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jjbt--]
《非洲打工记》作者:华德荣
 
产品编号 扣点数 储存地址 容量大小
0 本站 X K
本站收藏各类大百科全书大辞典6000多种  |   还有各类型电子书100多万册

非洲打工记

第一回 只身初出国门 被困异国机场

  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能够胜任英语口译工作的人还不象今天这样多,我这个接受过半年英语口语培训的工科院校毕业生居然也被人事部门推荐给一家急需翻译的涉外公司,通过简单的考试后被派往非洲之角去修筑一条穿越热带草原的公路。

  出国,在国门紧闭的年代,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非洲,对我来说更是一个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我被告知,我要去的国家在赤道旁,气温十分高,工人如果忘了戴手套去触摸在太阳下暴晒的钢筋的话,手上会被烫起水泡。并且,要去的话,至少连干两年,中途不能回国。妻子开始不让我去,但当我听了一位鼓励我去的朋友说了“磨难也是一种财富”的话后,我自己下定了去的决心。

  四月在中国是春意盎然的季节,我拖着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够用两年的肥皂、牙膏、牙刷、内衣、内裤、袜子、拖鞋、蔬菜种子、蒿甲醚(一种抗疟疾药)以及三本厚厚的辞典————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一人走上了通往黑非洲之路。是年,我正值不惑之年,但第一次走出国门遇到的一切仍让我感到新奇和迷惑。

  北京飞往罗马尼亚的航班中途在卡拉奇机场降落,我得在这里换乘飞往内罗毕的航班。我看了看机票上接续航班的起飞时间,再一看手表,真把我吓了一跳,只剩25分钟飞往内罗毕的航班就要起飞了,我怎么来得及去换登机牌呢?我匆匆赶到中转手续办理处,气喘嘘嘘地催机场服务小姐赶快给我办登机手续,服务小姐不紧不慢地对我说我要乘坐的航班离起飞还有3小时,这时我才想起卡拉奇和北京已有3小时的时差,换好了登机牌我在侯机大厅找了个座位坐下,取下我的手表对照大厅墙上的挂钟把手表时针向后倒退了3个小时,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时差的存在。刚坐定,我又担心起我在北京机场托运的行李来,机场人员看了我的行李托运票,对我说,你的行李会直接运达接续航班的到达港,中转时自己不必管。这时,我才放心地又坐下来继续等候。

  当我再次登上飞往内罗毕的飞机时,发现机舱内我已是唯一的中国人。又经过连续7个多小时的飞行,在肯尼亚当地时间深夜11点多,飞机降落在漂亮的内罗毕机场。我跟着旅客人流来到行李提取大厅,在传送皮带上取回了我的行李箱后朝机场出口处走去,希望能见到来接我的公司人员。使我失望的是直到旅客全部走完,都没有见到接我的人的踪影。我想肯定是公司总部忘记了发电传通知接人。

  几个黑人出租车司机已几次到我跟前问我是否需要打的。但我却身无分文————用剩的人民币在离境前已留在北京,按当时的规定不准将人民币带出境外,借调公司也没有发给我或借给我美元。而且我又说不出要去的地方的确切地址。我只好谢绝了出租车司机的好意。

  我失望地回到候机厅的座位上,体验着什么叫孤立无援。

  夜已渐渐深了,候机大厅开始安静下来,穿着迷彩服的黑人警察端着步枪在大厅的二楼来回巡逻,一位警察还到我跟前要我出示了一下护照————-8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肯尼亚对来自“非自由世界”的旅客还持戒备的态度,刚才入境时我的护照还由机场移民局留下了复印件。我向警察说明缘由后警察同意我继续呆在候机厅。

  我把行李箱竖起来,放在我的座位前,疲倦地趴在箱子上寻思办法。这时,我才感到内罗毕的夜是多么寒冷,我穿上了毛背心还觉得有几分寒意,让我怀疑我是在离赤道不远的热带城市。出租车服务台还是灯光通明,但显然已没有乘客,整个机场进入了休息状态。我突然眼前一亮,发现出租车服务台窗台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是我猜想中的一本详尽的内罗毕全市电话号码簿。我查到了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电话号码。但当我一看时钟,已是深夜一点多,我不能去把使馆人员吵醒,决定等天亮后再打电话。

  早上6:00,东方泛白,机场又开始喧闹起来。我准备去打电话时,才发现须向投币口投入肯尼亚硬币,才能拨通电话。一位黑人青年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向我询问了缘由,他立即给了我一枚一先令的肯尼亚硬币,为了表示感谢,我立即塞给他两瓶风油精,都说黑人喜欢中国产的这小东西。我很快拨通了使馆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亲切的乡音,使馆人员答应立即通知正在帮助肯尼亚援建体育中心的S公司项目组派车来接我。

  当我正推着行李箱进洗手间时,机场广播室传出了用英语广播找人的声音,我听清了是在叫我的名字。机场出口处一辆轿车已等候在那里,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来接我的竟是数年前教过我英语口语的兰老师。

  内罗毕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但联程机票上的日程告诉我,我得在内罗毕住3天才有飞往摩加迪沙的航班。

非洲打工记--第二回 中转非洲名城 初览异国风情

第二回 中转非洲名城 初览异国风情

  我要去的目的地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索马里,从内罗毕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周只有两次航班,所以我可以在到索马里以前在内罗毕住3天,看一看体育中心施工现场并领略一下号称“小伦敦”的非洲名城内罗毕的风光。

  我被安排在已经先完工的体育中心运动员宿舍住下。内罗毕地区的热带草原气候因海拔较高而变得十分凉爽,但由于生物钟还没有适应5小时的时差使我凌晨3点钟就醒了过来。第二天,我参观了正在施工中的肯尼亚国际体育中心。这是中国政府的援建项目,有上千名中国建筑工人在这里施工,此外,还聘用了更多的当地黑人工人。体育中心的主体工程快要完工,建筑雄伟漂亮,完工后的体育中心将成为举办国际性体育比赛的场所,肯尼亚的人民是否知道那时中国国内都还没有这样气魄的体育场,中国把最好的给与了别人。傍晚下班时,可以看到黑人工人用非洲口音很浓重的英语和中国工头在为加班工时或记件工作量讨价还价,肯尼亚人的母语是斯瓦希里语,但英语比中国普及得多。在黑人心目中,每个中国工人都是“老板”,因为每个中国技工都带着几名黑人工人一起干活,并给他们打考勤,发工资。有些可记件的工作,甚至每天下班时就把当天工资付清。80年代初肯尼亚技工的日平均工资相当于3至5美元,比其它非洲穷国高出2至3倍。

  肯尼亚体育中心经援项目的上千名中国工人都在一个大食堂吃饭,炊事员也都是从中国带去的。一到开饭时间食堂刹是热闹,两大桶泰国香米饭放在食堂中央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饭由自己舀,菜则到窗口让炊事员舀。胃口好的体力工人可以让炊事员多舀点菜。肯尼亚不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在这里可以吃到猪肉。食堂里喂了猪,也收购中国工人业余时间种出的蔬菜。食堂里还养着两条大狗,长得牛高马大,本是非洲的品种,见了黑人进食堂会大声咬起来,对黄皮肤的中国主人则晃动着尾巴十分讨好。在我从食堂打好饭菜端回宿舍的路上,一只老鹰从我头顶上盘旋而下,从我碗中叼走一块回锅肉后,迅速飞走。据说非洲人对鸟敬若神灵,所以它们不怕人。快到寝室时,身后传来喵喵的猫叫声,不知是哪家黑人喂养的小黑猫,准是没吃饱,闻到我碗中的饭菜香跟我进了卧室,我喂了它两片肉还不肯离去。我仔细观察着它,心想,非洲黑人与中国人在肤色、头发(黑人头发是天生卷的)和语言上差别这样大,为什么非洲的猫竟与中国的猫一模一样,就连喵喵的叫声也一样。中国猫与非洲猫见面不知是否会有语言障碍?

  第三天,在体育场项目担任首席翻译的兰老师开车上街办事时,顺便叫我一起进城,让我一睹内罗毕市容。

  内罗毕是肯尼亚的首都,是非洲最美丽和繁华的城市之一,有人将她称为“小伦敦”,也有人把她比作非洲莫斯科。市区高楼林立,街上车水马龙,商品琳琅满目。在市区许多地方宽阔的沿街马路上设置了停放轿车的位置,车主只要向每一停放点小柱子的投币口投入一定金额的硬币,柱子显示器上就会显示出车辆开始停放的时间和容许停放的小时数,对于超过停放时间的,车主去取车时会有交警向他收取超时停放费。内罗毕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工艺品商店里摆放着的乌木雕,乌木雕小的可放掌心,大的如真人真兽。人像或跪状,或呐喊状,或木然状,或乞讨状,神态各异,粗犷怪诞,仿佛是过去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黑人贫穷面貌和反抗精神的写照。

  肯尼亚人在非洲人中是长得最结实的,但鼻子有点大。在非洲看到鼻子大的黑人,十有七八是肯尼亚人。内罗毕市民穿着整洁,很少看到衣衫褴褛者。

  两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又登上了索马里航空公司飞往摩加迪沙的航班,经过两小时的飞行,在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摩加迪沙机场。当我走出机舱时,一股夹着海风气息的热浪向我扑来,使我感到象是掉进了蒸笼里。

非洲打工记--第三回 行李放行靠小费 工地住房分等级

第三回 行李放行靠小费 工地住房分等级

  陈旧简陋的摩加迪沙机场以及走出机舱时迎面扑来的灼热海风与漂亮和凉爽的内罗毕形成了鲜明对比。

  摩加迪沙机场侯机楼是一座矮小的单层建筑,使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国际机场。不巧的是当我们的航班到达时,适逢机场停电,天色已渐暗,机场边防站和海关的官员只好点着蜡烛,办理旅客的入境手续。昏暗的烛光照射出黑人机场工作人员淌着汗的脸庞,可以看出他们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一位黑人海关官员示意要检查我的行李箱,我用钥匙把箱子打开后,他将我箱子里原来摆放整齐的物品从上到下翻了个遍,没有找到任何危禁物品却仍无放行的意思,后来我发现有的旅客给海关官员塞了点小费后,连箱子都不用打开就放行了。我似乎得到了启发,但我身上无钱,我从箱子里拿出一块香皂送到海关官员手里,他欣然接受后果然马上在我的行李箱外面用粉笔画上OK,就算给我放行了。贫穷使海关官员变得如此目光短浅。

  S公司驻索马里办事处派来的车子把我从机场接到了办事处,我在办事处暂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还没来得及看一看摩加迪沙的市容,筑路工程现场经理部就派来一辆吉普车把我从办事处接到工地。

  四月底,索马里已进入雨季,吉普车在泥泞的半成型的公路上缓缓爬行,路边有四座新坟,我被告知,工程开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200多名中国筑路工人中已有四人为S公司在非洲的第一个国际承包工程献出了生命,两个是病死的,另外两个是在施工事故中牺牲的,其中一个还是项目副总工程师。索马里没有火化的习俗,也就无法把他们的骨灰送回给国内的家属,而只能在入土前剪下一绺头发来交给他们的家属作纪念。而他们四人只能在中国筑路工人修筑的这条公路旁永远默默长眠了。

  由于道路泥泞,100多公里的路竟走了4个小时,快要到达经理部时天已经黑了。当我们的前方出现一片灯光时,司机告诉我,我们已到达了经理部,当地人称之为“西拉温”,是“中国村”的意思。

  西拉温位于在建公路的中心部位,原先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筑路工人的先遣队用推土机推出了一大片平地,在上面建起了营地。营地分成三个区域:监理工程师使用的现场办公房和住房;中国工人的住房和施工设备检修厂;黑人工人的简易住房。

  三个区域三个标准,这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生活水平的缩影。

  英国监理工程师的现场住房是按承包合同上规定的标准修建的,每个监工(中国工人通常称监理工程师为监工)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高标准套房,并配以地毯、空调、冰箱、彩电、录象机、洗衣机、电灶和其它高档家具。监工大院内,还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供监工和他们的夫人使用,为监工大院服务的黑人花工和清洁工也由承包商S公司雇佣提供。80年代初,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和高档家具配置在中国都还不多见,更不用说在这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非洲草原上了。监工大院与它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除了为监工服务的佣人和花工外,黑人是不能随便进这个院子的。游泳池修好不久,一个黑人好奇地进入院子去看一看他曾经参加修建的游泳池,正好一个监工夫人在游泳,那位高贵的夫人竟对黑人说:“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黑人只好泱泱离去。

  西拉温的主要部分是中国筑路工人居住的临时住房,这是用木板和铝合金波纹板搭建的活动工棚,随着施工道路的不断延伸,一部分活动工棚要拆卸后运到其它营地去搭建。尽管索马里的气候很热,但活动工棚没有配置空调,工人对此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第一个承包项目是创业的项目,容不得施工人员在生活上有太高的要求。每间工棚可放置两张单人床,因为从中国运去的活动办公桌不够分配,所以只给管理人员配了桌子。但蚊帐却是每人必备的,尽管如此,热带草原上的蚊虫仍千方百计穿透蚊帐把疟疾和登革热传播给中国工人,一到雨季,营地医务室的5张病床全部躺满了输液的病号。

  离中国工人工棚不远的地方,有几排专为黑人工人搭建的大工棚,但床铺是黑人自己带来的,大小高矮不一,显得杂乱无章。他们不挂蚊帐,并不是蚊子不咬黑人,而是他们买不起蚊帐。黑人也不用我们使用的那种牙刷,每天早晨,他们从树上折下一节铅笔粗细的树枝,剥去树皮,用牙齿将一头咬松,就代替了牙刷,树枝分泌的清香树汁就起到了牙膏的作用。黑人工人的行李十分简单,四季如夏的热带气候免却了随季节更换衣服的必要,一张席子,一条旧床单,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个盛水的塑料壶就是大多数住在工地上的黑人工人的全部家当,即使住在工地附近自己“家”中的黑人,除了一间用树枝和稻草或旧塑料布搭建的半圆形房子外,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无产者”。

