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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盗墓传奇》作者: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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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盗墓传奇》作者:岳南

序章僵尸复活

  僵尸复活(1)

  西晋泰始二年(266年)春,原魏国一个叫吴纲的南蛮校尉,在安徽寿春地方突然遇到一个东吴的老汉。二人一见面,老汉惊奇地打量着吴纲说:“你的身材相貌很像长沙王吴芮呀!只是个头稍矮了点。”吴纲听后大惊,说:“吴芮乃是我16世先祖,已经死了400多年了,你怎么看得出我的相貌像他呢?”老汉说:“实不相瞒,40年前,东吴在临湘(今长沙)欲修孙坚庙,因缺乏木材,就挖了长沙王吴芮的墓,取出棺椁作为建庙的材料。当时我参加了掘墓之事,当棺椁打开后,曾亲眼看见吴王的尸体面目如生,衣帛完好呢!”

  吴纲听罢,甚是惊奇,对老汉道:“尸体衣服既完好,有没有改换个地方埋葬啊?”老汉答:“换地方埋葬了。”

  以上这个故事的来源散见于多处,正史、野史、地方志、族谱等典籍多有记载。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湘水注》中,引郭颁《世语》说过此事,原文曰:

  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发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

  据传,长沙王吴芮墓初开,群盗兴奋,当夜而抵其椁,有一头目引火向前探查,四五壮汉挥臂弄锹揭掀盖板。忽椁内气出,吱吱作毒蛇昂头吐信示威状。烟过之处,有臭味散开。少倾,墓穴深处轰然一声,其气与烟火相触而燃,火球突起,窜出丈余,墓穴如同白昼,并伴有轰轰之声如响雷。群盗趋避不及,棉衣被火,势同燃球,仆地不起,号啕悲呼。墓穴之外众贼惊骇,急用泥沙泼砸着火之身,又急呼于墓中泥水处打滚儿。刹那间,穴内哀号连连,被火盗贼跳跃腾挪,势同群魔乱舞,夜鬼飘荡。火势渐小,被火者周身黧黑,面部胸前几无完肤,呼号声中双臂抠地,卷缩蠕动,气脉衰竭,奄奄一息。

  待内棺开启,只见吴芮锦被覆身,面色如生,须发皆整,如同睡眠,隐隐有打鼾之声,众盗大骇。为首者率三五壮士向前探视,见死者仪态容颜完好如世人,不由称奇,以为有神相助,遂命人将外部大片椁板拆除,以取木材立庙。内棺原封不动,告知其亲近后人复葬其棺。

  吴芮后世亲近者见告,相约族中三五名望之辈急趋前来,时群盗已遁,墓穴狼藉不堪,椁木、珍物已空,只有一无盖彩棺孤立于中央。众人立于棺前验看尸身,商讨埋葬办法。寻思间,一阵阴风吹过,棺前立者顿感脸色发麻,如同扬沙掷于面部,身前的木棺如河中小船开始摇晃,众人骇怪,疑有鬼怪作祟。怔愣间,猛听棺身咣的一声响动,一块五彩锦衣丝锻腾空而起,缥缈冲天。继而,死者从棺中奋起,扬臂摇身,瞪眼张目,高声呼曰:“这一觉睡得好长呵,此处不可久留,快送我回瑶里老家去也!”言毕,尸身如僵木,向后一抑,啪的一声摔于棺中没了动静。众人望之,呆若木鸡,如在梦境。待回过神儿来,知是吴王鬼神附体,特留遗言,为自己安排后路。眼望墓穴之惨状,遥想当年吴氏家族之荣光,如今凄凉之景况,悲不自制,众皆伏地而泣。

  为了却吴王心愿,吴芮灵柩被后世亲近者从墓穴内取出,由长沙迁葬至其出生之地——浮梁瑶里,秘密葬于五股尖仰天台下一个岩洞深处。为防贼人再次盗掘破坏,分别在休宁、婺源、浮梁、高岭等四处修建了衣冠冢(今安徽休宁、江西景德镇一带),吴氏宗族族谱画有仰天台地貌图,标注了“吴王墓在五股尖山脉”等语。现遗迹尚存。

  一代名王吴芮之冢被盗掘,连同后世子孙吴纲与东吴老汉巧遇之事,被称为中国盗墓史上第一奇事而为世人津津乐道,同时也为现代考古学家研究楚地汉代陵墓制度,以及古尸防腐术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参照系谱。

