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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世界是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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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世界是弯的

作者:[美]戴维·斯密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这本书中,斯密克以“内幕知情者”的角色引领我们“穿越”中央银行家、财政部长甚至总理的私人办公室。他揭示了今天的风险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次贷危机是潜在的更具破坏性灾难的象征。他深入探究了萦绕着我们每个人头脑中但却无法想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沸腾的大锅炉”——中国,它会生成一个巨大的泡沫?日本家庭主妇已经掌控了她们国家的储蓄,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世界需要一种“大框架思考”的金融政策以引导危险的巨额资金?在今天变幻莫测的经济中,事情到底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世界是弯的》既是一部给华尔街、华盛顿、伦敦等业界精英阅读的书,也是可供街头巷尾的大众读者阅读的一部书,它告诉了我们如何才能度过即将到来的危险、混乱时期。

在开始写作这本关于当今全球经济新发展的书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挫折感。我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在前一分钟运作良好,而在接下来的片刻之间,世界就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信息革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世界经济转变成一台真正的全球财富机器,全球的股票市场也得以飞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紧接着股票市场却急转直下。然后就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家庭的抵押借款很快就超出了整个家庭财产的价值。他们发现,他们家庭的所有积蓄—即使他们的现金被放进了原本以为非常安全的货币市场基金—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为了全面了解这个新的全球体系的含义,我开始重新阅读关于全球化的经典书籍—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对全球化令人信服的描述主要集中于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系统。整本书就好像在实施一种“催眠术”—把读者从班加罗尔的印度硅谷带到了中国东北部。弗里德曼的书描述了数字技术如何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以及其给全球供应链系统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技术的变化也促使全球各个国家的商业人士在商业交往中能够在世界的商业平台上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相对优势。作为《纽约时报》享有盛誉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警告,美国的经济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新环境,否则就会出现萎缩。实际上,这本书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向世界各个国家的众多读者介绍了这个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新世界。

在重新阅读完《世界是平的》一书后,有一天,我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白宫对面的海–亚当斯酒店与一位老朋友—他的名字叫约翰·德普雷,他曾经是美国###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长期的对外政策顾问—共进午餐。“德普雷,”在我们落座之后,我说,“我正在以极其失望的心情探讨全球化问题。坦率地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世界不是平的。与创造产品和服务的世界不同,在金融世界中,没有任何发展趋向是直线式的。相反,我们所面临的是持续不断而且无法预料到的断层—各种不确定的迂回曲折常常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市场参与者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金融世界中,很少有发展趋向是呈直线式的。”

德普雷—这位60岁的智者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用手托着下巴,视线从远处的拉斐特公园一直转移到白宫前面的廊柱上。“那么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停顿了几秒钟后开始慢吞吞地说道,“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弯曲的。”

“是的,”我回应道,“对金融市场来说,世界是弯曲的。我们看不到任何地平线。结果,我们的视线被限制住了。这就好像我们被迫要穿越危险的弯弯曲曲的山路,而到处是陡峭的山谷,每攀登一步都会危险重重。我们看不到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事情总是让我们感到吃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地方。”

就现实背景来说,金融市场一直被一种不确定的、不完全的信息困扰着—它缺少透明度。到处都是投资者和交易者不知道或无法知道的事情。但在新的全球经济体制下,这种“疯狂的”全球流动市场不仅增加了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也使得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关系和相对重要性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

金融市场中出现了很多对投资前景相当乐观的新参与者。好像突然之间,大量的资金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工业化经济体中的银行家、商业人士和政府正在与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人士、初创企业和传统的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竞争以吸引这些资金。随着新型证券化债务、夹层投资①以及其他一些疯狂而复杂的金融投资工具的出现,要想在任何时间都能够明了投资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投资者需要一些新的投资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但确切地说,这些新的投资信息指的是什么呢?他们能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呢?

金融市场总是在一种信息和分析数据不对等的情况下运作。你所认为或知道的是这种情况,而我所认为或知道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但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交易者必须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勇气和本能做出决断。市场的“舞台”越大,风险就会越高,而整个市场体系—由于它的规模和复杂性—也会变得越脆弱。这就好像一座纸牌搭建的房子,任何一个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房子的坍塌。当然,这一切未必会发生,但当权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应对。他们需要开始认真处理那些以前他们毫不在意的事情。

思考一下,我们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向吗?我们知道日本家庭主妇—听起来很奇怪,但她们对世界储蓄资金的流动方向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头脑中想的是什么吗?对于我们最大的、最值得信任的金融机构,或者说这些机构所采用复杂金融工具的会计分类账目的精确性,我们又有多少了解呢?我们知道今天受“非###国家”政府控制的大量储蓄对全球的长期战略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还有,全球财富的不均衡占有所蕴涵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是什么呢?

另外,市场明显缺乏关于什么才是最关键问题的导向信息—不论全球化趋向本身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受人们对自由流动的资金和产品需求暴涨的影响,全球化的市场正在逐渐升温。令人吃惊的是,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6%的美国民众,甚至是共和党人,都认为自由贸易正在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且,由次贷危机带来的2007年和2008年信用危机所导致的混乱与动荡也没有化解这场矛盾。反全球化运动的最新战斗口号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可能最麻烦的是,”当午餐结束的时候我说道,“大多数人缺乏一种历史性的判断视角。他们认为,繁荣时期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中间年龄段的市场参与者一般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没有那种对于7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石油短缺时期—这些都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之前—的印象。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当前这个令人吃惊的股票市场和充足就业机会背景下的高产能经济世界。很多全球化的支持者都被卷进了一个自我满足的‘旋涡’之中。因此,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脆弱的,并且更容易受到政策左右的经济世界。”

“最重要的是,”我对德普雷强调,“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认识到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没有认识到由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繁荣局面会因为良好的经济政策和行为—这些政策和行为由立法贯彻实施或者通过对经济的安全调控而得以实施—所带来的出其不意的结果而悄悄消失。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既会对我们国家的福祉有积极影响,又会对我们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的状况之中。”

最后我总结,弗里德曼的书只是精彩地展示了全球化这个命题的第一部分,但这里还有全球化的第二部分—全球化命题的金融部分。比如,让我们看一下次级抵押贷款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即使位于北极圈附近的挪威的一个小村庄也会面临将来严重的财务问题—因为它的财务经理对花旗集团的一种叫债务抵押债券①的投资产品进行了大量投资。当位于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债务抵押债券就会变得不值钱了,那么这个挪威的小村庄也就不得不关闭幼儿园和老年健康服务中心。

最后我们又把谈话转到了历史方面,我们一致认为关于世界当前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困境,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实际上,今天的世界经济与1870~1914年间所出现的综合市场和繁荣局面—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其为“人类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也被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所笼罩,但整个经济社会还是出现了繁盛局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我们所提的问题和人们在1914年所提的问题是一样的:要想保持全球这种新的、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危险的政策制定能够使社会的财富创造发生逆转吗?这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还是保护主义的盛行?无法预料的金融危机爆发—在世界还没有为此准备好,而只有采取贸易战、严格的资本控制和其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的背景下—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今天的工业化世界希望中国能够更好地管理其资金运转,但对于中国的具体发展政策的制定来讲,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全世界都不赞赏美国的预算政策和当前的财政赤字,但是没有人能够构想出这些问题妥善的解决之道。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一条出路。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资金集中在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产油国的手里,这对于未来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不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要同时关注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

在他的书中,弗里德曼对金融政策的建议是,政府削减税收,提高教师薪水,形成一种有利于能够高效创造价值的创新者—工程师—成长的培养体制。然而,维持资金的自由流动以保证全球化“血液”的动能,也需要“高、精、尖”的全球金融“脑科医生”。那是因为今天的世界缺少一种金融规则,或者说更多的是缺少一种能够在金融危机到来时重新恢复金融秩序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规定或规则。相反,我们必须摸索前行、小心应对,就好像是我们在一只手被绑在背后而另一只手戴着很不合适的拳击手套的情况下,正在为病人实施一个精细的脑科手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庞大无比,有时候它又危机重重,而我们的政府机构却不能完全高效地让它保持一种稳定状态。

我们的工业化世界正在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清偿危机—2007年和2008年信贷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转瞬之间,世界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停止了借贷。从全球来看,金融交易也出现了“紧急刹车”。在美国,潜在的购房者无力购房。全球金融系统也正在陷入一种不利局面。就好像一个前几天还有着健康体魄的人,突然之间,他的血液停止了流动,而他随即陷入了昏迷状态。

作为很多大型对冲基金以及世界上一些最大型金融机构的所有者交易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顾问,我对金融市场危机已经感觉很平常了,但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期间那一个打了一整夜的电话还是让我记忆犹新。

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是最有自信心的亿万富翁级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我在他的话语中也听出了一点不安,因为我们都意识到世界金融体系已经陷落到最糟糕的境地了。10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的秋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比尔·麦克多诺向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阐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以及随后的市场援救已经把世界经济带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我坐在自行车上,随手翻阅从我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寄过来的报纸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正在唱歌的保罗·西蒙身上:“你要知道你的目标越接近你,你就越容易出现失误。”其中一份报纸上写着这么一句让人警醒的话,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曾宣称:“2007年的全球经济是我在商业生涯中所经历过的最强劲的经济。”然而,就在那天早上的《纽约时报》上,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就评论道,当前的信用危机很可能会引起一场“噩梦”—“债务拖欠的连锁反应”。更为糟糕的是,他说,政策制定者对此却束手无策。

“说这些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市场已经被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逼迫”得“歇斯底里”了,相对规模较小的抵押以及与抵押相关的金融工具,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没有还款预期或没有良好信用历史的借贷者身上。但为什么几乎遍布全球的股票市场会出现崩溃,而贷款仅仅因为一些抵押赎回权的丧失就出现危机呢?毕竟,美国2 0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仅占全球价值数百万亿美元的资本市场的一小部分。

实际上,全球经济正处在一种债务缩减的过程中—风险逐渐降低,而房地产泡沫正在缩小,市场也已经对这种状况适应了几个月。这种状况令人非常困惑。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蓝筹公司—这些公司在没有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就能轻易地完成公司内部扩张—的股票在一开始就被次级抵押赎回权的丧失“打击”得“遍体鳞伤”?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只是事态预期发展的冰山一角。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一家法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的发言人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该银行根本没有暴露出次级抵押贷款问题,然而在这之后不久,这家银行就被迫承认它有数额巨大而且无法估价的抵押贷款。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转变让金融市场大跌眼镜,也给了欧洲和美国股票市场重重的一击。“为什么唯独法国巴黎银行的股票没有受到重创—为什么工业化世界的市场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没过多少天,危机就遍布商业票据市场—它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投资最安全的“港湾”之一。这同时也意味着中美洲正处于麻烦之中。突然之间,被认为最安全、最具流动性的(非政府性的)投资市场也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了。金融体系的根基已经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当投资者把他们的资金蜂拥投入被认为值得投资的短期投资—3月期的美国短期国债—时,全球体系的活力源泉突然就面临严重风险。为什么那是危险的?那意味着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正在变得“油尽灯枯”。当恐慌在大萧条时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时,投资者和“拯救者”都把他们的钱装入了“气垫”,而大公司把它们的现金储备都放在了商业票据市场。

在8月的那整个星期五,狂躁一直在持续。美联储积极回应,它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90亿美元以确保票据市场的流动性,并且下调短期利率,这是继美联储前一天注入240亿美元之后的又一大举措。在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心惊胆战的欧洲中央银行注入了令人吃惊的2 400亿欧元—因为欧洲央行认为欧洲银行已经处于严重的风险之中。然而,到接下来的星期二,尽管注入了巨额的紧急资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还是继续下滑—首先是下跌了207点,而后第二天是167点,在随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又下滑了280点。在8月17日星期五,如幽灵般的日本股票市场下跌了874点,跌幅超过了5%。世界大多数的股票市场出现了自由落体运动。随着变幻莫测的私有投资资金涌入短期国债市场,债券市场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俗语说,“没有人可以相信任何人”,而这时,突然之间,就没有人借款给其他任何人了。世界的信用市场失灵了,因为没有人清楚它们的临时负债状况。这是危险的,因为如果私人信用市场停止运转,整个经济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人们会失业,而且退休金也没有了保障,普通家庭的净资产价值会迅速下降,因为随着家庭抵押品的价格下滑,家庭财产也会大大缩水。消费贷款—汽车、信用卡,等等—利率会迅速升高,这也就是说,经济迟早会受到严重打击。

在我开始反思这种状况的发生时候,我才意识到,实质上,事情的本来面目是,美国金融系统在前一阶段产生了巨额的次级抵押贷款—它们是“有毒的废物”。这些抵押贷款由相互分离的各个金融机构拥有,进而又被分散成很多更小的部分,最后这些分散化的抵押贷款就被“转嫁”到欧洲和亚洲的金融机构之中。很快,“有毒废物”遍布整个工业化世界的金融系统,但没有人知道它们在哪里。而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有了一个可以憎恨美国的理由。

我们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这里的问题不是次贷混乱的程度有多么深—金融市场对这种混乱状态有很好的判断、修复功能。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些“废物”到底在哪里。到底是哪些人得了“癌症”,又有哪些人是“健康的”?实际上,问题出在信息上,或者说出在我们对相关信息的缺失上。

紧接着,在下一周的星期五,美联储又采取了行动,一方面降低贴现率,另一方面又慷慨地向银行系统施贷。其真实目的是:把一个“紧急安全阀”安装在美国银行业中,因为它相信,如果银行垮掉了,那么美国经济也会跟着遭殃。小型商业机构会首先遭到打击,很快,整个美国经济和美国就业体系的根基也会遭受重创。而且,美联储现在还不确定哪些金融机构吸纳的“废物”最多,所以它需要稳定局势以赢得更多的回旋时间。

到那个周末,我又进一步反思这些意想不到的形势变化。一种相对较轻微的发展状况现在已经膨胀起来了,引起美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下滑接近10%(只有在美联储降低利率之后才最终得以恢复)。这些突然损失的价值接近2万亿美元,或者说差不多相当于美国GDP的六分之一。

我再说点有趣的事情。在这场危机甚嚣尘上的时候,本·斯坦—一位喜剧演员(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一篇颇具争议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对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言,次贷危机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全球性的反应几乎毫无意义。“在泰国、巴西或印度尼西亚出现的风险怎么会与拉斯韦加斯的一栋房子有一种固有的联系呢?……为什么长岛的一家抵押贷款公司与它们有关系呢?”这位演员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的部分解答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市场已经通过一种错综复杂的被称为证券化的金融工程得以全球化—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话题。正如芝加哥分析研究公司晨星公司的埃里克·雅各布森所说的:“今天,在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市场之间竟然存在着那么多的紧密联系。”但全球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好像是一夜之间—金融市场会从我们的现实中分裂出去,也无法解释接下来发生的混乱对我们的将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危机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开始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金融市场是如何在短期之内反映出活力四射的经济(美国财政部长认为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强劲的经济),而旋即又处在混乱状态之中呢?表面上的平静状态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就演变成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真正威胁呢?

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最佳的比喻,全球金融市场有点像一位有钱、慷慨大方,但偶尔会极其偏执的大叔。正常情况下,这位慈眉善目的大叔会很自然而明智地把他的钱分给家庭里的成员,而且他会很仔细地辨识与每个家庭成员相关的投资风险和潜在的投资回报。但他却经常突发严重的偏执狂症。在发病的时候,这位大叔会突然变得相当机警,他会手忙脚乱地切断与其他家庭成员的金钱来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偏执狂症呢?那不过是他对当前家庭成员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可靠信息。这位大叔认为,他的亲属没有告诉他那些他想知道的事情,他们对他隐瞒了真相。

在2007年和2008年信贷危机期间,这位慈善的大叔惊慌失措了,这既不是因为次贷危机问题,也不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吹得太大了。世界金融市场到处都是危机重重的“丛林灌木”。惊慌失措的表现确切地说是因为,突然没有人能够说出哪一类金融机构中了次贷危机的“流毒”,人们也无法知道这些机构将为此付出多高的代价。在缺乏透明度的证券化笼罩之下,金融体系也随之突然变得复杂纷乱起来,这更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裂痕。当这位慈善大叔由于很难获得透明信息而得了偏执狂症,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恐慌也随之而来。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缺少真实有用的信息,缺乏透明度会导致市场的过度兴奋状态,从而加剧金融市场的泡沫。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可靠的信息,也有可能会使全球经济陷入瘫痪状态。从更宽泛意义上讲,金融恐慌的加剧是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所导致的。因为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财富的迅速增长,同时,全球的投资资本也肆意增长,并在全球疯狂地寻找投资机会。

在这场危机发生前的数月里,我开始在头脑中为创作这本书而梳理思想。我当时就把这本书的主题定在并不完善的全球化上。我的理论是: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世界金融市场的整合引领了一个财富创造和贫困缩减的黄金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随着中国和印度加入全球资本体系,工业化世界在这段让人惊叹的时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全球没有发生大的革命,也很少有###现象,甚至也没有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全球自由市场的劳动人口因此得到了空前增长—从27亿增长到了60亿,增长了一倍多。

这种巨大的成功源于一种全球体制的转变—而柏林墙的倒塌加速了这一进程—这种转变又催生了一种广泛的信仰,即经济上的成功不是缘于政府,也不是缘于大的公司部门,而是缘于善于冒险的全球企业家阶层的不断创新。正是这一阶层促使经济不断获得复苏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自由贸易的背景之下,现代化的、可配置全球资本的金融体系、风险评估,以及迅速扩展的投资对这种创新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全球经济出现了空间的繁盛—在共和党政府和###党政府的治理之下,仅在美国就增加了4 000万个工作机会,这超过了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所创造的工作机会。

在这25年时间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800点上升到了12 000点。在以后的25年时间里,如果股票市场一直这样成功地发展下去,那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会达到170 000点。1982年,在全球金融市场整合的开始时期,美国人的家庭财产净值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而今天,根据美联储的数据,这一净值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56万亿美元。即使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这也代表了惊人的财富增长。

从1980年到现在,全球金融资本的价值从12万亿美元一跃上升到14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增长了1 166%。全球金融资本从1980年占全球GDP的大约100%上升到今天的325%。

坏消息是,今天这种繁盛的全球经济既是不稳定的,又是混乱不堪的。当工作机会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时,人们也会失去更多的收入和退休金。而当这些巨大的转变发生时,经济收益往往是分配不均的。正像《财富》杂志的尼娜·伊斯顿所写到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劳动者总是竭尽全力地寻找工作机会(而不是顺从政府的安排),总是不断地转换工作岗位(而不是依赖个人资历),而且还总是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依靠公司的退休金),这是一种很不安全的状态。”

尽管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这种全球资本和财富自由流动的新时代也是一个金融危机相伴左右的时代。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研究,过去25年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金融系统发生危机的高峰时期,而且发生危机的频率要远远超过前全球化时期。然而同时,世界也从不断降低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中获得了很大收益。

在面对这些“反经济发展”的因素时该如何应对,是今天全世界政策制定者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如果他们对今天的流动性和信贷环境的不确定性反应过度,那么我们就会面临金融和经济逆转的风险,这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政策制定者采取了最为宽厚的政策,也有可能导致较高的利率和失业率,以及萎靡不振的股票市场,萎缩的慈善事业,甚至还有让人痛苦不堪的破坏性的全球贫困状况恶化。然而,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认识到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并且采取新的战略应对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是,尽管存在着金融不稳定性,但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冲破樊篱的金融市场和自由贸易让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上的自由、巨额财富的创造和贫困人口的下降。例如,在1975年,世界147个国家中仅有25%的国家属于###国家;而今天,在经过25年的全球化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58%。正像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的:“在今天这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上,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那些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美国每年要从全球贸易中获得1万亿美元的财富。”这些财富占到美国GDP的10%,或者说是相当于每个家庭获得1万美元。在赫夫鲍尔和加拿大经济学家温迪·多布森合著的《世界资本市场:G10面临的挑战》(World Capital Markets:Challenge to the G-10)一书中,他们宣称,现在全球经济从资本流动中所获得的收益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

《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编辑、已去世的罗伯特·巴特利写过一本关于里根时期经济的书,书名是《丰盈的7年》(The Seven Fat Years)(内容涵盖1982年11月至1990年7月这一时期)。如果有人想写一个序篇,我想它的标题应该叫《丰盈的25年》(The Twenty-five Fat Years),当然这本书的内容应该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和平与繁荣局面,因为他是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领军人物。

这25年也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大规模削减贫困的时期。在2006年,我委托一位学者向我所在的杂志《国际经济》提交一篇文章,就是想测评自从1980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在减少贫困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我当时感觉这位作者既不能有政府背景,也不能是与世界银行有关系的智囊人员,他还不能来自私人机构,因为很多私人机构极其不相信金融市场。另外,这位作者还不能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波森—也是我们杂志的执行主编—推荐了苏尔吉特·巴拉,他是前世界银行官员,也曾经是投资银行高盛的合伙人,现在是一位私人投资者。最后,这位善于独立分析与研究的投资者接受了这个任务。

巴拉总结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中寻求问题的答案。过去的25年代表的是贫困削减的黄金时期,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向全球化金融市场转变的时期。根据传统的一天收入一美元的界定(这是国际发展机构执行的标准),自从1980年以来,大约有10亿人已经摆脱了贫困状态。也就是说,在1950~1980年间,当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如日中天,富得流油的时候,实际上,全球贫困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段时期也实施过国家间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高额贷款和向发展中国家赠与的款项。但这种善意的努力却遭到了挫折,因为在援助接受国没有运转高效、可靠的机构,所以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往往是令人失望的。

贫困削减的黄金时期是1980年后的全球化市场时期,在这一段时期,贫困水平降低了令人吃惊的20%。当然,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大规模的转变还是出现在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两个国家实施了企业资本化改造,并降低了关税。但即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未实施改革的国家,也从2000年开始出现了贫困率下降的趋势。

当然,世界仍然有痛苦和灾难。面对一些灾难,比如艾滋病还在非洲大陆肆虐,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实际上,一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显得太低了—即使这一标准是根据1994年的美元价值来划定的。但最终,只要看一下实际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全球金融体系背景下的企业资本化是大幅减少全球贫困的唯一模式。一个历史性的证据是,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有10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我在这里重申一点,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意味着为缓解健康和医疗问题所做的努力是不必要的。有着鲜明姿态的一些慈善家,比如比尔·盖茨夫妇,在慈善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摇滚歌星博诺就曾经通过紧紧抓住世界银行和国际药品公司,为慈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这些努力与强有力的内部市场资本化进程相比,所扮演的只是一个配角。就连博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2007年3月,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我在非洲所了解的一件事情是,商业在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虽然全球化有缺陷,有时候也会让人失望,而且还经常无法预料,但正是这种全球化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然而,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25年之后,我们仍旧不明白全球化所有的含义—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也了解到,尽管全球化体系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但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对今天经济的独特性还知之甚少。

对很多人来说,经济就好像一个静态的实体,它只是一个在阶层冲突上升的时代进行政治角力的附属品。实际上,全球经济更像动态的、活生生的有机体。《新闻周刊》的罗伯特·塞缪尔森注意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统计数据:“每3个月,就有700万~8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但同时又有同样的或者更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和旧的经济体系完全不同。在旧的经济体系中,公司和它们的管理精英打造了一个全球控制系统,以维持这种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而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多年以前,大型公司就一直冒着被那些善于冒险和进取的公司挤垮的风险—而这些冒险公司也随时都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正像IBM公司的生存曾经被微软公司威胁过一样,现在微软公司的生存又被正在崛起的互联网新兴公司,比如Google,或者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Linux所威胁。

而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正进入一个交互式影响的新时代,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大规模合作正在改变我们创造价值和增加价值的方式—这种状况的复杂程度得以加深。这是一个大众史无前例地参与国际商业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这种蕴藏着无限动能的变革会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强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国家,政府正在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法制化管理。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不稳定性日益加剧的世界上,我们没有选择,只能置身于全球化的市场之中,巧妙地引导并利用它,尽可能地做到趋利而避害。正像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的:“我们不会走回头路,因为我们开放而有创造性的社会所获取的收益是无与伦比的。”

在全球化创造巨额财富的背景下,今天的世界到处充满了金钱和财富。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这些巨额的财富在美国找到了“避风的港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执行副行长迪诺·科斯目睹着每天流动的巨额资金颇有感触,他说:“这简直就是流动性资金的洪流。生产力革命在全球已经消失了,因为世界的变化如此迅速,而且世界已经变得如此富裕了。”

事实上,现在全球的投资机会还是不足的,因为有太多的资金都投到了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比如,自从1995年以来,有6.5万亿美元的境外净资产投入美国,这些投资要比这一时期的贸易逆差高出1.7万亿美元。国际体系已经处于失衡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要呼吁长期保持全球的投资平衡。他认为,美国需要“把非贸易产品和服务的资源转移到生产那些可进行贸易的产品上”。这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在扩大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同时,减少它的财政赤字以及对海外石油的依赖。然而,这种转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而在这期间,美国还是需要依赖国外投资的。

事实上,美国政治团体的一些核心人物非常反对外国投资—甚至把这种投资看做是“妖魔怪物”,因为他们认为,外国投资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生存环境。但情况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从短期来看,实际上,这种态度对美国的威胁是,很多投资者都会认为美国不再接受外国投资。几十年来,全球投资者都把美国经济看做是国际资本的安全“港湾”。美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宝库”。在美国财政状况重新稳定,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结构很少依赖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金融体系恢复平衡之前,没有任何人会改变对美国投资环境的这种看法。但现在,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对外国投资的抵制情绪已经开始使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和投资者精神紧张了,因为他们正在把接受投资看做是玩火###。

最后,未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都会归结于这个基本的问题:今天的巨额流动资金仅仅是贪婪的金融投资者寻求短期投资收益,然后又将资金迅速抽回的可怕的副产品吗?而且,这些巨额流动资金难道就是“幼稚的”中央银行家允许“疯狂的”信贷资金存在这么长时间的结果吗?或者这些巨额流动资金的确反映了全球经济中财富的迅速增长?

可能界定流动资金的最佳比喻是汽车发动机里的燃油。如果燃油只集中于发动机的底盘,那么即使油箱里有大量的燃油,发动机也会失灵。燃油只有在发动机里自由流转,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转。

今天的中央银行家都在急于处理流动资金问题。通常,在某一段时期,全球到处充满着流动资金。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了金融恐慌,流动资金(燃油)会很快地流动到一个地点(发动机底盘),而在今天这就意味着仅仅购买政府的短期债券。当这一切发生时,信贷合同和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就会处在风险之中。

比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全球流动资金迅速地枯竭了。巨额流动资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疯狂投资之后,信贷资金却无法获取了。2007年和2008年的信贷危机就出现了同样的发展过程。但为什么巨额流动资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枯竭了呢?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在驱动我们所说的流动资金呢?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流动资金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明白,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流动资金及其运转状况就是一种信心的反映。美联储理事凯文·沃尔什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美国市场巨额流动资金的存在就是美国经济良性发展的表现。当经济状况不可能恶化或者至少,即使恶化也会有精确的调控手段时,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就会‘发育成熟’,并大量‘滋生’。”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流动资金就是信心的代名词。在后面一章里,我将提及我与格林斯潘谈到的关于中央银行在需要这种信心支持时如何运转的问题—实际上,这种过程就是一场精彩的戏剧,金融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流动资金所依靠的就是市场的信心,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在未来的短期内不会接二连三地犯大的过错。

实际上,世界金融体系的存在依赖的是信心全球博弈。金融市场的规模—相对于政府来说—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如果没有一种恰当的信心体系,将会难以保持稳定。政府本身不能颁布法令维持金融市场的秩序,它们只能赋予市场一种正在被政府监控的意识。

我们分析一下瑞银集团的情况,它是瑞士最大的银行和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期间,瑞士中央银行惊慌失措地发现,仅仅瑞银集团这一家银行,其信贷额就达到了2万亿瑞士法郎。而瑞士的全部GDP才是4 750亿瑞士法郎。在发生恐慌和严重的资本外流期间,仅一家银行的债务就达到了国家GDP的4倍之多。这也就是说:瑞士政府在危机发生期间是无法承担起改变这种金融体系的代价的—即使官方想要这么做。而工业化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会发现他们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当发现金融机构所进行的是一种巨额的杠杆投资(借入当前的投资资本再进行新的投资)的时候。

对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金融市场恐慌代表的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要投资者犯了妄想症,所有的不确定状况就会纷至沓来。很多专家仍在探讨导致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根据今天的市场衡量标准,相当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天下降了3 500点—的那一影响因素,或者一系列因素。一开始,传统的分析理论认为是信息化的投资策略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行为恶化了。然而,我们现在所明白的是,当一系列看上去是良性的发展步骤日积月累时,就会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的信心,最后导致全球金融秩序的突然崩溃。

市场参与者倾向于认为,政策制定者破坏了全球体系,并导致了投资者的恐慌和信心的丧失。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所犯的错误看上去很小,但这些错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致数百万的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者的过完全大于功。

比如,1987年秋,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和德国财政部长格哈特·斯托登伯格之间就美元和利率问题展开了一次公开辩论。这次辩论给人们的信号是,国际正常金融秩序已经失衡、不稳定了。美国里根政府对日本又实施了贸易制裁,这无形中更增加了自由贸易的不确定性。在股票市场崩盘前的一周里,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宣布,计划对涉及公司接管的债务征税,这一点被许多市场参与者看做是金融市场的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在同一个时期,美国众议院一个附属委员会通过了1988年###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格普哈特(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时的顾问)的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沉重打击了美国向其他对其存在贸易顺差国家采取的制裁措施。所有的这些都会给市场一个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全球的资本流动有可能突然处于危机之中。

比如在1987年,好像是一个很小的技术上的失误和马虎大意的政治举措,就让世界股票市场和全球经济一蹶不振。在这个政策和市场的世界中,人们往往会考虑更多的利害关系。但金融市场是非常敏感的,好像突然之间,金融市场就感受到了各大国的消极合作情绪。随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股票价格就开始暴跌了,随之就出现了金融恐慌。当然,在金融市场参与者预料到当金融危机爆发时G7(七国集团)工业国政策制定者会协调行动时,股票市场又出现了反弹。但从今天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产油国和高储蓄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发生了市场崩溃,这种协调行动和单打独斗的思想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这里很明显的一点是,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在一项对金融混乱的历史的分析研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罗格斯大学的迈克尔·波多认为,今天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两倍。

我们可能会想,今天的巨额流动资金会突然“油尽灯枯”吗?它会使全球的财富机器瘫痪吗?不幸的是,这种场景并不是很乐观的。这是因为全球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很有可能会追随美国的错误步伐,尤其是,紧随2007~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在保护主义和采用笨拙的金融市场调控手段的问题上。

这里还有一些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但其中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就是政治上的不确定因素。全球化反对者中既包括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包括###党人。在利益集团担心国际竞争不确定性的影响下,他们正在给全球化进程贴上“世界残酷竞争的比赛”的标签。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初期,一些###党候选人(以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为首)和共和党候选人(以前州长迈克·赫卡比为首)都在强烈表达反全球化的主题,而其他大多数的候选人也拒绝为全球化主题争辩。这是因为全球化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在引起普遍的焦虑。业务外包,这个以前把无技术的劳动者排斥在外的运转模式,现在也在威胁着中产阶层的就业机会。然而,实际情况是,从工作机会方面看,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是净“内包”,而不是外包。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要比美国在国外的投资高出5 000亿美元,这也就是美国每年创造200万个“净”工作机会的一个原因。

经济学家戈登·汉森、罗伯特·费恩斯特在分析、研究之后认为,工作外包实际上提升了无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经济学家威廉·迪肯斯和斯蒂芬·罗斯认为,对外包的批评之声已经过火了:“正常情况下,现代市场经济都会借助其内部动力不断地破坏,也不断地创造数千万个工作机会。贸易对工作机会的搅扰作用是非常小的。到目前为止,导致失业最大的因素还是来源于国内竞争。”麦肯锡公司的马丁·贝利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也都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生产领域90%的失业现象都是国内竞争的结果,因为绝大多数的技术进步都会促使公司裁减工作人员。

另外一个引起全球经济体系不稳定的因素是,今天的经济发展决定了世界经济要从以生产行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行业为主。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也会很快出现产能的过剩。为了维持经济规模,这些国家将会向服务行业—这个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在美国,服务业创造了80%的工作机会)—倾斜。即使美国也存在着很多工作机会“内包”的现象,而服务行业对此的焦虑会更强烈。在国外同行竞争的情况下,会计师、律师、放射线学者,以及很多为他们自己的生计而担忧的人可能会处于失业的风险之中。即使一些专家感到对服务行业工作机会的担忧有点过头了,但这种担忧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一些经济学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格迪什·巴格沃蒂,就反对对服务行业的这种担忧,他说:“工作人员就近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服务性的工作不可能远距离进行。”我同意那种威胁有些夸大,但这种对失去工作机会的焦虑的确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们还有可能引起美国政策方面的逆反应,并进而引起全球市场的动荡。事实上,在美国,那种反对所谓的“大公司利益”的平###义观点却在日渐加强。

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很难做到在使用立法或调控手段对全球体系进行恰当控制的同时,能够避免带来无意识消极后果。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英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那时它通过阻止人们把金钱带到国外消费来修补其金融体系。但实际上,这个表面上看来极其不错的阻止货币贬值的做法却被事实证明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修补做法使得英国后院起火,几乎摧毁了英国中产阶层的所有储蓄。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在面对今天汹涌澎湃的资金狂潮时,需要采取一种审慎应对的策略。要知道,全球市场也有像野兽一样被激怒的时候。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相当奇怪的新时代,除了出口商品的国家(俄罗斯和其他石油出口国)之外,全球经济正在越来越超出政府的实际控制—即使中国经济也无法由中央政府轻易控制。

在这个新世界中,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融入其中并试图发挥重要作用。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由第三世界债务方组成的巴黎俱乐部①—在帮助协调资金流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兴市场债务的偿清和全球现金流量的大增,这些政府机构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着其重要的协调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和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签署廉价的贷款合同,以换取这些市场的商品—比如说石油。但这些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也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抱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现在,有一些人就认为,中国从全球货物和商品贸易体系中获利的同时,却没有做出促进这个体系稳定的行动,而是破坏了这种稳定性。

实际上,中国和一些国家都在与世界银行竞争,而且出价要比世界银行低,与世界银行不同,它们的贷款并不牵涉环境或者###标准问题。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正在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边缘化,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2007年4月14日那个周末表现出来的。在那一天,工业化国家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中国的身影。在2007年10月初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派出了一个并没有实权的代表参加会议,而高级官员并没有参加。他们缺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他们更加关注国内的紧迫问题。

在第4章,我将阐述中国与世界在未来那种无法确定的发展关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2000~2003年)首席贸易顾问格雷格·马斯泰尔认为,在未来会出现很多混乱局面,其中包括即将到来的对环境政策的争执。马斯泰尔说:“如果中国放开钢铁和化学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或者对这些行业支付大量补助金,那么美国和欧洲的相关竞争行业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这是因为WTO(世界贸易组织)附则规定,美国和欧洲没有权力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实际关税税率进行干涉。WTO允许的贸易限制只适用于“对濒临耗竭自然资源的保护”。针对国家的环境制定的贸易政策是非常模糊的,也是很不到位的。马斯泰尔预计,美国和欧洲的核心产业将会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挖空,而它们在法律上却无能为力。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资金流动确实弥补了美国预算和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球的资金必须保证能够自由流动。如果这些资金停止了流动—不论是因为政府的干涉、党派的严重分歧,还是由于国家之间贸易争端所引起的国际秩序混乱—那么这对全球的整体负面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全球的资金管理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在一个受情绪和心理控制并且以市场为主体的新世界中,存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地区主义所摩擦出的零星火花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体系的独立性,但它却是当今的现实状况。在这个各部分相互连接的新世界,悲观主义往往具有高度传染性。市场理论家推测,环境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是相互碰撞的。如果美国明显要重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那么由全球自由流动资金所建立起来的对全球企业模式的信念将会面临一夜之间干涸的危险。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端很容易就演变为明天的贸易和商品战争—这会形成一个令人害怕的资金堵塞、停止流动的时代。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渐趋消失,它们都支持开放市场、强势企业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市场所代表的经济成功发展模式,财富更多地来自想象、发现和创新。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技术突破的温床—从iPod到Google再到YouTube,而新的突破还在继续延伸。

然而,全球,尤其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化已经为美国的创新进程投下了一块很大的阴影。因此,一个并不让人吃惊的事实是,美国公司的CEO们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他们宁愿回购公司股票,或者并购、接管其他公司,也不愿冒在新的地区和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内部意见充满分歧的沮丧的美国国会也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很显然,美国将会执行的是一种小心翼翼、规避风险、追求安全的经济发展模式。

意外效应法则①或许即将失去市场,因为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仍然相信他们能够控制全球经济。也许我们将会发现,这个误导性的概念将会影响数百万市场决策者—全球巨额资金的大管家—的政策选择。

最近有人要我举出全球新经济发展可能性的几个例子。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有数百种可能性。毕竟,有多少人能预测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究竟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呢?我说,想象一下,如果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制定他们自己的会计准则,以把其他国家不利于美国的会计准则割裂开来,那么,这种做法将会把外国投资排除在美国之外。

或者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为美国公司的海外拥有者设置各种投资障碍,其他国家就会以提高税收或调整政策来对付美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想一想,这种民族主义的做法是不是也有可能?在2005年,美国众议院15位###党议员一起协商支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简称CAFTA)。自那时起,所谓的“CAFTA15”成员就差一点因为他们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被赶出###党的阵营。

想象一下,一股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突飞猛进,代替了美国税收法中的最低税收,比如说,对2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收入征收70%~80%的税。这样做的结果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企业部门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会对美国的机构产生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或者想象一下,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全球自由贸易的协调机制完全瘫痪—现在就处于一种命悬一线的状况。突然之间,新兴市场的政治领导人向世界宣告,他们将让所有的专利权去见鬼,或者拒绝偿付所有的担保贷款—甚至包括公共事业性贷款(比如说药品、水利设施等项目的贷款)。美国将会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全球商业顿时就会像一块石头重重落下,而世界的金融市场也会陷入瘫痪。

想象一下,华盛顿决定限制知识产权的跨国界流动,并且不让外国研究生到美国大学求学。用不到多少年的时间,美国就会像欧洲一样—没有了创新的活力。

想象一下,即便美国财政部对一些数额不大的行政税或其他小税种进行微调,也会使市场上美国短期国库券的价值迅速缩水。然后日本,或者更有可能是法国的一些债券交易商就会利用这种状况的改变,迫使美国债券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并促使其崩溃。或者想象一下,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调控能源利用率。它们以对来自二氧化碳高排放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的形式制定出环境标准,这样中国就会成为主要的涉入国。继而,中国就会通过提高对美国农业和银行部门的关税来展开报复行动,这会让华尔街难以吃得消。

面对退休金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只会装模作样地采取一些笨拙的措施来减轻金融交易者承担的风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退休金危机—其危险程度绝不亚于2007年的商业票据危机。想象一下,如果《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①的后续影响持续下去,那么它就会慢慢地吞噬掉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你可以想象一些让人无法预料的结果—美国人会感觉到,他们不再是全球第一了。如果缺少竞争力,他们会恼怒不已的。美国国会对此会做出反应,事情也会麻烦不断,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资金的流动—也会出现干涸。利率会飞速上升,经济发展方面的失误也会此起彼伏。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慢慢地,全球体系也会显现出更大的脆弱性。最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对美国国会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它有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批准海外资金对美国的投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具有关键的国家政策功能,它的目标就是垄断性的资源独立国(沙特###、###联合酋长国、俄罗斯,等等)控制着的大约2.5万亿美元的十几只主权财富基金(简称SWFs)。

但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监督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所做的这些必要的努力是否会超出它所声称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呢?它早先的做法好像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而欧盟委员会也正在对主权财富基金实施远比美国严格的限制性措施。有些人认为,这是欧盟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以增加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能力。

然而,西方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焦虑不会无缘无故地就消失。毕竟,中国、印度和产油国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到最后,比如说,如果克格勃控制的俄罗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要购买微软、Google……或波音10%~15%的公司股权,并且还要寻求这些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或者要探寻公司发展的私密信息,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能大大方方地允许呢?如果不能,那么俄罗斯、中国和沙特###政府对西方国家在它们经济体中的投资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如果要在全球市场的自由企业与政府投资的战略决断之间划一条分界线,那么这条分界线在哪里呢?

