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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199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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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屋》1999年第三期

  作者:未知

  青黄杂糅 文章烂兮——一九九八年度《书屋》读书奖推荐意见

  ? 读者来信本刊特稿编者按 :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批评自己刊物的文章或意见,是好的,这点我们很清楚,也做了,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赞扬自己刊物的文章或意见,合不合适,就有点拿不准,总觉得好话还是摇人讲才为好。《书屋》自一九九七年开始设立年度读书奖和读者参与奖,现已进行了两次,两次都得到了许多读者朋友的热情参与和支持。他们纷纷寄来推荐篇目和理由,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正是这些真知灼见促使我们在这里选登了其中的两封来信,尽管这两封来信的读者都因区区一票之差而未能获得一九九八年度读者参与奖,但是他们的认真精神和负责态度以及入情入理的推荐意见却令我们深为感佩。

  编辑同志:结识《书屋》,纯系偶然。一次在友人家闲坐,书桌上零乱掩映之中可见一角青青,已露不俗之态。待抽出来细观全貌,但见一袭乌黑长袍,中央点缀以山水国画,凝重温润,未看内容,便觉翰墨四溢,缕缕书香袭人,恰如琵琶女虽只“转轴拨弦三两声”,就已是“未成曲调先有情”了。这是《书屋》一九九八年五期,封面显示第一篇文章为《毫无目的的残酷》,题目就很独特,翻开一看,就牢牢地抓住了我,一气读完。意犹未尽之余,赶紧按照友人指点,到资料室把九八年的几期全部找出,破例席卷而去,坐卧读之,颇有思致,意趣盎然。思维松弛之际,慢慢品味她精美的美术设计、插图、版式、标题等,也是一种愉悦和享受。商品大潮汹涌之世,像这样拒绝媚俗,绝不“失身”的刊物,遍观南北,恐怕已寥寥无几了。

  《书屋》来自湖南,不知怎的,想起了屈子。湖南曾为楚地,汨罗江是屈子的怀沙投江之所,《九歌》中专有《湘君》《湘夫人》两章,描绘湘水之神。自屈原起,许是湘江山水中遗留下骚人行吟泽畔的足迹,积淀了太多的历代文豪墨客的灵性,《书屋》得人文、江山两相助,也显得超凡脱俗,灵秀可人。读《书屋》,想屈子,尤其想到了那首著名的《桔颂》: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这些句子,或也可以借来形容《书屋》:她孕育于南国,创刊不过三年,年岁尚少,充满活力,从她“绿叶素荣,纷其可喜”的精美外貌,以及“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充实内容,看得出编者是很重视外貌和内美和谐统一的。《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就极其重视内在精神,也很在乎外在修饰之美,自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或“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或“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造成一种“佩缤纷之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的审美效果。这不仅仅是形式美,形式反映内容,内美外修,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书屋》的外修已如上述,那末,它的内美又是什么呢?

  一个刊物是要有自己个性色彩的。初识《书屋》,里面的文章林林总总,青黄杂糅,一时还很难理出头绪,概括出一种特色。但阅读多篇文章以后,就朦胧地有了一种比较一致的感觉,把这感觉丝丝缕缕编织联缀起来,竟能形成一张整体思维之网。觉得这些文章虽作者不同,风格各异,但有些重点文章在思想上却很像出自一人之手,体现出一种前后连贯的人文主义编辑精神。阅读《书屋》,总能感受到她字里行间有一种对人、对正义、对生命本身的眷恋和关注之情,而这种关注又伴随着一种怀疑、批判和反思的色彩,有一种超越狭隘主义的博大的平民主义精神。二者互为表里,使《书屋》往往能触及到人迹罕至的思维深层,得出一些人们心中有而笔下无的结论,而这些看来貌似艰深抽象的思想,恰恰是从简单的人生感受和普通的人性常识出发的。如景凯旋《毫无目的的残酷》(98、5),就有一种震聋发聩的思想力度,这题目虽然出自《动物农庄》的英文版序言,但作者借来分析中国国情的智慧和勇气却令人耳目一新。文章指出,“尽管‘文革’已过去了二十多年,至今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尚处于原初阶段,很少见到真正深刻而有见地的文章”,“四人帮”篡党夺权论、诅咒黄河文明的传统文化论、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本能论等,都已登台亮相,但都是从是非、善恶的角度出发,把一切看成有目的。而作者却认为,“文革”深层的残酷性,恰恰在于它毫无目的,“除了给迫害者带来自视优越的快感外,它的残忍的惟一意义就是毫无意义,这种残酷已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作者这种思想的源头之一,则是“文革”中简单的一幕:作者认识的几个孩子逼迫其老师叫他们“爷爷”,从中找乐,作者写道,“尽管我当时尚小,只是在旁观看,可那情景却使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一直在思索它的内蕴,想弄明白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愈来愈相信,对我来说,惟有这件小事才代表了‘文革’的实质”。这种思索中无疑有一种对“老师”们、对生命本身的深情关切,如果人和生命的尊严能够随意地、毫无目的地被践踏,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也就可知了。如果说人性中有天使也有魔鬼的话,那末,人类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希望他人进地狱的阴暗心理,就是一只随时准备出笼的魔鬼,平时积聚能量,一旦有机会发泄,就会制造出盲目的仇恨和残酷,而“文革”恰恰为这种魔鬼的悲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由此不禁联想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在积聚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险的副产品:溃疡般的大面积贪污腐化,贫富距离加大,无监督的权力急剧商品化……这本是建设现代化大厦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产生的垃圾,而从人性的深层来看,这却与“文革”爆发的群众基础不无联系,如果给人性的卑劣和阴暗提供机会和可能,让毫无目的的魔鬼出笼的话,就会制造新的悲剧和残酷。笔者认为,现在人们深层的思想意识并未比“文革”时进步多少,人们之间许多无缘无故的残忍和仇恨依然存在,只不过制度使其没有释放和发泄的可能。由此,更感觉今天这样一个法制相对健全的社会安定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是多么值得珍惜!一篇好文章总是促人浮想联翩……还是回到作者那儿吧。有时,许多最深刻的思想往往源于最简单的人性感受和生活常识,这一点在文章结尾又体现出来——“就为了一个虚妄的目的,有必要在历史的祭台上献出那么多毫无意义的牺牲吗?”

  无独有偶,紧随其后的文章《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作者单世联/98、5)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记录了另一种残忍,文中同样弥漫着博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百川沸腾,山冢肳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尔基却在《新生活报》上就当时政治形势和文化精神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文章,批评布尔什维克,揭露“罗斯”人的野蛮和残忍。旧制度的分崩离析也意味着一切道德理性、社会规范、文明机制的解体,于是生命中古老而残忍的本能喷涌而出,一切阴暗的生物能量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兽人都已挣脱了文化的锁链,撕碎了披在身上的那一层薄薄的文化的圣衣,无耻地赤裸着身体。”(原引文)在呼啸向前的革命狂飙中,高尔基看到的是人类原始粗野的动物性本能的自由释放,可恶的粗野,病态的残酷,真善美、理性智慧、道德良心、精神创造力、文明素养等均被践踏在地,所谓革命只摧毁了君主专制的外部形式,“但它的灵魂你们却不能消灭,看吧,这灵魂活在你们心中,迫使你们失去了人的形象,而像野兽似的咆哮”。(同上)所幸运的是,这种违反起码人性的红色试验经过八十多年的时间检验后,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而所谓“不合时宜的思想”被证明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思想。在高尔基看来,当然也在作者看来,没有良心、正义和人的尊严,人类是无法生活的,走向自由的人不应当把对人的爱和关心抛到一边。或许又是无独有偶,作者的慨叹与上一篇文章的结尾竟有惊人一致的相似——“但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高尔基的一册小书和一些朴素话语,代价是太大了”。

  在《书屋》里,像这样从基本的、现世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出发去考虑问题,从而绽开精彩思维之花的文章,似乎俯拾皆是,一不小心就能遇到。眼睛扫到王耀文的《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时,仅凭直觉,就知里面有“货”。果然,它从一本人们熟知的小说入手,对影响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反思和再评价。余永泽作为一个坚持自我完善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是想构筑一个爱的巢穴去抵御这个污浊的社会,他身上有一种由理性、自由、美、爱及自知之明所营造出的典雅的学者气质,他不为时代主潮和人为的因素所动,坚守自己的一角清白,因而注定要受到所谓“解放全人类”的时代主流的嘲弄。作者指出,余的立身原则里蕴涵着一种颇具永恒意义的深刻哲理,正如赫尔岑所说的一样:“人如果不要图救世,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而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他的爱情悲剧里已经含有一种先觉性的不祥之兆——“革命如果是以毁坏幸福和爱情为其代价的话,此中的荒谬意味不是不言自明了吗?”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中,余永泽小小的爱情悲剧算得了什么?连呻吟声都听不见,可不幸的是,后来在中国上演的一出出惨绝人寰的悲剧和它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错过了瞬间,就错过了永恒,瞬间和永恒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在王文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那熟悉的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影子,其表达方式是缱绻多情的,而其思想力度又是足以震撼灵魂的——“我想借用沈从文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我只是一个关心生命的人,我不愿意同一个委员长谈什么民间疾苦,而愿意像会明那样和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唱着情歌到河里淘米……我认为永恒如果错过了今生今世,就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了……永恒就在此时此地”。一位诗人说,我们只活三天:昨天,今天,明天。另一位诗人则说:其实只有一天。昨天是今天的过去式,明天是今天的将来时。读时,只觉灵魂里铿然有声,“永恒就在此时此地”——不想在《书屋》里又邂逅体验了这种陌生的熟悉。人来源于自然,组成了社会。自然是生命的家园,社会是放大的个人;自然构成生态环境,社会构成心态环境。关心人、关注生命,必然要关心自然和社会。对自然和社会的关心,是对人的关心的放大。毛志成在《庄子“混沌”解》(98、3)里忧心忡忡:“人类自己却用自己的手为地球、为自己制造了形形色色的‘烟尘’,日益毁灭着一切本原的‘浑沌’存在,最终有可能将人类自己‘窒息’掉。而且,越是‘现代化’,人类所承受的‘负积累’、‘负价值’也就越多。……人类,将一步步走入被渴死的命运。”平明《你的书值得砍树吗?》(98、6)则以一种尖锐的幽默表现出对自然的关切,令人警醒:“一棵有声有色有生命的树变成一堆无灵魂的书,这与森林火灾一样大煞风景,而且还没有那份壮观。看着一堆死书,你会替大树抱憾没能变成山涧里生满青苔的倒木、整齐的地板块和散发着香气的木柴。即使为了这些冤死的魂灵,出版社的大门上也该铭刻那句格言了:‘你的书值得砍树吗?’”而何清涟的《社会良心的呼吁》(98、5)则直指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说到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只是‘一箱子工具’,只注重技术分析的正统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群手持工具的工匠而已,他们无法给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明确的价值取向和人道主义目标,难以成为社会的良心和脊梁。……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性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此外,像王安忆的《接近世纪初》(98、1)、柳鸣九《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98、2)、赵柏田《出生于六十年代》(98、3)、陈坪《我看王小波》(98、3)、龙应台《小城思索》(98、4)、张远山《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98、6)、公刘《独立苍茫》(98、6)等等,也无一不具有这种平民的人文主义精神。

  忧人也好,忧天也好,忧社会也好;质朴也罢,尖锐也罢,深奥也罢,其背后体现的编辑思想却是一致的:关心人,关注生命。影响读者的,不仅是作者的观点,还有编者的思想;文章中凝结的,不仅是作者春蚕吐丝般的劳动,还有编者蜡烛燃烧般的热情。如果说,一篇文章,作者体验的是第一次感动,那么,编者体验的则是第二次感动了。甄别,辨读,筛选,定夺,呼吸吐纳,蜡炬成灰……天下的编辑本是相似的,而一本与书有关的杂志更容易散淡不羁。《书屋》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编辑思想,实属难得,即使如我辈之不才,稍加浏览几篇,也能见出她对人本身的关怀。任何好的刊物都是一个智慧的生命,酿造精神芬芳,启发人类良知,滋润干燥心灵,反观自身丑陋,是对付人类动物性本能中病态的残忍、无知的野蛮的最好武器,甚至能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我觉得,《书屋》做的,无疑包括这方面的工作。

  内美外修,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借用《书屋》的一句话说,这样的刊物,值得砍树。

  下面为本人所推荐的八篇文章:1、王安忆《接近世纪初》(98、1)2、王耀文《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98、2)3、毛志成《庄子“浑沌”解》(98、3)4、龙应台《小城思索》(98、4)5、景凯旋《毫无目的的残酷》(98、5)6、单世联《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98、5)7、张远山《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98、6)8、平明《你的书值得砍树吗?》(98、6)即颂编安!

  刘 畅1998.12.26于南开园一九九八年度《书屋》读书奖推荐书目1、第一期《我何以要写杂文》(冯英子)写杂文是一个危险的行当,其功夫有时不在文字,而是幕后两种力量的较量,台前的人只是看热闹而已。

  2、第二期、第三期《一九九三年日记》(王元化)王元化先生的日记有文化,有历史,有人物,有事件,有湖光山色,有时事点评,有读书心得,有人际往来,洋洋大观,文风自然。

  3、第二期《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王耀文)用革命否定人的多元选择,今天看来的确是不合适的。人有革命的自由,也有不革命的自由,有时候革命也会误入歧途,甚至给大家带来灾难,比如“文化大革命”即是。

  4、第三期《追忆顾准》(丁东)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艰难岁月里的苦苦求索。

  5、第五期《读陈寅恪 想钱钟书》(胡文辉)陈、钱确有可比之处,同时代的两个知识分子,不同性格,不同道路,不同命运,令人深思。

  6、第六期《邓广铭先生与他的精神世界》(欧阳哲生)从邓广铭先生身上看到北大精神。虽不专写“掌故”,但读这些“掌故”,当年老一辈知识分子求学的经历和当时的学术氛围令人神往。

  7、第六期《人间事哪能这么简单》(邢小群、梅娘)梅娘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动荡不安的遭遇。联系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的遭遇,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确值得探讨。

  8、第四期《永远的“歧路”》(周可)办刊议政与做学问很难兼得,胡适办刊议政遭遇是知识分子道路选择中难免的现象,只是他更典型。

  山东滨州地区消防支队政治处 张书忠98.12.23

  知遇之恩

  

  ? 吴祖光

  灯下随笔

  近些年常常不得不怀着满腔悲痛来写一篇篇的悼念文章。我们这些从三十年代兴起的同龄朋友都快到该结束一生事业的时候了,好比是一台大戏,剧中人一个个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就该退出舞台了。

  和我同年代出生,却比我小六个月的曹辛之先生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已经一年过去,我至今保留着他亲手给我的五件珍贵礼物。从年代说起:第一,是一九四六年经他亲自设计,由他主办的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一本神话幻想话剧《牛郎织女》,是那种三十二开方体版本,上端横排剧名的红色美术字,左边直排“四幕幻想剧”和作者名的长仿宋字。轻俏秀美,是我从一九三九年在生活书店出版第一个剧本后至今出版近百种书籍中我自认为最美丽的封面和内部装帧的剧本。第二,是在距话剧《牛郎织女》出版三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八○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三个京剧剧本:《凤求凰》《三打陶三春》《绳伎红娘子》的合集《求凰集》,也是由辛之为我设计的封面,这个封面设计很简练,然而美观大方,深粉红色衬底左上角占三分之一篇幅,一支银色飞翔着的凤凰,右下角一片白色的祥云,线条柔丽,尤其那个银凤是我看见过的最美丽的凤凰。我手边现存的是一九八三年第二次印刷的版本。第三、第四是辛之送给我的两本诗集,一本是一九八一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包括他个人笔名杭约赫的九诗人合集《九叶集》,另一本是仍用曹辛之署名的《最初的蜜——

  杭约赫诗稿》,一九八五年出版,至今也十一年了;两本诗集的装帧、版式、纸张都是第一流的,当然都出自辛之的锦心妙手。最后一件是我更应当永世保存并流传后代的珍物是“丁巳夏”即一九七七年辛之拓赠并裱成拓片的纪念张,上面是辛之手刻的我与凤霞两人的五块石章,我们俩已经用了将近半个世纪了,都盖在我们的画幅和字幅上,还将永远盖下去直到我俩的终老,这真是永世的交情。

  辛之的早年是一个驰名于上海署名杭约赫的热情奔放的诗人,但那时我却和他尚未相识,现在回想至今从未听到过他一字谈诗。五十年来他一贯以装帧和刻印大师的面目出现,谦和、善良、热情、真挚是他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象。

  但是我更应当写的是他对我的“知遇之恩”。这四个字对他、对我或许都不够准确,但我实在找不出更为适当的词语了。

  辛之夫人、赵友兰嫂嫂或许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她会晓得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直到万恶“文革”以后的八十年代,整整三十年当中我所受到的离奇、荒谬、卑劣、无耻的“政治迫害”的形形色色……我只举出两件小事来说说我与辛之的“知遇”。

  一九五七年是我热情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就“文艺领导”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意见,但立即变成了“反党”分子的右派,引起了全“文艺界”以至“举国”的咒骂,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而且祸及父母妻子,在“领导”巨大的压力之下,我妻被迫回了娘家。顷刻之间众叛亲离,陪我在一起的只有我在三年前自己购置的房屋,从上海接来的高年父母和三个年幼的子女。旧时每天宾客盈门,一刹时变得悄无人迹。在这期间,出我意料之外的是竟接到曹辛之兄的电话问候,电话里他的声音是那样热情、友好,充满友谊和关怀,真像在冰谷里得到一盆炉火一样温暖。几天以后,又出我意料之外的妻子忽然回家来了。我问她是谁给你解除禁令放你回来的?妻子告诉我是有一天参加了一次包括戏剧、电影界少数人的聚会,周恩来总理在会后召集了几个人谈话,向妻子问到吴祖光的情况。知道新凤霞被迫住到娘家之后,叫她立即回家。并向在场的一些人说,“你们应当去看看吴祖光”。于是她当晚便回家来了。

  以后的三五天里陆续有几个人来看我。我现在虽然记忆力大大衰退,但却记得清楚,来看我的是:金山、马少波、北影导演伊明、汉剧演员陈伯华是和国务院典礼局长余心清同来的,此后便无人登门了。直到一九五八年初春,北京的冰雪尚未化冻,我们——中央文化系统所属第一批“右派”大军五百人浩浩荡荡乘坐专列火车——“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开赴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极北边疆北大荒。火车开动之前,谁也不知会去何方?去多久?

