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jjbt--]
《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作者:赫伯特·比克斯
 
产品编号 扣点数 储存地址 容量大小
0 本站 X K
本站收藏各类大百科全书大辞典6000多种  |   还有各类型电子书100多万册

  第一部分:致中国读者致中国读者

  《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一书聚焦于日本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领袖的性格、行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20世纪的日本社会和政治。全书关注的中心在于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帮助下为自己开创了一方政治空间,并从此(在这片空间里)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决策过程中行使了领导者的权力。他不仅在统治的前20年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公众角色,而且,作为一个在幕后操纵局势的首脑,当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往往倾向于服从军部所主张的政策导向。这与明治天皇的亲英美路线完全背道而驰,而这位祖先对裕仁的个性有着极大的影响。

  这部批判性传记的三角结构还凸现了另一个重要主题。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三种交叉的路径来了解这位天皇。他是一个很有特性的存在——身处一个复杂精细、等级鲜明、协调一致的决策系统的中心,掌控着真正的权力。他代表了一个有着自己的目的论和独特的正统化模式的官僚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战时条件下发生了转化。同时,他又体现、表达并鼓励了一整套美化20世纪30—40年代初侵略战争的思想言论,他统治的每一个阶段都遏制了日本民众民主主义思潮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统治集团对君主政体在裕仁的父亲——1912年登基、患有慢性病的大正天皇统治下延续问题的担忧,影响了对裕仁的培养和教育。书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对裕仁的教育以及他如何演变成一位精悍活跃的天皇的过程。这一部分的探讨为下一步的考证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记述了在秘密状态和无责任体系背景下,寡头政治有关战争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书中至关重要的、关于战争的章节揭露了天皇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缺乏清晰的道德原则的史实,这些道德原则本来是有可能将他与日本社会中支持侵略的力量区别开来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章节中提及的许多问题都有着意义深远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日本对皇权及其占有者虔诚的崇拜;东京方面以“自卫”名义发动的日本对满洲单方面的接管;日-中战争中,日本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还有依然充满争论的南京大屠杀——关于这一事件,至今找不到能证明天皇曾就此开展过任何调查活动的公开线索。第三部分还论及了日本向南推进过程中日本海军的政策,在1939年初日本帝国海军占领了中国南海的海南岛之后,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了珍珠港战争的爆发,并将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带入最后阶段。

  总而言之,本书激发读者去正视战争是如何被正当化的,日本国家首脑及其近臣们的历史是如何被篡改的问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我希望将裕仁作为一名特别的战争领导人而对其进行重新评价。书中还论述了亚太战争的起源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由日本和美国官方共同编造的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终结的神话。1945年日本战败以及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裕仁的继续在位,为他日后持续以不同方式对日本的民主政治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其影响后来被证明是有害的。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我再次将笔锋探入裕仁的思想,描述了亚太战争和美国占领之后昭和天皇与日本民众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我对裕仁行使最高统帅权所应附带的责任提出了质疑,阐明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他是怎样逃脱了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所应承担的全部法律、政治和道德责任的。

  本书的意义在于超越了过去的研究,值得引起当今社会的关注,尤其是持有如下观点的人们的关注——认为国际秩序不应建立在寻求霸权之上,应该承认所有国家在形式上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无视国际共同体的存在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人道主义”战争和军事干预,使许多国家中存在的国家无责任制度和实践成为新的突出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对外夸耀本国民主文化的国家。这种战争有可能使政治家们将其国家和民族主义引向极端,并使他们免于承担后果。在此背景下,我们就不能忘记过去的战争或将其“正常化”。日本曾经有过的典型的无责任体系既是我们借鉴过去历史考察当今问题的理由,同时也在提示我们,不触及昭和天皇,日本的过去就得不到充分的研究。

  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日关系史中那段不幸的时期有所助益。

  日本一桥大学的博士生、活跃的新闻记者王丽萍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孙盛萍承担了本书艰巨的翻译工作。感谢她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感谢新华出版社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满洲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将校在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制造了爆炸事件。虽然铁路未受到损坏,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立即以这一自导自演的事件为借口,嫁祸张学良部队和武装“土匪”,下令独立守备队、步兵第29连队向奉天城(沈阳)内的中国东北边防军营房发起进攻。受到突然袭击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部分仓皇逃遁,部分缴械投降。1小时后,板垣的共谋、驻扎旅顺的石原莞尔中佐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上一份颠倒黑白的报告,本庄立即发布了进攻命令。石原事先早就做了精心布置,关东军部队开出租借地,不到24个小时就控制了铁路沿线的战略据点,并做好了继续向南满洲主要城市进发的准备。①

  次日,日本宫廷从报纸上看到关东军定了调子的报道,声称责任全在中方。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飞报天皇:“相信事件不会太扩大”。②此时或几小时后,奈良还建议裕仁召集御前会议以控制局面,但遭到牧野和西园寺的否决。理由是,如果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落实,“陛下的圣德”将难免遭到“玷污”。③

  满洲事变如同一个连锁反应装置的开关,一经按动,便引发出一连串的国际反应和国内危机,它们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国家进程。中国马上诉诸国联,要求国际社会督促日本恢复原状。关东军则请求派兵增援。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向东京的参谋本部请战,要求越过鸭绿江进入满洲。9月19日,日本政府依然是消息不灵,六神无主,若槻首相这样向元老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求助:

  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报告,也没有陆军省报告……我刚刚通过川崎书记官长提醒了他们……支那在满蒙的兵力超过20万人(原文如此),而日军只有1万多人,我问陆军大臣:“以现在的兵力就如此旁若无人轻举妄动,如果出现万一,怎么办?”他回答说:“从朝鲜出兵,”“好像都已经出动了。”听了这话,我呵斥他说:“没有政府命令就从朝鲜出兵,有点太不像话了吧。”可他说:“田中内阁时期(1927-1929年),即有不经御准而出兵的事实”,似乎就没想过这样将为日后留下问题……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以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抑制军部的了。倘若陛下的军队不经御准竟擅自出动,那就太不成体统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或许我不该对您说这些,您有什么办法没有……真是一筹莫展。④

  当晚,宫廷近臣们聚到原田私宅开会。与会者有木户(其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卫、贵族院议员冈部长景和一位贵族。⑤这几个人都是四十多岁,对西园寺和牧野持批判态度,与试图用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军部论调一致。他们也认为上级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再确认了天皇赞成内阁最初阻止事态恶化,以免日本的国际形象受到进一步损害的要求。据木户记录,问题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军部对宫廷派影响天皇的意见感到恼怒,尤其是敌视西园寺。因此,“今后除非万不得已,天皇以不讲话为宜。”另一部分是“只要形势没有变化”,就劝阻西园寺不要来京。⑥

  结果在原田私宅会上达成的一致是,裕仁应肯定军部的行动,西园寺和宫廷官员不应追究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小心谨慎,不要刺激军方。实际上,宫廷派在整个满洲战争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这一态度,从未立场坚定地反对过军部。⑦

  9月21日,若槻召集内阁开了6个小时的会,决定不批准从本国或朝鲜派遣增援部队,将满洲发生的战斗当做“事变”处理,避免正式宣战。⑧然而,3天来关东军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参谋本部允许朝鲜军司令官林中将的援兵越过鸭绿江进驻满洲。(地图:满洲,1931年-1933年)21日午后1时,东京的内阁会议还在进行中,在朝鲜的林竟自作主张,命令部队越过了边界。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天皇报告说,尽管命令部队警戒待命,可是朝鲜的混成旅团,依照战场司令官的独自判断,“已经越过国境,正向奉天进发”。⑨金谷当然清楚,任何一条作战行动的自主权原则都不能证明此时林的独断专行是合法的。

  30岁的裕仁现在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支持若槻内阁,控制军部,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此时日本国内对满洲事件的观点不同,军部在政治上还处弱势。如果裕仁希望做一个英国式的“立宪君主”而不是一个凌驾满洲,1931年—1933年于宪法之上的独裁君主的话,现在正是一个机会。

  9月22日,奈良在日记中记下了裕仁在这个紧要关头的表现:

  下午,依召拜谒陛下。陛下问,是否已告诫参谋总长(金谷)不要扩大行动。奉答:已经告诫,其实总长不待告诫,亦颇能领会内阁会议主旨与陛下圣意,已依次处理。但驻屯部队势成骑虎,多有越轨,诚不胜遗憾恐惧……午后4时20分,金谷参谋总长拜谒,奏请准许追认朝鲜军混成旅团。陛下指示,此度已无他法,以后务必充分注意。⑩

  考虑到关东军前锋部队在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有必要对其进行增援,裕仁把现状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裕仁并不真正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即使对他的统帅权有所冒犯也无关紧要——只要行动是成功的。

  事件两周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支持军部。10月1日,裕仁已经明白事件是按照预先编排的脚本上演的。他知道了谁是策划者、谁是指挥者以及谁是实行者。他完全清楚那些高级军官命令部队进入他们管辖权限以外的地区,违犯了1908年陆军自己制定的刑法。尽管如此,正如侍从武官长奈良的日记中清楚记录的那样,裕仁只打算对陆军参谋总长和关东军司令官处以最轻的惩戒。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锦州事件

  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北京-沈阳)沿线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最后的残余”。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奈良在他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

  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次长说将向参谋总长汇报,建议总长近期参见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参谋本部作战课也明确注意到其后天皇说到轰炸属“当时形势下的当然之举”。如果我们完全相信奈良10月9日日记所载属实的话,那么,裕仁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早些时候,他向奈良表示,不赞成本庄将军对张学良政权的公开指责,10月8日,他对奈良说:“驻外军部与外务官吏意见相左,陆军想使满蒙独立,然后与其政权进行谈判,外务省则不太希望独立政权出现。我认为,在此问题上陆军意见不妥,我想让陆军总部考虑这一点。”

  国联理事会接受中国政府要求,在日内瓦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会上意见很快趋于一致,强烈反对日本。10月27日,奈良的日记记录了天皇的不安:

  午餐后往访内大臣,稍事会谈。闻其言,此时圣上,要侍从武官长询陆海军大臣,是否有遭到经济封锁,或与列国为敌开战的心理准备,是否做好基础准备。另杂谈若干而回。

  到了11月初,外务省和宫廷态度发生转变。6日,外务大臣币原向天皇报告,外务省已经决定放弃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转向支援熙洽将军及以南满地主阶层为基础建立的傀儡政权。有关满蒙问题,直接与傀儡政权的上层进行协商,不再与张学良或南京政府谈判。币原也向朝鲜新任总督宇垣将军和牧野、西园寺寻求支持,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正当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想遏制关东军进犯北满洲,以避免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之际,这个政策发生了转变。11月5日,裕仁给予金谷参谋本长特别委任命令权,允许他在关东军作战和用兵等“细小事项”上做出决策。之后的3周里,关东军沿铁路在北满洲调兵遣将时,金谷五次行使了他的特别权力,控制了当地部队的行动。

  同时,在美国国务卿斯廷森的要求下,国联理事会对中日两国起用了凯洛格—白里安条约。针对日本代表的异议,会议通过了一个道义决定,敦促日本以11月16日为限从占领区撤出部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外批判高涨,而以报刊、广播、娱乐业和帝国在乡军人会为先导的日本国内舆论则支持关东军,谴责中国和西方。当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返回东京,与关东军相呼应,为在满洲建立新的中国政权而奔走呼号时,受到群众狂热的欢迎。

  面对关东军对政党内阁深刻的不信以及他们要将北满洲和内蒙古置于控制之下的强硬态度,东京的军部作出让步,撤回了他们对南满洲政权的支持。正当裕仁天皇在熊本县检阅军事演习时,关东军已开始进犯满洲北部的中心部。进犯开始一周后,主力部队乘火车南进,向远离满铁沿线、驻扎了115万中国军队的锦州移动。

  这次,裕仁天皇通过参谋总长金谷和陆军大臣南,为阻止关东军向锦州发动地面进攻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但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当东京的参谋本部认可了关东军在满洲三省建立“独立的”中国政权,以便日本部队在满洲北部驻扎,阻挡未来苏联入侵的设想时,天皇和宫廷派都没有反对。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

  锦州事件告一段落,宫廷派的注意力转向了国内政治危机。参谋本部的激进军官桥本欣五郎大佐的秘密结社樱会分别于1931年3月和10月,两次决定通过推翻政府来简化解决问题程序。桥本的三月计划被揭发,同谋者遭到了逮捕。原田男爵得知情况后,断定满洲危机是“陆军政变的序幕”,它“坚定了部分军人因为在满洲取得了成功,在国内也一定会成功的信心。”当陆军试图掩盖十月阴谋的时候,奈良、铃木以及参谋总长金谷向天皇做了报告。11月2日,金谷再次拜谒天皇,“上奏支那事情以及违反军纪事件的经过”,但是,裕仁和他的军队首脑没有要求惩罚那些阴谋者。结果,那些人都受到宽大处理,拘禁解除后,罪行也很快就被遗忘了。

  十月阴谋以及裕仁对它的宽容态度破坏了若槻内阁要抑制陆军的努力。至于宫廷派,他们现在认为,满洲的任何事情都没有阻止可能推翻君主制和整个明治政治体制的国内危机更重要。特别是,十月事件引发了陆军大学毕业的两个精英群体公开的派系之争。其一是天皇路线派,或称皇道派,由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和小畑敏四郎等将官和“青年军官”组成。另一个是为皇道派所敌视的控制派,或称统制派,他们不像皇道派组织得那么严密,包括永田铁山、林铣十郎、东条英机等将官和其他高级将官,周围也有一批追随的年轻军官。两派的目标都是要建立天皇领导下的“军事独裁”,推动海外侵略。皇道派主张通过政变达到目标。统制派尽管不反对运用暗杀和胁迫手段,但更倾向于合法地进行政府改革。

  在战略主张方面,皇道派将苏联当成主要敌人,强调军人精神和民族精神强于物质力量,这也是日俄战争之后陆军的信条。与其相对,统制派则优先考虑军队的现代化和建设从纳粹德国借用的一个名词——“国防国家”。统制派的军官们意识到现代战争已经成为社会总体之间的对抗,需要集结整个国家的力量,对美国和苏联的战争需要提高陆海军的技术水准,实现工业现代化,并对整个日本民族进行精神动员。

  随着满洲事变的展开,这两个主要在手段上而不是目的上有分歧的、松散的群体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成为贯穿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侵略的铁蹄逼近北满洲

  公平地说,1931年一年裕仁都对他的臣民缺乏有效统治,他的表现一直是迟缓的、不连贯的和自我矛盾的。在一些琐碎小事上,他行使大权,而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却让步于不顺从的陆军军官们。比起那些操纵满洲事变的参谋将校,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对西方的经济依赖,因此他很担心外交孤立和国际经济制裁。可是他却从未公开地或私下里批评过陆军在满洲的行动。相反的,他以过度的宽大,认可了行动的一次又一次扩大化,并放纵越权不服命令的高级军官,拒绝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对于陆海军的年轻军官来说,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天皇主要关心的是事变的成功,而服从东京的中央指挥则是次要的。由于裕仁向“昭和维新”的策划者和鼓动者表明天皇并不总是以顾问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进一步促使了军队违反命令行为的发生——尽管这个结果确实不是他的本意。

  1931年12月11日,若槻首相辞职。他在控制军队、遏制经济大衰退乃至获取宫廷派支持等方面均告失败,而后者是最致命的。此时满洲事变进入第二个阶段。宫廷近臣们商议之后,决定让当时在国家议会和府县议会中的少数派、更为沙文主义的政友会来组织下一届内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曾反对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之后又坚决鼓吹满洲事变的合法性。他还公开拒绝国际联盟就满洲问题提出的劝告,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日本外交史中不断重提的说法)”,开拓“独立自主的新局面。”

  宫廷派知道犬养在满洲事务上对军部很纵容,随委托西园寺与犬养就任命他作总理大臣的条件进行交涉,意在避免任何在外交或者国内经济政策上的激进变化。在与牧野伸显、铃木贯太郎、一木喜德郎和天皇商议后,12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西园寺与犬养见面相商。4天后,犬养获得了裕仁组阁的裁可,由森恪担任内阁书记官长、荒木中将任陆军大臣,较为自由主义的高桥是前任财政大臣,这是一个由不协和音阁僚组成的内阁。

  犬养担任首相后,首先是立即中止了日本两年来对金本位货币制度的依存。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商品和信贷资本的流通都建立在这个金本位制的基础上。这个行动,使日本加入了以英国为首的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来恢复经济的列强行列。其次,犬养要求天皇批准派遣两个大队去天津、一个旅团到满洲。从12月初开始,关东军在天津集结兵力,准备向锦州发动地面进攻。12月23日,就在裕仁向兼任外务大臣的犬养首相下达“不攻击锦州的方针”和“尊重国际间信义”指示的时候,关东军正继续向锦州逼近。美、英、法警告日本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12月27日,根据奈良的记述,天皇又一次告诫犬养“深为轸念攻击锦州之对外影响”。然而,关东军继续推进占领锦州,从而加剧了日美紧张局势的恶化。

  可是,当太阳旗飘扬在被占领的锦州上空时,裕仁将他的担忧放到了一边。1932年1月4日,他发布《军人敕谕五十周年纪念日赐陆海军人敕语》,号召全体将士对明治天皇敕谕进行认真思考。实际上这是一篇非常温和的诏告。四天后,大概是接受了闲院亲王的建议,他又发布了《赐关东军敕语》,嘉奖不服从上级命令的关东军在“自卫”和打击中国“土匪”的战斗中英勇作战,“向内外宣扬了皇军的威武”。通过广播和报纸诏书在全国得到广泛宣传,起到了镇压反对意见和推动民众趋近战争的作用。勿需说,对于犬养尝试的恢复陆军军纪的努力,它没有起任何正面作用。

  之后的几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授勋和晋升,他们都是在满洲战争和上海事件中的有功人员。这两个事件在日本国内均得到极大的支持,而在海外却恰好相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爵位。裕仁对于陆军在满洲作战的公开支持,正好与他即使在他们违反了命令时都没有予以惩罚的做法前后一致。

  从1932年1月末至3月,日中冲突延伸到了上海,西方对日本的谴责有增无减。当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1908—1912年在位)领导下的“满洲国”傀儡政府建立时,犬养有意保留了对这个新国家的承认。作为一个分裂的政党内阁的首脑,他的统治需要枢密院的帮助,要依靠紧急敕令和无视议会预算制定权威的紧急财政措施才能得以进行。即使在政友会以压倒优势赢得了2月总选举以后,当犬养按照宫廷指示努力维持国内现状时,仍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不断地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同时党内的主要改革者森则试图打破政党体系,策划联合军部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独裁的政治秩序。

  在犬养任职的早期,陆军通过拥戴皇族的长老闲院宫载仁亲王为陆军参谋总长,强化了与皇室的联系,由此也排挤掉了高级指挥官金谷将军,他是宇垣派的核心成员。与此相呼应,海军推出了在清洗伦敦海军条约支持者中起主导作用的伏见宫博恭亲王,任命他为军令部总长。这两个强硬派的晋升意味着陆海军大臣权威的衰落。两个相互竞争的军种现在可以利用它们高贵的皇族“权威人物”向天皇施加影响,控制它们在亚洲大陆上的军队。

  在犬养内阁5个月的短命期间内,裕仁成为一个公开的、积极主动的事变参与者,而在事变开始时却绝不是这样。1932年初,他最优先考虑的是维护皇权相对于政治党派,而不是相对于突然得了民心的军队的独立性,同时动员公众对满洲军事行动的支持。他还希望能够保证政策和内阁人事两者的连续性。因此,当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他从一个阅兵式乘马车返回的途中试图刺杀他的时候(1月8日樱田门事件),天皇坚持内阁留任,而不是依照惯例全体辞职。此时,犬养取得政权还不到一个月。裕仁轻描淡写了事件的严重性,就如木户建议的那样,避免了任何直接地、公开地表达他对恐怖事件的个人感受。新闻报道对事件起到了间接地、进一步淡化的作用,报道说他向被炸伤的两匹马“恩赐三公斤半的胡萝卜”。

  这期间,日本继续侵略满洲和内蒙古,没有遭到中国或苏联的军事反击。1931年12月31日,由于日本侵略的铁蹄逼近了与北满洲边界划分不清的苏联远东附近地区,受到极大困扰的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提案。不清楚裕仁对苏联这一提议的反应如何(假设他知道有这回事的话),但是犬养内阁干脆将其束之高阁。日本表示拒绝的正式回答是在1年后的1932年12月。不过,斯大林的签订协议的提议一直坚持到1933年末,这时他判断日本的威胁已经暂时消退。

  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司令部在奉天召集了一次中国合作者头面人物会议,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第3天,委员会宣布了新国家“满洲国”的独立。3月1日,“满洲国”正式宣告建国。关东军司令部自信犬养内阁将会执行陆军的政策,所以便不断向东京施加压力,要它马上承认这个新国家。11天后,犬养内阁果然同意了将满洲和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来,建成一个“独立”国家。不过,在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上,犬养拖延了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犬养与军部、森内阁秘书官长和外务省的一些官僚发生分歧。外务省是准备将对“满洲国”的责任置于所有其他国际义务和协作之上。犬养一方面努力遏制陆军中的激进派,同时也对日本恶化与美国的关系感到很不满意,因为日本在市场、技术、资本和原材料方面都有求于美国。

  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政权在犬养同意陆军占领锦州之后,对日态度马上变得硬冷起来。随后国务卿斯廷森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决定了此后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对日政策。1932年1月7日,斯廷森通过向日中两国正式递交外交照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压力,他宣布美国政府将不承认由日本以武力在满洲制造的任何政治变化。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上海战争

  斯廷森的不承认方针是否奏效,完全取决于胡佛的美国政府态度是否积极并且能够迫使日本放弃满洲。3个星期后,当中日冲突扩大到上海时,中国人组织了抵制日货运动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上海也是英美商业利益的重要所在,华盛顿所能做的只是微弱的抗议而已。1932年2月23日,斯廷森在给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公开电中曾暗示,如果日本继续违反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可能开始增强其舰队。即使是这样,东京还是完全无视了这个警告。因为天皇和犬养内阁清楚地知道,随着世界大萧条的继续恶化,关于满洲的问题上,华盛顿和伦敦都没有准备采取任何重大的措施。

  1月9日,一份中国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对暗杀昭和天皇的企图(樱田门事件)没有成功表示了遗憾和谴责,这引起了日本居民的愤怒,上海的局势因此而紧张起来。9天后,陆军少佐田中隆吉为了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陆军在北满洲的军事行动上引开,鼓动一伙中国暴徒袭击了一群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帝国海军认为这个事件是海军向陆军展示实力的绝好机会。因此,上海舰队迅速得到增援,1932年1月28日,海军陆战队在海军少将盐泽幸一指挥下开始登陆上海,并于当晚向中国陆军第19路军——驻守在外国租界附近,沿海岸展开的335万人的部队——发起挑衅。中国士兵顽强抗敌,在随后的战斗中给了海军陆战队以沉重打击。从舰队获得增援后仍无法扭转不利局面的海军只好向陆军请求增援。虽然犬养取得了天皇向上海派兵的许可,但是中国陆军仍很顽强,使日军再次遭到重创。东京的参谋本部组织了一支由白川义则大将指挥的精锐的上海远征军,增派了两个师团。其后的战斗极其惨烈,中国军队最终被击退,日本赢得了一个挽回面子宣布停火的机会。1932年5月5日,在英国的调停下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中国也结束了抵制日货的运动。

  上海事件使裕仁认识到他的高级海军将领们的鲁莽和侵略性——正是这些军官一直被裕仁和宫廷派当做干练的、无狭隘偏见的国际主义者。受军种间明争暗斗的驱使,明知一定会引发与美英间的问题,他们依然故意在中国的心脏地区滋事,图谋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样重要的是,海陆两军都没有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这次与现代中国陆军进行的第一场大战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中学到任何新东西。他们一如既往——完全蔑视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将他们视为无知、饥饿农民的乌合之众,缺乏民族与国家意识,只要一个猛击就可以轻易地征服。裕仁本人可能私下里也持有这个观念。但是天皇比他的指挥官们更清楚日本在经济封锁面前的脆弱。他特别用心地嘱咐白川要迅速平息上海的战斗然后返回日本。对于上海,裕仁行动坚决地控制着局面,而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带的满洲,他高兴地袖手旁观着他的帝国在扩张。

  上海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日本的官兵都在实践着1905年日俄战争后确立的决不投降的战场教义,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1932年2月,被中国俘虏的空闲升少佐通过俘虏交换被遣返日本后,为了洗涤被俘之辱而自杀。空闲的尚武精神受到陆军大臣荒木的表彰,后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从这以后,被俘幸存下来的官兵经常公开地被迫自杀。很多书籍、电影和舞台剧都歌颂了那些在上海前线主动奉献了生命的“人体炸弹”、“肉弹”。这些故事提高了陆军在国内的声望,同时也增强了它在海外的神秘性。

  第一次上海交战之后,犬养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更加严重。在试图控制部队在上海的展开和军事行动方面,犬养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天皇的支持——尽管军人们的行动扰乱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天皇还是不愿意惩戒他的军官们。就在上海的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日本国内的战争狂热不断加深,舆论对政友会内阁政策的批判也在增强。“直接行动”出人意外地发展到离谱的地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成了恐怖主义。2月9日和3月5日,两位重要的商界领袖——前若槻内阁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与财阀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男爵——分别遭到暗杀。杀人犯来自一个被新闻报道称为“血盟团”的秘密帮派。在对这两起谋杀事件调查期间,犬养压制了陆海军在上海地区的军事扩张行动。为了重整军纪,他还就解除大约30名军官的职务寻求闲院亲王的支持。就在这个时候,另一片阴云中的恐怖主义霹雳结束了犬养自己的生命,日本政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间表因此而提前。

  1932年5月15日,年轻的海军军官们在犬养的首相官邸谋杀了他。另外由陆海军军官和平民组成的两伙暗杀者向政友会党总部、日本银行、警视厅,更为严重的是还向内大臣牧野的官邸投了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散发传单要求净化宫廷内臣”。

  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混乱中,天皇和他的顾问们决定放弃从大正时期开始的政党内阁的尝试。在木户和牧野的建议下,裕仁完全支持官僚政治的政策制定体系,不再支持议会的两个主要保守政党的内阁制。议会政党的活动仍在继续,但宫廷派已放弃了向以选出代表为基础的政党内阁托付立宪制的方法。海陆军领导人宣誓不再通过政变方式来攫取政治权力,而是将注意力转到恢复各自军队的纪律上面。军方停止了扩展政治权力,这给了宫廷派一个重整旗鼓的机会、使其得以任用一个反政变的内阁首脑。

  犬养被暗杀次日,其他阁僚辞职,宫廷派开始着手商选下一任首相。同以往一样,他们把与事件无关的西园寺招进宫来,以便在发布天皇决定时让他来做天皇的代理人。从前连决议都是由元老做出,但现在却不同了。5月19日,铃木侍从长交给西园寺一封由天皇、牧野和木户起草的信,上书裕仁关于选任下届首相的“希望”。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

  裕仁的第一个“希望”是,“首相应该是一个人品高尚者”,这反映了牧野及裕仁的学识顾问、汉学家安冈正笃的思想。当时,安冈成立了“国维会”,主张让“新官僚”占据政治权力中枢。按照他的观点,信仰天皇思想的忠实官员比实现皇室利益的机构更为重要。只有忠臣才能阻止“国体”免遭被国内运动分裂与推翻。保卫皇权的有效方法就是培养完全效忠于天皇的得力人士。在这点上,裕仁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官僚”是一脉相承。

  裕仁的第二条希望——“革除当前政治弊端,整肃陆海军军纪,主要取决于首相的人格如何”——表达了他的关心所在,即要将这两个最重要的任务放到新任首相身上。裕仁的其他希望则反映了他对两个主要保守党派轮流坐庄的不满,因为轮换总是带来政策的变化。对自己的大元帅权威受到侵害一点,裕仁没有责怪反乱的将校军官,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与军队的叛乱者相比,他更不信任议会政党,他要通过削弱政党内阁的权力——这本来是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来加强天皇的权力。

  与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相比,想必老练的齐藤实海军大将作为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首班,更能起用一些意志坚强值得信任的官僚。这些人将成为“新官僚”。他们没有需要效忠党派政治之忧,拥有与天皇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将通过服侍裕仁来为国奉仕。正如明治时期天皇和官僚紧密配合的那样。现在必须恢复这种合作,包括任命激进的改革派的独裁官僚来辅佐裕仁。

  所以,很自然地,裕仁不把选择“近法西斯思想者”放在考虑之内,这条禁忌暗指(如增田知子所指出的)新任命的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身为反民主主义的右翼压力集团“国本社”总裁同时又处于政治主流的平沼主张修改明治宪法。他希望自己组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森恪的支持。他在枢密院、军部和民间的右翼组织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右翼活动家们早就为平沼入选宫廷官僚四处活动。因此,不要说西园寺元老,就是裕仁和他的近臣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平沼。

  然而在1932年,对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来说,“法西斯”一词既模糊又神秘,主要是指意大利。因此,裕仁对“法西斯”的否定可能来自于(如增田所推测的)这样一个信念,即,任何批评他的近臣、希望改变明治宪法的人在政治上都是不可相容的。裕仁需要的是能让他感到安心的首相。如果那个人绝对忠诚且顺从,那么他是否持有法西斯思想并不重要,只要这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政变,天皇就会满意。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两年后,裕仁对陆军提出的中心概念“国防国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即使这个词来自纳粹德国,意味着要按一条完全不同于明治国家的路线进行国家重组。

  “维护明治宪法”也是天皇的一个重要信念。它表明裕仁深刻理解了1889年宪法的极为有用之处——该宪法既没有规范权力的运用也没有保护日本民众有限的自由和权利。他当然不能允许这样的宪法被修改,因为它早已合法地、“立宪地”实现了他和权力精英们所希望的几乎所有形式的政治统治。

  裕仁最后一条希望是把外交建立在“国际和平”的基础上。这并不是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肯定,而是指维护新的、从侵略中产生的“满洲国”建国后的现状。尽管“帝国”刚刚吞并了新的领土,但在经济上仍要依赖于它主要的批评者和竞争敌手英美列强。这种情况下,裕仁自然希望避免与英美发生新的摩擦。因此,对“满洲国”的巩固应该积极地“和平地”进行。

  犬养被暗杀的10天后,裕仁将首相的职位授予了高龄的齐藤实海军大将。齐藤组成的“举国一致”内阁包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新官僚领导者后藤文夫任农业大臣、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冈田启介。这届内阁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4次国会会议和阁僚的多次更迭,最终于1934年7月因卷入帝国人绢株式会社的受贿丑闻而垮台。在这段时间里,齐藤主持了“满洲国”建设、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对政府机构的部分重组。

  齐藤组阁伊始,马上开始着手准备承认“满洲国”。此事不仅要违背各项条约,与美国的关系也将会涉险。此时国联、国际法和西方国家正在遭受日本政治家、新闻记者、军部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国联有关中日纷争的决议被比作1895年曾迫使明治政府放弃了辽东半岛的三方调停。陆军大臣荒木指责国联支持斯廷森的不承认方针,以及将判定日本的行为违背了凯洛格—白里安协定和国联公约。荒木将军还就西方白种人压迫亚洲论进行了发挥。

  表面上,日本是要宣告对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实际上,它是想行使对殖民地的宗主权。8月25日,外务大臣内田在第63次帝国议会上发言说:

  我认为帝国对支那的态度,特别是9月18日事变发生以来,我方采取的措施极为正当且合法。“满洲国”乃其居民自发成立,应视为支那分离运动之结果,帝国对这种新国家的承认与九国条约的规定毫无抵触。

  关于“满洲国”,他表示:“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化为焦土,在贯彻此主张上也不能退让一步。”

  森恪称赞内田的演说:“有如向全世界宣告,我国的外交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有如一个外交上的宣战布告。”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夸张和虚张声势清楚地表明其见解的异常,即至少从短期来看,日本的政策并不在于国家保障和经济安定。

  1932年9月15日,齐藤内阁正式承认“满洲国”,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承担起“满洲国”的国防责任,而且在秘密的附属文件中,被准予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

  国联为调查这起冲突而成立的李顿调查团于10月2日向国联大会递交了关于满洲事变的报告。但是后者没有马上对报告进行审议,以便给日本政府更多的整理和时间对应。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发动入侵

  关东军进犯热河后,还有可能在北京-天津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没有什么问题能比这个更让裕仁焦虑的了。进犯开始之前,东京的陆军司令部通过更换多名关东军高级将领,重新整编在满洲的官僚机构等方法试图恢复对军队的控制。武藤信义大将被授予三项任命:关东军司令、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长官——这些职位从前分属三个机关。同时,关东军的规模也有所扩大。

  1932年11月,裕仁得知关东军将热河省(鸦片收入的重要来源)看做是“满洲国”的一部分,计划在春天发动入侵。可是12月23日,关东军的先遣队已经到达热河省入口的长城东端的山海关。在那里,他们与张学良的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一个星期后,1933年1月1日,又发生了大规模战斗,日军占领了整个城市。裕仁意识到这次陆军进兵将使日本与国联的关系更加复杂,因此试图(通过奈良)警告陆军不要再扩大事态。一周后,他暗示牧野召开御前会议处理这个问题,但由于宫廷近臣的意见不一,御前会议没有召开。

  1933年1月14日,当参谋总长闲院亲王请求裕仁批准向满洲增派军队时,裕仁就热河的事情向他发出了警告。根据牧野的叙述(木户记录也证实),裕仁告诉闲院宫:“迄今为止在满洲的顺利推进已经十分幸运,今后若出现功亏一篑之事,将令人感到遗憾。热河方面要特别谨慎处置。”换句话说,天皇指示闲院宫不要让军事行动做过头。令他担心的不是领土扩张行为本身,而是失败以及失败的责任最终落到谁的头上。

  而几个星期后,裕仁就特意表彰了陆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和满洲事变开始时就加入战斗的朝鲜军混成第38旅团司令官依田四郎将军。将军们到达广岛县宇品港时,裕仁派侍从武官向他们转达了嘉奖问候,之后又邀请多门和依田参加宫廷宴会,并向他们和其他高级军官授予了皇家菊花纹章。本来这种礼物只表示一般的宫廷礼节,但此时却表明大元帅对高级军官们的行为的赞赏和骄傲。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和极少的日本士兵的伤亡,扩展了裕仁负责管辖的明治时代的殖民地遗产。

  在感谢他们的同时,裕仁还是有理由担忧。因为,在中国东三省的军事扩张要冒两种风险,即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和遭到列强特别是苏联的反对。莫斯科已在迅速建设远东军,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调入空军部队,并开始组建太平洋舰队。1933年2月4日,裕仁批准热河战役后,闲院亲王请求批准调动关东军进入热河。在没有与齐藤内阁就此次入侵进行任何专门咨询的情况下,裕仁给予了带附加条件的批准——可以接受为巩固日本对“满洲国”的掌控而进行的扩张,但是不可以攻击中国华北本土。他裁可了关东军热河的军事行动,同时告诉闲院宫:“条件是不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

  4天后的2月8日,齐藤首相上奏天皇:“如果入侵热河使日本与国联关系变得困难”,内阁将反对。 裕仁虽然嘴上未说,但也意识到行动有些仓促,于是开始试图中止入侵行动。他要奈良告诉闲院亲王决定撤回前面的许可,但奈良表示异议。他提议按照日程后天即是拜谒日,最好在那个时候直接告诉陆军参谋总长。裕仁同意了。2月10日,闲院亲王来到皇宫,裕仁将齐藤内阁的不赞成意见转达给他,询问能否中止热河的军事行动。

  当时的记述表明,裕仁次日的心情相当糟糕,新任命的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那天在宫廷的午餐会上见到了他:“天皇看起来非常神经质,面部痉挛比平常厉害得多。”下午,齐藤参见裕仁说如果实行对热河的入侵,日本有可能被国联开除,作为首相他虽然尽力阻拦这个行动,“但是军队强硬地坚持说他们已得到了天皇的许可。”齐藤离开后,裕仁召奈良入宫,“显得有些激动” 地说,他打算行使最高统帅的直接命令中止这个作战行动。奈良建议天皇三思。奈良在他的未公开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了他的理由:“国策上,如果有害,没有理由不能通过内阁会议进行阻止……热河作战的中止必须让内阁下令。如果是陛下的命令使行动中止,稍不小心,难保不会引起大的纷扰,成为政变的起因。”

  当晚晚些时候,裕仁派侍卫再次征求奈良的意见。奈良很清楚内阁只有通过天皇才能控制军队,然而他却在奉答书中回道:“内阁以外,任何人阻止这个行动都是不合适的。”裕仁默许了。接着,齐藤内阁认可了热河的军事行动。2月12日,裕仁再次批准了热河行动,条件是“注意绝对慎重对待越过万里长城一事,如不听从,将下令取消热河作战。”可以看出,这是颇不高兴的大元帅的口吻,而不是一个对统帅部的行动无条件服从者的语气。

  日本对于热河——一块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西弗吉尼亚总和”的地区——的入侵开始于1933年2月23日,这是国联大会采纳了李顿报告,拒绝承认满洲地位发生的任何变化的前一天。2万多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中国的有效抵抗,只用大约一周时间,就完成了军事行动。

  天皇依照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曾经非常认真地试图延迟、取消、指导和限制这次入侵。而侍从武官长奈良将军积极地劝阻了他。设法劝说天皇没有运用最高统帅的大权是奈良最后的重要成就。随后不久,闲院亲王就任命关东军的前司令官本庄繁代替了他的职位。裕仁先是对这个选择略微表示了不满,后在侍卫长铃木和闲院亲王的要求下表示了同意。后来,天皇通过对本庄的考察,发现他确实完全不值得信赖。不过,他并没有强烈反对这位几个月前才功成名就的民族战争英雄。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军事和经济扩张

  1933年新年刚过,在日内瓦的日本代表团就发觉自己受到了完全的孤立。此时东京正因国联拒绝接受日本对事件的解释而怨气冲天。当外务大臣内田上奏天皇提醒他退出国联的问题已经十分紧迫时,裕仁只是询问了退出将对日本监护国联承认的前德国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占领地有什么影响。2月20日,齐藤内阁正式地——但却是秘密地——决定退出国联。24日,国联以42票对(日本)1票,通过了一份拒绝承认“满洲国”并温和地批评日本侵略的报告。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人感到惊讶。能操一口流利英语的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松冈洋右随即准确地执行了内阁的“既定方针”,离开了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国联日本已经退出。

  裕仁利用这个机会向国民发布了诏书。诏书由外务省亚洲局长谷正之与天皇和牧野商议后起草,其中还包含了对军队不起作用的谕示:“文武各恪守其职,庶众各淬励其业,向所履正,行所执中,协力迈进,以处此世局。”然而,诏书的真正用意在于强调由于在“满洲国”问题的意见分歧迫使政府不得不退出了国联。而且,退出并没有违背“国联的根本精神”,日本还会继续“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通过对一项明显该否定的行动作肯定和正面的描述,诏书成就了修辞上的错置,使每件事都变得模糊暧昧。这个早期的实例很快成为标准的常规做法——通过揉进反对方的行动和主张来掩盖无法解决的内部纷争,把本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表现成似乎达成了一致。

  有趣的是,在内阁投票表决退出国联的同一天,牧野在他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述:

  退出国联的问题的意义未充分领会,似乎只要退出就是大大地达到了目的,退出行动本身竟成了目的。为达成此目的而狂乱呼号的言论界的现状,表明帝国人心之轻佻。瞻念前途,不胜忧虑。相信时日推移之后必悟此理。

  或许牧野还应该详述一下媒体在为满洲战争制造支持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过他对公众对于反国联的宣传不加批评的态度没有说错。许多人很容易被说服向右或向左,甚至彻底改变观点。而他本人和天皇又是如何呢?在宫廷对军事扩张采取姑息政策的背后,是对扩张政策的信念,是对如何发挥天皇权威统治军队的意见对立,是对国内动荡的恐惧。对这种恐惧尤为敏感的牧野,在亚洲门罗主义风潮的面前,立即放弃了他对日-英-美协调路线的支持。他没有与军部发生冲突,而是公开放弃了长期信赖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他支持裕仁退出国联的决定,而这曾是他本人协助建立起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居于政治顶层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说是这个变节的10年中最早的变节者。

  没有看到任何文献,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们曾试图修正陆军的大陆政策,以避免与国联的决裂。也许是受到公众陶醉于陆军勇猛作战的气氛的影响,裕仁决心去冒险。对于可能由此导致的外交孤立,他几乎、甚至是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就批准了内阁决议。对他来说,在当时与不驯服的陆军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国际亲善更重要。裕仁没有悟到,国际孤立并不能治愈内阁与陆军之间内在的结构上的分裂,而这个裂缝,随着他直接行使统帅权只会变得越来越宽。

  齐藤首相同样目光短浅。在向贵族院的一个秘密会议(2月21日)做报告时,齐藤与天皇一样,只对退出国联所带来的短期的小处影响表示了忧虑,比如国联和美国是否会允许日本继续控制在南太平洋托管的岛屿等。人们也许会认为裕仁应该向齐藤就退出国联的长远后果提出问询,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那样做过。

  新外交政策激发了日本人对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认识方法的变化。旧统治精英们在大萧条最糟糕的阶段没能给民众带来希望和勇气,国民于是转向支持军队。军部至少被看成是民众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并且准备出手相救。一旦国民听任反中国、反西方的排外主义发展,并欣然接受满洲事变,遏制军部的惟一机会就落在了宫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们态度坚定,那么向亚洲门罗主义——宣扬日本拥有保卫亚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权利——的倾斜不是没有逆转的可能。可是宫廷派和有宫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倾向于以种族对抗的观点来看国际事务,他们平时对追随哪条路线本来就有见风使舵的倾向。结果,他们选择了与军部的合作。

  在亚洲大陆推行军事和经济扩张政策,无疑也是对欧美列强的挑战。这个挑战,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变得更加容易。齐藤内阁登场时,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形态迥异的国家组织体系和价值观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德国,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革命的、恐怖主义的、种族主义的运动——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权迈进。他们公开的目的是摧毁凡尔赛体系,重整军备,为战争做准备。

  英国保守党就中国市场的控制权与日本竞争的意识强烈。1932年渥太华的大英帝国经济会议上,托利党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决议建立大英帝国内的英镑联盟,通过对帝国成员的优惠关税设置贸易壁垒。

  在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刚刚上任的新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处理经济危机。他支持自由贸易,尽可能地与更多的国家缔结互惠贸易协定以降低关税。特别是,他通过改革国家的某些严重的弊病,提出新方向,努力给民众以希望。但是新政的复兴政策放置了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尤其对黑人)体制,同时还有减少西半球和菲律宾对日贸易输出的倾向。

  至于苏联,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政策标志着非民主主义的重工业化。1932年,苏维埃政权在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它还着手增加军用飞机和坦克的产量,重新装备其“远东红军”——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日本在大陆的扩张。令人无可辩驳的是,有着巨大军事潜力的苏俄能成为日本战略野心的障碍,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威胁。

  日本的大陆扩张支持者强调了与美英的其他摩擦。尽管美英两国处理经济萧条的对策不一样,在对日政策协调上存在困难,但它们的政治家们都被描绘成在国内是徒有其表的民主主义的虚伪实践者,在国外是帝国主义现状的扞卫者——日本的新闻记者很喜欢这样描述。相反地,日本扩张主义的支持者很快暗示德国的纳粹抬头对日本来说是个好兆头。德国在日本之后退出了国联,成为英美和苏联的潜在敌人。1933年,纳粹德国也处于非常状态,与日本一样,正致力于民族和文化的复兴。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日本的“生命线”

  这样,日本的领袖们为了使他们在满洲的行动正当化而提出的思想观念,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非常时期财政和贸易联盟以及在国内的政治和思想体系的对立中找到了援军。1932年1月28日,在为裕仁及其近臣所做的“御进讲”中,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为陆军创立独立的“满洲国”做解释时,强调了国家安全保障的必要、资源和领土的不足。他告诉天皇说,“日满共同经营”,将使日本能够“抵挡外国的经济封锁”并“永远成为一个强国”。另外,掌握了整个满洲,还将解决到30年代末日本人口预计将达到7000万的“人口问题”,为日本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空间。

  松冈洋右(南满铁道会社前理事)也于1932年2月8日在宫廷“御进讲”,题目为“日满关系和满蒙外交史之一斑”。面对裕仁的提问,松冈用生物学做比喻,有些暧昧地强调了维持像日本和中国这样在人种上如此近似的民族间的亲善关系的困难之处。“这是一个生物学的原理”,他向海洋生物学家的天皇这样说。

  经常参加宫廷近臣讨论的近卫将围绕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置换为白黄人种之间的种族冲突,宣称日本人在精神上优于对手白种人。对近卫来说,满洲事变就是“一道穿透正覆盖日本周边的黑云的闪电”。他论述道:“即使满洲事变没在那个时候、以那种形式发生,迟早也一定会进行某种尝试,驱散这乌云,为日本的命运开辟一条道路”。在1933年2月发表的题为《改造世界现状》的文章中,近卫就人口压力与战争的因果关系发出了马尔萨斯式的警告:

  战争起源于领土与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不调节现在不合理的国际现状,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和平。为此,至少应承认“经济交流的自由”,即,废除关税壁垒和开放资源,以及“移民的自由”这两大原则。可是这些条件在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对日本来说,年年近百万人口的增长,使国民的经济生活受到沉重的压迫,”我们不能坐等实现,“不得已,作为今日生存的惟一之路,我们选择了向满蒙的进展”。

  对于近卫来说,自然法则的必要性、不可回避性和自我保护证明了日本征服亚洲的合理性。他这样嘲笑西方人:

  竟以世界和平的名义坚持审判日本在满蒙的行动。他们或是挥舞国联的公约,或是以不战条约为盾牌谴责日本的行动,甚至还有人以日本人就是和平人道的公敌那样的口吻嘲弄我们。然而真正妨碍世界和平的,不是日本而是他们。他们没有资格审判我们。

  对于那些认为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鲜需要领土上的“缓冲地带”以抵抗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人来说,一个“独立的”“满洲国”的构想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满洲国”的卫道士们还以其大量资源形成的巨大经济优势作为他们侵略的理由。及时建立的“满洲国”将成为一个生存空间,为日本不断增大的农村人口提供土地、家园和食物,同时它的煤、铁和农业资源将加速日本经济的成长,在此期间为未来与美国的持久战争做好准备。

  将帝国日本转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帝国” ,对在亚洲的西方殖民竞争对手拥有抗衡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寺内内阁所追随的“亚洲门罗主义”的重演。自给自足体制需要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只有当西方势力被认为是在恶意欺侮日本时它才会获得这种支持。自给自足经济也对日本资本家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当时,他们正在摸索减轻对外国资源和技术依赖的方法,准备将他们的国内投资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和化工业。

  满洲事变中,那些由日本舆论领袖鼓吹的夸张利己的对国际形势的解析中,没有什么比把满蒙描述成日本经济、战略和道德的“生命线”、“生存之惟一手段”更能有效地赢得陆军支持的说法了。生命线的比喻最早由松冈提出,激起了广泛的爱国主义情感。受到关于陆军在满洲行动错误报道的影响,许多日本人似乎很愿意与甚至是列强中最强大的国家对抗,以保护祖国、维护国家的荣誉。如果说对“满洲国”的承认和退出国联,导致了对国际法本身的抛弃,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国际法是西方的概念,是为了在一个有利于英美的时点把国际秩序固定化而制定的。日本将以发源于天皇的规范为基础,创建自己独自序列的国际框架,而天皇是道德的化身,比起英美所爱用的抽象的法律更为真实。

  近卫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日本人的这种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感。他在早些时候(1918年12月)所写的着名的论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就曾论述说白种人歧视黄种人,如英美那样的先进国家垄断殖民地,违背了“正义与人道”的国际基准。日本作为“黄色人种的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提倡“对维持现状的盲从”,而要提倡一个将日本放在世界的中心位置,以日本的视角安排秩序的“和平之标准”。

  这个将现时代视为富国与穷国的冲突、种族群体的对立的二元论观点,如今使近卫倾向于支持事变,提倡解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废止支撑它们的各种国际条约。在1935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近卫批判了国际联盟、凯洛格—白里安协定、九国条约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说:“意大利的政治家极其大胆坦率地说明了意大利为什么必须扩张。德国的政治家把德国需要新的领土的意向公然列入了纳粹纲领中。然而日本缺乏这种坦率。”近卫认为缺乏坦率的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脑袋里渗透了英美本位的思想,把以维持现状为基础的和平机构奉为了神圣。”

  尽管近卫因为这些强硬的主张经常受到元老西园寺的批评,但却得到了裕仁的赏识。无法证实天皇做出批准日本退出国联的决定是否受到了近卫的影响,但裕仁一直接触的都是列强出于人种对立的心态,企图遏制日本上升为亚洲的主导力量的观点。此外,我们还知道近卫的思想确实影响了与天皇最为接近的宫廷官员,以及各个方面的精英。这些精英,是舆论形成的重要力量。

  然而,最终是短期的政治考虑使裕仁与军部携起手来。裕仁看到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日本造成的既成现状,并从这个事实中获得了信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西方列强承认“满洲国”,但是也没有任何国家因其侵略行为对日本发动经济制裁。在裕仁看来,当务之急是稳定因首相暗杀事件、近臣遭袭事件和政变未遂而动摇的国内政治局势。他需要优先考虑的是避免与关东军司令的冲突,他需要关东军来守卫“满洲国”。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炮击山海关

  有关满洲事变期间裕仁的私人生活,除了河井弥八日记中的两页文件,和小说家小山伊都子称曾非正式地面见过天皇,读过宫廷文件而记下的几则轶事之外,实际上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献。

  时至1932年,裕仁和良子结婚已经8年。她生了4个女儿,其中3个活了下来,当时正怀着第5个孩子。那个夏天,满洲的形势迫使他们留在首都,无法去叶山御用邸避暑。每天,他们在各自随从的陪伴下度过很长时间,认真执行着有规律的工作日程。习惯上,裕仁7点30分起床,而良子稍微早一点。两个人不用仆人帮忙自己穿好衣服,早餐通常是牛奶和两个“女官”准备的食物。他们吃完后,一名女官摇铃,当班的侍卫们便知道可以进来并问候他们了。他们的一天从入浴开始,随后是各自进行户外运动。怀孕的良子的运动包括照看花坛或者在一名保姆的陪伴下打一场高尔夫球。到中午,裕仁从办公室回来与她共进午餐,然后去工作直到下午4点,再和她一起喝茶。他们在6点30分前后共进晚餐,9点前后吃些点心,通常是10点到卧室就寝。当良子不侍弄花园时,她便利用这个时间为满洲的部队卷绷带。

  1932年夏天至秋天是他们人生中最感压力的一段时间。他在艰难地处理满洲危机,而她则担心自己无法为皇位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来。他们作为国家的公人,一直过着严格管理下的生活,近来他们听从内大臣牧野、秘书官长河井和侍卫长铃木的意见,同意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照公主离开宫廷,住进皇宫内的另一座建筑。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反抗这一宫廷传统。

  在这种氛围下,1932年末的一天,良子皇后流产了。之后裕仁的压力开始增大,被要求添置侧室以完成他作为君主的责任。曾任学习院院长和宫内大臣,服侍过明治和大正两代天皇的长老田中光显伯爵开始在东京和京都物色合适的侧室。他们选出10位公主,其中3名进入最后一轮选拔。据说有一名公主(可能是最漂亮的)被召入了皇宫,在良子的陪席下和裕仁一起玩了牌。奉行一夫一妻主义的裕仁据称除此以外再没给过这位公主更多的关心。1933年初,良子再次怀孕,12月23日生下了明仁太子。他们的生活危机结束了。

  进犯热河以及日本退出国联后,关东军扩展了占领范围:1933年4月初,陆军进入了位于万里长城以南、北京附近的河北省。裕仁进行了干涉,侵犯行动暂停下来,陆军退到了山海关。但是5月7日,陆军再次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华北。这一次,裕仁事后虽然承认了此次行动,但是向侍从武官长本庄表达了他的恼怒。本庄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道:“陛下没有阻止这次作战的意图。只是不能容许这种违背统帅精神的行为。”当然,天皇还是容许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当月,关东军司令部发言人声明,热河已被并入“满洲国”。公开声明中没有表明,实际上还合并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外围地区。合并的决定既没有得到内阁的事先批准,也不是根据“条约的权利”。5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签署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建立大“满洲国”,并在河北东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至此,西方所关注的满洲事变结束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停战协定虽然使充满不安要素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稳定下来,而对立势力间的冲突反而增大了。中国的抗日游击队继续在“满洲国”征战。此后的4年中,“满洲国”和华北之间的“缓冲地带”被证实并不是一个和平地带,而是关东军不断向长城以内的华北五省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基地。但是,单是这个地区的存在,加上苏联有意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以及英国试图改善对日关系,这些都使裕仁相信国际紧张局势很快就会缓解。

  至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经济实力,选择了短期内对日本让步的道路,这位总司令现在可以集中精力与共产党作战了。可是,只要日本军队控制着满洲,并且摆出架势要将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华北,中日关系就永远不会恢复正常。无论是蒋还是中国民众都没有让日本的侵略侥幸得手的意思。

