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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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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1节 谈谈我的名和姓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州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满州建立伪满州国后,大多数满州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满州”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是他们侵略了满州,分裂了中国,这不能赖满州族人。日本强行建立伪满州国,想把满州族人变成满州国人,这是对满州人的极大侮辱。后来日本又把溥仪弄到满州,让他先当执政,后当皇帝。如果他从大清皇帝的宝座上退位后,变着法儿地想复辟,重登帝位,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满州人无关;但由日本人扶持,作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那就是对满州族人的极大侮辱了。溥仪有一个号叫“浩然”,不管他叫溥仪也好,还是叫浩然也好,不管他真“浩然”也好,还是假“浩然”也好,这都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但他一旦叫了满州国的皇帝,就与我们有关了。这等于把耻辱强加在所有满州族人的身上,使他个人的耻辱成为所有满州族人的耻辱。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也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是满州族,但不是满州国的族;我们是满州族的人,但不是满州国的人,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

满州族的姓很多。满语称姓氏为“哈拉”。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如“完颜”氏,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音译成汉姓就是“王”;“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就是“关”。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姓关的,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我曾写过一篇《谈清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改译》的文章,登在《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上,专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贞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jir的音译。他原来有独立的意思。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直到清亡后才废除。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作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作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更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惟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解放后,那些爱新氏,仍避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两不由地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那“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第一部分第2节 简述我的家世

要管我叫“金启功”,那更是我从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前边说过,满语“爱新”,就是汉语“金”的意思。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早早改姓“金”,这无足为奇。但我们这支一直没改。清朝灭亡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他这个人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一点信誉也不讲,是个十足的、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我祖父在临死前给我讲了两件事,也可以算对我的遗嘱。其中一件就是“你决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谨记遗命,所以坚决反对别人叫我金启功,因为这对我已不是随俗改姓的问题,而是姓了金,就等于违背了祖训,投降了袁世凯的大问题。至于我曾被迫地、短暂地、在纸片上被冒姓过一回金,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

总之,我就叫启功,姓启名功。姓启有什么不好的呢?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启”。所以,我有一方闲章叫“功在禹下”,“禹下”就指“启”。我还有两方小闲章,用意也在强调我的姓,用的是《论语》中曾子所说的两句话:“启予手”,“启予足”意为要保身自重。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见到我这两枚闲章便对我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篮球队、足球队吧。”我问:“为什么啊?”他说:“可以‘启予手,启予足’啊。”我听了不由地大笑。我很喜欢这几方闲章,经常盖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要说姓,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姓过一回“取”。原来在考小学张榜时,我是第四名,姓名却写作“取功”,不知我报名时,为我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这位“qi”、“qu”不分,而且不写“曲”,偏写“取”于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取”,这倒是事实。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其实,从我的上好几代,家世已经没落了。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从先人那里得到的一些见闻也许能对这段历史有所印证和补充。现在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叫“文献学”。其实,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当然,因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听闻,也难免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够详尽准确的地方。

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弘字辈往下排为永、绵、弈、载、溥、毓、恒、启。永、绵、奕、载四个字是根据乾隆恭维太后的诗句“永绵奕载奉慈帏”而来的。“奕”有高大美好的意思,全句意为以永久、

绵长的美好岁月来敬孝慈祥的母亲,也可谓极尽讨好之能事了。溥、毓、恒、启四个字是后续上去的,没有什么讲头。

我们这一支如果由雍正算第一代,第二代即为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第三代为永璧,他是和亲王弘昼的次子,仍袭和亲王。同辈的还有四子永、六子永焕,七子永琨等。第四代叫绵循,他是永璧的次子,仍袭王爵,但由和亲王降为和郡王。第五代为奕亨,他是绵循的第三子,已降为贝勒,封辅国将军。同辈的还有四子奕聪、六子奕瑾、九子奕蕊等。按规定,宗室封官爵多为武衔,不但清朝如此,宋朝、明朝也如此,如宋朝的宗室,高一级的封节度使,次一级的封防御使,都是武职。又如明朝的八大山人朱耷,作为宗室,也是封武职。所以从奕亨那代起,我家虽都封为将军,但只是个虚衔而已。第六代即为我的高祖,名载崇。他是奕亨的第五子,因是侧室所生,不但被迫分出府门,封爵又降至仅为一等辅国将军。同辈的还有四子载容等。传到第七代有三人。次子名溥良,即是我的曾祖,根据爵位累降的规定,只封为奉国将军。他的哥哥叫溥善,是我的大曾祖,弟弟叫溥兴,是我的三曾祖,也都袭奉国将军。第八代共有五人。我的祖父行大,名毓隆,二叔祖名毓盛,三叔祖、四叔祖皆夭折,五叔祖名毓厚,过继给我大曾祖。第九代即我的父亲,名恒同,是独生子。如以图表表示,则世系承接关系如下:

1 2345

清高宗弘历 仁宗yong琰宣宗昊宁 文宗奕

(乾隆)(嘉庆) (道光)(咸丰)

清世宗雍正胤

 和亲王弘昼——二子永璧——二子绵循——三子奕亨—

穆宗载淳、德宗载溥仪

(同治、光绪)(宣统)

—五子载崇——二子溥良——长子毓隆——独长子恒同——独长子启功

6 7 89

我的九代祖是清世宗雍正皇帝胤zhen,这两个字都是不常用的。清朝皇帝的名字一般都很怪,字都很生僻,为的是防止出现更多的避讳字。如康熙最初所立的太子名胤(音reng或cheng),大家都要避讳这两个字,甚至这两个音。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叫纳兰成德(容若),后来一度改为纳兰性德,就是为了避讳cheng这个音。但胤reng被废后,后人仍管纳兰叫性德就不对了。因为他死后,亲朋在吊唁时,都称他为成容若。胤reng被废后,立为理亲王,与礼亲王昭lian等都属于“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理亲王的谥法为“密”,这不是好字眼。后来胤zhen当了皇帝(雍正),于是同辈的人为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雍正只特许他喜欢的懿亲王胤祥可以不避,但他自己不敢,还是自动改为允祥。

雍正有十个儿子。长子早在乾隆出生的前七年,即康熙四十三年死去,二子、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皆夭折。六子又过继给别人。所以这里面只有第四子弘历与第五子弘昼有继承皇位的可能。后来弘历当了皇帝,这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而弘昼只能被封为和亲王。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复杂微妙。其中生辰是一个关键。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但就是这一个时辰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兄弟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君臣地位。弟弟虽被封为亲王,但在皇帝哥哥面前只能永远是臣子。

第一部分第3节 得到叶圣陶老的称赞

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复杂,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按清制:某后妃生了孩子,必须交给另外的后妃去抚养,即亲生的母亲不能直接抚养亲生的儿子,目的是避免母子关系过于亲密而联合起来有所企图,甚至谋求皇位。这是皇室和皇帝最忌讳的事。为此不惜割断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用心可谓良苦。和亲王是雍正耿氏妃所生(后被封为裕妃,地位在诸妃之上,死后被尊为纯悫皇贵妃),而抚养他的恰恰是乾隆的生母(雍正时封为熹妃,乾隆即位后,禀雍正遗命,尊为孝圣宪皇太后)。而乾隆生下后又被别人所抚养。人的感情是复杂的。虽然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亲生骨肉的,但对从小就把他拉扯大的孩子也会产生深厚的感情;而对虽为亲子,却从来没亲自抚养过的孩子,感情上就未免容易隔阂或疏远。乾隆的生母就是这样的人,她虽不是和亲王的生母,但从小把他抚养大,对他感情非常深,喜爱的程度远远超出亲生儿子乾隆。乾隆长大后当然非常了解这种感情和这层关系,特别是当了皇帝之后,更不得不时时加以提防。因为自己当了皇帝,生母就是太后。太后在清朝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是废立大权。乾隆总担心太后因喜爱和亲王就借故废掉自己而立和亲王。所以乾隆不得不采取极为谨慎、周密的策略和办法。他一方面对太后十分恭敬,晨昏定省,礼仪上格外尊崇,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大报恩寺(即后来的颐和园主建筑)为太后做寿。另一方面就是处处带着太后,表面上是向外界表示母慈子孝,自己时时侍奉在太后的左右。实际上是随时看着她,隔开她与和亲王的联系。与其交给别人看着,总不如自己看着更放心。但史家却往往没有看透这一点。《清史稿后妃传》在记载乾隆生母时称:

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庆典以次加隆。-----先以上亲制诗文(前边提到的“永绵奕载奉慈帏”就是这类诗文)、书画,次则-----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

如果把“奉太后”“南巡、东巡”等解释为“孝敬”,也许勉强可通,但“xian木兰”就令人费解了。木兰是满语“吹哨引鹿”的意思,清朝皇帝常于每年秋率王公大臣到围场打猎习武,称“木兰秋xian”,称其地为木兰围场。后来这个制度与这个围场都逐渐废弛,围场成了放牧垦田的地方,于是索性改为“围场县”,今属河北省。显然,“木兰秋xian”,就是当时的军事演习,这和太后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也非要带着她?而且非要等她病重后才把她送回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不明明是对太后存有疑虑,才时时带在身边吗?

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王伯祥,著述甚丰,虽有很多在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但有一部《乾隆以来系年要录》尚存,这个名字是套用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来的,但建炎以来是南宋在江南另开基业,套用到乾隆以来未见得准合适。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大谈特谈乾隆如何每日亲侍太后左右,他们之间如何的母慈子孝,把这些当成煞有介事的美谈。这只说出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深层原因,即不了解乾隆为什么要如此孝顺太后。他表面上作的很堂皇,像个大孝子,但实际上是另有考虑。这是很多修清史的人,包括我很尊敬的王伯老所不知的。我曾为这本书写过一篇跋,虽然没有直接道破这一点,但有一段话却是针对类似所有这样的现象而发的:

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这是我很得意的一段文字,得到叶圣陶老“此事可通读报章”的称赞。

“和王”满语叫“和硕”意为四分之一,一角,相当于英语的quarter,即他的爵位享有皇帝四分之一的权力。其实雍正在挑选继嗣时非常慎重,对他们从小就进行观察,多次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试探,测验弘历与弘昼兄弟的喜好、性格、志向、能力。当乾隆与和亲王还在上书房念书的时候,雍正就常让太监拿一些小东西、小玩意儿,如小盒子、图章等赏给这两位阿哥(太监在皇帝面前一律称皇子为阿哥),平时见面时常也如此。这些东西多少有些志趣尊卑的象征性。雍正本希望乾隆能拿到好的,但乾隆总抢不过和亲王,好东西每次都被他抢走,这种“抢尖儿”的行为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所以雍正最终选定乾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决定后,就把他的名字作为皇位继承者放在神圣的太和殿“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以示郑重。(后来我发现,这四个字是根据位于西华门内路北咸安宫门两侧的刻石翻拓的,一边是“正大”两字,一边是“光明”两字,这四个字是顺治皇帝所书。原拓片在台湾,现在挂在太和殿上的是重拓的,墨迹不如原来的浓。)但弘昼却不这样想。他对自己因只比乾隆晚生一个时辰而没能当上皇帝始终耿耿于怀,说不定还会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因为那时还没有准确的计时方法,更没有准确的接生记录,早一时辰,晚一时辰,只是那么一报而已。日久天长,他的心理难免有些变态。再加上自小受到太后的宠爱,有恃无恐,所以脾气禀性颇为怪异。他喜欢自己做点小玩意儿,家里盆盆罐罐的小摆设以及一些祭祀的用品都是纸糊的。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让佣人跪一院子,大哭举哀,他自己在上面边吃边乐,觉得很痛快。前面提到的“铁帽子王”之一的礼亲王昭lian,曾编过一本《啸亭杂录》,书中多记宫中之事,这是一般人所不敢写的,只有像他那样地位的人才敢这样写,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我曾买得此书中的两卷,是一般版本中所没有的,后交给中华书局,以补足原来的不足。书中有一条叫“和王预凶”,说的就是这件事。“凶”是五礼之一,五礼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种,即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虞,以嘉礼和姻好。和亲王在没死前即预先行凶礼,而且这种礼是哀邦国的,对国家很不吉利。也许他心想这国家反正不是我的。这说明他心理严重失态,而且是有意冲着乾隆来的。乾隆拿他也没办法,还说你既然喜欢做小玩意儿,干脆去负责造办处吧。他于是做了一个小板凳,上面铺上马鞍子,自己骑在上面,还问“哥哥您看怎么样?”乾隆只好尴尬地说“好”。他又马上跪下磕头请罪,说:“我在皇上面前失礼了”。气得乾隆无奈地说:“这是你找寻我啊,我并没说你有什么不对啊!”这话看似宽宏,实际积怨很深,挑明是你故意寻衅。又如,一次他和乾隆一起到正大光明殿去监考八旗子弟。到了傍晚,他请乾隆先去吃饭,乾隆没答应,他便有意激道:“难道您还防备我买通他们不成?”乾隆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和王又觉得不妥,向乾隆叩头谢罪,说自己出言不逊,冒犯了天威,请皇上不要计较。乾隆答道:“我要是计较,就凭你昨天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剁成肉酱!”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积怨随时有爆发的可能。这种紧张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和亲王死去。据说他病重临死时,乾隆曾去看望过他。和亲王挣扎着爬起来在床上给乾隆磕头,一边磕,一边用两手围在头上,比划出帽子样。和王的用意是希望乾隆把自己“头上”的这顶“和亲王”的“帽子”永远赏给子孙,就像八家“铁帽子王”那样永远世袭罔替地传下去。也不知乾隆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所答非所问地摘下自己的帽子,交给他,说:“你是想要我的帽子啊?”众所周知,皇帝的桂冠就是权利的象征。不知乾隆此刻是把这顶帽子当成普通的帽子,还是当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帽子。如果是后者,是想让和亲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沾一下这顶桂冠的边,还是讽刺他你到临死也不忘这顶帽子?这只能是见仁见智地任人评说了。但和亲王不算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而他死后乾隆仍让他的儿子永璧多袭了一代和亲王,而永璧的儿子虽不再袭亲王而改袭郡王,也确实对这位弟弟法外开恩了。

《清史稿诸王传》有一段不到三百字的和王传,其中除了对殿试这一段有具体的记载外,其余都是概括的介绍,说他:

少骄抗,上每优容之。------性复侈奢,世宗(雍正)雍邸旧赀,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悉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做明器象鼎彝盘盂,置几榻侧。

第二部分第4节 我的所闻

我的所闻可以和这些记载相印证,并对它们进行一些具体事例的补充。

而太后却总向着和王,处处偏袒他。这也是乾隆没奈何的地方。如当时的造币局在北新桥路西,即现在的第五中学一带。当时的铜钱一面铸有满文的“宝泉”二字,一面铸有汉文的“大清通宝”字样,所以又称“宝泉局”。钱铸好后,由北新桥往南,经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运往户部。铁狮子东口路北的大宅子就是和王的王府(即后来的段执政府)。那儿有两个门,人称东阿司门、西阿司门(音),昼启夜闭,起守卫作用。一次,造币局的车路过此地,和王居然令人把所有的车马通通由东阿司门赶进府内,关上大门,简直和路劫一般。乾隆听到后大怒,决心一定要严惩他一下。按律,截国库的钱要根据情节轻重发配到远近不同的地方。但考虑到太后的因素,又不敢真的把他发配得太远,和大臣商议后,决定采取变通的方法,罚他去守护陵寝。第二天早上,乾隆到太后那里请安,想把此事通报太后。只见太后沉着脸,连头都不抬,只顾自己收拾东西。乾隆搭讪了半天,太后始终一句话都不说。乾隆只好耐着性子,问身边的宫女:“太后这是怎么了?”宫女答道:“您把和亲王发去守陵,太后不放心,说了:‘我怕和王受不了,要收拾东西陪他一起去。’”乾隆听罢,只有暗自叫苦,收回成命。乾隆一是怕消息传出去,说太后让自己气跑了,二是仍怕借此机会使太后与和王更结在一起。

后来太后还是不高兴,也不和乾隆过话。乾隆只好再去找宫女打探虚实。宫女说:“太后说了,‘没见过金山、银山是什么样。’”乾隆巴不得能找个机会讨太后欢心,心想这回好办,让户部多凑些金元宝、银元宝往桌上一堆,不就得了吗?果然就这么办了。太后遛弯儿时看到这堆出来的金山、银山高兴得笑了,真有点像“烽火戏诸侯”的翻版。不料接着跟乾隆说:“把这些都赏给和王吧。他太穷,他但凡有钱何必截宝泉局的钱呢?”乾隆心里叫苦不迭,连忙解释说:“这都是我从户部临时借来,请您看着玩儿的。”太后仍然不依,闹得乾隆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得全都赏给和亲王。太后就这样包庇、纵容他,他明明已是“富于他王”了,还要在乾隆面前为他哭穷。乾隆只能装作顺从,虚以周旋,但心里的怨恨不言而喻,关系也只能越来越僵。直到乾隆三十年和王死后,才算平静下来。和亲王工书,有《稽古集》传世。

在乾隆时期,和申是一个重要人物。和申是一个极富机谋权术的人,在长期的仕宦过程中,权力越来越大,让朝廷和群臣都感到有点尾大不掉了。为了笼络他,乾隆把自己的女儿和孝公主赐婚和申的儿子丰绅殷德。但乾隆只让女儿称和申为丈人,而不称公公,这样一来好像自己这一方成了男方,成了女婿,气势上就能占点便宜。这也算是一种皇威的体现吧。

乾隆早就说过,执政六十年后即逊政,把政权交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嘉庆只是乾隆的第十五子,为什么能轮上他当皇帝?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深层原因。嘉庆的生母据《清史稿》所记为魏佳氏,看起来是旗人的姓,因为旗人的姓常有“某某佳”氏,但“佳”实际上就是“家”,只不过改写成“佳”而已,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这样改姓氏。现代学者郑天挺的《清史探微》也持这种观点。但实际上她并不是旗人。嘉庆的生母当是江南一个曲艺艺人,是乾隆三幸江南时看中的一位女子。后来,孙殿英盗清陵时,也盗开了她的墓,知道她深受乾隆宠爱必定有许多财宝。结果把她的鞋脱下来找宝时,竟发现她是小脚。众所周知,旗人妇女是不裹脚的。这个出土的实物铁证,证明她一定是汉人,而不是旗人。所以,所谓的“魏佳氏”,不过是后派上的一个姓。魏佳氏被娶到宫中后,受到乾隆的特别宠爱,并生了一个儿子。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凡后妃受宠,必然遭致皇后的妒忌,争风吃醋是后宫的铁定法则和常规游戏。最后魏佳氏被皇后害死,手法大概是灌毒药。据说乾隆一次在南巡到德州时,曾和皇后有一次极为激烈的争吵,皇后甚至提出要铰发,大有要出家为尼的架势。封建社会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决不能随意毁坏,旗人尤其重视头发,只有在父母死后,儿女才要剪下一缕头发放在父母遗体的手中。可见吵到要铰发的地步一定是非同小可,可能就是为魏佳氏之死而引发的。而乾隆对皇后的铰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他的要挟。后来就把皇后废掉。魏佳氏死后,手下的人,为她安排的是水银葬。这也大有深意。当年宋真宗的刘皇后迫害死宋仁宗的生母李妃,并掩盖真相,说自己是仁宗的亲母。当时以吕夷简为首的大臣为了能长期保留李妃的遗体,就是为她实行水银葬,并按皇后的的等级为她穿戴。刘皇后知道后大闹,吕夷简对她说,这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你们刘家。等到刘皇后死后,大家才告诉仁宗真相。仁宗到寄存李妃灵柩的庙里打开棺材一看,果然面色如生,全身皇后装束,仁宗为之大哭。但荒唐的是,仁宗居然不知怎么处置这件事,不知是否该认自己的生母为太后,又觉得刘皇后终究厚葬了自己的生母,这正如吕夷简所说,实际上保全了刘皇后。当年孙殿英盗墓后,也有魏佳氏面色如生的记载。可见确实实行的是水银葬,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是有意地模仿前例,把她按皇后的规格下葬的。乾隆终究比宋仁宗明白,他所心爱的妃子被皇后害死了,他就格外喜爱、加倍珍惜她的儿子,进而决定传位于他。这就是嘉庆皇帝。而乾隆废掉皇后后,真是心灰意懒,再也不想立正宫。有一次他到热合的避暑山庄,一位老学究,说穿了就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还拿出那套封建伦理向乾隆建议,说什么后宫不可无主,应该续一位正宫母仪天下。他以为端出这样一套堂而皇之的谀词来拍马一定能得赏,不想,气得乾隆差点把他杀了。

第二部分第5节 和申的必然下场

话说回来,到了乾隆六十一年时,乾隆果然对外宣布逊政给嘉庆,朝野就改称嘉庆元年,但在宫中仍继续用乾隆年号纪年,为避弘历的“历”字,不称“时历书”,而称“时宪书”,继续按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往下排。这说明乾隆虽然偏爱嘉庆,但自己并不想轻易撒手,真的逊政,而是要继续把持朝政,亲裁一切大小事宜。上朝时依然坐在宝座上,而嘉庆只能站在一边,所以和仍然得到重用。