  关于长沙王吴芮的经历,史料多有记载。此人据说是吴王夫差的后代,生于瑶里,在秦朝时为番阳县令,号为番君,颇为当地百姓及江湖志士敬慕。当陈胜、吴广等一帮农民兄弟扛着用木头杆子和被单褥罩做成的黄龙大旗,高喊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造反起事时,吴芮审时度势,亦率一帮生死弟兄开始与秦王朝划清界线,面南称孤,自立为王。未久,与最有实力的造反英雄项羽结成联盟,被项羽正式封为衡山王。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演变,吴芮见风驶舵,转降刘邦,并在楚汉战争中立下了卓越战功。汉高祖已亥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已定,吴芮被刘邦封为长沙国王。

  此时的长沙国是汉初分封的诸侯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西汉以前的长沙国只是秦时的一个郡,秦之前则属于楚国的地盘。虽然此次由郡改国,在汉中央朝廷的诏令中明确规定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等五地都归长沙国管辖,并将湘县(今长沙)改名临湘县,以作为长沙国国都。但当时的豫章实属以英布为国王的淮南国,而象郡、桂林、南海等三地则被独霸一方的南越王赵佗所占,吴芮实际掌管的范围仅长沙一郡,约为湘江河谷平原的十三县之地。据做过长沙王太傅的贾谊于公元前174年上书说,汉初的长沙国民户只有二万五千,按《汉书·地理志》上的长沙国户口比例推算,那时的人口数约为十一二万左右。由此看来这是个较小的王国。

  虽然长沙国国小人少,却夹在汉朝廷所属领地与南越诸国之间,是阻挡百越诸侯进攻汉中央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当年吴芮如何带兵打仗,并以开国功臣之声威被封为第一代长沙王,史料中很少记载,但其军事实力有史可鉴。刘邦和吕后对功高盖主的异姓王并不放心,做梦都想清除掉,萧何曾对刘邦说过,要灭吴芮,倾全汉之兵再战一纪(六十年)尚难。对此,狡诈多谋的刘邦于无可奈何中,又委派了一位楚地出生,名叫利苍的亲信出任长沙国丞相,以监视和控制长沙国王吴芮,同时监视百越之地诸侯国的异常动静,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行动。

  意想不到的是,吴芮于封长沙王的当年即一命呜呼了。一个无病无灾的显赫王公莫名其妙地撒手归天,留下了一大堆历史谜团。坊间说法有二:一为行军死于营中说。因当时边陲未定,吴芮为长沙王后,刘邦诏令其率兵去安定福建,行至金精山一带(今江西宁都县西北15里石鼓山),不堪劳累,身染沉疴,中途病逝,死后谥文王。另一种说法是刘邦密诏长沙国丞相利苍将其用毒药害死。两种说法皆无过硬的证据支撑,到底谁是谁非,或者二者皆非,不好妄下论断。班固在《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对吴芮之死只是一笔带过,并未提及死因,文中说:“项籍死,上以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汉初刘邦共封8位异姓王,后来7王皆反,旋被翦灭,唯吴氏长沙国忠于汉室,共历5代,以无嗣而国除。因而班固赞称吴氏“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

  吴芮在位时,为政以德,颇得民心,死后臣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光绪《旧府志》载:吴芮墓遗址“在北门外祀汉长沙王吴芮。今此门外大道旁菜园内有极小之庙即其地。”传说吴芮墓高22米,墓旁立一祀庙,叫吴王庙。吴王墓遗址流传到今,大概是人们追念其功德所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称:“临湘县北有吴芮墓,广逾六十八丈,登临写目,为廛郭及佳憩也。”郦道元所见之景象,离吴芮墓被掘已过去了约250年,遗留的当是一个空土堆而已。

  至于郦道元引《世语》故事中提到的那位吴纲,历史上确有其人,并一度任诸葛诞长史,著名的《三国志》两次提到过他的名字、身份和在群雄争霸中所扮演的角色。《魏书·诸葛诞》中,作者陈寿在论及魏国大将、琅琊阳都人诸葛诞谋反时,曾云:“甘露元年冬,吴贼欲向徐堨,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征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琳,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俱来应诞。以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三国志·吴书·孙亮》篇也有记载:“(太平二年)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以淮南之众保寿春城,遣将军朱成称臣上疏,又遣子靓、长史吴纲诸牙门子弟为质。……三年春正月,诸葛诞杀文钦。三月,司马文王克寿春,诞及左右战死,将吏已下皆降。”这一记载道出了魏国叛将诸葛诞与部下吴纲等人的命运。

