努力。

林徽因所以经受住物质和精神双重磨练,完全出于忠诚祖国的赤子之心。她受过正宗的欧美教育,说流利的英语,写漂亮的英文,按英国人习惯喝下午茶,好像十分的洋气,但相知者说她“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卞之琳语)。她自己早就宣称“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窗子以外》),发扬祖国建筑传统乃是她毕生追求。这赤诚在外敌入侵之际表现得尤为感人。她很早警觉到日寇的亡我之心,而亲友中有人民族意识淡薄,她对此义愤不已。卢沟桥炮响,她立即写信勉励才七八岁的不在身边的女儿:“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着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致梁再冰》)北平陷落后,梁家一接到日寇请帖,她和梁思成连夜扔下家产,扶老携幼,躲过封锁,匆匆离开了故都——这是面临物质生活巨大落差而毫不犹豫的抉择。以后她在昆明街头提着瓶子打油买醋,李健吾对此十分感叹:“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李健吾不知,以后林徽因竟穷到买不起鞋的地步,儿子只得赤脚穿草鞋上学,而且是最便宜的草鞋。颠沛流离的长长岁月里,有些知识分子经不住煎熬,渐渐变得平庸、颓唐,林徽因要么哀怨自己病弱成抗战累赘,要么亢奋、昂扬,和儿女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教他们朗读《唐雎不辱使命》、背诵“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她和儿子有过一次动人的对话。儿子问,如果日军打进四川怎么办?她说,中国念书人总有一条后路嘛,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又问,我在重庆上学,你们不管我啦?她不无歉意轻声地说,仿佛自语:“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所幸局势没有危急到那个地步,然而长期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正暗中销蚀她美丽的生命,未满四十的林徽因正值盛年,形貌却憔悴苍老,疾病又使她如风中残烛。为挽救这一美丽生命,外国友人安排好她出国疗养,她再一次作出了坚毅的抉择,坚持留在祖国,与同胞患难与共。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2)

如果说,林徽因于事业于祖国,表现了非凡的丈夫气概,令人敬佩的话,那么在个人情感天地里,她的重情、爱美,就使她格外地显示魅力。读者认识林徽因,不能止于她的美丽容貌,还应深入到她爱美、懂美的个性和修养。她对任何美的景、美的人、美的事都会兴奋,哪怕是身处困境或健康极坏的时候。战乱中的昆明,在病入膏肓的她眼里,仍看出“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她感情丰富、细腻,讲究感情生活,曾经说,“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渗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甚至说:“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致沈从文信)说她的情感生活,决非指被虚构并渲染得如琼瑶小说似的徐、林之“恋”。徐志摩确实落花缤纷,爱意无限,但林徽因未必也有此意。徐志摩留学剑桥时不过乡下富商子弟,在林徽因看来尚未脱尽俗气;林徽因自己又不过是才出国门且未成年的千金,不能说她脱尽闺秀意识。此外两人还有七八岁年龄差距,再加徐志摩妻室之累,这些障碍都是林徽因很难逾越的,不可想象她如电视剧里那样回应徐的感情。对此她致胡适、沈从文等人信函早有过明确表白。今人不应以他们日后身份(一个著名诗人,一个洋派学生)想当然地往回推想当初情景,以为必有浪漫故事。真正令林徽因萌生过爱意的人是哲学家金岳霖,可是林徽因把通常的“三角”关系处理得非同寻常。她如实告诉梁思成,自己与金岳霖彼此生了爱意,然而仍爱着梁思成,正不知所从。她如此坦荡,令许多女子,包括不少著名女性作家不免汗颜。梁思成尊重林徽因选择,尽管他为可能失去爱妻极为痛苦。萧乾致作者信手迹金岳霖得知梁思成的痛苦心情和诚挚表态,毅然放弃追求,甘愿以恋情之外的方式爱护林徽因,并终身未婚。萧乾赞叹道:“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有才能,有学问,品格高尚。他们之间是人与人关系臻于最美最崇高的境界。”(致笔者信,未刊)林徽因与金岳霖的短暂爱恋、长久情谊,远比有人津津乐道的徐、林“恋情”值得大书特书。若要写徐、林交往,与其捕风捉影编织莫须有的故事,不如张扬他俩相处过程所表现的同样率真、坦荡。哪怕流言四起,林徽因始终心态正常,泰然自若,同样不失为萧乾称颂的崇高至美的境界。

人无完人,林徽因亦非完人,自有她短处,有的缺点显而易见。不必讳言林徽因有其性格弱点,但正视她弱点的同时,还必须透视其弱点中的可贵因素,换个说法,某些弱点可能属她可贵品格的另一种表现。譬如她的急躁和好胜,这很犯传统道德训诫,到了女性身上尤易遭致非议。然而急躁和好胜恰是她事业得以辉煌的不可或缺的性格因素。朋友说她,“梁、林不是打发日子,(而是)日子不够用”。学生说她,“有十分力气而要使出十三分来的人”。她自己留下的箴言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不妨设想,林徽因若不是那般好胜,她的成就难保不打些折扣。再如她与女人们不太合群,李健吾夸张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究其原因,完全在于她的直爽性格。中国的婆媳几乎成天敌,梁思成母亲却评价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客观看来,聪明绝顶的林徽因,交往多属各界顶级精英,女性中鲜有此辈。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于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世故地作谦虚状与之敷衍、周旋,那么她遭到误解、生分以至嫉妒、怨愤怕难免的了。林徽因不太合群的弱点表象正内含着脱俗的率真性情。再试想,林徽因若耗费精力作此种无意义的虚与委蛇,她的事业成就又将打多少折扣。

如此不惮絮叨地介绍作家、建筑学家之外的林徽因,一则考虑到媒体上林徽因走样得几乎面目全非,再则尊从我国知人论世批评传统。多方面了解林徽因人品性格,有助理解她的文学创作,自然也更真实地贴近这位历史人物。

林徽因的人格魅力与她的过人才华,缺一不可,合铸了这位富于个性的杰出女性。近来人们喜欢称她“第一才女”,虽表达不够科学,然足以见出推崇之心。

林徽因于建筑领域的才华一般读者知之甚少。我于建筑完全外行,无力阐述林徽因这方面的突出成就和历史地位。但是我知道,奠定梁思成成就、地位的重大发现、重要著作,无不有林徽因参与其间,即使仅以梁思成单独署名的著述,梁思成必不忘说明其中林徽因的劳动和奉献。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的子女和林、梁的同事,都表示过一致看法:梁思成的辉煌业绩,没有林徽因的并肩努力则难以想象。国宝梁思成的辉煌无疑是这对夫妇珠联璧合的共同结晶,建筑学界历来是梁、林并称。不必说林徽因另有她独自建树了,如对民居研究超前的关注,对以景泰蓝为代表的旧工艺的继承改造,以及国徽设计中她的突出作用。林徽因把似乎冰冷的建筑科学,注入诗人式热情,使它兼有了艺术光彩。她说,“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平郊建筑杂录》)。据建筑专家谈论,林徽因提出“建筑意”概念,是她对建筑学的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贡献。他们的同行还觉得,林徽因在研究工作中迸发的才情胜过了梁思成,甚至说,自林徽因去世,梁思成文章明显地逊色。所以吴良镛院士缅怀林徽因时问道:“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里,要不要在梁先生塑像旁补上林徽因先生的像?”(《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在清华大学林徽因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吴院士重提此事,又补充说,塑像必须精美,要见其精神,不然宁可阙如,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清华大学的纪念盛会,正是林徽因享誉建筑学界的一次公证。

更为读者熟知的林徽因当然是位作家。林徽因的创作,恰如她为人的赤诚于祖国,坦诚于丈夫,热诚于友人、同事、学生,她为文的态度可归结为真诚。这在她为数极少的创作评论里却有充分的阐发,给《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撰写的“题记”则一语中的:“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她反对作家“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恪守情感诚实,差不多是我们进入林徽因文学客厅的一把钥匙。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3)

林徽因文学创作起步于诗,在读者中也以诗最具影响。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诗篇,以其真挚、优美赢得一批“林迷”。需指出,学术界研究林徽因诗歌,似过多地强调徐志摩对林徽因产生过的影响,因而阐述林诗内涵的丰富、深刻便受到局限。其实它们多数与徐志摩诗篇洒脱灵动的风貌有别,《时间》、《前后》、《风筝》无不于轻柔外表里寄寓凝重隽永的沉思。由于疾病缠身,她的诗有时难免情绪低沉,但不宜就此夸大,它们并不像常被引用的那句诗“信仰只一炷细香”,经不住西风沙沙地吹。要知道在引出这一句的诗里,诗人接着又吟咏了“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馨芳”。热爱生活、乐于奉献才是林徽因个性的基调,不妨读一读《雨后天》、《莲灯》、《激昂》、《红叶里的信念》。即使病痛折磨得她难以忍受,医生断定她来日无多时,纵然写出略显感伤的《病中杂诗》,同时还写了毫不伤感的《死是安慰》,决没有徐志摩后期诗歌流露的颓废气息。林徽因另有不少落笔“窗子”以外的诗作,如《微光》、《年关》,反映诗人关注下层人民的真挚情感,至今读者和学者都未予以应有关注。当同时期众多女诗人,或为民呐喊但流于粗制滥造,或精雕细镂而忘却民生疾苦,鲜有林徽因这类以优美形式表现“窗外”内容的精品。若只看林徽因的创作缘起,只看她曾以《新月》为创作园地(事实上发表于《新月》的诗作数量很是有限),以及曾与徐志摩多有交流切磋,作品入选《新月诗选》等事实,似乎不无依据归她为“新月诗人”,可是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未必没有理由。她虽为女性,和新月派一些男诗人们相比,她的诗歌反而能多一点思想分量、多一点表现力度。技巧方面她化用小说里白描手法写诗,素描人物或场景,予浓郁诗情以生活画面支持,这记叙成份尤为“新月诗人”笔下所难见。实在要说她属于新月派,至多限于短暂的初期作品吧。

林徽因小说较之她“言志”的诗歌来说,明显偏于“载道”,她仅有六个短篇小说,几乎每篇都充溢人文精神。《九十九度中》显示众生相,关注纷扰的种种矛盾,《吉公》反思人物命运,折射一段时代陈迹,《文珍》颂扬底层人物,从沉闷现实里看到社会生机,三篇小说各从一个侧面显示作者关注“窗”外的创作倾向。其中婢女文珍是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她善良、温柔,而又刚毅,沉着,干练,既善且能,不甘心任由主家摆布,终于出走,奔向广阔天地去争取美好人生,文珍可跻身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美的女性形象行列。《窘》是她的小说处女作,描写主人公难以言传的情爱心态,以透辟淋漓的心理剖示赢得称道。最具盛名的《九十九度中》,进而运用意识流手法,借跳跃结构,不过万余字篇幅,竟鸟瞰了整个都市,弥漫着浓浓的旧都氛围,人物众多,个个鲜明。作品虽洋犹土,熔中西技法于一炉。联系到此时南方一批作家尝试西方手法显出的生涩,林徽因的娴熟程度就令人非常钦佩。难怪有大学教材误把林徽因纳入“新感觉派”一节(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年初版本,再版已改正)。林徽因小说风格的大气、理性,到语言的简洁、纯正,颇具张力,这固然为同辈许多女性作家所不及,哪怕置于一些男性作家中亦不至于逊色。京派小说家萧乾称誉林徽因是“京派的灵魂”,怕不只是因为她编选过一本产生相当影响的《大公报》1935年度“小说选”,当然还在于她的作品代表着京派小说若干重要特征。

大约还没有人称林徽因为散文家,如不就篇数论,她的狭义美文比小说更少。可不断有人说,林徽因诗歌“不如她的散文好”(卞之琳语,见李辉著《听“苦吟诗人”聊天》)。她的散文应在“五四以来优秀篇目之列”(姜德明《余时书话》),“将这些散文放在散文大家的作品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应国靖《文坛边缘》)。由朱自清选入《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的《窗子以外》更是有口皆碑的名篇。至于那些致友人书信,比散文更其散文。即使她的建筑专业文章,亦有情有致,文采斐然。若干章节、片段,无异于美文、游记或抒情小品。朋友们无不钦佩林徽因健谈,雄辩、睿智、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斯人已逝,幸好留下这些散文,后世读者得以追摹她当年风采。随便翻开她哪一篇散文,譬如写在抗战时期的《彼此》,俨然坐进“太太的客厅”,亲聆她侃侃而谈:

经过炮火或流浪的洗礼,变换又变换的日月,难道彼此脸上没有一点记载这经验的痕迹?但是当整一片国土纵横着创痕,大家都是“离散而相失……去故乡而就远”,自然“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脸上所刻那几道并不使彼此惊讶,所以还只是笑笑好。口角边常添几道酸甜的纹路,可以帮助彼此咀嚼生活。何不默认这一点:在迷惘中人最应该有笑,这种的笑,虽然是敛住神经,敛住肌肉,仅是毅力的后背,它却是必需的,如同保护色对于许多生物,是必需的一样。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4)

林徽因的四幕剧本《梅真同他们》只完成了三幕。单凭这个残篇已足以表明,她写剧的才能不在写小说、诗歌、散文之下。鉴赏品味很高的朱光潜刚读到第一幕便禁不住赞叹:“现在话剧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戏’的恶趣,一般人往往认不清Dramatic与Theatrical的分别,只求看一个‘闹台戏’,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文学杂志〉编辑后记》)戏里主角梅真也是婢女,可谓是她小说中文珍的“姐妹”,是闯入大都市与上层社会联系愈加密切的文珍,较敢于自主的文珍又添了一份浪漫情怀。现代话剧作品里此类艺术形象不多,梅真又是林徽因于舞台一个不乏特色的奉献。

林徽因在文学与科学两个领域里都青史留名,这样的女作家没有,这样的男女建筑学家也没有,男女科学家里亦属罕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们为多种学科作出杰出贡献,林徽因多少秉承着这个时期巨人的遗风,正如与她相知的美国友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所言,她“是当时你所遇到的人中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展的一个艺术家”。这既使林徽因的建筑研究充满人文色彩,又使她的文学创作散发理性光辉。现代女作家创作,有的细腻却失之柔媚,有的豪放而流于粗糙,林徽因则既灵秀又含风骨。再放大了说,五四以后,时代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女性,她们身处社会危难之际,以献身祖国为己任,英姿勃发,才华逼人,不论成功与否,都无愧为英雄,包括进入新中国后,她们始而如逢甘霖,继而受挫迷惘。林徽因的人生历程和她们大同小异,因此以林徽因作个案深入研究,定有其普遍意义。这些年来,多的是传播她的爱情逸事,对这么一位非凡女性的历史评价,探讨得实在欠缺,这与她的成就极不相称。尤其不当的是,有限的学术论文,在阐释林徽因诗歌时不少陷入片面之囿。如有论者描述,“她总是让人想到,有这么一位总走不出闺阁深院的,在粉红抑或枯黄的诗笺上低低倾诉的女诗人”(《林徽因诗歌论》,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有的说她的作品“止于写小姐隐秘的情事”(《新月派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乃至武断她“在诗艺上精研追求,思想上却消极颓废”(《新月诗派辨析》,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而纪念林徽因百年诞辰之际大谈她成就、地位的专文,专攻一点不及其余地把她诗歌创作归结到一个“核”上:“就是抒写一位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女性在爱情中的体验和成长,从而探索爱情在生命中的意义、诗在人生中的地位。”(《林徽因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刊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文集《建筑师林徽因》)所以形成这等偏见,除论者受制于观念因素外,与他们未能读到林徽因全部作品也有关,《微光》、《桥》一类诗篇发现较晚,论者没有及时寓目。现在这部“文存”出版,愿有助读者、学者认识一个全面而本质的林徽因。

附注:此文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林徽因文存》前言。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父亲

大凡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多承受母亲的秉赋,林徽因却算少有的例外。林徽因生母何氏是个小城里小作坊主的碧玉,但没有文化,脾气又不甚好,旁的好像也无足称道。甚至由于她与林徽因同父异母弟相处不和,给林徽因添了不少无端烦恼。金岳霖曾以逻辑学家的冷静分析这对母女:林徽因母亲,“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自己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谈,她惟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

若要论及双亲于林徽因的良好影响,只能是其父林长民了。认识的人描绘林长民:“躯干短小,而英发之慨呈于眉宇。貌癯而气腴,美髯飘动,益形其精神之健旺,言语则简括有力。”(见徐一士《谈林长民》)章士钊很佩服他,“宗孟(林长民字)长处在善于了解,万物万事,一落此君之眼,无不涣然。总而言之,人生之秘,吾阅人多矣,惟宗孟参得最透,故凡与宗孟计事,决不至搔不着痒,言情,尤无曲不到,真安琪儿也。”徐志摩初见林长民就惊异他“清奇的相貌”、“清奇的谈吐”。林长民死后徐志摩感叹:“这世界,这人情,那禁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抉剔?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但你厌恶的是虚伪,是矫情,是顽老,是乡愿的面目,那还不是该的?谁有你的豪爽?谁有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