  三个不同区域的人各自按他们自己的习惯吃饭。

  监工由他们带到工地一起生活的夫人或雇佣的黑人保姆做西餐,日常吃的西餐并不复杂,在一个盘子里放着肉食,蔬菜色拉,和土豆片等,米饭并不是西方人每天必吃的东西。

  中国工人由中国炊事员做集体伙食,在索马里可以买到除猪肉以外的各种荤菜,蔬菜却很缺,有些就得用从国内带去的种子自己种,包括酱油在内的调料都得从国内运去。中国人在做饭上花的时间最长。但无论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监工,还是当地黑人都承认中国人做的饭最好吃。

  经理部给黑人工人雇佣了几名黑人妇女为他们做饭。黑人典型的工地午餐是生骆驼奶和米饭,在空地上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大铁锅煮好米饭,再把生骆驼奶倒进饭里和匀,分盛在几个脸盆里,十几个黑人一组围蹲在一个脸盆周围,用右手比成瓢状舀“奶饭”吃。

非洲打工记--第四回 人财物监工统管 霉香肠就地深埋

第四回 人财物监工统管 霉香肠就地深埋

  我所在的索马里阿巴公路项目是由世界银行和阿拉伯基金会共同提供贷款的国际承包项目,采用国际承包界通用的“菲迪克”条款进行项目管理。四名监工(监理工程师)来自英国的H咨询公司。第一次接触第三方监理制的中国承包商对监工十分敬重,因为监工手中掌握着支付大权。在没有见到监工前,我就对他们有几分敬畏,把他们想象成夏衍的小说“包身工”中的“拿摩温”。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监工都是高学历的资深工程技术管理人员。

  四名监工中,米勒先生是头目,按合同文件上的说法,他称作驻地工程师,或称作监理工程师的代表,真正的监理工程师呆在英国,只在工程进展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时才到施工现场来。工地上的其他3名监工只能称为驻地工程师的助理。

  50多岁的米勒先生是经验丰富的监理老手,他对承包商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他知道接触外部世界不久的中国人英语听力普遍较差,所以他即使跟翻译说话也慢条斯理,使我感到很容易听懂他的话。他对项目的现场监理全面负责,手中不但掌握给承包商工程款的支付大权;而且还掌握项目的人事权,如果承包商的项目经理不称职,他可以命令承包商撤换项目经理,被撤换的项目经理不能重新在该项目作其它工作;用于项目的施工设备尽管是承包商自己用工程款购买的,,未经米勒先生批准,也不准运出现场挪作它用;真是名副其实的人财物大权独揽。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他们所监理的项目能按合同要求的工期和质量完成。在施工现场,不象在中国的建设项目那样会议多,现场会每月只开一次,每次2.5小时,由米勒先生主持。参加会议人员只限于四位监工和承包方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和翻译,以及必要时一名业主代表,绝不让无关人员参加会议。会上,主持人按工程进度、材料进场情况、工程质量、费用支付和存在问题分项提出讨论,各方发言及会议结论均作好详细记录,会后将记录稿交双方或三方认可签字,然后由三方(业主、承包商和监工)按会议决议执行。每月一次的会议记录由三方分别存档,作为合同执行过程中万一出现违约事故时追查责任的依据。

  四名监工中,年轻的科威先生负责施工质量的监理,经理部安排我给科威先生当翻译。每天上午,科威先生自己驾驶一辆越野吉普车带着我在200多公里的公路上巡视检查,发现有不符合施工规范要求的地方,立即向施工人员发出返工或修补的命令,我的任务是忠实地把科威先生的话翻给中国施工人员听。下午回到现场住地后,科威先生还会把他发布的口头指令写成书面指令交给我译好送交项目经理,过后,他还会检查施工人员对他指令的执行情况,容不得半点马虎。但科威先生并不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对我倒是十分宽容。尽管在数年前参加的英语口语培训班上,兰老师对我的口语评价还不错,可是当我面对真刀真枪的口译任务时,我才感到我的词汇量和听力是那么的不够用,有时科威先生要重复说上两三遍,我才把他的意思听懂,当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时,科威先生对我说:“你比我强,我连一点中文都不会说,大胆译吧,我们能沟通。”科威先生的鼓励帮我度过了初涉口译阶段最困难的头3个月。我庆运自己遇到了好人。

  监工尼克先生负责工程量的计量和工程费用的计算,他能熟练操作电脑,80年代初,在电脑操作技能还很不普及的中国人眼中,尼克先生很能干。甚至工地上没有哪个中国技术人员敢去动一下他使用的电脑,害怕弄坏了赔不起。尼克夫妇把刚出生的儿子也带到现场住地生活。使荒凉的筑路工地多了几分生活气息。

  监工舍本先生负责对进口施工设备的操作提供技术指导,他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中国工人很喜欢他。国际承包项目都是机械化施工,没有过去我在中国看到过的筑路工地上人海战术的场面。舍本先生也是四个监工中唯一没有把夫人带到现场住地来住的人,他就请了一个黑人姑娘当保姆。

  监工对承包商的事管得很宽,国内给经理部运来了猪肉香肠,由于运输时间过长,运到工地时有一些已开始出现霉点,但大家还舍不得丢掉,因为在索马里这个穆斯林国家是买不到猪肉吃的。挂在食堂的几百斤变质香肠被监工发现了,监工立即发布了就地深埋销毁变质香肠的书面指令,经理部只有立即执行。经理部的厕所脏了,监工也要管,一切有可能影响工程顺利施工的事,监工都要管。

非洲打工记--第五回 灯光引来蟋蟀虫灾 路面挖坑只为取水

第五回 灯光引来蟋蟀虫灾 路面挖坑只为取水

  非洲之角的热带草原是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角落。这里人烟稀少,荒芜的草原上点缀着稀少的农舍,这些农舍是用树干和树枝搭起来的半圆型简陋棚子,外面盖以干草或破塑料布。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放牧和少量刀耕火种式的农业,雨季前可以看到草原上烟火缭绕,这是村民们在焚烧野草,为雨季到来后的播种作准备,但由于非洲人不打鸟,播下的种子大部分会被鸟吃掉,所以收获甚微。朱巴河和谢伯利河是索马里境内仅有的两条河流,一到雨季,河流中鳄鱼出没,有时河里也会看到成群的鱼,中国工人初到这里时,河里的鱼居然不怕人,在河边用手都可以逮到活鱼。后来逮鱼的人多了,鱼也变得精灵了。

  索马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差别,一年到头气温都在30到40多度之间变化。地处南半球的索马里一月份是最热和最干旱的季节。灼热的太阳照得使人睁不开眼睛,在露天作业的中国筑路工人皮肤被晒得与黑人相差无几。头顶瓦罐的索马里妇女为了去买一罐水,要跋涉几十里路。阿巴路经理部根据中国大使馆的指示,腾出了一辆水车,从工程专用深井中抽水后给索马里村民无偿送水,村民在水车旁毫无秩序的抢水场面就象一场争取生存的搏斗,抢夺的结果使大部分水泼翻在地。

  更使人受不了的是这里的卫生条件。

  由于没有足够的天然和人工蓄水手段,在一年两次的旱季中,索马里大多数地区都要经受干旱的煎熬。在雨季到来前夕,牛羊或骆驼几乎找不到一点可维持它们生命的水源和青草,当这些可怜的生灵在烈日下行走时,一些坚持不了的在路上倒下后再也爬不起来。索马里的牧民没有收埋牲畜尸体的习惯,它们死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什么地方摆放,若有鸟群来啄食掉,在地上留下的只是一堆尸骨。要是来不及啄食掉雨季就降临的话,渴死的牲畜在雨水中一泡,生出无数的苍蝇,将病菌四处传播。工地食堂的炊事员尽管下了很大力气搞好卫生,但对快速繁殖的苍蝇仍防不胜防。我们经常可以从鸡汤中捞出死苍蝇来。

  非洲之角一年两次的雨季是农牧民盼望的季节,雨季的第一场雨降临时,饱受干旱之苦的村民会奔出家门,任凭大雨冲淋全身,在大雨中跳跃欢笑。大概是受非洲人感染的缘故,我回中国后,仍保持对下雨的好感,下点小雨,都不想打伞。雨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枯黄的草原重新转绿,干枯的池塘重新有了积水,干瘦的牲畜也开始长膘产奶。穆斯林的开斋节也在第一个雨季到来后的5月份降临,举国上下用杀牛宰羊和载歌载舞的方式庆祝他们的节日。

  在人们欢庆雨季给他们带来的欢乐时,病菌和虫害也伴随而至。

  随着项目上部分施工人员的回国,我可以一个人住一间工棚房间了。由于人员的减少,一到夜晚,工地显得十分安静,静得只听得见虫鸣声。为了安全起见,经理部周围架起了几盏探照灯,夜晚,强烈的灯光射向我们的住房,谁知雨季一到,灯光竟引来了一场虫灾。

  雨季中的一个夜晚,一阵连续的叮咚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担心是小偷又来偷厕所的铁皮瓦,我起床后从窗子向外望,没有看到小偷动静就又钻进蚊帐继续睡觉。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后去开房门,门象被什么东西顶住了一样推不动了。我再用力一推,门推开了,一看,竟是黑压压一堆蟋蟀堵在房门口。昨天晚上的叮咚声原来是蟋蟀在铁皮瓦上的撞击声。门一打开,蟋蟀立刻向房间里蜂拥而入,拥向墙壁,拥向床铺,拥向地面,拥向天花板,顷刻,房间的六个面变成黑色,成了蟋蟀的世界。附近被探照灯照射的几排房子都是同样的遭遇。蟋蟀赶也赶不走,大有要在我们房间安营扎寨之势。我们烧了开水,加入一些洗衣粉,配置成“杀虫剂”,泼向这些层层叠叠的黑色昆虫,忙到中午,才把它们歼灭。中午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一晒,死蟋蟀开始散发恶臭,我们立即用手推车将它们运到营地外挖坑深埋,死蟋蟀足足装了十几手推车。这几天,可为难了炊事员,稀饭里和汤里随时都会蹦进几个蟋蟀或其他它小虫进去。我们的汗背心和裤裆里也随时都可抓出几只活蟋蟀来。晚上看录相是工地上唯一的高档娱乐,但虫灾季节一到,录象就看不安宁了,电视机一打开,虫就会疯狂地扑向荧光屏,大如牛眼的甲壳虫,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撞向荧光屏,大有要把荧光屏轰碎之势。有时我们在看录象时,会有一条蜈蚣或一只蝎子爬到脚上,猛咬一口后逃离。

  在黑非洲伴随贫穷的还有愚昧落后。

  在这里居然还保留着残忍的割礼习俗。小女孩从两三岁开始就被强行割掉阴蒂,妇科病就成了中国驻索医疗队在索马里遇到的最常见的疾病。索马里妇女因身材瘦高而被称为非洲美人和黑珍珠,可谁能知道这陋习给索马里妇女带来的痛苦。

  由于缺水,村民们就得在雨季设法储水,于是筑路工地上的空沥青桶成了黑人的抢手货。他们在雨季将水储在桶里,在旱季慢慢用。用完了储存的水,他们就得去远处买水。我们修筑的公路沿线是沙性土壤,即使在雨季也积不起水,但当我们修筑的公路铺上沥青混凝土层后,村民们意外地发现在沥青路面上挖个小坑,能积起雨水,他们就可以用小瓢在坑中舀积水。于是,我们修好的路面就不时出现被村民挖出的小坑,让我们的筑路工人补不胜补。当我们向监工就此情况提出工程费用补偿要求时,监工回答说,在养护期结束前,修补工程缺陷都是承包商的职责,没有另外费用补偿。

非洲打工记--第六回 偷空桶糟蹋进口沥青 严纪律解雇黑人翻译

第六回 偷空桶糟蹋进口沥青 严纪律解雇黑人翻译

  穆罕默德先生是项目经理部聘用的黑人翻译,他配合我的工作。承包合同规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可是当地人的母语是索马里语,管理当地工人离不开索马里语,穆罕默德会把我的英语正确地译成索马里语。

  穆罕默德先生和我的工作配合得很好,有时我让他一个人去城里给车辆办个保险什么的,他办得很利索。但有一次我发现他在一张发票上的金额后面添了一个零,被我指出后他承认了错误,他对我说工资不够用。他的工资虽然已是普通黑人工资的近两倍,但随着索马里先令的快速贬值,穆罕默德的月工资实际价值已降到不足50美元。为了让他安心工作,我与施工队长商量给他又加了10%的工资。

  在非洲实施工程,最令人头疼的事情之一是施工器材的大量被盗。从汽车轮胎到汽油,从水泥到沥青,只要是能变卖成钱的东西,都会被偷走。一段时间以来,堆放桶装轻质沥青(一种稀沥青)的场地经常淌得满地都是沥青,羊子不慎走进去,就被沥青粘住后脱不了身,被烈日活活晒死。村民们不时找上门来要我们赔他们羊子。我们终于发现是有人故意在沥青桶上凿了洞,让沥青慢慢漏掉,然后把空桶偷去装水。我把穆罕默德叫来,要他去调查一下是谁干的事,并让他给村民做些说服工作,不要为了偷空桶而把宝贵的进口沥青糟蹋掉。穆罕默德答应去调查和做工作,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一天晚上,沥青堆放场燃起了熊熊大火,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火焰扑灭。对沥青场的失火我们自己开展了调查,调查结果使我懊丧,穆罕默德不但参与了在沥青桶上打洞和偷空沥青桶相关的分赃,放火烧沥青也是他的主意。施工队大多数人的意见要解雇穆罕默德,尽管我建议再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我最后还得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