  陈寿作《三国志》约130余年后,刘宋文帝命裴松之作《三国志注》,裴氏本着“鸠集传记,增广异闻”的精神,于诸葛诞传中吴纲姓名后,专门征引郭颁的《世语》作为“异闻”趣事增补其中。引文曰:

  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砖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后豫发者见吴纲,曰:“君何类长沙王吴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

  裴氏与郦道元所引皆为同一作者所说的同一件事,但稍有出入。就年代先后而言,裴氏与郭颁几乎同处一个时代,著成《三国志注》的时间比郦道元的《水经注》早几十年,所引当更接近《世语》本意。但有一关键之处恐怕不及郦道元准确,这就是发冢之目的是为“取木”还是“以其砖”的问题。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凡长沙一带的西汉贵族墓葬,皆为竖穴木椁墓,即挖一个大土坑,在坑底用上等方木搭成椁室,然后放入木棺,棺的层数以墓主生前的身份而定。坑内几乎无一砖一石,与后来明清券洞式墓葬大为不同。此点当是裴氏之误。

  既然长沙王吴芮与长史吴纲在史上确有其人,关于墓冢被掘以及寿春奇遇是否属实,真实的成分又有多少,自《世语》披露之后,遂成为后世好事者长期探究的一个谜团。

  长沙王吴芮死于公元前202年并葬于长沙城北,此点并无疑问。史载,长沙之地被东吴占领后,孙权确实曾仿照过曹操的做法,令人在此盗掘过王侯贵族的墓葬,获取奇珍异宝和大量木材。同时派出亲信爱将率五千精兵翻越九嶷山,前往南越故国掘冢盗墓,追索南越王赵佗之穴。从《世语》记载看,长沙王吴芮墓被掘应在黄初六年或七年,即公元225年或226年,也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当上皇帝后即将死亡的最后一二年(丕在位七年崩,年号遂绝)。上距高祖五年,相距420多年。那个曾参与掘墓的东吴老汉,在相隔了40多年,也就是到了司马氏家族篡权,司马炎登基称帝的第二年,还能看出吴芮的第十六代孙跟死者面貌身材相同与差异之处,则未免有些夸张和编造之嫌。是否老汉早已闻知吴纲乃长沙王之后而故意有此说,后人不得而知。所知者,作为吴芮的尸身及衣物被埋葬于“广逾六十八丈”的墓穴内,棺椁开启时,“容貌衣服并如故”或“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并非空穴来风,当是极有可能的。就在那位东吴老汉与南蛮校尉吴纲寿春对话的1700年之后,湖南长沙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马王堆西汉墓葬中一具“面目如生”的女尸横空出世。极富历史趣味和巧合的是,这位叫辛追的墓主人生前与长沙王吴芮相识,或者亲自给吴芮敬过酒、送过肉也极其可能,因为墓主的丈夫就是汉高祖刘邦派往长沙国秘密监视吴芮的第一任丞相利苍。

  1972年初夏,解放军366医院在长沙东郊五里牌外一个叫马王堆的土包下挖掘防空洞,意外发现了一个喷气、冒火的洞穴。湖南省博物馆得到报告后,派人勘察,断定是一座古墓,遂上报发掘。从1972年夏季开始,至1974年元月,野外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在发掘过程中,由于墓葬宏大与出土文物之多之精,先后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以及文化文物考古界郭沫若、王冶秋、夏鼐等负责人的密切关注,周恩来对墓葬的发掘与文物保护曾先后做过五次批示。通过考古发掘得知,此处是由三座古墓组成的家庭墓葬,墓主分别是西汉初年的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与他的夫人辛追、儿子利豨。三座汉墓分别出土了表明墓主身份的印章与大批漆木器、丝织品与帛书、帛画和部分铜器。特别是在最早发掘的一号墓中,轪侯夫人辛追的尸体保存完整,身体肌肉有弹性,关节可以弯动,皮肤摸上去手里有油腻感。经国家专门组织各方面的医学专家进行解剖、检测,发现葬入地下2000多年的轪侯夫人,内脏保存异常完整,动脉粥样斑块病变清清楚楚,体内绝大部分细胞、细胞膜、细胞核,包括一部分神经组织,如人体最容易消失、医学上称为迷走神经丛的一种神经组织,皆历历可见。这位贵夫人死前吃下的138粒半形态饱满的甜瓜籽尚未消化,皆完好无损地保存于胃囊中(博物馆人员曾将几粒瓜籽种植于院内,遂生长发芽,只因管理不善,未结果即枯萎)。这种情况与常见的木乃伊和干尸有本质区别,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防腐技术的奇迹,考古界和医学界称之为马王堆湿尸,自此,世界学术领域又增加了一种崭新的尸体类别。