一回,在朝堂上乾隆与和申商议选派谁去补现在的某些出缺,嘉庆照例只能在旁边听着,而这二位偏偏不说正式的人名,全用什么“大幺”、“幺天”、“大天”、“虎头”之类的骨牌名来代替。他们俩当然是心照不宣,但嘉庆听起来却是一头雾水。下来后,嘉庆就问和申“你们刚才说的都是谁?”和申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爷俩儿的事,您就别问了。”从乾隆这方面来说,他明知嘉庆不会清楚这些骨牌名都代表谁,而偏要这样说,就是有意不让嘉庆知道;从和申这方面来说,作为佞臣,就要讨主子的欢喜,处处表现对主子的忠心,既然主子不愿直呼其名,自己也就不好把机密泄露出去;但作为新主子,嘉庆没头没脑地在臣子面前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心里不能不窝一肚子火。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乾隆在一次谈话中,流露出想把原来上书房的师傅,后因故放外任的朱圭重新调回京城,主持“阁务”。嘉庆与朱圭有师生之谊,关系亲密,听说这个消息后,自然很高兴,就写了一首诗给他,表示祝贺。不料,这事让和申知道了,竟把这首诗抄给了乾隆。并煽风点火地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和申的目的很明显,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权高盖主,得不到嘉庆的好感。如果嘉庆一旦接管了实权,决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趁他还没接管大权,扳倒他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如果另立一个年轻无能的新主子,也许还能控制住局面,继续掌权。乾隆拿到这首诗后果然大怒:一来我还没正式决定,你就先透露出去,法度何在?二来这确实有向手下亲密大臣卖人情的嫌疑,以便培植自己的势力。要知道,凡老皇帝到后来,他最大的对手或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他们都怕自己的儿子因急于登基反过来把自己废掉,或者另立一套,把自己的既定方针否掉。所以太子在没登基前总有被废的危险。现在乾隆也不例外,他也把这件事与废立联系在一起。于是召集重臣商议如何处置这件事,并把嘉庆的诗当廷示众。当时的权臣除和申外,还有阿桂、董诰等。阿桂是实力派。雍正时,朝廷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把西南一带世袭执政的土司,改为朝廷指派轮换行政的流官。当地土司不满而纷纷造反。阿桂就是最后攻克四川一带大、小金川,平定叛乱的功臣。当时他动用了大量的火炮,这在那时可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般的部队、一般的情况,不会有这样的装备,可见阿桂当时的地位。解放战争前,从北京城到西山的路两旁,还可以看到很多旧时的炮楼、碉堡,那都是为阿桂练兵进行实战演习修建的。但阿桂是武将,这次该文臣出马了。在乾隆的追问下,董诰经过一番思考只说了五个字:“圣主无过言。”这话可理解为:英明的君主从来没有说过错话;也可以理解为:不要让臣子认为君主说过错话。非常含蓄而巧妙地提醒、告诫乾隆:您既然已经决定立嘉庆,就不能轻易改变,否则前边的决定不就成了出尔反尔的“过言”了吗?这就冠冕堂皇地堵住了乾隆想要提出废立的嘴,乾隆听罢也只能默默无语,以别的理由不再召朱圭入京,并嘱咐董诰以后要好好为自己辅佐嘉庆。没想到和申没能借这个机会扳倒嘉庆,反而使一些老臣更死心塌地地站在嘉庆这一边。

当然和申也不会只把赌注下在一边,他也会抓住机会讨好嘉庆,以表自己早有拥戴之心。早在乾隆六十年,乾隆准备正式册封嘉庆为皇太子,但还没正式公布时,和申得知后,就抢先向嘉庆献上一柄上等成色的如意,以表拥戴。但这根稻草救不了他的命。据说,嘉庆接过来瞥了一眼,狠很地把它摔在地上,摔得粉碎,大声质问道:“宫里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会有?”言下之意,你这贪官贪得也太出格了。

乾隆六十四年,乾隆死去。嘉庆作为儿子,当然要举哀服孝,按一般的官员,须丁忧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宫中另有一套说辞和规矩,丧期可以通过巧妙的解释而缩短,一天顶好多天,有如现在的打折。所以嘉庆很快就正式即位亲政了。亲政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和申。先让王念孙上书弹劾和申种种不法之状,然后由嘉庆下达交刑部严查的命令。拿入刑部后,嘉庆还没敢马上杀他,因为他毕竟在朝野上上下下经营了那么多年,到处都是他的党羽,就像崇祯一开始不敢贸然杀掉魏忠贤一样。而和申还在狱里作诗,向嘉庆表示忏悔。但嘉庆最终还是没放过他,宣布他犯有二十大罪。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条大罪就是“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申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可见嘉庆对和申表面拥戴,实则反对,是多么的痛恨。最后,赐帛令其自尽。而嘉庆的另一项命令就是急召朱圭入朝,任上书房总师傅。

这是和申的必然下场。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当嘉庆还没被正式立为太子,和申还没倒台,权势如日中天时,众皇子中就出现这样一个笑谈:某阿哥很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绝对不可能当太子,就对其他阿哥说:“众位哥哥,如果老皇殡天了,你们都有继承王位和宫中财富的可能,我自知没那样的好命。就说那机会多如雨点,也落不到我头上。我只有一个请求,哪位哥哥将来当了皇帝,请把和申住的宅子赏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试想,在那个时候,众皇子就惦记上和申的府第了,他能不倒台吗?这位阿哥最后真的如愿以尝,不但如此,而且在日后朝廷激烈、残酷的倾轧中,居然能安然无恙。因为他早早表示只在财物上有贪心,正表示在政治上没野心,这样,所有在政治场上争斗的人谁也不会拿他当对手,他于是得以保全。历史上这类的事情很多。李后主被俘后,日日思念他旧时的“无限江山”、故苑的“雕栏玉砌”,所以吟咏方毕,牵机(毒药)遂至。正因为他让别人担心还有政治上的不甘心。而蜀后主刘禅,被俘中原后,每日乐不思蜀,反而得以尽天年,正因为在别人眼里他再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统治者怕的恰恰是这种政治野心,腐化堕落对他们并无所谓,权位才是最重要的。仅从苟全性命这点上说,谁能说这种人不正是“大智若愚”呢!

第二部分第6节 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

历史上有康乾盛世之说。据我看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时代最为强盛,雍正次之,乾隆最差。康熙收复台湾、平定尔丹、力败沙俄,签定尼布楚条约,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绝后地广阔,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大度而主动拜谒明孝陵,消除了明末遗老的对立情绪,稳定了人心。推行宽松的文化政策,优待人才,并注重选拔人才,促进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这种势头在乾隆前期还得到保留,乾隆本人也算勤勉。但到了乾隆三十七年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一年川楚“教匪”开始起事,此后愈演愈烈,说明政治统治已发生危机。这一年开始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本身是一部了不起的书,但乾隆修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是推行文化专政,钳制文人的言论和思想。所以自雍正以来兴起的文字狱愈演愈烈。大批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创造被封杀,大量的学者和文人被杀的杀,剐的剐,株连的株连,灭门的灭门。这说明他预感到思想统治也发生了危机,神经变得极为脆弱。这一年开始编纂《贰臣传》、《逆臣传》,将明朝入清继续为官的人,如钱谦益、朱彝尊、毛奇龄等都列入贰臣,把在清朝封官后又反清的人,如吴三桂、耿精忠等都列入逆臣,这说明他们对文武大臣和各种人才已存有严重的戒备之心,不再想如何利用他们,而是如何防范他们。到了这种地步,康乾盛世也就走向穷途末路,而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繁荣期也逐渐走向尽头了,封建社会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的曾祖叫溥良,到他那一辈,因爵位累降,只封了个奉国将军,俸禄也剩得微乎其微,连养家糊口都困难。如果仅靠袭爵位,领俸禄,只能是坐吃山空,维持不了多少时候。生活逼迫他必须另谋生路。按清制:有爵位的人是不能下科场求功名的。我的曾祖便毅然决然地辞去封爵,决心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所幸,凭着良好的功底,中举登第,入了翰林,先后任礼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右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察哈尔督统等职。其实,他最有政绩的还是在江苏学政(相当于江苏教育厅厅长)任上。最初,他被任为广东学政,赴任时,走到苏州,住在拙政园,正赶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太后母子匆匆逃往西安,按规定他应该先到朝廷去述职,但此时正值战乱,不能前往,于是又改派为江苏学政。他是一位善于选拔、培育人才的人。凡当时江苏有名的文人学者,大多出其门下。我日后的老师戴绥之(姜福)就是他任上的拔贡。又如张謇(季直),他家与翁同和家为世家友好,翁同和曾特别写信嘱咐我曾祖父务必安排好张謇。翁同和曾任同治、光绪的老师,并几乎任遍六部尚书,还任过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现在来亲自过问张謇的前程。这封信现在还在我手中,因为文笔好,说得又和我家的事相关,我至今还能背下来:“吾从事春官,目迷五色,贤郎其一也。我有要好通家,江南张謇,孝友通达。------”翁同和作过礼部尚书,按《周礼春官》记载,春官为六官之一,掌礼法、祭祀,后来就成为礼部的代名词。所谓“目迷五色,贤郎其一”是对上次科考,没能看准,因而遗漏了令郎(即我祖父)而表示歉意。我曾祖也是翁同和的门生,这封信写得又这样富于暗示性,岂敢不听?于是就安排张謇作崇明书院的山长。过了两年,到下一次省试时,他和我祖父两人果然高中,张謇拔得状元,我祖父考中进士,入翰林。

显然,张謇和我祖父的中第与翁同和的特意安排有关,说白了,这就是当今所说的“猫匿”,但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一般情况下都由阅卷大臣排定。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就在上面画一个圈,谁的圈多,谁就排在前面。前十本要呈交皇帝亲自审查,阅卷大臣把他们认为第一的放在最上面,皇帝拿起的第一本就是状元了。下边的就是榜眼、探花,以此类推。其它级别的考试也如此,但也有例外。如乾隆时,有一位陕西人尹继善,他是刘墉的学生,曾四任两江总督。两江是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盐政,再加上钱、粮,有大量的收入,因此两江总督是朝廷和皇帝非常倚重的要职。某年会试,尹继善参与主持,准备录取的状元是江苏人赵翼(瓯北),他本来学问就好,又是军机章京,最了解考场的内情,知道什么文章最对路数。但乾隆觉得江苏的状元太多了,想换一个别省的。他特别喜欢尹继善奏折上书一类公文的文笔,又知道这些文笔都出自尹继善手下的幕僚陕西人王杰(伟人),便特意问尹继善:“你们陕西有状元吗?”“王杰这个人怎么样?”意思是想取王杰,并以此来奖掖尹继善,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拍尹继善的马屁——为了政治的需要,皇帝有时也要拍大臣的马屁。尹继善自然顺水推舟,于是改取王杰为状元,而把赵翼取为探花,为此赵翼始终耿耿于怀。但科举要服从政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话说回来,张謇也确非等闲之辈。他入仕后,觉得在官场上混没前途,就主动弃官经商,去搞实业,成为洋务派中的重要一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海”了。他反过来对翁同和也有很大的影响,翁同和的那些较新的思想、知识,多是从张謇那儿来的,颇有点像康有为的许多东西都是从梁启超那儿贩来的一样。而翁同和为此在守旧派眼中逐渐被视为异己,不断受到排斥。

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侯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就连光绪的皇后隆裕(她是慈禧那条线上的人)也得在这边整天伺候着,连梳洗打扮都顾不上,进进出出时,大臣们也来不及向她请安,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哪都是,情景非常狼狈。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表明太后已死,整个乐寿堂跟着哭成一片,在我曾祖父参与主持下举行哀礼。其实,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光绪死后,也许早就死了,只是密不发丧,只有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但光绪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塌喇”,确是我曾祖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而那位太医院正堂姓张,后来我们家人有病还常请他来看,我们管他叫张大人。

说到这,不能不说说西太后和光绪这两个人。后人都很同情光绪而痛恨西太后,认为如果当时能把西太后废掉或干掉,让光绪执政,中国就会走向强盛、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光绪是个很无能的皇帝。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在西太后的压制下,不能随便说,随便问,随便做,还要随时提防被废。因为已有他的王储“大阿哥”溥jun被废的事情发生过了。(据说溥jun后来很潦倒,成天出入后门桥一带的茶楼酒肆,不知何时默默死去。)所以光绪并不懂国事,更没有实际有效的管理国事的本领和经验,也并不真正懂得如何维新变法。在那矛盾重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即使他上台,也不可能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二部分第7节 我外祖的家系

而慈禧这个人却很厉害,她有手段,有魄力,敢下手。咸丰死后不久,她就敢把当时最有权的宗室领袖肃顺在菜市口杀掉。据李越缦(李慈铭)《越缦堂笔记》的记载和分析,慈禧杀掉肃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肃顺看不起她,认为她只不过是咸丰的偏宫。她用人有一套,在朝廷上有意不安排自己家族的人,而是用夫家的人。按清制:慈禧作了皇后,她们家的人,如父亲、兄弟都可作承恩公,清初封为一等公,乾隆时才降为三等。娘家称贵公府,当时掌事的人叫贵祥。但实际上,贵公府的人都没任过什么要职。当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后,咸丰皇帝带着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及太子同治,逃到热合。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咸丰明确地吩咐西太后带着她生的儿子同治回北京,言下之意是自己不准备再回朝执政,而把大权交给西太后和同治了,这也正是西太后日后能独掌大权的原因。而咸丰最后在热合自杀了,至于具体怎么死的不知道。但他指着同治对慈禧特意说的“你带着他走吧”的话,用意是再明显、再清楚不过的了。这恐怕也是史书中缺载的。而同治死后的光绪纯粹是个傀儡,指望他能改变中国的局面和命运是不可能的。

慈禧死后葬在东陵。按清制:皇帝死后,他墓室的门就封上了,之后其他的嫔妃就不能与他合葬,而只能单修一座坟墓。后来西太后的坟被军阀孙殿英盗开了,盗走了无数的珠宝。在此之前,他们先盗了乾隆的墓。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尤其引起宗室之人的震怒。载涛写过专门的文章记载过这一事件,我在《世载堂杂议》中还读过徐埴、陈仪等人的有关文章,文中记载,盗墓后,慈禧的遗骨被赤裸裸地扔在棺材盖上。解放后我也去参观过乾隆陵和慈禧陵,才知道皇室的棺材是怎样的情景。一般满人的棺材是平顶的,顺着两个坡下来,前边有一个葫芦,钉在合叶上,打开后上边可以挂貂皮,这当然要够等级才行。而陵墓里的棺材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大躺箱,里边可放置袍褂衣物,外面没有其它的装饰。出殡时现拿木头片钉在棺材外,使两边成坡状,而到了陵墓内,就只保留躺箱了。翁同和的日记曾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即说到东太后慈安死后就是装在躺箱里的。

慈禧的shi号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羡崇熙皇太后”,墓中还有一小牌位,写着“配天兴圣”四个字,《清史稿》缺载。难为他们是怎么想的,几乎把所有好词都用上了。我前面引用过我文章中的一段话:“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西太后虽不是昏庸、童的问题,但加上如此多的桂冠,这也是“实录”不实的典型例证之一。

我的大曾祖溥善袭奉国将军,没下过科场,也没作过什么大官。我的三曾祖,也袭奉国将军,他和我曾祖一样,也决心走科考道路,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仕途。但他觉得自己的汉文不行,便习满文,考武举,补满缺,后来他还主考过满文,最后官至翰林。

我的祖父这一代兄弟共五人,祖父毓隆行大。二叔祖名毓盛,他有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小时常在一起玩,后来不知怎的就死了。三叔祖和四叔祖都夭折。五叔祖名毓厚,后过继给我大曾祖。他有三个儿子,二儿子活到解放后,三儿子在文革中服毒自杀了。我的祖父更没有爵位可依靠,在我曾祖的影响下,也走了靠科考博取功名的道路。他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考上翰林,任过典礼院学士、安徽学政、四川主考等职,善书画。二叔祖毓盛也作过理藩院部曹一类的中下级官员。后来得瘟疫,他凭懂点医术,自己开药。据说有一味石膏,要讲究配伍,他搞错了,结果服药后不久就死了。

我外祖的家系要从外高祖赛尚阿谈起。他是蒙古正蓝旗人。他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中过举,曾任过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授予过头等侍卫,任过钦差大臣,到天津负责防治海疆,统帅过最新成立的洋枪队,因训练有素,受到过嘉奖。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后来洪秀全在广西起义,朝廷就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他与洪秀全等人从广西一直转战到湖南。开始,还有些战功,但当时的起义军正处于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期,势如破竹,临时拼凑的官军自然难以抵挡。在后来的永安战役、长沙战役中便连连失利。朝廷怪罪下来,革职押解进京,经会审,“论大辟,籍其家,三子并褫职”。而他自己的辩解是不忍在战场上杀人太多。这说明他终究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战场上的事实在说不清。后来幸亏有人为他说情,才得以释放,发配过戍边,又训练过察哈尔的蒙古兵,最后授了一个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他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和四儿子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二儿子一家住在西北时,让阿古博全都杀了。后来,朝廷派左宗棠前去镇压,把阿古博一直赶到了沙俄。有一位史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回民起义》。主题是把阿古博当作农民起义加以歌颂。那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凡是反朝廷起事的都是农民起义,阿古博也如此,应该歌颂。写好后,他托陈垣老校长国庆节上天安门时带给毛主席。后来此书就销声匿迹了。据说外交部曾明文指示,阿古博算分裂分子,而不能算农民起义。后来我在西单商场一间卖处理书的旧书店里看到满书架都是《回民起义》。看来对历史问题的评价确实应该慎重。

三儿子名崇绮(音yi),也就是我的三外曾祖。崇绮和崇绮一家非常富有传奇色彩。崇绮也决心走科举之路。但他参加考试时,由于父亲赛尚阿刚判过大罪,也算有“历史问题”和“家庭出身问题”,所以不能参加官卷考试,而只能参加民卷考试。按清制:凡高级官员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都要另编字号,另加评定,按比例单独录取,试卷上都注有“官”字,名为官卷。民卷则为一般试题。他学问很好,卷子上的文章作得也好,字写得也很漂亮。递上去的前十本内,就有他的,主考官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旗人。因为按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凡是旗人是不能取为三甲的,三甲要留给汉人,为的是以此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这也算是清朝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吧。阅卷官把选出的前十本按次序呈给同治皇帝亲览。第一本就是我三外曾祖崇绮的。如前所述,这第一本就应该是状元。但同治看完后,才知道这是崇绮的的卷子。录取吧,于规矩不合,因为他是旗人,又是罪人之子;不录取吧,又明明考第一,并无任何作弊的嫌疑,于崇绮本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同治十分为难,便找来大学士灵桂、瑞常等人商议。灵桂认为,这虽不合规矩,但决不是有意为之,纯属偶然巧合,不妨把它视为科考佳话。于是同治法外开恩,录取崇绮为状元,授予修撰之职。按:新科进士一般授予馆职中的编修、修撰和检校三种职务,编修相当于今天的编审,修撰相当于编辑,检校相当于校对。崇绮是清朝开国以来,旗人第一位由民卷而考中的状元。《清史稿》说:“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而授修撰者,只崇绮一人,士论荣之。”后来官至内阁大学士,还作过大阿哥溥的师傅,“可惜”大阿哥后来被废,要不然他就当上太傅了。

第三部分第8节 我的母亲

崇绮的女儿是同治的皇后,封号为孝哲皇后。崇绮自然也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后来同治病死,西太后总迁怒于她,认为是她没伺候好同治,对她百般挑剔,处处为难,十分蛮横。她觉得实在没有活路了,就想自杀,又找不到自杀的办法,就把父亲崇绮叫去,商量怎么办。崇绮跪在帘子外——这是宫里的规矩,女儿作了皇后,父亲见她也要行君臣大礼——问她:“不吃行不行?”她说“行”。于是最后决定采取绝食而死的办法。试想这是一幕多么惨不忍睹的情景:女儿没有活路,又无人救助,请来父亲,父亲不但束手无策,还要跪倒在封建礼教前,替女儿出主意怎样去死。这真称得上是“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典型了。崇绮女儿绝食几天后,西太后曾看过她一回,给她调了一匙杏仁粥,她不敢不喝。这样又多活了两天,最后还是悲惨地饿死了。但史书上又是怎么记载的?《清史稿》居然说:“初,穆宗崩,孝哲皇后以身殉,崇绮不自安,故再引疾(称病)。”明明是被迫自杀,却说是“以身殉”;既然是以身殉,那就是大“节烈”,父亲又何必“不自安”地引退?这不明明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唉,历史书啊,真不能随便相信。

还有更悲惨的事情。八国联军打向北京时,崇绮算是护驾,随着西太后一直逃向西安。为西太后赶车的把式叫杨使(音)。他不敢像一般车夫那样坐在车的跨沿上,只能在地上小心地拉着牲口,就这样一直拉到西安。后来回到北京,西太后竟赏他一个四品顶戴。我三外曾祖自己坐的车,走到保定附近车轴断了,只好住在保定的莲池书院。这时,他接到一封家信,打开一看是他儿子郑重其事写的《叩辞严亲禀》。他的儿子叫葆初,我母亲叫他“葆大叔”。原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和母亲未能带全家护驾西太后,觉得像自己这样皇亲国戚的身份,应该遵循“主辱臣死”的古训,再加之崇绮是倾向义和团的,而这时慈禧由利用义和团转而出卖义和团,于是崇绮的妻子和儿子葆初决定带全家自杀殉国。他们选的是一个叫朝阳洞的地窖,它具体在哪儿,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他们挖了两个地窖,分男女层层躺到里面,下面铺上褥子,上面盖上单子,然后让人层层埋上土,等于自我活埋,全部被闷死。事后挖开安葬,还能看到因窒息而挣扎的痛苦的样子,十分恐怖。在自杀前,葆初给远随西太后避难的父亲写了这封信,报告了母亲和自己的决定。崇绮接到这封信后,知道全家死得如此惨烈,真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加上自己因车坏,再也无法赶上西太后,便在窗户棱上上吊自杀了。这样一来,我三外曾祖一家全都死光了。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确实有大量的王公贵戚自杀殉国,对这种现象如何评价,我一直想不清楚,也就不好妄加评论了。事变平息后,西太后回到北京,给了崇绮很高的优惠待遇,以奉旨进京的名义,恩准把他的灵柩运回北京发葬,灵柩前放着一支白公鸡,称领魂鸡。我三外曾祖生前和翁同 过往密切,我现在还保留着几封他给翁同和的手札。

我外高祖的五儿子,叫崇纲,就是我的外曾祖,他精通满文,作过驻藏帮办大臣。他由西藏回来后住在香饵胡同。我的外祖和三外祖,都是他的儿子。我的三外祖叫克咸(音),也懂满文和蒙文,他参加我三曾祖的主考时,还发现他出的满文题目有错误。后来曾担任过咸安宫的满文教习。我的外祖叫克昌,他的二伯父一家让阿古博都杀了,他便继承了他二伯父的爵位,由于他二伯父算是阵亡将士,所以从优封他为骑都尉和云骑尉双重职位。我的外祖母死后,外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一直把外祖母生前住的屋子锁着。直到他故去以后,别人才打开,里边乱七八糟的。这时,家里只剩下我母亲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后来就把她送到我三外祖家去过。我三外祖从精神上很体贴她,特意吩咐自己的孩子,即我的姨、舅等,都管她叫“亲姐姐”,免得她有孤独疏远、依傍他人的感觉。我的三外祖在民国前后曾在“瀛贝勒”(溥雪斋的父亲)府教家馆,也在我们家教书。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八叔祖,一个是我父亲。当时,我的八叔祖已定婚,而我的父亲还没有。于是他就把寄居在他家的、我的母亲许配给他。但没想到我父亲有肺病,当年那可是绝症。所以母亲过门一年后生了我,第二年父亲便过世了。