  我把穆罕默德叫进我的寝室————寝室也就是我的办公室,穆罕默德已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笑容,一声不吭地看我给他计算着解雇费,自从工程进入收尾阶段以来,经理部采取了减员增效的措施,我兼起了出纳的工作。他从我手中接过解雇费时,我问他解雇后打算做什么,他说他准备先到乌干达农村去看看他的未婚妻,再在乌干达或索马里找工作。8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使我觉得解雇和处罚是同义词,我给穆罕默德发解雇费,似乎我正在处罚一个曾经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好朋友。

  穆罕默德请求搭个便车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去,在那里可以乘坐到乌干达的汽车。我答应给他专门安排一辆车,并且我决定送他到摩加迪沙。我到他的住房帮他整理行李,他的行李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一个没有油漆过的小木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条旧的毛巾被,一把梳子,一面镜子,还有几本索马里语和英语的中学教科书以及一本英语索语词典,这就是在工程上工作了将近两年的穆罕默德先生的全部家当。他把用旧报纸包好的一叠解雇费小心翼翼地放在木箱底部,这些解雇费相当他两个月的工资,按索马里劳动法的规定,解雇时,雇主应按一年工龄一个月工资的标准给被解雇人发放解雇费。穆罕默德一定要把他的一本英文版的高中物理书送给我作纪念,我接受了他的纪念品。他也接受了我送给他的一套中国生产的新工作服。

  两小时后,车子到达了摩加迪沙,他下车后向我挥手告别时,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我对他说:“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还可以到工地来找我,只要你改正错误,我愿意为你担保让经理部再次聘用你。”穆罕默德没有再说话,只是向我微微点了点头。

  穆罕默德一直没有再来找过我。当我看到他送给我的那本物理书时,我在想,穆罕默德现在是在内战不断的索马里为生活奔波呢,还是在乌干达过着平静的农家生活?

非洲打工记--第七回 资金中断项目半停 离家游子家书万金

第七回 资金中断项目半停 离家游子家书万金

  世界银行和阿拉伯基金会本来答应共同为索马里阿巴公路工程提供贷款。承包合同的工程量也是按照可获得的贷款总额予算和签约的。正当工程进入施工高潮时,阿拉伯基金会单方决定停止向索马里政府提供贷款,理由是索马里政府对以前的贷款连利息都无能力支付。世界银行看到阿拉伯基金会不再履行贷款承诺,也只好暂时停供工程款。

  没有资金来源的阿巴路工程很快陷入了困境,工程进入了半停顿状态。

  在热带草原的工地上苦战的中国工人在工程紧张时,天天早出晚归忙得连想家都顾不上,工程一旦松弛下来,离家快有两年的工人思家情绪陡增,被疟蚊叮咬后得了疟疾的病号躺在病床上输液时,更会引发出对亲人的思念。离开了妻子太久的男人在病中竟变得如此的脆弱,四五十岁的男子汉也会在病床上暗暗流淌眼泪,这眼泪与其说是疾病带来的痛苦,还不如说是对妻子儿女的思念。

  在工地上看不到报纸,70年代初才有自己国家书面民族语言的索马里全国只出一份报纸,而且索马里语我们看不懂。办事处订阅的一份《人民日报》海外版,传到工地时已是两个月以前的旧报,但也被工人们抢着看。带了短波收音机的人听到的任何国内新闻都会成为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远离家乡的人更加关注改革开放中的祖国发生的一切。

  这荒凉的草原上没有电话,与家中保持联系的唯一手段是写信。从交通不便的索马里往中国国内寄一封信,少则15天,多则50天才能收到,很是没有规律。但工作再忙,我养成了每周给家中寄一封信的习惯,成为勤写家信的榜样,受到大使馆经参处的表扬。其实,我每天都在记着日记,记满7天后在前面加个称呼,末尾加个落款,开个信封就可以交给每天进城买菜的生活管理员带到邮局去寄。每周一封寄出的信却并不是每周收到,有一次我妻子因快两个月没收到我的信而正焦急万分时,意外地同时收到贴满了花花绿绿索马里邮票的五封信,让妻子高兴得流泪。在参加索马里阿巴公路施工的200多名中国筑路工人中,两名工人的家中出现了婚变,当丈夫在遥远的黑非洲苦熬时,留在国内的耐不住寂寞的的妻子已悄悄地跟了别的男人而去,我们劝这两个受了太大打击的男人不要留恋这种不安分的女人。

  索马里的邮局不负责给收信人送信,无论是公司或个人,要想收信都必需到邮局去租个信箱,然后自己到邮局用钥匙打开信箱检查有没有来信。阿巴路经理部的邮政信箱设在首都摩加迪沙的邮政总局,每隔3天进城买一次菜的生活管理员负责开信箱,生活管理员从城里回来时,等待家信的人就会急切地问管理员有没有自己的信。远离家乡的人更能理解“家书抵万金”的真正含义。

  在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和经援项目的专家可以享受由外交部信使队提供的公函和私人信件的专递服务。信使队的专递服务有固定的送达时间,家属只要把贴上8分钱国内邮票的信件寄到外交部规定的信箱,信使队就会每周一次准时送达目的地,需要往国内寄的信也只要贴上国内邮票后在信使队第二天回程前交给他们就行了,既安全又快捷。每星期五是外交部信使队到达索马里的日子,晚饭后经援项目和外交机构的人就会早早地在经参处的礼堂等待,当成捆的信件送达时,大家会不迫及待地一起参加信件的分拣。把信件从信使队专用口袋中倒在乒乓桌上后,向代表各个公司的脸盆里分发,其实许多信还没有被分到脸盆里,就被在旁边焦急等待的收信人拿去先睹为快了。我们承包项目的人对经援项目享受的信使队专递服务的待遇羡慕不已。与我们关系不错的经援项目工作人员李某知道我们的心思后,就对我们说,可以告诉我们的家属,如果有急事,可以通过外交部信箱把信寄给他,由他转交给我们。我们照他说的办法通知了家属,果然在信使队到达的星期五,也分享了一份收到家书的激动。和我在国内同单位的司机蔡师傅看到我一次收到好几封信而他自己一封也没收到,感到十分不快,看着他失望的眼神,我一边看信,一边念一些给他听,让他分享一分收到家书的激动。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知道这个办法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一个星期五,李某一个人竟同时收到了100多封信,其中除了5封信是他自己的外,全部是要他转交的信。信使队的负担过重终于迫使大使馆经参处重申不准为承包项目的人员转收私人信件的规定,我们又只能回到原先到邮局去寄信和取信的办法。

非洲打工记--第八回 工程完工总统剪彩 警卫士兵席卷点心

第八回 工程完工总统剪彩 警卫士兵席卷点心

  中断资金来源的阿巴路工程一天比一天困难,按照国际承包界通用的“菲迪克”条款规定,如果业主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期限给承包商支付应付的工程款,承包商有权停止施工,并将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撤出现场,然后按照索赔程序向业主提出索赔。这样做,承包商在经济上最终不会吃亏,但对经济已经十分困难的业主索马里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阿巴路工程是S公司获得的第一个国际承包工程,成功与否关系到S公司今后能否在国际承包市场立足。为了搞好这个工程,省政府给于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注,为工程配备了优秀的施工管理队伍,有些是在经援项目上久经考验的老援外,承包商代表,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主任汪先生就是一位原先在索马里经援项目上长期工作的老援外干部,在索马里工作的总时间超过了十个年头,对索马里人民的疾苦感触刻骨铭心。是将人员设备撤出现场然后索赔,还是想尽办法把工程施工继续下去,两种选择摆在了汪先生面前,汪先生选择了后者。汪先生关于克服困难把阿巴路工程建设继续下去的报告得到了S公司总部的批准,也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一个省政府工作组很快被派到了索马里,工作组代表省政府向在非洲之角的工地上苦战了两年的筑路工人带来了慰问。“同志们,你们受苦了!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是中国公司开拓国际承包市场的先遣队,我们代表省政府向你们问候和致意!”几句简单的问候语使工地上多少坚强的男子汉动情流泪。当听到工作组关于把工程建设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定时,纷纷表示服从经理部的安排,把路修完再回国。

  S公司向监工和业主提出了谈判建议,建议很快得到了响应。一个由世界银行代表,业主代表,监理工程师和承包商代表参加的四方会议在荒凉草原上的监工现场办公室召开,会议形成了四方都满意的决议:尽管阿拉伯基金会停止给索马里政府提供阿巴路项目的工程款,世界银行同意继续提供原先承诺的工程款贷款份额,承包合同按缩减后的工程款对工程量作相应的缩减,承包商承诺按修正后的合同优质按期完成施工和养护任务,业主按“菲迪克”条款的规定给承包商补偿因缩减工程量导致的经济损失。

  S公司根据缩减后的工程量压缩精简了施工队伍,精简下来的人员分批安排回国,留下的人员任务和奖金包干,提前完成任务提前回国。这种减员增效,任务包干,奖惩落实的整顿措施大大激发了中国筑路工人的干劲,他们起早贪黑,忘却了周末假日,半年后一条200多公里长的沥青混凝土路面的高等级公路按时完工。

  阿巴公路的完工在索马里是件大事,索马里总统西亚德要出席竣工典礼。

  在社会治安比较糟糕的索马里,总统出席竣工典礼对总统警卫部队来说是一件如临大敌的任务。大清早,荷枪实弹的士兵把从摩加迪沙通往阿巴路工程现场经理部200来公里公路沿线的草丛搜了个遍,然后在沿线草丛中每隔50米设立一个暗哨,监视每一个可疑的人。公路则从清早起就被戒严,禁止无关车辆通行。上午10:30,由几十辆武装摩托车开道,一路上都鸣放着刺耳警笛声的的总统车队到达了工地。年近70的西亚德总统是一个瘦高的老头,他是靠武装夺取政权登上总统宝座的,对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从毛泽东,周恩来开始到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中国政府都慷慨地给非洲之角这个贫穷的黑人国提供了兄弟般的援助。索马里人民还是记住了中国人民给他们提供过的帮助,就在阿巴路工地上,黑人工人都还习惯称中国工人为“瓦拉咯”,这是索马里语中“兄弟”的意思。但不花力气获得别人的无偿援助有时会使受惠者产生依赖性,在索马里人民为中国筑路工人承包修建的阿巴公路胜利完工高兴时,索马里政府还不知如何向世界银行偿回这笔2000多万美元贷款,许多非洲国家从贷款的时候起,就没有偿回的打算。管理不善的西亚德政权在80年代中期,就到了离开外援无法维持下去的境地。西亚德总统到达工地后,先来到设立在监工大院的临时接待室休息。监工大院的围墙上我已按照监工的布置,事先用英语写好了欢迎总统驾到和庆祝工程完工的标语,工地和办事处的炊事员早已做好的点心和就地采摘的野花摆满了接待室的桌子,手持文明棍的西亚德总统在卫队的簇拥下进接待室休息,他没有讲话而仅向监工和我们点头示意。休息片刻后,当西亚德总统起身离开接待室上车向竣工典礼现场开去时,警卫队士兵在离去前竟把接待室的糖果点心席卷一空,或往口袋里装,或往帽子中倒,全然不顾影响。

  竣工典礼的现场设在200多公里的阿巴路的中心地段,索马里工程部的政府官员,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中国和索马里的筑路工人,记者以及索马里一支高水平的女子舞蹈队早已等候在剪彩现场。剪彩仪式很简短,西亚德总统把红色彩带剪断后,工程部长和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分别作了简短讲话,竣工典礼在舞蹈队发出的一种很奇怪的欢叫声中结束。

非洲打工记--第九回 减员清理黑人骗子 壮胆虚恍中国功夫

第九回 减员清理黑人骗子 壮胆虚恍中国功夫

  竣工典礼的召开宣告了阿巴路工程施工期的结束和养护期的开始,工作满两年的中国工人盼来了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日子,第二天要登上回国航班的工人激动得彻夜不眠,而我和另外九名才到项目工作半年多的工人被宣布留下承担为期一年的公路养护任务。

  工程高潮时曾经住过200多名中国工人的经理部营地只剩下了我们十个人。要守住这空荡荡的十几排工棚房和价值几百万美元施工机械对我们十个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决定将施工机械向设在摩加迪沙的S公司办事处转移,并且把养护基地搬到一个叫“蜜蜂村”的基地去。

  由黑人司机驾驶的十几辆大卡车承担了搬家任务。由于没有足够的中国人押车,大部分车只好让我们认为比较可靠的黑人司机单独跑,但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黑人司机在途中将装了冰箱、洗衣粉和其它生活用品的车开跑了,不过他还算不太贪心,他把东西下完后,又把空车悄悄开到办事处停车场后人溜走了。

  养护基地搬到蜜蜂村后的日子并不平静。工作分工也不能再象施工期那样细,十个中国人每人得兼几样工作:医生要兼生活管理员和采购员,炊事员要兼管理发电机的电工,我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纳和负责对黑人工人的劳动工资管理。养护期开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过剩的黑人工人进行清理精简,将施工期原先几百人的黑人雇员减少到几十人并不象中国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那样工作难做,国际承包项目的当地雇员本来就可按工程需要随时聘用和解雇。我将几十个比较优秀的黑人工人留下作为养护期内的劳动力,剩余的人则按索马里劳动法规定发给他们解雇费后与我们解除了聘用关系。

