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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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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8月27日

  星期三

  【冰点】人人都有这种想法2003年08月27日 00:05:27

  本报记者 冯玥

  “我觉得自己还是挺能吃苦的,骑车、徒步,都有很累很苦的时候,骑自行车,夏天屁股都磨破了。可是肩膀的那种疼,完全不一样,真疼啊!”在一家咖啡馆里,闵杰章坐在我对面,一边说着,一边不自觉地摸了下肩膀。

  奇怪了,这个自称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爱吃苦”的人,曾经花8个月时间在中国西南西北孤身骑行7000多公里,翻过昆仑山,穿越可可西里、沱沱河、唐古拉山,攀登珠峰,徒步墨脱,在荒野上与狼对峙……

  还有什么让他受不了的?

  2000年5月27日,在那个暴雨的清晨,当闵杰章从北京出发开始自行车西部之旅时,他做好了各种吃苦受累的心理准备,却没想到他的肩膀会遭受如此磨砺。同样让他没想到的,240天的旅途早已结束,而因为此次旅行引发的一件事却一直在继续―――由他牵头,通过网络募集资金在云南贫困山区修建小学。从他自己亲自扛木板参与施工的第一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4所小学修建完成,第5所和第6所即将开工。

  “一路上也见了不少学校,没有这所这么破旧、落后”

  和闵杰章约见面的时间不太容易。这位穿越荒原沙漠的孤身西部骑行者,在现实生活中,是上海轩源金属建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销售经理,工作是为北京地区各大楼盘提供入户门、防火门、旋转门等工程配套产品。大学毕业后他一直从事这项工作,客户很多,业务繁忙。电话里他说“每天都要在各个工地上跑,有时一天在北京城跑300公里”。

  见面时,他却没有想象中的风尘仆仆。一副无框眼镜,清爽的格子衬衣,和街上大多数行色匆匆的人一样,神情中带着些许的疲惫。只有在说起某些话题时,才显得神采飞扬。

  2000年11月,从丽江到泸沽湖的路上,闵杰章经过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大厂村小学。

  “说是小学,实际就是一间八九平方米、四处漏风的木头房子。”闵杰章说,他到那里是下午3点左右,可是这间教室已经暗得快看不见字了,因为前面正好有一座山挡住了阳光,又不通电,老师说一会儿就要点油灯。这所小学一共有两个年级9名学生,二年级6名,四年级3名。惟一的老师是村里的高中毕业生小杨。

  小杨说,村里本来没有小学,孩子上学都要到别的村子去,要翻好几座山。早上天不亮就得从家走,上午11点多才能到学校,一天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要7个多小时。这些孩子小的才七八岁,大的也不过10来岁,天天这样跑来跑去,太累了。另外上学还要花钱,好些孩子就不再上学了。后来,村里人让小杨来做老师,这间教室,还是他腾了自己家的一间房子才有的。

  夜里,闵杰章就住在这所“小学”。他把几张高低不平的课桌拼在一起,再把睡袋铺在桌上。“凉风从木头缝里钻进来,额头冷极了。后来我又把棉衣加在睡袋上,夜里还是不时被冻醒。”他说,“一路上也见了不少学校,没有这所这么破旧、落后。”

  这所学校给他的触动很大,当时他就想回北京后找钱给这里盖几间房子。“我也就是因为骑自行车,要是坐汽车,忽一下就过去了,根本看不到,可能也就没以后的事了。”

  他觉得,房子盖得好一点,至少安全一点,会有更多孩子愿意来上学。这里的教育,不是说一定要培养出几个大学生,重要的是扫盲,让孩子有学上,哪怕他们小学毕业也可以,总比不识字好。“我想怎么都要比原来的房子要好些,这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我也不会轻易承诺什么。”

  在闵杰章西行出发前,就有朋友拜托他路上留意,想找一些贫困生资助。“他们说我这样骑车遇到的肯定生源可靠。”所以,一路上,闵杰章遇到学校,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进去看看,和老师学生聊聊天。

  当年在甘肃敦煌的五敦乡,他就这样遇到了初中毕业的杨阳。杨阳父母双亡,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却没钱交学费。闵杰章听老师说起后专门找到杨阳家,见了他本人。

  “总共花了4小时。对我来说,路上的4小时是很宝贵的,很可能一耽误就到不了下一站了。但每个孩子都得亲眼看看,也不能别人说什么咱们信什么,我得对出钱的人负责。”让他高兴的是,杨阳在朋友的资助下,已经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今年考上了解放军炮兵学院。说到这事,闵杰章的精神显得好多了。

  当时,经过宁蒗县教育局的核算,建大厂村小学的最低费用是2.38万元。

  回到北京后,闵杰章一边整理自己出行的笔记准备出书,一边开始找建学校的资金。尽管他相信总能找到这笔钱,但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偶然间,他在电话里和自己公司的副总、台湾人曹先生说到这件事。没过两天,曹先生的夫人拿着2.4万元的现金找到闵杰章,问是谁给的,她不说,打收据也不要。

  2001年9月,闵杰章带着这笔钱又来到云南。不想,事情有了出乎他意料的变化。

  “人家老板都亲自背木头给村里盖学校,咱们再忙明天也要出工呀”

  大厂村小学最终没有盖起来。

  闵杰章要到县城打听砖价,让小杨在村里租辆车,他发现小杨报的车价有水分。学校修厕所,实际用去资金1684元,但小杨给他的报价是2100元,他把自己的监工费也算了进去。

  尽管闵杰章一再说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谁都不是坏人,否则在外面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几百元,人家干吗当这个村小老师,每月才100多元。”但是因为缺乏对委托人的信任,闵杰章觉得这事不能做。离开大厂村之前,他和小杨长谈了一次,告诉他城里人挣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

  闵杰章沮丧地回到宁蒗县城,住在前一年在这里认识的浦礼顺家。

  浦礼顺是本地人,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县城工作,妻子和妹妹经营着一个小小的家庭旅馆,闵杰章2000年曾经在这里投宿,并且和浦礼顺成了朋友。浦那年29岁,比闵杰章长2岁。