  在日本,相互争斗的势力也转向了国内舞台。皇道派的将领和支持者们仍然把持着实权,陆军和海军依然不和。在重巡洋舰“高雄号”上服役的28岁的高松亲王在他1933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说,陆军中笼罩着一种“法西斯情绪”,政治家们应该对此有所认识。停战协定使天皇很高兴,但是这还不够。“此时,要不为军队的胁迫所动摇,且要抑制财阀的利己行为,要想办法重建和谐之日本。”几个星期后,高松宫记述道:“如今国民财富的九成被大约一成的富人所掌握。”7月21日,他的担忧转到了 “无人能充分理解”的海军力量上,这不仅指“炮击山海关和上海事变”,还包括了整个危机中“陆军和外交的行动能量之大”。之后的几个月中,亲王注意到了海军以及整个社会中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迹象。1933年快要结束时,明仁皇太子的诞生使高松宫感到既高兴又轻松,他终于卸下了皇位继承人的重担。皇室血统无恙存续的消息也给国家带来了普遍的宽慰,虽然只是短暂的。

  1933年末,国家政策仍然处于不断波动之中,“满洲国”的殖民化未见大的进展,战争的热情却开始消退,而这些都不是军队首脑、官僚和新闻记者所希望看到的。由于担心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热情将会逆转,陆军的宣传者们采取了行动。大报的影片制作部门已在竞相出品有关事变的“视觉报纸”,或是新闻纪录片。大阪每日新闻社把它看成是扩大事业规模和提高收益的好机会,制作出一种新型的爱国影片,向国民展示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做什么。制片人水野新幸解释道:“共产主义和全体主义正处于相互争斗的状态。恐怖行为盛行各地。颓废主义流行,人心归趋不知所之。此时无论如何不能仅靠报纸的社论之类,应该利用我们平时考虑的电影的伟大力量,使国民认清思想混乱的状态和国际形势。”于是,一部受到广泛称赞的纪录片《非常时期的日本》在陆军省的协助下于8月摄制完成,1933年后期在全国各地上映。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

  《非常时期的日本》主要使用1931—1933年初收集到的生动的爱国主义形象的照片和场景,高度弘扬了天皇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是一部重要影片。在这个电影中,日本军部利用裕仁的精神权威,把扩张主义描写成帝国——以及他们自己——的道德使命。通过放映国民一体的各种感人的视觉影像,重新阐释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逻辑。

  电影由12个部分构成,陆军大臣荒木为其中一半做了旁白,他每次出现时,画面上都推出亚洲和太平洋的巨大地图和日内瓦的图片。荒木把军事力量等同于道义,用神话作为理解事变意义的参照系。他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个是神赋予“神国”的“伟大使命”;另一个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在电影的后半部,荒木从战略和文化两个视点对日本的使命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定义。这个使命就是“建设东洋式的和平乐土”,意指建设“满洲国”,在那里实现种族和谐。也就是说,荒木将日本的扩张讲解成了在“满洲国”实现反种族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主义的实践。

  对于荒木来说,日本面临的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同样严重。他宣称,“不分一二,心醉欧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已经到了日本民族自己的理想扫地出门的关头了”。此时,屏幕上出现摩登的情侣们在银座的舞厅中翩翩起舞,手牵手漫步于暮色中、繁华的东京街道上,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文化不断受到欢迎,日本民众开始受其影响的典型镜头。随后,推出的是皇军部队在满洲严寒酷暑中战斗,学校的女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给士兵们写慰问信,神社中的参拜者,与前面的镜头进行对比。荒木谴责舞蹈、高尔夫球、美国电影、女性的化妆和在公共场所抽烟、共产主义者和一切屈从西方的价值观陷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的人们。替代这种污秽的应该是传统的意识,比如农村生活、神道信仰和军队服役等。当务之急是要放弃对享乐的追求,为完成伟大的民族使命甘愿接受个人的痛苦和牺牲。

  通过电影,荒木拔高提炼了结束不久的满洲事变的意义。它是一个 “天的启示”, 释放了日本民众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是一个 “天的警钟”,提醒该恢复建国以来就支配日本的“皇道”的伟大原理。为了强调荒木的话,银幕上接连出现了琼琼杵天尊从天而降之地高千穗山峰、神武天皇登基、伊势神宫、橿原神宫、热田神宫、明治神宫、从二重桥上拍摄的皇宫、和1928年昭和天皇裕仁登基大典的映像,这些画面把神话时代和现在结成了一体。

  在影片的最后部分,荒木给国防下了定义,并说明了“精神动员”将如何使日本冲破“以国联为中心的全世界的包围攻势”这个环绕日本的“铁环”。伴随他的讲话,观众听到的是“君之代”的乐曲,看到的是昭和天皇在检阅士兵和机械化部队的列队行进,航行的军舰在鸣礼炮。荒木解说道:

  ……说国军的存在是道德性的存在也是这样的意思。作为我国,因为要特别扞卫空间的发展,即扞卫繁荣向上的精神和与天地共存的国家的悠久性,所以,我不同意一谈到这些,马上就以狭隘的地理意义以及对应的概念来论国防……我国的军队,既是皇军,同时也是国军。因此,军队的建军精神就是行使被认为是国德之本的三种神器所彰显的日本的天皇道。就是说,我认为日本军队的精神在于体现统率军队的神圣的陛下的精神,发扬国德即天皇的慈心宏愿。不为陛下以外任何人的命令所动的理由就在于此。

  声言军队是“国德”的体现,对外扩张展示了裕仁的“神圣精神”,荒木的目的在于引导观众接受他的整个论证的中心,即日本必须为精神总动员做准备。“9000万国民结为一体,捧翼奉皇。即为了推广天皇圣德,只要团结并进直到最后的5分钟、最后的最后,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最后胜利的辉煌”。蒙太奇手法的快镜头展示了爱国商人向军队捐献飞机,妇女接受军事训练,奔驰在路上的摩托车,国家的工业化,喷着浓烟的工厂的烟囱,人们快速而有活力地奔走。几个片断后,摄像机切入了“炮弹三勇士”出发奔往上海前线的镜头,他们在那里炸毁了敌人的营房。影片展示了他们勇敢精神产生的根源,最后放映了他们的墓地。

  随着影片接近尾声,镜头唤起了日本战胜逆境的情感。登山者们不屈不挠地穿过风雪攀登高山之巅。武藤陆军大将前往“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映出的地图上,一团黑云从遥远的日内瓦城市上空升起,快速地向东移动笼罩了日本。东京的群众欢呼着迎接日内瓦归来的外交官松冈,后者向皇宫深深地鞠躬。同时,日本伸展开来,撑开了箍住自己的铁圈。电影最后由已故明治天皇的三首战争诗结尾,诗歌暗示了精神动员的必要性,提醒观众没有巨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就不会成就伟大的事业。

  陆军第二个促进意识高扬的努力,是一本名为《非常时国民全集》,出版于1934年3月。这本书是一套七卷全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介绍军事和外交专家们关于“非常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15位陆军的撰稿人——代表了许多核心军官群体——试图提升民众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日本所面临的危机的认识。不过,从他们主要论述的思想中可以了解陆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了什么,没学到什么。

  新任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大将所做的序言显示了陆军仍存在着日俄战争那种过分简单的取胜心理。对林来说,未来的战争规模将非常宏大,需要国家总动员,但仍不过是日本经验过的战争的放大。参谋次长植田谦吉阐述到,国家备战意味着强化军备,“政治、经济、财政和所有其他的社会机构团结”成一个整体,完善战争的领导体制。其他的作者将国力的发展单纯等同于技术上的“充实军备”。没有人认识到20世纪中叶的工业化国家的战争,需要高效的生产力,大量生产以及没有受到科技落后以及农业萧条摧残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不过,陆军领袖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对日本社会官僚政治大重组的志向。

  陆军士官学校干事东条少将断言:“现代国防战争,将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部门”,需要建设军事、经济、思想和战略所有形态上都能够“一元化管理的国家”。满怀反西方的忿满情绪,东条详细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民主主义各国是如何进行反日本的思想战争的。今后,日本必须傲然自立,为了即将开始的“皇道文化思想圣战”,“向世界恢弘真的道义。”《非常时国民全集》的其他作者倾向于“将为全面战争而进行的国家总动员变成为了自给自足获取‘资源的问题’。”占据这些军队指导者思想的是对亚洲大陆的领土占领和与美英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从日俄战争后的战术和战略中受到影响的裕仁天皇相信,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优越的武器而不是优越的生产力。然而,与他的军事将领们不同的是,他对和英美决裂比较消极,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必要对政府机构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整顿,以及对整个经济实行即刻的军事化。这样做会威胁到皇室的稳定。这种认识区别既关系到变革的方向也关系到变革的速度。为了确保更大的行动自由以建设全面战争经济,军部的激进分子将不得不与天皇及其拥护者直接对抗。

  第三部分:圣战严惩支那军

  1937年7月8日(此为着者观点,中国为7月7日——译者注)清晨,北京郊外约30公里处突发了一起不祥事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与中国驻防部队在马可波罗桥(中国名卢沟桥)发生冲突。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马上得到了报告,指示将前一天晚上由短暂的步枪交火所引起的这个问题就地解决。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的卢沟桥附近地区的交火持续了3天。至11日,经当地双方指挥官协商,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大约3个星期,军队的指挥者成功地维持了停战协议。

  这时,军部内在对中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鉴于事态严重,正在双叶休养的裕仁不得不返回东京。分别以陆军省军事课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为主的一派认为卢沟桥事件是一个机会,因为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恼人的未决问题,比如说,“满洲国”从未得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标志满洲事变结束的停战协议也没有得到遵守,设在华北各省与满洲之间的非军事区经常遭到侵犯等等。如果将北京郊外的这场战斗当做一个挑衅的借口的话,那么所有与中国的未决问题都将会通过一场有力的军事打击得到解决,因为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难对付的军事对手,所以,应该立即将部队调至北京地区,“保卫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持这种强硬主张的军官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部军官和南满铁路公司(皇室为投资股东)的一些文职官员的支持,他们希望将公司的铁路线从“满洲国”延伸到华北,因此希望看到事件的扩大化。①

  而另一派由上层少数资深官员组成,以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及其部下第二课课长河边为中心。他们担心中国的情况变得太混乱,会导致把增强自身实力的军备资源转向对苏联防御上去。7月9日,近卫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延缓向华北增派部队时,主张就地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派的观点暂时占了上风。然而,扩大派早已在幕后进行活动,让本土的师团处于待机状态,并起草了增派部队的命令。当近卫内阁11日再次开会时,9日的决议被推翻,会议决定从关东军、朝鲜陆军和本土向华北派数千部队。

  此时,裕仁对华北事件首先考虑到的是可能来自苏联的威胁。一个星期前的6月30日,不守规矩的日本第一师团在阿穆尔河的干岔子岛上修筑防御工事。那里是北“满洲国”和苏联之间界限不清的边境,苏联军队也来到了岛上,随之发生交火,日本方面摧毁了两艘苏联炮舰。苏联方面则表现得比较克制,虽然调来了更多的部队和炮兵,但是没有立即反击。②东京和莫斯科互相指责,事态解决的尝试似乎就要开始。俄国人会不会沿着“满洲国”边界发动攻击呢?天皇在会见近卫首相、新陆军大臣杉山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之前,首先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亲王。

  “如果苏联从背后攻击的话,怎么办?”陛下问道。闲院宫回答:“我想陆军会回击的。”听了回答,陛下又重复道:“那不过是陆军的武断。如果万一苏联发动了攻击,怎么办呢?”殿下只是说:“那没有办法。”陛下因此看起来非常不满意。③

  裕仁想确切地知道应变计划,而闲院宫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是,尽管他对闲院亲王的报告很失望,还是同意了近卫内阁的决议,向华北派兵,在派遣令上盖上了他的印章。

  明知有停战协定,但是急于一下子解决所有与中国悬而未决问题的近卫内阁决定扩大事态,而天皇从一开始就默许了这一点。卢沟桥事件后的决议程序与满洲事变的模式有很大区别。那时是当地将校造成非法的既成事实,天皇事后明确地追认了他们的行动。而这次,近卫内阁主动与陆军的扩大派串联一气,裕仁也是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不扩大派的方针。另一方面,就某一点而言,这个成为中日战争起因的最初事件与早有预谋的满洲事变有相似点。7月8日,向驻扎在卢沟桥附近丰台的中国军营地的射击,是一名日本连队长在没有中央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任意决定的,目的是要制造“日本军受到攻击”的假象。尽管这次行动没有真正引起战争,裕仁后来在提到它时,还是责怪陆军将一场已经平息下来的小冲突扩展成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中国战争。④

  战争开始3年后,天皇回顾并详述了7月初那一天,当他仔细考虑在华北应该做什么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首先考虑的是不得不准备与苏联作战了,因此他认为与中国方面除了妥协和拖延别无选择。他为此与闲院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谈了干岔子岛问题。他们告诉他不用担心陆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即使与支那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对于裕仁来说这似乎是解释得通的,所以他很快将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转而与近卫首相商量召集御前会议通过决议解决问题。如果军部反对这个决议,到时再说。他与陆海军大臣和统帅部长也谈了话。他们没有使他确信究竟该走哪条路,但是“他们在对中国战争的时间表上取得了共识。这就很不一样。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行动吧。”于是对中国的战争就开始了。然后事态很快明朗起来,日本在中国的兵力不够。天皇说:“干脆把满苏边境的部队调过去。”但是统帅部告诉他:“那不行。”⑤裕仁对自己这个目光短浅的决定什么也没有说。

  1937年7月11日,近卫内阁向日本国民发表的政府声明称,很显然“支那方面”有计划地发动了武装抗日,因此,才下令向华北派兵。“但是,维持东亚和平一直是帝国的愿望,所以,为了不扩大冲突局面,政府今后也不放弃和平交涉的希望。”⑥日本国内的报道,强调了近卫内阁希望将战斗控制在北京——天津地区,毫无批判地、全面接受了责任完全在中国方面的主张。这时,昭和天皇在处理内部分裂、有着严重缺陷的军部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大概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但是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中,需要的是如何尽快结束。

  就在与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小摩擦不断发生之际,一场全面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裕仁对苏联介入的担心在减少,对内阁——外务大臣广田、陆军大臣杉山、海军大臣米内和财政大臣贺屋兴宣⑦——公开表明观点,反对将事件扩大到北京——天津以外地区感到满意。

  两个星期后,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派出的3个师团汇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2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广安门,发生了几次与中国部队的小规模冲突。这时,裕仁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7月27日,他批准了国家令,指示驻中国部队司令官“严惩京津地区支那军”,并且“命你们负责同地区主要区域的治安。”

  第三部分:圣战支那事变

  日本军的总攻击经过天皇的批准,严格遵从了东京发出的命令。只经过两天的战斗,日本军就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在这两个城市里,英国和法国都有范围很小的租界。⑨通过将驻中国部队的任务由保护日本居民变为占领中国领土,裕仁推动了事件的扩大,在华北导致了新事态。

  7月29—30日,新发生的事件,正好为日本以“惩戒中国暴行”名义重新推行的侵略政策提供了借口。位于北京东部的通州,是一个有城墙的小城市,处于跟日本合作的殷汝耕及其中国人保安队(经日本训练)的控制下。7月29—30日,保安队发动起义,趁日本驻军主力开往京津地区,攻击了没有防御的日本人居留地。起义激发了对日本占领者不可遏制的愤怒情绪。在学生和工人的支持下,中国部队杀死了18名日本兵,9名情报机关将校和385名城里的日本人,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23名朝鲜居民。

  在日本,通州大屠杀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好战情绪。日本报纸称其为“第二个尼港事件”,(1920年2—5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驻守黑龙江尼港的日本守备队和居民被俄国人全歼——译者注)却不提日本人对北方的侵略是从非军事区开始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在那里加工海洛因和鸦片然后走私到华北各省。报纸没有准确报道中国人暴行的真相。⑩木户对报道的消息感到非常愤怒,想必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8月2日,高松亲王与天皇讨论了通州事件,他提请天皇注意陆军中不扩大派的观点并不代表整个陆军。高松宫在日记中的以下记述,也许同样告诉了他的哥哥:“现在陆军内,这次对支那,要打得让它10年也站不起来的意见重又强硬起来,所以,有必要搞清楚这一点。”

  如此看这个事件,很难说日本政府是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一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一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国军队,巩固对北京—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一点上,近卫得到了裕仁积极的支持。裕仁中止度假返回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报告。正如历史学家藤原彰所指出的那样:“(近卫)政府真正想进行战争的意识在先,所以派遣了军队并扩大了冲突”,而裕仁完全支持了它。

  此时,蒋介石决定放弃北方,将战场移至以上海为起点的长江下游地区。这样有可能把外国势力扯进来,保卫它们在中国最大、最国际化城市里的本国居民。在上海,有日本人近22万,还有大约6000名欧洲人和近4000名美国人。他们中大部分都住在由外国控制的国际租界区。8月13日上海战役开始。第二天中国空军飞机参战,攻击了地面上的日本军队和海军的飞机,轰炸了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很快,海军大臣米内领导的海军省几乎立即变成了包括占领南京的扩大战争的主唱者。由蒋介石对帝国海军的这第二阶段,将“华北事变”转变成中日战争。

  在上海,总计约有11万—15万人的蒋介石最精锐部队和杂牌的“辅助部队”,与迅速增援的约12万名日本海军和陆战队对峙。8月15日,裕仁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战地司令官,5天后派出了上海远征军(主要由30岁左右、纪律性差的后备役军人组成)。大连第十旅团司令部所属的步兵第十二连队和第十一师团的一部分,进入待机状态,以备上海之需。

  紧接着,以长崎为基地的20架海军飞机第一次进行了4个小时的越洋飞行,轰炸了中国首都南京。这些 “96型远程轰炸机”是在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指导下,刚开发出不久的轰炸机,打算在未来对抗美国的空中战争中使用,山本急于测试它们的性能。17日,近卫内阁预见到胜利在即,于是正式决定放弃不扩大政策,仅仅以“惩戒”中国武装部队这一非常暧昧的名义进行战争。政府在声明中说:“帝国已经忍无可忍,以至不得已而采取坚决措施,惩罚支那军的暴行,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当然,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天皇的判断和赞同,正是它们推动了部队增援和战略性轰炸——否则,它将永远不会实现。同样重要的是天皇和内阁对中国人民及其抵抗力量的傲慢和蔑视的态度。

  8月18日,裕仁召集陆海军参谋总长,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建议。他说,战局“正在逐渐扩大,上海的事态变得很严峻,青岛的形势也不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多方用兵,战局只能拖延下去。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加大打击怎么样。”他还说,“以我们公正光明的态度而实行的”和平,只能通过这种巨大胜利才能达到。“不能没有收拾时局的方策。”——在这里,天皇成了他自己幼稚表现的受害者——“不能没有让支那反省的策略。”

  参见天皇3天后,统帅部递交了他们答复天皇提问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将摧毁中国的空军、军事设施、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但是只靠空中打击可能不足以使中国的军队和民众“丧失斗志”,日本还将占领华北的某些战略地点,与国民党军队直接交战,占领上海,对中国的海岸进行海上封锁。当时陆军和政府中有些人试图避免全面战争,而海军却强烈主张这个政策。裕仁认可了这份报告,只是对其中的向青岛派兵和占领上海附近的空军基地表示了担心。此时,裕仁再一次积极地,而不是勉强地接受了海军提督的观点,要求他的将军们果断地采取行动。

  在8月31日发布的“向华北派遣北支那方面军”的命令中,基于战争很快就结束的认识,裕仁的命令充满火药味:“摧毁敌人的斗志”,“消灭中部河北省的敌人。”但是按照他的意思,命令中删除了向青岛派遣部队的内容。之后的两个星期中,裕仁批准了为增援战斗已陷入僵局的上海地区而准备的6次部队调动。9月7日,天皇批准了部署3个师团和台湾驻军赶往上海前线,同时,出于对苏联的戒备,他命令派遣其他部队前往满洲守卫。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强烈反对增强部队,因未能阻止而辞职,后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副长。

  在中国的战争一开始,就出现了如何定义日本战争目的的问题。1937年9月4日,陆军大臣杉山在对指挥官的训示中指出:当前的事态“与帝国曾经历过的所谓事变完全不同,已经转变为全面战争,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同一天,裕仁在致帝国议会开会式的诏书中表示,尽管他一直全神贯注于“通过与中华民国的合作来确保亚洲的安定……然中华民国没有完全理解帝国的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我对此感到遗憾。如今,我的部队正在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只是为了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的和平。”

  日本需要不宣而战。因为石油、钢铁、棉、铜都依赖从美国进口,日本领导人担心如果日本因为宣战而成了正式的交战国,美国可能会拒绝输出这些战略性物资。以“事变”而不是以战争的名义作战,可以使美国的工业界和原料出口业界回避美国1935年的中立法案和1937年5月被进一步强化的同法案。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手段,美国商业界急切想继续这些生意。

  包括以往的3次对外战争,日本不愿清晰定义战争目的的其他原因,更多属于精神上的。毕竟,日本存在着官方神学,大量神学家,包括大学教授、禅宗和日莲宗佛教僧侣以及政府官僚等都是信者。根据它的阐释:天皇是一个活着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它的战争自然也是公正的,永不会侵略。因此,它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通过“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占领下,这是被占领民众的幸事,绝不是殖民地扩张。自然,对于那些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因此,从战争初期,日本政府就反复将“支那事变”称为神圣的战斗,即“圣战”。战斗拖得越久,思想家们就越是坚持用“圣战”这个词。它表达了在天皇仁慈统治下统一世界(“八纮一宇”),使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国家使命。

  第三部分:圣战军事干涉

  到了11月初,中国的战争使近卫首相、天皇和陆海军统帅部清楚地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最高指挥机构,以统制战地部队实施国家政策。10月已经建立了一个内阁计划委员会。11月27日,裕仁在近卫的建议下,下令在宫中成立“大本营”(天皇的司令部),这是一个纯军事机构,裕仁通过它可以行使大元帅的宪法职权,使陆海军能够更加统一行动。从此,一周中有几天的上午,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部长,陆相、海相、陆海军的作战课课长和裕仁的侍从武官长都会在宫中商议几个小时。大本营有200多人,最初更近似于一个随意的军官聚会,而非近卫原来所设想的,是一个有效的经营战争并且协调政治和战略的机构。

  同时,也是在近卫的推动下,1937年11月19日,组建了一个政府内部的联络组织: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近卫希望陆海军统帅部与政府能进行更紧密的协商。会议的目的是协助将两个军事部门的决定和要求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政策和对策统一起来。这个联络会议从一开始也是一个临时的,很少召集会议交流情况。

  联络会议的最终决议在有裕仁亲自参加的特别会议上进行决定和正式公布。这些“御前会议”(天皇会议)既不是依照政府规定设立的,也与宪法程序无关。然而由于是天皇召集并批准了会议的决议,当时的日本人就认为御前会议是合法的,即使实际参加会议的只有首相和财政大臣等少数国务大臣。从1938年1月11日到1941年12月1日为止,御前会议至少召集了8次。参加御前会议的人除了天皇以外,还有陆军参谋总长及次长、海军军令部部长及次长,陆相、海相、首相、藏相、外相、枢密院议长和计划院总裁。陆海军的军务部长和内阁秘书们不能参加御前会议。除了1941年的两次重要的御前会议,报纸都在会议之后立即向公众进行了报道。报道都很简练,包括会议参加者和他们的服装,同时强调决议为全员一致通过。

  裕仁主持御前会议,并批准那些不仅影响着日本命运、而且受日本政策牵连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命运的决策。御前会议通常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之后举行,而在联络会议上,各个利益党派达成的决议中就有天皇的参与,所以昭和天皇对将要“决定”的事务内容,事先就已经掌握。从根本上讲,御前会议的目的是为裕仁天皇提供一个表演的场合,就好像他是一个真正的立宪君主,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只是依从顾问的建议在批准事项。在这些会议上,文职大臣们身着晨礼服,军事官员则是正装军服。然而,这些戏剧性的要素掩盖不了会议的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的御前会议都是同样形式,天皇在所有的会议上也并不是都缄口不言。

  御前会议是将“天皇意志”合法地转换为“国家意志”的工具。因为每个参与审议的人都可以声称他们是顺应、根据和在天皇独一无二的权威之下行动的,而天皇则可以声称他是依照国务大臣的建议行事的,所以,御前会议分散了承担责任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日本的无责任习惯的最高体现,因为它支撑了4个不同的假象:(a)内阁拥有真正的权力;(b)内阁是天皇最重要的顾问机构;(c)内阁与军统帅部之间对需要商议的事务经过妥协达成合意;(d)天皇是一个被动的君主,仅仅是批准那些提交上来的各项政策决议。但事实正好相反:一个无力的内阁,一部被阉割的宪法和一个强有力的天皇。他通过各种不同的干涉方式,间接地、但每一次都是决定性地,积极地参与了侵略的策划并引导了实施的全过程。

  大本营的主要成员都向裕仁提出建议,但是能将天皇的命令传达给陆海军战地指挥官的只有统帅部长。通过大本营,裕仁对陆海军行使了最终指挥权,其中包括直接听从天皇指令的战地部队:关东军和在中国的方面军。通过联络会议,天皇和统帅部试图与文职政府在政策上协调一致。但是事实证明裕仁不可能实现战争领导上的协调和统一,因为大本营再次促发了陆海军之间的对立,而联络会议是建立在——各国务大臣分别并且是独立辅弼天皇的原则基础上的——最终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遵守。

  此外,内阁(从总体上)无法控制它的军事成员,因为它的统合能力很弱,另外陆军和海军大臣在内阁的地位独特——享有单独辅弼天皇的独立权限。海军既担心陆军会控制大本营,又害怕削弱自己独立的“统帅权”,在它的竭力主张下,首相和文职官员被排除在大本营之外。裕仁批准了这种设置,但是这种设置降低了效率,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妨碍了与文职机构的情报交换和协调。

  大本营的设置,使裕仁体会到作为一个积极能动的大元帅在行使权力时变得容易了,而这是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也未做到的事情。天皇的最高命令,被称为大本营陆军令(大陆命)和大本营海军令(大海令),在直接传达给各方面军司令官、军司令官、经常还有师团长和舰队司令官的过程中,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起的是“传声筒”的作用。实际上,天皇不可能对大本营的所有命令都进行详细检查,但是对于这些命令的最高类型——天皇的最高统帅命令,在统帅部准备传达之前,都要受到裕仁的仔细检查。

  统帅部长根据大陆命和大海令发布的较为重要的命令和指示亦是如此。首先是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课起草命令,部课长进行修改,然后沿着指挥系统传到次长和总长处,最后,在命令发布之前提交给天皇取得他的许可。就这样,裕仁不但作为一种力量推动了日本整个战争体制,而且作为可以自由行动的个人,仔细地审查和批准了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战略和命令,因此,天皇的责任是巨大的。

  裕仁与大本营之间通过调查问题、告诫以及向统帅部和陆海军大臣认真重复他的指示和质询的方式相互作用。此外,他还学会了如何利用他的地位不断地向他们施加心理压力。平时,他行事温和,可以说更像乔治·C·马歇尔的礼貌仪态,而不像乔治·S·巴顿的风格。然而,他的“质询”相当于命令不能无视。天皇希望变更现行军事行动时,有时也会遇到反对意见,但是只要他坚持就会如愿——即便那意味着统帅部长不得不否定那些与天皇的政策相左的作战部长以及重要部局长们的主张。简言之,统帅部要对一个精力充沛、行动主义的天皇负责,他们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对中国的战争。陆海军大臣也是如此,他们也受到裕仁质询的管制,有时候要做他的出气筒。

  此外,有文献史料为证,在各种关键时刻,裕仁不但参与制定战略、决定战役计划、选定时间等,而且还对进行中的现地军事行动进行干涉,以至于如果没有他的干涉某些变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且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有时甚至每天如此。他还监管、甚至偶尔评论方面军司令向下属部队发布的命令,尽管不能确定他做到了什么程度。

  裕仁即位以来一直听取的内阁非正式报告(内奏),1937年以后由于大本营的设置而得到了加强,它对裕仁的大元帅角色提供了正规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讲,内奏属于天皇提问(御下问)上奏者回答的问答式会见。通常的参加者是统帅部和某几位特定阁僚。这种会见有时已经流于形式。在这些会见中,天皇默不作声地接受大臣或者统帅部的书面或者口头报告(上奏)。在内奏过程中,情报和意见的交换甚至会引发对政策、战略、甚至战术的讨论,然后以日本式的“意见一致”达成决议。其结果是,在内奏后再形成的内阁决议实际上是预先决定好的“成品”。它反映了裕仁的思想,因此不会再被修正。

  第三部分:圣战“洗劫”南京

  10月下旬,上海及周边地区的阵地战显露了临近结束的迹象。11月9日,中国陆军开始了部分撤退。上海市约5平方公里的城区和大部分的郊区被来自陆海空的轰炸所破坏。将近25万中国人被杀害,包括许多在前线战斗的妇女和儿童。日本方面的死亡人数是9115名,受伤人数为31257万名。11月中旬,中国军队的抵抗全线崩溃。当时的形势是,中岛今朝吾中将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在长江沿岸的白茆江没遇抵抗地成功登陆,并且将与一周前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的柳川平助中将率领的第十军会合,对中国军队造成威胁。丧失了斗志、组织混乱的蒋介石士兵,暴露在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猛烈轰炸和机关枪扫射下,还有日本炮舰的炮轰之下,他们穿过长江沿岸的村庄和城镇慌乱地撤向约300公里之外的南京。

  日本军拥有装备优势,但是休息和补给严重不足,尽管如此,日军各纵队继续向西推进,对中国军队进行紧急追击。上海派遣军当初的目的只是在上海地区从事有限度的战争并避免与英国和美国发生摩擦。然而,随着战地司令官无视东京的上级指挥权开始独断滥用职权,这些制约都被置之不顾。第一次与中国普通平民直接接触的部队(他们在整个上海战役中一直都在杀害俘虏),现在被命令可以无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别。例如,11月11日的步兵第六连队第二大队的攻击令名言:“一般良民皆于城内避难,因此,所有城外者均按怀有敌意者论处予以消灭。”“烧毁房屋、准备物资便于扫荡行动。”

  向南京进军的日本军各部队沿主要干道和铁路干线向内地推进时,烧毁劫掠村庄和城镇,对大批中国军队和避难的平民进行了追击。12月1日,裕仁新设立的大本营命令第十军和上海派遣军从不同方向包围南京。第二天,朝香亲王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当时健康状况不佳的松井石根大将被提升统帅中方面军,这支部队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组成。12月8日,朝香率领的部队开始攻打南京防御阵地。只经过了5天的抵抗,拥有大约40到50万人口、有城墙环绕的南京于12月13日陷落。

  没有任何“洗劫”南京的命令。大本营也没有下令将消灭全体敌人作为南京包围战役的最终目标。不过,确实有不留俘虏的明确命令。南京一陷落,日本兵便开始集体处决俘虏和缴械投降的逃兵。他们还进行了空前的、作战计划外的纵火、掠夺、杀人和强奸等残暴行为。由此导致的大屠杀在城内和附近6个村庄持续了3个月,远远超出了前期在上海战役和沿着中国军逃往南京的路上所犯下的暴行。中岛中将的第十六师团仅在进入南京的第一天,就杀害了近323万名中国俘虏和逃兵。不过日本人的估算将这个总计降到了24万人。

  当松井和朝香将军坚持要在12月17日骑马沿着宽阔的南京主要大街行进举行胜利游行时,朝香的参谋长饭沼守命令第十六和第九师团加强对被占领的南京及其周边村庄进行扫荡,以保证皇室亲王万无一失。12月16日晚到17日清晨,已取得了战斗胜利的日本军围剿了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武器、褪去了军服,在拼命逃跑的中国残余部队,单是在南京城内就杀害了超过17万名的成年男子和未成年男子。如此同时,第九师团在南京的外围行政区域加强了歼灭作战。

  12月17日下午2点,在海军大将长谷川陪同下,松井将军向东方的皇宫遥拜,并在前国民党政府办公大楼前升起太阳旗,以此结束了胜利庆典。松井高呼三遍:“大元帅陛下万岁!”集结的2万多名战斗部队——相当于占领南京部队的1/3,也同声唱和。

  关于南京城墙内和近郊农村的中国牺牲者总数,至今仍在激烈地争论中。日本人估算的比较适当的数字为“不少于20万人”同时他们也承认实际数字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战后东京战犯法庭接受了“20万以上”的平民和俘虏于“最初的六周内,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被杀害”的估算值。在南京举行的战犯审判接受的数值是“30万人以上,”后来中国又将牺牲者人数提高到34万人,但是这个数值未被证实。1937年12月,西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最初报道以有限的来自市内的消息为基础,推测在最初几天被杀害的人有1万到2万以上。谈到导致日本兵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罪行的特殊的战场状况,日本历史学家们最常论及的是军纪的败坏、种族沙文主义、报复心理和“心理上的极度愤怒。”

  强奸受害者的人数也处于争论之中。当时的外国观察员估计,在占领初期,当日本帝国陆军将南京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完全隔离封锁起来时,每天大约有1000名各年龄层的妇女和少女遭到性攻击和强奸。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3月下旬,军队的秩序得到恢复为止。此时,“慰安所”的数量开始激增,在里面被迫充当妓女的是从日本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妇女。陆军在华中新建了一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3个月前在北京建立的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相对应。然而,对中国平民的大规模暴虐行为仍在继续。从1937年7月对中国战争开始到1939年末,共有420名日本士兵因强奸和杀害中国妇女受到军事法庭判决。但是,没有一名日本士兵因此被判死刑。

  当时有几百名日本记者和新闻纪录片摄影者在中国做随军记者,相比之下,欧美记者为少数。然而,只有后者向世界报道了事实真相。受到审查的日本新闻界被禁止引用国外批判日本的新闻报道。没有报纸提到屠杀、战争犯罪、对平民的恐怖行为和强奸,被提及的仅仅是在南京抓到许多俘虏,大量中国人的遗体没有被掩埋。不过,2名日本军少尉比赛用军刀砍死一百名中国士兵的消息在南京被占领之前倒是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出现过几次,为了解日本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暴行提供了线索。在日本,只有像基督教学者矢内原忠雄那样极有洞察力的日本读者和能读到外国报纸的人才知道真相,才能意识到身着军服的杀人者犯下的罪行与日本理想化的自画像差之千里。

  第三部分:圣战南京暴行

  皇室成员都听说了大屠杀和几近全面崩溃的军纪情况,其中包括良子皇后的叔父、50岁的朝香亲王,他在松井大将指挥进攻南京时任司令官,是大屠杀最激烈时南京城中最高将领。陆军航空本部长、49岁的东久迩亲王也是良子皇后的叔父。陆军参谋总长、71岁的闲院亲王。当然,陆军大臣杉山也掌握这一切,还有许多大本营高中层军官。众议院议员,后备役的江藤大将也知道。外务省无疑也知道,其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记中吐露道:“上海有信来,详细报告了我陆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触目惊心。天哪,这是皇军吗?”战后,作为外交官,老练的中国通重光葵记述了当时他是如何“为了补偿占领南京时犯下的罪行,做出极大努力促进对中国善政的。”

  因此说,近卫政府知道在南京的强奸和抢掠,而经常听汇报的裕仁却不知道,这看起来不太可能。裕仁位于指挥系统的顶部,在最初阶段,即使指挥系统有缺陷,也很难使他对高层或者中层的决策不知情。他密切关注着日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浏览外电,每天阅读报纸,并经常就他在报纸中发现的问题询问近臣。作为批准夺取和占领南京的最高司令,作为国家的精神领袖——赋予“惩戒”中国以合法性的人,无论是宪法上的责任还是最低限的道义上的责任,他都有关注军纪的义务,哪怕是非公开的。然而他似乎从未这样做过。

  对他的部队在上海-南京战区的行为,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发来的抗议越来越多,这也许引起了裕仁天皇的注意。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引起了最高指挥部和外务省的注意,更不要说一些议会的议员了。就日本陆军在南京抢掠美国人的财产,亵渎美国国旗,美国大使格鲁曾经两次正式向外务大臣广田提出抗议。之后,广田在1938年1月中旬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外交官日高信六郎在南京陷落后不久访问了那里,他也向广田做了详细的报告。尽管是推测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他很有可能在1月下旬向天皇汇报了那里的暴行。日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与纳粹党员的德国人约翰·拉贝有私交。南京市中心的西方人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难民提供避难所,拉贝是安全区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日本人在中国的恐怖行动》(1938年)的作者、《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哈罗德·J·廷波利也是日高的个人朋友。另外,日高还与《纽约时报》特派员哈利特·阿本德就南京事件进行过讨论。日高甚至向外务省转达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们的抗议,包括拉贝和南京大学教授刘易斯·斯迈思所写的抗议书。如果日高或者外务大臣广田向裕仁汇报过陆军的暴行的话,那么事实上他应该知道得非常清楚。

  然而,我们假设裕仁没有得到当局任何人就他的士兵在师团、连队、甚至是参谋的命令下,违反国际法而进行的大规模屠杀的实际情况的正式报告。即使如此,他还有来自非指挥系统的关于陆军军纪败坏的间接情报,比如国内外的报道,或者还可能从他的弟弟们那里听到传闻,从而了解被占领的南京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确实拥有这些间接情报,他应该下令秘密进行调查,但是没有关于天皇下令调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纪录。相反,却有裕仁对于皇军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事实记录。从皇军占领南京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军队的行动。还有一件同样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事件初期,或是杀戮强奸的整个时期,裕仁没有任何公开表达他的不快、愤怒或者是遗憾的举动,而是积极地鼓励他的将领们在促使中国人“反省”的国策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南京陷落的3个多星期前,即新大本营设立的11月20日,裕仁向中国地区的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发出诏书,赞许舰队官兵与陆军合作,控制了中国的沿海,并阻断了其海上运输线。同时他告诫说:“前途尚远,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奋斗,取得完全胜利。”

  4天后,在参加第一次大本营的御前会议时,裕仁对中国中部方面军司令松井大将的进攻并占领中国首都这一重大决定予以事后认可。会议期间,陆军参谋本部的下村第一作战部长对部队的作战计划作了说明,他说因为赴中国华中的运输部队及炮兵部队距最前线尚远,所以“方面军的航空队要与海军的航空兵协力,轰炸南京及其战略要地。”因此说裕仁对轰炸和用机关枪扫射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计划是相当清楚的,他是在此基础上批准了作战计划的。他(事后)认可了撤销对陆军在作战范围上所有的限制,陆军和海军在没有东京事先授权的情况下对南京发动猛烈攻击期间,他没有任何表示制止他们的举动。12月1日,在对南京的轰炸以及海上、陆地的攻击开始几天后,裕仁向松井大将发布了正式的攻击命令:“中支那方面军司令要与海军协同行动,夺下敌国首都南京。”(大陆命第8号)

  当时,与其他大多数高级将领一样,裕仁支持强有力的打击将会使蒋介石跪地求饶并使战争结束的观点,因此,他一直急切地想在“敌人的首都”进行一场决定性战役。结果,天皇不顾松井和朝香的行为所带来的外交上的危害,公开褒奖了他们。12月14日,南京陷落的第二天,他又向统帅部传下御旨,表达了他对攻陷并占领南京的报告的满意。1938年2月,当松井大将暂时离任返回东京时,裕仁赐其诏书一份,表彰他伟大的军事成就。而朝香亲王一直到1940年4月才领受了对他的嘉奖——金鵄勋章。裕仁就是如此间接地行使他的权力赦免了军队的犯罪。尽管他可能私下里对南京发生的一切感到沮丧,但他没有公开提及过,对日本的俘虏政策也没有表示任何关注,或是为改变日本的俘虏政策做任何事情以示补偿。

  日本陆海军官兵都在南京实施了暴行,陆军还炮轰了中国难民船和英国炮艇“瓢虫” 和“蜜蜂” 号。与此同时,两架日本海军飞机蓄意轰炸了美国军舰“帕奈号”,此舰停泊在距离南京约40公里的长江上游,船上载有外交官和欧美的新闻记者及摄影师。伤害之余又添侮辱,当“帕奈号”的船员和乘客放弃燃烧的舰船逃生时,乘摩托艇的日本兵登上舰船,向最后一艘奋力划向岸边的救生艇射击。这次事件中3名美国人死亡、另外3名重伤。关于这一事件,就在英国和美国新闻界开始报道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时,传到了西方。这两个事件给美国的公众舆论留下了日本军队侵略成性、残忍、任意妄为的印象。他们攻击了2个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径批判最猛烈的强国的军舰。而且,这些事件还形成了对日本的新认识,即日本直接威胁了美国的安全。

  第三部分:圣战“帕奈号”事件

  近卫和帝国海军马上道歉并支付了220万美元,作为对他们称之为“误炸”击沉的“帕奈号”的赔偿。而裕仁对这次造成的损害,又一次没有采取任何个人行动,尽管向罗斯福总统和乔治六世国王致电,表达一下他的遗憾之意并不是一件难事。很明显,天皇和近卫内阁都没有掌握日本刚刚在军事和外交上这一失误的整体情况。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忘记、也不会原谅大屠杀和击沉“帕奈号”事件。“洗劫”南京的消息被广泛传播,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通过这个多棱镜,中国人看到了此后很长时间里与日本的全面战争。   在饱受萧条折磨的美国,关于大屠杀和击沉“帕奈号”的报道很少有被安排在头版。有关亚洲的报道瞬间提升了国际局势的紧张度,进一步刺激了一直都存在的反对日本、支持中国的情绪。自从19世纪后期,美国就倾向于不仅将中国看做一个待开拓的市场,还将其视做实现他们的理想主义和良好的对外关系的合适场所。罗斯福总统因拒绝批准制裁脆弱的日本经济,受到联合抵制销售进口日货的新运动的批判。此外,美国主张海军扩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当时处于第二届任期却仍然无法支配外交政策的罗斯福,派海军作战局长罗亚尔·E·英格索尔到伦敦参加海军磋商,讨论为抵抗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侵略,与英国合作共同对抗的可能性。

  “帕奈号”事件一时间也引起了美国人对裕仁的注意。12月14日,《芝加哥每日新闻》以通栏标题《考虑与日本断交》,警告除非“日本天皇”迅速答复“罗斯福总统对道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攻击事件的要求。”在“美国要求天皇承担责任”的标题下是一幅画,画中身材矮小、戴着眼镜,身穿军服的裕仁骑在高大的白马上。这家报纸暗示裕仁是一个拥有政治实权的天皇,因此应该对击沉美国战舰承担责任。然而,像这样现实主义的报道是极为少见的。

  1938年,日本开展全民总动员以支援在中国的战争,此时,裕仁面临着需要协调国家统治阶层内部意见分歧的局面。照片为裕仁在东京代代木练兵场陆军阅兵的情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倾向或是将日本看做磐石一块的政治实体,或是将矛头都对准“日本军阀”、“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军事主义者”。12月14日,《洛杉矶时报》就罗斯福关于“帕奈号事件”给天皇的照会发表了社论:

  希望读者们注意日本的武装部队处于天皇单独控制之下这一事实,而不是……一定要服从于内阁代表的日本政府……当然,至于日本的高级指挥部实际上是服从于天皇,还是支配天皇,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是日本的机构中存在着一种双重性,使得与日本政府的交涉很困难。

  然而,《洛杉矶时报》对天皇的实际权力的问题未有定论。

  根据这些大城市报纸的判断,裕仁基本上不参与日本的政策决定过程。毫无例外地,他在美国人的头脑中主要是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而存在(如果他存在的话)。1937年以后,美国与日本关系逐渐恶化,但也没有破坏这一固定的天皇形象。直到珍珠港事件为止,美国人对日本天皇的主要印象一直是一个不进行统治,只是君临的君主——不参与政治决策;被政治决定所支撑;不影响顾问们的意见,总是并且无论如何都听从他们的建议。这些假定既是错误的,同时也很顽固。受早期美国人对明治天皇固有的错误印象的强化,这些观念在珍珠港事件后很长时期仍然存留着。在这个固定的“傀儡”形象的影响下,美国人对于裕仁,以及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决策过程的认识一直偏离于现实基础。

  第三部分:圣战八年抗战

  未经宣战的对中国战争将持续8年,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搭建了舞台,也为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并导致了日本最终的失败。在这些年中,昭和天皇有多次机会可以考虑停火或者促使和平提早到来。第一个机会也是最好的机会是攻打南京,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乱了阵营。蒋希望通过呼吁与中国签有国际条约的友好国家的干涉来结束战斗。但是,由于战争危机笼罩着欧洲,那些主要大国无意向中国提供积极的援助,而在美国,孤立主义则开始抬头。

  1937年11月,在英美提案下,“九国条约”签署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日本拒绝参加。会上,国民党政府代表甚至没能说服与会者将日本定为侵略国。布鲁塞尔会议没有形成制裁日本的决议。会议一结束,近卫内阁和大本营立即扩大了战斗区域,根本无视进攻南京将会给其他签约国造成生命和财产危害的后果。11月下旬,武力已无法保卫南京,蒋介石曾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减缓日本的进攻,如今绝望的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此前德国的调停提案。东京的参谋本部也希望如此。之后德国驻中国大使奥斯卡· 特劳特曼试图恢复日中和平谈判,但是没有成功。

  南京陷落的第2天,12月14日,近卫在新闻发布会上示意,政府对和平谈判的态度有所变化:

  接到南京陷落的捷报,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前,站在同文同种的5亿民众的立场,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药的迷妄而悲哀。国民党政府无论是外交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走到了反日的极限。而他们却没有对其后果承担责任。放弃首都,政府分裂。很显然,就在其正沦落为一地方军阀的今天,仍丝毫无反省迹象。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方针。

  近卫和他的内阁现在提出了严苛的条件。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与日满携手抗击共产党,允许日本部队无限期驻扎,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参谋本部中的不扩大派仍希望早日结束在中国的消耗战,因此希望11月开始的特劳特曼的和平调停能继续下去。他们现实地指出,日本拒绝承认国民党政权将会“驱使(蒋)集中所有力量反抗日本……这必然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策动相呼应……为了这场持久的战争,帝国在长久的未来将不得不耗费巨大的国力。”

  1938年1月9日,新设立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中国战争政策。为了取得内阁形式上的承认,题为“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的文件被送交内阁之后,近卫向裕仁做了汇报。第2天,近卫要求天皇召集一次御前会议但不要发言,“希望陛下只是亲临便可,不必表态。”裕仁和近卫考虑的不光是要牵制参谋本部中不扩大派的意见,还希望阻止德国对日本事务的过度影响。1月11日,御前会议终于在皇宫举行,会议开始前30分钟,为回答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对“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的提问,出席者们先开了一个特别会议。

  阁僚们对平沼的顾虑给予了圆满的解答后,会议于下午2点在天皇“郑重出席”下召开,听取了外务大臣广田的见解。广田认为特劳特曼调停没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我们必须强化战争,以此来达到结束与支那战争的目的。”代表参谋本部讲话的闲院亲王说:“将国民党政府视为完全失败的政权,并依此制定政策,希望慎之又慎。现在我还有一点保留。”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了会议的一致意见。然后,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一份文件,明确说明如果国民党政府完全拒绝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日本将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将向其他比较顺从的政权提出和平方案。自25年前,大正天皇批准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第一次御前会议,身着军制服的裕仁主持会议并批准了会议决定。近70分钟的会议上,裕仁一言没发。通过这种方式,他看起来好像对事态保持了天皇的中立立场。事实上,较之参谋本部的提案,他强烈支持的是对中国强硬的军事方针。

  1938年1月:随着军部在政治决策中发言权的不断增强,裕仁的政治权力也在增大。首次出席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时,他一言未发,支持对中国采取比陆军参谋总部提议的更为强硬的军事政策,对继续推动战争的主张予以赞同。当中国没有按时答应东京苛刻的条件时,近卫内阁突然中止了协商。1938年1月16日,近卫发表了预先准备的声明,称日本从此不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两天后,他又发表一个补充声明,明确表示撤销承认国民党政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抹杀”蒋介石政权。这个目标尤其得到了海军大臣米内的强烈支持。最重要的是,此后无论是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还是御前会议上,就继续和平谈判这个重要问题,昭和天皇没有支持过参谋本部。相反,他倾向于支持更为强硬的海军路线。

  反对在中国进行全面“歼灭战争”的陆军中的反对者们仍试图使他们的观点受到关注。就在近卫发表着名的“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前夜,闲院亲王试图在近卫首相上奏之前直接向天皇上奏一次但没有成功。1月15日晚9∶30,当裕仁终于听取闲院的汇报时,他已经打定主意继续战争而不是进行谈判。“南方还残存一股中国的抗日军队,日本军对此有什么考虑吗?”他询问亲王。裕仁的其他问题是“尽量不出面,以顾问的形式”间接地支持华北的傀儡政权是否更明智,陆军对付“游击战”有什么计划,对“中国的回答”有什么准备等等。裕仁的质询主要都是涉及作战行动方面,但他最后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对参谋本部不扩大派的间接而又冷淡的批评,因为他们把已经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的事情又作为问题重新提了出来。由此,不扩大派再一次受到抑制。在对中国战争的问题上,裕仁与近卫和海军省中强硬的扩大派的观点相同,推动了以武力促使事变早日解决。

  第三部分:圣战进攻武汉

  1938年3月,在第一届近卫内阁的领导下,日本对中国的战争陷入了长期的消耗战阶段。中间是近卫首相,左侧是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右侧为陆军大臣衫山元。最后一排左侧是近卫的朋友木户幸一。如今,近卫内阁开始了对中国战争的第二个激烈阶段,本阶段持续到1938年12月。从卢沟桥战役开始到这第二阶段为止,日本官兵的伤亡情况:战死62007万人,负伤159712万人;在中国和“满洲国”死于疾病者总数为12605万人。在随后的2年中,日本战争伤亡人数大幅减少,但仍保持着很高的数字。1939年,战死30081万人,负伤55979万人,到1940年,死亡人数下降了几乎一半,战死15827万人,负伤72653万人。死于疾病的人数仍然相对稳定,平均每年超过115万人。重要的是,无论是军事上或是政治上,日本都丧失了能够控制中国战争的希望。

  1938年间,中国华北、华中及华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都被日本陆军占领,辽阔的内陆村庄和山区则成为中国游击队的根据地。在对中国战争将他们视为“土匪”,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主力攻击都指向了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陆军的航空部队也是同样,在此期间他们向中国华北和华中的内陆地区发动了5次长距离轰炸作战。而对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军事设施,只是在1939年10月进行过2次轰炸。主要的空袭目标一直都是重庆。直到1941年,陆军才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同时,随着1938年10月对武汉和广东的占领,日本军的地面进攻达到了顶点,之后转入了战略防御状态。

  在陷入一场僵持战而且看不到胜利前景的情况下,日本领导人坚持进行战争,与其说他们不愿意改变最终目标,毋宁说是似乎已无法改变。在国家总动员、严格的新闻审查和前所未有的高军费背景下,他们开始实施许多和平花招。这些花招的重心在于利用中国国民党与其国内敌人的对立上面。1938年11月,近卫首相着名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便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节。近卫表达了他希望通过蒋介石的敌人与中国达成和平的愿望,他所说的敌人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一派领导人——汪精卫。这种以政治谋略补充军事行动的特别尝试,最终以1940年3月末南京汪政权的建立和1940年11月《日华基本条约》的签署达到了顶点。但是,近卫政府从未真正信任过汪,或者是相信他有结束战争的能力,故而推迟了对汪政权的承认。后来又以条约的形式强迫他将大量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特权转让给日本,将他的政府变成了一个傀儡政权,然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它们没有任何合法性。

  但不管是将重点放在与重庆的蒋介石直接交涉上,还是在南京设置新的傀儡政府,日本为结束战争所作的努力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大、巩固战争成果并使其合法化。它的“和平试探”从未明示将为日本军队从华北撤军设定期限,更不要说放弃对满洲傀儡政权的控制了。

  1938年7月,日本军计划夏季开始进攻武汉,陆军参谋本部很担心苏联的态度。1938年7月11日,围绕“满洲国”边境上一座山的所有问题,第十九师团长突然与苏联发生了大规模冲突。这次冲突被称为张鼓峰事件,其结果是日本遭到了彻底、损失惨重的失败。当时原田熊雄在日记中记录了裕仁对陆军大臣板垣的批评:“今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调动一兵一卒。”换言之,天皇告诉陆军大臣,这里应该是他负责,可是之后对引发事件的军官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惩罚措施。事后不久,当判明苏联军队不会越境反击时,他批准了预定的在中国的进攻战。这是在运用权威进行干涉过程中,他具有选择能力的又一个例证。

  日本再一次地寄希望能迅速击败中国军队。1938年后期,依仗地上、海上和空中的压倒优势,日本差不多在每一场进攻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的抵抗也很顽强,迫使日军逐渐要依靠化学武器。(这方面西方也有先例:最着名的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使用了毒气。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在埃塞俄比亚使用了毒瓦斯。)至11月,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中部长江边上的“武汉三镇”,武昌、汉口和汉阳以及华南的广东。日本军控制了中国主要的铁路,在中国最富裕、最发达的沿海省份建立了日军控制下的飞地。蒋介石一边宣称要继续战斗,一边与他的整个政府一起远远地撤退到内陆的有城墙环绕的山城重庆,跳出日本军的追击范围。

  对于日本来说,武汉之战确实是战争的一个制高点,是它当时进攻能力的极限。当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时,日本举国欢庆,就像报纸第一次报道南京陷落时(过早报道了)一样:鸣汽笛,出号外,而天皇亦如满洲事变时一样,全套军服,骑着白马在群众面前亮相。