  在老雇员中,有一个姓“西亚德”的黑人中年男子,他住在蜜蜂村附近,自称是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堂弟,尽管阿巴路项目经理部聘用他后没有让他干过实质性的工作,但考虑到他与总统的特殊关系,希望他能在协调中索两国工人的关系方面起点作用,两年多来一直给他按月发一份工资。在养护期开始后的减员清理中,蜜蜂村的村民揭发他所谓总统堂弟的身份是假冒的,仅是他的名字构成中恰巧与总统西亚德的名字相同而已,为此我决定从养护期开始,不再给他发工资,但也不想去花精力追究他假冒总统亲戚身份的责任。无功受禄两年多的“西亚德”一旦中断每月不费吹灰之力的工资来源,对我们居然恼羞成怒,恩将仇报,带领村上一帮不懂事的小孩在晚上朝我们住房的屋面扔石头,第二天我去找了村长,他的嚣张气焰才收敛一点。

  随着索马里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的恶化,一种不安全感也在我们心头加重。但我们不能撤出养护基地,因为一年的养护任务是承包合同中规定的承包商的义务,只有完成了这项义务,承包商才能得到仍在业主手中的占工程款10%的保留金。

  每天晚上都有小偷光顾我们住地的库房,小偷什么都偷:汽车轮胎,汽油,电瓶,轧好的石料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物资。我兼养护队的出纳,手中管着现金,更使我感到责任重大。中国的驻外公司也不象西方公司那样可以配备自卫用的枪支,所以小偷更是有恃无恐。但非洲黑人相信中国功夫,他们从中国的武功片中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也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会功夫。于是我将计就计,我就对黑人说我学过功夫,并偶而模仿几个功夫动作。有一天早晨,我穿着结实的劳保皮鞋乘人不备朝工棚的波纹铁皮瓦墙一脚踢去,发出一阵巨响,正在工棚前集合的几十个黑人工人朝发出响声的地方看过来时,只见我右手的两指刚从铁皮瓦上收回,铁皮瓦上正好还有深深的一个凹坑,于是黑人深信我有功夫,黑人的这个信念倒也帮了我一些忙,没有人敢打我寝室里保险柜的主意。

  我们十个人在蜜蜂村迎来了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这里没有猪肉,我们就在傍晚开着吉普车去撞在公路旁觅食的野猪,在簸箕下放上饭粒罩珍珠鸡,炊事员用我们自己捕来的野味做出了一桌丰盛的年饭。年三十晚上七点钟当我们十个人围坐在饭桌前吃着团年饭时,收音机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传出了中国农历新年的钟声(索马里与北京有5小时的时差)。我们十个人不约而同地用筷子或汤匙使劲地敲打起碗盆来,碗盆敲击声和收音机里的爆竹声融成了一片,思家的苦涩与节日的欢乐也融成了一片。

  后来我被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调去参加新项目的投标,离开了蜜蜂村。不久从留在蜜蜂村的工人那里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晚上一伙黑人蒙面歹徒带着匕首袭击了我原先住过的房子,还好我们的工人有警惕,当歹徒破门而入时,用事先早放在门后备用的铁棒把歹徒打跑了。

  第二天,被袭击的工人到办事处来报告情况,我立即回到蜜蜂村从当地部队聘用了几名武装黑人士兵给我们工人当保安。

  但不久摩加迪沙办事处也成了歹徒袭击的目标,中国工人高师傅惨死在歹徒刀下。

非洲打工记--第十回 勇斗歹徒献身异国 黑人刑警草率调查

第十回 勇斗歹徒献身异国 黑人刑警草率调查

  阿巴公路养护期结束前夕,我被调到了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担任首席翻译,我为自己翻译水平的提高感到自慰,但索马里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却使我感到压力加重。

  运到摩加迪沙办事处的施工机械需要保养,办事处就设立了一家机修厂,从S公司的合作伙伴重庆C公司调来了七八名设备养护工人,高成峰师傅就是其中之一。

  50来岁的高师傅1.85的个子,憨厚的脸上时常挂着改革开放受益者的满意微笑,早餐时

  可以舀上半斤奶粉冲来吃完,对喝酒也有特别的爱好,干活时也有使不完的力气,大家都羡慕他的胃口和力气,在条件艰苦的非洲需要这样的身体。

  机修厂的库房里存放着价值上百万美元的进口备件,包括汽车轮胎、电瓶和各种进口筑路机械的零配件,因而备件库房成了当地黑人盗窃团伙的作案目标。从黑人部队聘用的保安早已成为虚设,他们和盗窃团伙勾结在一起,为夜盗偷窃时望风放哨。但我们又不能解雇这些保安,解雇了连办事处大院的大门都得由中国人自己守,我们没有那么多人。为了保护库房内进口备件,机械厂决定由中国工人自己轮流值班,每班两人,一周一换。高师傅说中国工人人手紧张,他身体壮实,可以多值些班,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机修工作,而且他只需一个人值班。机修厂领导同意了高师傅的主动请战。

  一天早晨,高师傅牵着一个被他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黑人小偷来到办事处办公室,这时正好C公司的副总经理邓先生也在办事处,邓先生是一位涉外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援外干部,他一眼看到高师傅牵着被绑的黑人,立刻明白了什么似的,还没等高师傅说完经过,就让高师傅立即给黑人松绑,并严肃地说:“晚上有小偷来,只要把小偷吓跑就行了,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工作和生活,凡事要考虑后果。”松绑后的黑人被送到当地警察局处理,但第二天就被放了,警察局不愿意给没人给他送饭的拘留者供饭。

  邓先生担心的后果不幸在三个月后被引证。

  这是一个风高月明的夜晚,白天在C公司分包的索马里水渠工程工地吃完中秋节聚餐火锅的高师傅早早回到了机修厂库房的值班室。半夜窃贼的响动把高师傅从睡梦中惊醒,高师傅立即拿起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铁棒走出值班室的门,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撬库房窗户的几名窃贼,高师傅借着月光,抡起铁棒朝窃贼打去,不幸未打中窃贼却打在了集装箱上,箱壳被打出一个深窝。躲在高师傅身后的另一名歹徒用匕首刺中了高师傅的后腰,众歹徒逃离了现场。

  腰部中刀后的高师傅流血不止,这时他才一边朝机修厂工人住房的方向艰难地移动脚步一边大声呼救,当被喊声惊醒的工人朝值班室方向走去时,看到高师傅再也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

  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高师傅已被机修厂的工人抱上一辆面包车,急速地朝中国援索医疗队的住地驶去。我则坐上另一辆车到警察局报案,晚上警察局连可供报案的电话都没有。我在警察局的大门上足足敲了一刻钟才听见里面不耐烦的答话声,等值班警察向警察局长汇报后,局长同意立即派刑警队到现场调查,但我们又被告知,他们的警车已没有汽油,我们只好让两名刑警先挤上我们的小车送他们到案发现场后,又立即给警察局送去一桶汽油,从报案到5名刑警全部到达现场,足足花了2个小时,歹徒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刑警用昏暗的手电筒毫无目标地在现场四周虚晃了一阵,又朝空中放了几声空枪,无奈地对我们说:“歹徒已逃远,今晚可能只能这样了。”

  从医疗队传来了高师傅抢救无效,已停止呼吸的消息。正准备离开现场的一名刑警对我说:“高先生上天了,上天堂享福去了。”白天还和我们吃着同一口火锅的高师傅就这样走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位穆斯林教徒刑警对死亡理论的说教。

  高师傅的遗体被存放在摩加迪沙一所医院的冷藏式停尸房,办事处与索马里的法医进行了联系,请他们对高师傅的遗体进行验尸,并请两名中国医疗队的医生出席见证验尸过程,我承担验尸过程的翻译任务。

  我和两名黑人法医一起把睡在抽屉式冷藏柜内的高师傅的遗体抬上了一张简单的手术台,法医几下把高师傅身上的衣服剥去后,将遗体俯卧放置在手术台上,用一把手术刀在匕首刺入部位将伤口划大一点,再用一根金属棒插入划开部位来回拨看了一阵,得出了一个验尸前就知道的结论:利器刺入腰部,动脉切断后流血过多而死。

  法医抓了一把事先准备好的锯末面堵住了遗体上切开的部位,又快速将脱掉的衣裤给遗体穿了回去,将遗体重新放回了抽屉式冷藏柜。

非洲打工记--第十一回 烈士遗体长眠非洲 归心似箭带病登机

第十一回 烈士遗体长眠非洲 归心似箭带病登机

  高师傅的被害给驻在索马里的6个中国承包公司和3个经援专家组1000多中国人带来了悲痛和义愤。S公司摩加迪沙办事处向中国大使馆提出了要给高师傅以烈士的名义召开追悼会的口头申请,不巧大使回国述职去了,原为政务参赞的代办告诉我们,“烈士”称号要将事迹报回国内有关部门审批后才能作数。我们听后,决定由多家中国承包公司自发组织高成峰师傅的葬礼。

  J公司用最好的木料钉了一口棺材。当高师傅的遗体从冷藏柜抬出放进棺材时,高师傅的生前同事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放声大哭起来。C公司的邓先生从高师傅的头上剪下了一绺头发,放进信封里,准备回国后交给烈士的家属。机修厂的伙计们将仅剩的两瓶“五粮液”放在高师傅遗体的左右肩头,他们知道高师傅生前没喝够这好酒。棺材被抬放在大卡车上,两侧摆满了S公司、C公司和其它中国兄弟公司的花圈,花圈上写的是“高成峰烈士安息!”。半年后高师傅的烈士称号被国内有关部门批准。

  装着高师傅棺木的卡车在哀乐声中穿过摩加迪沙的大街,卡车后跟着几十辆各家中国公司的小车,他们都是自发来参加葬礼的。棺木安葬在摩加迪沙的郊区,参加葬礼的几百个中国人每人给高师傅的坟添了一铲土。在异国他乡生活的人更能体会同胞的含义。

  葬礼结束并没有带走我们对高师傅的哀思。黑人刑警对案件的调查也丝毫没有进展。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去房间外面上厕所,不知什么原因厕所的灯是黑的,我刚走进厕所门口,就看见厕所地上躺着一个人,他突然起身抓住我的腿把我往里面拖,我一看拖我的人竟是高师傅,我大喊一声,从梦中惊醒过来,额头上是冰冷的汗。和我同住一个寝室的司机蔡师傅被我的喊声吵醒。他听我讲完刚才的恶梦,连忙安慰我:“你对高师傅一直很好,他不会拉你去的。”我说:“正因为好,他才要我陪他。”

  在参加验尸后的整整一个月中,我对荤菜一点胃口也没有。这时我才想到我离家已经整整两年了,我该回家了。

  办事处组织到赤道碑旅游,使我有机会在即将结束两年的非洲生活时去体验一下地球上最热地区的风光,也可松弛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

  赤道碑是赤道经过的地方树立的标记,在地球上不止一个。索马里的赤道碑座落在美丽的南方城市基斯马尤,离首都摩加迪沙500公里。办事处的大客车载着我们16人在一条年久失修的公路上行进。公路两边的香蕉园、椰子林和芒果树在雨季到来后已经开始结果;成群的野猪在路边的灌木丛中悠闲自在地觅食;大大小小的猴子在天然草坪上戏耍打闹,有的一动不动地蹲在树顶上,象是给路过的车辆放哨;在草丛中嬉戏的珍珠鸡在我们的车子走近时扑打着翅膀飞去;上百头一群的牛、羊、或骆驼慢腾腾地横穿过马路,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给它们让路。到索马里快两年了,我似乎才注意这块热带草原的土地是那样的美丽,一个问题在我脑海中产生:这样美丽的土地上的人民为什么那样贫困?

  中午我们到达了郑和村,据说这是明朝郑和下西洋到达索马里时居住过的村庄,在离村庄3公里的山丘上树立着一块高大的砖砌纪念碑,叫郑和碑。

  傍晚,我们终于到达了我旅游目的地——————赤道碑。这是一个两米高的极普通的碑体,这里也绝不是我童年时想象的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在感觉上气温也就是与摩加迪沙不相上下而已。

  办事处批准了我回家的请求,但回家休息两个月后必须再次回到办事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对几个新项目投了标,以后办事处的工作会更忙。

  我庆幸自己在两年中没有病倒过。回国的路线与两年前来的时候一样,我必须在内罗毕转机。在S公司内罗毕办事处住下后,我突然发起高烧来,一检查,是登革热,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洲传染病,非洲的蚊子不让我轻松地离开索马里,非得让我在回国前补上一次对登革热的体验。经过两天的打针,还不见退烧,内罗毕办事处主任的夫人是个医生,她问我要不要把机票往后推一个航班,我说不要往后推了,我离家已整整两年了,你给我在上飞机前再打一针吧。

  医生理解我归心似箭的心情,她照我的请求做了。我在机场打完针,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我的心早已飞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祖国,也飞回了妻子儿女身边。

非洲打工记--后记

后记

  S公司在非洲的第一个国际承包项目索马里阿巴路公路工程合同总价2700万美元,施工期两年半,参加施工和养护的中国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共计260人,施工期牺牲4人。利润350万美元,施工机械残值200万美元。阿巴路项目完工后,S公司已在非洲建立了一个牢固的国际承包业务基地,并且在以后的几年时间内,国际承包业务扩展到了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及等非洲国家,阿巴路工程遗留下来的部分施工设备也被运往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人们把索马里阿巴路工程誉为四川开拓国际承包业务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索马里西亚德政权在1991年1月的一场武装政变中被推翻,从此索马里部落之间的内战再也没有停止过,S公司在索马里的承包基地也在这场战争中损失贻尽,但200多名中国筑路工人在阿巴路工程中积累的国际承包经验无疑是比物质更为宝贵的财富。