我的母亲命真苦。在娘家时孤单单的,没有兄弟姐妹,父母死得又早。后来又嫁给我孤单一人的父亲,不想丈夫又很快死去,又变成孤寡一人。我父亲是独生子,只有一姐一妹,即我的大姑和二姑。我的大姑早早出嫁,二姑叫恒季华,早年也定下婚事,没想到男方早早死去。按当时最严格的封建制度,既已许配,就不许再嫁,于是我二姑就成了“望门寡”,更是一个苦命的人。她许配的那一家也是我们的熟人,有时我们去串门,她也要有意地回避。其实古人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再嫁是很平常的事,比如众所周知的李清照。可笑的是不但有些古人,甚至有些现在人,还在责备李清照的再嫁,认为这是她人生的一个污点或遗憾;有些人虽不这样正面谴责,却在极力地为李清照辩诬,说她并没有改嫁,思想深处还是认为改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其实,这在宋代是常见的事。这都是程朱理学及其后代末学对妇女变本加厉的迫害,也是我最反对朱熹之流的原因之一。民国后,这种制度虽然有所松懈,但我的姑姑年龄也大了,于是她终身未嫁,决心帮助我母亲一起抚养我这个两代单传的孤儿。

第三部分第9节 多事之秋

后来,我用自己第一份薪水买的第一部书,是清人汪中(容甫)的《述学》。为什么单买这一部呢?因为我小时候,就从别人那里看到过这部书,知道汪中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和同样的感触,从内心里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汪中也是早年丧父,家中贫困到母亲不得不带着他讨饭的地步,每到寒夜时,母子只得相抱取暖,不知是否能活到天亮。汪中在给汪剑潭的信中曾动情地说过这样的意思:大凡为寡妇者多长寿,但等到儿子大了,能供养母亲时,即使有参苓粱肉也无补于她即毙之身了。他还痛切地谴责过夫死妇不得再嫁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切都与我有同感,使我十分感动。我在《论书绝句》一百首中的第八十九首写道(见图三《论书绝句》第八十九墨迹):持将血泪报春晖,文伯经师世所稀。禊帖卷中瞻墨迹,瓣香应许我归依。

这首诗就是纪念汪中的,文伯经师都是指他。《述学》中有汪中的定武本《兰亭序》跋。《兰亭序》帖也称《禊帖》。我又在诗的下面配上一段文字:“功周失怙,先母抚孤备尝艰苦。功虽亦曾随分入小学中学,而鲁钝半不及格。十六七始受教于吴县戴绥之师,获闻江都汪容甫先生之学。旋于新春厂甸书摊上以银币一元购得《述学》二册,归而读之,其中研经考史之作,率不能句读,而最爱骈俪诸文。逮读至与汪剑潭书,泪涔涔滴纸上,觉琴台、黄楼诸篇又不足见其至性者焉。”2002年我应邀到扬州讲学访问,曾专程到汪中的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汪中墓碑上的“大清文林汪中之墓”是由尹秉绶所题。墓地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概正因为此,文革中才幸免于难。

我生于民国元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这是一个风云巨变的年代。前一年(辛亥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随之灭亡,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也就是说,我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作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对辛亥革命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只能承认它是历史的必然。1982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有人向我征题,我只能这样写道:

半封半殖半蹉跎。终赖工农奏凯歌。末学迟生壬子岁,也随诸老颂先河。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大动荡的年代: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军阀混战,中国的共和在艰难中不断前行。

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我的“家”也在经历着多事之秋。

我的父亲恒同在我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是我第一回当丧主,尽管我一点事也不懂。据说,因为父亲尚未立业,没有任何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灵,只能停在一个小庙里,在那里给他烧香发丧。如果说我家由我曾祖、祖父时已经开始衰落的话,那从我父亲的死就揭开迅速衰败的序幕。那时,我祖父虽还健在,但他已从官场上退了下来。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没有爵位可依靠,都是靠官奉维持生活。清朝的正式官奉是很有限的,所以官员要想过奢侈的生活只能靠贪污,这也正是当时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我的曾祖和祖父本来都很廉洁,再加之所作的多是清水衙门的学官,所以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要想维持生活就必须有人继续作官或另谋职业。现在家中唯一可以承担此任的人,在还没有闯出任何出路时,突然去世了,这无疑有如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无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全家人巨大的打击。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就是孤单一人,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不管我父亲日后能取得多大的功名和事业,能挣多少钱,总算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靠,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没了,又要过一种新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公婆当然不会让她饿着、冻着,特别是又为他们生下了一线单传的孙子,但每月能得到的至多是几吊钱,而面临的将是无边的孤独与苦难,那日子的悲惨与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她首先想到是死,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也不听,最后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我而苦熬下来。

一个家族到了这份上,往往会发生一些怪现象。当然,如果仔细追究,这些现象可能都有一定的缘由,但问题是,到了那份上,恐惧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谁也顾不上、来不及去追究了。正如《红楼梦》在描写宁国府衰败时有一段奇异现象的描写,写的鬼气拂拂(按原文如下):

(中秋夜)贾珍----在汇芳园丛绿堂中,带着妻子姬妾------开怀作乐赏月。将一更时分,真是风清月白,银河微隐。-----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悚然。贾珍忙厉声叱问“谁在哪边?”连问几声,无人答应。------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隔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凄惨起来。看那月色时,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次日------细察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迹。

我想读者看了这段描写,谁也不会认为曹雪芹在这里宣扬迷信。我听说,我父亲死后家里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事,也请读者能正确理解:这些事说明我们家那时紧张到什么程度。

我们当时住在什锦花园一个宅子的东院,我父亲死在南屋。南屋共三间,西边有一个过道。我父亲死后谁也不敢走那里,老佣人要到后边的厕所,都要结伴而行。据她们说,她们能听到南屋里有梆、梆、梆敲烟袋的声音,和我父亲生前敲的声音一样。还有一个老保姆说,我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开过我父亲住的屋子,说我父亲生前装药的两个罐子本来是盖着的,不知怎么,居然打开了,还有好几粒药撒在桌上,吓得她直哆嗦。也难怪她们,因为这个院里,除了襁褓中的我,没有一个男人了。于是我母亲带着我们搬到我二叔祖住的西院,以为那边有男人住,遇事好撞撞胆。我二叔祖很喜欢我父亲,他住在这院的北屋。搬去的那天晚上,他一边喝酒,一边哭,不断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大同啊,大同啊!”声音很凄惨,气氛更紧张。到了夜里,有人就听到南屋里传来和弄水的声音,原来那里放着一只大水桶,是为救火准备的,平时谁也不会动它。后来一件事更奇怪。我二叔祖有一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他的奶妈好好地忽然发起了疯癫,裹着被褥,从床上滚到地上,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东院的大少爷(指我父亲)说请少奶奶不要寻死。还说屋里柜子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包,里边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我母亲听了以后,就要回东院找,可别人都吓坏了,拦着我母亲不让去。我母亲本来是想自杀的,连死都不怕,这时早就豁出去了,冲破大家的阻拦,按照奶妈说的地方,打开一看,果然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跟着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其实出现这些怪现象必然有实际的原因,只不过那时大家的心理都被恐惧笼罩着,一有事就先往怪处想,自己吓唬自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而这正是一个家族衰败的前兆。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成长的。

大概和这种心理和氛围有关,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正式归依了喇嘛教,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我归依的师傅叫白普仁,是热合人。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察格多尔札布”。察格多尔是一个佛的徽号,札布是保佑的意思。喇嘛教是由莲华生引入的藏传密教,所谓“密”,当然属于不可宣布的神秘的宗派,后来宗喀巴又对它进行了改革,于是有红教、黄教之别:原有的称红教,改革后的称黄教。红教一开始就可学密,黄教六十岁以后才可学密。红教不禁止男女合和,这和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相合,黄教在这方面就比较严格了。我归依的是黄教,随师傅学过很多经咒,至今我还能背下很多。

第三部分第10节 师傅的功德

我记忆中师傅的功德主要有两件。一是他多年坚持广结善缘,募集善款,在雍和宫前殿铸造了藏传黄教的祖师宗喀巴的铜像。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那里,供人朝拜。二是在雍和宫修了一个大悲道场,它是为超度亡魂、普渡众生而设立的,要念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悲咒,喇嘛、居士都可以参加,我当时还很小,也坐在后面跟着念,有些很长的咒我不会念,但很多短一点的咒我都能跟着念下来。一边念咒,一边还要炼药,这是为普济世人的。我师傅先用笸箩把糌粑面摇成指头尖大小的糌粑球,再放在朱砂粉中继续摇,使它们挂上一层红皮,有如现在的糖衣,然后把它们用瓶子装起,分三层供奉起来,外面用伞盖盖上。这是黄教的方法,红教则是挂一层黑衣。那四十九天,我师傅每天晚上就睡在设道场的大殿旁的一个过道里,一大早就准时去念咒,一部大悲咒不知要念多少遍。因为这些药都是在密咒中炼成的,所以自有它的“灵异”。那时我还小,有些现象还不知怎么解释,但确实是我亲自所见所闻:有一天,赶上下雪,我在洁白的雪上走,忽然看到雪地上有许多小红丸,这是谁撒的呢?有一位为道场管账的先生,一天在他的梅花盆里忽然发现一粒红药丸,就顺手拣起,放在碗里,继续写账,过一会儿,又在梅花盆里发现一粒,就这样,一上午发现了好几粒。等四十九天功德圆满后,刚揭开伞盖,一看,满地都是小红丸,大家都说别揭了,三天以后再说吧。那些地上的小红丸大家都分了一些,我也得了一些。这些药自有它们的“法力”(药效),特别是对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我小时候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溥雪斋那一房的,有一位叫载廉(音)的,他的二儿媳有一段时间神经有点不正常,颠颠倒倒的,他们就把我师傅请来。师傅拿一根白线,一头放在一碗水里,上面盖上一张纸;一头拈在自己手里,然后开始念咒。念完,揭开纸一看,水变黑了,让那位二儿媳喝下去,居然就好了。

我道行不高,对于宗教的一些神秘现象不知该如何阐释,也不想卷入是否是伪科学的争论。反正这是我的一些亲眼、亲耳的见闻,至于怎样解释,我目前很难说得清,但我想总有它内在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些现象再神秘,终究是宗教中表面性的小问题。往大了说,对一个人,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修养,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记得我二十多岁时,曾祖母有病,让我到雍和宫找“喇嘛爷”求药。当时正是夜里,一个人去,本来会很害怕,但我看到一座座庄严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唱词:“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加以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对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大大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和睦。我认识一位宗教工作者,叫刘隆,曾任民委办公厅主任,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又作班禅的秘书,协助他工作,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班禅非常信任他。他对其它宗教也非常尊重,决不作任何诽谤,一切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安定与共同利益出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宗教徒并不受本宗教的局限,他的胸怀应该容纳全人类。如果所有的宗教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我想世界就会太平得多。当然,还有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宗教工作者,那就是赵朴老。

再说我的师傅,他在六十多岁生病了,就住在方家胡同蒙汉佛教会中“闭关”,不久就圆寂了。圆寂后在黄寺的塔窑火化。按藏密黄教的规定,火化时,要把棺材放在铁制的架子上,棺材上放一座纸糊的塔,铁架下堆满劈柴,下面装着油。火化时只要点燃油即可。全过程要三天。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叫多尔吉(藏语金刚杵之意)的,最后把师傅的遗骨磨成粉,搀上糌粑面和糌粑油,刻成小佛像饼,分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至今还保留在我的箱底里。别的宗派也有这种习惯,五台山的许多高僧大德死后也如此,别人也给过我用他们的骨灰铸的佛像饼。

总之,自从归依雍和宫后,我和雍和宫就结下不解之缘。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在白师傅圆寂很久后的某一年,我去拜佛,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喇嘛,他还认得我,说:“你不是白师傅的徒弟吗?”直到今年,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才没去,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现在雍和宫内有我题写的一幅匾额和一幅长联。匾额的题词是“大福德相”,长联的题词是“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这都寄托了我对雍和宫的一份虔诚。

我从两三岁时起,有时住在河北省的易县。原来,我曾祖从察蛤尔都统任上去职后,为表示彻底脱离官场,便想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他有一个门生叫陈云诰,是易县的大地主、首富。他曾在我曾祖作学政时,考入翰林,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书法家,写得一手好颜体,丰满遒劲,堂皇大气,直到解放后,一直在书法界享有盛誉(见图陈云诰书法)。他愿意接待我的曾祖,于是我也常随祖父到易县小住。至今我还会说易县话。现在由北京到易县用不了两小时,但那时要用一天,坐火车先到高碑店,然后再坐一种小火车到易县。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闹病。而易县多名医,因为很多从官场上退下来的老官僚都喜欢退居这里,于是有些名医便在这里设医馆,专门为他们看病。其中有一家很著名的孔小瑜(音,著名中医孔伯华的父亲)医馆,祖父便乘机常带我到那儿去看病,吃了不知多少付药,有时吃得呕吐不止,但始终不见有什么明显效果,他们反而说我服药不当,违背了药性。所以从小时起,我就对中医不感兴趣。晚年回忆儿时的这段经历,我曾写过一首对中医近似戏作的诗:

幼见屋上猫,啖草愈其病。医者悟妙理,梯取根与柄。持以疗我羸,肠胃呕欲罄。复诊脉象明:“起居违药性。”

现在有人捧我为国学大师,他们认为既然是国学大师,一定深信国医,所以每当我闹病时,总有很多人向我推荐名中医、名中药,殊不知我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经过长期的总结,我得出两条经验:在中医眼里没有治不好的病,哪怕是世界上刚发现的病;在西医眼里没有没病的人,哪怕是体魄再健壮的人。当然,这仅是我的一己之见,我并不想、也无权让别人不信中医。

第三部分第11节 我的启蒙老师

我十二岁才入正规的小学,但这不等于说我十二岁才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

我对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决心终身不嫁,帮助我的寡母抚养我,把自己看成支持这个家的顶梁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他叫爹爹。作为家长,她明白,要改变我和我家的窘状,首先要抓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学有所成。我姑姑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教我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把常用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犹如现在的字卡教学,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常用字总算都学会了。

我的祖父特别疼爱我,他管我叫“壬哥”。我从小失去父亲,所以他对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后学习书法的基础。这些字样我现在还留着。他还教我念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他完全沉醉其中,我也如此,倒不是优美的文辞使我沉醉,因为我那时还小,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我祖父也不给我逐句逐字的解释,但那抑扬顿挫的音节征服了我,我像是在听一首最美丽、最动人的音乐一样,这使我对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我日后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么,可以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当然随着学历与阅历的增加,我对这样的诗也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这些诗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祖父所选的诗有时显然带有更深的寓意。我记得他教我读过苏轼的《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尝当年。-----

这首诗后面还有很多典故,前面的这些描写与我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合,但祖父的用心是非常明显的,我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叫我从小知道当母亲的不易,应该一直热爱母亲。这样的诗,我怎敢不终身牢记呢?

还有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他经常让我看他画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感触:他随便找一张纸,或一个小扇面,不用什么特意的构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随便地信手点染,这里几笔,那里几笔,不一会儿就画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图毓隆的扇面)。每到这时,我总睁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观看,那惊讶、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吃惊那大活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这是一件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领。因此从小我就萌发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我想,能培养人的兴趣,激活人的潜质,激励人的志向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育。我虽然没有直接跟我祖父学绘画的技巧和笔法,但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爱好的发现,兴趣的培养,这是最重要的,这就足够了。

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上小学之前,我也读过旧式私塾。先在后胡同一亲戚家的私塾里跟着读,后来又跟着六叔祖搬到土儿胡同,对面是肃宁府,那里也设过私塾,我在那儿也读过。当时那里有一个教四书五经的,一个教英语的,也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但我们家属于旧派,不能跟着念外语,学洋学。进私塾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还要拜主管文运的魁星。一般的教学过程是先检查前一天让背的背下没有,背下来的就布置点新内容接着背,没背下来的要挨打,一般打得都不重,有的不用板子,就用书,然后接着背,直到背会为止。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长期集中,背着背着就走神发愣,或说笑玩耍起来,这时老师就会大声地斥责道:“接着念!”那时,我属于年龄最小的,只好从百家姓读起,比我年龄大的就可以读“四书”“五经”了。有时,我看他们背得挺热闹,便模仿着跟他们一起背,但又不知道词儿,就呜噜呜噜地瞎哼哼。这时,老师就过来拿书照我的头上轻轻地打一下,训斥道:“你背得这是什么啊?尽跟着瞎起哄!”诸如此类的淘气事,我也没少干过。不过,有的老师也懂得“教学法”,我有两个叔叔,一个用功,背得很好,尽得老师夸奖;一个不用功,背不下来,尽挨罚。老师就指着他对我说,“你看,像他那样不用功,怎么背得下来,就得挨罚!”这种现身说法,有时还真对我有些激励作用,但日久天长也就失效了。

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那位吃错药的二叔祖也死了(见前),结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我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都是个人因个人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瘟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我家急速

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就是我家急速衰败的高潮。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那时我家已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了,我记得卖钱最多的是一部局版的《二十四史》。十年前我父亲死,我是孝子,现在曾祖死,我是“齐衰(音zicui)五月曾孙”,即穿五个月的齐衰丧服——一种齐边孝服。祖父、祖母死,我是独长孙,在发丧的时候,我都要作丧主、“承重孙”,因此我在主持丧事方面有充分的经验。但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精神上的负担和打击也过于沉重了!

凡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有一个通病——老家儿死后,子孙都要变着法儿地闹着分财产。我家虽已是山穷水尽了,但也不能免此一难。发难的是我的六叔祖,他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我曾祖活着的时候常骂他“没来由”。他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对我祖父说:“父亲死后,母亲(续弦的)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钱都归了你们大房,这不行。”我祖父气坏了,向他连解释、带保证,说:“母亲什么东西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也从来不问她财产的事,更不用说私下给我们钱了。”我六叔祖还不依不饶,指着祖父屋里墙上挂的一张画说:“这张画不就是值钱的古玩字画吗?”这可真应了我曾祖的那句话:“没来由”。这张画挂在那儿不止一两年了,又不是现在才分来的。再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张仿钱谷的赝品,而且赝得没边。我祖父气愤地向他嚷道:“你要是觉得它值钱,你就拿走好了!”我六叔祖还真的让跟着来的手下人蹬桌子上板凳地给摘走了。手下人摘走后,就剩下我祖父和我六叔祖两个人,我祖父气得直哆嗦,指着他发誓道:“我告诉你,你就有一个儿子,我就有一个孙子。如果我真的私吞了财产,就让我的孙子长不大;如果我没私吞财产,你就是亏心,你的儿子也不得好死!”在那个时代,亲兄弟俩,特别是每家只有一个独苗时,设下如此恶咒,真是豁出去了,不是争吵到极点,决不会发这样的毒誓。后来,我祖父就因此而一病不起,七个月后也故去了。这七个月里,他动不动就哆嗦,这显然是和我六叔祖争吵后落下的病根。他死在安定门内的方家胡同。临死前,还特意把我叫到床前叮嘱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告诉我如何跟我六叔祖吵架打赌,意在勉励我以后要自珍自重,好自为之。另一件就是叮嘱我“决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都含泪一一记下了。

第四部分第12节 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不到一年连续死了这么多人,但对我打击最大、最直接的是祖父的死。我父亲的死,使我母亲和我失去了最直接的指望,但好在还有我祖父这层依靠,他冲着自己唯一的亲孙子,也不能不照管我们孤儿寡母。现在这层依靠又断了,而且整个家族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生活的最基本保证——吃饭和穿衣都成了最实际的问题。也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出现的真情一幕让我终生难忘。

原来,我祖父在做四川学正时,有两位学生,都是四川人,一位叫邵从,一位叫唐淮源。他们知道我家的窘况后,就把对老师的感激,报答在对他遗孤的抚养上。他们带头捐钱,并向我祖父的其他门生发起了募捐,那募捐词上的两句话至今让我心酸,它也必定打动了捐款人:“霜媳弱女,同抚孤孙”。霜媳是指我的母亲,弱女是指那没出嫁,发誓帮助我母亲抚养我的姑姑。结果共募集了2000元。邵老伯和唐老伯用这2000元买了七年的长期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大体够我们一家三口的基本花销了。而邵老伯和唐老伯就成了我们的监护人。我祖父死后,家族里的人,觉得家里没个男人,单过有困难,便让我们搬到我六叔祖那里,我们虽然不喜欢他,但也不好回绝族里的好意,便搬过去单过。邵老伯和唐老伯也不把公债交给我六叔祖,一开始每月还带着我六叔祖和我一起去取利息,表明他们秉公从事,只起监护作用,后来就只带我一个人去。我从十一岁到十八岁的生活来源以至学费靠得就是这笔款项了。邵、唐二位老伯不但保证了我们的经济来源,而且对我的学业也十分关心。邵老伯让我每星期都要带上作业到他家去一趟,当面检查一遍,还不时地提出要求和鼓励。有时我贪玩儿,忘了去,他就亲自跑上门来检查。我本来就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再加上如此严格的要求,岂敢不努力学习。唐老伯那时经常到中山公园的“行健会”跟杨派太极拳的传人杨诚甫练习太极拳,我有时也去,唐老伯见到我总关切地询问我的学业有什么进步,一次,我把自己刚作的、写在一个扇面上的四首七律之一呈给他,诗题为《社课咏春柳四首拟渔洋秋柳之作》:

如丝如线最关情。斑马萧萧梦里惊。正是春光归玉塞,那堪遗事感金城。风前百尺添新恨,雨后三眠宿酲。凄绝今番回舞袖,上林久见草痕生。

这首诗写得很规整,颇有些伤感的味道,不料,唐老伯看到我的诗有了进步,竟感动得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孙世兄(这是他对我客气的称呼)啊,没想到你小小的年龄就能写出这样有感情的好诗,你祖父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不过,你不要太伤感了,你要保重啊。”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感动得潸然泪下,那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这都激励我要更好地学习,来报答他们。邵老伯和张谰是同乡,他学佛、信佛,主张和平,有点书呆子气,后来也成为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和平建国之事,曾和蒋介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气得蒋介石直拍桌子,说他是为共产党说话。为此,他又气,又急,又怕,不久就病死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邵一诚,一个叫邵一桐,邵一桐也笃信佛教,自己印过《金刚经》,还给我寄过两本,现在都在成都工作。而唐老伯的结局很悲惨,解放战争中,在四川竟失踪了,不知是死于战乱,还是死于其他原因。成为美谈的是,邵一桐后来和唐老伯的女儿,当时大家都管她叫唐小妹,结为夫妻,生有两个孩子,其中的邵宁住在北京,他秉承了祖父、父亲的信仰,对佛学也有很深的修养。我还在某年的春节去看望过他们。后来我听说邵一桐先生得了癌症,便两次特别嘱托四川来的朋友给他捎去一些钱表示慰问。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在入学前还发生过一件近似闹剧的事情,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妨说一说。