  马王堆西汉女尸的面世,被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于社会上广为流传,人们在为这神奇的防腐技术惊叹之时,也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击节叫好。一时间,全国升起了一股马王堆热,并引发了长沙一日数万人涌入博物馆观看女尸的狂潮。随着报刊与广播的公开报道,以及由北京科影拍摄的《考古新发现》、《西汉古尸研究》等影片公映,国内外迅速掀起了一股形势浩大的“马王堆热”。当时寓居长沙的毛泽东也被这神奇的考古发现所吸引,特地观看了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印刷品,并作为特别礼物,专门赠送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马王堆考古发现与参观热潮中,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虑,由国家拨款,在湖南省博物馆专门建造一座豪华的分馆和陈列室,以保存、展出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与文物。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以及女尸的出土,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载入史册。

  遥想当年,长沙王吴芮与丞相利苍同朝听命,或同庭共事,一个为王,一个为侯,尽管暗中各怀主意或不可告人的心思,但表面上应当是和谐共处的,因而作为丞相夫人见过吴芮,或有更进一步的交往也属正常。当时,追求长生不老和死后尸体不朽之术,已成为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生活的目标和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于是防腐技术兴盛,有的用玉,有的用药草,有的用所谓的仙丹神药之类,可谓招数迭出,五花八门。《后汉书·刘盆子传》叙述西汉末诸陵墓被盗掘后的情形时说:“有玉匣殓者率皆生。”也就是说,凡用玉衣包裹尸体的皆不朽。但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所有用玉衣裹身的尸体,全部腐烂,无一幸存。相反倒是用衣物包裹尸体、并配以草药等物防腐者,若棺椁封闭得当,大部分尸体会保留下来,且保存得相当完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即为典型范例。

  长沙王吴芮死于汉高祖已亥五年(公元前202年),据考古发现所知,长沙国丞相利苍死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利苍之子死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利苍夫人辛追死于汉文帝十二年以后数年之间的某年。吴芮与利苍之死相差16年,与利苍夫人之死相差30余年。既然当时的上流社会皆推崇长生不老和尸体防腐之术,想来作为长沙王的吴芮也不例外,一定是殚精竭虑,想方设法令人搜寻和研制。当他撒手归天后,家人便用楚地一带早已流行,时在长沙附近逐渐成熟的草药混合技术作为防腐之术,为其尸体沐浴、喷洒、穿戴包裹、降温、入殓、封棺、闭椁、覆土等等。当这一切完美无缺地一步步做完后,一具尸体便在幽深封闭的墓穴之内长期保存下来,并出现了下葬400多年后,墓葬被掘,棺椁打开,墓主吴芮仍“容貌如生,衣服不朽”的奇特景观。若对比1700年后的利苍夫人尸体出土时的状况,此点当属真实,且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