           (第一卷完)于1999年8月1日

非洲打工记

第一回 只身初出国门 被困异国机场

  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能够胜任英语口译工作的人还不象今天这样多,我这个接受过半年英语口语培训的工科院校毕业生居然也被人事部门推荐给一家急需翻译的涉外公司,通过简单的考试后被派往非洲之角去修筑一条穿越热带草原的公路。

  出国,在国门紧闭的年代,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非洲,对我来说更是一个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我被告知,我要去的国家在赤道旁,气温十分高,工人如果忘了戴手套去触摸在太阳下暴晒的钢筋的话,手上会被烫起水泡。并且,要去的话,至少连干两年,中途不能回国。妻子开始不让我去,但当我听了一位鼓励我去的朋友说了“磨难也是一种财富”的话后,我自己下定了去的决心。

  四月在中国是春意盎然的季节,我拖着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够用两年的肥皂、牙膏、牙刷、内衣、内裤、袜子、拖鞋、蔬菜种子、蒿甲醚(一种抗疟疾药)以及三本厚厚的辞典————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一人走上了通往黑非洲之路。是年,我正值不惑之年,但第一次走出国门遇到的一切仍让我感到新奇和迷惑。

  北京飞往罗马尼亚的航班中途在卡拉奇机场降落,我得在这里换乘飞往内罗毕的航班。我看了看机票上接续航班的起飞时间,再一看手表,真把我吓了一跳,只剩25分钟飞往内罗毕的航班就要起飞了,我怎么来得及去换登机牌呢?我匆匆赶到中转手续办理处,气喘嘘嘘地催机场服务小姐赶快给我办登机手续,服务小姐不紧不慢地对我说我要乘坐的航班离起飞还有3小时,这时我才想起卡拉奇和北京已有3小时的时差,换好了登机牌我在侯机大厅找了个座位坐下,取下我的手表对照大厅墙上的挂钟把手表时针向后倒退了3个小时,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时差的存在。刚坐定,我又担心起我在北京机场托运的行李来,机场人员看了我的行李托运票,对我说,你的行李会直接运达接续航班的到达港,中转时自己不必管。这时,我才放心地又坐下来继续等候。

  当我再次登上飞往内罗毕的飞机时,发现机舱内我已是唯一的中国人。又经过连续7个多小时的飞行,在肯尼亚当地时间深夜11点多,飞机降落在漂亮的内罗毕机场。我跟着旅客人流来到行李提取大厅,在传送皮带上取回了我的行李箱后朝机场出口处走去,希望能见到来接我的公司人员。使我失望的是直到旅客全部走完,都没有见到接我的人的踪影。我想肯定是公司总部忘记了发电传通知接人。

  几个黑人出租车司机已几次到我跟前问我是否需要打的。但我却身无分文————用剩的人民币在离境前已留在北京,按当时的规定不准将人民币带出境外,借调公司也没有发给我或借给我美元。而且我又说不出要去的地方的确切地址。我只好谢绝了出租车司机的好意。

  我失望地回到候机厅的座位上,体验着什么叫孤立无援。

  夜已渐渐深了,候机大厅开始安静下来,穿着迷彩服的黑人警察端着步枪在大厅的二楼来回巡逻,一位警察还到我跟前要我出示了一下护照————-8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肯尼亚对来自“非自由世界”的旅客还持戒备的态度,刚才入境时我的护照还由机场移民局留下了复印件。我向警察说明缘由后警察同意我继续呆在候机厅。

  我把行李箱竖起来,放在我的座位前,疲倦地趴在箱子上寻思办法。这时,我才感到内罗毕的夜是多么寒冷,我穿上了毛背心还觉得有几分寒意,让我怀疑我是在离赤道不远的热带城市。出租车服务台还是灯光通明,但显然已没有乘客,整个机场进入了休息状态。我突然眼前一亮,发现出租车服务台窗台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是我猜想中的一本详尽的内罗毕全市电话号码簿。我查到了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电话号码。但当我一看时钟,已是深夜一点多,我不能去把使馆人员吵醒,决定等天亮后再打电话。

  早上6:00,东方泛白,机场又开始喧闹起来。我准备去打电话时,才发现须向投币口投入肯尼亚硬币,才能拨通电话。一位黑人青年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向我询问了缘由,他立即给了我一枚一先令的肯尼亚硬币,为了表示感谢,我立即塞给他两瓶风油精,都说黑人喜欢中国产的这小东西。我很快拨通了使馆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亲切的乡音,使馆人员答应立即通知正在帮助肯尼亚援建体育中心的S公司项目组派车来接我。

  当我正推着行李箱进洗手间时,机场广播室传出了用英语广播找人的声音,我听清了是在叫我的名字。机场出口处一辆轿车已等候在那里,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来接我的竟是数年前教过我英语口语的兰老师。

  内罗毕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但联程机票上的日程告诉我,我得在内罗毕住3天才有飞往摩加迪沙的航班。

非洲打工记--第二回 中转非洲名城 初览异国风情

第二回 中转非洲名城 初览异国风情

  我要去的目的地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索马里,从内罗毕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周只有两次航班,所以我可以在到索马里以前在内罗毕住3天,看一看体育中心施工现场并领略一下号称“小伦敦”的非洲名城内罗毕的风光。

  我被安排在已经先完工的体育中心运动员宿舍住下。内罗毕地区的热带草原气候因海拔较高而变得十分凉爽,但由于生物钟还没有适应5小时的时差使我凌晨3点钟就醒了过来。第二天,我参观了正在施工中的肯尼亚国际体育中心。这是中国政府的援建项目,有上千名中国建筑工人在这里施工,此外,还聘用了更多的当地黑人工人。体育中心的主体工程快要完工,建筑雄伟漂亮,完工后的体育中心将成为举办国际性体育比赛的场所,肯尼亚的人民是否知道那时中国国内都还没有这样气魄的体育场,中国把最好的给与了别人。傍晚下班时,可以看到黑人工人用非洲口音很浓重的英语和中国工头在为加班工时或记件工作量讨价还价,肯尼亚人的母语是斯瓦希里语,但英语比中国普及得多。在黑人心目中,每个中国工人都是“老板”,因为每个中国技工都带着几名黑人工人一起干活,并给他们打考勤,发工资。有些可记件的工作,甚至每天下班时就把当天工资付清。80年代初肯尼亚技工的日平均工资相当于3至5美元,比其它非洲穷国高出2至3倍。

  肯尼亚体育中心经援项目的上千名中国工人都在一个大食堂吃饭,炊事员也都是从中国带去的。一到开饭时间食堂刹是热闹,两大桶泰国香米饭放在食堂中央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饭由自己舀,菜则到窗口让炊事员舀。胃口好的体力工人可以让炊事员多舀点菜。肯尼亚不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在这里可以吃到猪肉。食堂里喂了猪,也收购中国工人业余时间种出的蔬菜。食堂里还养着两条大狗,长得牛高马大,本是非洲的品种,见了黑人进食堂会大声咬起来,对黄皮肤的中国主人则晃动着尾巴十分讨好。在我从食堂打好饭菜端回宿舍的路上,一只老鹰从我头顶上盘旋而下,从我碗中叼走一块回锅肉后,迅速飞走。据说非洲人对鸟敬若神灵,所以它们不怕人。快到寝室时,身后传来喵喵的猫叫声,不知是哪家黑人喂养的小黑猫,准是没吃饱,闻到我碗中的饭菜香跟我进了卧室,我喂了它两片肉还不肯离去。我仔细观察着它,心想,非洲黑人与中国人在肤色、头发(黑人头发是天生卷的)和语言上差别这样大,为什么非洲的猫竟与中国的猫一模一样,就连喵喵的叫声也一样。中国猫与非洲猫见面不知是否会有语言障碍?

  第三天,在体育场项目担任首席翻译的兰老师开车上街办事时,顺便叫我一起进城,让我一睹内罗毕市容。

  内罗毕是肯尼亚的首都,是非洲最美丽和繁华的城市之一,有人将她称为“小伦敦”,也有人把她比作非洲莫斯科。市区高楼林立,街上车水马龙,商品琳琅满目。在市区许多地方宽阔的沿街马路上设置了停放轿车的位置,车主只要向每一停放点小柱子的投币口投入一定金额的硬币,柱子显示器上就会显示出车辆开始停放的时间和容许停放的小时数,对于超过停放时间的,车主去取车时会有交警向他收取超时停放费。内罗毕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工艺品商店里摆放着的乌木雕,乌木雕小的可放掌心,大的如真人真兽。人像或跪状,或呐喊状,或木然状,或乞讨状,神态各异,粗犷怪诞,仿佛是过去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黑人贫穷面貌和反抗精神的写照。

  肯尼亚人在非洲人中是长得最结实的,但鼻子有点大。在非洲看到鼻子大的黑人,十有七八是肯尼亚人。内罗毕市民穿着整洁,很少看到衣衫褴褛者。

  两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又登上了索马里航空公司飞往摩加迪沙的航班,经过两小时的飞行,在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摩加迪沙机场。当我走出机舱时,一股夹着海风气息的热浪向我扑来,使我感到象是掉进了蒸笼里。

非洲打工记--第三回 行李放行靠小费 工地住房分等级

第三回 行李放行靠小费 工地住房分等级

  陈旧简陋的摩加迪沙机场以及走出机舱时迎面扑来的灼热海风与漂亮和凉爽的内罗毕形成了鲜明对比。

  摩加迪沙机场侯机楼是一座矮小的单层建筑,使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国际机场。不巧的是当我们的航班到达时,适逢机场停电,天色已渐暗,机场边防站和海关的官员只好点着蜡烛,办理旅客的入境手续。昏暗的烛光照射出黑人机场工作人员淌着汗的脸庞,可以看出他们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一位黑人海关官员示意要检查我的行李箱,我用钥匙把箱子打开后,他将我箱子里原来摆放整齐的物品从上到下翻了个遍,没有找到任何危禁物品却仍无放行的意思,后来我发现有的旅客给海关官员塞了点小费后,连箱子都不用打开就放行了。我似乎得到了启发,但我身上无钱,我从箱子里拿出一块香皂送到海关官员手里,他欣然接受后果然马上在我的行李箱外面用粉笔画上OK,就算给我放行了。贫穷使海关官员变得如此目光短浅。

  S公司驻索马里办事处派来的车子把我从机场接到了办事处,我在办事处暂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还没来得及看一看摩加迪沙的市容,筑路工程现场经理部就派来一辆吉普车把我从办事处接到工地。

  四月底,索马里已进入雨季,吉普车在泥泞的半成型的公路上缓缓爬行,路边有四座新坟,我被告知,工程开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200多名中国筑路工人中已有四人为S公司在非洲的第一个国际承包工程献出了生命,两个是病死的,另外两个是在施工事故中牺牲的,其中一个还是项目副总工程师。索马里没有火化的习俗,也就无法把他们的骨灰送回给国内的家属,而只能在入土前剪下一绺头发来交给他们的家属作纪念。而他们四人只能在中国筑路工人修筑的这条公路旁永远默默长眠了。

  由于道路泥泞,100多公里的路竟走了4个小时,快要到达经理部时天已经黑了。当我们的前方出现一片灯光时,司机告诉我,我们已到达了经理部,当地人称之为“西拉温”,是“中国村”的意思。

  西拉温位于在建公路的中心部位,原先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筑路工人的先遣队用推土机推出了一大片平地,在上面建起了营地。营地分成三个区域:监理工程师使用的现场办公房和住房;中国工人的住房和施工设备检修厂;黑人工人的简易住房。

  三个区域三个标准,这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生活水平的缩影。

  英国监理工程师的现场住房是按承包合同上规定的标准修建的,每个监工(中国工人通常称监理工程师为监工)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高标准套房,并配以地毯、空调、冰箱、彩电、录象机、洗衣机、电灶和其它高档家具。监工大院内,还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供监工和他们的夫人使用,为监工大院服务的黑人花工和清洁工也由承包商S公司雇佣提供。80年代初,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和高档家具配置在中国都还不多见,更不用说在这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非洲草原上了。监工大院与它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除了为监工服务的佣人和花工外,黑人是不能随便进这个院子的。游泳池修好不久,一个黑人好奇地进入院子去看一看他曾经参加修建的游泳池,正好一个监工夫人在游泳,那位高贵的夫人竟对黑人说:“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黑人只好泱泱离去。

  西拉温的主要部分是中国筑路工人居住的临时住房,这是用木板和铝合金波纹板搭建的活动工棚,随着施工道路的不断延伸,一部分活动工棚要拆卸后运到其它营地去搭建。尽管索马里的气候很热,但活动工棚没有配置空调,工人对此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第一个承包项目是创业的项目,容不得施工人员在生活上有太高的要求。每间工棚可放置两张单人床,因为从中国运去的活动办公桌不够分配,所以只给管理人员配了桌子。但蚊帐却是每人必备的,尽管如此,热带草原上的蚊虫仍千方百计穿透蚊帐把疟疾和登革热传播给中国工人,一到雨季,营地医务室的5张病床全部躺满了输液的病号。

  离中国工人工棚不远的地方,有几排专为黑人工人搭建的大工棚,但床铺是黑人自己带来的,大小高矮不一,显得杂乱无章。他们不挂蚊帐,并不是蚊子不咬黑人,而是他们买不起蚊帐。黑人也不用我们使用的那种牙刷,每天早晨,他们从树上折下一节铅笔粗细的树枝,剥去树皮,用牙齿将一头咬松,就代替了牙刷,树枝分泌的清香树汁就起到了牙膏的作用。黑人工人的行李十分简单,四季如夏的热带气候免却了随季节更换衣服的必要,一张席子,一条旧床单,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个盛水的塑料壶就是大多数住在工地上的黑人工人的全部家当,即使住在工地附近自己“家”中的黑人,除了一间用树枝和稻草或旧塑料布搭建的半圆形房子外,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无产者”。