在最近一次的欧洲商务旅行中,我与欧洲一家主要中央银行的行长进行了会面,他告诉我他最近到上海访问的一些情况。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城市旅游服务,带领他们驱车35分钟来到了上海郊外的一座小城镇,这是一座新建城镇,可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办公楼。这位欧洲官员向接待人员表达了疑惑:“这些大楼太壮观了,但里面却没有人办公。这是为什么呢?”接待人员回答说:“这些办公大楼不可能永远空着。很快,这里就会进驻我们政府新的海外投资机构。”这位行长说:“我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正在调整中央银行的储备策略,也就是说这些储备资金已经不再仅仅发挥储备功能了,而是跃跃欲试地向全球投资。”中国接待方则回答道:“是有点这种趋向。”他的这种肯定回答实际上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有没有一种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不断增长的流动性投资呢?

然而,更加混乱的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倾向于对西方企业进行被动、非杠杆化、长期性的投资。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它们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最有可能在最后时刻退出的投资。在下一章,我将探讨在今天被称为对冲基金的流动投资。在全球经济大规模衰退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状况:当大型主权财富基金与工业化世界的中央银行携起手来,以应对工业化世界市场之中弥漫的对投资的悲观情绪时,对冲基金却在做空全球经济,或者逼迫全球经济把赌注都压在它们上面。一些小型的、独立性更强的主权财富基金会让市场更加混乱,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在全球交易中聚集起来的私人对冲基金投资而做空市场。

在这种背景影响下,今天的世界好像正在从经济全球化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和毫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机制转变到19世纪的全球化模式的复兴—一个新的重商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到处充满着基于政府控制的政治议程和资本变动的秘密协定、秘密交易和紧张状况。最近几十年里发轫于工业化国家的那种善意的G7政策协调机制也渐趋式微。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谓的自由资本市场也处于围攻、夹击之中,颓废之势日显。最终的结果是,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呈现迅速瓦解、迅速崩溃的趋势。

今天,世界在金融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重量级的重构。美国—这个曾经以透明度、法制规则、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所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打造出来的信用“堡垒”,正在被全世界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审视着。当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效仿美国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并且成为全球投资市场的新宠儿的时候,美国却发现自己处在了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结果,全球金融活动的中心开始逐渐从美国这个金融的核心重镇偏移—这一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处境竟然极其相似。

如果你怀疑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一位瑞士银行家最近向我透露,有一家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是得到了瑞士银行的部分帮助。在达成这项交易的过程中,这家中国公司绕过了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它们是传统上的全球金融中转站),而直接与迪拜的金融机构取得了联系—这在1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由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尤其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全球投资市场值得信任宝库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世界资本市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失去一个其赖以支撑的,虽然问题不少但却支持自由贸易、开放资本的根基国家—美国。然而要想真正了解我们面前的风险,就有必要先了解,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也就是说,全球化是如何转变的,在我们的周围究竟存在哪些令人恐惧的危险?

让我们看一下未来的世界。今天的金融体系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些积聚起巨额财富的国家—这里指的是产油国、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还将会积累更多的财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那种低消费、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在一个没有社会安全感或福利政策不够完善的国家里,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储蓄而不是消费。而且,与基于普遍性消费和个人创业精神的西方世界相比,以出口为主的商业发展模式更容易被政府官僚机构控制—当然,也更容易形成###。

麦肯锡全球学会(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7年的一份报告描述了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几大决定性因素。这份报告提到了全球经济的四大新“金融权力掮客”:一是来自产油国的投资者;二是亚洲各中央银行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三是对冲基金;四是私募股权公司。这四大新的权力掮客不断增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和塑造,自从2000年以来,其资产总额已经增至原先的3倍之多,达到10万亿美元,占到了由全球养老基金所控制的资金的40%。要知道,养老基金传统上就是全球投资的丰沛源泉。

在这四大新的权力掮客中,产油国控制的资产份额最大—达到4万亿美元。亚洲各中央银行控制了3万多亿美元,而其中有一半由中国政府控制。私募股权公司自从2000年以来,规模已经增长到了原来的差不多4倍,再加上对冲基金,共持有2万亿~3万亿美元的全球资金。但这四大权力掮客的资金还远不止这些。麦肯锡全球学会估计,到2012年,这四大新权力掮客的资金总额将会达到15万亿~2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养老基金的75%。

其实一般人用不着成为行业专家就能看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正如麦肯锡全球学会的报告所称:“财富和权力长久以来积聚在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里的问题是,欧洲和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的产业基础部门出售给外国政府控制的资本呢?比如,当中国、印度或俄罗斯控制的资本试图购买美国半导体和高技术产业公司的股票时,美国国会该做何反应呢?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中国试图购买微软公司或IBM公司的大量股份,然后要求在公司董事会里为中国政府官员谋得一席之地,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办?如果俄罗斯政府开始积聚波音公司的股票呢?如果美国限制这种投资,那么外国投资者又将做出什么反应呢?

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Arnold and Porter LLP)的劳拉·巴迪安和格雷戈里·哈林顿在最近一期的《国际经济》中列出了主权财富基金在2007年的投资行动。2007年年初,中国把中央银行的1.2万亿美元银行通货中的2 000亿美元转变成了风险性的主权财富基金。紧接着,中国就向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投资了30亿美元。2007年7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购买了英国巴克莱银行3.6%的股份(作为其向荷兰银行投标的一部分)。2007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向标准银行集团(Standard Bank Group Ltd.)注资55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在持有这家非洲最大银行超过20%的股份。

2007年11月,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与美国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签署联合协议,互换公司股权。2007年12月,中国投资公司以9.9%的股权入股摩根士丹利公司。

当然,中国并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棋手。2007年10月,迪拜国家投资公司购买了纽约大型对冲基金公司Och-Ziff资本管理集团9.9%的股份。而就在此前一个月,迪拜证券交易所购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20%的股份。迪拜证券交易所还购买了纳斯达克持有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差不多30%的所有权。巴迪安和哈林顿还补充了一点,在2007年11月底,迪拜国际投资公司向日本索尼公司注入了大笔资金。在这之后不久,###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宣布,它已经成为花旗银行最大的股东。

然而,对这些投资的国际阻挠也已经开始发挥威力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已经口头表示要阻止俄罗斯试图购买德国公司的打算。实际上,在欧洲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问题上,最好的办法是欧洲政策制定者要求并购者必须实现互惠,这是中国和俄罗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就有可能收到明显的阻止效果。请注意,这并不仅仅是大国特有的现象。即便是在泰国,当新加坡政府投资的公司尝试收购泰国###Shin集团时,此举也在政治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对西方国家来说,问题是,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对美国和欧洲当前在它们自己国家各个行业的投资持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它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计划被侵袭,那么这些国家是不是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呢?出现这种结果好像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基于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不会把高科技产业的股份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美国耶鲁大学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加滕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除了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动采取更加协调的政策之外,别无他法。加滕认为,如果没有协调政策,这些基金就会引起国家不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类投资应该进入贸易谈判的正常讨论程序。主权财富基金掌控者应该利用自己的官僚政治式的控制地位与国际合作伙伴探讨需要投资的数额,以及投资的性质和目标。

巴迪安和哈林顿指出,这种官僚政治式的做###产生一种严重的保护主义倾向。现在看来,对外国投资的阻碍,尤其是在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正在迅速上升。当然,对“战略意义”的界定也已经深受官僚政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需要的话,一个国家大多数的经济行动都可以界定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更加复杂的问题是,私有和政府所有的限制性界线已经日趋模糊。我曾经与一只主权财富基金的高级决策人探讨过,他就对别人把他看做政府的政治工具非常气愤。他的主要观点是:“作为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我们成功的标志是,我们管理的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有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就是政府的附属物,而其他则是专注于投资收益的真正的投资实体,它们才是稳定和增强世界经济的助推剂。

后一种主权财富基金中的大多数都采取“买入并持有”的策略。作为长期投资者,它们会首先选择在一种资产价格下降时把资金投向市场。然而,其他主权财富基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想为自己幕后的国家获取战略性收益。

以上这些虽然听上去不是那么让人欢欣鼓舞,但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美国在过去25年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和贫困人口减少的进程中,从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体系中所获得的收益。而且,麦肯锡全球学会预计,仅石油出口国和亚洲各中央银行的投资(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使美国的长期利率降低了75个基点。这种债券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投资在将来还有可能增长。另外,除了由主权财富基金所带来的战略考虑的复杂性之外,来自于上百个经济体的数以百万的“善意”国外投资者都把美国看做是既相当安全,又可获得良好投资收益的优良港湾,这也导致了他们最终的投资选择。

在过去25年的金融全球化时期,美国出现不景气的时间仅仅占到5%。而在以前没有实现金融全球化的25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处于萧条状况的时间占到22%。尽管对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抱有很多不满,但美国人对这种新的金融体系下繁荣的股票市场和低利率还是有极大热情的,然而,如果由于对经济发展的未来丧失信心而导致经济衰退,则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当然,美国人也能很快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其他国家都在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增加财富。

在面对全球金融权力已经转移的事实之后,华盛顿的政治领导人却像是天真的傻子。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旧我行我素,就好像全球金融体系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政治领导人有时也会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他们认为,世界上一些非###国家的经济体无法(或不愿)遵从正常的金融秩序,美国在这时候就应该保留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的可能性。但由于美国并没有经历过非常高的长期利率和飙升的失业率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美国公司的制约作用,因此,美国并没有选择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

美国政治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流动着巨额资金的奇怪的新世界中只有一个选择。重复一下,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最欢迎的长期投资目的地。这就意味着美国要保持过去25年中支持企业发展的资本主义模式。同时,这也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金融秩序以促进公众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遍信任。但今天,我们的政治候选人却排斥这一发展模式,因为当前他们对民粹主义的反对企业过度发展的政治信条一直顶礼膜拜。

2007年12月的一天—刚好在圣诞节前夕,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厅里喝咖啡,意外地碰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叫戴维·利普顿。他是一位绅士般的人物,做事镇定从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是美国财政部一个颇为耀眼的明星,因为他曾是20世纪末俄罗斯违约期间的风险管理人。

我们开始探讨的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不断上升的金融权力。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将会很快面临中国、俄罗斯、沙特###和其他国家对欧洲或美国工业和金融利益侵蚀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执政的两党在面对全球投资无法衰减的势头时将会发出相当有力的声音。“因此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存在那么多危险的不确定因素,”我插话道。

“是的,因为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利普顿回答道,“如果美国和欧洲的官员明天要面对一场极其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他们最先考虑的应该就是向主权财富基金求助,以帮助维持金融领域的稳定。”紧接着,利普顿又总结道:“没有其他机构会持有这种形式的资本。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会。它们(主权财富基金)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还需要维持那种使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的政策呢?美国也需要扭转自己的金融不平衡局面。然而,这里的挑战是,如何制定出一个有效的策略,既能扭转金融领域的不平衡态势,又不损害企业家资本主义体系所创造的财富和工作岗位。关键是,避免扼杀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培育的企业精神。在当前阶段,一个真正的危险是,由专注于阶层权益争斗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团体开出的政策药方最终可能会误杀这个“病人”。正像我将在下一章里所阐述的那样,要懂得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促进一个经济体增长或繁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今天这种新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企业家—的作用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对企业的资金支持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但我在下一章里还将要指出,促进企业创新氛围提升的政策必须依靠更广泛的促使人力资本成长的政策获得给养。关键的一点是,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对全球经济来说,中国代表的是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我在开始时只简单地描述一下。一方面,中国必须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以那种让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增长率高速发展。较低的增长率就意味着更少的工作岗位和潜在的各方面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过快也会面临重大风险,因为它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威胁,给世界金融带来泡沫。①现在,中国股票市场浪潮汹涌,政府部门也在积蓄力量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在中国,通货膨胀也在上升,这同时也抬高了工业化世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但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中国的发展泡沫(总是以多种形态)破裂时,中国的通货紧缩又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在发展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将会毫无选择地把积聚的储备物资和商品倾倒进世界市场。这将会促使全球的产品价格重锤般落下,也会给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带来极大的挑战。

在下面的讨论中,你会发现关于中国另外一个自相矛盾的因素:资本流动的作用。一方面,中国需要工业化世界以持续不断的直接投资的形式带来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它利用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数额)在国外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更多战略利益。这里有一个底线,中国对工业化世界来说,正在执行的是小心翼翼“走钢丝”的平衡策略,但这种策略好像是拥有众多变数的魔方,它使得危机管理的战略规划实施起来难度加大了。

中国在过去10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0%,而且中国政府的执政党从来没有面对过巨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奇迹般地解决了各省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数量,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在未来25年的时间里,中国要逐步淘汰一些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每年要提供的工作岗位比加拿大人口的三分之二还多。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确保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中国的发展需要前所未有的投资比例和不断增长的消费比例。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这些比例即便是可能的,其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在中国面临这种巨大挑战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也会承担很大的风险与压力。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一个高速发展的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亚洲经济体将会是减轻全球经济衰退、降低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但这绝不是简单的一次灌篮—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必须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否则通货膨胀就无法扼制住。西方国家虽然一直在向中国投资,但中国境内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最大的危险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正在生成泡沫。这里的泡沫指的是,经济发展决策者非理性地吸引投资,期望能够获得高回报,结果这种期望值越来越高,最后形成了投资的恶性循环。正像近年来所有的投资泡沫—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美国所暴露出来的网络泡沫,以及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的住房泡沫—一样,所有的泡沫都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的。有时候泡沫是慢慢地缩小的,但大多数情况是泡沫急剧破裂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泡沫破裂,那么对整个世界来说,其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将会变成全球通货紧缩的巨人。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谈到高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时都会引经据典,提到20世纪70年代的灾难时期。但实际上,和所有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的通货紧缩相比,通货膨胀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最近有人要我描述一下,如果中国的泡沫破裂,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做了一下简单的预测。首先,中国政府会迅速地把储备的大量商品(中国之所以储备商品,部分原因是中国的负实际利率①,在后面我将讨论中国最近的这一发展趋向)推向全球市场—这些商品被储备起来是为了支撑未来高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世界将会充斥着如潮水般的中国廉价商品。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下降的产品价格将会给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破坏。突然之间,各国一直担忧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将会被迫与价格水平的下降—通货紧缩做斗争。基于未来预期收益率的商业合同也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新一轮的员工失业大潮将会很快涌现。全球股票市场将会崩溃,因为投资者看到贸易保护主义者正在疲于应付价格水平的下降,而且还有可能一败涂地,恐慌心理会迫使他们出售手中持有的股票和共同基金,转而去购买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同样,很快地,众多的养老基金将会宣布它们无法承担未来的养老任务,因为股票市场的表现难以尽如人意。四大新“权力掮客”—主权财富基金、产油国、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将会迅速地撤出全球投资股份,并把投资兑换成现金。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和90年代的日本所表现的那样,价格水平会急剧下降,也将会给随后长期的经济停滞种下祸根。同时,经济规划也会显得无能为力。一家公司对一种产品或服务所预计的良好收益在未来也将会出现很大的变数。

但还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性。中国政府担心社会动荡会引发恐慌,它会选择把巨额的外汇储备资金从国际体系中抽取出来,将其用于满足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做法将会迅速地提升全世界的银行利率水平,逼迫各国中央银行增加资金供应以购买中国抛售的证券。理论上讲,这个结果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要高于通货膨胀,却低于通货紧缩。

不论最后的结果是厄运还是繁荣的局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会通过建立贸易壁垒报复中国,而如果它们这样做,中国就会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全球各中央银行将会释放大量流动资金以确保市场不至于崩溃。但正像我们在2007~2008年信贷危机中所看到的,这个恢复过程将会是非常慢的,也是非常痛苦的。这是因为处于恐慌中的全球投资者将会把他们的资金迅速地转移到工业化世界比较安全的短期政府债券市场—他们认为即使是高评级的企业债券和普通股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信贷市场将会失灵。正像在次贷危机期间所发生的那样,惊慌失措的各中央银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会大幅度衰减。

我最后的分析结论是,实际上,在真正出现泡沫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将会如何发展下去,而即使一点小小的震荡也有可能使整个结构坍塌。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一点,我不得不说我对中国的情况抱有一些个人成见。那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了一个对中国水泥的投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包括几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家中央银行的现任行长。我们购买了8家中国水泥厂,这几家工厂都位于中国北方省份,因为我们预计这一地区工厂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更新的热潮很快就要到来了。当时,中国的新经济才刚刚开始崛起。这是20世纪末叶在中国淘金的最前沿,我们看到了机会,希望利用这种发展激情和机遇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并最终能使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

然而,与我们的期望相反的是,这次投资失败了。就像在美国工业化开始时期的投资一样,这里的###也到处滋生。公司的账务也因为管理不善而搞得乱七八糟,完全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我们雇用了高盛的一位前行政人员担任CEO,以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徒劳无功。

中国水泥公司也从来没有上市。我们把资产亏本卖给了法国水泥公司拉法基集团①。我们当时都被一种美好的前景吸引住了,但最终却因管理不善和缺少对中国体制的了解而一败涂地。在这一过程中,我从中国市场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如果没有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保证,就绝对不能把钱摆在桌面上。零散的小规模投资是一回事,而真要经营一家基于在财务数据方面的信任或其他客观量度标准的公司则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紧随泡沫破裂之后的经济、金融恐慌期间,这种信任的缺失往往是致命的。

很明显,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司总是想尽办法在中国赚取利润。一家欧洲汽车零部件公司的CEO曾向我讲述过他是如何在中国扩展公司业务的—虽然他也面临着自己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可能泄露到中国的问题(他描述说,在中国内地的这种状况就好像30年前在中国台湾一样)。在中国,他仅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技术。“我们从来不向他们展示我们最新的技术,以防止高新技术的外流。”他说。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我对中国水泥产业的投资却是一次很难得的收获。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后的数年里,我避免了在其他领域投资的损失,尤其是那种数额更大的投资项目。当我的朋友们或熟人向我提议投资时,我总是回应说:“我有一条投资规则:只对我熟知的行业进行投资。”然后我就会给他们讲述我对中国水泥产业进行投资的故事,最后我往往会提出反问:“我们之中哪一位对水泥行业熟悉呢?”

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低成本产品的最后总装厂,这些经过组装的产品很多都销售到了美国。结果,中国有超过一半的出口产品都来自于外资公司,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可以作为成品重新出口。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出口依靠的是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的零部件。

在成长为制造业巨头的过程中,中国消费或储备了世界锡、煤炭、锌和铁矿石产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政治体制不稳定的石油出口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苏丹和安哥拉。针对中国的这一举动,美国也发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呼吁。

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今天的中国,至少有1亿劳动力的年收入可以达到5 000美元,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任主席里德·亨特却在《美国》(America)杂志上撰文指出,虽然中国中产阶层占到美国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已经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平均的生活标准不相上下,因为同样是一美元,在中国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比如,上海居民每个月使用有线电视和电话仅需要支付5美元。在北京,中产阶层可以雇用家政人员为他们料理家务,比如打扫卫生、做饭。而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料理家务。

经济专家预计,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还将会有2亿人加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之中。今天,中国的消费量仅占美国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中国将会有数亿人变成中产阶层。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发展趋势和全球技术的影响将会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所看到的那样。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中国将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较低的国内通货膨胀率,而且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事实上,低成本的中国出口产品有助于降低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如果没有这部分中国出口产品,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更高。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是中国对石油、食品的大量需求,使得这些产品的价格飞速增长,并且也是导致全球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中国的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从2008年1月1日起,新劳动法正式实施,将更有助于维护普通员工的利益,但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这也加剧了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之间的矛盾,还有可能在中国金融市场比较脆弱的情况下,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历史事实看,逐渐上升的通货膨胀水平是股票市场的噩梦。

中国金融市场的泡沫有破裂的可能性吗?今天中国的交易账户已经达到1.025亿个,而且每天新开账户达到30万个。仅2006年,就有2 400万中国投资者在狂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其中的大部分投资者都是新入市者。拥有股权或股份的人毕竟还占不到中国人口的10%,毫无疑问,中国这部分人口的增长也将是爆炸性的。

然而,这种未来的金融市场缺少一种降低风险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1995年取消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例如,2007年2月,市场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波动,上证综合指数在一天内就下挫了9%以上。道琼斯指数也随之大幅下跌400多点。这仅仅是中国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开始。从现在开始的至少5年之内,如果出现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对世界金融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即使是今天,中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也被高估了。2008年年初,上海证券市场的市盈率已经高于十多年前日本股票市场崩溃之前的市盈率。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股票市场又从高位迅速地下挫。

这里还有一个客观的教训,在2007~2008年全球性的信贷危机发生期间,中国金融体系看上去很奇怪—如果不是怪异的话—因为它没有受到影响。但这种状况却没有让世界其他国家感到多么舒服。因为在世界其他国家正疲于应付次级抵押贷款所造成的金融混乱局面时,中国A股在2007年危机爆发的前4周里却大幅度上升了20%。更加奇怪的是,即使额度最大的贷方之一中国银行被曝出购买了美国96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而其他银行也宣布购买了巨额美国债券,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出现了飙升的现象。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市场也会受到这次金融风暴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主要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如果因为次贷问题而致使世界经济出现崩溃,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将会首先受到重击。

最近我问欧洲中央银行的几位银行战略专家,如何能让中国这个经济“庞然大物”稳定地发展,如何能让其在通货膨胀飙升而失去控制时安全软着陆。软着陆的目标就是经济强健、稳定地增长,但增长速度又会受到一定的控制,以避免经济发展过热和泡沫的破裂。欧洲人认为中国有四个可能的选择:(1)对经济的定量干预(主要是通过行政体系,比如政府颁布条令以刺激消费或延缓消费);(2)提高利率;(3)加强货币流通;(4)以行政措施促进或延缓资本的流出或流入(比如,决定进口哪类产品以及进口多少)。

根据这些欧洲银行战略专家的观点,这些选择中只有一个是比较有效的选择,那就是允许货币升值,并加强其坚挺的地位。他们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在经历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巨额资金的流入。而这时判断经济能够稳步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坚挺的货币。对德国来说,其他任何举措都是起不了作用的。欧洲官员认为,中国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只有通过货币升值这种手段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尽管中国的货币升值问题已经被提上重要日程,但这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已经连在了一起,而真正解决当前的货币问题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中国政府停止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干预,那么人民币的强势地位将会大大加强,国外产品将会以更具竞争优势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但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一些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将会面临破产的厄运,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七分之一)。然而,美国的状况是,长期保持货币贬值、低储蓄和对石油的大量进口,现在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达到GDP的5%。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不论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毫无益处的。

美国金融界的领导人物对美国盲目自大的金融发展趋势也不是熟视无睹。高盛集团的CEO保尔森在华尔街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金融大人物,他在2006年7月以拯救者的身份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长。虽然保尔森对金融市场驾轻就熟,但他的获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一位中国专家,他曾经在中国参与过70多次商务活动。在布什政府看来,对保尔森的任命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因为一方面,保尔森可以缓解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局面,另一方面,保尔森还可以凭借其对中国的了解迅速打开一条解决中美双边经贸问题、理清两国货币关系的捷径。

2006年12月,保尔森决定开始对中国采取行动了。那时已经至少有35项关于中美之间贸易行为的法案被提交到了国会山。保尔森随后组织了自从尼克松总统时期以来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代表团包括布什政府内阁大部分的成员,甚至不大愿意参与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也一同飞往中国北京。那么中国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呢?最后,保尔森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美国。很显然,美国财政部既想要中国不对美国金融服务和农业这两大对美国关系重大的领域实施报复性的行动,又想顺利地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或者削减购买量,并且限制美国在中国的金融投资活动,那么这对美国的经济而言,破坏性将是非常大的。

美国财政部官员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货币改革的进程上迟疑,主要是担心,在边际产业领域,中国内陆省份会失去市场和工作机会。当我问询财政部相关官员这个问题时,他们总是以“我们将静观其变”来搪塞过去。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空口无凭”的货币改革实施时间也不是十分确信。同样,欧洲官员们在对中国货币问题的诉求上也“碰了一鼻子灰”。另外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如果人民币突然强势走高会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也会面临破产的压力。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升值能否极大地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状况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莫里斯·戈尔茨坦和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出口商在汇率变化的情况下并不会轻易遭受损失,因为中国没有最低工资的底线。这样,最低工资可以补偿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出现不稳定或者劳动力市场出现大的变动导致对劳动力市场限制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才有可能制定。正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对雇佣体制的限制也已经出台了。同时,在一些先进的行业中,中国工人必须掌握复杂的科学技术,中国公司实际上也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种发展趋向会有助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形成。

美国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与收入并不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由于美国人固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消费倾向。美国人不会考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钱,也不论产品的价格如何,他们总是喜欢花光自己口袋中的所有钞票,甚至有时候还会借贷消费。这就是为什么解决中美之间账户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

我认为,有一种解决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即不断上调中国汇率。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仅有一个问题可以促使中国尽快做出货币调整的决策,这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在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甚至还有可能遏止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给一些国有企业带来负面效应的担忧。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还呈继续蔓延之势—尤其是这已经影响到食品和服装行业,这种结果会带来更加紧张的状况。最终,中国决策者可能会被迫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在保护国有企业和承载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他们也有可能接受一种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但会减缓经济发展趋势的强势的货币走向,但如果这样做就会使一些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在此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拥有一份杂志一个很大的兴奋点是,出版商会时常寄送一些免费的书以供评论。在2007年年初的一天,天相当冷,我正坐在我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读一本名叫《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D·威廉姆斯(Anthony D. Williams)。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人们对信息技术不断增长的易获取性已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用于合作、价值创造和竞争的工具。这也把人们在每一个经济部门参与创新和进行财富创造的激情释放了出来。数百万人已经加入了自我组织的合作之中,凭借这种合作,他们可以生产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以便同世界上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进行竞争。这种新的创新和价值创造模式被称为‘并行模式’①,其特点是,众多的人和公司公开开展合作以推动本行业的创新和产业发展。”

当我读到这些语句时,我想,实际上,两位作者真正想说的是,现今,互联网所代表的是进行大规模合作创新的新工具。这一点意义重大。我那20多岁的孩子们就整天与互联网生活在一起。比如,如果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坐在旁边的他们在看到后会习惯性地站起身来走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在电脑上浏览这篇文章。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变动不居的企业文化会继续把经济搅得“天翻地覆”,或许还会带来一场“互联网企业文化”的革命。

预言中国有一天将会引领世界,可能要比以前人们所预言的日本、法国、前苏联和阿根廷有可能会引领世界更让人确信。但不要把印度这匹候选中的黑马算在内。我没有单独就印度的经济写作一个章节,因为印度经济同中国经济相比,对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还是相当小的。印度不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其制造产业的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没有达到中国那种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

当然,由于拥有大量教育素质良好、能熟练使用英语的中产阶层,印度经济也正处于腾飞阶段。如果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印度也称得上是“世界办公室”(也就是后台管理系统)。一般情况下,“办公室”所提供的产品要比“工厂”提供的产品稳定得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是无法预知的并且完全无法控制的外部变量—出口和外部投资的流入,而印度的经济发展虽然依靠外资不多,但其优势是更多受国内需求的驱动。

事实上,在以前,印度经济也遭受过通货膨胀、相当不协调的政治领导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极其关键的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要大刀阔斧地开始基础设施建设)。今天印度的制造业者所花费的电力成本是中国制造业者的2倍,而铁路运输成本是中国的3倍,因为中国曾经首先对制造业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虽然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从14%降低到5.5%,但仍然还需要继续降低。

还有一点,中国在1979年就放开了经济发展,这要比印度领先12年,因为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了全面发展。然而,印度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优势可能比中国更加明显。到今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大体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15年之后的数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更稳定,而且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数额更低。

印度在技术领域也更胜一筹。威尔·赫顿在他的书《迫在眉睫: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当做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中认为,印度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尽管中国拥有大量的投资……中国仍然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印度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按照其政府所承诺的,印度的基础设施、限制性的劳工法令更加完善,其他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得以转入正轨,那么印度该如何去做。但也有一种情况会出现,即如果全球生产达到了一个饱和点,而中国又试图在全球服务领域进行竞争的话,那对印度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动力强劲的经济体。它的动力来源于对即将到来的技术洪流和贸易额日益扩大的出口的需求—至少是现在。在中国经济进行软着陆的时候,这一动力的任何缺失—不论是投资缩减、出口下降,还是技术失误—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体系带来多重负面影响,这一点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未来的发展还需要拭目以待,比如,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恶化,或者欧洲和美国要求与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互惠,而中国出于各方面原因却无法提供。

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从事市场咨询业务的时候,日本还与中国今天的这种经济状况非常相似。日本,这个全球储蓄额最大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产业力量也是巨大的,很多人预计它有可能引领全球经济。但由于在利率、货币以及银行规则的实施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政策性失误,事情好像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展。正如我将在下一章阐述的,自由的金融市场时常会产生令人恐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最糟糕的经济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缺陷的人类通过行政控制和政府法令,试图去管理由复杂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结果。

全球金融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从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再到萎缩的中央银行—而政治变化是最难以预测的。全球化和开放资本市场都始于政治,是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一个解答。全球化在21世纪的存亡问题同样最终将取决于选民在政治上是否会因为其带来的巨大利益而能够接受其缺点。但这种接受似乎越来越令人怀疑。

如今的全球资本海洋仍在不断衡量政治风险。因为创业资本流动性和前瞻性很强,当有迹象显示出现哪怕“潜在”的消极变化时,它都会冲出国界,将金融恐慌的残骸留在身后。这些消极变化迹象包括阶层斗争(政治家挑起某一收入阶层同另一收入阶层之间的斗争)、过度的政府干预(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目的良好但可能适得其反的财政和监管变化。如今的世界变成了弯曲的,正是因为政治界和金融市场之间越来越缺乏了解。美国尤其如此。美国似乎正在酝酿一次地震式的政治变化,可能会使其抛弃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资本市场。

我将会提供一个关于全球化政治的理论,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我的论点是在过去的25年间,两党观点相对一致,就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的金融市场达成了共识。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共和党或者###党现象。实际上,###党的比尔·克林顿同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的经济决策并没有很大差别。

事实是比尔·克林顿甚至比罗纳德·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克林顿成为了全球化和开放金融市场的拥护者。他是近25年惊人的经济繁荣和全球减贫的带头参与者。为了打破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里根和克林顿都把全球化当做了一件有缺陷但是至关重要的工具。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在70年代成年,所以他对那一时期的经济幻灭感受很深。里根出生于1911年,所以他是在大萧条期间成年的。因此某种意义上,一入主白宫,两人就都认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和伟大的全球化浪潮的机会。如今的问题是:当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充分意识到这一非凡的政策共识时期正遭受终结的风险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如今,美国的两党正迅速背离克林顿所拥护的亲全球化政策。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和美元的疲软很显然不仅来自于次贷相关的信贷不确定性,也来自于美国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美国政治家越来越热衷于对资本构成、企业家主导权和财富创造进行民粹性攻击,这更加深了这些恐惧。

政治化的全球化带来了如下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金融市场对美国金融资产(包括股票)的定价相对较高。这是基于对自由贸易、开放资本市场以及长期强劲增长问题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将会大体保持完整的乐观假设。但现在似乎正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世界,这个新世界有新的规定和变化的政策,并且对自由开放的资本和贸易不再耐心十足。最紧迫的问题是:近几年,市场将如何给政治环境变化的性质重新定价?恐慌的氛围会不会导致强势下调金融资产的定价?不明智的政治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从政治的角度说,如今人们更加相信金融界已经进入了未知的政治水域。

我知道谈论全球经济时,将克林顿和里根联系起来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都是国际舞台上的全球化经济金融改革演出团的成员。其他改革者包括印度的纳拉辛哈·拉奥、中国的邓小平、欧洲的雅克·德洛尔、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新西兰的罗杰·道格拉斯以及巴西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某些分析家在这一德高望重的群体中还加上了法国前社会党总理莱昂内尔·若斯潘。

以上所有人都从下降的全球通货膨胀以及新的廉价计算能力中获益。面对政治压力,所有人都转向了全球化、企业家精神和全球资本市场,以打破20世纪70年代抑制财富的政策(中国和印度则是打破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压手段)。

作为决策者,里根和克林顿是一对奇怪的组合。这两位前总统的声誉都来自于他们对开放的资本和贸易市场的支持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

为了披露更多的情况,我需要承认最开始我并不认为里根有这个潜力担负这一历史性角色,尽管事实上从最开始我就有幸近距离见证了这一切。我真的将永远记住1979年年底在美国洛杉矶见到的里根,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容光焕发,当时正快速经过机场万豪酒店一间套房的门口。他穿着明艳的、彩色斑纹的运动外套和一件跟外套颜色及材质不太相符的高尔夫T恤衫。这位68岁的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点都不像在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

虽然我最初登记的是###党人(在巴尔的摩像我一样处于中下阶层、住联排式住宅的人都是###党人),我却在为里根当顾问,因为我是纽约州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的同事。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这位布法罗地区的国会议员担任里根竞选的首席国内政策设计师。我当时是肯普的办公厅主任。我们在洛杉矶谈论经济,确切地说,是用3天时间同里根朝九晚五地进行政策讨论。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里根,以及他的七八位贴身顾问。我们的目标是:制订一项国家复兴计划。

尽管我当时只有26岁,但我的经验已经足以让我意识到我们会议的潜在重要性。然而,我从未想到,这3天将会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全球化。确实是这样。我当然也并不知道###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后来会将这些政策提升至我根本无法想象的高度。

当时最有趣的要数里根竞选运动的智囊约翰·P·西尔斯。他年约40岁,白发,吸烟过量。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他“约翰·P·撒旦”(因为他打击对手的魔鬼般的战术才智)。我很钦佩西尔斯的卓越才华—适应有时非传统和不可预知的政治利益。他让我想到了埃尔温·隆美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北非战场上的德国将军。西尔斯习惯用三根手指夹着香烟,像架微型大炮一样直接瞄准了州长。每当西尔斯讲话时,空气中似乎就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他和里根讲话时,这种紧张气氛就更浓厚了(数月后,西尔斯从竞选队伍中被辞退)。不过西尔斯却做出了一项历史性贡献。

在洛杉矶会议刚开始时,他就坚持选举运动应该推动所谓的“北美协定”。这项协定将允许美国商业自由越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边界。里根很欣赏这个想法。他在1979年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和第一次发布国情咨文时都谈到了这个协定。“北美协定”当然就是后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NAFTA)的起源。克林顿总统也支持NAFTA,这成了两个政府之间的共同主线。它建立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区,成为了全球化重要成就之一。

这几次会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行将结束时召开的。我称70年代为“丑恶的10年”,任何有关20世纪70年代的事物—经济、外交政策、音乐,甚至时尚—都是丑恶的。记住,令人羞耻的越南战争刚刚结束。深陷丑闻之中的尼克松总统被迫离职也才不到10年。人们仍然难以忘怀肯尼迪1963年的遇刺使整个国家丧失了纯真和希望。

世界是弯曲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今美国的中年选民们都不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苦难。他们没法想象低通货膨胀、低利率的就业不完全的经济。因此,他们关注全球化的不利之处,而不能够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好处给予足够的感激。他们不知道全球化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心痛时期。

70年代有一个叫做“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它是由世纪顶级经济学家组成,宣称理论上身陷困境的世界经济是在冲击增长的极限。换句话说,经济已经达到了创造就业的极限。

几年前,纽约市差点破产。被称做达科他的西岸豪华公寓如今售价为1 000万~2 000万美元,约翰·列侬被谋杀时就是在那里生活。而在70年代,花10万美元就能买到那里的公寓。

中东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人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鲁莽的美联储政策造成了20%的抵押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高达10%的失业率(比较2008年年初5%的失业率和低至6%的抵押率)。

在这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的时代,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这是因为政府决策者们已经失去了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能力。1972年,道琼斯指数达到了1 000点,但在70年代末却下跌到了大约800点。这一下降不只意味着20%的损失,而是年复一年,长达数年的负收益。这代表了过去的半个世纪情况最坏、持续时间最长的熊市。

当股票市场下挫时,债券市场通常会上扬。70年代末,不可思议的是出于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两者经常同时下降。一场公司和公众养老基金危机也正在逼近。这一时期,美国公司被嘲笑为恐龙。

在美国,通过“税级攀升”过程,通货膨胀已经使中产阶层家庭承担了原来只针对过富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我们敦促里根立即降低那些令人窒息的税率—如果他成为了总统。里根降低了所有税率,包括高达个人收入70%的最高边际税率。如今,两党中都没有政治家要求重新回到最高达70%的税率,除了意识形态上最为刺耳的部分。当时的税率等于在金融上扼杀了中产阶层纳税人。唯一的赢家是擅长于创造性的税收庇护的公司。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将70年代概括为“美国的自杀尝试”。我记忆中则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迅速失去了目标。但正如我展示的,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人民对未来的自信和乐观得以再生。这一切使我们对如今的情况产生了两点重要疑问:美国和世界是否正在缓慢地回到像70年代那样经济衰败的时期?“70年代”这一短语是否甚至还跟今天的大多数选民相关?

