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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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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之起步

2003年09月29日 09:39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位好,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许戈辉。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宪法和宪政这个问题,不论是在学界或者是民间都讨论得沸沸扬扬,而在这些讨论当中,我们又往往会听到多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意见,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给我们来详解一下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贺教授的简历。

主持人:贺教授您先请坐,我想先问问您。您的研究我发现,早期还是着重西方的法律,那后来为什么转到中国的法律?

贺卫方:研究西方的法律太不容易成名,研究好多年写了好多文章,人家也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贺卫方。

主持人:所以是功名驱使

贺卫方:实际上你知道,我是搞西方法律史研究的,我自己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西方基督教的教会法,中世纪的教会法,我特别对于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发展那套法律制度特别感兴趣。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知道今天我们接受这个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这种制度就是我们受基督教影响的产物,我们中国古人不接受这样的学说,所以近代以后我们才受基督教的影响,我们最后被改造成为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所以它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对我来说是特别有兴趣,我就愿意去钻研,所以搞的是又偏、又冷、又古、又洋这么一个研究。那个时候我真正是心里面想法就是“不做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如果要是一个人一辈子老是做为社会做多少贡献啊,什么什么家国之忧啊,我觉得太累,所以最好还是做一点最休闲的、最偏的、最冷的学问,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主持人:我记得您就曾经说过,说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其实和自己的喜好。

贺卫方:你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是后来自己也深深感受到,如果要是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不能够在这样一种涉及到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尊严这样一些事件方面,有一定的作为的话,我自己觉得人生观又设定的太过消极。所以后来我在1990年的时候,我自己的学术目标就调整到中国问题。后来就越来越靠向现实问题,对中国的法官问题进行研究。

事实上这我是第二次到《世纪大讲堂》来做演讲,第一次是在两年多以前,大概是将近三年以前了,那个时候(主持人)是阿忆,我特别高兴这一次换了非常漂亮,又非常有智慧的许戈辉女士来主持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第一次我谈的就是司法改革那个时候,我已经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写了不少文章,而且写一些个非常有刺激性的文章。比方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复转军人进法院》,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军人,转到法院去做法官,但是从来没有转到医院去做医生。比方说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一个人,转到医院去让他去做医生,开刀、动手术,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例。但是到法院的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且大家惯例上觉得,军人复转军人到法院有他的优势。那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把法律作为一个职业?我们不把法律作为像医学一样的一个职业?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当时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当时不断地写这类的文章,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比方说我一直对于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特别感兴趣,因为中国的法律职业,这三种,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种职业之间相互,大家入门不是从一个门槛进来的,所以他们经常相互冲突,我认为这是不好的。所以我就想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入门制度,那就是统一司法考试制度。

贺卫方:我对法官的服饰也特别感兴趣,而且写过许多文章,论证从1996年开始论证,为什么法官不应该戴大盖帽穿法袍,后来果然最后换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穿了,现在穿一身袍子,虽然设计很难看的一身袍子。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就有请贺教授。

贺卫方: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我特别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其实我们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却要讨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宪政的发展问题。我的题目叫中国宪政,“中国宪政之起步”。稍微有点文言气,加了一个之,或者“的起步”,其实也一样。那么中国宪政目前正在受到,正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讲的那样,正在受到上至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下到市场之中贩夫走卒,群体性的关注。似乎大家都在谈论着宪法,谈着论宪政。那么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宪政?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最早的立法就有宪法,我们从1954年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公民享有的一系列的权利。在制定完宪法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宪法落到实处,我们说把宪法的规则落到实处这个过程,就可以说它就是宪政。我想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社会结构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实行宪政非常艰难。

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儿,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障碍到底是哪些,我想不妨我们做一点简要的讨论。

那么我们想可以首先给出一个判断来,这个判断是基于对于中西的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宪政发展所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宪政可以说它是一个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也就是说宪政、宪法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东方的东西,它并不是从,我们中国的宪法并不是中国产生的。我们只有到了清末,已经到了清王朝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才想起来我们应该制定宪法,我们应该向泰西各国学习,向西洋各国学习制定宪法,大概也就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我们的立宪的历史,1903年的时候,1902年的时候我们清朝政府许诺,我们要参照西方各国的法律来修改我们的法律,那个所谓的变法,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也不过是一百零一年的历史。

那么观察我们中国的宪政之所以会失败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中国不具备使得宪法得以发生效力的社会条件,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还是一种旗帜,一种号召。现在再修改宪法,已经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

大家知道美国宪法里面有一个词叫due process of law,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正当程序这样一个条款被认为是特别具有生产力的母亲,它生产出了许许多多的法律的规范,那么一些人权保护的非常重要的规范,都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一个生产力,是因为法官们经常在司法的过程中,引用宪法来去判决案件。所以这样的一种宪法,经过法官们的不断地阐释,经过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的不断的应用,使得他们的宪法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力,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最基本的文件。所以我们要求宪法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法院的适用过程,而我们这儿是没有的。我们的法院判决案件,基本上不适用宪法。那么为什么西方他们的宪政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宪政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中间,他们实现宪政,其实能够产生宪法这样的文件,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首先我们说宪政也好,法治也好,它要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让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府,它必须要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不是权力无远弗届,权力到处都是。它可以干预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就没有宪政的状态。所以宪政首先存在着一个限制国家权力,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

但是有史以来大家知道,你赋予一个人的权力很容易,但是你要限制一个人的权力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过去的国王也好,皇帝也好,这些人都是操生杀与夺之大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许多国家里边,包括我们的国家,限制皇帝的权力都是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你怎么去限制他的权力,皇帝可以直接制定规则,皇帝可以直接裁判案件,皇帝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把一个大臣当庭打板子。那么怎么来限制这样的一个无远弗届的权力,我想西方它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有一些因素直接引发了这种权力受到的限制,我自己愿意把这种因素分作四个方面来加以阐释。

贺卫方:那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是教会的存在,独立的教会的存在,使得世俗的君主受到了强有力的制约。西方他们的,西方人,这个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说中世纪也好,后来的近现代也好,那么基督教无论如何可以说是一个整个西方被普遍接受的宗教。尽管有不同的教派的一种区别,像天主教,像新教,像东正教,希腊东正教,它虽然有这种教派的区分,但是我们观察整个欧洲的历史发展,你会发现它从基督教被接受,被罗马接受为国教之后,这样整个社会里面一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宗教,独立的教会。宗教首先意味着一系列的神学学说,宗教它的神学学说,给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间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按照圣经里面的说法,按照创世纪我们都是由上帝造的,上帝开始没有造这么多的人,只有两个人亚当先生,夏娃女士。那么这两个人在伊甸园里面过着很快活的生活,后来夏娃女士禁不住魔鬼的诱惑偷吃了禁果,最后就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是我们的老祖宗,从那个时候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学说的论证,使得我们每一个当时在欧洲的每一个人,都要在宗教意义上来说,他都是有罪的,他的罪叫原罪。

那么这样一种原罪学说,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可以说自己在道德方面居然能够完美无缺,你即使是贵为君主,贵为皇帝你也是有罪的人。你不要在我面前好像显示出你伟大、光辉、正确、永远正确,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是有罪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罪,原罪学说,首先就是对君主,对于有权力的人一种严格的限制。那么接下来教会又不仅仅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存在,或者说仅仅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存在,他们实实在在发展出来一个组织,西方社会应该说最近代形态的国家,最早的一个蓝本就是罗马教廷。罗马教廷它上面有罗马教皇,是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那么一直到下面政府的各级机构,然后一直到最基层的一个教会组织,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金字塔式的政府结构。然后它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地主,因为它规定一个人如果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来去继承了自己的财产,向下传递自己的财产,那么他的土地财产的十分之一要贡献给教会,这样的一种。大家知道中世纪虔诚的教徒那么多,许多人都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分割自己的财产的时候,那么十分之一就给了教会,教会就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地主。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里面,土地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只是一个经济的因素,而且也是一个政治的因素。