  近卫马上于1938年11月3日发布了关于战争的第二次声明。他宣称日本坚持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同时将不会拒绝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参加。8个星期后,12月22日,近卫发表了重要的第三次声明,宣布了此后成为日本官方的战争目标的“近卫三原则”。第一,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并与其建立“善邻友好”关系。这个原则意味着中国要停止所有的反日活动。第二,中国必须同日本一道与共产党战斗。这暗示了日本有权在中国驻扎军队。第三,两政府间必须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这包括承认日本开发和利用中国华北和内蒙古自然资源的权利。

  日本所谓的建设 “东亚新秩序”,是建立在这三原则的基础上。近卫的声明意在国民党政府前总理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造成派系分裂。最终,将产生一个新的合作者政权,在日本占领的南京对日本控制的各省实施统治。

  第三部分:圣战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1月4日,近卫辞职。因为他既无法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也无法在与纳粹德国的军事同盟问题上统一内阁的意见。他的离去为三代后任内阁将“圣战”继续推向前进开辟了道路,这三位继任者是前枢密院议长平沼,阿部信行将军和米内大将。日本帮助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抗政权的协调工作即将开始,可是它还没有打垮蒋介石。相反,肆无忌惮、惨无人道的日本军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激起强烈的民族抵抗精神。日本军无法维持对广大农村的有效控制,前线被迫扩大,补给和交通线也都延伸至极限。很快,在中国的日本军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产生了无望的挫败感。就在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日本的统治集团开始想像德国军事力量的抬头将为他们走出困境开辟道路。

  接受辞职的近卫首相的推荐,1939年初,天皇任命平沼为近卫的继任者。平沼是陆军强有力的支持者,曾被裕仁认为是一个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者。然而,1936年的陆军叛乱事件以来,他与激进的右翼有些疏远,并解散了“国本社”,在西园寺亲王的竭力主张下与宫廷内臣建立了关系。如今,在财政大臣池田成彬和宫廷派的指导下,平沼进一步重新检讨了自己,表示保证不会匆忙地与纳粹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与英美为敌。在与德国结盟问题上,平沼部分改变了态度,这足以使他得到裕仁的欢心。

  之后的9个月中,平沼要着手解决的不光是陷入僵局的中国战争所引起的军事及外交上的问题,还有与苏联的问题。5月,关东军在“满洲国”西北部和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上的诺门坎附近与苏联蒙古军发生冲突。战斗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边境战争,动用了大量的坦克、大炮和飞机。尽管关东军将生物武器搬到了前线,没有确实证据显示他们是不是如后来被指控的那样,真的对蒙古和苏联军队使用了细菌武器。诺门坎的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15日,直到苏联的莫洛托夫外长和日本的东乡茂德大使在莫斯科签署了停战协定。

  除去“满洲国”的预备军,日军战死、负伤及失踪人数总计超过18925万人,差不多损失了整整一个师团。对这次令日军大败的诺门坎事件负有责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他的两名高级参谋辻政信少校和服部卓四郎中校,仅仅是辞职了事,而陆军的作战计划和用兵方略都没有被重新考虑。天皇再一次克制了自己没有处罚任何人。1941年,他甚至允许将辻和服部晋升到参谋本部担任要职,就像他曾经批准策划了满洲事变的罪犯到东京的参谋本部任职并得到提升一样。

  再说,挑起事件的将校们依照的是“满苏国境纷争处理要纲”属合法行动,这份文件是裕仁在事件突发前刚刚批准的。由于军队遵从的是他同意的命令,他当然不愿处罚他们。陆军指挥部也认为没有必要过多关注这次鲁莽、结果惨痛的行动。

  1939年夏,平沼内阁遇到陷入困境的中国战争带来的另一个严重的外交问题。几个月来,华北地区日军对于伦敦决定稳定中国货币一事一直感到不满。他们以被占领城市天津的英国租界内有中国的恐怖主义分子为由,开始向飞地施加压力。日本军队用电网将整个租界围起来,开始搜寻持有被日本禁止的国民党货币的外国人。6月中旬,他们将骚扰升级为全面封锁,开始对英国公民进行搜身,不论男女。同时,陆军和右翼团体在国内发动了反英宣传运动。令陆军首领们高兴的是,平沼的内务大臣和亲密顾问木户拒绝阻止这项运动,尽管这样招致了裕仁的不快。

  1939年的春夏之际,随着日本与英国关系的恶化,是否要加强与德国的关系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浮出水面。天皇反对强化二者关系。外务省发出指令,严格限定了日本加入新轴心国协定的条件,可是当亲纳粹的驻德大使大岛浩将军和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拒绝传达这一指令时,平沼惟有困惑与无奈。听平沼报告了两大使的行为,裕仁也很激动,但他还是决定不下令撤他们的职。

  1939年7月26日,在不断抗议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之后,美国通知平沼政府,美国不打算延续预定1940年1月到期的《美日通商条约》。直到那时为止,罗斯福政府一直奉行的是温和姑息的对日政策。其亚洲政策的基本原则在于维护体现在华盛顿条约体系内的帝国主义现状,因此,美国始终拒绝承认日本通过武力给中国带来的任何变化。罗斯福还通过定期购买银的方式支持中国的通货,这个政策最终将引导他与英国一起向中国提供国际汇兑,以便蒋介石能够稳定货币,抵抗被占领区激增的日本军票,继续战斗下去。如今欧洲战云密布,预计战争即将爆发,美国提醒日本注意,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将招来严厉的经济制裁。此后,日本的领导者如要继续在中国的战争,将不得不面临美国更加严厉的反应,日本在战争所需的重要物资进口上依赖着美国。

  8月5日,接到美国废除条约通告后不久,裕仁对侍从武官长畑俊六报怨道:

  这对屑铁和石油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即使在以后的6个月中可以购买,可是在那之后马上就会遇到困难。除非将陆海军的兵力减少1/3,没办法站住脚。这些事很早以前就应该有所准备,现在再争论这些,一点用也没有。

  然而,裕仁并没有命令他的参谋本部结束与中国的战争,或者减少任何事项的规模,他只是对军首脑们没有预见到美国的反应感到生气而已。

  几个星期后,1939年8月23日,当日苏在莫斯科磋商旨在结束满蒙国境纷争的停战协定时,德国与其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与1936年的日德防共条约是相抵触的。斯大林为反对德国在欧洲的领土扩张,与西方进行了3年有关“共同防御”的探索,但是没有成效,于是斯大林宣布了苏联的中立,而且在条约附属的一个秘密条项中,与希特勒交易接管波罗的海诸国和最终分割波兰。这个外交上的逆转使平沼内阁晕头转向,由于无法把握应如何理解希特勒与斯大林同盟所预示出的德苏的巨大实力,8月28日清晨,平沼内阁总辞职。

  第三部分:圣战德国侵略西欧

  极其愤怒的裕仁利用这次内阁更迭的机会告诉侍从武官长畑,他打算任命他能信任的人做陆军大臣,当然这个人不是矶谷廉介或者多田骏(当时,他们的名字曾出现在报刊上)。裕仁让畑“向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传达这一点。”好几个月以来,裕仁对板垣陆军大臣的报告越来越不满,他曾当面斥责他没有能力。28日,裕仁任命阿部将军为首相,并嘱咐阿部(根据近卫曾跟木户讲过的话)选择他的侍从长畑或是梅津美治郎将军做陆军大臣,尽量与美英搞好“协调”。然而,“最重要的事情”是“维护内部秩序”,“要小心选择你的内务和司法大臣”,他警告道。这似乎是裕仁对日本人不信任的一个真实的表现。尽管不是很清楚,它或许还反映了裕仁对德苏和好的不安:这种不自然的结盟不会有什么好事,所以要警戒苏联和德国进一步的谋略。第二天下午,裕仁正式任命了他所喜欢和信任的职业军人畑俊六为陆军大臣。退役的野村吉三郎大将做了阿部内阁的新外务大臣,他保证要重建与美国的良好关系。

  与此同时,希特勒早在5月份已向他的将军们透露了要攻击和摧毁同盟国军队,攫取欧洲大陆控制权的战略。相对于英国、法国和波兰,德国正处于其军事力量的顶峰,希特勒决定将他全套计划的一部分付诸实施。1939年9月1日,阿部内阁上任的第一天,德国军队入侵了波兰,开始了新的欧洲大战。两天后英国和法国介入,向德国宣战。9月8日,希特勒的头号敌人罗斯福总统宣布国家进入局部紧急状态。

  很快,美国不顾已经宣布了中立,不断增加向英国和法国输出的军需物资。10月,罗斯福下令停泊在南加利福尼亚内港的大部分美国舰队开往夏威夷,以减轻德国对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地的压力以及加强太平洋防御。他希望将舰队配置于珍珠港,那样可以威慑“修正主义”日本不敢推翻东南亚的现状。这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阿部任期的前几个月,这些事件引起了东京的恐慌,人们担心尽管有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美国最终会加入英法一方参战。由于无法应对新的国际形势,阿部内阁于1940年1月14日垮台。

  紧接着,选定继任内阁的工作又在忙乱中开始。内大臣汤浅征求了包括德高望重的西园寺在内的重臣们的意见,但首先是听取了天皇的意向。在裕仁的坚决主张下,由他寄予了极大信任的预备役大将米内组成了下一届内阁,也是在裕仁的要求下,畑留任陆军大臣协助米内。为了缓和陆军对于任命海军军官作首相的批判,裕仁还在此时批准提升东条英机中将任陆军次官。

  裕仁从一开始执政,就在政府高官的任命上起了积极作用。每当这时,他或是强加条件,指示接受任命的首相必须如何如何,或是指派某人担任特定的大臣,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此人控制这个部门。事实上,由于裕仁和他的顾问们坚持介入继任内阁的选定,结果是动摇了政党内阁制的稳定。如今,随着中国战争的拖延和欧洲外交步伐的加快,他越来越多地介入这类事务。天皇是自己主动选择干涉政务的,而且他还有意识地向公众隐瞒了自己的干涉行为。当陆军上层出现了新的要求,要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使日本成为反英美集团的一员时,裕仁继续对此进行了抵制。他坚持主张,政府应该集中力量迅速结束跟中国的战争,除非是为了抗击苏联,否则日本不宜与德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

  米内任首相3个月后,从4月起,德国侵略了西欧,完成了8个月前以征服波兰为开始的国际关系的剧烈调整。欧洲其余的独立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落:挪威、丹麦、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及法国。法国在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英国军队撤离后,几乎未经军事抵抗就落入德国之手。一夜之间,东京的地缘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漫长的3年来,日本的指导者们一直被锁在他们自己发动的对中国战争中,看不到军事或政治上的胜利。纳粹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夺取英国、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现今,德国控制了从欧洲到苏联边境的大部分的欧洲资源,并准备入侵英国,因此,依靠德国的这股上升势力,获得好处和弥补弱点的期望在急速增长。当米内没能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与德国同盟的问题时,陆军推翻了他的内阁,而裕仁对此没有进行任何阻止。

  通过平沼、阿部和米内三个内阁执政期的一系列混乱的国际危机,裕仁满意地观望着中国战争和南进政策的展开。他没有为把日本从陷入僵局的对中国战争中解脱出来做过一次个人的努力。只要日本对中国的政策维持不变,就不可能与美国改善关系。裕仁相信南进政策在战略上是理想的,他主要担心的是如果海军继续向南推进的话,英国和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到了1940年夏,战略构想中加入了两个新的因素,加大了对裕仁的压力,迫使他与新德国同盟的倡导者们更紧密地携起手来。一个因素是德国征服西欧的骇人的军事毁灭力量,使英国明显地孤立起来,处于遭德入侵的边缘;另一个因素是在斯大林与希特勒条约的庇护下,苏联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苏联的举动似乎为轴心国注入了新的力量,同时也出现了对苏联会重新军事支援蒋介石的恐惧心理。在这个快速的军事征服和剧烈的外交策略变化的形势下,在与英美对抗的三国同盟问题上,裕仁十分踌躇,拿不定主意是要立场坚定地反对陆军,还是要改变立场同意陆军的要求。昭和天皇最终的决定更多的是出于维护日本的同一性,而并非是与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目标一致。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审判战犯

  早在1942年,裕仁天皇就已经得知同盟国的公开目标是审判主要战犯。①1943年11月的莫斯科宣言确认了这一点。1945年7月的《波茨坦宣言》也重申了这个目标。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签署的国际军事裁判所(IMT)宪章明确地规定了同盟国对战犯的政策。②因此,8月9至10日,当裕仁和政府首脑们考虑投降的时候,战争犯罪问题就成为他们的一大心病。1945年9月11日,当麦克阿瑟下令逮捕和关押第一批战犯嫌疑人时,他们的这种担心就更加严重了。嫌疑犯中包括天皇的亲信总理大臣——不仅因为在他的统治下宪兵队实行的残酷镇压,还因为粮食配给的不公正,所以日本国民都十分痛恨他——东条将军。

  眼前的危险处境使统治精英们十分恐慌,东久迩内阁立即提议由日本独立主持战犯审判,以便从同盟国手中夺回主动权。裕仁对此有些踌躇不安。如果战犯以他的名义依照国内法受到惩罚,那么他将被置于一种矛盾的立场,处境将非常尴尬。一直以来,东久迩每天都来拜谒天皇,突然间,他来的次数减少了。第二天(13日)重光外相请求GHQ允许日本进行独立审判,被GHQ拒绝。③将不会有由日本人主持的正式的战争犯罪审判;东京审判中将不会有日本法官参与;将不会有针对日本军队对日本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审判。这些肮脏的工作将留给外国人去做。

  麦克阿瑟个人对起诉战犯的事情很不耐烦。他的原则是迅速结束审判,对由于GHQ对证据和审理程序的宽松定义和不严密的规定所引起的滥用,既未加注意,也漠不关心。当审判曾在菲律宾与他对阵的投降的日本将军本间雅晴和山下奉文时,他即刻便做出了判决。在审判、定罪和宣判两人死刑(因为他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下属的残酷暴行)之后,美国联邦法院的两位法官尖锐地批评了菲律宾美军军事委员会的诉讼程序以及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报复情绪。对此感到恼怒的麦克阿瑟反击道:“对这种公正的方法持反对意见的只是少数……诡辩不能将审判限制在任何(特定的)形式中。问题在于本质。审判的纯洁度在于其目的,而不是细节。战争的规则和军法……在道义的严格界限内实现正义时总是具有充分的弹性。”④

  麦克阿瑟批准了两人的死刑判决,之后写道:“其余的此类美国案件已由东京国际法庭作出裁决。”对他来说,美国军事委员会与国际战争犯罪法庭似乎没有什么不同。⑤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突袭珍珠港

  费勒斯准将在为CIA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SS)工作了一年后,于1943年下半年加入到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的西南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与麦克阿瑟同机到达日本的费勒斯立即开始工作,保护裕仁不因他在战争中和战争结束时所起的作用而受追究。费勒斯首要的目的是要确认他在战时搞的宣传计划的效果,同时保护裕仁不受战犯审讯。

  费勒斯对大约40名日本战争领导人进行了私人审问,其中许多人后来被指控为最重要的A级战犯。他的审问主要集中在5个月的期间内——1945年9月22日到1946年3月6日——在东京的巢鸭监狱通过两名翻译进行的。费斯勒的活动提醒了所有主要战犯嫌疑人意识到GHQ特别关注的事情,为他们调整各自的说法以免天皇受到指控提供了可能。⑥因此,在检察官为审判这些人收集可使用的证据的同时,费斯勒无意间为嫌疑犯们提供了帮助。很快,检察官就发现战争领导人的供述内容实际上是相同的。即天皇英勇地采取行动,独立自主地结束了战争。这个主题(检察官们并未告知)正好与费斯勒的目标——证实他自己的对日宣传运动的有效性——相吻合。

  同样,1945年9月下旬到12月,由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USSBS)的文官和军人进行的调查访谈, 为日本战时领导人保护裕仁提供了帮助。调查团的目的是评估空袭在日本决定投降上的效果,特别是原子弹的影响。USSBS成员也试图了解日本战时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不用说,日本高层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如木户内大臣、前总理大臣近卫、米内、铃木贯太郎、铃木的秘书迫水、木户的秘书松平康昌以及海军少将高木惣吉,将他们与调查团的接触视为保护“国体”的一种手段。他们回答问题时表现得极为配合,成为描述投降过程的主要证据来源。另外,他们还利用对自己的问讯影响了美国关于裕仁在结束战争时所起作用的官方看法。⑦

  在结束了对被指控人的私人审问的同一天,费勒斯传唤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到他在第一生命保险大厦的办公室。米内一直到最近都在东久迩内阁担任海军大臣,曾经见过麦克阿瑟。⑧1946年3月6日,米内和翻译沟田主一来到了费勒斯的办公室。他们被告知一些同盟国国家,特别是苏联,要求把天皇作为战犯进行惩罚:

  作为对策,最好由日本方面证明天皇是完全无罪的。为此,即将到来的审判是一次最好的机会。特别是应当让东条在审判中承担全部责任。

  也就是,想让东条这样说:

  “开战前的御前会议上,即使陛下反对与美作战,我决心已定,要强行推动战争。”⑨

  米内大将表示他当然同意这个安排。证明天皇无罪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东条和岛田承担所有责任。“而仅就岛田而言,我确信,他已经做好了承担全部责任的准备。”⑩

  米内对岛田大将的信心是有根据的。币原政府一直在贯彻其为天皇免责的政策,并已通过横滨终战联络事务局局长铃木九万获得了岛田同意承担开战责任的保证。显然,还没有从东条那里得到类似的保证。

  两个星期后,沟田对3月22日与费勒斯的第二次会谈作了备忘录。

  谈话与对米内大将的内容大致相同。美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非亚美利加思想的倡导者是国务卿伯恩斯的最高顾问COHEN(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几天前我对米内大将说的那番话,正像那时我说的那样,自己不是天皇的崇拜者,所以天皇制的存废自己并不关心,但如果让作为麦克阿瑟的合作者、帮助他能顺利地实施占领统治的天皇接受审判,对麦克阿瑟在本国的处境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我提出那样要求的理由。

  (向宫内省寺崎问)“那天我对米内大将说的话,已经跟东条说了吗?”

  费勒斯露骨的反犹太主义(就像他和麦克阿瑟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新政和所有自由主义者怀有厌恶一样),以及他和麦克阿瑟向日本领导人传达的褊狭的信念,在新宪法草案中都没有体现,对向“象征”君主制的转换也没有产生影响。但是,麦克阿瑟为挽救裕仁不作为战犯受到审判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对于日本人对战败的认识却带来了持久的、深刻扭曲了的影响。

  在东京审判开庭的前几个月里,麦克阿瑟的高级将官们一直在忙于将突袭珍珠港的最终责任归结到东条英机将军的身上。东条的陆军同僚们也在这样做。早在9月份,当听说要逮捕他时,东条曾尝试自杀。在他身体复原时,他的前下属再次向他传言,他必须为保护天皇而活下去。东条接受了,并希望通过背负全部失败责任的方式接受耻辱。既然他的供词至关紧要,或者是免除裕仁的责任,或者是将裕仁牵扯进去,因此就必须有所准备,不能靠运气行事。

  很显然,是考特尼·惠特尼少将最先意识到东条有关天皇战争责任供词的问题的。据东条的辩护律师盐原时三郎说,在东条开始为审判准备供词之前(估计在米内及其翻译与费勒斯会见之前),惠特尼就告诉米内说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总统“希望以天皇不承担责任的方式保护‘国体’”。但是在美国国内有“相当的反对派”反对这样做。东条在回答美国质询官时,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怂恿天皇的反对者,也可以帮助控制局面。惠特尼的话反映了麦克阿瑟对来自美国国内,任何对占领实行干涉的过度敏感,也反映了麦克阿瑟打算利用东京审判作为他达成和平的手段的意向。

  米内向盐原律师传达了这次谈话,盐原承诺在帮助东条设计辩护时会考虑到美国公众的意见。随后,在供词和法庭作证中,东条都遵循了日本政府关于天皇在1941年所起作用的官方见解:即只有被天皇委以权力的辅弼者应对当时的决策承担责任,“由于国家最高机关已经决定没有其他的选择,天皇不得不批准”开战。

  数年后,东条的辩护顾问披露,当时,惠特尼、米内甚至首席检察官都在向东条施加压力,要求他按照麦克阿瑟所希望的那样作证。另外,裕仁曾给东久迩亲王打电话,查问事情的进展。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国际法庭起草宪章

  1945年12月6日、7日,当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及其助手聚集东京,为组建由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和国际检查局(IPS)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GHQ刚刚开始四处活动,命令日本政府保存好可能与战争犯罪有关系的官方机密文件。由于占领是通过日本政府间接实施的,直到1946年1月3日为止,IPS官员都未能调查政府各省的档案记录。

  更为重要的是,基南了解到麦克阿瑟遵照9月12日来自华盛顿的政策文件和10月6日基于此文件而制定的联合参谋部的指令,为国际法庭起草了宪章,并设立了一个统一的检察机关(IPS)。政策文件(SWNCC 57/3)限定了IPS的权限范围,并将所有刑罚的“承认、减刑或……变更权力”交给麦克阿瑟一人。指令的最后一节,即第17项,指示他,没有华盛顿的明确指令,“不要采取反对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措施”,从而为起诉裕仁留下了可能性。最高司令官一方面要在华盛顿的命令下行事,同时还要作为一个国际公务员、作为签署了投降文书,现在又被要求派出法官和检察官的同盟国的代表履行职责。麦克阿瑟的双重角色和他的行事方式增加了接踵而至的审判的复杂性。这使得法庭权威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地导致被告方断言东京审判事实上是美国的审判。

  1946年初,宫内省的资产被冻结,人员被削减,情报来源也受到了限制。为了让裕仁及其顾问们对即将到来的战犯审判做有效的计划,需要开发新的情报来源。为此,松原康昌借助了战败后仍在复员省法务局继续活动的原陆军省秘密研究组的专门知识。研究组组长松谷诚大佐参与过战时的计划工作,曾任杉山和阿南两位陆军大臣以及铃木首相的秘书。松谷曾试图通过木户的秘书向天皇表达既然战败必至就应马上讲和的请求,但是没有成功。现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对战犯的严厉审判,松谷和他的小组正在研究减轻损害的方法。

  1946年1月3日至5日,他们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以此开始了他们的活动。会议的参加者是来自私立和国立大学、东京银行、外务省、大藏省、工商省的精英分子以及代表裕仁出席的松平。同时出席并对会议的客观性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平野义太郎和政治学者矢部贞治。平野义太郎,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又是大东亚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而矢部则长期以来一直推崇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与会者的结论是,在美国占领期间,大约用两年的时间,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就会稳步地向好的方向发展。随着苏联对思想混乱状态的利用,关于君主制的争论将会逐渐加剧。

  会议的最终报告强调了在各个地区既要传播又要控制“协同民主主义”的必要性。如果将天皇作为“向心力”和“象征”保留下来——换言之,作为对日本社会非理性、传统的一面让步的话,则任何民众意识范畴的现实的革命都是可以避免的,这样的假定一点也不过分。战犯审判将成为“政治”展示,最好在幕后进行交易。与法官及控辩双方律师的友谊将得到培养。辩护的方针将强调军队对战争的独自责任,任何有触及裕仁的责任暗示都将不被允许。审判将被用来维护和保卫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被告个人的辩护都将被退居次位。

  然而,裕仁及其助手无法确定裕仁能否逃过审问——或是作为证人或是作为被告,因此1946年3月,他的5个助手开始着手帮他进行辩护的准备。当时,日本媒体充斥着关于战争审判的猜测,认为起诉将主要集中于把战争扩展到美英方面的责任上。因此,裕仁和他的亲信们感到有必要主要针对英美开战问题,而不是他在中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进行辩护。麦克阿瑟司令部希望得到天皇回答的问题由新任命的宫廷和GHQ之间的联络官寺崎英成传给了裕仁及其助手。寺崎的妻子是美国人,交战的几年间在日本生活,而她又是费勒斯准将的亲戚。助手们向天皇提出美国方面的问题,然后又把他的回答记录下来。

  口授会议进行了5次,用了8个小时。然后,寺崎用铅笔记下了这份长长的速记誊本的某些部分,速记誊本主要是以宫内省内记部长稻田周一编集和遴选的记录为基础。寺崎的记录日期是6月1日,东京审判已经开庭了近1个月。更长的口述文本,最初题名为“昭和秘史回顾录”,稻田的记录就参照了这份文本,对这份文本的整理工作一直持续到6月末。之后,这份文本被更名为“天皇谈话录”(圣谈拜听录),不过寺崎没有再参与而且也许他连见也没见过它。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昭和秘史

  1945年12月6日、7日,当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及其助手聚集东京,为组建由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和国际检查局(IPS)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GHQ刚刚开始四处活动,命令日本政府保存好可能与战争犯罪有关系的官方机密文件。由于占领是通过日本政府间接实施的,直到1946年1月3日为止,IPS官员都未能调查政府各省的档案记录。

  更为重要的是,基南了解到麦克阿瑟遵照9月12日来自华盛顿的政策文件和10月6日基于此文件而制定的联合参谋部的指令,为国际法庭起草了宪章,并设立了一个统一的检察机关(IPS)。政策文件(SWNCC 57/3)限定了IPS的权限范围,并将所有刑罚的“承认、减刑或……变更权力”交给麦克阿瑟一人。指令的最后一节,即第17项,指示他,没有华盛顿的明确指令,“不要采取反对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措施”,从而为起诉裕仁留下了可能性。最高司令官一方面要在华盛顿的命令下行事,同时还要作为一个国际公务员、作为签署了投降文书,现在又被要求派出法官和检察官的同盟国的代表履行职责。麦克阿瑟的双重角色和他的行事方式增加了接踵而至的审判的复杂性。这使得法庭权威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地导致被告方断言东京审判事实上是美国的审判。

  1946年初,宫内省的资产被冻结,人员被削减,情报来源也受到了限制。为了让裕仁及其顾问们对即将到来的战犯审判做有效的计划,需要开发新的情报来源。为此,松原康昌借助了战败后仍在复员省法务局继续活动的原陆军省秘密研究组的专门知识。研究组组长松谷诚大佐参与过战时的计划工作,曾任杉山和阿南两位陆军大臣以及铃木首相的秘书。松谷曾试图通过木户的秘书向天皇表达既然战败必至就应马上讲和的请求,但是没有成功。现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对战犯的严厉审判,松谷和他的小组正在研究减轻损害的方法。

  1946年1月3日至5日,他们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以此开始了他们的活动。会议的参加者是来自私立和国立大学、东京银行、外务省、大藏省、工商省的精英分子以及代表裕仁出席的松平。同时出席并对会议的客观性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平野义太郎和政治学者矢部贞治。平野义太郎,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又是大东亚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而矢部则长期以来一直推崇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与会者的结论是,在美国占领期间,大约用两年的时间,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就会稳步地向好的方向发展。随着苏联对思想混乱状态的利用,关于君主制的争论将会逐渐加剧。

  会议的最终报告强调了在各个地区既要传播又要控制“协同民主主义”的必要性。如果将天皇作为“向心力”和“象征”保留下来——换言之,作为对日本社会非理性、传统的一面让步的话,则任何民众意识范畴的现实的革命都是可以避免的,这样的假定一点也不过分。战犯审判将成为“政治”展示,最好在幕后进行交易。与法官及控辩双方律师的友谊将得到培养。辩护的方针将强调军队对战争的独自责任,任何有触及裕仁的责任暗示都将不被允许。审判将被用来维护和保卫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被告个人的辩护都将被退居次位。

  然而,裕仁及其助手无法确定裕仁能否逃过审问——或是作为证人或是作为被告,因此1946年3月,他的5个助手开始着手帮他进行辩护的准备。当时,日本媒体充斥着关于战争审判的猜测,认为起诉将主要集中于把战争扩展到美英方面的责任上。因此,裕仁和他的亲信们感到有必要主要针对英美开战问题,而不是他在中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进行辩护。麦克阿瑟司令部希望得到天皇回答的问题由新任命的宫廷和GHQ之间的联络官寺崎英成传给了裕仁及其助手。寺崎的妻子是美国人,交战的几年间在日本生活,而她又是费勒斯准将的亲戚。助手们向天皇提出美国方面的问题,然后又把他的回答记录下来。

  口授会议进行了5次,用了8个小时。然后,寺崎用铅笔记下了这份长长的速记誊本的某些部分,速记誊本主要是以宫内省内记部长稻田周一编集和遴选的记录为基础。寺崎的记录日期是6月1日,东京审判已经开庭了近1个月。更长的口述文本,最初题名为“昭和秘史回顾录”,稻田的记录就参照了这份文本,对这份文本的整理工作一直持续到6月末。之后,这份文本被更名为“天皇谈话录”(圣谈拜听录),不过寺崎没有再参与而且也许他连见也没见过它。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反人道的罪行

  1946年2月至3月,当日本民众正在逐步了解新宪法的时候,IPS的活动也在继续进行着。IPS执行委员会主要由组成法庭的各国“参与检察官”构成,首席检察官基南担任主席。在职员中最富有经验的律师的协助下,IPS集中精力审问和挑选那些将以“反和平罪”被起诉的嫌疑犯。美国检察官汇编的A级嫌疑犯名单上有30个人的名字,而英国检察官的名单上只有11人,两份名单都没有提到天皇。但是,澳大利亚检察官提交的一份应被起诉的“百人临时名单”中包括裕仁,指控他犯下了“反和平和反人道罪”。澳大利亚人还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作为指控天皇的证据。备忘录强调,“在任何时候” 裕仁都不是“被胁迫签署同意文件”发动侵略性军事行动的。备忘录带有修辞色彩地问道:“正因为他批准了连自己都不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的罪行不就更重大了吗?”

  执行委员会将被告的范围集中在28个人身上。被排除者中有满洲事变的策划人石原莞尔。石原在起诉准备阶段就没有被约面谈。将他从被告名单上除去可能是因为他反对东条并试图推翻其统治, 基南为此对他持正面印象。但这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检察官的错误认识,他们认为中间层幕僚,就同美国的情况一样,绝对不可能成为发动侵略的原动力。

  最终,26名被告人被起诉。曾经鼓吹过军国主义和种族狂热主义的实业家、大学的知识分子、佛教徒、法官和记者都没有在内。4月13日,苏联代表团姗姗来迟后,曾试图将在战争经济活动中起过主导作用的3名企业家包括进去,但最后只是将梅津美治郎大将和外交官重光葵的名字加进了名单。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在审判结束之前死亡。另一位被告——大川周明——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支配力量以及麦克阿瑟手中过度的权力,东京审判被告的选定以及后来的审判本身都给人一种严重的扭曲感。不过首先,这种扭曲来自于所有的同盟国政府实行的国际法从属于现实政治的政策。那些政府都将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法律和道德居后。裕仁和他的顾问们也是如此,在展开的法律戏剧的幕后偷偷摸摸地活动着。

  因此,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代表团选择了跟随主导国家的做法,只有在美国主张的时候才会要求控告裕仁。仅有的参与了法庭审判的亚洲三国代表——中国、菲律宾和印度——也试图尽量避免与美国政策的冲突,努力贯彻各自的调查方针。

  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遭受的日本侵略更严重;也没有哪个同盟国领袖比蒋介石更了解日本君主制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蒋也认为裕仁将成为阻止共产主义传播的屏障,所以他也选择了不起诉裕仁。尽管蒋介石自己的军事法庭在10个城市因战争罪行起诉并审判了883名日本人,但他没有将东京审判放在较高的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蒋与共产党的战争即将重新开始。他需要美国的财政资助和军事援助,并希望劝说日本军事人员在投降后留下来,这样他就可以在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利用他们。

  蒋派遣到东京的规模很小的法律小组就反映了上述优先考虑:一名法官(梅汝璈)、一名检察官(向哲濬)外加两名秘书。后来,蒋派了更多的人员并让他们收集了与战争犯罪有关的资料,不过这些远远不足以使中国人取得审判的主导权。1946年夏天,检察方面进行与中国有关的立证时,对日本犯罪行为的指控调查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检察官,中国的向检察官只起了协助作用。另一方面,向积极地调查了有关南京暴行和日本军在中国许多城市杀害平民及解除武装的士兵的行为。他也提出了关于强奸罪的证据,可是当时没有把这种罪行当做反人道的罪行处理。

  蒋的“抗日战争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1938年以来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战争伤亡人数的数据,可是中国国民政府决定不把这些数据交给IPS调查官。它也没有追究日本对平民强征劳工,在华北进行的“杀光、烧光、抢光”活动(三光作战)以及毒气的使用。由于这些“反人道罪行”(使用毒气除外)大多数是发生在共产党的根据地,所以蒋介石对其是漠不关心。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蒋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将扫荡作战的策划者冈村宁次及其部下军官“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待如上宾,而不是战败的敌人”。1948年7月,当南京的中国军事法庭宣告冈村犯有战争罪时,蒋保护了这位将军,先是下令假释冈村,让他在上海的医院治疗肺结核,而后又让他安全地返回日本。1年后,在GHQ的默认下,国民党最高指挥部通过在东京的驻日代表,在征募日本高级军官作为军事顾问赴台湾,帮助重建台湾武装力量一事上,曾秘密地得到了冈村的效力。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共同宣言书

  战争中,菲律宾失去了一百多万非战斗人员并遭受了巨大损失。大多数菲律宾人认为裕仁负有责任。菲律宾政府任命巴丹“死亡行军”的经历者哈拉尼那法官作为政府的代表法官,而后又任命了罗佩兹任副检察官。在为菲律宾的审判立证期间,罗佩兹提出了144件日本军对菲律宾非战斗人员及美军、菲军战俘犯下的残暴罪行,从而为后来的赔偿请求打下了基础。由美国政府雇用的罗佩兹,和哈拉尼那一样,从未对裕仁不在指控名单上提出过异议。

  印度向法庭派出的代表法官是加尔各答最高法院的拉德哈比纳德·帕尔,60岁。帕尔曾是亲轴心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钱德拉·鲍斯(Chandra Bose)的支持者,一个为时甚久的亲日派。与大多数既谴责英国帝国主义又指责日本帝国主义并绝不接受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印度精英人士不同,帕尔是彻头彻尾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辩护者。5月到达东京后,他接受了依照法庭宪章对他的任命,可是态度却很不诚实,他不认为同盟国拥有审判日本的权力,更不要说任何方式的依法裁决了。从一开始就决心要看审判失败的帕尔打定主意,无论其他法官如何裁决,他都要写出独立的反对意见。对他拒绝签署“公正执法共同宣言书”,亦不必感到惊奇。

  此后,根据辩护律师欧文·坎宁安的估算,帕尔在466天的“审判日”中缺席了109天,是第二名缺席者,审判长威廉姆·韦布爵士(53个“审判日”)的两倍以上。只要帕尔出庭,他一定会向被告鞠躬,他认为这些被告是亚洲解放运动的发起者。作为法官当中政治上最独立的人,帕尔拒绝让同盟国的政治关心和意图,更不要说法庭宪章,以任何方式影响他的审判。他会做出法庭上最具情绪化充满批判色彩的政治判决。后来,许多批判东京审判的人在坚持战时的“大东亚战争”的政治宣传论点的同时,认为亚洲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的白种人——即帕尔所说的“胜利者”。他们会赞赏地引用帕尔的论点。那些认为“白人”对亚洲的剥削是战争的主要起因的人也同样。

  在选定被告的整个过程中,检察官们保持着快节奏的工作。他们时时留意着时钟和纽伦堡的动静,担心德国对22名主要战犯的审判一旦结束,世界的关注就会消失。纽伦堡既是他们的法律模范,也是他们心理压力的来源。麦克阿瑟通过基南向检察官们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结束准备阶段,进入案件审理程序。他拒绝给予检察当局审问裕仁的权力。他还决定既不让裕仁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词,也不要求他提供日记或其他私人文件。

  日记和(巢鸭)监狱的供词,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决定起诉时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大量能表明罪行的日本文件都被烧毁或依照口头传达(为了避免留下书面证据)的内阁决定被处理掉了。日本陆军的秘密记录也被藏匿起来。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的证词是在4月9日完成的,即基南命令他们停止处理的1周后。所有的证人都试图保卫天皇,都把战争责任推到被选定的少数几个陆军军官身上。在幕后参与审判的亲英美的“稳健派”们,通过他们自己的证词,向导致战败的陆军领导层进行了报复。与其他在法庭上为检察方提供情报的人同样,一些重臣如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和冈田启介,为海军作了辩护,在夸大陆军影响的同时,将天皇及其随从的影响最小化。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开庭审判

  1946年5月3日,开庭审判。法庭设在靠近东京都中心市谷的旧陆军省建筑物内刚刚装修过的大礼堂。基南让人将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神经中枢改装成法庭,并用深色木质镶板重新整修,还为法官们制作了长长的、高高在上的桃花心木法官席。装备了一台审判长专用的麦克风。证人席设在靠近屋子中心的地方,旁边有为律师和法庭速记员准备的桌子和长凳。修缮班为首席检察官和首席辩护律师搭了高高的讲台,还为拍摄审判全过程的同盟国的摄像师和摄影师搭建了平台。另外,还为国内外的新闻社、广播电台的记者以及约30位将用两种正式审判语言工作的日语和英语翻译预备了特别席位。后部上层的楼座能容纳660名旁听者,加上第一层的座席,共有旁听席近1000个。法庭书记员拿着移动式麦克风在庭内跑来跑去,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巨大的强弧光灯将整个场景照得雪亮。

  3天后召开了第三次公审,上午9点15分,被告、法官、律师、头戴白色头盔的宪兵(MP)以及为了旁听被告的抗辩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几百名外交官和记者挤满了法庭。开庭后,首先对辩护律师进行了介绍,随后,围绕起诉书中的误译发生了一阵争论。误译问题解决后,从荒木贞夫开始按字母顺序点名,被告听到自己的名字被点到时起立。所有被告对每一项指控都主张自己无罪。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公审秀——即对主要战犯的审判将从积极的方面教育人们认识战争的犯罪性,而不是像斯大林的公审秀那样教给人们谎言——即将开场。法庭上挤满了旁听者,仍处于食物危机中的日本国民也在观看。

  以6月4日基南戏剧性的开庭陈述为开端,检察当局在近8个月的期间里分阶段对各案件进行了立证。基南指出,东京法庭即将审判的是“对文明宣战”的一些人,因此应将审判视为“为了保护整个世界免遭毁灭的文明之战”的一部分。接下来,基南对检察方面的立论概要作了说明。为了使人们理解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实况,随后几天中,检察官们每天在法庭上介绍一些条约、协定和其他的文件。检察方传唤了109名证人进行口头作证,另外让561名证人留下了书面证词(以书面证词、宣誓口供和询问调查书的形式进行)。对被指控人不利的证据扎实有效地积累起来。最初显现出来的情节是日本为战争所作的准备工作,通过宣传、审查制度和中央集权化的教育教化手段。然后是对侵略战争实况的叙述结构,以帝国军队在各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为焦点。

  早在开庭的第2周,美国律师本·布鲁斯·布莱克尼少佐就对苏联法官的参加提出了质疑,因为苏联政府早些时候因对芬兰发动的局部战争而被驱逐出国际联盟。辩护方则提出了同盟国在刚刚被定性的世界再分割时代(1938-1945年)的行为问题作为争辩。从而引起了彼此彼此(“你也一样”)的争论,其目的是要削弱检察方的指控,并不是实际上的反证。每一次法庭都驳回了辩护方的论辩——事实上是在告诉辩护方,什么样的暴力行为是“侵略”和战争犯罪,什么样的行为不是。

  6月13日,澳大利亚的副检察官艾伦·曼斯菲尔德向法庭提交文件,证明了日本是海牙诸条约的签约国,并详细阐明了日本的政治和官僚体制。每位被告的个人经历都被当庭宣读,检察官对日本如何为战争作准备进行了概述。日本证人当中,特别是币原喜重郎和若槻礼次郎描述了陆军实质上的独立、“警察国家”体制和1930年代的政治精神状况。他们的证言加深了人们对“军国主义者”的印象,他们策划“事件”,挑战历届内阁的权威,并逐渐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但是每当关于谁应当为军统帅部担负宪法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这类问题出现时,便没人回答,因为裕仁一直被“隐藏在幛子的后面”。

  在短短的夏季休庭期间,法庭安装了空调设备。法庭再次开庭后,开始听取满洲事变后开始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证言。6月27日,被暗杀的犬养义首相的儿子犬养健作为检察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他直接地、意想不到地提到了天皇,称他的父亲在拜谒天皇时,曾直接要求天皇命令陆军退出满洲,那时他是他父亲的秘书。犬养健没有直说天皇拒绝了他父亲的请求,只是声明总理大臣“想把军队从满洲撤出的目的没有达到”。在后来对犬养的交互讯问中,被告木户和东条的律师穗积重威问他为什么天皇没有批准总理大臣犬养的请求,下诏命令军队撤出。穗积说,无论是英文的还是日文的,证人犬养的“证词都可以被理解为天皇对满洲事变的扩大负有责任。”犬养试图更正他的证词,但是这种戏剧性且意想不到的将责任归咎于天皇的方式,已经在法官中引起了骚动。

  第2天,韦布告知法庭,因为一些法官“认为关于陛下地位……有矛盾之处,所以希望证人今天对这一点作明确说明。”犬养部分地收回了他前一天的证词,只是说他和他父亲说“从满洲撤退”时,所指的是命令朝鲜部队退回朝鲜,以及铁道守备队退回铁路地区。然而,最终犬养也没能澄清他证言中的矛盾之处。7个月后,检察方写下了共同谋划的评语并结案。关于裕仁在各种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就像一块乌云笼罩着审判过程。没有一位被告敢于谈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东条与天皇置换责任

  律师团花了11个月来证明各被告无罪——其中大部分是在1947年进行的,所用时间比纽伦堡审判的整个期间还要长。除了被告外,有310名证人出庭作证,另有214人提交了书面证词。在解释日本发动对美英战争的原因时,辩护方大体上采用了日本的战时宣传,并大量使用了战后批判罗斯福外交政策的文献。当辩护方集中为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行为开释时,检察方指出辩护方存在许多事实上的严重错误,影响了辩护的表达。法庭一次次地裁定大部分的辩护材料不相关或无关紧要。被驳回的文件包括日本在亚洲为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所作的努力的细节和美国国会对珍珠港袭击的调查。当律师布莱克尼试图向法庭提交一份前陆军军官斯廷森关于决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记述概要时,法庭也以多数意见予以驳回。1948年冬天到春天进行的是检察和辩护双方的反证和最终陈述。

  从一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辩护律师们就表现得很糟糕。用主辩护律师和前众议院议员清濑一郎的话来说,他们本应努力“否定所有对被告起诉的事实”,但是最终也没能达成统一的辩护方针。清濑在他长长的开庭陈述中指出,关于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我国从未有过类似所谓德国迫害犹太人那样的故意违反人道的行为”,并且“我们要证明(被告被指控的行为)与德国的战争犯罪有很大区别。”随之,辩护律师高柳贤三站起来开始攻击法庭宪章的合法性。一些作为战犯嫌疑人正在接受调查的日本陆军将校,接二连三地被传唤到庭为辩护方作证。许多辩护律师声称他们的委托人是在遵照上级的命令行事,或者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散而战斗。许多律师提到了审判期间被引入日本词汇的“赫尔照会”,从那时起,就对它进行了恶意的指控。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迫使日本卷入“自卫战争”的美国。辩护律师还采用了拖延战术,希望美国和苏联之间逐渐恶化的思想意识上的冲突会对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辩护产生有利影响。

  辩护阶段最突出的部分是前内大臣木户、前外相东乡和东条大将的法庭证言。在首席检察官的交互讯问中,他们3个人都在无意间将不在场的天皇牵扯了进来。

  木户站在证人席上的最初两天,即1947年10月14至16日,尽管基南指责说陈述书不过是法庭文件的复制而已,木户的辩护律师威廉姆·洛根还是毫无遗漏地宣读了长达297页、冗长的英文文本。洛根读完后,10名律师用了近5天的时间轮流向木户提问。然后基南开始了数天的交互讯问,目的是为了证实“从(木户)的政治生涯开始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他(用基南的话说)“在天皇试图采取实际手段……完全确立治安……彻底阻止暴力行为时……一直都是反对的。”基南用原田熊雄的日记记录质问木户日记中的主张,表明了木户在中国战争期间一直与军国主义者同流合污,而不是与其对抗。尽管木户声称自己与政治无关,但在幕后却行使了巨大的政治权力。

  首席检察官还指控木户经常将责任转嫁给他的朋友:原田和近卫——两个人都在适当的时候死去了——以及高龄的牧野伸显。23日,基南与木户之间进行了几个回合的紧张问答:问题集中在珍珠港袭击的前夕,裕仁在军事与外交上的权力;木户给天皇的建议咨询;其中包括他在三国同盟缔结时所起的作用;他推荐东条为首相;他对罗斯福总统写给天皇的最后的信件的处理。等木户走下证人席的时候,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再次成为焦点问题。

  1947年12月下旬,前外相东乡站到了证人席上。他宣称东条、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是1941年宣战的主要倡导者,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12月26日,东乡还称,赫尔国务卿曾命令所有日本军队和警察力量立即并全部撤出中国和法属印度尼西亚。

  不仅如此……(如果执行)赫尔照会……日本将面临着还不得不从满洲撤出的局面。这种政治形势也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到朝鲜……换句话说,我可以不过分地讲,在对外形势上,日本的状况仍会同现在一样……总而言之,(赫尔照会)就是要求日本退回到日俄战争前的状况。这等于是日本作为东亚大国的自杀。如果这样做了,日本在经济上基本是无法存立。

  东乡暗示了日本政府是在仔细研究了“赫尔照会”后被迫选择了开战。可是,事实上,有关这种研究的记录当时及现在一直都没有人见过。除了日本驻华盛顿外交官职业性的无能外,东乡试图隐藏的还有赫尔从未对日本继续控制满洲提出过异议一点;而他东乡,在那时本可以坚持把赫尔的照会作为协商的焦点,推迟与美国的战争,可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做。

  1947年12月26日,当东条将军出庭作证时,GHQ和日本政府为了保护裕仁而进行的游说活动达到了高潮。《朝日新闻》将头版的大部分都用来登载东条的证言。当天的大标题是“天皇没有责任 彻底主张‘自卫战’”。4天后,12月30日,在美国律师读完东条事先准备的供词的摘要后,东条不仅为天皇还为导致1941年12月决定开战的整个日本政治过程作了辩护。他坚持认为,日本政治没有向反动性发生任何转变,仍是从来的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政府。所有的日本战争暴行都是偶然发生的,无论是思想意识上的教化还是给陆军灌输的民族精神都与战争暴行无任何关系。主要是面对日本公众而不是法庭的听众,东条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他否认侵略战争是犯罪并宣称:

  直到最后我都坚持这场战争是自卫战,是不违反现公认的国际法的战争。直到现在我都未曾想到,我国因为进行了这场战争,会作为国际犯罪受到战胜国的追诉,还有战败国的合法官吏个人会作为国际法的犯人、条约的违反者而受到追究。

  东条巧妙地将他和天皇的开战责任与完全不同的战败责任进行了置换。战败是在两年前发生的,而且战争进行了一半的时候,东条就离开了政权。站在证人席上的东条显得心地高尚:“第二个问题,即关于战败的责任,是当时的总理大臣我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但接受这个责任,而且衷心希望承担这份责任。”

  东条的表现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借此,在那些对审判有敌意、希望看到哪怕有一个被告站出来表现得很忠臣的人们中间,东条的名誉得到了恢复。而基南的对应却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可是第2天,在木户的美国辩护律师威廉姆·洛根的质询下,东条无意间、间接地牵连了天皇,引起了法庭的轰动。

  洛根:你能否记起哪怕是一个事例,木户违反天皇的和平愿望,采取了什么行动?或者是提了什么建议?