  三个不同区域的人各自按他们自己的习惯吃饭。

  监工由他们带到工地一起生活的夫人或雇佣的黑人保姆做西餐,日常吃的西餐并不复杂,在一个盘子里放着肉食,蔬菜色拉,和土豆片等,米饭并不是西方人每天必吃的东西。

  中国工人由中国炊事员做集体伙食,在索马里可以买到除猪肉以外的各种荤菜,蔬菜却很缺,有些就得用从国内带去的种子自己种,包括酱油在内的调料都得从国内运去。中国人在做饭上花的时间最长。但无论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监工,还是当地黑人都承认中国人做的饭最好吃。

  经理部给黑人工人雇佣了几名黑人妇女为他们做饭。黑人典型的工地午餐是生骆驼奶和米饭,在空地上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大铁锅煮好米饭,再把生骆驼奶倒进饭里和匀,分盛在几个脸盆里,十几个黑人一组围蹲在一个脸盆周围,用右手比成瓢状舀“奶饭”吃。

非洲打工记--第四回 人财物监工统管 霉香肠就地深埋

第四回 人财物监工统管 霉香肠就地深埋

  我所在的索马里阿巴公路项目是由世界银行和阿拉伯基金会共同提供贷款的国际承包项目,采用国际承包界通用的“菲迪克”条款进行项目管理。四名监工(监理工程师)来自英国的H咨询公司。第一次接触第三方监理制的中国承包商对监工十分敬重,因为监工手中掌握着支付大权。在没有见到监工前,我就对他们有几分敬畏,把他们想象成夏衍的小说“包身工”中的“拿摩温”。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监工都是高学历的资深工程技术管理人员。

  四名监工中,米勒先生是头目,按合同文件上的说法,他称作驻地工程师,或称作监理工程师的代表,真正的监理工程师呆在英国,只在工程进展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时才到施工现场来。工地上的其他3名监工只能称为驻地工程师的助理。

  50多岁的米勒先生是经验丰富的监理老手,他对承包商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他知道接触外部世界不久的中国人英语听力普遍较差,所以他即使跟翻译说话也慢条斯理,使我感到很容易听懂他的话。他对项目的现场监理全面负责,手中不但掌握给承包商工程款的支付大权;而且还掌握项目的人事权,如果承包商的项目经理不称职,他可以命令承包商撤换项目经理,被撤换的项目经理不能重新在该项目作其它工作;用于项目的施工设备尽管是承包商自己用工程款购买的,,未经米勒先生批准,也不准运出现场挪作它用;真是名副其实的人财物大权独揽。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他们所监理的项目能按合同要求的工期和质量完成。在施工现场,不象在中国的建设项目那样会议多,现场会每月只开一次,每次2.5小时,由米勒先生主持。参加会议人员只限于四位监工和承包方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和翻译,以及必要时一名业主代表,绝不让无关人员参加会议。会上,主持人按工程进度、材料进场情况、工程质量、费用支付和存在问题分项提出讨论,各方发言及会议结论均作好详细记录,会后将记录稿交双方或三方认可签字,然后由三方(业主、承包商和监工)按会议决议执行。每月一次的会议记录由三方分别存档,作为合同执行过程中万一出现违约事故时追查责任的依据。

  四名监工中,年轻的科威先生负责施工质量的监理,经理部安排我给科威先生当翻译。每天上午,科威先生自己驾驶一辆越野吉普车带着我在200多公里的公路上巡视检查,发现有不符合施工规范要求的地方,立即向施工人员发出返工或修补的命令,我的任务是忠实地把科威先生的话翻给中国施工人员听。下午回到现场住地后,科威先生还会把他发布的口头指令写成书面指令交给我译好送交项目经理,过后,他还会检查施工人员对他指令的执行情况,容不得半点马虎。但科威先生并不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对我倒是十分宽容。尽管在数年前参加的英语口语培训班上,兰老师对我的口语评价还不错,可是当我面对真刀真枪的口译任务时,我才感到我的词汇量和听力是那么的不够用,有时科威先生要重复说上两三遍,我才把他的意思听懂,当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时,科威先生对我说:“你比我强,我连一点中文都不会说,大胆译吧,我们能沟通。”科威先生的鼓励帮我度过了初涉口译阶段最困难的头3个月。我庆运自己遇到了好人。

  监工尼克先生负责工程量的计量和工程费用的计算,他能熟练操作电脑,80年代初,在电脑操作技能还很不普及的中国人眼中,尼克先生很能干。甚至工地上没有哪个中国技术人员敢去动一下他使用的电脑,害怕弄坏了赔不起。尼克夫妇把刚出生的儿子也带到现场住地生活。使荒凉的筑路工地多了几分生活气息。

  监工舍本先生负责对进口施工设备的操作提供技术指导,他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中国工人很喜欢他。国际承包项目都是机械化施工,没有过去我在中国看到过的筑路工地上人海战术的场面。舍本先生也是四个监工中唯一没有把夫人带到现场住地来住的人,他就请了一个黑人姑娘当保姆。

  监工对承包商的事管得很宽,国内给经理部运来了猪肉香肠,由于运输时间过长,运到工地时有一些已开始出现霉点,但大家还舍不得丢掉,因为在索马里这个穆斯林国家是买不到猪肉吃的。挂在食堂的几百斤变质香肠被监工发现了,监工立即发布了就地深埋销毁变质香肠的书面指令,经理部只有立即执行。经理部的厕所脏了,监工也要管,一切有可能影响工程顺利施工的事,监工都要管。

非洲打工记--第五回 灯光引来蟋蟀虫灾 路面挖坑只为取水

第五回 灯光引来蟋蟀虫灾 路面挖坑只为取水

  非洲之角的热带草原是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角落。这里人烟稀少,荒芜的草原上点缀着稀少的农舍,这些农舍是用树干和树枝搭起来的半圆型简陋棚子,外面盖以干草或破塑料布。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放牧和少量刀耕火种式的农业,雨季前可以看到草原上烟火缭绕,这是村民们在焚烧野草,为雨季到来后的播种作准备,但由于非洲人不打鸟,播下的种子大部分会被鸟吃掉,所以收获甚微。朱巴河和谢伯利河是索马里境内仅有的两条河流,一到雨季,河流中鳄鱼出没,有时河里也会看到成群的鱼,中国工人初到这里时,河里的鱼居然不怕人,在河边用手都可以逮到活鱼。后来逮鱼的人多了,鱼也变得精灵了。

  索马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差别,一年到头气温都在30到40多度之间变化。地处南半球的索马里一月份是最热和最干旱的季节。灼热的太阳照得使人睁不开眼睛,在露天作业的中国筑路工人皮肤被晒得与黑人相差无几。头顶瓦罐的索马里妇女为了去买一罐水,要跋涉几十里路。阿巴路经理部根据中国大使馆的指示,腾出了一辆水车,从工程专用深井中抽水后给索马里村民无偿送水,村民在水车旁毫无秩序的抢水场面就象一场争取生存的搏斗,抢夺的结果使大部分水泼翻在地。

  更使人受不了的是这里的卫生条件。

  由于没有足够的天然和人工蓄水手段,在一年两次的旱季中,索马里大多数地区都要经受干旱的煎熬。在雨季到来前夕,牛羊或骆驼几乎找不到一点可维持它们生命的水源和青草,当这些可怜的生灵在烈日下行走时,一些坚持不了的在路上倒下后再也爬不起来。索马里的牧民没有收埋牲畜尸体的习惯,它们死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什么地方摆放,若有鸟群来啄食掉,在地上留下的只是一堆尸骨。要是来不及啄食掉雨季就降临的话,渴死的牲畜在雨水中一泡,生出无数的苍蝇,将病菌四处传播。工地食堂的炊事员尽管下了很大力气搞好卫生,但对快速繁殖的苍蝇仍防不胜防。我们经常可以从鸡汤中捞出死苍蝇来。

  非洲之角一年两次的雨季是农牧民盼望的季节,雨季的第一场雨降临时,饱受干旱之苦的村民会奔出家门,任凭大雨冲淋全身,在大雨中跳跃欢笑。大概是受非洲人感染的缘故,我回中国后,仍保持对下雨的好感,下点小雨,都不想打伞。雨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枯黄的草原重新转绿,干枯的池塘重新有了积水,干瘦的牲畜也开始长膘产奶。穆斯林的开斋节也在第一个雨季到来后的5月份降临,举国上下用杀牛宰羊和载歌载舞的方式庆祝他们的节日。

  在人们欢庆雨季给他们带来的欢乐时,病菌和虫害也伴随而至。

  随着项目上部分施工人员的回国,我可以一个人住一间工棚房间了。由于人员的减少,一到夜晚,工地显得十分安静,静得只听得见虫鸣声。为了安全起见,经理部周围架起了几盏探照灯,夜晚,强烈的灯光射向我们的住房,谁知雨季一到,灯光竟引来了一场虫灾。

  雨季中的一个夜晚,一阵连续的叮咚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担心是小偷又来偷厕所的铁皮瓦,我起床后从窗子向外望,没有看到小偷动静就又钻进蚊帐继续睡觉。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后去开房门,门象被什么东西顶住了一样推不动了。我再用力一推,门推开了,一看,竟是黑压压一堆蟋蟀堵在房门口。昨天晚上的叮咚声原来是蟋蟀在铁皮瓦上的撞击声。门一打开,蟋蟀立刻向房间里蜂拥而入,拥向墙壁,拥向床铺,拥向地面,拥向天花板,顷刻,房间的六个面变成黑色,成了蟋蟀的世界。附近被探照灯照射的几排房子都是同样的遭遇。蟋蟀赶也赶不走,大有要在我们房间安营扎寨之势。我们烧了开水,加入一些洗衣粉,配置成“杀虫剂”,泼向这些层层叠叠的黑色昆虫,忙到中午,才把它们歼灭。中午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一晒,死蟋蟀开始散发恶臭,我们立即用手推车将它们运到营地外挖坑深埋,死蟋蟀足足装了十几手推车。这几天,可为难了炊事员,稀饭里和汤里随时都会蹦进几个蟋蟀或其他它小虫进去。我们的汗背心和裤裆里也随时都可抓出几只活蟋蟀来。晚上看录相是工地上唯一的高档娱乐,但虫灾季节一到,录象就看不安宁了,电视机一打开,虫就会疯狂地扑向荧光屏,大如牛眼的甲壳虫,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撞向荧光屏,大有要把荧光屏轰碎之势。有时我们在看录象时,会有一条蜈蚣或一只蝎子爬到脚上,猛咬一口后逃离。

  在黑非洲伴随贫穷的还有愚昧落后。

  在这里居然还保留着残忍的割礼习俗。小女孩从两三岁开始就被强行割掉阴蒂,妇科病就成了中国驻索医疗队在索马里遇到的最常见的疾病。索马里妇女因身材瘦高而被称为非洲美人和黑珍珠,可谁能知道这陋习给索马里妇女带来的痛苦。

  由于缺水,村民们就得在雨季设法储水,于是筑路工地上的空沥青桶成了黑人的抢手货。他们在雨季将水储在桶里,在旱季慢慢用。用完了储存的水,他们就得去远处买水。我们修筑的公路沿线是沙性土壤,即使在雨季也积不起水,但当我们修筑的公路铺上沥青混凝土层后,村民们意外地发现在沥青路面上挖个小坑,能积起雨水,他们就可以用小瓢在坑中舀积水。于是,我们修好的路面就不时出现被村民挖出的小坑,让我们的筑路工人补不胜补。当我们向监工就此情况提出工程费用补偿要求时,监工回答说,在养护期结束前,修补工程缺陷都是承包商的职责,没有另外费用补偿。

非洲打工记--第六回 偷空桶糟蹋进口沥青 严纪律解雇黑人翻译

第六回 偷空桶糟蹋进口沥青 严纪律解雇黑人翻译

  穆罕默德先生是项目经理部聘用的黑人翻译,他配合我的工作。承包合同规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可是当地人的母语是索马里语,管理当地工人离不开索马里语,穆罕默德会把我的英语正确地译成索马里语。

  穆罕默德先生和我的工作配合得很好,有时我让他一个人去城里给车辆办个保险什么的,他办得很利索。但有一次我发现他在一张发票上的金额后面添了一个零,被我指出后他承认了错误,他对我说工资不够用。他的工资虽然已是普通黑人工资的近两倍,但随着索马里先令的快速贬值,穆罕默德的月工资实际价值已降到不足50美元。为了让他安心工作,我与施工队长商量给他又加了10%的工资。

  在非洲实施工程,最令人头疼的事情之一是施工器材的大量被盗。从汽车轮胎到汽油,从水泥到沥青,只要是能变卖成钱的东西,都会被偷走。一段时间以来,堆放桶装轻质沥青(一种稀沥青)的场地经常淌得满地都是沥青,羊子不慎走进去,就被沥青粘住后脱不了身,被烈日活活晒死。村民们不时找上门来要我们赔他们羊子。我们终于发现是有人故意在沥青桶上凿了洞,让沥青慢慢漏掉,然后把空桶偷去装水。我把穆罕默德叫来,要他去调查一下是谁干的事,并让他给村民做些说服工作,不要为了偷空桶而把宝贵的进口沥青糟蹋掉。穆罕默德答应去调查和做工作,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一天晚上,沥青堆放场燃起了熊熊大火,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火焰扑灭。对沥青场的失火我们自己开展了调查,调查结果使我懊丧,穆罕默德不但参与了在沥青桶上打洞和偷空沥青桶相关的分赃,放火烧沥青也是他的主意。施工队大多数人的意见要解雇穆罕默德,尽管我建议再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我最后还得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

  我把穆罕默德叫进我的寝室————寝室也就是我的办公室,穆罕默德已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笑容,一声不吭地看我给他计算着解雇费,自从工程进入收尾阶段以来,经理部采取了减员增效的措施,我兼起了出纳的工作。他从我手中接过解雇费时,我问他解雇后打算做什么,他说他准备先到乌干达农村去看看他的未婚妻,再在乌干达或索马里找工作。8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使我觉得解雇和处罚是同义词,我给穆罕默德发解雇费,似乎我正在处罚一个曾经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好朋友。

  穆罕默德请求搭个便车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去,在那里可以乘坐到乌干达的汽车。我答应给他专门安排一辆车,并且我决定送他到摩加迪沙。我到他的住房帮他整理行李,他的行李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一个没有油漆过的小木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条旧的毛巾被,一把梳子,一面镜子,还有几本索马里语和英语的中学教科书以及一本英语索语词典,这就是在工程上工作了将近两年的穆罕默德先生的全部家当。他把用旧报纸包好的一叠解雇费小心翼翼地放在木箱底部,这些解雇费相当他两个月的工资,按索马里劳动法的规定,解雇时,雇主应按一年工龄一个月工资的标准给被解雇人发放解雇费。穆罕默德一定要把他的一本英文版的高中物理书送给我作纪念,我接受了他的纪念品。他也接受了我送给他的一套中国生产的新工作服。

  两小时后,车子到达了摩加迪沙,他下车后向我挥手告别时,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我对他说:“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还可以到工地来找我,只要你改正错误,我愿意为你担保让经理部再次聘用你。”穆罕默德没有再说话,只是向我微微点了点头。

  穆罕默德一直没有再来找过我。当我看到他送给我的那本物理书时,我在想,穆罕默德现在是在内战不断的索马里为生活奔波呢,还是在乌干达过着平静的农家生活?