  同为长沙豪门出身,何以吴芮与利苍夫人辛追的尸体在后人发现时完好无损,面目如生,而葬于同一块墓地、相隔仅几米远的利苍本人与儿子的尸体却早已腐烂,只剩下残骨碎渣?考古人员得出的结论并不复杂,利苍之子是由于墓葬和棺椁本身封闭不严,封闭墓穴的白膏泥有明显缺口,棺椁有裂缝所致。至于长沙丞相利苍本人尸骨无存,则与墓葬被盗有关,若没有盗墓贼的毁坏,尸体极有可能也同他的夫人一样,会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湖南省考古队员侯良等人在发掘长沙丞相利苍墓时,发现了两个盗洞。其中一个为四方形的洞穴,大小正好可容一人;一个为圆洞,里面塞满了杂土,若不仔细察看,一时还不大容易认出。这两个盗洞出现于哪朝哪代,一时无法判断。后来,发掘人员在盗洞土层中发现了一个瓷碗,经鉴定,这只瓷碗属于唐代的产品,因而,盗墓者被断定是唐以后、宋之前的人,而唐代的可能性最大。这样认为的理由是,这只碗仅是一个极普通的生活用具,很难保存到宋代。何况唐代瓷碗保存到宋,已经算是有价值的文物了,深知文物之利的盗墓贼怎会轻易将其扔掉呢?所以,唯一的可能是唐代的盗墓贼,拿了这只平时在家中常用的瓷碗,作为打洞盗宝时喝水、进食之用,而用完之后随意地扔之于旁侧,走时也未带走。至于墓葬系何人所盗,至今仍难有定论。当考古人员发掘到墓穴底部时,见棺椁早已散乱不堪,内中器物几乎全被盗走,只剩一点残骨和器物碎片,最大的收获就是于散乱的棺材缝隙中,发现了利苍为相封侯的三颗印章,从而揭开了马王堆家族墓葬之中的墓主与时代之谜,这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对于这座长沙国丞相墓的发掘,周恩来总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视,当得知墓中除了三颗印章,其他器物全部被盗墓贼劫掠一空时,周恩来专门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问及此事,说:“现在还有没有盗墓的人,全国墓葬破坏情况是否严重?”王冶秋回答说:“旧社会那些专门靠盗墓吃饭的人,长沙一带称‘土夫子’,凡有点真本事的,基本都被各地博物馆和考古部门收编了,成了现代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基本上没有专门盗墓的人了。除了被收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物的流通渠道被截断了。董老出任华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第一个命令是征集革命文物令,第二个命令就是禁止珍贵文物出口。现在办的文物商店都是国营单位,盗墓贼从墓中盗出的器物不敢拿来销售。因为社会上已经没有自由的流通渠道,中国的文物出不去,境外的文物贩子又进不来,所以自新中国成立后,盗墓这个行业算是基本消亡了。”

  令周恩来和王冶秋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几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兴起,消亡了几十年的盗墓业再度还阳复苏,盗墓者借尸还魂,于华夏大地山野草泽中活跃起来,大显身手,所向披靡。“要想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山野村夫,城市混混,地痞流氓,甚至道貌岸然的政府官员,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之中,企图借挖掘地下古物一夜暴富。从关中大地到中原腹地,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上下,从作为古蜀王国的川境,到楚地的长沙、荆州,皆有盗墓者活跃其间。短短几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已是千疮百孔,骸骨遍野,其盗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被盗古墓之多,为二千年历史进程中所罕见。盗墓者结成团伙,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其盗掘方法、技术、工具越来越先进和专业,如探寻汉墓由原来的洛阳铲演变成重铲,进入墓室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挖掘唐墓时用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的工具——扁铲。再后来,盗墓者甚嚣尘上,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墓葬动用军用罗盘、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盗掘时则使用雷管、挤压式炸弹。此种炸弹作为最先进的武器,本来是装备到各集团军陆军部队,从而避免了士兵在野外作战时挖战壕之苦。在野外作战时,只要在前方几米掷下一弹,就会出现一个几米深的圆洞。洞内的土不是被炸飞,而是通过爆炸力,向四周挤压,因而当炸弹爆炸后,洞外见不到一点土。一连几个炸弹下去,就是一个深井。盗墓团伙认为此法用来盗墓,既省心又省力,于是开始普遍使用这一新式武器。若发现墓葬,只需几个炸弹,即可穿透墓室,盗墓贼可轻而易举进入满藏金银财宝的墓穴开棺取宝。开棺时的工具也渐渐鸟枪换炮,由旧时的刀劈斧砍,换为大型电锯;运输通讯也一跃而变为摩托车、汽车、手机。整个中国每年有千百座墓葬被以这样的现代化方式盗掘一空。如位于浙江的鸦片战争抗英名将葛云飞、《申报》主编史量才等名人的墓葬已被盗掘,清代“辫帅”张勋之墓在江西被掘,位于湖南长沙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墓先后两次被盗,盗墓者劈棺抛尸,墓内文物被劫掠、毁坏殆尽。