1924年,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按优待条件苟延残喘在故宫内的宣统小王朝,面临随时被扫地出门的命运。这时溥仪和他的一帮遗老虽仍生活在故宫里,继续在弹丸的高墙之内称帝,实际上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只能管理他的宗室了,因此还设有宗人府,而地点却在美术馆西南一带,即后来的孔德中学的东厢房。当时宗人府的左司掌印叫奕元,他查我家档案,知道我曾祖、祖父因下科场而主动放弃了封爵,我父亲死得又早,还来不及封爵号,看我可怜,趁着现在还没赶走,掌点权,便让我袭了爵号,封我一个三等奉恩将军。这当然是有名无实的虚名,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只是趁着宗人府还没被吊销,抓紧时间滥行权力罢了。看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早已有之。我当时为这件事还去了趟宗人府,见到了三堂掌印,掌正堂的是载瀛,算是履行了手续。冯玉祥逼宫后,溥仪连故宫也呆不下去了,跑到了天津,他手下的宗人府所封的封号本来就是一纸空文,现在自然更是空头支票。但这张诰封实在有意思:它是丝织的,一段红,一段绿,和清朝原来的诰封形式完全一样。上面的内容大致是,根据优待条件,启功应袭封三等奉恩将军。任命的内容虽是宗人府的,盖的大印却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真叫文不对题,不伦不类。我本来一直保留着它,这决不是我留恋那个毫无价值的三等将军,而是它确实是一件打上了特殊年代的烙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物。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不敢不把它烧掉,因为如果让红卫兵抄出来,那我的罪过就不仅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复辟封建主义了。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之后又入中学。其间平平淡淡,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甚至有些起止升转的过程、细节都记不清了。所幸有热心的朋友找到了我读小学和由小学升中学的文凭。(见图见侯刚著《启功画传》第12页及第16页照片两幅)文凭所记当是最准确的。我上的是马匹厂小学,它属于汇文学校,是汇文的一所附属小学。在“北京汇文学校”的“入学愿书及证书”上,附有小学“校长证明书”,证明书是这样写的:“兹有学生启功自民国十三年正月至十五年六月曾在本校肄业,领有毕业证书,所有该生在校成绩今据实照表填写,品行尚为端正,特此证明并介绍直接升入贵校,即致北京汇文学校查照。”可见我上小学的准确时间是从1924年1月到1926年6月,也就是说,我读小学是由四年级第二学期插班开始,直到小学毕业,然后于1926年升入中学。在这份证明书上,为我具保的是自来水公司职员张绍堂。而证明书一侧有声明“介绍直接升入本校只限曾在本校注册之学校”,可见马匹厂小学当是汇文注册的附属小学。而在北京汇文学校“入学愿书及证书”上,填写我的年龄是十五岁,欲入的年级为“初级第二年”因小学六年级已含有初一的课程,所以我在读中学时又跳了一级。而在这份证书上填写的家长是我的姑姑恒季华,足见我姑姑在我家的地位,而为我具保的变为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周实之。

第四部分第13节 中小学生活

热心的朋友又找到了汇文学校“辛未(1931)年刊”我写的“一九三一级级史”一文,这篇文章是因为“高级三年征记,爰为是文”。(见图《启功画传》第18页)大概我的古文写得比较好吧,所以大家推选我代表全年级来写这篇级史,这并不偶然,因为当时我正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见后)。在谈到中学教育的重要性时,我这样说:

英才教育,尤为国政导源。然小学始教,要在广施;而大学专攻,非能遍及。是以进德之基,深造之本,舍中学其焉归。入学既久,效已可睹,成兹九仞之山,端为一篑之积,则高级三年,诚难忽视也。

我在高中读的是商科,对商科的重要性,我是这样认识的:

至于商科,货殖是究。鸱夷用越,阳翟得秦。谁曰居积可鄙,庶与管仲同功。

“鸱夷用越”是指范蠡在越国经商致富的事情,“阳翟得秦”是指吕不韦因经商而取得秦国政柄的事,管仲则是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对于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及其昂扬热情,我是这样形容的:

此三科者,数十百人。奇才杰出者,不可胜记,而成绩因之而斐然可观矣。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为五年率。攘攘熙熙,相观而善。暇则或为指陈当务之文,或作坚白纵横之辩。或出滑稽梯突之言,或好嬉笑怒骂之论,往往有微旨深意,寓于其间。

我虽为高三年级作了这篇级史,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在汇文中学正式毕业,只是肄业而已。原因是这样的:我小时侯念了几年私塾,当时家里不准我学英文,我上小学、中学又都是插班,所以英语成绩比较差,越念到后来越吃力。当时我有一个同班好友叫张振先,他的英语特别好,同学经常找他帮忙“杀枪”,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当“枪手”——谁的作业不会了,就请他写。高二那一年的英语考试,我估计自己不行,也请他为我作一回枪手。可那一回他有点犯懒,替我作时没太下工夫,内容和他自己的卷子差不多。老师“很高明”,一看便说,这两篇雷同,不行。他还算手下留情,说起码要在第二年重写一篇,否则不能及格。当时我正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全部的兴趣和精力都在那方面,对英语一点兴趣也没有,别说第二年了,就是第三年我也写不出,于是我也就不管什么毕业不毕业了。为此,我有点对不起我的另外一个恩人——周九爷周学先生,也就是为我提供中学担保的那位自来水公司经理周实之先生(为我提供小学担保的张先生是他的属员)。他也是我曾祖的门生,他的父亲叫周馥(玉山)是李鸿章的财务总管,家里很有钱,后来生活在天津。我曾祖死后,他还坚持来看望我们。每次到北京,必定来看我的曾祖母,他一直称她为师母;我曾祖母也必定留他吃饭,关系很好。周老先生表示愿意资助我一直念下去,直至大学,以至出国留学。这样一来,我就辜负了他的美意。但他善良的愿望其实并不合实际。即使我英语及格了,将来能留学了,那谁管我的母亲和姑姑啊?我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啊!我家还有两个亲人,他们把我拉扯大,现在是反过来需要我照顾、抚养她们了。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商科?还不是觉得它和就业、赚钱更直接吗?而我为什么那么努力地跟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就是因为后来我发现商科不适合我,我要学点适合我的真本事,并靠它找点工作,谋份职业,养家糊口,生活下去。所以到了高三,我也没再补考,中途辍学了。而我家和周九爷的关系却一直保留下去,他帮助过我三叔、六叔谋过职。后来我到辅仁大学工作,当了副教授,还特意到天津去看望他,他还热情地请我吃饭。说来也巧,周九爷的孙辈周良、周骆良、周骘良(后改为周之良)后来都在北师大工作,我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

后来张振先到英国留学去了,解放后回到中国。在困难时期,因为我们都是市政协委员,可以享受一点优待——每星期六、日到欧美同学会那儿去打打牙祭,顺便聚会一下。聚会时,还常回忆这次“杀枪”事件,以及一些其它趣闻,这里权作汇文随感和汇文逸事说说吧:

回想中小学生活,虽然平淡无奇,但这种开放式的、全方位的现代教育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它确实比那种封闭式的、教学内容相对保守单一的私塾教育进步得多。最主要的是这种教育为孩子身心的自然发展提供了远比旧式教育广阔得多的空间。别的不说,活泼、好动、调皮、淘气是孩子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在私塾教育中往往被扼杀了,但在新式学校里,大家地位平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沆瀣一气,成群结伙,又有充分的空间去发挥,这些本性就可以得到释放。教我们英文的老师叫巴清泉,他判作业和阅卷时的签字一律

用CCPA。他是一个基督徒(汇文是基督教学校),对同学们一些不太符合基督教的言行,一律斥为迷信。我们就故意气他,他上课时,有人就把装粉笔末的纸合里插上三根筷子当香烧,还在他快进教室时一起怪声怪调地把CCPA念成“sei—sei—ba”好像是在说汉语的“塞啊—塞啊—叭!”。要说迷信,应该是汇文的牧师刘介平。他有三个儿子。他不喜欢大儿子,而喜欢小儿子。先是小儿子不幸得病,他整天为他祈祷,还是死了。他把儿子的棺材停在亚斯礼堂(在当时的慕贞女中内)的讲堂下,向基督虔诚地祷告:“我的儿子被主接走了。”后来,他的二儿子又得病,死了,他又如此安排祷告一番。不久,他大儿子又病倒了,这回他把他送进医院,很快就治好了。大家都说这才是迷信。

第四部分第14节 我和张振先

还说我和张振先吧。我们俩都属于淘气的学生。他有一回在礼堂的暖气管上拿“顺风旗”(一种体操动作),结果把管子弄坏,吓得赶紧跑了。我更损,教我们语文的老师水平有限,有时还念错别字,如在教我们念《秋水轩尺牍》时,把“久违麈教”念成“久违尘教”。他是个大近视眼,我就拿一本字号最小的袖珍版的《新约全书》随便找个问题问他。他挤着眼睛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后来恍然大悟,知道我是明知故问地刁难他,就用教鞭照我的屁股给了一下。我还假装委屈,理直气壮地质问“您为什么打人啊?”他说得也好:“你拿我开涮,我不打你打谁?”诸如此类,淘气的事干了不少。我和张振先是同桌,一到课间休息,甚至自习课老师不在时,我们俩就常常“比武”,看谁能把谁摁到长条凳上,只要摁倒对方,就用手当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我宫了你!”算作取得一场胜利。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在欧美同学会吃饭时,彼此的祝酒词还是“我宫了你”。这种童贞和童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而开明的老师,常能容忍孩子们的这种天性,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宋衡玉(音),平时常穿日本式的服装,我们都管他叫“小日本”,他自然不愿意听。有一回在饭厅吃饭时,有人又叫他“小日本”,他急了,追着那个人不依不饶,那个人就往饭厅外跑,他嘴里骂着“儿子(读作zei)!儿子!”的往外追,刚追出门,正好和路过的校长撞个满怀,校长拧着他的嘴巴说:“你又没娶媳妇儿,那来的儿子?”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觉得校长实际上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加入到这场游戏中了。总之,我不是提倡淘气,但兴趣是不可抹杀的,在这样的学校,每天都有新鲜有趣的事发生,大家生活、学习起来饶有兴致。(图见《启功画传》第17页两幅照片)

但有些事就不那么简单了。如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那时我正上小学,那天放学时整个北京城都戒严,家里着急,派车接我,但怎么也绕不过来,最后我是拐着弯穿小胡同,很晚才到家。后来我升入汇文中学,又知道有两名汇文的学生死于这次惨案中,一位姓唐,一位姓谢,校内还竖有“唐谢二君纪念碑”。这使我知道社会上还有比学校更惊天动地的大事。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并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我曾经写过《记我的几位恩师》、《溥心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及《记齐白石先生轶事》等文章,记载了他们的有关情况,现把和我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概述并补充一下。

贾羲民和吴镜汀。羲民先生名尔鲁,又名鲁,原以新民为字,后改为羲民,北京人。镜汀先生名熙曾,镜汀是他的号,长期客居北京。(见图《启功画传》第20页照片两幅及绘画一幅)我虽然自幼喜爱绘画,也下过一些工夫,比如我家有一卷王石谷《临安山色图》的珂罗版照片,原画已流入日本,当时能得到它的照片已很不易,不像现在能见到那么多的王石谷真迹,所以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幅照片。我和我五叔祖曾一起用心临摹过它。又经热心人帮助,还找到1926年(丙寅)我画的一张菊花小册页。但这些仅是凭着小聪明,还不具备专业的素质。为了能登堂入室,大约升入中学后不久,我即正式磕头拜贾先生为师学习绘画。贾老师一家都是老塾师,他本人原也作过北洋政府部曹一类的小官。贾老师不但会画,而且博通经史,对书画鉴定也有很深的造诣。那时画坛有这样一个定义不太明确的概念和分法——“内行画”和“外行画”。所谓“内行画”是指那种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类似王石谷那种画什么像什么;所谓“外行画”是指那种不太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画的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类似王原祁,有人说他画的房子像丙舍——坟中停灵的棚子。贾先生是文人,他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样的词汇不应是文人论画所使用的语言;而吴先生却喜欢用这种通俗的说法来区分这两派不同的画风。正由于贾先生是文人,所以他不太喜欢王石谷而喜欢王原祁,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张小幅山水,很能看出他的特点。也正因为此,他在当时画界不太被看重,甚至有些受排挤。贾老师曾经参加过一个画会,它是由金绍城(号巩北、北楼)倡立的,金先生是王世襄先生的舅舅,为了提高这个画会的地位,他请来周兆祥作会长,因为周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学生,又作过东北葫芦岛开辟督办,有的是贪污来的钱。这个画会后来办了一个展览,金先生把贾先生的参展作品放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贾先生受到这个冷遇后,就主动写了一封信,声明退出画会。

第四部分第15节 贾先生对我的教益

贾先生对我的教益和影响主要在书画鉴定方面,由于他是文人,学问广博,又会画,所以书画史和书画鉴定是他的强项。他经常带我去看故宫的书画藏品。平时去故宫,门票要一块钱,这对一般人可不是小数目,而每月的一、二、三号,实行优惠价,只需三毛钱,而且这三天又是换展品的日子,大量的作品都要撤下来,换上新的,只有那些上等展品会继续保留一段时间,而有些精品,如董其昌题的范中立《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会保留更长的时间。所以我对这类作品印象非常深,现在闭起眼睛,还能清楚地想象出它们当时挂在什么位置,每张画画的是什么,画面的具体布局如何。如《溪山行旅图》树丛的什么位置有“范宽”两个小字,《早春图》什么地方有一个“郭熙笔”的图章,什么地方有注明某年所画的题款,都清楚地印在我的脑中。由于有优惠,我们天天都盼着这三天,每当这三天看完展览,或平时在什么地方相遇,分手时总是说:“下月到时候见!”每看展览,贾先生就给我讲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如远山和远水怎么画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有一回我看到一张米元章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我这是假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心想这不是写得很好吗?后来我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了很多米元章真迹的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捕蝗帖》,才觉得它真的不行。又如,最初见到董其昌的很多画,难以理解:明明是董其昌的落款,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跋,如《秋兴八景》等,但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毛病?比如画面的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或构图混乱,同一条河,这半是由左向右流,那半又变成由右向左流;还有的画面很潦草,甚至只画了半截。开始,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或代笔的画手太不高明。贾老师便告诉我,这并不全是假的,而是属于文人那种随意而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大爷高乐”是《艳阳楼》戏中“拿高登”的一句戏词:“大爷您在这儿高乐呢!”——画家也常有些不顾画理,信手涂抹的“高乐”之作,特别是文人画,并没什么画理可讲。还有些画,可能是自己起几笔草,然后让其他画手代为填补,所以画风就不统一了,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视为赝品。贾老师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只我一个人到故宫看展览,这时最希望能遇到一些懂行的老先生,每当他们在议论指点时,我就凑上去,听他们说什么,有时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但都极有针对性,都使我受益非浅。

随着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我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幅画:郭熙的《早春图》,有钤章、有题款,画法技巧纯属宋人的风格,非常难得,无疑是真品。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仅凭画面树丛里有“范宽”两个题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也作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可见范宽是绰号,形容他度量大,不斤斤计较。试想他怎么能把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当作落款写到画面里呢?比如有人给我起外号叫“马虎”,我能把他当落款题到画上吗?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落款居然是“臣范宽画”,这更没谱了,难道他敢在皇帝面前大不敬地以外号自称?这又不像戏里可以随便编,有一出包公戏,写包公见太后时称“臣包黑见驾”,这在戏里行,但在正式场合绝对不行。这都是一些原来没落款的画,后人给它妄加上的。这些观点虽然不都是贾老师亲口传授,但和他平日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贾老师和吴老师的关系很好。贾老师有一块很珍贵的墨,送给了吴老师,吴老师把他一幅类似粗笔的王石谷的画回赠给贾老师。贾老师把它挂在屋里,我还从他那里借来临摹过。实话实说,当初我虽投奔贾老师学画,但心里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老师这派的画。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和贾老师说了,他非常大度,在一次聚会上,主动把我介绍给吴老师,并主动拜托吴老师好好带我。这事大约发生在我投贾老师门下一年多之后。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作学问,更要学作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

吴老师的“内行画”确实非常高明,他能研究透每种风格、每个人用笔的技法,如王原祁和王石谷的画都是怎样下笔的,他可以当场表演,随便抻过一张纸来,这样画几笔,那样画几笔,画出的山石树木就是王原祁的风格,再那样画几笔,这样画几笔就是王石谷的味道,还能用同样的方法表现出其他人的特点与习惯。这等于把画理的基本构成都解剖透了,有点现代科学讲究实证的味道,真不愧“内行”中的“内行”。这不但提高了我用笔技法的能力,而且对日后书画鉴定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看得多了,又懂得“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便掌握了诀窍,一看画上的用笔,就知道这是不是那个人的风格,符合不符合那个人的习惯。我随吴老师学画,仍从临摹开始。有一回我借来吴老师赠给贾老师的那张画来临,临到最后,房子里的人物安排不下了,只好删去了,我母亲在一旁看到后,一语双关地戏称我临的“丢人”。后来就逐渐有了长进。

第四部分第16节 画界的一个小掌故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权当画界当时的一个小掌故说一说吧。吴老师原有一位弟子,是无锡的周先生,当然就是我的师兄。有一回,有人告诉吴老师地安门的品古斋正在卖一张溥心家藏的沈士充的《桃源图》,吴老师就从品古斋借出来,亲自指导周先生临,临得似像似不像。临完后又把原作还给品古斋,我就和曹七先生(事迹见后)说了这张画的来历,他花了三百元买下来。他的太太会画画,曾得到吴谷祥的指导,后来年岁大了,就不怎么画了。曹七先生跟我说“你也临一张,算是我太太临的。”于是我就临了一张题上他太太的名字,现在也不知这张画的下落。后来我又在绢上临了一张,拿去给吴老师看,他很高兴,夸奖我“画的好,是塌下心画出来的。”后来徐燕荪要办一个画展,准备把我这张和周师兄那张都拿去参展,并把我的摆在前面。这下吴老师不高兴了,甚至和徐先生吵了起来。我虽然很愿意把我排在前边,但一想师兄比我大五岁,又是先和吴老师学画,便和徐先生说:“还是把周先生的放在前面吧,这里面有吴老师的指导。”这件风波才就此平息。这幅画我现在还保留着。从这件事我明白,作为老师,他当然会看重亲自指导过的作品,但对真正下过工夫的人,他心里也是有数的。我的这位师兄最初善画芦塘,他自称“别人都管我叫周芦塘”,后来又画葡萄,有一张还作为礼品赠给美国总统,于是他又自称“他们都管我叫周葡萄。”后来我在一次聚会上和大家开玩笑说:“他画芦塘、葡萄,说人家管他叫周芦塘、周葡萄,以后我专画山药,你们就叫别人管我叫‘启山药’好了。”听得人无不大笑。他九十岁时,家人要为他办个画展,他夫人来找我,我写了四首诗,后来还收到我的诗词集中,但在展览会上并没拿出来,他们可能觉得有点“刺”,因为他们可能感觉到在他声名高了之后,其他几个师兄弟可能对他有些不满,也不愿和他多往来,觉得他有点看不起吴老师,以至和吴老师的关系闹僵。其实我的诗都是称赞他的,并坚持认为他的艺术成就和吴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正如其二所说:

弱冠从师受艺初,耕烟(王石谷)名迹几番摹。灵怀(吴镜汀)法乳通今古,壮岁芦塘似六如(唐寅)。

后记后记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想协助启先生整理一本类似自传性质的书,但出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启先生自己感到为难的原因,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及早实现。但我一直不甘心作罢。后来更多的人也有类似的呼吁,以至政协、文史馆、北师大等有关部门都很关心这件事。因为大家都深知这是一份宝贵的财产,启先生一生的经历并不是一个“个体”的经历,它折射了现当代很多历史的痕迹;如果推及他的家族,还能再现晚清以至近现代的很多片段,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启先生又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他是当代公认的文化名人、国学大师,就总体成就而言,绝不是随便就能出现的人才,如能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哪怕挂一漏万也是弥足珍贵的。

后来,有感于大家的殷切希望,启先生在九十一岁高龄的时候,改变了初衷,可惜此时目疾严重,体弱多病,已不能亲自执笔,他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我口述了他的经历。

听到他讲述家族从盛清到晚清以至民国的经历,我们会深感到清朝的兴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的轨迹可以从一个皇族的家史中得到生动地展现,很多原来只是一些概念性的认识,现在有了重要的实证,更何况还补充了史书上很多缺载的东西,这对了解清史和民国史很有帮助。

听他讲述自己出生后家族的种种不幸,我们会深感到一个家族在失去它的社会基础后会怎样地“家败如山倒”,这不仅是偶然事件的频发,而是命运的必然,这也许会使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反思一下家和国的关系。

听到他讲述自己辛勤学习和走入社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会被他自强不息、顽强进取的精神所感动,一方面又不能不庆幸他遇到那么多的恩师、前辈和朋友,从而体会到一个成功者的背后会有多少人的支持,一座高峰的横空出世,往往要出现在很多的山峰之后。

当我们了解了他在“反右”和“文革”中的种种不幸之后,既会对那段历史的错误进行重新的反思,更能从他达观的生活态度和开阔的胸襟中汲取人生的智慧,学会在逆境中怎样积极的生存,变缺憾为完美。

当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他学艺上方方面面的成就,我们就会更深刻地了解什么叫名家、巨匠,什么家大师、国宝,什么叫通才、天才,什么叫“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是的,启先生的一生并没有投入到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的最前沿和时代漩涡的最中心,更没有亲身投入过战火和硝烟,即使划为右派也只是“莫须有”的阑入,他过的基本上是书斋的生活。他走的只是一个文人所走过的路,但这也是另一种生活,也是丰富的社会生活的一隅,更何况出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他的书斋生活更加独特、精彩。从这里我们可以窥测到近现代很多著名文艺沙龙和著名文人的活动踪影,这更是其他人很难提供的珍贵资料。

启先生的身份虽有他的特殊性,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可以代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品格特征:正直、务实、宽容、谦逊、聪慧、睿智;富于同情心,知恩图报;富于责任感,忠于事业;富于爱心,会接受别人的爱,也会爱别人;充满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谦和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成绩。这些美德也能从他的回顾中流露出来,给人以启迪。