所有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专家中,艾伦·格林斯潘对里根时期开始转变美国经济的新的80年代范式认识最为深刻。这一转变又是在10年之后的克林顿时期开始超光速发展。

从1990年开始的20年间,我的商业伙伴曼利·约翰逊和我经常同格林斯潘一起在他的主席私人餐厅共进早餐,从餐厅可以饱览华盛顿商场的美景。格林斯潘几乎不会提供关于他的货币政策目标方面的有用信息。他为了不泄露秘密,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们的谈话还是非常美妙的。

90年代初,一次共进早餐时,我问他如何评价里根作为经济决策者的重要性。格林斯潘的回答反映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当里根做了件非同寻常、风险极大的事情时,他就知道已经完成了一次范式转换。1982年,里根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工会(简称PATCO,专业空中交通管制组织)成员。这些成员试图通过白宫律师所认为的一次非法###来关闭全国机场。

几乎所有里根的顾问都警告里根解雇工会成员是一个陷阱,有可能导致欧洲式的劳工全面###,导致全美交通系统的瘫痪。这会摧毁美国经济,迅速让数万美国人失业。在最后要求复工的通牒失败后,里根最终还是解散了工会。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欧洲式的毁灭性###没有发生。

格林斯潘告诉我,他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一插曲象征着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恐龙式的美国公司将会迎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使它们能够为了在国际上竞争而进行必要结构调整。里根迫使市场调整预期。问题并不在于工会是邪恶的或是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问题在于在美国是否达成了政治共识,允许臃肿的美国公司大刀阔斧地进行重组。这次事件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关键在此。这一转变过程没有显示出任何单一党派性。20世纪60年代######会的努力为里根80年代的放宽管制铺平了道路。此外,正是共和党任命的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屈服于尼克松政府的政治压力)引发了70年代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并且,正是###党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70年代末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及工作顾问杰克·艾伯丁,在华盛顿政策圈中散播了解决税级攀升问题的这一想法。本特森起草了所谓的10-5-3税率降低提案,这成为了里根1981年税务计划的主要特点。本特森之后成为了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需要指出的是当本特森解决税级攀升问题时,作为罗纳德·里根经济政策的中心部分,他还在谈论所谓的“芝加哥福利女王”。里根在70年代的讲话中经常会提到这位神话人物。此人接受了85项不同的福利支票。由此,她因为美国的经济弊病而受到指责,这一说法实在是荒谬。

但是没有哪一个###党人如克林顿般支持全球化、企业资本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他将全球化争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因此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克林顿的身边都是华尔街国际主义者,比如罗伯特·鲁宾,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出于偶然,他曾经是里根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和其他许多完全支持全球化模式的官员。

的确,克林顿比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他也肯定远远超过了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里根尽管在自由贸易上收获了信任,但执政后期却深陷伊朗军售案丑闻。在这一时期,里根允许受到某种限制的美国出口货物比例由12%上升到1989年的24%。与之相反,1997年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克林顿呼吁“当局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以开放市场……我们不应该逃避全球经济的挑战”。

不顾第一夫人和某些主要顾问反对,克林顿推动通过了NAFTA。虽然我的一些支持克林顿的朋友们不赞同,但我相信NAFTA象征性地成为了克林顿的空中管制事件—向全球市场传递亲全球化的象征性信息。克林顿不遗余力地促成NAFTA颁布,是向全球金融市场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范式变化将会得到持续和深化。

2008年###党总统初选中,工会和###党内的偏自由主义者攻击克林顿政府对NAFTA的支持。这些批评者没有提到的是从1993年协定颁布到2001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1 200万增长至1 350万。NAFTA颁布5年后,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8%。大部分经济学家曾经认为理论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今,原克林顿时期官员选择防御性回应对于他们亲全球化政策的批判(我认为过于倾向于防守)。有的人甚至试图重写历史,或者至少是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的角色。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回答说,如果世界拒绝那些政策,那么这将会使全球经济的金融健康面临危险。

在美国,两个政党都在逃离自由贸易的立场。近几十年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为了自由贸易联盟的重要成员,但现在在贸易问题上已经无所作为了。前卡特政府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成立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一全球经济方面的顶尖智库,他对共和党在贸易方面的立场做出了有趣的评价。伯格斯滕说:“在过去10年中,美国贸易政策的最大损失是保守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德雷政治生命的终结。任何法案能获得国会通过,都不得不感谢‘大榔头’(德雷的昵称)。当管理众议院时(1994年至2007年1月共和党掌控期间),德雷的花名册是开放的,他花钱买投票,还经常宣布某项法案以一两票的优势获得通过。”现在共和党内没有像汤姆·德雷这样在贸易问题上左倾的硬汉了。###党内情况也一样。

关于里根–克林顿政策共识的讨论当然要包括财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税率而克林顿提高了税率吗?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先看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党在克林顿财政政策问题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许多共和党人说得好像当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28%提高至35%时(收入过高的纳税人是缴38%),经济陷入了衰退。但事实完全相反。

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共和党人也需要承认较高的税率扭曲了公司高层主管们的薪资(根据克林顿签署的1993年税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这些薪资极高的高管们试图通过不正当使用股票期权来避免缴付更高的税额,结果股票期权被大量使用。在后来被称做安然时代的时期,出于账目目的,许多公司高管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收入,而不是大笔需要缴税的工资,因为以奖励为基础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这整个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超过税收边际税率的某一临界点,最富裕的人群会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额外的税收。

关于克林顿的税收政策,还有一点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联网泡沫初现的时候,克林顿悄悄签署了一项法律,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达30%。

前美国国税局专员弗雷德·戈德伯格认为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税收政策大体没有差别,因此任何对税收体系的突然改变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刚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未听说过几十年间与这一观点相反的党派言论。研究过事实你会发现,###党总统肯尼迪似乎是资本流动的支持者。通过他的努力,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90%降到了70%,他还颁布了商业投资税收抵免法规(并发起了被称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里根废除了投资税收抵免,但是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一些,但签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资本收益税率(同时宣布了一系列资本市场看好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戈德伯格的观点是,难以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体的税务政策趋势是偏向于企业资本流动的。此外,个人税收政策大体避免了破坏性的阶层斗争政治。

的确,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克林顿政策是出于有讽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战略—试图增强反对党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优势。但是谁在意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对克林顿来说,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为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来首位连任的###党总统。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无法在华盛顿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本不利的政策,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会选举大败后稍带夸张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里根时代可能会最终结束,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8年。”这一潜在的政治转变成为如今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现在,美国政治社会正准备开始一场税收辩论。本书不打算写成一篇关于税收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都应该鼓励选民来设定税率,并且接受其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然而重要的是这场辩论能够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任何破坏美国的创业革命的税收变化都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如今,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正遭遇残酷竞争,所以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二,任何关于税收的讨论,如果不能反映美国财政上面临的挑战,也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

目前的辩论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美国的“富人”多纳税,美国的财政噩梦就将结束。从数字上看,这是一种误解。正如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只能带来大约60亿美元的收入。在大规模的财政威胁笼罩在地平线上的情况下,这就像桶里的一滴水。这一威胁可是以万亿美元计算的。

那么这一威胁有哪些重要性呢?《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塞缪尔森对此做出了很好概括:从2000年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口会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逐渐退休而增长一倍以上。退休人口将会从350万增加到720万,相当于20%的总人口。面向老年人口需求的大项目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如今花费1.1万亿美元,也就是40%的联邦预算(是国防支出的两倍多)。到2030年,这些项目的花费将显著增加,达到联邦预算的75%,超过2万亿美元。

因此,通过向极富人群征收重税来解决这混乱的金融问题可能是一个聪明的政治标语。但这种花言巧语反映了极端的政治讽刺。原因在于并没有足够的极富人群来付账。或者换种说法,许多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的###党人和共和党人会因为华盛顿将他们归为沃伦·巴菲特式的过富阶层,并且希望他们来弥合将出现的收入差距而大受震惊。

2008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投资报告指出,在美国这个拥有3亿公民的国家中,只有不到19 000户家庭享有250万美元或更多立即可支配并且可用于投资的(非房地产,非退休相关的)金融资产。换言之,拥有价值等于或超过250万美元流动资产的户主能够全部涌进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看一场NBA篮球比赛。大部分被认为富裕的美国人实际上反而只积累了很少财富,且通常是通过成功的小生意,法律合伙事务或者专营服务公司而获得的。如果他们被认为能像沃伦·巴菲特之类的暴富阶层一样,轻易地为高达数万亿美元的项目支出噩梦买单,他们会被吓得目瞪口呆。

对于任何将出台的美国税法,修补税法是一回事,而开启阶层对立的大门则是另外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了。对于阶层斗争,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对于当今高度流动的全球金融市场来说是具有毒害性的。它一旦引发,将很难停止。避免了阶层斗争确实是克林顿时期的一项丰功伟绩。那时,收入高、制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阶层因其在扩大就业方面的良好记录得到了华盛顿政治精英们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阶层斗争言论的支持者可能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在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个人财富之后,巴菲特如今声称自己的纳税严重不足。如果可以的话,他将会通过更高的边际税率来向联邦政府缴纳更多税。其他的美国富裕人士当然也会。

我能够理解巴菲特对于美国财政失衡的忧虑,但是他的政策处方使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有一些东西是非常成功的风险承担者的基因组成中就有的:一旦他们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他们会发现自己下意识地试图阻止其他人获得同样的成功。一旦进入,他们很快会迫切地想将身后的门关闭。我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界就观察到了这一点。所有成功者都不会介意政府设定更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包括需要高昂法律费用的大量政府公文。政府官僚作风和法律费用使潜在的新来者不可能参与进来。

在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后,巴菲特现在轻易地要求对资本大幅征税。这一情况让我想到了高档专属乡村俱乐部中的环境。那些所谓的新富人群往往是最势利、最排外的。他们并不是故意的,那是新富人群基因组成中所固有的一些东西。

如巴菲特,他的行为同样也反映了美国财政问题解决方法中的不一致性。几年前,他将自己的大笔财产投到了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一私人组织。美国政府正处在负债中,为什么他不把他的财产放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或者美国财政部呢?又或者是放在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政府机构,就像他的亿万富翁同伴特德·特纳10年前所做的?这似乎有些奇怪。巴菲特选择了比尔·盖茨管理的一家私人机构,因为它可能比政府官僚机构有效10倍或20倍。在陷入财政困难的美国政府和许多州政府能够从他的慷慨中获益的情况下,巴菲特却奇怪地选择了通过私人途径储藏他的巨额财产。

今天鼓吹阶层斗争的政客们是在赌美国人民深深憎恶经济上成功的人。但事实是,美国人民传统上对建立了巨额财富的创业风险承担者们十分钦佩—从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到史蒂夫·乔布斯,是的,还有沃伦·巴菲特。

普通的美国人所憎恶的是这个体系不对新来者开放,而被操纵来将事物冻结在固有位置。他们接受了创业风险和失败这一动态过程,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何,比如,私人股份公司能够获得特别税审议,而新成立的公司却必须缴纳两倍的税。他们憎恶的是有钱有权的内部人士能够从华盛顿捞到甜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部分美国人已经自愿接受了这一体系,它在过去25年中曾用相对较低的税率给予了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丰厚的回报。他们尤其不会憎恶年轻时的巴菲特—一个出身贫寒的人,长大后卖过《华盛顿邮报》,搬去奥马哈市后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最终买下了《华盛顿邮报》的大量股份,成为它的董事之一。他们会把这个现在富可敌国的人当做真正的美国英雄。

关键的问题是对财富创造的政治容忍是否还能持续下去。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都想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最近,一个英国国会议员团访问了华盛顿。我被其中一个议员的言论吓了一跳。“有些东西已经变了。美国人头一次对阶层斗争这么着迷,”他说道。其他的议员表示赞同。

这些议员并不是凭空想象这一基本转变。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用民粹主义阶层斗争的言论来逗弄金融市场。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但是原因并不像许多保守者所声称的那样。他们的理由通常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创造了高达75%的联邦税收,这些人同时也掠走了大部分国民收入。与他们观点相反,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为阶层斗争政策会限制或者吓退全球资本,导致创业冒险精神的丧失,而这会减少就业机会创造和降低整体经济活力。除此之外,阶层斗争的氛围极容易滋生危险的金融恐慌,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根基遭到严重破坏。

全球投资团体在近几十年忽视了美国政策的明显缺陷,包括财政不平衡,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美国是创业者创新的温床。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有创造力的风险承担者大施拳脚的唯一的可靠平台。有的人因此发财致富,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帮助促成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破纪录的就业机会。

这并不是要否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焦虑。民意调查显示,虽然这么多年来失业率很低,股票市场也很稳健,但是美国人仍然为他们的经济前景担忧。这一忧虑随着经济增长的放慢而更加强烈。不幸的是,我们最大的公司仍在进行重组和精简。美国工作人口的实际工资增长相对停滞。但贸易积极扩展时失业率最低,这一违反直觉的概念很难让大多数美国人理解。

最近几年,美国人在进口上的花费超过了其缴纳的税金。结果带来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尽管经济非常繁荣,但是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命运的掌控。所以即使那些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在政治上两面下注。

比如罗伯特·鲁宾是高盛前总裁,美国前财政部长,###党一切经济相关事务的精神领袖和职业国际主义者。在2006年年底,他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5周年庆典上的一次讲话震惊了整个华盛顿决策圈。他声称如果再相信“比较优势”就太天真了,他的这番言论让大部分算是自由贸易派###党人的听众大吃一惊。换句话说,他是在质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根本前提,而这前提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几十年来都大体赞同的。事后,许多人表示希望此评论更多是暂时的非理性思想,而不是战斗号令。

作为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许多时候被迫需要远离她丈夫的亲全球化立场。出于变化的政治态度,她将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也是华盛顿反全球化势力领导人理查德·格普哈特招入了内部战略团队。但让人困惑的是,她同时又听取了她丈夫的前亲全球化顾问的意见。这些人中包括吉恩·斯珀林。斯珀林坚持他的亲全球化立场,但是承认必须应对全球化市场所带来的忧虑。这样说未免显得偏袒,但国会中群龙无首的共和党人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并且在有的事情上,可能差更多。

鲁宾之后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这群人中最有趣的一位。正如斯珀林,他仍然保持亲全球化资历,但是主张“广大中产阶层所分得的蛋糕可能也会缩小”。在财政部短暂工作后,萨默斯成为了哈佛大学的校长,但随后被解雇(部分是因为缺乏艺术的管理方式,但我相信也是极端左翼对克林顿政府的亲全球化立场进行的报复,而萨默斯当时是全球化的拥护者)。

萨默斯是一个有趣的决策者,正是因为他完全只相信原始的智慧而从不在意传统社会规范。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财政部长之前,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天晚上,我安排来访的所谓环太平洋地区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财政部长同我所描述的“华盛顿六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见面。萨默斯也在受邀之列。

那是一个夏末的晚上,晚餐安排在白宫正北方四个街区远的杰斐逊酒店。我选择了一个离大厅很近的小而华丽的餐厅。我们先喝了几杯简单的鸡尾酒,准备坐下来进行晚餐讨论。那时我发现一个座位是空的。“劳伦斯·萨默斯不在,”我对其他人说。我猜测他可能被刚下的暴雨给困住了。“萨默斯在等雨停。华盛顿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边说边朝窗外望去,只看见大雨滂沱。

几分钟后,餐厅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紧张的满脸担忧的侍者出现在门口。我站起身快速走向门口。侍者说:“门外有一个奇怪的人,说他是来参加这次晚餐的。但是看他的样子,我在想我们应该叫他离开。”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湿透的人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进入了房间。那是萨默斯,他看起来好像被抛进过泳池一样。他从八个街区开外的世界银行冒着暴雨走了过来。那位侍者显然认为他是想找顿热饭吃的流浪汉。新加坡的财政部长看起来显得尤其困惑。萨默斯站在那儿浑身淌水,西服完全湿透了。容光焕发的他坐下来享用晚餐,仿佛不知道他的脚下正在形成一个小水洼。屋内其他的人坐在那儿满脸惊讶。

然而外表是会骗人的。尽管萨默斯的个人风格和社交方式都比较奇特,但他是我30多年来在华盛顿见过的最不具党派性、最理智大胆和最勇敢的金融官员。他是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只有萨默斯这个###任命的财政部长敢于挑战###党最大筹款现金来源—房利美的可疑金融杠杆行为。

几十年来,市场一直暗自认为,对政治上不可触碰的房利美,美国财政部会为其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抵押贷款的投资组合做担保。这使得这家公司能够以低于其他竞争者很多的利率借款,结果却通过鼓励过度借款创造了危险的市场扭曲。对萨默斯而言,党派策略远比不上追求政策突破—或者,没有更好的表达,就是老式的追求诚实的政策—在智力上的吸引力大。假若这样,应该把公司从悬崖边缘拉回,就像不到10年之后,应该把整个银行业从对次级抵押贷款的迷恋中拉回。

鉴于以上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对华盛顿的###党来说,接下来几年的问题是:新兴阶层斗争保护者会接管吗?还是克林顿派,包括虽然要求改革但仍支持开放市场的萨默斯式人物,会继续影响辩论?因为有迹象显示,克林顿所采用的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正遭到拒绝,美国将要经历一个比想象中更加弯曲的世界。

当然,克林顿的顾问们,如萨默斯和斯珀林,关于中产阶层没有充分享有全球财富机器所带来的好处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的金融体系中,工薪收入部门本身就在萎缩,中产阶层的收入不足以保证家庭经济状况不会倒退。这一问题不会因为政府所支持的任何项目而改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和有针对性的教育津贴。

此外,如果全球化继续下去,贫富之间的差距还将继续拉大。这是因为财富创造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宗教激进者问爱因斯坦:“你相信奇迹吗?”爱因斯坦回答:“我相信复利这个奇迹。”放到全球范围来说,如果政府避免毁坏全球财富机器,世界范围的财富就会呈指数级增长。

但任何理智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不会相信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显著增大无关紧要,差异增大就像一所政治和社会的纸牌房子,最终会倒塌。然而这次辩论并没有严格的条条框框。从历史上看,在美国,大规模收入再分配(想到70年代的高税收)会严重妨碍经济增长。结果会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弱,就业减少。此外,积极的福利干预计划则伤害了人们的自尊,使他们毫无成就感。这就是克林顿作为总统时为何甘愿再次惹恼他的某些政治同盟,而签署了重要的福利改革法,旨在帮助工作的穷人们摆脱陷入福利依赖陷阱所带来的屈辱感(同时保证真正有需要的人群的福利)。

最终,政治压力所造成的普遍不公平收入分配极有可能变得很难估量和预测,甚至更难控制。高度企业化的经济产生了赢家和输家。挑战最终在于如何大幅扩展赢家的社会基础。最好的方式是扩大投资阶层的基础。实际上,从长期看来,让更多的人成为资产持有者是挽救全球化的唯一政治方法。

对中产阶层来说,单纯依靠工资是不可能在今天的新型经济中致富的。此外,因为工资通常以某种形式跟GDP增长挂钩,美国政府需要使其测量经济的过程现代化。如今的官方GDP数字可能并不能充分反映经济的真实增长,因此工资可能在这几十年中被不公平地限制了。服务部门创造了70%~80%的私营部门GDP,而制造部门只创造了13%。政府对制造部门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性分析,而对服务部门的测量则令人不解地模糊。这是因为近半个世纪,政府只需要衡量制造业。只是在最近几年,服务业才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主导。所以50年前的测量技术不足以衡量新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工薪阶层则深受其害。

最近几年,全球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然而相对于拥有全球股票投资组合的人来说,工薪阶层并不能参与财富生产。他们身处劣势,没有办法从世界经济增长中获益。更加富裕的人可以购买国际股票和全球共同基金,充分参与全球生产力发展,而工薪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则不可能这么做。换句话说,由于金融全球化,股票市场投资的部分利润代表了对美国以外地区爆炸性未来增长的占领,而这是非投资者所不能达到的。因为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兴起,国家GDP和国家财富之间的联系也由此减弱,使得收入差距拉大。

这就是为何为了从世界生产力进步中充分获益,工新阶层家庭需要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长期投资。尽管市场不可避免地有起有落,但这却是真理。资本所有权基础需要扩大—通过鼓励工薪阶层家庭根据全球战略进行股票和共同基金投资的方式。

共和党候选人经常提到里根的名字,认为他是政治上近乎神话的完美的人物。但是里根过去作为一个###党人和工会领袖,如果不努力让所有美国人分享财富,是不可能在执政期间实现爆炸式财富增长的。本着同样的精神,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了所谓的“城市企业区”。这些企业区在衰退的市中心周边实施大幅减税或免税,以鼓励小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这一企业区法案是由国会议员杰克·肯普引入的。我很幸运能够领导员工层面的工作。作为共同发起人,我同南布朗克斯的######会议员鲍勃·加西亚一起工作,我们设计法案,然后向城市社区和其他特殊利益群体进行宣传。同时,我们也向里根推销这一观念。如今,企业区观念已经传遍了整个美国,尤其是在州和地方一级。

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2008年3月巴拉克·奥巴马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经济成功的核心来自一条真理:当所有美国人都做得更好时,每一个美国人才会做得更好;美国商业的福祉,其资本市场以及美国人民是密切结合的。”

这就是为何显著扩大所谓的投资者阶层的基础对于全球化的存活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何对于今后的美国税收改革,我都会建议废除对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市场投资的征税。我也将支持前###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和他的税收战略家吉纳·德普雷的建议,他们建议联邦政府给每个出生的孩子一个“美国出生权账户”。这一项目将给每一个新生儿一定数额用于投资金融市场的钱,以在日后使用。也就是说,在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将获得一笔财政款项,就像德普雷所说,“让下一代能够从几十年的金融复利中获取同高度富裕的人同样多的好处”。

当他们加入工作人群时,这些新的小投资家可以使账户增长,看着他们的收入进一步增加。通过参考可发现,5 000美元以7.5%的年复利率产生的收入将在65年后达到50万美元左右。对大部分天生不爱存钱的美国人来说,这一财务安排标志着长期财务困难和财务成功的区别。

英国正是有这样一套系统,给新生儿一个投资平台以鼓励他们成为投资家。该系统开始于2004年,英国的每个新生儿会从政府得到250英镑(约合500美元,低收入家庭的婴儿会得到500英镑,约合1 000美元)。让决策者吃惊的是,即使是在低收入社区,从项目2004年实施以来,家人和亲友们所贡献的钱也比政府的最初投资多了两倍。

在美国,每年有400万婴儿出生。如果给每个新生儿1 000美元,这也不过相当于联邦预算上的一个舍入误差。只需要为数不多的钱,就能让一整代人参与成为资本拥有者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这将创造新一代的拥有未来投资平台的投资家。

如今全球化的未来在政治上难以预测,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太小。同时,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结果是赞成全球化的政治基础最多只能说很薄弱。下面惊人的数据能够说明问题:根据纽约大学的爱德华·N·沃尔夫所说,如今40%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现金存款来支撑他们在贫困水平上生活3个月。一个四口之家按此水平生活那么长的时间将需要5 300美元的存款。

顺便提一下,美国的低存款率反映了财富分配不公的本质和对于美国经济可持续性的危险的信心膨胀。在过去的25年间,人们逐渐相信了那一幻觉,认为无论决策者们做什么,美国的低失业率都将一直持续下去—在后全球化时代金融动荡,生产疲弱和就业机会减少的世界,这一情况必将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失望。

然而,我们的大多数领导不是去寻求将更多人带入企业资本家体系,而是在玩政治游戏。一半人指责全球化,鼓励将危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鲁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阶层斗争政策。他们的政策主张一旦实施,会扭转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财富创造和减贫过程。使用煽动性的民粹主义言论已经使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而另一半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骄傲地提议以教育和员工培训的税收减免的形式降低税金。然而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40%的美国人并不缴纳联邦所得税(20%的人缴纳负所得税,因为他们从政府获得一定净收入),这些听起来很美妙的税收结构变化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决策者别无选择,只能设计一种具有创意的方式来大幅扩展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这是关键的历史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都需要更富远见卓识—就像19世纪的决策者们通过《宅地法》(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它将无偿给每一个有兴趣的美国人160英亩美国西部的土地)和20世纪通过《社会保障法案》时一样。

最终,为了保证支持新的全球经济的政治基础,决策者们必须集中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最清楚这一点的美国总统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林肯说:“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资本,值得获得更高的尊重。资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劳动力不先存在。”

1960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段著名讲话中主张“人力资本”应该是现代经济的主角:“我们各处的税法歧视人力资本。虽然这种资本的存量已经增大,虽然人力资本明显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一样会陈旧、贬值,并且需要维护,我们的税法却对此全然不顾。”

如今在税收政策上,华盛顿的两党决策者们在企业折旧的税收神坛前参拜,为机器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然而教育,在需要的情况下,包括人力资本的重新培训,被视为决策过程后的考虑,通常是最后一刻的权衡,作为政治掩护来使国会同意企业税款备付。我的观点是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税法不应该将机器的价值和荣誉放在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服务部门如今创造了70%~80%的GDP,“知识资本”甚至正变得比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加重要。

请注意,我不仅仅是说增加政府在再培训项目和加强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这些目标也很重要。美国的劳动者自身有时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全球竞争,而持续用新的思想再造他们自己的公司对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种超然的感觉并不奇怪,因为典型的工薪阶层并没有从新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任何金融收益。但还有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现象使许多人退缩。最近的研究显示,遍布全社会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正在凸显,以至于即使可以获得资金受到更高等教育,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却缺乏这种想法和口头技能,不能够向前迈出一步,以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一技能差距通常是来自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富裕的父母更鼓励培养思维过程和语言能力。不够富裕的家长则出于经济原因,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身兼两份工作。

然而,分析家布林克·林赛在《新共和》报上指出,如今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不应该被看做“一些玩得过火的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戏弄”,而是由全球经济的成功而产生的:“对现在的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经济在创造更多的富有成效地利用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却比能够利用它们的人要多……经济发展跑在了文化发展前面,结果是文化正在为提升灵活性踩下刹车。因此,与其抱怨经济体系,我们不如更好地帮助人们适应这一体系和迎接它的挑战。游戏的规则并不是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更有技巧的玩家。”换种方式说,我们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更好地激励社会,来找出某些方法帮助家庭提高技能。

乔治·蒙贝尔特在他的书《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 State: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中指出,人类和公司之间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的核心冲突。虽然这本书是针对英国,但它提供的教训同样也能很好地适用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今天的华盛顿,两党都专注于使用税收政策来帮助现有的大公司—通常是通过为资本资产支出提供更为有利的税收待遇。这没什么,但是更为重要的两个目标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培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技巧和激发新的风险承担者的持续创业创新精神。

美国国会专注于捍卫针对现有企业的税法的每一个剩余漏洞时,又采取了什么行动来促进充满活力和创意,还未存在或即将诞生的企业出现呢?这些还未诞生的企业是未来经济的就业、创新和繁荣的基础,但是它们却从未进入华盛顿的政策关注范围。

正如现在已经很明显的现象,我狂热地相信工薪阶层家庭希望能够赶上伟大的金融浪潮。他们希望从劳动力阶层转变成资本拥有者。他们希望在企业资本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们并不憎恶其他人的创业成功,只要财富创造和机会的大门仍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决策者们未能了解这些动态,我们可能就会看见一个全新范式的出现。全球的决策者们将会面临如何管理新的嫉妒政治的问题。并且,一旦产生,这些险恶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受到控制。这是一场表演的门票,演出中纸牌搭建的房屋会在我们眼前坍塌。

我希望同样清楚的是,美国的政治团体在拒绝克林顿的自由贸易、开放金融市场的议程时,正冒着给全球金融灾难创造条件的风险。首先,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信心的逐渐丧失,接下来是现金和信贷可获得量的萎缩,然后是持续的经济低于增长潜力的停滞时期。减缓的增长将会带来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阶层斗争言论和政策,而这些将会进一步降低整个国际体系对于美国的信任。这也是为何当如今的政客们胆敢在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上持不同立场时,他们应该记住通常大胆也可能是致命的。

尤其是美国正处在其经济历史的关键时刻。今天的政治家经历了25年非同寻常的两党经济成功。他们见证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可能被认为离奇的、近乎纯粹幻想的全球财富创造和贫困减少。然而他们现在正在玩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阶层斗争政策,而这些政策很有可能让一个包括里根和克林顿在内的广泛国际联盟付出巨大努力才实现的经济成功分崩离析。

尽管如此,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说管理全球化政治将是件简单的事。在全球金融体系结束了次级抵押贷款制造的混乱后,很可能没有人会是英雄,而不少人是恶棍。事实上,就如我将在最后一章中所展现的,只有那些具有非比寻常的远见和克制力的政治家才能够抵挡关于近几年全球银行部门不负责任甚至愚蠢的行为的政治煽动。的确,银行家们让整个世界经济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

如今的金融界危机四伏,领导者们必须盱衡时局。起初,领导者们需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来缓和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他们应该深入探究初露端倪的权益噩梦,制定一项全球战略来应对全球危机。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方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变暖与维持全球贸易体系之间所固有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并创造一种能够妥善应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风险和机遇的可靠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保护国际金融的流动性,同轻率的贸易保护主义斗争。

但最为严重的恐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领导者们必须改革如今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包括信用评级和配置体系。本书以2007~2008年信用危机所造成的金融恐慌开篇,所以我将以探讨这场危机的长期影响来结束全篇。2007年,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还款拖延问题的加剧,金融体系架构使一个本来并不严重的问题演变成了数十年来空前严峻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极大地动摇了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使全球数百万计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严重的生存困难。的确,金融市场最终恢复稳定了,然而根本问题却仍潜藏在表象之下,随时可能再次爆发。

我将要讲述的关于次贷危机的故事里没有任何英雄。2007年8月危机初现时,报纸头条就开始抨击无能的银行家们以及他们的表亲—永远居于幕后的信用评级机构。华尔街的很多分析师也纷纷指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为它在早几年将短期利率定得太低,而且维持时间太长,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它的反应又太迟缓。所有这些抱怨都只是针对一些枝节问题,反而将注意力从迄今为止对金融危机负有最大责任的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们身上转移开了。在赤裸贪欲的驱使下,他们精心编造了一个合乎法律但充满风险的方案来掩盖风险,结果几乎毁掉了整个世界经济。

如果金融全球化遭遇失败,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和它们的掌舵者将会受到最多的诟病。丑陋的事实摆在眼前,正是他们的行为让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岌岌可危。

人们普遍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仅仅是由于全球房地产泡沫破灭。他们的推理如下:柏林墙被拆除后,全球化的传播所创造的繁荣加剧了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内的竞争,结果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工资缩水,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降低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利率下调。而当抵押贷款的利率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很多发达国家的家庭就开始疯狂地买房置业,逐渐产生了大范围的住宅市场泡沫。随着泡沫持续增大,贷款机构对于那些偿还能力远远不足的人也提供次级抵押贷款。而后来当长期利率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回复到较高历史水平时,这些贷款者愕然发现自己已深陷财务危机。

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其实并未将事实和盘托出。在正常情况下,当美国次级贷款风险敞口仅仅为2 000亿美元时,在当时总价值为数百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吸收这点房地产泡沫对于世界金融系统来说绝非难事。在几个月内,金融市场可能会不稳定,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正常。很明显,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状况,应该还有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危及了金融市场的完整性。而“其他状况”就是银行和投资银行建立的一个十分可疑的双重系统,其试图隐藏大量的市场风险,包括抵押贷款风险。

因此,我将要叙述的是一个关于贪婪、伪善和绝顶荒唐的故事。这是那些银行家不愿让你们知道的关于2007~2008年信贷危机的故事,而这次危机是由未能意识到所发生一切的所有监管失败导致的。

故事起源于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此后,全球的银行神气十足地加紧了对于对冲基金的信用监管(对冲基金通常向银行贷款,通过杠杆将大量基金用于交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银行对于自己的交易平台却采取了一个宽松得多的风险管理标准。毫无疑问,银行风险激增。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银行模仿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做法,开始了越来越危险的赌局。

对于银行风险,金融体系是有防范措施的。例如著名的巴塞尔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就有硬性要求,如果银行想要提高风险等级,那么它必须将更多资本作为抵押,而不能用于投资。巴塞尔标准的提出无异于为维护全球银行系统的整体性上了一道政策保险,包括银行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及民众使用的其他一些金融工具。但是这个国际性标准也给银行出了一道棘手的选择题:银行要么选择高风险和高回报,但必须储备更多非投资性资金来应对意外事件,要么选择低风险和低收益,但是相对能有更多资本用来投放市场。银行没有接受任何一项选择,而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为了在巴塞尔标准布下的两难僵局中进行迂回战,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建立起一种双重市场。几乎每个大型金融机构都设立了独立于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以赫赫有名的花旗银行为例。包括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内,外界对于这个大牌公司所了解的,都仅仅是可见的、账面上的风险。而外界一无所知的恰恰是花旗所设立的独立于银行母体之外的隐秘的金融工具(通常叫做导管或者结构性投资工具)。

严格来说,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所背负的丑陋债务一般不会显现在母公司的账面上。然而,让母公司也大跌眼镜的是,在国际市场交易者们眼里,表外工具和母公司却是一脉相承,声名共享,而这是银行家们始料未及的。规避风险的努力最终铸就了一颗定时炸弹。

但是为什么银行要设立脱离其管控的工具,还不让母公司作为主要受益者出现在这些次级工具的资产负债表上呢?答案归结为一个词:贪婪。银行和投资银行创造了自己的私有市场—一种自动的,合法的,能产生大量利润的“倾卸场”。

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传统做法是,银行借给买房者资金,然后在贷款期限内持有抵押物。该贷款期限内,银行承担抵押风险,然而在全球化的新经济中,银行采用了一个不同的系统来处置风险问题。它将所有贷款集中到一起,并将整笔贷款分成若干份,叫做“利息收益流”。换句话说,如前面所提到的,银行“保护”了贷款,到国际市场上廉价卖清了经过重新包装的单独收益流(现在叫做抵押支持证券)。这些银行同样也鼓励它们旗下的独立金融工具来购买这些抵押支持证券,而其中有一部分便是评级为次级的抵押贷款。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向其独立的投资工具出售换装后的抵押支持证券而大发横财。

然而事情却自此开始复杂化了。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将刚刚买入的抵押支持证券作为抵押物,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在国际信贷市场上借款。商业票据历来被视为一种相当安全的债务投资形式,作为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中枢而被广泛使用。

2007年,国际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国际市场也随即对商业票据失去信心。这使得很多表外工具瞬时深陷财务危机。不久以后,它们的母体银行和投资银行自身也难逃厄运,因为全球交易者们再次将母体银行与独立金融工具同等对待。金融股票崩盘。随着商业融资难度剧增,全球信用体系失灵了。受美国经济影响,工业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在2008年年初也开始走下坡路。