  据长沙和荆州市文物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仅长沙郊区、江陵八岭山、荆门市纪山等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大中型古墓,就有1300多座被盗掘,其中近1000座被彻底盗毁,大批文物流失或遭到破坏,损失极其惨重。最令人惋惜的是,1994年春,荆门市郭家岗1号战国墓被盗掘,劈棺抛尸。墓主人为一楚国贵族夫人,时间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还要早,虽长眠于地下2300多年,但与马王堆汉墓女尸一样,保存完好,堪称“稀世之宝”。然而,盗墓者为了从墓主的七窍中抠摸金器和玉器,竟对女尸百般作践,女尸衣服被扒光,头发被撕掉,嘴被撬开,牙被敲碎,最后被拖埋到另一穴洞达一个半月之久。待案发时,整具尸体已腐烂不堪,文物价值丧失殆尽。

  面对中国大地上涌起的盗墓狂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世界进步人士,都感到莫大的耻辱和痛心。无论是古墓葬还是古文化遗址,都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遗产。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华北地区的盗墓贼,已从挖掘墓穴转向劫掠地面文明遗址、遗物,这是地下文物告罄的一个不祥之兆。对此,有观察家预言,等到21世纪结束之时,便是考古学家失业和考古学科消亡之日。这个预言看上去有些危言耸听,但却道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和内心的忧虑。但愿今天的人们能从历代盗墓和劫掠、毁灭人类自身文明成果的罪恶中得到教训,并能从中思考些什么,从而以群体觉醒的力量来共同扼制这一人类毒素的发展蔓延,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残存的硕果得以长久保存,文化的香火得以延续,这便是我们撰写此书的本意。

  第一章悲剧的诞生

  坟包突起人世间(1)

  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当然,人不是在猴子时代就开始建造坟墓的,也不是从猴子变成人那一天突发奇想,要打造个豪华地宫,以便死后安葬,继续享受人世间的舒畅与快乐的。有史可查的是,坟墓的建造,距今也不过是三千多年的时间。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所谓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商,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中国的丧葬史在西周时拐了一个弯。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故有薄葬之趋势。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并解释说:“凡墓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礼记》中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为后人研究墓葬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故事说,当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当孔子长大成人后,想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葬的处所。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便于以后经常前来祭祀而不致迷失方位,他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的墓葬处所上培土垒坟,作为下次寻找的标志。关于在墓葬处所培土垒坟的做法,可能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做过尝试,但后人大多还是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封土的起源。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在合葬其父母时说:“吾闻之,古也墓也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在商周时,帝王的墓仍称为墓,春秋时有的称丘。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以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起来,大者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这类的墓葬处所称之为邱。如当时赵武灵王、燕昭王的墓葬处所,分别称为赵邱、昭邱等等。后来,便出现了帝王将相等封建贵族的陵。从战国秦惠王开始专称陵,这也是帝王丧葬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秦汉时期,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从西汉开始,墓葬习俗有了重大变化。在墓室内外,描绘、模印有各种图像,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西汉的帝陵较为集中,11个帝陵,9个在今咸阳原上,另外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原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原上。除汉文帝的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即都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一般在帝陵之东。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人坟,皆云汉代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

  东汉墓中,开始流行“买地券”,象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一些地区,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反映了货币经济的冲击。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唐陵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同于南北朝的“潜葬”之制,而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型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明陵的布局风格,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了成熟阶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其中,明神宗定陵玄宫,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被誉为“地下宫殿”。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北京市东北120公里处,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附近;清西陵分布在北京市西南120公里处,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1)

  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这个美丽神话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视死如视生现象的产生。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汉代皇帝将天下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故汉陵中藏品十分丰盈。汉武帝茂陵中除无数金银珠玉外,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西汉赤眉军挖掘茂陵,数以万计的义军搬运数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武帝所穿的“金缕玉衣”(即用几千块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的衣服),与别的皇帝不同,别出心裁地在玉片上又雕刻出蛟龙、凤凰、乌龟、麒麟等祥物,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诸侯也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时用“铜缕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中山靖王之墓,中山靖王刘胜夫妻都身着“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长1.88米,用1100克金线连缀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制成。目前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就有20多套。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珍宝因未开掘尚未得知。仅就其陪葬墓来说,虽早年被盗,但出土的各类文物仍达4000多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官宦俑、武士俑、鞍马、骆驼等,身材高大,釉色亮丽,属唐俑精品。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的金、铜鎏金、玉饰品,形状多式多样,雕刻非常精细。墓内还有许多壁画,内容丰富,是研究唐王室贵族生活和古代绘画艺术的珍贵材料。