  东条:当然不会有这种事例。据我所知,没有。不仅如此,日本国的臣民,违反陛下的意思干这干那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日本的高官了。

  东条的失口破坏了裕仁对开战决定不承担责任的论点,法庭审判长韦布立即向检察方指出了这一点。这是无法忽视的问题。裕仁的一个亲信侍从立即向巢鸭监狱的木户传话,让东条更正他的错误。在首席检察官基南的帮助下,东条在1948年1月6日的下一次作证时就此做了订正。尽管如此,还是带来了负面影响:检察方的证据和东条的证言再一次将没有出现在法庭上的天皇牵扯了进去。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三类罪行

  在战犯审判之前、之间和之后很长时间,退位的威胁一直沉重地笼罩着裕仁。危险来自那些希望参与政治事务的身边的皇族,和所有认为应该用特别的道德标准要求国家领导人的人。

  高松亲王就是几位希望裕仁退位的皇族之一。日本正式投降约1年后,1946年9月20日,他在日记中吐露,仅仅因为裕仁积累了多年为君的经验,或者因为他的退位会给麦克阿瑟带来麻烦,所以就让天皇保留皇位是不明智的。期望摄政但又不能言明,因此高松亲王支持推举秩父亲王为摄政的意见。早在1945年9月30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经过长期休养的秩父亲王返回首都,他“已经能见人,一旦需要的时候,也能做摄政”。高松显然认为裕仁不会永远呆在皇位上,所以一直保持着对裕仁的批判倾向。其他的皇族成员,如三笠亲王和东久迩亲王也支持早期退位。

  很快,一些着名的知识分子,如自由主义哲学家田边元,就公开呼吁裕仁 “要敢于表现出更切实的责任感”。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南原繁也规劝裕仁退位。着名诗人三好达治从战场上为天皇牺牲性命的士兵的立场出发,最早对天皇的道义责任提出指责。除非天皇“在形势的允许下尽快”退位,否则“世上就没有道理了”。三好在1946年春到初夏发表的一系列获得反响的随笔中说:

  陛下作为一国元首,必须作为第一责任者为这次战败承担责任……陛下允许了军阀之流横行,多年来没有施应施之策,疏忽怠慢之责甚大。在陛下的赤子的名目下,他们朴素地信赖陛下如慈父。他们相信陛下真正是陛下军队的大元帅。他们在陛下的名义下服从军规,高呼着陛下万岁倒毙在军阵上。对如此忠良的臣民,却发出“陆军真是个麻烦”的陛下……对忠良的士兵们,陛下是有背信责任的。

  副侍从长木下道雄准确地认识到了这种威胁的长期性。他的日记中,有一张用宫内省的信纸写的、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但有可能写于1946年初春的便条。木下(或和他有同样想法的某人)写道,即使美国和麦克阿瑟决定保留君主制,随着战争犯罪人审判的进行,将出现是保留现帝,还是拥立新帝的问题。

  (美国和麦克阿瑟)可能预想,日本国民对废除天皇制会彻底反抗吧。他们大概没有预想过现帝退位新帝即位也会引起日本国民的彻底反抗。根据情况,他们也许会提出后者。吾人必须有所准备。

  不让他们提出退位问题的策略,至关紧要的,是要让他们感到,无论是统治日本还是国际关系特别是在东洋,现帝都是引导国际关系向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最合适的、最值得信赖的人物。

  到了1946年7月,就连GHQ中裕仁最热心的保卫者费勒斯准将都开始催促他,为了防止对君主制的长期危害,希望他向国民做出忏悔。与此同时,被拘禁在巢鸭监狱的木户也对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思考,但是将劝说退位的打算推到了他自己的严酷考验和占领结束之后。

  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占领了沈阳,斯大林以封锁柏林的举动向“杜鲁门主义”发起挑战的前后,1948年11月4日,东京审判在经过了6个月的休庭后开始进入收尾阶段。

  审判长韦布在公审法庭内朗读了多数派的判决,他首先回顾了法庭宪章的法律条款——由麦克阿瑟颁布并修订——定义的三大类罪行。第一类罪行是:“……策划、准备、开始、从事……侵略战争、或者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的战争……或者参与了为实现任何上述行为而进行的共同计划或谋议。”依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从事这种战争被称为“反和平罪”。审判中,它主要是指对这几个条约的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关于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九国公约以及放弃作为国家政策实现手段的侵略战争的凯洛格-白里安协定。与常规的战争犯罪不同,“反和平罪”的犯罪主体是政策的制定者。检察方并非主张,侵略战争本身是非法的,而是日本被指控的侵略战争中的每种行为都违反了日本加盟的条约。为了进行这项指控,检察官们不得不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起因进行调查,为此,特别是不允许辩护方在证据文件中引用与亚洲的共产主义有关的内容之后,悬而未决的历史论争的马蜂窝又被捅开了。而另一方面,纽伦堡和东京都没有仅以“反和平罪”为依据作出死刑判决。

  第二类罪行是“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罪”(一般战争犯罪),相对来说对这类罪行的争论较少。这种犯罪是根据关于陆地战争的海牙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来界定的。这两个公约都是公认的惯例法规,体现了人道行为的最低标准,适用于卷入国际武装冲突的所有国家。试图反驳“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罪”指控的辩护方,面对检察方汇集整理的证明日本在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庞大证据,全部以失败告终。

  “反人道罪”是第三类罪行。这个术语(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而产生)的定义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参照的四国伦敦宪章中的定义完全相同。其内涵是“战前或战时犯下杀人、灭绝、奴役、流放和其他非人道行为,或者以政治或人种为由的迫害行为……”这些主要针对平民的犯罪,只要与战争罪行有关联,“在国际法的范围内就可以惩罚。”在东京审判中,检察官根据由55件诉因构成的诉状,强调了各种类型的杀人罪,“当日本向有和平关系的国家发动攻击时,作为限定于侵略性攻击或违反条约的非法战争的结果”而被广泛接受。“杀人罪”成了一把巨大的伞,日本对珍珠港攻击和“南京暴行”都能被罩在伞下。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东条的死讯

  韦布审判长还论述了法庭运营和各个案件的事实确认。尽管法庭查明日本陆军以胁迫和暗杀篡权有罪,但是免除了日本国民对陆军行为应负的责任。法庭还大幅减少了案件数量,在原来的起诉中这些案件都被认为得到了证实。韦布在概括多数派法官的观点时总结道:“……共同谋划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的行为,属于最高等级的犯罪。”

  接下来,他对全部25名主要被告下达了有罪判决。东条被判死刑,与他一起被判处死刑的还有其他5位将官和一名文官: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和前外交官及总理大臣广田弘毅。在麦克阿瑟拒绝接受所有暂缓执行死刑的请愿后,7位辩护律师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他们的依据是美国宪法:东京法庭实质上是美国的法庭,但它的设立却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它源自于杜鲁门总统的行政权,而且也一直是以此为基础运营的。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听取律师团的“上诉”前不久,恼怒的麦克阿瑟告诉英国代表阿尔瓦里·加斯科因,即使最高法院下达了人身保护权的书面命令,他也会“无视”它而“把这件事委托给远东委员会处理”。12月15日,在最高法院审理此案的前一天,远东委员会赶在前面匆忙地宣布东京法庭“是依国际权威任命的国际法庭,并依国际权威行事的国际法庭”。5天后,最高法院裁定自己没有权力或权限宣告判决无效。

  辩护律师们努力强调东京审判的政治性。但他们只是在揭露东京审判的复杂性,并强调麦克阿瑟权限的双重、暧昧的特性上小有斩获。现在,最高司令官进而下令执行对7名死刑犯的绞刑判决。之后他们的尸体被火化,骨灰的大部分被撒到了海里,法庭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某一天他们被当做烈士祀奉在寺庙里。一位侍从称,听到了东条的死讯,裕仁走进他的办公室哭了起来。

  包括前内大臣木户和前首相平沼在内的16名被告被判处终生监禁。前外相东乡被判处20年监禁。外交官重光葵,没有被认定为决定开战的主要负责者,但因为他担任小矶内阁的外相,并且没有尽力阻止虐待俘虏而被判处7年徒刑。

  韦布在他自己单独提出的意见书中,在基本上同意多数派裁决的同时,认为在处理日本被告时,应该比处理犯有“令人发指、形式多样、涉及广泛的” 罪行的德国被告多一些考虑。韦布尖锐地批判了赋予天皇的完全豁免权。韦布明确否定了关于天皇被胁迫的辩护,指出:“没有任何统治者可以在犯下了发动侵略战争罪之后,称不这样做的话他的生命就有危险,然后正当地要求赦免他的责任。”

  法国法官亨利·伯纳德写下的反对意见也提到了天皇。他在结论中说,日本的宣战“有一名主要的始作俑者,由于他逃避了所有的追诉,现在的被告怎么说也只能看做是他的帮凶而已。”

  荷兰法官B·V·A·洛林则对裕仁的免责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他认为裕仁是一个十足的傀儡领袖。洛林的反对意见主要针对的是法庭宪章的不足之处,他从一开始就对宪章的合法性抱有疑问。他拒绝承认“侵略”属于国际法上的犯罪的观点,认为被告中的5个人——木户、畑、广田、重光、东乡——应该被宣告无罪。

  帕尔法官在8月上旬就写好了他的反对意见,并要求韦布根据印度惯例在法庭上全文朗读。而多数法官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只要宣布这份反对意见书的存在即可,韦布在11月12日宣判的当天执行了这个表决意见。

  对所有被告的所有指控均宣布无罪的帕尔裁决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代表印度或任何其他亚洲政府的立场。从法律理论的观点出发,他否认(洛林的观点与帕尔相近)作为国家主权发动和进行战争是犯罪行为。他认为,不能发展或扩展19世纪就存在的国际法秩序,“侵略”的概念在法律上仍没有定义。纽伦堡和东京法庭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存在的国际法框架,是非法的。因此,被告们没有违犯法律。

  严重的事实认证错误破坏了帕尔对日本行为的历史分析——这是他的反对意见的第二要素。例如,他断言张作霖不是被日本军人暗杀的,主张“赫尔照会”是美国的最后通牒。他写道:“即使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也可以想到。‘关于这次战争,如果收到了美国国务院在珍珠港袭击前夜送给日本政府的这种通牒,就连摩纳哥王国和卢森堡大公国这样的国家都有可能拿起武器与美国作战。’”帕尔批判了审判的政治目的,和占领的主要教育目标之一:即,让日本人民了解战争的犯罪性。毫不顾及自己宣誓的意义,帕尔在结尾时主张日本无罪,坚决支持了日本关于战时历史的官方观点。

  尽管CIE(民间情报教育局——译者注)的“战争有罪计划”禁止全文刊登东京审判中的个别反对意见,韦布审判长仍在法庭上提到接近半数的法官对法庭提出了个别意见。外国法官的独立性和少数判决意见的存在给日本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审判结果的被接受作出了贡献。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最终判决

  东京审判,尽管有程序上的不完善和复杂的政治性问题,仍对日本国民和他们对战败的看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些右派对审判持高度批判的态度、充满愤恨和恼怒,决不肯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反省。岸信介在巢鸭监狱写下的日记中,将战犯审判描述成“闹剧”,并将他此后的政治生命都倾注到了清除审判的影响中。其他的右派分子对日本在世界面前被剥得精光感到非常耻辱,努力无视审判的存在,忘记这场审判,拒绝接受任何正面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教训。前保守派总理大臣芦田均预言审判不会在国内激起巨大的反响。

  共产党实际上是惟一积极要求追究战争责任并严惩被判定有罪的罪犯的。但是在学术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则倾向于不接受东京审判,因为它失去了一次加深日本民主化的机会,缺乏历史意义。他们指出,为了让国家首脑逃脱责任,法庭宪章都被修改,麦克阿瑟全面豁免了天皇和国家实业界、财界的领袖,破坏了司法程序。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正确地指出,因为审判使导致战争的过程变成了“以极端军国主义者与稳健的政治指导者的对抗为中心的过程”,因此说东京审判助长了精英政治史观。然而,在学界之外,根据1948年8月的一份美国军事情报报告,大多数日本国民对被指控的国家领导人持“消极”态度,但还是认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判决下达后,民众对审判的肯定反应,表现在对重建、改进和将日本变成一个真正的“和平国家”所投入的持续努力中。

  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这些被告因违抗天皇的“和平精神”在日本法庭受审的话,很让人怀疑他们能够受到同样公正的对待。这是通过在牧野伸显的文书中发现的、被认为可能是币原内阁时期的一份没有标明日期的文件——为审判和宣判死刑而制定的紧急敕令草案——推断出来的。

  更为重要的是,东京审判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抗性诉讼,使胜者直接与败者对立。帕尔的“胜者的审判”的激烈批判极端简单化,而且现在仍然存在这个问题,阻碍了人们理解东京审判的实况。实际上,东京审判是一个美日合作的政治审判。在审判的准备阶段,裕仁与身边的人就在幕后进行了参与,帮助选定将受到战争犯罪指控的人选,并对他们施加了影响。天皇的亲信寺崎和松平充当了草拟被告名单的IPS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情报提供人。试图保护天皇和重臣的其他随从也是如此。宫廷高官和外务省官员指示巢鸭监狱的A级战犯嫌疑人该如何发言,同时,他们还培养了与基南及许多法律家的关系,其中既包括辩护方也包括检察方。

  皇室成员,特别是高松亲王和宫廷内侍松平等人邀请美国律师参加鸡尾酒会、招待会和皇室的“猎鸭”活动,目的是为了赢得他们的欢心,培养合作者和获取情报。裕仁个人也为这种娱乐批准了增加宫廷开支。他的官员们积极配合审问,宣誓作证,因为他们希望将侵略责任推到一小撮军阀身上——同时给人留下天皇和国民完全是被欺骗了的印象。投降后不久就重新组织起来并得到扩展的宫廷集团,在美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官方见解中,成功地插入了虚伪的说明,遮掩了裕仁在延迟投降中所起的作用。这些被基南称作“和平的爱好者”的保守派精英,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起诉的过程、法庭程序甚至于最终判决。

  东京审判成功地揭露了战争领袖们的谎言,和他们不愿意为在职期间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事实。它第一次在日本国内公开了暗杀张作霖,和关东军的阴谋导致了满洲事变的事实。审判还为在亚洲和太平洋许多地区发生的虐待杀害盟军俘虏及平民的事实提供了资料证明,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军”和横跨桂河的缅泰铁路等最着名的事件。有关南京大规模暴行的证据得到了承认,在审判松井石根大将时,正值新闻报道了南京战犯审判,其中谷寿夫和矶谷廉介陆军中将因1937-1938年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处死刑,这些都强化了日本国民对证据的认识。日本人在马尼拉对平民的杀戮也得到了详细的介绍,美国在那里的无差别炮轰也导致了大量死亡。另外,对女性囚犯和占领地区女性强奸的证据的提出,以及在国际战犯法庭对强奸罪的起诉,都为后来建立了积极的先例。

  东京审判长期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态度。许多日本人从被当做国策的战争中汲取教训,下定决心要日本永不再战,将自己投入到使民主主义理想和国际规范运作起来的工作当中。由于东京审判加强了公众对军国主义与战争的憎恨,因此也促进了人们对新宪法的接受。日本的和平运动引用东京审判的证据批判了日本帝国旧的价值体系。在CIE的要求下,日本的媒体连日报道了审判的进行情况,尽管受到占领军审查机关的监督,但是在关于日本走向战争的过程上,所报道的内容还是比一般日本人被引导相信的内容要精确得多。此外,检察方和辩护方所收集的大量的文件材料被保留,直至今天仍作为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被人们所利用着。

  尽管如此,在当时和之后的某些日本及外国批判者眼中,东京审判存在着无法挽回的缺陷。法庭没有充分地保护国际刑事法规定的被告的权利。在起诉过程中,检察方把重点放在了共谋罪上——以欧洲的自然法传统和盎格鲁-萨克逊的习惯法为依据的这个法律概念,让大陆法的专家来说,这是一个不明确的、不熟悉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已经落后时代的法律概念。基南和麦克阿瑟遵从杜鲁门的政策,故意遗漏了一个在整个17年的所谓共谋期间(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9月2日)掌握着权力的人物,从而使日本的决策过程变得让人困惑不解。那个人就是天皇:只有他一个人能使共谋的意愿结合起来、发生效力,去发动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一场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誓约的战争”。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销毁证据和歪曲历史

  此外,同盟国也犯下了战争罪行,但是却拒绝将纽伦堡原则应用到自身行为上去。在审判进行的31个月里,美苏之间的冷战逐步恶化也影响了审判的进行。在亚洲,西方的殖民主义仍然健在,这意味着东京审判使帝国主义和国际法之间难以解决的关系凸现出来,而这是纽伦堡审判没有涉及到的领域。没有来自于“荷属东印度”或前殖民地朝鲜的法官,这个事实就说明了问题。更有力的证明是法国和荷兰的动向,这两个国家试图恢复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还有美国的动向也能说明问题,它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每个角落都有影响力。杜鲁门政权向正在与越南作战的法国提供经济援助。在中国,它认可了投降的日本军为蒋介石方面战斗,并为蒋的军队提供装备和军事顾问,在重新开始的与共产党的内战中援助蒋介石。在亚洲和太平洋不发达地区,美国领导人似乎在追随日本的先例,要给各个国家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使其“各得其所”。

  最终起诉书,与详细记述了被告所有被指控罪状的5份“附录”一起,于1946年4月29日,正式提交给法庭。起诉书明确指出了日本的毒品生产和销售问题,附录D的第九节指控日本在中国的毒气战违犯了国际法。检察方对毒品问题进行了追究,但是中止了对毒气使用的指控。

  由基南指派负责调查“1937-1945年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的法务官托马斯·H·莫罗上校,1946年3月来到中国,对毒气问题进行了调查。他4月16日给基南的报告引来了美国化学战部队(CWS)的秘密反击。CWS列出一大堆法律理论,主张日本在实施化学战时没有不法行为。CWS开发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毒气兵工厂,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获得使用其新武器机会,因此它希望法庭不要对使用毒气作出有罪认定,特别是在他们相信与苏联的战争即将来临之际。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是不是麦克阿瑟或某个美国陆军指挥系统身居高位的人下达决定,实际上中止了追究日本陆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不过,在开庭之后的两个月之内,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了下来。缺乏想像力的杜鲁门总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关键,罗斯福曾经谴责毒气为非法、残忍的战争手段,杜鲁门事实上认可了对罗斯福这一战时政策的推翻。染指化学战的日本军官们和不希望国际法束缚手脚的美国陆军领导人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同时,世界却失去了阻止化学武器扩散的机会。1946年8月12日,也许是因为这个问题,失望的莫罗上校辞职返回了美国。

  麦克阿瑟和同盟国以国家利益为由对许多人免于了起诉,其中就有应对中国的细菌战承担责任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和731部队的官兵。据估计,有3000到1万人在石井的生物试验所被杀害,多数为中国人俘虏,而这个事实却被东京审判所忽视。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和麦克阿瑟认为得到与杀人有关的实验数据比审判更重要。

  许多日本人中挥之不去的“圣战”意识和旧价值观的延续,无疑缩短了战争犯罪被揭露后的反省时间。多数日本人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现象,国家之间即使没有过错也可能发生,这种认识妨碍了他们对在中国发生的战争暴行的反省。在某些日本作家看来,个人主体性差、过度依赖他人观点的民族性也是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之一。但是日本战争犯罪被如此之快地遗忘的主要原因与裕仁本人有关。除非裕仁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他没能而且也不想要求日本军队遵守比忠诚和功勋更重要的道德行为标准,而受到法庭审判,或被质询,否则,侵略战争的合法性——日本入侵亚洲太平洋各国是为了解放他们的信念——就不会彻底失去市场。毕竟,许多日本人在参加战争时都与天皇有着共犯的关系,全体国民都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不负有责任,他们也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日本国民开始极为认真地面对战争的负罪感,可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不公正地分摊责任的早期决定,让木户和东条做了天皇的替罪羊,缩短了这种反省认识的时间。杜鲁门1947-1948年戏剧性的政策转变更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在被分割的德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由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执行的杜鲁门政策,通过重新定义非纳粹化计划的范围,使适用对象仅限于少数几个德国犯罪者,从而限制了计划的影响力。东京审判与并行的剥夺公职运动,没有解决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多方面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保护天皇和重塑天皇形象是复杂的政治任务,只有通过大肆夸张日本社会巨变造成的威胁、操纵证言、销毁证据和歪曲历史方能达成。不知裕仁是否因这种对正义的歪曲而感到过不快,是否将这些情况在他向皇祖皇宗的神灵禀告时提到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直到处决东条为止的整个审判期间,裕仁从没有忘记过自己更大的目标,那就是摆脱国内外要求他退位的压力,保留君主制并因此在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中维持稳定的领域和正统性的原理。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命天皇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占领进入第5个月,迎来了1946年新年,此时的日本国民似乎被扯成了两半。一方面,复员军人和失业平民源源不断地从亚洲大陆被遣返回来。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与之相伴的是,食物配给失控,各地黑市兴起。农民为谋求村镇政府的民主化,展开了政治斗争。土地改革尚未开始,但佃农和小自耕农已在表达对地主阶级——明治以来,战前天皇制的社会支柱——的不满。另一方面,早已明显存在的混乱和士气消沉开始为精神上的骚动和亢奋所替代。不只是左翼,就是许多平民也认为,战败和占领将很快带来根本的、彻底的改革。大规模制度变革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1月13日,学习院教员、GHQ民间情报教育局非正式顾问的雷金纳得·布莱思写信给裕仁的侍从长藤田尚德。他认为食物配给制度很快就会崩溃,建议天皇对这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

  只有天皇有能力……为粮食不流入黑市得到适当的分配,提供一种感召力。天皇应该巡回日本,访问煤矿和农村,倾听人们的诉说,与他们谈话,向他们了解情况。归来后,他应当针对如食品囤积、现在正是需要与战时同样的牺牲精神等问题,发表一份声明。他应该以情动人,呼吁日本民众互相分享存粮。①

  裕仁为改善岌岌可危的现状开始了他的“巡幸”,这一举动得到了麦克阿瑟和GHQ公共关系顾问的积极支持,他们希望他表现出“真正关心国民”的姿态来。②最初与民众见面时,裕仁一方是窘迫至极,民众一方则是震惊和半信半疑。

  3月26日,记者马克·盖恩在群马县高崎市一家治疗战争负伤者的医院见到了巡幸中的天皇。时值裕仁刚刚走下神坛,并希望推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盖恩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我得以仔细地观察天皇,我们亦叫他“查理”。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大约五英尺两英寸那么高,穿着一件剪裁糟糕的灰色条文套装,裤子短了两英寸。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右肩不停地抖动。走路时,右腿稍微向外撇,似乎控制不了它。他显得很兴奋和不安,拿不准该如何摆布他的手脚。

  起初,他拖步走过伤患者,偶尔停下来阅读病历。之后,显然觉得此时有必要说点什么。他问了几个问题,但似乎问得都很不适合。最后他固定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你是哪儿的人?”。他走向一个又一个患者,问着他的问题,当病人作出回答时,他就会说,“哦,是吗!”听起来似乎他对患者们来自秋田和歌山或北海道感到很惊讶。他尖锐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细更高。

  现在,不敬的美国人都在等着他那声不像人声的“哦,是吗” ,然后,互相轻推着、笑着并模仿他的声音。但是慢慢地,玩笑的心情消失了。我们看到了本来面目的天皇:一个疲惫的、令人同情的矮个子男人,被迫做着自己讨厌的工作,他绝望地试图控制自己不听话的声音和肢体。很热也很安静,除了天皇尖尖的说话声和他的陪护人员重重的呼吸声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③

  然而,国民很快就习惯于看到穿着“民主的”、 不合体的西装,作着机械式的应答,有时甚至会微笑——一种现人神不应有的身体动作——巡回中的天皇。由忠实的官僚作“托”,在GHQ和新闻检查下的日本新闻界的协助下,巡幸的意义被不断夸大,公众的狂热也在逐渐高涨。这一年,一方面是宫内省发放了(得到麦克阿瑟的批准)金钱、土地、房屋和木材用于公共目的,以此寻求与国民的沟通。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在这个已经把名字从强硬的“大日本帝国”改为柔和的“日本国”的国家里,新的君主制正在诞生中。④

  策划了巡幸的宫廷官员——宫内次官大金益次郎和宫内省参事官加藤进——强调说巡幸是“陛下的主意”,并举出明治天皇1872年到1885年的大巡幸作为先例。然而,这个类比却是不恰当的。明治天皇是在一个以暴力动乱和政治争斗为特征,新兴君主制处于危机的时期进行巡幸的。他的巡幸是让民众认识到他的存在,属于树立其实权者权威这样一个更大过程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是为了构建具有他的统治特色的天皇与臣民之间强硬的、非个人的关系。

  与此相反,裕仁本人形容他的意图在于治疗。他希望“安慰正处于苦难中的国民”,并“鼓励他们为复兴而努力”。他认为(见1946年3月31日木下日记)一年之内他能快速走遍全国,完成任务。他希望通过扭转和缓和以前天皇制与国民之间的僵硬关系,使君主制更大众化和“民主化”,以预防共和主义情绪。当然,在比较裕仁和明治巡幸异同的时候,还有一个不该忘记的要素是,没有麦克阿瑟的强有力支持,就不会有任何巡幸。

  4月30日,GHQ命令天皇停止参拜或代拜靖国神社、禁止纪念战争亡灵的国家仪式,天皇最初的巡幸就是在这时开始的。随着巡幸逐渐占据了公众的心理,裕仁及其身边人员抓住机会,不仅证明了他在国民中的声望,借此向总司令部和远东委员会表示了裕仁的有用之处,而且还恢复了一些裕仁已经失去的权威。在每天要为食物和住所而艰难挣扎的城市地区,对天皇的反应普遍比较冷淡。但是在各阶层民众中,许多人对天皇仍然怀着旧有的敬畏和信赖感,同时对输掉战争、现在需要麦克阿瑟庇护的天皇也充满着怜悯和同情,这使他们对天皇的情感变得复杂。⑤另外,被否定了神格的裕仁,在相对自由的言论条件下,被暴露在民主主义的光照中,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裕仁还是近臣都无法轻易地阻止裕仁与国民日益增加的接触。

  1946年10月初,裕仁与麦克阿瑟进行了第3次经过精心准备的会面。他首先感谢将军在5月份提供的大量的食品援助,然后指出与GHQ内的友好情感相比,美国国内的对日情感“还很不好”。麦克阿瑟回答说,经过“再教育”,美国的舆论会好转的。他微笑着补充说:“我一直对美国的访问者说,天皇是(这个国家)最讲民主的人,但是谁也不相信我。”麦克阿瑟提到了新的和平宪法。裕仁则援引动乱的国际形势,表达了对可能危及日本的担心。麦克阿瑟预言说,终有一天新宪法会获得世界的称赞,一个世纪内日本将会成为“世界的道德领袖”。随后,裕仁谈到了对工人运动的忧虑。他声称,作为国民,日本人的教养水平还很低,“缺乏宗教心” 。麦克阿瑟告诉他不要担心:“通过对你从来没变的尊重和热爱中,日本人的健全性得到了体现。”会面结束时,麦克阿瑟鼓励裕仁继续巡幸。⑥

  在这次及1946年的其他会见中,裕仁都向麦克阿瑟吐露说日本国民就像小孩子一样,“缺乏镇静”,“符合雷同” ,总是想模仿外国的样子。另外,他对为他编辑战争秘录的稻田和木下也说过同样的话。他私下里又补充说,由于有了修正后的宪法,“虽说这是战败的结果,但从宪法得到修改的现状来看,对我国民来说,与其胜利后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还不如说现在这样更幸福。”⑦裕仁热切地想给战败点燃希望之火,他反复地告诉国家领导人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实:如果他们能与敌人合作推进稳健的改革,战败就会带来积极的后果。投降1周年时,他在叶山的夏季住所告诫阁僚们说,记住,“这不是日本第一次战败。很久以前(7世纪)出兵朝鲜,因为白村江一战一败涂地,结果从半岛撤兵。从那以后,我们进行了许多改革,而这些改革构成了日本文化发展的大转折。”⑧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冲绳口信

  在发展裕仁作为“人间”天皇,与人民共患难的“民主”天皇的新形象过程中,1947年是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这一年,文部省编辑出版了一本影响极大的教科书辅助读物《新宪法的故事》,它一方面强调了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国民主权、放弃战争的理想,同时又对天皇使用了最高敬语。⑨日本的大众传媒也就涉及天皇时使用最高敬语的规则与政府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宫廷方面恢复了战前荣誉授予的惯例。天皇通过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曾致函杜鲁门总统。1月2日在皇宫的二重桥,他接受了国民的新年参贺。

  1947年,裕仁巡幸再开,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狂热的群众活动,远远超出了计划者的预想。巡幸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府县和市区,与每天出现的战争犯罪审判和逐步恶化的美苏关系报道形成对抗。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声明(Truman Doctrine)的发表,标志着欧洲冷战的正式开始。随着冷战的深化,美日政策逐渐保守化,政策的重点也从改革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转为重建和发展经济,以及恢复经营者特权上面。⑩

  美国的赔偿政策出现了软化的征兆:3月17日,麦克阿瑟对外国记者团说,美国没有摧毁日本工业力量的意图。他在写给吉田首相的信中,指示吉田准备一份全面重新启动经济的计划。1947年4月25日举行的战后第二次大选之前,GHQ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指标:日本必须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才能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重建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裕仁看来,这些进展似乎预示着GHQ正在放松控制,暗示着他可以独立行事的可能性——这是从前不被认可的。1947年5月6日,新宪法颁布的3天后,裕仁再次与麦克阿瑟会面。与民主主义的深化相比,他更关心安全保障问题。据前外交官松井明所述,天皇向最高司令官问道:“美国离开日本后,谁来保护日本呢?”对日本的国家独立漫不经心的麦克阿瑟回答道:“就像保护加利福尼亚一样,我们会保护日本的,”然后进一步强调了联合国的理想。裕仁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承诺。但是6月,在会见美国记者时,麦克阿瑟宣称:“我想日本人将不会反对美国保有冲绳,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其实,麦克阿瑟早已想到,宪法上“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的日本,可以通过将冲绳转化为巨大永久的美国军事基地而得到保护。

  1947年夏,裕仁又开始了巡幸。御用列车和汽车行列变得更加庞大。每一次出行都更加精心策划、更加耗资巨大,也更加受到大众的欢迎。保守派议员和地方政治家们判断,与天皇关系紧密将有利于提高自己在选民中的声望,于是纷纷赶来参加皇室巡幸的行列。6月初天皇到达大阪时,本来是以巡视战后灾区为目的的巡幸变成了壮丽的胜利凯旋。被禁止的太阳旗飘扬在房顶上,在数千名欢呼着万岁的迎接者手中挥舞。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景象,还以为全体国民正在为得取最终胜利的天皇祝福呢。

  同年6月1日,在新宪法下,由议会指名的片山哲组成了联合内阁。被排除在选任首相程序之外的裕仁尽管很不快,也只能说“感觉片山好像有些弱啊”来表达他的不满。之后,他在京都的御所坚持要求新首相向他作正式汇报。7月22日,他要求片山内阁的外相芦田均继续就对外政策事宜向他报告。即使是非常忠诚的大臣芦田也感到天皇的要求违犯了新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他勉强遵照天皇的指示,此后定期地向裕仁作简短汇报,尤其是关于最终签订的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和日本未来的安全保障问题。

  如今裕仁违犯新宪法,再次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47年6月5日,芦田外相对国外记者团发表评论说日本国民希望将冲绳归还日本。3个星期后的27日,麦克阿瑟将军对此做出了回答。在对一群美国编辑和发行人发表的,并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中,他宣称“琉球群岛是我们的天然国境”,没有日本人反对美国保留冲绳,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况且,冲绳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日本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在芦田和麦克阿瑟都公开地谈到了冲绳,但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还没有确定对这个战略岛屿的政策之前——裕仁介入进来,发表了违反宪法的政治声明,在关于日本主权的问题上,支持了日本君主制的保护人麦克阿瑟的观点。

  1947年9月20日,裕仁向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威廉·J·西博尔德传达了他关于冲绳的未来的立场。通过他的翻译、经常与GHQ官员沟通的联络员寺崎,天皇请求美国考虑美苏间不断激化的对抗局势,长期延续对冲绳及其他琉球岛屿的军事占领。天皇在作出这个提议时,已经知道了麦克阿瑟关于冲绳地位的最新观点。天皇关于冲绳的想法也完全与日本主流保守政治精英的殖民地心理一致,就像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决不接受非殖民化。早在1945年12月,第89次帝国议会就把冲绳人的选举权,同前日本殖民地台湾人、朝鲜人的一起废除了。因此,当1946年第90次帝国议会开会采纳新“和平”宪法时,没有一个冲绳代表在场。

  裕仁的“冲绳口信”证明,他仍继续在国内外政策中秘密起着作用,而这些与宪法规定他应扮演的礼仪性角色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也暗示了他对“(日本)右左两翼集团抬头”的强烈忧虑,因为苏联很有可能利用他们引发的事件。与外务省同样,裕仁也希望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内外继续保留美国军队。同时,或许他也感到在东京审判期间,有必要更加靠近美国以寻求庇护。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口信显示了新的象征天皇制、新宪法第9条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化之间的关联性。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暗杀天皇的谣传

  1947年10月10日,正当裕仁在新泻县长冈市巡幸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宣布天皇和产业界都没有战争责任。前一年,基南曾在美国披露“最高政治圈”决定反对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早在几个月前,即1946年3月,裕仁就已经非正式地得知他不会被起诉,现在,基南在日本公开宣布了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即将成为新君主制主要的经济支持者的日本财界领袖们来说,基南的宣告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但是麦克阿瑟对解散日本巨大的产业复合体以及对一定的经济民主化所表示的不衰热情,部分地抵消了他们的喜悦。

  与此同时,要求天皇退位和进一步进行宫廷改革的压力仍然存在。1947年10月14日,GHQ再次削减了有皇族地位的宫家数目。对于裕仁及其支持者来说,更加难以接受的消息接踵而至。外相芦田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原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一次会面,田中与首席检察官基南关系密切。田中告诉芦田,基南拒绝把对木户、东乡和东条的交互讯问委托给他人,而是由他本人亲自办理,但是他担心如果天皇、皇后和皇太子在全国巡幸时,行动“太惹人注意”,那么他们的苦心就可能是徒劳。基南打算在审判后拜访天皇,讨论“退位等问题”。田中还说:“麦克阿瑟确信,为了日本国内的安定,为了抑制共产党,君主制也是必要的。”一个月后,1947年11月14日,裕仁第5次会见了麦克阿瑟司令官。他们90分钟的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不过很有可能与从前的会面一样,谈论的是具体的政治问题。26日,裕仁出发前往本州西南部的中国地区,进行他本年度最后一次巡幸。

  1947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6年以后,战争结束28个月以后——裕仁及其一行来到了遭原子弹爆炸的广岛。因为天皇的到来,街道被特别地清扫过。天皇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的服装,据一澳大利亚人的观察,似乎“是故意选择这样的穿着以免显得太衣冠楚楚”。他看起来“象征着目前日本的逆境,以及坚持下去的决心。”数千名成人和儿童排列等候在长长的、经过审慎计划过的车队进入市区的道路两旁。在最初停车的地方,身穿黑色衣服的战争遗孤跪坐着等候他的到来:

  站在他们身旁的是几位母亲,她们的脸上布满疤痕,怀里抱着的孩子程度不同都处于伤残状态。在照相机发出快门声并转动方向拍摄时,人群变得越来越兴奋,天皇手拿着帽子,倾听着这群人简短地诉说自己的经历。他低声说着“啊,是吗”,看起来似乎是在对着一个伸向他的麦克风说话。然后他嘴唇颤抖,简短地鞠了一躬,转身回到他的车中。就在此时,人群变得疯狂。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眼睛发光,除去了脸上漫无表情的面具。在裕仁走回车子前,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遭到群众的推挤和踩踏。没有人触摸到天皇,但是许多人似乎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继续驶向下一站,在临时开辟的广场上,市长、市府官员和相当于城市现有人口1/4的5万名群众,正等待欢迎他的到来……在这里又看到了动情哭泣的人们……天皇登上讲台……摄影师再一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拍摄。天皇(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宣读了一段简短的讲话……在市政大厅,他爬到了屋顶上,市长拿着地图等在那里,向他展示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天皇准备的一副小型双筒望远镜放在一块紫色的绢帕上,但是他没有碰它。那一天,他第一次明显地被不安的情绪所压倒,看起来似乎想尽快离开那里。

  此时,GHQ注意到日益增加的国内外批判以及来自GHQ内部的批判,开始重新评价天皇的巡幸。民政局的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的中国地区巡幸。1947年12月16日的肯特第一份报告记录了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他继续记述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蓬。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他坚持认为天皇“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天皇的视察更像是“政治宣传式的巡视”,其目的主要是在追踪他的巡幸中,将他每天都置于公众的视线当中。最糟糕的是,巡幸没有使君主制民主化,而是增强了“传统天皇制的权力和影响”。

  肯特没敢因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而批判裕仁本人,但他是这样描述天皇的:

  神经质到了似乎身体有残疾的地步;他的姿势和动作笨拙而且不协调。他在讲话和行动之前总是很犹豫。如果不是过分的自我意识,那么肯定是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他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当对孩子们讲话,或者万岁的呼声非常大的时候,他也微笑过几次。他的衣着甚至也很糟糕。

  最后,肯特将造成天皇局促不安的原因归咎于宫内官员的态度。他还举出了两件让他特别恼火的事情,认为责任也在他们身上。一件是天皇在袭击珍珠港6周年纪念日巡幸广岛。另一件是12月11日,巡幸中国地区最后一天发生的“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悬挂太阳旗”。

  GHQ迅速采取了行动。1948年1月12日,GHQ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GHQ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非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GHQ还注意到关于暗杀天皇的谣传,其中涉及到对新颁布的外国人登录法不满的所谓朝鲜共产主义者。其实,没有明说的更深的担忧还在于,巡幸非但没有消除天皇已经放弃的神格的所有痕迹,使全体日本民众从臣民意识中解放出来,反而在事实上促进了旧的偶像崇拜。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巡幸活动

  1948年元旦,裕仁接受了聚集在皇宫广场的数万名群众的问候。1月中旬,他在皇宫举行了大众性的“皇室新年诗歌朗诵会”(歌会始)。这个活动从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即1869年开始举办,伴随着每一次民主主义浪潮的冲击而逐渐向臣下开放,最后向全体国民敞开了门户。参加者按照命题创作和歌提交上去,被选出的最优秀作品在大会上朗读。对于宫廷官僚和天皇制论客来说,这种歌会仪式有利于化解日本国民间的社会和政治分歧。而在现实中,其效果却完全相反。当天皇屈尊听只不过是普通庶民的诗歌以及下层的国民谦卑地聆听天皇的诗歌时,天皇和国民成为一体。因而“歌会始”使保守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价值观得以再生,成为日本国民是无阶级差别的铁板一块这一伪装的再象征。

  1948年后期,裕仁进行了慈善捐赠,被大肆宣传。另外,还尝试了三种新形式行幸访问:参加植树节的简短出行,出席体育大会和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民间组织主办的文化、社会活动。

  1948年1月,天皇召集国会开会时,国会议员习惯走的“螃蟹步”引发了事件。通常,当天皇通过一个专用的特别入口进入国会议事堂后,他首先在专门的谒见室接见两院领导人。按照传统,进入谒见室的议员径直走到天皇的正前方,深深地鞠躬,然后侧行或倒退步,从最近的出口退出。不让天皇看侧脸或头后部,是为了避免犯不敬之罪。但是1948年1月,当天皇进入那间专门的谒见室,准备接受国会两院议长和副议长的鞠躬时,参议院副议长、社会党员松本治一郎没有露面。后来他对同僚解释说:“我怎么能学螃蟹横着走?他不是已经成人间天皇了吗?”

  松井揭露了不符合新宪法秩序的战前习惯是如何仍被固守着的。可是他的勇气不但没有被称赞,反而受到了制裁。他的言行(如记者松浦总三所指出的那样)彻底触犯了吉田茂以及顽固的保守派,后者自1946年“布告事件”以来,一直为争取新刑法恢复不敬罪在运动。很快,在吉田的要求下,松井被GHQ开除了公职,其政治生涯因而一时中断,而在天皇面前的蟹步行仍在继续。

  “螃蟹步”事件清楚地表明有必要对有关新君主制的行为准则作进一步的改革。尽管巡幸活动受到了禁止,主要日报上不再有关于巡幸的报道,但是天皇设法获得民众支持的努力仍在继续;限制君主制的进程同样也在继续。

  1948年2月10日,由社会党主导的片山内阁由于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而全体辞职。片山随即就他的辞职向天皇作了汇报,尽管新宪法根本没有这样要求。3月10日,芦田均组成了第二个不稳定的联合内阁。裕仁和以前一样地告诫芦田“有必要对共产党采取措施”。芦田解释说,共产党是合法政党,除非他们进行了不法活动,政府才能起诉他们。他提醒天皇注意,GHQ收到的批判巡幸的信“堆积如山”,正在危及新的君主制。就这样,芦田表明了他将继续片山未成功的宫廷民主化改革的意图。裕仁搬出了他得意的渐进改革的“钟摆理论”,抵抗了近两个月。最终还是被芦田说服,同意罢免了他的高级顾问们。夏天巡幸主要的舞台监督大金、加藤和松平都退出了舞台。

  这期间,天皇的威信仍然在受到攻击。4月,战犯法庭休庭,准备最终的判决。关心新君主制未来的知识分子再一次提出了裕仁继续回避因为他在战争中的行为和他给国民带来的苦难所产生的所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问题。有些人甚至期望他利用审判结束的机会宣布退位。

  1948年是日本国内政治在美苏对抗的形势下调整轨道的时期。10月7日,历时7个月的芦田内阁倒台,几天后,更为保守的吉田茂组成了他的第二次内阁。1个月后,东京战犯审判宣告结束。11月12日下午宣布了审判结果。1948年12月23日,在巢鸭监狱,7名被宣判死刑的罪犯被处以绞刑。

  第二天,麦克阿瑟释放了关押在监狱或在家软禁但没有起诉的19名A级战犯嫌疑人。其中有1941年签署了对美宣战声明的前国务大臣岸信介;东条和铃木内阁时负责镇压政治异己的警察官僚安倍源基;以及右翼组织的首脑儿玉誉士夫和笹川良一。

  之后的几年中,日本政治家和天皇本人要求释放所有被定罪的A、B和C级战犯,几乎所有的请求都得到了麦克阿瑟及其后任陆军中将马修·B·李奇微的应允。至1952年4月与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开始生效时,在华盛顿的正式批准下,SCAP(同盟国最高司令官)释放了包括没有受审判的B级和C级嫌疑人在内的、全部892名战犯。对这些人的释放,以及随后出现的其中几个人在战后的国家里迅速升至权力高峰的情况,对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政治产生了深刻的两极化的影响。

  1948年12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13/2号文件被送到麦克阿瑟手中。文件正式批准了美国的占领政策从政治民主化向重建经济和重整军备的转换。以后,美国不但要考虑在经济上、政治上而且要在军事上加强日本的力量——这违反了和平宪法。收到文件和杜鲁门的追加指令两周后的12月18日,麦克阿瑟指令第二次吉田内阁实行“安定经济九原则”,其宗旨是控制薪金和价格并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生产。第2年初,底特律的银行家约瑟夫·M·道奇来日本,指导日本实施通过产生大量失业者的极端的通货紧缩财政政策,复兴日本的资本主义。这些由华盛顿批准的政策转换削弱了麦克阿瑟的权力,突然加速了日本政治中的“逆转进程”。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和平运动

  1949年,在新的安排导演下,裕仁的巡幸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51年末。这段时期的初期,GHQ放松了对公众讨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的限制,结果和平运动乘势兴起。到了末期,占领迎来了新的军事指导者并迅速走向结束。

  这些年间,东亚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苏联开发并试制了核武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大陆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国民党逃往台湾。1950年2月末,美国联合参谋部总参谋长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飞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就远东紧急事态的防御计划进行了磋商。关于这个问题,杜鲁门政府允许麦克阿瑟在紧急事态发生时可以扩大权限,让他管制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日本周边广大海域。同期,杜鲁门采取了具有挑衅性的冒险战略,具体见于1949年12月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48/2号文件和之后1950年3月的68号文件。3个月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对应这种局势变化,日本重整军备,加强警察力量,并开始接受美国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很快地,日本不但经历了第一次战后经济繁荣,而且还经历了第一次民族主义的复兴。主要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反作用,国际和平运动的一个分支——日本的和平运动诞生了。

  1949年5月17日,应县议会对天皇巡幸的邀请,裕仁开始了为期24天的九州巡幸。这时,将天皇从主权者变成象征人物的宪法已经颁布了两年,国民的心态也已发生了改变。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掌权,1949年2月,组织了他的第3次内阁,这是第一个以稳定的保守派主流为基础的内阁。占领下的日本不再对侵略受害者进行象征性的赔偿,它正在成为“亚洲的工厂”。美国占领者也不再费力推行日本经济的民主化。不过,GHQ依然在控制政策的制定,也依然在执行对日本媒体的事后审查制度。然而更多的行政权限正在逐渐地移交给日本政府,1949年5月,保卫皇宫和天皇的责任完全移交给日本。6月,宫内府成为总理府的一个下属机构(宫内厅)。

  裕仁的九州巡幸规模上不再像从前那样铺张。然而,天皇一行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除了新兴媒体呼吁人们支持君主制,再加上政府在各个层面的持续努力,最终保证了巡幸最大限度地唤起国民极为一致、但又是“自发的”热情。身穿工作服的天皇视察了三井煤矿,还会见了记者、学术界人士和着名文学家。在长崎,他马上将焦点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他访问了长崎医院,站在濒死的医学教授、放射线辐射的受害者永井隆的病床边让记者拍照。同年初,永井的手记《长崎的钟声》拨动了日本国民的心弦,手记指出,长崎是为了结束战争被神选中的纯粹的祭品,被天皇巧妙利用的“永井热”是日本国民对被压抑的核经历的一种迟到的觉醒。

  在不断深化的冷战背景下,新日本的国民开始了解原子弹受害者的经历和体验,尽管这项工作着手得很晚。大田洋子的《尸体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今村得之和大森实的《广岛的绿芽》成为1948-1949的畅销读物。不断增强的核意识和不断加深的冷战相结合,带来了对新宪法的和平原则更为积极的评价。但是,在新宪法下运营国政的保守政治家们所持有的国家概念,与大多数国民所持有的国家概念仍有很大差距。仿佛是对宪法理想与现实间矛盾的反应,无论宫廷官僚如何仔细地策划和组织,关于天皇应有的行为方式问题,民间的意见仍无法统一。有些人希望天皇进一步“人间化”,有些人则认为如果天皇变得太“人间化”,君主制本身将失去信赖性。

  1949年夏天举办的全日本游泳锦标赛等一系列体育赛事,占领后第一次振奋了民族主义精神。天皇和皇后出席了比赛,裕仁发表讲话对运动员进行了鼓励。当日本游泳冠军古桥广之进在洛杉矶的全美游泳比赛中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之后,他和他的队友在皇宫受到荣誉谒见并被赐茶以示祝贺。那一年,京都大学汤川秀树教授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增添了国民的自豪感。这些新日本“象征性人物”的出现,给裕仁提供了在媒体上大面积曝光的好机会。

  1950年初,裕仁发表和歌,表达了他九州之行和对汤川获得诺贝尔奖的喜悦心情。然后,便踏上了另一次连续巡幸的旅程。3月13日,为期19天的四国、淡路岛旅行开始。他访问了县政府办公厅、公立学校和大学、农业试验基地、孤儿院、造纸厂、化学工厂以及纺织厂和机械工具厂。与以往一样,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多数情况是,巡幸中的天皇作为爱的精神体现者、慈爱的人、名人,通常都会受到热烈欢迎。然而,少数人仍然相信他是神圣的化身、活着的神,是一股激励人们精神和行动的强大力量。看到天皇来到近前,他们高呼万岁并激动得流泪。他们的面部肌肉绷得紧紧的,身体在颤抖,腿就好像接触了强电流不停地抖动。随后出现的将是情感麻痹,一时间失去意识,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这种现象,这种原封未动的臣民意识的身体表现,有过体验的人在回忆时都反复地描述过。他们的共通之处是有一种充实感,为能与天皇一起拼命工作,并一起遭受磨难。

  而另一方面,无论怎么进行形象处理,也无法抹去他的战争责任。对天皇的淡漠感也在扩大。在少数左派人士那里,他的不善言谈依旧是嘲笑的对象。

  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准备正朝着和平条约的方向快速推进着,和平条约将把日本纳入美国领导的对抗苏联和中国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集团当中。裕仁此时秘密地使自己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使美日单边军事同盟的协商变得更加容易,关于这个协商,事实上日本给了杜鲁门政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挺进到鸭绿江

  根据历史学家丰下楢彦的推想,裕仁的外交介入是在1950年4月18日他与麦克阿瑟第十次会面之后随即展开的。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问题(1947年5月6日的第四次会谈以来)一直是放弃战争的宪法,和彼此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据第九次和第十次会谈时给天皇作翻译的松井明所言,1949年11月26日,正值关于和平条约的争论不断升温之际,他们讨论了“和平问题”。4月18日的会面中,话题中心是共产主义阵营对日本的威胁。据说,两次会面中,麦克阿瑟都宣扬了“第九条的精神”。而除了公共宣传目的之外从来不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裕仁则坚持认为只有军事力量才能保护日本。也许是感觉到在日本的安全问题上,他与最高司令官之间的分歧是无法克服的,天皇最终决定回避这个问题。

  可能有两个背景因素影响了他。1950年2月,苏联重新提起了裕仁的战争犯罪问题,以他在二战中批准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而要求对他进行审判。

  另外,4月6日,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律师被任命为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特别顾问,这引起了东京和华盛顿对和平条约的谈判将重新开始的推测,自1949年秋以来,有关和平条约的谈判因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意见不一而受阻。丰下推测,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十次会面后,财政大臣池田勇人赴华盛顿时,曾带去天皇给麦克阿瑟的财政顾问约瑟夫·M·道奇的秘密私人信件。信件的“大意是[吉田]政府希望尽早缔结讲和条约。即使这样的讲和条约缔结了……也可能需要让美国军队在日本驻留,如果从美国方面不好说出口,作为日本政府,探讨由日本方面提出的方式也可以。”简而言之,是裕仁,而不是吉田,做出了加速缔结和平条约的第一份努力,和平条约将结束占领统治、在日本保留美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并将归还日本的独立。

  杜勒斯6月下旬来到东京,开始了结束占领的和平条约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全面谈判。当他与吉田第一次会面时,他对这位首相感到很失望。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吉田与裕仁不同,表现出一副不慌不忙、不情愿接受安全保障问题制约的样子。三天后,6月25日,北朝鲜派遣军队越过了北纬38°线,向南朝鲜的内地进军。分裂的朝鲜半岛的区域性纷争转变为全面内战。一向反应迅速的杜鲁门政府立即决定美国进行军事干涉,一夜间将冲突国际化。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司令部,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对北朝鲜展开了陆海空的军事打击。

  与此同时,裕仁得知了吉田与杜勒斯的糟糕会谈。战争爆发的翌日晚上,他通过宫内厅的松平康昌给杜勒斯带去“口信”,表达了对吉田的不信任。根据杜勒斯的记述,口信的“要点”是,美国官员“前来日本视察实情时,只能见到日本政府中得到SCAP正式认可的日本人……显然,SCAP认为他们有持有军国主义的观点,因此害怕接触这些经验丰富的人物。”但是,正是这些多数已被解除公职的干练官僚能够向“关心将来日美关系的美国人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协力”。裕仁“建议在有关和平条约的条款进入最终程序之前,应该设立一个由真正代表国民的日本人构成的某种形式的咨询委员会。”

  在《新闻周刊》的两名记者,哈里·克恩和康普顿·帕肯汉姆安排的晚宴上,松平向杜勒斯传达了“口信”。早在两年前,对麦克阿瑟的经济改革和战犯清除持批判意见的克恩和帕肯汉姆就组织了一个“美国对日协议会”,致力于促进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裕仁也许认为,涉及到和平条约和军备重整问题,自称“臣茂”的吉田已不再是“日本国民的真正代表”。对于裕仁来说,克恩和帕肯汉姆再开了一条绕开首相的新的、独立的渠道,就像他先前绕过麦克阿瑟一样(原文如此),通过这两个人,他可以与华盛顿进行沟通。在宪法上这应该受到谴责,但这正是裕仁的特征。事实上,他正在复活战前的“双重外交”的传统习惯。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返回东京,解决剩余的问题。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杜勒斯阐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是否有权力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期间、必要的地方、驻扎我们认为必要数量的军队?”希望在日本全国无限制地部署军队的杜勒斯担心日本会试图引美国让步。但是吉田没有做任何努力,即便是形式上的,去限制美国在独立后的日本所持的特权,他简单地就作出了让步。美国获得了军事基地和治外法权;日本甚至还要建立一支5万人的“代用”军队。显然,吉田表现得很无能。但是他在这些谈判中的失败表现——同意设立基地以取得力量平衡;反驳杜勒斯关于美国将军队留在日本是一种友善行为的论点——恐怕更多地与裕仁的影响有关,而不是他自己的失误。

  为了促进和平条约的商讨和谈判,裕仁及其亲信与美国对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接触了多少次我们无法确定。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他们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裕仁所起的作用。1951年2月10日,裕仁在皇宫为杜勒斯举行了晚宴。那一年,他还在其他场合与杜勒斯至少见过两次面。这位未来的美国国务卿一定不会将昭和天皇仅仅视为一位礼仪上的元首。

  朝鲜战争导致日本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初期那股要发展民主主义的热情冷却下来,左翼领导的工会组织受到了攻击。对左翼的政治镇压风潮随之而起,吉田政府和日本公众对新生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批判天皇表现得越来越无法容忍。那个夏天,讽刺杂志《真相》报道了一名来自长崎县佐世保市的青年称自己是裕仁的“私生子”。吉田首相代表裕仁提起了诉讼。很快,《真相》的发行商佐和庆太郎以诽谤罪被判了刑。就是裕仁最小的弟弟三笠亲王也因为公开反对复活“纪元节”(建国纪念日)和警告军国主义的危险性受到了批判。

  1950年11月末,在接受了杜鲁门授权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北部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受到中国的警告——美国(而不是南朝鲜)部队的进攻将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并将导致中国做出直接反应——的几个星期后,麦克阿瑟得知中国说要做出反应的威胁变成了现实。中国30万人的部队越过边境进入了朝鲜。鲁莽地扩大战线的美军很快败北,不得不大幅度后退,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到了1951年1月,曾经命令部队挺进到鸭绿江边,如今变得恐慌沮丧的最高司令官在杜鲁门政权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上“棘手的花瓶”。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学生举行和平集会

  在新任命的第八军司令李奇微中将将中国军队的推进阻滞在三八线附近之后,麦克阿瑟再次超越权限,发表了未经授权的公开声明,威胁中国说,“除了胜利,别无选择。”4月11日,愤怒的、忍无可忍的杜鲁门终于因其反复违抗命令并企图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地方而罢免了他。四天后,裕仁对在战争中打败了他而在和平时期又保护了他、享有很高声望的元帅朋友进行了最后一次告别拜访。在日本期间,尽管裕仁的随从曾竭尽全力邀请,但麦克阿瑟一次也没有去过皇宫。1951年4月16日,麦克阿瑟启程回国。在他驱车前往羽田机场的途中,道路两旁是被征服的国民组成的长长的送行队列。欢送的人群中,吉田首相和宫内厅的代表向他挥手道别。

  六年多的时间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裕仁生涯中最重要的人。他敬仰将军坚忍不拔的意志,视他为一个能够适应新形势的成功的角色扮演者。他的免职使裕仁感到震惊。这是否预示着和平条约的缔结将延迟?也许美国的基本政策要发生改变?朝鲜战争要进一步扩大?4月22日,裕仁再次直接询问杜勒斯以寻求答案。杜勒斯感到很不耐烦。他回答说:他“无意讨论事情的功过,但是……它至少是一个在我们的制度下,平民高于军部的示范……这件事也值得日本深思。”谈论就到此为止。

  1951年10月,裕仁准备启程访问京都及其他三个县。1000多名京都大学的学生举行和平集会,抗议吉田政府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他们发出了致“人间天皇”的“公开信”, 把矛头对准了重整军备:“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现在,在单独讲和与重整军备的日本,还想像过去那样,作为战争意识的支柱发挥作用。”11月12日,当裕仁出现在京都大学时,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条幅,上面写道:“在曾经是神的你的手上,我们的先辈在战场上被杀死。请你绝对不要再次成为神。请不要让我们再听‘海之声’”。

  2000多名学生唱着“和平之歌”,而不是传统的国歌“君之代”,在校园中迎接天皇的到来。当局对学生们象征性的行为和有失礼节的表现感到震惊,大约500名全副武装的防暴和常规警察冲入校园,与学生发生了冲突。第二天的报纸站在警察一边,批判了学生的做法,宣称大学中发生了“世纪丑闻”。8名学生因和平抗议被开除学籍。学生组织遭到解散。受到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日本新闻界将学生的行动视为不敬罪,连续数周以煽情手法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全国上下,许多人指责学生们是“愚蠢的赤化分子”或是不懂礼仪的年轻人。然而,同样也有许多学生的拥护者,表示对天皇的反感,或是对天皇完全没有兴趣。

  京都大学的抗议事件标志着不敬罪在事实上的复活,也标志着保护天皇的更为传统的手段的恢复。它为“人间天皇”运动带来了一个唐突的收尾。它警告日本领导人,时代已经改变,任何想恢复君主权威的行为都会带来真正的危险。从这次紧张的冲突中,我们已经能够预见裕仁在适应日本不断涌现的反军国主义和一国和平主义的过程中将面临的问题。

  IV

  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一次会面使司令官确信,正如美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天皇可以被利用。裕仁在离去时也确信他只要配合就能获得好处。占领期间重大的历史交易就这样开始了:麦克阿瑟利用天皇,天皇则毫无损失地利用GHQ恢复他的角色。裕仁的巡幸一度是这个交易的一部分。对他而言,巡幸有得亦有失。战争在国民的记忆中依然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一部分是由于败北的羞辱和惭愧,许多人站到了战败的天皇一边。事实上,他们在利用裕仁向世界宣告:“我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仍然拥有天皇和我们的骄傲。”1947年的巡幸受到最热烈的欢迎,“行幸”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天皇微笑着挥舞帽子,到处走动所带来的欢快景象上,仅从这一点看,就是对战犯审判的有力对抗。日本媒体通过赞美裕仁是“爱与和平的天皇”,将他的行动解释为对民主主义的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48年,欧洲的冷战对抗更加尖锐,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摊牌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裕仁更加关注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因为没有宪法上的权力,天皇只得在幕后操作,他鼓励美国保留冲绳作为军事基地,而后又为巩固日美军事同盟发挥了作用。对他来说,反对苏联和与美英合作是向以前政策的一种回归,由于他前期背离了这个政策才导致了日本的灾难。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