在民国初年林长民是一个大人物、热点人物。《鲁迅全集》的旧版注释将林长民判为“政客”,实有欠公允。记得周恩来说过,北洋政府里有好人,指的就是林长民。那时林长民与梁启超一起活跃在政界,热中倡导宪政,搬西方议会制于中国。他当过段祺瑞政府议会秘书长。又做过三个月的司法总长,任上拒纳涉案人军阀张镇芳十万元贿款而称颂一时。他颇以此自许,治过一枚“三月司寇”的闲章。也拒收过曹锟贿选总统的酬谢五千元的一张选票,由此得罪贿选成功的曹锟,一时避祸于天津卖字度日,曾自题打油诗:“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后来他转于外交,1919年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失败,林长民撰稿在北京《晨报》上披露内情,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以警醒国民,并作洪钟之声:“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第三日遂爆发五四运动。当局迁怒于林长民,总统徐世昌虽爱其才而难保其位,于是给他一笔钱出洋考察,这就有了长达一年多的欧洲之旅。

林长民欧游归来思想愈发开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长篇讲演,宏论“恋爱与婚姻”,出语惊人:“我常听着好人家的青年男女交际的时候说是‘怕人家说话’,我就不知道人家说什么话,我们实在是怕什么。不过,一方面要青年男女有勇气,有胆量。一方面也要社会上发议论的人不可以来妄加批评。他那公园道路(指西欧),处处遇着公然接吻言情的一对一对男女,行人过者若无所睹,从来不去回顾的。我倒以为这是极好的态度,不妄管人家的是非。”记录成一万三千余字的讲演稿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最后一句是号召听众:“‘食色性也’,望诸君放着大胆去研究它。”加上他还与徐志摩串演了一场双簧“情书”游戏,时人揶揄他为“恋爱大家”。平心而论,他这篇讲演严肃认真地探讨了诸多问题,不失为历史文献。明眼人随即选入不久出版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

这次欧游,林长民携十六岁爱女林徽因同行,林徽因后来成就业绩与此行显然关系不小。不过,就林长民本人言,名曰考察,其实多少含着避风头的意思。尽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出国游历,在其政治生涯中未能作出多大建树,但留下1920年8月至10月的一小册日记,提供了立宪派活动的具体生动的史料,也很可见出这位政治活动家的艺术气质。

我在林氏后人手中见过手书日记的复印件。日记纯系起居和行程的流水账,但时有欧洲风光的醉心描绘。此随手摘录游瑞士名胜的一段:

……罗山名迹,登陆少驻,雨湖烟雾,向晚渐消;夕阳还山,岚气万变。其色青、绿、红、紫,深浅隐现,幻相无穷。积雪峰颠,于叠嶂间时露一二,晶莹如玉。赤者又类玛瑙红也。罗山茶寮,雨后来客绝少。余等憩Hotel at chardraux时许,松间设几,书邮片数笏,如寄所思。余片中有“远游念汝,湖波万叠,比我心事,不知孰为多少”之语。

寥寥数行有景有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郁达夫的日记文学,与郁著的《日记九种》并读,未必逊色。

较之文学,林长民的书法更为见长,中南海新华门匾额即他的手迹。据他亲属介绍,林长民学习,由晋唐人入手,中岁习魏碑,字体一变,于秀雅之中显出遒劲浑厚。这数十页欧游日记,皆用行草小楷,与真书“新华门”三字大异其趣,写得随意而洒脱,如行云流水,疏朗中透着凝炼,散淡而不失法度,比我见到的他早年家书显然趋于炉火纯青了,可视为林氏书法代表作。林长民生前已享誉书坛,可惜留存的作品太少。听说海外偶有他的遗墨印在刊物上,在大陆则几乎失传,他的旅欧日记手迹实在弥足珍贵!

林长民能文善书,知林徽因是才女,亦当知其父为才子。

第四部分附录:闲话陆小曼(1)

上世纪陆小曼的文学写作尚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评介文章《陆小曼的小说》。去秋至今春《文汇读书周报》陆续三次刊出陆小曼一批佚文、佚诗,而出版《陆小曼诗文》和《陆小曼传》也是前不多久的事,听说《图说陆小曼》的出版也已在筹划中。读书界似乎正出现小小的“陆小曼热”,关注她的人谓之陆小曼“一个迟到的春天”。前天又有友人电话相告,他在《申报》“春秋”副刊再次发现一篇陆的佚文。我当即电话里说,他发现的佚文《牡丹与绿叶》我早已知道。十年前《申报》“春秋”副刊编辑王进珊老先生曾编《申报文艺副刊编校丛录》(内部编印),其中附有“春秋”总目录。王老先生生前送我一册,当时我即按图索骥找到《牡丹与绿叶》,此文不足千字,无甚可注意内容,浏览后便罢了。经这个电话,不妨过录给对陆小曼感兴趣的读者:

望眼欲穿的刘大师画展在二十一日可以实现了,这是我们值得欣赏的一个画展。中国的画家能在同时中西画都画得好,只有刘大师一人了。他开始是只偏重西画,他的西画不但是中国人所欣赏,在欧洲也博得不少西洋画家的钦佩。我记得当年志摩还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讲欧洲画家们怎样认识与赞美大师的画呢!后来他回国后又尽心研究中国画,他私人收集了不少有名的古画,件件都精品。因为他有天赋的聪明,所以不久他就深得其中奥妙;画出来的画又古雅又浑厚,气魄逼人,自有一种说不出伟大的味儿。我是一个后学,我不敢随便批评,乱讲好坏,好在自有公论。

我只感觉到一点,就是我们大师的为人,实在是在画家之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仅是关在门内死□,他同时还有外交家与政治家的才能,他对外能做人所不敢做的,能讲人所不敢讲的。就像在南洋群岛失守时,日本人寻着他的时候,他能用很镇静的态度来对付,用他的口才战胜,讲得日本人不敢拿他随便安排。他在静默之中显出强硬,绝不软化,所以后来日本人反而对他尊敬低头。在没有办法之中只好很客气的拿飞机送他回上海;这种态度是真值得令人钦佩的。

还有他做起事来,不怕困难,不惧外来的打击,他要做就非做成不可,具有伟大的创造性。为艺术他不惜任何牺牲,像美专能有今日的成就,他不知道费了多少精神与金钱;有时还要忍受外界的非议,可是他一切都能不顾,不问,始终坚决的用他那一贯的作风来做到底;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功。最近他对国画进步得更惊人,这次的画展一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画,同时还有他太太的作品!这是最难得的事情,她虽然是久居在南洋,受过高深的西学,可是她对中国的国学是一直爱好的;尤其写字,她每天早晨一定要写几篇字之后才做别的事情。所以她的字写得很有功夫,秀丽而古朴,有男子气魄,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时海粟画了得意的好画再加上太太一篇长题,真是牡丹与绿叶更显得精彩。我是不敢多讲,不过听得他夫妇有此盛事,所以糊乱的涂几句来预祝他们,并告海上爱好艺术的同志们,不要错过了机会!

我还在电话里对友人说,有些研究人员归陆小曼为作家之列,未必妥当。陆小曼仅名媛而已,算不得作家的。她的文学作品实在太少,不过几篇散文,一首新诗,一个短篇小说,半部剧本。她的一些书信、日记,尽可当作品来读,毕竟不是作品。虽说半部《红楼梦》成就了一位文豪,那毕竟是八十回的半部。如果只有八回呢?当然更在于《红楼梦》的影响,陆小曼诗文影响何在?她的散文数量略多,却几乎篇篇只写徐志摩,确如她的《中秋夜感》起笔所言:“并不是我一提笔就离不开志摩,就是手里的笔也不等我想就抢先着往下溜了。”以亲属个人而言,她写得至伤至痛,诚然动人,若论之于作家,这些散文似离社会过远,作家毕竟属社会的。既然陆小曼难以称作家,则发现的她几遭湮没的诗文,便无所谓“佚”与不“佚”了。

陆小曼是名媛,作为名媛,况且还和一些历史人物发生过或深或浅的关系,读者自然有了兴趣,乃至有人为她立传。立传亦不无意义。柴草先生花了一番精力著成《陆小曼传》,为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位名媛提供了文本,尤其于改正观众仅由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得来的片面印象大有益处。然而此传留下一些我难以缄默的遗憾。著者看到陆小曼手录于纪念册的一首七言律诗随即断定,“是现在发现的她写作时间最早的诗”(传152页)。这判断未免令人瞠目,诗其实是曹雪芹为林黛玉写的,用在小说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诗也不算生僻,喜欢《红楼梦》的读者大抵会有印象:“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陆小曼并在诗后书有注跋:“昨阅《红楼梦》,见黛玉咏白海棠诗,其冷清之气好似其平日之为人,阅之令人神往。寒夜无事,录此消闲。庚午晚冷香人志。”陆传著者何以粗疏如此?大概求陆小曼作品心切,只顾欣喜未及细察吧。

《陆小曼传》在选用素材方面也有可讨论之处。譬如传及陆小曼与胡适关系,是传里很见卖点的内容,但有些记述很是欠妥。传记采用了两则他人回忆,其一:

至于在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恋爱过程中,有一件事倒是不妨在此提一笔,但我首先要声明,这条遗闻并非直接得自陆小曼本人,而是听翁瑞午讲的,其翔实性我就不敢保证了。据翁说,先是胡适之对陆小曼很有好感,但慑于发妻,不敢有所作为,故一力怂恿好友徐志摩追求之,使陆成为好友之妻,便可以时时盘桓相叙。翁瑞午言之凿凿,说是徐志摩亲口对他如此讲的,我仍不敢信其必有。要不是翁告诉我此事时陆本人也在座,我是根本不会把此事附记于此的。(王亦令《忆陆小曼》)

第四部分附录:闲话陆小曼(2)

据陆小曼坦白云:适之夫人为一老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亲者,他对小曼颇有野心,以志摩老友也,故无从下手,他之力促志摩安慰林氏,存心搞成梁林离婚,俾志摩与小曼分手,他可遗弃糟糠之妻,而追求小曼。至志摩死后,胡曾亲慰小曼云:不必靠徐父之三百元,以后一切他可负“全责”云云。(陈巨来《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

前一则作者一再声明:“其翔实性我就不敢保证”、“我仍不敢信其必有”。声明归声明,无稽的传闻还是记载下来了,以讹传讹。后一则虽说得煞有介事,却毫无佐证实据。此公人已作古而不断有“安持人物琐忆”的系列遗文刊布,且时出惊人之语,说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与公爹徐申如“有苟且不端行为”即是。若要信以此类传闻,则必须详加考证,就有人写成考订文章《沉默的共谋》,否则不宜轻率采信。此公说胡适在徐志摩死后“亲慰小曼”的话完全背离事实,有那时陆小曼致胡适几封信为证。徐志摩一死陆小曼即警觉到经济危机问题,立刻向胡适求援,希望胡适南来促成徐志摩父亲给她生活保障。可是胡适态度消极,因此陆小曼信里写道:“我只盼你能早日来,文伯说你今天来信又有不管之意,我想你一定不能如斯的忍心,你爱志摩,你能忍心不管我么?”如此苦苦哀求,胡适仍漫不经心,所以陆小曼后一封信开头便说,“盼了多日昨天才接来函”,并恳求,“老太爷处等你来决定,盼你最后一次与我稍为买(卖)一点力气”。徐志摩父亲勉强应允她生活经费,但限定每月二十日取钱。陆想用钱方便,再致信胡适请斡旋改为支票,以便随时取用。那一阵陆小曼给胡适写信,除表达丧夫之痛外,求经济支持是主要内容。或许后者更为主要,因系眼前所急需,亦人之常情。陆小曼还在信里向胡适借钱,不过有点羞羞答答:“我是到无法可想的时候才说此话的,向人借钱的事我是最做不出来的。”(上述陆小曼信均见影印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面对这样的确凿材料,谁还轻信陈巨来的信“笔”开河呢?连陆传著者自己都不得不说,“我不敢肯定这两段记录的真实性,尤其是第二段”。匪夷所思的是,陆传接着竟写道:“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胡适在徐陆之间扮演的角色颇耐人寻味。”(传114页)传的下文进而认可了胡适对陆小曼的“野心”,据此而阐述其他事情。这般采用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材料写传,显然有失谨严。此桩不实流言,对陆小曼事小,反正未成事实,但于胡适则未同小可,关系着他的人格。“他对小曼颇有野心,以志摩老友也,故无从下手,他之力促志摩安慰林氏,存心搞成梁林离婚,俾志摩与小曼分手,他可遗弃糟糠之妻,而追求小曼。”看传里的胡适活脱一个色鬼兼阴谋家形象。幸好胡适早已长眠九泉,不然,他还健在大陆的话,难免不起一场轰动媒体的官司。

为人物立传,真实乃第一要义,取材自宜审慎。如果不仅真实,而且能予读者启示,这传记便是锦上添花了。就说陆小曼,一个聪明绝顶、多才多艺的女性,然而也是一个未尽其才、令人抱憾的人物。她写一笔好字并未成书法高手;演整场《三堂会审》并未成氍毹名优;娴熟外文并未成翻译行家;涉猎文学创作,纵然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各类体裁均有尝试,并未给文坛什么建树。惟绘画稍见成绩,然而,以她的天份和师承,加之相当文化素养所具创作潜能,可望于现代画史耀眼一时。最终却不过尔尔,似还不及女作家凌叔华的绘画成就。究其原因怕不仅仅是“病躯”二字得以推托的。徐志摩即埋怨过她:“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又正色规劝过她:“小曼聪明有余,毅力不足。此虽一般批评,但亦有实情。此后务须做到一(毅)字,拙夫不才,期相共勉。画快寄来,先睹为快。”(均见徐志摩致陆小曼信)胡适曾为陆小曼的大幅山水作品题一首打油诗:“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拼得死工夫,自成真意趣。”陆小曼学画之初的1931年就作此逆耳忠告,看来胡适是很了解她的。“闭门”就“不得画”,不幸而言中。日后陆小曼曾经多次立志发奋,朋友们尤为殷切期望,结果还是她本人止于闭门,旁人止于期望。为陆小曼立传,如果能就此深入发掘材料,再加以透彻分析,必能引出人生真谛,启示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此传必上品。愿读到柴草先生臻于完美的《陆小曼传》修订本。

第四部分后记

我最初接触林徽因在1990年,林徽因文学作品才出了薄薄一册的《林徽因诗集》,很少读者接触过。然而凡读了她的诗歌往往就成“林迷”,北大图书馆借书处一位年轻女出纳员即是,我每次借书她都特别殷勤。除了“林迷”,知道林徽因名字的人则寥寥,包括一些同行学者。那时我以访问学者身份随严家炎先生进修,进修总得找个课题,家炎先生说,可以写写林徽因。写写而已,我不知深浅,竟轻率定了个“林徽因传”。钻一年民国时期书报,关于林徽因的史料极为稀少而且零碎,搜集起来如大海捞针,无奈只写了几篇文章,距传记差得很远。我才明白,搜集林徽因资料是急不得的慢活儿,需从长计议。于是在书海里见其他有兴趣的材料便顺手捎带,结果那一阵我写凌叔华、陈衡哲的文章倒很有几篇。不过始终没有放弃对林徽因的关注,蚂蚁啃骨头地几年下来,积累的资料已相当可观。而报刊关于林徽因的文字因徐志摩热也渐渐多了,乃至近乎泛滥。其中有价值的文字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是二手转抄,有的是三四手了,乃至转手更多,无稽传闻如缕不绝。我又碰上另一种无奈,不得不耗去许多时间过目这些次次重复的文字。不敢不读,万一它藏着新发现呢。后来则不只是重复,而且时时夹着子虚乌有或以讹传讹的谬误,于读者,于才女均造成损害。为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就成了本书前一半的内容。

但写传的使命并未忘却。随着研究深入,我又明白,真正再现林徽因形象谈何容易。去年韩石山先生说过一段话:

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和她有密切的关系,她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不光是形象,她的出身,经历,品行,学问,都让他们心仪。雕成石像,就是维纳斯了。去年有一家出版社曾约我写她的传记,已答应了,看的资料越多,越是气馁,我知道我不配。现在出的几本传记都看了,没有一本真正写出了她的风采。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人物,还是谁也别写了,只把它的材料收集起来出本书,让人们去看吧。