罗马教廷还不断地发展出一系列的学说,来使得我们的生活被分割为世俗的部分和精神的部分。什么是世俗的,什么是精神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把凯撒的归凯撒,把上帝的归上帝。比如说婚姻,结婚这回事,大家知道我们这儿观念中间,就是说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哪有什么神圣的或者宗教意义。但是你可以发现西方人很奇怪,直到现在许多西方人结婚他们是要到教堂里面去结婚,去接受僧侣的祝福,接受神父的祝福,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不仅仅意味着两个人为了世俗的生活,为了生育的目的而做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一种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欧洲,离婚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人一旦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就从一而终,因为你不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和它的教会可以分离,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在一块生活一辈子,而且一夫一妻制也跟这个有关系。天下的教会虽然分布在世界每个角落,但是天下的教会是一体的,是一家的,它只有一个。那么耶稣基督不用说,也只有一个。所以只能够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不可以有更多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学说不断的延伸,我们的精神生活,比如说我们搞学术研究,我们纯粹精神领域的东西,这个是世俗的君主绝对不可以染指的。

我们想第一个对于世俗的权力形成了非常严厉的约束的因素,那就是基督教,这样的一种宗教的存在。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我们这个国家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我基本上倾向于认为,我们是一个反宗教的国家。我们倒是有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儒家学说,有人说儒家学说就是儒教,儒教就是一种宗教,其实我认为严格的按照宗教本身的道理来说,标准来去判断的话,我们很难说儒家学说是一种宗教。我们看宗教需要有一种非常复杂的神学学说,比如说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神学学说。在儒家学说那儿,在孔子那儿我们看不到,孔子就像我们邻居一个乐呵呵的老头一样,整天跟你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看你要好好向别人学习。然后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定期在家里面检讨检讨自己啊。然后有朋自远方来要喝酒啊,不亦乐乎,不是要喝酒。那么孔子就是这样,我们邻家的一个老人,一个很有智慧的,很关心世俗生活,很喜欢世俗生活的老头。很喜欢人品的培养的老头。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像上帝,像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超验的存在,他不是这样的。况且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学说,它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并没有形成一种对于权力进行严格约束的一种道理,虽然孟子讲“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贵君轻”,这些个道理儒家的先贤们并没有少表达,但是始终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体制内的学者,劝说统治者你要知道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这样的一种劝说的感觉特别强烈,它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对立的,两极对立的这样一种权力结构。我们说中国古典时代,如果说它没有宪政的话,那么这可以说第一个原因,没有独立的宗教,没有独立的教会的存在,使得世俗的权力跟精神的权力在这个国家里面,总是合二为一。最高的世俗统治者永远同时就是最高的精神的统治者。所以我们这样的一种两权合一,使得人民生活在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生活在一个非常空前的压制的状态之中,没有办法去在思想方面获得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空间。

第二个原因我想是一种,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产生宪法,没有办法使得君主的权力受到严格的约束,是因为我们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形成一种阶级斗争,阶级冲突这样的一种格局。像我小的时候上学读书,读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就存在着封建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对阶级斗争这样一个学说的理解,显然是过分的简单化。我们没有看到了马克思所构想的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学说,建立在西方历史的传统之上,而西方历史上的阶级结构是及其复杂的一个阶级结构,它并不仅仅是两大阶级,我们试看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所谓的三等级会议,三等级会议就是平民、自由民和贵族之间,这样三个等级之间要发生互相斗争。它并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一个被统治阶级。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种种的这样一种,比如说它的议会最早的时候有平民院,有贵族院,现在还叫平民院,贵族院。为什么有平民院,贵族院这种设置?这是因为这个社会中,应当是不同的阶级,它存在着不同的阶级,这种不同的阶级长期稳定的存在。大家到英国去会发现,英国人到现在看报纸时可以分出阶级的。你在他们的地铁上面,你看不同人看的报纸你就知道,出身高贵,哪个人出身高贵,哪个人是下层阶级。下层报纸看的报纸都是特别厚,字印的特别大那种。但实际上它背后折射出英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非常复杂的一种社会结构,而且不可逾越的一种社会结构之间的障碍。

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专门去观察,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大像是一个具有稳定的统治阶级,稳定的被统治阶级这样一种阶级结构。我认为科举考试这一项制度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或者说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科举考试。世界各个国家在分配官职的时候,都有一个从历史上来说,大多数情况下我看到的早期的国家,做官的人毫无例外都是出身高贵的人,他们是贵族。法国历史上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法官们照例是由爸爸是法官的人来担任,他爸爸已经是法官了,所以他就能当法官。所以所谓的穿袍贵族,他们形成了一种穿袍贵族,他们这个阶层垄断了司法的权力。在英国直到今天,他们的法官出身于贵族的仍然占90%以上,而且基本上都出身于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我们就可以说英国的这样一种司法结构是特别阶级化的结构。那么这样的一种,把政治权力的分配完全是依据一种血缘,出身门第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得他们的社会中间上层结构非常稳定,下层结构也非常稳定,下层结构通常也不愿意去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上层结构,而只愿意通过冲突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来使得制度能够逐渐的进步。

大家还记得英国最早的宪法性的文件是1215年的《大宪章》,1215年的《大宪章》就是一个英国宪法产生的一个里程碑。这样一个《大宪章》是怎么产生的?当时英国的国王约翰王好大喜功,喜欢对外征服打仗,跟法国打仗,跟教会,跟罗马教廷闹得也不可开交。最后打着打着国库都亏空了,没钱了。大家知道国王打仗也是需要有钱的,于是他就开始想,这怎么办?要加收税,要增加这种新税,要求贵族们承受更大的一种税收上面的一种贡献,然后就跟贵族们要钱。贵族们忍无可忍,怒不可遏,最后在一位贵族的率领之下,集体对国王发难。说是我们不给钱了,以后要增加任何新的税种,必须要经过贵族会议的代表的同意,而且你收了我们的钱,我们要知道你是怎么花出去这笔钱的。我们要审查你的钱怎么去花出去的,逐渐的形成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在美国革命的时候,演变成为一句口号,叫“无代表,不纳税!”我如果没有在国会里面有代表监督,我交出去的钱是怎么花费的话,那么我没有义务来给你交税,进行一种严格的约束。

大家知道(英国)《大宪章》里面甚至规定了,国王如果,他说每一个人,每一个自由民,都有权力获得跟自己同等人的审判,那就是英国陪审制度,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就起源于这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大家可以发现不同阶层之间的这种相互冲突,相互妥协,居然不断地推动宪法的发展,不断地使得宪法变成一个活生生的,赋予效力的文件。英国的那一批贵族们,并不是说逼着国王签了一个《大宪章》就了事了,他们在后来连续七次要求新加冕的国王,继续在这个《大宪章》上附署,你要签上你的名,表示着你坚决遵循这个《大宪章》。我们都知道正是因为这种阶级之间的一种冲突、妥协,导致了英国的贵族阶层,英国的平民阶层,他们逐渐的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利益阶层,包括国王是另外一个利益,宗教贵族也是代表另外一种利益。这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冲突、妥协,使得英国的宪法变得生机勃勃,生机勃勃,使得英国真正成为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宪法国家。