  人是能受得千般苦、万般苦的,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从发生在“反右”九年以后——以古以来最荒谬、最野蛮、野恶毒、最下流的“文革十年”,我们不是也经受过来了吗?那时候,我们都在风吹雨打之中,倒也说不上谁同情谁、谁关心谁了。何况其中还有一小段没人管的自由日子,从我家——北帅府胡同到辛之家——

  帅府园,不过一箭之地,看到辛之的一家,总是觉得亲切温暖的。直到一位萃华楼国营餐馆的党委书记和另一位工人同志的两家人强行闯入我家,强占了我的西屋三间和南屋三间之后;一天我上街在公共汽车上遇见老朋友京剧小生叶盛兰,他告诉我他自己的居家情况和我相同——占用你家的房子、你家的家具、你家的水、电,还神气活现地欺侮你。他劝我找到房管局,把现住的房屋换住到相应的楼房,关上房门便得一家安居。我采纳盛兰建议以我还住着的十一间北房和东房换到了和平里的两套共四居室的楼房,果然觉得安静了。然而又发生新情况:两个儿子响应“党的号召”,一个去了我曾待过三年的北大荒;另一个作了商店的司机兼售货员,而我又被关进了文化部干校。

  由于父亲在我去北大荒时逝世,家里只剩下我的母亲、妻子和小女儿。和平里的街道主任小冯是个中年女党员、我家的邻居,她来说:

  “你家用不了这么多房间。”继而自己又占住了我家的一间。真不知道我们的中国是个什么世界!

  一九七六年终于结束了血腥遍地的十年苦难“文革”,但是我家灾情惨重,作为万众欢迎喜爱的演员、我的妻子已因疾病和殴打——打人的是她对之施恩过的学生——成为残疾。无比善良的我母亲和岳母、岳父又已相继去世,想到他们生前所受的冤屈和灾难,真叫人痛彻肺肝,但这毕竟是无可挽回的,过去的事了。峰回路转,难以想象的是,当时我的主管领导、中央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崎找我谈话,对我说:“文革十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就会想到老朋友。由于你和党长久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和周总理的友情,在这样的时刻,你是否应当考虑写一个‘申请’呢?”他说的当然是“入党申请”,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自知我远远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而部长对我的恳切的谈话却使我不得不认真对待。我当晚在家里召集了全家的首次家庭会议,说明情况之后,妻子、两个儿子,五分之三的多数一片欣然,都说是过去由于你不是党员,我们受尽了折磨和欺辱,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天,还要商量什么?赶快写申请吧。惟有我那在音乐学院读书的小女儿始终一言不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爸爸入党的话,我没有脸见同学了!”她的话虽出人意外,和部长对党的威信的评价却是一致的。然而女儿的意见是三比一,占了少数,我终于听从多数的意见和不能过拂部长的好意入了党。时间是一九八○年。

  在很多朋友为我的“入党”而向我热烈祝贺的时候,我却始终惶愧不安,原因是我自觉自己远远不符作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条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都和应当具有的水平相距太远,对社会、生活、事物的理解又时常和现实有所分歧。在自我感觉尚无察觉的时候,一九八七年,亦即在我“入党”七年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驾临一个普通党员家里,宣读中央纪律委员会文件,提出六条所谓“错误”,劝其“退党”。话中并含有明显的“不听劝退,即予开除”的意思。

  这位政治局委员是在一九五七年和我初识的,并一九八五年亲笔写信和我“订交”。

  我当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纪委文件中所提出的六条“错误”,前三条均不符事实,后三条引自我的一篇谈戏剧艺术改革的文章,均不能作为劝我退党的理由;但是这位领导同志年长体弱、亲自走上我家四楼,出于对他的尊重和感动,我同意接受“退党”。这实际上解除了入党以来,自己内心感到的不安。

  但是这件事迅速流传于文艺界及我的众多亲友,传闻之快之广,使我十分惊讶;因为几乎在顷刻之间。一九五七年我被打“右派”的往事迅速重演;早已恢复了的高朋满座、贵友盈门的东大桥楼居之家又一下沦为当年的凄凉光景。这在我本是意料之中,倒也能安于闭门思过的生活;无论如何,北大荒“万里投荒”的故事终于不会重现了。但是我家的另一位——我的妻子却受不得这种“突然袭击”和“凄惶”;埋怨我没有用处,她就希望从朋友们身上寻找一些友情的安慰。怎么办呢?她不听我的劝告,一连打了几家电话。然而不幸我的想法都是准确的,接电话的——当然都是她认为的最亲近的朋友——都是冷淡的、无情的、支吾搪塞的,回答她的都是说自己太忙,或即将出门,或说是电话打错了……更使她伤心的,竟没有一个人问到她的丈夫——被“劝退”出党的我,连最有威信的、最为亲热的、亲如手足的都无一例外。在我再三劝告、宽解之下,她含着眼泪把电话挂上了。

  使我俩永世难忘的是:在这一凄凉寂寞的时刻,我们竟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万没想到的,又是多年未见的曹辛之兄的电话。

  辛之在电话里说,他非常挂念我,挂念我们全家。因为我也搬了家,他也搬了家;两家不似当初,离得太远了,见面不容易了。他急于见到我,但是由于这些日子身体不舒服,不能出门,只得打一个电话问好。

  这是多么温暖的问好。寒冷的冬夜,毕竟会出现温暖的太阳。我对那些冷淡的朋友毫无怨怼之意,那决不是他们的无情,恰恰相反,他们、她们都是关心着的,友情如昨,只由于一点:咱们的中国,“政治”的威胁太厉害了,谁也不敢冒“政治”之险!其实,事实证明,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这个敢冒险的,不还是这样?在生活里我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时代毕竟在进步。后来我很快便被邀请出国,直到现在,事情过去了近十年,“改革开放”一切都好。

  唯一使我感伤的是亲爱的辛之已不在人间!但我会想念他,深深地想念他,时刻不忘地想念他,我的亲爱的、善良的、勇敢、无私、无畏的朋友曹辛之。

  “七七”事变六十周年夜十二时于青岛旅次

  中国思想界的三匹野马

  

  ? 丁 东

  灯下随笔

  如果把中国思想界比喻为一个驯马场,真正的活力往往来自场外的野马。在北京的好处,就是有机会与一匹又一匹野马相遇。具有野马基因的思想选手与自然界的野马同样稀罕,如果在我原来生活的太原,可能就更难见到了。

  我见到的第一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林贤治。和他只有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去广州,一次是他来北京。林贤治年龄比我大一些,我没有问他是哪年出生,但我觉得他也是老三届。后来我看介绍文字说,他当过农民,当过乡村医生,没有读过大学。他大约是八十年代初以诗人的角色步入文坛,后来倾心研究鲁迅。近年来,逐渐为读者刮目相看。我和他早就通过信,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七年初,当时他“偏激”的言论就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他说,邵燕祥让他作序。他觉得,邵先生的文章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他知道我是很尊重邵先生的,其实他也很尊重邵先生。在同代作家当中,能够像邵先生那样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偌大中国也找不出几位。否则,林贤治也不会找邵先生一起编《散文与人》。但他对邵先生的文章还是不满意。从内心讲,我得承认林贤治的话有道理。但是,邵先生不是在世外桃源发言,他和我们同样处于不能随心所欲的表达环境。把真话和淡话掺在一块儿,人家还嫌他这杯酒度数太高,如果一点儿淡话都不掺,他的文章还发得出来么?可林贤治不这么看。他就是要以烈酒作标准。淡话说多了,就会成为习惯。有意用淡话包装真话,久而久之,就会把淡话当成真话。林贤治这样苛求邵先生,他自己确实把不掺水的烈酒勾兑了出来,这就是他那篇题为《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邵先生看了以后说,半年以内不会出现更好的文章了。

  林贤治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几次跟我说,你不要迷信“学者”,也不要当什么“学者”;崔卫平把学者和作者进行了区分,在她看来,学者是阐释别人的学问的人,作者才是提出自己的学问的人。这些想法都很有意思。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就是原创性。对于原创性,我们虽不能至,也该心向往之。

  第二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李劼。我认识他其实比林贤治早。他八十年代在华中师大读研究生时,就以青年文学评论家在沪上成名。他原来很可能被训练成学术界的一匹良驹,后来他被逼上梁山,通向教授之路被人为堵塞,他别无选择地成了野马。学院的学者可以是民间思想者,也可以不是,完全看他自己的价值取向。李劼虽然在大学还有教职,但他的价值取向却是民间思想者。

  外人有所不知,一些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问题,都是他率先提出来的。比如八十年代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冲击的“重写文学史”和九十年代波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他提出了问题,又由于某些原因退出了讨论。但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意义。我觉得,这同样适用于评价李劼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李劼一下子推出了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内容已经远远溢出了文学批评的常规格局,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他告别文学批评的一次亮相。如果说,他讨论《红楼梦》还与文学批评有关,那么,他评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晚近历史,评论斯宾格勒、弗洛依德、格瓦拉乃至希特勒等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就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了。有文学界的朋友为李劼放弃轻车熟路的文学批评而到这些陌生的领域肆意驰骋而惋惜,我却十分理解李劼的选择。

  李劼的书与其称之为学者的著作,勿宁说是性情诗人的自言自语。前几年,知识界有人呼吁重建学术规范。这对于端正学风,弘扬正气,抑制那些投机取巧、营营苟苟之徒,在学术界猎取名声以及职称、学位之类的实惠,不无积极意义。但对于李劼来说,这个命题却没有意义。他的自言自语,纯粹是为了表达自我,和世俗的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一肚子真才实学,规范的学问他也不是不会做。但他的表达方式,似乎就是为了超越规范而出现的。如果说,正派、本份的学者,都是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那么,李劼就是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他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另类。你无须认同他的具体观点和结论,但却无法回避他的出现而造成的刺激。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当然值得称道,但如果不是常有个别野马闯入,种群也难免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野马比良驹更重要。

  最后认识的是最年轻的野马余杰。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和余杰深谈,一共和他只匆匆见了两面,一次在《方法》编辑部,一次在国林风书店讨论他的新书《铁屋中的呐喊》。

  如果说,前两位思想者之所以保持野性,是因为被驯马场森严的规矩拒之门外,那么余杰则是因为他开始写作生涯时还没有进入驯马场之内,所以驯马场的规则还没有来得及影响他的表达方式,因而对他没有约束力。他的文字被称为“抽屉文学”,本来就不是为拿到报刊上发表而写作,只是留给自己备忘,至多给二三好友传看。后来朋友资助他油印成小册子,才渐渐流传开来。

  今日之域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类似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的现象。在这种环境中,谁的大脑能较少地受到污染?那就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只有孩子能够一语道破皇帝光着屁股,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维能力,仅仅因为他还没有染上世故。成年人不是看不出皇帝没穿衣服,而是看出来也不敢说,就算有个把人想说出真相,较多的心思都花在了考虑措词的策略上,所以说出来也吞吞吐吐,含而糊之,云山雾嶂。读余杰的文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童言无忌的快意。这种魅力,在老到的作家学者笔下是没有的。要说与他相似的想法,自己也有,惭愧的是,年龄给了我世故,我已经失去了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的能力。

  当然,余杰也面临着四重压力。第一重是意识形态的压力,第二重是商业社会的压力,第三重是学术规范的压力,第四重是朋友目光的压力。我不担心他在前两重压力面前失去自我,但我觉得后两重压力是更大的考验。尤其是朋友们又请你在他的媒体上亮相,又求你收敛思想锋芒,作一些违背初衷的妥协,你还能始终如一地保持野马的品格吗?

  学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

  

  ? 胡绩伟

  书屋品茗

  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68页)

  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的时候,想说的话和该说的话很多很多。

  十年以前,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九十周年时,在湖南长沙举行了一个“刘少奇学术研究讨论会”,我曾经作过一个发言,这篇稿子曾刊登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号的《求是》杂志上,题目是《刘少奇路线异想》。

  这篇文章开头就说:“在十年内乱中批判‘刘少奇路线’,实际上并没有这条路线。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九十周年的学术研究会上,我倒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刘少奇路线’?我有一个奇异的想法:如果真有一个刘少奇路线那就好了,可能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了。下面说说我的问题和想法。”

  这是十年前的一篇文章,看过的人不会多,即使看过,恐怕早就忘记了。所以我还是先抄其中的两段在下面:

  “在强调研究刘少奇的整个革命功绩和革命思想的时候,我有点异想天开,忽然想:如果真有一条刘少奇路线该多好啊!可惜,我们党掌握政权以后的十七年,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个人迷信、家长制、一言堂占了统治地位。党内有不同意见,甚至在最高领导集团中有不同意见,都很难平等讨论,畅所欲言,根本说不上形成不同的意见群,形成派别,当然就更难形成不同的路线了。更何况多年来我们总是对党内的分歧不加区别,把它完全看成非组织活动,也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来镇压,这就更难形成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路线了。”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

  “我想,作为党的历史来研究,作为党的理论来研究,我们从事于刘少奇的革命思想研究的同志们,可不可以考虑,研究一下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它同毛泽东的路线有什么原则分歧?这条路线为什么没有真正形成?这对于改革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究竟有什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想,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具有历史意义,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其实,刘少奇在党内民主和党内斗争方面有很多很精辟的论述,在学习他这些观点时,研究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我想就会显得更加重要。”

  一眨眼,十年就过去了。最近我看到一些内部材料,刊登了一些研究刘少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实际上是对我的提议进行着研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重新学习了刘少奇的有关著作,认为值得特别推荐的是一九五七年四月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反复阐明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肯定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鲜明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

  刘少奇在上海作这个《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前,先到河北等五个省作了调查研究。他在总结了各种“群众闹事”情况后得出的结论认为,利益分配不公道,群众意见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激化起来就闹事。“所以,总起来说,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

  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一般的说法,就是在生活待遇上。干部利用职权在工资、奖金、住房等方面多吃多占,“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干部生活待遇太高了”。在分配上“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他还说过,“我们的干部,实际上享有特权,高级干部特权更严重。”“事实上存在着干部不同于群众的地位、待遇和荣誉”,所以都争着当干部,争着向上爬。他说:“我们现在有脱离生产的道路,却没有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脱离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官僚主义越来越多,脱离群众的危险越来越严重。”他说:我们“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干部,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可是不知不觉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自己分配多了,享受高了”,这就是不尊重社会主义所有制,甚至是违背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在那个年代他就认为我们“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他警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特殊统治阶层”和“新的贵族阶层”。

  老实说,当年的贪污腐化还不是很严重的,刘少奇早就发出取消特权、反对腐化堕落的警告。在“八大”会议上,他说:“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刘少奇分析群众闹事的第一个原因是分配不公,那时普遍存在的是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而贪污腐败还不像现在这样普遍,这样严重。这些年来,铁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刘少奇分析群众闹事的第二个原因是群众意见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而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群众进行打击迫害,激化了矛盾。

  他说:“群众闹事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可以不闹事。因此要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大民主。”

  他还说:“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不作自我批评。”“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

  一九六二年五月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法小组起草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时,就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国民党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他还说:“这几年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行政拘留本来是有严格的时限的,结果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

  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也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他说用这样的“粗暴态度”、“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他说,如果能够切实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及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不会发生闹事的。”

  我认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在对待群众闹事时如何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意见。他说:“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纲领和反革命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

  刘少奇这一独特的分析,一是在性质上肯定:“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二是在处理闹事问题的次序上,先处理人民的问题,如果真有反革命分子,也等处理了人民的问题以后再来处理反革命的问题。

  所以,正像我在纪念他九十诞辰的文章所说的,如果真正能按照刘少奇的思想理论行事,或者说真正按“刘少奇路线”办事,就不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且……

  一九八一年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刘少奇的光辉思想当然应当是“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现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特别提出他关于防止和处理群众闹事的有关论述,理所当然也属于“高举”的范围。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本刊对此文有所删节)

  毛姆的小册子

  

  ? 李 杜

  书屋品茗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的书收了不少:出名的《兰贝斯的丽莎·别墅之夜》《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不怎么出名的《剧院风情》《克雷杜克夫人》《啼笑皆非》,以及百花文艺出版社选编的《毛姆小说集》……这些书都十分了得,印数多,读者多,评论者也多。但我最喜爱的却是两本国内评价不多的小册子:一本叫《在中国屏风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本叫《书与你》(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在中国屏风上》

  那年我乘轮船沿江而上抵达重庆。船过海棠溪,我看到朝天门码头的时候,才真正读懂了这本书。

  当时我就带着这本书。一路上颠来倒去读了好几遍,那篇《山城》,我几乎可以全文背出:“他们说这里‘蜀犬吠日’。这是一座灰色、阴暗的城市,笼罩在雾霭中间,因为它座落在崖石上面。这里有两条江汇合,所以它每边都被水冲洗。但是有一边是被混浊的急流冲刷。崖石像古代单层甲板大帆船的船头,这船似乎为一个奇怪的非自然的生命所拥有,竭尽全力地颤抖;它好像永远在一点上向喧腾的江流中稳步前进。崎岖的山脉把这城市团团围住。”我艳羡一代文豪,寥寥数语,便把一座山城勾勒得如此厚重而又逼真。

  那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是为写一部叫《常芝青传》的书而到此采访。后来我便把上边的这段话抄在其中。我说常芝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来此接管《新华日报》时就想到了这段话,我说:“若干年前,从一本小册子上,他便读到过这座城市。那就是英国作家毛姆二十年代初中国之行后所描述的这座城市。当时也许并不是因为这城市而是因为文字本身的魅力,所以他读后居然便记了下来。”这自然是个虚构,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常芝青是应该读过这本书的。这样的书倘或他竟没有读过,那也未免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虚构了这样一个细节。我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是:早在一九四三年,这本小册子便由胡仲持先生翻译过来,并由开明书店在桂林正式出版。

  当然,我并不知道常芝青是否读过、见过或者找过这个版本,我只知道我自己一直在找而且至今仍未找着。这的确让人遗憾。不过总算还是找到了现在的这个版本:窄三十二开,凡十二万字二百三十五页(初版印数仅6400册),是由陈寿庚先生在毛姆诞生一百一十周年时(1984)精心译出的。

  这是一本记录中国之行所见所闻的纪游体散文集。关于毛姆来华及其具体时间,时下说法不一:一说是一九二○年,一说是一九二一年;记得好像在哪里还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毛姆根本就没到过中国,这部书是他根据别人的讲述写就的。这一论点我当然极不赞成。我曾几次阅读此书,我深信这是没到过中国的人所不可能写出的。不过这年头大家都爱标新立异,招徕视听,因而见多不怪也就不必计较,只要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被否定就行了:这是一部与中国有关的书,最初出版的时间是一九二二年。

  还有一点亦需说说,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a Chinese Screen》,有的书将其译为《中国一览》(如浙江人民版的《天堂之魔——毛姆传》),有的译为《中国剪影》(如海南版的《辜鸿铭文集》),而我所收藏的这个小册子则译为《在中国屏风上》,我觉得这个书名最好,我很喜欢。