  闵杰章说起修建学校的事,问浦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浦礼顺说:“这样的学校在山里太多了,到处都有。”商量之后,两人决定去浦礼顺的老家牛窝子村。

  牛窝子村位于宁蒗彝族自治县翠玉普米族傈僳族自治乡,距金沙江30公里,距泸沽湖48公里。村里世代居住着藏族、傈僳族、普米族和汉族4个民族90多户人家。

  “当天晚上,我和浦礼顺一起找了辆破旧的吉普车出发到牛窝子村。”闵杰章后来在一篇网上流传颇广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那晚的经历:“天下着雨,走了20公里公路后,车上了山村土路,全是泥坑。司机告诉我,说话时不要把舌头放到牙齿中间,否则车子颠簸会把舌头咬断的,18公里的山路,足足走了3个小时。晃晃悠悠,车子终于在一个水库边停了下来,浦礼顺说这里到村子里还有两公里路,不通车了,要步行。于是他打着手电,在前面带路,雨天别说什么路了,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子是在大山上,每户人家相距很远,稀疏地散落在山上,不像内地的农户一家挨着一家。我穿着运动鞋,刚开始还挑地方蹦着走,后来不断陷入稀泥中,就干脆不顾及鞋子和脚了,直接趟着泥水走。”他们到村里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牛窝子村长坪小学建于20世纪60年代,都是木架子房,浦礼顺自己的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就是在那里上的。

  让浦礼顺印象最深的是下雨天,教室里的地变得很泥泞,自己穿的布鞋会陷在泥里,下课了都拔不出来。这么多年,木架子房的状况更差了,屋檐、瓦片到处漏雨,教室周围的土坯围墙也塌了大半。

  在和村主任、支书一起讨论后,确定长坪小学的基本预算两万元。学校拟建3间教室,108平方米,后来证明预算不够,又追加了几千元。之后是选择施工队伍。第3天,村里召开动员大会,要求每家每户都出义务工。因为从山外采购的水泥、钢筋、砖头、白灰、木板等建筑材料,由拖拉机或货车拉到水库边,离学校还有两公里,必须由人力或畜力搬运,这两公里全是稻田和泥埂,很难走。

  “村里人对你拿着钱来修学校是什么态度?”我问。

  他笑了,“我还真专门做了个调查。开始时,一多半人都说,还不如修条路呢。”

  学校开工了,难度超出了闵杰章和浦礼顺的想象。

  浦礼顺说:“因为连续下雨,被水泡后,一块砖有6斤重,一匹马一次只能驮30块,一共是两万多块砖啊。还有几吨其他的东西。”

  雨一直下着,两公里的土路越踩越泥泞,马腿陷下去都拔不出来。还有不少骡马都滑下泥埂,跌入渠沟。老乡们也是怨声载道,对浦礼顺说“我的马出事你负责吗?”

  那时正是秋收的季节,村民们白天忙着秋收,傍晚时艰难地在泥地上往返运砖头。50天过去了,第一批义务工用完了,村民忙着秋收,再发起第二批义务工十分困难,毕竟庄稼是村民的命根子。

  有一天白石灰运到了,却连下车卸货的人都找不到。浦礼顺正着急,看到有袋子破了,没过脑子就拿手去拢,结果手脱皮疼了十几天。

  最后,闵杰章和浦礼顺、村主任商量,我们3个扛木板吧,扛两天看村民们的反应,或许能打动他们。

  闵现在想起那种感觉还记忆犹新。“木板就堆在水库边,每张板有3米多长,30厘米宽。我第一次扛了3块,刚开始还不觉得重,可是要不停地爬山越埂,放在肩上不容易平衡,走起来踉踉跄跄。后来肩头疼得不行,换了左肩,一会儿左肩也磨红了,我找了些布叠起来垫在肩头,也没什么用。后来只要板子搭在肩上就烧着疼。”

  “可真疼啊,两边肩膀这边换那边,垫那么厚的棉布也不管用。”他龇着牙说。

  他们3个扛木板时,山上有很多收割谷子或犁地的村民,都看到了这一幕。后来村里人议论了:“人家老板都亲自背木头给村里盖学校,咱们再忙明天也要出工呀,这活哪能让人家老板自己干!”当地人把外面来的人都称作“老板”。

  第二天,就有义务工开始扛材料了。他们又马上通知在县城里的卡车赶快发材料。吃饭时,闵杰章来到村主任家。“村主任从屋里拎了一桶自酿的白酒给我倒了满满一碗,这里的村民们都会酿酒,因为村民们复工,我们都特别高兴,喝着苞谷酒,计划着将来在学校建个篮球场,农闲的时候村民们可以打球娱乐,还要建一个国旗竿,在大山里升一面国旗。”

  闵杰章临走前,村民们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给他做了一个木头蒸笼,让他带回去酿酒用,还详细地教他酿酒的全过程。“可惜这笼子太大,我没法带上车,只好留在村里。”他挺遗憾。

  “人家有热情,我不能冷”

  学校建好后,闵杰章去上海,在办公室见到曹先生。

  “我拿了人家的钱,一定得给人汇报吧。”闵杰章拿出工程结算单、合同,结果曹先生说你别拿这些来,我不看,那和我没关系。直到闵杰章把学校的照片拿出来,他拿起来看了半天,说照片我留下,其他的你都拿走吧。

  另外,闵杰章把修建学校的过程写了一篇文章《大山里建学校》,贴在了他常去的天涯社区、深圳磨坊等几个旅游论坛里,算是给网上那些关注他做这件事的朋友们一个交待。

  他觉得这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西行途中,闵杰章经常用网民“信天谨游”把自己在路上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和网上的“驴友”分享,2001年还出版了25万字的《探险:一个网友的西行笔记》一书,很多旅游论坛里的人对“信天谨游”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第一次见闵杰章时,我曾好奇地问他,“信天谨游”什么意思?