当年胡适先生曾经说,英国这个国家和其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世界的政治制度贡献是最大的。宪法制度贡献是最大的。几乎所有的民主制度上面的所需要的这些制度,都几乎是他们来创造出来的。比如说立宪君主制、成文宪法、无记名投票、反对党、执政党这样一种政党格局,都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所以他们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格局,跟他们历史上这样一种阶级,独特的社会结构有关系。而我们古典时代,分配官职的方式,大家知道是怎么分配的?是考试分配的。最早当然是所谓的选举社会,我们最早的时候是选举推荐,推荐选任的。那么后来发现推荐这种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很腐败,逐渐的又开始改造。在一千多以前,我们开始了人类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个创举,那就是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任官员。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再看一个人的出身高下,而看的是一个人是否有才华,你是否能够写一首好的文章,你是否能够写诗,你是否能够书法写得好,这简直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制度。这种制度使得我们这个社会走上了一种空前平等的制度,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无论你的出身高贵或者低下,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努力来出任官职。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说担任官员的人是这个社会的统治层的话,那你要说统治阶层本身看起来是一种经常从被统治阶层里面吸纳新鲜血液,不断地有人上来,成为统治阶层中间的一员,又通过考试的方式,大门是向社会每一个成员敞开的,当然是每一个男人敞开的。于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古典时代里面,这种上下社会之间的、阶层之间的沉浮,显得特别的频繁。我们都记得有许多古典的诗文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富过五世的,简直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眼看着他家起高楼,眼看着他家宴宾客,眼看着他家楼塌了”……感叹的是什么,感叹的都是这样的一种富贵无常,人生无常,没有办法去保证稳定的一种社会财富永远流传下去。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官职,我们的社会地位能够永远流传下去,永远传递下去。这样一种感叹是来自于我们的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中国社会很难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所谓的阶级社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社会中间每一个成员,在皇帝的面前都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我们没有办法通过阶级的结构,来把阶级利益一致的人团结起来,形成一种整合的力量,形成一种所谓的(阶级)社会。那么这样的一种社会的情况,就使得由于它的高度流动性,没有办法产生宪法,没有办法产生建立在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的宪政或者宪法,这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所比较麻烦的第二个方面。没有办法产生宪政,它的原因在于我们独特的社会结构。

贺卫方:第三个方面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私有财产或者说土地财富,并不仅仅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并不仅仅具有一种经济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它有政治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对于土地财富,土地财产的保护尽善尽美,大家知道它就在事实上约束了一个国家的权力。国王的马匹不可以在你的土地上纵横践踏的时候,那你的权力就得到了严格的保障。英国历史上有一个古老的谚语叫,“一个人的房子,就是一个人自由的堡垒”。你自己的住房是国王不可以随意进去的。去年我们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在陕西延安那个地方有一个黄碟案,夫妻俩小两口新婚燕尔,到街上去买了黄碟回来可能作为辅导材料看一看。结果两个人就在家看,这个过程之中就有人告发举报,然后警察就来了。人家小两口就自己在家里面放,人家自己看一点这个东西,警察凭什么去干预?你国家的权力到底应该停留在哪个地方,有没有一点基本的界限。我们都知道如果国家的权力可以随便派警察到你家里面去,看看你在看什么书,看看你在看什么影碟,甚至看看你在想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变得非常的可怕,因为这是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的一种状态。

贺卫方:所以一个人的房子是一个人自由堡垒,这句话其实对于我们理解宪政,尤其是理解私有财产在宪政中间的一个地位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也特别重视,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到底对我们的私有财产保护,可能到怎样的程度的一个原因。当然尤其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要在土地方面严格的保护私有财产,看来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缺乏西方从古罗马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古罗马人的概念是,一个人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的效力,及于天上天心,地下地心。但现在为了发展航空业,这样的一个规则已经被废除掉了。但是对所有权,这样一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限制,因为国家不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土地,国家不可以随意的征用你的土地,这就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但是我们这儿历史上来说,就缺乏一种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我们过去的土地财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概念和我们的继承法中间的所谓诸子均分制(相互作用)。大家知道土地财富在西方社会里面,都是长子继承或者幼子继承。就是说土地财富不会通过继承的方式越来越分散,被切割掉,那么财富就越来越大。而我们这个地方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接受了一种继承法律制度是诸子均分制。这样的话一个老头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了二百亩地,生了五个儿子,最后一人四十亩。五个儿子又分别不幸,各生了五个儿子,再分配一次一人八亩,你还要敢再生吗?所以土地不断的被零碎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我们中国长期以来,历史上来说大地主非常之少,大地主非常之少。那么能够对皇权形成一种制约的地主,可以说是没有。那么由此带来的财产本身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这样的一个因素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说第四个方面的限制,第四个方面的因素,西方的因素和中国因素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专业化权力是否存在这一点,是我们判断西方社会能够产生宪政,和我们产生不了宪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谓的专业化的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中间行使权力的人,他们不仅仅是国家,皇帝说你来,我给你这个给你一个委任状,你就来行使这个权力。不,特定的权力逐渐由,你必须要接受过相当的专业训练,相关的专业训练的人你才能够行使。那么这样的人来行使权力,就意味着国家的权力受到了一种专业知识的制约,我在这儿强调的专业知识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就是法律的知识。也就是说国家的司法权,这块权力逐渐的在西方社会里面,它被专业人士所握有。

在英国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惯例,那就是一个担任法官的人,必须要提前接受过英国的律师培训机构的培训。所以在英国所有的法官都出身于律师,这样的话就使得司法权的行使者,他本身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的,而且更重要的他拥有一种专业化的知识的训练,从而使得它的权力不可能是随意地,恣意地去行使这样的一部分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那就是说国家权力怎样才能够受到限制,你如何把这样一个权力行使者本身,他也受到规则的约束,而不是朝令夕改。法律人说话有一套术语,这套术语和行话是不跟外行人分享的。比如说你们平常说老婆、老公,我们通常法律上讲叫配偶双方这样的表达法。你们一听到bar那个词,b a r,bar那个词,你们想象的总是喝酒的地方或者上网的地方,我们一想象就想象到法律界。因为bar那个词最早的时候是法庭前面那道木质的围栏,叫bar,后来就变成了the Bar,就是说你这个国家整个的法律界。这套法言法语是法律专业化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因为没有这套法言法语,你的思考就没有精确化,你交流的时候必须要通过非常复杂的一种描述,很麻烦。那么法言法语这一套专业化的术语,它是把繁复庞杂的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类型化,然后用特定的法律术语来加以表达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这套术语的历史悠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古罗马人就特别擅长创造这样的一套术语,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法律概念中间,有许多概念都来自于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比如说有一个概念是社会中用的,错误最容易犯的地方。法人,什么是法人,有的老板说我是法人,你也是法人,我们都是合法的人。他不知道法人是一个组织的意思,并不是一个个人。个人最多可以叫法定代表人。但是这一套东西,大家知道它形成了一种社会大众理解法律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与此同时,它也形成了一种能够约束行使权力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规则体系。它使得一个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必须要按照特定的,提前设定的程序和提前设定的规则,来去对一个事情做出判断。为什么我们说司法判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求有一种稳定性或者连续性?我们要求法官在判决一个新案件的时候,要考察一下你过去是怎么判决同样类型的案件。那么这样一种要求,本身就蕴含着一个道理,那就是说法律人正是由于这种专业化的知识训练,使得他所行使的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的局部,那就是说国家的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他只是行使三种权力的一部分,但是这部分权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在一个,我们常常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它是权力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这道关口他在行使过程中,总是严格的按照已经设立的规则,那么这个国家的秩序,就可以通过司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那么我们的古人,他不搞这些东西。我们古代历史上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真正是大可疑问的。因为知识没有分类,科举考试的时候把所有的,全国人民所有人的智慧,都融入到一个知识的体系里面,那就是经、史、子、集,中国古典时代的这一套传统。你要会写很漂亮的文章,你要对先秦诸子的学说,烂熟于胸。不仅仅学说本身,你还要注意到历史上的历朝最伟大的注释家,熟悉他们的注释。你要会写诗,写得一手好诗,那科举考试就容易成功。你要书法写得要漂亮,毛笔字写得要好,这样的人他就可以做官。