  细究起来,我之所以喜欢本书,当然不能说只是因为这个名字,甚至也不能说只是因为它文风素朴,笔力遒劲;我喜欢它,更是由于它写活了当时中国的两类人:一类是“买办”,即官僚;一类是平民,即“苦力”——“他用一种忧郁的中国方式和我谈话。一种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的文化被粗暴地扫荡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生们,正把这种自古以来一代一代建立起来的东西无情地践踏掉,而他们却拿不出东西来替代。他们不爱他们的国家,既不对它信仰,也不尊敬。”“……所有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是一个恶棍。渎职腐化,敷衍塞责,不顾是非曲直……他是个欺诈、残酷、心怀报复和贿赂收买的人。中国之所以衰败到他如此真正为之悲伤的危险地步,肯定有他的一份。”(《内阁部长》)这就是毛姆笔下的官僚买办,其憎恶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与此相反,对于中国的劳苦大众,他则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关切。他写轿夫、挑担苦力、在水里犁田的农民和弯腰折背的纤夫,他说:“当他们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你只去注意那些脸,每一张都是天性善良和坦率无邪的”(《不堪的重负》);“他们无休止地来回上下,同时当人们费劲时也无休止地迸发出他们有节奏的‘唏,噢——啊,嗬’的呼喊。他们打着赤脚和赤膊,脸上汗如雨下,于是他们的歌不过是一种痛苦的呻吟。那是一声绝望的叹息,那是令人断肠的,那是艰苦的人生,那是不过带有音乐性的在无边苦海里的灵魂的呼喊,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的最伤心的啜泣。生活是太艰难了,太残酷了,这是最终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上之歌”。(《江上之歌》)

  我便是在这些文字中,真正地认识了毛姆;亦是在这些文字中,知道了一个作家该有怎样的立场和情感。这些文字常常使我想起现在,想到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哀民生之多艰”的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是怎样一点一点地被侵蚀、被剥离、被冷酷无情地嘲弄和伤害!我们该不该信仰我们的文化?该不该珍视悠久的传统?一个西方人,而且是早在一百年前,便为中国文化的处境忧虑和悲叹,而我们现在的文化人却是如此麻木、冷漠以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应该认真反省的。因而读毛姆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便感慨万分,便常常想起毛泽东说白求恩的那些话。我以为引伸过来说毛姆也是合适的: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文化深表关注或仰慕,对中国人民寄予无限的关切与同情,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书与你》

  这是一本地道的小册子:三十二开本,八十四个页码,全书字数不足六万;书价亦很低,仅九毛钱。时值今日,在一本破书亦动辄二三十元、令读书人深感智商受辱的境况下,翻这样一册价格低廉却又价值高贵的书,不能不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这自然只是现在的感觉。也就是说,当初买书时的感受,肯定并不是这样的。记得初遇此书,是在大同市新华书店的一个小书库里(好像是因为该店当时正整修门面,是在院内的书库营业)。那天运气甚好,在堆放杂乱的书籍中,居然找到了这样一本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只是翻过之后,才觉得这书有两个大的“毛病”:一是没有标明译者姓名;一是在作者署名前的方括号里,赫然写着的是一个“美”字。这使我很耽心:这本册子究竟是不是毛姆的,这个毛姆究竟是不是我所喜爱的那个英国的文豪?好在总算借着书中作者的木刻头像和简短的“内容提要”,我最终确认了这确实是英国毛姆的著作。书的提要说:本书是一本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世界文学入门书,曾连载于美国《星期六晚邮》。又说:作者毛姆是世界名小说家,于一九六一年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勋位”。于是我便买了回来,前前后后,读了许多遍。

  现在我又再读此书。以往并没甚感悟的一段话,这次却异乎寻常地触动了我。这便是提要中的最后的那段话:“当然,作者所持的是西方的文学观点,本书只能提供我们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作参考。”这段话叫我感慨。我想象不出怎样才能让毛姆用中国的文学观点来介绍世界文学、以致避免“只能”“参考”的运命,却可以完全地体味到这段话的周延与圆滑。而这种圆滑,无疑正是八十年代初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在经历了十年文化荒漠之后,国内书界亟需“拿来”却又深怕拿错受批的权宜之计;是当时的人文环境还不甚畅达的必然结果。因而这段话现在读来虽有些荒诞,但却是严肃的和真实的。

  这种现象乃至策略,显然亦是毛姆所不可能知晓的。因而他的著述毫不圆滑。他宣称要“为乐趣而读书”,并极端“个人主义”地强调:“我要坚持的就是,阅读应该是一种享受”;“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批评者。不论学者们对一本书的评价如何,纵然他们众口一致地加以称赞,如果它不能真正引起你的兴趣,对他而言,仍然毫无作用。别忘了批评家也会犯错,批评史上许多大错误往往出自著名批评家之手。你正在阅读的书,对于你的意义,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这道理同样适用于我即将推荐给你的书,如果认为这些对我具有重大意义的书,也该丝毫不差地对你具有同样的意义,那真毫无道理”;“没有人必须尽义务地去读诗、小说或其他可归入纯文学之类的作品。他只能为乐趣而读”。

  不仅如此,毛姆在评价英、美及欧陆文学的四十五位作家及其作品时,亦是相当直率的,有时甚至直率到近乎尖刻。比如他说美国作家根本没伟大到值得美国人那样尊敬;爱默森的散文往往只一发之差就要落到陈腐的窠臼,亨利·詹姆斯性格中隐藏着某些缺点,狄金森只不过是有一点点才气而已;比如他还说夏洛蒂·勃朗特并非是第一流的作家;福楼拜的书调子冷淡而枯涩;笛福没有什么想象力,幽默感也不够……这样说话,显然是要得罪人的。

  由此我想到了时下的国内文坛:批评有病,病就病在率直不够,真话不多;病在被批评者小肚鸡肠、不容说坏,而批评者则八面玲珑,只愿卖好。偶尔有一两个人仗义执言、坦陈己见,便会惹得满身骚气,不是被斥责为恶意中伤,就是被指控为侵犯人权……

  因而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便想,倘或毛姆说的不是美国的狄金森、英国的笛福、法国的福楼拜,而是中国的×××,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我不敢深想。我为此深感悲哀。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夜

  女权·红楼·子宫家庭

  

  ? 帅雯霖

  书屋品茗

  提起女权主义,可能有些男士心里犯嘀咕:嗨,现在的女人越来越厉害,动不动来个“女权主义”什么名头,好给男人们一个下马威。某位男性老师也曾好心告诫我,别太过习用“女权主义”方法,这玩艺容易走火。而其实,“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带有浓郁的火药味了,代之以它的是“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等中性字眼。

  近日阅读了一本由澳大利亚女学者路易丝·爱德华兹(Louise P.Edwards)用女权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的英文著作《清代中国的男女:〈红楼梦〉中的社会性别》(Men and Women in Qing China:gender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 / Leiden;New York;Kln;Brill,1994),觉得颇有意味。她把完全西式化的现代的纯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最辉煌的古典名著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她是怎样给一位中国古典小姐穿上西式洋装的呢?

  在爱德华兹的著作中,作者并不急于想把曹雪芹的瓜皮小帽换成西式礼帽,而是想量体裁衣,探讨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为什么男权主义的性意识能在中国得到合理化和正常化?”以及“曹雪芹是如何反映他那个时代的性意识的?”

  在用女权主义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时,这位西方女学者发现,尽管曹老先生借宝玉之口感叹“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怎么清白的女儿身一挨男人就变得污浊了呢?”但是他的无意识的男权主义思想又使他赋予王熙凤这样有才干和魄力的女子最后以悲惨的结局:她的经血失调,象征她的败落;她的无子是对她僭越男性的惩罚。这些都是曹雪芹男权主义意识在作怪:女人就是女人,不该在意识中想超越男人。

  在探讨贾府的男女关系时,爱德华兹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一九七二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杰里·沃尔夫出版了《台湾乡村妇女与家庭》一书,向妇女在中国社会中仅仅是受害者的看法提出挑战。在对台湾乡村家庭长期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她提出了“子宫家庭”的新概念。沃尔夫指出,一个女子出嫁后,她在婆家的地位随着生育儿子而产生变化。由于中国家庭中男孩的早期教育多由母亲来承担,因此通过教育,母亲培养起儿子对自己的感情维系,待儿子成长后母亲即可通过儿子来扩大自己在男性统治的家庭中的影响和权力;但是为了巩固自己通过儿子获得的家庭地位,母亲往往又需要以传统的忠孝观来教育儿子,维护儿子在男性中心家庭里的统治地位。这样,这个以母亲为中心的“子宫家庭”在男性统治的家庭运作过程中既巧妙地向男性统治提出了挑战,又巩固了男性统治的传统。这种对妇女在男性中心社会中所起的复杂作用的探讨是早期妇女研究中不常见的,对中国妇女研究者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贾母、王夫人的权威就是通过“母亲”角色获得在男权社会的权力;在另一个方面,这位女学者又提出贾母、王夫人等作为慈母对儿子的溺爱是导致孩子堕落的原因,同时作为制衡作用,父亲以“严父”的角色出现,纠正了“慈母”的教育失衡。在这里,“严父”在道德上高于“慈母”,这是不是曹雪芹的男权无意识的表现呢?女子,总是无德,无远见,是家庭败落的原因。

  这本书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女学者的洞鉴与慧眼,她们一眼看到了中国父权社会的内部,也一眼看见了曹老先生骨子里的男权主义。在这里,我们就不能随便地主观认为用女权主义方法研究中国作品是洋道士穿马褂而已。跳出匡庐看匡庐,确是别有天地的。

  朝鲜汉文小说《训世评话》的发现

  

  ? 陈 辽

  书屋品茗

  一四七三年,朝鲜成宗四年(明成化九年),汉学大家李边(1391——1473),以八十二岁的高龄编撰完成了一部汉文小说《训世评话》,最近已被发现和重新点校出版。

  李边从《孟子》《史记》《列子》《后汉书》《幽冥录》《古今人物志略》《三国志》《晋书》《搜神记》《搜神后记》《南雍州记》《涑水纪闻》《广异记》《幽明录》《河东记》《笑林》《剪灯新话》《儆戒录》《鹤林玉露》《还冤记》等二十多种中国古代典籍及朝鲜世宗时刊行的《三纲行实录》、英祖时翻译的《女范》朝文本中,收集、摘录、编辑了六十则故事,又从朝鲜民间故事中采集了五则,共六十五则,再把它们以当时的汉语改写成“评话”,取名《训世评话》,以此作为对朝鲜人进行汉文、汉语教育的教材。这在中朝文化交流史和朝鲜小说史上是一件大事。一四七三年,成宗曾命令以铸字印行。一四八○年,再次下令出版。一五一八年(中宗十三年,明正德十三年),李边的外曾孙尹希仁在任江原道观察使兼兵马水军节度使时以木刻版出版。但这部汉文小说后来由于朝鲜的战乱终于佚失。中国明、清的文化典籍中也不见这部汉文小说的记载。前些日子,挪威奥斯陆大学艾皓德教授在日本名古屋发现了这部汉文小说,现正进行《训世评话》索引的工作。一九九七年夏天,在法国国家科学院从事中国古小说研究的华人学者陈庆浩先生访问韩国,将这一信息告知了韩国鲜文大学校的朴在渊教授,并随后给朴先生寄去了《训世评话》的复印件。鲜文大学校的翻译文献研究所以最快的速度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出版了由朴在渊先生校点的《训世评话》,于是李边编著的汉文小说《训世评话》方为一部分中外汉学家、小说研究家所知。朴在渊先生寄我一部《训世评话》,这里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想法。

  第一,中国明代后期出版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其后的“觉世”小说,和《训世评话》一脉相通,都以忠孝节义思想教育民众。自觉地以小说训育民众,其始发人为李边,比冯梦龙等人早了二百多年。某些人以为,中国的忠孝节义思想只对中国人有深刻影响,其实不然。从《训世评话》中得知,中国的忠孝节义思想早就远播国外,对周边国家有广泛影响。李边的《训世评话》是以什么思想、什么故事来训导朝鲜人的呢?原来,百分之九十的故事都是宣传中国的忠孝节义,如《文王》《伯夷、叔齐》《姜诗跃鲤》《王曾》《隋侯珠》《乐羊子妻》等等,全都是忠孝节义思想的艺术体现。在李边看来,必须把这些故事以及故事中包孕的忠孝节义思想让朝鲜人众所周知,身体力行,才有益于世道人心,因此他选择了这些故事,并把它们用当时的汉语写成“评话”。实践表明,中国的忠孝节义思想,不只对朝鲜,而且对日本、对东南亚诸国也有相当的影响。

  其次,对“评话”的价值和意义要重新估计。过去,在谈到宋元话本和元至治(1321——1333)年间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时,只说它们对明代小说有影响,殊不知,“平话”(“评话”、“诗话”、“词话”等)这一艺术形式,由于通俗生动,说表俱佳,善于把表达的思想使听众、读者入耳贯心,因此它不仅仅对明代的小说有影响,而且这一艺术形式也为朝鲜、日本等国的文人所接受。李边生于一三九一年(高丽恭让王三年,明洪武二十四年),精通汉学,曾任司译院判官,朝鲜世宗时期,曾三十次访问中国。他对宋元话本,特别是对元至治年间的全相平话五种,不仅有大致的了解,而且有深入的研究,对“平话”这一艺术形式十分喜爱。所以,当朝鲜国王要他撰写新的汉语和汉文教材时,他摒弃了原汉语汉文教材《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后汉》《老乞大》《朴通事》等原来的形式,因为《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后汉》中的内容并不是日常所用的汉语,而《老乞大》《朴通事》则混杂了大量蒙古语,都不能算是纯粹的汉语,于是他决定采用“平话”的艺术形式,文白对照,前边是文言,后边则是运用当时汉语的“评话”。可见李边对“平话”这一艺术形式的重视和熟练掌握。由于《训世评话》的出版、流传,到明代中后期,“评话”已为朝鲜汉学界所耳熟能详。宋元话本和全相平话五种传到日本,“平话”对日本文学也有影响。一三七四年(明洪武七年)前后一经问世便“风行天下”的日本《太平记》,据邱岭先生在一九九七年第十一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太平记〉对三国故事的借鉴》,它是由法胜寺的惠珍上人写出前三十卷后,由“身份低下”但“学问名声颇大”、可能还说唱过故事的小岛法师参考听众(读者)的意见修改、增补而成的。《太平记》对三国故事明显有所借鉴,但它借鉴的不是后出的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而是元代至治年间出版的《三国志平话》。这说明“平话”对日本文学也有影响。

  第三,李边不只重视“评话”的教化作用,而且十分注意“评话”的娱乐性。尽管《训世评话》的“训世”意味很重,但李边选用的故事却不是板着面孔说教,而是本着思想性、可读性、艺术性、娱乐性相统一的精神选取故事,并以汉语编成“评话”,因此很有趣,能吸引读者。为了加强《训世评话》的娱乐性,李边有时直接从《笑林》中采用故事,如《不识镜》,即是突出事例。

  第四,李边在运用“评话”这一形式编著《训世评话》时,大胆创新,将动物题材的故事引入“评话”,这在中国“平话”中是罕见的。在中国的“平话”里,没有专门的以动物故事为题材的独立的“平话”(《西游记平话》中的神猴、神猪,只是借用了猴、猪的一些生活习性,它们并非畜生),而《训世评话》中却有两则“评话”完全是以动物故事为题材的。《借米不均》写一野鸟在大灾荒中饿昏了,向田鼠借粮,借得粮食吃饱了就唱歌。另一只乌鸦得知这一情况也向田鼠借粮,但田鼠不允。乌鸦怨怒,等在洞外谋害田鼠,田鼠出洞,被乌鸦啄死。这则“评话”寓意颇深。《兔与雌熊斗话》写母熊和小熊与兔子斗嘴,兔子失败,表现了熊母子的智慧。至于《蚕马》的故事,原出于《搜神记》,虽然也写了动物(马),但主要是揭露某夫妻俩对马的不守信用,还不能算作典型的动物题材故事。可见李边不只是“评话”的继承者,还是“评话”的革新者,他把动物题材故事编写成“评话”是“评话”发展中的创举!

  第五,李边还把“评话”与朝鲜的国情相结合,把朝鲜的民间传说五则编成“评话”,可谓“评话”的朝鲜化或朝鲜化的“评话”。《都弥妻》写都弥妻的智慧和对丈夫的忠诚。《昔脱解》以朝鲜神话为题材。《金淑女》写金淑女夫死过哀,不食而死,死后与亡夫合葬。《耽罗国》则以朝鲜传说为“评话”。它们的思想和《训世评话》的教化倾向一致,但却具有朝鲜民族的特色,富有朝鲜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可以说李边把“评话”与朝鲜特色相融合了。

  五百多年前,朝鲜大学者李边以《训世评话》宣传中国文化;五百年后,韩国朴在渊教授再以校点本《训世评话》让韩国人认识中国文化,这对于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为己任的中国学者也是一种促进吧!

  关于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 黄一龙

  史海钩沉

  写历史粗好还是细好?朱正先生以此为题在《南方周末》(1998年8月21日)发表文章,举《文汇报》一度变成《教师报》的历史为例,比较粗细两者的得失,认为用粗线条写历史,便于涂上一层情绪化的、倾向性的色彩;写得细一些,才有助于显示出事件的真相。我赞成这个意见,并想补充说,流行的“宜粗不宜细”论,说的只是做政治结论;如果“写”历史也有“宜粗”的时候,那么“研究”历史,则绝对地宜细不宜粗。因为“事件的真相”都还没有弄清,“情绪”也,“倾向”也,不是没有根据了么!