  他回答,如果要解释,应该说一方面是信马游缰,自由自在,另一方面是要谨慎小心,踏踏实实,无论是旅游还是做人。

  让闵杰章没想到的是,这篇《大山里建学校》引起了那么多人的注意。

  北京、上海、深圳、广东等地的“背包客”通过联系身边朋友捐助、“驴友”捐助,以及一些网站、户外活动俱乐部通过讲座、影展、义卖等方式,先后一共筹集到4万余元。

  于是,又有了“云南省丽江地区宁蒗彝族自治县翠玉普米族傈僳族自治乡凹里落村小学”。凹里落村距离宁蒗县城62公里,其中土路41公里,公路21公里。世代居住着傈僳族人,村小的学生也都是傈僳族小孩。“那里比牛窝子更偏、更远,但摇摇晃晃能通车,不用人背材料了。”闵杰章说。

  凹里落小学2002年9月16日开工,实际工期两个月。浦礼顺作为闵杰章的委托人,在当地具体处理各种事务,协调关系。闵自己和深圳的几位驴友,在十一期间也到宁蒗,现场检查施工,审核材料费用、运费等。

  “我这个人,不刻意做事情,不过有机会呢,我就试试吧,就这么种心态。”闵杰章说,“人有热情,我不能冷啊,否则那算什么呢。何况,那里太需要了。”

  “10月1号,更远的山里的次波落村的人听说我们在修建凹里落小学,专门赶到凹里落和我们见面,希望我们能去他们那里考察村小。”

  说起这个次波落村,信天叹了口气,“这本来是我们计划中的第3所,现在已经排到第9所了。”

  浦礼顺告诉我,他已经先后领了4批人去看过,现在都不好意思再去了。

  闵杰章还记得,去年10月2日,他和几位“驴友”一早骑马出发,次波落不通车,只能骑马或徒步。陡峭泥泞的山路,马走起来也很困难,没多远就有一个“驴友”被马撂在了泥巴、水和马粪混合的泥地里。他们只得下马步行。

  那是一所什么样的小学啊,“大家看到的是用木板简易围成的校舍,屋顶透着两个大洞,光线直射墙上,四周跑风漏气,几个小学生用惊异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外地游客来过,小孩子还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外来人。”

  闵杰章说,那个地方,谁看了都说应该盖,可是太难了。他们做的预算是6万多元,比一般的地方要高出不少。因为到村里有22公里的泥泞土路,还有7公里不通车的山路,砖头和钢筋水泥等材料全部要用马帮人力驮运,云南多雨,雨季经常塌方,运输成本高,太困难了。

  “一般一所学校的预算是多少?”

  “基本就是四万四,关键是当地能不能提供木料、石头、沙子,有的地方有石头,有的没有,有的老房子木头能用,有的必须换新的,每个村情况都不一样;再看出不出义务工,这可能出入几千块钱。如果没有这些原料,不出义务工,大概就要到五万四。”

  “能盖起一座什么样的学校?”

  “3间教室、108平方米,两间老师办公室,再有厕所、围墙、大门、国旗竿。”

  闵杰章说,他们选建的都是村小学。在深山里,由于低年级的学生年龄小,无力跑到离村太远的完小上课,都在离家较近的村小先上学,等到了三四年级,再转移到完小。完小是国家投资建的,师资力量等各种条件相对完善。而村小一般只有一两个年级,有的干脆就是“一师一校”。(所谓完小,就是完全小学,根据国家集中办校的政策,在一个相对人口集中的地方建的1至6年级都有的完全小学。―――编者注)

  “网络是个很虚幻的空间,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他们为什么能信任你,放心地把钱交给你?”

  第3所,让闵杰章一说就更简单了。

  “第2所学校的照片和明细账在网上一贴出来,网友‘800’一看就跳出来了,说咱们PDA也来盖一所。我就给他们做预算,马上,几个小时就募捐了几千块钱,一个多月下来就够了,3.8万,2月20日开工,4月15日竣工。”于是,在距宁蒗县城106公里、海拔2900米的深山区,就有了永宁坪乡纸房沟HI-PDA小学。

  建这所学校的钱全部来自这个叫HI-PDA的网站,这是一个新潮电子产品发烧友的阵地。“800”是这个网站上的“老人”。

  闵杰章说,来这个网站的大都是喜欢新鲜东西、标新立异的年轻人。除了技术性比较强的内容外,还一个Discovery的板块,意在探索电子设备以外的自然奥秘,里面有很多喜欢旅游的人。“信天谨游”的系列文章在这里也有大批读者。

  网友“Platinum”说,在D版(大家对Discovery版块的昵称)有人提出来募捐建一个学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里很早就酝酿着这样一股扶贫帮困的情绪,虽然来这里的应该都是一批衣食无忧的人,但在我们身边,贫困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助。不是“800”,也会是另外某个人,总会有人跳出来的。

  闵杰章说:“PDA这所最省心了,他们有自己的‘CFO’,统一把募捐到的钱给我,我就给浦礼顺,他就找人去盖,就这么简单。”

  “你不觉得奇怪吗,网络是个很虚幻的空间,人在那里不过是一个名字,一个IP地址,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他们为什么能信任你,放心地把钱交给你?”

  “我想,很多人是看了我的游记,我在路上写的那些东西,应该说他们还是挺喜欢的。骑自行车这么一趟,也没什么利益,好几次把命都要丢了,应该不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他挠挠头,“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瞎猜的。因为别的也没什么了,面没见过,真名字都不知道,就是游记和书,还有学校的照片。”

  不过,他又很自信地说:“做出的东西在那里嘛。网上聪明人很多,他看看预算和账目,就知道这是最低价了,不可能有什么水分。再看看盖起来的学校,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很合情合理。”

  “有怀疑的,我肯定他是没看。你先看看,可能看完你就掏钱了。”说完这话,他有点不好意思,“这话是不是太狂妄了?”

  他想了想,又说:“一级信任一级吧。我信任浦礼顺,有一批像“800”这样的人信任我,又有人信任他们,雪球就越滚越大。”

  “你觉得这事能一直做下去吗?”

  “不知道,从来不想。有钱,可操作,就做。否则就不做。”

  “什么叫‘可操作’?”