那么你可以想想,中国古典这样一个选官制度,把文人这样一个角色,跟官员这样一个角色合二为一,每一个官员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官员,他还是一个文人,而且他的文人不仅仅体现在平常写一点文章上面,而且体现在他做判决方面。他写判决书大家知道,他是用文人的方式写判决书,用诗人的方式写判决书,你们还记得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吗?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里面,乔太守就写了一个判决书嘛,什么“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我们看这个对仗对得真漂亮,字是长短一个一个都是对得起来的。这样的对仗给我们的文人吸引力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写什么东西,都喜欢有这么几个对仗。还有明对、暗对这种对法。但是表达科学类的文字,表达你需要非常仔细的去刻划、去描述,才能够使得相关的事情得以真正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可以使其中的道理,其中的推论得以进行。但是我们这样的语言,诗化的语言,带来非常大的问题是,官员做判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情况变得比比皆是,司法的公正性到哪儿去企盼。因为司法工作者,法官们做决策的时候,他不受一个真正的法律知识的一个严格的约束,没有这种知识存在。于是正在判决案件,正在准备审理案件的时候,马上有人递一个纸条,上面写了几句话,什么“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你就知道这个案件要特殊对待,他特殊对待有特殊对待的一套说辞。这样的话,司法决策者就感受到了一个空前的灵活性,他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那么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也许对有权有势的人来说是一种便利,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国民来说,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对当事人来说,他完全无法预测一个法官可能怎么判决案件。他没有办法通过研究既有的法律和法院以前所做的判决,来去判断自己案件的事实,将来会怎样的一个判决。

那么所有的这些,我想我们上面从四个角度来去观察,我们(观察了)西方社会宪政得以发生(的原因),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个宪法,从百年来我们的宪法简直可以说是一场梦,那么我们做了一点点从社会成因,从社会结构,从历史传统,从文化,从权力的性质的角度,做了一种简要的分析。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这时代还是不一样,我想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儿做这一番总结,首先是建立在我们对于中西方历史的这种发展,看出来其中的差异,能够看出其中的差异,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已经了解到了,宪政到底应当怎么去推动它,怎么去发育,怎么去推动它的发育,我们看到了中国宪政的起步。好,这就是我演讲的全部内容,谢谢。

(鼓掌)

主持人: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刚才可能都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就是贺卫方教授在整个的演讲过程中几乎是旁证博引,通古喻今的。好进入我们的问答部分吧,先来看一下网友对您有什么问题?好吗?

贺卫方:好的,

许戈辉:我这里收集到一个网友的提问,网名叫阿里巴巴,说贺教授您好,现在民间对修宪的呼声中,有一种声音就是呼吁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刚才您也提到了,但是也有反对意见,说在法制还不完善的事实背景下,很多人的私有财产事实上是来路不明的,或者来路不正的。怎么能去保护这些财产呢?那么在这个各项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保护私有财产,会不会成为经济腐败甚至犯罪的一张保护伞?

贺卫方:这个问题非常严峻,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开始。我相信如果要是我们现在建立某种制度来去鉴别、来去识别哪些人的财产,哪一部分是来路正的,哪些来路不正的。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进行这样的鉴别。如果要是有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进行这样的鉴别,我不反对。但是首先从成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社会中间每个人的财富到底哪些是正的,哪些是不正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是要壮士断臂一样的勇气,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开始,要有一个起点,这个时候也许真的是有些事情是不正当的。开始的时候,起点的不公正,经济学家有一批朋友,他们确实是比较反对这样的做法的。他们认为如果起点不公正的话,以后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但是我一直是认为,这个假定的所谓的起点公正是没有这样一个起点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否一定要在一个,就像有人在制作永动机一样的,我们永远在想象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们莫不如,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但是从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开始,我们就建立一种严格的,更加严格的制度来使得所有的规则能够得到遵守。使得今后不再有来路不正的财产,成为我们社会中间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寻找到一个,一个干净的起点,我们只能从肮脏的起点,那么出瘀泥而不染,逐渐地从瘀泥里长出灿烂的荷花,也许只能够走这条路。我想搞法律的人比较现实,从可行性的角度,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当然我希望能够把那些个肚子里面装满了不正当财产的人,给他们一样一样掏出来,可能吗?不可能!

许戈辉:所以就要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在各项制度上都加以健全,使得他们这个财产的获取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严格的法律监督,对吧?

贺卫方:对,是的。

同学:那个贺老师,首先我非常钦佩你的追求还有正义感,还有你的学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所理解的你说的这种追求,你这种宪政,还有追求这种法治化,这种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种西方化的过程。然后我就想问,为什么这种,你也说过这种宪政在中国没有传统,为什么这种没有传统的东西,你觉得就一定适合中国?

贺卫方:谢谢!关于民主自由、宪政这些东西,是否适应我们这个国家,是否对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福祉有好处,这样的论证几乎是我自己都没有很好的想一下的,到底应该怎么去论证它,因为在我看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因为正是宪政保障了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来参与到跟我们都有关系的政治生活之中。正是宪政使得我们这个国家能够获得真正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因为我已经给出一个判断,就是说通过观察中国古典的历史你可以发现,正是因为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真正的宪政,所以中国人民生活一直,我不认为这个生活是很美好的生活。相反一直以来所谓的蒲松龄讲的倾盆之下多沉冤,一直以来就过得不舒心,过得不如意。否则的话,这个社会就不会经过这样的一种几百年一次巨大的社会动荡,几百年一次。而且近代以来你可以发现,这个周期有点越来越缩短的这样一个趋势。从明朝以后,这样的一种东西,社会振荡,唐德刚先生说杀人如麻、人头乱滚、血流成河。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要通过这种动荡去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最高权力的交接伴随着是什么?伴随是宫廷阴谋、政变、流血。伴随着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样一些道理。那么我自己相信,这不需要再证明了,证明说是这个最高权力和平的交接对人民有好处?还是用通过这种方式交接有好处?我认为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步,跟这个国家有宪政、有民主、有自由这样的传统,有法治这样的传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坚决主张,我们就是应该追求宪政,追求这样的一个宪政,是对我们每个人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论证它,我们要追求它的一个原因。

许戈辉:那刚才呢,我们已经领略您那个滔滔不绝的风采了,但是接下来得考您一下您压缩提炼的本领,就是您关于您讲的这个宪政的问题,宪政在您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对于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您能不能用一句话跟我们说一下。

贺卫方:哎呀,最后一句话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说这样一句高度精炼的话,但是我要说宪政是通向自由与繁荣中国的不二法门。

许戈辉:再次感谢贺卫方教授,也谢谢在座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们,谢谢大家记得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谢谢。

来源:凤凰网

中国宪政之起步

2003年09月29日 09:39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位好,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许戈辉。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宪法和宪政这个问题,不论是在学界或者是民间都讨论得沸沸扬扬,而在这些讨论当中,我们又往往会听到多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意见,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给我们来详解一下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贺教授的简历。

主持人:贺教授您先请坐,我想先问问您。您的研究我发现,早期还是着重西方的法律,那后来为什么转到中国的法律?