  我想再举一个更“细”因而更被忽略的例子。例子出自朱正先生本人的作品:《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先请朱先生谅我,我这里没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意,看下去就会明白。

  这本书在叙述一九五七年五月反右前夕实行“阳谋”期间:

  毛泽东本人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讲了几句话,其中说:

  “……”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105页)

  朱著对于毛泽东讲话的叙述,除了漏一“和”字外,根据充分。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的通稿和次日全国各报都是这样说的。以后出版的党史著作,也是这样写的。例如《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也引了同样的话,并说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可是,如果要过细地再现历史的话,那么这个“信息”或“动员令”,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团代会代表的地方,是发布得不完全的。那最后的一句话“一切……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并没有讲。

  我是这次会议的代表,我们得到接见的通知时,兴奋之余好多人都准备了便于携带的小记录本。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低头拿出本子记。他讲得不快,而且四川人听湖南话基本没有障碍,所以回来互相对笔记的结果,所记略同。第二天早晨《人民日报》一到,大家争看接见消息,一时都傻了眼。就在消息的附题里,赫然有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看内容,知道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可是对这句话谁都不记得听到过,谁的记录里都没有,而且也仅仅这句话没有!我向同是四川代表的四川大学团委书记黄桂芳说了句:我们回去怎么传达呢?是说我们听见了这句话,还是说毛主席当时没说?她瞪了我一眼,似乎是嫌我多嘴吧,我就不敢再说了。

  这就是“动员令”的一个聆听者亲历的“细”历史。看起来,这则“细”历史与流行的历史,并无多大的差别。第一,毛泽东头天没有讲的话次日出现在报纸上,一定经过他的首肯,或者至少为他追认。也就是说,这当然是他要说的话。第二,这一句话与他说的其他的话并无性质上的区别,没有这句话,也并不表示他赞成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可是如果要讲忠实于历史,那么即使这样细微的区别,也应该能够找到更适当的记述方法。因为无论如何最关键的这句话不是五月二十五日说出来而是五月二十六日印出来的,这是一。说它是“最关键的话”,是因为要构成一个明显的“信息”,或者简直成为“动员令”,有没有此话,在份量上是很不相同的。没有它,只从正面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不仅对于当时众多自以为正在维护党的领导正在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候选右派们,而且对于广大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群众,难以唤起什么特别的感觉;而有了它,至少会使一部分敏感的人,听出某种信号,表示有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正在发生了。这是二。我想这第二条理由,也许就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讲话以后到深夜新闻稿审定以前,促使什么人也许就是讲话者本人决定加上这最后一句话的原因。

  如果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那么就引出一个不算“细”的问题:要是它真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为何发布得这样不成样子——下午说了又嫌不明白,晚上再加一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本人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而它的发端,据学者研究,却早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冬春之间(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就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那么它至迟也在五月十四日开始向党内高层亮底,到二十五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再加上直署毛泽东之名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此文作于五月十五日;而据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六月十二日;在此以前,看到它的大约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中央副主席和彭真及杨尚昆),不公开即秘密的动员正在进行。中央书记处为准备反击右派的最后一次会议,刚在二十五日结束。要是真准备就在当天发令动手,一是不好解释为何内部动员的重头妙计《事情正在起变化》此时尚未向下布置,二是“动员令”为何不经反复斟酌,以致须在几个钟头之内仓促改动。而且按照逻辑,“公开动员令”下达以后,就该“公开”向右派进攻了。可是,进攻却发生在两个星期以后,而且另有一道“公开动员令”,即《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当然是极艰巨的事业,但是即使如此,恐怕也犯不上用两个“公开动员令”来加以推动吧。

  那么,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那个讲话,以及实际上未讲却又补上的那一句话,究竟所为何来?这算不算得一个问题,麻烦史学家们再作研究呢?就我区区所见,倒有一个猜测,那就是此话的“所指”,不是尚待引导“达到顶点”的右派头面人物(须知那时“党天下”之论尚未发表),而是大学里面正在兴高采烈搞“民主广场”、“自由论坛”等等的小右派们。五月十九日下午,北京大学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参加“鸣放”的大字报,几天之间,在首都主要大学形成一股不小的潮流;五月二十三日,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影响更大。这些十来二十岁的孩子们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不懂战略策略阴谋阳谋,也不大懂礼貌,但是他们以伟大五四传统的儿女自命,无所顾忌地向一切在他们看来是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提出挑战,真有一点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味道。他们一腔热血,一脸稚气,居然在大战前夜活蹦乱跳地撞入看来鲜花盛开实则杀机四伏的地雷阵里。须知当初受到邀请“帮助党整风”的,只是“党外人士”,没有娃娃们的份;现在他们不请自来地往口袋里钻,面对这种局面,为即将开始的大战运筹帷幄的伟大战略家,会有何种反应?可以设想的不外两种,一是大喝一声娃娃们滚开,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一是尽可能延缓他们冒冒失失触动机关,一旦时机成熟,就把他们和预定的敌人一起消灭。仅看毛泽东五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不过细查历史,好像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早在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讲过:“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可见他不曾小看娃娃们。不过在准备反击右派的上述三个文件里,眼睛盯着的却主要是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在《事情正在起变化》里,也还认为右派要号召起“大多数学生”是在做梦。在五月十五日起召开的全国团代会上,也无一字提到动员青年“帮助党整风”,说明那时还无把青年引入雷区的计划,使得并不比学生们聪明多少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王亚生在团中央贴大字报批评“当前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去十万八千里。”到了五月下旬,局面却意外地在学校里变得可能失控,以至在六月六日民盟“六教授会议”参加者们的眼中,已到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章伯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能闹大”(费孝通),“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曾昭伦)。于是,在六月八日下发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里,果然不仅十分重视学生,还显著地增加了在全国组织尚未进入地雷阵的学生“向党猖狂进攻”以便加以反击的内容:“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然后在他们中间抓右派。以后执行的结果,是全国高校划出了一大批年轻右派,让他们用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去体会“政治积极性”的苦果;而在有的地方例如我工作所在的四川省,还于一九五七年底大批右派落网以后在若干中学生中“动员鸣放”,鼓励“大吐毒素”,又划出一大批刚刚摘下红领巾的“三四类”学生,不准升学甚至不给工作,让他们当了几十年“编外右派”。这种对青年学生大规模残害的计谋始于何时?我以为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就是它的第一个信号。在这以前,此计看来尚未纳入“阳谋”。北京学生们的捣乱不仅直接干扰预定的战略部署,而且引起了领袖的高度注意。所以乃有上述的讲话和讲话补充,意在使人注意到小右派们的存在,并使很缺规范的他们稍稍冷却一下,以便在有序的状态下把他们引上自己的末路;而且和对待党外人士一样,还是有言在先,不算不教而诛。这当然只是一种揣测,不过无论如何,它和“公开动员令”不是一个意思了。

  从那以后事情的发展来看,那天讲话的即时效果并不显著。根本的问题是小右派们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就在讲话以后,北京大学一篇呼吁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字报(以后被判为右派言论)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恨的冥顽不灵啊!当然,真正认识到此话的深义的人也有,其中一人名叫姚文元。他借此话攻击《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文章,于人民日报的那个“公开动员令”发布后两天就见了报,并且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青睐。这可算是五月二十五日讲话的一个意外果实了。

  贝利亚的用处

  

  ? 蓝英年

  史海钩沉

  一九九八年《百年潮》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万五千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一文,引起不少对苏联历史感兴趣的老同志的震惊,因为这幕多次在国际上掀起波澜的惨剧他们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才读到。卡廷惨案我也是一九八九年才知道的。那年我正在苏联讲学。初冬的一天晚上打开电视,看见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在苏联官员陪同下率领死难者家属在斯摩棱斯克卡廷森林中凭吊波兰将士的亡灵。黑夜里每人手持蜡烛在阴森森的森林中走动。只看到森林荒草,却没见到墓碑。凭吊者便把蜡烛插在白桦树前的草地上。随后又在报刊上读到不少有关上千名波兰军官在苏联惨遭屠杀的材料。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外长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附了一份苏德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字。同年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九月十七日苏联以保护波兰境内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由向波兰发动进攻。波军腹背受敌,无力抵抗,向苏军投降。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作为战俘被押解到苏联,关入劳改营。战俘有通信权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关押在苏联劳改营。但一九四○年以后便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波兰流亡政府多次向苏联政府询问,但均未得到答复。德国人攻占斯摩棱斯克后,在卡廷森林发现八个掩埋尸体的大坑,从尸体的军服和遗留物上确认他们是被苏联处决的波兰军官。纳粹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布布尔什维克的暴行。苏联当即否定,并一口咬定是德国法西斯枪杀的。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被枪杀确认是事实,但他们是被谁杀害的却成为争论的焦点。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苏方提出德军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指控,但被法庭驳回。纽伦堡国际法庭并未做出谁是卡廷惨案凶手的判决。以后这个问题多次被提起,但始终未做出结论。苏联多次断然否定是他们干的,把罪责推给德国法西斯,但西方和波兰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理由是一九四○年斯摩棱斯克尚未被德国人占领,德国人如何能在苏联控制区进行大规模屠杀?直至一九九○年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正式访问苏联时,苏联政府才被迫发表声明:“苏方深表遗憾,卡廷惨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把有关卡廷事件的材料和死难者名单亲手交给雅鲁泽尔斯基时说:“近期新发现的材料,间接地,却无可置疑地证明,半个世纪前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牺牲的数千名波兰公民是贝利亚及其手下人干的。波兰军官的坟墓——旁边苏联人的坟墓出自同一只凶残的手。”戈尔巴乔夫把罪责推给十恶不赦的贝利亚是最便利的开脱,仿佛此事与苏共和苏联政府无关,是新发现的贝利亚的罪行。这是苏联当局推卸责任时惯用的手法。斯大林大清洗时很多党政军要人受到“贝利亚一伙人的迫害”,同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统治所形成的社会体制无关,同其他领导人无关,而贝利亚已得到应有的惩治,没有必要再深究了。但波兰人对苏共总书记的说法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他并未说出全部真情。卡廷惨案并非贝利亚擅自干的,是联共(布)政治局的决定,贝利亚充其量是执行者。对卡廷事件了解得更多一些的波兰人甚至知道不是贝利亚干的。

  《一万五千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为审议内务部的这个报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一九四○年三月五日举行了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同意该部的建议。在报告上签署‘同意’的有政治局全体成员: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令人费解的是这份报告上并无贝利亚的签名。”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贝利亚的签名?简单的解释是一九四○年贝利亚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七大才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组织原则,自然不应同政治局委员一起签署“同意”。但斯大林从不按组织原则办事,只在自己身边小圈子里决定国家大事。他的小圈子经常变化,有时三四人,有时四五人,决定于他在某个时期对某几个人的信任程度。如晚年他只准许政治局委员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参加他的家宴,而不准许同是政治局委员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参加。国家大事也同样是在他饭桌上决定的。第十三次政治局会议就没让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参加。但内务部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上也没有贝利亚的签名。他作为内务部首脑,向政治局呈递报告,却不在报告上签名,确实难以理解。这说明报告不是他写的,而是斯大林让别人写的。斯大林知道贝利亚不同意报告中建议对波兰军官“以特殊方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的提法。贝利亚反对处决波兰军官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从情报中获悉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即德国进攻苏联的秘密代号,战争已迫在眉睫。如果以波兰军官为骨干组成一支军队,将成为红军抵抗德军的友军。诚然如莫洛托夫在《莫洛托夫访谈录》中再三提到的那样,贝利亚绝对服从斯大林,没有斯大林的指示他什么也不敢做,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都敢干。他敢反对处决波兰军官,是因为看出斯大林对如何处置波兰军官尚未拿定主意。

  上文中还有一段话:“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募流散的波兰军官。”一九四○年四月至五月间,根据政治局三月会议,波兰军官通通被处决,怎么一九四一年又释放了“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呢?并还让他组建波兰军队?“在波军素孚众望”对斯大林并非释放理由。这里显然漏掉了某些环节。

  在政治局三月会议前,贝利亚把安德尔斯将军从劳改营接到自己家中。贝利亚儿子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家中多次见到过安德尔斯,这不会是他的编造。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经常找安德尔斯谈话,有时还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安德尔斯在贝利亚家中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但并无表示,说明斯大林尚未做出杀或不杀的决定。贝利亚在试探斯大林的心思,斯大林稍有表示,他会立即把安德尔斯送回劳改营。据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副官叶扎·克利姆科夫斯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在耶路撒冷和罗马写的回忆录,苏联一九四一年八月以后重新组建波兰军队:“安德尔斯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在签订七月条约几个月前便建议普舍兹杰斯基组建波兰军团……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电台广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执行波苏条约,宣布对苏联境内的全体波兰公民实行大赦……据统计,在苏联境内有三万适合服军役的波兰人,组成两个师实在太少了。但传说这只是未来军队的第一部分……”这说明斯大林先举棋不定,后赞成处决波兰军官,四一年后又决定组建波兰军队,因为苏联急需抗拒德军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决定处决波兰军官可能受到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的影响。他的理由是:如果以这批波兰军官为骨干组成一支军队,一旦打败法西斯他们可能夺取政权,那将不是苏联所需要的政权,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民族主义者。那时斯大林已预见波兰将是社会主义国家。说穿了,斯大林担心战后民族主义者在波兰掌权,不听他的话,波兰不一定成为苏联的附庸。贝利亚看出斯大林的犹豫才敢不在内务部的报告上签字,并把执行政治局决议的任务推给伏罗希洛夫,由苏联红军执行。现已查到内务部把波兰战俘移交给军事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上有贝利亚的签名。如果公布击败德国法西斯、解放波兰的苏联红军是枪杀波兰军官的刽子手,实在太不光彩,所以戈尔巴乔夫对雅鲁泽尔斯基说是贝利亚干的,这对不明真相的波兰人既可接受,又维护了苏联红军的名誉,贝利亚的用处便表现出来了。而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不仅看过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仔细研究过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名的那张瓜分波兰的地图。戈尔巴乔夫只讲出一半真情。

  贝利亚对苏联其他领导人同样有用。一九五五年由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负荆请罪,修复两党和两国的关系。赫鲁晓夫对铁托说,苏南关系的破裂完全是贝利亚挑唆的,现在这个恶棍已被处决,苏联已改正错误,两党不应再争吵,还是重新和好吧。铁托听了冷笑一声说:“您想对贵国贵党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这是你们的事。但我清楚,事实并非如此……”铁托认为他们和好的诚意不足,对苏联代表团态度冷淡,谈判进行得很艰巨。众所周知,是斯大林一九四八年六月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因为铁托根据本国实情没照搬苏联的那一套,斯大林便认为铁托不听话,对他百般羞辱,最后竟把他称为“美帝国主义走狗”,铁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同斯大林翻脸。贝利亚对铁托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认为只要南斯拉夫站在苏联一边,向苏联提供港口和机场,不倒向美国,就足够了。至于南斯拉夫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必照搬苏联模式。如南斯拉夫山多,农户住得分散,成立不了集体农庄。斯大林听了很不高兴,骂贝利亚是铁托分子。贝利亚同铁托私交很好。一九四四年铁托司令部被德国人包围,贝利亚冒生命危险乘飞机救出铁托的司令部,其中还有英国派驻铁托司令部的丘吉尔的儿子。斯大林同铁托吵翻后责骂贝利亚,当初何必救他,不如让德国人把他们通通消灭,现在也少了块心病。苏联以至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通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真情,便跟着斯大林骂铁托。但铁托明白破裂的责任在谁,所以对赫鲁晓夫的话报以冷嘲。

  如果把贝利亚比作斯大林豢养的凶狗,斯大林叫他咬谁他就咬谁,大致不错。但他又同斯大林先前豢养的凶狗亚戈达和叶若夫不同,比两位前任有头脑得多,眼光也远大得多。他看出战后斯大林仍一再发动清洗,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在斯大林晚年,他联合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斯大林较量,准备除掉斯大林。贝利亚指使克里姆林宫的女医生季马舒克检举斯大林的保健医生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用错误的治疗方法谋害了高尔基、日丹诺夫等人,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入狱。贝利亚此举是除掉斯大林的保健医生,使年迈的斯大林一旦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促他早死。但没想到斯大林下令逮捕克里姆林宫医院所有医生,说他们通通是外国间谍,制造了“医生事件”反对贝利亚。如果医生都是间谍,主管安全部门的贝利亚的警惕性到哪去了?该当何罪?幸亏几天后斯大林去世,贝利亚等人才保住脑袋。

  贝利亚做过很多坏事,手上沾着无辜者的鲜血,在苏联人民眼中成为凶残的化身,这是不容反驳的历史事实。但并非所有坏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其他领导人也都曾参与过,而他也只是执行者,不是元凶。贝利亚被处决后,苏联历届领导人往往把斯大林和自己的罪责通通推到贝利亚身上,替斯大林推卸责任,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贝利亚成为他们手中的挡箭牌。这便是狗屎堆贝利亚的用处。

  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

  

  ? 余开伟

  史海钩沉

  去年以来,我在编辑谢泳先生的学术专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谢泳在他的这部专著中,以客观、平实的笔触和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系统地介绍、论述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南联大的发展历史,及其所孕育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命运轨迹,其中以四十年代创办《观察》周刊而名闻遐迩的储安平先生最为典型,其命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

  谢泳在这本书中说:“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敢言‘党天下’,而终于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所谓“生死不明”即是历史悬案。而对于储安平的下落和生命结局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就是同一论者在不同时间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这就更使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成为“死结”,显得云遮雾幛,扑朔迷离。

  戴晴在《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一书中,认为他于一九六六年在北京投河自杀。一九九三年《炎黄春秋》第一期刊载王逸馥、邓加荣的文章,猜测储在江苏某地出家。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上发表的《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认为储“被迫落海”。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传记文学》登载徐铸成的文章《我的同乡》,也是“听说他在‘四人帮’最疯狂时,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了。”上述这些说法也都是“猜测”或“听说”,并无具体知情人或见证人,至今未能得到确证。

  如果我们摆脱传言的主观臆断,客观、冷静分析,就会发现上述说法都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试想:一九六八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几经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毒打,遍体鳞伤,在青龙桥跳河自尽未遂又被红卫兵抓回批斗管制,岂能逃到天津塘沽跳海自杀?谁又目击过他在塘沽跳海自杀?既无确凿旁证,此说从何而来?至于说储安平在江苏某寺出家做了和尚,就更属无稽之谈!这种说法大概是受到李自成出家修行,苏曼殊、李叔同遁入空门这类民间传说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试想:“文革”时期举国动乱,“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的风暴席卷中华,储安平这样的“专政对象”根本没有行动自由,怎么可能逃离魔掌,跑到离京遥远的江苏某寺出家崇佛,隐居林下?再说动乱之秋,佛门不静,全国各地寺庙都遭冲击和破坏,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又有哪一个寺庙敢于收留一个像储安平这样来历不明的落难异客?而且,“文革”时期专制统治严于铁桶,当时的公安机关焉能追寻不到储的下落和隐居之处?

  据储安平的公子储望华纪念其父的文章《父亲,你在哪里?》回忆:“父亲失踪,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与作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的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经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到了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那天储望华正要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待向送行的朋友告别坐进汽车前往机场时,忽见他原来所在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他宣布“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储望华沉痛地写道:“在父亲失踪十六年之后,在全国范围上上下下几度调查无结果之后,而在我即将离别多灾多难故土的瞬间,竟以获得父亲的‘死讯’来为我离国壮行送别,心中猛然泛起一种莫可言状的感慨与伤痛……”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在储望华去国离乡远渡重洋这样特殊的时刻,通知其父储安平的“死亡结论”是多么冷酷无情和违悖常理,只说这个“死亡结论”,也是含糊其词、讳莫如深的。既然储安平确已死亡,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到底是自杀身亡,还是虐杀毙命?