第一部分第1节 谈谈我的名和姓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州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满州建立伪满州国后,大多数满州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满州”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是他们侵略了满州,分裂了中国,这不能赖满州族人。日本强行建立伪满州国,想把满州族人变成满州国人,这是对满州人的极大侮辱。后来日本又把溥仪弄到满州,让他先当执政,后当皇帝。如果他从大清皇帝的宝座上退位后,变着法儿地想复辟,重登帝位,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满州人无关;但由日本人扶持,作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那就是对满州族人的极大侮辱了。溥仪有一个号叫“浩然”,不管他叫溥仪也好,还是叫浩然也好,不管他真“浩然”也好,还是假“浩然”也好,这都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但他一旦叫了满州国的皇帝,就与我们有关了。这等于把耻辱强加在所有满州族人的身上,使他个人的耻辱成为所有满州族人的耻辱。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也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是满州族,但不是满州国的族;我们是满州族的人,但不是满州国的人,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

满州族的姓很多。满语称姓氏为“哈拉”。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如“完颜”氏,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音译成汉姓就是“王”;“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就是“关”。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姓关的,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我曾写过一篇《谈清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改译》的文章,登在《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上,专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贞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jir的音译。他原来有独立的意思。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直到清亡后才废除。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作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作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更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惟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解放后,那些爱新氏,仍避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两不由地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那“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第一部分第2节 简述我的家世

要管我叫“金启功”,那更是我从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前边说过,满语“爱新”,就是汉语“金”的意思。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早早改姓“金”,这无足为奇。但我们这支一直没改。清朝灭亡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他这个人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一点信誉也不讲,是个十足的、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我祖父在临死前给我讲了两件事,也可以算对我的遗嘱。其中一件就是“你决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谨记遗命,所以坚决反对别人叫我金启功,因为这对我已不是随俗改姓的问题,而是姓了金,就等于违背了祖训,投降了袁世凯的大问题。至于我曾被迫地、短暂地、在纸片上被冒姓过一回金,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

总之,我就叫启功,姓启名功。姓启有什么不好的呢?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启”。所以,我有一方闲章叫“功在禹下”,“禹下”就指“启”。我还有两方小闲章,用意也在强调我的姓,用的是《论语》中曾子所说的两句话:“启予手”,“启予足”意为要保身自重。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见到我这两枚闲章便对我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篮球队、足球队吧。”我问:“为什么啊?”他说:“可以‘启予手,启予足’啊。”我听了不由地大笑。我很喜欢这几方闲章,经常盖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要说姓,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姓过一回“取”。原来在考小学张榜时,我是第四名,姓名却写作“取功”,不知我报名时,为我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这位“qi”、“qu”不分,而且不写“曲”,偏写“取”于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取”,这倒是事实。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其实,从我的上好几代,家世已经没落了。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从先人那里得到的一些见闻也许能对这段历史有所印证和补充。现在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叫“文献学”。其实,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当然,因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听闻,也难免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够详尽准确的地方。

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弘字辈往下排为永、绵、弈、载、溥、毓、恒、启。永、绵、奕、载四个字是根据乾隆恭维太后的诗句“永绵奕载奉慈帏”而来的。“奕”有高大美好的意思,全句意为以永久、

绵长的美好岁月来敬孝慈祥的母亲,也可谓极尽讨好之能事了。溥、毓、恒、启四个字是后续上去的,没有什么讲头。

我们这一支如果由雍正算第一代,第二代即为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第三代为永璧,他是和亲王弘昼的次子,仍袭和亲王。同辈的还有四子永、六子永焕,七子永琨等。第四代叫绵循,他是永璧的次子,仍袭王爵,但由和亲王降为和郡王。第五代为奕亨,他是绵循的第三子,已降为贝勒,封辅国将军。同辈的还有四子奕聪、六子奕瑾、九子奕蕊等。按规定,宗室封官爵多为武衔,不但清朝如此,宋朝、明朝也如此,如宋朝的宗室,高一级的封节度使,次一级的封防御使,都是武职。又如明朝的八大山人朱耷,作为宗室,也是封武职。所以从奕亨那代起,我家虽都封为将军,但只是个虚衔而已。第六代即为我的高祖,名载崇。他是奕亨的第五子,因是侧室所生,不但被迫分出府门,封爵又降至仅为一等辅国将军。同辈的还有四子载容等。传到第七代有三人。次子名溥良,即是我的曾祖,根据爵位累降的规定,只封为奉国将军。他的哥哥叫溥善,是我的大曾祖,弟弟叫溥兴,是我的三曾祖,也都袭奉国将军。第八代共有五人。我的祖父行大,名毓隆,二叔祖名毓盛,三叔祖、四叔祖皆夭折,五叔祖名毓厚,过继给我大曾祖。第九代即我的父亲,名恒同,是独生子。如以图表表示,则世系承接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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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弘历 仁宗yong琰宣宗昊宁 文宗奕

(乾隆)(嘉庆) (道光)(咸丰)

清世宗雍正胤

 和亲王弘昼——二子永璧——二子绵循——三子奕亨—

穆宗载淳、德宗载溥仪

(同治、光绪)(宣统)

—五子载崇——二子溥良——长子毓隆——独长子恒同——独长子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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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九代祖是清世宗雍正皇帝胤zhen,这两个字都是不常用的。清朝皇帝的名字一般都很怪,字都很生僻,为的是防止出现更多的避讳字。如康熙最初所立的太子名胤(音reng或cheng),大家都要避讳这两个字,甚至这两个音。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叫纳兰成德(容若),后来一度改为纳兰性德,就是为了避讳cheng这个音。但胤reng被废后,后人仍管纳兰叫性德就不对了。因为他死后,亲朋在吊唁时,都称他为成容若。胤reng被废后,立为理亲王,与礼亲王昭lian等都属于“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理亲王的谥法为“密”,这不是好字眼。后来胤zhen当了皇帝(雍正),于是同辈的人为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雍正只特许他喜欢的懿亲王胤祥可以不避,但他自己不敢,还是自动改为允祥。

雍正有十个儿子。长子早在乾隆出生的前七年,即康熙四十三年死去,二子、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皆夭折。六子又过继给别人。所以这里面只有第四子弘历与第五子弘昼有继承皇位的可能。后来弘历当了皇帝,这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而弘昼只能被封为和亲王。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复杂微妙。其中生辰是一个关键。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但就是这一个时辰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兄弟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君臣地位。弟弟虽被封为亲王,但在皇帝哥哥面前只能永远是臣子。

第一部分第3节 得到叶圣陶老的称赞

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复杂,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按清制:某后妃生了孩子,必须交给另外的后妃去抚养,即亲生的母亲不能直接抚养亲生的儿子,目的是避免母子关系过于亲密而联合起来有所企图,甚至谋求皇位。这是皇室和皇帝最忌讳的事。为此不惜割断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用心可谓良苦。和亲王是雍正耿氏妃所生(后被封为裕妃,地位在诸妃之上,死后被尊为纯悫皇贵妃),而抚养他的恰恰是乾隆的生母(雍正时封为熹妃,乾隆即位后,禀雍正遗命,尊为孝圣宪皇太后)。而乾隆生下后又被别人所抚养。人的感情是复杂的。虽然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亲生骨肉的,但对从小就把他拉扯大的孩子也会产生深厚的感情;而对虽为亲子,却从来没亲自抚养过的孩子,感情上就未免容易隔阂或疏远。乾隆的生母就是这样的人,她虽不是和亲王的生母,但从小把他抚养大,对他感情非常深,喜爱的程度远远超出亲生儿子乾隆。乾隆长大后当然非常了解这种感情和这层关系,特别是当了皇帝之后,更不得不时时加以提防。因为自己当了皇帝,生母就是太后。太后在清朝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是废立大权。乾隆总担心太后因喜爱和亲王就借故废掉自己而立和亲王。所以乾隆不得不采取极为谨慎、周密的策略和办法。他一方面对太后十分恭敬,晨昏定省,礼仪上格外尊崇,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大报恩寺(即后来的颐和园主建筑)为太后做寿。另一方面就是处处带着太后,表面上是向外界表示母慈子孝,自己时时侍奉在太后的左右。实际上是随时看着她,隔开她与和亲王的联系。与其交给别人看着,总不如自己看着更放心。但史家却往往没有看透这一点。《清史稿后妃传》在记载乾隆生母时称:

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庆典以次加隆。-----先以上亲制诗文(前边提到的“永绵奕载奉慈帏”就是这类诗文)、书画,次则-----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

如果把“奉太后”“南巡、东巡”等解释为“孝敬”,也许勉强可通,但“xian木兰”就令人费解了。木兰是满语“吹哨引鹿”的意思,清朝皇帝常于每年秋率王公大臣到围场打猎习武,称“木兰秋xian”,称其地为木兰围场。后来这个制度与这个围场都逐渐废弛,围场成了放牧垦田的地方,于是索性改为“围场县”,今属河北省。显然,“木兰秋xian”,就是当时的军事演习,这和太后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也非要带着她?而且非要等她病重后才把她送回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不明明是对太后存有疑虑,才时时带在身边吗?

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王伯祥,著述甚丰,虽有很多在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但有一部《乾隆以来系年要录》尚存,这个名字是套用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来的,但建炎以来是南宋在江南另开基业,套用到乾隆以来未见得准合适。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大谈特谈乾隆如何每日亲侍太后左右,他们之间如何的母慈子孝,把这些当成煞有介事的美谈。这只说出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深层原因,即不了解乾隆为什么要如此孝顺太后。他表面上作的很堂皇,像个大孝子,但实际上是另有考虑。这是很多修清史的人,包括我很尊敬的王伯老所不知的。我曾为这本书写过一篇跋,虽然没有直接道破这一点,但有一段话却是针对类似所有这样的现象而发的:

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这是我很得意的一段文字,得到叶圣陶老“此事可通读报章”的称赞。

“和王”满语叫“和硕”意为四分之一,一角,相当于英语的quarter,即他的爵位享有皇帝四分之一的权力。其实雍正在挑选继嗣时非常慎重,对他们从小就进行观察,多次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试探,测验弘历与弘昼兄弟的喜好、性格、志向、能力。当乾隆与和亲王还在上书房念书的时候,雍正就常让太监拿一些小东西、小玩意儿,如小盒子、图章等赏给这两位阿哥(太监在皇帝面前一律称皇子为阿哥),平时见面时常也如此。这些东西多少有些志趣尊卑的象征性。雍正本希望乾隆能拿到好的,但乾隆总抢不过和亲王,好东西每次都被他抢走,这种“抢尖儿”的行为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所以雍正最终选定乾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决定后,就把他的名字作为皇位继承者放在神圣的太和殿“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以示郑重。(后来我发现,这四个字是根据位于西华门内路北咸安宫门两侧的刻石翻拓的,一边是“正大”两字,一边是“光明”两字,这四个字是顺治皇帝所书。原拓片在台湾,现在挂在太和殿上的是重拓的,墨迹不如原来的浓。)但弘昼却不这样想。他对自己因只比乾隆晚生一个时辰而没能当上皇帝始终耿耿于怀,说不定还会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因为那时还没有准确的计时方法,更没有准确的接生记录,早一时辰,晚一时辰,只是那么一报而已。日久天长,他的心理难免有些变态。再加上自小受到太后的宠爱,有恃无恐,所以脾气禀性颇为怪异。他喜欢自己做点小玩意儿,家里盆盆罐罐的小摆设以及一些祭祀的用品都是纸糊的。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让佣人跪一院子,大哭举哀,他自己在上面边吃边乐,觉得很痛快。前面提到的“铁帽子王”之一的礼亲王昭lian,曾编过一本《啸亭杂录》,书中多记宫中之事,这是一般人所不敢写的,只有像他那样地位的人才敢这样写,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我曾买得此书中的两卷,是一般版本中所没有的,后交给中华书局,以补足原来的不足。书中有一条叫“和王预凶”,说的就是这件事。“凶”是五礼之一,五礼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种,即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虞,以嘉礼和姻好。和亲王在没死前即预先行凶礼,而且这种礼是哀邦国的,对国家很不吉利。也许他心想这国家反正不是我的。这说明他心理严重失态,而且是有意冲着乾隆来的。乾隆拿他也没办法,还说你既然喜欢做小玩意儿,干脆去负责造办处吧。他于是做了一个小板凳,上面铺上马鞍子,自己骑在上面,还问“哥哥您看怎么样?”乾隆只好尴尬地说“好”。他又马上跪下磕头请罪,说:“我在皇上面前失礼了”。气得乾隆无奈地说:“这是你找寻我啊,我并没说你有什么不对啊!”这话看似宽宏,实际积怨很深,挑明是你故意寻衅。又如,一次他和乾隆一起到正大光明殿去监考八旗子弟。到了傍晚,他请乾隆先去吃饭,乾隆没答应,他便有意激道:“难道您还防备我买通他们不成?”乾隆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和王又觉得不妥,向乾隆叩头谢罪,说自己出言不逊,冒犯了天威,请皇上不要计较。乾隆答道:“我要是计较,就凭你昨天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剁成肉酱!”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积怨随时有爆发的可能。这种紧张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和亲王死去。据说他病重临死时,乾隆曾去看望过他。和亲王挣扎着爬起来在床上给乾隆磕头,一边磕,一边用两手围在头上,比划出帽子样。和王的用意是希望乾隆把自己“头上”的这顶“和亲王”的“帽子”永远赏给子孙,就像八家“铁帽子王”那样永远世袭罔替地传下去。也不知乾隆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所答非所问地摘下自己的帽子,交给他,说:“你是想要我的帽子啊?”众所周知,皇帝的桂冠就是权利的象征。不知乾隆此刻是把这顶帽子当成普通的帽子,还是当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帽子。如果是后者,是想让和亲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沾一下这顶桂冠的边,还是讽刺他你到临死也不忘这顶帽子?这只能是见仁见智地任人评说了。但和亲王不算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而他死后乾隆仍让他的儿子永璧多袭了一代和亲王,而永璧的儿子虽不再袭亲王而改袭郡王,也确实对这位弟弟法外开恩了。

《清史稿诸王传》有一段不到三百字的和王传,其中除了对殿试这一段有具体的记载外,其余都是概括的介绍,说他:

少骄抗,上每优容之。------性复侈奢,世宗(雍正)雍邸旧赀,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悉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做明器象鼎彝盘盂,置几榻侧。

第二部分第4节 我的所闻

我的所闻可以和这些记载相印证,并对它们进行一些具体事例的补充。

而太后却总向着和王,处处偏袒他。这也是乾隆没奈何的地方。如当时的造币局在北新桥路西,即现在的第五中学一带。当时的铜钱一面铸有满文的“宝泉”二字,一面铸有汉文的“大清通宝”字样,所以又称“宝泉局”。钱铸好后,由北新桥往南,经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运往户部。铁狮子东口路北的大宅子就是和王的王府(即后来的段执政府)。那儿有两个门,人称东阿司门、西阿司门(音),昼启夜闭,起守卫作用。一次,造币局的车路过此地,和王居然令人把所有的车马通通由东阿司门赶进府内,关上大门,简直和路劫一般。乾隆听到后大怒,决心一定要严惩他一下。按律,截国库的钱要根据情节轻重发配到远近不同的地方。但考虑到太后的因素,又不敢真的把他发配得太远,和大臣商议后,决定采取变通的方法,罚他去守护陵寝。第二天早上,乾隆到太后那里请安,想把此事通报太后。只见太后沉着脸,连头都不抬,只顾自己收拾东西。乾隆搭讪了半天,太后始终一句话都不说。乾隆只好耐着性子,问身边的宫女:“太后这是怎么了?”宫女答道:“您把和亲王发去守陵,太后不放心,说了:‘我怕和王受不了,要收拾东西陪他一起去。’”乾隆听罢,只有暗自叫苦,收回成命。乾隆一是怕消息传出去,说太后让自己气跑了,二是仍怕借此机会使太后与和王更结在一起。

后来太后还是不高兴,也不和乾隆过话。乾隆只好再去找宫女打探虚实。宫女说:“太后说了,‘没见过金山、银山是什么样。’”乾隆巴不得能找个机会讨太后欢心,心想这回好办,让户部多凑些金元宝、银元宝往桌上一堆,不就得了吗?果然就这么办了。太后遛弯儿时看到这堆出来的金山、银山高兴得笑了,真有点像“烽火戏诸侯”的翻版。不料接着跟乾隆说:“把这些都赏给和王吧。他太穷,他但凡有钱何必截宝泉局的钱呢?”乾隆心里叫苦不迭,连忙解释说:“这都是我从户部临时借来,请您看着玩儿的。”太后仍然不依,闹得乾隆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得全都赏给和亲王。太后就这样包庇、纵容他,他明明已是“富于他王”了,还要在乾隆面前为他哭穷。乾隆只能装作顺从,虚以周旋,但心里的怨恨不言而喻,关系也只能越来越僵。直到乾隆三十年和王死后,才算平静下来。和亲王工书,有《稽古集》传世。

在乾隆时期,和申是一个重要人物。和申是一个极富机谋权术的人,在长期的仕宦过程中,权力越来越大,让朝廷和群臣都感到有点尾大不掉了。为了笼络他,乾隆把自己的女儿和孝公主赐婚和申的儿子丰绅殷德。但乾隆只让女儿称和申为丈人,而不称公公,这样一来好像自己这一方成了男方,成了女婿,气势上就能占点便宜。这也算是一种皇威的体现吧。

乾隆早就说过,执政六十年后即逊政,把政权交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嘉庆只是乾隆的第十五子,为什么能轮上他当皇帝?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深层原因。嘉庆的生母据《清史稿》所记为魏佳氏,看起来是旗人的姓,因为旗人的姓常有“某某佳”氏,但“佳”实际上就是“家”,只不过改写成“佳”而已,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这样改姓氏。现代学者郑天挺的《清史探微》也持这种观点。但实际上她并不是旗人。嘉庆的生母当是江南一个曲艺艺人,是乾隆三幸江南时看中的一位女子。后来,孙殿英盗清陵时,也盗开了她的墓,知道她深受乾隆宠爱必定有许多财宝。结果把她的鞋脱下来找宝时,竟发现她是小脚。众所周知,旗人妇女是不裹脚的。这个出土的实物铁证,证明她一定是汉人,而不是旗人。所以,所谓的“魏佳氏”,不过是后派上的一个姓。魏佳氏被娶到宫中后,受到乾隆的特别宠爱,并生了一个儿子。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凡后妃受宠,必然遭致皇后的妒忌,争风吃醋是后宫的铁定法则和常规游戏。最后魏佳氏被皇后害死,手法大概是灌毒药。据说乾隆一次在南巡到德州时,曾和皇后有一次极为激烈的争吵,皇后甚至提出要铰发,大有要出家为尼的架势。封建社会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决不能随意毁坏,旗人尤其重视头发,只有在父母死后,儿女才要剪下一缕头发放在父母遗体的手中。可见吵到要铰发的地步一定是非同小可,可能就是为魏佳氏之死而引发的。而乾隆对皇后的铰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他的要挟。后来就把皇后废掉。魏佳氏死后,手下的人,为她安排的是水银葬。这也大有深意。当年宋真宗的刘皇后迫害死宋仁宗的生母李妃,并掩盖真相,说自己是仁宗的亲母。当时以吕夷简为首的大臣为了能长期保留李妃的遗体,就是为她实行水银葬,并按皇后的的等级为她穿戴。刘皇后知道后大闹,吕夷简对她说,这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你们刘家。等到刘皇后死后,大家才告诉仁宗真相。仁宗到寄存李妃灵柩的庙里打开棺材一看,果然面色如生,全身皇后装束,仁宗为之大哭。但荒唐的是,仁宗居然不知怎么处置这件事,不知是否该认自己的生母为太后,又觉得刘皇后终究厚葬了自己的生母,这正如吕夷简所说,实际上保全了刘皇后。当年孙殿英盗墓后,也有魏佳氏面色如生的记载。可见确实实行的是水银葬,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是有意地模仿前例,把她按皇后的规格下葬的。乾隆终究比宋仁宗明白,他所心爱的妃子被皇后害死了,他就格外喜爱、加倍珍惜她的儿子,进而决定传位于他。这就是嘉庆皇帝。而乾隆废掉皇后后,真是心灰意懒,再也不想立正宫。有一次他到热合的避暑山庄,一位老学究,说穿了就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还拿出那套封建伦理向乾隆建议,说什么后宫不可无主,应该续一位正宫母仪天下。他以为端出这样一套堂而皇之的谀词来拍马一定能得赏,不想,气得乾隆差点把他杀了。

第二部分第5节 和申的必然下场

话说回来,到了乾隆六十一年时,乾隆果然对外宣布逊政给嘉庆,朝野就改称嘉庆元年,但在宫中仍继续用乾隆年号纪年,为避弘历的“历”字,不称“时历书”,而称“时宪书”,继续按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往下排。这说明乾隆虽然偏爱嘉庆,但自己并不想轻易撒手,真的逊政,而是要继续把持朝政,亲裁一切大小事宜。上朝时依然坐在宝座上,而嘉庆只能站在一边,所以和仍然得到重用。