韩先生是传记高手,且以自视甚高著称文坛,他尚且如此说,我自然更加气馁了。受他最后一句话的激励,先在过去拙编《林徽因年表》基础上匆匆整理出这份“年谱”。整理时材料的取舍略有点犹豫,怕引录过多,读者是厌烦冗长而枯燥的流水账的!不过照韩先生的主意,似又文抄公做得远不到家,舍弃了许多有意味的材料,很是惋惜。韩先生不主张写林传的话未可认真,他是渲染林传之难写吧,我仍愿以余生努力之。几年前也有沪上某家出版社热情约写林传,我说,这传,不仅要真实再现才女风采,而且要显示她作为那一代知识女性的普遍意义,不然宁可阙如。编辑听此话热情顿失殆尽,她想的是故事性、可读性,背后还想的什么不难意会。可是,我既不肯流俗,又志大才疏,林传至今未得开笔。私下自省,写一部我心目中的林传,或许是终生不遂的心愿。为此,衷心希望有志于此者捷足先登。

“年谱”系原南通师范学院今南通大学的科研项目,在此说明。

书内讨论、批评对象甚多,按我心意,最好对象的文章一一附录于后,以便读者兼听。实在难与作者联系;不联系则怕侵犯了著作权,只好从略。惟陈子善先生大作例外,子善先生是相熟的朋友,不至于跟朋友打官司;何况他的文章决非硬伤或谬说,有据有识,我们之间仅仁智之别,万不能屈他做缺席被告的。

附录了两篇议论陆小曼的文章,附录理由有点牵强,无非林、陆之间有徐志摩这条纽带。再牵强说一句,意在陪衬,了解陆小曼当有助认识林徽因的。

今年6月是林徽因百年诞辰,没赶上出版此书,甚憾!计划在年底或年初面世,肯定赶上了明年4月林徽因忌日五十周年,尚存一丝欣慰。而无法欣慰的是,萧乾老人不能看到它了。我研究林徽因起步伊始即得到老人多方关心,或当面赐教,或借阅资料,谆谆之心感人至极。有一回登门归还他珍藏多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原刊,也顺便请益。到宅前见门上有体弱多病请勿打扰的字帖,才想到是临时路过没有预约,很歉意地把报纸递给开门的萧老夫人即告退下楼。不料萧老让夫人追下楼来,我落座他又解释:“那字帖不是对你的。”一脸常见的笑容,夹着亲昵而不无自得的狡黠,像个老小孩。那回聊得时间竟最久。

陈学勇

2004年8月

第一部分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1)

关于林徽因与徐志摩“恋情”的捕风捉影文字时时见于报刊,并且以讹传讹,误入多种林、徐传记,有的说法荒唐至极,如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曾载文说:“林徽因魅力之大,实在令人无法思议,徐志摩因她而死,金岳霖因她不娶,毛泽东因她革命……”(见该刊55卷2期中陈之藩文《大家写林徽因作一专书》)近来海峡两岸播映的徐志摩爱情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更将林、徐的故事编造得大失史实,引起林徽因亲属梁从诫责问:“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对这些创作色彩很浓的笔墨或镜头,研究者本可一笑了之,而日前陈子善先生又诘问梁从诫:“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见今年6月1日《文艺报》“艺术周刊”头版)并坐实了“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这段令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子善先生是著名学者、现代文学史料专家,他的文章又刊于全国性的大报,其影响可想而知。连日来不断有人以子善先生文章向我质疑,他们知道我在好几年前就著文辨说林徽因并未爱过徐志摩。友人建议,与其一遍遍对质疑者解说,不如再作文公开论辩,也借以与子善先生切磋。子善先生于我的研究素来支持不少,去冬莅临我院讲学给学生教益多多,我除了跟着受益,又得相聚之乐。那日特意驱车往依山临江的梅林春晓饭庄聊尽地主之谊,不巧饭庄正停业修缮,我们凭栏空眺了一阵江面遗憾而去。何日得与子善先生坐“梅林春晓”品茗小酌,至今成了我一件心事。我们过从如此,但它不应妨碍我表达学术上与子善先生的不同意见。子善先生虽身材瘦长,却不一定肚量就小,他的学风历来为我敬仰,惟真是求也。下述不妥处,乞子善先生坦率指教。

徐志摩狂热追求林徽因,前后十年中大体有三回。第一回是1920年冬1924年林徽因、徐志摩陪同来华

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伦敦一见钟情;第二回是1924年春因共同接待泰戈尔访华,徐旧情复萌,不可抑止;第三回是1931年夏探视养病香山的林徽因,激发林徽因文学创作。第二回遭林徽因谢绝已众所周知,第三回不为人知,仅外界流传无以为信的谣言,而徐自己则非常克制。需辨析的主要是第一回。

说林徽因对徐志摩也有恋情,始作俑者乃陈从周所撰《徐志摩年谱》,年谱1922年系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有文:“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然而“年谱”并未举证材料,以后的袭用此说的众多文章、著述也均无徐林相恋的确凿材料。有的传记描写徐、林相恋情状绘声绘色,不过沿“年谱”的无据之说加以演义耳。子善先生持“相恋”看法,同样是以“年谱”为主要依据,难免有沙地筑塔之忧。陈从周的“年谱”予徐志摩生平研究有始创之功,但毕竟成书早在1949年,所据资料有限,加之陈从周非专门研究文学,因此已有人指出“年谱”错讹不少。就我所知,关于林徽因的内容大多失实。如误林徽因女儿梁再冰乳名“宝宝”为林的乳名,港台有关书籍多本此照抄,错讹甚广。再如徐、林初次相识谱为1921年,亦误,年前已会面,而且徐有了追求表示。又如述1927年二十六岁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尤大谬,林徽因婚期当是1928年,当时林仅二十四岁。子善先生对“年谱”置信无疑地说:“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对徐的生平和家庭了解甚详,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同时他却怀疑梁从诫的说法:“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林徽因病逝那年梁从诫已二十二岁,徐志摩罹难时陈从周才十四岁(见陈从周文《记徐志摩》),一个是朝夕相处的儿子,一个是远居两地的表弟,该更加相信哪一位呢?我宁愿选择梁从诫。梁说:“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见梁从诫文《倏忽人间四月天》,载于《林徽因文集》)

如果说作为儿子可能为乃母有所避讳,所言不足全信的话,那么再听听其他无需讳言的知情人如何说。十年前我访问过几位当时尚健在的老人,都曾问及徐林“恋情”。与徐、林都很熟识的陈岱荪说:“徐志摩与林徽因在伦敦恋爱也不可信,那时林徽因才十六七岁。徐志摩这人很糊涂,有一次请客,只一桌人,客人都到了,他没想到坐下一看,全是女性。徐志摩与林徽因恋爱,林长民也不会同意。”(1991年5月20日访问,有作家奚学瑶同访)另一位是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20世纪20年代她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有时从费城到纽约,因陈植和梁思成的亲密关系,她多借住陈意宿舍。陈问过她和徐的关系,林徽因明朗否认“恋情”,并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林还说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又说还劝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1991年5月22日访问)。这两则材料均录自采访笔记,而第三则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那是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中的记述。文洁若和萧乾同去看望冰心,也问及徐、林“恋情”,冰心断然回答:“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见1992年第1期《随笔》杂志)这几位的话属即兴答问,仅仅片言只语,而林徽因莫逆之交费慰梅(Wilma Fairbank)的话是说得够详尽了,她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中写道:

在多年以后听她(按,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

第一部分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2)

何其明确透彻:徐编织幻想,林没有同等的反应!据我所知,林徽因同辈人中惟有凌叔华晚年的说法略显偏差,她这么回忆:“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地坦白告诉我多次了。”(见赵家璧《谈徐志摩遗文》,载1983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季刊)我所谓“偏差”,指凌的表述易致误解,似乎林是与徐相恋了,但仔细辨析,主语是徐志摩,语意只是说徐恋林,至于林是否恋徐,未加确认。略可参阅华裔女作家木令耆记述凌的一次有关谈话:“然后她(按,指凌叔华)叙述了一下徐志摩生前死后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关于徐志摩与梁思成、林徽音的友谊……徐志摩是这对夫妇的密友,为了林徽音在北京的一次演讲,徐志摩赶上飞机从上海飞去,不幸途中飞机失事。”(见木令耆文《菊访》,载《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凌叔华两次道及徐林关系,用词是“友谊”、“密友”,无涉爱情。不妨说明一下,凌叔华为存有徐志摩日记的“八宝箱”纠纷几乎与林徽因绝交,乃至还迁怒于她认为袒护林的胡适。若林徽因对徐确有过恋情,凌多半不会为林避讳的。

以上都是林、徐同代人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忆,较之这些回忆,林长民在刚发生徐志摩爱情表白时致徐的一封短函自然更靠近史实。林长民函写于1920年底,虽短却颇具说明问题的权威性和雄辩性。此录短函全文: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按,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此函措词委婉,而坚决谢绝求爱的态度是显然的。推想林徽因已当面拒绝了徐志摩求爱,大概用语生硬失当,故函中解释她毫无嘲笑之意。可见应该是一方落花有情,一方流水无意。星期天的见面,必有一番诱人遐想的详谈。林长民特意约博生夫妇在座,当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既有个旁证,又可设防感情激烈时有人周旋。至于“友谊长葆”,足见出林长民绅士风度。徐志摩也是绅士,所以才有后来果然是长葆的友谊。徐志摩在伦敦这一回的追求或许即到此为止了,此后徐与林长民戏扮“情人”,互通“情书”,恰好反证了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一幕的结束。不然,一面与女儿恋爱,一面与其父玩此种游戏,实在非常情所能理解。林长民所以及时扼止诗人的烈情,原因固然不一,如林的幼小,徐的有妇,而最为主要的则是已与梁启超有儿女婚约。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记述:“他(按,指梁启超)明确地告诉当时才十八岁的思成和十五岁的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他们自己作决定。”(见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另有说法,两人婚约在林氏父女欧游归国之后。两说均无确证,然而有一材料可佐前一说。林长民刚一回国,即有福建同乡陈石遗赠诗记婚约:

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

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

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

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

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按赠诗推断,林长民择梁思成为婚的念头至迟已生于欧游之际。

欲确认林徽因对徐志摩有过恋情,既然找不到可证的确凿材料,那么希冀借助阐发林氏文学作品便是自然的事,子善先生正是由这个思路提到了林徽因的几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那一晚》、《情愿》、《仍然》、《别丢掉》及小说《窘》。林徽因和徐志摩都深受英国文学熏陶,林的这些诗歌难免英国诗歌传统影响。英国爱情题材诗往往将爱情作为社会现象予以抽象地吟咏,未必实指诗人生活中的具体情事。当然,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中常含有爱情本事的,但又与外国诗指名献给某女士的不同,多隐晦得很。索求其本事谈何容易,有的恰如江南民俗农历七月初七看巧云,想它什么就像什么,或老虎或黄狗,均因观者而异。林徽因这几首诗大体亦如此(徐志摩不少爱情诗何尝不是如此),我与子善先生在读解上便不大一样。譬如他举例的第一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他认定“就像是回应徐志摩《月下听琴》似的”,若要这般坐实,我看这“回应”的内容倒是明白无误地婉谢了徐的追求,请读诗第三节:“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第二首《那一晚》也分明地吟道:“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仍然》一首则写:“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的在说话,/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沉静/永远守住我的魂灵。”这些诗句情绪与我前面所述林徽因态度相当吻合。这几首诗大体属林徽因首批公开发表的诗作,又是发表在徐志摩编辑的刊物上,况且正当关于徐对林旧情复萌的谣言四起,陆小曼醋意浓浓之时。若当真是林徽因对徐诗的唱和、回应,那么置陆小曼不顾?置梁思成何地?林徽因还未无所顾忌到这个程度。小说是叙事文体,求其本事可以比诗歌具体,子善先生更以林徽因小说处女作《窘》“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小说描述中年男子钟情朋友的女儿芝,酷似徐志摩、林长民、林徽因三人的关系。有论者视《窘》为林徽因隐秘心迹的表露,其实这心迹并非如子善先生所期待的。小说通篇写维杉爱而不得的窘态,芝的一派天真纯朴,始终没有回应维杉的暗示与挑逗,结尾男主人公只得乘南下的火车逃之夭夭。一定要证明的话,岂不还是证明林徽因对徐志摩没有什么情感回应吗?

第一部分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3)

否定林徽因与徐志摩存在恋情,直接有力的材料是林徽因几封有涉此事的信函,梁从诫便亮出了林致胡适的两封。子善先生读后却说“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问道:“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痛苦,我也不悔的’?”梁从诫和子善先生究竟谁的读解更近于史实,大家一起再来参看林徽因写于1932年元月1日(《林徽因文集》订为1931年元月1日,实误,详见拙文《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原刊1999年第12期《博览群书》,收入本书)这封信的有关部分。恕我不避冗长,引得较多:

关于我想看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林徽因寻真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你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信是明朗的,对一位可信赖者内心倾诉,也是可信的。胡适了然一切,林徽因想在他面前掩饰什么也不可能。子善先生的疑问在信中皆有交代。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一,林想看日记不过是出于好奇,即使不排斥她借日记回味那段岁月,也并不非是爱情不可。只要岁月成为过去,人生可回味的很多。其二,林气得通宵不睡,是没料到原是朋友的凌叔华出尔反尔,一再刁难,她委实感到委屈。详见同日写的另一封信。其三,过往的“曲折”与“不幸”,用词不轻。但徐几次三番地追求,林每次都难以应诺,徐转而与陆小曼成婚而不能和谐,乃至徐因赶赴她的演讲而坠机夭折。痛失挚友,如许种种,林回顾起来,说成“曲折”、“不幸”本不为太过。只要不拘泥这类用词,通读全信,林表述她与徐的关系还算谨慎恰当的。说“被人恋爱”、“另一个爱我的人”,其意正是否认我有爱,最后终于说了“我不够爱他”、“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她曾坦诚相告徐志摩,并得到徐的认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林徽因面对徐追求她的态度还不明白无误吗?

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纵然林对徐没回应爱情,但她一直以知音、挚友与之相处,此已众所周知。再说,毕竟徐真挚狂热的追求是动人的,林虽无回应,却不是心无感动。因此徐志摩夭亡引起她的伤痛超出众多友人,在不致误解的朋友间一再作坦然的表达。1932年6月14日致胡适函说:“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此函《林徽因文集》失收,函见拙文《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林徽因本是个爽朗坦荡的女性,甚至徐志摩在世时她也写过这样的话:“适之先生,我祝你一切如意快乐和健康。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候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的,算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1927年2月15日致胡适函,见《林徽因文集》。“文集”误订日期为3月15日。最后一句有脱字,此据影印件补全)徐志摩逝世,她不仅在私人信函中坦露哀情,而且很快发表了情文并茂的长文《悼志摩》,四年后再度发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于众目睽睽,更见其坦荡胸襟。她嘱梁思成拣回一片飞机残骸,悬挂于卧室直至自己病逝。可叹在某些人思维中,此举反倒成为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铁证,是否过于拘泥国人的情理习俗了,林徽因非俗人可喻。

我的考辨结束前愿再提供一则难得的材料,乃抗战期间林徽因致沈从文信中关于她伦敦岁月的一段回忆: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十六岁的女孩期盼着爱情,这可能是仅存的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生活的描述。可能子善先生没有留意这则材料,否则他会用来证明林徽因对徐志摩求爱的回应。我的看法,这段材料于考辨林是否爱徐而言恰恰作了反证,比她期盼爱更为关键的是没有发生过爱。它明确排除了徐是她的“男朋友”(按,当作有情人解),排除了徐是“浪漫的人”。这里浪漫已不是某人客观所具的气质,而是女孩心目中的主观印象,即常言的白马王子。林徽因旅英期间,由于读书不能随父往欧洲大陆留下的记载是两次:1920年10月,徐求爱之前;1921年6月,徐求爱之后。林徽因信若指第一次,其时徐尚未追林,或者正借林长民远行之机乘虚而追,随即发生电视剧渲染的一幕。然而林长民1920年12月1日致徐短函作过否定。若指第二次,林徽因此信表白得明明白白,无需赘言。

第一部分附: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

陈子善台湾和大陆合拍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播出之后,文化界反应不一,有褒有贬,本属正常。但读了梁从诫先生批评《人间四月天》的答问之后,不胜惊讶,感到有与梁先生商榷的必要。

如果记者的记录无误,梁先生是这样评价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关系的:“据我所知,林从来没有说过爱徐,林对徐很好,很关心爱护,很亲密,很敬爱,但并不属于恋人之间的爱。”梁先生还反问:“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梁先生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却疑窦顿生。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这段令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是传为美谈的。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尽管徐林之间的通信仅有二封幸存于世,但根据现存史料,还是不难梳理两人之间的情感历程。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时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决心“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而林徽因虽然与徐志摩相差七岁(其实,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年龄差距),同样也爱上了徐志摩。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记云:“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指与张幼仪离异——笔者注),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对徐的生平和家庭了解甚详,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后来多种徐志摩传记也都沿用了这一说法。梁先生在1985年初稿、1991年改定的《倏忽人间四月天》中,一方面否认徐林之间谈过恋爱,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如果徐林从未谈过恋爱,从未牵过手,又何来“分手”?