  据当时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邓加荣在《寻找储安平》一文中透露:“笔者奉命去寻找,处处碰壁。”如何“处处碰壁?”是哪些部门哪些人在设置障碍?为什么会设置障碍?邓加荣先生虽然语焉不详,但“处处碰壁”四个字却是很令人思索和寻味的。

  那么,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是不是就真的解不开了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认真研读了一些有关储安平生死问题的现存材料,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初步追索,竟意外地获得了一点线索。这个线索是现在湖南省政协工作的雷逸湘先生提供的。

  雷逸湘先生很负责任地告诉笔者,储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雷逸湘先生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即一直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女士。孙毅斌女士原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一结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在北京一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安平一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象。储安平解放前与前妻离婚,鳏居十四年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女士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即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名声、地位丧失殆尽,易女士立即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并已移居美国纽约。储安平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结识了上述这位“四妹”。两人同病相怜,相濡以沫,两颗破碎的心灵碰撞出苦涩的爱情火花,但慑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他们未能结婚,只能暗中来往。四妹将她与储安平这种关系告诉了她的知心好友孙毅斌女士。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四妹忧心如焚,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储安平遭受不测。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四妹与储安平的生离死别,是她心灵难愈的伤痛,也是时代的伤痛。从孙毅斌女士所说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这样的惨剧在“文革”时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和著名电影剧作家海默便是被活活打死的。

  当时的知情人孙毅斌女士和她的“四妹”,现在虽然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如果有关部门想弄清事实,她们人还在,是可以寻访到她们并予以确证的。

  《书屋》1999年第三期

  作者:未知

  青黄杂糅 文章烂兮——一九九八年度《书屋》读书奖推荐意见

  ? 读者来信本刊特稿编者按 :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批评自己刊物的文章或意见,是好的,这点我们很清楚,也做了,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赞扬自己刊物的文章或意见,合不合适,就有点拿不准,总觉得好话还是摇人讲才为好。《书屋》自一九九七年开始设立年度读书奖和读者参与奖,现已进行了两次,两次都得到了许多读者朋友的热情参与和支持。他们纷纷寄来推荐篇目和理由,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正是这些真知灼见促使我们在这里选登了其中的两封来信,尽管这两封来信的读者都因区区一票之差而未能获得一九九八年度读者参与奖,但是他们的认真精神和负责态度以及入情入理的推荐意见却令我们深为感佩。

  编辑同志:结识《书屋》,纯系偶然。一次在友人家闲坐,书桌上零乱掩映之中可见一角青青,已露不俗之态。待抽出来细观全貌,但见一袭乌黑长袍,中央点缀以山水国画,凝重温润,未看内容,便觉翰墨四溢,缕缕书香袭人,恰如琵琶女虽只“转轴拨弦三两声”,就已是“未成曲调先有情”了。这是《书屋》一九九八年五期,封面显示第一篇文章为《毫无目的的残酷》,题目就很独特,翻开一看,就牢牢地抓住了我,一气读完。意犹未尽之余,赶紧按照友人指点,到资料室把九八年的几期全部找出,破例席卷而去,坐卧读之,颇有思致,意趣盎然。思维松弛之际,慢慢品味她精美的美术设计、插图、版式、标题等,也是一种愉悦和享受。商品大潮汹涌之世,像这样拒绝媚俗,绝不“失身”的刊物,遍观南北,恐怕已寥寥无几了。

  《书屋》来自湖南,不知怎的,想起了屈子。湖南曾为楚地,汨罗江是屈子的怀沙投江之所,《九歌》中专有《湘君》《湘夫人》两章,描绘湘水之神。自屈原起,许是湘江山水中遗留下骚人行吟泽畔的足迹,积淀了太多的历代文豪墨客的灵性,《书屋》得人文、江山两相助,也显得超凡脱俗,灵秀可人。读《书屋》,想屈子,尤其想到了那首著名的《桔颂》: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这些句子,或也可以借来形容《书屋》:她孕育于南国,创刊不过三年,年岁尚少,充满活力,从她“绿叶素荣,纷其可喜”的精美外貌,以及“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充实内容,看得出编者是很重视外貌和内美和谐统一的。《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就极其重视内在精神,也很在乎外在修饰之美,自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或“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或“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造成一种“佩缤纷之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的审美效果。这不仅仅是形式美,形式反映内容,内美外修,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书屋》的外修已如上述,那末,它的内美又是什么呢?

  一个刊物是要有自己个性色彩的。初识《书屋》,里面的文章林林总总,青黄杂糅,一时还很难理出头绪,概括出一种特色。但阅读多篇文章以后,就朦胧地有了一种比较一致的感觉,把这感觉丝丝缕缕编织联缀起来,竟能形成一张整体思维之网。觉得这些文章虽作者不同,风格各异,但有些重点文章在思想上却很像出自一人之手,体现出一种前后连贯的人文主义编辑精神。阅读《书屋》,总能感受到她字里行间有一种对人、对正义、对生命本身的眷恋和关注之情,而这种关注又伴随着一种怀疑、批判和反思的色彩,有一种超越狭隘主义的博大的平民主义精神。二者互为表里,使《书屋》往往能触及到人迹罕至的思维深层,得出一些人们心中有而笔下无的结论,而这些看来貌似艰深抽象的思想,恰恰是从简单的人生感受和普通的人性常识出发的。如景凯旋《毫无目的的残酷》(98、5),就有一种震聋发聩的思想力度,这题目虽然出自《动物农庄》的英文版序言,但作者借来分析中国国情的智慧和勇气却令人耳目一新。文章指出,“尽管‘文革’已过去了二十多年,至今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尚处于原初阶段,很少见到真正深刻而有见地的文章”,“四人帮”篡党夺权论、诅咒黄河文明的传统文化论、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本能论等,都已登台亮相,但都是从是非、善恶的角度出发,把一切看成有目的。而作者却认为,“文革”深层的残酷性,恰恰在于它毫无目的,“除了给迫害者带来自视优越的快感外,它的残忍的惟一意义就是毫无意义,这种残酷已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作者这种思想的源头之一,则是“文革”中简单的一幕:作者认识的几个孩子逼迫其老师叫他们“爷爷”,从中找乐,作者写道,“尽管我当时尚小,只是在旁观看,可那情景却使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一直在思索它的内蕴,想弄明白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愈来愈相信,对我来说,惟有这件小事才代表了‘文革’的实质”。这种思索中无疑有一种对“老师”们、对生命本身的深情关切,如果人和生命的尊严能够随意地、毫无目的地被践踏,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也就可知了。如果说人性中有天使也有魔鬼的话,那末,人类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希望他人进地狱的阴暗心理,就是一只随时准备出笼的魔鬼,平时积聚能量,一旦有机会发泄,就会制造出盲目的仇恨和残酷,而“文革”恰恰为这种魔鬼的悲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由此不禁联想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在积聚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险的副产品:溃疡般的大面积贪污腐化,贫富距离加大,无监督的权力急剧商品化……这本是建设现代化大厦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产生的垃圾,而从人性的深层来看,这却与“文革”爆发的群众基础不无联系,如果给人性的卑劣和阴暗提供机会和可能,让毫无目的的魔鬼出笼的话,就会制造新的悲剧和残酷。笔者认为,现在人们深层的思想意识并未比“文革”时进步多少,人们之间许多无缘无故的残忍和仇恨依然存在,只不过制度使其没有释放和发泄的可能。由此,更感觉今天这样一个法制相对健全的社会安定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是多么值得珍惜!一篇好文章总是促人浮想联翩……还是回到作者那儿吧。有时,许多最深刻的思想往往源于最简单的人性感受和生活常识,这一点在文章结尾又体现出来——“就为了一个虚妄的目的,有必要在历史的祭台上献出那么多毫无意义的牺牲吗?”

  无独有偶,紧随其后的文章《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作者单世联/98、5)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记录了另一种残忍,文中同样弥漫着博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百川沸腾,山冢肳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尔基却在《新生活报》上就当时政治形势和文化精神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文章,批评布尔什维克,揭露“罗斯”人的野蛮和残忍。旧制度的分崩离析也意味着一切道德理性、社会规范、文明机制的解体,于是生命中古老而残忍的本能喷涌而出,一切阴暗的生物能量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兽人都已挣脱了文化的锁链,撕碎了披在身上的那一层薄薄的文化的圣衣,无耻地赤裸着身体。”(原引文)在呼啸向前的革命狂飙中,高尔基看到的是人类原始粗野的动物性本能的自由释放,可恶的粗野,病态的残酷,真善美、理性智慧、道德良心、精神创造力、文明素养等均被践踏在地,所谓革命只摧毁了君主专制的外部形式,“但它的灵魂你们却不能消灭,看吧,这灵魂活在你们心中,迫使你们失去了人的形象,而像野兽似的咆哮”。(同上)所幸运的是,这种违反起码人性的红色试验经过八十多年的时间检验后,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而所谓“不合时宜的思想”被证明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思想。在高尔基看来,当然也在作者看来,没有良心、正义和人的尊严,人类是无法生活的,走向自由的人不应当把对人的爱和关心抛到一边。或许又是无独有偶,作者的慨叹与上一篇文章的结尾竟有惊人一致的相似——“但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高尔基的一册小书和一些朴素话语,代价是太大了”。

  在《书屋》里,像这样从基本的、现世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出发去考虑问题,从而绽开精彩思维之花的文章,似乎俯拾皆是,一不小心就能遇到。眼睛扫到王耀文的《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时,仅凭直觉,就知里面有“货”。果然,它从一本人们熟知的小说入手,对影响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反思和再评价。余永泽作为一个坚持自我完善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是想构筑一个爱的巢穴去抵御这个污浊的社会,他身上有一种由理性、自由、美、爱及自知之明所营造出的典雅的学者气质,他不为时代主潮和人为的因素所动,坚守自己的一角清白,因而注定要受到所谓“解放全人类”的时代主流的嘲弄。作者指出,余的立身原则里蕴涵着一种颇具永恒意义的深刻哲理,正如赫尔岑所说的一样:“人如果不要图救世,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而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他的爱情悲剧里已经含有一种先觉性的不祥之兆——“革命如果是以毁坏幸福和爱情为其代价的话,此中的荒谬意味不是不言自明了吗?”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中,余永泽小小的爱情悲剧算得了什么?连呻吟声都听不见,可不幸的是,后来在中国上演的一出出惨绝人寰的悲剧和它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错过了瞬间,就错过了永恒,瞬间和永恒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在王文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那熟悉的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影子,其表达方式是缱绻多情的,而其思想力度又是足以震撼灵魂的——“我想借用沈从文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我只是一个关心生命的人,我不愿意同一个委员长谈什么民间疾苦,而愿意像会明那样和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唱着情歌到河里淘米……我认为永恒如果错过了今生今世,就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了……永恒就在此时此地”。一位诗人说,我们只活三天:昨天,今天,明天。另一位诗人则说:其实只有一天。昨天是今天的过去式,明天是今天的将来时。读时,只觉灵魂里铿然有声,“永恒就在此时此地”——不想在《书屋》里又邂逅体验了这种陌生的熟悉。人来源于自然,组成了社会。自然是生命的家园,社会是放大的个人;自然构成生态环境,社会构成心态环境。关心人、关注生命,必然要关心自然和社会。对自然和社会的关心,是对人的关心的放大。毛志成在《庄子“混沌”解》(98、3)里忧心忡忡:“人类自己却用自己的手为地球、为自己制造了形形色色的‘烟尘’,日益毁灭着一切本原的‘浑沌’存在,最终有可能将人类自己‘窒息’掉。而且,越是‘现代化’,人类所承受的‘负积累’、‘负价值’也就越多。……人类,将一步步走入被渴死的命运。”平明《你的书值得砍树吗?》(98、6)则以一种尖锐的幽默表现出对自然的关切,令人警醒:“一棵有声有色有生命的树变成一堆无灵魂的书,这与森林火灾一样大煞风景,而且还没有那份壮观。看着一堆死书,你会替大树抱憾没能变成山涧里生满青苔的倒木、整齐的地板块和散发着香气的木柴。即使为了这些冤死的魂灵,出版社的大门上也该铭刻那句格言了:‘你的书值得砍树吗?’”而何清涟的《社会良心的呼吁》(98、5)则直指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说到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只是‘一箱子工具’,只注重技术分析的正统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群手持工具的工匠而已,他们无法给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明确的价值取向和人道主义目标,难以成为社会的良心和脊梁。……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性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此外,像王安忆的《接近世纪初》(98、1)、柳鸣九《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98、2)、赵柏田《出生于六十年代》(98、3)、陈坪《我看王小波》(98、3)、龙应台《小城思索》(98、4)、张远山《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98、6)、公刘《独立苍茫》(98、6)等等,也无一不具有这种平民的人文主义精神。

  忧人也好,忧天也好,忧社会也好;质朴也罢,尖锐也罢,深奥也罢,其背后体现的编辑思想却是一致的:关心人,关注生命。影响读者的,不仅是作者的观点,还有编者的思想;文章中凝结的,不仅是作者春蚕吐丝般的劳动,还有编者蜡烛燃烧般的热情。如果说,一篇文章,作者体验的是第一次感动,那么,编者体验的则是第二次感动了。甄别,辨读,筛选,定夺,呼吸吐纳,蜡炬成灰……天下的编辑本是相似的,而一本与书有关的杂志更容易散淡不羁。《书屋》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编辑思想,实属难得,即使如我辈之不才,稍加浏览几篇,也能见出她对人本身的关怀。任何好的刊物都是一个智慧的生命,酿造精神芬芳,启发人类良知,滋润干燥心灵,反观自身丑陋,是对付人类动物性本能中病态的残忍、无知的野蛮的最好武器,甚至能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我觉得,《书屋》做的,无疑包括这方面的工作。

  内美外修,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借用《书屋》的一句话说,这样的刊物,值得砍树。

  下面为本人所推荐的八篇文章:1、王安忆《接近世纪初》(98、1)2、王耀文《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98、2)3、毛志成《庄子“浑沌”解》(98、3)4、龙应台《小城思索》(98、4)5、景凯旋《毫无目的的残酷》(98、5)6、单世联《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98、5)7、张远山《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98、6)8、平明《你的书值得砍树吗?》(98、6)即颂编安!

  刘 畅1998.12.26于南开园一九九八年度《书屋》读书奖推荐书目1、第一期《我何以要写杂文》(冯英子)写杂文是一个危险的行当,其功夫有时不在文字,而是幕后两种力量的较量,台前的人只是看热闹而已。

  2、第二期、第三期《一九九三年日记》(王元化)王元化先生的日记有文化,有历史,有人物,有事件,有湖光山色,有时事点评,有读书心得,有人际往来,洋洋大观,文风自然。

  3、第二期《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王耀文)用革命否定人的多元选择,今天看来的确是不合适的。人有革命的自由,也有不革命的自由,有时候革命也会误入歧途,甚至给大家带来灾难,比如“文化大革命”即是。

  4、第三期《追忆顾准》(丁东)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艰难岁月里的苦苦求索。

  5、第五期《读陈寅恪 想钱钟书》(胡文辉)陈、钱确有可比之处,同时代的两个知识分子,不同性格,不同道路,不同命运,令人深思。

  6、第六期《邓广铭先生与他的精神世界》(欧阳哲生)从邓广铭先生身上看到北大精神。虽不专写“掌故”,但读这些“掌故”,当年老一辈知识分子求学的经历和当时的学术氛围令人神往。

  7、第六期《人间事哪能这么简单》(邢小群、梅娘)梅娘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动荡不安的遭遇。联系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的遭遇,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确值得探讨。

  8、第四期《永远的“歧路”》(周可)办刊议政与做学问很难兼得,胡适办刊议政遭遇是知识分子道路选择中难免的现象,只是他更典型。

  山东滨州地区消防支队政治处 张书忠98.12.23

  知遇之恩

  

  ? 吴祖光

  灯下随笔

  近些年常常不得不怀着满腔悲痛来写一篇篇的悼念文章。我们这些从三十年代兴起的同龄朋友都快到该结束一生事业的时候了,好比是一台大戏,剧中人一个个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就该退出舞台了。

  和我同年代出生,却比我小六个月的曹辛之先生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已经一年过去,我至今保留着他亲手给我的五件珍贵礼物。从年代说起:第一,是一九四六年经他亲自设计,由他主办的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一本神话幻想话剧《牛郎织女》,是那种三十二开方体版本,上端横排剧名的红色美术字,左边直排“四幕幻想剧”和作者名的长仿宋字。轻俏秀美,是我从一九三九年在生活书店出版第一个剧本后至今出版近百种书籍中我自认为最美丽的封面和内部装帧的剧本。第二,是在距话剧《牛郎织女》出版三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八○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三个京剧剧本:《凤求凰》《三打陶三春》《绳伎红娘子》的合集《求凰集》,也是由辛之为我设计的封面,这个封面设计很简练,然而美观大方,深粉红色衬底左上角占三分之一篇幅,一支银色飞翔着的凤凰,右下角一片白色的祥云,线条柔丽,尤其那个银凤是我看见过的最美丽的凤凰。我手边现存的是一九八三年第二次印刷的版本。第三、第四是辛之送给我的两本诗集,一本是一九八一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包括他个人笔名杭约赫的九诗人合集《九叶集》,另一本是仍用曹辛之署名的《最初的蜜——

  杭约赫诗稿》,一九八五年出版,至今也十一年了;两本诗集的装帧、版式、纸张都是第一流的,当然都出自辛之的锦心妙手。最后一件是我更应当永世保存并流传后代的珍物是“丁巳夏”即一九七七年辛之拓赠并裱成拓片的纪念张,上面是辛之手刻的我与凤霞两人的五块石章,我们俩已经用了将近半个世纪了,都盖在我们的画幅和字幅上,还将永远盖下去直到我俩的终老,这真是永世的交情。

  辛之的早年是一个驰名于上海署名杭约赫的热情奔放的诗人,但那时我却和他尚未相识,现在回想至今从未听到过他一字谈诗。五十年来他一贯以装帧和刻印大师的面目出现,谦和、善良、热情、真挚是他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象。

  但是我更应当写的是他对我的“知遇之恩”。这四个字对他、对我或许都不够准确,但我实在找不出更为适当的词语了。

  辛之夫人、赵友兰嫂嫂或许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她会晓得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直到万恶“文革”以后的八十年代,整整三十年当中我所受到的离奇、荒谬、卑劣、无耻的“政治迫害”的形形色色……我只举出两件小事来说说我与辛之的“知遇”。

  一九五七年是我热情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就“文艺领导”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意见,但立即变成了“反党”分子的右派,引起了全“文艺界”以至“举国”的咒骂,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而且祸及父母妻子,在“领导”巨大的压力之下,我妻被迫回了娘家。顷刻之间众叛亲离,陪我在一起的只有我在三年前自己购置的房屋,从上海接来的高年父母和三个年幼的子女。旧时每天宾客盈门,一刹时变得悄无人迹。在这期间,出我意料之外的是竟接到曹辛之兄的电话问候,电话里他的声音是那样热情、友好,充满友谊和关怀,真像在冰谷里得到一盆炉火一样温暖。几天以后,又出我意料之外的妻子忽然回家来了。我问她是谁给你解除禁令放你回来的?妻子告诉我是有一天参加了一次包括戏剧、电影界少数人的聚会,周恩来总理在会后召集了几个人谈话,向妻子问到吴祖光的情况。知道新凤霞被迫住到娘家之后,叫她立即回家。并向在场的一些人说,“你们应当去看看吴祖光”。于是她当晚便回家来了。

  以后的三五天里陆续有几个人来看我。我现在虽然记忆力大大衰退,但却记得清楚,来看我的是:金山、马少波、北影导演伊明、汉剧演员陈伯华是和国务院典礼局长余心清同来的,此后便无人登门了。直到一九五八年初春,北京的冰雪尚未化冻,我们——中央文化系统所属第一批“右派”大军五百人浩浩荡荡乘坐专列火车——“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开赴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极北边疆北大荒。火车开动之前,谁也不知会去何方?去多久?