贺卫方:研究西方的法律太不容易成名,研究好多年写了好多文章,人家也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贺卫方。

主持人:所以是功名驱使

贺卫方:实际上你知道,我是搞西方法律史研究的,我自己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西方基督教的教会法,中世纪的教会法,我特别对于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发展那套法律制度特别感兴趣。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知道今天我们接受这个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这种制度就是我们受基督教影响的产物,我们中国古人不接受这样的学说,所以近代以后我们才受基督教的影响,我们最后被改造成为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所以它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对我来说是特别有兴趣,我就愿意去钻研,所以搞的是又偏、又冷、又古、又洋这么一个研究。那个时候我真正是心里面想法就是“不做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如果要是一个人一辈子老是做为社会做多少贡献啊,什么什么家国之忧啊,我觉得太累,所以最好还是做一点最休闲的、最偏的、最冷的学问,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主持人:我记得您就曾经说过,说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其实和自己的喜好。

贺卫方:你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是后来自己也深深感受到,如果要是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不能够在这样一种涉及到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尊严这样一些事件方面,有一定的作为的话,我自己觉得人生观又设定的太过消极。所以后来我在1990年的时候,我自己的学术目标就调整到中国问题。后来就越来越靠向现实问题,对中国的法官问题进行研究。

事实上这我是第二次到《世纪大讲堂》来做演讲,第一次是在两年多以前,大概是将近三年以前了,那个时候(主持人)是阿忆,我特别高兴这一次换了非常漂亮,又非常有智慧的许戈辉女士来主持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第一次我谈的就是司法改革那个时候,我已经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写了不少文章,而且写一些个非常有刺激性的文章。比方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复转军人进法院》,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军人,转到法院去做法官,但是从来没有转到医院去做医生。比方说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一个人,转到医院去让他去做医生,开刀、动手术,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例。但是到法院的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且大家惯例上觉得,军人复转军人到法院有他的优势。那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把法律作为一个职业?我们不把法律作为像医学一样的一个职业?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当时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当时不断地写这类的文章,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比方说我一直对于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特别感兴趣,因为中国的法律职业,这三种,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种职业之间相互,大家入门不是从一个门槛进来的,所以他们经常相互冲突,我认为这是不好的。所以我就想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入门制度,那就是统一司法考试制度。

贺卫方:我对法官的服饰也特别感兴趣,而且写过许多文章,论证从1996年开始论证,为什么法官不应该戴大盖帽穿法袍,后来果然最后换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穿了,现在穿一身袍子,虽然设计很难看的一身袍子。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就有请贺教授。

贺卫方: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我特别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其实我们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却要讨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宪政的发展问题。我的题目叫中国宪政,“中国宪政之起步”。稍微有点文言气,加了一个之,或者“的起步”,其实也一样。那么中国宪政目前正在受到,正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讲的那样,正在受到上至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下到市场之中贩夫走卒,群体性的关注。似乎大家都在谈论着宪法,谈着论宪政。那么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宪政?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最早的立法就有宪法,我们从1954年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公民享有的一系列的权利。在制定完宪法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宪法落到实处,我们说把宪法的规则落到实处这个过程,就可以说它就是宪政。我想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社会结构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实行宪政非常艰难。

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儿,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障碍到底是哪些,我想不妨我们做一点简要的讨论。

那么我们想可以首先给出一个判断来,这个判断是基于对于中西的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宪政发展所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宪政可以说它是一个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也就是说宪政、宪法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东方的东西,它并不是从,我们中国的宪法并不是中国产生的。我们只有到了清末,已经到了清王朝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才想起来我们应该制定宪法,我们应该向泰西各国学习,向西洋各国学习制定宪法,大概也就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我们的立宪的历史,1903年的时候,1902年的时候我们清朝政府许诺,我们要参照西方各国的法律来修改我们的法律,那个所谓的变法,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也不过是一百零一年的历史。

那么观察我们中国的宪政之所以会失败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中国不具备使得宪法得以发生效力的社会条件,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还是一种旗帜,一种号召。现在再修改宪法,已经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

大家知道美国宪法里面有一个词叫due process of law,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正当程序这样一个条款被认为是特别具有生产力的母亲,它生产出了许许多多的法律的规范,那么一些人权保护的非常重要的规范,都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一个生产力,是因为法官们经常在司法的过程中,引用宪法来去判决案件。所以这样的一种宪法,经过法官们的不断地阐释,经过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的不断的应用,使得他们的宪法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力,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最基本的文件。所以我们要求宪法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法院的适用过程,而我们这儿是没有的。我们的法院判决案件,基本上不适用宪法。那么为什么西方他们的宪政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宪政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中间,他们实现宪政,其实能够产生宪法这样的文件,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首先我们说宪政也好,法治也好,它要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让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府,它必须要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不是权力无远弗届,权力到处都是。它可以干预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就没有宪政的状态。所以宪政首先存在着一个限制国家权力,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

但是有史以来大家知道,你赋予一个人的权力很容易,但是你要限制一个人的权力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过去的国王也好,皇帝也好,这些人都是操生杀与夺之大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许多国家里边,包括我们的国家,限制皇帝的权力都是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你怎么去限制他的权力,皇帝可以直接制定规则,皇帝可以直接裁判案件,皇帝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把一个大臣当庭打板子。那么怎么来限制这样的一个无远弗届的权力,我想西方它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有一些因素直接引发了这种权力受到的限制,我自己愿意把这种因素分作四个方面来加以阐释。

贺卫方:那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是教会的存在,独立的教会的存在,使得世俗的君主受到了强有力的制约。西方他们的,西方人,这个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说中世纪也好,后来的近现代也好,那么基督教无论如何可以说是一个整个西方被普遍接受的宗教。尽管有不同的教派的一种区别,像天主教,像新教,像东正教,希腊东正教,它虽然有这种教派的区分,但是我们观察整个欧洲的历史发展,你会发现它从基督教被接受,被罗马接受为国教之后,这样整个社会里面一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宗教,独立的教会。宗教首先意味着一系列的神学学说,宗教它的神学学说,给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间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按照圣经里面的说法,按照创世纪我们都是由上帝造的,上帝开始没有造这么多的人,只有两个人亚当先生,夏娃女士。那么这两个人在伊甸园里面过着很快活的生活,后来夏娃女士禁不住魔鬼的诱惑偷吃了禁果,最后就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是我们的老祖宗,从那个时候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学说的论证,使得我们每一个当时在欧洲的每一个人,都要在宗教意义上来说,他都是有罪的,他的罪叫原罪。

那么这样一种原罪学说,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可以说自己在道德方面居然能够完美无缺,你即使是贵为君主,贵为皇帝你也是有罪的人。你不要在我面前好像显示出你伟大、光辉、正确、永远正确,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是有罪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罪,原罪学说,首先就是对君主,对于有权力的人一种严格的限制。那么接下来教会又不仅仅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存在,或者说仅仅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存在,他们实实在在发展出来一个组织,西方社会应该说最近代形态的国家,最早的一个蓝本就是罗马教廷。罗马教廷它上面有罗马教皇,是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那么一直到下面政府的各级机构,然后一直到最基层的一个教会组织,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金字塔式的政府结构。然后它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地主,因为它规定一个人如果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来去继承了自己的财产,向下传递自己的财产,那么他的土地财产的十分之一要贡献给教会,这样的一种。大家知道中世纪虔诚的教徒那么多,许多人都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分割自己的财产的时候,那么十分之一就给了教会,教会就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地主。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里面,土地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只是一个经济的因素,而且也是一个政治的因素。