徐林之间的恋情,更可以从他们的作品,即从内证资料求得进一步的证明。徐志摩的《月下待杜鹃不来》、《月夜听琴》、《一个祈祷》、《明星与夜蛾》、《拿回吧,劳驾,先生》、《在病中》、《你去》等动人的诗篇都是写给林徽因的,就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又何尝没有林徽因的倩影投射在内?这些想必读者已比较熟悉,可不必多谈。在林徽因这方面,情况要复杂一些。但根据她自己所提出的“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瞭,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的观点,我想还是可以从她的小说和诗歌来探讨她的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的。短篇小说《窘》写维杉对比他小十七岁的少女芝的特别的感情,芝不但没有反感,反而乐于接受,从中不是大可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吗?至于林徽因的诗固然委婉含蓄,但只要细加分析,仍可从中把握她对徐志摩的深情。《深夜里听到乐声》就像是回应徐志摩《月夜听琴》似的,《那一晚》、《情愿》和《仍然》等诗都是怀念一段旧日恋情,凄婉悲凉,显然不可能记写她与梁思成之间的情愫,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与徐志摩有关。还有那首有名的《别丢掉》,许多论者早就指出这是林在徐逝世之后追悼自己对徐的爱情,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就涉及对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诗的理解了。此诗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学文》创刊号,距徐志摩逝世三年,梁从诫先生出生二年。梁先生称父亲梁思成告诉他,此诗作于1933年,是母亲专为他而作,与徐志摩无关,从而判定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把题目都弄错了。且不说此诗是否确切地作于1933年尚可质疑,因为林徽因有不少诗是作出数年以后才发表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此诗真的如梁先生所说是林徽因专为他而作,电视剧编者借用来比喻徐志摩对三位女性的感情,又有何不可?林徽因逝世之后,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作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曾为梁先生所引用,这后一句不也是借用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来极赞林徽因吗?总不能说金岳霖也曲解了林徽因的诗意吧。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我看来,这个题目的借用却是难得的神来之笔。

林徽因在徐志摩不幸遇难之后写给胡适的信,是梁先生否定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重要依据,但我细读了已经收入《林徽因文集》的林徽因1931年5月1日和1932年元旦致胡适的两封信后,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诚然,由于她之与梁思成结合,而且他们之间志同道合,所以她不可能再旧情复燃,接受徐志摩的可能的新的追求,她要“对得起”丈夫和儿子,她要“爱我现在的家”,但这决不意味着她与徐志摩之间没有旧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的两句诗也许可以拿来作个注解。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既属于“私人空间”又存乎“公共空间”,因为这关系到现代文学史的某些重要史实,也关系到对他们许多重要作品的诠释。事实上,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关注两人之间的恋情对他们创作的深刻影响并不断地加以研究。承认林徽因也爱过徐志摩,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与梁思成爱情的肯定,也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情操与才华的肯定。前辈的情感纠葛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聚焦,是那个时代的人对自由恋爱、真挚爱情和理想婚姻的追求。作为后人,正视并承认前辈之间发生过的爱情纠葛,其实是对前辈道德和情感的理解和尊重,不知梁从诫先生以为然否?

第一部分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1)

王炳根先生读了我的《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刊于《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3期),商榷林徽因与冰心关系问题。王先生文风甚佳,不似当下有些谈论林徽因的人,捕风捉影,信口胡说,乃面对史实,依据材料,条分缕析。王先生文章在不很熟悉两位才女的读者读来是颇具说服力的,我的朋友中就有两位几乎被说服了。然而,王先生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知其前而未知其后,只取当事人言而舍旁观者证,只认其可能如此而忽略其未必如此,所以我未被说服,看法依旧。

先得说明,其实我的文章只谈林徽因,并未涉及冰心,更未将她俩说成是“仇敌”,全文根本没有出现过冰心名字,只是泛泛地认可了“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有涉冰心是李健吾生前的文章《林徽因》,拙文引录而已,其中相关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我记起她(按,指林徽因)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仇敌”一词即出于此,我至多在引录过后阐发感想时说了一句:“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部把她当做仇敌。”这么说的口气,显然对李健吾作家式的夸张表达,存有我的一点保留,我的文章里别处表述,一律避用“仇敌”的说法。王炳根先生也从拙文转录了李健吾这段文字,他又紧抓住这段文字为商榷的主题。不知王先生出于何种考虑,他在引文前后,自己的行文相当模糊。加之他的文章以我为商榷对象,标题更以“仇敌”来醒目,于是读者极易把李健吾的这番话当成我所言。就有朋友来质疑,问我如何知道林徽因送醋给冰心。我先以为这是王先生粗心,“李”冠“陈”戴。可细读王先生文章才发现他不错,误读的是读者,读者误读系由王先生行文模糊所致。似乎还是有意的模糊,莫非王先生觉得不便与已故的李健吾争论,转而移花接木,拿我替作靶子吧?倒也无妨,反正王炳根先生把林徽因与冰心关系描述得那样友好情深,本来我就持不同看法。

王先生为证明他说的“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所列材料甚多,现逐一予以讨论。

首先是王先生所谓的“三重背景”材料:“一重是林徽因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还述及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是林徽因的叔父(按,当为堂叔),林觉民牺牲后,是冰心祖父买了林觉民家房产。“另一重是她们两位的丈夫是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按,指梁思成和吴文藻,曾同住一间寝室,严格古义上的同窗)并述及两对青年留美时聚餐情景。“第三重是,冰心对梁启超非常敬重。”并述及梁启超书赠冰心对联,此联随了冰心一生。王先生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这结论下得似乎略嫌匆忙,所列材料仅“背景”而已,难以独立地直接作证。同乡、同学以至与林徽因某亲属友善,此类种种,只能表明两位女作家“并未结怨”的可能性,却并非因此绝对不能“结怨”。同乡、同学,固然有了亲密的理由,由亲密接触而碰撞的也可能多,甚至发展到反目成仇,这可能性也难说绝对不会存在。同样,与某人友善因而爱屋及乌,当属人之常情,可常情亦并非规律,不是人人非得如此。虽欲循常情,但因了种种缘故,爱屋而不去及乌,或想及乌而不得,这可能也是有的。我想这样的事例无需举述。王先生以“应为朋友”表述,“应为”两字正道出它们仅仅含有可能性。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性,关键在于直接说明问题的材料是否确凿有力。

王先生以为确凿有力的材料是这两条:其一,“有一张冰心与林徽因摄于绮色佳的照片,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的围裙,手握切刀,正在理菜,而林徽因蹲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大概可以说是她们作为友情的记录吧”。其二,1987年冰心写《入世才人灿若花》,列举五四至今众多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在文章中用了很赞美很友好的文字专门写到林徽因:‘1925年我在(美国的——按,王先生引文脱漏)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这段文字,我想大概说清楚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了吧”。王先生指的照片我也看到过(见《冰心全集》第2卷插页),估计是两人初见面的留影。说她俩情态怎么亲密倒未必,不过是一般的青年聚会场景。即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她俩曾有过亲密的往日,难保永远地亲密下去。闹得永不见面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往日不也亲密过吗?林徽因和冰心“结怨”的公开化,正是留影以后几年的事情。王先生说的冰心文章我也读过,仔细咀嚼冰心口吻,那赞美很有分寸,仅限于林徽因的美貌和文才,并不包含人际关系。如果说含有人际关系,则止于客观冷静的交代:我的——男朋友的——好友的——未婚妻,如此而已。文章里介绍其他女作家,有的却是溢满情感。为什么不能干脆不提林徽因呢?不行。此文应《人民日报·海外版》而写,面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读者,冰心不能不顾及林徽因在文坛、在美国已有的影响。何况文章列举女作家多达数十位,岂能偏偏作鸵鸟无视林徽因。别人行,雍容大度的冰心不行,她决不有失“绅士”之风。面上不得不如此,私下就不一定了。我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我满心希冀得悉珍贵史料,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不久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第一部分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2)

这就要说到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诚如王先生文章言,它是两位女作家“结怨”的“主要的事实与证据”,自然王先生为此很下了力气辩解,其撒手锏是冰心关于这篇作品的自白:“《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此话是九十二岁的冰心对两位来访者说的,现存有记录文稿。王先生说明:访问记录有关《太太的客厅》一段前,“冰心在审定时写上了‘以下可以不用’,尤其在‘林徽因’与‘陆小曼’名字上有重重的删除符号,并嘱‘不得使用’”。既是撒手锏,岂能不用?王先生似乎说得在理:“为了消除讹传与误解,为今人也是为后人认识与研究冰心,我在这里有违冰心先前之意,将本来不得使用的文字发表出来。”王先生一番苦心却无济于事,本不存在讹传和误解,所谓消除即无用之功。研究作家,作家自白固然是无可替代的重要材料,但它也需经过分析,确认其可信程度或考察其失信原因,自白才能显示其价值。惟自白是听,哪有这么省力的研究。冰心写过一篇纪念胡适百年诞辰文章《回忆中的胡适先生》(刊于《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文章写道:“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记得当时我读到此处,随即从书橱里抽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各载一封她致胡适的信。信的内容足以见出,不仅冰心与胡适有着个人接触,而且两人全家都有往来。可见因往事久远记忆有误,这自白不大可靠。所以,王先生断言,“《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六十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的了”。王先生对“出于作者本人”的话缺乏应有的审慎。冰心还坦言,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很多人知道,萧乾和冰心情似手足,王先生又说明,“萧乾是常常出入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的人”(这句话很不利于王先生立论,他秉笔直书的诚实态度实在可佩),因而当当事人冰心和旁观者萧乾各执一词时,我当然是更愿意相信旁观者的。尽管如此,我的最后论断仍立足于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本身。本来小说是虚构的作品,不应与现实生活中人物对号。不过,依据生活原型塑造人物形象也是小说家们的常事,何况冰心已经承认“太太”在生活中确有所指,那么不妨来分析,“太太”指的应该是谁。这篇小说写在1933年,同年发表。作者置“客厅”的地点于北平,那时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文化人圈内几乎无人不知,陆小曼却远居上海,陆小曼的客厅,大概来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里的客厅绝非一类氛围。小说描绘诗人(当是徐志摩)登门,当众捧着太太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这情状,在徐志摩和陆小曼,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均不可想象。婚前不能如此公然亲昵,婚后无需如此公然亲昵。那句“一片光明的云彩”更明白不过地暗示了太太是谁,王先生该读过徐志摩的名篇《偶然》,该不会忘记那云彩的意象。

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到后代。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后来实际操持编务的丛书副主编陈子善先生希望我促成此事,我总算颇为不易地说服了梁先生,由我编选的林氏小说集(含散文)《九十九度中》才得以在丛书第二辑付梓。柯灵终于在辞世前不久闻到《九十九度中》油墨的清香,他一定感到欣慰。然而冰心在出书前半年永远闭上了眼睛,闻噩耗我一阵惆怅。原指望借出此书,为两位才女的“结怨”作一点化解,从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王炳根先生是冰心研究专家,可能还是冰心老乡,他读了拙文《林徽因与李健吾》后感到“真有些不舒服”,那么再读本文肯定格外的不舒服。这份感情不难理解。冰心作品慰藉过我寂寞童年,又滋养着我的儿辈。文革时期我曾撞见冰心清扫中国作协大楼厕所,不忍目睹。我也曾数次聆听老人教益,如坐春风。我珍藏的老人手泽、赠书、与我合影,都已化为精神财富。无疑,冰心是我最为敬爱的中国女作家,她晚年的高风亮节尤令人高山仰止。作为读者,我有过许多机会充分表达敬仰之情,然而身为学人,从事研究则是另一码事,累于情感实研究一大忌。应该情感让于理智,勇于正视史实,即使比“结怨”还要严酷的历史事实。

王先生不必敏感,公然指出“结怨”这一事实,毫不意味着原因和过错只在冰心。我的《林徽因与李健吾》已经议及林徽因那一面,但泛泛而论,又仅仅三言两语,未及说到冰心。依我印象,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郁达夫这样夸奖冰心:“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一言中的,道出冰心身上的中国传统特征。夏志清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而别具意味:“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但在旧的传统下,她可能会更有成就,更为多产。”(见《中国现代小说史》)林徽因与冰心的温和、矜持(梁实秋说冰心“对人有几分矜持”,该是指中年以前)不同,她爽朗、坦诚,常居于她那圈子中心,或可说被宠“坏”了,就不免有点儿高傲,甚至好胜。她落在冰心眼里不是太如意乃意料中事,她看冰心也就不太顺眼,为事出有因了。很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她俩对徐志摩态度的截然不同。林徽因态度无需绕舌,有兴趣读者可翻翻她的《悼志摩》、《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冰心则有她在徐志摩罹难后的话为证:“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见于梁实秋《忆冰心》。冰心说她与徐志摩从来不是朋友,此话怕与实情有点出入,至于对浪漫诗人的微词是十分鲜明的。若要评论两位女作家“结怨”的是非曲直,需另作文章,本文无暇顾及了。

第二部分林徽因与林微音

题目上的两位作家,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虽然都活跃于30年代文坛,但一个在江南,一个在北国,性也有别。男作家林微音的作品多一些,起始在《洪水》上发表作品,后来又在《语丝》上登稿,出过小说集子,写了不少散文、杂文,也发表了一些诗,还翻译作品。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江南都市,表现上不乏心理小说技法,颇见出海派文学风尚。可是,终因作品分量欠厚实,成就有限而少见经传。林徽因则是新月派的知名才女,不论诗、小说乃至散文,皆有精品,在京派作家中也曾名噪一时。可惜的是,作品太少,直到前两年才出过一本薄薄的诗集,早编辑已就的《林徽因集》,搜罗全部作品,尚不足二十万言,且迟迟未能面世。作品既少又散,再加上长期观念上的偏见,这位才女被遗忘了几十年。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部分,80年代初出的一、二、三册,收作家辞条共一千五六百人之多,却拒林徽因于门外。1985年继出第四册,再增收六七百名,林徽因才有幸纳入。近来大家渐渐意识到,林徽因实在是位不可忽略的作家,可是受资料短缺的限制,每每难以备述。严家炎先生近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凡列举的京派代表作家一一予以分析,惟林徽因的分析内容阙如,只空挂了个名字,盖缘于此吧。

我把林徽因和林微音联在一起,是因为读了杨义先生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一条引人注目的注文,注云:林徽因“1928年与梁思成结婚,归国后与朱维基、芳信创办文艺杂志《绿》……”。注文显然混淆了这男女二位。杂志《绿》是1930年初创办于上海,参加创办的是江南的林微音,每期刊有林微音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一首小诗题名《我只要你的嘴唇》。无需引述诗句,只看这题名大体可断定,此作决非诗风优雅的北方林徽因所肯为。杨义先生搅和了不相及的两位作家,所以,《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文又有一处失误:“1928年9月,刘呐鸥自日本来沪后,联络震旦大学法文班同学施蛰存、戴望舒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撰稿人还有冯雪峰、杜衡、徐霞村、姚篷子、林徽因。”此处的林徽因也应是林微音。混淆这二位的不只是杨义先生,于研究者很大方便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其作者索引同样“徽”冠“微”戴,把好几首林徽因的诗作引于林微音名下,包括林徽因那首脍炙人口的《山中一个夏夜》。

造成混淆的直接原因是两位作家名字的读音几乎相同,而字形十分相近,林徽因原名林徽音。此外可能还有个心理因素,即因林徽因资料难觅,一有所获,欣喜之中不免忘了辨析。还有,两人的作品曾发表于同一个杂志,甚至同一期刊物上,如1935年出刊的《文艺月刊》第7卷第6号,既刊登林徽因诗歌,又发表了林微音小说,这多少起了点推波助澜作用。

林徽因与林微音名字的混淆,林徽因开始登诗便发生了,排字工人时有误植,为此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季刊)曾专门更正、声明过,混淆仍难以消除。自1935年始,林徽音发表作品一律改署林徽因,以摆脱无谓的误会。

第二部分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

遭遗忘几十年的林徽因,这几年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了。然而,对这么一位旷世才女,如果仅从报刊去认识她,那么除了她出身名门、容貌出众以及徐志摩与她那份传得有点走样的感情纠葛,还能认识她多少呢?真要走近林徽因,捷径莫过于读她的作品。虽然林徽因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均有佳作,但她生前并未结集出版过,直到去世三十年之后陆续出版了几种,而今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文集》(分文学、建筑两卷)是最佳的一种。编集者梁从诫先生乃林氏之后,借亲属特有条件,这部文集不仅收集林氏作品最为全备,而且披露了林氏致友人、亲属的信函数十封,为研究林徽因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尤令人爱不释手的是附印了百余帧林氏照片,它们大多数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文集”初版一万册,三个月后又重版六千册,所受欢迎可以想见。然而“文集”的编辑也有微瑕,此仅就集中林徽因致胡适的几封信作一补正。