  明神宗朱翊钧定陵,其宝物数不胜数。在他的头旁,放着一顶翼善冠,是用纯金细线织成,重800余克。上有两条纍丝金龙盘绕,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在皇后的4件凤冠上,缀满了金龙、翠凤、花鸟连理。其中的一顶,上有金龙12条,翠凤9只,博鬓(凤冠后面的翼,由珍珠串饰而成)3对。在龙凤之间,缀满了珠玉宝石;其中的一顶缀珍珠2300多粒,各色宝石150多颗,可谓稀世之宝。在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叫做“宝花”的珍品(衣带上的饰物),上面镶嵌着“猫儿眼”、“祖母绿”等极贵重的宝石。“猫儿眼”俗称“夜明珠”,对光线的反应十分奇异,可在中央形成一条晶莹的明蓝色的光柱,像猫的眼睛一样,故又称“猫眼石”。这种宝石,在自然界罕有,只产于今斯里兰卡的个别地方。据说在明代,豆粒大的一颗,就价值千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宝花,有的竟嵌着拇指般大的猫眼石,其价值难以计算。另外,像金银玉瓷、木俑漆雕、成匹的绫罗绸缎还有数千件,件件巧夺天工,价值连城。

  在清一代,乾隆皇帝死后穿戴的都是宝物。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生前享尽了人间的荣华,死后仍然极尽奢侈,在她的陵墓里更有令人无法想象的富贵。据说慈禧死后,口内含着一颗荧光闪闪、百步之内可映照清楚丝丝头发的“夜明珠”,头部上首放置一个翠荷叶,脚下安放一朵粉红色的碧玺大莲花,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1大朵菊花和6朵小梅花连缀而成。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翠雕佛像各27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西瓜一个,甜瓜两个,白菜两颗,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个。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十八罗汉等700多件宝物。当宝物殓葬完毕后,棺内空隙又倒进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这满满的一棺奇珍异宝,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私人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价值白银五千万两,其糜费之大,令世人惊叹。

  诸如此类为死者陪葬的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导致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一场场盗墓与反盗墓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拉锯般展开,以至几千年起伏绵延,不绝于世。那山环水绕灵境天开的巍巍帝王之陵,那帝王之陵中闪烁不断的磷火蓝光,以及无以数计被盗的陵墓珍宝,令世人百感交集,痛心疾首。

  纵观历史,厚葬之风愈烈,则盗墓之风日炽。当历代帝王将相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未来的“极乐世界”之时,一个破坏这一世界的活动相伴而生,而且,这种破坏是如此地猖獗,以至于它不但令死者尸横于野,也令生者不寒而栗。

  盗贼如狐(1)

  其实,对于厚葬的危害,古人已早有所认识。

  早在西汉中期,著名学者杨王孙就曾指出:“厚葬诚亡益于死者……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于暴骸于中野何异!”

  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说:“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东汉时的一道诏令写道:“今百姓葬送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晋代大文学家张载在《七哀诗》中描述了汉代皇陵被盗后的惨状:“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代主……季叶丧乱起,盗贼如豺狼,毁坏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匣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但可惜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的微弱。在“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支配下,厚葬之风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所回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于是出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是无不掘之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最早被盗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后来汤王冢又数次被盗,穴内几欲成空。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又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磐,深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商末名臣比干墓,北宋时被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所盗,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

  周朝天子周幽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这个记载与长沙王吴芮墓被盗情形颇为相似,只是真假无法考证罢了。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潮。《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宝玉玩好财物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扣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阖闾墓、魏襄王墓、魏安釐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据现代考古调查所知,新中国成立前,春秋战国墓葬非正式发掘或被盗掘的有三处:

  一是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郑公墓,出土了一批重要青铜器,因非科学发掘,文物与资料自然无法全面收集保存,导致墓主与年代难以确定,研究者根据一些文物推断,此墓可能是郑国一个君王墓。所幸的是这批青铜器大多数还存于国内。