罗马教廷还不断地发展出一系列的学说,来使得我们的生活被分割为世俗的部分和精神的部分。什么是世俗的,什么是精神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把凯撒的归凯撒,把上帝的归上帝。比如说婚姻,结婚这回事,大家知道我们这儿观念中间,就是说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哪有什么神圣的或者宗教意义。但是你可以发现西方人很奇怪,直到现在许多西方人结婚他们是要到教堂里面去结婚,去接受僧侣的祝福,接受神父的祝福,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不仅仅意味着两个人为了世俗的生活,为了生育的目的而做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一种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欧洲,离婚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人一旦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就从一而终,因为你不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和它的教会可以分离,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在一块生活一辈子,而且一夫一妻制也跟这个有关系。天下的教会虽然分布在世界每个角落,但是天下的教会是一体的,是一家的,它只有一个。那么耶稣基督不用说,也只有一个。所以只能够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不可以有更多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学说不断的延伸,我们的精神生活,比如说我们搞学术研究,我们纯粹精神领域的东西,这个是世俗的君主绝对不可以染指的。

我们想第一个对于世俗的权力形成了非常严厉的约束的因素,那就是基督教,这样的一种宗教的存在。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我们这个国家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我基本上倾向于认为,我们是一个反宗教的国家。我们倒是有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儒家学说,有人说儒家学说就是儒教,儒教就是一种宗教,其实我认为严格的按照宗教本身的道理来说,标准来去判断的话,我们很难说儒家学说是一种宗教。我们看宗教需要有一种非常复杂的神学学说,比如说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神学学说。在儒家学说那儿,在孔子那儿我们看不到,孔子就像我们邻居一个乐呵呵的老头一样,整天跟你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看你要好好向别人学习。然后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定期在家里面检讨检讨自己啊。然后有朋自远方来要喝酒啊,不亦乐乎,不是要喝酒。那么孔子就是这样,我们邻家的一个老人,一个很有智慧的,很关心世俗生活,很喜欢世俗生活的老头。很喜欢人品的培养的老头。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像上帝,像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超验的存在,他不是这样的。况且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学说,它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并没有形成一种对于权力进行严格约束的一种道理,虽然孟子讲“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贵君轻”,这些个道理儒家的先贤们并没有少表达,但是始终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体制内的学者,劝说统治者你要知道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这样的一种劝说的感觉特别强烈,它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对立的,两极对立的这样一种权力结构。我们说中国古典时代,如果说它没有宪政的话,那么这可以说第一个原因,没有独立的宗教,没有独立的教会的存在,使得世俗的权力跟精神的权力在这个国家里面,总是合二为一。最高的世俗统治者永远同时就是最高的精神的统治者。所以我们这样的一种两权合一,使得人民生活在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生活在一个非常空前的压制的状态之中,没有办法去在思想方面获得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空间。

第二个原因我想是一种,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产生宪法,没有办法使得君主的权力受到严格的约束,是因为我们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形成一种阶级斗争,阶级冲突这样的一种格局。像我小的时候上学读书,读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就存在着封建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对阶级斗争这样一个学说的理解,显然是过分的简单化。我们没有看到了马克思所构想的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学说,建立在西方历史的传统之上,而西方历史上的阶级结构是及其复杂的一个阶级结构,它并不仅仅是两大阶级,我们试看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所谓的三等级会议,三等级会议就是平民、自由民和贵族之间,这样三个等级之间要发生互相斗争。它并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一个被统治阶级。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种种的这样一种,比如说它的议会最早的时候有平民院,有贵族院,现在还叫平民院,贵族院。为什么有平民院,贵族院这种设置?这是因为这个社会中,应当是不同的阶级,它存在着不同的阶级,这种不同的阶级长期稳定的存在。大家到英国去会发现,英国人到现在看报纸时可以分出阶级的。你在他们的地铁上面,你看不同人看的报纸你就知道,出身高贵,哪个人出身高贵,哪个人是下层阶级。下层报纸看的报纸都是特别厚,字印的特别大那种。但实际上它背后折射出英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非常复杂的一种社会结构,而且不可逾越的一种社会结构之间的障碍。

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专门去观察,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大像是一个具有稳定的统治阶级,稳定的被统治阶级这样一种阶级结构。我认为科举考试这一项制度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或者说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科举考试。世界各个国家在分配官职的时候,都有一个从历史上来说,大多数情况下我看到的早期的国家,做官的人毫无例外都是出身高贵的人,他们是贵族。法国历史上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法官们照例是由爸爸是法官的人来担任,他爸爸已经是法官了,所以他就能当法官。所以所谓的穿袍贵族,他们形成了一种穿袍贵族,他们这个阶层垄断了司法的权力。在英国直到今天,他们的法官出身于贵族的仍然占90%以上,而且基本上都出身于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我们就可以说英国的这样一种司法结构是特别阶级化的结构。那么这样的一种,把政治权力的分配完全是依据一种血缘,出身门第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得他们的社会中间上层结构非常稳定,下层结构也非常稳定,下层结构通常也不愿意去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上层结构,而只愿意通过冲突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来使得制度能够逐渐的进步。

大家还记得英国最早的宪法性的文件是1215年的《大宪章》,1215年的《大宪章》就是一个英国宪法产生的一个里程碑。这样一个《大宪章》是怎么产生的?当时英国的国王约翰王好大喜功,喜欢对外征服打仗,跟法国打仗,跟教会,跟罗马教廷闹得也不可开交。最后打着打着国库都亏空了,没钱了。大家知道国王打仗也是需要有钱的,于是他就开始想,这怎么办?要加收税,要增加这种新税,要求贵族们承受更大的一种税收上面的一种贡献,然后就跟贵族们要钱。贵族们忍无可忍,怒不可遏,最后在一位贵族的率领之下,集体对国王发难。说是我们不给钱了,以后要增加任何新的税种,必须要经过贵族会议的代表的同意,而且你收了我们的钱,我们要知道你是怎么花出去这笔钱的。我们要审查你的钱怎么去花出去的,逐渐的形成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在美国革命的时候,演变成为一句口号,叫“无代表,不纳税!”我如果没有在国会里面有代表监督,我交出去的钱是怎么花费的话,那么我没有义务来给你交税,进行一种严格的约束。

大家知道(英国)《大宪章》里面甚至规定了,国王如果,他说每一个人,每一个自由民,都有权力获得跟自己同等人的审判,那就是英国陪审制度,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就起源于这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大家可以发现不同阶层之间的这种相互冲突,相互妥协,居然不断地推动宪法的发展,不断地使得宪法变成一个活生生的,赋予效力的文件。英国的那一批贵族们,并不是说逼着国王签了一个《大宪章》就了事了,他们在后来连续七次要求新加冕的国王,继续在这个《大宪章》上附署,你要签上你的名,表示着你坚决遵循这个《大宪章》。我们都知道正是因为这种阶级之间的一种冲突、妥协,导致了英国的贵族阶层,英国的平民阶层,他们逐渐的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利益阶层,包括国王是另外一个利益,宗教贵族也是代表另外一种利益。这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冲突、妥协,使得英国的宪法变得生机勃勃,生机勃勃,使得英国真正成为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宪法国家。