非洲打工记--第七回 资金中断项目半停 离家游子家书万金

第七回 资金中断项目半停 离家游子家书万金

  世界银行和阿拉伯基金会本来答应共同为索马里阿巴公路工程提供贷款。承包合同的工程量也是按照可获得的贷款总额予算和签约的。正当工程进入施工高潮时,阿拉伯基金会单方决定停止向索马里政府提供贷款,理由是索马里政府对以前的贷款连利息都无能力支付。世界银行看到阿拉伯基金会不再履行贷款承诺,也只好暂时停供工程款。

  没有资金来源的阿巴路工程很快陷入了困境,工程进入了半停顿状态。

  在热带草原的工地上苦战的中国工人在工程紧张时,天天早出晚归忙得连想家都顾不上,工程一旦松弛下来,离家快有两年的工人思家情绪陡增,被疟蚊叮咬后得了疟疾的病号躺在病床上输液时,更会引发出对亲人的思念。离开了妻子太久的男人在病中竟变得如此的脆弱,四五十岁的男子汉也会在病床上暗暗流淌眼泪,这眼泪与其说是疾病带来的痛苦,还不如说是对妻子儿女的思念。

  在工地上看不到报纸,70年代初才有自己国家书面民族语言的索马里全国只出一份报纸,而且索马里语我们看不懂。办事处订阅的一份《人民日报》海外版,传到工地时已是两个月以前的旧报,但也被工人们抢着看。带了短波收音机的人听到的任何国内新闻都会成为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远离家乡的人更加关注改革开放中的祖国发生的一切。

  这荒凉的草原上没有电话,与家中保持联系的唯一手段是写信。从交通不便的索马里往中国国内寄一封信,少则15天,多则50天才能收到,很是没有规律。但工作再忙,我养成了每周给家中寄一封信的习惯,成为勤写家信的榜样,受到大使馆经参处的表扬。其实,我每天都在记着日记,记满7天后在前面加个称呼,末尾加个落款,开个信封就可以交给每天进城买菜的生活管理员带到邮局去寄。每周一封寄出的信却并不是每周收到,有一次我妻子因快两个月没收到我的信而正焦急万分时,意外地同时收到贴满了花花绿绿索马里邮票的五封信,让妻子高兴得流泪。在参加索马里阿巴公路施工的200多名中国筑路工人中,两名工人的家中出现了婚变,当丈夫在遥远的黑非洲苦熬时,留在国内的耐不住寂寞的的妻子已悄悄地跟了别的男人而去,我们劝这两个受了太大打击的男人不要留恋这种不安分的女人。

  索马里的邮局不负责给收信人送信,无论是公司或个人,要想收信都必需到邮局去租个信箱,然后自己到邮局用钥匙打开信箱检查有没有来信。阿巴路经理部的邮政信箱设在首都摩加迪沙的邮政总局,每隔3天进城买一次菜的生活管理员负责开信箱,生活管理员从城里回来时,等待家信的人就会急切地问管理员有没有自己的信。远离家乡的人更能理解“家书抵万金”的真正含义。

  在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和经援项目的专家可以享受由外交部信使队提供的公函和私人信件的专递服务。信使队的专递服务有固定的送达时间,家属只要把贴上8分钱国内邮票的信件寄到外交部规定的信箱,信使队就会每周一次准时送达目的地,需要往国内寄的信也只要贴上国内邮票后在信使队第二天回程前交给他们就行了,既安全又快捷。每星期五是外交部信使队到达索马里的日子,晚饭后经援项目和外交机构的人就会早早地在经参处的礼堂等待,当成捆的信件送达时,大家会不迫及待地一起参加信件的分拣。把信件从信使队专用口袋中倒在乒乓桌上后,向代表各个公司的脸盆里分发,其实许多信还没有被分到脸盆里,就被在旁边焦急等待的收信人拿去先睹为快了。我们承包项目的人对经援项目享受的信使队专递服务的待遇羡慕不已。与我们关系不错的经援项目工作人员李某知道我们的心思后,就对我们说,可以告诉我们的家属,如果有急事,可以通过外交部信箱把信寄给他,由他转交给我们。我们照他说的办法通知了家属,果然在信使队到达的星期五,也分享了一份收到家书的激动。和我在国内同单位的司机蔡师傅看到我一次收到好几封信而他自己一封也没收到,感到十分不快,看着他失望的眼神,我一边看信,一边念一些给他听,让他分享一分收到家书的激动。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知道这个办法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一个星期五,李某一个人竟同时收到了100多封信,其中除了5封信是他自己的外,全部是要他转交的信。信使队的负担过重终于迫使大使馆经参处重申不准为承包项目的人员转收私人信件的规定,我们又只能回到原先到邮局去寄信和取信的办法。

非洲打工记--第八回 工程完工总统剪彩 警卫士兵席卷点心

第八回 工程完工总统剪彩 警卫士兵席卷点心

  中断资金来源的阿巴路工程一天比一天困难,按照国际承包界通用的“菲迪克”条款规定,如果业主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期限给承包商支付应付的工程款,承包商有权停止施工,并将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撤出现场,然后按照索赔程序向业主提出索赔。这样做,承包商在经济上最终不会吃亏,但对经济已经十分困难的业主索马里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阿巴路工程是S公司获得的第一个国际承包工程,成功与否关系到S公司今后能否在国际承包市场立足。为了搞好这个工程,省政府给于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注,为工程配备了优秀的施工管理队伍,有些是在经援项目上久经考验的老援外,承包商代表,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主任汪先生就是一位原先在索马里经援项目上长期工作的老援外干部,在索马里工作的总时间超过了十个年头,对索马里人民的疾苦感触刻骨铭心。是将人员设备撤出现场然后索赔,还是想尽办法把工程施工继续下去,两种选择摆在了汪先生面前,汪先生选择了后者。汪先生关于克服困难把阿巴路工程建设继续下去的报告得到了S公司总部的批准,也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一个省政府工作组很快被派到了索马里,工作组代表省政府向在非洲之角的工地上苦战了两年的筑路工人带来了慰问。“同志们,你们受苦了!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是中国公司开拓国际承包市场的先遣队,我们代表省政府向你们问候和致意!”几句简单的问候语使工地上多少坚强的男子汉动情流泪。当听到工作组关于把工程建设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定时,纷纷表示服从经理部的安排,把路修完再回国。

  S公司向监工和业主提出了谈判建议,建议很快得到了响应。一个由世界银行代表,业主代表,监理工程师和承包商代表参加的四方会议在荒凉草原上的监工现场办公室召开,会议形成了四方都满意的决议:尽管阿拉伯基金会停止给索马里政府提供阿巴路项目的工程款,世界银行同意继续提供原先承诺的工程款贷款份额,承包合同按缩减后的工程款对工程量作相应的缩减,承包商承诺按修正后的合同优质按期完成施工和养护任务,业主按“菲迪克”条款的规定给承包商补偿因缩减工程量导致的经济损失。

  S公司根据缩减后的工程量压缩精简了施工队伍,精简下来的人员分批安排回国,留下的人员任务和奖金包干,提前完成任务提前回国。这种减员增效,任务包干,奖惩落实的整顿措施大大激发了中国筑路工人的干劲,他们起早贪黑,忘却了周末假日,半年后一条200多公里长的沥青混凝土路面的高等级公路按时完工。

  阿巴公路的完工在索马里是件大事,索马里总统西亚德要出席竣工典礼。

  在社会治安比较糟糕的索马里,总统出席竣工典礼对总统警卫部队来说是一件如临大敌的任务。大清早,荷枪实弹的士兵把从摩加迪沙通往阿巴路工程现场经理部200来公里公路沿线的草丛搜了个遍,然后在沿线草丛中每隔50米设立一个暗哨,监视每一个可疑的人。公路则从清早起就被戒严,禁止无关车辆通行。上午10:30,由几十辆武装摩托车开道,一路上都鸣放着刺耳警笛声的的总统车队到达了工地。年近70的西亚德总统是一个瘦高的老头,他是靠武装夺取政权登上总统宝座的,对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从毛泽东,周恩来开始到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中国政府都慷慨地给非洲之角这个贫穷的黑人国提供了兄弟般的援助。索马里人民还是记住了中国人民给他们提供过的帮助,就在阿巴路工地上,黑人工人都还习惯称中国工人为“瓦拉咯”,这是索马里语中“兄弟”的意思。但不花力气获得别人的无偿援助有时会使受惠者产生依赖性,在索马里人民为中国筑路工人承包修建的阿巴公路胜利完工高兴时,索马里政府还不知如何向世界银行偿回这笔2000多万美元贷款,许多非洲国家从贷款的时候起,就没有偿回的打算。管理不善的西亚德政权在80年代中期,就到了离开外援无法维持下去的境地。西亚德总统到达工地后,先来到设立在监工大院的临时接待室休息。监工大院的围墙上我已按照监工的布置,事先用英语写好了欢迎总统驾到和庆祝工程完工的标语,工地和办事处的炊事员早已做好的点心和就地采摘的野花摆满了接待室的桌子,手持文明棍的西亚德总统在卫队的簇拥下进接待室休息,他没有讲话而仅向监工和我们点头示意。休息片刻后,当西亚德总统起身离开接待室上车向竣工典礼现场开去时,警卫队士兵在离去前竟把接待室的糖果点心席卷一空,或往口袋里装,或往帽子中倒,全然不顾影响。

  竣工典礼的现场设在200多公里的阿巴路的中心地段,索马里工程部的政府官员,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中国和索马里的筑路工人,记者以及索马里一支高水平的女子舞蹈队早已等候在剪彩现场。剪彩仪式很简短,西亚德总统把红色彩带剪断后,工程部长和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分别作了简短讲话,竣工典礼在舞蹈队发出的一种很奇怪的欢叫声中结束。

非洲打工记--第九回 减员清理黑人骗子 壮胆虚恍中国功夫

第九回 减员清理黑人骗子 壮胆虚恍中国功夫

  竣工典礼的召开宣告了阿巴路工程施工期的结束和养护期的开始,工作满两年的中国工人盼来了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日子,第二天要登上回国航班的工人激动得彻夜不眠,而我和另外九名才到项目工作半年多的工人被宣布留下承担为期一年的公路养护任务。

  工程高潮时曾经住过200多名中国工人的经理部营地只剩下了我们十个人。要守住这空荡荡的十几排工棚房和价值几百万美元施工机械对我们十个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决定将施工机械向设在摩加迪沙的S公司办事处转移,并且把养护基地搬到一个叫“蜜蜂村”的基地去。

  由黑人司机驾驶的十几辆大卡车承担了搬家任务。由于没有足够的中国人押车,大部分车只好让我们认为比较可靠的黑人司机单独跑,但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黑人司机在途中将装了冰箱、洗衣粉和其它生活用品的车开跑了,不过他还算不太贪心,他把东西下完后,又把空车悄悄开到办事处停车场后人溜走了。

  养护基地搬到蜜蜂村后的日子并不平静。工作分工也不能再象施工期那样细,十个中国人每人得兼几样工作:医生要兼生活管理员和采购员,炊事员要兼管理发电机的电工,我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纳和负责对黑人工人的劳动工资管理。养护期开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过剩的黑人工人进行清理精简,将施工期原先几百人的黑人雇员减少到几十人并不象中国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那样工作难做,国际承包项目的当地雇员本来就可按工程需要随时聘用和解雇。我将几十个比较优秀的黑人工人留下作为养护期内的劳动力,剩余的人则按索马里劳动法规定发给他们解雇费后与我们解除了聘用关系。