一回,在朝堂上乾隆与和申商议选派谁去补现在的某些出缺,嘉庆照例只能在旁边听着,而这二位偏偏不说正式的人名,全用什么“大幺”、“幺天”、“大天”、“虎头”之类的骨牌名来代替。他们俩当然是心照不宣,但嘉庆听起来却是一头雾水。下来后,嘉庆就问和申“你们刚才说的都是谁?”和申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爷俩儿的事,您就别问了。”从乾隆这方面来说,他明知嘉庆不会清楚这些骨牌名都代表谁,而偏要这样说,就是有意不让嘉庆知道;从和申这方面来说,作为佞臣,就要讨主子的欢喜,处处表现对主子的忠心,既然主子不愿直呼其名,自己也就不好把机密泄露出去;但作为新主子,嘉庆没头没脑地在臣子面前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心里不能不窝一肚子火。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乾隆在一次谈话中,流露出想把原来上书房的师傅,后因故放外任的朱圭重新调回京城,主持“阁务”。嘉庆与朱圭有师生之谊,关系亲密,听说这个消息后,自然很高兴,就写了一首诗给他,表示祝贺。不料,这事让和申知道了,竟把这首诗抄给了乾隆。并煽风点火地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和申的目的很明显,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权高盖主,得不到嘉庆的好感。如果嘉庆一旦接管了实权,决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趁他还没接管大权,扳倒他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如果另立一个年轻无能的新主子,也许还能控制住局面,继续掌权。乾隆拿到这首诗后果然大怒:一来我还没正式决定,你就先透露出去,法度何在?二来这确实有向手下亲密大臣卖人情的嫌疑,以便培植自己的势力。要知道,凡老皇帝到后来,他最大的对手或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他们都怕自己的儿子因急于登基反过来把自己废掉,或者另立一套,把自己的既定方针否掉。所以太子在没登基前总有被废的危险。现在乾隆也不例外,他也把这件事与废立联系在一起。于是召集重臣商议如何处置这件事,并把嘉庆的诗当廷示众。当时的权臣除和申外,还有阿桂、董诰等。阿桂是实力派。雍正时,朝廷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把西南一带世袭执政的土司,改为朝廷指派轮换行政的流官。当地土司不满而纷纷造反。阿桂就是最后攻克四川一带大、小金川,平定叛乱的功臣。当时他动用了大量的火炮,这在那时可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般的部队、一般的情况,不会有这样的装备,可见阿桂当时的地位。解放战争前,从北京城到西山的路两旁,还可以看到很多旧时的炮楼、碉堡,那都是为阿桂练兵进行实战演习修建的。但阿桂是武将,这次该文臣出马了。在乾隆的追问下,董诰经过一番思考只说了五个字:“圣主无过言。”这话可理解为:英明的君主从来没有说过错话;也可以理解为:不要让臣子认为君主说过错话。非常含蓄而巧妙地提醒、告诫乾隆:您既然已经决定立嘉庆,就不能轻易改变,否则前边的决定不就成了出尔反尔的“过言”了吗?这就冠冕堂皇地堵住了乾隆想要提出废立的嘴,乾隆听罢也只能默默无语,以别的理由不再召朱圭入京,并嘱咐董诰以后要好好为自己辅佐嘉庆。没想到和申没能借这个机会扳倒嘉庆,反而使一些老臣更死心塌地地站在嘉庆这一边。

当然和申也不会只把赌注下在一边,他也会抓住机会讨好嘉庆,以表自己早有拥戴之心。早在乾隆六十年,乾隆准备正式册封嘉庆为皇太子,但还没正式公布时,和申得知后,就抢先向嘉庆献上一柄上等成色的如意,以表拥戴。但这根稻草救不了他的命。据说,嘉庆接过来瞥了一眼,狠很地把它摔在地上,摔得粉碎,大声质问道:“宫里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会有?”言下之意,你这贪官贪得也太出格了。

乾隆六十四年,乾隆死去。嘉庆作为儿子,当然要举哀服孝,按一般的官员,须丁忧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宫中另有一套说辞和规矩,丧期可以通过巧妙的解释而缩短,一天顶好多天,有如现在的打折。所以嘉庆很快就正式即位亲政了。亲政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和申。先让王念孙上书弹劾和申种种不法之状,然后由嘉庆下达交刑部严查的命令。拿入刑部后,嘉庆还没敢马上杀他,因为他毕竟在朝野上上下下经营了那么多年,到处都是他的党羽,就像崇祯一开始不敢贸然杀掉魏忠贤一样。而和申还在狱里作诗,向嘉庆表示忏悔。但嘉庆最终还是没放过他,宣布他犯有二十大罪。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条大罪就是“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申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可见嘉庆对和申表面拥戴,实则反对,是多么的痛恨。最后,赐帛令其自尽。而嘉庆的另一项命令就是急召朱圭入朝,任上书房总师傅。

这是和申的必然下场。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当嘉庆还没被正式立为太子,和申还没倒台,权势如日中天时,众皇子中就出现这样一个笑谈:某阿哥很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绝对不可能当太子,就对其他阿哥说:“众位哥哥,如果老皇殡天了,你们都有继承王位和宫中财富的可能,我自知没那样的好命。就说那机会多如雨点,也落不到我头上。我只有一个请求,哪位哥哥将来当了皇帝,请把和申住的宅子赏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试想,在那个时候,众皇子就惦记上和申的府第了,他能不倒台吗?这位阿哥最后真的如愿以尝,不但如此,而且在日后朝廷激烈、残酷的倾轧中,居然能安然无恙。因为他早早表示只在财物上有贪心,正表示在政治上没野心,这样,所有在政治场上争斗的人谁也不会拿他当对手,他于是得以保全。历史上这类的事情很多。李后主被俘后,日日思念他旧时的“无限江山”、故苑的“雕栏玉砌”,所以吟咏方毕,牵机(毒药)遂至。正因为他让别人担心还有政治上的不甘心。而蜀后主刘禅,被俘中原后,每日乐不思蜀,反而得以尽天年,正因为在别人眼里他再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统治者怕的恰恰是这种政治野心,腐化堕落对他们并无所谓,权位才是最重要的。仅从苟全性命这点上说,谁能说这种人不正是“大智若愚”呢!

第二部分第6节 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

历史上有康乾盛世之说。据我看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时代最为强盛,雍正次之,乾隆最差。康熙收复台湾、平定尔丹、力败沙俄,签定尼布楚条约,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绝后地广阔,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大度而主动拜谒明孝陵,消除了明末遗老的对立情绪,稳定了人心。推行宽松的文化政策,优待人才,并注重选拔人才,促进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这种势头在乾隆前期还得到保留,乾隆本人也算勤勉。但到了乾隆三十七年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一年川楚“教匪”开始起事,此后愈演愈烈,说明政治统治已发生危机。这一年开始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本身是一部了不起的书,但乾隆修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是推行文化专政,钳制文人的言论和思想。所以自雍正以来兴起的文字狱愈演愈烈。大批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创造被封杀,大量的学者和文人被杀的杀,剐的剐,株连的株连,灭门的灭门。这说明他预感到思想统治也发生了危机,神经变得极为脆弱。这一年开始编纂《贰臣传》、《逆臣传》,将明朝入清继续为官的人,如钱谦益、朱彝尊、毛奇龄等都列入贰臣,把在清朝封官后又反清的人,如吴三桂、耿精忠等都列入逆臣,这说明他们对文武大臣和各种人才已存有严重的戒备之心,不再想如何利用他们,而是如何防范他们。到了这种地步,康乾盛世也就走向穷途末路,而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繁荣期也逐渐走向尽头了,封建社会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的曾祖叫溥良,到他那一辈,因爵位累降,只封了个奉国将军,俸禄也剩得微乎其微,连养家糊口都困难。如果仅靠袭爵位,领俸禄,只能是坐吃山空,维持不了多少时候。生活逼迫他必须另谋生路。按清制:有爵位的人是不能下科场求功名的。我的曾祖便毅然决然地辞去封爵,决心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所幸,凭着良好的功底,中举登第,入了翰林,先后任礼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右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察哈尔督统等职。其实,他最有政绩的还是在江苏学政(相当于江苏教育厅厅长)任上。最初,他被任为广东学政,赴任时,走到苏州,住在拙政园,正赶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太后母子匆匆逃往西安,按规定他应该先到朝廷去述职,但此时正值战乱,不能前往,于是又改派为江苏学政。他是一位善于选拔、培育人才的人。凡当时江苏有名的文人学者,大多出其门下。我日后的老师戴绥之(姜福)就是他任上的拔贡。又如张謇(季直),他家与翁同和家为世家友好,翁同和曾特别写信嘱咐我曾祖父务必安排好张謇。翁同和曾任同治、光绪的老师,并几乎任遍六部尚书,还任过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现在来亲自过问张謇的前程。这封信现在还在我手中,因为文笔好,说得又和我家的事相关,我至今还能背下来:“吾从事春官,目迷五色,贤郎其一也。我有要好通家,江南张謇,孝友通达。------”翁同和作过礼部尚书,按《周礼春官》记载,春官为六官之一,掌礼法、祭祀,后来就成为礼部的代名词。所谓“目迷五色,贤郎其一”是对上次科考,没能看准,因而遗漏了令郎(即我祖父)而表示歉意。我曾祖也是翁同和的门生,这封信写得又这样富于暗示性,岂敢不听?于是就安排张謇作崇明书院的山长。过了两年,到下一次省试时,他和我祖父两人果然高中,张謇拔得状元,我祖父考中进士,入翰林。

显然,张謇和我祖父的中第与翁同和的特意安排有关,说白了,这就是当今所说的“猫匿”,但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一般情况下都由阅卷大臣排定。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就在上面画一个圈,谁的圈多,谁就排在前面。前十本要呈交皇帝亲自审查,阅卷大臣把他们认为第一的放在最上面,皇帝拿起的第一本就是状元了。下边的就是榜眼、探花,以此类推。其它级别的考试也如此,但也有例外。如乾隆时,有一位陕西人尹继善,他是刘墉的学生,曾四任两江总督。两江是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盐政,再加上钱、粮,有大量的收入,因此两江总督是朝廷和皇帝非常倚重的要职。某年会试,尹继善参与主持,准备录取的状元是江苏人赵翼(瓯北),他本来学问就好,又是军机章京,最了解考场的内情,知道什么文章最对路数。但乾隆觉得江苏的状元太多了,想换一个别省的。他特别喜欢尹继善奏折上书一类公文的文笔,又知道这些文笔都出自尹继善手下的幕僚陕西人王杰(伟人),便特意问尹继善:“你们陕西有状元吗?”“王杰这个人怎么样?”意思是想取王杰,并以此来奖掖尹继善,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拍尹继善的马屁——为了政治的需要,皇帝有时也要拍大臣的马屁。尹继善自然顺水推舟,于是改取王杰为状元,而把赵翼取为探花,为此赵翼始终耿耿于怀。但科举要服从政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话说回来,张謇也确非等闲之辈。他入仕后,觉得在官场上混没前途,就主动弃官经商,去搞实业,成为洋务派中的重要一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海”了。他反过来对翁同和也有很大的影响,翁同和的那些较新的思想、知识,多是从张謇那儿来的,颇有点像康有为的许多东西都是从梁启超那儿贩来的一样。而翁同和为此在守旧派眼中逐渐被视为异己,不断受到排斥。

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侯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就连光绪的皇后隆裕(她是慈禧那条线上的人)也得在这边整天伺候着,连梳洗打扮都顾不上,进进出出时,大臣们也来不及向她请安,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哪都是,情景非常狼狈。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表明太后已死,整个乐寿堂跟着哭成一片,在我曾祖父参与主持下举行哀礼。其实,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光绪死后,也许早就死了,只是密不发丧,只有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但光绪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塌喇”,确是我曾祖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而那位太医院正堂姓张,后来我们家人有病还常请他来看,我们管他叫张大人。

说到这,不能不说说西太后和光绪这两个人。后人都很同情光绪而痛恨西太后,认为如果当时能把西太后废掉或干掉,让光绪执政,中国就会走向强盛、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光绪是个很无能的皇帝。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在西太后的压制下,不能随便说,随便问,随便做,还要随时提防被废。因为已有他的王储“大阿哥”溥jun被废的事情发生过了。(据说溥jun后来很潦倒,成天出入后门桥一带的茶楼酒肆,不知何时默默死去。)所以光绪并不懂国事,更没有实际有效的管理国事的本领和经验,也并不真正懂得如何维新变法。在那矛盾重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即使他上台,也不可能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二部分第7节 我外祖的家系

而慈禧这个人却很厉害,她有手段,有魄力,敢下手。咸丰死后不久,她就敢把当时最有权的宗室领袖肃顺在菜市口杀掉。据李越缦(李慈铭)《越缦堂笔记》的记载和分析,慈禧杀掉肃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肃顺看不起她,认为她只不过是咸丰的偏宫。她用人有一套,在朝廷上有意不安排自己家族的人,而是用夫家的人。按清制:慈禧作了皇后,她们家的人,如父亲、兄弟都可作承恩公,清初封为一等公,乾隆时才降为三等。娘家称贵公府,当时掌事的人叫贵祥。但实际上,贵公府的人都没任过什么要职。当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后,咸丰皇帝带着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及太子同治,逃到热合。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咸丰明确地吩咐西太后带着她生的儿子同治回北京,言下之意是自己不准备再回朝执政,而把大权交给西太后和同治了,这也正是西太后日后能独掌大权的原因。而咸丰最后在热合自杀了,至于具体怎么死的不知道。但他指着同治对慈禧特意说的“你带着他走吧”的话,用意是再明显、再清楚不过的了。这恐怕也是史书中缺载的。而同治死后的光绪纯粹是个傀儡,指望他能改变中国的局面和命运是不可能的。

慈禧死后葬在东陵。按清制:皇帝死后,他墓室的门就封上了,之后其他的嫔妃就不能与他合葬,而只能单修一座坟墓。后来西太后的坟被军阀孙殿英盗开了,盗走了无数的珠宝。在此之前,他们先盗了乾隆的墓。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尤其引起宗室之人的震怒。载涛写过专门的文章记载过这一事件,我在《世载堂杂议》中还读过徐埴、陈仪等人的有关文章,文中记载,盗墓后,慈禧的遗骨被赤裸裸地扔在棺材盖上。解放后我也去参观过乾隆陵和慈禧陵,才知道皇室的棺材是怎样的情景。一般满人的棺材是平顶的,顺着两个坡下来,前边有一个葫芦,钉在合叶上,打开后上边可以挂貂皮,这当然要够等级才行。而陵墓里的棺材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大躺箱,里边可放置袍褂衣物,外面没有其它的装饰。出殡时现拿木头片钉在棺材外,使两边成坡状,而到了陵墓内,就只保留躺箱了。翁同和的日记曾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即说到东太后慈安死后就是装在躺箱里的。

慈禧的shi号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羡崇熙皇太后”,墓中还有一小牌位,写着“配天兴圣”四个字,《清史稿》缺载。难为他们是怎么想的,几乎把所有好词都用上了。我前面引用过我文章中的一段话:“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西太后虽不是昏庸、童的问题,但加上如此多的桂冠,这也是“实录”不实的典型例证之一。

我的大曾祖溥善袭奉国将军,没下过科场,也没作过什么大官。我的三曾祖,也袭奉国将军,他和我曾祖一样,也决心走科考道路,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仕途。但他觉得自己的汉文不行,便习满文,考武举,补满缺,后来他还主考过满文,最后官至翰林。

我的祖父这一代兄弟共五人,祖父毓隆行大。二叔祖名毓盛,他有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小时常在一起玩,后来不知怎的就死了。三叔祖和四叔祖都夭折。五叔祖名毓厚,后过继给我大曾祖。他有三个儿子,二儿子活到解放后,三儿子在文革中服毒自杀了。我的祖父更没有爵位可依靠,在我曾祖的影响下,也走了靠科考博取功名的道路。他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考上翰林,任过典礼院学士、安徽学政、四川主考等职,善书画。二叔祖毓盛也作过理藩院部曹一类的中下级官员。后来得瘟疫,他凭懂点医术,自己开药。据说有一味石膏,要讲究配伍,他搞错了,结果服药后不久就死了。

我外祖的家系要从外高祖赛尚阿谈起。他是蒙古正蓝旗人。他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中过举,曾任过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授予过头等侍卫,任过钦差大臣,到天津负责防治海疆,统帅过最新成立的洋枪队,因训练有素,受到过嘉奖。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后来洪秀全在广西起义,朝廷就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他与洪秀全等人从广西一直转战到湖南。开始,还有些战功,但当时的起义军正处于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期,势如破竹,临时拼凑的官军自然难以抵挡。在后来的永安战役、长沙战役中便连连失利。朝廷怪罪下来,革职押解进京,经会审,“论大辟,籍其家,三子并褫职”。而他自己的辩解是不忍在战场上杀人太多。这说明他终究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战场上的事实在说不清。后来幸亏有人为他说情,才得以释放,发配过戍边,又训练过察哈尔的蒙古兵,最后授了一个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他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和四儿子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二儿子一家住在西北时,让阿古博全都杀了。后来,朝廷派左宗棠前去镇压,把阿古博一直赶到了沙俄。有一位史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回民起义》。主题是把阿古博当作农民起义加以歌颂。那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凡是反朝廷起事的都是农民起义,阿古博也如此,应该歌颂。写好后,他托陈垣老校长国庆节上天安门时带给毛主席。后来此书就销声匿迹了。据说外交部曾明文指示,阿古博算分裂分子,而不能算农民起义。后来我在西单商场一间卖处理书的旧书店里看到满书架都是《回民起义》。看来对历史问题的评价确实应该慎重。

三儿子名崇绮(音yi),也就是我的三外曾祖。崇绮和崇绮一家非常富有传奇色彩。崇绮也决心走科举之路。但他参加考试时,由于父亲赛尚阿刚判过大罪,也算有“历史问题”和“家庭出身问题”,所以不能参加官卷考试,而只能参加民卷考试。按清制:凡高级官员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都要另编字号,另加评定,按比例单独录取,试卷上都注有“官”字,名为官卷。民卷则为一般试题。他学问很好,卷子上的文章作得也好,字写得也很漂亮。递上去的前十本内,就有他的,主考官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旗人。因为按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凡是旗人是不能取为三甲的,三甲要留给汉人,为的是以此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这也算是清朝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吧。阅卷官把选出的前十本按次序呈给同治皇帝亲览。第一本就是我三外曾祖崇绮的。如前所述,这第一本就应该是状元。但同治看完后,才知道这是崇绮的的卷子。录取吧,于规矩不合,因为他是旗人,又是罪人之子;不录取吧,又明明考第一,并无任何作弊的嫌疑,于崇绮本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同治十分为难,便找来大学士灵桂、瑞常等人商议。灵桂认为,这虽不合规矩,但决不是有意为之,纯属偶然巧合,不妨把它视为科考佳话。于是同治法外开恩,录取崇绮为状元,授予修撰之职。按:新科进士一般授予馆职中的编修、修撰和检校三种职务,编修相当于今天的编审,修撰相当于编辑,检校相当于校对。崇绮是清朝开国以来,旗人第一位由民卷而考中的状元。《清史稿》说:“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而授修撰者,只崇绮一人,士论荣之。”后来官至内阁大学士,还作过大阿哥溥的师傅,“可惜”大阿哥后来被废,要不然他就当上太傅了。

第三部分第8节 我的母亲

崇绮的女儿是同治的皇后,封号为孝哲皇后。崇绮自然也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后来同治病死,西太后总迁怒于她,认为是她没伺候好同治,对她百般挑剔,处处为难,十分蛮横。她觉得实在没有活路了,就想自杀,又找不到自杀的办法,就把父亲崇绮叫去,商量怎么办。崇绮跪在帘子外——这是宫里的规矩,女儿作了皇后,父亲见她也要行君臣大礼——问她:“不吃行不行?”她说“行”。于是最后决定采取绝食而死的办法。试想这是一幕多么惨不忍睹的情景:女儿没有活路,又无人救助,请来父亲,父亲不但束手无策,还要跪倒在封建礼教前,替女儿出主意怎样去死。这真称得上是“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典型了。崇绮女儿绝食几天后,西太后曾看过她一回,给她调了一匙杏仁粥,她不敢不喝。这样又多活了两天,最后还是悲惨地饿死了。但史书上又是怎么记载的?《清史稿》居然说:“初,穆宗崩,孝哲皇后以身殉,崇绮不自安,故再引疾(称病)。”明明是被迫自杀,却说是“以身殉”;既然是以身殉,那就是大“节烈”,父亲又何必“不自安”地引退?这不明明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唉,历史书啊,真不能随便相信。

还有更悲惨的事情。八国联军打向北京时,崇绮算是护驾,随着西太后一直逃向西安。为西太后赶车的把式叫杨使(音)。他不敢像一般车夫那样坐在车的跨沿上,只能在地上小心地拉着牲口,就这样一直拉到西安。后来回到北京,西太后竟赏他一个四品顶戴。我三外曾祖自己坐的车,走到保定附近车轴断了,只好住在保定的莲池书院。这时,他接到一封家信,打开一看是他儿子郑重其事写的《叩辞严亲禀》。他的儿子叫葆初,我母亲叫他“葆大叔”。原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和母亲未能带全家护驾西太后,觉得像自己这样皇亲国戚的身份,应该遵循“主辱臣死”的古训,再加之崇绮是倾向义和团的,而这时慈禧由利用义和团转而出卖义和团,于是崇绮的妻子和儿子葆初决定带全家自杀殉国。他们选的是一个叫朝阳洞的地窖,它具体在哪儿,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他们挖了两个地窖,分男女层层躺到里面,下面铺上褥子,上面盖上单子,然后让人层层埋上土,等于自我活埋,全部被闷死。事后挖开安葬,还能看到因窒息而挣扎的痛苦的样子,十分恐怖。在自杀前,葆初给远随西太后避难的父亲写了这封信,报告了母亲和自己的决定。崇绮接到这封信后,知道全家死得如此惨烈,真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加上自己因车坏,再也无法赶上西太后,便在窗户棱上上吊自杀了。这样一来,我三外曾祖一家全都死光了。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确实有大量的王公贵戚自杀殉国,对这种现象如何评价,我一直想不清楚,也就不好妄加评论了。事变平息后,西太后回到北京,给了崇绮很高的优惠待遇,以奉旨进京的名义,恩准把他的灵柩运回北京发葬,灵柩前放着一支白公鸡,称领魂鸡。我三外曾祖生前和翁同 过往密切,我现在还保留着几封他给翁同和的手札。

我外高祖的五儿子,叫崇纲,就是我的外曾祖,他精通满文,作过驻藏帮办大臣。他由西藏回来后住在香饵胡同。我的外祖和三外祖,都是他的儿子。我的三外祖叫克咸(音),也懂满文和蒙文,他参加我三曾祖的主考时,还发现他出的满文题目有错误。后来曾担任过咸安宫的满文教习。我的外祖叫克昌,他的二伯父一家让阿古博都杀了,他便继承了他二伯父的爵位,由于他二伯父算是阵亡将士,所以从优封他为骑都尉和云骑尉双重职位。我的外祖母死后,外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一直把外祖母生前住的屋子锁着。直到他故去以后,别人才打开,里边乱七八糟的。这时,家里只剩下我母亲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后来就把她送到我三外祖家去过。我三外祖从精神上很体贴她,特意吩咐自己的孩子,即我的姨、舅等,都管她叫“亲姐姐”,免得她有孤独疏远、依傍他人的感觉。我的三外祖在民国前后曾在“瀛贝勒”(溥雪斋的父亲)府教家馆,也在我们家教书。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八叔祖,一个是我父亲。当时,我的八叔祖已定婚,而我的父亲还没有。于是他就把寄居在他家的、我的母亲许配给他。但没想到我父亲有肺病,当年那可是绝症。所以母亲过门一年后生了我,第二年父亲便过世了。