  人是能受得千般苦、万般苦的,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从发生在“反右”九年以后——以古以来最荒谬、最野蛮、野恶毒、最下流的“文革十年”,我们不是也经受过来了吗?那时候,我们都在风吹雨打之中,倒也说不上谁同情谁、谁关心谁了。何况其中还有一小段没人管的自由日子,从我家——北帅府胡同到辛之家——

  帅府园,不过一箭之地,看到辛之的一家,总是觉得亲切温暖的。直到一位萃华楼国营餐馆的党委书记和另一位工人同志的两家人强行闯入我家,强占了我的西屋三间和南屋三间之后;一天我上街在公共汽车上遇见老朋友京剧小生叶盛兰,他告诉我他自己的居家情况和我相同——占用你家的房子、你家的家具、你家的水、电,还神气活现地欺侮你。他劝我找到房管局,把现住的房屋换住到相应的楼房,关上房门便得一家安居。我采纳盛兰建议以我还住着的十一间北房和东房换到了和平里的两套共四居室的楼房,果然觉得安静了。然而又发生新情况:两个儿子响应“党的号召”,一个去了我曾待过三年的北大荒;另一个作了商店的司机兼售货员,而我又被关进了文化部干校。

  由于父亲在我去北大荒时逝世,家里只剩下我的母亲、妻子和小女儿。和平里的街道主任小冯是个中年女党员、我家的邻居,她来说:

  “你家用不了这么多房间。”继而自己又占住了我家的一间。真不知道我们的中国是个什么世界!

  一九七六年终于结束了血腥遍地的十年苦难“文革”,但是我家灾情惨重,作为万众欢迎喜爱的演员、我的妻子已因疾病和殴打——打人的是她对之施恩过的学生——成为残疾。无比善良的我母亲和岳母、岳父又已相继去世,想到他们生前所受的冤屈和灾难,真叫人痛彻肺肝,但这毕竟是无可挽回的,过去的事了。峰回路转,难以想象的是,当时我的主管领导、中央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崎找我谈话,对我说:“文革十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就会想到老朋友。由于你和党长久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和周总理的友情,在这样的时刻,你是否应当考虑写一个‘申请’呢?”他说的当然是“入党申请”,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自知我远远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而部长对我的恳切的谈话却使我不得不认真对待。我当晚在家里召集了全家的首次家庭会议,说明情况之后,妻子、两个儿子,五分之三的多数一片欣然,都说是过去由于你不是党员,我们受尽了折磨和欺辱,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天,还要商量什么?赶快写申请吧。惟有我那在音乐学院读书的小女儿始终一言不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爸爸入党的话,我没有脸见同学了!”她的话虽出人意外,和部长对党的威信的评价却是一致的。然而女儿的意见是三比一,占了少数,我终于听从多数的意见和不能过拂部长的好意入了党。时间是一九八○年。

  在很多朋友为我的“入党”而向我热烈祝贺的时候,我却始终惶愧不安,原因是我自觉自己远远不符作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条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都和应当具有的水平相距太远,对社会、生活、事物的理解又时常和现实有所分歧。在自我感觉尚无察觉的时候,一九八七年,亦即在我“入党”七年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驾临一个普通党员家里,宣读中央纪律委员会文件,提出六条所谓“错误”,劝其“退党”。话中并含有明显的“不听劝退,即予开除”的意思。

  这位政治局委员是在一九五七年和我初识的,并一九八五年亲笔写信和我“订交”。

  我当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纪委文件中所提出的六条“错误”,前三条均不符事实,后三条引自我的一篇谈戏剧艺术改革的文章,均不能作为劝我退党的理由;但是这位领导同志年长体弱、亲自走上我家四楼,出于对他的尊重和感动,我同意接受“退党”。这实际上解除了入党以来,自己内心感到的不安。

  但是这件事迅速流传于文艺界及我的众多亲友,传闻之快之广,使我十分惊讶;因为几乎在顷刻之间。一九五七年我被打“右派”的往事迅速重演;早已恢复了的高朋满座、贵友盈门的东大桥楼居之家又一下沦为当年的凄凉光景。这在我本是意料之中,倒也能安于闭门思过的生活;无论如何,北大荒“万里投荒”的故事终于不会重现了。但是我家的另一位——我的妻子却受不得这种“突然袭击”和“凄惶”;埋怨我没有用处,她就希望从朋友们身上寻找一些友情的安慰。怎么办呢?她不听我的劝告,一连打了几家电话。然而不幸我的想法都是准确的,接电话的——当然都是她认为的最亲近的朋友——都是冷淡的、无情的、支吾搪塞的,回答她的都是说自己太忙,或即将出门,或说是电话打错了……更使她伤心的,竟没有一个人问到她的丈夫——被“劝退”出党的我,连最有威信的、最为亲热的、亲如手足的都无一例外。在我再三劝告、宽解之下,她含着眼泪把电话挂上了。

  使我俩永世难忘的是:在这一凄凉寂寞的时刻,我们竟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万没想到的,又是多年未见的曹辛之兄的电话。

  辛之在电话里说,他非常挂念我,挂念我们全家。因为我也搬了家,他也搬了家;两家不似当初,离得太远了,见面不容易了。他急于见到我,但是由于这些日子身体不舒服,不能出门,只得打一个电话问好。

  这是多么温暖的问好。寒冷的冬夜,毕竟会出现温暖的太阳。我对那些冷淡的朋友毫无怨怼之意,那决不是他们的无情,恰恰相反,他们、她们都是关心着的,友情如昨,只由于一点:咱们的中国,“政治”的威胁太厉害了,谁也不敢冒“政治”之险!其实,事实证明,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这个敢冒险的,不还是这样?在生活里我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时代毕竟在进步。后来我很快便被邀请出国,直到现在,事情过去了近十年,“改革开放”一切都好。

  唯一使我感伤的是亲爱的辛之已不在人间!但我会想念他,深深地想念他,时刻不忘地想念他,我的亲爱的、善良的、勇敢、无私、无畏的朋友曹辛之。

  “七七”事变六十周年夜十二时于青岛旅次

  中国思想界的三匹野马

  

  ? 丁 东

  灯下随笔

  如果把中国思想界比喻为一个驯马场,真正的活力往往来自场外的野马。在北京的好处,就是有机会与一匹又一匹野马相遇。具有野马基因的思想选手与自然界的野马同样稀罕,如果在我原来生活的太原,可能就更难见到了。

  我见到的第一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林贤治。和他只有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去广州,一次是他来北京。林贤治年龄比我大一些,我没有问他是哪年出生,但我觉得他也是老三届。后来我看介绍文字说,他当过农民,当过乡村医生,没有读过大学。他大约是八十年代初以诗人的角色步入文坛,后来倾心研究鲁迅。近年来,逐渐为读者刮目相看。我和他早就通过信,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七年初,当时他“偏激”的言论就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他说,邵燕祥让他作序。他觉得,邵先生的文章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他知道我是很尊重邵先生的,其实他也很尊重邵先生。在同代作家当中,能够像邵先生那样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偌大中国也找不出几位。否则,林贤治也不会找邵先生一起编《散文与人》。但他对邵先生的文章还是不满意。从内心讲,我得承认林贤治的话有道理。但是,邵先生不是在世外桃源发言,他和我们同样处于不能随心所欲的表达环境。把真话和淡话掺在一块儿,人家还嫌他这杯酒度数太高,如果一点儿淡话都不掺,他的文章还发得出来么?可林贤治不这么看。他就是要以烈酒作标准。淡话说多了,就会成为习惯。有意用淡话包装真话,久而久之,就会把淡话当成真话。林贤治这样苛求邵先生,他自己确实把不掺水的烈酒勾兑了出来,这就是他那篇题为《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邵先生看了以后说,半年以内不会出现更好的文章了。

  林贤治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几次跟我说,你不要迷信“学者”,也不要当什么“学者”;崔卫平把学者和作者进行了区分,在她看来,学者是阐释别人的学问的人,作者才是提出自己的学问的人。这些想法都很有意思。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就是原创性。对于原创性,我们虽不能至,也该心向往之。

  第二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李劼。我认识他其实比林贤治早。他八十年代在华中师大读研究生时,就以青年文学评论家在沪上成名。他原来很可能被训练成学术界的一匹良驹,后来他被逼上梁山,通向教授之路被人为堵塞,他别无选择地成了野马。学院的学者可以是民间思想者,也可以不是,完全看他自己的价值取向。李劼虽然在大学还有教职,但他的价值取向却是民间思想者。

  外人有所不知,一些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问题,都是他率先提出来的。比如八十年代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冲击的“重写文学史”和九十年代波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他提出了问题,又由于某些原因退出了讨论。但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意义。我觉得,这同样适用于评价李劼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李劼一下子推出了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内容已经远远溢出了文学批评的常规格局,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他告别文学批评的一次亮相。如果说,他讨论《红楼梦》还与文学批评有关,那么,他评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晚近历史,评论斯宾格勒、弗洛依德、格瓦拉乃至希特勒等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就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了。有文学界的朋友为李劼放弃轻车熟路的文学批评而到这些陌生的领域肆意驰骋而惋惜,我却十分理解李劼的选择。

  李劼的书与其称之为学者的著作,勿宁说是性情诗人的自言自语。前几年,知识界有人呼吁重建学术规范。这对于端正学风,弘扬正气,抑制那些投机取巧、营营苟苟之徒,在学术界猎取名声以及职称、学位之类的实惠,不无积极意义。但对于李劼来说,这个命题却没有意义。他的自言自语,纯粹是为了表达自我,和世俗的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一肚子真才实学,规范的学问他也不是不会做。但他的表达方式,似乎就是为了超越规范而出现的。如果说,正派、本份的学者,都是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那么,李劼就是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他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另类。你无须认同他的具体观点和结论,但却无法回避他的出现而造成的刺激。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当然值得称道,但如果不是常有个别野马闯入,种群也难免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野马比良驹更重要。

  最后认识的是最年轻的野马余杰。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和余杰深谈,一共和他只匆匆见了两面,一次在《方法》编辑部,一次在国林风书店讨论他的新书《铁屋中的呐喊》。

  如果说,前两位思想者之所以保持野性,是因为被驯马场森严的规矩拒之门外,那么余杰则是因为他开始写作生涯时还没有进入驯马场之内,所以驯马场的规则还没有来得及影响他的表达方式,因而对他没有约束力。他的文字被称为“抽屉文学”,本来就不是为拿到报刊上发表而写作,只是留给自己备忘,至多给二三好友传看。后来朋友资助他油印成小册子,才渐渐流传开来。

  今日之域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类似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的现象。在这种环境中,谁的大脑能较少地受到污染?那就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只有孩子能够一语道破皇帝光着屁股,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维能力,仅仅因为他还没有染上世故。成年人不是看不出皇帝没穿衣服,而是看出来也不敢说,就算有个把人想说出真相,较多的心思都花在了考虑措词的策略上,所以说出来也吞吞吐吐,含而糊之,云山雾嶂。读余杰的文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童言无忌的快意。这种魅力,在老到的作家学者笔下是没有的。要说与他相似的想法,自己也有,惭愧的是,年龄给了我世故,我已经失去了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的能力。

  当然,余杰也面临着四重压力。第一重是意识形态的压力,第二重是商业社会的压力,第三重是学术规范的压力,第四重是朋友目光的压力。我不担心他在前两重压力面前失去自我,但我觉得后两重压力是更大的考验。尤其是朋友们又请你在他的媒体上亮相,又求你收敛思想锋芒,作一些违背初衷的妥协,你还能始终如一地保持野马的品格吗?

  学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

  

  ? 胡绩伟

  书屋品茗

  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68页)

  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的时候,想说的话和该说的话很多很多。

  十年以前,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九十周年时,在湖南长沙举行了一个“刘少奇学术研究讨论会”,我曾经作过一个发言,这篇稿子曾刊登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号的《求是》杂志上,题目是《刘少奇路线异想》。

  这篇文章开头就说:“在十年内乱中批判‘刘少奇路线’,实际上并没有这条路线。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九十周年的学术研究会上,我倒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刘少奇路线’?我有一个奇异的想法:如果真有一个刘少奇路线那就好了,可能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了。下面说说我的问题和想法。”

  这是十年前的一篇文章,看过的人不会多,即使看过,恐怕早就忘记了。所以我还是先抄其中的两段在下面:

  “在强调研究刘少奇的整个革命功绩和革命思想的时候,我有点异想天开,忽然想:如果真有一条刘少奇路线该多好啊!可惜,我们党掌握政权以后的十七年,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个人迷信、家长制、一言堂占了统治地位。党内有不同意见,甚至在最高领导集团中有不同意见,都很难平等讨论,畅所欲言,根本说不上形成不同的意见群,形成派别,当然就更难形成不同的路线了。更何况多年来我们总是对党内的分歧不加区别,把它完全看成非组织活动,也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来镇压,这就更难形成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路线了。”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

  “我想,作为党的历史来研究,作为党的理论来研究,我们从事于刘少奇的革命思想研究的同志们,可不可以考虑,研究一下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它同毛泽东的路线有什么原则分歧?这条路线为什么没有真正形成?这对于改革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究竟有什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想,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具有历史意义,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其实,刘少奇在党内民主和党内斗争方面有很多很精辟的论述,在学习他这些观点时,研究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我想就会显得更加重要。”

  一眨眼,十年就过去了。最近我看到一些内部材料,刊登了一些研究刘少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实际上是对我的提议进行着研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重新学习了刘少奇的有关著作,认为值得特别推荐的是一九五七年四月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反复阐明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肯定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鲜明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

  刘少奇在上海作这个《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前,先到河北等五个省作了调查研究。他在总结了各种“群众闹事”情况后得出的结论认为,利益分配不公道,群众意见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激化起来就闹事。“所以,总起来说,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

  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一般的说法,就是在生活待遇上。干部利用职权在工资、奖金、住房等方面多吃多占,“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干部生活待遇太高了”。在分配上“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他还说过,“我们的干部,实际上享有特权,高级干部特权更严重。”“事实上存在着干部不同于群众的地位、待遇和荣誉”,所以都争着当干部,争着向上爬。他说:“我们现在有脱离生产的道路,却没有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脱离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官僚主义越来越多,脱离群众的危险越来越严重。”他说:我们“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干部,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可是不知不觉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自己分配多了,享受高了”,这就是不尊重社会主义所有制,甚至是违背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在那个年代他就认为我们“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他警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特殊统治阶层”和“新的贵族阶层”。

  老实说,当年的贪污腐化还不是很严重的,刘少奇早就发出取消特权、反对腐化堕落的警告。在“八大”会议上,他说:“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刘少奇分析群众闹事的第一个原因是分配不公,那时普遍存在的是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而贪污腐败还不像现在这样普遍,这样严重。这些年来,铁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刘少奇分析群众闹事的第二个原因是群众意见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而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群众进行打击迫害,激化了矛盾。

  他说:“群众闹事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可以不闹事。因此要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大民主。”

  他还说:“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不作自我批评。”“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

  一九六二年五月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法小组起草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时,就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国民党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他还说:“这几年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行政拘留本来是有严格的时限的,结果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

  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也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他说用这样的“粗暴态度”、“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他说,如果能够切实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及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不会发生闹事的。”

  我认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在对待群众闹事时如何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意见。他说:“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纲领和反革命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

  刘少奇这一独特的分析,一是在性质上肯定:“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二是在处理闹事问题的次序上,先处理人民的问题,如果真有反革命分子,也等处理了人民的问题以后再来处理反革命的问题。

  所以,正像我在纪念他九十诞辰的文章所说的,如果真正能按照刘少奇的思想理论行事,或者说真正按“刘少奇路线”办事,就不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且……

  一九八一年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刘少奇的光辉思想当然应当是“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现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特别提出他关于防止和处理群众闹事的有关论述,理所当然也属于“高举”的范围。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本刊对此文有所删节)

  毛姆的小册子

  

  ? 李 杜

  书屋品茗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的书收了不少:出名的《兰贝斯的丽莎·别墅之夜》《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不怎么出名的《剧院风情》《克雷杜克夫人》《啼笑皆非》,以及百花文艺出版社选编的《毛姆小说集》……这些书都十分了得,印数多,读者多,评论者也多。但我最喜爱的却是两本国内评价不多的小册子:一本叫《在中国屏风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本叫《书与你》(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在中国屏风上》

  那年我乘轮船沿江而上抵达重庆。船过海棠溪,我看到朝天门码头的时候,才真正读懂了这本书。

  当时我就带着这本书。一路上颠来倒去读了好几遍,那篇《山城》,我几乎可以全文背出:“他们说这里‘蜀犬吠日’。这是一座灰色、阴暗的城市,笼罩在雾霭中间,因为它座落在崖石上面。这里有两条江汇合,所以它每边都被水冲洗。但是有一边是被混浊的急流冲刷。崖石像古代单层甲板大帆船的船头,这船似乎为一个奇怪的非自然的生命所拥有,竭尽全力地颤抖;它好像永远在一点上向喧腾的江流中稳步前进。崎岖的山脉把这城市团团围住。”我艳羡一代文豪,寥寥数语,便把一座山城勾勒得如此厚重而又逼真。

  那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是为写一部叫《常芝青传》的书而到此采访。后来我便把上边的这段话抄在其中。我说常芝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来此接管《新华日报》时就想到了这段话,我说:“若干年前,从一本小册子上,他便读到过这座城市。那就是英国作家毛姆二十年代初中国之行后所描述的这座城市。当时也许并不是因为这城市而是因为文字本身的魅力,所以他读后居然便记了下来。”这自然是个虚构,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常芝青是应该读过这本书的。这样的书倘或他竟没有读过,那也未免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虚构了这样一个细节。我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是:早在一九四三年,这本小册子便由胡仲持先生翻译过来,并由开明书店在桂林正式出版。

  当然,我并不知道常芝青是否读过、见过或者找过这个版本,我只知道我自己一直在找而且至今仍未找着。这的确让人遗憾。不过总算还是找到了现在的这个版本:窄三十二开,凡十二万字二百三十五页(初版印数仅6400册),是由陈寿庚先生在毛姆诞生一百一十周年时(1984)精心译出的。

  这是一本记录中国之行所见所闻的纪游体散文集。关于毛姆来华及其具体时间,时下说法不一:一说是一九二○年,一说是一九二一年;记得好像在哪里还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毛姆根本就没到过中国,这部书是他根据别人的讲述写就的。这一论点我当然极不赞成。我曾几次阅读此书,我深信这是没到过中国的人所不可能写出的。不过这年头大家都爱标新立异,招徕视听,因而见多不怪也就不必计较,只要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被否定就行了:这是一部与中国有关的书,最初出版的时间是一九二二年。

  还有一点亦需说说,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a Chinese Screen》,有的书将其译为《中国一览》(如浙江人民版的《天堂之魔——毛姆传》),有的译为《中国剪影》(如海南版的《辜鸿铭文集》),而我所收藏的这个小册子则译为《在中国屏风上》,我觉得这个书名最好,我很喜欢。