而此时的银行却专门采用了一种新的、充满风险的商业模式,可以说,在这种模式下,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整个游戏。银行一旦将证券化的抵押债务卖给表外工具,就不再面临任何风险。作为有权决定给谁贷款的施贷方,银行却不再与贷款方有任何联系,也不担心他们是否还得起这笔贷款。与其作为风险管理者的传统角色相比,这种模式下的银行家们积极进行着风险分散。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没有风险的风险”,同时还能攫取巨额增值利润。

当这种危险的走钢丝表演真相大白时,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才发现自己其实更傻。例如穆迪和标准普尔等机构对银行进行常规审查时,总被它们账面上显示的良好财务状况唬住,全然不知其与独立的表外金融工具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大多充斥着次贷风险。让问题更严重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将表外工具发行的商业票据定级为“高度安全”。它们认为,既然债务是有保障的(并且因此被多元化)且与房地产挂钩,那么就不会崩溃。它们笃信房地产的价格不会下跌,至少不会在全国普遍下跌。

从金融角度来说,银行认为它们已经达到了极佳状态。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前几个季度中,某些大型银行的净资产收益超过了30%,这在银行界实属罕见。在那一时期,全球顶尖货币经理们囊括了这一收益的一半。为何监管者和评级机构从未质疑银行家在没有耍诈(表外风险敞口、危险的融资杠杆)的情况下能够如此成功,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种金融法则与美国大学评级体系非常类似。每年,各个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们都关注着各大学的评级结果。首先要看的就是各个大学的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AT)的平均分数,以判断该学校的总体水平。这听起来似乎挺严谨,除了一件事—很多学校呈递的都不是完整的成绩单。它们轻轻松松地抹去了一些特殊学生群体的成绩—运动员、少数族裔,或者一些有缺陷的人。这样一来,光鲜亮丽却误导人的成绩单就诞生了。意图可能是良好的—告诉那些普通中产家庭的白人学生考取这个学校的成绩要求。然而这完全是虚假的,对那些遵循规则提供准确和完整测试结果的机构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从这点说起,次贷事件听起来就不陌生了。由于全球化网络的紧密联系,当俄亥俄州的人还不起次级抵押贷款时,德国的一家银行立马会陷入困境。该银行在美国没有分部,但却拥有大量买进的评级很高但最终可疑的美国商业票据。

欧洲的金融监管机构,同它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也对于所辖银行旗下那些坏账累累的表外金融工具浑然不觉。突然之间,全世界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都因为美国证券化债务的牵连而暴露于高风险中。通常人们认为高度安全的资金突然饱受质疑,严重的信用危机正在全面爆发。

次贷引发的危机一大恐怖之处在于:尽管中央银行努力采取措施以逆转局势,发达国家的信用市场却仍在收缩。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哮喘病人,进入肺部的空气持续消散,喘息中的经济也渐渐窒息,急需氧气供应。

如同预期一样,各国政界都抓狂地搜寻快速救市的良方。2008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税收刺激计划,意在遏制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整体经济混乱局势;一些政治家建议将抵押贷款利率“冻结”5年;由美联储开道,很多中央银行都积极响应,大幅降低了短期利率;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前瞻性地首先着力解决了紧急问题—数百万美国家庭即将流离失所,需要政府救助。他们同样也深知整个金融体系正面临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因此,无论国会如何焦虑绝望,危机仍在持续。由于缺氧,喘息着的经济已由甜菜红变成深蓝色。逐渐清楚的是财政和货币疗法已不能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核心完全就是对于金融架构的信任危机。这一关键性问题其实早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爆发前就酝酿已久。这个问题就是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的对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信心的丧失。国际金融策划师哈拉尔德·马尔姆格伦曾经给这些有价证券,包括抵押支持债券、信用违约互换(一种抵押债务的保险单),以及一系列的信用衍生品,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信得过资产”。如果把全球经济的信用配置比做血液流动,那这些证券代表的就是其中最核心的动脉。而次贷危机引起的信心丧失,造成了这条动脉的严重血栓。

在第2章中,我描述了在风险评估和企业资本配置中,证券化如何演绎了其不可或缺的罪恶角色。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金融操作,它作为双刃剑,一方面推动了全球经济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危害了全球经济生产力。次贷危机爆发后,信用市场的削弱让人大跌眼镜。这是因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实质上经历了一场买家的“###”。这使全球交易者对手中持有债务工具颇为不安,这些证券的价值只能由信用评级机构来评定,这些机构由于通常依赖数学模型,而不是对资产信誉直接验证,其评级成功的历史记录少得可怜。这场信任危机立刻给全球经济的信用市场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金融体系赖以存活的输氧管道几乎完全堵塞了。

马尔姆格伦用更多的细节描述了那种形势:“在过去的10年中,有大量客户购买资产支持证券,包括公共和私人的养老基金、当地政府的财政主管、保险公司、外资银行及资产管理人、信托机构,甚至对冲基金……然而唯一能衡量这些证券的风险和价值的途径只有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在监管限制的指导下,很多买家,特别是养老基金,一贯追随评级机构的标准。2007年春天,一场慢动作的火车脱轨事故却正在发生。每况愈下的评级结果完全背离了最初的结论。那些手持资产支持证券的买家现在只剩下了不能变现的资产。”

这起脱轨事故让那些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导们惊慌失措。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一时的信任缺失就会导致作为全球信用体系主动脉之一的资产支持证券一夜之间失去流动性。然而对于这些复杂金融工具的不信任仍在全世界蔓延。而这个苦果恰恰源于这些金融机构没有全面分析它们所从事交易的潜在风险。

这段时间里,美联储官员们奉命救市,更加激进大胆地降低短期利率。由于担心重蹈日本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失去的10年”开始时所犯的错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迅速大幅降息,其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史无前例。虽然货币政策的实行能暂时稳住更大范围内的金融市场,争取到时间,然而降低利率的举措却仍然无法挽回投资者对于与贷款方毫无关联的施贷方金融投资工具的信心,也无法迅速恢复其对于这种将金融风险转嫁给神秘的表外工具的体系的信任。

2008年3月中旬,美联储官员陷入恐慌。大幅降低短期利率和其他直接向银行注资的方式都收效甚微。更糟糕的是,著名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已经濒临破产。美联储官员指出:在当前的条件下,如果这样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破产,将可能危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并造成股市暴跌,全球性经济崩溃也就不远了。美国经济已经濒临衰退。而那时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其深远影响可能要到数年后才能被充分了解。3月16日,圣帕特里克节的周末后,美联储将贝尔斯登和其他一些所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收归政府安全体系之下。在此之前,该体系都是专为美联储所监管的银行设立的紧急救助站。不仅如此,美联储还为贝尔斯登敞开了“贴现窗口”。“贴现窗口”设立于大萧条时期,专为银行提供紧急贷款,而不论它们的抵押品资质如何。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美联储强制要求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同时美联储以获得贝尔斯登的290亿美元不良资产做交换,向这家深陷困境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提供借款。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这个决策:美联储原则上似乎为包括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提供了这项政府保障,同时美联储和其他一些管理机构可能会承担更重要的金融市场监管任务。鉴于金融危机的急迫性,尤其是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绝境,也许美联储别无选择。然而这顶宽大的政府保护伞最终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对于贷款会起鼓励还是抑制作用,还有待观望。在一个受政府保护的体系中,一些管理机构需要维护公众利益。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众多监管机构在风险评估和把握资金流动性问题上并没有留下任何辉煌战绩。难道一个新的巨型美国监管机构,不管设立在哪里,都能够做得更好吗?金融市场中那些万能的巫师们总能够发明出各种合法的手段来规避监管限制。如果有一个新的美国监管机构,我想很多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和其他一些更加灵活的金融实体可以轻易地在国外从事金融交易。美联储或其他监管机构的职员可能会成为一项新的复杂决策流程的一部分。

《华尔街日报》的格雷格·伊普曾做过报道—“美联储被委以也许无人能及的重任:预先识别并防范危机”。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当复杂的衍生工具进行监管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这些回报丰厚,冒着存亡风险的金融机构犯了错,靠美联储就能纠正吗?”

事实是次贷危机爆发时,所有的监管机构职员都在关键时候麻痹大意了,但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他们。一个本分的政府官员无论如何也斗不过那些诡谲又擅长发明创造的金融巫师,还有他们那些打从监管条例一出台就立刻搜寻合法对策的精明律师。当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年薪为14.3万~21.6万美元,而高盛集团里最初级的决策师,其每年的酬劳都是以百万美元计算的。2006年,高盛员工的平均年薪为62.2万美元,某些行政助理和秘书也能赚到20多万美元。

然而现今的危险却在于:监管者在金融危机中被发现疏于监管,为了补偿,他们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监管。在金融市场上,过度监管对资金的流动性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对美国来说,过度监管会进一步削弱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监管过失会使已经受损的信用环境恶化。同时,由于那些活跃的投资者会选择将资金转移到管束较少的市场上,过度监管由此也会进一步削弱美元。

美国金融服务业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觊觎,也是美国能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少数几种产业之一。坦白地说,这些国家巴不得看着美国金融业死在过度监管的囚衣下—被束缚使其优势尽失。但话说回来,如果不像做手术一样精准地进行提高操作透明度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改革,避免危及更大的金融体系,那么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就真的命悬一线了。而美国的银行和投资银行在亟须改革的体系里真的是表现拙劣。很明显,我们需要一个将证券化资产的定价标准化的平台。我们同样也需要提高透明度的工具,以及加强对于市场风险和过度杠杆作用的实质性认识。独立的表外金融工具则应完全杜绝。

在次贷危机爆发时,一些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条件反射般提出:对金融监管工作的严格审查将使整个金融体系面临解体的危险。即便一些经济全球化的大家,包括著名学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和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也从一开始就警告说,我们在深入充满变数,有时还很脆弱的全球金融市场时一定要高度谨慎。虽然没有两家投资银行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贝尔斯登被收购的前两个月,摩根士丹利的杠杆比率为32.6∶1,已经相当接近贝尔斯登32.8∶1的高比率了。美林和雷曼兄弟也使用过类似的杠杆比率。

左派人士的观点同样偏激,他们激进地认为2007~2008年的信用危机正好铺开了红毯,欢迎美国政府接管金融体系。看来这些狂热者们好像忘了,在相当大程度上,这场危机正是由于美国政府没有能力识破金融市场阴谋家及其律师的欺骗。次贷危机暴露了政府与生俱来的弱点:它们没法了解不断进化的市场。

此外,令人憎恶的现实是:没有方法能迅速摆脱全球的信贷体系所面临的两难的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如此危险的地方,充斥着经济刺痛。重建对于如今的“信得过资产”的信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不幸的是,即使是在重大改革之后,在这些复杂的金融工具上重建信心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显然,世界上的银行以及投资银行需要发明一种用以了解资产支持证券的新框架,让它们更加透明化,从而更方便全球市场交易者们定价。但是要实现信贷的回归和主要市场的流通,并不是某一种快速简单的方法就能做到的。同样,如果不能建立对于这种资本配置新举措的信心,经济也不能实现繁荣。

世界上,各国财政部门开始威胁将限制那些复杂产品的使用(包括资产证券化),而这很可能会导致全球信贷市场的进一步崩溃。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调查抵押支持证券的建立过程中是否存在商业诈骗。纽约总检察长已经就发行抵押支持证券的企业是否存在证券欺诈展开了调查。

一个好消息是,关于金融产业的更多调查能够产生更高的金融透明度。但是不好的方面是针对金融市场的政治###会火上浇油。金融市场的运行者本应该集中他们所有的精力对他们的资产投资组合进行重新定价,并将全球信用市场还原到一个更健康的状态。可当他们开始拼命工作却是为了避免被提起犯罪诉讼的时候,全球经济将会更糟糕。美国的决策者们被置于进退两难之境。美国的金融服务部门成为了全世界的主导正是得益于其西部牛仔式的作风,它总是把风险封套推开并对市场变化迅速做出反应。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这个体系对美国的一场“企业文化复兴”做出了贡献,它造就了一段时期的经济繁荣,而这种繁荣如今已经随着信心的衰退和经济的不景气一起变暗淡了。但是这个相同的金融体系的本质威胁到了数百万中低收入房产所有者的经济福祉。如果美国资金不足的金融部门隐没于黑暗中,而当今主张阶层斗争的政客们以打击金融部门来作为回应,丝毫不提其将对创造就业和经济机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危险便会降临。

事实上,这场全球信贷恐慌秀将会以某种形式持续一段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将面临超过1万亿美元的信贷问题。而这个数字是基于现在已得知的情况。唯一清楚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少了杠杆的调节,更多银行资金被搁置以及伴随着其他新的后次贷约束,整个金融服务产业的收益水平将会降低。更难以确定的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全球性信贷紧缩。历史上,极其严格的信贷限制会使经济下滑转变为更加严重的问题。这种问题的症结在于:次贷危机即将发生的时候,银行收缩了信贷业务并戏剧性地开始减少贷款—不仅针对它们的客户,而且它们互相之间也会如此(提高所谓的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利率)。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利率受中央银行的短期利率影响也将降低。换言之,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降低了它们的短期利率,但是同业拆借利率却升高,限制了对经济活动的信贷。

以上这些并不表明陈旧的商业模式不需要被更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除了缩短产品链和反向杠杆融资,别无他法,银行业务方面也会发生变化;而那些缩紧银根、进行商业储蓄,并拥有忠实消费者的公司则将获利。金融家们将在更低且更为稳定的资产回报率基础上寻求资金回报。然而,更加难以确定的是这一变化的金融市场范式对宏观经济的潜在消极影响。

据《华尔街日报》称,从1996年到2006年,金融企业的盈利以每年13.8%的速度在增长,而非金融企业增速仅为8.5%,因为美国金融服务业大大得益于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2003年,金融服务业曾一度占到美国股票市场收入的30%,或是美国企业收入总额的40%。不可否认的是,这样高的比例一方面反映了对杠杆的过度利用,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在2007年大规模冲销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后,金融服务业仍占到市场利润总值的20%,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美国的决策者们做好准备面对金融服务业失败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了吗?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曾在他的《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一书中提到,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关键在于其金融体系。金融业的资本化程度越高、发展越快,越有利于全面繁荣。说“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在于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对企业家创业初期的融资进行严格的审查,金融体系几乎就不大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管。普利策奖获得者丹尼尔·耶金近日曾提到:“简单全球化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家的力量将再次凸显。”

我担心的是,长期来看,次贷危机将使国际金融体系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相对放缓,金融体系监管趋于严格,从而使企业风险投资和增长方式受限。另一方面,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并享有大量存款,它们将采用被西方在政治上逐渐忽略的不受约束的离岸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以及其他投资工具来实现进一步扩张,并全面控制世界经济的其余部分。结果就是,伴随着制造业掌控权从工业化的西方世界移至太平洋沿岸,亚洲会获得压倒性的金融优势,这一转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得多。

由于太平洋国家处理全球变暖问题的方式比西方国家宽松,这种增长的优势因此会得到加强。同样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由于信贷限制和金融去杠杆化,全球性的经济发展在未来5年可能会放缓。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或许这就是信贷市场形势如此重要而无法交给监管“警察”的原因,因为他们无法充分认识消极的宏观经济,也无法从为数不多的政府干预中得到市场启发。很明显,接下来的几年需要从公共或私营机构里精选出一支金融政策的脑外科医生团队,获得国会中一些重要和睿智的领导的支持。是的,国会中的两方都有一些充满智慧的领导。但在如今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里,他们会不会愿意合作以达成负责任的解决方案,这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出现新一轮的 “萨班斯·奥克斯利事件”,这种事件出发点虽好,但往往起反作用,造成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如果用于应对此次的次贷危机的第二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仍旧像之前那部萨班斯–奥克斯利金融市场改革法案一样,结果可能会使美国的银行业严重边缘化。未来的美国公司将不得不依赖于欧洲、日本和中国的银行进行融资。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将会重蹈美国汽车工业的覆辙。

在次贷危机发生之际,当有人问起我金融全球化的未来(是的,在华盛顿的宴会和聚会上真的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总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我总是回答:“去问舒默!”这里的舒默,是指纽约###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在美国国会,他并不具最老资历,他甚至不是委员会主席,但是舒默是典型的国会领导者,因为他总能提供有效的监督,避免监管处方杀死病人。

他是华盛顿###党对冲基金组织的一员。这些年轻聪明的自由主义者因为金融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而开始逐步掌握权力。如今,他们也和共和党人一样尽可能多地赚取对冲基金以及私募股权政治献金—如果不是赚得更多的话。他们都经历过痛苦的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史上最繁荣昌盛的25年间成年。他们也从历史中得知前一时期的全球化市场是以全球化的大逆转而结束的。

在我看来,舒默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关键领导者。他比大多数人更能理解在金融系统中出现的危险。他足智多谋,口才良好,能够缓和那些干涉主义分子的激进行为,阻止他们把当前的金融困难变成一场完全无法想象的噩梦。或者说,在整个世界继续考虑改革这个体系的同时,他也能慎重地在暗中破坏金融全球化。

我之所以认为这位参议员重要,一个原因是某种意义上,他是最初全球化的一部分。我第一次见到舒默是在1988年,当时日本的金融实力处于鼎盛时期。我那在财务省工作的老朋友内海诚(我在第5章描述过的东京策划会议上的那位)有了一个想法。国际派的财务省官员们试图跟随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步伐,开放金融市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派的官员们却抵制这一做法。那些金融机构也一样。内海诚说日本财务省将不会反对某些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议员来日本进行劝说。这一想法是通过对金融自由化的讨论打破僵局。但是,日本财务省应该正式邀请谁去呢?

我和当时的一位商业伙伴,理查德·梅德利给他提供了两个人选: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克·加恩以及来自###党的舒默。他们完全不一样。加恩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保守的摩门教徒。舒默是个年轻、性急的自由主义犹太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结果他们两个互相看不惯对方。这也是为什么内海诚问,如果我们可以帮他忙的话,能否陪同这两位立法者一并去日本。我们这样做了,顺便还带上了我们的妻子以陪伴他们的妻子。

几乎从起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确定:舒默是个非常有趣的伙伴。如今,作为美国参议员,他被认为是2006年###党接管美国政权的幕后策划。而那个时候,舒默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国会成员—高、瘦,留着向后梳的黑发,显得非常精明。作为国会成员,他似乎想做一些改变。那意味着为资助了他的政治生涯的华尔街利益服务。

舒默的职业生涯自此起飞,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与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人士见面之后,很显然,在美国方面,舒默将承担起责任。让我惊讶的是舒默能够敏锐地感知金融市场的运作。早在“全球化”这个说法出现之前,舒默在会议上和会议后就已经提出了金融全球化的意见。他对在###党内仍然得到大量支持的陈旧的贸易保护主义完全没有兴趣。

至今,我仍记得舒默某次陈述的具体言辞。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说话就像保守的鼓吹自由市场的杰克·肯普:“通过开放日本的金融体系,全球金融馅饼会增大,因此日本和美国金融机构都会从中获利。”舒默继续细致地描述了即将到来的金融融合的充满活力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将把全球经济推向一个繁荣的新高峰。

在此期间有一刻非常让人吃惊。某晚,舒默在某个鸡尾酒招待会上向整个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发表了一段感谢性的致辞。到场者包括各个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以及日本经济发展巅峰时期的全部资深内阁成员。舒默告诉大家他非常荣幸能够造访日本,希望整个体系能够对国外的金融机构更加开放(包括允许国外机构在日本股票交易市场拥有更多的席位),然后他邀大家举杯共饮。面对着日本最有力量的这群精英,当他把酒杯高高举在空中时,他骄傲地称美国为“大哥哥”,而日本为“小弟弟”。

日本人马上觉得被冒犯了。日本人的反应很微妙,但很迅速:我们的妻子,原本站在整个招待会会场的中间听着演说,马上就被要求移到房间的角落。她们最后站在休息室入口附近,那个地方被认为更加“合适”。

一分钟以后,Setsuya Tabuchi—也就是当时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的主席,拍了拍我的肩。他那皮肤近乎古铜色的坚韧的脸上挂着十分诡秘的微笑。他60多岁,看起来像个在上千次战斗中拼搏而且生存下来的武士,总是穿着双排扣的西装。他手中的一小截烟就像架在三根指头上的鱼雷,有点像里根总统的主要战略家约翰·P·西尔斯的风范。

他没有用翻译,用英文跟我慢慢说:“那个国会成员关于‘小弟弟’的台词是你们的主意,对不对?如果你们污辱大伙,事情就松散了下来。非常聪明。人们会气愤,但最终他们会开始磋商。”说真的,我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而且,我几乎能确定,舒默也不明白。我所能够确定发生的,仅仅是老套的社交失言—但它却奏效了。

尽管程度有限,但日本的金融系统立即开始对国外投资公司敞开。股票交易市场上也多了一些席位。哥哥和弟弟都繁荣昌盛起来。(整个过程并不是完全顺利,因为日本的银行降低了利率。这一行为也降低了日元因为市场自由化导致大量资金涌入而突然升值的风险,但是从那以后却也引发了非常危险的资产价格泡沫。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包括来自于美国财政部的压力,都让日本的这项政策作用受限。)

在此次日本之行中,查尔斯·舒默在对于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支持中饰演了一个关键角色。金融的全球化未来取决于他以及其他关注全球化进程的政治家和官员们的意愿,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为负责任的控制措施提供政治上的保护,以恢复对于这一体系的信心。

然而,对于###党对冲基金组织中的那些华盛顿精英而言,挺身保护整个金融体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是因为美国的孤立主义态度以及对于进口国外产品的不满情绪都在增强。但另一原因在于:尽管努力进行改革,我们逐步改进的金融架构可能还是无法充分应对21世纪全球化金融市场所诞生的复杂产品。结果,令人恐惧的有如过山车式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已经产生了,有时它是如此恐怖,以至于人们都希望逃到床底下躲起来。金融全球化可能是一个非常高产的方法,用以配置企业资金和创造财富。但同样,这也是一个充满了极端不稳定性的体系,缺乏一系列广泛的正式,甚至非正式的关于金融道路规则的理解。在经济衰弱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很难不去煽动大家对付恶棍。

此外,国会的监督者们可能会因另一个理由而变得胆怯:很难准确知道应该对银行采取何种措施。虽然那些贪婪的银行家表现得非常不负责任并把全球经济推向了层层险境,但是对于世界而言,银行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银行垮掉,世界经济和金融系统也就随之消失了。因为一旦我们摧毁了创造性和风险承担部门的现金供给,整个经济体系都会遭殃。

历史上任何一部关于经济萧条的文献都是围绕着银行破产倒闭而写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球金融恐慌中,中央银行家立马会担心一件事:民众可能会将大笔现金从银行系统取出(或者是现金从一个稳定经济体中的普通投资工具被转移到严格意义上的临时政府证券)。如果对未知状况的恐慌导致大量取现行为发生,整个银行系统的存在将会受到破产、无力偿还等因素的威胁。因此,即使是国会中最聪明的成员拿的工资,相对于应付如此重要和困难的挑战而言,都不算多。

在新的全球经济中,控制银行危机已经变得极其困难,因为恐慌往往犹如暴风骤雨般瞬间来临。如今金钱的流动极其迅速。甚至在20年以前,一个人需要拿起电话打给其经纪人或银行家来调动资金;而如今,所有事情已经简单到仅仅需要按下电脑键盘上的某一个键就能完成。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慌乱中立刻按下那个键从银行中提取存款,那么银行的负债将会因速度和数量骤然提升而难以控制。

在2008年3月,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将其纳入银行安全网络,整个金融系统也因此仿佛进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中央银行家举步维艰,因为过于慷慨而且宽泛的政府安全网完全能够将整个金融系统搅乱。政府保证所有金融机构的投资,这听起来很英明,但可能并非如此。那是因为,正如我们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所见,那些金融机构为了自己能够顺利脱险变得一点都不负责任,对于其他问题置若罔闻。这种行为可能会增加一系列无止境的金融泡沫,进而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而严格的监管限制会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贷款量的急剧缩水。如果政府保证犹如万金油,那么诸如房利美这样暗中享受了多年绝对保障的公司,在2007~2008年的信贷危机中应该会一帆风顺。但是相反,它和其他与之类似的公司机构成为了危机中的重点受害者。

在新的全球经济面前,决策者极度需要共同就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本质进行前瞻性思考,同时也要整体考虑存在的风险因素。就像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尔德·科里根在某一次讲话中指出的:“你不可能把整个宇宙都给保护起来。”你不可能排除所有的风险。威廉·塞德曼,美国金融市场管理部门的权威,则换了一种说法来表述:“应该让一位受到神灵指引并且极其厌恶政府干预市场的天才来运营这个安全网络。”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如果我们要拯救新兴的全球经济,决策者就必须把握时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政策界—包括中央银行家、财政部门的官员、重要政府监督人员、资深智囊团顾问,以及政治领导层的相关成员—需要重新搭建世界金融框架,进行如“金发女孩”般的指导,既不太温和,也不太强势。赌注已经不能再大了。毕竟,如果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发达国家主要调节机构都很难弄清楚次贷危机中真正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相信它们会了解一场恐怖袭击对金融界造成的影响呢?如果是一场完全针对金融系统本身的袭击呢?很明显,政界应该着手制订更有效的国际应急计划,而且要快。

为了防范各类金融危机,政策界同样需要建立“高瞻远瞩”的金融学说,或者至少是一系列非正式的共识。这一学说,无论正式与否,都必须包含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实现更高的透明度。决策者必须如同实施外科手术般进行精确的全球改革,避免威胁到作为财富生产力量的更广泛的金融体系。这需要不同寻常的想象力,正如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出现的经济“大思考家”一样。这些人设计了一套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了之后60年的和平与繁荣。如今的决策者需要具有同样大胆的思维,并且要告知公众他们已经建立了恢复经济稳定的新的金融学说。

在与自由市场的合作中,决策者需要设计一些方式来更好地报告金融机构在运用复杂的高杠杆金融工具时所承担的市场风险程度。由于金融产品在证券化的过程中都被捆绑起来,为了剔除暴露出来的金融毒害,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给受到保护的金融产品暂时松绑,以克服法律和税务方面的限制。同时也必须有某种新的平台,使证券化金融产品的定价更加标准化。

另一方面,决策者需要设法改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一个办法是把这类机构的部分收益同其表现联系在一起。在当前的系统下,除了声誉和利益上的影响,信用评级机构基本上不会为失败付出任何代价。此外,它们也无法享受到成功和准确评级所带来的好处。有些国会议员提议政府接管这些机构。对于任何对全球市场略有了解的人来说,这样的行为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与私营信用评级机构的专家相比,政府官员更难以与如今世故圆滑和复杂深邃的金融市场奇才相抗衡。

政策界同时也必须解决全球经济中的国有银行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德国、中国、法国还是意大利—这些问题都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弱点。比如,2007~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德国的中级市政和国有银行代表了“政治银行”的最糟表现。这一系统一直隐藏其次贷风险,直到为时已晚。随着这些机构的倒闭,它们只能被大型的独立银行所接管。国际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将这些国有银行系统转移到全球银行专家查尔斯·达拉拉所说的“市场化的更健康的根基”上来。当然,市场化的银行也存在问题。它们也做过一些很愚蠢的事情。但它们不会像国有银行那样听从于政府的直接政治领导。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在恢复经济上的失败正是因为其银行在政府决策者以及政界精英的指导下,没有及时清理掉它们资产负债表中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如果银行当时能更加独立,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从一个更广的角度说,如今的政治领导者需要清楚,即使所有必要的金融改革都到位了,财政上的透明度增加,并且对于财政架构的信心回归了,世界经济将仍然有可能陷于危机之中。当然,各种威胁也会存在:恐怖主义,天气和气候的变化,以及即使努力进行财政改革,金融恐慌仍然增多。但是对于世界经济秩序最终的威胁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自身出现问题并崩溃,从而难以为继,使世界回到犹如20世纪70年代那样一个长期的经济萧条状态,也许情况还会更糟。

一些专家指出,全球化进程,特别是金融全球化进程,以及前几十年巨大的财富增长,可能是得益于两种也许不会再次出现的发展:首先,60年间没有出现世界范围的军事冲突;其次,计划经济模式的全面崩溃。这种崩溃也许一次性释放了被压抑的创新能量。因此,这种理论认为,前几十年中全球化进程的成功不太可能被复制。

相当大一部分主流舆论领袖开始质疑全球化的基础。例如在《外交》中,拉维·埃贝德拉尔和亚当·西格尔指出:“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家及其选民们对于资金、货物甚至人口自由出入于他们国家的边境越来越不安。而最具全球性的产品—能源,也再次成为了资源民族主义最炙手可热的目标。”我愿意补充一点,那就是即将出现的亚洲和西方世界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争端可能会威胁并严重减少对于全球贸易体系的支持。

近几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鼓励发展经济以改革金融机制,让外国投资资本穿越国界自由流通方面变得越来越冷淡。导致这种消极行为的原因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透明度,同时也缺乏足够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运营。因而外国投资资本很容易就流失了。一旦发现麻烦,就会发生大范围的撤资,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留下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阻止随之而来的危机传播到影响更广的全球金融体系。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由世界各地政府经济学家所组成的,总部设在巴黎。它同样也收回了早先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支持。世界两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实际上已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警告,提醒它们太快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

如果所有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都不支持金融全球化进程,谁还会支持呢?我相信唯一的答案是,一群具有改革勇气和卓越远见的政治领导者。他们将来自社会公共部门或者私营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和政治领导层的主要责任人。他们会挺身而出,向所有人阐述自由贸易和自由化企业资金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一旦崩溃所带来的严重的消极后果。

同时,全球化进程终结的迹象已经随处可见。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开始失去其影响力。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保护农业和其他某些产业方面持续它们的虚伪作风,而不顾陷入困境的多哈回合国际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全球贸易走到了尽头,而是意味着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不信任普遍自由贸易,这对于全球化的未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在直接投资上,中国现在正在审核来自国外的收购兼并申请,大幅增加了受保护的资产数量,理由是出于“经济安全”、“核心产业”或保护知名品牌的考虑。这同中国企业试图接管优尼科以及迪拜港口世界争取接管美国数个港口的运营权时,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保护行动一样。这些变化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资本不会永远自由流动。

保护主义、宏观经济弱点以及越来越明显的经济不平衡的威胁导致市场更加动荡,这让一些人认为世界正在步入严重的经济下滑,抑或是经济崩溃时期。我的朋友中前忠志被誉为日本最为卓越的独立经济分析家之一。中前忠志提出了“中国崩溃”的假想。他指出,整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个长期产能过剩(生产过量)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在制造行业,最终波及服务业。由于政府,特别是亚洲政府,会加强对于经济的调控,中前忠志预测一场新的“反里根革命”已经迫在眉睫。

中前忠志认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在亚洲)不计后果地持续增加产能(不是出于市场需求,而是由行政法令导致的大量生产过剩),全球经济将遭遇更严重的自然资源短缺(铜、锌、铁矿石、原油等)。加上产能过剩的问题,自然资源价格的上涨必然会持续出现,尽管其价格会间歇性回落。这最终将导致生产过程中内部收益水平的大幅下滑。

如之前所说,由于制造业的停滞,那些新兴市场将会尝试发展服务业,正如20世纪###十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做法。日本也会强势介入服务业。印度已经这样做了,结果必然导致供给过量,进而使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保护主义首次同时升级。

对于中前忠志,最有可能发生的假想是当亚洲经济陷入国家保护主义的时候,欧洲会蒙混过关,而中国却将真的“崩溃”,因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情况是最为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向世界市场倾卸大量积压的商品和制成品,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疲于应付。

同时,美国也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国内需求来源。住房和汽车业,这两个美国经济中曾经最为重要的行业,最近正在经历惨重的萧条。在中前忠志的假想中,美国和欧洲将会用环境投资作为新的需求来源。它们将会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的新标准,以便同时把亚洲产品从欧洲和美国市场中清除出去。这是实际上的保护主义,或者说是非关税的关税。

中前忠志说:“整个假想意味着亚洲的其他国家将会需要创造其国内需求。那是非常难以完成的。日本努力了将近30年(发展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消费基础),但却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成效。”结果将是亚洲加强针对美国和欧洲的产品和服务的保护主义。

中前忠志那可怕的假想并不是不可避免。然而,我提到它只是为了说明,全球越来越多的颇具远见的战略家们都开始担忧,全球金融和贸易的崩溃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如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产能过剩可能会降低工资,但还有其他不是那么预示灾难性的假想。一个更乐观的结果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全球资本仍然可以自由流通,这个可能性将会被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自由市场经济体在解决困难方面会变得非常灵活。多年来,艾伦·格林斯潘一直在美国国会面前证明美国经济巨大的灵活性。接下来的10年会检验格林斯潘的理论是否正确—美国金融系统能否自我改造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并不是只有坏消息。在寻求理解证券化信贷本质的过程中,如今中央银行也变得更加明智。毋庸置疑,在未来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美联储将会更加关注信用膨胀问题,这将会降低金融恐慌的严重性。除此之外,据我所了解,具有判断力的市场参与者都不再会质疑增加透明度的必要,虽然在细节上还存在一定分歧,比如应该在何时向市场披露次级贷款。相对众多欧洲机构,美国金融机构较快向社会公布了它们资产负债表上的丑陋缺陷,这保留了一些希望,那些次贷资产可能会还原到一个更高的价格。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相对于现在衰弱的经济来说,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将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动荡,时不时看起来要反弹,但很快又再度跌落。令人难过的事实是:对于自由化资本市场以及自由贸易的潜在怀疑情绪将有可能使经济和金融系统在许多年内一直不稳定。不稳定的政策必然招致不稳定的市场,以及困难重重的经济基本面。

1914~1945年间,当前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瓦解时,跨国贸易以及资金流急剧缩减,只因为一个原因—思想危机。帝国主义野心以及保护主义情绪成为了不断发展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原动力。善意的决策者忽视了全球化金融和贸易早先曾经创造了巨大财富。财富以及国家资源被大量争夺,在民族主义刺激下,形成了紧张的局势。仅仅在1929~1932年间,由于国际上的彼此不信任达到空前高度,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下滑了近70%。

金融失信的到来,源于世界各个国家为了规范国际资本流动而对货币控制进行严格管理。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下降。价格的走低意味着公司不可能盈利。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司无力承担它们的债务。许多银行破产,信用进一步缩水,阻碍了更多商业的发展,进而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这一时期自然就是所谓的“大萧条”时期。

让人吃惊的是,这个时期之前的5~10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思想上的领导者在保护和巩固这个全球化体系,尽管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工业化发展和经济繁荣。相反,那些本来应该起领导作用的人却相当消极。英国在当年就像如今的美国一样强大,从而遭到其他国家的憎恨,它缺乏为这个体系奋斗的信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英国仍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但英国人发现他们已经进入智力衰竭阶段。正是由于缺乏全球领导,事情完全失去了控制。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英国没有抓住时机。

令人悲伤的是事情并非一定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处理中,美国的政治和政策领导者打出了恐惧牌,这需要停止。相反,他们需要记住这一事实:只有美国才能鼓起勇气和利用领导权来保护自由贸易体系和资金自由流动的国际体系。

这正是利用选举资助而掌权的###党对冲基金组织成员最关键的时刻,他们需要站出来保护这一如此成功的体系。他们掌握的信息是:金融全球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它充满缺点,产生了大量令人恐惧的混乱,但是,它同时正如珍稀的能够产金蛋的鹅。结果是明显的:只有真正的笨蛋才会希望回到早先通货膨胀更高、失业更严重、更贫穷的年代。或许前美国财政部官员马克·利兰德的那句话说得最为到位:“全球化进程就像是###和婚姻。虽然时不时都会出现问题,但它们的替代品却更加没有吸引力。”

美国的决策者需要提醒世界,在全球化前期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所带来的不确定的恶性商业周期。政治领导者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证明,今天的金融系统在有效的领导下—并且如果给予其必要的指引和时间—具有令人吃惊的自我纠正能力。举个例子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经济动荡中,发生了存款和借贷危机,评论人士如同今天一样描述了灾难性的经济和金融预示。我们忽视了那时候的市场也经历过一次信任危机。但是在进行适当的改革之后,这一金融系统得以自我修正。它清除了损失(在一种新的被称为清债信托公司的制度的协调帮助下)。市场中的一些人发现自己的财产不值钱;那些投资失误的人遭受了损失和心痛。但是在一个政策计划的支持下,经济和金融体系不仅在存款和借贷危机中生存下来,而且在近几十年里走向了繁荣。

因此,决策者需要确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可以使国际金融体系走向透明化并且获得信任,以实现更富生产力的未来。但是领导力至关重要。富有创造性的金融政策策略家们应该摆脱如今丑陋的党派偏见,着眼于大局,与私营部门进行亲密合作。这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机遇,他们需要抓住它。

成功来之不易。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论述,现今的决策者所遵从的决策模式导致了“短期有利但是长远无益”的结果。现如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财政不平衡的加剧、权益噩梦和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没有什么短期利益可以同不能设计出这些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所带来的危险相提并论。现在是该想想并做长期的打算的时候了。然而,可悲的是,问题依然存在:那些天才的政策战略家在听吗?政治家是否会考虑除了他/她下一个30秒的电视广告以外的其他问题?是否有金融市场领导者能够考虑到下个季度以后的事情?这些人中是否有人意识到世界金融系统已经危如累卵?