  在老雇员中,有一个姓“西亚德”的黑人中年男子,他住在蜜蜂村附近,自称是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堂弟,尽管阿巴路项目经理部聘用他后没有让他干过实质性的工作,但考虑到他与总统的特殊关系,希望他能在协调中索两国工人的关系方面起点作用,两年多来一直给他按月发一份工资。在养护期开始后的减员清理中,蜜蜂村的村民揭发他所谓总统堂弟的身份是假冒的,仅是他的名字构成中恰巧与总统西亚德的名字相同而已,为此我决定从养护期开始,不再给他发工资,但也不想去花精力追究他假冒总统亲戚身份的责任。无功受禄两年多的“西亚德”一旦中断每月不费吹灰之力的工资来源,对我们居然恼羞成怒,恩将仇报,带领村上一帮不懂事的小孩在晚上朝我们住房的屋面扔石头,第二天我去找了村长,他的嚣张气焰才收敛一点。

  随着索马里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的恶化,一种不安全感也在我们心头加重。但我们不能撤出养护基地,因为一年的养护任务是承包合同中规定的承包商的义务,只有完成了这项义务,承包商才能得到仍在业主手中的占工程款10%的保留金。

  每天晚上都有小偷光顾我们住地的库房,小偷什么都偷:汽车轮胎,汽油,电瓶,轧好的石料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物资。我兼养护队的出纳,手中管着现金,更使我感到责任重大。中国的驻外公司也不象西方公司那样可以配备自卫用的枪支,所以小偷更是有恃无恐。但非洲黑人相信中国功夫,他们从中国的武功片中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也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会功夫。于是我将计就计,我就对黑人说我学过功夫,并偶而模仿几个功夫动作。有一天早晨,我穿着结实的劳保皮鞋乘人不备朝工棚的波纹铁皮瓦墙一脚踢去,发出一阵巨响,正在工棚前集合的几十个黑人工人朝发出响声的地方看过来时,只见我右手的两指刚从铁皮瓦上收回,铁皮瓦上正好还有深深的一个凹坑,于是黑人深信我有功夫,黑人的这个信念倒也帮了我一些忙,没有人敢打我寝室里保险柜的主意。

  我们十个人在蜜蜂村迎来了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这里没有猪肉,我们就在傍晚开着吉普车去撞在公路旁觅食的野猪,在簸箕下放上饭粒罩珍珠鸡,炊事员用我们自己捕来的野味做出了一桌丰盛的年饭。年三十晚上七点钟当我们十个人围坐在饭桌前吃着团年饭时,收音机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传出了中国农历新年的钟声(索马里与北京有5小时的时差)。我们十个人不约而同地用筷子或汤匙使劲地敲打起碗盆来,碗盆敲击声和收音机里的爆竹声融成了一片,思家的苦涩与节日的欢乐也融成了一片。

  后来我被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调去参加新项目的投标,离开了蜜蜂村。不久从留在蜜蜂村的工人那里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晚上一伙黑人蒙面歹徒带着匕首袭击了我原先住过的房子,还好我们的工人有警惕,当歹徒破门而入时,用事先早放在门后备用的铁棒把歹徒打跑了。

  第二天,被袭击的工人到办事处来报告情况,我立即回到蜜蜂村从当地部队聘用了几名武装黑人士兵给我们工人当保安。

  但不久摩加迪沙办事处也成了歹徒袭击的目标,中国工人高师傅惨死在歹徒刀下。

非洲打工记--第十回 勇斗歹徒献身异国 黑人刑警草率调查

第十回 勇斗歹徒献身异国 黑人刑警草率调查

  阿巴公路养护期结束前夕,我被调到了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担任首席翻译,我为自己翻译水平的提高感到自慰,但索马里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却使我感到压力加重。

  运到摩加迪沙办事处的施工机械需要保养,办事处就设立了一家机修厂,从S公司的合作伙伴重庆C公司调来了七八名设备养护工人,高成峰师傅就是其中之一。

  50来岁的高师傅1.85的个子,憨厚的脸上时常挂着改革开放受益者的满意微笑,早餐时

  可以舀上半斤奶粉冲来吃完,对喝酒也有特别的爱好,干活时也有使不完的力气,大家都羡慕他的胃口和力气,在条件艰苦的非洲需要这样的身体。

  机修厂的库房里存放着价值上百万美元的进口备件,包括汽车轮胎、电瓶和各种进口筑路机械的零配件,因而备件库房成了当地黑人盗窃团伙的作案目标。从黑人部队聘用的保安早已成为虚设,他们和盗窃团伙勾结在一起,为夜盗偷窃时望风放哨。但我们又不能解雇这些保安,解雇了连办事处大院的大门都得由中国人自己守,我们没有那么多人。为了保护库房内进口备件,机械厂决定由中国工人自己轮流值班,每班两人,一周一换。高师傅说中国工人人手紧张,他身体壮实,可以多值些班,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机修工作,而且他只需一个人值班。机修厂领导同意了高师傅的主动请战。

  一天早晨,高师傅牵着一个被他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黑人小偷来到办事处办公室,这时正好C公司的副总经理邓先生也在办事处,邓先生是一位涉外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援外干部,他一眼看到高师傅牵着被绑的黑人,立刻明白了什么似的,还没等高师傅说完经过,就让高师傅立即给黑人松绑,并严肃地说:“晚上有小偷来,只要把小偷吓跑就行了,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工作和生活,凡事要考虑后果。”松绑后的黑人被送到当地警察局处理,但第二天就被放了,警察局不愿意给没人给他送饭的拘留者供饭。

  邓先生担心的后果不幸在三个月后被引证。

  这是一个风高月明的夜晚,白天在C公司分包的索马里水渠工程工地吃完中秋节聚餐火锅的高师傅早早回到了机修厂库房的值班室。半夜窃贼的响动把高师傅从睡梦中惊醒,高师傅立即拿起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铁棒走出值班室的门,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撬库房窗户的几名窃贼,高师傅借着月光,抡起铁棒朝窃贼打去,不幸未打中窃贼却打在了集装箱上,箱壳被打出一个深窝。躲在高师傅身后的另一名歹徒用匕首刺中了高师傅的后腰,众歹徒逃离了现场。

  腰部中刀后的高师傅流血不止,这时他才一边朝机修厂工人住房的方向艰难地移动脚步一边大声呼救,当被喊声惊醒的工人朝值班室方向走去时,看到高师傅再也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

  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高师傅已被机修厂的工人抱上一辆面包车,急速地朝中国援索医疗队的住地驶去。我则坐上另一辆车到警察局报案,晚上警察局连可供报案的电话都没有。我在警察局的大门上足足敲了一刻钟才听见里面不耐烦的答话声,等值班警察向警察局长汇报后,局长同意立即派刑警队到现场调查,但我们又被告知,他们的警车已没有汽油,我们只好让两名刑警先挤上我们的小车送他们到案发现场后,又立即给警察局送去一桶汽油,从报案到5名刑警全部到达现场,足足花了2个小时,歹徒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刑警用昏暗的手电筒毫无目标地在现场四周虚晃了一阵,又朝空中放了几声空枪,无奈地对我们说:“歹徒已逃远,今晚可能只能这样了。”

  从医疗队传来了高师傅抢救无效,已停止呼吸的消息。正准备离开现场的一名刑警对我说:“高先生上天了,上天堂享福去了。”白天还和我们吃着同一口火锅的高师傅就这样走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位穆斯林教徒刑警对死亡理论的说教。

  高师傅的遗体被存放在摩加迪沙一所医院的冷藏式停尸房,办事处与索马里的法医进行了联系,请他们对高师傅的遗体进行验尸,并请两名中国医疗队的医生出席见证验尸过程,我承担验尸过程的翻译任务。

  我和两名黑人法医一起把睡在抽屉式冷藏柜内的高师傅的遗体抬上了一张简单的手术台,法医几下把高师傅身上的衣服剥去后,将遗体俯卧放置在手术台上,用一把手术刀在匕首刺入部位将伤口划大一点,再用一根金属棒插入划开部位来回拨看了一阵,得出了一个验尸前就知道的结论:利器刺入腰部,动脉切断后流血过多而死。

  法医抓了一把事先准备好的锯末面堵住了遗体上切开的部位,又快速将脱掉的衣裤给遗体穿了回去,将遗体重新放回了抽屉式冷藏柜。

非洲打工记--第十一回 烈士遗体长眠非洲 归心似箭带病登机

第十一回 烈士遗体长眠非洲 归心似箭带病登机

  高师傅的被害给驻在索马里的6个中国承包公司和3个经援专家组1000多中国人带来了悲痛和义愤。S公司摩加迪沙办事处向中国大使馆提出了要给高师傅以烈士的名义召开追悼会的口头申请,不巧大使回国述职去了,原为政务参赞的代办告诉我们,“烈士”称号要将事迹报回国内有关部门审批后才能作数。我们听后,决定由多家中国承包公司自发组织高成峰师傅的葬礼。

  J公司用最好的木料钉了一口棺材。当高师傅的遗体从冷藏柜抬出放进棺材时,高师傅的生前同事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放声大哭起来。C公司的邓先生从高师傅的头上剪下了一绺头发,放进信封里,准备回国后交给烈士的家属。机修厂的伙计们将仅剩的两瓶“五粮液”放在高师傅遗体的左右肩头,他们知道高师傅生前没喝够这好酒。棺材被抬放在大卡车上,两侧摆满了S公司、C公司和其它中国兄弟公司的花圈,花圈上写的是“高成峰烈士安息!”。半年后高师傅的烈士称号被国内有关部门批准。

  装着高师傅棺木的卡车在哀乐声中穿过摩加迪沙的大街,卡车后跟着几十辆各家中国公司的小车,他们都是自发来参加葬礼的。棺木安葬在摩加迪沙的郊区,参加葬礼的几百个中国人每人给高师傅的坟添了一铲土。在异国他乡生活的人更能体会同胞的含义。

  葬礼结束并没有带走我们对高师傅的哀思。黑人刑警对案件的调查也丝毫没有进展。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去房间外面上厕所,不知什么原因厕所的灯是黑的,我刚走进厕所门口,就看见厕所地上躺着一个人,他突然起身抓住我的腿把我往里面拖,我一看拖我的人竟是高师傅,我大喊一声,从梦中惊醒过来,额头上是冰冷的汗。和我同住一个寝室的司机蔡师傅被我的喊声吵醒。他听我讲完刚才的恶梦,连忙安慰我:“你对高师傅一直很好,他不会拉你去的。”我说:“正因为好,他才要我陪他。”

  在参加验尸后的整整一个月中,我对荤菜一点胃口也没有。这时我才想到我离家已经整整两年了,我该回家了。

  办事处组织到赤道碑旅游,使我有机会在即将结束两年的非洲生活时去体验一下地球上最热地区的风光,也可松弛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

  赤道碑是赤道经过的地方树立的标记,在地球上不止一个。索马里的赤道碑座落在美丽的南方城市基斯马尤,离首都摩加迪沙500公里。办事处的大客车载着我们16人在一条年久失修的公路上行进。公路两边的香蕉园、椰子林和芒果树在雨季到来后已经开始结果;成群的野猪在路边的灌木丛中悠闲自在地觅食;大大小小的猴子在天然草坪上戏耍打闹,有的一动不动地蹲在树顶上,象是给路过的车辆放哨;在草丛中嬉戏的珍珠鸡在我们的车子走近时扑打着翅膀飞去;上百头一群的牛、羊、或骆驼慢腾腾地横穿过马路,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给它们让路。到索马里快两年了,我似乎才注意这块热带草原的土地是那样的美丽,一个问题在我脑海中产生:这样美丽的土地上的人民为什么那样贫困?

  中午我们到达了郑和村,据说这是明朝郑和下西洋到达索马里时居住过的村庄,在离村庄3公里的山丘上树立着一块高大的砖砌纪念碑,叫郑和碑。

  傍晚,我们终于到达了我旅游目的地——————赤道碑。这是一个两米高的极普通的碑体,这里也绝不是我童年时想象的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在感觉上气温也就是与摩加迪沙不相上下而已。

  办事处批准了我回家的请求,但回家休息两个月后必须再次回到办事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对几个新项目投了标,以后办事处的工作会更忙。

  我庆幸自己在两年中没有病倒过。回国的路线与两年前来的时候一样,我必须在内罗毕转机。在S公司内罗毕办事处住下后,我突然发起高烧来,一检查,是登革热,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洲传染病,非洲的蚊子不让我轻松地离开索马里,非得让我在回国前补上一次对登革热的体验。经过两天的打针,还不见退烧,内罗毕办事处主任的夫人是个医生,她问我要不要把机票往后推一个航班,我说不要往后推了,我离家已整整两年了,你给我在上飞机前再打一针吧。

  医生理解我归心似箭的心情,她照我的请求做了。我在机场打完针,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我的心早已飞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祖国,也飞回了妻子儿女身边。

非洲打工记--后记

后记

  S公司在非洲的第一个国际承包项目索马里阿巴路公路工程合同总价2700万美元,施工期两年半,参加施工和养护的中国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共计260人,施工期牺牲4人。利润350万美元,施工机械残值200万美元。阿巴路项目完工后,S公司已在非洲建立了一个牢固的国际承包业务基地,并且在以后的几年时间内,国际承包业务扩展到了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及等非洲国家,阿巴路工程遗留下来的部分施工设备也被运往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人们把索马里阿巴路工程誉为四川开拓国际承包业务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索马里西亚德政权在1991年1月的一场武装政变中被推翻,从此索马里部落之间的内战再也没有停止过,S公司在索马里的承包基地也在这场战争中损失贻尽,但200多名中国筑路工人在阿巴路工程中积累的国际承包经验无疑是比物质更为宝贵的财富。

           (第一卷完)于1999年8月1日

相关推荐:

阳龙: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无相: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联系电话:
19955321973

服务时间:
0:00-24:00(每周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