  第一部分:致中国读者致中国读者

  《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一书聚焦于日本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领袖的性格、行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20世纪的日本社会和政治。全书关注的中心在于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帮助下为自己开创了一方政治空间,并从此(在这片空间里)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决策过程中行使了领导者的权力。他不仅在统治的前20年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公众角色,而且,作为一个在幕后操纵局势的首脑,当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往往倾向于服从军部所主张的政策导向。这与明治天皇的亲英美路线完全背道而驰,而这位祖先对裕仁的个性有着极大的影响。

  这部批判性传记的三角结构还凸现了另一个重要主题。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三种交叉的路径来了解这位天皇。他是一个很有特性的存在——身处一个复杂精细、等级鲜明、协调一致的决策系统的中心,掌控着真正的权力。他代表了一个有着自己的目的论和独特的正统化模式的官僚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战时条件下发生了转化。同时,他又体现、表达并鼓励了一整套美化20世纪30—40年代初侵略战争的思想言论,他统治的每一个阶段都遏制了日本民众民主主义思潮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统治集团对君主政体在裕仁的父亲——1912年登基、患有慢性病的大正天皇统治下延续问题的担忧,影响了对裕仁的培养和教育。书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对裕仁的教育以及他如何演变成一位精悍活跃的天皇的过程。这一部分的探讨为下一步的考证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记述了在秘密状态和无责任体系背景下,寡头政治有关战争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书中至关重要的、关于战争的章节揭露了天皇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缺乏清晰的道德原则的史实,这些道德原则本来是有可能将他与日本社会中支持侵略的力量区别开来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章节中提及的许多问题都有着意义深远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日本对皇权及其占有者虔诚的崇拜;东京方面以“自卫”名义发动的日本对满洲单方面的接管;日-中战争中,日本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还有依然充满争论的南京大屠杀——关于这一事件,至今找不到能证明天皇曾就此开展过任何调查活动的公开线索。第三部分还论及了日本向南推进过程中日本海军的政策,在1939年初日本帝国海军占领了中国南海的海南岛之后,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了珍珠港战争的爆发,并将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带入最后阶段。

  总而言之,本书激发读者去正视战争是如何被正当化的,日本国家首脑及其近臣们的历史是如何被篡改的问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我希望将裕仁作为一名特别的战争领导人而对其进行重新评价。书中还论述了亚太战争的起源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由日本和美国官方共同编造的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终结的神话。1945年日本战败以及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裕仁的继续在位,为他日后持续以不同方式对日本的民主政治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其影响后来被证明是有害的。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我再次将笔锋探入裕仁的思想,描述了亚太战争和美国占领之后昭和天皇与日本民众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我对裕仁行使最高统帅权所应附带的责任提出了质疑,阐明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他是怎样逃脱了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所应承担的全部法律、政治和道德责任的。

  本书的意义在于超越了过去的研究,值得引起当今社会的关注,尤其是持有如下观点的人们的关注——认为国际秩序不应建立在寻求霸权之上,应该承认所有国家在形式上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无视国际共同体的存在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人道主义”战争和军事干预,使许多国家中存在的国家无责任制度和实践成为新的突出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对外夸耀本国民主文化的国家。这种战争有可能使政治家们将其国家和民族主义引向极端,并使他们免于承担后果。在此背景下,我们就不能忘记过去的战争或将其“正常化”。日本曾经有过的典型的无责任体系既是我们借鉴过去历史考察当今问题的理由,同时也在提示我们,不触及昭和天皇,日本的过去就得不到充分的研究。

  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日关系史中那段不幸的时期有所助益。

  日本一桥大学的博士生、活跃的新闻记者王丽萍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孙盛萍承担了本书艰巨的翻译工作。感谢她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感谢新华出版社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满洲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将校在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制造了爆炸事件。虽然铁路未受到损坏,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立即以这一自导自演的事件为借口,嫁祸张学良部队和武装“土匪”,下令独立守备队、步兵第29连队向奉天城(沈阳)内的中国东北边防军营房发起进攻。受到突然袭击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部分仓皇逃遁,部分缴械投降。1小时后,板垣的共谋、驻扎旅顺的石原莞尔中佐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上一份颠倒黑白的报告,本庄立即发布了进攻命令。石原事先早就做了精心布置,关东军部队开出租借地,不到24个小时就控制了铁路沿线的战略据点,并做好了继续向南满洲主要城市进发的准备。①

  次日,日本宫廷从报纸上看到关东军定了调子的报道,声称责任全在中方。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飞报天皇:“相信事件不会太扩大”。②此时或几小时后,奈良还建议裕仁召集御前会议以控制局面,但遭到牧野和西园寺的否决。理由是,如果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落实,“陛下的圣德”将难免遭到“玷污”。③

  满洲事变如同一个连锁反应装置的开关,一经按动,便引发出一连串的国际反应和国内危机,它们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国家进程。中国马上诉诸国联,要求国际社会督促日本恢复原状。关东军则请求派兵增援。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向东京的参谋本部请战,要求越过鸭绿江进入满洲。9月19日,日本政府依然是消息不灵,六神无主,若槻首相这样向元老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求助:

  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报告,也没有陆军省报告……我刚刚通过川崎书记官长提醒了他们……支那在满蒙的兵力超过20万人(原文如此),而日军只有1万多人,我问陆军大臣:“以现在的兵力就如此旁若无人轻举妄动,如果出现万一,怎么办?”他回答说:“从朝鲜出兵,”“好像都已经出动了。”听了这话,我呵斥他说:“没有政府命令就从朝鲜出兵,有点太不像话了吧。”可他说:“田中内阁时期(1927-1929年),即有不经御准而出兵的事实”,似乎就没想过这样将为日后留下问题……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以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抑制军部的了。倘若陛下的军队不经御准竟擅自出动,那就太不成体统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或许我不该对您说这些,您有什么办法没有……真是一筹莫展。④

  当晚,宫廷近臣们聚到原田私宅开会。与会者有木户(其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卫、贵族院议员冈部长景和一位贵族。⑤这几个人都是四十多岁,对西园寺和牧野持批判态度,与试图用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军部论调一致。他们也认为上级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再确认了天皇赞成内阁最初阻止事态恶化,以免日本的国际形象受到进一步损害的要求。据木户记录,问题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军部对宫廷派影响天皇的意见感到恼怒,尤其是敌视西园寺。因此,“今后除非万不得已,天皇以不讲话为宜。”另一部分是“只要形势没有变化”,就劝阻西园寺不要来京。⑥

  结果在原田私宅会上达成的一致是,裕仁应肯定军部的行动,西园寺和宫廷官员不应追究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小心谨慎,不要刺激军方。实际上,宫廷派在整个满洲战争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这一态度,从未立场坚定地反对过军部。⑦

  9月21日,若槻召集内阁开了6个小时的会,决定不批准从本国或朝鲜派遣增援部队,将满洲发生的战斗当做“事变”处理,避免正式宣战。⑧然而,3天来关东军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参谋本部允许朝鲜军司令官林中将的援兵越过鸭绿江进驻满洲。(地图:满洲,1931年-1933年)21日午后1时,东京的内阁会议还在进行中,在朝鲜的林竟自作主张,命令部队越过了边界。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天皇报告说,尽管命令部队警戒待命,可是朝鲜的混成旅团,依照战场司令官的独自判断,“已经越过国境,正向奉天进发”。⑨金谷当然清楚,任何一条作战行动的自主权原则都不能证明此时林的独断专行是合法的。

  30岁的裕仁现在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支持若槻内阁,控制军部,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此时日本国内对满洲事件的观点不同,军部在政治上还处弱势。如果裕仁希望做一个英国式的“立宪君主”而不是一个凌驾满洲,1931年—1933年于宪法之上的独裁君主的话,现在正是一个机会。

  9月22日,奈良在日记中记下了裕仁在这个紧要关头的表现:

  下午,依召拜谒陛下。陛下问,是否已告诫参谋总长(金谷)不要扩大行动。奉答:已经告诫,其实总长不待告诫,亦颇能领会内阁会议主旨与陛下圣意,已依次处理。但驻屯部队势成骑虎,多有越轨,诚不胜遗憾恐惧……午后4时20分,金谷参谋总长拜谒,奏请准许追认朝鲜军混成旅团。陛下指示,此度已无他法,以后务必充分注意。⑩

  考虑到关东军前锋部队在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有必要对其进行增援,裕仁把现状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裕仁并不真正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即使对他的统帅权有所冒犯也无关紧要——只要行动是成功的。

  事件两周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支持军部。10月1日,裕仁已经明白事件是按照预先编排的脚本上演的。他知道了谁是策划者、谁是指挥者以及谁是实行者。他完全清楚那些高级军官命令部队进入他们管辖权限以外的地区,违犯了1908年陆军自己制定的刑法。尽管如此,正如侍从武官长奈良的日记中清楚记录的那样,裕仁只打算对陆军参谋总长和关东军司令官处以最轻的惩戒。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锦州事件

  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北京-沈阳)沿线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最后的残余”。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奈良在他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

  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次长说将向参谋总长汇报,建议总长近期参见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参谋本部作战课也明确注意到其后天皇说到轰炸属“当时形势下的当然之举”。如果我们完全相信奈良10月9日日记所载属实的话,那么,裕仁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早些时候,他向奈良表示,不赞成本庄将军对张学良政权的公开指责,10月8日,他对奈良说:“驻外军部与外务官吏意见相左,陆军想使满蒙独立,然后与其政权进行谈判,外务省则不太希望独立政权出现。我认为,在此问题上陆军意见不妥,我想让陆军总部考虑这一点。”

  国联理事会接受中国政府要求,在日内瓦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会上意见很快趋于一致,强烈反对日本。10月27日,奈良的日记记录了天皇的不安:

  午餐后往访内大臣,稍事会谈。闻其言,此时圣上,要侍从武官长询陆海军大臣,是否有遭到经济封锁,或与列国为敌开战的心理准备,是否做好基础准备。另杂谈若干而回。

  到了11月初,外务省和宫廷态度发生转变。6日,外务大臣币原向天皇报告,外务省已经决定放弃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转向支援熙洽将军及以南满地主阶层为基础建立的傀儡政权。有关满蒙问题,直接与傀儡政权的上层进行协商,不再与张学良或南京政府谈判。币原也向朝鲜新任总督宇垣将军和牧野、西园寺寻求支持,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正当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想遏制关东军进犯北满洲,以避免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之际,这个政策发生了转变。11月5日,裕仁给予金谷参谋本长特别委任命令权,允许他在关东军作战和用兵等“细小事项”上做出决策。之后的3周里,关东军沿铁路在北满洲调兵遣将时,金谷五次行使了他的特别权力,控制了当地部队的行动。

  同时,在美国国务卿斯廷森的要求下,国联理事会对中日两国起用了凯洛格—白里安条约。针对日本代表的异议,会议通过了一个道义决定,敦促日本以11月16日为限从占领区撤出部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外批判高涨,而以报刊、广播、娱乐业和帝国在乡军人会为先导的日本国内舆论则支持关东军,谴责中国和西方。当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返回东京,与关东军相呼应,为在满洲建立新的中国政权而奔走呼号时,受到群众狂热的欢迎。

  面对关东军对政党内阁深刻的不信以及他们要将北满洲和内蒙古置于控制之下的强硬态度,东京的军部作出让步,撤回了他们对南满洲政权的支持。正当裕仁天皇在熊本县检阅军事演习时,关东军已开始进犯满洲北部的中心部。进犯开始一周后,主力部队乘火车南进,向远离满铁沿线、驻扎了115万中国军队的锦州移动。

  这次,裕仁天皇通过参谋总长金谷和陆军大臣南,为阻止关东军向锦州发动地面进攻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但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当东京的参谋本部认可了关东军在满洲三省建立“独立的”中国政权,以便日本部队在满洲北部驻扎,阻挡未来苏联入侵的设想时,天皇和宫廷派都没有反对。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

  锦州事件告一段落,宫廷派的注意力转向了国内政治危机。参谋本部的激进军官桥本欣五郎大佐的秘密结社樱会分别于1931年3月和10月,两次决定通过推翻政府来简化解决问题程序。桥本的三月计划被揭发,同谋者遭到了逮捕。原田男爵得知情况后,断定满洲危机是“陆军政变的序幕”,它“坚定了部分军人因为在满洲取得了成功,在国内也一定会成功的信心。”当陆军试图掩盖十月阴谋的时候,奈良、铃木以及参谋总长金谷向天皇做了报告。11月2日,金谷再次拜谒天皇,“上奏支那事情以及违反军纪事件的经过”,但是,裕仁和他的军队首脑没有要求惩罚那些阴谋者。结果,那些人都受到宽大处理,拘禁解除后,罪行也很快就被遗忘了。

  十月阴谋以及裕仁对它的宽容态度破坏了若槻内阁要抑制陆军的努力。至于宫廷派,他们现在认为,满洲的任何事情都没有阻止可能推翻君主制和整个明治政治体制的国内危机更重要。特别是,十月事件引发了陆军大学毕业的两个精英群体公开的派系之争。其一是天皇路线派,或称皇道派,由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和小畑敏四郎等将官和“青年军官”组成。另一个是为皇道派所敌视的控制派,或称统制派,他们不像皇道派组织得那么严密,包括永田铁山、林铣十郎、东条英机等将官和其他高级将官,周围也有一批追随的年轻军官。两派的目标都是要建立天皇领导下的“军事独裁”,推动海外侵略。皇道派主张通过政变达到目标。统制派尽管不反对运用暗杀和胁迫手段,但更倾向于合法地进行政府改革。

  在战略主张方面,皇道派将苏联当成主要敌人,强调军人精神和民族精神强于物质力量,这也是日俄战争之后陆军的信条。与其相对,统制派则优先考虑军队的现代化和建设从纳粹德国借用的一个名词——“国防国家”。统制派的军官们意识到现代战争已经成为社会总体之间的对抗,需要集结整个国家的力量,对美国和苏联的战争需要提高陆海军的技术水准,实现工业现代化,并对整个日本民族进行精神动员。

  随着满洲事变的展开,这两个主要在手段上而不是目的上有分歧的、松散的群体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成为贯穿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侵略的铁蹄逼近北满洲

  公平地说,1931年一年裕仁都对他的臣民缺乏有效统治,他的表现一直是迟缓的、不连贯的和自我矛盾的。在一些琐碎小事上,他行使大权,而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却让步于不顺从的陆军军官们。比起那些操纵满洲事变的参谋将校,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对西方的经济依赖,因此他很担心外交孤立和国际经济制裁。可是他却从未公开地或私下里批评过陆军在满洲的行动。相反的,他以过度的宽大,认可了行动的一次又一次扩大化,并放纵越权不服命令的高级军官,拒绝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对于陆海军的年轻军官来说,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天皇主要关心的是事变的成功,而服从东京的中央指挥则是次要的。由于裕仁向“昭和维新”的策划者和鼓动者表明天皇并不总是以顾问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进一步促使了军队违反命令行为的发生——尽管这个结果确实不是他的本意。

  1931年12月11日,若槻首相辞职。他在控制军队、遏制经济大衰退乃至获取宫廷派支持等方面均告失败,而后者是最致命的。此时满洲事变进入第二个阶段。宫廷近臣们商议之后,决定让当时在国家议会和府县议会中的少数派、更为沙文主义的政友会来组织下一届内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曾反对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之后又坚决鼓吹满洲事变的合法性。他还公开拒绝国际联盟就满洲问题提出的劝告,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日本外交史中不断重提的说法)”,开拓“独立自主的新局面。”

  宫廷派知道犬养在满洲事务上对军部很纵容,随委托西园寺与犬养就任命他作总理大臣的条件进行交涉,意在避免任何在外交或者国内经济政策上的激进变化。在与牧野伸显、铃木贯太郎、一木喜德郎和天皇商议后,12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西园寺与犬养见面相商。4天后,犬养获得了裕仁组阁的裁可,由森恪担任内阁书记官长、荒木中将任陆军大臣,较为自由主义的高桥是前任财政大臣,这是一个由不协和音阁僚组成的内阁。

  犬养担任首相后,首先是立即中止了日本两年来对金本位货币制度的依存。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商品和信贷资本的流通都建立在这个金本位制的基础上。这个行动,使日本加入了以英国为首的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来恢复经济的列强行列。其次,犬养要求天皇批准派遣两个大队去天津、一个旅团到满洲。从12月初开始,关东军在天津集结兵力,准备向锦州发动地面进攻。12月23日,就在裕仁向兼任外务大臣的犬养首相下达“不攻击锦州的方针”和“尊重国际间信义”指示的时候,关东军正继续向锦州逼近。美、英、法警告日本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12月27日,根据奈良的记述,天皇又一次告诫犬养“深为轸念攻击锦州之对外影响”。然而,关东军继续推进占领锦州,从而加剧了日美紧张局势的恶化。

  可是,当太阳旗飘扬在被占领的锦州上空时,裕仁将他的担忧放到了一边。1932年1月4日,他发布《军人敕谕五十周年纪念日赐陆海军人敕语》,号召全体将士对明治天皇敕谕进行认真思考。实际上这是一篇非常温和的诏告。四天后,大概是接受了闲院亲王的建议,他又发布了《赐关东军敕语》,嘉奖不服从上级命令的关东军在“自卫”和打击中国“土匪”的战斗中英勇作战,“向内外宣扬了皇军的威武”。通过广播和报纸诏书在全国得到广泛宣传,起到了镇压反对意见和推动民众趋近战争的作用。勿需说,对于犬养尝试的恢复陆军军纪的努力,它没有起任何正面作用。

  之后的几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授勋和晋升,他们都是在满洲战争和上海事件中的有功人员。这两个事件在日本国内均得到极大的支持,而在海外却恰好相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爵位。裕仁对于陆军在满洲作战的公开支持,正好与他即使在他们违反了命令时都没有予以惩罚的做法前后一致。

  从1932年1月末至3月,日中冲突延伸到了上海,西方对日本的谴责有增无减。当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1908—1912年在位)领导下的“满洲国”傀儡政府建立时,犬养有意保留了对这个新国家的承认。作为一个分裂的政党内阁的首脑,他的统治需要枢密院的帮助,要依靠紧急敕令和无视议会预算制定权威的紧急财政措施才能得以进行。即使在政友会以压倒优势赢得了2月总选举以后,当犬养按照宫廷指示努力维持国内现状时,仍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不断地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同时党内的主要改革者森则试图打破政党体系,策划联合军部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独裁的政治秩序。

  在犬养任职的早期,陆军通过拥戴皇族的长老闲院宫载仁亲王为陆军参谋总长,强化了与皇室的联系,由此也排挤掉了高级指挥官金谷将军,他是宇垣派的核心成员。与此相呼应,海军推出了在清洗伦敦海军条约支持者中起主导作用的伏见宫博恭亲王,任命他为军令部总长。这两个强硬派的晋升意味着陆海军大臣权威的衰落。两个相互竞争的军种现在可以利用它们高贵的皇族“权威人物”向天皇施加影响,控制它们在亚洲大陆上的军队。

  在犬养内阁5个月的短命期间内,裕仁成为一个公开的、积极主动的事变参与者,而在事变开始时却绝不是这样。1932年初,他最优先考虑的是维护皇权相对于政治党派,而不是相对于突然得了民心的军队的独立性,同时动员公众对满洲军事行动的支持。他还希望能够保证政策和内阁人事两者的连续性。因此,当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他从一个阅兵式乘马车返回的途中试图刺杀他的时候(1月8日樱田门事件),天皇坚持内阁留任,而不是依照惯例全体辞职。此时,犬养取得政权还不到一个月。裕仁轻描淡写了事件的严重性,就如木户建议的那样,避免了任何直接地、公开地表达他对恐怖事件的个人感受。新闻报道对事件起到了间接地、进一步淡化的作用,报道说他向被炸伤的两匹马“恩赐三公斤半的胡萝卜”。

  这期间,日本继续侵略满洲和内蒙古,没有遭到中国或苏联的军事反击。1931年12月31日,由于日本侵略的铁蹄逼近了与北满洲边界划分不清的苏联远东附近地区,受到极大困扰的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提案。不清楚裕仁对苏联这一提议的反应如何(假设他知道有这回事的话),但是犬养内阁干脆将其束之高阁。日本表示拒绝的正式回答是在1年后的1932年12月。不过,斯大林的签订协议的提议一直坚持到1933年末,这时他判断日本的威胁已经暂时消退。

  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司令部在奉天召集了一次中国合作者头面人物会议,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第3天,委员会宣布了新国家“满洲国”的独立。3月1日,“满洲国”正式宣告建国。关东军司令部自信犬养内阁将会执行陆军的政策,所以便不断向东京施加压力,要它马上承认这个新国家。11天后,犬养内阁果然同意了将满洲和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来,建成一个“独立”国家。不过,在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上,犬养拖延了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犬养与军部、森内阁秘书官长和外务省的一些官僚发生分歧。外务省是准备将对“满洲国”的责任置于所有其他国际义务和协作之上。犬养一方面努力遏制陆军中的激进派,同时也对日本恶化与美国的关系感到很不满意,因为日本在市场、技术、资本和原材料方面都有求于美国。

  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政权在犬养同意陆军占领锦州之后,对日态度马上变得硬冷起来。随后国务卿斯廷森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决定了此后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对日政策。1932年1月7日,斯廷森通过向日中两国正式递交外交照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压力,他宣布美国政府将不承认由日本以武力在满洲制造的任何政治变化。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上海战争

  斯廷森的不承认方针是否奏效,完全取决于胡佛的美国政府态度是否积极并且能够迫使日本放弃满洲。3个星期后,当中日冲突扩大到上海时,中国人组织了抵制日货运动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上海也是英美商业利益的重要所在,华盛顿所能做的只是微弱的抗议而已。1932年2月23日,斯廷森在给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公开电中曾暗示,如果日本继续违反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可能开始增强其舰队。即使是这样,东京还是完全无视了这个警告。因为天皇和犬养内阁清楚地知道,随着世界大萧条的继续恶化,关于满洲的问题上,华盛顿和伦敦都没有准备采取任何重大的措施。

  1月9日,一份中国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对暗杀昭和天皇的企图(樱田门事件)没有成功表示了遗憾和谴责,这引起了日本居民的愤怒,上海的局势因此而紧张起来。9天后,陆军少佐田中隆吉为了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陆军在北满洲的军事行动上引开,鼓动一伙中国暴徒袭击了一群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帝国海军认为这个事件是海军向陆军展示实力的绝好机会。因此,上海舰队迅速得到增援,1932年1月28日,海军陆战队在海军少将盐泽幸一指挥下开始登陆上海,并于当晚向中国陆军第19路军——驻守在外国租界附近,沿海岸展开的335万人的部队——发起挑衅。中国士兵顽强抗敌,在随后的战斗中给了海军陆战队以沉重打击。从舰队获得增援后仍无法扭转不利局面的海军只好向陆军请求增援。虽然犬养取得了天皇向上海派兵的许可,但是中国陆军仍很顽强,使日军再次遭到重创。东京的参谋本部组织了一支由白川义则大将指挥的精锐的上海远征军,增派了两个师团。其后的战斗极其惨烈,中国军队最终被击退,日本赢得了一个挽回面子宣布停火的机会。1932年5月5日,在英国的调停下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中国也结束了抵制日货的运动。

  上海事件使裕仁认识到他的高级海军将领们的鲁莽和侵略性——正是这些军官一直被裕仁和宫廷派当做干练的、无狭隘偏见的国际主义者。受军种间明争暗斗的驱使,明知一定会引发与美英间的问题,他们依然故意在中国的心脏地区滋事,图谋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样重要的是,海陆两军都没有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这次与现代中国陆军进行的第一场大战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中学到任何新东西。他们一如既往——完全蔑视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将他们视为无知、饥饿农民的乌合之众,缺乏民族与国家意识,只要一个猛击就可以轻易地征服。裕仁本人可能私下里也持有这个观念。但是天皇比他的指挥官们更清楚日本在经济封锁面前的脆弱。他特别用心地嘱咐白川要迅速平息上海的战斗然后返回日本。对于上海,裕仁行动坚决地控制着局面,而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带的满洲,他高兴地袖手旁观着他的帝国在扩张。

  上海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日本的官兵都在实践着1905年日俄战争后确立的决不投降的战场教义,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1932年2月,被中国俘虏的空闲升少佐通过俘虏交换被遣返日本后,为了洗涤被俘之辱而自杀。空闲的尚武精神受到陆军大臣荒木的表彰,后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从这以后,被俘幸存下来的官兵经常公开地被迫自杀。很多书籍、电影和舞台剧都歌颂了那些在上海前线主动奉献了生命的“人体炸弹”、“肉弹”。这些故事提高了陆军在国内的声望,同时也增强了它在海外的神秘性。

  第一次上海交战之后,犬养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更加严重。在试图控制部队在上海的展开和军事行动方面,犬养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天皇的支持——尽管军人们的行动扰乱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天皇还是不愿意惩戒他的军官们。就在上海的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日本国内的战争狂热不断加深,舆论对政友会内阁政策的批判也在增强。“直接行动”出人意外地发展到离谱的地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成了恐怖主义。2月9日和3月5日,两位重要的商界领袖——前若槻内阁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与财阀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男爵——分别遭到暗杀。杀人犯来自一个被新闻报道称为“血盟团”的秘密帮派。在对这两起谋杀事件调查期间,犬养压制了陆海军在上海地区的军事扩张行动。为了重整军纪,他还就解除大约30名军官的职务寻求闲院亲王的支持。就在这个时候,另一片阴云中的恐怖主义霹雳结束了犬养自己的生命,日本政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间表因此而提前。

  1932年5月15日,年轻的海军军官们在犬养的首相官邸谋杀了他。另外由陆海军军官和平民组成的两伙暗杀者向政友会党总部、日本银行、警视厅,更为严重的是还向内大臣牧野的官邸投了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散发传单要求净化宫廷内臣”。

  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混乱中,天皇和他的顾问们决定放弃从大正时期开始的政党内阁的尝试。在木户和牧野的建议下,裕仁完全支持官僚政治的政策制定体系,不再支持议会的两个主要保守政党的内阁制。议会政党的活动仍在继续,但宫廷派已放弃了向以选出代表为基础的政党内阁托付立宪制的方法。海陆军领导人宣誓不再通过政变方式来攫取政治权力,而是将注意力转到恢复各自军队的纪律上面。军方停止了扩展政治权力,这给了宫廷派一个重整旗鼓的机会、使其得以任用一个反政变的内阁首脑。

  犬养被暗杀次日,其他阁僚辞职,宫廷派开始着手商选下一任首相。同以往一样,他们把与事件无关的西园寺招进宫来,以便在发布天皇决定时让他来做天皇的代理人。从前连决议都是由元老做出,但现在却不同了。5月19日,铃木侍从长交给西园寺一封由天皇、牧野和木户起草的信,上书裕仁关于选任下届首相的“希望”。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

  裕仁的第一个“希望”是,“首相应该是一个人品高尚者”,这反映了牧野及裕仁的学识顾问、汉学家安冈正笃的思想。当时,安冈成立了“国维会”,主张让“新官僚”占据政治权力中枢。按照他的观点,信仰天皇思想的忠实官员比实现皇室利益的机构更为重要。只有忠臣才能阻止“国体”免遭被国内运动分裂与推翻。保卫皇权的有效方法就是培养完全效忠于天皇的得力人士。在这点上,裕仁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官僚”是一脉相承。

  裕仁的第二条希望——“革除当前政治弊端,整肃陆海军军纪,主要取决于首相的人格如何”——表达了他的关心所在,即要将这两个最重要的任务放到新任首相身上。裕仁的其他希望则反映了他对两个主要保守党派轮流坐庄的不满,因为轮换总是带来政策的变化。对自己的大元帅权威受到侵害一点,裕仁没有责怪反乱的将校军官,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与军队的叛乱者相比,他更不信任议会政党,他要通过削弱政党内阁的权力——这本来是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来加强天皇的权力。

  与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相比,想必老练的齐藤实海军大将作为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首班,更能起用一些意志坚强值得信任的官僚。这些人将成为“新官僚”。他们没有需要效忠党派政治之忧,拥有与天皇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将通过服侍裕仁来为国奉仕。正如明治时期天皇和官僚紧密配合的那样。现在必须恢复这种合作,包括任命激进的改革派的独裁官僚来辅佐裕仁。

  所以,很自然地,裕仁不把选择“近法西斯思想者”放在考虑之内,这条禁忌暗指(如增田知子所指出的)新任命的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身为反民主主义的右翼压力集团“国本社”总裁同时又处于政治主流的平沼主张修改明治宪法。他希望自己组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森恪的支持。他在枢密院、军部和民间的右翼组织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右翼活动家们早就为平沼入选宫廷官僚四处活动。因此,不要说西园寺元老,就是裕仁和他的近臣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平沼。

  然而在1932年,对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来说,“法西斯”一词既模糊又神秘,主要是指意大利。因此,裕仁对“法西斯”的否定可能来自于(如增田所推测的)这样一个信念,即,任何批评他的近臣、希望改变明治宪法的人在政治上都是不可相容的。裕仁需要的是能让他感到安心的首相。如果那个人绝对忠诚且顺从,那么他是否持有法西斯思想并不重要,只要这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政变,天皇就会满意。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两年后,裕仁对陆军提出的中心概念“国防国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即使这个词来自纳粹德国,意味着要按一条完全不同于明治国家的路线进行国家重组。

  “维护明治宪法”也是天皇的一个重要信念。它表明裕仁深刻理解了1889年宪法的极为有用之处——该宪法既没有规范权力的运用也没有保护日本民众有限的自由和权利。他当然不能允许这样的宪法被修改,因为它早已合法地、“立宪地”实现了他和权力精英们所希望的几乎所有形式的政治统治。

  裕仁最后一条希望是把外交建立在“国际和平”的基础上。这并不是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肯定,而是指维护新的、从侵略中产生的“满洲国”建国后的现状。尽管“帝国”刚刚吞并了新的领土,但在经济上仍要依赖于它主要的批评者和竞争敌手英美列强。这种情况下,裕仁自然希望避免与英美发生新的摩擦。因此,对“满洲国”的巩固应该积极地“和平地”进行。

  犬养被暗杀的10天后,裕仁将首相的职位授予了高龄的齐藤实海军大将。齐藤组成的“举国一致”内阁包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新官僚领导者后藤文夫任农业大臣、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冈田启介。这届内阁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4次国会会议和阁僚的多次更迭,最终于1934年7月因卷入帝国人绢株式会社的受贿丑闻而垮台。在这段时间里,齐藤主持了“满洲国”建设、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对政府机构的部分重组。

  齐藤组阁伊始,马上开始着手准备承认“满洲国”。此事不仅要违背各项条约,与美国的关系也将会涉险。此时国联、国际法和西方国家正在遭受日本政治家、新闻记者、军部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国联有关中日纷争的决议被比作1895年曾迫使明治政府放弃了辽东半岛的三方调停。陆军大臣荒木指责国联支持斯廷森的不承认方针,以及将判定日本的行为违背了凯洛格—白里安协定和国联公约。荒木将军还就西方白种人压迫亚洲论进行了发挥。

  表面上,日本是要宣告对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实际上,它是想行使对殖民地的宗主权。8月25日,外务大臣内田在第63次帝国议会上发言说:

  我认为帝国对支那的态度,特别是9月18日事变发生以来,我方采取的措施极为正当且合法。“满洲国”乃其居民自发成立,应视为支那分离运动之结果,帝国对这种新国家的承认与九国条约的规定毫无抵触。

  关于“满洲国”,他表示:“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化为焦土,在贯彻此主张上也不能退让一步。”

  森恪称赞内田的演说:“有如向全世界宣告,我国的外交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有如一个外交上的宣战布告。”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夸张和虚张声势清楚地表明其见解的异常,即至少从短期来看,日本的政策并不在于国家保障和经济安定。

  1932年9月15日,齐藤内阁正式承认“满洲国”,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承担起“满洲国”的国防责任,而且在秘密的附属文件中,被准予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

  国联为调查这起冲突而成立的李顿调查团于10月2日向国联大会递交了关于满洲事变的报告。但是后者没有马上对报告进行审议,以便给日本政府更多的整理和时间对应。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发动入侵

  关东军进犯热河后,还有可能在北京-天津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没有什么问题能比这个更让裕仁焦虑的了。进犯开始之前,东京的陆军司令部通过更换多名关东军高级将领,重新整编在满洲的官僚机构等方法试图恢复对军队的控制。武藤信义大将被授予三项任命:关东军司令、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长官——这些职位从前分属三个机关。同时,关东军的规模也有所扩大。

  1932年11月,裕仁得知关东军将热河省(鸦片收入的重要来源)看做是“满洲国”的一部分,计划在春天发动入侵。可是12月23日,关东军的先遣队已经到达热河省入口的长城东端的山海关。在那里,他们与张学良的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一个星期后,1933年1月1日,又发生了大规模战斗,日军占领了整个城市。裕仁意识到这次陆军进兵将使日本与国联的关系更加复杂,因此试图(通过奈良)警告陆军不要再扩大事态。一周后,他暗示牧野召开御前会议处理这个问题,但由于宫廷近臣的意见不一,御前会议没有召开。

  1933年1月14日,当参谋总长闲院亲王请求裕仁批准向满洲增派军队时,裕仁就热河的事情向他发出了警告。根据牧野的叙述(木户记录也证实),裕仁告诉闲院宫:“迄今为止在满洲的顺利推进已经十分幸运,今后若出现功亏一篑之事,将令人感到遗憾。热河方面要特别谨慎处置。”换句话说,天皇指示闲院宫不要让军事行动做过头。令他担心的不是领土扩张行为本身,而是失败以及失败的责任最终落到谁的头上。

  而几个星期后,裕仁就特意表彰了陆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和满洲事变开始时就加入战斗的朝鲜军混成第38旅团司令官依田四郎将军。将军们到达广岛县宇品港时,裕仁派侍从武官向他们转达了嘉奖问候,之后又邀请多门和依田参加宫廷宴会,并向他们和其他高级军官授予了皇家菊花纹章。本来这种礼物只表示一般的宫廷礼节,但此时却表明大元帅对高级军官们的行为的赞赏和骄傲。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和极少的日本士兵的伤亡,扩展了裕仁负责管辖的明治时代的殖民地遗产。

  在感谢他们的同时,裕仁还是有理由担忧。因为,在中国东三省的军事扩张要冒两种风险,即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和遭到列强特别是苏联的反对。莫斯科已在迅速建设远东军,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调入空军部队,并开始组建太平洋舰队。1933年2月4日,裕仁批准热河战役后,闲院亲王请求批准调动关东军进入热河。在没有与齐藤内阁就此次入侵进行任何专门咨询的情况下,裕仁给予了带附加条件的批准——可以接受为巩固日本对“满洲国”的掌控而进行的扩张,但是不可以攻击中国华北本土。他裁可了关东军热河的军事行动,同时告诉闲院宫:“条件是不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

  4天后的2月8日,齐藤首相上奏天皇:“如果入侵热河使日本与国联关系变得困难”,内阁将反对。 裕仁虽然嘴上未说,但也意识到行动有些仓促,于是开始试图中止入侵行动。他要奈良告诉闲院亲王决定撤回前面的许可,但奈良表示异议。他提议按照日程后天即是拜谒日,最好在那个时候直接告诉陆军参谋总长。裕仁同意了。2月10日,闲院亲王来到皇宫,裕仁将齐藤内阁的不赞成意见转达给他,询问能否中止热河的军事行动。

  当时的记述表明,裕仁次日的心情相当糟糕,新任命的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那天在宫廷的午餐会上见到了他:“天皇看起来非常神经质,面部痉挛比平常厉害得多。”下午,齐藤参见裕仁说如果实行对热河的入侵,日本有可能被国联开除,作为首相他虽然尽力阻拦这个行动,“但是军队强硬地坚持说他们已得到了天皇的许可。”齐藤离开后,裕仁召奈良入宫,“显得有些激动” 地说,他打算行使最高统帅的直接命令中止这个作战行动。奈良建议天皇三思。奈良在他的未公开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了他的理由:“国策上,如果有害,没有理由不能通过内阁会议进行阻止……热河作战的中止必须让内阁下令。如果是陛下的命令使行动中止,稍不小心,难保不会引起大的纷扰,成为政变的起因。”

  当晚晚些时候,裕仁派侍卫再次征求奈良的意见。奈良很清楚内阁只有通过天皇才能控制军队,然而他却在奉答书中回道:“内阁以外,任何人阻止这个行动都是不合适的。”裕仁默许了。接着,齐藤内阁认可了热河的军事行动。2月12日,裕仁再次批准了热河行动,条件是“注意绝对慎重对待越过万里长城一事,如不听从,将下令取消热河作战。”可以看出,这是颇不高兴的大元帅的口吻,而不是一个对统帅部的行动无条件服从者的语气。

  日本对于热河——一块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西弗吉尼亚总和”的地区——的入侵开始于1933年2月23日,这是国联大会采纳了李顿报告,拒绝承认满洲地位发生的任何变化的前一天。2万多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中国的有效抵抗,只用大约一周时间,就完成了军事行动。

  天皇依照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曾经非常认真地试图延迟、取消、指导和限制这次入侵。而侍从武官长奈良将军积极地劝阻了他。设法劝说天皇没有运用最高统帅的大权是奈良最后的重要成就。随后不久,闲院亲王就任命关东军的前司令官本庄繁代替了他的职位。裕仁先是对这个选择略微表示了不满,后在侍卫长铃木和闲院亲王的要求下表示了同意。后来,天皇通过对本庄的考察,发现他确实完全不值得信赖。不过,他并没有强烈反对这位几个月前才功成名就的民族战争英雄。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军事和经济扩张

  1933年新年刚过,在日内瓦的日本代表团就发觉自己受到了完全的孤立。此时东京正因国联拒绝接受日本对事件的解释而怨气冲天。当外务大臣内田上奏天皇提醒他退出国联的问题已经十分紧迫时,裕仁只是询问了退出将对日本监护国联承认的前德国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占领地有什么影响。2月20日,齐藤内阁正式地——但却是秘密地——决定退出国联。24日,国联以42票对(日本)1票,通过了一份拒绝承认“满洲国”并温和地批评日本侵略的报告。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人感到惊讶。能操一口流利英语的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松冈洋右随即准确地执行了内阁的“既定方针”,离开了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国联日本已经退出。

  裕仁利用这个机会向国民发布了诏书。诏书由外务省亚洲局长谷正之与天皇和牧野商议后起草,其中还包含了对军队不起作用的谕示:“文武各恪守其职,庶众各淬励其业,向所履正,行所执中,协力迈进,以处此世局。”然而,诏书的真正用意在于强调由于在“满洲国”问题的意见分歧迫使政府不得不退出了国联。而且,退出并没有违背“国联的根本精神”,日本还会继续“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通过对一项明显该否定的行动作肯定和正面的描述,诏书成就了修辞上的错置,使每件事都变得模糊暧昧。这个早期的实例很快成为标准的常规做法——通过揉进反对方的行动和主张来掩盖无法解决的内部纷争,把本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表现成似乎达成了一致。

  有趣的是,在内阁投票表决退出国联的同一天,牧野在他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述:

  退出国联的问题的意义未充分领会,似乎只要退出就是大大地达到了目的,退出行动本身竟成了目的。为达成此目的而狂乱呼号的言论界的现状,表明帝国人心之轻佻。瞻念前途,不胜忧虑。相信时日推移之后必悟此理。

  或许牧野还应该详述一下媒体在为满洲战争制造支持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过他对公众对于反国联的宣传不加批评的态度没有说错。许多人很容易被说服向右或向左,甚至彻底改变观点。而他本人和天皇又是如何呢?在宫廷对军事扩张采取姑息政策的背后,是对扩张政策的信念,是对如何发挥天皇权威统治军队的意见对立,是对国内动荡的恐惧。对这种恐惧尤为敏感的牧野,在亚洲门罗主义风潮的面前,立即放弃了他对日-英-美协调路线的支持。他没有与军部发生冲突,而是公开放弃了长期信赖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他支持裕仁退出国联的决定,而这曾是他本人协助建立起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居于政治顶层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说是这个变节的10年中最早的变节者。

  没有看到任何文献,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们曾试图修正陆军的大陆政策,以避免与国联的决裂。也许是受到公众陶醉于陆军勇猛作战的气氛的影响,裕仁决心去冒险。对于可能由此导致的外交孤立,他几乎、甚至是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就批准了内阁决议。对他来说,在当时与不驯服的陆军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国际亲善更重要。裕仁没有悟到,国际孤立并不能治愈内阁与陆军之间内在的结构上的分裂,而这个裂缝,随着他直接行使统帅权只会变得越来越宽。

  齐藤首相同样目光短浅。在向贵族院的一个秘密会议(2月21日)做报告时,齐藤与天皇一样,只对退出国联所带来的短期的小处影响表示了忧虑,比如国联和美国是否会允许日本继续控制在南太平洋托管的岛屿等。人们也许会认为裕仁应该向齐藤就退出国联的长远后果提出问询,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那样做过。

  新外交政策激发了日本人对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认识方法的变化。旧统治精英们在大萧条最糟糕的阶段没能给民众带来希望和勇气,国民于是转向支持军队。军部至少被看成是民众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并且准备出手相救。一旦国民听任反中国、反西方的排外主义发展,并欣然接受满洲事变,遏制军部的惟一机会就落在了宫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们态度坚定,那么向亚洲门罗主义——宣扬日本拥有保卫亚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权利——的倾斜不是没有逆转的可能。可是宫廷派和有宫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倾向于以种族对抗的观点来看国际事务,他们平时对追随哪条路线本来就有见风使舵的倾向。结果,他们选择了与军部的合作。

  在亚洲大陆推行军事和经济扩张政策,无疑也是对欧美列强的挑战。这个挑战,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变得更加容易。齐藤内阁登场时,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形态迥异的国家组织体系和价值观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德国,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革命的、恐怖主义的、种族主义的运动——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权迈进。他们公开的目的是摧毁凡尔赛体系,重整军备,为战争做准备。

  英国保守党就中国市场的控制权与日本竞争的意识强烈。1932年渥太华的大英帝国经济会议上,托利党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决议建立大英帝国内的英镑联盟,通过对帝国成员的优惠关税设置贸易壁垒。

  在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刚刚上任的新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处理经济危机。他支持自由贸易,尽可能地与更多的国家缔结互惠贸易协定以降低关税。特别是,他通过改革国家的某些严重的弊病,提出新方向,努力给民众以希望。但是新政的复兴政策放置了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尤其对黑人)体制,同时还有减少西半球和菲律宾对日贸易输出的倾向。

  至于苏联,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政策标志着非民主主义的重工业化。1932年,苏维埃政权在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它还着手增加军用飞机和坦克的产量,重新装备其“远东红军”——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日本在大陆的扩张。令人无可辩驳的是,有着巨大军事潜力的苏俄能成为日本战略野心的障碍,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威胁。

  日本的大陆扩张支持者强调了与美英的其他摩擦。尽管美英两国处理经济萧条的对策不一样,在对日政策协调上存在困难,但它们的政治家们都被描绘成在国内是徒有其表的民主主义的虚伪实践者,在国外是帝国主义现状的扞卫者——日本的新闻记者很喜欢这样描述。相反地,日本扩张主义的支持者很快暗示德国的纳粹抬头对日本来说是个好兆头。德国在日本之后退出了国联,成为英美和苏联的潜在敌人。1933年,纳粹德国也处于非常状态,与日本一样,正致力于民族和文化的复兴。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日本的“生命线”

  这样,日本的领袖们为了使他们在满洲的行动正当化而提出的思想观念,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非常时期财政和贸易联盟以及在国内的政治和思想体系的对立中找到了援军。1932年1月28日,在为裕仁及其近臣所做的“御进讲”中,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为陆军创立独立的“满洲国”做解释时,强调了国家安全保障的必要、资源和领土的不足。他告诉天皇说,“日满共同经营”,将使日本能够“抵挡外国的经济封锁”并“永远成为一个强国”。另外,掌握了整个满洲,还将解决到30年代末日本人口预计将达到7000万的“人口问题”,为日本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空间。

  松冈洋右(南满铁道会社前理事)也于1932年2月8日在宫廷“御进讲”,题目为“日满关系和满蒙外交史之一斑”。面对裕仁的提问,松冈用生物学做比喻,有些暧昧地强调了维持像日本和中国这样在人种上如此近似的民族间的亲善关系的困难之处。“这是一个生物学的原理”,他向海洋生物学家的天皇这样说。

  经常参加宫廷近臣讨论的近卫将围绕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置换为白黄人种之间的种族冲突,宣称日本人在精神上优于对手白种人。对近卫来说,满洲事变就是“一道穿透正覆盖日本周边的黑云的闪电”。他论述道:“即使满洲事变没在那个时候、以那种形式发生,迟早也一定会进行某种尝试,驱散这乌云,为日本的命运开辟一条道路”。在1933年2月发表的题为《改造世界现状》的文章中,近卫就人口压力与战争的因果关系发出了马尔萨斯式的警告:

  战争起源于领土与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不调节现在不合理的国际现状,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和平。为此,至少应承认“经济交流的自由”,即,废除关税壁垒和开放资源,以及“移民的自由”这两大原则。可是这些条件在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对日本来说,年年近百万人口的增长,使国民的经济生活受到沉重的压迫,”我们不能坐等实现,“不得已,作为今日生存的惟一之路,我们选择了向满蒙的进展”。

  对于近卫来说,自然法则的必要性、不可回避性和自我保护证明了日本征服亚洲的合理性。他这样嘲笑西方人:

  竟以世界和平的名义坚持审判日本在满蒙的行动。他们或是挥舞国联的公约,或是以不战条约为盾牌谴责日本的行动,甚至还有人以日本人就是和平人道的公敌那样的口吻嘲弄我们。然而真正妨碍世界和平的,不是日本而是他们。他们没有资格审判我们。

  对于那些认为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鲜需要领土上的“缓冲地带”以抵抗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人来说,一个“独立的”“满洲国”的构想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满洲国”的卫道士们还以其大量资源形成的巨大经济优势作为他们侵略的理由。及时建立的“满洲国”将成为一个生存空间,为日本不断增大的农村人口提供土地、家园和食物,同时它的煤、铁和农业资源将加速日本经济的成长,在此期间为未来与美国的持久战争做好准备。

  将帝国日本转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帝国” ,对在亚洲的西方殖民竞争对手拥有抗衡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寺内内阁所追随的“亚洲门罗主义”的重演。自给自足体制需要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只有当西方势力被认为是在恶意欺侮日本时它才会获得这种支持。自给自足经济也对日本资本家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当时,他们正在摸索减轻对外国资源和技术依赖的方法,准备将他们的国内投资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和化工业。

  满洲事变中,那些由日本舆论领袖鼓吹的夸张利己的对国际形势的解析中,没有什么比把满蒙描述成日本经济、战略和道德的“生命线”、“生存之惟一手段”更能有效地赢得陆军支持的说法了。生命线的比喻最早由松冈提出,激起了广泛的爱国主义情感。受到关于陆军在满洲行动错误报道的影响,许多日本人似乎很愿意与甚至是列强中最强大的国家对抗,以保护祖国、维护国家的荣誉。如果说对“满洲国”的承认和退出国联,导致了对国际法本身的抛弃,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国际法是西方的概念,是为了在一个有利于英美的时点把国际秩序固定化而制定的。日本将以发源于天皇的规范为基础,创建自己独自序列的国际框架,而天皇是道德的化身,比起英美所爱用的抽象的法律更为真实。

  近卫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日本人的这种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感。他在早些时候(1918年12月)所写的着名的论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就曾论述说白种人歧视黄种人,如英美那样的先进国家垄断殖民地,违背了“正义与人道”的国际基准。日本作为“黄色人种的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提倡“对维持现状的盲从”,而要提倡一个将日本放在世界的中心位置,以日本的视角安排秩序的“和平之标准”。

  这个将现时代视为富国与穷国的冲突、种族群体的对立的二元论观点,如今使近卫倾向于支持事变,提倡解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废止支撑它们的各种国际条约。在1935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近卫批判了国际联盟、凯洛格—白里安协定、九国条约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说:“意大利的政治家极其大胆坦率地说明了意大利为什么必须扩张。德国的政治家把德国需要新的领土的意向公然列入了纳粹纲领中。然而日本缺乏这种坦率。”近卫认为缺乏坦率的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脑袋里渗透了英美本位的思想,把以维持现状为基础的和平机构奉为了神圣。”

  尽管近卫因为这些强硬的主张经常受到元老西园寺的批评,但却得到了裕仁的赏识。无法证实天皇做出批准日本退出国联的决定是否受到了近卫的影响,但裕仁一直接触的都是列强出于人种对立的心态,企图遏制日本上升为亚洲的主导力量的观点。此外,我们还知道近卫的思想确实影响了与天皇最为接近的宫廷官员,以及各个方面的精英。这些精英,是舆论形成的重要力量。

  然而,最终是短期的政治考虑使裕仁与军部携起手来。裕仁看到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日本造成的既成现状,并从这个事实中获得了信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西方列强承认“满洲国”,但是也没有任何国家因其侵略行为对日本发动经济制裁。在裕仁看来,当务之急是稳定因首相暗杀事件、近臣遭袭事件和政变未遂而动摇的国内政治局势。他需要优先考虑的是避免与关东军司令的冲突,他需要关东军来守卫“满洲国”。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炮击山海关

  有关满洲事变期间裕仁的私人生活,除了河井弥八日记中的两页文件,和小说家小山伊都子称曾非正式地面见过天皇,读过宫廷文件而记下的几则轶事之外,实际上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献。

  时至1932年,裕仁和良子结婚已经8年。她生了4个女儿,其中3个活了下来,当时正怀着第5个孩子。那个夏天,满洲的形势迫使他们留在首都,无法去叶山御用邸避暑。每天,他们在各自随从的陪伴下度过很长时间,认真执行着有规律的工作日程。习惯上,裕仁7点30分起床,而良子稍微早一点。两个人不用仆人帮忙自己穿好衣服,早餐通常是牛奶和两个“女官”准备的食物。他们吃完后,一名女官摇铃,当班的侍卫们便知道可以进来并问候他们了。他们的一天从入浴开始,随后是各自进行户外运动。怀孕的良子的运动包括照看花坛或者在一名保姆的陪伴下打一场高尔夫球。到中午,裕仁从办公室回来与她共进午餐,然后去工作直到下午4点,再和她一起喝茶。他们在6点30分前后共进晚餐,9点前后吃些点心,通常是10点到卧室就寝。当良子不侍弄花园时,她便利用这个时间为满洲的部队卷绷带。

  1932年夏天至秋天是他们人生中最感压力的一段时间。他在艰难地处理满洲危机,而她则担心自己无法为皇位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来。他们作为国家的公人,一直过着严格管理下的生活,近来他们听从内大臣牧野、秘书官长河井和侍卫长铃木的意见,同意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照公主离开宫廷,住进皇宫内的另一座建筑。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反抗这一宫廷传统。

  在这种氛围下,1932年末的一天,良子皇后流产了。之后裕仁的压力开始增大,被要求添置侧室以完成他作为君主的责任。曾任学习院院长和宫内大臣,服侍过明治和大正两代天皇的长老田中光显伯爵开始在东京和京都物色合适的侧室。他们选出10位公主,其中3名进入最后一轮选拔。据说有一名公主(可能是最漂亮的)被召入了皇宫,在良子的陪席下和裕仁一起玩了牌。奉行一夫一妻主义的裕仁据称除此以外再没给过这位公主更多的关心。1933年初,良子再次怀孕,12月23日生下了明仁太子。他们的生活危机结束了。

  进犯热河以及日本退出国联后,关东军扩展了占领范围:1933年4月初,陆军进入了位于万里长城以南、北京附近的河北省。裕仁进行了干涉,侵犯行动暂停下来,陆军退到了山海关。但是5月7日,陆军再次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华北。这一次,裕仁事后虽然承认了此次行动,但是向侍从武官长本庄表达了他的恼怒。本庄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道:“陛下没有阻止这次作战的意图。只是不能容许这种违背统帅精神的行为。”当然,天皇还是容许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当月,关东军司令部发言人声明,热河已被并入“满洲国”。公开声明中没有表明,实际上还合并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外围地区。合并的决定既没有得到内阁的事先批准,也不是根据“条约的权利”。5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签署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建立大“满洲国”,并在河北东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至此,西方所关注的满洲事变结束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停战协定虽然使充满不安要素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稳定下来,而对立势力间的冲突反而增大了。中国的抗日游击队继续在“满洲国”征战。此后的4年中,“满洲国”和华北之间的“缓冲地带”被证实并不是一个和平地带,而是关东军不断向长城以内的华北五省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基地。但是,单是这个地区的存在,加上苏联有意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以及英国试图改善对日关系,这些都使裕仁相信国际紧张局势很快就会缓解。

  至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经济实力,选择了短期内对日本让步的道路,这位总司令现在可以集中精力与共产党作战了。可是,只要日本军队控制着满洲,并且摆出架势要将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华北,中日关系就永远不会恢复正常。无论是蒋还是中国民众都没有让日本的侵略侥幸得手的意思。