  “就是有浦礼顺这样的人,能合作的人,要没有,就没法做。”

  闵杰章说自己遇到浦礼顺是件很幸运的事。如果没有浦礼顺,恐怕也就没有后来的这几所学校。

  网上曾有人也打算在山区建学校,让闵杰章给提些建议。他说第一条就是一定要在当地有可信任的委托人,协助处理与当地的各种关系,这个人要“正义无私心,能处理事情”。在闵杰章看来,浦礼顺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正直而又聪明、能做事的人。

  “建牛窝子小学时,差3000元,浦礼顺就想自己补上,但他当时没和我说。有天我在他家里吃饭,就听见里屋他和老婆吵起来,他老婆咣地把一个热水瓶砸在地上。”接着闵杰章又补充说:“不过后来他老婆也想通了,也挺支持老浦的,事后谈起砸热水瓶的事,她说当时觉得冤枉,辛辛苦苦挣个钱也不容易,怎么就白白掏出来呢?”

  那时浦礼顺在县电力局工作,一个月不过750元的工资。现在,浦礼顺被派到全县海拔最高的一个乡做副乡长,专职搞扶贫,一个月才能回一趟家。

  “你有没有觉得被老闵拉下了水,这本来又不是你的事。”我在电话里问浦礼顺,当时他刚从乡里回到县城的家,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去第5所学校的地点,确定开工的具体事项。

  “人家把钱都交到你手里了,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做?钱都给你了,还办不成事,让人家说起来,咱们西部人也太差劲了。”浦礼顺说这话时,显得很随意,甚至有点像开玩笑。

  “他不是那种满嘴高尚信念的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师徐庆,这样描述她对浦礼顺的印象,“他很乐观,总是在笑。”

  徐庆也是从网上了解到“信天谨游”的旅途经历以及后来建学校的事。她说:“信天写的东西,文字说不上优美,打动人的是内容。”去年夏天,徐庆和朋友去四川、云南旅游,临行前她和闵杰章联系,问在那边有什么事可以帮忙没有,

  闵杰章让她去找浦礼顺,去考察一所备建的学校,拍些照片。

  “在那里,风景的优美和穷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从小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的徐庆,说自己不能想像那里的生存条件那么恶劣。她完成了信天交待的任务后,已经没有再去泸沽湖游玩的心情了。

  浦礼顺说,因为涉及钱的事,自己为了怕有嫌疑,专门去过县审计局,想请他们给工程做审计,可对方说学校的造价太低且建学校的钱里也没法增加这笔费用,他只好作罢。

  在当地,教育局盖一所同样的学校,造价在9万元至10万元。“他们有设计费、排污费、工人保险之类的,我们都没有。”但现在浦礼顺最担心的就是万一发生事故,“想都不敢想”。

  “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拿出一点,我不觉得是牺牲”

  “看着学校一个接一个地起来,是不是特有成就感?”

  “也谈不上,对我自己来说,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算了,我一直是这种心态。”闵杰章说。他觉得,修建学校,只是改善了一点儿硬件,至于能给那里的孩子多少帮助,真的谈不上。

  “这事不能细想,否则就做不下去了。教室建好了,那学生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以后的生活费、学费你管得了吗?课外读物要不要赞助?这需要一个基金会来负责,我们做不了。”

  他说自己也不想太远,就手里备两所学校放着,有钱了,就做,做完了,就赶紧再准备两所。“这事不要刻意,能做多少做多少。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就像我出游前不知道会碰到这件事,谁想到旅游出一个助学?”

  而像闵杰章一样旅游出助学的人还真不少。在他建学校过程中对他多有帮助的天涯社区(www.tianyaclub.com)旅游休闲版、深圳磨坊等网站上,就有很多同道者。

  在深圳磨坊(http://www.doyouhike.com)这个纯粹的旅游网站上,有一块颇有影响的公益板块。而这个栏目的缘起,是由于几头“驴子”数月的深圳至拉萨单车之旅。他们带回了很多沿途贫困学童及落后学校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开始了在磨房网站上的首次“一对一”助学认捐活动,一直到现在,第8批对“贫学”孩子的认捐及相应的跟进工作正在进行中。

  有不少驴友还一直关注一个“希望之光”(http://www.lohcn.org)网站的助学活动,闵杰章也常来这里发些助学交流的帖子,在这里“信天谨游”可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希望之光”是一个完全由网友自发组织和义务参与的网络助学平台,他们做的,就是将经过核实的失学或濒临失学儿童的信息发布在网上,让愿意捐助的网友帮助他们重返校园。从2001年9月第一次捐助开始,截止到2003年4月第11次认捐结束,已经有348名孩子通过“希望之光”得到了资助,累计资助金额超过13.8万元。

  但是,为了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希望之光”坚持派出义工,对每一名被发布的孩子资料进行捐款前后的实地调查,这使得能发布的孩子资料,远远少于愿意捐款的网友。

  “怎么好像‘背包客’‘驴友’对助学的事特别热衷?”

  闵杰章想了想,说:“可能是这种方式让我们看见了更多的东西。坐着空调大巴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人,和我们看到的一定不一样。你自己走过那种山路,亲眼看见还有人在那样生活,相信感觉就不一样了。”

  “现在有一种看法,说城里的白领、小资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不关注离自己遥远的东西,比如农村、贫困之类。”

  “这不冲突啊,我也最关心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得不好怎么去帮助别人?可能还需要别人帮助我呢。这和做那些事没有矛盾。”

  对他来说,工作现在是第一位的。“所以不收一单一单的捐款,我哪儿有时间。昨天办公室的人还告诉我,这几天我手里一共有14件事要做。”闵杰章说,给到他手里的钱,就几大笔,都是由某个网站或团队出面筹集,这样公布出去大家都知道,可以减轻他很多压力。

  至于付出,“就一些时间吧。”他说,现在花在建学校上的时间精力,大概有1/4,对他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金钱,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拿出一点,我不觉得那是牺牲,那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还非把自己的东西卖了给别人,那叫牺牲。我没牺牲。”

  现代人,只要生活好一点,都想做一些这样的事。“这类人多,很多。都有这种想法,都有。”他特意强调了这两个词。

  

  2003年8月27日

  星期三

  【冰点】人人都有这种想法2003年08月27日 00:05:27

  本报记者 冯玥

  “我觉得自己还是挺能吃苦的,骑车、徒步,都有很累很苦的时候,骑自行车,夏天屁股都磨破了。可是肩膀的那种疼,完全不一样,真疼啊!”在一家咖啡馆里,闵杰章坐在我对面,一边说着,一边不自觉地摸了下肩膀。

  奇怪了,这个自称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爱吃苦”的人,曾经花8个月时间在中国西南西北孤身骑行7000多公里,翻过昆仑山,穿越可可西里、沱沱河、唐古拉山,攀登珠峰,徒步墨脱,在荒野上与狼对峙……

  还有什么让他受不了的?