致胡适第二信(按“文集”编序,下同)的写信日期,不知何故编者定为1927年3月15日,核对此信影印件,所署日期为“二月十五日”。这一年2月6日,留学费城的林徽因为当地教育会邀请正在纽约访问的胡适前去讲演(见集中致胡适第一信),第二信是讲演后林向胡致谢词,又因他乡遇故知“情感激动”,信写得较长,颇多感慨。虽讲演日期原来约得较远,约在中下旬的一个周末,但胡适是短期访美,4月初即离开,他可能提前应约。信中道及演讲的“星五那天”,该是2月21日。那么演讲后几日致谢且大发感慨乃情理中事,若延迟到3月中旬反倒有点不太正常了。

“文集”中此信一处有脱文。“文集”所录是:“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核对1927年2月15日林徽因致胡适信手迹原信,应是“………但是过去的,算过去,现在不必……”,这样行文流畅多了。

致胡适第四信的写信日期编者注为“1931年农历正月1日”更是明显有误。此信内容指责凌叔华不肯交出徐志摩罹难留下的日记,而徐志摩在这一年秋才腾空西去,信只能写在西去之后。“文集”收的此信,落款日期为(民国)“二十年正月一日”,可能是写信人笔误,当为“二十一年”而漏写了“一”字,也可能原信不误,属编者误认所致(第二信即是)。第四信写信日期应是1932年元旦,与落款“二十一年元旦”的第五信系同一日。依据是第四信的开头一段:“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黑点为原信所有)。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下午的信指“文集”中致胡适第五信,全信用近三千言竭力证明凌叔华在志摩日记纠葛中“说瞎话”(第五信语),内容与这一段所言完全吻合。胡适来往书信档案中,这两封信也是连在一起编序的。第五信先写,与第四信一并付邮。胡适编序将第五信置后,是因为把第五信看作第四信“附件”(第五信末仅有日期,未署写信人名)。编者既然作为两封信收录,其编序应依书写时间互换过来。两信实同一内容,又写在同一日,却各有“适之先生”抬头,成两封的格式。所以如此,因为其各有“主题”,第五信全在申辩事实,志摩日记纠葛原委繁复,故罗列十二条,一一分头道来。最后一句“底下的事不必再讲了”,完成“主题”随即结束。林徽因是位诗人,想来她当晚太过气愤于凌叔华的“瞎说”,下午的申辩,虽事实澄清,但感情仍难平伏,或许还难以入眠。于是再予凌叔华笔伐,“主题”在于“明志”,洋洋洒洒又是一封不短的信。为此,这第四信于研究林徽因更具价值。

“文集”共收录林徽因致胡适信函六封,我知尚漏一封,补录于下。

适之先生:

上次我上山以前,你到我们家里来,不凑巧我正出去错过了,没有晤着真可惜。你大忙中跑来我们家,使我疑心到你是有什么特别事情的,可是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如果真的有事,那就请你给我个信罢。

那一天我答应了胡太太代找房子,似乎对于香山房子还有一点把握,这两天打听的结果,多半是失望,请转达。但是这不是说香山绝对没有可住的地方,租的是说没有了,可惜的却似乎还有很多。双清别墅听说已让□□夫妇暂借了,虽然是短期。

我的姑丈卓君庸的“自青榭”倒也不错,并且他是极欢迎人家借住的,如果愿意,很可以去接洽一下。去年刘子楷太太借住几星期,客人主人都高兴一场的。自青榭在玉泉山对门,虽是平地,却也别饶风趣,有池;有柳;有荷花鲜藕;有小山坡;有田陌;即是游卧佛寺、碧云寺、香山,骑驴洋车皆极方便。

谢谢送来独立周刊。听到这刊出世已久,却尚未得一见,前日那一期还是初次见面。读杨经(今)甫那篇东西颇多感触,志摩已别半载,对他的文集文稿一类的整理尚未有任何头绪,对他文字严格批评的文章也没有人认真做过一篇。国难期中大家没有心绪,沪战烈时更谈不到文章自是大原因,现在过时这么久,集中问题不容易了,奈何!

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

有时也还想说几句话,但是那些说话似乎为了它们命定的原因,绝不会诞生在语言上,虽然它们的幻灭是为了忠诚,不是为了虚伪,但是一样的我感到伤心,不可忍的苦闷。整日在悲思悲感中挣扎,是太没意思的颓废。先生你有什么通达的哲理赐给我没有?

新月的新组织听说已经正式完成,月刊在哪里印、下期预备哪一天付印,可否示知一、二。“独立”容否小文字?有篇书评只怕太长些。(关于“萧翁与爱莲戴莱通讯和戈登克雷写的他母亲的小传作对照的评论,我认为那两本东西是剧界极重要的document不能作浪漫通讯看待。)

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天气好得很,有空千万上山玩一次,包管你欢喜不觉得白跑。

徽音香山六月十四日

此信写于1932年,也许它于林徽因研究说不上多么重要,不过有几点尚可留意。其一,已经披露的林徽因致胡适信为数很少,这一封比“文集”中的几封更能见出林、胡之间过从甚密的关系。“文集”中的信,头几封写于相交未深之时,语气上不无客套,有的陷于纠纷、急于表白,感慨抒发是被动的,而这一封,自发、自然地吐露了不宜向一般人吐露的心声。林徽因对胡适高度信赖和坦诚求助意思溢于言表。其二,徐志摩去世给予林徽因情感上的震撼,见诸林徽因本人文字的不多,尽管此信所涉依然有限,但其表现的情感强度,甚至为林氏两篇悼徐文章所不及。只是语意稍嫌晦涩,或许是不便于说得过于明白,或许胡适处于我们未知的语境,一切了然,无需说得过于明白。其三,那句“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表明林徽因的爱国情怀,不仅表现于战时,而且融注于平常的学术事业中。最后,此信透露了一点信息,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徐去世之后新月社便渐趋消亡,但曾有人欲挽回颓势,又建立过新组织,筹划办新刊物,遗憾的是林徽因未道其详。不过,最后一点和林徽因关系远了。

第二部分难以置信的佚简,绝对可信的佚诗(1)

难以置信的林徽因佚简和绝对可信的佚诗

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其关系究竟如何,却众说纷纭。无疑,他俩往来的书信是揭示这种关系的捷径。可惜,必定有过的而且数量也可观的这批信函,留存极少。徐志摩致林徽因信,除了那封有名的,在火车上被恩厚之抢下来的残简,还有是年梁从诫先生披露在他所编的《林徽因文集》里一封,此外尚未有新的发现。至于林徽因致徐志摩信,至今并未见到片言只语。日前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展望之、张方晦合著)两次引述了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信,尽管这本传记用了时下流行的演义小说笔法,但由于出版者介绍,“两位作者是陆小曼的弟子”,传记是“在大量的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造,加之所引资料确多有依据,因此有人惊喜发现了新的林氏佚简。然而,读过这一封半信(第二封只引了一半)不禁生了疑窦:此信真是林徽因写的吗?此录前一封信全文:

志摩:

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盒,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我回国了,伦敦使我痛苦。我知道,您一从柏林回来就会打火车站直接来我家的。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情焰,火,会将我们两人都烧死的。

原谅我的怯弱,我还是个未成熟的少女,我不敢将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漩涡引起亲友的误解与指责、社会的喧嚣与非难,我还不具有抗争这一切的勇气和力量。

我也还不能过早的失去父亲的宠爱和那由学校和艺术带给我的安宁的生活。我降下了帆,拒绝大海的诱惑,逃避那浪涛的拍打……

我说过,看了太多的小说我已经不再惊异人生的遭遇。不过这是诳语,一个自大者的诳语。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枝条,经不住什么风雨。

我忘不了,也受不住那双眼睛。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感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我真佩服幼仪的镇定自若、从容裕如的风度,做到这一点不是件易事,我就永远也做不到。她待我那么亲切,当然不是假装的,你们走后我哭了一个通宵,多半是为了她。志摩,我理解您对真正的爱情幸福的追求,这原也无可厚非;但我恳求您理解我对幼仪悲苦的理解。她待您委实是好的,您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但获得了这种真切的情分,志摩,您已经大大的有福了。尽管幼仪不记恨于我,但是我不愿意被人理解为拆散你们的主要根源。她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了。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让那里浓荫如盖的棕榈、幽深的古宅来庇护我,庇护我这颗不安宁的心。

我不能等您回来后再作这个决定。那样,也许这个决定永远也无法作出了。我对爸爸说,我想家,想故乡,想马上回国。他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都清楚,他了解我,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同意了。正好他收到一封国内的来信,也有回国一次的意向,这样,我们就离开了这留着我的眼泪多于微笑的雾都。

我不能明智如那个摔碎瓦盆头也不回的阿拉伯人,我是女人,总免不了拖泥带水,对“过去”要投去留恋的一瞥。我留下这一封最后的紫信——紫色,这个我喜欢的哀愁、忧郁、悲剧性的颜色,就是我们生命邂逅的象征吧。

走了。可我又真地走了吗?我又真地收回了留在您生命里的一切吗?又真地奉还了您留在我生命里的一切吗?

我们还会重逢吗?还会继续残断了的梦吗?

我说不清。一切都交给那三个纺线的老婆子吧,听任她们那时那神秘的手将我们的生命之线拉扯成怎样,也许,也许……

只是,我不期待,不祈求。

徽徽

PS:这一段时期您也没有好好念书,从今您该平静下来,发愤用功,希望您早日用智慧的光芒照亮那灰暗的文坛!

此信文笔异常流畅,颇具当今某类作品的文风,拿它与20年代众多作家的文字比较,可以看出两者用语习惯上的差异。再拿它与20年代林徽因的书信比较,差异则更加明显。比如此信写道:“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情焰”、“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枝条”、“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这类顶针、排比句式,在那时的林徽因笔下不大会出现的。比这更叫人生疑的是,信中提及陈源时用了“西滢兄”的称呼。这决计不可能了,写信时林徽因才十八岁,而陈源已经二十六岁,这样的年龄差距在刚刚成年的林徽因眼中是很大的,就像她初次见到徐志摩称呼徐“叔叔”一样,几乎属于两个辈分的人了,陈源还比徐志摩大了一岁。再说,林徽因毕竟还只是个女中学生,虽难免涉入有限的社交,但称兄道弟似还嫌早了一点。尤见出破绽的是,“西滢”是陈源留学回国以后发表文章始用的笔名,在英国尚未行世。即使后来“西滢”著称于文坛,可是按社交惯例,朋友间私下往来,一般仍不直呼笔名,多以字相称,陈源字“通伯”,这可印证陈源与友人的通信,或友人书信涉及陈源处。当然,关系疏远的外人又当别论。

第二部分难以置信的佚简,绝对可信的佚诗(2)

此信内容也不大经得起与史实的核对。其一,写徐志摩送张幼仪去德国时一起到林徽因处辞行,林徽因信中说:“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据史料,张幼仪赴德时间在1921年秋,而1920年十一二月徐志摩已明确表达了对林徽因的爱意(见拙作《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中林长民致徐志摩信),林徽因对张幼仪离开伦敦的原因当然一清二楚,她完全没有必要对徐讳言,因此不可能用“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这样含糊或矫情的句子。林徽因不是个矫情的女性。其二,依此信看,林徽因所以回国,是由于张幼仪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了”,而且“想马上回国”。事实上林氏父女早在夏季的8月已经决定回国,并作好启程准备,整顿起行装,家中再接待来客,还预定了10月14日的船票(据林长民致林徽因信,影印件,未刊,存林氏后人处)。虽说林徽因回国未必不与徐志摩追求她有关,但绝对与张幼仪出走无涉。其三,信中说回国决定由林徽因提出,林长民“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切都清楚”,似乎父女间没有说破事情,只是心照不宣。其实,林长民和林徽因均性格坦诚的君子,何况父女之间亲密得如知友,彼此从来是无所避讳的。此前,林长民不仅知道徐志摩于林徽因紧追不舍,且致信徐志摩,代林徽因婉言拒绝,信上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想足下误解耳。”其四,传记记述,林徽因写此信同时创作了情诗《情愿》,低吟于回国船上。这也不确。林徽因何时开始诗歌创作,至今未见确证。但至今除了一篇译作《夜莺与玫瑰》,尚未发现林徽因早期的任何创作。她的所有作品都发表在30年代及其后,《情愿》一诗最初刊于1931年的《诗刊》,同年选入9月出版的《新月诗选》。陈梦家在诗选《序言》中写道:“渴望着更奇丽的诗篇的出现,对于林徽音初作的几首诗表示我们酷爱的欢心。”“初作”二字不是把创作时间交代得很清楚了?

看来,这一封林徽因致徐志摩函,及未录的半封,都不大可靠的,大抵属于子虚乌有的小说家言。传记中另有几封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信,均未见载于各种徐志摩全集,推想它们同样的不大可靠。时下传记小说风靡,其中史传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小说的成分则越来越多。《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几年前由黄河出版社初版,记得并无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往来书信。汉语大词典的新版丰富了进来,大约便是受了此风的熏染。

不过绝对可靠的是才发现的两首林徽因佚诗,即近日友人寄示的《孤岛》和《死是安慰》,它们为所有林氏作品集失收。这两首诗均署名林徽因,同时刊载于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1947年1月4日的“文学周刊”,此过录于下:

孤岛

遥望它是充满画意的山峰,

远立在河心里高傲的凌耸,

可怜它只是不幸的孤岛,——

天然没有埂堤,人工没搭座虹桥。

他同他的映影永为周围水的囚犯;

陆地于它,是达不到的希望!

早晚寂寞它常将小舟挽住!

风雨时节任江雾把自己隐去。

晴天它挺着小塔,玲珑独对云心;

盘盘石阶,由钟声松林中,超出安静。

特殊的轮廓它苦心孤诣做成,

漠漠大地又哪里去找一点同情?

死是安慰

个个连环,永打不开,

生是个结,又是个结!

死的实在,

一朵云彩。

一根绳索,永远牵住,

生是张风筝,难得飘远,

死是江雾,

迷茫飞去!

长条旅程,永在中途,

生是串脚步,泥般沉重,——

死是尽处

不再辛苦

一曲溪间,日夜流水,

生是种奔逝,永在离别!

死只一回,

它是安慰。

诗的感伤情绪是显然的,大约作于1945年或略前些时候。那时林徽因原本患有肺疾的身体,由于八年抗战而更加糟糕,已数年卧床不起了。1945年底一位美国医生断言她只剩下五年的生命,她形容自己“像盏快要熄的油灯”,“一眨、一闪就灭了”。她曾致信费正清说:“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甚至一度有人误传林徽因已病逝。这个时期她创作的诗歌大多流露着恶劣的心境,不止一次吟咏生与死的主题。《死是安慰》似乎是诗人不堪肉体的折磨,欲求解脱的产物,属于她此类作品里最为凄楚的一首。然而林徽因毕竟是林徽因,尽管她处于情绪的低谷,却不肯流于颓废滥调,于是取了一种似放达的表达方式,把死说成是安慰。《孤岛》的诗绪则一扫凄楚,充溢着生的眷恋。“孤岛”形象可以看作诗人自况,孤寂而守护高傲,“不幸”但依然“凌耸”,纵然生命短促,可是自我价值不容否定,明显烙有林徽因柔中见刚的性格特征。

第三部分作为小说家的林徽因

说起林徽因,人们常常把她和诗联系在一起,说她是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或者仅仅看作是诗人徐志摩所苦苦追恋的绝艳才女。这只是林徽因的一个侧面(就是这个侧面,也往往被有意无意渲染得有失真相)。林徽因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小说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的。

林徽因有很高的小说鉴赏修养,一个有力的证明是,1936年赵家璧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应约推选作品的二十人,除林徽因外都是文坛上卓有建树的名家,诸如茅盾、巴金、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等等。林徽因推选了张天翼、萧乾、罗淑三人的小说,颇具眼力。尤其是将罗淑从当时的无名之辈中拔萃出来,推选的《生人妻》这一篇小说,后来成了传世名篇,可谓慧眼识英雄。

也是1936年,《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萧乾策划编一本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小说的选集,他想到的最合适的编选人便是林徽因。不负萧乾所望,林徽因很快编出了这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入选作品三十篇。入选作者既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者,还选了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一篇《小还的悲哀》(署笔名叔文)。无论名家抑或非名家,他们的作品皆堪称《大公报》作品的上乘,包括沈夫人那篇,绝非因私人感情而充数。林徽因为选集撰写了二三千言的《题记》,她对于生活制约作家创作、作者情感应该诚实,以及短篇小说的结构技巧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这个选本很受读者欢迎,8月份初版,10月即再版。选本集中而典型地展示了那个时期一批北方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水平,至今仍是研究京派小说的重要材料,因此五十多年后上海书店再予影印出版。

那时众多的小说家里,林徽因特别赏识沈从文,认为沈从文有生活,前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夫人、