我的母亲命真苦。在娘家时孤单单的,没有兄弟姐妹,父母死得又早。后来又嫁给我孤单一人的父亲,不想丈夫又很快死去,又变成孤寡一人。我父亲是独生子,只有一姐一妹,即我的大姑和二姑。我的大姑早早出嫁,二姑叫恒季华,早年也定下婚事,没想到男方早早死去。按当时最严格的封建制度,既已许配,就不许再嫁,于是我二姑就成了“望门寡”,更是一个苦命的人。她许配的那一家也是我们的熟人,有时我们去串门,她也要有意地回避。其实古人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再嫁是很平常的事,比如众所周知的李清照。可笑的是不但有些古人,甚至有些现在人,还在责备李清照的再嫁,认为这是她人生的一个污点或遗憾;有些人虽不这样正面谴责,却在极力地为李清照辩诬,说她并没有改嫁,思想深处还是认为改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其实,这在宋代是常见的事。这都是程朱理学及其后代末学对妇女变本加厉的迫害,也是我最反对朱熹之流的原因之一。民国后,这种制度虽然有所松懈,但我的姑姑年龄也大了,于是她终身未嫁,决心帮助我母亲一起抚养我这个两代单传的孤儿。

第三部分第9节 多事之秋

后来,我用自己第一份薪水买的第一部书,是清人汪中(容甫)的《述学》。为什么单买这一部呢?因为我小时候,就从别人那里看到过这部书,知道汪中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和同样的感触,从内心里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汪中也是早年丧父,家中贫困到母亲不得不带着他讨饭的地步,每到寒夜时,母子只得相抱取暖,不知是否能活到天亮。汪中在给汪剑潭的信中曾动情地说过这样的意思:大凡为寡妇者多长寿,但等到儿子大了,能供养母亲时,即使有参苓粱肉也无补于她即毙之身了。他还痛切地谴责过夫死妇不得再嫁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切都与我有同感,使我十分感动。我在《论书绝句》一百首中的第八十九首写道(见图三《论书绝句》第八十九墨迹):持将血泪报春晖,文伯经师世所稀。禊帖卷中瞻墨迹,瓣香应许我归依。

这首诗就是纪念汪中的,文伯经师都是指他。《述学》中有汪中的定武本《兰亭序》跋。《兰亭序》帖也称《禊帖》。我又在诗的下面配上一段文字:“功周失怙,先母抚孤备尝艰苦。功虽亦曾随分入小学中学,而鲁钝半不及格。十六七始受教于吴县戴绥之师,获闻江都汪容甫先生之学。旋于新春厂甸书摊上以银币一元购得《述学》二册,归而读之,其中研经考史之作,率不能句读,而最爱骈俪诸文。逮读至与汪剑潭书,泪涔涔滴纸上,觉琴台、黄楼诸篇又不足见其至性者焉。”2002年我应邀到扬州讲学访问,曾专程到汪中的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汪中墓碑上的“大清文林汪中之墓”是由尹秉绶所题。墓地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概正因为此,文革中才幸免于难。

我生于民国元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这是一个风云巨变的年代。前一年(辛亥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随之灭亡,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也就是说,我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作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对辛亥革命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只能承认它是历史的必然。1982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有人向我征题,我只能这样写道:

半封半殖半蹉跎。终赖工农奏凯歌。末学迟生壬子岁,也随诸老颂先河。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大动荡的年代: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军阀混战,中国的共和在艰难中不断前行。

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我的“家”也在经历着多事之秋。

我的父亲恒同在我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是我第一回当丧主,尽管我一点事也不懂。据说,因为父亲尚未立业,没有任何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灵,只能停在一个小庙里,在那里给他烧香发丧。如果说我家由我曾祖、祖父时已经开始衰落的话,那从我父亲的死就揭开迅速衰败的序幕。那时,我祖父虽还健在,但他已从官场上退了下来。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没有爵位可依靠,都是靠官奉维持生活。清朝的正式官奉是很有限的,所以官员要想过奢侈的生活只能靠贪污,这也正是当时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我的曾祖和祖父本来都很廉洁,再加之所作的多是清水衙门的学官,所以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要想维持生活就必须有人继续作官或另谋职业。现在家中唯一可以承担此任的人,在还没有闯出任何出路时,突然去世了,这无疑有如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无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全家人巨大的打击。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就是孤单一人,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不管我父亲日后能取得多大的功名和事业,能挣多少钱,总算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靠,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没了,又要过一种新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公婆当然不会让她饿着、冻着,特别是又为他们生下了一线单传的孙子,但每月能得到的至多是几吊钱,而面临的将是无边的孤独与苦难,那日子的悲惨与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她首先想到是死,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也不听,最后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我而苦熬下来。

一个家族到了这份上,往往会发生一些怪现象。当然,如果仔细追究,这些现象可能都有一定的缘由,但问题是,到了那份上,恐惧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谁也顾不上、来不及去追究了。正如《红楼梦》在描写宁国府衰败时有一段奇异现象的描写,写的鬼气拂拂(按原文如下):

(中秋夜)贾珍----在汇芳园丛绿堂中,带着妻子姬妾------开怀作乐赏月。将一更时分,真是风清月白,银河微隐。-----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悚然。贾珍忙厉声叱问“谁在哪边?”连问几声,无人答应。------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隔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凄惨起来。看那月色时,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次日------细察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迹。

我想读者看了这段描写,谁也不会认为曹雪芹在这里宣扬迷信。我听说,我父亲死后家里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事,也请读者能正确理解:这些事说明我们家那时紧张到什么程度。

我们当时住在什锦花园一个宅子的东院,我父亲死在南屋。南屋共三间,西边有一个过道。我父亲死后谁也不敢走那里,老佣人要到后边的厕所,都要结伴而行。据她们说,她们能听到南屋里有梆、梆、梆敲烟袋的声音,和我父亲生前敲的声音一样。还有一个老保姆说,我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开过我父亲住的屋子,说我父亲生前装药的两个罐子本来是盖着的,不知怎么,居然打开了,还有好几粒药撒在桌上,吓得她直哆嗦。也难怪她们,因为这个院里,除了襁褓中的我,没有一个男人了。于是我母亲带着我们搬到我二叔祖住的西院,以为那边有男人住,遇事好撞撞胆。我二叔祖很喜欢我父亲,他住在这院的北屋。搬去的那天晚上,他一边喝酒,一边哭,不断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大同啊,大同啊!”声音很凄惨,气氛更紧张。到了夜里,有人就听到南屋里传来和弄水的声音,原来那里放着一只大水桶,是为救火准备的,平时谁也不会动它。后来一件事更奇怪。我二叔祖有一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他的奶妈好好地忽然发起了疯癫,裹着被褥,从床上滚到地上,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东院的大少爷(指我父亲)说请少奶奶不要寻死。还说屋里柜子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包,里边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我母亲听了以后,就要回东院找,可别人都吓坏了,拦着我母亲不让去。我母亲本来是想自杀的,连死都不怕,这时早就豁出去了,冲破大家的阻拦,按照奶妈说的地方,打开一看,果然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跟着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其实出现这些怪现象必然有实际的原因,只不过那时大家的心理都被恐惧笼罩着,一有事就先往怪处想,自己吓唬自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而这正是一个家族衰败的前兆。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成长的。

大概和这种心理和氛围有关,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正式归依了喇嘛教,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我归依的师傅叫白普仁,是热合人。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察格多尔札布”。察格多尔是一个佛的徽号,札布是保佑的意思。喇嘛教是由莲华生引入的藏传密教,所谓“密”,当然属于不可宣布的神秘的宗派,后来宗喀巴又对它进行了改革,于是有红教、黄教之别:原有的称红教,改革后的称黄教。红教一开始就可学密,黄教六十岁以后才可学密。红教不禁止男女合和,这和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相合,黄教在这方面就比较严格了。我归依的是黄教,随师傅学过很多经咒,至今我还能背下很多。

第三部分第10节 师傅的功德

我记忆中师傅的功德主要有两件。一是他多年坚持广结善缘,募集善款,在雍和宫前殿铸造了藏传黄教的祖师宗喀巴的铜像。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那里,供人朝拜。二是在雍和宫修了一个大悲道场,它是为超度亡魂、普渡众生而设立的,要念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悲咒,喇嘛、居士都可以参加,我当时还很小,也坐在后面跟着念,有些很长的咒我不会念,但很多短一点的咒我都能跟着念下来。一边念咒,一边还要炼药,这是为普济世人的。我师傅先用笸箩把糌粑面摇成指头尖大小的糌粑球,再放在朱砂粉中继续摇,使它们挂上一层红皮,有如现在的糖衣,然后把它们用瓶子装起,分三层供奉起来,外面用伞盖盖上。这是黄教的方法,红教则是挂一层黑衣。那四十九天,我师傅每天晚上就睡在设道场的大殿旁的一个过道里,一大早就准时去念咒,一部大悲咒不知要念多少遍。因为这些药都是在密咒中炼成的,所以自有它的“灵异”。那时我还小,有些现象还不知怎么解释,但确实是我亲自所见所闻:有一天,赶上下雪,我在洁白的雪上走,忽然看到雪地上有许多小红丸,这是谁撒的呢?有一位为道场管账的先生,一天在他的梅花盆里忽然发现一粒红药丸,就顺手拣起,放在碗里,继续写账,过一会儿,又在梅花盆里发现一粒,就这样,一上午发现了好几粒。等四十九天功德圆满后,刚揭开伞盖,一看,满地都是小红丸,大家都说别揭了,三天以后再说吧。那些地上的小红丸大家都分了一些,我也得了一些。这些药自有它们的“法力”(药效),特别是对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我小时候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溥雪斋那一房的,有一位叫载廉(音)的,他的二儿媳有一段时间神经有点不正常,颠颠倒倒的,他们就把我师傅请来。师傅拿一根白线,一头放在一碗水里,上面盖上一张纸;一头拈在自己手里,然后开始念咒。念完,揭开纸一看,水变黑了,让那位二儿媳喝下去,居然就好了。

我道行不高,对于宗教的一些神秘现象不知该如何阐释,也不想卷入是否是伪科学的争论。反正这是我的一些亲眼、亲耳的见闻,至于怎样解释,我目前很难说得清,但我想总有它内在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些现象再神秘,终究是宗教中表面性的小问题。往大了说,对一个人,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修养,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记得我二十多岁时,曾祖母有病,让我到雍和宫找“喇嘛爷”求药。当时正是夜里,一个人去,本来会很害怕,但我看到一座座庄严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唱词:“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加以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对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大大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和睦。我认识一位宗教工作者,叫刘隆,曾任民委办公厅主任,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又作班禅的秘书,协助他工作,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班禅非常信任他。他对其它宗教也非常尊重,决不作任何诽谤,一切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安定与共同利益出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宗教徒并不受本宗教的局限,他的胸怀应该容纳全人类。如果所有的宗教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我想世界就会太平得多。当然,还有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宗教工作者,那就是赵朴老。

再说我的师傅,他在六十多岁生病了,就住在方家胡同蒙汉佛教会中“闭关”,不久就圆寂了。圆寂后在黄寺的塔窑火化。按藏密黄教的规定,火化时,要把棺材放在铁制的架子上,棺材上放一座纸糊的塔,铁架下堆满劈柴,下面装着油。火化时只要点燃油即可。全过程要三天。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叫多尔吉(藏语金刚杵之意)的,最后把师傅的遗骨磨成粉,搀上糌粑面和糌粑油,刻成小佛像饼,分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至今还保留在我的箱底里。别的宗派也有这种习惯,五台山的许多高僧大德死后也如此,别人也给过我用他们的骨灰铸的佛像饼。

总之,自从归依雍和宫后,我和雍和宫就结下不解之缘。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在白师傅圆寂很久后的某一年,我去拜佛,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喇嘛,他还认得我,说:“你不是白师傅的徒弟吗?”直到今年,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才没去,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现在雍和宫内有我题写的一幅匾额和一幅长联。匾额的题词是“大福德相”,长联的题词是“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这都寄托了我对雍和宫的一份虔诚。

我从两三岁时起,有时住在河北省的易县。原来,我曾祖从察蛤尔都统任上去职后,为表示彻底脱离官场,便想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他有一个门生叫陈云诰,是易县的大地主、首富。他曾在我曾祖作学政时,考入翰林,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书法家,写得一手好颜体,丰满遒劲,堂皇大气,直到解放后,一直在书法界享有盛誉(见图陈云诰书法)。他愿意接待我的曾祖,于是我也常随祖父到易县小住。至今我还会说易县话。现在由北京到易县用不了两小时,但那时要用一天,坐火车先到高碑店,然后再坐一种小火车到易县。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闹病。而易县多名医,因为很多从官场上退下来的老官僚都喜欢退居这里,于是有些名医便在这里设医馆,专门为他们看病。其中有一家很著名的孔小瑜(音,著名中医孔伯华的父亲)医馆,祖父便乘机常带我到那儿去看病,吃了不知多少付药,有时吃得呕吐不止,但始终不见有什么明显效果,他们反而说我服药不当,违背了药性。所以从小时起,我就对中医不感兴趣。晚年回忆儿时的这段经历,我曾写过一首对中医近似戏作的诗:

幼见屋上猫,啖草愈其病。医者悟妙理,梯取根与柄。持以疗我羸,肠胃呕欲罄。复诊脉象明:“起居违药性。”

现在有人捧我为国学大师,他们认为既然是国学大师,一定深信国医,所以每当我闹病时,总有很多人向我推荐名中医、名中药,殊不知我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经过长期的总结,我得出两条经验:在中医眼里没有治不好的病,哪怕是世界上刚发现的病;在西医眼里没有没病的人,哪怕是体魄再健壮的人。当然,这仅是我的一己之见,我并不想、也无权让别人不信中医。

第三部分第11节 我的启蒙老师

我十二岁才入正规的小学,但这不等于说我十二岁才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

我对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决心终身不嫁,帮助我的寡母抚养我,把自己看成支持这个家的顶梁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他叫爹爹。作为家长,她明白,要改变我和我家的窘状,首先要抓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学有所成。我姑姑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教我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把常用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犹如现在的字卡教学,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常用字总算都学会了。

我的祖父特别疼爱我,他管我叫“壬哥”。我从小失去父亲,所以他对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后学习书法的基础。这些字样我现在还留着。他还教我念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他完全沉醉其中,我也如此,倒不是优美的文辞使我沉醉,因为我那时还小,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我祖父也不给我逐句逐字的解释,但那抑扬顿挫的音节征服了我,我像是在听一首最美丽、最动人的音乐一样,这使我对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我日后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么,可以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当然随着学历与阅历的增加,我对这样的诗也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这些诗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祖父所选的诗有时显然带有更深的寓意。我记得他教我读过苏轼的《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尝当年。-----

这首诗后面还有很多典故,前面的这些描写与我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合,但祖父的用心是非常明显的,我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叫我从小知道当母亲的不易,应该一直热爱母亲。这样的诗,我怎敢不终身牢记呢?

还有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他经常让我看他画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感触:他随便找一张纸,或一个小扇面,不用什么特意的构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随便地信手点染,这里几笔,那里几笔,不一会儿就画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图毓隆的扇面)。每到这时,我总睁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观看,那惊讶、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吃惊那大活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这是一件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领。因此从小我就萌发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我想,能培养人的兴趣,激活人的潜质,激励人的志向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育。我虽然没有直接跟我祖父学绘画的技巧和笔法,但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爱好的发现,兴趣的培养,这是最重要的,这就足够了。

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上小学之前,我也读过旧式私塾。先在后胡同一亲戚家的私塾里跟着读,后来又跟着六叔祖搬到土儿胡同,对面是肃宁府,那里也设过私塾,我在那儿也读过。当时那里有一个教四书五经的,一个教英语的,也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但我们家属于旧派,不能跟着念外语,学洋学。进私塾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还要拜主管文运的魁星。一般的教学过程是先检查前一天让背的背下没有,背下来的就布置点新内容接着背,没背下来的要挨打,一般打得都不重,有的不用板子,就用书,然后接着背,直到背会为止。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长期集中,背着背着就走神发愣,或说笑玩耍起来,这时老师就会大声地斥责道:“接着念!”那时,我属于年龄最小的,只好从百家姓读起,比我年龄大的就可以读“四书”“五经”了。有时,我看他们背得挺热闹,便模仿着跟他们一起背,但又不知道词儿,就呜噜呜噜地瞎哼哼。这时,老师就过来拿书照我的头上轻轻地打一下,训斥道:“你背得这是什么啊?尽跟着瞎起哄!”诸如此类的淘气事,我也没少干过。不过,有的老师也懂得“教学法”,我有两个叔叔,一个用功,背得很好,尽得老师夸奖;一个不用功,背不下来,尽挨罚。老师就指着他对我说,“你看,像他那样不用功,怎么背得下来,就得挨罚!”这种现身说法,有时还真对我有些激励作用,但日久天长也就失效了。

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那位吃错药的二叔祖也死了(见前),结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我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都是个人因个人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瘟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我家急速

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就是我家急速衰败的高潮。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那时我家已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了,我记得卖钱最多的是一部局版的《二十四史》。十年前我父亲死,我是孝子,现在曾祖死,我是“齐衰(音zicui)五月曾孙”,即穿五个月的齐衰丧服——一种齐边孝服。祖父、祖母死,我是独长孙,在发丧的时候,我都要作丧主、“承重孙”,因此我在主持丧事方面有充分的经验。但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精神上的负担和打击也过于沉重了!

凡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有一个通病——老家儿死后,子孙都要变着法儿地闹着分财产。我家虽已是山穷水尽了,但也不能免此一难。发难的是我的六叔祖,他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我曾祖活着的时候常骂他“没来由”。他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对我祖父说:“父亲死后,母亲(续弦的)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钱都归了你们大房,这不行。”我祖父气坏了,向他连解释、带保证,说:“母亲什么东西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也从来不问她财产的事,更不用说私下给我们钱了。”我六叔祖还不依不饶,指着祖父屋里墙上挂的一张画说:“这张画不就是值钱的古玩字画吗?”这可真应了我曾祖的那句话:“没来由”。这张画挂在那儿不止一两年了,又不是现在才分来的。再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张仿钱谷的赝品,而且赝得没边。我祖父气愤地向他嚷道:“你要是觉得它值钱,你就拿走好了!”我六叔祖还真的让跟着来的手下人蹬桌子上板凳地给摘走了。手下人摘走后,就剩下我祖父和我六叔祖两个人,我祖父气得直哆嗦,指着他发誓道:“我告诉你,你就有一个儿子,我就有一个孙子。如果我真的私吞了财产,就让我的孙子长不大;如果我没私吞财产,你就是亏心,你的儿子也不得好死!”在那个时代,亲兄弟俩,特别是每家只有一个独苗时,设下如此恶咒,真是豁出去了,不是争吵到极点,决不会发这样的毒誓。后来,我祖父就因此而一病不起,七个月后也故去了。这七个月里,他动不动就哆嗦,这显然是和我六叔祖争吵后落下的病根。他死在安定门内的方家胡同。临死前,还特意把我叫到床前叮嘱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告诉我如何跟我六叔祖吵架打赌,意在勉励我以后要自珍自重,好自为之。另一件就是叮嘱我“决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都含泪一一记下了。

第四部分第12节 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不到一年连续死了这么多人,但对我打击最大、最直接的是祖父的死。我父亲的死,使我母亲和我失去了最直接的指望,但好在还有我祖父这层依靠,他冲着自己唯一的亲孙子,也不能不照管我们孤儿寡母。现在这层依靠又断了,而且整个家族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生活的最基本保证——吃饭和穿衣都成了最实际的问题。也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出现的真情一幕让我终生难忘。

原来,我祖父在做四川学正时,有两位学生,都是四川人,一位叫邵从,一位叫唐淮源。他们知道我家的窘况后,就把对老师的感激,报答在对他遗孤的抚养上。他们带头捐钱,并向我祖父的其他门生发起了募捐,那募捐词上的两句话至今让我心酸,它也必定打动了捐款人:“霜媳弱女,同抚孤孙”。霜媳是指我的母亲,弱女是指那没出嫁,发誓帮助我母亲抚养我的姑姑。结果共募集了2000元。邵老伯和唐老伯用这2000元买了七年的长期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大体够我们一家三口的基本花销了。而邵老伯和唐老伯就成了我们的监护人。我祖父死后,家族里的人,觉得家里没个男人,单过有困难,便让我们搬到我六叔祖那里,我们虽然不喜欢他,但也不好回绝族里的好意,便搬过去单过。邵老伯和唐老伯也不把公债交给我六叔祖,一开始每月还带着我六叔祖和我一起去取利息,表明他们秉公从事,只起监护作用,后来就只带我一个人去。我从十一岁到十八岁的生活来源以至学费靠得就是这笔款项了。邵、唐二位老伯不但保证了我们的经济来源,而且对我的学业也十分关心。邵老伯让我每星期都要带上作业到他家去一趟,当面检查一遍,还不时地提出要求和鼓励。有时我贪玩儿,忘了去,他就亲自跑上门来检查。我本来就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再加上如此严格的要求,岂敢不努力学习。唐老伯那时经常到中山公园的“行健会”跟杨派太极拳的传人杨诚甫练习太极拳,我有时也去,唐老伯见到我总关切地询问我的学业有什么进步,一次,我把自己刚作的、写在一个扇面上的四首七律之一呈给他,诗题为《社课咏春柳四首拟渔洋秋柳之作》:

如丝如线最关情。斑马萧萧梦里惊。正是春光归玉塞,那堪遗事感金城。风前百尺添新恨,雨后三眠宿酲。凄绝今番回舞袖,上林久见草痕生。

这首诗写得很规整,颇有些伤感的味道,不料,唐老伯看到我的诗有了进步,竟感动得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孙世兄(这是他对我客气的称呼)啊,没想到你小小的年龄就能写出这样有感情的好诗,你祖父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不过,你不要太伤感了,你要保重啊。”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感动得潸然泪下,那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这都激励我要更好地学习,来报答他们。邵老伯和张谰是同乡,他学佛、信佛,主张和平,有点书呆子气,后来也成为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和平建国之事,曾和蒋介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气得蒋介石直拍桌子,说他是为共产党说话。为此,他又气,又急,又怕,不久就病死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邵一诚,一个叫邵一桐,邵一桐也笃信佛教,自己印过《金刚经》,还给我寄过两本,现在都在成都工作。而唐老伯的结局很悲惨,解放战争中,在四川竟失踪了,不知是死于战乱,还是死于其他原因。成为美谈的是,邵一桐后来和唐老伯的女儿,当时大家都管她叫唐小妹,结为夫妻,生有两个孩子,其中的邵宁住在北京,他秉承了祖父、父亲的信仰,对佛学也有很深的修养。我还在某年的春节去看望过他们。后来我听说邵一桐先生得了癌症,便两次特别嘱托四川来的朋友给他捎去一些钱表示慰问。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在入学前还发生过一件近似闹剧的事情,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妨说一说。