  在日本,相互争斗的势力也转向了国内舞台。皇道派的将领和支持者们仍然把持着实权,陆军和海军依然不和。在重巡洋舰“高雄号”上服役的28岁的高松亲王在他1933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说,陆军中笼罩着一种“法西斯情绪”,政治家们应该对此有所认识。停战协定使天皇很高兴,但是这还不够。“此时,要不为军队的胁迫所动摇,且要抑制财阀的利己行为,要想办法重建和谐之日本。”几个星期后,高松宫记述道:“如今国民财富的九成被大约一成的富人所掌握。”7月21日,他的担忧转到了 “无人能充分理解”的海军力量上,这不仅指“炮击山海关和上海事变”,还包括了整个危机中“陆军和外交的行动能量之大”。之后的几个月中,亲王注意到了海军以及整个社会中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迹象。1933年快要结束时,明仁皇太子的诞生使高松宫感到既高兴又轻松,他终于卸下了皇位继承人的重担。皇室血统无恙存续的消息也给国家带来了普遍的宽慰,虽然只是短暂的。

  1933年末,国家政策仍然处于不断波动之中,“满洲国”的殖民化未见大的进展,战争的热情却开始消退,而这些都不是军队首脑、官僚和新闻记者所希望看到的。由于担心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热情将会逆转,陆军的宣传者们采取了行动。大报的影片制作部门已在竞相出品有关事变的“视觉报纸”,或是新闻纪录片。大阪每日新闻社把它看成是扩大事业规模和提高收益的好机会,制作出一种新型的爱国影片,向国民展示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做什么。制片人水野新幸解释道:“共产主义和全体主义正处于相互争斗的状态。恐怖行为盛行各地。颓废主义流行,人心归趋不知所之。此时无论如何不能仅靠报纸的社论之类,应该利用我们平时考虑的电影的伟大力量,使国民认清思想混乱的状态和国际形势。”于是,一部受到广泛称赞的纪录片《非常时期的日本》在陆军省的协助下于8月摄制完成,1933年后期在全国各地上映。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

  《非常时期的日本》主要使用1931—1933年初收集到的生动的爱国主义形象的照片和场景,高度弘扬了天皇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是一部重要影片。在这个电影中,日本军部利用裕仁的精神权威,把扩张主义描写成帝国——以及他们自己——的道德使命。通过放映国民一体的各种感人的视觉影像,重新阐释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逻辑。

  电影由12个部分构成,陆军大臣荒木为其中一半做了旁白,他每次出现时,画面上都推出亚洲和太平洋的巨大地图和日内瓦的图片。荒木把军事力量等同于道义,用神话作为理解事变意义的参照系。他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个是神赋予“神国”的“伟大使命”;另一个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在电影的后半部,荒木从战略和文化两个视点对日本的使命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定义。这个使命就是“建设东洋式的和平乐土”,意指建设“满洲国”,在那里实现种族和谐。也就是说,荒木将日本的扩张讲解成了在“满洲国”实现反种族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主义的实践。

  对于荒木来说,日本面临的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同样严重。他宣称,“不分一二,心醉欧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已经到了日本民族自己的理想扫地出门的关头了”。此时,屏幕上出现摩登的情侣们在银座的舞厅中翩翩起舞,手牵手漫步于暮色中、繁华的东京街道上,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文化不断受到欢迎,日本民众开始受其影响的典型镜头。随后,推出的是皇军部队在满洲严寒酷暑中战斗,学校的女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给士兵们写慰问信,神社中的参拜者,与前面的镜头进行对比。荒木谴责舞蹈、高尔夫球、美国电影、女性的化妆和在公共场所抽烟、共产主义者和一切屈从西方的价值观陷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的人们。替代这种污秽的应该是传统的意识,比如农村生活、神道信仰和军队服役等。当务之急是要放弃对享乐的追求,为完成伟大的民族使命甘愿接受个人的痛苦和牺牲。

  通过电影,荒木拔高提炼了结束不久的满洲事变的意义。它是一个 “天的启示”, 释放了日本民众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是一个 “天的警钟”,提醒该恢复建国以来就支配日本的“皇道”的伟大原理。为了强调荒木的话,银幕上接连出现了琼琼杵天尊从天而降之地高千穗山峰、神武天皇登基、伊势神宫、橿原神宫、热田神宫、明治神宫、从二重桥上拍摄的皇宫、和1928年昭和天皇裕仁登基大典的映像,这些画面把神话时代和现在结成了一体。

  在影片的最后部分,荒木给国防下了定义,并说明了“精神动员”将如何使日本冲破“以国联为中心的全世界的包围攻势”这个环绕日本的“铁环”。伴随他的讲话,观众听到的是“君之代”的乐曲,看到的是昭和天皇在检阅士兵和机械化部队的列队行进,航行的军舰在鸣礼炮。荒木解说道:

  ……说国军的存在是道德性的存在也是这样的意思。作为我国,因为要特别扞卫空间的发展,即扞卫繁荣向上的精神和与天地共存的国家的悠久性,所以,我不同意一谈到这些,马上就以狭隘的地理意义以及对应的概念来论国防……我国的军队,既是皇军,同时也是国军。因此,军队的建军精神就是行使被认为是国德之本的三种神器所彰显的日本的天皇道。就是说,我认为日本军队的精神在于体现统率军队的神圣的陛下的精神,发扬国德即天皇的慈心宏愿。不为陛下以外任何人的命令所动的理由就在于此。

  声言军队是“国德”的体现,对外扩张展示了裕仁的“神圣精神”,荒木的目的在于引导观众接受他的整个论证的中心,即日本必须为精神总动员做准备。“9000万国民结为一体,捧翼奉皇。即为了推广天皇圣德,只要团结并进直到最后的5分钟、最后的最后,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最后胜利的辉煌”。蒙太奇手法的快镜头展示了爱国商人向军队捐献飞机,妇女接受军事训练,奔驰在路上的摩托车,国家的工业化,喷着浓烟的工厂的烟囱,人们快速而有活力地奔走。几个片断后,摄像机切入了“炮弹三勇士”出发奔往上海前线的镜头,他们在那里炸毁了敌人的营房。影片展示了他们勇敢精神产生的根源,最后放映了他们的墓地。

  随着影片接近尾声,镜头唤起了日本战胜逆境的情感。登山者们不屈不挠地穿过风雪攀登高山之巅。武藤陆军大将前往“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映出的地图上,一团黑云从遥远的日内瓦城市上空升起,快速地向东移动笼罩了日本。东京的群众欢呼着迎接日内瓦归来的外交官松冈,后者向皇宫深深地鞠躬。同时,日本伸展开来,撑开了箍住自己的铁圈。电影最后由已故明治天皇的三首战争诗结尾,诗歌暗示了精神动员的必要性,提醒观众没有巨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就不会成就伟大的事业。

  陆军第二个促进意识高扬的努力,是一本名为《非常时国民全集》,出版于1934年3月。这本书是一套七卷全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介绍军事和外交专家们关于“非常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15位陆军的撰稿人——代表了许多核心军官群体——试图提升民众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日本所面临的危机的认识。不过,从他们主要论述的思想中可以了解陆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了什么,没学到什么。

  新任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大将所做的序言显示了陆军仍存在着日俄战争那种过分简单的取胜心理。对林来说,未来的战争规模将非常宏大,需要国家总动员,但仍不过是日本经验过的战争的放大。参谋次长植田谦吉阐述到,国家备战意味着强化军备,“政治、经济、财政和所有其他的社会机构团结”成一个整体,完善战争的领导体制。其他的作者将国力的发展单纯等同于技术上的“充实军备”。没有人认识到20世纪中叶的工业化国家的战争,需要高效的生产力,大量生产以及没有受到科技落后以及农业萧条摧残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不过,陆军领袖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对日本社会官僚政治大重组的志向。

  陆军士官学校干事东条少将断言:“现代国防战争,将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部门”,需要建设军事、经济、思想和战略所有形态上都能够“一元化管理的国家”。满怀反西方的忿满情绪,东条详细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民主主义各国是如何进行反日本的思想战争的。今后,日本必须傲然自立,为了即将开始的“皇道文化思想圣战”,“向世界恢弘真的道义。”《非常时国民全集》的其他作者倾向于“将为全面战争而进行的国家总动员变成为了自给自足获取‘资源的问题’。”占据这些军队指导者思想的是对亚洲大陆的领土占领和与美英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从日俄战争后的战术和战略中受到影响的裕仁天皇相信,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优越的武器而不是优越的生产力。然而,与他的军事将领们不同的是,他对和英美决裂比较消极,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必要对政府机构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整顿,以及对整个经济实行即刻的军事化。这样做会威胁到皇室的稳定。这种认识区别既关系到变革的方向也关系到变革的速度。为了确保更大的行动自由以建设全面战争经济,军部的激进分子将不得不与天皇及其拥护者直接对抗。

  第三部分:圣战严惩支那军

  1937年7月8日(此为着者观点,中国为7月7日——译者注)清晨,北京郊外约30公里处突发了一起不祥事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与中国驻防部队在马可波罗桥(中国名卢沟桥)发生冲突。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马上得到了报告,指示将前一天晚上由短暂的步枪交火所引起的这个问题就地解决。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的卢沟桥附近地区的交火持续了3天。至11日,经当地双方指挥官协商,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大约3个星期,军队的指挥者成功地维持了停战协议。

  这时,军部内在对中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鉴于事态严重,正在双叶休养的裕仁不得不返回东京。分别以陆军省军事课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为主的一派认为卢沟桥事件是一个机会,因为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恼人的未决问题,比如说,“满洲国”从未得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标志满洲事变结束的停战协议也没有得到遵守,设在华北各省与满洲之间的非军事区经常遭到侵犯等等。如果将北京郊外的这场战斗当做一个挑衅的借口的话,那么所有与中国的未决问题都将会通过一场有力的军事打击得到解决,因为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难对付的军事对手,所以,应该立即将部队调至北京地区,“保卫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持这种强硬主张的军官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部军官和南满铁路公司(皇室为投资股东)的一些文职官员的支持,他们希望将公司的铁路线从“满洲国”延伸到华北,因此希望看到事件的扩大化。①

  而另一派由上层少数资深官员组成,以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及其部下第二课课长河边为中心。他们担心中国的情况变得太混乱,会导致把增强自身实力的军备资源转向对苏联防御上去。7月9日,近卫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延缓向华北增派部队时,主张就地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派的观点暂时占了上风。然而,扩大派早已在幕后进行活动,让本土的师团处于待机状态,并起草了增派部队的命令。当近卫内阁11日再次开会时,9日的决议被推翻,会议决定从关东军、朝鲜陆军和本土向华北派数千部队。

  此时,裕仁对华北事件首先考虑到的是可能来自苏联的威胁。一个星期前的6月30日,不守规矩的日本第一师团在阿穆尔河的干岔子岛上修筑防御工事。那里是北“满洲国”和苏联之间界限不清的边境,苏联军队也来到了岛上,随之发生交火,日本方面摧毁了两艘苏联炮舰。苏联方面则表现得比较克制,虽然调来了更多的部队和炮兵,但是没有立即反击。②东京和莫斯科互相指责,事态解决的尝试似乎就要开始。俄国人会不会沿着“满洲国”边界发动攻击呢?天皇在会见近卫首相、新陆军大臣杉山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之前,首先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亲王。

  “如果苏联从背后攻击的话,怎么办?”陛下问道。闲院宫回答:“我想陆军会回击的。”听了回答,陛下又重复道:“那不过是陆军的武断。如果万一苏联发动了攻击,怎么办呢?”殿下只是说:“那没有办法。”陛下因此看起来非常不满意。③

  裕仁想确切地知道应变计划,而闲院宫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是,尽管他对闲院亲王的报告很失望,还是同意了近卫内阁的决议,向华北派兵,在派遣令上盖上了他的印章。

  明知有停战协定,但是急于一下子解决所有与中国悬而未决问题的近卫内阁决定扩大事态,而天皇从一开始就默许了这一点。卢沟桥事件后的决议程序与满洲事变的模式有很大区别。那时是当地将校造成非法的既成事实,天皇事后明确地追认了他们的行动。而这次,近卫内阁主动与陆军的扩大派串联一气,裕仁也是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不扩大派的方针。另一方面,就某一点而言,这个成为中日战争起因的最初事件与早有预谋的满洲事变有相似点。7月8日,向驻扎在卢沟桥附近丰台的中国军营地的射击,是一名日本连队长在没有中央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任意决定的,目的是要制造“日本军受到攻击”的假象。尽管这次行动没有真正引起战争,裕仁后来在提到它时,还是责怪陆军将一场已经平息下来的小冲突扩展成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中国战争。④

  战争开始3年后,天皇回顾并详述了7月初那一天,当他仔细考虑在华北应该做什么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首先考虑的是不得不准备与苏联作战了,因此他认为与中国方面除了妥协和拖延别无选择。他为此与闲院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谈了干岔子岛问题。他们告诉他不用担心陆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即使与支那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对于裕仁来说这似乎是解释得通的,所以他很快将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转而与近卫首相商量召集御前会议通过决议解决问题。如果军部反对这个决议,到时再说。他与陆海军大臣和统帅部长也谈了话。他们没有使他确信究竟该走哪条路,但是“他们在对中国战争的时间表上取得了共识。这就很不一样。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行动吧。”于是对中国的战争就开始了。然后事态很快明朗起来,日本在中国的兵力不够。天皇说:“干脆把满苏边境的部队调过去。”但是统帅部告诉他:“那不行。”⑤裕仁对自己这个目光短浅的决定什么也没有说。

  1937年7月11日,近卫内阁向日本国民发表的政府声明称,很显然“支那方面”有计划地发动了武装抗日,因此,才下令向华北派兵。“但是,维持东亚和平一直是帝国的愿望,所以,为了不扩大冲突局面,政府今后也不放弃和平交涉的希望。”⑥日本国内的报道,强调了近卫内阁希望将战斗控制在北京——天津地区,毫无批判地、全面接受了责任完全在中国方面的主张。这时,昭和天皇在处理内部分裂、有着严重缺陷的军部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大概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但是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中,需要的是如何尽快结束。

  就在与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小摩擦不断发生之际,一场全面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裕仁对苏联介入的担心在减少,对内阁——外务大臣广田、陆军大臣杉山、海军大臣米内和财政大臣贺屋兴宣⑦——公开表明观点,反对将事件扩大到北京——天津以外地区感到满意。

  两个星期后,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派出的3个师团汇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2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广安门,发生了几次与中国部队的小规模冲突。这时,裕仁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7月27日,他批准了国家令,指示驻中国部队司令官“严惩京津地区支那军”,并且“命你们负责同地区主要区域的治安。”

  第三部分:圣战支那事变

  日本军的总攻击经过天皇的批准,严格遵从了东京发出的命令。只经过两天的战斗,日本军就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在这两个城市里,英国和法国都有范围很小的租界。⑨通过将驻中国部队的任务由保护日本居民变为占领中国领土,裕仁推动了事件的扩大,在华北导致了新事态。

  7月29—30日,新发生的事件,正好为日本以“惩戒中国暴行”名义重新推行的侵略政策提供了借口。位于北京东部的通州,是一个有城墙的小城市,处于跟日本合作的殷汝耕及其中国人保安队(经日本训练)的控制下。7月29—30日,保安队发动起义,趁日本驻军主力开往京津地区,攻击了没有防御的日本人居留地。起义激发了对日本占领者不可遏制的愤怒情绪。在学生和工人的支持下,中国部队杀死了18名日本兵,9名情报机关将校和385名城里的日本人,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23名朝鲜居民。

  在日本,通州大屠杀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好战情绪。日本报纸称其为“第二个尼港事件”,(1920年2—5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驻守黑龙江尼港的日本守备队和居民被俄国人全歼——译者注)却不提日本人对北方的侵略是从非军事区开始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在那里加工海洛因和鸦片然后走私到华北各省。报纸没有准确报道中国人暴行的真相。⑩木户对报道的消息感到非常愤怒,想必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8月2日,高松亲王与天皇讨论了通州事件,他提请天皇注意陆军中不扩大派的观点并不代表整个陆军。高松宫在日记中的以下记述,也许同样告诉了他的哥哥:“现在陆军内,这次对支那,要打得让它10年也站不起来的意见重又强硬起来,所以,有必要搞清楚这一点。”

  如此看这个事件,很难说日本政府是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一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一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国军队,巩固对北京—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一点上,近卫得到了裕仁积极的支持。裕仁中止度假返回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报告。正如历史学家藤原彰所指出的那样:“(近卫)政府真正想进行战争的意识在先,所以派遣了军队并扩大了冲突”,而裕仁完全支持了它。

  此时,蒋介石决定放弃北方,将战场移至以上海为起点的长江下游地区。这样有可能把外国势力扯进来,保卫它们在中国最大、最国际化城市里的本国居民。在上海,有日本人近22万,还有大约6000名欧洲人和近4000名美国人。他们中大部分都住在由外国控制的国际租界区。8月13日上海战役开始。第二天中国空军飞机参战,攻击了地面上的日本军队和海军的飞机,轰炸了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很快,海军大臣米内领导的海军省几乎立即变成了包括占领南京的扩大战争的主唱者。由蒋介石对帝国海军的这第二阶段,将“华北事变”转变成中日战争。

  在上海,总计约有11万—15万人的蒋介石最精锐部队和杂牌的“辅助部队”,与迅速增援的约12万名日本海军和陆战队对峙。8月15日,裕仁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战地司令官,5天后派出了上海远征军(主要由30岁左右、纪律性差的后备役军人组成)。大连第十旅团司令部所属的步兵第十二连队和第十一师团的一部分,进入待机状态,以备上海之需。

  紧接着,以长崎为基地的20架海军飞机第一次进行了4个小时的越洋飞行,轰炸了中国首都南京。这些 “96型远程轰炸机”是在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指导下,刚开发出不久的轰炸机,打算在未来对抗美国的空中战争中使用,山本急于测试它们的性能。17日,近卫内阁预见到胜利在即,于是正式决定放弃不扩大政策,仅仅以“惩戒”中国武装部队这一非常暧昧的名义进行战争。政府在声明中说:“帝国已经忍无可忍,以至不得已而采取坚决措施,惩罚支那军的暴行,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当然,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天皇的判断和赞同,正是它们推动了部队增援和战略性轰炸——否则,它将永远不会实现。同样重要的是天皇和内阁对中国人民及其抵抗力量的傲慢和蔑视的态度。

  8月18日,裕仁召集陆海军参谋总长,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建议。他说,战局“正在逐渐扩大,上海的事态变得很严峻,青岛的形势也不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多方用兵,战局只能拖延下去。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加大打击怎么样。”他还说,“以我们公正光明的态度而实行的”和平,只能通过这种巨大胜利才能达到。“不能没有收拾时局的方策。”——在这里,天皇成了他自己幼稚表现的受害者——“不能没有让支那反省的策略。”

  参见天皇3天后,统帅部递交了他们答复天皇提问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将摧毁中国的空军、军事设施、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但是只靠空中打击可能不足以使中国的军队和民众“丧失斗志”,日本还将占领华北的某些战略地点,与国民党军队直接交战,占领上海,对中国的海岸进行海上封锁。当时陆军和政府中有些人试图避免全面战争,而海军却强烈主张这个政策。裕仁认可了这份报告,只是对其中的向青岛派兵和占领上海附近的空军基地表示了担心。此时,裕仁再一次积极地,而不是勉强地接受了海军提督的观点,要求他的将军们果断地采取行动。

  在8月31日发布的“向华北派遣北支那方面军”的命令中,基于战争很快就结束的认识,裕仁的命令充满火药味:“摧毁敌人的斗志”,“消灭中部河北省的敌人。”但是按照他的意思,命令中删除了向青岛派遣部队的内容。之后的两个星期中,裕仁批准了为增援战斗已陷入僵局的上海地区而准备的6次部队调动。9月7日,天皇批准了部署3个师团和台湾驻军赶往上海前线,同时,出于对苏联的戒备,他命令派遣其他部队前往满洲守卫。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强烈反对增强部队,因未能阻止而辞职,后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副长。

  在中国的战争一开始,就出现了如何定义日本战争目的的问题。1937年9月4日,陆军大臣杉山在对指挥官的训示中指出:当前的事态“与帝国曾经历过的所谓事变完全不同,已经转变为全面战争,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同一天,裕仁在致帝国议会开会式的诏书中表示,尽管他一直全神贯注于“通过与中华民国的合作来确保亚洲的安定……然中华民国没有完全理解帝国的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我对此感到遗憾。如今,我的部队正在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只是为了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的和平。”

  日本需要不宣而战。因为石油、钢铁、棉、铜都依赖从美国进口,日本领导人担心如果日本因为宣战而成了正式的交战国,美国可能会拒绝输出这些战略性物资。以“事变”而不是以战争的名义作战,可以使美国的工业界和原料出口业界回避美国1935年的中立法案和1937年5月被进一步强化的同法案。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手段,美国商业界急切想继续这些生意。

  包括以往的3次对外战争,日本不愿清晰定义战争目的的其他原因,更多属于精神上的。毕竟,日本存在着官方神学,大量神学家,包括大学教授、禅宗和日莲宗佛教僧侣以及政府官僚等都是信者。根据它的阐释:天皇是一个活着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它的战争自然也是公正的,永不会侵略。因此,它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通过“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占领下,这是被占领民众的幸事,绝不是殖民地扩张。自然,对于那些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因此,从战争初期,日本政府就反复将“支那事变”称为神圣的战斗,即“圣战”。战斗拖得越久,思想家们就越是坚持用“圣战”这个词。它表达了在天皇仁慈统治下统一世界(“八纮一宇”),使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国家使命。

  第三部分:圣战军事干涉

  到了11月初,中国的战争使近卫首相、天皇和陆海军统帅部清楚地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最高指挥机构,以统制战地部队实施国家政策。10月已经建立了一个内阁计划委员会。11月27日,裕仁在近卫的建议下,下令在宫中成立“大本营”(天皇的司令部),这是一个纯军事机构,裕仁通过它可以行使大元帅的宪法职权,使陆海军能够更加统一行动。从此,一周中有几天的上午,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部长,陆相、海相、陆海军的作战课课长和裕仁的侍从武官长都会在宫中商议几个小时。大本营有200多人,最初更近似于一个随意的军官聚会,而非近卫原来所设想的,是一个有效的经营战争并且协调政治和战略的机构。

  同时,也是在近卫的推动下,1937年11月19日,组建了一个政府内部的联络组织: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近卫希望陆海军统帅部与政府能进行更紧密的协商。会议的目的是协助将两个军事部门的决定和要求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政策和对策统一起来。这个联络会议从一开始也是一个临时的,很少召集会议交流情况。

  联络会议的最终决议在有裕仁亲自参加的特别会议上进行决定和正式公布。这些“御前会议”(天皇会议)既不是依照政府规定设立的,也与宪法程序无关。然而由于是天皇召集并批准了会议的决议,当时的日本人就认为御前会议是合法的,即使实际参加会议的只有首相和财政大臣等少数国务大臣。从1938年1月11日到1941年12月1日为止,御前会议至少召集了8次。参加御前会议的人除了天皇以外,还有陆军参谋总长及次长、海军军令部部长及次长,陆相、海相、首相、藏相、外相、枢密院议长和计划院总裁。陆海军的军务部长和内阁秘书们不能参加御前会议。除了1941年的两次重要的御前会议,报纸都在会议之后立即向公众进行了报道。报道都很简练,包括会议参加者和他们的服装,同时强调决议为全员一致通过。

  裕仁主持御前会议,并批准那些不仅影响着日本命运、而且受日本政策牵连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命运的决策。御前会议通常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之后举行,而在联络会议上,各个利益党派达成的决议中就有天皇的参与,所以昭和天皇对将要“决定”的事务内容,事先就已经掌握。从根本上讲,御前会议的目的是为裕仁天皇提供一个表演的场合,就好像他是一个真正的立宪君主,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只是依从顾问的建议在批准事项。在这些会议上,文职大臣们身着晨礼服,军事官员则是正装军服。然而,这些戏剧性的要素掩盖不了会议的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的御前会议都是同样形式,天皇在所有的会议上也并不是都缄口不言。

  御前会议是将“天皇意志”合法地转换为“国家意志”的工具。因为每个参与审议的人都可以声称他们是顺应、根据和在天皇独一无二的权威之下行动的,而天皇则可以声称他是依照国务大臣的建议行事的,所以,御前会议分散了承担责任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日本的无责任习惯的最高体现,因为它支撑了4个不同的假象:(a)内阁拥有真正的权力;(b)内阁是天皇最重要的顾问机构;(c)内阁与军统帅部之间对需要商议的事务经过妥协达成合意;(d)天皇是一个被动的君主,仅仅是批准那些提交上来的各项政策决议。但事实正好相反:一个无力的内阁,一部被阉割的宪法和一个强有力的天皇。他通过各种不同的干涉方式,间接地、但每一次都是决定性地,积极地参与了侵略的策划并引导了实施的全过程。

  大本营的主要成员都向裕仁提出建议,但是能将天皇的命令传达给陆海军战地指挥官的只有统帅部长。通过大本营,裕仁对陆海军行使了最终指挥权,其中包括直接听从天皇指令的战地部队:关东军和在中国的方面军。通过联络会议,天皇和统帅部试图与文职政府在政策上协调一致。但是事实证明裕仁不可能实现战争领导上的协调和统一,因为大本营再次促发了陆海军之间的对立,而联络会议是建立在——各国务大臣分别并且是独立辅弼天皇的原则基础上的——最终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遵守。

  此外,内阁(从总体上)无法控制它的军事成员,因为它的统合能力很弱,另外陆军和海军大臣在内阁的地位独特——享有单独辅弼天皇的独立权限。海军既担心陆军会控制大本营,又害怕削弱自己独立的“统帅权”,在它的竭力主张下,首相和文职官员被排除在大本营之外。裕仁批准了这种设置,但是这种设置降低了效率,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妨碍了与文职机构的情报交换和协调。

  大本营的设置,使裕仁体会到作为一个积极能动的大元帅在行使权力时变得容易了,而这是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也未做到的事情。天皇的最高命令,被称为大本营陆军令(大陆命)和大本营海军令(大海令),在直接传达给各方面军司令官、军司令官、经常还有师团长和舰队司令官的过程中,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起的是“传声筒”的作用。实际上,天皇不可能对大本营的所有命令都进行详细检查,但是对于这些命令的最高类型——天皇的最高统帅命令,在统帅部准备传达之前,都要受到裕仁的仔细检查。

  统帅部长根据大陆命和大海令发布的较为重要的命令和指示亦是如此。首先是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课起草命令,部课长进行修改,然后沿着指挥系统传到次长和总长处,最后,在命令发布之前提交给天皇取得他的许可。就这样,裕仁不但作为一种力量推动了日本整个战争体制,而且作为可以自由行动的个人,仔细地审查和批准了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战略和命令,因此,天皇的责任是巨大的。

  裕仁与大本营之间通过调查问题、告诫以及向统帅部和陆海军大臣认真重复他的指示和质询的方式相互作用。此外,他还学会了如何利用他的地位不断地向他们施加心理压力。平时,他行事温和,可以说更像乔治·C·马歇尔的礼貌仪态,而不像乔治·S·巴顿的风格。然而,他的“质询”相当于命令不能无视。天皇希望变更现行军事行动时,有时也会遇到反对意见,但是只要他坚持就会如愿——即便那意味着统帅部长不得不否定那些与天皇的政策相左的作战部长以及重要部局长们的主张。简言之,统帅部要对一个精力充沛、行动主义的天皇负责,他们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对中国的战争。陆海军大臣也是如此,他们也受到裕仁质询的管制,有时候要做他的出气筒。

  此外,有文献史料为证,在各种关键时刻,裕仁不但参与制定战略、决定战役计划、选定时间等,而且还对进行中的现地军事行动进行干涉,以至于如果没有他的干涉某些变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且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有时甚至每天如此。他还监管、甚至偶尔评论方面军司令向下属部队发布的命令,尽管不能确定他做到了什么程度。

  裕仁即位以来一直听取的内阁非正式报告(内奏),1937年以后由于大本营的设置而得到了加强,它对裕仁的大元帅角色提供了正规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讲,内奏属于天皇提问(御下问)上奏者回答的问答式会见。通常的参加者是统帅部和某几位特定阁僚。这种会见有时已经流于形式。在这些会见中,天皇默不作声地接受大臣或者统帅部的书面或者口头报告(上奏)。在内奏过程中,情报和意见的交换甚至会引发对政策、战略、甚至战术的讨论,然后以日本式的“意见一致”达成决议。其结果是,在内奏后再形成的内阁决议实际上是预先决定好的“成品”。它反映了裕仁的思想,因此不会再被修正。

  第三部分:圣战“洗劫”南京

  10月下旬,上海及周边地区的阵地战显露了临近结束的迹象。11月9日,中国陆军开始了部分撤退。上海市约5平方公里的城区和大部分的郊区被来自陆海空的轰炸所破坏。将近25万中国人被杀害,包括许多在前线战斗的妇女和儿童。日本方面的死亡人数是9115名,受伤人数为31257万名。11月中旬,中国军队的抵抗全线崩溃。当时的形势是,中岛今朝吾中将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在长江沿岸的白茆江没遇抵抗地成功登陆,并且将与一周前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的柳川平助中将率领的第十军会合,对中国军队造成威胁。丧失了斗志、组织混乱的蒋介石士兵,暴露在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猛烈轰炸和机关枪扫射下,还有日本炮舰的炮轰之下,他们穿过长江沿岸的村庄和城镇慌乱地撤向约300公里之外的南京。

  日本军拥有装备优势,但是休息和补给严重不足,尽管如此,日军各纵队继续向西推进,对中国军队进行紧急追击。上海派遣军当初的目的只是在上海地区从事有限度的战争并避免与英国和美国发生摩擦。然而,随着战地司令官无视东京的上级指挥权开始独断滥用职权,这些制约都被置之不顾。第一次与中国普通平民直接接触的部队(他们在整个上海战役中一直都在杀害俘虏),现在被命令可以无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别。例如,11月11日的步兵第六连队第二大队的攻击令名言:“一般良民皆于城内避难,因此,所有城外者均按怀有敌意者论处予以消灭。”“烧毁房屋、准备物资便于扫荡行动。”

  向南京进军的日本军各部队沿主要干道和铁路干线向内地推进时,烧毁劫掠村庄和城镇,对大批中国军队和避难的平民进行了追击。12月1日,裕仁新设立的大本营命令第十军和上海派遣军从不同方向包围南京。第二天,朝香亲王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当时健康状况不佳的松井石根大将被提升统帅中方面军,这支部队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组成。12月8日,朝香率领的部队开始攻打南京防御阵地。只经过了5天的抵抗,拥有大约40到50万人口、有城墙环绕的南京于12月13日陷落。

  没有任何“洗劫”南京的命令。大本营也没有下令将消灭全体敌人作为南京包围战役的最终目标。不过,确实有不留俘虏的明确命令。南京一陷落,日本兵便开始集体处决俘虏和缴械投降的逃兵。他们还进行了空前的、作战计划外的纵火、掠夺、杀人和强奸等残暴行为。由此导致的大屠杀在城内和附近6个村庄持续了3个月,远远超出了前期在上海战役和沿着中国军逃往南京的路上所犯下的暴行。中岛中将的第十六师团仅在进入南京的第一天,就杀害了近323万名中国俘虏和逃兵。不过日本人的估算将这个总计降到了24万人。

  当松井和朝香将军坚持要在12月17日骑马沿着宽阔的南京主要大街行进举行胜利游行时,朝香的参谋长饭沼守命令第十六和第九师团加强对被占领的南京及其周边村庄进行扫荡,以保证皇室亲王万无一失。12月16日晚到17日清晨,已取得了战斗胜利的日本军围剿了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武器、褪去了军服,在拼命逃跑的中国残余部队,单是在南京城内就杀害了超过17万名的成年男子和未成年男子。如此同时,第九师团在南京的外围行政区域加强了歼灭作战。

  12月17日下午2点,在海军大将长谷川陪同下,松井将军向东方的皇宫遥拜,并在前国民党政府办公大楼前升起太阳旗,以此结束了胜利庆典。松井高呼三遍:“大元帅陛下万岁!”集结的2万多名战斗部队——相当于占领南京部队的1/3,也同声唱和。

  关于南京城墙内和近郊农村的中国牺牲者总数,至今仍在激烈地争论中。日本人估算的比较适当的数字为“不少于20万人”同时他们也承认实际数字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战后东京战犯法庭接受了“20万以上”的平民和俘虏于“最初的六周内,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被杀害”的估算值。在南京举行的战犯审判接受的数值是“30万人以上,”后来中国又将牺牲者人数提高到34万人,但是这个数值未被证实。1937年12月,西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最初报道以有限的来自市内的消息为基础,推测在最初几天被杀害的人有1万到2万以上。谈到导致日本兵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罪行的特殊的战场状况,日本历史学家们最常论及的是军纪的败坏、种族沙文主义、报复心理和“心理上的极度愤怒。”

  强奸受害者的人数也处于争论之中。当时的外国观察员估计,在占领初期,当日本帝国陆军将南京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完全隔离封锁起来时,每天大约有1000名各年龄层的妇女和少女遭到性攻击和强奸。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3月下旬,军队的秩序得到恢复为止。此时,“慰安所”的数量开始激增,在里面被迫充当妓女的是从日本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妇女。陆军在华中新建了一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3个月前在北京建立的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相对应。然而,对中国平民的大规模暴虐行为仍在继续。从1937年7月对中国战争开始到1939年末,共有420名日本士兵因强奸和杀害中国妇女受到军事法庭判决。但是,没有一名日本士兵因此被判死刑。

  当时有几百名日本记者和新闻纪录片摄影者在中国做随军记者,相比之下,欧美记者为少数。然而,只有后者向世界报道了事实真相。受到审查的日本新闻界被禁止引用国外批判日本的新闻报道。没有报纸提到屠杀、战争犯罪、对平民的恐怖行为和强奸,被提及的仅仅是在南京抓到许多俘虏,大量中国人的遗体没有被掩埋。不过,2名日本军少尉比赛用军刀砍死一百名中国士兵的消息在南京被占领之前倒是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出现过几次,为了解日本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暴行提供了线索。在日本,只有像基督教学者矢内原忠雄那样极有洞察力的日本读者和能读到外国报纸的人才知道真相,才能意识到身着军服的杀人者犯下的罪行与日本理想化的自画像差之千里。

  第三部分:圣战南京暴行

  皇室成员都听说了大屠杀和几近全面崩溃的军纪情况,其中包括良子皇后的叔父、50岁的朝香亲王,他在松井大将指挥进攻南京时任司令官,是大屠杀最激烈时南京城中最高将领。陆军航空本部长、49岁的东久迩亲王也是良子皇后的叔父。陆军参谋总长、71岁的闲院亲王。当然,陆军大臣杉山也掌握这一切,还有许多大本营高中层军官。众议院议员,后备役的江藤大将也知道。外务省无疑也知道,其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记中吐露道:“上海有信来,详细报告了我陆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触目惊心。天哪,这是皇军吗?”战后,作为外交官,老练的中国通重光葵记述了当时他是如何“为了补偿占领南京时犯下的罪行,做出极大努力促进对中国善政的。”

  因此说,近卫政府知道在南京的强奸和抢掠,而经常听汇报的裕仁却不知道,这看起来不太可能。裕仁位于指挥系统的顶部,在最初阶段,即使指挥系统有缺陷,也很难使他对高层或者中层的决策不知情。他密切关注着日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浏览外电,每天阅读报纸,并经常就他在报纸中发现的问题询问近臣。作为批准夺取和占领南京的最高司令,作为国家的精神领袖——赋予“惩戒”中国以合法性的人,无论是宪法上的责任还是最低限的道义上的责任,他都有关注军纪的义务,哪怕是非公开的。然而他似乎从未这样做过。

  对他的部队在上海-南京战区的行为,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发来的抗议越来越多,这也许引起了裕仁天皇的注意。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引起了最高指挥部和外务省的注意,更不要说一些议会的议员了。就日本陆军在南京抢掠美国人的财产,亵渎美国国旗,美国大使格鲁曾经两次正式向外务大臣广田提出抗议。之后,广田在1938年1月中旬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外交官日高信六郎在南京陷落后不久访问了那里,他也向广田做了详细的报告。尽管是推测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他很有可能在1月下旬向天皇汇报了那里的暴行。日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与纳粹党员的德国人约翰·拉贝有私交。南京市中心的西方人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难民提供避难所,拉贝是安全区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日本人在中国的恐怖行动》(1938年)的作者、《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哈罗德·J·廷波利也是日高的个人朋友。另外,日高还与《纽约时报》特派员哈利特·阿本德就南京事件进行过讨论。日高甚至向外务省转达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们的抗议,包括拉贝和南京大学教授刘易斯·斯迈思所写的抗议书。如果日高或者外务大臣广田向裕仁汇报过陆军的暴行的话,那么事实上他应该知道得非常清楚。

  然而,我们假设裕仁没有得到当局任何人就他的士兵在师团、连队、甚至是参谋的命令下,违反国际法而进行的大规模屠杀的实际情况的正式报告。即使如此,他还有来自非指挥系统的关于陆军军纪败坏的间接情报,比如国内外的报道,或者还可能从他的弟弟们那里听到传闻,从而了解被占领的南京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确实拥有这些间接情报,他应该下令秘密进行调查,但是没有关于天皇下令调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纪录。相反,却有裕仁对于皇军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事实记录。从皇军占领南京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军队的行动。还有一件同样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事件初期,或是杀戮强奸的整个时期,裕仁没有任何公开表达他的不快、愤怒或者是遗憾的举动,而是积极地鼓励他的将领们在促使中国人“反省”的国策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南京陷落的3个多星期前,即新大本营设立的11月20日,裕仁向中国地区的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发出诏书,赞许舰队官兵与陆军合作,控制了中国的沿海,并阻断了其海上运输线。同时他告诫说:“前途尚远,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奋斗,取得完全胜利。”

  4天后,在参加第一次大本营的御前会议时,裕仁对中国中部方面军司令松井大将的进攻并占领中国首都这一重大决定予以事后认可。会议期间,陆军参谋本部的下村第一作战部长对部队的作战计划作了说明,他说因为赴中国华中的运输部队及炮兵部队距最前线尚远,所以“方面军的航空队要与海军的航空兵协力,轰炸南京及其战略要地。”因此说裕仁对轰炸和用机关枪扫射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计划是相当清楚的,他是在此基础上批准了作战计划的。他(事后)认可了撤销对陆军在作战范围上所有的限制,陆军和海军在没有东京事先授权的情况下对南京发动猛烈攻击期间,他没有任何表示制止他们的举动。12月1日,在对南京的轰炸以及海上、陆地的攻击开始几天后,裕仁向松井大将发布了正式的攻击命令:“中支那方面军司令要与海军协同行动,夺下敌国首都南京。”(大陆命第8号)

  当时,与其他大多数高级将领一样,裕仁支持强有力的打击将会使蒋介石跪地求饶并使战争结束的观点,因此,他一直急切地想在“敌人的首都”进行一场决定性战役。结果,天皇不顾松井和朝香的行为所带来的外交上的危害,公开褒奖了他们。12月14日,南京陷落的第二天,他又向统帅部传下御旨,表达了他对攻陷并占领南京的报告的满意。1938年2月,当松井大将暂时离任返回东京时,裕仁赐其诏书一份,表彰他伟大的军事成就。而朝香亲王一直到1940年4月才领受了对他的嘉奖——金鵄勋章。裕仁就是如此间接地行使他的权力赦免了军队的犯罪。尽管他可能私下里对南京发生的一切感到沮丧,但他没有公开提及过,对日本的俘虏政策也没有表示任何关注,或是为改变日本的俘虏政策做任何事情以示补偿。

  日本陆海军官兵都在南京实施了暴行,陆军还炮轰了中国难民船和英国炮艇“瓢虫” 和“蜜蜂” 号。与此同时,两架日本海军飞机蓄意轰炸了美国军舰“帕奈号”,此舰停泊在距离南京约40公里的长江上游,船上载有外交官和欧美的新闻记者及摄影师。伤害之余又添侮辱,当“帕奈号”的船员和乘客放弃燃烧的舰船逃生时,乘摩托艇的日本兵登上舰船,向最后一艘奋力划向岸边的救生艇射击。这次事件中3名美国人死亡、另外3名重伤。关于这一事件,就在英国和美国新闻界开始报道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时,传到了西方。这两个事件给美国的公众舆论留下了日本军队侵略成性、残忍、任意妄为的印象。他们攻击了2个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径批判最猛烈的强国的军舰。而且,这些事件还形成了对日本的新认识,即日本直接威胁了美国的安全。

  第三部分:圣战“帕奈号”事件

  近卫和帝国海军马上道歉并支付了220万美元,作为对他们称之为“误炸”击沉的“帕奈号”的赔偿。而裕仁对这次造成的损害,又一次没有采取任何个人行动,尽管向罗斯福总统和乔治六世国王致电,表达一下他的遗憾之意并不是一件难事。很明显,天皇和近卫内阁都没有掌握日本刚刚在军事和外交上这一失误的整体情况。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忘记、也不会原谅大屠杀和击沉“帕奈号”事件。“洗劫”南京的消息被广泛传播,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通过这个多棱镜,中国人看到了此后很长时间里与日本的全面战争。   在饱受萧条折磨的美国,关于大屠杀和击沉“帕奈号”的报道很少有被安排在头版。有关亚洲的报道瞬间提升了国际局势的紧张度,进一步刺激了一直都存在的反对日本、支持中国的情绪。自从19世纪后期,美国就倾向于不仅将中国看做一个待开拓的市场,还将其视做实现他们的理想主义和良好的对外关系的合适场所。罗斯福总统因拒绝批准制裁脆弱的日本经济,受到联合抵制销售进口日货的新运动的批判。此外,美国主张海军扩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当时处于第二届任期却仍然无法支配外交政策的罗斯福,派海军作战局长罗亚尔·E·英格索尔到伦敦参加海军磋商,讨论为抵抗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侵略,与英国合作共同对抗的可能性。

  “帕奈号”事件一时间也引起了美国人对裕仁的注意。12月14日,《芝加哥每日新闻》以通栏标题《考虑与日本断交》,警告除非“日本天皇”迅速答复“罗斯福总统对道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攻击事件的要求。”在“美国要求天皇承担责任”的标题下是一幅画,画中身材矮小、戴着眼镜,身穿军服的裕仁骑在高大的白马上。这家报纸暗示裕仁是一个拥有政治实权的天皇,因此应该对击沉美国战舰承担责任。然而,像这样现实主义的报道是极为少见的。

  1938年,日本开展全民总动员以支援在中国的战争,此时,裕仁面临着需要协调国家统治阶层内部意见分歧的局面。照片为裕仁在东京代代木练兵场陆军阅兵的情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倾向或是将日本看做磐石一块的政治实体,或是将矛头都对准“日本军阀”、“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军事主义者”。12月14日,《洛杉矶时报》就罗斯福关于“帕奈号事件”给天皇的照会发表了社论:

  希望读者们注意日本的武装部队处于天皇单独控制之下这一事实,而不是……一定要服从于内阁代表的日本政府……当然,至于日本的高级指挥部实际上是服从于天皇,还是支配天皇,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是日本的机构中存在着一种双重性,使得与日本政府的交涉很困难。

  然而,《洛杉矶时报》对天皇的实际权力的问题未有定论。

  根据这些大城市报纸的判断,裕仁基本上不参与日本的政策决定过程。毫无例外地,他在美国人的头脑中主要是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而存在(如果他存在的话)。1937年以后,美国与日本关系逐渐恶化,但也没有破坏这一固定的天皇形象。直到珍珠港事件为止,美国人对日本天皇的主要印象一直是一个不进行统治,只是君临的君主——不参与政治决策;被政治决定所支撑;不影响顾问们的意见,总是并且无论如何都听从他们的建议。这些假定既是错误的,同时也很顽固。受早期美国人对明治天皇固有的错误印象的强化,这些观念在珍珠港事件后很长时期仍然存留着。在这个固定的“傀儡”形象的影响下,美国人对于裕仁,以及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决策过程的认识一直偏离于现实基础。

  第三部分:圣战八年抗战

  未经宣战的对中国战争将持续8年,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搭建了舞台,也为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并导致了日本最终的失败。在这些年中,昭和天皇有多次机会可以考虑停火或者促使和平提早到来。第一个机会也是最好的机会是攻打南京,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乱了阵营。蒋希望通过呼吁与中国签有国际条约的友好国家的干涉来结束战斗。但是,由于战争危机笼罩着欧洲,那些主要大国无意向中国提供积极的援助,而在美国,孤立主义则开始抬头。

  1937年11月,在英美提案下,“九国条约”签署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日本拒绝参加。会上,国民党政府代表甚至没能说服与会者将日本定为侵略国。布鲁塞尔会议没有形成制裁日本的决议。会议一结束,近卫内阁和大本营立即扩大了战斗区域,根本无视进攻南京将会给其他签约国造成生命和财产危害的后果。11月下旬,武力已无法保卫南京,蒋介石曾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减缓日本的进攻,如今绝望的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此前德国的调停提案。东京的参谋本部也希望如此。之后德国驻中国大使奥斯卡· 特劳特曼试图恢复日中和平谈判,但是没有成功。

  南京陷落的第2天,12月14日,近卫在新闻发布会上示意,政府对和平谈判的态度有所变化:

  接到南京陷落的捷报,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前,站在同文同种的5亿民众的立场,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药的迷妄而悲哀。国民党政府无论是外交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走到了反日的极限。而他们却没有对其后果承担责任。放弃首都,政府分裂。很显然,就在其正沦落为一地方军阀的今天,仍丝毫无反省迹象。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方针。

  近卫和他的内阁现在提出了严苛的条件。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与日满携手抗击共产党,允许日本部队无限期驻扎,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参谋本部中的不扩大派仍希望早日结束在中国的消耗战,因此希望11月开始的特劳特曼的和平调停能继续下去。他们现实地指出,日本拒绝承认国民党政权将会“驱使(蒋)集中所有力量反抗日本……这必然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策动相呼应……为了这场持久的战争,帝国在长久的未来将不得不耗费巨大的国力。”

  1938年1月9日,新设立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中国战争政策。为了取得内阁形式上的承认,题为“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的文件被送交内阁之后,近卫向裕仁做了汇报。第2天,近卫要求天皇召集一次御前会议但不要发言,“希望陛下只是亲临便可,不必表态。”裕仁和近卫考虑的不光是要牵制参谋本部中不扩大派的意见,还希望阻止德国对日本事务的过度影响。1月11日,御前会议终于在皇宫举行,会议开始前30分钟,为回答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对“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的提问,出席者们先开了一个特别会议。

  阁僚们对平沼的顾虑给予了圆满的解答后,会议于下午2点在天皇“郑重出席”下召开,听取了外务大臣广田的见解。广田认为特劳特曼调停没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我们必须强化战争,以此来达到结束与支那战争的目的。”代表参谋本部讲话的闲院亲王说:“将国民党政府视为完全失败的政权,并依此制定政策,希望慎之又慎。现在我还有一点保留。”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了会议的一致意见。然后,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一份文件,明确说明如果国民党政府完全拒绝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日本将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将向其他比较顺从的政权提出和平方案。自25年前,大正天皇批准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第一次御前会议,身着军制服的裕仁主持会议并批准了会议决定。近70分钟的会议上,裕仁一言没发。通过这种方式,他看起来好像对事态保持了天皇的中立立场。事实上,较之参谋本部的提案,他强烈支持的是对中国强硬的军事方针。

  1938年1月:随着军部在政治决策中发言权的不断增强,裕仁的政治权力也在增大。首次出席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时,他一言未发,支持对中国采取比陆军参谋总部提议的更为强硬的军事政策,对继续推动战争的主张予以赞同。当中国没有按时答应东京苛刻的条件时,近卫内阁突然中止了协商。1938年1月16日,近卫发表了预先准备的声明,称日本从此不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两天后,他又发表一个补充声明,明确表示撤销承认国民党政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抹杀”蒋介石政权。这个目标尤其得到了海军大臣米内的强烈支持。最重要的是,此后无论是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还是御前会议上,就继续和平谈判这个重要问题,昭和天皇没有支持过参谋本部。相反,他倾向于支持更为强硬的海军路线。

  反对在中国进行全面“歼灭战争”的陆军中的反对者们仍试图使他们的观点受到关注。就在近卫发表着名的“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前夜,闲院亲王试图在近卫首相上奏之前直接向天皇上奏一次但没有成功。1月15日晚9∶30,当裕仁终于听取闲院的汇报时,他已经打定主意继续战争而不是进行谈判。“南方还残存一股中国的抗日军队,日本军对此有什么考虑吗?”他询问亲王。裕仁的其他问题是“尽量不出面,以顾问的形式”间接地支持华北的傀儡政权是否更明智,陆军对付“游击战”有什么计划,对“中国的回答”有什么准备等等。裕仁的质询主要都是涉及作战行动方面,但他最后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对参谋本部不扩大派的间接而又冷淡的批评,因为他们把已经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的事情又作为问题重新提了出来。由此,不扩大派再一次受到抑制。在对中国战争的问题上,裕仁与近卫和海军省中强硬的扩大派的观点相同,推动了以武力促使事变早日解决。

  第三部分:圣战进攻武汉

  1938年3月,在第一届近卫内阁的领导下,日本对中国的战争陷入了长期的消耗战阶段。中间是近卫首相,左侧是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右侧为陆军大臣衫山元。最后一排左侧是近卫的朋友木户幸一。如今,近卫内阁开始了对中国战争的第二个激烈阶段,本阶段持续到1938年12月。从卢沟桥战役开始到这第二阶段为止,日本官兵的伤亡情况:战死62007万人,负伤159712万人;在中国和“满洲国”死于疾病者总数为12605万人。在随后的2年中,日本战争伤亡人数大幅减少,但仍保持着很高的数字。1939年,战死30081万人,负伤55979万人,到1940年,死亡人数下降了几乎一半,战死15827万人,负伤72653万人。死于疾病的人数仍然相对稳定,平均每年超过115万人。重要的是,无论是军事上或是政治上,日本都丧失了能够控制中国战争的希望。

  1938年间,中国华北、华中及华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都被日本陆军占领,辽阔的内陆村庄和山区则成为中国游击队的根据地。在对中国战争将他们视为“土匪”,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主力攻击都指向了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陆军的航空部队也是同样,在此期间他们向中国华北和华中的内陆地区发动了5次长距离轰炸作战。而对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军事设施,只是在1939年10月进行过2次轰炸。主要的空袭目标一直都是重庆。直到1941年,陆军才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同时,随着1938年10月对武汉和广东的占领,日本军的地面进攻达到了顶点,之后转入了战略防御状态。

  在陷入一场僵持战而且看不到胜利前景的情况下,日本领导人坚持进行战争,与其说他们不愿意改变最终目标,毋宁说是似乎已无法改变。在国家总动员、严格的新闻审查和前所未有的高军费背景下,他们开始实施许多和平花招。这些花招的重心在于利用中国国民党与其国内敌人的对立上面。1938年11月,近卫首相着名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便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节。近卫表达了他希望通过蒋介石的敌人与中国达成和平的愿望,他所说的敌人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一派领导人——汪精卫。这种以政治谋略补充军事行动的特别尝试,最终以1940年3月末南京汪政权的建立和1940年11月《日华基本条约》的签署达到了顶点。但是,近卫政府从未真正信任过汪,或者是相信他有结束战争的能力,故而推迟了对汪政权的承认。后来又以条约的形式强迫他将大量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特权转让给日本,将他的政府变成了一个傀儡政权,然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它们没有任何合法性。

  但不管是将重点放在与重庆的蒋介石直接交涉上,还是在南京设置新的傀儡政府,日本为结束战争所作的努力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大、巩固战争成果并使其合法化。它的“和平试探”从未明示将为日本军队从华北撤军设定期限,更不要说放弃对满洲傀儡政权的控制了。

  1938年7月,日本军计划夏季开始进攻武汉,陆军参谋本部很担心苏联的态度。1938年7月11日,围绕“满洲国”边境上一座山的所有问题,第十九师团长突然与苏联发生了大规模冲突。这次冲突被称为张鼓峰事件,其结果是日本遭到了彻底、损失惨重的失败。当时原田熊雄在日记中记录了裕仁对陆军大臣板垣的批评:“今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调动一兵一卒。”换言之,天皇告诉陆军大臣,这里应该是他负责,可是之后对引发事件的军官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惩罚措施。事后不久,当判明苏联军队不会越境反击时,他批准了预定的在中国的进攻战。这是在运用权威进行干涉过程中,他具有选择能力的又一个例证。

  日本再一次地寄希望能迅速击败中国军队。1938年后期,依仗地上、海上和空中的压倒优势,日本差不多在每一场进攻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的抵抗也很顽强,迫使日军逐渐要依靠化学武器。(这方面西方也有先例:最着名的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使用了毒气。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在埃塞俄比亚使用了毒瓦斯。)至11月,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中部长江边上的“武汉三镇”,武昌、汉口和汉阳以及华南的广东。日本军控制了中国主要的铁路,在中国最富裕、最发达的沿海省份建立了日军控制下的飞地。蒋介石一边宣称要继续战斗,一边与他的整个政府一起远远地撤退到内陆的有城墙环绕的山城重庆,跳出日本军的追击范围。

  对于日本来说,武汉之战确实是战争的一个制高点,是它当时进攻能力的极限。当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时,日本举国欢庆,就像报纸第一次报道南京陷落时(过早报道了)一样:鸣汽笛,出号外,而天皇亦如满洲事变时一样,全套军服,骑着白马在群众面前亮相。