  2000年5月27日,在那个暴雨的清晨,当闵杰章从北京出发开始自行车西部之旅时,他做好了各种吃苦受累的心理准备,却没想到他的肩膀会遭受如此磨砺。同样让他没想到的,240天的旅途早已结束,而因为此次旅行引发的一件事却一直在继续―――由他牵头,通过网络募集资金在云南贫困山区修建小学。从他自己亲自扛木板参与施工的第一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4所小学修建完成,第5所和第6所即将开工。

  “一路上也见了不少学校,没有这所这么破旧、落后”

  和闵杰章约见面的时间不太容易。这位穿越荒原沙漠的孤身西部骑行者,在现实生活中,是上海轩源金属建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销售经理,工作是为北京地区各大楼盘提供入户门、防火门、旋转门等工程配套产品。大学毕业后他一直从事这项工作,客户很多,业务繁忙。电话里他说“每天都要在各个工地上跑,有时一天在北京城跑300公里”。

  见面时,他却没有想象中的风尘仆仆。一副无框眼镜,清爽的格子衬衣,和街上大多数行色匆匆的人一样,神情中带着些许的疲惫。只有在说起某些话题时,才显得神采飞扬。

  2000年11月,从丽江到泸沽湖的路上,闵杰章经过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大厂村小学。

  “说是小学,实际就是一间八九平方米、四处漏风的木头房子。”闵杰章说,他到那里是下午3点左右,可是这间教室已经暗得快看不见字了,因为前面正好有一座山挡住了阳光,又不通电,老师说一会儿就要点油灯。这所小学一共有两个年级9名学生,二年级6名,四年级3名。惟一的老师是村里的高中毕业生小杨。

  小杨说,村里本来没有小学,孩子上学都要到别的村子去,要翻好几座山。早上天不亮就得从家走,上午11点多才能到学校,一天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要7个多小时。这些孩子小的才七八岁,大的也不过10来岁,天天这样跑来跑去,太累了。另外上学还要花钱,好些孩子就不再上学了。后来,村里人让小杨来做老师,这间教室,还是他腾了自己家的一间房子才有的。

  夜里,闵杰章就住在这所“小学”。他把几张高低不平的课桌拼在一起,再把睡袋铺在桌上。“凉风从木头缝里钻进来,额头冷极了。后来我又把棉衣加在睡袋上,夜里还是不时被冻醒。”他说,“一路上也见了不少学校,没有这所这么破旧、落后。”

  这所学校给他的触动很大,当时他就想回北京后找钱给这里盖几间房子。“我也就是因为骑自行车,要是坐汽车,忽一下就过去了,根本看不到,可能也就没以后的事了。”

  他觉得,房子盖得好一点,至少安全一点,会有更多孩子愿意来上学。这里的教育,不是说一定要培养出几个大学生,重要的是扫盲,让孩子有学上,哪怕他们小学毕业也可以,总比不识字好。“我想怎么都要比原来的房子要好些,这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我也不会轻易承诺什么。”

  在闵杰章西行出发前,就有朋友拜托他路上留意,想找一些贫困生资助。“他们说我这样骑车遇到的肯定生源可靠。”所以,一路上,闵杰章遇到学校,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进去看看,和老师学生聊聊天。

  当年在甘肃敦煌的五敦乡,他就这样遇到了初中毕业的杨阳。杨阳父母双亡,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却没钱交学费。闵杰章听老师说起后专门找到杨阳家,见了他本人。

  “总共花了4小时。对我来说,路上的4小时是很宝贵的,很可能一耽误就到不了下一站了。但每个孩子都得亲眼看看,也不能别人说什么咱们信什么,我得对出钱的人负责。”让他高兴的是,杨阳在朋友的资助下,已经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今年考上了解放军炮兵学院。说到这事,闵杰章的精神显得好多了。

  当时,经过宁蒗县教育局的核算,建大厂村小学的最低费用是2.38万元。

  回到北京后,闵杰章一边整理自己出行的笔记准备出书,一边开始找建学校的资金。尽管他相信总能找到这笔钱,但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偶然间,他在电话里和自己公司的副总、台湾人曹先生说到这件事。没过两天,曹先生的夫人拿着2.4万元的现金找到闵杰章,问是谁给的,她不说,打收据也不要。

  2001年9月,闵杰章带着这笔钱又来到云南。不想,事情有了出乎他意料的变化。

  “人家老板都亲自背木头给村里盖学校,咱们再忙明天也要出工呀”

  大厂村小学最终没有盖起来。

  闵杰章要到县城打听砖价,让小杨在村里租辆车,他发现小杨报的车价有水分。学校修厕所,实际用去资金1684元,但小杨给他的报价是2100元,他把自己的监工费也算了进去。

  尽管闵杰章一再说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谁都不是坏人,否则在外面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几百元,人家干吗当这个村小老师,每月才100多元。”但是因为缺乏对委托人的信任,闵杰章觉得这事不能做。离开大厂村之前,他和小杨长谈了一次,告诉他城里人挣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

  闵杰章沮丧地回到宁蒗县城,住在前一年在这里认识的浦礼顺家。

  浦礼顺是本地人,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县城工作,妻子和妹妹经营着一个小小的家庭旅馆,闵杰章2000年曾经在这里投宿,并且和浦礼顺成了朋友。浦那年29岁,比闵杰章长2岁。