  细究起来,我之所以喜欢本书,当然不能说只是因为这个名字,甚至也不能说只是因为它文风素朴,笔力遒劲;我喜欢它,更是由于它写活了当时中国的两类人:一类是“买办”,即官僚;一类是平民,即“苦力”——“他用一种忧郁的中国方式和我谈话。一种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的文化被粗暴地扫荡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生们,正把这种自古以来一代一代建立起来的东西无情地践踏掉,而他们却拿不出东西来替代。他们不爱他们的国家,既不对它信仰,也不尊敬。”“……所有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是一个恶棍。渎职腐化,敷衍塞责,不顾是非曲直……他是个欺诈、残酷、心怀报复和贿赂收买的人。中国之所以衰败到他如此真正为之悲伤的危险地步,肯定有他的一份。”(《内阁部长》)这就是毛姆笔下的官僚买办,其憎恶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与此相反,对于中国的劳苦大众,他则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关切。他写轿夫、挑担苦力、在水里犁田的农民和弯腰折背的纤夫,他说:“当他们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你只去注意那些脸,每一张都是天性善良和坦率无邪的”(《不堪的重负》);“他们无休止地来回上下,同时当人们费劲时也无休止地迸发出他们有节奏的‘唏,噢——啊,嗬’的呼喊。他们打着赤脚和赤膊,脸上汗如雨下,于是他们的歌不过是一种痛苦的呻吟。那是一声绝望的叹息,那是令人断肠的,那是艰苦的人生,那是不过带有音乐性的在无边苦海里的灵魂的呼喊,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的最伤心的啜泣。生活是太艰难了,太残酷了,这是最终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上之歌”。(《江上之歌》)

  我便是在这些文字中,真正地认识了毛姆;亦是在这些文字中,知道了一个作家该有怎样的立场和情感。这些文字常常使我想起现在,想到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哀民生之多艰”的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是怎样一点一点地被侵蚀、被剥离、被冷酷无情地嘲弄和伤害!我们该不该信仰我们的文化?该不该珍视悠久的传统?一个西方人,而且是早在一百年前,便为中国文化的处境忧虑和悲叹,而我们现在的文化人却是如此麻木、冷漠以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应该认真反省的。因而读毛姆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便感慨万分,便常常想起毛泽东说白求恩的那些话。我以为引伸过来说毛姆也是合适的: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文化深表关注或仰慕,对中国人民寄予无限的关切与同情,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书与你》

  这是一本地道的小册子:三十二开本,八十四个页码,全书字数不足六万;书价亦很低,仅九毛钱。时值今日,在一本破书亦动辄二三十元、令读书人深感智商受辱的境况下,翻这样一册价格低廉却又价值高贵的书,不能不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这自然只是现在的感觉。也就是说,当初买书时的感受,肯定并不是这样的。记得初遇此书,是在大同市新华书店的一个小书库里(好像是因为该店当时正整修门面,是在院内的书库营业)。那天运气甚好,在堆放杂乱的书籍中,居然找到了这样一本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只是翻过之后,才觉得这书有两个大的“毛病”:一是没有标明译者姓名;一是在作者署名前的方括号里,赫然写着的是一个“美”字。这使我很耽心:这本册子究竟是不是毛姆的,这个毛姆究竟是不是我所喜爱的那个英国的文豪?好在总算借着书中作者的木刻头像和简短的“内容提要”,我最终确认了这确实是英国毛姆的著作。书的提要说:本书是一本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世界文学入门书,曾连载于美国《星期六晚邮》。又说:作者毛姆是世界名小说家,于一九六一年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勋位”。于是我便买了回来,前前后后,读了许多遍。

  现在我又再读此书。以往并没甚感悟的一段话,这次却异乎寻常地触动了我。这便是提要中的最后的那段话:“当然,作者所持的是西方的文学观点,本书只能提供我们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作参考。”这段话叫我感慨。我想象不出怎样才能让毛姆用中国的文学观点来介绍世界文学、以致避免“只能”“参考”的运命,却可以完全地体味到这段话的周延与圆滑。而这种圆滑,无疑正是八十年代初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在经历了十年文化荒漠之后,国内书界亟需“拿来”却又深怕拿错受批的权宜之计;是当时的人文环境还不甚畅达的必然结果。因而这段话现在读来虽有些荒诞,但却是严肃的和真实的。

  这种现象乃至策略,显然亦是毛姆所不可能知晓的。因而他的著述毫不圆滑。他宣称要“为乐趣而读书”,并极端“个人主义”地强调:“我要坚持的就是,阅读应该是一种享受”;“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批评者。不论学者们对一本书的评价如何,纵然他们众口一致地加以称赞,如果它不能真正引起你的兴趣,对他而言,仍然毫无作用。别忘了批评家也会犯错,批评史上许多大错误往往出自著名批评家之手。你正在阅读的书,对于你的意义,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这道理同样适用于我即将推荐给你的书,如果认为这些对我具有重大意义的书,也该丝毫不差地对你具有同样的意义,那真毫无道理”;“没有人必须尽义务地去读诗、小说或其他可归入纯文学之类的作品。他只能为乐趣而读”。

  不仅如此,毛姆在评价英、美及欧陆文学的四十五位作家及其作品时,亦是相当直率的,有时甚至直率到近乎尖刻。比如他说美国作家根本没伟大到值得美国人那样尊敬;爱默森的散文往往只一发之差就要落到陈腐的窠臼,亨利·詹姆斯性格中隐藏着某些缺点,狄金森只不过是有一点点才气而已;比如他还说夏洛蒂·勃朗特并非是第一流的作家;福楼拜的书调子冷淡而枯涩;笛福没有什么想象力,幽默感也不够……这样说话,显然是要得罪人的。

  由此我想到了时下的国内文坛:批评有病,病就病在率直不够,真话不多;病在被批评者小肚鸡肠、不容说坏,而批评者则八面玲珑,只愿卖好。偶尔有一两个人仗义执言、坦陈己见,便会惹得满身骚气,不是被斥责为恶意中伤,就是被指控为侵犯人权……

  因而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便想,倘或毛姆说的不是美国的狄金森、英国的笛福、法国的福楼拜,而是中国的×××,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我不敢深想。我为此深感悲哀。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夜

  女权·红楼·子宫家庭

  

  ? 帅雯霖

  书屋品茗

  提起女权主义,可能有些男士心里犯嘀咕:嗨,现在的女人越来越厉害,动不动来个“女权主义”什么名头,好给男人们一个下马威。某位男性老师也曾好心告诫我,别太过习用“女权主义”方法,这玩艺容易走火。而其实,“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带有浓郁的火药味了,代之以它的是“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等中性字眼。

  近日阅读了一本由澳大利亚女学者路易丝·爱德华兹(Louise P.Edwards)用女权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的英文著作《清代中国的男女:〈红楼梦〉中的社会性别》(Men and Women in Qing China:gender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 / Leiden;New York;Kln;Brill,1994),觉得颇有意味。她把完全西式化的现代的纯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最辉煌的古典名著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她是怎样给一位中国古典小姐穿上西式洋装的呢?

  在爱德华兹的著作中,作者并不急于想把曹雪芹的瓜皮小帽换成西式礼帽,而是想量体裁衣,探讨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为什么男权主义的性意识能在中国得到合理化和正常化?”以及“曹雪芹是如何反映他那个时代的性意识的?”

  在用女权主义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时,这位西方女学者发现,尽管曹老先生借宝玉之口感叹“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怎么清白的女儿身一挨男人就变得污浊了呢?”但是他的无意识的男权主义思想又使他赋予王熙凤这样有才干和魄力的女子最后以悲惨的结局:她的经血失调,象征她的败落;她的无子是对她僭越男性的惩罚。这些都是曹雪芹男权主义意识在作怪:女人就是女人,不该在意识中想超越男人。

  在探讨贾府的男女关系时,爱德华兹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一九七二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杰里·沃尔夫出版了《台湾乡村妇女与家庭》一书,向妇女在中国社会中仅仅是受害者的看法提出挑战。在对台湾乡村家庭长期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她提出了“子宫家庭”的新概念。沃尔夫指出,一个女子出嫁后,她在婆家的地位随着生育儿子而产生变化。由于中国家庭中男孩的早期教育多由母亲来承担,因此通过教育,母亲培养起儿子对自己的感情维系,待儿子成长后母亲即可通过儿子来扩大自己在男性统治的家庭中的影响和权力;但是为了巩固自己通过儿子获得的家庭地位,母亲往往又需要以传统的忠孝观来教育儿子,维护儿子在男性中心家庭里的统治地位。这样,这个以母亲为中心的“子宫家庭”在男性统治的家庭运作过程中既巧妙地向男性统治提出了挑战,又巩固了男性统治的传统。这种对妇女在男性中心社会中所起的复杂作用的探讨是早期妇女研究中不常见的,对中国妇女研究者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贾母、王夫人的权威就是通过“母亲”角色获得在男权社会的权力;在另一个方面,这位女学者又提出贾母、王夫人等作为慈母对儿子的溺爱是导致孩子堕落的原因,同时作为制衡作用,父亲以“严父”的角色出现,纠正了“慈母”的教育失衡。在这里,“严父”在道德上高于“慈母”,这是不是曹雪芹的男权无意识的表现呢?女子,总是无德,无远见,是家庭败落的原因。

  这本书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女学者的洞鉴与慧眼,她们一眼看到了中国父权社会的内部,也一眼看见了曹老先生骨子里的男权主义。在这里,我们就不能随便地主观认为用女权主义方法研究中国作品是洋道士穿马褂而已。跳出匡庐看匡庐,确是别有天地的。

  朝鲜汉文小说《训世评话》的发现

  

  ? 陈 辽

  书屋品茗

  一四七三年,朝鲜成宗四年(明成化九年),汉学大家李边(1391——1473),以八十二岁的高龄编撰完成了一部汉文小说《训世评话》,最近已被发现和重新点校出版。

  李边从《孟子》《史记》《列子》《后汉书》《幽冥录》《古今人物志略》《三国志》《晋书》《搜神记》《搜神后记》《南雍州记》《涑水纪闻》《广异记》《幽明录》《河东记》《笑林》《剪灯新话》《儆戒录》《鹤林玉露》《还冤记》等二十多种中国古代典籍及朝鲜世宗时刊行的《三纲行实录》、英祖时翻译的《女范》朝文本中,收集、摘录、编辑了六十则故事,又从朝鲜民间故事中采集了五则,共六十五则,再把它们以当时的汉语改写成“评话”,取名《训世评话》,以此作为对朝鲜人进行汉文、汉语教育的教材。这在中朝文化交流史和朝鲜小说史上是一件大事。一四七三年,成宗曾命令以铸字印行。一四八○年,再次下令出版。一五一八年(中宗十三年,明正德十三年),李边的外曾孙尹希仁在任江原道观察使兼兵马水军节度使时以木刻版出版。但这部汉文小说后来由于朝鲜的战乱终于佚失。中国明、清的文化典籍中也不见这部汉文小说的记载。前些日子,挪威奥斯陆大学艾皓德教授在日本名古屋发现了这部汉文小说,现正进行《训世评话》索引的工作。一九九七年夏天,在法国国家科学院从事中国古小说研究的华人学者陈庆浩先生访问韩国,将这一信息告知了韩国鲜文大学校的朴在渊教授,并随后给朴先生寄去了《训世评话》的复印件。鲜文大学校的翻译文献研究所以最快的速度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出版了由朴在渊先生校点的《训世评话》,于是李边编著的汉文小说《训世评话》方为一部分中外汉学家、小说研究家所知。朴在渊先生寄我一部《训世评话》,这里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想法。

  第一,中国明代后期出版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其后的“觉世”小说,和《训世评话》一脉相通,都以忠孝节义思想教育民众。自觉地以小说训育民众,其始发人为李边,比冯梦龙等人早了二百多年。某些人以为,中国的忠孝节义思想只对中国人有深刻影响,其实不然。从《训世评话》中得知,中国的忠孝节义思想早就远播国外,对周边国家有广泛影响。李边的《训世评话》是以什么思想、什么故事来训导朝鲜人的呢?原来,百分之九十的故事都是宣传中国的忠孝节义,如《文王》《伯夷、叔齐》《姜诗跃鲤》《王曾》《隋侯珠》《乐羊子妻》等等,全都是忠孝节义思想的艺术体现。在李边看来,必须把这些故事以及故事中包孕的忠孝节义思想让朝鲜人众所周知,身体力行,才有益于世道人心,因此他选择了这些故事,并把它们用当时的汉语写成“评话”。实践表明,中国的忠孝节义思想,不只对朝鲜,而且对日本、对东南亚诸国也有相当的影响。

  其次,对“评话”的价值和意义要重新估计。过去,在谈到宋元话本和元至治(1321——1333)年间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时,只说它们对明代小说有影响,殊不知,“平话”(“评话”、“诗话”、“词话”等)这一艺术形式,由于通俗生动,说表俱佳,善于把表达的思想使听众、读者入耳贯心,因此它不仅仅对明代的小说有影响,而且这一艺术形式也为朝鲜、日本等国的文人所接受。李边生于一三九一年(高丽恭让王三年,明洪武二十四年),精通汉学,曾任司译院判官,朝鲜世宗时期,曾三十次访问中国。他对宋元话本,特别是对元至治年间的全相平话五种,不仅有大致的了解,而且有深入的研究,对“平话”这一艺术形式十分喜爱。所以,当朝鲜国王要他撰写新的汉语和汉文教材时,他摒弃了原汉语汉文教材《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后汉》《老乞大》《朴通事》等原来的形式,因为《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后汉》中的内容并不是日常所用的汉语,而《老乞大》《朴通事》则混杂了大量蒙古语,都不能算是纯粹的汉语,于是他决定采用“平话”的艺术形式,文白对照,前边是文言,后边则是运用当时汉语的“评话”。可见李边对“平话”这一艺术形式的重视和熟练掌握。由于《训世评话》的出版、流传,到明代中后期,“评话”已为朝鲜汉学界所耳熟能详。宋元话本和全相平话五种传到日本,“平话”对日本文学也有影响。一三七四年(明洪武七年)前后一经问世便“风行天下”的日本《太平记》,据邱岭先生在一九九七年第十一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太平记〉对三国故事的借鉴》,它是由法胜寺的惠珍上人写出前三十卷后,由“身份低下”但“学问名声颇大”、可能还说唱过故事的小岛法师参考听众(读者)的意见修改、增补而成的。《太平记》对三国故事明显有所借鉴,但它借鉴的不是后出的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而是元代至治年间出版的《三国志平话》。这说明“平话”对日本文学也有影响。

  第三,李边不只重视“评话”的教化作用,而且十分注意“评话”的娱乐性。尽管《训世评话》的“训世”意味很重,但李边选用的故事却不是板着面孔说教,而是本着思想性、可读性、艺术性、娱乐性相统一的精神选取故事,并以汉语编成“评话”,因此很有趣,能吸引读者。为了加强《训世评话》的娱乐性,李边有时直接从《笑林》中采用故事,如《不识镜》,即是突出事例。

  第四,李边在运用“评话”这一形式编著《训世评话》时,大胆创新,将动物题材的故事引入“评话”,这在中国“平话”中是罕见的。在中国的“平话”里,没有专门的以动物故事为题材的独立的“平话”(《西游记平话》中的神猴、神猪,只是借用了猴、猪的一些生活习性,它们并非畜生),而《训世评话》中却有两则“评话”完全是以动物故事为题材的。《借米不均》写一野鸟在大灾荒中饿昏了,向田鼠借粮,借得粮食吃饱了就唱歌。另一只乌鸦得知这一情况也向田鼠借粮,但田鼠不允。乌鸦怨怒,等在洞外谋害田鼠,田鼠出洞,被乌鸦啄死。这则“评话”寓意颇深。《兔与雌熊斗话》写母熊和小熊与兔子斗嘴,兔子失败,表现了熊母子的智慧。至于《蚕马》的故事,原出于《搜神记》,虽然也写了动物(马),但主要是揭露某夫妻俩对马的不守信用,还不能算作典型的动物题材故事。可见李边不只是“评话”的继承者,还是“评话”的革新者,他把动物题材故事编写成“评话”是“评话”发展中的创举!

  第五,李边还把“评话”与朝鲜的国情相结合,把朝鲜的民间传说五则编成“评话”,可谓“评话”的朝鲜化或朝鲜化的“评话”。《都弥妻》写都弥妻的智慧和对丈夫的忠诚。《昔脱解》以朝鲜神话为题材。《金淑女》写金淑女夫死过哀,不食而死,死后与亡夫合葬。《耽罗国》则以朝鲜传说为“评话”。它们的思想和《训世评话》的教化倾向一致,但却具有朝鲜民族的特色,富有朝鲜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可以说李边把“评话”与朝鲜特色相融合了。

  五百多年前,朝鲜大学者李边以《训世评话》宣传中国文化;五百年后,韩国朴在渊教授再以校点本《训世评话》让韩国人认识中国文化,这对于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为己任的中国学者也是一种促进吧!

  关于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 黄一龙

  史海钩沉

  写历史粗好还是细好?朱正先生以此为题在《南方周末》(1998年8月21日)发表文章,举《文汇报》一度变成《教师报》的历史为例,比较粗细两者的得失,认为用粗线条写历史,便于涂上一层情绪化的、倾向性的色彩;写得细一些,才有助于显示出事件的真相。我赞成这个意见,并想补充说,流行的“宜粗不宜细”论,说的只是做政治结论;如果“写”历史也有“宜粗”的时候,那么“研究”历史,则绝对地宜细不宜粗。因为“事件的真相”都还没有弄清,“情绪”也,“倾向”也,不是没有根据了么!