  近卫马上于1938年11月3日发布了关于战争的第二次声明。他宣称日本坚持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同时将不会拒绝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参加。8个星期后,12月22日,近卫发表了重要的第三次声明,宣布了此后成为日本官方的战争目标的“近卫三原则”。第一,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并与其建立“善邻友好”关系。这个原则意味着中国要停止所有的反日活动。第二,中国必须同日本一道与共产党战斗。这暗示了日本有权在中国驻扎军队。第三,两政府间必须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这包括承认日本开发和利用中国华北和内蒙古自然资源的权利。

  日本所谓的建设 “东亚新秩序”,是建立在这三原则的基础上。近卫的声明意在国民党政府前总理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造成派系分裂。最终,将产生一个新的合作者政权,在日本占领的南京对日本控制的各省实施统治。

  第三部分:圣战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1月4日,近卫辞职。因为他既无法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也无法在与纳粹德国的军事同盟问题上统一内阁的意见。他的离去为三代后任内阁将“圣战”继续推向前进开辟了道路,这三位继任者是前枢密院议长平沼,阿部信行将军和米内大将。日本帮助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抗政权的协调工作即将开始,可是它还没有打垮蒋介石。相反,肆无忌惮、惨无人道的日本军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激起强烈的民族抵抗精神。日本军无法维持对广大农村的有效控制,前线被迫扩大,补给和交通线也都延伸至极限。很快,在中国的日本军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产生了无望的挫败感。就在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日本的统治集团开始想像德国军事力量的抬头将为他们走出困境开辟道路。

  接受辞职的近卫首相的推荐,1939年初,天皇任命平沼为近卫的继任者。平沼是陆军强有力的支持者,曾被裕仁认为是一个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者。然而,1936年的陆军叛乱事件以来,他与激进的右翼有些疏远,并解散了“国本社”,在西园寺亲王的竭力主张下与宫廷内臣建立了关系。如今,在财政大臣池田成彬和宫廷派的指导下,平沼进一步重新检讨了自己,表示保证不会匆忙地与纳粹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与英美为敌。在与德国结盟问题上,平沼部分改变了态度,这足以使他得到裕仁的欢心。

  之后的9个月中,平沼要着手解决的不光是陷入僵局的中国战争所引起的军事及外交上的问题,还有与苏联的问题。5月,关东军在“满洲国”西北部和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上的诺门坎附近与苏联蒙古军发生冲突。战斗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边境战争,动用了大量的坦克、大炮和飞机。尽管关东军将生物武器搬到了前线,没有确实证据显示他们是不是如后来被指控的那样,真的对蒙古和苏联军队使用了细菌武器。诺门坎的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15日,直到苏联的莫洛托夫外长和日本的东乡茂德大使在莫斯科签署了停战协定。

  除去“满洲国”的预备军,日军战死、负伤及失踪人数总计超过18925万人,差不多损失了整整一个师团。对这次令日军大败的诺门坎事件负有责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他的两名高级参谋辻政信少校和服部卓四郎中校,仅仅是辞职了事,而陆军的作战计划和用兵方略都没有被重新考虑。天皇再一次克制了自己没有处罚任何人。1941年,他甚至允许将辻和服部晋升到参谋本部担任要职,就像他曾经批准策划了满洲事变的罪犯到东京的参谋本部任职并得到提升一样。

  再说,挑起事件的将校们依照的是“满苏国境纷争处理要纲”属合法行动,这份文件是裕仁在事件突发前刚刚批准的。由于军队遵从的是他同意的命令,他当然不愿处罚他们。陆军指挥部也认为没有必要过多关注这次鲁莽、结果惨痛的行动。

  1939年夏,平沼内阁遇到陷入困境的中国战争带来的另一个严重的外交问题。几个月来,华北地区日军对于伦敦决定稳定中国货币一事一直感到不满。他们以被占领城市天津的英国租界内有中国的恐怖主义分子为由,开始向飞地施加压力。日本军队用电网将整个租界围起来,开始搜寻持有被日本禁止的国民党货币的外国人。6月中旬,他们将骚扰升级为全面封锁,开始对英国公民进行搜身,不论男女。同时,陆军和右翼团体在国内发动了反英宣传运动。令陆军首领们高兴的是,平沼的内务大臣和亲密顾问木户拒绝阻止这项运动,尽管这样招致了裕仁的不快。

  1939年的春夏之际,随着日本与英国关系的恶化,是否要加强与德国的关系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浮出水面。天皇反对强化二者关系。外务省发出指令,严格限定了日本加入新轴心国协定的条件,可是当亲纳粹的驻德大使大岛浩将军和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拒绝传达这一指令时,平沼惟有困惑与无奈。听平沼报告了两大使的行为,裕仁也很激动,但他还是决定不下令撤他们的职。

  1939年7月26日,在不断抗议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之后,美国通知平沼政府,美国不打算延续预定1940年1月到期的《美日通商条约》。直到那时为止,罗斯福政府一直奉行的是温和姑息的对日政策。其亚洲政策的基本原则在于维护体现在华盛顿条约体系内的帝国主义现状,因此,美国始终拒绝承认日本通过武力给中国带来的任何变化。罗斯福还通过定期购买银的方式支持中国的通货,这个政策最终将引导他与英国一起向中国提供国际汇兑,以便蒋介石能够稳定货币,抵抗被占领区激增的日本军票,继续战斗下去。如今欧洲战云密布,预计战争即将爆发,美国提醒日本注意,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将招来严厉的经济制裁。此后,日本的领导者如要继续在中国的战争,将不得不面临美国更加严厉的反应,日本在战争所需的重要物资进口上依赖着美国。

  8月5日,接到美国废除条约通告后不久,裕仁对侍从武官长畑俊六报怨道:

  这对屑铁和石油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即使在以后的6个月中可以购买,可是在那之后马上就会遇到困难。除非将陆海军的兵力减少1/3,没办法站住脚。这些事很早以前就应该有所准备,现在再争论这些,一点用也没有。

  然而,裕仁并没有命令他的参谋本部结束与中国的战争,或者减少任何事项的规模,他只是对军首脑们没有预见到美国的反应感到生气而已。

  几个星期后,1939年8月23日,当日苏在莫斯科磋商旨在结束满蒙国境纷争的停战协定时,德国与其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与1936年的日德防共条约是相抵触的。斯大林为反对德国在欧洲的领土扩张,与西方进行了3年有关“共同防御”的探索,但是没有成效,于是斯大林宣布了苏联的中立,而且在条约附属的一个秘密条项中,与希特勒交易接管波罗的海诸国和最终分割波兰。这个外交上的逆转使平沼内阁晕头转向,由于无法把握应如何理解希特勒与斯大林同盟所预示出的德苏的巨大实力,8月28日清晨,平沼内阁总辞职。

  第三部分:圣战德国侵略西欧

  极其愤怒的裕仁利用这次内阁更迭的机会告诉侍从武官长畑,他打算任命他能信任的人做陆军大臣,当然这个人不是矶谷廉介或者多田骏(当时,他们的名字曾出现在报刊上)。裕仁让畑“向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传达这一点。”好几个月以来,裕仁对板垣陆军大臣的报告越来越不满,他曾当面斥责他没有能力。28日,裕仁任命阿部将军为首相,并嘱咐阿部(根据近卫曾跟木户讲过的话)选择他的侍从长畑或是梅津美治郎将军做陆军大臣,尽量与美英搞好“协调”。然而,“最重要的事情”是“维护内部秩序”,“要小心选择你的内务和司法大臣”,他警告道。这似乎是裕仁对日本人不信任的一个真实的表现。尽管不是很清楚,它或许还反映了裕仁对德苏和好的不安:这种不自然的结盟不会有什么好事,所以要警戒苏联和德国进一步的谋略。第二天下午,裕仁正式任命了他所喜欢和信任的职业军人畑俊六为陆军大臣。退役的野村吉三郎大将做了阿部内阁的新外务大臣,他保证要重建与美国的良好关系。

  与此同时,希特勒早在5月份已向他的将军们透露了要攻击和摧毁同盟国军队,攫取欧洲大陆控制权的战略。相对于英国、法国和波兰,德国正处于其军事力量的顶峰,希特勒决定将他全套计划的一部分付诸实施。1939年9月1日,阿部内阁上任的第一天,德国军队入侵了波兰,开始了新的欧洲大战。两天后英国和法国介入,向德国宣战。9月8日,希特勒的头号敌人罗斯福总统宣布国家进入局部紧急状态。

  很快,美国不顾已经宣布了中立,不断增加向英国和法国输出的军需物资。10月,罗斯福下令停泊在南加利福尼亚内港的大部分美国舰队开往夏威夷,以减轻德国对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地的压力以及加强太平洋防御。他希望将舰队配置于珍珠港,那样可以威慑“修正主义”日本不敢推翻东南亚的现状。这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阿部任期的前几个月,这些事件引起了东京的恐慌,人们担心尽管有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美国最终会加入英法一方参战。由于无法应对新的国际形势,阿部内阁于1940年1月14日垮台。

  紧接着,选定继任内阁的工作又在忙乱中开始。内大臣汤浅征求了包括德高望重的西园寺在内的重臣们的意见,但首先是听取了天皇的意向。在裕仁的坚决主张下,由他寄予了极大信任的预备役大将米内组成了下一届内阁,也是在裕仁的要求下,畑留任陆军大臣协助米内。为了缓和陆军对于任命海军军官作首相的批判,裕仁还在此时批准提升东条英机中将任陆军次官。

  裕仁从一开始执政,就在政府高官的任命上起了积极作用。每当这时,他或是强加条件,指示接受任命的首相必须如何如何,或是指派某人担任特定的大臣,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此人控制这个部门。事实上,由于裕仁和他的顾问们坚持介入继任内阁的选定,结果是动摇了政党内阁制的稳定。如今,随着中国战争的拖延和欧洲外交步伐的加快,他越来越多地介入这类事务。天皇是自己主动选择干涉政务的,而且他还有意识地向公众隐瞒了自己的干涉行为。当陆军上层出现了新的要求,要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使日本成为反英美集团的一员时,裕仁继续对此进行了抵制。他坚持主张,政府应该集中力量迅速结束跟中国的战争,除非是为了抗击苏联,否则日本不宜与德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

  米内任首相3个月后,从4月起,德国侵略了西欧,完成了8个月前以征服波兰为开始的国际关系的剧烈调整。欧洲其余的独立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落:挪威、丹麦、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及法国。法国在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英国军队撤离后,几乎未经军事抵抗就落入德国之手。一夜之间,东京的地缘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漫长的3年来,日本的指导者们一直被锁在他们自己发动的对中国战争中,看不到军事或政治上的胜利。纳粹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夺取英国、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现今,德国控制了从欧洲到苏联边境的大部分的欧洲资源,并准备入侵英国,因此,依靠德国的这股上升势力,获得好处和弥补弱点的期望在急速增长。当米内没能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与德国同盟的问题时,陆军推翻了他的内阁,而裕仁对此没有进行任何阻止。

  通过平沼、阿部和米内三个内阁执政期的一系列混乱的国际危机,裕仁满意地观望着中国战争和南进政策的展开。他没有为把日本从陷入僵局的对中国战争中解脱出来做过一次个人的努力。只要日本对中国的政策维持不变,就不可能与美国改善关系。裕仁相信南进政策在战略上是理想的,他主要担心的是如果海军继续向南推进的话,英国和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到了1940年夏,战略构想中加入了两个新的因素,加大了对裕仁的压力,迫使他与新德国同盟的倡导者们更紧密地携起手来。一个因素是德国征服西欧的骇人的军事毁灭力量,使英国明显地孤立起来,处于遭德入侵的边缘;另一个因素是在斯大林与希特勒条约的庇护下,苏联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苏联的举动似乎为轴心国注入了新的力量,同时也出现了对苏联会重新军事支援蒋介石的恐惧心理。在这个快速的军事征服和剧烈的外交策略变化的形势下,在与英美对抗的三国同盟问题上,裕仁十分踌躇,拿不定主意是要立场坚定地反对陆军,还是要改变立场同意陆军的要求。昭和天皇最终的决定更多的是出于维护日本的同一性,而并非是与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目标一致。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审判战犯

  早在1942年,裕仁天皇就已经得知同盟国的公开目标是审判主要战犯。①1943年11月的莫斯科宣言确认了这一点。1945年7月的《波茨坦宣言》也重申了这个目标。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签署的国际军事裁判所(IMT)宪章明确地规定了同盟国对战犯的政策。②因此,8月9至10日,当裕仁和政府首脑们考虑投降的时候,战争犯罪问题就成为他们的一大心病。1945年9月11日,当麦克阿瑟下令逮捕和关押第一批战犯嫌疑人时,他们的这种担心就更加严重了。嫌疑犯中包括天皇的亲信总理大臣——不仅因为在他的统治下宪兵队实行的残酷镇压,还因为粮食配给的不公正,所以日本国民都十分痛恨他——东条将军。

  眼前的危险处境使统治精英们十分恐慌,东久迩内阁立即提议由日本独立主持战犯审判,以便从同盟国手中夺回主动权。裕仁对此有些踌躇不安。如果战犯以他的名义依照国内法受到惩罚,那么他将被置于一种矛盾的立场,处境将非常尴尬。一直以来,东久迩每天都来拜谒天皇,突然间,他来的次数减少了。第二天(13日)重光外相请求GHQ允许日本进行独立审判,被GHQ拒绝。③将不会有由日本人主持的正式的战争犯罪审判;东京审判中将不会有日本法官参与;将不会有针对日本军队对日本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审判。这些肮脏的工作将留给外国人去做。

  麦克阿瑟个人对起诉战犯的事情很不耐烦。他的原则是迅速结束审判,对由于GHQ对证据和审理程序的宽松定义和不严密的规定所引起的滥用,既未加注意,也漠不关心。当审判曾在菲律宾与他对阵的投降的日本将军本间雅晴和山下奉文时,他即刻便做出了判决。在审判、定罪和宣判两人死刑(因为他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下属的残酷暴行)之后,美国联邦法院的两位法官尖锐地批评了菲律宾美军军事委员会的诉讼程序以及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报复情绪。对此感到恼怒的麦克阿瑟反击道:“对这种公正的方法持反对意见的只是少数……诡辩不能将审判限制在任何(特定的)形式中。问题在于本质。审判的纯洁度在于其目的,而不是细节。战争的规则和军法……在道义的严格界限内实现正义时总是具有充分的弹性。”④

  麦克阿瑟批准了两人的死刑判决,之后写道:“其余的此类美国案件已由东京国际法庭作出裁决。”对他来说,美国军事委员会与国际战争犯罪法庭似乎没有什么不同。⑤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突袭珍珠港

  费勒斯准将在为CIA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SS)工作了一年后,于1943年下半年加入到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的西南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与麦克阿瑟同机到达日本的费勒斯立即开始工作,保护裕仁不因他在战争中和战争结束时所起的作用而受追究。费勒斯首要的目的是要确认他在战时搞的宣传计划的效果,同时保护裕仁不受战犯审讯。

  费勒斯对大约40名日本战争领导人进行了私人审问,其中许多人后来被指控为最重要的A级战犯。他的审问主要集中在5个月的期间内——1945年9月22日到1946年3月6日——在东京的巢鸭监狱通过两名翻译进行的。费斯勒的活动提醒了所有主要战犯嫌疑人意识到GHQ特别关注的事情,为他们调整各自的说法以免天皇受到指控提供了可能。⑥因此,在检察官为审判这些人收集可使用的证据的同时,费斯勒无意间为嫌疑犯们提供了帮助。很快,检察官就发现战争领导人的供述内容实际上是相同的。即天皇英勇地采取行动,独立自主地结束了战争。这个主题(检察官们并未告知)正好与费斯勒的目标——证实他自己的对日宣传运动的有效性——相吻合。

  同样,1945年9月下旬到12月,由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USSBS)的文官和军人进行的调查访谈, 为日本战时领导人保护裕仁提供了帮助。调查团的目的是评估空袭在日本决定投降上的效果,特别是原子弹的影响。USSBS成员也试图了解日本战时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不用说,日本高层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如木户内大臣、前总理大臣近卫、米内、铃木贯太郎、铃木的秘书迫水、木户的秘书松平康昌以及海军少将高木惣吉,将他们与调查团的接触视为保护“国体”的一种手段。他们回答问题时表现得极为配合,成为描述投降过程的主要证据来源。另外,他们还利用对自己的问讯影响了美国关于裕仁在结束战争时所起作用的官方看法。⑦

  在结束了对被指控人的私人审问的同一天,费勒斯传唤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到他在第一生命保险大厦的办公室。米内一直到最近都在东久迩内阁担任海军大臣,曾经见过麦克阿瑟。⑧1946年3月6日,米内和翻译沟田主一来到了费勒斯的办公室。他们被告知一些同盟国国家,特别是苏联,要求把天皇作为战犯进行惩罚:

  作为对策,最好由日本方面证明天皇是完全无罪的。为此,即将到来的审判是一次最好的机会。特别是应当让东条在审判中承担全部责任。

  也就是,想让东条这样说:

  “开战前的御前会议上,即使陛下反对与美作战,我决心已定,要强行推动战争。”⑨

  米内大将表示他当然同意这个安排。证明天皇无罪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东条和岛田承担所有责任。“而仅就岛田而言,我确信,他已经做好了承担全部责任的准备。”⑩

  米内对岛田大将的信心是有根据的。币原政府一直在贯彻其为天皇免责的政策,并已通过横滨终战联络事务局局长铃木九万获得了岛田同意承担开战责任的保证。显然,还没有从东条那里得到类似的保证。

  两个星期后,沟田对3月22日与费勒斯的第二次会谈作了备忘录。

  谈话与对米内大将的内容大致相同。美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非亚美利加思想的倡导者是国务卿伯恩斯的最高顾问COHEN(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几天前我对米内大将说的那番话,正像那时我说的那样,自己不是天皇的崇拜者,所以天皇制的存废自己并不关心,但如果让作为麦克阿瑟的合作者、帮助他能顺利地实施占领统治的天皇接受审判,对麦克阿瑟在本国的处境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我提出那样要求的理由。

  (向宫内省寺崎问)“那天我对米内大将说的话,已经跟东条说了吗?”

  费勒斯露骨的反犹太主义(就像他和麦克阿瑟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新政和所有自由主义者怀有厌恶一样),以及他和麦克阿瑟向日本领导人传达的褊狭的信念,在新宪法草案中都没有体现,对向“象征”君主制的转换也没有产生影响。但是,麦克阿瑟为挽救裕仁不作为战犯受到审判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对于日本人对战败的认识却带来了持久的、深刻扭曲了的影响。

  在东京审判开庭的前几个月里,麦克阿瑟的高级将官们一直在忙于将突袭珍珠港的最终责任归结到东条英机将军的身上。东条的陆军同僚们也在这样做。早在9月份,当听说要逮捕他时,东条曾尝试自杀。在他身体复原时,他的前下属再次向他传言,他必须为保护天皇而活下去。东条接受了,并希望通过背负全部失败责任的方式接受耻辱。既然他的供词至关紧要,或者是免除裕仁的责任,或者是将裕仁牵扯进去,因此就必须有所准备,不能靠运气行事。

  很显然,是考特尼·惠特尼少将最先意识到东条有关天皇战争责任供词的问题的。据东条的辩护律师盐原时三郎说,在东条开始为审判准备供词之前(估计在米内及其翻译与费勒斯会见之前),惠特尼就告诉米内说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总统“希望以天皇不承担责任的方式保护‘国体’”。但是在美国国内有“相当的反对派”反对这样做。东条在回答美国质询官时,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怂恿天皇的反对者,也可以帮助控制局面。惠特尼的话反映了麦克阿瑟对来自美国国内,任何对占领实行干涉的过度敏感,也反映了麦克阿瑟打算利用东京审判作为他达成和平的手段的意向。

  米内向盐原律师传达了这次谈话,盐原承诺在帮助东条设计辩护时会考虑到美国公众的意见。随后,在供词和法庭作证中,东条都遵循了日本政府关于天皇在1941年所起作用的官方见解:即只有被天皇委以权力的辅弼者应对当时的决策承担责任,“由于国家最高机关已经决定没有其他的选择,天皇不得不批准”开战。

  数年后,东条的辩护顾问披露,当时,惠特尼、米内甚至首席检察官都在向东条施加压力,要求他按照麦克阿瑟所希望的那样作证。另外,裕仁曾给东久迩亲王打电话,查问事情的进展。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国际法庭起草宪章

  1945年12月6日、7日,当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及其助手聚集东京,为组建由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和国际检查局(IPS)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GHQ刚刚开始四处活动,命令日本政府保存好可能与战争犯罪有关系的官方机密文件。由于占领是通过日本政府间接实施的,直到1946年1月3日为止,IPS官员都未能调查政府各省的档案记录。

  更为重要的是,基南了解到麦克阿瑟遵照9月12日来自华盛顿的政策文件和10月6日基于此文件而制定的联合参谋部的指令,为国际法庭起草了宪章,并设立了一个统一的检察机关(IPS)。政策文件(SWNCC 57/3)限定了IPS的权限范围,并将所有刑罚的“承认、减刑或……变更权力”交给麦克阿瑟一人。指令的最后一节,即第17项,指示他,没有华盛顿的明确指令,“不要采取反对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措施”,从而为起诉裕仁留下了可能性。最高司令官一方面要在华盛顿的命令下行事,同时还要作为一个国际公务员、作为签署了投降文书,现在又被要求派出法官和检察官的同盟国的代表履行职责。麦克阿瑟的双重角色和他的行事方式增加了接踵而至的审判的复杂性。这使得法庭权威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地导致被告方断言东京审判事实上是美国的审判。

  1946年初,宫内省的资产被冻结,人员被削减,情报来源也受到了限制。为了让裕仁及其顾问们对即将到来的战犯审判做有效的计划,需要开发新的情报来源。为此,松原康昌借助了战败后仍在复员省法务局继续活动的原陆军省秘密研究组的专门知识。研究组组长松谷诚大佐参与过战时的计划工作,曾任杉山和阿南两位陆军大臣以及铃木首相的秘书。松谷曾试图通过木户的秘书向天皇表达既然战败必至就应马上讲和的请求,但是没有成功。现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对战犯的严厉审判,松谷和他的小组正在研究减轻损害的方法。

  1946年1月3日至5日,他们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以此开始了他们的活动。会议的参加者是来自私立和国立大学、东京银行、外务省、大藏省、工商省的精英分子以及代表裕仁出席的松平。同时出席并对会议的客观性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平野义太郎和政治学者矢部贞治。平野义太郎,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又是大东亚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而矢部则长期以来一直推崇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与会者的结论是,在美国占领期间,大约用两年的时间,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就会稳步地向好的方向发展。随着苏联对思想混乱状态的利用,关于君主制的争论将会逐渐加剧。

  会议的最终报告强调了在各个地区既要传播又要控制“协同民主主义”的必要性。如果将天皇作为“向心力”和“象征”保留下来——换言之,作为对日本社会非理性、传统的一面让步的话,则任何民众意识范畴的现实的革命都是可以避免的,这样的假定一点也不过分。战犯审判将成为“政治”展示,最好在幕后进行交易。与法官及控辩双方律师的友谊将得到培养。辩护的方针将强调军队对战争的独自责任,任何有触及裕仁的责任暗示都将不被允许。审判将被用来维护和保卫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被告个人的辩护都将被退居次位。

  然而,裕仁及其助手无法确定裕仁能否逃过审问——或是作为证人或是作为被告,因此1946年3月,他的5个助手开始着手帮他进行辩护的准备。当时,日本媒体充斥着关于战争审判的猜测,认为起诉将主要集中于把战争扩展到美英方面的责任上。因此,裕仁和他的亲信们感到有必要主要针对英美开战问题,而不是他在中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进行辩护。麦克阿瑟司令部希望得到天皇回答的问题由新任命的宫廷和GHQ之间的联络官寺崎英成传给了裕仁及其助手。寺崎的妻子是美国人,交战的几年间在日本生活,而她又是费勒斯准将的亲戚。助手们向天皇提出美国方面的问题,然后又把他的回答记录下来。

  口授会议进行了5次,用了8个小时。然后,寺崎用铅笔记下了这份长长的速记誊本的某些部分,速记誊本主要是以宫内省内记部长稻田周一编集和遴选的记录为基础。寺崎的记录日期是6月1日,东京审判已经开庭了近1个月。更长的口述文本,最初题名为“昭和秘史回顾录”,稻田的记录就参照了这份文本,对这份文本的整理工作一直持续到6月末。之后,这份文本被更名为“天皇谈话录”(圣谈拜听录),不过寺崎没有再参与而且也许他连见也没见过它。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昭和秘史

  1945年12月6日、7日,当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及其助手聚集东京,为组建由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和国际检查局(IPS)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GHQ刚刚开始四处活动,命令日本政府保存好可能与战争犯罪有关系的官方机密文件。由于占领是通过日本政府间接实施的,直到1946年1月3日为止,IPS官员都未能调查政府各省的档案记录。

  更为重要的是,基南了解到麦克阿瑟遵照9月12日来自华盛顿的政策文件和10月6日基于此文件而制定的联合参谋部的指令,为国际法庭起草了宪章,并设立了一个统一的检察机关(IPS)。政策文件(SWNCC 57/3)限定了IPS的权限范围,并将所有刑罚的“承认、减刑或……变更权力”交给麦克阿瑟一人。指令的最后一节,即第17项,指示他,没有华盛顿的明确指令,“不要采取反对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措施”,从而为起诉裕仁留下了可能性。最高司令官一方面要在华盛顿的命令下行事,同时还要作为一个国际公务员、作为签署了投降文书,现在又被要求派出法官和检察官的同盟国的代表履行职责。麦克阿瑟的双重角色和他的行事方式增加了接踵而至的审判的复杂性。这使得法庭权威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地导致被告方断言东京审判事实上是美国的审判。

  1946年初,宫内省的资产被冻结,人员被削减,情报来源也受到了限制。为了让裕仁及其顾问们对即将到来的战犯审判做有效的计划,需要开发新的情报来源。为此,松原康昌借助了战败后仍在复员省法务局继续活动的原陆军省秘密研究组的专门知识。研究组组长松谷诚大佐参与过战时的计划工作,曾任杉山和阿南两位陆军大臣以及铃木首相的秘书。松谷曾试图通过木户的秘书向天皇表达既然战败必至就应马上讲和的请求,但是没有成功。现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对战犯的严厉审判,松谷和他的小组正在研究减轻损害的方法。

  1946年1月3日至5日,他们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以此开始了他们的活动。会议的参加者是来自私立和国立大学、东京银行、外务省、大藏省、工商省的精英分子以及代表裕仁出席的松平。同时出席并对会议的客观性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平野义太郎和政治学者矢部贞治。平野义太郎,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又是大东亚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而矢部则长期以来一直推崇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与会者的结论是,在美国占领期间,大约用两年的时间,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就会稳步地向好的方向发展。随着苏联对思想混乱状态的利用,关于君主制的争论将会逐渐加剧。

  会议的最终报告强调了在各个地区既要传播又要控制“协同民主主义”的必要性。如果将天皇作为“向心力”和“象征”保留下来——换言之,作为对日本社会非理性、传统的一面让步的话,则任何民众意识范畴的现实的革命都是可以避免的,这样的假定一点也不过分。战犯审判将成为“政治”展示,最好在幕后进行交易。与法官及控辩双方律师的友谊将得到培养。辩护的方针将强调军队对战争的独自责任,任何有触及裕仁的责任暗示都将不被允许。审判将被用来维护和保卫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被告个人的辩护都将被退居次位。

  然而,裕仁及其助手无法确定裕仁能否逃过审问——或是作为证人或是作为被告,因此1946年3月,他的5个助手开始着手帮他进行辩护的准备。当时,日本媒体充斥着关于战争审判的猜测,认为起诉将主要集中于把战争扩展到美英方面的责任上。因此,裕仁和他的亲信们感到有必要主要针对英美开战问题,而不是他在中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进行辩护。麦克阿瑟司令部希望得到天皇回答的问题由新任命的宫廷和GHQ之间的联络官寺崎英成传给了裕仁及其助手。寺崎的妻子是美国人,交战的几年间在日本生活,而她又是费勒斯准将的亲戚。助手们向天皇提出美国方面的问题,然后又把他的回答记录下来。

  口授会议进行了5次,用了8个小时。然后,寺崎用铅笔记下了这份长长的速记誊本的某些部分,速记誊本主要是以宫内省内记部长稻田周一编集和遴选的记录为基础。寺崎的记录日期是6月1日,东京审判已经开庭了近1个月。更长的口述文本,最初题名为“昭和秘史回顾录”,稻田的记录就参照了这份文本,对这份文本的整理工作一直持续到6月末。之后,这份文本被更名为“天皇谈话录”(圣谈拜听录),不过寺崎没有再参与而且也许他连见也没见过它。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反人道的罪行

  1946年2月至3月,当日本民众正在逐步了解新宪法的时候,IPS的活动也在继续进行着。IPS执行委员会主要由组成法庭的各国“参与检察官”构成,首席检察官基南担任主席。在职员中最富有经验的律师的协助下,IPS集中精力审问和挑选那些将以“反和平罪”被起诉的嫌疑犯。美国检察官汇编的A级嫌疑犯名单上有30个人的名字,而英国检察官的名单上只有11人,两份名单都没有提到天皇。但是,澳大利亚检察官提交的一份应被起诉的“百人临时名单”中包括裕仁,指控他犯下了“反和平和反人道罪”。澳大利亚人还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作为指控天皇的证据。备忘录强调,“在任何时候” 裕仁都不是“被胁迫签署同意文件”发动侵略性军事行动的。备忘录带有修辞色彩地问道:“正因为他批准了连自己都不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的罪行不就更重大了吗?”

  执行委员会将被告的范围集中在28个人身上。被排除者中有满洲事变的策划人石原莞尔。石原在起诉准备阶段就没有被约面谈。将他从被告名单上除去可能是因为他反对东条并试图推翻其统治, 基南为此对他持正面印象。但这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检察官的错误认识,他们认为中间层幕僚,就同美国的情况一样,绝对不可能成为发动侵略的原动力。

  最终,26名被告人被起诉。曾经鼓吹过军国主义和种族狂热主义的实业家、大学的知识分子、佛教徒、法官和记者都没有在内。4月13日,苏联代表团姗姗来迟后,曾试图将在战争经济活动中起过主导作用的3名企业家包括进去,但最后只是将梅津美治郎大将和外交官重光葵的名字加进了名单。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在审判结束之前死亡。另一位被告——大川周明——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支配力量以及麦克阿瑟手中过度的权力,东京审判被告的选定以及后来的审判本身都给人一种严重的扭曲感。不过首先,这种扭曲来自于所有的同盟国政府实行的国际法从属于现实政治的政策。那些政府都将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法律和道德居后。裕仁和他的顾问们也是如此,在展开的法律戏剧的幕后偷偷摸摸地活动着。

  因此,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代表团选择了跟随主导国家的做法,只有在美国主张的时候才会要求控告裕仁。仅有的参与了法庭审判的亚洲三国代表——中国、菲律宾和印度——也试图尽量避免与美国政策的冲突,努力贯彻各自的调查方针。

  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遭受的日本侵略更严重;也没有哪个同盟国领袖比蒋介石更了解日本君主制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蒋也认为裕仁将成为阻止共产主义传播的屏障,所以他也选择了不起诉裕仁。尽管蒋介石自己的军事法庭在10个城市因战争罪行起诉并审判了883名日本人,但他没有将东京审判放在较高的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蒋与共产党的战争即将重新开始。他需要美国的财政资助和军事援助,并希望劝说日本军事人员在投降后留下来,这样他就可以在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利用他们。

  蒋派遣到东京的规模很小的法律小组就反映了上述优先考虑:一名法官(梅汝璈)、一名检察官(向哲濬)外加两名秘书。后来,蒋派了更多的人员并让他们收集了与战争犯罪有关的资料,不过这些远远不足以使中国人取得审判的主导权。1946年夏天,检察方面进行与中国有关的立证时,对日本犯罪行为的指控调查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检察官,中国的向检察官只起了协助作用。另一方面,向积极地调查了有关南京暴行和日本军在中国许多城市杀害平民及解除武装的士兵的行为。他也提出了关于强奸罪的证据,可是当时没有把这种罪行当做反人道的罪行处理。

  蒋的“抗日战争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1938年以来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战争伤亡人数的数据,可是中国国民政府决定不把这些数据交给IPS调查官。它也没有追究日本对平民强征劳工,在华北进行的“杀光、烧光、抢光”活动(三光作战)以及毒气的使用。由于这些“反人道罪行”(使用毒气除外)大多数是发生在共产党的根据地,所以蒋介石对其是漠不关心。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蒋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将扫荡作战的策划者冈村宁次及其部下军官“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待如上宾,而不是战败的敌人”。1948年7月,当南京的中国军事法庭宣告冈村犯有战争罪时,蒋保护了这位将军,先是下令假释冈村,让他在上海的医院治疗肺结核,而后又让他安全地返回日本。1年后,在GHQ的默认下,国民党最高指挥部通过在东京的驻日代表,在征募日本高级军官作为军事顾问赴台湾,帮助重建台湾武装力量一事上,曾秘密地得到了冈村的效力。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共同宣言书

  战争中,菲律宾失去了一百多万非战斗人员并遭受了巨大损失。大多数菲律宾人认为裕仁负有责任。菲律宾政府任命巴丹“死亡行军”的经历者哈拉尼那法官作为政府的代表法官,而后又任命了罗佩兹任副检察官。在为菲律宾的审判立证期间,罗佩兹提出了144件日本军对菲律宾非战斗人员及美军、菲军战俘犯下的残暴罪行,从而为后来的赔偿请求打下了基础。由美国政府雇用的罗佩兹,和哈拉尼那一样,从未对裕仁不在指控名单上提出过异议。

  印度向法庭派出的代表法官是加尔各答最高法院的拉德哈比纳德·帕尔,60岁。帕尔曾是亲轴心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钱德拉·鲍斯(Chandra Bose)的支持者,一个为时甚久的亲日派。与大多数既谴责英国帝国主义又指责日本帝国主义并绝不接受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印度精英人士不同,帕尔是彻头彻尾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辩护者。5月到达东京后,他接受了依照法庭宪章对他的任命,可是态度却很不诚实,他不认为同盟国拥有审判日本的权力,更不要说任何方式的依法裁决了。从一开始就决心要看审判失败的帕尔打定主意,无论其他法官如何裁决,他都要写出独立的反对意见。对他拒绝签署“公正执法共同宣言书”,亦不必感到惊奇。

  此后,根据辩护律师欧文·坎宁安的估算,帕尔在466天的“审判日”中缺席了109天,是第二名缺席者,审判长威廉姆·韦布爵士(53个“审判日”)的两倍以上。只要帕尔出庭,他一定会向被告鞠躬,他认为这些被告是亚洲解放运动的发起者。作为法官当中政治上最独立的人,帕尔拒绝让同盟国的政治关心和意图,更不要说法庭宪章,以任何方式影响他的审判。他会做出法庭上最具情绪化充满批判色彩的政治判决。后来,许多批判东京审判的人在坚持战时的“大东亚战争”的政治宣传论点的同时,认为亚洲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的白种人——即帕尔所说的“胜利者”。他们会赞赏地引用帕尔的论点。那些认为“白人”对亚洲的剥削是战争的主要起因的人也同样。

  在选定被告的整个过程中,检察官们保持着快节奏的工作。他们时时留意着时钟和纽伦堡的动静,担心德国对22名主要战犯的审判一旦结束,世界的关注就会消失。纽伦堡既是他们的法律模范,也是他们心理压力的来源。麦克阿瑟通过基南向检察官们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结束准备阶段,进入案件审理程序。他拒绝给予检察当局审问裕仁的权力。他还决定既不让裕仁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词,也不要求他提供日记或其他私人文件。

  日记和(巢鸭)监狱的供词,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决定起诉时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大量能表明罪行的日本文件都被烧毁或依照口头传达(为了避免留下书面证据)的内阁决定被处理掉了。日本陆军的秘密记录也被藏匿起来。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的证词是在4月9日完成的,即基南命令他们停止处理的1周后。所有的证人都试图保卫天皇,都把战争责任推到被选定的少数几个陆军军官身上。在幕后参与审判的亲英美的“稳健派”们,通过他们自己的证词,向导致战败的陆军领导层进行了报复。与其他在法庭上为检察方提供情报的人同样,一些重臣如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和冈田启介,为海军作了辩护,在夸大陆军影响的同时,将天皇及其随从的影响最小化。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开庭审判

  1946年5月3日,开庭审判。法庭设在靠近东京都中心市谷的旧陆军省建筑物内刚刚装修过的大礼堂。基南让人将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神经中枢改装成法庭,并用深色木质镶板重新整修,还为法官们制作了长长的、高高在上的桃花心木法官席。装备了一台审判长专用的麦克风。证人席设在靠近屋子中心的地方,旁边有为律师和法庭速记员准备的桌子和长凳。修缮班为首席检察官和首席辩护律师搭了高高的讲台,还为拍摄审判全过程的同盟国的摄像师和摄影师搭建了平台。另外,还为国内外的新闻社、广播电台的记者以及约30位将用两种正式审判语言工作的日语和英语翻译预备了特别席位。后部上层的楼座能容纳660名旁听者,加上第一层的座席,共有旁听席近1000个。法庭书记员拿着移动式麦克风在庭内跑来跑去,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巨大的强弧光灯将整个场景照得雪亮。

  3天后召开了第三次公审,上午9点15分,被告、法官、律师、头戴白色头盔的宪兵(MP)以及为了旁听被告的抗辩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几百名外交官和记者挤满了法庭。开庭后,首先对辩护律师进行了介绍,随后,围绕起诉书中的误译发生了一阵争论。误译问题解决后,从荒木贞夫开始按字母顺序点名,被告听到自己的名字被点到时起立。所有被告对每一项指控都主张自己无罪。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公审秀——即对主要战犯的审判将从积极的方面教育人们认识战争的犯罪性,而不是像斯大林的公审秀那样教给人们谎言——即将开场。法庭上挤满了旁听者,仍处于食物危机中的日本国民也在观看。

  以6月4日基南戏剧性的开庭陈述为开端,检察当局在近8个月的期间里分阶段对各案件进行了立证。基南指出,东京法庭即将审判的是“对文明宣战”的一些人,因此应将审判视为“为了保护整个世界免遭毁灭的文明之战”的一部分。接下来,基南对检察方面的立论概要作了说明。为了使人们理解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实况,随后几天中,检察官们每天在法庭上介绍一些条约、协定和其他的文件。检察方传唤了109名证人进行口头作证,另外让561名证人留下了书面证词(以书面证词、宣誓口供和询问调查书的形式进行)。对被指控人不利的证据扎实有效地积累起来。最初显现出来的情节是日本为战争所作的准备工作,通过宣传、审查制度和中央集权化的教育教化手段。然后是对侵略战争实况的叙述结构,以帝国军队在各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为焦点。

  早在开庭的第2周,美国律师本·布鲁斯·布莱克尼少佐就对苏联法官的参加提出了质疑,因为苏联政府早些时候因对芬兰发动的局部战争而被驱逐出国际联盟。辩护方则提出了同盟国在刚刚被定性的世界再分割时代(1938-1945年)的行为问题作为争辩。从而引起了彼此彼此(“你也一样”)的争论,其目的是要削弱检察方的指控,并不是实际上的反证。每一次法庭都驳回了辩护方的论辩——事实上是在告诉辩护方,什么样的暴力行为是“侵略”和战争犯罪,什么样的行为不是。

  6月13日,澳大利亚的副检察官艾伦·曼斯菲尔德向法庭提交文件,证明了日本是海牙诸条约的签约国,并详细阐明了日本的政治和官僚体制。每位被告的个人经历都被当庭宣读,检察官对日本如何为战争作准备进行了概述。日本证人当中,特别是币原喜重郎和若槻礼次郎描述了陆军实质上的独立、“警察国家”体制和1930年代的政治精神状况。他们的证言加深了人们对“军国主义者”的印象,他们策划“事件”,挑战历届内阁的权威,并逐渐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但是每当关于谁应当为军统帅部担负宪法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这类问题出现时,便没人回答,因为裕仁一直被“隐藏在幛子的后面”。

  在短短的夏季休庭期间,法庭安装了空调设备。法庭再次开庭后,开始听取满洲事变后开始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证言。6月27日,被暗杀的犬养义首相的儿子犬养健作为检察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他直接地、意想不到地提到了天皇,称他的父亲在拜谒天皇时,曾直接要求天皇命令陆军退出满洲,那时他是他父亲的秘书。犬养健没有直说天皇拒绝了他父亲的请求,只是声明总理大臣“想把军队从满洲撤出的目的没有达到”。在后来对犬养的交互讯问中,被告木户和东条的律师穗积重威问他为什么天皇没有批准总理大臣犬养的请求,下诏命令军队撤出。穗积说,无论是英文的还是日文的,证人犬养的“证词都可以被理解为天皇对满洲事变的扩大负有责任。”犬养试图更正他的证词,但是这种戏剧性且意想不到的将责任归咎于天皇的方式,已经在法官中引起了骚动。

  第2天,韦布告知法庭,因为一些法官“认为关于陛下地位……有矛盾之处,所以希望证人今天对这一点作明确说明。”犬养部分地收回了他前一天的证词,只是说他和他父亲说“从满洲撤退”时,所指的是命令朝鲜部队退回朝鲜,以及铁道守备队退回铁路地区。然而,最终犬养也没能澄清他证言中的矛盾之处。7个月后,检察方写下了共同谋划的评语并结案。关于裕仁在各种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就像一块乌云笼罩着审判过程。没有一位被告敢于谈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东条与天皇置换责任

  律师团花了11个月来证明各被告无罪——其中大部分是在1947年进行的,所用时间比纽伦堡审判的整个期间还要长。除了被告外,有310名证人出庭作证,另有214人提交了书面证词。在解释日本发动对美英战争的原因时,辩护方大体上采用了日本的战时宣传,并大量使用了战后批判罗斯福外交政策的文献。当辩护方集中为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行为开释时,检察方指出辩护方存在许多事实上的严重错误,影响了辩护的表达。法庭一次次地裁定大部分的辩护材料不相关或无关紧要。被驳回的文件包括日本在亚洲为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所作的努力的细节和美国国会对珍珠港袭击的调查。当律师布莱克尼试图向法庭提交一份前陆军军官斯廷森关于决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记述概要时,法庭也以多数意见予以驳回。1948年冬天到春天进行的是检察和辩护双方的反证和最终陈述。

  从一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辩护律师们就表现得很糟糕。用主辩护律师和前众议院议员清濑一郎的话来说,他们本应努力“否定所有对被告起诉的事实”,但是最终也没能达成统一的辩护方针。清濑在他长长的开庭陈述中指出,关于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我国从未有过类似所谓德国迫害犹太人那样的故意违反人道的行为”,并且“我们要证明(被告被指控的行为)与德国的战争犯罪有很大区别。”随之,辩护律师高柳贤三站起来开始攻击法庭宪章的合法性。一些作为战犯嫌疑人正在接受调查的日本陆军将校,接二连三地被传唤到庭为辩护方作证。许多辩护律师声称他们的委托人是在遵照上级的命令行事,或者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散而战斗。许多律师提到了审判期间被引入日本词汇的“赫尔照会”,从那时起,就对它进行了恶意的指控。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迫使日本卷入“自卫战争”的美国。辩护律师还采用了拖延战术,希望美国和苏联之间逐渐恶化的思想意识上的冲突会对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辩护产生有利影响。

  辩护阶段最突出的部分是前内大臣木户、前外相东乡和东条大将的法庭证言。在首席检察官的交互讯问中,他们3个人都在无意间将不在场的天皇牵扯了进来。

  木户站在证人席上的最初两天,即1947年10月14至16日,尽管基南指责说陈述书不过是法庭文件的复制而已,木户的辩护律师威廉姆·洛根还是毫无遗漏地宣读了长达297页、冗长的英文文本。洛根读完后,10名律师用了近5天的时间轮流向木户提问。然后基南开始了数天的交互讯问,目的是为了证实“从(木户)的政治生涯开始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他(用基南的话说)“在天皇试图采取实际手段……完全确立治安……彻底阻止暴力行为时……一直都是反对的。”基南用原田熊雄的日记记录质问木户日记中的主张,表明了木户在中国战争期间一直与军国主义者同流合污,而不是与其对抗。尽管木户声称自己与政治无关,但在幕后却行使了巨大的政治权力。

  首席检察官还指控木户经常将责任转嫁给他的朋友:原田和近卫——两个人都在适当的时候死去了——以及高龄的牧野伸显。23日,基南与木户之间进行了几个回合的紧张问答:问题集中在珍珠港袭击的前夕,裕仁在军事与外交上的权力;木户给天皇的建议咨询;其中包括他在三国同盟缔结时所起的作用;他推荐东条为首相;他对罗斯福总统写给天皇的最后的信件的处理。等木户走下证人席的时候,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再次成为焦点问题。

  1947年12月下旬,前外相东乡站到了证人席上。他宣称东条、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是1941年宣战的主要倡导者,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12月26日,东乡还称,赫尔国务卿曾命令所有日本军队和警察力量立即并全部撤出中国和法属印度尼西亚。

  不仅如此……(如果执行)赫尔照会……日本将面临着还不得不从满洲撤出的局面。这种政治形势也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到朝鲜……换句话说,我可以不过分地讲,在对外形势上,日本的状况仍会同现在一样……总而言之,(赫尔照会)就是要求日本退回到日俄战争前的状况。这等于是日本作为东亚大国的自杀。如果这样做了,日本在经济上基本是无法存立。

  东乡暗示了日本政府是在仔细研究了“赫尔照会”后被迫选择了开战。可是,事实上,有关这种研究的记录当时及现在一直都没有人见过。除了日本驻华盛顿外交官职业性的无能外,东乡试图隐藏的还有赫尔从未对日本继续控制满洲提出过异议一点;而他东乡,在那时本可以坚持把赫尔的照会作为协商的焦点,推迟与美国的战争,可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做。

  1947年12月26日,当东条将军出庭作证时,GHQ和日本政府为了保护裕仁而进行的游说活动达到了高潮。《朝日新闻》将头版的大部分都用来登载东条的证言。当天的大标题是“天皇没有责任 彻底主张‘自卫战’”。4天后,12月30日,在美国律师读完东条事先准备的供词的摘要后,东条不仅为天皇还为导致1941年12月决定开战的整个日本政治过程作了辩护。他坚持认为,日本政治没有向反动性发生任何转变,仍是从来的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政府。所有的日本战争暴行都是偶然发生的,无论是思想意识上的教化还是给陆军灌输的民族精神都与战争暴行无任何关系。主要是面对日本公众而不是法庭的听众,东条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他否认侵略战争是犯罪并宣称:

  直到最后我都坚持这场战争是自卫战,是不违反现公认的国际法的战争。直到现在我都未曾想到,我国因为进行了这场战争,会作为国际犯罪受到战胜国的追诉,还有战败国的合法官吏个人会作为国际法的犯人、条约的违反者而受到追究。

  东条巧妙地将他和天皇的开战责任与完全不同的战败责任进行了置换。战败是在两年前发生的,而且战争进行了一半的时候,东条就离开了政权。站在证人席上的东条显得心地高尚:“第二个问题,即关于战败的责任,是当时的总理大臣我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但接受这个责任,而且衷心希望承担这份责任。”

  东条的表现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借此,在那些对审判有敌意、希望看到哪怕有一个被告站出来表现得很忠臣的人们中间,东条的名誉得到了恢复。而基南的对应却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可是第2天,在木户的美国辩护律师威廉姆·洛根的质询下,东条无意间、间接地牵连了天皇,引起了法庭的轰动。

  洛根:你能否记起哪怕是一个事例,木户违反天皇的和平愿望,采取了什么行动?或者是提了什么建议?