  闵杰章说起修建学校的事,问浦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浦礼顺说:“这样的学校在山里太多了,到处都有。”商量之后,两人决定去浦礼顺的老家牛窝子村。

  牛窝子村位于宁蒗彝族自治县翠玉普米族傈僳族自治乡,距金沙江30公里,距泸沽湖48公里。村里世代居住着藏族、傈僳族、普米族和汉族4个民族90多户人家。

  “当天晚上,我和浦礼顺一起找了辆破旧的吉普车出发到牛窝子村。”闵杰章后来在一篇网上流传颇广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那晚的经历:“天下着雨,走了20公里公路后,车上了山村土路,全是泥坑。司机告诉我,说话时不要把舌头放到牙齿中间,否则车子颠簸会把舌头咬断的,18公里的山路,足足走了3个小时。晃晃悠悠,车子终于在一个水库边停了下来,浦礼顺说这里到村子里还有两公里路,不通车了,要步行。于是他打着手电,在前面带路,雨天别说什么路了,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子是在大山上,每户人家相距很远,稀疏地散落在山上,不像内地的农户一家挨着一家。我穿着运动鞋,刚开始还挑地方蹦着走,后来不断陷入稀泥中,就干脆不顾及鞋子和脚了,直接趟着泥水走。”他们到村里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牛窝子村长坪小学建于20世纪60年代,都是木架子房,浦礼顺自己的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就是在那里上的。

  让浦礼顺印象最深的是下雨天,教室里的地变得很泥泞,自己穿的布鞋会陷在泥里,下课了都拔不出来。这么多年,木架子房的状况更差了,屋檐、瓦片到处漏雨,教室周围的土坯围墙也塌了大半。

  在和村主任、支书一起讨论后,确定长坪小学的基本预算两万元。学校拟建3间教室,108平方米,后来证明预算不够,又追加了几千元。之后是选择施工队伍。第3天,村里召开动员大会,要求每家每户都出义务工。因为从山外采购的水泥、钢筋、砖头、白灰、木板等建筑材料,由拖拉机或货车拉到水库边,离学校还有两公里,必须由人力或畜力搬运,这两公里全是稻田和泥埂,很难走。

  “村里人对你拿着钱来修学校是什么态度?”我问。

  他笑了,“我还真专门做了个调查。开始时,一多半人都说,还不如修条路呢。”

  学校开工了,难度超出了闵杰章和浦礼顺的想象。

  浦礼顺说:“因为连续下雨,被水泡后,一块砖有6斤重,一匹马一次只能驮30块,一共是两万多块砖啊。还有几吨其他的东西。”

  雨一直下着,两公里的土路越踩越泥泞,马腿陷下去都拔不出来。还有不少骡马都滑下泥埂,跌入渠沟。老乡们也是怨声载道,对浦礼顺说“我的马出事你负责吗?”

  那时正是秋收的季节,村民们白天忙着秋收,傍晚时艰难地在泥地上往返运砖头。50天过去了,第一批义务工用完了,村民忙着秋收,再发起第二批义务工十分困难,毕竟庄稼是村民的命根子。

  有一天白石灰运到了,却连下车卸货的人都找不到。浦礼顺正着急,看到有袋子破了,没过脑子就拿手去拢,结果手脱皮疼了十几天。

  最后,闵杰章和浦礼顺、村主任商量,我们3个扛木板吧,扛两天看村民们的反应,或许能打动他们。

  闵现在想起那种感觉还记忆犹新。“木板就堆在水库边,每张板有3米多长,30厘米宽。我第一次扛了3块,刚开始还不觉得重,可是要不停地爬山越埂,放在肩上不容易平衡,走起来踉踉跄跄。后来肩头疼得不行,换了左肩,一会儿左肩也磨红了,我找了些布叠起来垫在肩头,也没什么用。后来只要板子搭在肩上就烧着疼。”

  “可真疼啊,两边肩膀这边换那边,垫那么厚的棉布也不管用。”他龇着牙说。

  他们3个扛木板时,山上有很多收割谷子或犁地的村民,都看到了这一幕。后来村里人议论了:“人家老板都亲自背木头给村里盖学校,咱们再忙明天也要出工呀,这活哪能让人家老板自己干!”当地人把外面来的人都称作“老板”。

  第二天,就有义务工开始扛材料了。他们又马上通知在县城里的卡车赶快发材料。吃饭时,闵杰章来到村主任家。“村主任从屋里拎了一桶自酿的白酒给我倒了满满一碗,这里的村民们都会酿酒,因为村民们复工,我们都特别高兴,喝着苞谷酒,计划着将来在学校建个篮球场,农闲的时候村民们可以打球娱乐,还要建一个国旗竿,在大山里升一面国旗。”

  闵杰章临走前,村民们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给他做了一个木头蒸笼,让他带回去酿酒用,还详细地教他酿酒的全过程。“可惜这笼子太大,我没法带上车,只好留在村里。”他挺遗憾。

  “人家有热情,我不能冷”

  学校建好后,闵杰章去上海,在办公室见到曹先生。

  “我拿了人家的钱,一定得给人汇报吧。”闵杰章拿出工程结算单、合同,结果曹先生说你别拿这些来,我不看,那和我没关系。直到闵杰章把学校的照片拿出来,他拿起来看了半天,说照片我留下,其他的你都拿走吧。

  另外,闵杰章把修建学校的过程写了一篇文章《大山里建学校》,贴在了他常去的天涯社区、深圳磨坊等几个旅游论坛里,算是给网上那些关注他做这件事的朋友们一个交待。

  他觉得这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西行途中,闵杰章经常用网民“信天谨游”把自己在路上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和网上的“驴友”分享,2001年还出版了25万字的《探险:一个网友的西行笔记》一书,很多旅游论坛里的人对“信天谨游”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第一次见闵杰章时,我曾好奇地问他,“信天谨游”什么意思?