当年胡适先生曾经说,英国这个国家和其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世界的政治制度贡献是最大的。宪法制度贡献是最大的。几乎所有的民主制度上面的所需要的这些制度,都几乎是他们来创造出来的。比如说立宪君主制、成文宪法、无记名投票、反对党、执政党这样一种政党格局,都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所以他们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格局,跟他们历史上这样一种阶级,独特的社会结构有关系。而我们古典时代,分配官职的方式,大家知道是怎么分配的?是考试分配的。最早当然是所谓的选举社会,我们最早的时候是选举推荐,推荐选任的。那么后来发现推荐这种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很腐败,逐渐的又开始改造。在一千多以前,我们开始了人类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个创举,那就是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任官员。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再看一个人的出身高下,而看的是一个人是否有才华,你是否能够写一首好的文章,你是否能够写诗,你是否能够书法写得好,这简直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制度。这种制度使得我们这个社会走上了一种空前平等的制度,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无论你的出身高贵或者低下,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努力来出任官职。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说担任官员的人是这个社会的统治层的话,那你要说统治阶层本身看起来是一种经常从被统治阶层里面吸纳新鲜血液,不断地有人上来,成为统治阶层中间的一员,又通过考试的方式,大门是向社会每一个成员敞开的,当然是每一个男人敞开的。于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古典时代里面,这种上下社会之间的、阶层之间的沉浮,显得特别的频繁。我们都记得有许多古典的诗文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富过五世的,简直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眼看着他家起高楼,眼看着他家宴宾客,眼看着他家楼塌了”……感叹的是什么,感叹的都是这样的一种富贵无常,人生无常,没有办法去保证稳定的一种社会财富永远流传下去。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官职,我们的社会地位能够永远流传下去,永远传递下去。这样一种感叹是来自于我们的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中国社会很难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所谓的阶级社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社会中间每一个成员,在皇帝的面前都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我们没有办法通过阶级的结构,来把阶级利益一致的人团结起来,形成一种整合的力量,形成一种所谓的(阶级)社会。那么这样的一种社会的情况,就使得由于它的高度流动性,没有办法产生宪法,没有办法产生建立在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的宪政或者宪法,这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所比较麻烦的第二个方面。没有办法产生宪政,它的原因在于我们独特的社会结构。

贺卫方:第三个方面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私有财产或者说土地财富,并不仅仅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并不仅仅具有一种经济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它有政治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对于土地财富,土地财产的保护尽善尽美,大家知道它就在事实上约束了一个国家的权力。国王的马匹不可以在你的土地上纵横践踏的时候,那你的权力就得到了严格的保障。英国历史上有一个古老的谚语叫,“一个人的房子,就是一个人自由的堡垒”。你自己的住房是国王不可以随意进去的。去年我们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在陕西延安那个地方有一个黄碟案,夫妻俩小两口新婚燕尔,到街上去买了黄碟回来可能作为辅导材料看一看。结果两个人就在家看,这个过程之中就有人告发举报,然后警察就来了。人家小两口就自己在家里面放,人家自己看一点这个东西,警察凭什么去干预?你国家的权力到底应该停留在哪个地方,有没有一点基本的界限。我们都知道如果国家的权力可以随便派警察到你家里面去,看看你在看什么书,看看你在看什么影碟,甚至看看你在想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变得非常的可怕,因为这是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的一种状态。

贺卫方:所以一个人的房子是一个人自由堡垒,这句话其实对于我们理解宪政,尤其是理解私有财产在宪政中间的一个地位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也特别重视,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到底对我们的私有财产保护,可能到怎样的程度的一个原因。当然尤其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要在土地方面严格的保护私有财产,看来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缺乏西方从古罗马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古罗马人的概念是,一个人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的效力,及于天上天心,地下地心。但现在为了发展航空业,这样的一个规则已经被废除掉了。但是对所有权,这样一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限制,因为国家不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土地,国家不可以随意的征用你的土地,这就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但是我们这儿历史上来说,就缺乏一种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我们过去的土地财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概念和我们的继承法中间的所谓诸子均分制(相互作用)。大家知道土地财富在西方社会里面,都是长子继承或者幼子继承。就是说土地财富不会通过继承的方式越来越分散,被切割掉,那么财富就越来越大。而我们这个地方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接受了一种继承法律制度是诸子均分制。这样的话一个老头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了二百亩地,生了五个儿子,最后一人四十亩。五个儿子又分别不幸,各生了五个儿子,再分配一次一人八亩,你还要敢再生吗?所以土地不断的被零碎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我们中国长期以来,历史上来说大地主非常之少,大地主非常之少。那么能够对皇权形成一种制约的地主,可以说是没有。那么由此带来的财产本身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这样的一个因素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说第四个方面的限制,第四个方面的因素,西方的因素和中国因素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专业化权力是否存在这一点,是我们判断西方社会能够产生宪政,和我们产生不了宪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谓的专业化的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中间行使权力的人,他们不仅仅是国家,皇帝说你来,我给你这个给你一个委任状,你就来行使这个权力。不,特定的权力逐渐由,你必须要接受过相当的专业训练,相关的专业训练的人你才能够行使。那么这样的人来行使权力,就意味着国家的权力受到了一种专业知识的制约,我在这儿强调的专业知识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就是法律的知识。也就是说国家的司法权,这块权力逐渐的在西方社会里面,它被专业人士所握有。

在英国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惯例,那就是一个担任法官的人,必须要提前接受过英国的律师培训机构的培训。所以在英国所有的法官都出身于律师,这样的话就使得司法权的行使者,他本身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的,而且更重要的他拥有一种专业化的知识的训练,从而使得它的权力不可能是随意地,恣意地去行使这样的一部分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那就是说国家权力怎样才能够受到限制,你如何把这样一个权力行使者本身,他也受到规则的约束,而不是朝令夕改。法律人说话有一套术语,这套术语和行话是不跟外行人分享的。比如说你们平常说老婆、老公,我们通常法律上讲叫配偶双方这样的表达法。你们一听到bar那个词,b a r,bar那个词,你们想象的总是喝酒的地方或者上网的地方,我们一想象就想象到法律界。因为bar那个词最早的时候是法庭前面那道木质的围栏,叫bar,后来就变成了the Bar,就是说你这个国家整个的法律界。这套法言法语是法律专业化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因为没有这套法言法语,你的思考就没有精确化,你交流的时候必须要通过非常复杂的一种描述,很麻烦。那么法言法语这一套专业化的术语,它是把繁复庞杂的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类型化,然后用特定的法律术语来加以表达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这套术语的历史悠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古罗马人就特别擅长创造这样的一套术语,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法律概念中间,有许多概念都来自于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比如说有一个概念是社会中用的,错误最容易犯的地方。法人,什么是法人,有的老板说我是法人,你也是法人,我们都是合法的人。他不知道法人是一个组织的意思,并不是一个个人。个人最多可以叫法定代表人。但是这一套东西,大家知道它形成了一种社会大众理解法律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与此同时,它也形成了一种能够约束行使权力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规则体系。它使得一个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必须要按照特定的,提前设定的程序和提前设定的规则,来去对一个事情做出判断。为什么我们说司法判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求有一种稳定性或者连续性?我们要求法官在判决一个新案件的时候,要考察一下你过去是怎么判决同样类型的案件。那么这样一种要求,本身就蕴含着一个道理,那就是说法律人正是由于这种专业化的知识训练,使得他所行使的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的局部,那就是说国家的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他只是行使三种权力的一部分,但是这部分权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在一个,我们常常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它是权力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这道关口他在行使过程中,总是严格的按照已经设立的规则,那么这个国家的秩序,就可以通过司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那么我们的古人,他不搞这些东西。我们古代历史上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真正是大可疑问的。因为知识没有分类,科举考试的时候把所有的,全国人民所有人的智慧,都融入到一个知识的体系里面,那就是经、史、子、集,中国古典时代的这一套传统。你要会写很漂亮的文章,你要对先秦诸子的学说,烂熟于胸。不仅仅学说本身,你还要注意到历史上的历朝最伟大的注释家,熟悉他们的注释。你要会写诗,写得一手好诗,那科举考试就容易成功。你要书法写得要漂亮,毛笔字写得要好,这样的人他就可以做官。