当今世界,不像从前,有胆识的决策者需要以有效的章程来避免灾难。有好的领导者,我们可以继续前25年那惊人的繁荣。如果没有,我们则可能经历新的经济悲痛。第二次经济大萧条似乎不会到来,但是这种想法却不完全荒谬。这个世界是弯曲的。

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世界是弯的

作者:[美]戴维·斯密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这本书中,斯密克以“内幕知情者”的角色引领我们“穿越”中央银行家、财政部长甚至总理的私人办公室。他揭示了今天的风险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次贷危机是潜在的更具破坏性灾难的象征。他深入探究了萦绕着我们每个人头脑中但却无法想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沸腾的大锅炉”——中国,它会生成一个巨大的泡沫?日本家庭主妇已经掌控了她们国家的储蓄,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世界需要一种“大框架思考”的金融政策以引导危险的巨额资金?在今天变幻莫测的经济中,事情到底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世界是弯的》既是一部给华尔街、华盛顿、伦敦等业界精英阅读的书,也是可供街头巷尾的大众读者阅读的一部书,它告诉了我们如何才能度过即将到来的危险、混乱时期。

在开始写作这本关于当今全球经济新发展的书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挫折感。我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在前一分钟运作良好,而在接下来的片刻之间,世界就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信息革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世界经济转变成一台真正的全球财富机器,全球的股票市场也得以飞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紧接着股票市场却急转直下。然后就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家庭的抵押借款很快就超出了整个家庭财产的价值。他们发现,他们家庭的所有积蓄—即使他们的现金被放进了原本以为非常安全的货币市场基金—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为了全面了解这个新的全球体系的含义,我开始重新阅读关于全球化的经典书籍—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对全球化令人信服的描述主要集中于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系统。整本书就好像在实施一种“催眠术”—把读者从班加罗尔的印度硅谷带到了中国东北部。弗里德曼的书描述了数字技术如何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以及其给全球供应链系统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技术的变化也促使全球各个国家的商业人士在商业交往中能够在世界的商业平台上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相对优势。作为《纽约时报》享有盛誉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警告,美国的经济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新环境,否则就会出现萎缩。实际上,这本书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向世界各个国家的众多读者介绍了这个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新世界。

在重新阅读完《世界是平的》一书后,有一天,我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白宫对面的海–亚当斯酒店与一位老朋友—他的名字叫约翰·德普雷,他曾经是美国###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长期的对外政策顾问—共进午餐。“德普雷,”在我们落座之后,我说,“我正在以极其失望的心情探讨全球化问题。坦率地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世界不是平的。与创造产品和服务的世界不同,在金融世界中,没有任何发展趋向是直线式的。相反,我们所面临的是持续不断而且无法预料到的断层—各种不确定的迂回曲折常常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市场参与者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金融世界中,很少有发展趋向是呈直线式的。”

德普雷—这位60岁的智者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用手托着下巴,视线从远处的拉斐特公园一直转移到白宫前面的廊柱上。“那么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停顿了几秒钟后开始慢吞吞地说道,“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弯曲的。”

“是的,”我回应道,“对金融市场来说,世界是弯曲的。我们看不到任何地平线。结果,我们的视线被限制住了。这就好像我们被迫要穿越危险的弯弯曲曲的山路,而到处是陡峭的山谷,每攀登一步都会危险重重。我们看不到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事情总是让我们感到吃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地方。”

就现实背景来说,金融市场一直被一种不确定的、不完全的信息困扰着—它缺少透明度。到处都是投资者和交易者不知道或无法知道的事情。但在新的全球经济体制下,这种“疯狂的”全球流动市场不仅增加了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也使得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关系和相对重要性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

金融市场中出现了很多对投资前景相当乐观的新参与者。好像突然之间,大量的资金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工业化经济体中的银行家、商业人士和政府正在与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人士、初创企业和传统的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竞争以吸引这些资金。随着新型证券化债务、夹层投资①以及其他一些疯狂而复杂的金融投资工具的出现,要想在任何时间都能够明了投资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投资者需要一些新的投资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但确切地说,这些新的投资信息指的是什么呢?他们能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呢?

金融市场总是在一种信息和分析数据不对等的情况下运作。你所认为或知道的是这种情况,而我所认为或知道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但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交易者必须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勇气和本能做出决断。市场的“舞台”越大,风险就会越高,而整个市场体系—由于它的规模和复杂性—也会变得越脆弱。这就好像一座纸牌搭建的房子,任何一个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房子的坍塌。当然,这一切未必会发生,但当权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应对。他们需要开始认真处理那些以前他们毫不在意的事情。

思考一下,我们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向吗?我们知道日本家庭主妇—听起来很奇怪,但她们对世界储蓄资金的流动方向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头脑中想的是什么吗?对于我们最大的、最值得信任的金融机构,或者说这些机构所采用复杂金融工具的会计分类账目的精确性,我们又有多少了解呢?我们知道今天受“非###国家”政府控制的大量储蓄对全球的长期战略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还有,全球财富的不均衡占有所蕴涵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是什么呢?

另外,市场明显缺乏关于什么才是最关键问题的导向信息—不论全球化趋向本身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受人们对自由流动的资金和产品需求暴涨的影响,全球化的市场正在逐渐升温。令人吃惊的是,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6%的美国民众,甚至是共和党人,都认为自由贸易正在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且,由次贷危机带来的2007年和2008年信用危机所导致的混乱与动荡也没有化解这场矛盾。反全球化运动的最新战斗口号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可能最麻烦的是,”当午餐结束的时候我说道,“大多数人缺乏一种历史性的判断视角。他们认为,繁荣时期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中间年龄段的市场参与者一般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没有那种对于7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石油短缺时期—这些都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之前—的印象。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当前这个令人吃惊的股票市场和充足就业机会背景下的高产能经济世界。很多全球化的支持者都被卷进了一个自我满足的‘旋涡’之中。因此,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脆弱的,并且更容易受到政策左右的经济世界。”

“最重要的是,”我对德普雷强调,“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认识到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没有认识到由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繁荣局面会因为良好的经济政策和行为—这些政策和行为由立法贯彻实施或者通过对经济的安全调控而得以实施—所带来的出其不意的结果而悄悄消失。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既会对我们国家的福祉有积极影响,又会对我们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的状况之中。”

最后我总结,弗里德曼的书只是精彩地展示了全球化这个命题的第一部分,但这里还有全球化的第二部分—全球化命题的金融部分。比如,让我们看一下次级抵押贷款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即使位于北极圈附近的挪威的一个小村庄也会面临将来严重的财务问题—因为它的财务经理对花旗集团的一种叫债务抵押债券①的投资产品进行了大量投资。当位于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债务抵押债券就会变得不值钱了,那么这个挪威的小村庄也就不得不关闭幼儿园和老年健康服务中心。

最后我们又把谈话转到了历史方面,我们一致认为关于世界当前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困境,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实际上,今天的世界经济与1870~1914年间所出现的综合市场和繁荣局面—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其为“人类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也被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所笼罩,但整个经济社会还是出现了繁盛局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我们所提的问题和人们在1914年所提的问题是一样的:要想保持全球这种新的、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危险的政策制定能够使社会的财富创造发生逆转吗?这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还是保护主义的盛行?无法预料的金融危机爆发—在世界还没有为此准备好,而只有采取贸易战、严格的资本控制和其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的背景下—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今天的工业化世界希望中国能够更好地管理其资金运转,但对于中国的具体发展政策的制定来讲,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全世界都不赞赏美国的预算政策和当前的财政赤字,但是没有人能够构想出这些问题妥善的解决之道。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一条出路。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资金集中在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产油国的手里,这对于未来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不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要同时关注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

在他的书中,弗里德曼对金融政策的建议是,政府削减税收,提高教师薪水,形成一种有利于能够高效创造价值的创新者—工程师—成长的培养体制。然而,维持资金的自由流动以保证全球化“血液”的动能,也需要“高、精、尖”的全球金融“脑科医生”。那是因为今天的世界缺少一种金融规则,或者说更多的是缺少一种能够在金融危机到来时重新恢复金融秩序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规定或规则。相反,我们必须摸索前行、小心应对,就好像是我们在一只手被绑在背后而另一只手戴着很不合适的拳击手套的情况下,正在为病人实施一个精细的脑科手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庞大无比,有时候它又危机重重,而我们的政府机构却不能完全高效地让它保持一种稳定状态。

我们的工业化世界正在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清偿危机—2007年和2008年信贷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转瞬之间,世界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停止了借贷。从全球来看,金融交易也出现了“紧急刹车”。在美国,潜在的购房者无力购房。全球金融系统也正在陷入一种不利局面。就好像一个前几天还有着健康体魄的人,突然之间,他的血液停止了流动,而他随即陷入了昏迷状态。

作为很多大型对冲基金以及世界上一些最大型金融机构的所有者交易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顾问,我对金融市场危机已经感觉很平常了,但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期间那一个打了一整夜的电话还是让我记忆犹新。

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是最有自信心的亿万富翁级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我在他的话语中也听出了一点不安,因为我们都意识到世界金融体系已经陷落到最糟糕的境地了。10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的秋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比尔·麦克多诺向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阐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以及随后的市场援救已经把世界经济带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我坐在自行车上,随手翻阅从我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寄过来的报纸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正在唱歌的保罗·西蒙身上:“你要知道你的目标越接近你,你就越容易出现失误。”其中一份报纸上写着这么一句让人警醒的话,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曾宣称:“2007年的全球经济是我在商业生涯中所经历过的最强劲的经济。”然而,就在那天早上的《纽约时报》上,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就评论道,当前的信用危机很可能会引起一场“噩梦”—“债务拖欠的连锁反应”。更为糟糕的是,他说,政策制定者对此却束手无策。

“说这些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市场已经被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逼迫”得“歇斯底里”了,相对规模较小的抵押以及与抵押相关的金融工具,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没有还款预期或没有良好信用历史的借贷者身上。但为什么几乎遍布全球的股票市场会出现崩溃,而贷款仅仅因为一些抵押赎回权的丧失就出现危机呢?毕竟,美国2 0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仅占全球价值数百万亿美元的资本市场的一小部分。

实际上,全球经济正处在一种债务缩减的过程中—风险逐渐降低,而房地产泡沫正在缩小,市场也已经对这种状况适应了几个月。这种状况令人非常困惑。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蓝筹公司—这些公司在没有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就能轻易地完成公司内部扩张—的股票在一开始就被次级抵押赎回权的丧失“打击”得“遍体鳞伤”?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只是事态预期发展的冰山一角。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一家法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的发言人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该银行根本没有暴露出次级抵押贷款问题,然而在这之后不久,这家银行就被迫承认它有数额巨大而且无法估价的抵押贷款。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转变让金融市场大跌眼镜,也给了欧洲和美国股票市场重重的一击。“为什么唯独法国巴黎银行的股票没有受到重创—为什么工业化世界的市场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没过多少天,危机就遍布商业票据市场—它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投资最安全的“港湾”之一。这同时也意味着中美洲正处于麻烦之中。突然之间,被认为最安全、最具流动性的(非政府性的)投资市场也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了。金融体系的根基已经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当投资者把他们的资金蜂拥投入被认为值得投资的短期投资—3月期的美国短期国债—时,全球体系的活力源泉突然就面临严重风险。为什么那是危险的?那意味着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正在变得“油尽灯枯”。当恐慌在大萧条时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时,投资者和“拯救者”都把他们的钱装入了“气垫”,而大公司把它们的现金储备都放在了商业票据市场。

在8月的那整个星期五,狂躁一直在持续。美联储积极回应,它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90亿美元以确保票据市场的流动性,并且下调短期利率,这是继美联储前一天注入240亿美元之后的又一大举措。在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心惊胆战的欧洲中央银行注入了令人吃惊的2 400亿欧元—因为欧洲央行认为欧洲银行已经处于严重的风险之中。然而,到接下来的星期二,尽管注入了巨额的紧急资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还是继续下滑—首先是下跌了207点,而后第二天是167点,在随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又下滑了280点。在8月17日星期五,如幽灵般的日本股票市场下跌了874点,跌幅超过了5%。世界大多数的股票市场出现了自由落体运动。随着变幻莫测的私有投资资金涌入短期国债市场,债券市场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俗语说,“没有人可以相信任何人”,而这时,突然之间,就没有人借款给其他任何人了。世界的信用市场失灵了,因为没有人清楚它们的临时负债状况。这是危险的,因为如果私人信用市场停止运转,整个经济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人们会失业,而且退休金也没有了保障,普通家庭的净资产价值会迅速下降,因为随着家庭抵押品的价格下滑,家庭财产也会大大缩水。消费贷款—汽车、信用卡,等等—利率会迅速升高,这也就是说,经济迟早会受到严重打击。

在我开始反思这种状况的发生时候,我才意识到,实质上,事情的本来面目是,美国金融系统在前一阶段产生了巨额的次级抵押贷款—它们是“有毒的废物”。这些抵押贷款由相互分离的各个金融机构拥有,进而又被分散成很多更小的部分,最后这些分散化的抵押贷款就被“转嫁”到欧洲和亚洲的金融机构之中。很快,“有毒废物”遍布整个工业化世界的金融系统,但没有人知道它们在哪里。而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有了一个可以憎恨美国的理由。

我们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这里的问题不是次贷混乱的程度有多么深—金融市场对这种混乱状态有很好的判断、修复功能。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些“废物”到底在哪里。到底是哪些人得了“癌症”,又有哪些人是“健康的”?实际上,问题出在信息上,或者说出在我们对相关信息的缺失上。

紧接着,在下一周的星期五,美联储又采取了行动,一方面降低贴现率,另一方面又慷慨地向银行系统施贷。其真实目的是:把一个“紧急安全阀”安装在美国银行业中,因为它相信,如果银行垮掉了,那么美国经济也会跟着遭殃。小型商业机构会首先遭到打击,很快,整个美国经济和美国就业体系的根基也会遭受重创。而且,美联储现在还不确定哪些金融机构吸纳的“废物”最多,所以它需要稳定局势以赢得更多的回旋时间。

到那个周末,我又进一步反思这些意想不到的形势变化。一种相对较轻微的发展状况现在已经膨胀起来了,引起美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下滑接近10%(只有在美联储降低利率之后才最终得以恢复)。这些突然损失的价值接近2万亿美元,或者说差不多相当于美国GDP的六分之一。

我再说点有趣的事情。在这场危机甚嚣尘上的时候,本·斯坦—一位喜剧演员(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一篇颇具争议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对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言,次贷危机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全球性的反应几乎毫无意义。“在泰国、巴西或印度尼西亚出现的风险怎么会与拉斯韦加斯的一栋房子有一种固有的联系呢?……为什么长岛的一家抵押贷款公司与它们有关系呢?”这位演员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的部分解答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市场已经通过一种错综复杂的被称为证券化的金融工程得以全球化—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话题。正如芝加哥分析研究公司晨星公司的埃里克·雅各布森所说的:“今天,在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市场之间竟然存在着那么多的紧密联系。”但全球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好像是一夜之间—金融市场会从我们的现实中分裂出去,也无法解释接下来发生的混乱对我们的将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危机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开始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金融市场是如何在短期之内反映出活力四射的经济(美国财政部长认为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强劲的经济),而旋即又处在混乱状态之中呢?表面上的平静状态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就演变成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真正威胁呢?

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最佳的比喻,全球金融市场有点像一位有钱、慷慨大方,但偶尔会极其偏执的大叔。正常情况下,这位慈眉善目的大叔会很自然而明智地把他的钱分给家庭里的成员,而且他会很仔细地辨识与每个家庭成员相关的投资风险和潜在的投资回报。但他却经常突发严重的偏执狂症。在发病的时候,这位大叔会突然变得相当机警,他会手忙脚乱地切断与其他家庭成员的金钱来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偏执狂症呢?那不过是他对当前家庭成员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可靠信息。这位大叔认为,他的亲属没有告诉他那些他想知道的事情,他们对他隐瞒了真相。

在2007年和2008年信贷危机期间,这位慈善的大叔惊慌失措了,这既不是因为次贷危机问题,也不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吹得太大了。世界金融市场到处都是危机重重的“丛林灌木”。惊慌失措的表现确切地说是因为,突然没有人能够说出哪一类金融机构中了次贷危机的“流毒”,人们也无法知道这些机构将为此付出多高的代价。在缺乏透明度的证券化笼罩之下,金融体系也随之突然变得复杂纷乱起来,这更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裂痕。当这位慈善大叔由于很难获得透明信息而得了偏执狂症,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恐慌也随之而来。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缺少真实有用的信息,缺乏透明度会导致市场的过度兴奋状态,从而加剧金融市场的泡沫。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可靠的信息,也有可能会使全球经济陷入瘫痪状态。从更宽泛意义上讲,金融恐慌的加剧是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所导致的。因为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财富的迅速增长,同时,全球的投资资本也肆意增长,并在全球疯狂地寻找投资机会。

在这场危机发生前的数月里,我开始在头脑中为创作这本书而梳理思想。我当时就把这本书的主题定在并不完善的全球化上。我的理论是: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世界金融市场的整合引领了一个财富创造和贫困缩减的黄金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随着中国和印度加入全球资本体系,工业化世界在这段让人惊叹的时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全球没有发生大的革命,也很少有###现象,甚至也没有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全球自由市场的劳动人口因此得到了空前增长—从27亿增长到了60亿,增长了一倍多。

这种巨大的成功源于一种全球体制的转变—而柏林墙的倒塌加速了这一进程—这种转变又催生了一种广泛的信仰,即经济上的成功不是缘于政府,也不是缘于大的公司部门,而是缘于善于冒险的全球企业家阶层的不断创新。正是这一阶层促使经济不断获得复苏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自由贸易的背景之下,现代化的、可配置全球资本的金融体系、风险评估,以及迅速扩展的投资对这种创新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全球经济出现了空间的繁盛—在共和党政府和###党政府的治理之下,仅在美国就增加了4 000万个工作机会,这超过了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所创造的工作机会。

在这25年时间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800点上升到了12 000点。在以后的25年时间里,如果股票市场一直这样成功地发展下去,那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会达到170 000点。1982年,在全球金融市场整合的开始时期,美国人的家庭财产净值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而今天,根据美联储的数据,这一净值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56万亿美元。即使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这也代表了惊人的财富增长。

从1980年到现在,全球金融资本的价值从12万亿美元一跃上升到14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增长了1 166%。全球金融资本从1980年占全球GDP的大约100%上升到今天的325%。

坏消息是,今天这种繁盛的全球经济既是不稳定的,又是混乱不堪的。当工作机会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时,人们也会失去更多的收入和退休金。而当这些巨大的转变发生时,经济收益往往是分配不均的。正像《财富》杂志的尼娜·伊斯顿所写到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劳动者总是竭尽全力地寻找工作机会(而不是顺从政府的安排),总是不断地转换工作岗位(而不是依赖个人资历),而且还总是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依靠公司的退休金),这是一种很不安全的状态。”

尽管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这种全球资本和财富自由流动的新时代也是一个金融危机相伴左右的时代。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研究,过去25年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金融系统发生危机的高峰时期,而且发生危机的频率要远远超过前全球化时期。然而同时,世界也从不断降低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中获得了很大收益。

在面对这些“反经济发展”的因素时该如何应对,是今天全世界政策制定者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如果他们对今天的流动性和信贷环境的不确定性反应过度,那么我们就会面临金融和经济逆转的风险,这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政策制定者采取了最为宽厚的政策,也有可能导致较高的利率和失业率,以及萎靡不振的股票市场,萎缩的慈善事业,甚至还有让人痛苦不堪的破坏性的全球贫困状况恶化。然而,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认识到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并且采取新的战略应对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是,尽管存在着金融不稳定性,但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冲破樊篱的金融市场和自由贸易让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上的自由、巨额财富的创造和贫困人口的下降。例如,在1975年,世界147个国家中仅有25%的国家属于###国家;而今天,在经过25年的全球化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58%。正像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的:“在今天这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上,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那些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美国每年要从全球贸易中获得1万亿美元的财富。”这些财富占到美国GDP的10%,或者说是相当于每个家庭获得1万美元。在赫夫鲍尔和加拿大经济学家温迪·多布森合著的《世界资本市场:G10面临的挑战》(World Capital Markets:Challenge to the G-10)一书中,他们宣称,现在全球经济从资本流动中所获得的收益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

《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编辑、已去世的罗伯特·巴特利写过一本关于里根时期经济的书,书名是《丰盈的7年》(The Seven Fat Years)(内容涵盖1982年11月至1990年7月这一时期)。如果有人想写一个序篇,我想它的标题应该叫《丰盈的25年》(The Twenty-five Fat Years),当然这本书的内容应该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和平与繁荣局面,因为他是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领军人物。

这25年也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大规模削减贫困的时期。在2006年,我委托一位学者向我所在的杂志《国际经济》提交一篇文章,就是想测评自从1980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在减少贫困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我当时感觉这位作者既不能有政府背景,也不能是与世界银行有关系的智囊人员,他还不能来自私人机构,因为很多私人机构极其不相信金融市场。另外,这位作者还不能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波森—也是我们杂志的执行主编—推荐了苏尔吉特·巴拉,他是前世界银行官员,也曾经是投资银行高盛的合伙人,现在是一位私人投资者。最后,这位善于独立分析与研究的投资者接受了这个任务。

巴拉总结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中寻求问题的答案。过去的25年代表的是贫困削减的黄金时期,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向全球化金融市场转变的时期。根据传统的一天收入一美元的界定(这是国际发展机构执行的标准),自从1980年以来,大约有10亿人已经摆脱了贫困状态。也就是说,在1950~1980年间,当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如日中天,富得流油的时候,实际上,全球贫困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段时期也实施过国家间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高额贷款和向发展中国家赠与的款项。但这种善意的努力却遭到了挫折,因为在援助接受国没有运转高效、可靠的机构,所以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往往是令人失望的。

贫困削减的黄金时期是1980年后的全球化市场时期,在这一段时期,贫困水平降低了令人吃惊的20%。当然,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大规模的转变还是出现在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两个国家实施了企业资本化改造,并降低了关税。但即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未实施改革的国家,也从2000年开始出现了贫困率下降的趋势。

当然,世界仍然有痛苦和灾难。面对一些灾难,比如艾滋病还在非洲大陆肆虐,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实际上,一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显得太低了—即使这一标准是根据1994年的美元价值来划定的。但最终,只要看一下实际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全球金融体系背景下的企业资本化是大幅减少全球贫困的唯一模式。一个历史性的证据是,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有10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我在这里重申一点,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意味着为缓解健康和医疗问题所做的努力是不必要的。有着鲜明姿态的一些慈善家,比如比尔·盖茨夫妇,在慈善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摇滚歌星博诺就曾经通过紧紧抓住世界银行和国际药品公司,为慈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这些努力与强有力的内部市场资本化进程相比,所扮演的只是一个配角。就连博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2007年3月,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我在非洲所了解的一件事情是,商业在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虽然全球化有缺陷,有时候也会让人失望,而且还经常无法预料,但正是这种全球化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然而,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25年之后,我们仍旧不明白全球化所有的含义—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也了解到,尽管全球化体系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但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对今天经济的独特性还知之甚少。

对很多人来说,经济就好像一个静态的实体,它只是一个在阶层冲突上升的时代进行政治角力的附属品。实际上,全球经济更像动态的、活生生的有机体。《新闻周刊》的罗伯特·塞缪尔森注意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统计数据:“每3个月,就有700万~8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但同时又有同样的或者更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和旧的经济体系完全不同。在旧的经济体系中,公司和它们的管理精英打造了一个全球控制系统,以维持这种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而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多年以前,大型公司就一直冒着被那些善于冒险和进取的公司挤垮的风险—而这些冒险公司也随时都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正像IBM公司的生存曾经被微软公司威胁过一样,现在微软公司的生存又被正在崛起的互联网新兴公司,比如Google,或者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Linux所威胁。

而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正进入一个交互式影响的新时代,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大规模合作正在改变我们创造价值和增加价值的方式—这种状况的复杂程度得以加深。这是一个大众史无前例地参与国际商业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这种蕴藏着无限动能的变革会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强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国家,政府正在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法制化管理。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不稳定性日益加剧的世界上,我们没有选择,只能置身于全球化的市场之中,巧妙地引导并利用它,尽可能地做到趋利而避害。正像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的:“我们不会走回头路,因为我们开放而有创造性的社会所获取的收益是无与伦比的。”

在全球化创造巨额财富的背景下,今天的世界到处充满了金钱和财富。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这些巨额的财富在美国找到了“避风的港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执行副行长迪诺·科斯目睹着每天流动的巨额资金颇有感触,他说:“这简直就是流动性资金的洪流。生产力革命在全球已经消失了,因为世界的变化如此迅速,而且世界已经变得如此富裕了。”

事实上,现在全球的投资机会还是不足的,因为有太多的资金都投到了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比如,自从1995年以来,有6.5万亿美元的境外净资产投入美国,这些投资要比这一时期的贸易逆差高出1.7万亿美元。国际体系已经处于失衡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要呼吁长期保持全球的投资平衡。他认为,美国需要“把非贸易产品和服务的资源转移到生产那些可进行贸易的产品上”。这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在扩大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同时,减少它的财政赤字以及对海外石油的依赖。然而,这种转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而在这期间,美国还是需要依赖国外投资的。

事实上,美国政治团体的一些核心人物非常反对外国投资—甚至把这种投资看做是“妖魔怪物”,因为他们认为,外国投资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生存环境。但情况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从短期来看,实际上,这种态度对美国的威胁是,很多投资者都会认为美国不再接受外国投资。几十年来,全球投资者都把美国经济看做是国际资本的安全“港湾”。美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宝库”。在美国财政状况重新稳定,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结构很少依赖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金融体系恢复平衡之前,没有任何人会改变对美国投资环境的这种看法。但现在,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对外国投资的抵制情绪已经开始使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和投资者精神紧张了,因为他们正在把接受投资看做是玩火###。

最后,未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都会归结于这个基本的问题:今天的巨额流动资金仅仅是贪婪的金融投资者寻求短期投资收益,然后又将资金迅速抽回的可怕的副产品吗?而且,这些巨额流动资金难道就是“幼稚的”中央银行家允许“疯狂的”信贷资金存在这么长时间的结果吗?或者这些巨额流动资金的确反映了全球经济中财富的迅速增长?

可能界定流动资金的最佳比喻是汽车发动机里的燃油。如果燃油只集中于发动机的底盘,那么即使油箱里有大量的燃油,发动机也会失灵。燃油只有在发动机里自由流转,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转。

今天的中央银行家都在急于处理流动资金问题。通常,在某一段时期,全球到处充满着流动资金。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了金融恐慌,流动资金(燃油)会很快地流动到一个地点(发动机底盘),而在今天这就意味着仅仅购买政府的短期债券。当这一切发生时,信贷合同和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就会处在风险之中。

比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全球流动资金迅速地枯竭了。巨额流动资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疯狂投资之后,信贷资金却无法获取了。2007年和2008年的信贷危机就出现了同样的发展过程。但为什么巨额流动资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枯竭了呢?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在驱动我们所说的流动资金呢?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流动资金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明白,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流动资金及其运转状况就是一种信心的反映。美联储理事凯文·沃尔什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美国市场巨额流动资金的存在就是美国经济良性发展的表现。当经济状况不可能恶化或者至少,即使恶化也会有精确的调控手段时,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就会‘发育成熟’,并大量‘滋生’。”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流动资金就是信心的代名词。在后面一章里,我将提及我与格林斯潘谈到的关于中央银行在需要这种信心支持时如何运转的问题—实际上,这种过程就是一场精彩的戏剧,金融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流动资金所依靠的就是市场的信心,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在未来的短期内不会接二连三地犯大的过错。

实际上,世界金融体系的存在依赖的是信心全球博弈。金融市场的规模—相对于政府来说—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如果没有一种恰当的信心体系,将会难以保持稳定。政府本身不能颁布法令维持金融市场的秩序,它们只能赋予市场一种正在被政府监控的意识。

我们分析一下瑞银集团的情况,它是瑞士最大的银行和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期间,瑞士中央银行惊慌失措地发现,仅仅瑞银集团这一家银行,其信贷额就达到了2万亿瑞士法郎。而瑞士的全部GDP才是4 750亿瑞士法郎。在发生恐慌和严重的资本外流期间,仅一家银行的债务就达到了国家GDP的4倍之多。这也就是说:瑞士政府在危机发生期间是无法承担起改变这种金融体系的代价的—即使官方想要这么做。而工业化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会发现他们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当发现金融机构所进行的是一种巨额的杠杆投资(借入当前的投资资本再进行新的投资)的时候。

对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金融市场恐慌代表的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要投资者犯了妄想症,所有的不确定状况就会纷至沓来。很多专家仍在探讨导致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根据今天的市场衡量标准,相当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天下降了3 500点—的那一影响因素,或者一系列因素。一开始,传统的分析理论认为是信息化的投资策略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行为恶化了。然而,我们现在所明白的是,当一系列看上去是良性的发展步骤日积月累时,就会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的信心,最后导致全球金融秩序的突然崩溃。

市场参与者倾向于认为,政策制定者破坏了全球体系,并导致了投资者的恐慌和信心的丧失。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所犯的错误看上去很小,但这些错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致数百万的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者的过完全大于功。

比如,1987年秋,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和德国财政部长格哈特·斯托登伯格之间就美元和利率问题展开了一次公开辩论。这次辩论给人们的信号是,国际正常金融秩序已经失衡、不稳定了。美国里根政府对日本又实施了贸易制裁,这无形中更增加了自由贸易的不确定性。在股票市场崩盘前的一周里,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宣布,计划对涉及公司接管的债务征税,这一点被许多市场参与者看做是金融市场的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在同一个时期,美国众议院一个附属委员会通过了1988年###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格普哈特(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时的顾问)的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沉重打击了美国向其他对其存在贸易顺差国家采取的制裁措施。所有的这些都会给市场一个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全球的资本流动有可能突然处于危机之中。

比如在1987年,好像是一个很小的技术上的失误和马虎大意的政治举措,就让世界股票市场和全球经济一蹶不振。在这个政策和市场的世界中,人们往往会考虑更多的利害关系。但金融市场是非常敏感的,好像突然之间,金融市场就感受到了各大国的消极合作情绪。随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股票价格就开始暴跌了,随之就出现了金融恐慌。当然,在金融市场参与者预料到当金融危机爆发时G7(七国集团)工业国政策制定者会协调行动时,股票市场又出现了反弹。但从今天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产油国和高储蓄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发生了市场崩溃,这种协调行动和单打独斗的思想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这里很明显的一点是,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在一项对金融混乱的历史的分析研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罗格斯大学的迈克尔·波多认为,今天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两倍。

我们可能会想,今天的巨额流动资金会突然“油尽灯枯”吗?它会使全球的财富机器瘫痪吗?不幸的是,这种场景并不是很乐观的。这是因为全球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很有可能会追随美国的错误步伐,尤其是,紧随2007~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在保护主义和采用笨拙的金融市场调控手段的问题上。

这里还有一些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但其中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就是政治上的不确定因素。全球化反对者中既包括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包括###党人。在利益集团担心国际竞争不确定性的影响下,他们正在给全球化进程贴上“世界残酷竞争的比赛”的标签。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初期,一些###党候选人(以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为首)和共和党候选人(以前州长迈克·赫卡比为首)都在强烈表达反全球化的主题,而其他大多数的候选人也拒绝为全球化主题争辩。这是因为全球化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在引起普遍的焦虑。业务外包,这个以前把无技术的劳动者排斥在外的运转模式,现在也在威胁着中产阶层的就业机会。然而,实际情况是,从工作机会方面看,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是净“内包”,而不是外包。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要比美国在国外的投资高出5 000亿美元,这也就是美国每年创造200万个“净”工作机会的一个原因。

经济学家戈登·汉森、罗伯特·费恩斯特在分析、研究之后认为,工作外包实际上提升了无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经济学家威廉·迪肯斯和斯蒂芬·罗斯认为,对外包的批评之声已经过火了:“正常情况下,现代市场经济都会借助其内部动力不断地破坏,也不断地创造数千万个工作机会。贸易对工作机会的搅扰作用是非常小的。到目前为止,导致失业最大的因素还是来源于国内竞争。”麦肯锡公司的马丁·贝利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也都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生产领域90%的失业现象都是国内竞争的结果,因为绝大多数的技术进步都会促使公司裁减工作人员。

另外一个引起全球经济体系不稳定的因素是,今天的经济发展决定了世界经济要从以生产行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行业为主。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也会很快出现产能的过剩。为了维持经济规模,这些国家将会向服务行业—这个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在美国,服务业创造了80%的工作机会)—倾斜。即使美国也存在着很多工作机会“内包”的现象,而服务行业对此的焦虑会更强烈。在国外同行竞争的情况下,会计师、律师、放射线学者,以及很多为他们自己的生计而担忧的人可能会处于失业的风险之中。即使一些专家感到对服务行业工作机会的担忧有点过头了,但这种担忧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一些经济学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格迪什·巴格沃蒂,就反对对服务行业的这种担忧,他说:“工作人员就近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服务性的工作不可能远距离进行。”我同意那种威胁有些夸大,但这种对失去工作机会的焦虑的确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们还有可能引起美国政策方面的逆反应,并进而引起全球市场的动荡。事实上,在美国,那种反对所谓的“大公司利益”的平###义观点却在日渐加强。

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很难做到在使用立法或调控手段对全球体系进行恰当控制的同时,能够避免带来无意识消极后果。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英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那时它通过阻止人们把金钱带到国外消费来修补其金融体系。但实际上,这个表面上看来极其不错的阻止货币贬值的做法却被事实证明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修补做法使得英国后院起火,几乎摧毁了英国中产阶层的所有储蓄。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在面对今天汹涌澎湃的资金狂潮时,需要采取一种审慎应对的策略。要知道,全球市场也有像野兽一样被激怒的时候。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相当奇怪的新时代,除了出口商品的国家(俄罗斯和其他石油出口国)之外,全球经济正在越来越超出政府的实际控制—即使中国经济也无法由中央政府轻易控制。

在这个新世界中,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融入其中并试图发挥重要作用。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由第三世界债务方组成的巴黎俱乐部①—在帮助协调资金流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兴市场债务的偿清和全球现金流量的大增,这些政府机构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着其重要的协调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和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签署廉价的贷款合同,以换取这些市场的商品—比如说石油。但这些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也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抱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现在,有一些人就认为,中国从全球货物和商品贸易体系中获利的同时,却没有做出促进这个体系稳定的行动,而是破坏了这种稳定性。

实际上,中国和一些国家都在与世界银行竞争,而且出价要比世界银行低,与世界银行不同,它们的贷款并不牵涉环境或者###标准问题。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正在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边缘化,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2007年4月14日那个周末表现出来的。在那一天,工业化国家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中国的身影。在2007年10月初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派出了一个并没有实权的代表参加会议,而高级官员并没有参加。他们缺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他们更加关注国内的紧迫问题。

在第4章,我将阐述中国与世界在未来那种无法确定的发展关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2000~2003年)首席贸易顾问格雷格·马斯泰尔认为,在未来会出现很多混乱局面,其中包括即将到来的对环境政策的争执。马斯泰尔说:“如果中国放开钢铁和化学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或者对这些行业支付大量补助金,那么美国和欧洲的相关竞争行业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这是因为WTO(世界贸易组织)附则规定,美国和欧洲没有权力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实际关税税率进行干涉。WTO允许的贸易限制只适用于“对濒临耗竭自然资源的保护”。针对国家的环境制定的贸易政策是非常模糊的,也是很不到位的。马斯泰尔预计,美国和欧洲的核心产业将会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挖空,而它们在法律上却无能为力。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资金流动确实弥补了美国预算和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球的资金必须保证能够自由流动。如果这些资金停止了流动—不论是因为政府的干涉、党派的严重分歧,还是由于国家之间贸易争端所引起的国际秩序混乱—那么这对全球的整体负面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全球的资金管理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在一个受情绪和心理控制并且以市场为主体的新世界中,存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地区主义所摩擦出的零星火花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体系的独立性,但它却是当今的现实状况。在这个各部分相互连接的新世界,悲观主义往往具有高度传染性。市场理论家推测,环境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是相互碰撞的。如果美国明显要重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那么由全球自由流动资金所建立起来的对全球企业模式的信念将会面临一夜之间干涸的危险。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端很容易就演变为明天的贸易和商品战争—这会形成一个令人害怕的资金堵塞、停止流动的时代。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渐趋消失,它们都支持开放市场、强势企业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市场所代表的经济成功发展模式,财富更多地来自想象、发现和创新。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技术突破的温床—从iPod到Google再到YouTube,而新的突破还在继续延伸。

然而,全球,尤其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化已经为美国的创新进程投下了一块很大的阴影。因此,一个并不让人吃惊的事实是,美国公司的CEO们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他们宁愿回购公司股票,或者并购、接管其他公司,也不愿冒在新的地区和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内部意见充满分歧的沮丧的美国国会也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很显然,美国将会执行的是一种小心翼翼、规避风险、追求安全的经济发展模式。

意外效应法则①或许即将失去市场,因为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仍然相信他们能够控制全球经济。也许我们将会发现,这个误导性的概念将会影响数百万市场决策者—全球巨额资金的大管家—的政策选择。

最近有人要我举出全球新经济发展可能性的几个例子。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有数百种可能性。毕竟,有多少人能预测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究竟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呢?我说,想象一下,如果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制定他们自己的会计准则,以把其他国家不利于美国的会计准则割裂开来,那么,这种做法将会把外国投资排除在美国之外。

或者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为美国公司的海外拥有者设置各种投资障碍,其他国家就会以提高税收或调整政策来对付美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想一想,这种民族主义的做法是不是也有可能?在2005年,美国众议院15位###党议员一起协商支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简称CAFTA)。自那时起,所谓的“CAFTA15”成员就差一点因为他们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被赶出###党的阵营。

想象一下,一股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突飞猛进,代替了美国税收法中的最低税收,比如说,对2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收入征收70%~80%的税。这样做的结果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企业部门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会对美国的机构产生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或者想象一下,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全球自由贸易的协调机制完全瘫痪—现在就处于一种命悬一线的状况。突然之间,新兴市场的政治领导人向世界宣告,他们将让所有的专利权去见鬼,或者拒绝偿付所有的担保贷款—甚至包括公共事业性贷款(比如说药品、水利设施等项目的贷款)。美国将会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全球商业顿时就会像一块石头重重落下,而世界的金融市场也会陷入瘫痪。

想象一下,华盛顿决定限制知识产权的跨国界流动,并且不让外国研究生到美国大学求学。用不到多少年的时间,美国就会像欧洲一样—没有了创新的活力。

想象一下,即便美国财政部对一些数额不大的行政税或其他小税种进行微调,也会使市场上美国短期国库券的价值迅速缩水。然后日本,或者更有可能是法国的一些债券交易商就会利用这种状况的改变,迫使美国债券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并促使其崩溃。或者想象一下,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调控能源利用率。它们以对来自二氧化碳高排放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的形式制定出环境标准,这样中国就会成为主要的涉入国。继而,中国就会通过提高对美国农业和银行部门的关税来展开报复行动,这会让华尔街难以吃得消。

面对退休金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只会装模作样地采取一些笨拙的措施来减轻金融交易者承担的风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退休金危机—其危险程度绝不亚于2007年的商业票据危机。想象一下,如果《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①的后续影响持续下去,那么它就会慢慢地吞噬掉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你可以想象一些让人无法预料的结果—美国人会感觉到,他们不再是全球第一了。如果缺少竞争力,他们会恼怒不已的。美国国会对此会做出反应,事情也会麻烦不断,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资金的流动—也会出现干涸。利率会飞速上升,经济发展方面的失误也会此起彼伏。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慢慢地,全球体系也会显现出更大的脆弱性。最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对美国国会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它有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批准海外资金对美国的投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具有关键的国家政策功能,它的目标就是垄断性的资源独立国(沙特###、###联合酋长国、俄罗斯,等等)控制着的大约2.5万亿美元的十几只主权财富基金(简称SWFs)。

但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监督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所做的这些必要的努力是否会超出它所声称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呢?它早先的做法好像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而欧盟委员会也正在对主权财富基金实施远比美国严格的限制性措施。有些人认为,这是欧盟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以增加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能力。

然而,西方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焦虑不会无缘无故地就消失。毕竟,中国、印度和产油国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到最后,比如说,如果克格勃控制的俄罗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要购买微软、Google……或波音10%~15%的公司股权,并且还要寻求这些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或者要探寻公司发展的私密信息,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能大大方方地允许呢?如果不能,那么俄罗斯、中国和沙特###政府对西方国家在它们经济体中的投资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如果要在全球市场的自由企业与政府投资的战略决断之间划一条分界线,那么这条分界线在哪里呢?