  他回答,如果要解释,应该说一方面是信马游缰,自由自在,另一方面是要谨慎小心,踏踏实实,无论是旅游还是做人。

  让闵杰章没想到的是,这篇《大山里建学校》引起了那么多人的注意。

  北京、上海、深圳、广东等地的“背包客”通过联系身边朋友捐助、“驴友”捐助,以及一些网站、户外活动俱乐部通过讲座、影展、义卖等方式,先后一共筹集到4万余元。

  于是,又有了“云南省丽江地区宁蒗彝族自治县翠玉普米族傈僳族自治乡凹里落村小学”。凹里落村距离宁蒗县城62公里,其中土路41公里,公路21公里。世代居住着傈僳族人,村小的学生也都是傈僳族小孩。“那里比牛窝子更偏、更远,但摇摇晃晃能通车,不用人背材料了。”闵杰章说。

  凹里落小学2002年9月16日开工,实际工期两个月。浦礼顺作为闵杰章的委托人,在当地具体处理各种事务,协调关系。闵自己和深圳的几位驴友,在十一期间也到宁蒗,现场检查施工,审核材料费用、运费等。

  “我这个人,不刻意做事情,不过有机会呢,我就试试吧,就这么种心态。”闵杰章说,“人有热情,我不能冷啊,否则那算什么呢。何况,那里太需要了。”

  “10月1号,更远的山里的次波落村的人听说我们在修建凹里落小学,专门赶到凹里落和我们见面,希望我们能去他们那里考察村小。”

  说起这个次波落村,信天叹了口气,“这本来是我们计划中的第3所,现在已经排到第9所了。”

  浦礼顺告诉我,他已经先后领了4批人去看过,现在都不好意思再去了。

  闵杰章还记得,去年10月2日,他和几位“驴友”一早骑马出发,次波落不通车,只能骑马或徒步。陡峭泥泞的山路,马走起来也很困难,没多远就有一个“驴友”被马撂在了泥巴、水和马粪混合的泥地里。他们只得下马步行。

  那是一所什么样的小学啊,“大家看到的是用木板简易围成的校舍,屋顶透着两个大洞,光线直射墙上,四周跑风漏气,几个小学生用惊异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外地游客来过,小孩子还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外来人。”

  闵杰章说,那个地方,谁看了都说应该盖,可是太难了。他们做的预算是6万多元,比一般的地方要高出不少。因为到村里有22公里的泥泞土路,还有7公里不通车的山路,砖头和钢筋水泥等材料全部要用马帮人力驮运,云南多雨,雨季经常塌方,运输成本高,太困难了。

  “一般一所学校的预算是多少?”

  “基本就是四万四,关键是当地能不能提供木料、石头、沙子,有的地方有石头,有的没有,有的老房子木头能用,有的必须换新的,每个村情况都不一样;再看出不出义务工,这可能出入几千块钱。如果没有这些原料,不出义务工,大概就要到五万四。”

  “能盖起一座什么样的学校?”

  “3间教室、108平方米,两间老师办公室,再有厕所、围墙、大门、国旗竿。”

  闵杰章说,他们选建的都是村小学。在深山里,由于低年级的学生年龄小,无力跑到离村太远的完小上课,都在离家较近的村小先上学,等到了三四年级,再转移到完小。完小是国家投资建的,师资力量等各种条件相对完善。而村小一般只有一两个年级,有的干脆就是“一师一校”。(所谓完小,就是完全小学,根据国家集中办校的政策,在一个相对人口集中的地方建的1至6年级都有的完全小学。―――编者注)

  “网络是个很虚幻的空间,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他们为什么能信任你,放心地把钱交给你?”

  第3所,让闵杰章一说就更简单了。

  “第2所学校的照片和明细账在网上一贴出来,网友‘800’一看就跳出来了,说咱们PDA也来盖一所。我就给他们做预算,马上,几个小时就募捐了几千块钱,一个多月下来就够了,3.8万,2月20日开工,4月15日竣工。”于是,在距宁蒗县城106公里、海拔2900米的深山区,就有了永宁坪乡纸房沟HI-PDA小学。

  建这所学校的钱全部来自这个叫HI-PDA的网站,这是一个新潮电子产品发烧友的阵地。“800”是这个网站上的“老人”。

  闵杰章说,来这个网站的大都是喜欢新鲜东西、标新立异的年轻人。除了技术性比较强的内容外,还一个Discovery的板块,意在探索电子设备以外的自然奥秘,里面有很多喜欢旅游的人。“信天谨游”的系列文章在这里也有大批读者。

  网友“Platinum”说,在D版(大家对Discovery版块的昵称)有人提出来募捐建一个学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里很早就酝酿着这样一股扶贫帮困的情绪,虽然来这里的应该都是一批衣食无忧的人,但在我们身边,贫困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助。不是“800”,也会是另外某个人,总会有人跳出来的。

  闵杰章说:“PDA这所最省心了,他们有自己的‘CFO’,统一把募捐到的钱给我,我就给浦礼顺,他就找人去盖,就这么简单。”

  “你不觉得奇怪吗,网络是个很虚幻的空间,人在那里不过是一个名字,一个IP地址,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他们为什么能信任你,放心地把钱交给你?”

  “我想,很多人是看了我的游记,我在路上写的那些东西,应该说他们还是挺喜欢的。骑自行车这么一趟,也没什么利益,好几次把命都要丢了,应该不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他挠挠头,“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瞎猜的。因为别的也没什么了,面没见过,真名字都不知道,就是游记和书,还有学校的照片。”

  不过,他又很自信地说:“做出的东西在那里嘛。网上聪明人很多,他看看预算和账目,就知道这是最低价了,不可能有什么水分。再看看盖起来的学校,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很合情合理。”

  “有怀疑的,我肯定他是没看。你先看看,可能看完你就掏钱了。”说完这话,他有点不好意思,“这话是不是太狂妄了?”

  他想了想,又说:“一级信任一级吧。我信任浦礼顺,有一批像“800”这样的人信任我,又有人信任他们,雪球就越滚越大。”

  “你觉得这事能一直做下去吗?”

  “不知道,从来不想。有钱,可操作,就做。否则就不做。”

  “什么叫‘可操作’?”