那么你可以想想,中国古典这样一个选官制度,把文人这样一个角色,跟官员这样一个角色合二为一,每一个官员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官员,他还是一个文人,而且他的文人不仅仅体现在平常写一点文章上面,而且体现在他做判决方面。他写判决书大家知道,他是用文人的方式写判决书,用诗人的方式写判决书,你们还记得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吗?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里面,乔太守就写了一个判决书嘛,什么“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我们看这个对仗对得真漂亮,字是长短一个一个都是对得起来的。这样的对仗给我们的文人吸引力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写什么东西,都喜欢有这么几个对仗。还有明对、暗对这种对法。但是表达科学类的文字,表达你需要非常仔细的去刻划、去描述,才能够使得相关的事情得以真正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可以使其中的道理,其中的推论得以进行。但是我们这样的语言,诗化的语言,带来非常大的问题是,官员做判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情况变得比比皆是,司法的公正性到哪儿去企盼。因为司法工作者,法官们做决策的时候,他不受一个真正的法律知识的一个严格的约束,没有这种知识存在。于是正在判决案件,正在准备审理案件的时候,马上有人递一个纸条,上面写了几句话,什么“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你就知道这个案件要特殊对待,他特殊对待有特殊对待的一套说辞。这样的话,司法决策者就感受到了一个空前的灵活性,他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那么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也许对有权有势的人来说是一种便利,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国民来说,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对当事人来说,他完全无法预测一个法官可能怎么判决案件。他没有办法通过研究既有的法律和法院以前所做的判决,来去判断自己案件的事实,将来会怎样的一个判决。

那么所有的这些,我想我们上面从四个角度来去观察,我们(观察了)西方社会宪政得以发生(的原因),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个宪法,从百年来我们的宪法简直可以说是一场梦,那么我们做了一点点从社会成因,从社会结构,从历史传统,从文化,从权力的性质的角度,做了一种简要的分析。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这时代还是不一样,我想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儿做这一番总结,首先是建立在我们对于中西方历史的这种发展,看出来其中的差异,能够看出其中的差异,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已经了解到了,宪政到底应当怎么去推动它,怎么去发育,怎么去推动它的发育,我们看到了中国宪政的起步。好,这就是我演讲的全部内容,谢谢。

(鼓掌)

主持人: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刚才可能都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就是贺卫方教授在整个的演讲过程中几乎是旁证博引,通古喻今的。好进入我们的问答部分吧,先来看一下网友对您有什么问题?好吗?

贺卫方:好的,

许戈辉:我这里收集到一个网友的提问,网名叫阿里巴巴,说贺教授您好,现在民间对修宪的呼声中,有一种声音就是呼吁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刚才您也提到了,但是也有反对意见,说在法制还不完善的事实背景下,很多人的私有财产事实上是来路不明的,或者来路不正的。怎么能去保护这些财产呢?那么在这个各项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保护私有财产,会不会成为经济腐败甚至犯罪的一张保护伞?

贺卫方:这个问题非常严峻,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开始。我相信如果要是我们现在建立某种制度来去鉴别、来去识别哪些人的财产,哪一部分是来路正的,哪些来路不正的。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进行这样的鉴别。如果要是有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进行这样的鉴别,我不反对。但是首先从成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社会中间每个人的财富到底哪些是正的,哪些是不正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是要壮士断臂一样的勇气,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开始,要有一个起点,这个时候也许真的是有些事情是不正当的。开始的时候,起点的不公正,经济学家有一批朋友,他们确实是比较反对这样的做法的。他们认为如果起点不公正的话,以后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但是我一直是认为,这个假定的所谓的起点公正是没有这样一个起点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否一定要在一个,就像有人在制作永动机一样的,我们永远在想象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们莫不如,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但是从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开始,我们就建立一种严格的,更加严格的制度来使得所有的规则能够得到遵守。使得今后不再有来路不正的财产,成为我们社会中间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寻找到一个,一个干净的起点,我们只能从肮脏的起点,那么出瘀泥而不染,逐渐地从瘀泥里长出灿烂的荷花,也许只能够走这条路。我想搞法律的人比较现实,从可行性的角度,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当然我希望能够把那些个肚子里面装满了不正当财产的人,给他们一样一样掏出来,可能吗?不可能!

许戈辉:所以就要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在各项制度上都加以健全,使得他们这个财产的获取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严格的法律监督,对吧?

贺卫方:对,是的。

同学:那个贺老师,首先我非常钦佩你的追求还有正义感,还有你的学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所理解的你说的这种追求,你这种宪政,还有追求这种法治化,这种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种西方化的过程。然后我就想问,为什么这种,你也说过这种宪政在中国没有传统,为什么这种没有传统的东西,你觉得就一定适合中国?

贺卫方:谢谢!关于民主自由、宪政这些东西,是否适应我们这个国家,是否对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福祉有好处,这样的论证几乎是我自己都没有很好的想一下的,到底应该怎么去论证它,因为在我看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因为正是宪政保障了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来参与到跟我们都有关系的政治生活之中。正是宪政使得我们这个国家能够获得真正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因为我已经给出一个判断,就是说通过观察中国古典的历史你可以发现,正是因为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真正的宪政,所以中国人民生活一直,我不认为这个生活是很美好的生活。相反一直以来所谓的蒲松龄讲的倾盆之下多沉冤,一直以来就过得不舒心,过得不如意。否则的话,这个社会就不会经过这样的一种几百年一次巨大的社会动荡,几百年一次。而且近代以来你可以发现,这个周期有点越来越缩短的这样一个趋势。从明朝以后,这样的一种东西,社会振荡,唐德刚先生说杀人如麻、人头乱滚、血流成河。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要通过这种动荡去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最高权力的交接伴随着是什么?伴随是宫廷阴谋、政变、流血。伴随着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样一些道理。那么我自己相信,这不需要再证明了,证明说是这个最高权力和平的交接对人民有好处?还是用通过这种方式交接有好处?我认为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步,跟这个国家有宪政、有民主、有自由这样的传统,有法治这样的传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坚决主张,我们就是应该追求宪政,追求这样的一个宪政,是对我们每个人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论证它,我们要追求它的一个原因。

许戈辉:那刚才呢,我们已经领略您那个滔滔不绝的风采了,但是接下来得考您一下您压缩提炼的本领,就是您关于您讲的这个宪政的问题,宪政在您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对于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您能不能用一句话跟我们说一下。

贺卫方:哎呀,最后一句话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说这样一句高度精炼的话,但是我要说宪政是通向自由与繁荣中国的不二法门。

许戈辉:再次感谢贺卫方教授,也谢谢在座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们,谢谢大家记得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谢谢。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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