在最近一次的欧洲商务旅行中,我与欧洲一家主要中央银行的行长进行了会面,他告诉我他最近到上海访问的一些情况。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城市旅游服务,带领他们驱车35分钟来到了上海郊外的一座小城镇,这是一座新建城镇,可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办公楼。这位欧洲官员向接待人员表达了疑惑:“这些大楼太壮观了,但里面却没有人办公。这是为什么呢?”接待人员回答说:“这些办公大楼不可能永远空着。很快,这里就会进驻我们政府新的海外投资机构。”这位行长说:“我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正在调整中央银行的储备策略,也就是说这些储备资金已经不再仅仅发挥储备功能了,而是跃跃欲试地向全球投资。”中国接待方则回答道:“是有点这种趋向。”他的这种肯定回答实际上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有没有一种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不断增长的流动性投资呢?

然而,更加混乱的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倾向于对西方企业进行被动、非杠杆化、长期性的投资。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它们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最有可能在最后时刻退出的投资。在下一章,我将探讨在今天被称为对冲基金的流动投资。在全球经济大规模衰退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状况:当大型主权财富基金与工业化世界的中央银行携起手来,以应对工业化世界市场之中弥漫的对投资的悲观情绪时,对冲基金却在做空全球经济,或者逼迫全球经济把赌注都压在它们上面。一些小型的、独立性更强的主权财富基金会让市场更加混乱,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在全球交易中聚集起来的私人对冲基金投资而做空市场。

在这种背景影响下,今天的世界好像正在从经济全球化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和毫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机制转变到19世纪的全球化模式的复兴—一个新的重商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到处充满着基于政府控制的政治议程和资本变动的秘密协定、秘密交易和紧张状况。最近几十年里发轫于工业化国家的那种善意的G7政策协调机制也渐趋式微。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谓的自由资本市场也处于围攻、夹击之中,颓废之势日显。最终的结果是,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呈现迅速瓦解、迅速崩溃的趋势。

今天,世界在金融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重量级的重构。美国—这个曾经以透明度、法制规则、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所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打造出来的信用“堡垒”,正在被全世界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审视着。当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效仿美国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并且成为全球投资市场的新宠儿的时候,美国却发现自己处在了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结果,全球金融活动的中心开始逐渐从美国这个金融的核心重镇偏移—这一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处境竟然极其相似。

如果你怀疑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一位瑞士银行家最近向我透露,有一家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是得到了瑞士银行的部分帮助。在达成这项交易的过程中,这家中国公司绕过了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它们是传统上的全球金融中转站),而直接与迪拜的金融机构取得了联系—这在1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由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尤其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全球投资市场值得信任宝库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世界资本市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失去一个其赖以支撑的,虽然问题不少但却支持自由贸易、开放资本的根基国家—美国。然而要想真正了解我们面前的风险,就有必要先了解,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也就是说,全球化是如何转变的,在我们的周围究竟存在哪些令人恐惧的危险?

让我们看一下未来的世界。今天的金融体系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些积聚起巨额财富的国家—这里指的是产油国、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还将会积累更多的财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那种低消费、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在一个没有社会安全感或福利政策不够完善的国家里,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储蓄而不是消费。而且,与基于普遍性消费和个人创业精神的西方世界相比,以出口为主的商业发展模式更容易被政府官僚机构控制—当然,也更容易形成###。

麦肯锡全球学会(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7年的一份报告描述了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几大决定性因素。这份报告提到了全球经济的四大新“金融权力掮客”:一是来自产油国的投资者;二是亚洲各中央银行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三是对冲基金;四是私募股权公司。这四大新的权力掮客不断增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和塑造,自从2000年以来,其资产总额已经增至原先的3倍之多,达到10万亿美元,占到了由全球养老基金所控制的资金的40%。要知道,养老基金传统上就是全球投资的丰沛源泉。

在这四大新的权力掮客中,产油国控制的资产份额最大—达到4万亿美元。亚洲各中央银行控制了3万多亿美元,而其中有一半由中国政府控制。私募股权公司自从2000年以来,规模已经增长到了原来的差不多4倍,再加上对冲基金,共持有2万亿~3万亿美元的全球资金。但这四大权力掮客的资金还远不止这些。麦肯锡全球学会估计,到2012年,这四大新权力掮客的资金总额将会达到15万亿~2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养老基金的75%。

其实一般人用不着成为行业专家就能看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正如麦肯锡全球学会的报告所称:“财富和权力长久以来积聚在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里的问题是,欧洲和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的产业基础部门出售给外国政府控制的资本呢?比如,当中国、印度或俄罗斯控制的资本试图购买美国半导体和高技术产业公司的股票时,美国国会该做何反应呢?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中国试图购买微软公司或IBM公司的大量股份,然后要求在公司董事会里为中国政府官员谋得一席之地,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办?如果俄罗斯政府开始积聚波音公司的股票呢?如果美国限制这种投资,那么外国投资者又将做出什么反应呢?

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Arnold and Porter LLP)的劳拉·巴迪安和格雷戈里·哈林顿在最近一期的《国际经济》中列出了主权财富基金在2007年的投资行动。2007年年初,中国把中央银行的1.2万亿美元银行通货中的2 000亿美元转变成了风险性的主权财富基金。紧接着,中国就向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投资了30亿美元。2007年7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购买了英国巴克莱银行3.6%的股份(作为其向荷兰银行投标的一部分)。2007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向标准银行集团(Standard Bank Group Ltd.)注资55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在持有这家非洲最大银行超过20%的股份。

2007年11月,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与美国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签署联合协议,互换公司股权。2007年12月,中国投资公司以9.9%的股权入股摩根士丹利公司。

当然,中国并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棋手。2007年10月,迪拜国家投资公司购买了纽约大型对冲基金公司Och-Ziff资本管理集团9.9%的股份。而就在此前一个月,迪拜证券交易所购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20%的股份。迪拜证券交易所还购买了纳斯达克持有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差不多30%的所有权。巴迪安和哈林顿还补充了一点,在2007年11月底,迪拜国际投资公司向日本索尼公司注入了大笔资金。在这之后不久,###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宣布,它已经成为花旗银行最大的股东。

然而,对这些投资的国际阻挠也已经开始发挥威力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已经口头表示要阻止俄罗斯试图购买德国公司的打算。实际上,在欧洲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问题上,最好的办法是欧洲政策制定者要求并购者必须实现互惠,这是中国和俄罗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就有可能收到明显的阻止效果。请注意,这并不仅仅是大国特有的现象。即便是在泰国,当新加坡政府投资的公司尝试收购泰国###Shin集团时,此举也在政治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对西方国家来说,问题是,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对美国和欧洲当前在它们自己国家各个行业的投资持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它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计划被侵袭,那么这些国家是不是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呢?出现这种结果好像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基于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不会把高科技产业的股份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美国耶鲁大学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加滕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除了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动采取更加协调的政策之外,别无他法。加滕认为,如果没有协调政策,这些基金就会引起国家不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类投资应该进入贸易谈判的正常讨论程序。主权财富基金掌控者应该利用自己的官僚政治式的控制地位与国际合作伙伴探讨需要投资的数额,以及投资的性质和目标。

巴迪安和哈林顿指出,这种官僚政治式的做###产生一种严重的保护主义倾向。现在看来,对外国投资的阻碍,尤其是在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正在迅速上升。当然,对“战略意义”的界定也已经深受官僚政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需要的话,一个国家大多数的经济行动都可以界定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更加复杂的问题是,私有和政府所有的限制性界线已经日趋模糊。我曾经与一只主权财富基金的高级决策人探讨过,他就对别人把他看做政府的政治工具非常气愤。他的主要观点是:“作为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我们成功的标志是,我们管理的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有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就是政府的附属物,而其他则是专注于投资收益的真正的投资实体,它们才是稳定和增强世界经济的助推剂。

后一种主权财富基金中的大多数都采取“买入并持有”的策略。作为长期投资者,它们会首先选择在一种资产价格下降时把资金投向市场。然而,其他主权财富基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想为自己幕后的国家获取战略性收益。

以上这些虽然听上去不是那么让人欢欣鼓舞,但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美国在过去25年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和贫困人口减少的进程中,从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体系中所获得的收益。而且,麦肯锡全球学会预计,仅石油出口国和亚洲各中央银行的投资(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使美国的长期利率降低了75个基点。这种债券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投资在将来还有可能增长。另外,除了由主权财富基金所带来的战略考虑的复杂性之外,来自于上百个经济体的数以百万的“善意”国外投资者都把美国看做是既相当安全,又可获得良好投资收益的优良港湾,这也导致了他们最终的投资选择。

在过去25年的金融全球化时期,美国出现不景气的时间仅仅占到5%。而在以前没有实现金融全球化的25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处于萧条状况的时间占到22%。尽管对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抱有很多不满,但美国人对这种新的金融体系下繁荣的股票市场和低利率还是有极大热情的,然而,如果由于对经济发展的未来丧失信心而导致经济衰退,则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当然,美国人也能很快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其他国家都在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增加财富。

在面对全球金融权力已经转移的事实之后,华盛顿的政治领导人却像是天真的傻子。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旧我行我素,就好像全球金融体系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政治领导人有时也会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他们认为,世界上一些非###国家的经济体无法(或不愿)遵从正常的金融秩序,美国在这时候就应该保留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的可能性。但由于美国并没有经历过非常高的长期利率和飙升的失业率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美国公司的制约作用,因此,美国并没有选择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

美国政治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流动着巨额资金的奇怪的新世界中只有一个选择。重复一下,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最欢迎的长期投资目的地。这就意味着美国要保持过去25年中支持企业发展的资本主义模式。同时,这也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金融秩序以促进公众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遍信任。但今天,我们的政治候选人却排斥这一发展模式,因为当前他们对民粹主义的反对企业过度发展的政治信条一直顶礼膜拜。

2007年12月的一天—刚好在圣诞节前夕,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厅里喝咖啡,意外地碰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叫戴维·利普顿。他是一位绅士般的人物,做事镇定从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是美国财政部一个颇为耀眼的明星,因为他曾是20世纪末俄罗斯违约期间的风险管理人。

我们开始探讨的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不断上升的金融权力。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将会很快面临中国、俄罗斯、沙特###和其他国家对欧洲或美国工业和金融利益侵蚀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执政的两党在面对全球投资无法衰减的势头时将会发出相当有力的声音。“因此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存在那么多危险的不确定因素,”我插话道。

“是的,因为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利普顿回答道,“如果美国和欧洲的官员明天要面对一场极其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他们最先考虑的应该就是向主权财富基金求助,以帮助维持金融领域的稳定。”紧接着,利普顿又总结道:“没有其他机构会持有这种形式的资本。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会。它们(主权财富基金)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还需要维持那种使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的政策呢?美国也需要扭转自己的金融不平衡局面。然而,这里的挑战是,如何制定出一个有效的策略,既能扭转金融领域的不平衡态势,又不损害企业家资本主义体系所创造的财富和工作岗位。关键是,避免扼杀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培育的企业精神。在当前阶段,一个真正的危险是,由专注于阶层权益争斗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团体开出的政策药方最终可能会误杀这个“病人”。正像我将在下一章里所阐述的那样,要懂得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促进一个经济体增长或繁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今天这种新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企业家—的作用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对企业的资金支持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但我在下一章里还将要指出,促进企业创新氛围提升的政策必须依靠更广泛的促使人力资本成长的政策获得给养。关键的一点是,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对全球经济来说,中国代表的是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我在开始时只简单地描述一下。一方面,中国必须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以那种让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增长率高速发展。较低的增长率就意味着更少的工作岗位和潜在的各方面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过快也会面临重大风险,因为它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威胁,给世界金融带来泡沫。①现在,中国股票市场浪潮汹涌,政府部门也在积蓄力量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在中国,通货膨胀也在上升,这同时也抬高了工业化世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但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中国的发展泡沫(总是以多种形态)破裂时,中国的通货紧缩又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在发展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将会毫无选择地把积聚的储备物资和商品倾倒进世界市场。这将会促使全球的产品价格重锤般落下,也会给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带来极大的挑战。

在下面的讨论中,你会发现关于中国另外一个自相矛盾的因素:资本流动的作用。一方面,中国需要工业化世界以持续不断的直接投资的形式带来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它利用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数额)在国外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更多战略利益。这里有一个底线,中国对工业化世界来说,正在执行的是小心翼翼“走钢丝”的平衡策略,但这种策略好像是拥有众多变数的魔方,它使得危机管理的战略规划实施起来难度加大了。

中国在过去10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0%,而且中国政府的执政党从来没有面对过巨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奇迹般地解决了各省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数量,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在未来25年的时间里,中国要逐步淘汰一些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每年要提供的工作岗位比加拿大人口的三分之二还多。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确保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中国的发展需要前所未有的投资比例和不断增长的消费比例。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这些比例即便是可能的,其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在中国面临这种巨大挑战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也会承担很大的风险与压力。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一个高速发展的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亚洲经济体将会是减轻全球经济衰退、降低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但这绝不是简单的一次灌篮—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必须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否则通货膨胀就无法扼制住。西方国家虽然一直在向中国投资,但中国境内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最大的危险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正在生成泡沫。这里的泡沫指的是,经济发展决策者非理性地吸引投资,期望能够获得高回报,结果这种期望值越来越高,最后形成了投资的恶性循环。正像近年来所有的投资泡沫—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美国所暴露出来的网络泡沫,以及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的住房泡沫—一样,所有的泡沫都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的。有时候泡沫是慢慢地缩小的,但大多数情况是泡沫急剧破裂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泡沫破裂,那么对整个世界来说,其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将会变成全球通货紧缩的巨人。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谈到高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时都会引经据典,提到20世纪70年代的灾难时期。但实际上,和所有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的通货紧缩相比,通货膨胀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最近有人要我描述一下,如果中国的泡沫破裂,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做了一下简单的预测。首先,中国政府会迅速地把储备的大量商品(中国之所以储备商品,部分原因是中国的负实际利率①,在后面我将讨论中国最近的这一发展趋向)推向全球市场—这些商品被储备起来是为了支撑未来高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世界将会充斥着如潮水般的中国廉价商品。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下降的产品价格将会给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破坏。突然之间,各国一直担忧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将会被迫与价格水平的下降—通货紧缩做斗争。基于未来预期收益率的商业合同也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新一轮的员工失业大潮将会很快涌现。全球股票市场将会崩溃,因为投资者看到贸易保护主义者正在疲于应付价格水平的下降,而且还有可能一败涂地,恐慌心理会迫使他们出售手中持有的股票和共同基金,转而去购买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同样,很快地,众多的养老基金将会宣布它们无法承担未来的养老任务,因为股票市场的表现难以尽如人意。四大新“权力掮客”—主权财富基金、产油国、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将会迅速地撤出全球投资股份,并把投资兑换成现金。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和90年代的日本所表现的那样,价格水平会急剧下降,也将会给随后长期的经济停滞种下祸根。同时,经济规划也会显得无能为力。一家公司对一种产品或服务所预计的良好收益在未来也将会出现很大的变数。

但还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性。中国政府担心社会动荡会引发恐慌,它会选择把巨额的外汇储备资金从国际体系中抽取出来,将其用于满足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做法将会迅速地提升全世界的银行利率水平,逼迫各国中央银行增加资金供应以购买中国抛售的证券。理论上讲,这个结果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要高于通货膨胀,却低于通货紧缩。

不论最后的结果是厄运还是繁荣的局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会通过建立贸易壁垒报复中国,而如果它们这样做,中国就会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全球各中央银行将会释放大量流动资金以确保市场不至于崩溃。但正像我们在2007~2008年信贷危机中所看到的,这个恢复过程将会是非常慢的,也是非常痛苦的。这是因为处于恐慌中的全球投资者将会把他们的资金迅速地转移到工业化世界比较安全的短期政府债券市场—他们认为即使是高评级的企业债券和普通股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信贷市场将会失灵。正像在次贷危机期间所发生的那样,惊慌失措的各中央银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会大幅度衰减。

我最后的分析结论是,实际上,在真正出现泡沫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将会如何发展下去,而即使一点小小的震荡也有可能使整个结构坍塌。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一点,我不得不说我对中国的情况抱有一些个人成见。那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了一个对中国水泥的投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包括几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家中央银行的现任行长。我们购买了8家中国水泥厂,这几家工厂都位于中国北方省份,因为我们预计这一地区工厂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更新的热潮很快就要到来了。当时,中国的新经济才刚刚开始崛起。这是20世纪末叶在中国淘金的最前沿,我们看到了机会,希望利用这种发展激情和机遇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并最终能使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

然而,与我们的期望相反的是,这次投资失败了。就像在美国工业化开始时期的投资一样,这里的###也到处滋生。公司的账务也因为管理不善而搞得乱七八糟,完全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我们雇用了高盛的一位前行政人员担任CEO,以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徒劳无功。

中国水泥公司也从来没有上市。我们把资产亏本卖给了法国水泥公司拉法基集团①。我们当时都被一种美好的前景吸引住了,但最终却因管理不善和缺少对中国体制的了解而一败涂地。在这一过程中,我从中国市场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如果没有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保证,就绝对不能把钱摆在桌面上。零散的小规模投资是一回事,而真要经营一家基于在财务数据方面的信任或其他客观量度标准的公司则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紧随泡沫破裂之后的经济、金融恐慌期间,这种信任的缺失往往是致命的。

很明显,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司总是想尽办法在中国赚取利润。一家欧洲汽车零部件公司的CEO曾向我讲述过他是如何在中国扩展公司业务的—虽然他也面临着自己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可能泄露到中国的问题(他描述说,在中国内地的这种状况就好像30年前在中国台湾一样)。在中国,他仅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技术。“我们从来不向他们展示我们最新的技术,以防止高新技术的外流。”他说。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我对中国水泥产业的投资却是一次很难得的收获。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后的数年里,我避免了在其他领域投资的损失,尤其是那种数额更大的投资项目。当我的朋友们或熟人向我提议投资时,我总是回应说:“我有一条投资规则:只对我熟知的行业进行投资。”然后我就会给他们讲述我对中国水泥产业进行投资的故事,最后我往往会提出反问:“我们之中哪一位对水泥行业熟悉呢?”

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低成本产品的最后总装厂,这些经过组装的产品很多都销售到了美国。结果,中国有超过一半的出口产品都来自于外资公司,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可以作为成品重新出口。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出口依靠的是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的零部件。

在成长为制造业巨头的过程中,中国消费或储备了世界锡、煤炭、锌和铁矿石产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政治体制不稳定的石油出口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苏丹和安哥拉。针对中国的这一举动,美国也发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呼吁。

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今天的中国,至少有1亿劳动力的年收入可以达到5 000美元,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任主席里德·亨特却在《美国》(America)杂志上撰文指出,虽然中国中产阶层占到美国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已经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平均的生活标准不相上下,因为同样是一美元,在中国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比如,上海居民每个月使用有线电视和电话仅需要支付5美元。在北京,中产阶层可以雇用家政人员为他们料理家务,比如打扫卫生、做饭。而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料理家务。

经济专家预计,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还将会有2亿人加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之中。今天,中国的消费量仅占美国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中国将会有数亿人变成中产阶层。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发展趋势和全球技术的影响将会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所看到的那样。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中国将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较低的国内通货膨胀率,而且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事实上,低成本的中国出口产品有助于降低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如果没有这部分中国出口产品,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更高。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是中国对石油、食品的大量需求,使得这些产品的价格飞速增长,并且也是导致全球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中国的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从2008年1月1日起,新劳动法正式实施,将更有助于维护普通员工的利益,但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这也加剧了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之间的矛盾,还有可能在中国金融市场比较脆弱的情况下,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历史事实看,逐渐上升的通货膨胀水平是股票市场的噩梦。

中国金融市场的泡沫有破裂的可能性吗?今天中国的交易账户已经达到1.025亿个,而且每天新开账户达到30万个。仅2006年,就有2 400万中国投资者在狂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其中的大部分投资者都是新入市者。拥有股权或股份的人毕竟还占不到中国人口的10%,毫无疑问,中国这部分人口的增长也将是爆炸性的。

然而,这种未来的金融市场缺少一种降低风险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1995年取消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例如,2007年2月,市场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波动,上证综合指数在一天内就下挫了9%以上。道琼斯指数也随之大幅下跌400多点。这仅仅是中国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开始。从现在开始的至少5年之内,如果出现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对世界金融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即使是今天,中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也被高估了。2008年年初,上海证券市场的市盈率已经高于十多年前日本股票市场崩溃之前的市盈率。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股票市场又从高位迅速地下挫。

这里还有一个客观的教训,在2007~2008年全球性的信贷危机发生期间,中国金融体系看上去很奇怪—如果不是怪异的话—因为它没有受到影响。但这种状况却没有让世界其他国家感到多么舒服。因为在世界其他国家正疲于应付次级抵押贷款所造成的金融混乱局面时,中国A股在2007年危机爆发的前4周里却大幅度上升了20%。更加奇怪的是,即使额度最大的贷方之一中国银行被曝出购买了美国96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而其他银行也宣布购买了巨额美国债券,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出现了飙升的现象。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市场也会受到这次金融风暴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主要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如果因为次贷问题而致使世界经济出现崩溃,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将会首先受到重击。

最近我问欧洲中央银行的几位银行战略专家,如何能让中国这个经济“庞然大物”稳定地发展,如何能让其在通货膨胀飙升而失去控制时安全软着陆。软着陆的目标就是经济强健、稳定地增长,但增长速度又会受到一定的控制,以避免经济发展过热和泡沫的破裂。欧洲人认为中国有四个可能的选择:(1)对经济的定量干预(主要是通过行政体系,比如政府颁布条令以刺激消费或延缓消费);(2)提高利率;(3)加强货币流通;(4)以行政措施促进或延缓资本的流出或流入(比如,决定进口哪类产品以及进口多少)。

根据这些欧洲银行战略专家的观点,这些选择中只有一个是比较有效的选择,那就是允许货币升值,并加强其坚挺的地位。他们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在经历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巨额资金的流入。而这时判断经济能够稳步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坚挺的货币。对德国来说,其他任何举措都是起不了作用的。欧洲官员认为,中国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只有通过货币升值这种手段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尽管中国的货币升值问题已经被提上重要日程,但这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已经连在了一起,而真正解决当前的货币问题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中国政府停止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干预,那么人民币的强势地位将会大大加强,国外产品将会以更具竞争优势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但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一些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将会面临破产的厄运,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七分之一)。然而,美国的状况是,长期保持货币贬值、低储蓄和对石油的大量进口,现在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达到GDP的5%。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不论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毫无益处的。

美国金融界的领导人物对美国盲目自大的金融发展趋势也不是熟视无睹。高盛集团的CEO保尔森在华尔街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金融大人物,他在2006年7月以拯救者的身份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长。虽然保尔森对金融市场驾轻就熟,但他的获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一位中国专家,他曾经在中国参与过70多次商务活动。在布什政府看来,对保尔森的任命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因为一方面,保尔森可以缓解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局面,另一方面,保尔森还可以凭借其对中国的了解迅速打开一条解决中美双边经贸问题、理清两国货币关系的捷径。

2006年12月,保尔森决定开始对中国采取行动了。那时已经至少有35项关于中美之间贸易行为的法案被提交到了国会山。保尔森随后组织了自从尼克松总统时期以来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代表团包括布什政府内阁大部分的成员,甚至不大愿意参与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也一同飞往中国北京。那么中国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呢?最后,保尔森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美国。很显然,美国财政部既想要中国不对美国金融服务和农业这两大对美国关系重大的领域实施报复性的行动,又想顺利地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或者削减购买量,并且限制美国在中国的金融投资活动,那么这对美国的经济而言,破坏性将是非常大的。

美国财政部官员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货币改革的进程上迟疑,主要是担心,在边际产业领域,中国内陆省份会失去市场和工作机会。当我问询财政部相关官员这个问题时,他们总是以“我们将静观其变”来搪塞过去。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空口无凭”的货币改革实施时间也不是十分确信。同样,欧洲官员们在对中国货币问题的诉求上也“碰了一鼻子灰”。另外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如果人民币突然强势走高会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也会面临破产的压力。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升值能否极大地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状况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莫里斯·戈尔茨坦和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出口商在汇率变化的情况下并不会轻易遭受损失,因为中国没有最低工资的底线。这样,最低工资可以补偿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出现不稳定或者劳动力市场出现大的变动导致对劳动力市场限制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才有可能制定。正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对雇佣体制的限制也已经出台了。同时,在一些先进的行业中,中国工人必须掌握复杂的科学技术,中国公司实际上也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种发展趋向会有助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形成。

美国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与收入并不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由于美国人固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消费倾向。美国人不会考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钱,也不论产品的价格如何,他们总是喜欢花光自己口袋中的所有钞票,甚至有时候还会借贷消费。这就是为什么解决中美之间账户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

我认为,有一种解决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即不断上调中国汇率。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仅有一个问题可以促使中国尽快做出货币调整的决策,这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在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甚至还有可能遏止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给一些国有企业带来负面效应的担忧。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还呈继续蔓延之势—尤其是这已经影响到食品和服装行业,这种结果会带来更加紧张的状况。最终,中国决策者可能会被迫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在保护国有企业和承载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他们也有可能接受一种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但会减缓经济发展趋势的强势的货币走向,但如果这样做就会使一些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在此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拥有一份杂志一个很大的兴奋点是,出版商会时常寄送一些免费的书以供评论。在2007年年初的一天,天相当冷,我正坐在我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读一本名叫《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D·威廉姆斯(Anthony D. Williams)。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人们对信息技术不断增长的易获取性已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用于合作、价值创造和竞争的工具。这也把人们在每一个经济部门参与创新和进行财富创造的激情释放了出来。数百万人已经加入了自我组织的合作之中,凭借这种合作,他们可以生产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以便同世界上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进行竞争。这种新的创新和价值创造模式被称为‘并行模式’①,其特点是,众多的人和公司公开开展合作以推动本行业的创新和产业发展。”

当我读到这些语句时,我想,实际上,两位作者真正想说的是,现今,互联网所代表的是进行大规模合作创新的新工具。这一点意义重大。我那20多岁的孩子们就整天与互联网生活在一起。比如,如果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坐在旁边的他们在看到后会习惯性地站起身来走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在电脑上浏览这篇文章。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变动不居的企业文化会继续把经济搅得“天翻地覆”,或许还会带来一场“互联网企业文化”的革命。

预言中国有一天将会引领世界,可能要比以前人们所预言的日本、法国、前苏联和阿根廷有可能会引领世界更让人确信。但不要把印度这匹候选中的黑马算在内。我没有单独就印度的经济写作一个章节,因为印度经济同中国经济相比,对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还是相当小的。印度不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其制造产业的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没有达到中国那种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

当然,由于拥有大量教育素质良好、能熟练使用英语的中产阶层,印度经济也正处于腾飞阶段。如果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印度也称得上是“世界办公室”(也就是后台管理系统)。一般情况下,“办公室”所提供的产品要比“工厂”提供的产品稳定得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是无法预知的并且完全无法控制的外部变量—出口和外部投资的流入,而印度的经济发展虽然依靠外资不多,但其优势是更多受国内需求的驱动。

事实上,在以前,印度经济也遭受过通货膨胀、相当不协调的政治领导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极其关键的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要大刀阔斧地开始基础设施建设)。今天印度的制造业者所花费的电力成本是中国制造业者的2倍,而铁路运输成本是中国的3倍,因为中国曾经首先对制造业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虽然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从14%降低到5.5%,但仍然还需要继续降低。

还有一点,中国在1979年就放开了经济发展,这要比印度领先12年,因为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了全面发展。然而,印度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优势可能比中国更加明显。到今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大体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15年之后的数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更稳定,而且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数额更低。

印度在技术领域也更胜一筹。威尔·赫顿在他的书《迫在眉睫: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当做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中认为,印度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尽管中国拥有大量的投资……中国仍然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印度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按照其政府所承诺的,印度的基础设施、限制性的劳工法令更加完善,其他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得以转入正轨,那么印度该如何去做。但也有一种情况会出现,即如果全球生产达到了一个饱和点,而中国又试图在全球服务领域进行竞争的话,那对印度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动力强劲的经济体。它的动力来源于对即将到来的技术洪流和贸易额日益扩大的出口的需求—至少是现在。在中国经济进行软着陆的时候,这一动力的任何缺失—不论是投资缩减、出口下降,还是技术失误—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体系带来多重负面影响,这一点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未来的发展还需要拭目以待,比如,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恶化,或者欧洲和美国要求与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互惠,而中国出于各方面原因却无法提供。

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从事市场咨询业务的时候,日本还与中国今天的这种经济状况非常相似。日本,这个全球储蓄额最大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产业力量也是巨大的,很多人预计它有可能引领全球经济。但由于在利率、货币以及银行规则的实施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政策性失误,事情好像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展。正如我将在下一章阐述的,自由的金融市场时常会产生令人恐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最糟糕的经济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缺陷的人类通过行政控制和政府法令,试图去管理由复杂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结果。

全球金融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从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再到萎缩的中央银行—而政治变化是最难以预测的。全球化和开放资本市场都始于政治,是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一个解答。全球化在21世纪的存亡问题同样最终将取决于选民在政治上是否会因为其带来的巨大利益而能够接受其缺点。但这种接受似乎越来越令人怀疑。

如今的全球资本海洋仍在不断衡量政治风险。因为创业资本流动性和前瞻性很强,当有迹象显示出现哪怕“潜在”的消极变化时,它都会冲出国界,将金融恐慌的残骸留在身后。这些消极变化迹象包括阶层斗争(政治家挑起某一收入阶层同另一收入阶层之间的斗争)、过度的政府干预(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目的良好但可能适得其反的财政和监管变化。如今的世界变成了弯曲的,正是因为政治界和金融市场之间越来越缺乏了解。美国尤其如此。美国似乎正在酝酿一次地震式的政治变化,可能会使其抛弃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资本市场。

我将会提供一个关于全球化政治的理论,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我的论点是在过去的25年间,两党观点相对一致,就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的金融市场达成了共识。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共和党或者###党现象。实际上,###党的比尔·克林顿同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的经济决策并没有很大差别。

事实是比尔·克林顿甚至比罗纳德·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克林顿成为了全球化和开放金融市场的拥护者。他是近25年惊人的经济繁荣和全球减贫的带头参与者。为了打破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里根和克林顿都把全球化当做了一件有缺陷但是至关重要的工具。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在70年代成年,所以他对那一时期的经济幻灭感受很深。里根出生于1911年,所以他是在大萧条期间成年的。因此某种意义上,一入主白宫,两人就都认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和伟大的全球化浪潮的机会。如今的问题是:当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充分意识到这一非凡的政策共识时期正遭受终结的风险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如今,美国的两党正迅速背离克林顿所拥护的亲全球化政策。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和美元的疲软很显然不仅来自于次贷相关的信贷不确定性,也来自于美国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美国政治家越来越热衷于对资本构成、企业家主导权和财富创造进行民粹性攻击,这更加深了这些恐惧。

政治化的全球化带来了如下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金融市场对美国金融资产(包括股票)的定价相对较高。这是基于对自由贸易、开放资本市场以及长期强劲增长问题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将会大体保持完整的乐观假设。但现在似乎正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世界,这个新世界有新的规定和变化的政策,并且对自由开放的资本和贸易不再耐心十足。最紧迫的问题是:近几年,市场将如何给政治环境变化的性质重新定价?恐慌的氛围会不会导致强势下调金融资产的定价?不明智的政治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从政治的角度说,如今人们更加相信金融界已经进入了未知的政治水域。

我知道谈论全球经济时,将克林顿和里根联系起来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都是国际舞台上的全球化经济金融改革演出团的成员。其他改革者包括印度的纳拉辛哈·拉奥、中国的邓小平、欧洲的雅克·德洛尔、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新西兰的罗杰·道格拉斯以及巴西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某些分析家在这一德高望重的群体中还加上了法国前社会党总理莱昂内尔·若斯潘。

以上所有人都从下降的全球通货膨胀以及新的廉价计算能力中获益。面对政治压力,所有人都转向了全球化、企业家精神和全球资本市场,以打破20世纪70年代抑制财富的政策(中国和印度则是打破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压手段)。

作为决策者,里根和克林顿是一对奇怪的组合。这两位前总统的声誉都来自于他们对开放的资本和贸易市场的支持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

为了披露更多的情况,我需要承认最开始我并不认为里根有这个潜力担负这一历史性角色,尽管事实上从最开始我就有幸近距离见证了这一切。我真的将永远记住1979年年底在美国洛杉矶见到的里根,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容光焕发,当时正快速经过机场万豪酒店一间套房的门口。他穿着明艳的、彩色斑纹的运动外套和一件跟外套颜色及材质不太相符的高尔夫T恤衫。这位68岁的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点都不像在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

虽然我最初登记的是###党人(在巴尔的摩像我一样处于中下阶层、住联排式住宅的人都是###党人),我却在为里根当顾问,因为我是纽约州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的同事。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这位布法罗地区的国会议员担任里根竞选的首席国内政策设计师。我当时是肯普的办公厅主任。我们在洛杉矶谈论经济,确切地说,是用3天时间同里根朝九晚五地进行政策讨论。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里根,以及他的七八位贴身顾问。我们的目标是:制订一项国家复兴计划。

尽管我当时只有26岁,但我的经验已经足以让我意识到我们会议的潜在重要性。然而,我从未想到,这3天将会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全球化。确实是这样。我当然也并不知道###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后来会将这些政策提升至我根本无法想象的高度。

当时最有趣的要数里根竞选运动的智囊约翰·P·西尔斯。他年约40岁,白发,吸烟过量。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他“约翰·P·撒旦”(因为他打击对手的魔鬼般的战术才智)。我很钦佩西尔斯的卓越才华—适应有时非传统和不可预知的政治利益。他让我想到了埃尔温·隆美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北非战场上的德国将军。西尔斯习惯用三根手指夹着香烟,像架微型大炮一样直接瞄准了州长。每当西尔斯讲话时,空气中似乎就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他和里根讲话时,这种紧张气氛就更浓厚了(数月后,西尔斯从竞选队伍中被辞退)。不过西尔斯却做出了一项历史性贡献。

在洛杉矶会议刚开始时,他就坚持选举运动应该推动所谓的“北美协定”。这项协定将允许美国商业自由越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边界。里根很欣赏这个想法。他在1979年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和第一次发布国情咨文时都谈到了这个协定。“北美协定”当然就是后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NAFTA)的起源。克林顿总统也支持NAFTA,这成了两个政府之间的共同主线。它建立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区,成为了全球化重要成就之一。

这几次会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行将结束时召开的。我称70年代为“丑恶的10年”,任何有关20世纪70年代的事物—经济、外交政策、音乐,甚至时尚—都是丑恶的。记住,令人羞耻的越南战争刚刚结束。深陷丑闻之中的尼克松总统被迫离职也才不到10年。人们仍然难以忘怀肯尼迪1963年的遇刺使整个国家丧失了纯真和希望。

世界是弯曲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今美国的中年选民们都不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苦难。他们没法想象低通货膨胀、低利率的就业不完全的经济。因此,他们关注全球化的不利之处,而不能够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好处给予足够的感激。他们不知道全球化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心痛时期。

70年代有一个叫做“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它是由世纪顶级经济学家组成,宣称理论上身陷困境的世界经济是在冲击增长的极限。换句话说,经济已经达到了创造就业的极限。

几年前,纽约市差点破产。被称做达科他的西岸豪华公寓如今售价为1 000万~2 000万美元,约翰·列侬被谋杀时就是在那里生活。而在70年代,花10万美元就能买到那里的公寓。

中东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人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鲁莽的美联储政策造成了20%的抵押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高达10%的失业率(比较2008年年初5%的失业率和低至6%的抵押率)。

在这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的时代,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这是因为政府决策者们已经失去了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能力。1972年,道琼斯指数达到了1 000点,但在70年代末却下跌到了大约800点。这一下降不只意味着20%的损失,而是年复一年,长达数年的负收益。这代表了过去的半个世纪情况最坏、持续时间最长的熊市。

当股票市场下挫时,债券市场通常会上扬。70年代末,不可思议的是出于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两者经常同时下降。一场公司和公众养老基金危机也正在逼近。这一时期,美国公司被嘲笑为恐龙。

在美国,通过“税级攀升”过程,通货膨胀已经使中产阶层家庭承担了原来只针对过富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我们敦促里根立即降低那些令人窒息的税率—如果他成为了总统。里根降低了所有税率,包括高达个人收入70%的最高边际税率。如今,两党中都没有政治家要求重新回到最高达70%的税率,除了意识形态上最为刺耳的部分。当时的税率等于在金融上扼杀了中产阶层纳税人。唯一的赢家是擅长于创造性的税收庇护的公司。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将70年代概括为“美国的自杀尝试”。我记忆中则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迅速失去了目标。但正如我展示的,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人民对未来的自信和乐观得以再生。这一切使我们对如今的情况产生了两点重要疑问:美国和世界是否正在缓慢地回到像70年代那样经济衰败的时期?“70年代”这一短语是否甚至还跟今天的大多数选民相关?