1924年,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按优待条件苟延残喘在故宫内的宣统小王朝,面临随时被扫地出门的命运。这时溥仪和他的一帮遗老虽仍生活在故宫里,继续在弹丸的高墙之内称帝,实际上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只能管理他的宗室了,因此还设有宗人府,而地点却在美术馆西南一带,即后来的孔德中学的东厢房。当时宗人府的左司掌印叫奕元,他查我家档案,知道我曾祖、祖父因下科场而主动放弃了封爵,我父亲死得又早,还来不及封爵号,看我可怜,趁着现在还没赶走,掌点权,便让我袭了爵号,封我一个三等奉恩将军。这当然是有名无实的虚名,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只是趁着宗人府还没被吊销,抓紧时间滥行权力罢了。看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早已有之。我当时为这件事还去了趟宗人府,见到了三堂掌印,掌正堂的是载瀛,算是履行了手续。冯玉祥逼宫后,溥仪连故宫也呆不下去了,跑到了天津,他手下的宗人府所封的封号本来就是一纸空文,现在自然更是空头支票。但这张诰封实在有意思:它是丝织的,一段红,一段绿,和清朝原来的诰封形式完全一样。上面的内容大致是,根据优待条件,启功应袭封三等奉恩将军。任命的内容虽是宗人府的,盖的大印却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真叫文不对题,不伦不类。我本来一直保留着它,这决不是我留恋那个毫无价值的三等将军,而是它确实是一件打上了特殊年代的烙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物。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不敢不把它烧掉,因为如果让红卫兵抄出来,那我的罪过就不仅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复辟封建主义了。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之后又入中学。其间平平淡淡,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甚至有些起止升转的过程、细节都记不清了。所幸有热心的朋友找到了我读小学和由小学升中学的文凭。(见图见侯刚著《启功画传》第12页及第16页照片两幅)文凭所记当是最准确的。我上的是马匹厂小学,它属于汇文学校,是汇文的一所附属小学。在“北京汇文学校”的“入学愿书及证书”上,附有小学“校长证明书”,证明书是这样写的:“兹有学生启功自民国十三年正月至十五年六月曾在本校肄业,领有毕业证书,所有该生在校成绩今据实照表填写,品行尚为端正,特此证明并介绍直接升入贵校,即致北京汇文学校查照。”可见我上小学的准确时间是从1924年1月到1926年6月,也就是说,我读小学是由四年级第二学期插班开始,直到小学毕业,然后于1926年升入中学。在这份证明书上,为我具保的是自来水公司职员张绍堂。而证明书一侧有声明“介绍直接升入本校只限曾在本校注册之学校”,可见马匹厂小学当是汇文注册的附属小学。而在北京汇文学校“入学愿书及证书”上,填写我的年龄是十五岁,欲入的年级为“初级第二年”因小学六年级已含有初一的课程,所以我在读中学时又跳了一级。而在这份证书上填写的家长是我的姑姑恒季华,足见我姑姑在我家的地位,而为我具保的变为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周实之。

第四部分第13节 中小学生活

热心的朋友又找到了汇文学校“辛未(1931)年刊”我写的“一九三一级级史”一文,这篇文章是因为“高级三年征记,爰为是文”。(见图《启功画传》第18页)大概我的古文写得比较好吧,所以大家推选我代表全年级来写这篇级史,这并不偶然,因为当时我正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见后)。在谈到中学教育的重要性时,我这样说:

英才教育,尤为国政导源。然小学始教,要在广施;而大学专攻,非能遍及。是以进德之基,深造之本,舍中学其焉归。入学既久,效已可睹,成兹九仞之山,端为一篑之积,则高级三年,诚难忽视也。

我在高中读的是商科,对商科的重要性,我是这样认识的:

至于商科,货殖是究。鸱夷用越,阳翟得秦。谁曰居积可鄙,庶与管仲同功。

“鸱夷用越”是指范蠡在越国经商致富的事情,“阳翟得秦”是指吕不韦因经商而取得秦国政柄的事,管仲则是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对于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及其昂扬热情,我是这样形容的:

此三科者,数十百人。奇才杰出者,不可胜记,而成绩因之而斐然可观矣。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为五年率。攘攘熙熙,相观而善。暇则或为指陈当务之文,或作坚白纵横之辩。或出滑稽梯突之言,或好嬉笑怒骂之论,往往有微旨深意,寓于其间。

我虽为高三年级作了这篇级史,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在汇文中学正式毕业,只是肄业而已。原因是这样的:我小时侯念了几年私塾,当时家里不准我学英文,我上小学、中学又都是插班,所以英语成绩比较差,越念到后来越吃力。当时我有一个同班好友叫张振先,他的英语特别好,同学经常找他帮忙“杀枪”,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当“枪手”——谁的作业不会了,就请他写。高二那一年的英语考试,我估计自己不行,也请他为我作一回枪手。可那一回他有点犯懒,替我作时没太下工夫,内容和他自己的卷子差不多。老师“很高明”,一看便说,这两篇雷同,不行。他还算手下留情,说起码要在第二年重写一篇,否则不能及格。当时我正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全部的兴趣和精力都在那方面,对英语一点兴趣也没有,别说第二年了,就是第三年我也写不出,于是我也就不管什么毕业不毕业了。为此,我有点对不起我的另外一个恩人——周九爷周学先生,也就是为我提供中学担保的那位自来水公司经理周实之先生(为我提供小学担保的张先生是他的属员)。他也是我曾祖的门生,他的父亲叫周馥(玉山)是李鸿章的财务总管,家里很有钱,后来生活在天津。我曾祖死后,他还坚持来看望我们。每次到北京,必定来看我的曾祖母,他一直称她为师母;我曾祖母也必定留他吃饭,关系很好。周老先生表示愿意资助我一直念下去,直至大学,以至出国留学。这样一来,我就辜负了他的美意。但他善良的愿望其实并不合实际。即使我英语及格了,将来能留学了,那谁管我的母亲和姑姑啊?我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啊!我家还有两个亲人,他们把我拉扯大,现在是反过来需要我照顾、抚养她们了。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商科?还不是觉得它和就业、赚钱更直接吗?而我为什么那么努力地跟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就是因为后来我发现商科不适合我,我要学点适合我的真本事,并靠它找点工作,谋份职业,养家糊口,生活下去。所以到了高三,我也没再补考,中途辍学了。而我家和周九爷的关系却一直保留下去,他帮助过我三叔、六叔谋过职。后来我到辅仁大学工作,当了副教授,还特意到天津去看望他,他还热情地请我吃饭。说来也巧,周九爷的孙辈周良、周骆良、周骘良(后改为周之良)后来都在北师大工作,我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

后来张振先到英国留学去了,解放后回到中国。在困难时期,因为我们都是市政协委员,可以享受一点优待——每星期六、日到欧美同学会那儿去打打牙祭,顺便聚会一下。聚会时,还常回忆这次“杀枪”事件,以及一些其它趣闻,这里权作汇文随感和汇文逸事说说吧:

回想中小学生活,虽然平淡无奇,但这种开放式的、全方位的现代教育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它确实比那种封闭式的、教学内容相对保守单一的私塾教育进步得多。最主要的是这种教育为孩子身心的自然发展提供了远比旧式教育广阔得多的空间。别的不说,活泼、好动、调皮、淘气是孩子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在私塾教育中往往被扼杀了,但在新式学校里,大家地位平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沆瀣一气,成群结伙,又有充分的空间去发挥,这些本性就可以得到释放。教我们英文的老师叫巴清泉,他判作业和阅卷时的签字一律

用CCPA。他是一个基督徒(汇文是基督教学校),对同学们一些不太符合基督教的言行,一律斥为迷信。我们就故意气他,他上课时,有人就把装粉笔末的纸合里插上三根筷子当香烧,还在他快进教室时一起怪声怪调地把CCPA念成“sei—sei—ba”好像是在说汉语的“塞啊—塞啊—叭!”。要说迷信,应该是汇文的牧师刘介平。他有三个儿子。他不喜欢大儿子,而喜欢小儿子。先是小儿子不幸得病,他整天为他祈祷,还是死了。他把儿子的棺材停在亚斯礼堂(在当时的慕贞女中内)的讲堂下,向基督虔诚地祷告:“我的儿子被主接走了。”后来,他的二儿子又得病,死了,他又如此安排祷告一番。不久,他大儿子又病倒了,这回他把他送进医院,很快就治好了。大家都说这才是迷信。

第四部分第14节 我和张振先

还说我和张振先吧。我们俩都属于淘气的学生。他有一回在礼堂的暖气管上拿“顺风旗”(一种体操动作),结果把管子弄坏,吓得赶紧跑了。我更损,教我们语文的老师水平有限,有时还念错别字,如在教我们念《秋水轩尺牍》时,把“久违麈教”念成“久违尘教”。他是个大近视眼,我就拿一本字号最小的袖珍版的《新约全书》随便找个问题问他。他挤着眼睛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后来恍然大悟,知道我是明知故问地刁难他,就用教鞭照我的屁股给了一下。我还假装委屈,理直气壮地质问“您为什么打人啊?”他说得也好:“你拿我开涮,我不打你打谁?”诸如此类,淘气的事干了不少。我和张振先是同桌,一到课间休息,甚至自习课老师不在时,我们俩就常常“比武”,看谁能把谁摁到长条凳上,只要摁倒对方,就用手当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我宫了你!”算作取得一场胜利。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在欧美同学会吃饭时,彼此的祝酒词还是“我宫了你”。这种童贞和童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而开明的老师,常能容忍孩子们的这种天性,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宋衡玉(音),平时常穿日本式的服装,我们都管他叫“小日本”,他自然不愿意听。有一回在饭厅吃饭时,有人又叫他“小日本”,他急了,追着那个人不依不饶,那个人就往饭厅外跑,他嘴里骂着“儿子(读作zei)!儿子!”的往外追,刚追出门,正好和路过的校长撞个满怀,校长拧着他的嘴巴说:“你又没娶媳妇儿,那来的儿子?”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觉得校长实际上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加入到这场游戏中了。总之,我不是提倡淘气,但兴趣是不可抹杀的,在这样的学校,每天都有新鲜有趣的事发生,大家生活、学习起来饶有兴致。(图见《启功画传》第17页两幅照片)

但有些事就不那么简单了。如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那时我正上小学,那天放学时整个北京城都戒严,家里着急,派车接我,但怎么也绕不过来,最后我是拐着弯穿小胡同,很晚才到家。后来我升入汇文中学,又知道有两名汇文的学生死于这次惨案中,一位姓唐,一位姓谢,校内还竖有“唐谢二君纪念碑”。这使我知道社会上还有比学校更惊天动地的大事。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并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我曾经写过《记我的几位恩师》、《溥心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及《记齐白石先生轶事》等文章,记载了他们的有关情况,现把和我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概述并补充一下。

贾羲民和吴镜汀。羲民先生名尔鲁,又名鲁,原以新民为字,后改为羲民,北京人。镜汀先生名熙曾,镜汀是他的号,长期客居北京。(见图《启功画传》第20页照片两幅及绘画一幅)我虽然自幼喜爱绘画,也下过一些工夫,比如我家有一卷王石谷《临安山色图》的珂罗版照片,原画已流入日本,当时能得到它的照片已很不易,不像现在能见到那么多的王石谷真迹,所以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幅照片。我和我五叔祖曾一起用心临摹过它。又经热心人帮助,还找到1926年(丙寅)我画的一张菊花小册页。但这些仅是凭着小聪明,还不具备专业的素质。为了能登堂入室,大约升入中学后不久,我即正式磕头拜贾先生为师学习绘画。贾老师一家都是老塾师,他本人原也作过北洋政府部曹一类的小官。贾老师不但会画,而且博通经史,对书画鉴定也有很深的造诣。那时画坛有这样一个定义不太明确的概念和分法——“内行画”和“外行画”。所谓“内行画”是指那种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类似王石谷那种画什么像什么;所谓“外行画”是指那种不太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画的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类似王原祁,有人说他画的房子像丙舍——坟中停灵的棚子。贾先生是文人,他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样的词汇不应是文人论画所使用的语言;而吴先生却喜欢用这种通俗的说法来区分这两派不同的画风。正由于贾先生是文人,所以他不太喜欢王石谷而喜欢王原祁,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张小幅山水,很能看出他的特点。也正因为此,他在当时画界不太被看重,甚至有些受排挤。贾老师曾经参加过一个画会,它是由金绍城(号巩北、北楼)倡立的,金先生是王世襄先生的舅舅,为了提高这个画会的地位,他请来周兆祥作会长,因为周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学生,又作过东北葫芦岛开辟督办,有的是贪污来的钱。这个画会后来办了一个展览,金先生把贾先生的参展作品放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贾先生受到这个冷遇后,就主动写了一封信,声明退出画会。

第四部分第15节 贾先生对我的教益

贾先生对我的教益和影响主要在书画鉴定方面,由于他是文人,学问广博,又会画,所以书画史和书画鉴定是他的强项。他经常带我去看故宫的书画藏品。平时去故宫,门票要一块钱,这对一般人可不是小数目,而每月的一、二、三号,实行优惠价,只需三毛钱,而且这三天又是换展品的日子,大量的作品都要撤下来,换上新的,只有那些上等展品会继续保留一段时间,而有些精品,如董其昌题的范中立《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会保留更长的时间。所以我对这类作品印象非常深,现在闭起眼睛,还能清楚地想象出它们当时挂在什么位置,每张画画的是什么,画面的具体布局如何。如《溪山行旅图》树丛的什么位置有“范宽”两个小字,《早春图》什么地方有一个“郭熙笔”的图章,什么地方有注明某年所画的题款,都清楚地印在我的脑中。由于有优惠,我们天天都盼着这三天,每当这三天看完展览,或平时在什么地方相遇,分手时总是说:“下月到时候见!”每看展览,贾先生就给我讲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如远山和远水怎么画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有一回我看到一张米元章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我这是假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心想这不是写得很好吗?后来我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了很多米元章真迹的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捕蝗帖》,才觉得它真的不行。又如,最初见到董其昌的很多画,难以理解:明明是董其昌的落款,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跋,如《秋兴八景》等,但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毛病?比如画面的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或构图混乱,同一条河,这半是由左向右流,那半又变成由右向左流;还有的画面很潦草,甚至只画了半截。开始,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或代笔的画手太不高明。贾老师便告诉我,这并不全是假的,而是属于文人那种随意而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大爷高乐”是《艳阳楼》戏中“拿高登”的一句戏词:“大爷您在这儿高乐呢!”——画家也常有些不顾画理,信手涂抹的“高乐”之作,特别是文人画,并没什么画理可讲。还有些画,可能是自己起几笔草,然后让其他画手代为填补,所以画风就不统一了,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视为赝品。贾老师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只我一个人到故宫看展览,这时最希望能遇到一些懂行的老先生,每当他们在议论指点时,我就凑上去,听他们说什么,有时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但都极有针对性,都使我受益非浅。

随着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我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幅画:郭熙的《早春图》,有钤章、有题款,画法技巧纯属宋人的风格,非常难得,无疑是真品。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仅凭画面树丛里有“范宽”两个题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也作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可见范宽是绰号,形容他度量大,不斤斤计较。试想他怎么能把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当作落款写到画面里呢?比如有人给我起外号叫“马虎”,我能把他当落款题到画上吗?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落款居然是“臣范宽画”,这更没谱了,难道他敢在皇帝面前大不敬地以外号自称?这又不像戏里可以随便编,有一出包公戏,写包公见太后时称“臣包黑见驾”,这在戏里行,但在正式场合绝对不行。这都是一些原来没落款的画,后人给它妄加上的。这些观点虽然不都是贾老师亲口传授,但和他平日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贾老师和吴老师的关系很好。贾老师有一块很珍贵的墨,送给了吴老师,吴老师把他一幅类似粗笔的王石谷的画回赠给贾老师。贾老师把它挂在屋里,我还从他那里借来临摹过。实话实说,当初我虽投奔贾老师学画,但心里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老师这派的画。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和贾老师说了,他非常大度,在一次聚会上,主动把我介绍给吴老师,并主动拜托吴老师好好带我。这事大约发生在我投贾老师门下一年多之后。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作学问,更要学作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

吴老师的“内行画”确实非常高明,他能研究透每种风格、每个人用笔的技法,如王原祁和王石谷的画都是怎样下笔的,他可以当场表演,随便抻过一张纸来,这样画几笔,那样画几笔,画出的山石树木就是王原祁的风格,再那样画几笔,这样画几笔就是王石谷的味道,还能用同样的方法表现出其他人的特点与习惯。这等于把画理的基本构成都解剖透了,有点现代科学讲究实证的味道,真不愧“内行”中的“内行”。这不但提高了我用笔技法的能力,而且对日后书画鉴定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看得多了,又懂得“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便掌握了诀窍,一看画上的用笔,就知道这是不是那个人的风格,符合不符合那个人的习惯。我随吴老师学画,仍从临摹开始。有一回我借来吴老师赠给贾老师的那张画来临,临到最后,房子里的人物安排不下了,只好删去了,我母亲在一旁看到后,一语双关地戏称我临的“丢人”。后来就逐渐有了长进。

第四部分第16节 画界的一个小掌故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权当画界当时的一个小掌故说一说吧。吴老师原有一位弟子,是无锡的周先生,当然就是我的师兄。有一回,有人告诉吴老师地安门的品古斋正在卖一张溥心家藏的沈士充的《桃源图》,吴老师就从品古斋借出来,亲自指导周先生临,临得似像似不像。临完后又把原作还给品古斋,我就和曹七先生(事迹见后)说了这张画的来历,他花了三百元买下来。他的太太会画画,曾得到吴谷祥的指导,后来年岁大了,就不怎么画了。曹七先生跟我说“你也临一张,算是我太太临的。”于是我就临了一张题上他太太的名字,现在也不知这张画的下落。后来我又在绢上临了一张,拿去给吴老师看,他很高兴,夸奖我“画的好,是塌下心画出来的。”后来徐燕荪要办一个画展,准备把我这张和周师兄那张都拿去参展,并把我的摆在前面。这下吴老师不高兴了,甚至和徐先生吵了起来。我虽然很愿意把我排在前边,但一想师兄比我大五岁,又是先和吴老师学画,便和徐先生说:“还是把周先生的放在前面吧,这里面有吴老师的指导。”这件风波才就此平息。这幅画我现在还保留着。从这件事我明白,作为老师,他当然会看重亲自指导过的作品,但对真正下过工夫的人,他心里也是有数的。我的这位师兄最初善画芦塘,他自称“别人都管我叫周芦塘”,后来又画葡萄,有一张还作为礼品赠给美国总统,于是他又自称“他们都管我叫周葡萄。”后来我在一次聚会上和大家开玩笑说:“他画芦塘、葡萄,说人家管他叫周芦塘、周葡萄,以后我专画山药,你们就叫别人管我叫‘启山药’好了。”听得人无不大笑。他九十岁时,家人要为他办个画展,他夫人来找我,我写了四首诗,后来还收到我的诗词集中,但在展览会上并没拿出来,他们可能觉得有点“刺”,因为他们可能感觉到在他声名高了之后,其他几个师兄弟可能对他有些不满,也不愿和他多往来,觉得他有点看不起吴老师,以至和吴老师的关系闹僵。其实我的诗都是称赞他的,并坚持认为他的艺术成就和吴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正如其二所说:

弱冠从师受艺初,耕烟(王石谷)名迹几番摹。灵怀(吴镜汀)法乳通今古,壮岁芦塘似六如(唐寅)。

后记后记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想协助启先生整理一本类似自传性质的书,但出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启先生自己感到为难的原因,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及早实现。但我一直不甘心作罢。后来更多的人也有类似的呼吁,以至政协、文史馆、北师大等有关部门都很关心这件事。因为大家都深知这是一份宝贵的财产,启先生一生的经历并不是一个“个体”的经历,它折射了现当代很多历史的痕迹;如果推及他的家族,还能再现晚清以至近现代的很多片段,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启先生又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他是当代公认的文化名人、国学大师,就总体成就而言,绝不是随便就能出现的人才,如能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哪怕挂一漏万也是弥足珍贵的。

后来,有感于大家的殷切希望,启先生在九十一岁高龄的时候,改变了初衷,可惜此时目疾严重,体弱多病,已不能亲自执笔,他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我口述了他的经历。

听到他讲述家族从盛清到晚清以至民国的经历,我们会深感到清朝的兴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的轨迹可以从一个皇族的家史中得到生动地展现,很多原来只是一些概念性的认识,现在有了重要的实证,更何况还补充了史书上很多缺载的东西,这对了解清史和民国史很有帮助。

听他讲述自己出生后家族的种种不幸,我们会深感到一个家族在失去它的社会基础后会怎样地“家败如山倒”,这不仅是偶然事件的频发,而是命运的必然,这也许会使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反思一下家和国的关系。

听到他讲述自己辛勤学习和走入社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会被他自强不息、顽强进取的精神所感动,一方面又不能不庆幸他遇到那么多的恩师、前辈和朋友,从而体会到一个成功者的背后会有多少人的支持,一座高峰的横空出世,往往要出现在很多的山峰之后。

当我们了解了他在“反右”和“文革”中的种种不幸之后,既会对那段历史的错误进行重新的反思,更能从他达观的生活态度和开阔的胸襟中汲取人生的智慧,学会在逆境中怎样积极的生存,变缺憾为完美。

当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他学艺上方方面面的成就,我们就会更深刻地了解什么叫名家、巨匠,什么家大师、国宝,什么叫通才、天才,什么叫“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是的,启先生的一生并没有投入到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的最前沿和时代漩涡的最中心,更没有亲身投入过战火和硝烟,即使划为右派也只是“莫须有”的阑入,他过的基本上是书斋的生活。他走的只是一个文人所走过的路,但这也是另一种生活,也是丰富的社会生活的一隅,更何况出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他的书斋生活更加独特、精彩。从这里我们可以窥测到近现代很多著名文艺沙龙和著名文人的活动踪影,这更是其他人很难提供的珍贵资料。

启先生的身份虽有他的特殊性,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可以代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品格特征:正直、务实、宽容、谦逊、聪慧、睿智;富于同情心,知恩图报;富于责任感,忠于事业;富于爱心,会接受别人的爱,也会爱别人;充满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谦和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成绩。这些美德也能从他的回顾中流露出来,给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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