  “就是有浦礼顺这样的人,能合作的人,要没有,就没法做。”

  闵杰章说自己遇到浦礼顺是件很幸运的事。如果没有浦礼顺,恐怕也就没有后来的这几所学校。

  网上曾有人也打算在山区建学校,让闵杰章给提些建议。他说第一条就是一定要在当地有可信任的委托人,协助处理与当地的各种关系,这个人要“正义无私心,能处理事情”。在闵杰章看来,浦礼顺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正直而又聪明、能做事的人。

  “建牛窝子小学时,差3000元,浦礼顺就想自己补上,但他当时没和我说。有天我在他家里吃饭,就听见里屋他和老婆吵起来,他老婆咣地把一个热水瓶砸在地上。”接着闵杰章又补充说:“不过后来他老婆也想通了,也挺支持老浦的,事后谈起砸热水瓶的事,她说当时觉得冤枉,辛辛苦苦挣个钱也不容易,怎么就白白掏出来呢?”

  那时浦礼顺在县电力局工作,一个月不过750元的工资。现在,浦礼顺被派到全县海拔最高的一个乡做副乡长,专职搞扶贫,一个月才能回一趟家。

  “你有没有觉得被老闵拉下了水,这本来又不是你的事。”我在电话里问浦礼顺,当时他刚从乡里回到县城的家,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去第5所学校的地点,确定开工的具体事项。

  “人家把钱都交到你手里了,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做?钱都给你了,还办不成事,让人家说起来,咱们西部人也太差劲了。”浦礼顺说这话时,显得很随意,甚至有点像开玩笑。

  “他不是那种满嘴高尚信念的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师徐庆,这样描述她对浦礼顺的印象,“他很乐观,总是在笑。”

  徐庆也是从网上了解到“信天谨游”的旅途经历以及后来建学校的事。她说:“信天写的东西,文字说不上优美,打动人的是内容。”去年夏天,徐庆和朋友去四川、云南旅游,临行前她和闵杰章联系,问在那边有什么事可以帮忙没有,

  闵杰章让她去找浦礼顺,去考察一所备建的学校,拍些照片。

  “在那里,风景的优美和穷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从小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的徐庆,说自己不能想像那里的生存条件那么恶劣。她完成了信天交待的任务后,已经没有再去泸沽湖游玩的心情了。

  浦礼顺说,因为涉及钱的事,自己为了怕有嫌疑,专门去过县审计局,想请他们给工程做审计,可对方说学校的造价太低且建学校的钱里也没法增加这笔费用,他只好作罢。

  在当地,教育局盖一所同样的学校,造价在9万元至10万元。“他们有设计费、排污费、工人保险之类的,我们都没有。”但现在浦礼顺最担心的就是万一发生事故,“想都不敢想”。

  “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拿出一点,我不觉得是牺牲”

  “看着学校一个接一个地起来,是不是特有成就感?”

  “也谈不上,对我自己来说,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算了,我一直是这种心态。”闵杰章说。他觉得,修建学校,只是改善了一点儿硬件,至于能给那里的孩子多少帮助,真的谈不上。

  “这事不能细想,否则就做不下去了。教室建好了,那学生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以后的生活费、学费你管得了吗?课外读物要不要赞助?这需要一个基金会来负责,我们做不了。”

  他说自己也不想太远,就手里备两所学校放着,有钱了,就做,做完了,就赶紧再准备两所。“这事不要刻意,能做多少做多少。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就像我出游前不知道会碰到这件事,谁想到旅游出一个助学?”

  而像闵杰章一样旅游出助学的人还真不少。在他建学校过程中对他多有帮助的天涯社区(www.tianyaclub.com)旅游休闲版、深圳磨坊等网站上,就有很多同道者。

  在深圳磨坊(http://www.doyouhike.com)这个纯粹的旅游网站上,有一块颇有影响的公益板块。而这个栏目的缘起,是由于几头“驴子”数月的深圳至拉萨单车之旅。他们带回了很多沿途贫困学童及落后学校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开始了在磨房网站上的首次“一对一”助学认捐活动,一直到现在,第8批对“贫学”孩子的认捐及相应的跟进工作正在进行中。

  有不少驴友还一直关注一个“希望之光”(http://www.lohcn.org)网站的助学活动,闵杰章也常来这里发些助学交流的帖子,在这里“信天谨游”可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希望之光”是一个完全由网友自发组织和义务参与的网络助学平台,他们做的,就是将经过核实的失学或濒临失学儿童的信息发布在网上,让愿意捐助的网友帮助他们重返校园。从2001年9月第一次捐助开始,截止到2003年4月第11次认捐结束,已经有348名孩子通过“希望之光”得到了资助,累计资助金额超过13.8万元。

  但是,为了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希望之光”坚持派出义工,对每一名被发布的孩子资料进行捐款前后的实地调查,这使得能发布的孩子资料,远远少于愿意捐款的网友。

  “怎么好像‘背包客’‘驴友’对助学的事特别热衷?”

  闵杰章想了想,说:“可能是这种方式让我们看见了更多的东西。坐着空调大巴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人,和我们看到的一定不一样。你自己走过那种山路,亲眼看见还有人在那样生活,相信感觉就不一样了。”

  “现在有一种看法,说城里的白领、小资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不关注离自己遥远的东西,比如农村、贫困之类。”

  “这不冲突啊,我也最关心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得不好怎么去帮助别人?可能还需要别人帮助我呢。这和做那些事没有矛盾。”

  对他来说,工作现在是第一位的。“所以不收一单一单的捐款,我哪儿有时间。昨天办公室的人还告诉我,这几天我手里一共有14件事要做。”闵杰章说,给到他手里的钱,就几大笔,都是由某个网站或团队出面筹集,这样公布出去大家都知道,可以减轻他很多压力。

  至于付出,“就一些时间吧。”他说,现在花在建学校上的时间精力,大概有1/4,对他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金钱,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拿出一点,我不觉得那是牺牲,那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还非把自己的东西卖了给别人,那叫牺牲。我没牺牲。”

  现代人,只要生活好一点,都想做一些这样的事。“这类人多,很多。都有这种想法,都有。”他特意强调了这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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