所有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专家中,艾伦·格林斯潘对里根时期开始转变美国经济的新的80年代范式认识最为深刻。这一转变又是在10年之后的克林顿时期开始超光速发展。

从1990年开始的20年间,我的商业伙伴曼利·约翰逊和我经常同格林斯潘一起在他的主席私人餐厅共进早餐,从餐厅可以饱览华盛顿商场的美景。格林斯潘几乎不会提供关于他的货币政策目标方面的有用信息。他为了不泄露秘密,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们的谈话还是非常美妙的。

90年代初,一次共进早餐时,我问他如何评价里根作为经济决策者的重要性。格林斯潘的回答反映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当里根做了件非同寻常、风险极大的事情时,他就知道已经完成了一次范式转换。1982年,里根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工会(简称PATCO,专业空中交通管制组织)成员。这些成员试图通过白宫律师所认为的一次非法###来关闭全国机场。

几乎所有里根的顾问都警告里根解雇工会成员是一个陷阱,有可能导致欧洲式的劳工全面###,导致全美交通系统的瘫痪。这会摧毁美国经济,迅速让数万美国人失业。在最后要求复工的通牒失败后,里根最终还是解散了工会。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欧洲式的毁灭性###没有发生。

格林斯潘告诉我,他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一插曲象征着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恐龙式的美国公司将会迎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使它们能够为了在国际上竞争而进行必要结构调整。里根迫使市场调整预期。问题并不在于工会是邪恶的或是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问题在于在美国是否达成了政治共识,允许臃肿的美国公司大刀阔斧地进行重组。这次事件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关键在此。这一转变过程没有显示出任何单一党派性。20世纪60年代######会的努力为里根80年代的放宽管制铺平了道路。此外,正是共和党任命的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屈服于尼克松政府的政治压力)引发了70年代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并且,正是###党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70年代末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及工作顾问杰克·艾伯丁,在华盛顿政策圈中散播了解决税级攀升问题的这一想法。本特森起草了所谓的10-5-3税率降低提案,这成为了里根1981年税务计划的主要特点。本特森之后成为了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需要指出的是当本特森解决税级攀升问题时,作为罗纳德·里根经济政策的中心部分,他还在谈论所谓的“芝加哥福利女王”。里根在70年代的讲话中经常会提到这位神话人物。此人接受了85项不同的福利支票。由此,她因为美国的经济弊病而受到指责,这一说法实在是荒谬。

但是没有哪一个###党人如克林顿般支持全球化、企业资本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他将全球化争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因此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克林顿的身边都是华尔街国际主义者,比如罗伯特·鲁宾,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出于偶然,他曾经是里根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和其他许多完全支持全球化模式的官员。

的确,克林顿比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他也肯定远远超过了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里根尽管在自由贸易上收获了信任,但执政后期却深陷伊朗军售案丑闻。在这一时期,里根允许受到某种限制的美国出口货物比例由12%上升到1989年的24%。与之相反,1997年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克林顿呼吁“当局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以开放市场……我们不应该逃避全球经济的挑战”。

不顾第一夫人和某些主要顾问反对,克林顿推动通过了NAFTA。虽然我的一些支持克林顿的朋友们不赞同,但我相信NAFTA象征性地成为了克林顿的空中管制事件—向全球市场传递亲全球化的象征性信息。克林顿不遗余力地促成NAFTA颁布,是向全球金融市场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范式变化将会得到持续和深化。

2008年###党总统初选中,工会和###党内的偏自由主义者攻击克林顿政府对NAFTA的支持。这些批评者没有提到的是从1993年协定颁布到2001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1 200万增长至1 350万。NAFTA颁布5年后,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8%。大部分经济学家曾经认为理论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今,原克林顿时期官员选择防御性回应对于他们亲全球化政策的批判(我认为过于倾向于防守)。有的人甚至试图重写历史,或者至少是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的角色。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回答说,如果世界拒绝那些政策,那么这将会使全球经济的金融健康面临危险。

在美国,两个政党都在逃离自由贸易的立场。近几十年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为了自由贸易联盟的重要成员,但现在在贸易问题上已经无所作为了。前卡特政府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成立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一全球经济方面的顶尖智库,他对共和党在贸易方面的立场做出了有趣的评价。伯格斯滕说:“在过去10年中,美国贸易政策的最大损失是保守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德雷政治生命的终结。任何法案能获得国会通过,都不得不感谢‘大榔头’(德雷的昵称)。当管理众议院时(1994年至2007年1月共和党掌控期间),德雷的花名册是开放的,他花钱买投票,还经常宣布某项法案以一两票的优势获得通过。”现在共和党内没有像汤姆·德雷这样在贸易问题上左倾的硬汉了。###党内情况也一样。

关于里根–克林顿政策共识的讨论当然要包括财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税率而克林顿提高了税率吗?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先看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党在克林顿财政政策问题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许多共和党人说得好像当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28%提高至35%时(收入过高的纳税人是缴38%),经济陷入了衰退。但事实完全相反。

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共和党人也需要承认较高的税率扭曲了公司高层主管们的薪资(根据克林顿签署的1993年税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这些薪资极高的高管们试图通过不正当使用股票期权来避免缴付更高的税额,结果股票期权被大量使用。在后来被称做安然时代的时期,出于账目目的,许多公司高管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收入,而不是大笔需要缴税的工资,因为以奖励为基础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这整个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超过税收边际税率的某一临界点,最富裕的人群会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额外的税收。

关于克林顿的税收政策,还有一点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联网泡沫初现的时候,克林顿悄悄签署了一项法律,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达30%。

前美国国税局专员弗雷德·戈德伯格认为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税收政策大体没有差别,因此任何对税收体系的突然改变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刚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未听说过几十年间与这一观点相反的党派言论。研究过事实你会发现,###党总统肯尼迪似乎是资本流动的支持者。通过他的努力,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90%降到了70%,他还颁布了商业投资税收抵免法规(并发起了被称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里根废除了投资税收抵免,但是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一些,但签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资本收益税率(同时宣布了一系列资本市场看好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戈德伯格的观点是,难以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体的税务政策趋势是偏向于企业资本流动的。此外,个人税收政策大体避免了破坏性的阶层斗争政治。

的确,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克林顿政策是出于有讽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战略—试图增强反对党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优势。但是谁在意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对克林顿来说,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为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来首位连任的###党总统。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无法在华盛顿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本不利的政策,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会选举大败后稍带夸张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里根时代可能会最终结束,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8年。”这一潜在的政治转变成为如今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现在,美国政治社会正准备开始一场税收辩论。本书不打算写成一篇关于税收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都应该鼓励选民来设定税率,并且接受其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然而重要的是这场辩论能够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任何破坏美国的创业革命的税收变化都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如今,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正遭遇残酷竞争,所以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二,任何关于税收的讨论,如果不能反映美国财政上面临的挑战,也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

目前的辩论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美国的“富人”多纳税,美国的财政噩梦就将结束。从数字上看,这是一种误解。正如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只能带来大约60亿美元的收入。在大规模的财政威胁笼罩在地平线上的情况下,这就像桶里的一滴水。这一威胁可是以万亿美元计算的。

那么这一威胁有哪些重要性呢?《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塞缪尔森对此做出了很好概括:从2000年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口会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逐渐退休而增长一倍以上。退休人口将会从350万增加到720万,相当于20%的总人口。面向老年人口需求的大项目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如今花费1.1万亿美元,也就是40%的联邦预算(是国防支出的两倍多)。到2030年,这些项目的花费将显著增加,达到联邦预算的75%,超过2万亿美元。

因此,通过向极富人群征收重税来解决这混乱的金融问题可能是一个聪明的政治标语。但这种花言巧语反映了极端的政治讽刺。原因在于并没有足够的极富人群来付账。或者换种说法,许多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的###党人和共和党人会因为华盛顿将他们归为沃伦·巴菲特式的过富阶层,并且希望他们来弥合将出现的收入差距而大受震惊。

2008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投资报告指出,在美国这个拥有3亿公民的国家中,只有不到19 000户家庭享有250万美元或更多立即可支配并且可用于投资的(非房地产,非退休相关的)金融资产。换言之,拥有价值等于或超过250万美元流动资产的户主能够全部涌进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看一场NBA篮球比赛。大部分被认为富裕的美国人实际上反而只积累了很少财富,且通常是通过成功的小生意,法律合伙事务或者专营服务公司而获得的。如果他们被认为能像沃伦·巴菲特之类的暴富阶层一样,轻易地为高达数万亿美元的项目支出噩梦买单,他们会被吓得目瞪口呆。

对于任何将出台的美国税法,修补税法是一回事,而开启阶层对立的大门则是另外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了。对于阶层斗争,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对于当今高度流动的全球金融市场来说是具有毒害性的。它一旦引发,将很难停止。避免了阶层斗争确实是克林顿时期的一项丰功伟绩。那时,收入高、制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阶层因其在扩大就业方面的良好记录得到了华盛顿政治精英们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阶层斗争言论的支持者可能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在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个人财富之后,巴菲特如今声称自己的纳税严重不足。如果可以的话,他将会通过更高的边际税率来向联邦政府缴纳更多税。其他的美国富裕人士当然也会。

我能够理解巴菲特对于美国财政失衡的忧虑,但是他的政策处方使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有一些东西是非常成功的风险承担者的基因组成中就有的:一旦他们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他们会发现自己下意识地试图阻止其他人获得同样的成功。一旦进入,他们很快会迫切地想将身后的门关闭。我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界就观察到了这一点。所有成功者都不会介意政府设定更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包括需要高昂法律费用的大量政府公文。政府官僚作风和法律费用使潜在的新来者不可能参与进来。

在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后,巴菲特现在轻易地要求对资本大幅征税。这一情况让我想到了高档专属乡村俱乐部中的环境。那些所谓的新富人群往往是最势利、最排外的。他们并不是故意的,那是新富人群基因组成中所固有的一些东西。

如巴菲特,他的行为同样也反映了美国财政问题解决方法中的不一致性。几年前,他将自己的大笔财产投到了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一私人组织。美国政府正处在负债中,为什么他不把他的财产放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或者美国财政部呢?又或者是放在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政府机构,就像他的亿万富翁同伴特德·特纳10年前所做的?这似乎有些奇怪。巴菲特选择了比尔·盖茨管理的一家私人机构,因为它可能比政府官僚机构有效10倍或20倍。在陷入财政困难的美国政府和许多州政府能够从他的慷慨中获益的情况下,巴菲特却奇怪地选择了通过私人途径储藏他的巨额财产。

今天鼓吹阶层斗争的政客们是在赌美国人民深深憎恶经济上成功的人。但事实是,美国人民传统上对建立了巨额财富的创业风险承担者们十分钦佩—从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到史蒂夫·乔布斯,是的,还有沃伦·巴菲特。

普通的美国人所憎恶的是这个体系不对新来者开放,而被操纵来将事物冻结在固有位置。他们接受了创业风险和失败这一动态过程,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何,比如,私人股份公司能够获得特别税审议,而新成立的公司却必须缴纳两倍的税。他们憎恶的是有钱有权的内部人士能够从华盛顿捞到甜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部分美国人已经自愿接受了这一体系,它在过去25年中曾用相对较低的税率给予了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丰厚的回报。他们尤其不会憎恶年轻时的巴菲特—一个出身贫寒的人,长大后卖过《华盛顿邮报》,搬去奥马哈市后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最终买下了《华盛顿邮报》的大量股份,成为它的董事之一。他们会把这个现在富可敌国的人当做真正的美国英雄。

关键的问题是对财富创造的政治容忍是否还能持续下去。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都想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最近,一个英国国会议员团访问了华盛顿。我被其中一个议员的言论吓了一跳。“有些东西已经变了。美国人头一次对阶层斗争这么着迷,”他说道。其他的议员表示赞同。

这些议员并不是凭空想象这一基本转变。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用民粹主义阶层斗争的言论来逗弄金融市场。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但是原因并不像许多保守者所声称的那样。他们的理由通常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创造了高达75%的联邦税收,这些人同时也掠走了大部分国民收入。与他们观点相反,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为阶层斗争政策会限制或者吓退全球资本,导致创业冒险精神的丧失,而这会减少就业机会创造和降低整体经济活力。除此之外,阶层斗争的氛围极容易滋生危险的金融恐慌,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根基遭到严重破坏。

全球投资团体在近几十年忽视了美国政策的明显缺陷,包括财政不平衡,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美国是创业者创新的温床。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有创造力的风险承担者大施拳脚的唯一的可靠平台。有的人因此发财致富,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帮助促成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破纪录的就业机会。

这并不是要否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焦虑。民意调查显示,虽然这么多年来失业率很低,股票市场也很稳健,但是美国人仍然为他们的经济前景担忧。这一忧虑随着经济增长的放慢而更加强烈。不幸的是,我们最大的公司仍在进行重组和精简。美国工作人口的实际工资增长相对停滞。但贸易积极扩展时失业率最低,这一违反直觉的概念很难让大多数美国人理解。

最近几年,美国人在进口上的花费超过了其缴纳的税金。结果带来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尽管经济非常繁荣,但是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命运的掌控。所以即使那些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在政治上两面下注。

比如罗伯特·鲁宾是高盛前总裁,美国前财政部长,###党一切经济相关事务的精神领袖和职业国际主义者。在2006年年底,他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5周年庆典上的一次讲话震惊了整个华盛顿决策圈。他声称如果再相信“比较优势”就太天真了,他的这番言论让大部分算是自由贸易派###党人的听众大吃一惊。换句话说,他是在质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根本前提,而这前提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几十年来都大体赞同的。事后,许多人表示希望此评论更多是暂时的非理性思想,而不是战斗号令。

作为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许多时候被迫需要远离她丈夫的亲全球化立场。出于变化的政治态度,她将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也是华盛顿反全球化势力领导人理查德·格普哈特招入了内部战略团队。但让人困惑的是,她同时又听取了她丈夫的前亲全球化顾问的意见。这些人中包括吉恩·斯珀林。斯珀林坚持他的亲全球化立场,但是承认必须应对全球化市场所带来的忧虑。这样说未免显得偏袒,但国会中群龙无首的共和党人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并且在有的事情上,可能差更多。

鲁宾之后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这群人中最有趣的一位。正如斯珀林,他仍然保持亲全球化资历,但是主张“广大中产阶层所分得的蛋糕可能也会缩小”。在财政部短暂工作后,萨默斯成为了哈佛大学的校长,但随后被解雇(部分是因为缺乏艺术的管理方式,但我相信也是极端左翼对克林顿政府的亲全球化立场进行的报复,而萨默斯当时是全球化的拥护者)。

萨默斯是一个有趣的决策者,正是因为他完全只相信原始的智慧而从不在意传统社会规范。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财政部长之前,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天晚上,我安排来访的所谓环太平洋地区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财政部长同我所描述的“华盛顿六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见面。萨默斯也在受邀之列。

那是一个夏末的晚上,晚餐安排在白宫正北方四个街区远的杰斐逊酒店。我选择了一个离大厅很近的小而华丽的餐厅。我们先喝了几杯简单的鸡尾酒,准备坐下来进行晚餐讨论。那时我发现一个座位是空的。“劳伦斯·萨默斯不在,”我对其他人说。我猜测他可能被刚下的暴雨给困住了。“萨默斯在等雨停。华盛顿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边说边朝窗外望去,只看见大雨滂沱。

几分钟后,餐厅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紧张的满脸担忧的侍者出现在门口。我站起身快速走向门口。侍者说:“门外有一个奇怪的人,说他是来参加这次晚餐的。但是看他的样子,我在想我们应该叫他离开。”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湿透的人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进入了房间。那是萨默斯,他看起来好像被抛进过泳池一样。他从八个街区开外的世界银行冒着暴雨走了过来。那位侍者显然认为他是想找顿热饭吃的流浪汉。新加坡的财政部长看起来显得尤其困惑。萨默斯站在那儿浑身淌水,西服完全湿透了。容光焕发的他坐下来享用晚餐,仿佛不知道他的脚下正在形成一个小水洼。屋内其他的人坐在那儿满脸惊讶。

然而外表是会骗人的。尽管萨默斯的个人风格和社交方式都比较奇特,但他是我30多年来在华盛顿见过的最不具党派性、最理智大胆和最勇敢的金融官员。他是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只有萨默斯这个###任命的财政部长敢于挑战###党最大筹款现金来源—房利美的可疑金融杠杆行为。

几十年来,市场一直暗自认为,对政治上不可触碰的房利美,美国财政部会为其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抵押贷款的投资组合做担保。这使得这家公司能够以低于其他竞争者很多的利率借款,结果却通过鼓励过度借款创造了危险的市场扭曲。对萨默斯而言,党派策略远比不上追求政策突破—或者,没有更好的表达,就是老式的追求诚实的政策—在智力上的吸引力大。假若这样,应该把公司从悬崖边缘拉回,就像不到10年之后,应该把整个银行业从对次级抵押贷款的迷恋中拉回。

鉴于以上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对华盛顿的###党来说,接下来几年的问题是:新兴阶层斗争保护者会接管吗?还是克林顿派,包括虽然要求改革但仍支持开放市场的萨默斯式人物,会继续影响辩论?因为有迹象显示,克林顿所采用的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正遭到拒绝,美国将要经历一个比想象中更加弯曲的世界。

当然,克林顿的顾问们,如萨默斯和斯珀林,关于中产阶层没有充分享有全球财富机器所带来的好处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的金融体系中,工薪收入部门本身就在萎缩,中产阶层的收入不足以保证家庭经济状况不会倒退。这一问题不会因为政府所支持的任何项目而改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和有针对性的教育津贴。

此外,如果全球化继续下去,贫富之间的差距还将继续拉大。这是因为财富创造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宗教激进者问爱因斯坦:“你相信奇迹吗?”爱因斯坦回答:“我相信复利这个奇迹。”放到全球范围来说,如果政府避免毁坏全球财富机器,世界范围的财富就会呈指数级增长。

但任何理智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不会相信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显著增大无关紧要,差异增大就像一所政治和社会的纸牌房子,最终会倒塌。然而这次辩论并没有严格的条条框框。从历史上看,在美国,大规模收入再分配(想到70年代的高税收)会严重妨碍经济增长。结果会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弱,就业减少。此外,积极的福利干预计划则伤害了人们的自尊,使他们毫无成就感。这就是克林顿作为总统时为何甘愿再次惹恼他的某些政治同盟,而签署了重要的福利改革法,旨在帮助工作的穷人们摆脱陷入福利依赖陷阱所带来的屈辱感(同时保证真正有需要的人群的福利)。

最终,政治压力所造成的普遍不公平收入分配极有可能变得很难估量和预测,甚至更难控制。高度企业化的经济产生了赢家和输家。挑战最终在于如何大幅扩展赢家的社会基础。最好的方式是扩大投资阶层的基础。实际上,从长期看来,让更多的人成为资产持有者是挽救全球化的唯一政治方法。

对中产阶层来说,单纯依靠工资是不可能在今天的新型经济中致富的。此外,因为工资通常以某种形式跟GDP增长挂钩,美国政府需要使其测量经济的过程现代化。如今的官方GDP数字可能并不能充分反映经济的真实增长,因此工资可能在这几十年中被不公平地限制了。服务部门创造了70%~80%的私营部门GDP,而制造部门只创造了13%。政府对制造部门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性分析,而对服务部门的测量则令人不解地模糊。这是因为近半个世纪,政府只需要衡量制造业。只是在最近几年,服务业才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主导。所以50年前的测量技术不足以衡量新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工薪阶层则深受其害。

最近几年,全球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然而相对于拥有全球股票投资组合的人来说,工薪阶层并不能参与财富生产。他们身处劣势,没有办法从世界经济增长中获益。更加富裕的人可以购买国际股票和全球共同基金,充分参与全球生产力发展,而工薪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则不可能这么做。换句话说,由于金融全球化,股票市场投资的部分利润代表了对美国以外地区爆炸性未来增长的占领,而这是非投资者所不能达到的。因为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兴起,国家GDP和国家财富之间的联系也由此减弱,使得收入差距拉大。

这就是为何为了从世界生产力进步中充分获益,工新阶层家庭需要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长期投资。尽管市场不可避免地有起有落,但这却是真理。资本所有权基础需要扩大—通过鼓励工薪阶层家庭根据全球战略进行股票和共同基金投资的方式。

共和党候选人经常提到里根的名字,认为他是政治上近乎神话的完美的人物。但是里根过去作为一个###党人和工会领袖,如果不努力让所有美国人分享财富,是不可能在执政期间实现爆炸式财富增长的。本着同样的精神,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了所谓的“城市企业区”。这些企业区在衰退的市中心周边实施大幅减税或免税,以鼓励小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这一企业区法案是由国会议员杰克·肯普引入的。我很幸运能够领导员工层面的工作。作为共同发起人,我同南布朗克斯的######会议员鲍勃·加西亚一起工作,我们设计法案,然后向城市社区和其他特殊利益群体进行宣传。同时,我们也向里根推销这一观念。如今,企业区观念已经传遍了整个美国,尤其是在州和地方一级。

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2008年3月巴拉克·奥巴马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经济成功的核心来自一条真理:当所有美国人都做得更好时,每一个美国人才会做得更好;美国商业的福祉,其资本市场以及美国人民是密切结合的。”

这就是为何显著扩大所谓的投资者阶层的基础对于全球化的存活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何对于今后的美国税收改革,我都会建议废除对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市场投资的征税。我也将支持前###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和他的税收战略家吉纳·德普雷的建议,他们建议联邦政府给每个出生的孩子一个“美国出生权账户”。这一项目将给每一个新生儿一定数额用于投资金融市场的钱,以在日后使用。也就是说,在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将获得一笔财政款项,就像德普雷所说,“让下一代能够从几十年的金融复利中获取同高度富裕的人同样多的好处”。

当他们加入工作人群时,这些新的小投资家可以使账户增长,看着他们的收入进一步增加。通过参考可发现,5 000美元以7.5%的年复利率产生的收入将在65年后达到50万美元左右。对大部分天生不爱存钱的美国人来说,这一财务安排标志着长期财务困难和财务成功的区别。

英国正是有这样一套系统,给新生儿一个投资平台以鼓励他们成为投资家。该系统开始于2004年,英国的每个新生儿会从政府得到250英镑(约合500美元,低收入家庭的婴儿会得到500英镑,约合1 000美元)。让决策者吃惊的是,即使是在低收入社区,从项目2004年实施以来,家人和亲友们所贡献的钱也比政府的最初投资多了两倍。

在美国,每年有400万婴儿出生。如果给每个新生儿1 000美元,这也不过相当于联邦预算上的一个舍入误差。只需要为数不多的钱,就能让一整代人参与成为资本拥有者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这将创造新一代的拥有未来投资平台的投资家。

如今全球化的未来在政治上难以预测,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太小。同时,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结果是赞成全球化的政治基础最多只能说很薄弱。下面惊人的数据能够说明问题:根据纽约大学的爱德华·N·沃尔夫所说,如今40%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现金存款来支撑他们在贫困水平上生活3个月。一个四口之家按此水平生活那么长的时间将需要5 300美元的存款。

顺便提一下,美国的低存款率反映了财富分配不公的本质和对于美国经济可持续性的危险的信心膨胀。在过去的25年间,人们逐渐相信了那一幻觉,认为无论决策者们做什么,美国的低失业率都将一直持续下去—在后全球化时代金融动荡,生产疲弱和就业机会减少的世界,这一情况必将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失望。

然而,我们的大多数领导不是去寻求将更多人带入企业资本家体系,而是在玩政治游戏。一半人指责全球化,鼓励将危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鲁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阶层斗争政策。他们的政策主张一旦实施,会扭转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财富创造和减贫过程。使用煽动性的民粹主义言论已经使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而另一半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骄傲地提议以教育和员工培训的税收减免的形式降低税金。然而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40%的美国人并不缴纳联邦所得税(20%的人缴纳负所得税,因为他们从政府获得一定净收入),这些听起来很美妙的税收结构变化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决策者别无选择,只能设计一种具有创意的方式来大幅扩展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这是关键的历史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都需要更富远见卓识—就像19世纪的决策者们通过《宅地法》(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它将无偿给每一个有兴趣的美国人160英亩美国西部的土地)和20世纪通过《社会保障法案》时一样。

最终,为了保证支持新的全球经济的政治基础,决策者们必须集中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最清楚这一点的美国总统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林肯说:“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资本,值得获得更高的尊重。资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劳动力不先存在。”

1960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段著名讲话中主张“人力资本”应该是现代经济的主角:“我们各处的税法歧视人力资本。虽然这种资本的存量已经增大,虽然人力资本明显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一样会陈旧、贬值,并且需要维护,我们的税法却对此全然不顾。”

如今在税收政策上,华盛顿的两党决策者们在企业折旧的税收神坛前参拜,为机器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然而教育,在需要的情况下,包括人力资本的重新培训,被视为决策过程后的考虑,通常是最后一刻的权衡,作为政治掩护来使国会同意企业税款备付。我的观点是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税法不应该将机器的价值和荣誉放在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服务部门如今创造了70%~80%的GDP,“知识资本”甚至正变得比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加重要。

请注意,我不仅仅是说增加政府在再培训项目和加强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这些目标也很重要。美国的劳动者自身有时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全球竞争,而持续用新的思想再造他们自己的公司对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种超然的感觉并不奇怪,因为典型的工薪阶层并没有从新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任何金融收益。但还有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现象使许多人退缩。最近的研究显示,遍布全社会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正在凸显,以至于即使可以获得资金受到更高等教育,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却缺乏这种想法和口头技能,不能够向前迈出一步,以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一技能差距通常是来自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富裕的父母更鼓励培养思维过程和语言能力。不够富裕的家长则出于经济原因,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身兼两份工作。

然而,分析家布林克·林赛在《新共和》报上指出,如今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不应该被看做“一些玩得过火的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戏弄”,而是由全球经济的成功而产生的:“对现在的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经济在创造更多的富有成效地利用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却比能够利用它们的人要多……经济发展跑在了文化发展前面,结果是文化正在为提升灵活性踩下刹车。因此,与其抱怨经济体系,我们不如更好地帮助人们适应这一体系和迎接它的挑战。游戏的规则并不是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更有技巧的玩家。”换种方式说,我们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更好地激励社会,来找出某些方法帮助家庭提高技能。

乔治·蒙贝尔特在他的书《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 State: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中指出,人类和公司之间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的核心冲突。虽然这本书是针对英国,但它提供的教训同样也能很好地适用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今天的华盛顿,两党都专注于使用税收政策来帮助现有的大公司—通常是通过为资本资产支出提供更为有利的税收待遇。这没什么,但是更为重要的两个目标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培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技巧和激发新的风险承担者的持续创业创新精神。

美国国会专注于捍卫针对现有企业的税法的每一个剩余漏洞时,又采取了什么行动来促进充满活力和创意,还未存在或即将诞生的企业出现呢?这些还未诞生的企业是未来经济的就业、创新和繁荣的基础,但是它们却从未进入华盛顿的政策关注范围。

正如现在已经很明显的现象,我狂热地相信工薪阶层家庭希望能够赶上伟大的金融浪潮。他们希望从劳动力阶层转变成资本拥有者。他们希望在企业资本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们并不憎恶其他人的创业成功,只要财富创造和机会的大门仍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决策者们未能了解这些动态,我们可能就会看见一个全新范式的出现。全球的决策者们将会面临如何管理新的嫉妒政治的问题。并且,一旦产生,这些险恶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受到控制。这是一场表演的门票,演出中纸牌搭建的房屋会在我们眼前坍塌。

我希望同样清楚的是,美国的政治团体在拒绝克林顿的自由贸易、开放金融市场的议程时,正冒着给全球金融灾难创造条件的风险。首先,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信心的逐渐丧失,接下来是现金和信贷可获得量的萎缩,然后是持续的经济低于增长潜力的停滞时期。减缓的增长将会带来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阶层斗争言论和政策,而这些将会进一步降低整个国际体系对于美国的信任。这也是为何当如今的政客们胆敢在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上持不同立场时,他们应该记住通常大胆也可能是致命的。

尤其是美国正处在其经济历史的关键时刻。今天的政治家经历了25年非同寻常的两党经济成功。他们见证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可能被认为离奇的、近乎纯粹幻想的全球财富创造和贫困减少。然而他们现在正在玩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阶层斗争政策,而这些政策很有可能让一个包括里根和克林顿在内的广泛国际联盟付出巨大努力才实现的经济成功分崩离析。

尽管如此,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说管理全球化政治将是件简单的事。在全球金融体系结束了次级抵押贷款制造的混乱后,很可能没有人会是英雄,而不少人是恶棍。事实上,就如我将在最后一章中所展现的,只有那些具有非比寻常的远见和克制力的政治家才能够抵挡关于近几年全球银行部门不负责任甚至愚蠢的行为的政治煽动。的确,银行家们让整个世界经济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

如今的金融界危机四伏,领导者们必须盱衡时局。起初,领导者们需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来缓和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他们应该深入探究初露端倪的权益噩梦,制定一项全球战略来应对全球危机。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方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变暖与维持全球贸易体系之间所固有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并创造一种能够妥善应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风险和机遇的可靠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保护国际金融的流动性,同轻率的贸易保护主义斗争。

但最为严重的恐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领导者们必须改革如今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包括信用评级和配置体系。本书以2007~2008年信用危机所造成的金融恐慌开篇,所以我将以探讨这场危机的长期影响来结束全篇。2007年,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还款拖延问题的加剧,金融体系架构使一个本来并不严重的问题演变成了数十年来空前严峻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极大地动摇了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使全球数百万计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严重的生存困难。的确,金融市场最终恢复稳定了,然而根本问题却仍潜藏在表象之下,随时可能再次爆发。

我将要讲述的关于次贷危机的故事里没有任何英雄。2007年8月危机初现时,报纸头条就开始抨击无能的银行家们以及他们的表亲—永远居于幕后的信用评级机构。华尔街的很多分析师也纷纷指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为它在早几年将短期利率定得太低,而且维持时间太长,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它的反应又太迟缓。所有这些抱怨都只是针对一些枝节问题,反而将注意力从迄今为止对金融危机负有最大责任的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们身上转移开了。在赤裸贪欲的驱使下,他们精心编造了一个合乎法律但充满风险的方案来掩盖风险,结果几乎毁掉了整个世界经济。

如果金融全球化遭遇失败,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和它们的掌舵者将会受到最多的诟病。丑陋的事实摆在眼前,正是他们的行为让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岌岌可危。

人们普遍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仅仅是由于全球房地产泡沫破灭。他们的推理如下:柏林墙被拆除后,全球化的传播所创造的繁荣加剧了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内的竞争,结果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工资缩水,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降低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利率下调。而当抵押贷款的利率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很多发达国家的家庭就开始疯狂地买房置业,逐渐产生了大范围的住宅市场泡沫。随着泡沫持续增大,贷款机构对于那些偿还能力远远不足的人也提供次级抵押贷款。而后来当长期利率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回复到较高历史水平时,这些贷款者愕然发现自己已深陷财务危机。

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其实并未将事实和盘托出。在正常情况下,当美国次级贷款风险敞口仅仅为2 000亿美元时,在当时总价值为数百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吸收这点房地产泡沫对于世界金融系统来说绝非难事。在几个月内,金融市场可能会不稳定,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正常。很明显,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状况,应该还有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危及了金融市场的完整性。而“其他状况”就是银行和投资银行建立的一个十分可疑的双重系统,其试图隐藏大量的市场风险,包括抵押贷款风险。

因此,我将要叙述的是一个关于贪婪、伪善和绝顶荒唐的故事。这是那些银行家不愿让你们知道的关于2007~2008年信贷危机的故事,而这次危机是由未能意识到所发生一切的所有监管失败导致的。

故事起源于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此后,全球的银行神气十足地加紧了对于对冲基金的信用监管(对冲基金通常向银行贷款,通过杠杆将大量基金用于交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银行对于自己的交易平台却采取了一个宽松得多的风险管理标准。毫无疑问,银行风险激增。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银行模仿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做法,开始了越来越危险的赌局。

对于银行风险,金融体系是有防范措施的。例如著名的巴塞尔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就有硬性要求,如果银行想要提高风险等级,那么它必须将更多资本作为抵押,而不能用于投资。巴塞尔标准的提出无异于为维护全球银行系统的整体性上了一道政策保险,包括银行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及民众使用的其他一些金融工具。但是这个国际性标准也给银行出了一道棘手的选择题:银行要么选择高风险和高回报,但必须储备更多非投资性资金来应对意外事件,要么选择低风险和低收益,但是相对能有更多资本用来投放市场。银行没有接受任何一项选择,而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为了在巴塞尔标准布下的两难僵局中进行迂回战,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建立起一种双重市场。几乎每个大型金融机构都设立了独立于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以赫赫有名的花旗银行为例。包括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内,外界对于这个大牌公司所了解的,都仅仅是可见的、账面上的风险。而外界一无所知的恰恰是花旗所设立的独立于银行母体之外的隐秘的金融工具(通常叫做导管或者结构性投资工具)。

严格来说,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所背负的丑陋债务一般不会显现在母公司的账面上。然而,让母公司也大跌眼镜的是,在国际市场交易者们眼里,表外工具和母公司却是一脉相承,声名共享,而这是银行家们始料未及的。规避风险的努力最终铸就了一颗定时炸弹。

但是为什么银行要设立脱离其管控的工具,还不让母公司作为主要受益者出现在这些次级工具的资产负债表上呢?答案归结为一个词:贪婪。银行和投资银行创造了自己的私有市场—一种自动的,合法的,能产生大量利润的“倾卸场”。

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传统做法是,银行借给买房者资金,然后在贷款期限内持有抵押物。该贷款期限内,银行承担抵押风险,然而在全球化的新经济中,银行采用了一个不同的系统来处置风险问题。它将所有贷款集中到一起,并将整笔贷款分成若干份,叫做“利息收益流”。换句话说,如前面所提到的,银行“保护”了贷款,到国际市场上廉价卖清了经过重新包装的单独收益流(现在叫做抵押支持证券)。这些银行同样也鼓励它们旗下的独立金融工具来购买这些抵押支持证券,而其中有一部分便是评级为次级的抵押贷款。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向其独立的投资工具出售换装后的抵押支持证券而大发横财。

然而事情却自此开始复杂化了。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将刚刚买入的抵押支持证券作为抵押物,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在国际信贷市场上借款。商业票据历来被视为一种相当安全的债务投资形式,作为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中枢而被广泛使用。

2007年,国际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国际市场也随即对商业票据失去信心。这使得很多表外工具瞬时深陷财务危机。不久以后,它们的母体银行和投资银行自身也难逃厄运,因为全球交易者们再次将母体银行与独立金融工具同等对待。金融股票崩盘。随着商业融资难度剧增,全球信用体系失灵了。受美国经济影响,工业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在2008年年初也开始走下坡路。