杨振声,后排为沈从文、张兆和夫妇不矫情。林徽因与沈从文有相当密切的交往。30年代初,沈从文的名篇《边城》还未问世,林徽因便看出他日后必有非凡成就。有一次沈从文去京郊香山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林徽因,随身带着一本自己的作品,原准备题赠给另一位女诗人,扉页上写着“送给诗人……”,还没写完被林徽因见到,沈从文看出林徽因极想得到他这本作品,随即将没写完的题词改成:“与其送给诗人,不如送给诗一样的人。”此刻林徽因尚未登上文坛。沈从文婚前孤身寄居北京,经济相当拮据。林徽因有意接济,又顾虑到沈从文碍于面子不肯接受。恰好林徽因堂弟林宣从南方到了北京,林徽因便让林宣向沈从文借阅文学作品,借林宣归还作品时,悄悄夹进一些票子。直到1933年秋沈从文和张兆和成婚,沈从文的经济仍未好转,新房四壁空空。亏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了一对锦缎百子图床上罩单,才给新房添上一点喜庆气氛。几乎是新婚的同时,沈从文开始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他热情邀约林徽因写稿。虽然林徽因发表文学创作始于徐志摩编的杂志,但文思泉涌、佳作叠出,还是沈从文接编这份副刊的那几年。正是这几年,林徽因在读者中获得很高声誉,也由此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大批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纷纷离开沦陷的北平南迁,林徽因、沈从文也告别了《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期间朋友们时聚时散,聚少散多,林徽因与沈从文的友谊却从未中断。1937年底,在武汉的沈从文听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已到长沙,便匆匆赶去看望。第二年他们又先后定居昆明,沈从文更是常去看望林徽因,林徽因有时也到沈从文低矮晦暗的小楼上来。沈从文的小楼可谓当时昆明小小的文艺中心,不时聚集着文人聊天。施蛰存晚年回忆在那里见到林徽因的情景颇传神:林徽因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只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两句话。

林徽因生前没有出版过文学作品专集,1985年林徽因家乡福建两位学者为她编辑了一本《林徽因诗集》。诗集内封便是请沈从文题签,那娟秀的章草小楷,与灵秀的诗句可谓交相辉映。

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林徽因结识了另一位小说家,与他同样情谊匪浅。林徽因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一篇小说《蚕》,立即托沈从文约请小说作者萧乾来家里见面。对于初次尝试小说创作的萧乾来说,能进入林徽因那个北平有名的“太太的客厅”,真是异常兴奋、激动。见面时林徽因一再对萧乾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备受鼓舞,此后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京派小说家中的一支劲旅。萧乾说过,这次见面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后来萧乾替代沈从文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保持了原刊与林徽因的亲密关系。萧乾每月从天津来北京,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茶会,为的是组稿和听取意见,林徽因几乎每次必到,而且每次都有一番精彩的言论。

1939年萧乾前往英国作驻外记者,与林徽因一别七八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萧乾重回北京,一时事务很多,而林徽因也忙于国徽设计,两人一时未能见面。林徽因专门致信萧乾,要他留一个整天给她,叙叙别后的情景。萧乾如约来到城外清华园,患着严重肺病的林徽因果真和他聊了整整一天,晚上萧乾只得借宿在比邻的金岳霖家。多少年过去了,萧乾已届耆年,每当追念起林徽因,总是显出缅怀和神往的情绪。

北平解放,林徽因有机会接触到赵树理的小说。林徽因与赵树理没有见过面,也从无文字交往。但是赵树理小说中浓厚的乡土气息,解放区健康清新的风貌,令林徽因十分赞赏,她居然还从中看出沈从文的影响。喜爱读小说的青年林洙,偏爱沈从文小说却不喜欢解放区作品,林徽因便认真对她说:“不尽然,解放区也有很好的作家,例如赵树理。”林徽因劝她读读赵树理的小说,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

林徽因不仅与小说家有亲密的过从或神交,她本人也是小说家,甚而是位优秀的小说家,就在她诗歌创作伊始,同时开始了小说创作。第一篇小说是1931年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窘》,写一个中年教授与一同事的女儿,因“辈分”的关系,虽能随意相处,却不能随意相爱的种种窘态。或许这是林徽因尝试写小说的游戏之笔,说不上有多深的思想内容,可是对教授微妙心理的细腻刻画和窘态举止的传神描绘,足以显示林徽因小说创作上的艺术才华。到1934年林徽因发表了《九十九度中》,以内容鲜明、技巧娴熟,使得文坛刮目相看。鉴赏品位很高的评论家李健吾亦著文赞叹。确实,这篇小说除了作者鞭挞贫富不均的情感振憾人心之外,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它艺术上的现代性。如李健吾所析:把酷暑的北京街头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李健吾告诉读者,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林徽因已对“意识流”这一小说表现手法作了非常成功的探索。当然,林徽因的小说多数是体现京派风格的作品:《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它们的主人公都有生活原型,因而冠以系列总题目《模影零篇》。据说这还给作者带来过一些麻烦。《模影零篇》系列都用回叙的笔调,追述逝去的人和事,着墨淡淡而耐人咀嚼,素雅、淡远、隽永。林徽因对自己的作品自视不低,她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不避敝帚自珍之嫌,将那一年她发表的仅有两篇《钟绿》、《吉公》都选了进去。通观整部选本,与入选的作品比较,《钟绿》、《吉公》无疑是上乘。前几年有学者编辑了一本《京派小说选》,从他所能读到的六篇林氏小说中就选取了三四篇。如同研究新月派诗歌不可忽略林徽因一样,研究京派小说,也万万不可忽略这位造诣极深、才华横溢的女小说家。

第三部分京派的灵魂

——《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导言

林徽因一生只留下六个短篇小说,这当然太少,但它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京派作家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凭借如此之少的作品得以名垂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叫人想到古代的王之涣,外国的梅里美。王之涣仅存六首小诗而耀眼于集数万首的《全唐诗》;梅里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不到二十篇却跻身法国文豪行列。在文坛上林徽因更以新月派诗人著称,而她的为数不多的散文同样脍炙人口,即使那个惟一的、未能完篇的剧本,也无愧同时期剧作的上乘水平,她几乎是各类体裁的全能。所以,当看到题为《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文章以及同名的文学传记,我总觉得才女辈出的20世纪,仅用“一代才女”四个字似已不足表明她非凡的才华。据说,她于中国现代建筑学的杰出贡献更胜于文学方面的成就。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为避免同海派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改署此名。曾署名徽音,也署徽因,有笔名尺棰、灰因,又有西名菲莉斯(Phyllis)。她祖籍福州,生于杭州,十岁后迁居天津、北京。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任过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国会秘书长,是我国20世纪初著名政治家,亦擅长书法,兼工诗文。林徽因十四岁随父亲旅欧一年有余,曾就读英国StMary’s College,并有机会结识欧洲众多政界人士、学者、作家,后来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联姻。中国现代女作家多有闺秀,然而像林徽因这般显宦名门出身亦属少见。她二十岁参与泰戈尔访华活动的接待,用英语主演了泰戈尔剧本《齐特拉》(《Chitna》)。她才貌双全,为北平社交圈中的名媛。不久赴美留学,所学美术而志在建筑,终生以此为职,归国后与梁思成先一起创办了我国大学第一个建筑系,其后又伴随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对古建筑有多次重大发现。建国后她参加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被誉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何时尚难确认,从公开发表的作品看,约在30年代初开始涉足文坛。短短几年中奇峰突起,才华毕现,很快形成她文学生涯的辉煌时期。她的作品多在友人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诗刊》、《新月》、《文学杂志》上面世。此外她还是一个极具魅力、甚为理想的文学沙龙女主人,她的北总布胡同寓宅,时人亲切地叫作“太太的客厅”。她关于文艺的精辟见解、淋漓阐述,不时语惊四座,让你记忆一辈子。有人感叹过,如果林徽因身边人把这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言论都记载下来,该是多精彩的一部书啊!遗憾的是她身边没有这么一个人,像英国的约翰逊博士有个博斯韦尔。不仅如此,甚至她生前并未出过一本文学作品集。本来有过出版诗集的预告在《诗刊》上,因抗战炮火流产。过了30年代的辉煌时期,由于健康十分糟糕,也由于退居几乎与世隔绝的僻壤四川小镇李庄等原因,林徽因似乎悄然淡出文坛,尽管断断续续还有新作,其中仍不乏优秀篇什,但影响今非昔比了。

林徽因的小说不失为篇篇珠玑。《窘》是她的小说试作,便出手不凡。在窗外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复杂之际,这个作品难免被视为客厅里的“有闲”文字。然而主人公心理的细腻描绘,整篇的意识流动,告示人们心理分析的小说技法并非新感觉派所独擅,而且它在林徽因笔下更近乎民族的欣赏习惯。这一点多为研究者忽略。小说中可贵的艺术探索作了它内容的陪葬。

相隔三年发表的《九十九度中》,显然走出了“客厅”题材,加之较《窘》更为显眼的意识流手法,因而反响强烈,是她最负盛名的小说。艺术鉴赏品位很高的李健吾曾对它赞叹备至:“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不过就林徽因此前的创作来说,此篇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它强烈的是非观、道德感。这位名门小姐不囿于门第,而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切关注着下层人民的苦难岁月。

后四篇以主人公名字命题的小说,冠以“模影零篇”的总题,人物都来自生活中原型。我尤为看重的是《吉公》和《文珍》两篇。《吉公》的篇幅仅是《九十九度中》的一半,其内容的厚重并不亚于后者,渗透着深沉的历史感。小说借一个小人物命运反射时代侧影,给读者诸多方面的启悟、思考,人才压抑的感慨至今未必失去现实意义。若说《吉公》的色彩略显灰暗的话,那么《文珍》本该仍是灰暗的色彩却代之以明亮。大户人家的吉公最终未能挣脱为时代所左右的悲剧命运,而出身卑贱的女佣文珍则是把命运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作者不再满足表同情于穷困者,进而挖掘他们身上至美的精神品格。作品没有点明文珍出走之后的结局,不排斥她或许将更惨,可单是这灿烂的人生一搏,足够振奋人心,有文珍们在,社会才有望。至于《钟绿》中的钟绿,《绣绣》中的绣绣,皆是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特别是《钟绿》,写美的幻灭,凄艳动人,诗意浓郁,不妨谓之小说诗,算得中国现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林徽因小说虽仅有六篇,却已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审视题材的深刻,结构的周密,表现时的理智而隽永,文体上的纯正、雅致,乃至语言简洁,描写精细,均现出所受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双重影响,形成一种兼有古典意味的现实主义风格,放置京派诸多名家之中,既反映京派的一般风貌,又卓然自成一家。那柔曼、温婉自是男性作家如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师陀所不备,即使与京派中同为女性的凌叔华比较亦大异其趣。论林徽因小说艺术的精湛当在不少颇具盛名的女作家之上。

本集附录了林徽因散文,这不能说没有出于她小说篇幅不足的考虑,但决非凑数。林徽因是位个性异常突出的女性。从小说可以窥探她的人生态度,从诗里可以感受她的情感波澜,而最能见其气质、性格者莫过于散文。她的睿智、爽朗,还有幽默,均在散文中毕露无遗。今日读者从林徽因同辈人回忆中得知她的性格魅力无限神往,然而想见其人已不可得,所幸读其散文或能补缺一二。其中《窗子以外》乃传颂甚广的名篇,曾入选朱自清编辑的《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林徽因散文的篇数较小说略多而总体篇幅却不及,更难单独结集付梓,那么附录于小说该是受欢迎的“合璧”吧。还需说明,《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和译作《夜鹰与玫瑰》都至今从未入集,它们借本集重新与读者见面,本集也赖之锦上添花,称得上是相得益彰。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

林徽因(1904—1955),这位中国现代史上数度灿烂的建筑学家、文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印出她的第一本文学作品《林徽因诗集》,其时知道她名字的读者寥寥无几,即使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专业人员对她往往也所知甚少,林徽因尚未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不久因着徐志摩,林徽因名字频频出现于媒体,到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差不多她已是家喻户晓的佳丽。然而,历史人物林徽因与现今媒体宣传的那个沉湎情爱的闺秀相去实在太远!林徽因生前很不喜欢称她梁太太,如今她却凭藉另外一个并非丈夫的男性为后世所熟知,九泉之下该是如何的无奈。

今年是林徽因百年诞辰,此时编一部力求囊括她全部著作及片断文字的“文存”,既意在纪念先贤,亦是为正误纠谬,让世人从“文存”里认识一个极富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的杰出女性。

当人们称誉林徽因建筑业绩时(她本职是位建筑学家),很少有人了解,作为女性,又可能被人想象成娇弱的太太,她曾为此付出过怎样的辛劳(这辛劳正是她当年留学不得入读建筑系的原因,那时美国大学顾虑到建筑学需野外作业而拒收女生)。为寻找考察遗存的古代建筑,她无数回奔波于穷乡僻壤,或黄沙扑面或跋涉泥浆,还难免住鸡毛小店惹一身跳蚤;她测量高塔爬上数十米塔顶,随时有坠落危险,有时站在了死亡门槛;考察回来则抱重病之躯不分昼夜地描图、撰稿,著述连连。她完成国徽设计竟是在医生宣告她不久人世的日子里;直到离开世界的前几日,她还念念叮嘱学生:“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林徽因于事业当得起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经济萧条、科学落后的旧中国,在远不算漫长的人生历程里,她得以取得建筑设计和研究的光辉成就,非怀有崇高的敬业献身精神不能为之。这精神,不仅表现在艰辛劳动,而且有时须冒着恼人而可怕的精神压力并政治风险。建国初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渗透到中国各个方面,一切惟“老大哥”为是。受此影响,主持中南海建筑修缮设计的工程设计者曾与担任顾问的梁思成意见相左,这位工程师写了《民族形式和“国粹”》等一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梁思成“想尽方法把中国的旧形式揉到现在的新作品里”,主张远离民族传统的创新,其实是“苏化”。林徽因在他文章上写下批语:“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次中南海宿舍楼的设计,一定会认为作者对‘中国民族形式’实有把握了,但是,事实证明作者所拟的草图是建筑在西洋民族系统上的特殊形式,太悲惨了的一个形象,无法令人接受是中国的民族形式。”“假使许多中国建筑师都只是从西洋建筑系统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而且在鄙视中国文化的时代中成长,他一定反映西洋建筑的性格基础。而缺乏中国文化的培养,他的创造太可能是半殖民地式的第二代,西洋杂志里现代建筑外表的摹仿者而不自觉。”这里不能把林徽因、梁思成和这位作者的分歧看作纯粹个人之间的学术争辩,显然它关系到背后敏感的“老大哥”态度问题。同样,不久发生保护故都古建筑的争论,梁、林的真正对手是没有露面的中央领导。林徽因竟然在一个公众场合,当面指责一位北京市副市长,忠告他拆除城墙“将来要后悔的”。事后知道,国家最高领导人听说梁思成目睹城门不复存在而痛心落泪,就把话说透了:“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林徽因面对当政者无疑是个弱者,无疑要失败。但历史证明了,她的建筑贡献,不仅在于成功的业绩,还包含着失败的努力。

林徽因所以经受住物质和精神双重磨练,完全出于忠诚祖国的赤子之心。她受过正宗的欧美教育,说流利的英语,写漂亮的英文,按英国人习惯喝下午茶,好像十分的洋气,但相知者说她“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卞之琳语)。她自己早就宣称“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窗子以外》),发扬祖国建筑传统乃是她毕生追求。这赤诚在外敌入侵之际表现得尤为感人。她很早警觉到日寇的亡我之心,而亲友中有人民族意识淡薄,她对此义愤不已。卢沟桥炮响,她立即写信勉励才七八岁的不在身边的女儿:“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着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致梁再冰》)北平陷落后,梁家一接到日寇请帖,她和梁思成连夜扔下家产,扶老携幼,躲过封锁,匆匆离开了故都——这是面临物质生活巨大落差而毫不犹豫的抉择。以后她在昆明街头提着瓶子打油买醋,李健吾对此十分感叹:“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李健吾不知,以后林徽因竟穷到买不起鞋的地步,儿子只得赤脚穿草鞋上学,而且是最便宜的草鞋。颠沛流离的长长岁月里,有些知识分子经不住煎熬,渐渐变得平庸、颓唐,林徽因要么哀怨自己病弱成抗战累赘,要么亢奋、昂扬,和儿女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教他们朗读《唐雎不辱使命》、背诵“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她和儿子有过一次动人的对话。儿子问,如果日军打进四川怎么办?她说,中国念书人总有一条后路嘛,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又问,我在重庆上学,你们不管我啦?她不无歉意轻声地说,仿佛自语:“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所幸局势没有危急到那个地步,然而长期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正暗中销蚀她美丽的生命,未满四十的林徽因正值盛年,形貌却憔悴苍老,疾病又使她如风中残烛。为挽救这一美丽生命,外国友人安排好她出国疗养,她再一次作出了坚毅的抉择,坚持留在祖国,与同胞患难与共。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2)