  东条:当然不会有这种事例。据我所知,没有。不仅如此,日本国的臣民,违反陛下的意思干这干那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日本的高官了。

  东条的失口破坏了裕仁对开战决定不承担责任的论点,法庭审判长韦布立即向检察方指出了这一点。这是无法忽视的问题。裕仁的一个亲信侍从立即向巢鸭监狱的木户传话,让东条更正他的错误。在首席检察官基南的帮助下,东条在1948年1月6日的下一次作证时就此做了订正。尽管如此,还是带来了负面影响:检察方的证据和东条的证言再一次将没有出现在法庭上的天皇牵扯了进去。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三类罪行

  在战犯审判之前、之间和之后很长时间,退位的威胁一直沉重地笼罩着裕仁。危险来自那些希望参与政治事务的身边的皇族,和所有认为应该用特别的道德标准要求国家领导人的人。

  高松亲王就是几位希望裕仁退位的皇族之一。日本正式投降约1年后,1946年9月20日,他在日记中吐露,仅仅因为裕仁积累了多年为君的经验,或者因为他的退位会给麦克阿瑟带来麻烦,所以就让天皇保留皇位是不明智的。期望摄政但又不能言明,因此高松亲王支持推举秩父亲王为摄政的意见。早在1945年9月30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经过长期休养的秩父亲王返回首都,他“已经能见人,一旦需要的时候,也能做摄政”。高松显然认为裕仁不会永远呆在皇位上,所以一直保持着对裕仁的批判倾向。其他的皇族成员,如三笠亲王和东久迩亲王也支持早期退位。

  很快,一些着名的知识分子,如自由主义哲学家田边元,就公开呼吁裕仁 “要敢于表现出更切实的责任感”。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南原繁也规劝裕仁退位。着名诗人三好达治从战场上为天皇牺牲性命的士兵的立场出发,最早对天皇的道义责任提出指责。除非天皇“在形势的允许下尽快”退位,否则“世上就没有道理了”。三好在1946年春到初夏发表的一系列获得反响的随笔中说:

  陛下作为一国元首,必须作为第一责任者为这次战败承担责任……陛下允许了军阀之流横行,多年来没有施应施之策,疏忽怠慢之责甚大。在陛下的赤子的名目下,他们朴素地信赖陛下如慈父。他们相信陛下真正是陛下军队的大元帅。他们在陛下的名义下服从军规,高呼着陛下万岁倒毙在军阵上。对如此忠良的臣民,却发出“陆军真是个麻烦”的陛下……对忠良的士兵们,陛下是有背信责任的。

  副侍从长木下道雄准确地认识到了这种威胁的长期性。他的日记中,有一张用宫内省的信纸写的、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但有可能写于1946年初春的便条。木下(或和他有同样想法的某人)写道,即使美国和麦克阿瑟决定保留君主制,随着战争犯罪人审判的进行,将出现是保留现帝,还是拥立新帝的问题。

  (美国和麦克阿瑟)可能预想,日本国民对废除天皇制会彻底反抗吧。他们大概没有预想过现帝退位新帝即位也会引起日本国民的彻底反抗。根据情况,他们也许会提出后者。吾人必须有所准备。

  不让他们提出退位问题的策略,至关紧要的,是要让他们感到,无论是统治日本还是国际关系特别是在东洋,现帝都是引导国际关系向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最合适的、最值得信赖的人物。

  到了1946年7月,就连GHQ中裕仁最热心的保卫者费勒斯准将都开始催促他,为了防止对君主制的长期危害,希望他向国民做出忏悔。与此同时,被拘禁在巢鸭监狱的木户也对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思考,但是将劝说退位的打算推到了他自己的严酷考验和占领结束之后。

  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占领了沈阳,斯大林以封锁柏林的举动向“杜鲁门主义”发起挑战的前后,1948年11月4日,东京审判在经过了6个月的休庭后开始进入收尾阶段。

  审判长韦布在公审法庭内朗读了多数派的判决,他首先回顾了法庭宪章的法律条款——由麦克阿瑟颁布并修订——定义的三大类罪行。第一类罪行是:“……策划、准备、开始、从事……侵略战争、或者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的战争……或者参与了为实现任何上述行为而进行的共同计划或谋议。”依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从事这种战争被称为“反和平罪”。审判中,它主要是指对这几个条约的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关于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九国公约以及放弃作为国家政策实现手段的侵略战争的凯洛格-白里安协定。与常规的战争犯罪不同,“反和平罪”的犯罪主体是政策的制定者。检察方并非主张,侵略战争本身是非法的,而是日本被指控的侵略战争中的每种行为都违反了日本加盟的条约。为了进行这项指控,检察官们不得不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起因进行调查,为此,特别是不允许辩护方在证据文件中引用与亚洲的共产主义有关的内容之后,悬而未决的历史论争的马蜂窝又被捅开了。而另一方面,纽伦堡和东京都没有仅以“反和平罪”为依据作出死刑判决。

  第二类罪行是“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罪”(一般战争犯罪),相对来说对这类罪行的争论较少。这种犯罪是根据关于陆地战争的海牙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来界定的。这两个公约都是公认的惯例法规,体现了人道行为的最低标准,适用于卷入国际武装冲突的所有国家。试图反驳“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罪”指控的辩护方,面对检察方汇集整理的证明日本在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庞大证据,全部以失败告终。

  “反人道罪”是第三类罪行。这个术语(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而产生)的定义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参照的四国伦敦宪章中的定义完全相同。其内涵是“战前或战时犯下杀人、灭绝、奴役、流放和其他非人道行为,或者以政治或人种为由的迫害行为……”这些主要针对平民的犯罪,只要与战争罪行有关联,“在国际法的范围内就可以惩罚。”在东京审判中,检察官根据由55件诉因构成的诉状,强调了各种类型的杀人罪,“当日本向有和平关系的国家发动攻击时,作为限定于侵略性攻击或违反条约的非法战争的结果”而被广泛接受。“杀人罪”成了一把巨大的伞,日本对珍珠港攻击和“南京暴行”都能被罩在伞下。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东条的死讯

  韦布审判长还论述了法庭运营和各个案件的事实确认。尽管法庭查明日本陆军以胁迫和暗杀篡权有罪,但是免除了日本国民对陆军行为应负的责任。法庭还大幅减少了案件数量,在原来的起诉中这些案件都被认为得到了证实。韦布在概括多数派法官的观点时总结道:“……共同谋划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的行为,属于最高等级的犯罪。”

  接下来,他对全部25名主要被告下达了有罪判决。东条被判死刑,与他一起被判处死刑的还有其他5位将官和一名文官: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和前外交官及总理大臣广田弘毅。在麦克阿瑟拒绝接受所有暂缓执行死刑的请愿后,7位辩护律师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他们的依据是美国宪法:东京法庭实质上是美国的法庭,但它的设立却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它源自于杜鲁门总统的行政权,而且也一直是以此为基础运营的。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听取律师团的“上诉”前不久,恼怒的麦克阿瑟告诉英国代表阿尔瓦里·加斯科因,即使最高法院下达了人身保护权的书面命令,他也会“无视”它而“把这件事委托给远东委员会处理”。12月15日,在最高法院审理此案的前一天,远东委员会赶在前面匆忙地宣布东京法庭“是依国际权威任命的国际法庭,并依国际权威行事的国际法庭”。5天后,最高法院裁定自己没有权力或权限宣告判决无效。

  辩护律师们努力强调东京审判的政治性。但他们只是在揭露东京审判的复杂性,并强调麦克阿瑟权限的双重、暧昧的特性上小有斩获。现在,最高司令官进而下令执行对7名死刑犯的绞刑判决。之后他们的尸体被火化,骨灰的大部分被撒到了海里,法庭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某一天他们被当做烈士祀奉在寺庙里。一位侍从称,听到了东条的死讯,裕仁走进他的办公室哭了起来。

  包括前内大臣木户和前首相平沼在内的16名被告被判处终生监禁。前外相东乡被判处20年监禁。外交官重光葵,没有被认定为决定开战的主要负责者,但因为他担任小矶内阁的外相,并且没有尽力阻止虐待俘虏而被判处7年徒刑。

  韦布在他自己单独提出的意见书中,在基本上同意多数派裁决的同时,认为在处理日本被告时,应该比处理犯有“令人发指、形式多样、涉及广泛的” 罪行的德国被告多一些考虑。韦布尖锐地批判了赋予天皇的完全豁免权。韦布明确否定了关于天皇被胁迫的辩护,指出:“没有任何统治者可以在犯下了发动侵略战争罪之后,称不这样做的话他的生命就有危险,然后正当地要求赦免他的责任。”

  法国法官亨利·伯纳德写下的反对意见也提到了天皇。他在结论中说,日本的宣战“有一名主要的始作俑者,由于他逃避了所有的追诉,现在的被告怎么说也只能看做是他的帮凶而已。”

  荷兰法官B·V·A·洛林则对裕仁的免责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他认为裕仁是一个十足的傀儡领袖。洛林的反对意见主要针对的是法庭宪章的不足之处,他从一开始就对宪章的合法性抱有疑问。他拒绝承认“侵略”属于国际法上的犯罪的观点,认为被告中的5个人——木户、畑、广田、重光、东乡——应该被宣告无罪。

  帕尔法官在8月上旬就写好了他的反对意见,并要求韦布根据印度惯例在法庭上全文朗读。而多数法官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只要宣布这份反对意见书的存在即可,韦布在11月12日宣判的当天执行了这个表决意见。

  对所有被告的所有指控均宣布无罪的帕尔裁决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代表印度或任何其他亚洲政府的立场。从法律理论的观点出发,他否认(洛林的观点与帕尔相近)作为国家主权发动和进行战争是犯罪行为。他认为,不能发展或扩展19世纪就存在的国际法秩序,“侵略”的概念在法律上仍没有定义。纽伦堡和东京法庭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存在的国际法框架,是非法的。因此,被告们没有违犯法律。

  严重的事实认证错误破坏了帕尔对日本行为的历史分析——这是他的反对意见的第二要素。例如,他断言张作霖不是被日本军人暗杀的,主张“赫尔照会”是美国的最后通牒。他写道:“即使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也可以想到。‘关于这次战争,如果收到了美国国务院在珍珠港袭击前夜送给日本政府的这种通牒,就连摩纳哥王国和卢森堡大公国这样的国家都有可能拿起武器与美国作战。’”帕尔批判了审判的政治目的,和占领的主要教育目标之一:即,让日本人民了解战争的犯罪性。毫不顾及自己宣誓的意义,帕尔在结尾时主张日本无罪,坚决支持了日本关于战时历史的官方观点。

  尽管CIE(民间情报教育局——译者注)的“战争有罪计划”禁止全文刊登东京审判中的个别反对意见,韦布审判长仍在法庭上提到接近半数的法官对法庭提出了个别意见。外国法官的独立性和少数判决意见的存在给日本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审判结果的被接受作出了贡献。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最终判决

  东京审判,尽管有程序上的不完善和复杂的政治性问题,仍对日本国民和他们对战败的看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些右派对审判持高度批判的态度、充满愤恨和恼怒,决不肯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反省。岸信介在巢鸭监狱写下的日记中,将战犯审判描述成“闹剧”,并将他此后的政治生命都倾注到了清除审判的影响中。其他的右派分子对日本在世界面前被剥得精光感到非常耻辱,努力无视审判的存在,忘记这场审判,拒绝接受任何正面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教训。前保守派总理大臣芦田均预言审判不会在国内激起巨大的反响。

  共产党实际上是惟一积极要求追究战争责任并严惩被判定有罪的罪犯的。但是在学术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则倾向于不接受东京审判,因为它失去了一次加深日本民主化的机会,缺乏历史意义。他们指出,为了让国家首脑逃脱责任,法庭宪章都被修改,麦克阿瑟全面豁免了天皇和国家实业界、财界的领袖,破坏了司法程序。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正确地指出,因为审判使导致战争的过程变成了“以极端军国主义者与稳健的政治指导者的对抗为中心的过程”,因此说东京审判助长了精英政治史观。然而,在学界之外,根据1948年8月的一份美国军事情报报告,大多数日本国民对被指控的国家领导人持“消极”态度,但还是认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判决下达后,民众对审判的肯定反应,表现在对重建、改进和将日本变成一个真正的“和平国家”所投入的持续努力中。

  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这些被告因违抗天皇的“和平精神”在日本法庭受审的话,很让人怀疑他们能够受到同样公正的对待。这是通过在牧野伸显的文书中发现的、被认为可能是币原内阁时期的一份没有标明日期的文件——为审判和宣判死刑而制定的紧急敕令草案——推断出来的。

  更为重要的是,东京审判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抗性诉讼,使胜者直接与败者对立。帕尔的“胜者的审判”的激烈批判极端简单化,而且现在仍然存在这个问题,阻碍了人们理解东京审判的实况。实际上,东京审判是一个美日合作的政治审判。在审判的准备阶段,裕仁与身边的人就在幕后进行了参与,帮助选定将受到战争犯罪指控的人选,并对他们施加了影响。天皇的亲信寺崎和松平充当了草拟被告名单的IPS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情报提供人。试图保护天皇和重臣的其他随从也是如此。宫廷高官和外务省官员指示巢鸭监狱的A级战犯嫌疑人该如何发言,同时,他们还培养了与基南及许多法律家的关系,其中既包括辩护方也包括检察方。

  皇室成员,特别是高松亲王和宫廷内侍松平等人邀请美国律师参加鸡尾酒会、招待会和皇室的“猎鸭”活动,目的是为了赢得他们的欢心,培养合作者和获取情报。裕仁个人也为这种娱乐批准了增加宫廷开支。他的官员们积极配合审问,宣誓作证,因为他们希望将侵略责任推到一小撮军阀身上——同时给人留下天皇和国民完全是被欺骗了的印象。投降后不久就重新组织起来并得到扩展的宫廷集团,在美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官方见解中,成功地插入了虚伪的说明,遮掩了裕仁在延迟投降中所起的作用。这些被基南称作“和平的爱好者”的保守派精英,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起诉的过程、法庭程序甚至于最终判决。

  东京审判成功地揭露了战争领袖们的谎言,和他们不愿意为在职期间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事实。它第一次在日本国内公开了暗杀张作霖,和关东军的阴谋导致了满洲事变的事实。审判还为在亚洲和太平洋许多地区发生的虐待杀害盟军俘虏及平民的事实提供了资料证明,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军”和横跨桂河的缅泰铁路等最着名的事件。有关南京大规模暴行的证据得到了承认,在审判松井石根大将时,正值新闻报道了南京战犯审判,其中谷寿夫和矶谷廉介陆军中将因1937-1938年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处死刑,这些都强化了日本国民对证据的认识。日本人在马尼拉对平民的杀戮也得到了详细的介绍,美国在那里的无差别炮轰也导致了大量死亡。另外,对女性囚犯和占领地区女性强奸的证据的提出,以及在国际战犯法庭对强奸罪的起诉,都为后来建立了积极的先例。

  东京审判长期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态度。许多日本人从被当做国策的战争中汲取教训,下定决心要日本永不再战,将自己投入到使民主主义理想和国际规范运作起来的工作当中。由于东京审判加强了公众对军国主义与战争的憎恨,因此也促进了人们对新宪法的接受。日本的和平运动引用东京审判的证据批判了日本帝国旧的价值体系。在CIE的要求下,日本的媒体连日报道了审判的进行情况,尽管受到占领军审查机关的监督,但是在关于日本走向战争的过程上,所报道的内容还是比一般日本人被引导相信的内容要精确得多。此外,检察方和辩护方所收集的大量的文件材料被保留,直至今天仍作为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被人们所利用着。

  尽管如此,在当时和之后的某些日本及外国批判者眼中,东京审判存在着无法挽回的缺陷。法庭没有充分地保护国际刑事法规定的被告的权利。在起诉过程中,检察方把重点放在了共谋罪上——以欧洲的自然法传统和盎格鲁-萨克逊的习惯法为依据的这个法律概念,让大陆法的专家来说,这是一个不明确的、不熟悉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已经落后时代的法律概念。基南和麦克阿瑟遵从杜鲁门的政策,故意遗漏了一个在整个17年的所谓共谋期间(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9月2日)掌握着权力的人物,从而使日本的决策过程变得让人困惑不解。那个人就是天皇:只有他一个人能使共谋的意愿结合起来、发生效力,去发动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一场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和誓约的战争”。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销毁证据和歪曲历史

  此外,同盟国也犯下了战争罪行,但是却拒绝将纽伦堡原则应用到自身行为上去。在审判进行的31个月里,美苏之间的冷战逐步恶化也影响了审判的进行。在亚洲,西方的殖民主义仍然健在,这意味着东京审判使帝国主义和国际法之间难以解决的关系凸现出来,而这是纽伦堡审判没有涉及到的领域。没有来自于“荷属东印度”或前殖民地朝鲜的法官,这个事实就说明了问题。更有力的证明是法国和荷兰的动向,这两个国家试图恢复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还有美国的动向也能说明问题,它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每个角落都有影响力。杜鲁门政权向正在与越南作战的法国提供经济援助。在中国,它认可了投降的日本军为蒋介石方面战斗,并为蒋的军队提供装备和军事顾问,在重新开始的与共产党的内战中援助蒋介石。在亚洲和太平洋不发达地区,美国领导人似乎在追随日本的先例,要给各个国家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使其“各得其所”。

  最终起诉书,与详细记述了被告所有被指控罪状的5份“附录”一起,于1946年4月29日,正式提交给法庭。起诉书明确指出了日本的毒品生产和销售问题,附录D的第九节指控日本在中国的毒气战违犯了国际法。检察方对毒品问题进行了追究,但是中止了对毒气使用的指控。

  由基南指派负责调查“1937-1945年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的法务官托马斯·H·莫罗上校,1946年3月来到中国,对毒气问题进行了调查。他4月16日给基南的报告引来了美国化学战部队(CWS)的秘密反击。CWS列出一大堆法律理论,主张日本在实施化学战时没有不法行为。CWS开发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毒气兵工厂,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获得使用其新武器机会,因此它希望法庭不要对使用毒气作出有罪认定,特别是在他们相信与苏联的战争即将来临之际。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是不是麦克阿瑟或某个美国陆军指挥系统身居高位的人下达决定,实际上中止了追究日本陆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不过,在开庭之后的两个月之内,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了下来。缺乏想像力的杜鲁门总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关键,罗斯福曾经谴责毒气为非法、残忍的战争手段,杜鲁门事实上认可了对罗斯福这一战时政策的推翻。染指化学战的日本军官们和不希望国际法束缚手脚的美国陆军领导人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同时,世界却失去了阻止化学武器扩散的机会。1946年8月12日,也许是因为这个问题,失望的莫罗上校辞职返回了美国。

  麦克阿瑟和同盟国以国家利益为由对许多人免于了起诉,其中就有应对中国的细菌战承担责任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和731部队的官兵。据估计,有3000到1万人在石井的生物试验所被杀害,多数为中国人俘虏,而这个事实却被东京审判所忽视。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和麦克阿瑟认为得到与杀人有关的实验数据比审判更重要。

  许多日本人中挥之不去的“圣战”意识和旧价值观的延续,无疑缩短了战争犯罪被揭露后的反省时间。多数日本人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现象,国家之间即使没有过错也可能发生,这种认识妨碍了他们对在中国发生的战争暴行的反省。在某些日本作家看来,个人主体性差、过度依赖他人观点的民族性也是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之一。但是日本战争犯罪被如此之快地遗忘的主要原因与裕仁本人有关。除非裕仁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他没能而且也不想要求日本军队遵守比忠诚和功勋更重要的道德行为标准,而受到法庭审判,或被质询,否则,侵略战争的合法性——日本入侵亚洲太平洋各国是为了解放他们的信念——就不会彻底失去市场。毕竟,许多日本人在参加战争时都与天皇有着共犯的关系,全体国民都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不负有责任,他们也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日本国民开始极为认真地面对战争的负罪感,可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不公正地分摊责任的早期决定,让木户和东条做了天皇的替罪羊,缩短了这种反省认识的时间。杜鲁门1947-1948年戏剧性的政策转变更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在被分割的德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由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执行的杜鲁门政策,通过重新定义非纳粹化计划的范围,使适用对象仅限于少数几个德国犯罪者,从而限制了计划的影响力。东京审判与并行的剥夺公职运动,没有解决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多方面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保护天皇和重塑天皇形象是复杂的政治任务,只有通过大肆夸张日本社会巨变造成的威胁、操纵证言、销毁证据和歪曲历史方能达成。不知裕仁是否因这种对正义的歪曲而感到过不快,是否将这些情况在他向皇祖皇宗的神灵禀告时提到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直到处决东条为止的整个审判期间,裕仁从没有忘记过自己更大的目标,那就是摆脱国内外要求他退位的压力,保留君主制并因此在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中维持稳定的领域和正统性的原理。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命天皇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占领进入第5个月,迎来了1946年新年,此时的日本国民似乎被扯成了两半。一方面,复员军人和失业平民源源不断地从亚洲大陆被遣返回来。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与之相伴的是,食物配给失控,各地黑市兴起。农民为谋求村镇政府的民主化,展开了政治斗争。土地改革尚未开始,但佃农和小自耕农已在表达对地主阶级——明治以来,战前天皇制的社会支柱——的不满。另一方面,早已明显存在的混乱和士气消沉开始为精神上的骚动和亢奋所替代。不只是左翼,就是许多平民也认为,战败和占领将很快带来根本的、彻底的改革。大规模制度变革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1月13日,学习院教员、GHQ民间情报教育局非正式顾问的雷金纳得·布莱思写信给裕仁的侍从长藤田尚德。他认为食物配给制度很快就会崩溃,建议天皇对这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

  只有天皇有能力……为粮食不流入黑市得到适当的分配,提供一种感召力。天皇应该巡回日本,访问煤矿和农村,倾听人们的诉说,与他们谈话,向他们了解情况。归来后,他应当针对如食品囤积、现在正是需要与战时同样的牺牲精神等问题,发表一份声明。他应该以情动人,呼吁日本民众互相分享存粮。①

  裕仁为改善岌岌可危的现状开始了他的“巡幸”,这一举动得到了麦克阿瑟和GHQ公共关系顾问的积极支持,他们希望他表现出“真正关心国民”的姿态来。②最初与民众见面时,裕仁一方是窘迫至极,民众一方则是震惊和半信半疑。

  3月26日,记者马克·盖恩在群马县高崎市一家治疗战争负伤者的医院见到了巡幸中的天皇。时值裕仁刚刚走下神坛,并希望推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盖恩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我得以仔细地观察天皇,我们亦叫他“查理”。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大约五英尺两英寸那么高,穿着一件剪裁糟糕的灰色条文套装,裤子短了两英寸。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右肩不停地抖动。走路时,右腿稍微向外撇,似乎控制不了它。他显得很兴奋和不安,拿不准该如何摆布他的手脚。

  起初,他拖步走过伤患者,偶尔停下来阅读病历。之后,显然觉得此时有必要说点什么。他问了几个问题,但似乎问得都很不适合。最后他固定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你是哪儿的人?”。他走向一个又一个患者,问着他的问题,当病人作出回答时,他就会说,“哦,是吗!”听起来似乎他对患者们来自秋田和歌山或北海道感到很惊讶。他尖锐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细更高。

  现在,不敬的美国人都在等着他那声不像人声的“哦,是吗” ,然后,互相轻推着、笑着并模仿他的声音。但是慢慢地,玩笑的心情消失了。我们看到了本来面目的天皇:一个疲惫的、令人同情的矮个子男人,被迫做着自己讨厌的工作,他绝望地试图控制自己不听话的声音和肢体。很热也很安静,除了天皇尖尖的说话声和他的陪护人员重重的呼吸声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③

  然而,国民很快就习惯于看到穿着“民主的”、 不合体的西装,作着机械式的应答,有时甚至会微笑——一种现人神不应有的身体动作——巡回中的天皇。由忠实的官僚作“托”,在GHQ和新闻检查下的日本新闻界的协助下,巡幸的意义被不断夸大,公众的狂热也在逐渐高涨。这一年,一方面是宫内省发放了(得到麦克阿瑟的批准)金钱、土地、房屋和木材用于公共目的,以此寻求与国民的沟通。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在这个已经把名字从强硬的“大日本帝国”改为柔和的“日本国”的国家里,新的君主制正在诞生中。④

  策划了巡幸的宫廷官员——宫内次官大金益次郎和宫内省参事官加藤进——强调说巡幸是“陛下的主意”,并举出明治天皇1872年到1885年的大巡幸作为先例。然而,这个类比却是不恰当的。明治天皇是在一个以暴力动乱和政治争斗为特征,新兴君主制处于危机的时期进行巡幸的。他的巡幸是让民众认识到他的存在,属于树立其实权者权威这样一个更大过程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是为了构建具有他的统治特色的天皇与臣民之间强硬的、非个人的关系。

  与此相反,裕仁本人形容他的意图在于治疗。他希望“安慰正处于苦难中的国民”,并“鼓励他们为复兴而努力”。他认为(见1946年3月31日木下日记)一年之内他能快速走遍全国,完成任务。他希望通过扭转和缓和以前天皇制与国民之间的僵硬关系,使君主制更大众化和“民主化”,以预防共和主义情绪。当然,在比较裕仁和明治巡幸异同的时候,还有一个不该忘记的要素是,没有麦克阿瑟的强有力支持,就不会有任何巡幸。

  4月30日,GHQ命令天皇停止参拜或代拜靖国神社、禁止纪念战争亡灵的国家仪式,天皇最初的巡幸就是在这时开始的。随着巡幸逐渐占据了公众的心理,裕仁及其身边人员抓住机会,不仅证明了他在国民中的声望,借此向总司令部和远东委员会表示了裕仁的有用之处,而且还恢复了一些裕仁已经失去的权威。在每天要为食物和住所而艰难挣扎的城市地区,对天皇的反应普遍比较冷淡。但是在各阶层民众中,许多人对天皇仍然怀着旧有的敬畏和信赖感,同时对输掉战争、现在需要麦克阿瑟庇护的天皇也充满着怜悯和同情,这使他们对天皇的情感变得复杂。⑤另外,被否定了神格的裕仁,在相对自由的言论条件下,被暴露在民主主义的光照中,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裕仁还是近臣都无法轻易地阻止裕仁与国民日益增加的接触。

  1946年10月初,裕仁与麦克阿瑟进行了第3次经过精心准备的会面。他首先感谢将军在5月份提供的大量的食品援助,然后指出与GHQ内的友好情感相比,美国国内的对日情感“还很不好”。麦克阿瑟回答说,经过“再教育”,美国的舆论会好转的。他微笑着补充说:“我一直对美国的访问者说,天皇是(这个国家)最讲民主的人,但是谁也不相信我。”麦克阿瑟提到了新的和平宪法。裕仁则援引动乱的国际形势,表达了对可能危及日本的担心。麦克阿瑟预言说,终有一天新宪法会获得世界的称赞,一个世纪内日本将会成为“世界的道德领袖”。随后,裕仁谈到了对工人运动的忧虑。他声称,作为国民,日本人的教养水平还很低,“缺乏宗教心” 。麦克阿瑟告诉他不要担心:“通过对你从来没变的尊重和热爱中,日本人的健全性得到了体现。”会面结束时,麦克阿瑟鼓励裕仁继续巡幸。⑥

  在这次及1946年的其他会见中,裕仁都向麦克阿瑟吐露说日本国民就像小孩子一样,“缺乏镇静”,“符合雷同” ,总是想模仿外国的样子。另外,他对为他编辑战争秘录的稻田和木下也说过同样的话。他私下里又补充说,由于有了修正后的宪法,“虽说这是战败的结果,但从宪法得到修改的现状来看,对我国民来说,与其胜利后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还不如说现在这样更幸福。”⑦裕仁热切地想给战败点燃希望之火,他反复地告诉国家领导人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实:如果他们能与敌人合作推进稳健的改革,战败就会带来积极的后果。投降1周年时,他在叶山的夏季住所告诫阁僚们说,记住,“这不是日本第一次战败。很久以前(7世纪)出兵朝鲜,因为白村江一战一败涂地,结果从半岛撤兵。从那以后,我们进行了许多改革,而这些改革构成了日本文化发展的大转折。”⑧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冲绳口信

  在发展裕仁作为“人间”天皇,与人民共患难的“民主”天皇的新形象过程中,1947年是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这一年,文部省编辑出版了一本影响极大的教科书辅助读物《新宪法的故事》,它一方面强调了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国民主权、放弃战争的理想,同时又对天皇使用了最高敬语。⑨日本的大众传媒也就涉及天皇时使用最高敬语的规则与政府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宫廷方面恢复了战前荣誉授予的惯例。天皇通过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曾致函杜鲁门总统。1月2日在皇宫的二重桥,他接受了国民的新年参贺。

  1947年,裕仁巡幸再开,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狂热的群众活动,远远超出了计划者的预想。巡幸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府县和市区,与每天出现的战争犯罪审判和逐步恶化的美苏关系报道形成对抗。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声明(Truman Doctrine)的发表,标志着欧洲冷战的正式开始。随着冷战的深化,美日政策逐渐保守化,政策的重点也从改革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转为重建和发展经济,以及恢复经营者特权上面。⑩

  美国的赔偿政策出现了软化的征兆:3月17日,麦克阿瑟对外国记者团说,美国没有摧毁日本工业力量的意图。他在写给吉田首相的信中,指示吉田准备一份全面重新启动经济的计划。1947年4月25日举行的战后第二次大选之前,GHQ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指标:日本必须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才能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重建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裕仁看来,这些进展似乎预示着GHQ正在放松控制,暗示着他可以独立行事的可能性——这是从前不被认可的。1947年5月6日,新宪法颁布的3天后,裕仁再次与麦克阿瑟会面。与民主主义的深化相比,他更关心安全保障问题。据前外交官松井明所述,天皇向最高司令官问道:“美国离开日本后,谁来保护日本呢?”对日本的国家独立漫不经心的麦克阿瑟回答道:“就像保护加利福尼亚一样,我们会保护日本的,”然后进一步强调了联合国的理想。裕仁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承诺。但是6月,在会见美国记者时,麦克阿瑟宣称:“我想日本人将不会反对美国保有冲绳,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其实,麦克阿瑟早已想到,宪法上“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的日本,可以通过将冲绳转化为巨大永久的美国军事基地而得到保护。

  1947年夏,裕仁又开始了巡幸。御用列车和汽车行列变得更加庞大。每一次出行都更加精心策划、更加耗资巨大,也更加受到大众的欢迎。保守派议员和地方政治家们判断,与天皇关系紧密将有利于提高自己在选民中的声望,于是纷纷赶来参加皇室巡幸的行列。6月初天皇到达大阪时,本来是以巡视战后灾区为目的的巡幸变成了壮丽的胜利凯旋。被禁止的太阳旗飘扬在房顶上,在数千名欢呼着万岁的迎接者手中挥舞。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景象,还以为全体国民正在为得取最终胜利的天皇祝福呢。

  同年6月1日,在新宪法下,由议会指名的片山哲组成了联合内阁。被排除在选任首相程序之外的裕仁尽管很不快,也只能说“感觉片山好像有些弱啊”来表达他的不满。之后,他在京都的御所坚持要求新首相向他作正式汇报。7月22日,他要求片山内阁的外相芦田均继续就对外政策事宜向他报告。即使是非常忠诚的大臣芦田也感到天皇的要求违犯了新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他勉强遵照天皇的指示,此后定期地向裕仁作简短汇报,尤其是关于最终签订的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和日本未来的安全保障问题。

  如今裕仁违犯新宪法,再次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47年6月5日,芦田外相对国外记者团发表评论说日本国民希望将冲绳归还日本。3个星期后的27日,麦克阿瑟将军对此做出了回答。在对一群美国编辑和发行人发表的,并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中,他宣称“琉球群岛是我们的天然国境”,没有日本人反对美国保留冲绳,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况且,冲绳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日本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在芦田和麦克阿瑟都公开地谈到了冲绳,但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还没有确定对这个战略岛屿的政策之前——裕仁介入进来,发表了违反宪法的政治声明,在关于日本主权的问题上,支持了日本君主制的保护人麦克阿瑟的观点。

  1947年9月20日,裕仁向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威廉·J·西博尔德传达了他关于冲绳的未来的立场。通过他的翻译、经常与GHQ官员沟通的联络员寺崎,天皇请求美国考虑美苏间不断激化的对抗局势,长期延续对冲绳及其他琉球岛屿的军事占领。天皇在作出这个提议时,已经知道了麦克阿瑟关于冲绳地位的最新观点。天皇关于冲绳的想法也完全与日本主流保守政治精英的殖民地心理一致,就像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决不接受非殖民化。早在1945年12月,第89次帝国议会就把冲绳人的选举权,同前日本殖民地台湾人、朝鲜人的一起废除了。因此,当1946年第90次帝国议会开会采纳新“和平”宪法时,没有一个冲绳代表在场。

  裕仁的“冲绳口信”证明,他仍继续在国内外政策中秘密起着作用,而这些与宪法规定他应扮演的礼仪性角色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也暗示了他对“(日本)右左两翼集团抬头”的强烈忧虑,因为苏联很有可能利用他们引发的事件。与外务省同样,裕仁也希望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内外继续保留美国军队。同时,或许他也感到在东京审判期间,有必要更加靠近美国以寻求庇护。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口信显示了新的象征天皇制、新宪法第9条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化之间的关联性。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暗杀天皇的谣传

  1947年10月10日,正当裕仁在新泻县长冈市巡幸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宣布天皇和产业界都没有战争责任。前一年,基南曾在美国披露“最高政治圈”决定反对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早在几个月前,即1946年3月,裕仁就已经非正式地得知他不会被起诉,现在,基南在日本公开宣布了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即将成为新君主制主要的经济支持者的日本财界领袖们来说,基南的宣告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但是麦克阿瑟对解散日本巨大的产业复合体以及对一定的经济民主化所表示的不衰热情,部分地抵消了他们的喜悦。

  与此同时,要求天皇退位和进一步进行宫廷改革的压力仍然存在。1947年10月14日,GHQ再次削减了有皇族地位的宫家数目。对于裕仁及其支持者来说,更加难以接受的消息接踵而至。外相芦田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原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一次会面,田中与首席检察官基南关系密切。田中告诉芦田,基南拒绝把对木户、东乡和东条的交互讯问委托给他人,而是由他本人亲自办理,但是他担心如果天皇、皇后和皇太子在全国巡幸时,行动“太惹人注意”,那么他们的苦心就可能是徒劳。基南打算在审判后拜访天皇,讨论“退位等问题”。田中还说:“麦克阿瑟确信,为了日本国内的安定,为了抑制共产党,君主制也是必要的。”一个月后,1947年11月14日,裕仁第5次会见了麦克阿瑟司令官。他们90分钟的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不过很有可能与从前的会面一样,谈论的是具体的政治问题。26日,裕仁出发前往本州西南部的中国地区,进行他本年度最后一次巡幸。

  1947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6年以后,战争结束28个月以后——裕仁及其一行来到了遭原子弹爆炸的广岛。因为天皇的到来,街道被特别地清扫过。天皇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的服装,据一澳大利亚人的观察,似乎“是故意选择这样的穿着以免显得太衣冠楚楚”。他看起来“象征着目前日本的逆境,以及坚持下去的决心。”数千名成人和儿童排列等候在长长的、经过审慎计划过的车队进入市区的道路两旁。在最初停车的地方,身穿黑色衣服的战争遗孤跪坐着等候他的到来:

  站在他们身旁的是几位母亲,她们的脸上布满疤痕,怀里抱着的孩子程度不同都处于伤残状态。在照相机发出快门声并转动方向拍摄时,人群变得越来越兴奋,天皇手拿着帽子,倾听着这群人简短地诉说自己的经历。他低声说着“啊,是吗”,看起来似乎是在对着一个伸向他的麦克风说话。然后他嘴唇颤抖,简短地鞠了一躬,转身回到他的车中。就在此时,人群变得疯狂。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眼睛发光,除去了脸上漫无表情的面具。在裕仁走回车子前,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遭到群众的推挤和踩踏。没有人触摸到天皇,但是许多人似乎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继续驶向下一站,在临时开辟的广场上,市长、市府官员和相当于城市现有人口1/4的5万名群众,正等待欢迎他的到来……在这里又看到了动情哭泣的人们……天皇登上讲台……摄影师再一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拍摄。天皇(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宣读了一段简短的讲话……在市政大厅,他爬到了屋顶上,市长拿着地图等在那里,向他展示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天皇准备的一副小型双筒望远镜放在一块紫色的绢帕上,但是他没有碰它。那一天,他第一次明显地被不安的情绪所压倒,看起来似乎想尽快离开那里。

  此时,GHQ注意到日益增加的国内外批判以及来自GHQ内部的批判,开始重新评价天皇的巡幸。民政局的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的中国地区巡幸。1947年12月16日的肯特第一份报告记录了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他继续记述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蓬。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他坚持认为天皇“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天皇的视察更像是“政治宣传式的巡视”,其目的主要是在追踪他的巡幸中,将他每天都置于公众的视线当中。最糟糕的是,巡幸没有使君主制民主化,而是增强了“传统天皇制的权力和影响”。

  肯特没敢因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而批判裕仁本人,但他是这样描述天皇的:

  神经质到了似乎身体有残疾的地步;他的姿势和动作笨拙而且不协调。他在讲话和行动之前总是很犹豫。如果不是过分的自我意识,那么肯定是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他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当对孩子们讲话,或者万岁的呼声非常大的时候,他也微笑过几次。他的衣着甚至也很糟糕。

  最后,肯特将造成天皇局促不安的原因归咎于宫内官员的态度。他还举出了两件让他特别恼火的事情,认为责任也在他们身上。一件是天皇在袭击珍珠港6周年纪念日巡幸广岛。另一件是12月11日,巡幸中国地区最后一天发生的“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悬挂太阳旗”。

  GHQ迅速采取了行动。1948年1月12日,GHQ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GHQ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非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GHQ还注意到关于暗杀天皇的谣传,其中涉及到对新颁布的外国人登录法不满的所谓朝鲜共产主义者。其实,没有明说的更深的担忧还在于,巡幸非但没有消除天皇已经放弃的神格的所有痕迹,使全体日本民众从臣民意识中解放出来,反而在事实上促进了旧的偶像崇拜。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巡幸活动

  1948年元旦,裕仁接受了聚集在皇宫广场的数万名群众的问候。1月中旬,他在皇宫举行了大众性的“皇室新年诗歌朗诵会”(歌会始)。这个活动从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即1869年开始举办,伴随着每一次民主主义浪潮的冲击而逐渐向臣下开放,最后向全体国民敞开了门户。参加者按照命题创作和歌提交上去,被选出的最优秀作品在大会上朗读。对于宫廷官僚和天皇制论客来说,这种歌会仪式有利于化解日本国民间的社会和政治分歧。而在现实中,其效果却完全相反。当天皇屈尊听只不过是普通庶民的诗歌以及下层的国民谦卑地聆听天皇的诗歌时,天皇和国民成为一体。因而“歌会始”使保守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价值观得以再生,成为日本国民是无阶级差别的铁板一块这一伪装的再象征。

  1948年后期,裕仁进行了慈善捐赠,被大肆宣传。另外,还尝试了三种新形式行幸访问:参加植树节的简短出行,出席体育大会和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民间组织主办的文化、社会活动。

  1948年1月,天皇召集国会开会时,国会议员习惯走的“螃蟹步”引发了事件。通常,当天皇通过一个专用的特别入口进入国会议事堂后,他首先在专门的谒见室接见两院领导人。按照传统,进入谒见室的议员径直走到天皇的正前方,深深地鞠躬,然后侧行或倒退步,从最近的出口退出。不让天皇看侧脸或头后部,是为了避免犯不敬之罪。但是1948年1月,当天皇进入那间专门的谒见室,准备接受国会两院议长和副议长的鞠躬时,参议院副议长、社会党员松本治一郎没有露面。后来他对同僚解释说:“我怎么能学螃蟹横着走?他不是已经成人间天皇了吗?”

  松井揭露了不符合新宪法秩序的战前习惯是如何仍被固守着的。可是他的勇气不但没有被称赞,反而受到了制裁。他的言行(如记者松浦总三所指出的那样)彻底触犯了吉田茂以及顽固的保守派,后者自1946年“布告事件”以来,一直为争取新刑法恢复不敬罪在运动。很快,在吉田的要求下,松井被GHQ开除了公职,其政治生涯因而一时中断,而在天皇面前的蟹步行仍在继续。

  “螃蟹步”事件清楚地表明有必要对有关新君主制的行为准则作进一步的改革。尽管巡幸活动受到了禁止,主要日报上不再有关于巡幸的报道,但是天皇设法获得民众支持的努力仍在继续;限制君主制的进程同样也在继续。

  1948年2月10日,由社会党主导的片山内阁由于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而全体辞职。片山随即就他的辞职向天皇作了汇报,尽管新宪法根本没有这样要求。3月10日,芦田均组成了第二个不稳定的联合内阁。裕仁和以前一样地告诫芦田“有必要对共产党采取措施”。芦田解释说,共产党是合法政党,除非他们进行了不法活动,政府才能起诉他们。他提醒天皇注意,GHQ收到的批判巡幸的信“堆积如山”,正在危及新的君主制。就这样,芦田表明了他将继续片山未成功的宫廷民主化改革的意图。裕仁搬出了他得意的渐进改革的“钟摆理论”,抵抗了近两个月。最终还是被芦田说服,同意罢免了他的高级顾问们。夏天巡幸主要的舞台监督大金、加藤和松平都退出了舞台。

  这期间,天皇的威信仍然在受到攻击。4月,战犯法庭休庭,准备最终的判决。关心新君主制未来的知识分子再一次提出了裕仁继续回避因为他在战争中的行为和他给国民带来的苦难所产生的所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问题。有些人甚至期望他利用审判结束的机会宣布退位。

  1948年是日本国内政治在美苏对抗的形势下调整轨道的时期。10月7日,历时7个月的芦田内阁倒台,几天后,更为保守的吉田茂组成了他的第二次内阁。1个月后,东京战犯审判宣告结束。11月12日下午宣布了审判结果。1948年12月23日,在巢鸭监狱,7名被宣判死刑的罪犯被处以绞刑。

  第二天,麦克阿瑟释放了关押在监狱或在家软禁但没有起诉的19名A级战犯嫌疑人。其中有1941年签署了对美宣战声明的前国务大臣岸信介;东条和铃木内阁时负责镇压政治异己的警察官僚安倍源基;以及右翼组织的首脑儿玉誉士夫和笹川良一。

  之后的几年中,日本政治家和天皇本人要求释放所有被定罪的A、B和C级战犯,几乎所有的请求都得到了麦克阿瑟及其后任陆军中将马修·B·李奇微的应允。至1952年4月与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开始生效时,在华盛顿的正式批准下,SCAP(同盟国最高司令官)释放了包括没有受审判的B级和C级嫌疑人在内的、全部892名战犯。对这些人的释放,以及随后出现的其中几个人在战后的国家里迅速升至权力高峰的情况,对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政治产生了深刻的两极化的影响。

  1948年12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13/2号文件被送到麦克阿瑟手中。文件正式批准了美国的占领政策从政治民主化向重建经济和重整军备的转换。以后,美国不但要考虑在经济上、政治上而且要在军事上加强日本的力量——这违反了和平宪法。收到文件和杜鲁门的追加指令两周后的12月18日,麦克阿瑟指令第二次吉田内阁实行“安定经济九原则”,其宗旨是控制薪金和价格并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生产。第2年初,底特律的银行家约瑟夫·M·道奇来日本,指导日本实施通过产生大量失业者的极端的通货紧缩财政政策,复兴日本的资本主义。这些由华盛顿批准的政策转换削弱了麦克阿瑟的权力,突然加速了日本政治中的“逆转进程”。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和平运动

  1949年,在新的安排导演下,裕仁的巡幸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51年末。这段时期的初期,GHQ放松了对公众讨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的限制,结果和平运动乘势兴起。到了末期,占领迎来了新的军事指导者并迅速走向结束。

  这些年间,东亚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苏联开发并试制了核武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大陆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国民党逃往台湾。1950年2月末,美国联合参谋部总参谋长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飞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就远东紧急事态的防御计划进行了磋商。关于这个问题,杜鲁门政府允许麦克阿瑟在紧急事态发生时可以扩大权限,让他管制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日本周边广大海域。同期,杜鲁门采取了具有挑衅性的冒险战略,具体见于1949年12月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48/2号文件和之后1950年3月的68号文件。3个月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对应这种局势变化,日本重整军备,加强警察力量,并开始接受美国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很快地,日本不但经历了第一次战后经济繁荣,而且还经历了第一次民族主义的复兴。主要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反作用,国际和平运动的一个分支——日本的和平运动诞生了。

  1949年5月17日,应县议会对天皇巡幸的邀请,裕仁开始了为期24天的九州巡幸。这时,将天皇从主权者变成象征人物的宪法已经颁布了两年,国民的心态也已发生了改变。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掌权,1949年2月,组织了他的第3次内阁,这是第一个以稳定的保守派主流为基础的内阁。占领下的日本不再对侵略受害者进行象征性的赔偿,它正在成为“亚洲的工厂”。美国占领者也不再费力推行日本经济的民主化。不过,GHQ依然在控制政策的制定,也依然在执行对日本媒体的事后审查制度。然而更多的行政权限正在逐渐地移交给日本政府,1949年5月,保卫皇宫和天皇的责任完全移交给日本。6月,宫内府成为总理府的一个下属机构(宫内厅)。

  裕仁的九州巡幸规模上不再像从前那样铺张。然而,天皇一行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除了新兴媒体呼吁人们支持君主制,再加上政府在各个层面的持续努力,最终保证了巡幸最大限度地唤起国民极为一致、但又是“自发的”热情。身穿工作服的天皇视察了三井煤矿,还会见了记者、学术界人士和着名文学家。在长崎,他马上将焦点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他访问了长崎医院,站在濒死的医学教授、放射线辐射的受害者永井隆的病床边让记者拍照。同年初,永井的手记《长崎的钟声》拨动了日本国民的心弦,手记指出,长崎是为了结束战争被神选中的纯粹的祭品,被天皇巧妙利用的“永井热”是日本国民对被压抑的核经历的一种迟到的觉醒。

  在不断深化的冷战背景下,新日本的国民开始了解原子弹受害者的经历和体验,尽管这项工作着手得很晚。大田洋子的《尸体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今村得之和大森实的《广岛的绿芽》成为1948-1949的畅销读物。不断增强的核意识和不断加深的冷战相结合,带来了对新宪法的和平原则更为积极的评价。但是,在新宪法下运营国政的保守政治家们所持有的国家概念,与大多数国民所持有的国家概念仍有很大差距。仿佛是对宪法理想与现实间矛盾的反应,无论宫廷官僚如何仔细地策划和组织,关于天皇应有的行为方式问题,民间的意见仍无法统一。有些人希望天皇进一步“人间化”,有些人则认为如果天皇变得太“人间化”,君主制本身将失去信赖性。

  1949年夏天举办的全日本游泳锦标赛等一系列体育赛事,占领后第一次振奋了民族主义精神。天皇和皇后出席了比赛,裕仁发表讲话对运动员进行了鼓励。当日本游泳冠军古桥广之进在洛杉矶的全美游泳比赛中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之后,他和他的队友在皇宫受到荣誉谒见并被赐茶以示祝贺。那一年,京都大学汤川秀树教授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增添了国民的自豪感。这些新日本“象征性人物”的出现,给裕仁提供了在媒体上大面积曝光的好机会。

  1950年初,裕仁发表和歌,表达了他九州之行和对汤川获得诺贝尔奖的喜悦心情。然后,便踏上了另一次连续巡幸的旅程。3月13日,为期19天的四国、淡路岛旅行开始。他访问了县政府办公厅、公立学校和大学、农业试验基地、孤儿院、造纸厂、化学工厂以及纺织厂和机械工具厂。与以往一样,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多数情况是,巡幸中的天皇作为爱的精神体现者、慈爱的人、名人,通常都会受到热烈欢迎。然而,少数人仍然相信他是神圣的化身、活着的神,是一股激励人们精神和行动的强大力量。看到天皇来到近前,他们高呼万岁并激动得流泪。他们的面部肌肉绷得紧紧的,身体在颤抖,腿就好像接触了强电流不停地抖动。随后出现的将是情感麻痹,一时间失去意识,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这种现象,这种原封未动的臣民意识的身体表现,有过体验的人在回忆时都反复地描述过。他们的共通之处是有一种充实感,为能与天皇一起拼命工作,并一起遭受磨难。

  而另一方面,无论怎么进行形象处理,也无法抹去他的战争责任。对天皇的淡漠感也在扩大。在少数左派人士那里,他的不善言谈依旧是嘲笑的对象。

  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准备正朝着和平条约的方向快速推进着,和平条约将把日本纳入美国领导的对抗苏联和中国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集团当中。裕仁此时秘密地使自己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使美日单边军事同盟的协商变得更加容易,关于这个协商,事实上日本给了杜鲁门政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挺进到鸭绿江

  根据历史学家丰下楢彦的推想,裕仁的外交介入是在1950年4月18日他与麦克阿瑟第十次会面之后随即展开的。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问题(1947年5月6日的第四次会谈以来)一直是放弃战争的宪法,和彼此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据第九次和第十次会谈时给天皇作翻译的松井明所言,1949年11月26日,正值关于和平条约的争论不断升温之际,他们讨论了“和平问题”。4月18日的会面中,话题中心是共产主义阵营对日本的威胁。据说,两次会面中,麦克阿瑟都宣扬了“第九条的精神”。而除了公共宣传目的之外从来不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裕仁则坚持认为只有军事力量才能保护日本。也许是感觉到在日本的安全问题上,他与最高司令官之间的分歧是无法克服的,天皇最终决定回避这个问题。

  可能有两个背景因素影响了他。1950年2月,苏联重新提起了裕仁的战争犯罪问题,以他在二战中批准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而要求对他进行审判。

  另外,4月6日,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律师被任命为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特别顾问,这引起了东京和华盛顿对和平条约的谈判将重新开始的推测,自1949年秋以来,有关和平条约的谈判因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意见不一而受阻。丰下推测,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十次会面后,财政大臣池田勇人赴华盛顿时,曾带去天皇给麦克阿瑟的财政顾问约瑟夫·M·道奇的秘密私人信件。信件的“大意是[吉田]政府希望尽早缔结讲和条约。即使这样的讲和条约缔结了……也可能需要让美国军队在日本驻留,如果从美国方面不好说出口,作为日本政府,探讨由日本方面提出的方式也可以。”简而言之,是裕仁,而不是吉田,做出了加速缔结和平条约的第一份努力,和平条约将结束占领统治、在日本保留美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并将归还日本的独立。

  杜勒斯6月下旬来到东京,开始了结束占领的和平条约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全面谈判。当他与吉田第一次会面时,他对这位首相感到很失望。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吉田与裕仁不同,表现出一副不慌不忙、不情愿接受安全保障问题制约的样子。三天后,6月25日,北朝鲜派遣军队越过了北纬38°线,向南朝鲜的内地进军。分裂的朝鲜半岛的区域性纷争转变为全面内战。一向反应迅速的杜鲁门政府立即决定美国进行军事干涉,一夜间将冲突国际化。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司令部,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对北朝鲜展开了陆海空的军事打击。

  与此同时,裕仁得知了吉田与杜勒斯的糟糕会谈。战争爆发的翌日晚上,他通过宫内厅的松平康昌给杜勒斯带去“口信”,表达了对吉田的不信任。根据杜勒斯的记述,口信的“要点”是,美国官员“前来日本视察实情时,只能见到日本政府中得到SCAP正式认可的日本人……显然,SCAP认为他们有持有军国主义的观点,因此害怕接触这些经验丰富的人物。”但是,正是这些多数已被解除公职的干练官僚能够向“关心将来日美关系的美国人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协力”。裕仁“建议在有关和平条约的条款进入最终程序之前,应该设立一个由真正代表国民的日本人构成的某种形式的咨询委员会。”

  在《新闻周刊》的两名记者,哈里·克恩和康普顿·帕肯汉姆安排的晚宴上,松平向杜勒斯传达了“口信”。早在两年前,对麦克阿瑟的经济改革和战犯清除持批判意见的克恩和帕肯汉姆就组织了一个“美国对日协议会”,致力于促进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裕仁也许认为,涉及到和平条约和军备重整问题,自称“臣茂”的吉田已不再是“日本国民的真正代表”。对于裕仁来说,克恩和帕肯汉姆再开了一条绕开首相的新的、独立的渠道,就像他先前绕过麦克阿瑟一样(原文如此),通过这两个人,他可以与华盛顿进行沟通。在宪法上这应该受到谴责,但这正是裕仁的特征。事实上,他正在复活战前的“双重外交”的传统习惯。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返回东京,解决剩余的问题。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杜勒斯阐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是否有权力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期间、必要的地方、驻扎我们认为必要数量的军队?”希望在日本全国无限制地部署军队的杜勒斯担心日本会试图引美国让步。但是吉田没有做任何努力,即便是形式上的,去限制美国在独立后的日本所持的特权,他简单地就作出了让步。美国获得了军事基地和治外法权;日本甚至还要建立一支5万人的“代用”军队。显然,吉田表现得很无能。但是他在这些谈判中的失败表现——同意设立基地以取得力量平衡;反驳杜勒斯关于美国将军队留在日本是一种友善行为的论点——恐怕更多地与裕仁的影响有关,而不是他自己的失误。

  为了促进和平条约的商讨和谈判,裕仁及其亲信与美国对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接触了多少次我们无法确定。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他们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裕仁所起的作用。1951年2月10日,裕仁在皇宫为杜勒斯举行了晚宴。那一年,他还在其他场合与杜勒斯至少见过两次面。这位未来的美国国务卿一定不会将昭和天皇仅仅视为一位礼仪上的元首。

  朝鲜战争导致日本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初期那股要发展民主主义的热情冷却下来,左翼领导的工会组织受到了攻击。对左翼的政治镇压风潮随之而起,吉田政府和日本公众对新生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批判天皇表现得越来越无法容忍。那个夏天,讽刺杂志《真相》报道了一名来自长崎县佐世保市的青年称自己是裕仁的“私生子”。吉田首相代表裕仁提起了诉讼。很快,《真相》的发行商佐和庆太郎以诽谤罪被判了刑。就是裕仁最小的弟弟三笠亲王也因为公开反对复活“纪元节”(建国纪念日)和警告军国主义的危险性受到了批判。

  1950年11月末,在接受了杜鲁门授权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北部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受到中国的警告——美国(而不是南朝鲜)部队的进攻将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并将导致中国做出直接反应——的几个星期后,麦克阿瑟得知中国说要做出反应的威胁变成了现实。中国30万人的部队越过边境进入了朝鲜。鲁莽地扩大战线的美军很快败北,不得不大幅度后退,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到了1951年1月,曾经命令部队挺进到鸭绿江边,如今变得恐慌沮丧的最高司令官在杜鲁门政权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上“棘手的花瓶”。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学生举行和平集会

  在新任命的第八军司令李奇微中将将中国军队的推进阻滞在三八线附近之后,麦克阿瑟再次超越权限,发表了未经授权的公开声明,威胁中国说,“除了胜利,别无选择。”4月11日,愤怒的、忍无可忍的杜鲁门终于因其反复违抗命令并企图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地方而罢免了他。四天后,裕仁对在战争中打败了他而在和平时期又保护了他、享有很高声望的元帅朋友进行了最后一次告别拜访。在日本期间,尽管裕仁的随从曾竭尽全力邀请,但麦克阿瑟一次也没有去过皇宫。1951年4月16日,麦克阿瑟启程回国。在他驱车前往羽田机场的途中,道路两旁是被征服的国民组成的长长的送行队列。欢送的人群中,吉田首相和宫内厅的代表向他挥手道别。

  六年多的时间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裕仁生涯中最重要的人。他敬仰将军坚忍不拔的意志,视他为一个能够适应新形势的成功的角色扮演者。他的免职使裕仁感到震惊。这是否预示着和平条约的缔结将延迟?也许美国的基本政策要发生改变?朝鲜战争要进一步扩大?4月22日,裕仁再次直接询问杜勒斯以寻求答案。杜勒斯感到很不耐烦。他回答说:他“无意讨论事情的功过,但是……它至少是一个在我们的制度下,平民高于军部的示范……这件事也值得日本深思。”谈论就到此为止。

  1951年10月,裕仁准备启程访问京都及其他三个县。1000多名京都大学的学生举行和平集会,抗议吉田政府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他们发出了致“人间天皇”的“公开信”, 把矛头对准了重整军备:“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现在,在单独讲和与重整军备的日本,还想像过去那样,作为战争意识的支柱发挥作用。”11月12日,当裕仁出现在京都大学时,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条幅,上面写道:“在曾经是神的你的手上,我们的先辈在战场上被杀死。请你绝对不要再次成为神。请不要让我们再听‘海之声’”。

  2000多名学生唱着“和平之歌”,而不是传统的国歌“君之代”,在校园中迎接天皇的到来。当局对学生们象征性的行为和有失礼节的表现感到震惊,大约500名全副武装的防暴和常规警察冲入校园,与学生发生了冲突。第二天的报纸站在警察一边,批判了学生的做法,宣称大学中发生了“世纪丑闻”。8名学生因和平抗议被开除学籍。学生组织遭到解散。受到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日本新闻界将学生的行动视为不敬罪,连续数周以煽情手法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全国上下,许多人指责学生们是“愚蠢的赤化分子”或是不懂礼仪的年轻人。然而,同样也有许多学生的拥护者,表示对天皇的反感,或是对天皇完全没有兴趣。

  京都大学的抗议事件标志着不敬罪在事实上的复活,也标志着保护天皇的更为传统的手段的恢复。它为“人间天皇”运动带来了一个唐突的收尾。它警告日本领导人,时代已经改变,任何想恢复君主权威的行为都会带来真正的危险。从这次紧张的冲突中,我们已经能够预见裕仁在适应日本不断涌现的反军国主义和一国和平主义的过程中将面临的问题。

  IV

  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一次会面使司令官确信,正如美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天皇可以被利用。裕仁在离去时也确信他只要配合就能获得好处。占领期间重大的历史交易就这样开始了:麦克阿瑟利用天皇,天皇则毫无损失地利用GHQ恢复他的角色。裕仁的巡幸一度是这个交易的一部分。对他而言,巡幸有得亦有失。战争在国民的记忆中依然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一部分是由于败北的羞辱和惭愧,许多人站到了战败的天皇一边。事实上,他们在利用裕仁向世界宣告:“我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仍然拥有天皇和我们的骄傲。”1947年的巡幸受到最热烈的欢迎,“行幸”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天皇微笑着挥舞帽子,到处走动所带来的欢快景象上,仅从这一点看,就是对战犯审判的有力对抗。日本媒体通过赞美裕仁是“爱与和平的天皇”,将他的行动解释为对民主主义的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48年,欧洲的冷战对抗更加尖锐,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摊牌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裕仁更加关注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因为没有宪法上的权力,天皇只得在幕后操作,他鼓励美国保留冲绳作为军事基地,而后又为巩固日美军事同盟发挥了作用。对他来说,反对苏联和与美英合作是向以前政策的一种回归,由于他前期背离了这个政策才导致了日本的灾难。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

相关推荐:

阳龙: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无相: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联系电话:
19955321973

服务时间:
0:00-24:00(每周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