  我想再举一个更“细”因而更被忽略的例子。例子出自朱正先生本人的作品:《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先请朱先生谅我,我这里没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意,看下去就会明白。

  这本书在叙述一九五七年五月反右前夕实行“阳谋”期间:

  毛泽东本人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讲了几句话,其中说:

  “……”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105页)

  朱著对于毛泽东讲话的叙述,除了漏一“和”字外,根据充分。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的通稿和次日全国各报都是这样说的。以后出版的党史著作,也是这样写的。例如《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也引了同样的话,并说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可是,如果要过细地再现历史的话,那么这个“信息”或“动员令”,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团代会代表的地方,是发布得不完全的。那最后的一句话“一切……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并没有讲。

  我是这次会议的代表,我们得到接见的通知时,兴奋之余好多人都准备了便于携带的小记录本。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低头拿出本子记。他讲得不快,而且四川人听湖南话基本没有障碍,所以回来互相对笔记的结果,所记略同。第二天早晨《人民日报》一到,大家争看接见消息,一时都傻了眼。就在消息的附题里,赫然有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看内容,知道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可是对这句话谁都不记得听到过,谁的记录里都没有,而且也仅仅这句话没有!我向同是四川代表的四川大学团委书记黄桂芳说了句:我们回去怎么传达呢?是说我们听见了这句话,还是说毛主席当时没说?她瞪了我一眼,似乎是嫌我多嘴吧,我就不敢再说了。

  这就是“动员令”的一个聆听者亲历的“细”历史。看起来,这则“细”历史与流行的历史,并无多大的差别。第一,毛泽东头天没有讲的话次日出现在报纸上,一定经过他的首肯,或者至少为他追认。也就是说,这当然是他要说的话。第二,这一句话与他说的其他的话并无性质上的区别,没有这句话,也并不表示他赞成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可是如果要讲忠实于历史,那么即使这样细微的区别,也应该能够找到更适当的记述方法。因为无论如何最关键的这句话不是五月二十五日说出来而是五月二十六日印出来的,这是一。说它是“最关键的话”,是因为要构成一个明显的“信息”,或者简直成为“动员令”,有没有此话,在份量上是很不相同的。没有它,只从正面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不仅对于当时众多自以为正在维护党的领导正在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候选右派们,而且对于广大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群众,难以唤起什么特别的感觉;而有了它,至少会使一部分敏感的人,听出某种信号,表示有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正在发生了。这是二。我想这第二条理由,也许就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讲话以后到深夜新闻稿审定以前,促使什么人也许就是讲话者本人决定加上这最后一句话的原因。

  如果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那么就引出一个不算“细”的问题:要是它真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为何发布得这样不成样子——下午说了又嫌不明白,晚上再加一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本人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而它的发端,据学者研究,却早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冬春之间(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就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那么它至迟也在五月十四日开始向党内高层亮底,到二十五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再加上直署毛泽东之名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此文作于五月十五日;而据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六月十二日;在此以前,看到它的大约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中央副主席和彭真及杨尚昆),不公开即秘密的动员正在进行。中央书记处为准备反击右派的最后一次会议,刚在二十五日结束。要是真准备就在当天发令动手,一是不好解释为何内部动员的重头妙计《事情正在起变化》此时尚未向下布置,二是“动员令”为何不经反复斟酌,以致须在几个钟头之内仓促改动。而且按照逻辑,“公开动员令”下达以后,就该“公开”向右派进攻了。可是,进攻却发生在两个星期以后,而且另有一道“公开动员令”,即《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当然是极艰巨的事业,但是即使如此,恐怕也犯不上用两个“公开动员令”来加以推动吧。

  那么,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那个讲话,以及实际上未讲却又补上的那一句话,究竟所为何来?这算不算得一个问题,麻烦史学家们再作研究呢?就我区区所见,倒有一个猜测,那就是此话的“所指”,不是尚待引导“达到顶点”的右派头面人物(须知那时“党天下”之论尚未发表),而是大学里面正在兴高采烈搞“民主广场”、“自由论坛”等等的小右派们。五月十九日下午,北京大学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参加“鸣放”的大字报,几天之间,在首都主要大学形成一股不小的潮流;五月二十三日,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影响更大。这些十来二十岁的孩子们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不懂战略策略阴谋阳谋,也不大懂礼貌,但是他们以伟大五四传统的儿女自命,无所顾忌地向一切在他们看来是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提出挑战,真有一点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味道。他们一腔热血,一脸稚气,居然在大战前夜活蹦乱跳地撞入看来鲜花盛开实则杀机四伏的地雷阵里。须知当初受到邀请“帮助党整风”的,只是“党外人士”,没有娃娃们的份;现在他们不请自来地往口袋里钻,面对这种局面,为即将开始的大战运筹帷幄的伟大战略家,会有何种反应?可以设想的不外两种,一是大喝一声娃娃们滚开,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一是尽可能延缓他们冒冒失失触动机关,一旦时机成熟,就把他们和预定的敌人一起消灭。仅看毛泽东五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不过细查历史,好像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早在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讲过:“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可见他不曾小看娃娃们。不过在准备反击右派的上述三个文件里,眼睛盯着的却主要是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在《事情正在起变化》里,也还认为右派要号召起“大多数学生”是在做梦。在五月十五日起召开的全国团代会上,也无一字提到动员青年“帮助党整风”,说明那时还无把青年引入雷区的计划,使得并不比学生们聪明多少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王亚生在团中央贴大字报批评“当前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去十万八千里。”到了五月下旬,局面却意外地在学校里变得可能失控,以至在六月六日民盟“六教授会议”参加者们的眼中,已到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章伯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能闹大”(费孝通),“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曾昭伦)。于是,在六月八日下发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里,果然不仅十分重视学生,还显著地增加了在全国组织尚未进入地雷阵的学生“向党猖狂进攻”以便加以反击的内容:“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然后在他们中间抓右派。以后执行的结果,是全国高校划出了一大批年轻右派,让他们用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去体会“政治积极性”的苦果;而在有的地方例如我工作所在的四川省,还于一九五七年底大批右派落网以后在若干中学生中“动员鸣放”,鼓励“大吐毒素”,又划出一大批刚刚摘下红领巾的“三四类”学生,不准升学甚至不给工作,让他们当了几十年“编外右派”。这种对青年学生大规模残害的计谋始于何时?我以为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就是它的第一个信号。在这以前,此计看来尚未纳入“阳谋”。北京学生们的捣乱不仅直接干扰预定的战略部署,而且引起了领袖的高度注意。所以乃有上述的讲话和讲话补充,意在使人注意到小右派们的存在,并使很缺规范的他们稍稍冷却一下,以便在有序的状态下把他们引上自己的末路;而且和对待党外人士一样,还是有言在先,不算不教而诛。这当然只是一种揣测,不过无论如何,它和“公开动员令”不是一个意思了。

  从那以后事情的发展来看,那天讲话的即时效果并不显著。根本的问题是小右派们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就在讲话以后,北京大学一篇呼吁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字报(以后被判为右派言论)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恨的冥顽不灵啊!当然,真正认识到此话的深义的人也有,其中一人名叫姚文元。他借此话攻击《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文章,于人民日报的那个“公开动员令”发布后两天就见了报,并且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青睐。这可算是五月二十五日讲话的一个意外果实了。

  贝利亚的用处

  

  ? 蓝英年

  史海钩沉

  一九九八年《百年潮》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万五千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一文,引起不少对苏联历史感兴趣的老同志的震惊,因为这幕多次在国际上掀起波澜的惨剧他们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才读到。卡廷惨案我也是一九八九年才知道的。那年我正在苏联讲学。初冬的一天晚上打开电视,看见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在苏联官员陪同下率领死难者家属在斯摩棱斯克卡廷森林中凭吊波兰将士的亡灵。黑夜里每人手持蜡烛在阴森森的森林中走动。只看到森林荒草,却没见到墓碑。凭吊者便把蜡烛插在白桦树前的草地上。随后又在报刊上读到不少有关上千名波兰军官在苏联惨遭屠杀的材料。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外长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附了一份苏德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字。同年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九月十七日苏联以保护波兰境内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由向波兰发动进攻。波军腹背受敌,无力抵抗,向苏军投降。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作为战俘被押解到苏联,关入劳改营。战俘有通信权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关押在苏联劳改营。但一九四○年以后便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波兰流亡政府多次向苏联政府询问,但均未得到答复。德国人攻占斯摩棱斯克后,在卡廷森林发现八个掩埋尸体的大坑,从尸体的军服和遗留物上确认他们是被苏联处决的波兰军官。纳粹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布布尔什维克的暴行。苏联当即否定,并一口咬定是德国法西斯枪杀的。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被枪杀确认是事实,但他们是被谁杀害的却成为争论的焦点。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苏方提出德军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指控,但被法庭驳回。纽伦堡国际法庭并未做出谁是卡廷惨案凶手的判决。以后这个问题多次被提起,但始终未做出结论。苏联多次断然否定是他们干的,把罪责推给德国法西斯,但西方和波兰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理由是一九四○年斯摩棱斯克尚未被德国人占领,德国人如何能在苏联控制区进行大规模屠杀?直至一九九○年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正式访问苏联时,苏联政府才被迫发表声明:“苏方深表遗憾,卡廷惨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把有关卡廷事件的材料和死难者名单亲手交给雅鲁泽尔斯基时说:“近期新发现的材料,间接地,却无可置疑地证明,半个世纪前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牺牲的数千名波兰公民是贝利亚及其手下人干的。波兰军官的坟墓——旁边苏联人的坟墓出自同一只凶残的手。”戈尔巴乔夫把罪责推给十恶不赦的贝利亚是最便利的开脱,仿佛此事与苏共和苏联政府无关,是新发现的贝利亚的罪行。这是苏联当局推卸责任时惯用的手法。斯大林大清洗时很多党政军要人受到“贝利亚一伙人的迫害”,同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统治所形成的社会体制无关,同其他领导人无关,而贝利亚已得到应有的惩治,没有必要再深究了。但波兰人对苏共总书记的说法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他并未说出全部真情。卡廷惨案并非贝利亚擅自干的,是联共(布)政治局的决定,贝利亚充其量是执行者。对卡廷事件了解得更多一些的波兰人甚至知道不是贝利亚干的。

  《一万五千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为审议内务部的这个报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一九四○年三月五日举行了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同意该部的建议。在报告上签署‘同意’的有政治局全体成员: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令人费解的是这份报告上并无贝利亚的签名。”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贝利亚的签名?简单的解释是一九四○年贝利亚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七大才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组织原则,自然不应同政治局委员一起签署“同意”。但斯大林从不按组织原则办事,只在自己身边小圈子里决定国家大事。他的小圈子经常变化,有时三四人,有时四五人,决定于他在某个时期对某几个人的信任程度。如晚年他只准许政治局委员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参加他的家宴,而不准许同是政治局委员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参加。国家大事也同样是在他饭桌上决定的。第十三次政治局会议就没让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参加。但内务部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上也没有贝利亚的签名。他作为内务部首脑,向政治局呈递报告,却不在报告上签名,确实难以理解。这说明报告不是他写的,而是斯大林让别人写的。斯大林知道贝利亚不同意报告中建议对波兰军官“以特殊方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的提法。贝利亚反对处决波兰军官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从情报中获悉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即德国进攻苏联的秘密代号,战争已迫在眉睫。如果以波兰军官为骨干组成一支军队,将成为红军抵抗德军的友军。诚然如莫洛托夫在《莫洛托夫访谈录》中再三提到的那样,贝利亚绝对服从斯大林,没有斯大林的指示他什么也不敢做,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都敢干。他敢反对处决波兰军官,是因为看出斯大林对如何处置波兰军官尚未拿定主意。

  上文中还有一段话:“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募流散的波兰军官。”一九四○年四月至五月间,根据政治局三月会议,波兰军官通通被处决,怎么一九四一年又释放了“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呢?并还让他组建波兰军队?“在波军素孚众望”对斯大林并非释放理由。这里显然漏掉了某些环节。

  在政治局三月会议前,贝利亚把安德尔斯将军从劳改营接到自己家中。贝利亚儿子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家中多次见到过安德尔斯,这不会是他的编造。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经常找安德尔斯谈话,有时还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安德尔斯在贝利亚家中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但并无表示,说明斯大林尚未做出杀或不杀的决定。贝利亚在试探斯大林的心思,斯大林稍有表示,他会立即把安德尔斯送回劳改营。据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副官叶扎·克利姆科夫斯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在耶路撒冷和罗马写的回忆录,苏联一九四一年八月以后重新组建波兰军队:“安德尔斯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在签订七月条约几个月前便建议普舍兹杰斯基组建波兰军团……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电台广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执行波苏条约,宣布对苏联境内的全体波兰公民实行大赦……据统计,在苏联境内有三万适合服军役的波兰人,组成两个师实在太少了。但传说这只是未来军队的第一部分……”这说明斯大林先举棋不定,后赞成处决波兰军官,四一年后又决定组建波兰军队,因为苏联急需抗拒德军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决定处决波兰军官可能受到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的影响。他的理由是:如果以这批波兰军官为骨干组成一支军队,一旦打败法西斯他们可能夺取政权,那将不是苏联所需要的政权,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民族主义者。那时斯大林已预见波兰将是社会主义国家。说穿了,斯大林担心战后民族主义者在波兰掌权,不听他的话,波兰不一定成为苏联的附庸。贝利亚看出斯大林的犹豫才敢不在内务部的报告上签字,并把执行政治局决议的任务推给伏罗希洛夫,由苏联红军执行。现已查到内务部把波兰战俘移交给军事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上有贝利亚的签名。如果公布击败德国法西斯、解放波兰的苏联红军是枪杀波兰军官的刽子手,实在太不光彩,所以戈尔巴乔夫对雅鲁泽尔斯基说是贝利亚干的,这对不明真相的波兰人既可接受,又维护了苏联红军的名誉,贝利亚的用处便表现出来了。而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不仅看过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仔细研究过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名的那张瓜分波兰的地图。戈尔巴乔夫只讲出一半真情。

  贝利亚对苏联其他领导人同样有用。一九五五年由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负荆请罪,修复两党和两国的关系。赫鲁晓夫对铁托说,苏南关系的破裂完全是贝利亚挑唆的,现在这个恶棍已被处决,苏联已改正错误,两党不应再争吵,还是重新和好吧。铁托听了冷笑一声说:“您想对贵国贵党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这是你们的事。但我清楚,事实并非如此……”铁托认为他们和好的诚意不足,对苏联代表团态度冷淡,谈判进行得很艰巨。众所周知,是斯大林一九四八年六月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因为铁托根据本国实情没照搬苏联的那一套,斯大林便认为铁托不听话,对他百般羞辱,最后竟把他称为“美帝国主义走狗”,铁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同斯大林翻脸。贝利亚对铁托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认为只要南斯拉夫站在苏联一边,向苏联提供港口和机场,不倒向美国,就足够了。至于南斯拉夫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必照搬苏联模式。如南斯拉夫山多,农户住得分散,成立不了集体农庄。斯大林听了很不高兴,骂贝利亚是铁托分子。贝利亚同铁托私交很好。一九四四年铁托司令部被德国人包围,贝利亚冒生命危险乘飞机救出铁托的司令部,其中还有英国派驻铁托司令部的丘吉尔的儿子。斯大林同铁托吵翻后责骂贝利亚,当初何必救他,不如让德国人把他们通通消灭,现在也少了块心病。苏联以至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通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真情,便跟着斯大林骂铁托。但铁托明白破裂的责任在谁,所以对赫鲁晓夫的话报以冷嘲。

  如果把贝利亚比作斯大林豢养的凶狗,斯大林叫他咬谁他就咬谁,大致不错。但他又同斯大林先前豢养的凶狗亚戈达和叶若夫不同,比两位前任有头脑得多,眼光也远大得多。他看出战后斯大林仍一再发动清洗,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在斯大林晚年,他联合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斯大林较量,准备除掉斯大林。贝利亚指使克里姆林宫的女医生季马舒克检举斯大林的保健医生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用错误的治疗方法谋害了高尔基、日丹诺夫等人,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入狱。贝利亚此举是除掉斯大林的保健医生,使年迈的斯大林一旦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促他早死。但没想到斯大林下令逮捕克里姆林宫医院所有医生,说他们通通是外国间谍,制造了“医生事件”反对贝利亚。如果医生都是间谍,主管安全部门的贝利亚的警惕性到哪去了?该当何罪?幸亏几天后斯大林去世,贝利亚等人才保住脑袋。

  贝利亚做过很多坏事,手上沾着无辜者的鲜血,在苏联人民眼中成为凶残的化身,这是不容反驳的历史事实。但并非所有坏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其他领导人也都曾参与过,而他也只是执行者,不是元凶。贝利亚被处决后,苏联历届领导人往往把斯大林和自己的罪责通通推到贝利亚身上,替斯大林推卸责任,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贝利亚成为他们手中的挡箭牌。这便是狗屎堆贝利亚的用处。

  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

  

  ? 余开伟

  史海钩沉

  去年以来,我在编辑谢泳先生的学术专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谢泳在他的这部专著中,以客观、平实的笔触和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系统地介绍、论述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南联大的发展历史,及其所孕育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命运轨迹,其中以四十年代创办《观察》周刊而名闻遐迩的储安平先生最为典型,其命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

  谢泳在这本书中说:“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敢言‘党天下’,而终于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所谓“生死不明”即是历史悬案。而对于储安平的下落和生命结局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就是同一论者在不同时间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这就更使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成为“死结”,显得云遮雾幛,扑朔迷离。

  戴晴在《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一书中,认为他于一九六六年在北京投河自杀。一九九三年《炎黄春秋》第一期刊载王逸馥、邓加荣的文章,猜测储在江苏某地出家。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上发表的《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认为储“被迫落海”。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传记文学》登载徐铸成的文章《我的同乡》,也是“听说他在‘四人帮’最疯狂时,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了。”上述这些说法也都是“猜测”或“听说”,并无具体知情人或见证人,至今未能得到确证。

  如果我们摆脱传言的主观臆断,客观、冷静分析,就会发现上述说法都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试想:一九六八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几经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毒打,遍体鳞伤,在青龙桥跳河自尽未遂又被红卫兵抓回批斗管制,岂能逃到天津塘沽跳海自杀?谁又目击过他在塘沽跳海自杀?既无确凿旁证,此说从何而来?至于说储安平在江苏某寺出家做了和尚,就更属无稽之谈!这种说法大概是受到李自成出家修行,苏曼殊、李叔同遁入空门这类民间传说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试想:“文革”时期举国动乱,“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的风暴席卷中华,储安平这样的“专政对象”根本没有行动自由,怎么可能逃离魔掌,跑到离京遥远的江苏某寺出家崇佛,隐居林下?再说动乱之秋,佛门不静,全国各地寺庙都遭冲击和破坏,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又有哪一个寺庙敢于收留一个像储安平这样来历不明的落难异客?而且,“文革”时期专制统治严于铁桶,当时的公安机关焉能追寻不到储的下落和隐居之处?

  据储安平的公子储望华纪念其父的文章《父亲,你在哪里?》回忆:“父亲失踪,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与作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的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经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到了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那天储望华正要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待向送行的朋友告别坐进汽车前往机场时,忽见他原来所在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他宣布“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储望华沉痛地写道:“在父亲失踪十六年之后,在全国范围上上下下几度调查无结果之后,而在我即将离别多灾多难故土的瞬间,竟以获得父亲的‘死讯’来为我离国壮行送别,心中猛然泛起一种莫可言状的感慨与伤痛……”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在储望华去国离乡远渡重洋这样特殊的时刻,通知其父储安平的“死亡结论”是多么冷酷无情和违悖常理,只说这个“死亡结论”,也是含糊其词、讳莫如深的。既然储安平确已死亡,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到底是自杀身亡,还是虐杀毙命?

  据当时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邓加荣在《寻找储安平》一文中透露:“笔者奉命去寻找,处处碰壁。”如何“处处碰壁?”是哪些部门哪些人在设置障碍?为什么会设置障碍?邓加荣先生虽然语焉不详,但“处处碰壁”四个字却是很令人思索和寻味的。

  那么,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是不是就真的解不开了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认真研读了一些有关储安平生死问题的现存材料,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初步追索,竟意外地获得了一点线索。这个线索是现在湖南省政协工作的雷逸湘先生提供的。

  雷逸湘先生很负责任地告诉笔者,储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雷逸湘先生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即一直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女士。孙毅斌女士原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一结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在北京一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安平一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象。储安平解放前与前妻离婚,鳏居十四年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女士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即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名声、地位丧失殆尽,易女士立即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并已移居美国纽约。储安平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结识了上述这位“四妹”。两人同病相怜,相濡以沫,两颗破碎的心灵碰撞出苦涩的爱情火花,但慑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他们未能结婚,只能暗中来往。四妹将她与储安平这种关系告诉了她的知心好友孙毅斌女士。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四妹忧心如焚,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储安平遭受不测。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四妹与储安平的生离死别,是她心灵难愈的伤痛,也是时代的伤痛。从孙毅斌女士所说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这样的惨剧在“文革”时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和著名电影剧作家海默便是被活活打死的。

  当时的知情人孙毅斌女士和她的“四妹”,现在虽然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如果有关部门想弄清事实,她们人还在,是可以寻访到她们并予以确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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