如果说,林徽因于事业于祖国,表现了非凡的丈夫气概,令人敬佩的话,那么在个人情感天地里,她的重情、爱美,就使她格外地显示魅力。读者认识林徽因,不能止于她的美丽容貌,还应深入到她爱美、懂美的个性和修养。她对任何美的景、美的人、美的事都会兴奋,哪怕是身处困境或健康极坏的时候。战乱中的昆明,在病入膏肓的她眼里,仍看出“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她感情丰富、细腻,讲究感情生活,曾经说,“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渗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甚至说:“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致沈从文信)说她的情感生活,决非指被虚构并渲染得如琼瑶小说似的徐、林之“恋”。徐志摩确实落花缤纷,爱意无限,但林徽因未必也有此意。徐志摩留学剑桥时不过乡下富商子弟,在林徽因看来尚未脱尽俗气;林徽因自己又不过是才出国门且未成年的千金,不能说她脱尽闺秀意识。此外两人还有七八岁年龄差距,再加徐志摩妻室之累,这些障碍都是林徽因很难逾越的,不可想象她如电视剧里那样回应徐的感情。对此她致胡适、沈从文等人信函早有过明确表白。今人不应以他们日后身份(一个著名诗人,一个洋派学生)想当然地往回推想当初情景,以为必有浪漫故事。真正令林徽因萌生过爱意的人是哲学家金岳霖,可是林徽因把通常的“三角”关系处理得非同寻常。她如实告诉梁思成,自己与金岳霖彼此生了爱意,然而仍爱着梁思成,正不知所从。她如此坦荡,令许多女子,包括不少著名女性作家不免汗颜。梁思成尊重林徽因选择,尽管他为可能失去爱妻极为痛苦。萧乾致作者信手迹金岳霖得知梁思成的痛苦心情和诚挚表态,毅然放弃追求,甘愿以恋情之外的方式爱护林徽因,并终身未婚。萧乾赞叹道:“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有才能,有学问,品格高尚。他们之间是人与人关系臻于最美最崇高的境界。”(致笔者信,未刊)林徽因与金岳霖的短暂爱恋、长久情谊,远比有人津津乐道的徐、林“恋情”值得大书特书。若要写徐、林交往,与其捕风捉影编织莫须有的故事,不如张扬他俩相处过程所表现的同样率真、坦荡。哪怕流言四起,林徽因始终心态正常,泰然自若,同样不失为萧乾称颂的崇高至美的境界。

人无完人,林徽因亦非完人,自有她短处,有的缺点显而易见。不必讳言林徽因有其性格弱点,但正视她弱点的同时,还必须透视其弱点中的可贵因素,换个说法,某些弱点可能属她可贵品格的另一种表现。譬如她的急躁和好胜,这很犯传统道德训诫,到了女性身上尤易遭致非议。然而急躁和好胜恰是她事业得以辉煌的不可或缺的性格因素。朋友说她,“梁、林不是打发日子,(而是)日子不够用”。学生说她,“有十分力气而要使出十三分来的人”。她自己留下的箴言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不妨设想,林徽因若不是那般好胜,她的成就难保不打些折扣。再如她与女人们不太合群,李健吾夸张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究其原因,完全在于她的直爽性格。中国的婆媳几乎成天敌,梁思成母亲却评价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客观看来,聪明绝顶的林徽因,交往多属各界顶级精英,女性中鲜有此辈。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于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世故地作谦虚状与之敷衍、周旋,那么她遭到误解、生分以至嫉妒、怨愤怕难免的了。林徽因不太合群的弱点表象正内含着脱俗的率真性情。再试想,林徽因若耗费精力作此种无意义的虚与委蛇,她的事业成就又将打多少折扣。

如此不惮絮叨地介绍作家、建筑学家之外的林徽因,一则考虑到媒体上林徽因走样得几乎面目全非,再则尊从我国知人论世批评传统。多方面了解林徽因人品性格,有助理解她的文学创作,自然也更真实地贴近这位历史人物。

林徽因的人格魅力与她的过人才华,缺一不可,合铸了这位富于个性的杰出女性。近来人们喜欢称她“第一才女”,虽表达不够科学,然足以见出推崇之心。

林徽因于建筑领域的才华一般读者知之甚少。我于建筑完全外行,无力阐述林徽因这方面的突出成就和历史地位。但是我知道,奠定梁思成成就、地位的重大发现、重要著作,无不有林徽因参与其间,即使仅以梁思成单独署名的著述,梁思成必不忘说明其中林徽因的劳动和奉献。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的子女和林、梁的同事,都表示过一致看法:梁思成的辉煌业绩,没有林徽因的并肩努力则难以想象。国宝梁思成的辉煌无疑是这对夫妇珠联璧合的共同结晶,建筑学界历来是梁、林并称。不必说林徽因另有她独自建树了,如对民居研究超前的关注,对以景泰蓝为代表的旧工艺的继承改造,以及国徽设计中她的突出作用。林徽因把似乎冰冷的建筑科学,注入诗人式热情,使它兼有了艺术光彩。她说,“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平郊建筑杂录》)。据建筑专家谈论,林徽因提出“建筑意”概念,是她对建筑学的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贡献。他们的同行还觉得,林徽因在研究工作中迸发的才情胜过了梁思成,甚至说,自林徽因去世,梁思成文章明显地逊色。所以吴良镛院士缅怀林徽因时问道:“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里,要不要在梁先生塑像旁补上林徽因先生的像?”(《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在清华大学林徽因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吴院士重提此事,又补充说,塑像必须精美,要见其精神,不然宁可阙如,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清华大学的纪念盛会,正是林徽因享誉建筑学界的一次公证。

更为读者熟知的林徽因当然是位作家。林徽因的创作,恰如她为人的赤诚于祖国,坦诚于丈夫,热诚于友人、同事、学生,她为文的态度可归结为真诚。这在她为数极少的创作评论里却有充分的阐发,给《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撰写的“题记”则一语中的:“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她反对作家“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恪守情感诚实,差不多是我们进入林徽因文学客厅的一把钥匙。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3)

林徽因文学创作起步于诗,在读者中也以诗最具影响。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诗篇,以其真挚、优美赢得一批“林迷”。需指出,学术界研究林徽因诗歌,似过多地强调徐志摩对林徽因产生过的影响,因而阐述林诗内涵的丰富、深刻便受到局限。其实它们多数与徐志摩诗篇洒脱灵动的风貌有别,《时间》、《前后》、《风筝》无不于轻柔外表里寄寓凝重隽永的沉思。由于疾病缠身,她的诗有时难免情绪低沉,但不宜就此夸大,它们并不像常被引用的那句诗“信仰只一炷细香”,经不住西风沙沙地吹。要知道在引出这一句的诗里,诗人接着又吟咏了“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馨芳”。热爱生活、乐于奉献才是林徽因个性的基调,不妨读一读《雨后天》、《莲灯》、《激昂》、《红叶里的信念》。即使病痛折磨得她难以忍受,医生断定她来日无多时,纵然写出略显感伤的《病中杂诗》,同时还写了毫不伤感的《死是安慰》,决没有徐志摩后期诗歌流露的颓废气息。林徽因另有不少落笔“窗子”以外的诗作,如《微光》、《年关》,反映诗人关注下层人民的真挚情感,至今读者和学者都未予以应有关注。当同时期众多女诗人,或为民呐喊但流于粗制滥造,或精雕细镂而忘却民生疾苦,鲜有林徽因这类以优美形式表现“窗外”内容的精品。若只看林徽因的创作缘起,只看她曾以《新月》为创作园地(事实上发表于《新月》的诗作数量很是有限),以及曾与徐志摩多有交流切磋,作品入选《新月诗选》等事实,似乎不无依据归她为“新月诗人”,可是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未必没有理由。她虽为女性,和新月派一些男诗人们相比,她的诗歌反而能多一点思想分量、多一点表现力度。技巧方面她化用小说里白描手法写诗,素描人物或场景,予浓郁诗情以生活画面支持,这记叙成份尤为“新月诗人”笔下所难见。实在要说她属于新月派,至多限于短暂的初期作品吧。

林徽因小说较之她“言志”的诗歌来说,明显偏于“载道”,她仅有六个短篇小说,几乎每篇都充溢人文精神。《九十九度中》显示众生相,关注纷扰的种种矛盾,《吉公》反思人物命运,折射一段时代陈迹,《文珍》颂扬底层人物,从沉闷现实里看到社会生机,三篇小说各从一个侧面显示作者关注“窗”外的创作倾向。其中婢女文珍是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她善良、温柔,而又刚毅,沉着,干练,既善且能,不甘心任由主家摆布,终于出走,奔向广阔天地去争取美好人生,文珍可跻身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美的女性形象行列。《窘》是她的小说处女作,描写主人公难以言传的情爱心态,以透辟淋漓的心理剖示赢得称道。最具盛名的《九十九度中》,进而运用意识流手法,借跳跃结构,不过万余字篇幅,竟鸟瞰了整个都市,弥漫着浓浓的旧都氛围,人物众多,个个鲜明。作品虽洋犹土,熔中西技法于一炉。联系到此时南方一批作家尝试西方手法显出的生涩,林徽因的娴熟程度就令人非常钦佩。难怪有大学教材误把林徽因纳入“新感觉派”一节(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年初版本,再版已改正)。林徽因小说风格的大气、理性,到语言的简洁、纯正,颇具张力,这固然为同辈许多女性作家所不及,哪怕置于一些男性作家中亦不至于逊色。京派小说家萧乾称誉林徽因是“京派的灵魂”,怕不只是因为她编选过一本产生相当影响的《大公报》1935年度“小说选”,当然还在于她的作品代表着京派小说若干重要特征。

大约还没有人称林徽因为散文家,如不就篇数论,她的狭义美文比小说更少。可不断有人说,林徽因诗歌“不如她的散文好”(卞之琳语,见李辉著《听“苦吟诗人”聊天》)。她的散文应在“五四以来优秀篇目之列”(姜德明《余时书话》),“将这些散文放在散文大家的作品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应国靖《文坛边缘》)。由朱自清选入《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的《窗子以外》更是有口皆碑的名篇。至于那些致友人书信,比散文更其散文。即使她的建筑专业文章,亦有情有致,文采斐然。若干章节、片段,无异于美文、游记或抒情小品。朋友们无不钦佩林徽因健谈,雄辩、睿智、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斯人已逝,幸好留下这些散文,后世读者得以追摹她当年风采。随便翻开她哪一篇散文,譬如写在抗战时期的《彼此》,俨然坐进“太太的客厅”,亲聆她侃侃而谈:

经过炮火或流浪的洗礼,变换又变换的日月,难道彼此脸上没有一点记载这经验的痕迹?但是当整一片国土纵横着创痕,大家都是“离散而相失……去故乡而就远”,自然“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脸上所刻那几道并不使彼此惊讶,所以还只是笑笑好。口角边常添几道酸甜的纹路,可以帮助彼此咀嚼生活。何不默认这一点:在迷惘中人最应该有笑,这种的笑,虽然是敛住神经,敛住肌肉,仅是毅力的后背,它却是必需的,如同保护色对于许多生物,是必需的一样。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人格和才华(4)

林徽因的四幕剧本《梅真同他们》只完成了三幕。单凭这个残篇已足以表明,她写剧的才能不在写小说、诗歌、散文之下。鉴赏品味很高的朱光潜刚读到第一幕便禁不住赞叹:“现在话剧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戏’的恶趣,一般人往往认不清Dramatic与Theatrical的分别,只求看一个‘闹台戏’,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文学杂志〉编辑后记》)戏里主角梅真也是婢女,可谓是她小说中文珍的“姐妹”,是闯入大都市与上层社会联系愈加密切的文珍,较敢于自主的文珍又添了一份浪漫情怀。现代话剧作品里此类艺术形象不多,梅真又是林徽因于舞台一个不乏特色的奉献。

林徽因在文学与科学两个领域里都青史留名,这样的女作家没有,这样的男女建筑学家也没有,男女科学家里亦属罕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们为多种学科作出杰出贡献,林徽因多少秉承着这个时期巨人的遗风,正如与她相知的美国友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所言,她“是当时你所遇到的人中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展的一个艺术家”。这既使林徽因的建筑研究充满人文色彩,又使她的文学创作散发理性光辉。现代女作家创作,有的细腻却失之柔媚,有的豪放而流于粗糙,林徽因则既灵秀又含风骨。再放大了说,五四以后,时代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女性,她们身处社会危难之际,以献身祖国为己任,英姿勃发,才华逼人,不论成功与否,都无愧为英雄,包括进入新中国后,她们始而如逢甘霖,继而受挫迷惘。林徽因的人生历程和她们大同小异,因此以林徽因作个案深入研究,定有其普遍意义。这些年来,多的是传播她的爱情逸事,对这么一位非凡女性的历史评价,探讨得实在欠缺,这与她的成就极不相称。尤其不当的是,有限的学术论文,在阐释林徽因诗歌时不少陷入片面之囿。如有论者描述,“她总是让人想到,有这么一位总走不出闺阁深院的,在粉红抑或枯黄的诗笺上低低倾诉的女诗人”(《林徽因诗歌论》,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有的说她的作品“止于写小姐隐秘的情事”(《新月派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乃至武断她“在诗艺上精研追求,思想上却消极颓废”(《新月诗派辨析》,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而纪念林徽因百年诞辰之际大谈她成就、地位的专文,专攻一点不及其余地把她诗歌创作归结到一个“核”上:“就是抒写一位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女性在爱情中的体验和成长,从而探索爱情在生命中的意义、诗在人生中的地位。”(《林徽因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刊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文集《建筑师林徽因》)所以形成这等偏见,除论者受制于观念因素外,与他们未能读到林徽因全部作品也有关,《微光》、《桥》一类诗篇发现较晚,论者没有及时寓目。现在这部“文存”出版,愿有助读者、学者认识一个全面而本质的林徽因。

附注:此文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林徽因文存》前言。

第三部分林徽因的父亲

大凡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多承受母亲的秉赋,林徽因却算少有的例外。林徽因生母何氏是个小城里小作坊主的碧玉,但没有文化,脾气又不甚好,旁的好像也无足称道。甚至由于她与林徽因同父异母弟相处不和,给林徽因添了不少无端烦恼。金岳霖曾以逻辑学家的冷静分析这对母女:林徽因母亲,“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自己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谈,她惟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

若要论及双亲于林徽因的良好影响,只能是其父林长民了。认识的人描绘林长民:“躯干短小,而英发之慨呈于眉宇。貌癯而气腴,美髯飘动,益形其精神之健旺,言语则简括有力。”(见徐一士《谈林长民》)章士钊很佩服他,“宗孟(林长民字)长处在善于了解,万物万事,一落此君之眼,无不涣然。总而言之,人生之秘,吾阅人多矣,惟宗孟参得最透,故凡与宗孟计事,决不至搔不着痒,言情,尤无曲不到,真安琪儿也。”徐志摩初见林长民就惊异他“清奇的相貌”、“清奇的谈吐”。林长民死后徐志摩感叹:“这世界,这人情,那禁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抉剔?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但你厌恶的是虚伪,是矫情,是顽老,是乡愿的面目,那还不是该的?谁有你的豪爽?谁有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

在民国初年林长民是一个大人物、热点人物。《鲁迅全集》的旧版注释将林长民判为“政客”,实有欠公允。记得周恩来说过,北洋政府里有好人,指的就是林长民。那时林长民与梁启超一起活跃在政界,热中倡导宪政,搬西方议会制于中国。他当过段祺瑞政府议会秘书长。又做过三个月的司法总长,任上拒纳涉案人军阀张镇芳十万元贿款而称颂一时。他颇以此自许,治过一枚“三月司寇”的闲章。也拒收过曹锟贿选总统的酬谢五千元的一张选票,由此得罪贿选成功的曹锟,一时避祸于天津卖字度日,曾自题打油诗:“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后来他转于外交,1919年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失败,林长民撰稿在北京《晨报》上披露内情,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以警醒国民,并作洪钟之声:“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第三日遂爆发五四运动。当局迁怒于林长民,总统徐世昌虽爱其才而难保其位,于是给他一笔钱出洋考察,这就有了长达一年多的欧洲之旅。

林长民欧游归来思想愈发开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长篇讲演,宏论“恋爱与婚姻”,出语惊人:“我常听着好人家的青年男女交际的时候说是‘怕人家说话’,我就不知道人家说什么话,我们实在是怕什么。不过,一方面要青年男女有勇气,有胆量。一方面也要社会上发议论的人不可以来妄加批评。他那公园道路(指西欧),处处遇着公然接吻言情的一对一对男女,行人过者若无所睹,从来不去回顾的。我倒以为这是极好的态度,不妄管人家的是非。”记录成一万三千余字的讲演稿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最后一句是号召听众:“‘食色性也’,望诸君放着大胆去研究它。”加上他还与徐志摩串演了一场双簧“情书”游戏,时人揶揄他为“恋爱大家”。平心而论,他这篇讲演严肃认真地探讨了诸多问题,不失为历史文献。明眼人随即选入不久出版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

这次欧游,林长民携十六岁爱女林徽因同行,林徽因后来成就业绩与此行显然关系不小。不过,就林长民本人言,名曰考察,其实多少含着避风头的意思。尽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出国游历,在其政治生涯中未能作出多大建树,但留下1920年8月至10月的一小册日记,提供了立宪派活动的具体生动的史料,也很可见出这位政治活动家的艺术气质。

我在林氏后人手中见过手书日记的复印件。日记纯系起居和行程的流水账,但时有欧洲风光的醉心描绘。此随手摘录游瑞士名胜的一段:

……罗山名迹,登陆少驻,雨湖烟雾,向晚渐消;夕阳还山,岚气万变。其色青、绿、红、紫,深浅隐现,幻相无穷。积雪峰颠,于叠嶂间时露一二,晶莹如玉。赤者又类玛瑙红也。罗山茶寮,雨后来客绝少。余等憩Hotel at chardraux时许,松间设几,书邮片数笏,如寄所思。余片中有“远游念汝,湖波万叠,比我心事,不知孰为多少”之语。

寥寥数行有景有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郁达夫的日记文学,与郁著的《日记九种》并读,未必逊色。

较之文学,林长民的书法更为见长,中南海新华门匾额即他的手迹。据他亲属介绍,林长民学习,由晋唐人入手,中岁习魏碑,字体一变,于秀雅之中显出遒劲浑厚。这数十页欧游日记,皆用行草小楷,与真书“新华门”三字大异其趣,写得随意而洒脱,如行云流水,疏朗中透着凝炼,散淡而不失法度,比我见到的他早年家书显然趋于炉火纯青了,可视为林氏书法代表作。林长民生前已享誉书坛,可惜留存的作品太少。听说海外偶有他的遗墨印在刊物上,在大陆则几乎失传,他的旅欧日记手迹实在弥足珍贵!