而此时的银行却专门采用了一种新的、充满风险的商业模式,可以说,在这种模式下,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整个游戏。银行一旦将证券化的抵押债务卖给表外工具,就不再面临任何风险。作为有权决定给谁贷款的施贷方,银行却不再与贷款方有任何联系,也不担心他们是否还得起这笔贷款。与其作为风险管理者的传统角色相比,这种模式下的银行家们积极进行着风险分散。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没有风险的风险”,同时还能攫取巨额增值利润。

当这种危险的走钢丝表演真相大白时,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才发现自己其实更傻。例如穆迪和标准普尔等机构对银行进行常规审查时,总被它们账面上显示的良好财务状况唬住,全然不知其与独立的表外金融工具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大多充斥着次贷风险。让问题更严重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将表外工具发行的商业票据定级为“高度安全”。它们认为,既然债务是有保障的(并且因此被多元化)且与房地产挂钩,那么就不会崩溃。它们笃信房地产的价格不会下跌,至少不会在全国普遍下跌。

从金融角度来说,银行认为它们已经达到了极佳状态。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前几个季度中,某些大型银行的净资产收益超过了30%,这在银行界实属罕见。在那一时期,全球顶尖货币经理们囊括了这一收益的一半。为何监管者和评级机构从未质疑银行家在没有耍诈(表外风险敞口、危险的融资杠杆)的情况下能够如此成功,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种金融法则与美国大学评级体系非常类似。每年,各个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们都关注着各大学的评级结果。首先要看的就是各个大学的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AT)的平均分数,以判断该学校的总体水平。这听起来似乎挺严谨,除了一件事—很多学校呈递的都不是完整的成绩单。它们轻轻松松地抹去了一些特殊学生群体的成绩—运动员、少数族裔,或者一些有缺陷的人。这样一来,光鲜亮丽却误导人的成绩单就诞生了。意图可能是良好的—告诉那些普通中产家庭的白人学生考取这个学校的成绩要求。然而这完全是虚假的,对那些遵循规则提供准确和完整测试结果的机构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从这点说起,次贷事件听起来就不陌生了。由于全球化网络的紧密联系,当俄亥俄州的人还不起次级抵押贷款时,德国的一家银行立马会陷入困境。该银行在美国没有分部,但却拥有大量买进的评级很高但最终可疑的美国商业票据。

欧洲的金融监管机构,同它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也对于所辖银行旗下那些坏账累累的表外金融工具浑然不觉。突然之间,全世界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都因为美国证券化债务的牵连而暴露于高风险中。通常人们认为高度安全的资金突然饱受质疑,严重的信用危机正在全面爆发。

次贷引发的危机一大恐怖之处在于:尽管中央银行努力采取措施以逆转局势,发达国家的信用市场却仍在收缩。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哮喘病人,进入肺部的空气持续消散,喘息中的经济也渐渐窒息,急需氧气供应。

如同预期一样,各国政界都抓狂地搜寻快速救市的良方。2008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税收刺激计划,意在遏制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整体经济混乱局势;一些政治家建议将抵押贷款利率“冻结”5年;由美联储开道,很多中央银行都积极响应,大幅降低了短期利率;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前瞻性地首先着力解决了紧急问题—数百万美国家庭即将流离失所,需要政府救助。他们同样也深知整个金融体系正面临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因此,无论国会如何焦虑绝望,危机仍在持续。由于缺氧,喘息着的经济已由甜菜红变成深蓝色。逐渐清楚的是财政和货币疗法已不能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核心完全就是对于金融架构的信任危机。这一关键性问题其实早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爆发前就酝酿已久。这个问题就是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的对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信心的丧失。国际金融策划师哈拉尔德·马尔姆格伦曾经给这些有价证券,包括抵押支持债券、信用违约互换(一种抵押债务的保险单),以及一系列的信用衍生品,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信得过资产”。如果把全球经济的信用配置比做血液流动,那这些证券代表的就是其中最核心的动脉。而次贷危机引起的信心丧失,造成了这条动脉的严重血栓。

在第2章中,我描述了在风险评估和企业资本配置中,证券化如何演绎了其不可或缺的罪恶角色。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金融操作,它作为双刃剑,一方面推动了全球经济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危害了全球经济生产力。次贷危机爆发后,信用市场的削弱让人大跌眼镜。这是因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实质上经历了一场买家的“###”。这使全球交易者对手中持有债务工具颇为不安,这些证券的价值只能由信用评级机构来评定,这些机构由于通常依赖数学模型,而不是对资产信誉直接验证,其评级成功的历史记录少得可怜。这场信任危机立刻给全球经济的信用市场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金融体系赖以存活的输氧管道几乎完全堵塞了。

马尔姆格伦用更多的细节描述了那种形势:“在过去的10年中,有大量客户购买资产支持证券,包括公共和私人的养老基金、当地政府的财政主管、保险公司、外资银行及资产管理人、信托机构,甚至对冲基金……然而唯一能衡量这些证券的风险和价值的途径只有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在监管限制的指导下,很多买家,特别是养老基金,一贯追随评级机构的标准。2007年春天,一场慢动作的火车脱轨事故却正在发生。每况愈下的评级结果完全背离了最初的结论。那些手持资产支持证券的买家现在只剩下了不能变现的资产。”

这起脱轨事故让那些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导们惊慌失措。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一时的信任缺失就会导致作为全球信用体系主动脉之一的资产支持证券一夜之间失去流动性。然而对于这些复杂金融工具的不信任仍在全世界蔓延。而这个苦果恰恰源于这些金融机构没有全面分析它们所从事交易的潜在风险。

这段时间里,美联储官员们奉命救市,更加激进大胆地降低短期利率。由于担心重蹈日本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失去的10年”开始时所犯的错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迅速大幅降息,其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史无前例。虽然货币政策的实行能暂时稳住更大范围内的金融市场,争取到时间,然而降低利率的举措却仍然无法挽回投资者对于与贷款方毫无关联的施贷方金融投资工具的信心,也无法迅速恢复其对于这种将金融风险转嫁给神秘的表外工具的体系的信任。

2008年3月中旬,美联储官员陷入恐慌。大幅降低短期利率和其他直接向银行注资的方式都收效甚微。更糟糕的是,著名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已经濒临破产。美联储官员指出:在当前的条件下,如果这样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破产,将可能危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并造成股市暴跌,全球性经济崩溃也就不远了。美国经济已经濒临衰退。而那时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其深远影响可能要到数年后才能被充分了解。3月16日,圣帕特里克节的周末后,美联储将贝尔斯登和其他一些所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收归政府安全体系之下。在此之前,该体系都是专为美联储所监管的银行设立的紧急救助站。不仅如此,美联储还为贝尔斯登敞开了“贴现窗口”。“贴现窗口”设立于大萧条时期,专为银行提供紧急贷款,而不论它们的抵押品资质如何。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美联储强制要求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同时美联储以获得贝尔斯登的290亿美元不良资产做交换,向这家深陷困境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提供借款。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这个决策:美联储原则上似乎为包括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提供了这项政府保障,同时美联储和其他一些管理机构可能会承担更重要的金融市场监管任务。鉴于金融危机的急迫性,尤其是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绝境,也许美联储别无选择。然而这顶宽大的政府保护伞最终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对于贷款会起鼓励还是抑制作用,还有待观望。在一个受政府保护的体系中,一些管理机构需要维护公众利益。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众多监管机构在风险评估和把握资金流动性问题上并没有留下任何辉煌战绩。难道一个新的巨型美国监管机构,不管设立在哪里,都能够做得更好吗?金融市场中那些万能的巫师们总能够发明出各种合法的手段来规避监管限制。如果有一个新的美国监管机构,我想很多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和其他一些更加灵活的金融实体可以轻易地在国外从事金融交易。美联储或其他监管机构的职员可能会成为一项新的复杂决策流程的一部分。

《华尔街日报》的格雷格·伊普曾做过报道—“美联储被委以也许无人能及的重任:预先识别并防范危机”。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当复杂的衍生工具进行监管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这些回报丰厚,冒着存亡风险的金融机构犯了错,靠美联储就能纠正吗?”

事实是次贷危机爆发时,所有的监管机构职员都在关键时候麻痹大意了,但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他们。一个本分的政府官员无论如何也斗不过那些诡谲又擅长发明创造的金融巫师,还有他们那些打从监管条例一出台就立刻搜寻合法对策的精明律师。当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年薪为14.3万~21.6万美元,而高盛集团里最初级的决策师,其每年的酬劳都是以百万美元计算的。2006年,高盛员工的平均年薪为62.2万美元,某些行政助理和秘书也能赚到20多万美元。

然而现今的危险却在于:监管者在金融危机中被发现疏于监管,为了补偿,他们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监管。在金融市场上,过度监管对资金的流动性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对美国来说,过度监管会进一步削弱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监管过失会使已经受损的信用环境恶化。同时,由于那些活跃的投资者会选择将资金转移到管束较少的市场上,过度监管由此也会进一步削弱美元。

美国金融服务业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觊觎,也是美国能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少数几种产业之一。坦白地说,这些国家巴不得看着美国金融业死在过度监管的囚衣下—被束缚使其优势尽失。但话说回来,如果不像做手术一样精准地进行提高操作透明度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改革,避免危及更大的金融体系,那么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就真的命悬一线了。而美国的银行和投资银行在亟须改革的体系里真的是表现拙劣。很明显,我们需要一个将证券化资产的定价标准化的平台。我们同样也需要提高透明度的工具,以及加强对于市场风险和过度杠杆作用的实质性认识。独立的表外金融工具则应完全杜绝。

在次贷危机爆发时,一些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条件反射般提出:对金融监管工作的严格审查将使整个金融体系面临解体的危险。即便一些经济全球化的大家,包括著名学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和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也从一开始就警告说,我们在深入充满变数,有时还很脆弱的全球金融市场时一定要高度谨慎。虽然没有两家投资银行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贝尔斯登被收购的前两个月,摩根士丹利的杠杆比率为32.6∶1,已经相当接近贝尔斯登32.8∶1的高比率了。美林和雷曼兄弟也使用过类似的杠杆比率。

左派人士的观点同样偏激,他们激进地认为2007~2008年的信用危机正好铺开了红毯,欢迎美国政府接管金融体系。看来这些狂热者们好像忘了,在相当大程度上,这场危机正是由于美国政府没有能力识破金融市场阴谋家及其律师的欺骗。次贷危机暴露了政府与生俱来的弱点:它们没法了解不断进化的市场。

此外,令人憎恶的现实是:没有方法能迅速摆脱全球的信贷体系所面临的两难的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如此危险的地方,充斥着经济刺痛。重建对于如今的“信得过资产”的信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不幸的是,即使是在重大改革之后,在这些复杂的金融工具上重建信心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显然,世界上的银行以及投资银行需要发明一种用以了解资产支持证券的新框架,让它们更加透明化,从而更方便全球市场交易者们定价。但是要实现信贷的回归和主要市场的流通,并不是某一种快速简单的方法就能做到的。同样,如果不能建立对于这种资本配置新举措的信心,经济也不能实现繁荣。

世界上,各国财政部门开始威胁将限制那些复杂产品的使用(包括资产证券化),而这很可能会导致全球信贷市场的进一步崩溃。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调查抵押支持证券的建立过程中是否存在商业诈骗。纽约总检察长已经就发行抵押支持证券的企业是否存在证券欺诈展开了调查。

一个好消息是,关于金融产业的更多调查能够产生更高的金融透明度。但是不好的方面是针对金融市场的政治###会火上浇油。金融市场的运行者本应该集中他们所有的精力对他们的资产投资组合进行重新定价,并将全球信用市场还原到一个更健康的状态。可当他们开始拼命工作却是为了避免被提起犯罪诉讼的时候,全球经济将会更糟糕。美国的决策者们被置于进退两难之境。美国的金融服务部门成为了全世界的主导正是得益于其西部牛仔式的作风,它总是把风险封套推开并对市场变化迅速做出反应。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这个体系对美国的一场“企业文化复兴”做出了贡献,它造就了一段时期的经济繁荣,而这种繁荣如今已经随着信心的衰退和经济的不景气一起变暗淡了。但是这个相同的金融体系的本质威胁到了数百万中低收入房产所有者的经济福祉。如果美国资金不足的金融部门隐没于黑暗中,而当今主张阶层斗争的政客们以打击金融部门来作为回应,丝毫不提其将对创造就业和经济机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危险便会降临。

事实上,这场全球信贷恐慌秀将会以某种形式持续一段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将面临超过1万亿美元的信贷问题。而这个数字是基于现在已得知的情况。唯一清楚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少了杠杆的调节,更多银行资金被搁置以及伴随着其他新的后次贷约束,整个金融服务产业的收益水平将会降低。更难以确定的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全球性信贷紧缩。历史上,极其严格的信贷限制会使经济下滑转变为更加严重的问题。这种问题的症结在于:次贷危机即将发生的时候,银行收缩了信贷业务并戏剧性地开始减少贷款—不仅针对它们的客户,而且它们互相之间也会如此(提高所谓的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利率)。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利率受中央银行的短期利率影响也将降低。换言之,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降低了它们的短期利率,但是同业拆借利率却升高,限制了对经济活动的信贷。

以上这些并不表明陈旧的商业模式不需要被更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除了缩短产品链和反向杠杆融资,别无他法,银行业务方面也会发生变化;而那些缩紧银根、进行商业储蓄,并拥有忠实消费者的公司则将获利。金融家们将在更低且更为稳定的资产回报率基础上寻求资金回报。然而,更加难以确定的是这一变化的金融市场范式对宏观经济的潜在消极影响。

据《华尔街日报》称,从1996年到2006年,金融企业的盈利以每年13.8%的速度在增长,而非金融企业增速仅为8.5%,因为美国金融服务业大大得益于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2003年,金融服务业曾一度占到美国股票市场收入的30%,或是美国企业收入总额的40%。不可否认的是,这样高的比例一方面反映了对杠杆的过度利用,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在2007年大规模冲销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后,金融服务业仍占到市场利润总值的20%,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美国的决策者们做好准备面对金融服务业失败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了吗?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曾在他的《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一书中提到,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关键在于其金融体系。金融业的资本化程度越高、发展越快,越有利于全面繁荣。说“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在于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对企业家创业初期的融资进行严格的审查,金融体系几乎就不大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管。普利策奖获得者丹尼尔·耶金近日曾提到:“简单全球化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家的力量将再次凸显。”

我担心的是,长期来看,次贷危机将使国际金融体系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相对放缓,金融体系监管趋于严格,从而使企业风险投资和增长方式受限。另一方面,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并享有大量存款,它们将采用被西方在政治上逐渐忽略的不受约束的离岸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以及其他投资工具来实现进一步扩张,并全面控制世界经济的其余部分。结果就是,伴随着制造业掌控权从工业化的西方世界移至太平洋沿岸,亚洲会获得压倒性的金融优势,这一转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得多。

由于太平洋国家处理全球变暖问题的方式比西方国家宽松,这种增长的优势因此会得到加强。同样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由于信贷限制和金融去杠杆化,全球性的经济发展在未来5年可能会放缓。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或许这就是信贷市场形势如此重要而无法交给监管“警察”的原因,因为他们无法充分认识消极的宏观经济,也无法从为数不多的政府干预中得到市场启发。很明显,接下来的几年需要从公共或私营机构里精选出一支金融政策的脑外科医生团队,获得国会中一些重要和睿智的领导的支持。是的,国会中的两方都有一些充满智慧的领导。但在如今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里,他们会不会愿意合作以达成负责任的解决方案,这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出现新一轮的 “萨班斯·奥克斯利事件”,这种事件出发点虽好,但往往起反作用,造成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如果用于应对此次的次贷危机的第二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仍旧像之前那部萨班斯–奥克斯利金融市场改革法案一样,结果可能会使美国的银行业严重边缘化。未来的美国公司将不得不依赖于欧洲、日本和中国的银行进行融资。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将会重蹈美国汽车工业的覆辙。

在次贷危机发生之际,当有人问起我金融全球化的未来(是的,在华盛顿的宴会和聚会上真的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总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我总是回答:“去问舒默!”这里的舒默,是指纽约###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在美国国会,他并不具最老资历,他甚至不是委员会主席,但是舒默是典型的国会领导者,因为他总能提供有效的监督,避免监管处方杀死病人。

他是华盛顿###党对冲基金组织的一员。这些年轻聪明的自由主义者因为金融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而开始逐步掌握权力。如今,他们也和共和党人一样尽可能多地赚取对冲基金以及私募股权政治献金—如果不是赚得更多的话。他们都经历过痛苦的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史上最繁荣昌盛的25年间成年。他们也从历史中得知前一时期的全球化市场是以全球化的大逆转而结束的。

在我看来,舒默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关键领导者。他比大多数人更能理解在金融系统中出现的危险。他足智多谋,口才良好,能够缓和那些干涉主义分子的激进行为,阻止他们把当前的金融困难变成一场完全无法想象的噩梦。或者说,在整个世界继续考虑改革这个体系的同时,他也能慎重地在暗中破坏金融全球化。

我之所以认为这位参议员重要,一个原因是某种意义上,他是最初全球化的一部分。我第一次见到舒默是在1988年,当时日本的金融实力处于鼎盛时期。我那在财务省工作的老朋友内海诚(我在第5章描述过的东京策划会议上的那位)有了一个想法。国际派的财务省官员们试图跟随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步伐,开放金融市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派的官员们却抵制这一做法。那些金融机构也一样。内海诚说日本财务省将不会反对某些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议员来日本进行劝说。这一想法是通过对金融自由化的讨论打破僵局。但是,日本财务省应该正式邀请谁去呢?

我和当时的一位商业伙伴,理查德·梅德利给他提供了两个人选: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克·加恩以及来自###党的舒默。他们完全不一样。加恩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保守的摩门教徒。舒默是个年轻、性急的自由主义犹太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结果他们两个互相看不惯对方。这也是为什么内海诚问,如果我们可以帮他忙的话,能否陪同这两位立法者一并去日本。我们这样做了,顺便还带上了我们的妻子以陪伴他们的妻子。

几乎从起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确定:舒默是个非常有趣的伙伴。如今,作为美国参议员,他被认为是2006年###党接管美国政权的幕后策划。而那个时候,舒默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国会成员—高、瘦,留着向后梳的黑发,显得非常精明。作为国会成员,他似乎想做一些改变。那意味着为资助了他的政治生涯的华尔街利益服务。

舒默的职业生涯自此起飞,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与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人士见面之后,很显然,在美国方面,舒默将承担起责任。让我惊讶的是舒默能够敏锐地感知金融市场的运作。早在“全球化”这个说法出现之前,舒默在会议上和会议后就已经提出了金融全球化的意见。他对在###党内仍然得到大量支持的陈旧的贸易保护主义完全没有兴趣。

至今,我仍记得舒默某次陈述的具体言辞。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说话就像保守的鼓吹自由市场的杰克·肯普:“通过开放日本的金融体系,全球金融馅饼会增大,因此日本和美国金融机构都会从中获利。”舒默继续细致地描述了即将到来的金融融合的充满活力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将把全球经济推向一个繁荣的新高峰。

在此期间有一刻非常让人吃惊。某晚,舒默在某个鸡尾酒招待会上向整个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发表了一段感谢性的致辞。到场者包括各个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以及日本经济发展巅峰时期的全部资深内阁成员。舒默告诉大家他非常荣幸能够造访日本,希望整个体系能够对国外的金融机构更加开放(包括允许国外机构在日本股票交易市场拥有更多的席位),然后他邀大家举杯共饮。面对着日本最有力量的这群精英,当他把酒杯高高举在空中时,他骄傲地称美国为“大哥哥”,而日本为“小弟弟”。

日本人马上觉得被冒犯了。日本人的反应很微妙,但很迅速:我们的妻子,原本站在整个招待会会场的中间听着演说,马上就被要求移到房间的角落。她们最后站在休息室入口附近,那个地方被认为更加“合适”。

一分钟以后,Setsuya Tabuchi—也就是当时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的主席,拍了拍我的肩。他那皮肤近乎古铜色的坚韧的脸上挂着十分诡秘的微笑。他60多岁,看起来像个在上千次战斗中拼搏而且生存下来的武士,总是穿着双排扣的西装。他手中的一小截烟就像架在三根指头上的鱼雷,有点像里根总统的主要战略家约翰·P·西尔斯的风范。

他没有用翻译,用英文跟我慢慢说:“那个国会成员关于‘小弟弟’的台词是你们的主意,对不对?如果你们污辱大伙,事情就松散了下来。非常聪明。人们会气愤,但最终他们会开始磋商。”说真的,我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而且,我几乎能确定,舒默也不明白。我所能够确定发生的,仅仅是老套的社交失言—但它却奏效了。

尽管程度有限,但日本的金融系统立即开始对国外投资公司敞开。股票交易市场上也多了一些席位。哥哥和弟弟都繁荣昌盛起来。(整个过程并不是完全顺利,因为日本的银行降低了利率。这一行为也降低了日元因为市场自由化导致大量资金涌入而突然升值的风险,但是从那以后却也引发了非常危险的资产价格泡沫。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包括来自于美国财政部的压力,都让日本的这项政策作用受限。)

在此次日本之行中,查尔斯·舒默在对于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支持中饰演了一个关键角色。金融的全球化未来取决于他以及其他关注全球化进程的政治家和官员们的意愿,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为负责任的控制措施提供政治上的保护,以恢复对于这一体系的信心。

然而,对于###党对冲基金组织中的那些华盛顿精英而言,挺身保护整个金融体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是因为美国的孤立主义态度以及对于进口国外产品的不满情绪都在增强。但另一原因在于:尽管努力进行改革,我们逐步改进的金融架构可能还是无法充分应对21世纪全球化金融市场所诞生的复杂产品。结果,令人恐惧的有如过山车式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已经产生了,有时它是如此恐怖,以至于人们都希望逃到床底下躲起来。金融全球化可能是一个非常高产的方法,用以配置企业资金和创造财富。但同样,这也是一个充满了极端不稳定性的体系,缺乏一系列广泛的正式,甚至非正式的关于金融道路规则的理解。在经济衰弱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很难不去煽动大家对付恶棍。

此外,国会的监督者们可能会因另一个理由而变得胆怯:很难准确知道应该对银行采取何种措施。虽然那些贪婪的银行家表现得非常不负责任并把全球经济推向了层层险境,但是对于世界而言,银行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银行垮掉,世界经济和金融系统也就随之消失了。因为一旦我们摧毁了创造性和风险承担部门的现金供给,整个经济体系都会遭殃。

历史上任何一部关于经济萧条的文献都是围绕着银行破产倒闭而写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球金融恐慌中,中央银行家立马会担心一件事:民众可能会将大笔现金从银行系统取出(或者是现金从一个稳定经济体中的普通投资工具被转移到严格意义上的临时政府证券)。如果对未知状况的恐慌导致大量取现行为发生,整个银行系统的存在将会受到破产、无力偿还等因素的威胁。因此,即使是国会中最聪明的成员拿的工资,相对于应付如此重要和困难的挑战而言,都不算多。

在新的全球经济中,控制银行危机已经变得极其困难,因为恐慌往往犹如暴风骤雨般瞬间来临。如今金钱的流动极其迅速。甚至在20年以前,一个人需要拿起电话打给其经纪人或银行家来调动资金;而如今,所有事情已经简单到仅仅需要按下电脑键盘上的某一个键就能完成。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慌乱中立刻按下那个键从银行中提取存款,那么银行的负债将会因速度和数量骤然提升而难以控制。

在2008年3月,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将其纳入银行安全网络,整个金融系统也因此仿佛进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中央银行家举步维艰,因为过于慷慨而且宽泛的政府安全网完全能够将整个金融系统搅乱。政府保证所有金融机构的投资,这听起来很英明,但可能并非如此。那是因为,正如我们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所见,那些金融机构为了自己能够顺利脱险变得一点都不负责任,对于其他问题置若罔闻。这种行为可能会增加一系列无止境的金融泡沫,进而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而严格的监管限制会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贷款量的急剧缩水。如果政府保证犹如万金油,那么诸如房利美这样暗中享受了多年绝对保障的公司,在2007~2008年的信贷危机中应该会一帆风顺。但是相反,它和其他与之类似的公司机构成为了危机中的重点受害者。

在新的全球经济面前,决策者极度需要共同就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本质进行前瞻性思考,同时也要整体考虑存在的风险因素。就像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尔德·科里根在某一次讲话中指出的:“你不可能把整个宇宙都给保护起来。”你不可能排除所有的风险。威廉·塞德曼,美国金融市场管理部门的权威,则换了一种说法来表述:“应该让一位受到神灵指引并且极其厌恶政府干预市场的天才来运营这个安全网络。”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如果我们要拯救新兴的全球经济,决策者就必须把握时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政策界—包括中央银行家、财政部门的官员、重要政府监督人员、资深智囊团顾问,以及政治领导层的相关成员—需要重新搭建世界金融框架,进行如“金发女孩”般的指导,既不太温和,也不太强势。赌注已经不能再大了。毕竟,如果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发达国家主要调节机构都很难弄清楚次贷危机中真正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相信它们会了解一场恐怖袭击对金融界造成的影响呢?如果是一场完全针对金融系统本身的袭击呢?很明显,政界应该着手制订更有效的国际应急计划,而且要快。

为了防范各类金融危机,政策界同样需要建立“高瞻远瞩”的金融学说,或者至少是一系列非正式的共识。这一学说,无论正式与否,都必须包含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实现更高的透明度。决策者必须如同实施外科手术般进行精确的全球改革,避免威胁到作为财富生产力量的更广泛的金融体系。这需要不同寻常的想象力,正如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出现的经济“大思考家”一样。这些人设计了一套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了之后60年的和平与繁荣。如今的决策者需要具有同样大胆的思维,并且要告知公众他们已经建立了恢复经济稳定的新的金融学说。

在与自由市场的合作中,决策者需要设计一些方式来更好地报告金融机构在运用复杂的高杠杆金融工具时所承担的市场风险程度。由于金融产品在证券化的过程中都被捆绑起来,为了剔除暴露出来的金融毒害,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给受到保护的金融产品暂时松绑,以克服法律和税务方面的限制。同时也必须有某种新的平台,使证券化金融产品的定价更加标准化。

另一方面,决策者需要设法改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一个办法是把这类机构的部分收益同其表现联系在一起。在当前的系统下,除了声誉和利益上的影响,信用评级机构基本上不会为失败付出任何代价。此外,它们也无法享受到成功和准确评级所带来的好处。有些国会议员提议政府接管这些机构。对于任何对全球市场略有了解的人来说,这样的行为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与私营信用评级机构的专家相比,政府官员更难以与如今世故圆滑和复杂深邃的金融市场奇才相抗衡。

政策界同时也必须解决全球经济中的国有银行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德国、中国、法国还是意大利—这些问题都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弱点。比如,2007~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德国的中级市政和国有银行代表了“政治银行”的最糟表现。这一系统一直隐藏其次贷风险,直到为时已晚。随着这些机构的倒闭,它们只能被大型的独立银行所接管。国际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将这些国有银行系统转移到全球银行专家查尔斯·达拉拉所说的“市场化的更健康的根基”上来。当然,市场化的银行也存在问题。它们也做过一些很愚蠢的事情。但它们不会像国有银行那样听从于政府的直接政治领导。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在恢复经济上的失败正是因为其银行在政府决策者以及政界精英的指导下,没有及时清理掉它们资产负债表中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如果银行当时能更加独立,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从一个更广的角度说,如今的政治领导者需要清楚,即使所有必要的金融改革都到位了,财政上的透明度增加,并且对于财政架构的信心回归了,世界经济将仍然有可能陷于危机之中。当然,各种威胁也会存在:恐怖主义,天气和气候的变化,以及即使努力进行财政改革,金融恐慌仍然增多。但是对于世界经济秩序最终的威胁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自身出现问题并崩溃,从而难以为继,使世界回到犹如20世纪70年代那样一个长期的经济萧条状态,也许情况还会更糟。

一些专家指出,全球化进程,特别是金融全球化进程,以及前几十年巨大的财富增长,可能是得益于两种也许不会再次出现的发展:首先,60年间没有出现世界范围的军事冲突;其次,计划经济模式的全面崩溃。这种崩溃也许一次性释放了被压抑的创新能量。因此,这种理论认为,前几十年中全球化进程的成功不太可能被复制。

相当大一部分主流舆论领袖开始质疑全球化的基础。例如在《外交》中,拉维·埃贝德拉尔和亚当·西格尔指出:“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家及其选民们对于资金、货物甚至人口自由出入于他们国家的边境越来越不安。而最具全球性的产品—能源,也再次成为了资源民族主义最炙手可热的目标。”我愿意补充一点,那就是即将出现的亚洲和西方世界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争端可能会威胁并严重减少对于全球贸易体系的支持。

近几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鼓励发展经济以改革金融机制,让外国投资资本穿越国界自由流通方面变得越来越冷淡。导致这种消极行为的原因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透明度,同时也缺乏足够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运营。因而外国投资资本很容易就流失了。一旦发现麻烦,就会发生大范围的撤资,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留下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阻止随之而来的危机传播到影响更广的全球金融体系。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由世界各地政府经济学家所组成的,总部设在巴黎。它同样也收回了早先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支持。世界两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实际上已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警告,提醒它们太快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

如果所有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都不支持金融全球化进程,谁还会支持呢?我相信唯一的答案是,一群具有改革勇气和卓越远见的政治领导者。他们将来自社会公共部门或者私营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和政治领导层的主要责任人。他们会挺身而出,向所有人阐述自由贸易和自由化企业资金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一旦崩溃所带来的严重的消极后果。

同时,全球化进程终结的迹象已经随处可见。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开始失去其影响力。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保护农业和其他某些产业方面持续它们的虚伪作风,而不顾陷入困境的多哈回合国际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全球贸易走到了尽头,而是意味着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不信任普遍自由贸易,这对于全球化的未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在直接投资上,中国现在正在审核来自国外的收购兼并申请,大幅增加了受保护的资产数量,理由是出于“经济安全”、“核心产业”或保护知名品牌的考虑。这同中国企业试图接管优尼科以及迪拜港口世界争取接管美国数个港口的运营权时,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保护行动一样。这些变化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资本不会永远自由流动。

保护主义、宏观经济弱点以及越来越明显的经济不平衡的威胁导致市场更加动荡,这让一些人认为世界正在步入严重的经济下滑,抑或是经济崩溃时期。我的朋友中前忠志被誉为日本最为卓越的独立经济分析家之一。中前忠志提出了“中国崩溃”的假想。他指出,整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个长期产能过剩(生产过量)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在制造行业,最终波及服务业。由于政府,特别是亚洲政府,会加强对于经济的调控,中前忠志预测一场新的“反里根革命”已经迫在眉睫。

中前忠志认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在亚洲)不计后果地持续增加产能(不是出于市场需求,而是由行政法令导致的大量生产过剩),全球经济将遭遇更严重的自然资源短缺(铜、锌、铁矿石、原油等)。加上产能过剩的问题,自然资源价格的上涨必然会持续出现,尽管其价格会间歇性回落。这最终将导致生产过程中内部收益水平的大幅下滑。

如之前所说,由于制造业的停滞,那些新兴市场将会尝试发展服务业,正如20世纪###十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做法。日本也会强势介入服务业。印度已经这样做了,结果必然导致供给过量,进而使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保护主义首次同时升级。

对于中前忠志,最有可能发生的假想是当亚洲经济陷入国家保护主义的时候,欧洲会蒙混过关,而中国却将真的“崩溃”,因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情况是最为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向世界市场倾卸大量积压的商品和制成品,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疲于应付。

同时,美国也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国内需求来源。住房和汽车业,这两个美国经济中曾经最为重要的行业,最近正在经历惨重的萧条。在中前忠志的假想中,美国和欧洲将会用环境投资作为新的需求来源。它们将会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的新标准,以便同时把亚洲产品从欧洲和美国市场中清除出去。这是实际上的保护主义,或者说是非关税的关税。

中前忠志说:“整个假想意味着亚洲的其他国家将会需要创造其国内需求。那是非常难以完成的。日本努力了将近30年(发展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消费基础),但却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成效。”结果将是亚洲加强针对美国和欧洲的产品和服务的保护主义。

中前忠志那可怕的假想并不是不可避免。然而,我提到它只是为了说明,全球越来越多的颇具远见的战略家们都开始担忧,全球金融和贸易的崩溃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如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产能过剩可能会降低工资,但还有其他不是那么预示灾难性的假想。一个更乐观的结果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全球资本仍然可以自由流通,这个可能性将会被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自由市场经济体在解决困难方面会变得非常灵活。多年来,艾伦·格林斯潘一直在美国国会面前证明美国经济巨大的灵活性。接下来的10年会检验格林斯潘的理论是否正确—美国金融系统能否自我改造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并不是只有坏消息。在寻求理解证券化信贷本质的过程中,如今中央银行也变得更加明智。毋庸置疑,在未来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美联储将会更加关注信用膨胀问题,这将会降低金融恐慌的严重性。除此之外,据我所了解,具有判断力的市场参与者都不再会质疑增加透明度的必要,虽然在细节上还存在一定分歧,比如应该在何时向市场披露次级贷款。相对众多欧洲机构,美国金融机构较快向社会公布了它们资产负债表上的丑陋缺陷,这保留了一些希望,那些次贷资产可能会还原到一个更高的价格。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相对于现在衰弱的经济来说,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将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动荡,时不时看起来要反弹,但很快又再度跌落。令人难过的事实是:对于自由化资本市场以及自由贸易的潜在怀疑情绪将有可能使经济和金融系统在许多年内一直不稳定。不稳定的政策必然招致不稳定的市场,以及困难重重的经济基本面。

1914~1945年间,当前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瓦解时,跨国贸易以及资金流急剧缩减,只因为一个原因—思想危机。帝国主义野心以及保护主义情绪成为了不断发展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原动力。善意的决策者忽视了全球化金融和贸易早先曾经创造了巨大财富。财富以及国家资源被大量争夺,在民族主义刺激下,形成了紧张的局势。仅仅在1929~1932年间,由于国际上的彼此不信任达到空前高度,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下滑了近70%。

金融失信的到来,源于世界各个国家为了规范国际资本流动而对货币控制进行严格管理。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下降。价格的走低意味着公司不可能盈利。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司无力承担它们的债务。许多银行破产,信用进一步缩水,阻碍了更多商业的发展,进而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这一时期自然就是所谓的“大萧条”时期。

让人吃惊的是,这个时期之前的5~10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思想上的领导者在保护和巩固这个全球化体系,尽管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工业化发展和经济繁荣。相反,那些本来应该起领导作用的人却相当消极。英国在当年就像如今的美国一样强大,从而遭到其他国家的憎恨,它缺乏为这个体系奋斗的信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英国仍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但英国人发现他们已经进入智力衰竭阶段。正是由于缺乏全球领导,事情完全失去了控制。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英国没有抓住时机。

令人悲伤的是事情并非一定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处理中,美国的政治和政策领导者打出了恐惧牌,这需要停止。相反,他们需要记住这一事实:只有美国才能鼓起勇气和利用领导权来保护自由贸易体系和资金自由流动的国际体系。

这正是利用选举资助而掌权的###党对冲基金组织成员最关键的时刻,他们需要站出来保护这一如此成功的体系。他们掌握的信息是:金融全球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它充满缺点,产生了大量令人恐惧的混乱,但是,它同时正如珍稀的能够产金蛋的鹅。结果是明显的:只有真正的笨蛋才会希望回到早先通货膨胀更高、失业更严重、更贫穷的年代。或许前美国财政部官员马克·利兰德的那句话说得最为到位:“全球化进程就像是###和婚姻。虽然时不时都会出现问题,但它们的替代品却更加没有吸引力。”

美国的决策者需要提醒世界,在全球化前期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所带来的不确定的恶性商业周期。政治领导者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证明,今天的金融系统在有效的领导下—并且如果给予其必要的指引和时间—具有令人吃惊的自我纠正能力。举个例子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经济动荡中,发生了存款和借贷危机,评论人士如同今天一样描述了灾难性的经济和金融预示。我们忽视了那时候的市场也经历过一次信任危机。但是在进行适当的改革之后,这一金融系统得以自我修正。它清除了损失(在一种新的被称为清债信托公司的制度的协调帮助下)。市场中的一些人发现自己的财产不值钱;那些投资失误的人遭受了损失和心痛。但是在一个政策计划的支持下,经济和金融体系不仅在存款和借贷危机中生存下来,而且在近几十年里走向了繁荣。

因此,决策者需要确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可以使国际金融体系走向透明化并且获得信任,以实现更富生产力的未来。但是领导力至关重要。富有创造性的金融政策策略家们应该摆脱如今丑陋的党派偏见,着眼于大局,与私营部门进行亲密合作。这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机遇,他们需要抓住它。

成功来之不易。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论述,现今的决策者所遵从的决策模式导致了“短期有利但是长远无益”的结果。现如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财政不平衡的加剧、权益噩梦和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没有什么短期利益可以同不能设计出这些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所带来的危险相提并论。现在是该想想并做长期的打算的时候了。然而,可悲的是,问题依然存在:那些天才的政策战略家在听吗?政治家是否会考虑除了他/她下一个30秒的电视广告以外的其他问题?是否有金融市场领导者能够考虑到下个季度以后的事情?这些人中是否有人意识到世界金融系统已经危如累卵?

当今世界,不像从前,有胆识的决策者需要以有效的章程来避免灾难。有好的领导者,我们可以继续前25年那惊人的繁荣。如果没有,我们则可能经历新的经济悲痛。第二次经济大萧条似乎不会到来,但是这种想法却不完全荒谬。这个世界是弯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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