林长民能文善书,知林徽因是才女,亦当知其父为才子。

第四部分附录:闲话陆小曼(1)

上世纪陆小曼的文学写作尚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评介文章《陆小曼的小说》。去秋至今春《文汇读书周报》陆续三次刊出陆小曼一批佚文、佚诗,而出版《陆小曼诗文》和《陆小曼传》也是前不多久的事,听说《图说陆小曼》的出版也已在筹划中。读书界似乎正出现小小的“陆小曼热”,关注她的人谓之陆小曼“一个迟到的春天”。前天又有友人电话相告,他在《申报》“春秋”副刊再次发现一篇陆的佚文。我当即电话里说,他发现的佚文《牡丹与绿叶》我早已知道。十年前《申报》“春秋”副刊编辑王进珊老先生曾编《申报文艺副刊编校丛录》(内部编印),其中附有“春秋”总目录。王老先生生前送我一册,当时我即按图索骥找到《牡丹与绿叶》,此文不足千字,无甚可注意内容,浏览后便罢了。经这个电话,不妨过录给对陆小曼感兴趣的读者:

望眼欲穿的刘大师画展在二十一日可以实现了,这是我们值得欣赏的一个画展。中国的画家能在同时中西画都画得好,只有刘大师一人了。他开始是只偏重西画,他的西画不但是中国人所欣赏,在欧洲也博得不少西洋画家的钦佩。我记得当年志摩还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讲欧洲画家们怎样认识与赞美大师的画呢!后来他回国后又尽心研究中国画,他私人收集了不少有名的古画,件件都精品。因为他有天赋的聪明,所以不久他就深得其中奥妙;画出来的画又古雅又浑厚,气魄逼人,自有一种说不出伟大的味儿。我是一个后学,我不敢随便批评,乱讲好坏,好在自有公论。

我只感觉到一点,就是我们大师的为人,实在是在画家之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仅是关在门内死□,他同时还有外交家与政治家的才能,他对外能做人所不敢做的,能讲人所不敢讲的。就像在南洋群岛失守时,日本人寻着他的时候,他能用很镇静的态度来对付,用他的口才战胜,讲得日本人不敢拿他随便安排。他在静默之中显出强硬,绝不软化,所以后来日本人反而对他尊敬低头。在没有办法之中只好很客气的拿飞机送他回上海;这种态度是真值得令人钦佩的。

还有他做起事来,不怕困难,不惧外来的打击,他要做就非做成不可,具有伟大的创造性。为艺术他不惜任何牺牲,像美专能有今日的成就,他不知道费了多少精神与金钱;有时还要忍受外界的非议,可是他一切都能不顾,不问,始终坚决的用他那一贯的作风来做到底;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功。最近他对国画进步得更惊人,这次的画展一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画,同时还有他太太的作品!这是最难得的事情,她虽然是久居在南洋,受过高深的西学,可是她对中国的国学是一直爱好的;尤其写字,她每天早晨一定要写几篇字之后才做别的事情。所以她的字写得很有功夫,秀丽而古朴,有男子气魄,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时海粟画了得意的好画再加上太太一篇长题,真是牡丹与绿叶更显得精彩。我是不敢多讲,不过听得他夫妇有此盛事,所以糊乱的涂几句来预祝他们,并告海上爱好艺术的同志们,不要错过了机会!

我还在电话里对友人说,有些研究人员归陆小曼为作家之列,未必妥当。陆小曼仅名媛而已,算不得作家的。她的文学作品实在太少,不过几篇散文,一首新诗,一个短篇小说,半部剧本。她的一些书信、日记,尽可当作品来读,毕竟不是作品。虽说半部《红楼梦》成就了一位文豪,那毕竟是八十回的半部。如果只有八回呢?当然更在于《红楼梦》的影响,陆小曼诗文影响何在?她的散文数量略多,却几乎篇篇只写徐志摩,确如她的《中秋夜感》起笔所言:“并不是我一提笔就离不开志摩,就是手里的笔也不等我想就抢先着往下溜了。”以亲属个人而言,她写得至伤至痛,诚然动人,若论之于作家,这些散文似离社会过远,作家毕竟属社会的。既然陆小曼难以称作家,则发现的她几遭湮没的诗文,便无所谓“佚”与不“佚”了。

陆小曼是名媛,作为名媛,况且还和一些历史人物发生过或深或浅的关系,读者自然有了兴趣,乃至有人为她立传。立传亦不无意义。柴草先生花了一番精力著成《陆小曼传》,为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位名媛提供了文本,尤其于改正观众仅由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得来的片面印象大有益处。然而此传留下一些我难以缄默的遗憾。著者看到陆小曼手录于纪念册的一首七言律诗随即断定,“是现在发现的她写作时间最早的诗”(传152页)。这判断未免令人瞠目,诗其实是曹雪芹为林黛玉写的,用在小说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诗也不算生僻,喜欢《红楼梦》的读者大抵会有印象:“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陆小曼并在诗后书有注跋:“昨阅《红楼梦》,见黛玉咏白海棠诗,其冷清之气好似其平日之为人,阅之令人神往。寒夜无事,录此消闲。庚午晚冷香人志。”陆传著者何以粗疏如此?大概求陆小曼作品心切,只顾欣喜未及细察吧。

《陆小曼传》在选用素材方面也有可讨论之处。譬如传及陆小曼与胡适关系,是传里很见卖点的内容,但有些记述很是欠妥。传记采用了两则他人回忆,其一:

至于在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恋爱过程中,有一件事倒是不妨在此提一笔,但我首先要声明,这条遗闻并非直接得自陆小曼本人,而是听翁瑞午讲的,其翔实性我就不敢保证了。据翁说,先是胡适之对陆小曼很有好感,但慑于发妻,不敢有所作为,故一力怂恿好友徐志摩追求之,使陆成为好友之妻,便可以时时盘桓相叙。翁瑞午言之凿凿,说是徐志摩亲口对他如此讲的,我仍不敢信其必有。要不是翁告诉我此事时陆本人也在座,我是根本不会把此事附记于此的。(王亦令《忆陆小曼》)

第四部分附录:闲话陆小曼(2)

据陆小曼坦白云:适之夫人为一老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亲者,他对小曼颇有野心,以志摩老友也,故无从下手,他之力促志摩安慰林氏,存心搞成梁林离婚,俾志摩与小曼分手,他可遗弃糟糠之妻,而追求小曼。至志摩死后,胡曾亲慰小曼云:不必靠徐父之三百元,以后一切他可负“全责”云云。(陈巨来《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

前一则作者一再声明:“其翔实性我就不敢保证”、“我仍不敢信其必有”。声明归声明,无稽的传闻还是记载下来了,以讹传讹。后一则虽说得煞有介事,却毫无佐证实据。此公人已作古而不断有“安持人物琐忆”的系列遗文刊布,且时出惊人之语,说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与公爹徐申如“有苟且不端行为”即是。若要信以此类传闻,则必须详加考证,就有人写成考订文章《沉默的共谋》,否则不宜轻率采信。此公说胡适在徐志摩死后“亲慰小曼”的话完全背离事实,有那时陆小曼致胡适几封信为证。徐志摩一死陆小曼即警觉到经济危机问题,立刻向胡适求援,希望胡适南来促成徐志摩父亲给她生活保障。可是胡适态度消极,因此陆小曼信里写道:“我只盼你能早日来,文伯说你今天来信又有不管之意,我想你一定不能如斯的忍心,你爱志摩,你能忍心不管我么?”如此苦苦哀求,胡适仍漫不经心,所以陆小曼后一封信开头便说,“盼了多日昨天才接来函”,并恳求,“老太爷处等你来决定,盼你最后一次与我稍为买(卖)一点力气”。徐志摩父亲勉强应允她生活经费,但限定每月二十日取钱。陆想用钱方便,再致信胡适请斡旋改为支票,以便随时取用。那一阵陆小曼给胡适写信,除表达丧夫之痛外,求经济支持是主要内容。或许后者更为主要,因系眼前所急需,亦人之常情。陆小曼还在信里向胡适借钱,不过有点羞羞答答:“我是到无法可想的时候才说此话的,向人借钱的事我是最做不出来的。”(上述陆小曼信均见影印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面对这样的确凿材料,谁还轻信陈巨来的信“笔”开河呢?连陆传著者自己都不得不说,“我不敢肯定这两段记录的真实性,尤其是第二段”。匪夷所思的是,陆传接着竟写道:“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胡适在徐陆之间扮演的角色颇耐人寻味。”(传114页)传的下文进而认可了胡适对陆小曼的“野心”,据此而阐述其他事情。这般采用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材料写传,显然有失谨严。此桩不实流言,对陆小曼事小,反正未成事实,但于胡适则未同小可,关系着他的人格。“他对小曼颇有野心,以志摩老友也,故无从下手,他之力促志摩安慰林氏,存心搞成梁林离婚,俾志摩与小曼分手,他可遗弃糟糠之妻,而追求小曼。”看传里的胡适活脱一个色鬼兼阴谋家形象。幸好胡适早已长眠九泉,不然,他还健在大陆的话,难免不起一场轰动媒体的官司。

为人物立传,真实乃第一要义,取材自宜审慎。如果不仅真实,而且能予读者启示,这传记便是锦上添花了。就说陆小曼,一个聪明绝顶、多才多艺的女性,然而也是一个未尽其才、令人抱憾的人物。她写一笔好字并未成书法高手;演整场《三堂会审》并未成氍毹名优;娴熟外文并未成翻译行家;涉猎文学创作,纵然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各类体裁均有尝试,并未给文坛什么建树。惟绘画稍见成绩,然而,以她的天份和师承,加之相当文化素养所具创作潜能,可望于现代画史耀眼一时。最终却不过尔尔,似还不及女作家凌叔华的绘画成就。究其原因怕不仅仅是“病躯”二字得以推托的。徐志摩即埋怨过她:“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又正色规劝过她:“小曼聪明有余,毅力不足。此虽一般批评,但亦有实情。此后务须做到一(毅)字,拙夫不才,期相共勉。画快寄来,先睹为快。”(均见徐志摩致陆小曼信)胡适曾为陆小曼的大幅山水作品题一首打油诗:“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拼得死工夫,自成真意趣。”陆小曼学画之初的1931年就作此逆耳忠告,看来胡适是很了解她的。“闭门”就“不得画”,不幸而言中。日后陆小曼曾经多次立志发奋,朋友们尤为殷切期望,结果还是她本人止于闭门,旁人止于期望。为陆小曼立传,如果能就此深入发掘材料,再加以透彻分析,必能引出人生真谛,启示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此传必上品。愿读到柴草先生臻于完美的《陆小曼传》修订本。

第四部分后记

我最初接触林徽因在1990年,林徽因文学作品才出了薄薄一册的《林徽因诗集》,很少读者接触过。然而凡读了她的诗歌往往就成“林迷”,北大图书馆借书处一位年轻女出纳员即是,我每次借书她都特别殷勤。除了“林迷”,知道林徽因名字的人则寥寥,包括一些同行学者。那时我以访问学者身份随严家炎先生进修,进修总得找个课题,家炎先生说,可以写写林徽因。写写而已,我不知深浅,竟轻率定了个“林徽因传”。钻一年民国时期书报,关于林徽因的史料极为稀少而且零碎,搜集起来如大海捞针,无奈只写了几篇文章,距传记差得很远。我才明白,搜集林徽因资料是急不得的慢活儿,需从长计议。于是在书海里见其他有兴趣的材料便顺手捎带,结果那一阵我写凌叔华、陈衡哲的文章倒很有几篇。不过始终没有放弃对林徽因的关注,蚂蚁啃骨头地几年下来,积累的资料已相当可观。而报刊关于林徽因的文字因徐志摩热也渐渐多了,乃至近乎泛滥。其中有价值的文字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是二手转抄,有的是三四手了,乃至转手更多,无稽传闻如缕不绝。我又碰上另一种无奈,不得不耗去许多时间过目这些次次重复的文字。不敢不读,万一它藏着新发现呢。后来则不只是重复,而且时时夹着子虚乌有或以讹传讹的谬误,于读者,于才女均造成损害。为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就成了本书前一半的内容。

但写传的使命并未忘却。随着研究深入,我又明白,真正再现林徽因形象谈何容易。去年韩石山先生说过一段话:

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和她有密切的关系,她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不光是形象,她的出身,经历,品行,学问,都让他们心仪。雕成石像,就是维纳斯了。去年有一家出版社曾约我写她的传记,已答应了,看的资料越多,越是气馁,我知道我不配。现在出的几本传记都看了,没有一本真正写出了她的风采。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人物,还是谁也别写了,只把它的材料收集起来出本书,让人们去看吧。

韩先生是传记高手,且以自视甚高著称文坛,他尚且如此说,我自然更加气馁了。受他最后一句话的激励,先在过去拙编《林徽因年表》基础上匆匆整理出这份“年谱”。整理时材料的取舍略有点犹豫,怕引录过多,读者是厌烦冗长而枯燥的流水账的!不过照韩先生的主意,似又文抄公做得远不到家,舍弃了许多有意味的材料,很是惋惜。韩先生不主张写林传的话未可认真,他是渲染林传之难写吧,我仍愿以余生努力之。几年前也有沪上某家出版社热情约写林传,我说,这传,不仅要真实再现才女风采,而且要显示她作为那一代知识女性的普遍意义,不然宁可阙如。编辑听此话热情顿失殆尽,她想的是故事性、可读性,背后还想的什么不难意会。可是,我既不肯流俗,又志大才疏,林传至今未得开笔。私下自省,写一部我心目中的林传,或许是终生不遂的心愿。为此,衷心希望有志于此者捷足先登。

“年谱”系原南通师范学院今南通大学的科研项目,在此说明。

书内讨论、批评对象甚多,按我心意,最好对象的文章一一附录于后,以便读者兼听。实在难与作者联系;不联系则怕侵犯了著作权,只好从略。惟陈子善先生大作例外,子善先生是相熟的朋友,不至于跟朋友打官司;何况他的文章决非硬伤或谬说,有据有识,我们之间仅仁智之别,万不能屈他做缺席被告的。

附录了两篇议论陆小曼的文章,附录理由有点牵强,无非林、陆之间有徐志摩这条纽带。再牵强说一句,意在陪衬,了解陆小曼当有助认识林徽因的。

今年6月是林徽因百年诞辰,没赶上出版此书,甚憾!计划在年底或年初面世,肯定赶上了明年4月林徽因忌日五十周年,尚存一丝欣慰。而无法欣慰的是,萧乾老人不能看到它了。我研究林徽因起步伊始即得到老人多方关心,或当面赐教,或借阅资料,谆谆之心感人至极。有一回登门归还他珍藏多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原刊,也顺便请益。到宅前见门上有体弱多病请勿打扰的字帖,才想到是临时路过没有预约,很歉意地把报纸递给开门的萧老夫人即告退下楼。不料萧老让夫人追下楼来,我落座他又解释:“那字帖不是对你的。”一脸常见的笑容,夹着亲昵而不无自得的狡黠,像个老小孩。那回聊得时间竟最久。

陈学勇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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