  二是洛阳金村周王墓,1928年夏天,天降大雨,墓坑下陷。时有一盗墓贼借住在一个瓜棚内观风避雨,正值夜半,忽闻野外有坍塌挤压声,知是鬼神出没,特地报喜来了。于是披上蓑衣,冒雨前往察看,未多久,即借着雷电的闪亮看清了眼前塌陷的大墓,盗墓贼复回瓜棚睡觉。待次日东方欲晓,风住雨停时,盗墓贼便找了铁锹等物对着墓坑挖掘起来,不到一个时辰便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内藏的精美文物被洗劫一空。更为不幸的是,这批文物于民国战乱中几乎全部流散到海外,中国本土学者很难一窥真颜,只能到海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一睹风采。有研究者如大陆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根据一些器物铭文推断,这些文物显然属于周王室之器,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周王之墓。因整个墓的资料大多分散和损毁,到底是周王朝哪一个王尚不清楚。

  三是著名的楚幽王墓连续三次被盗掘。1933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一时间,人相食,死者相望,饿殍遍地,尸骨成壕。该县朱家集附近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叫做李三孤堆的一座古墓,斩获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恪守社会正义者,瞪着被饿得发绿的眼睛,两腿打晃,一步三摇地来到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披载,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表示要严查案情,对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至省文物部门收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未能追回。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在盗掘中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尚未将墓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墓葬再次被盗埋下了伏笔。

  1935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趁新一轮兵荒马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墓葬进行盗掘,掘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出境外。

  1938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未被全部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一番密谋,仿照十年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盗掘,据说整整挖了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盗掘的官兵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流血流汗,所获珍宝并没有想象中之多,愤懑之下,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带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糊糊的土洞向世人昭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劫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1.13米,口径0.87米,重400多公斤),因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损毫发。李品仙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总因躯体过于庞大,无法掩人耳目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惜(著名的安阳司母戊大鼎在被挖出时就被锯掉一耳),在两难中,李品仙迟迟未能想出处理的办法。随着抗日战争越演越烈,国军步步退却,李品仙部移防他处,这件大鼎被扔在营区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安徽省博物馆将其收藏,并陈列展出。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曾专门参观了这件大鼎,并说过“这么大一件鼎,能煮一头牛”的话,专门在大鼎前留影。由此可见此墓和出土文物的重要。然而因多次盗掘,究竟墓中有多少文物,墓坑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无法探根溯源,弄清原状和内情了。有研究者仅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铭文考证,认为此墓为楚幽王墓,或幽王妃子墓。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发掘的王侯墓不多,其中属春秋阶段的墓主要有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和吴君夫人墓。蔡侯墓封土有盗洞,但未盗至墓室即停止,什么原因导致未能继续盗下去,不得而知。发掘得知,棺椁、漆木器等均无腐烂,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重要文物480多件,究竟属于哪一个侯,各路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长说、短说甚至胡说地激烈争吵,终于有一种判断突出重围,暂时占据了上风,即墓主为死于公元前491年的蔡昭侯申。

  与蔡侯墓齐名的吴君夫人墓,即固始侯古堆1号墓,墓上有7米高的封土,发掘后有大型墓道,棺椁俱全,墓主是一女性,死时约30岁左右,椁内外有17具陪葬人棺。墓内被盗墓贼几次光顾,从留下的痕迹判断,多数珍贵器物被盗走,令人遗憾。在其中一个器物坑内出土有礼器、乐器、漆木器、车马器及肩舆等大量文物,考古人员通过对一件器物铭文的释读,知是宋景公为其妹(勾敔夫人)所作的媵器(陪嫁品),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墓为吴君夫人墓。但亦有学者认为仅凭这件铭文不能断其为吴君夫人,也不是吴墓,应是一座楚墓,墓主为一个楚国的贵族夫人。到底谁是谁非,未见分晓。

  属于战国阶段的大型墓葬主要有三处。一处是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君墓。固围村大墓共有三座,一字排开,旁边还有两座陪葬墓,墓地约于1929年被盗墓贼侵扰。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进行过发掘,因抗战爆发未能完成。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再度进入墓区进行勘察,发现墓葬封土之上有建筑遗迹,台基、柱础、散水及筒瓦、板瓦、瓦当等皆可辨识。经发掘得知,每座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室遭盗墓贼劫掠,棺椁已腐,人骨尚存,只残存一点零星的铜器和陶器。研究者根据九件一组的陶鼎,推断墓主为诸侯一级的人物,应是魏王的陵墓。此种论断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认为此地距魏国都城大梁较远,魏王不会远离都城葬到这里。此墓墓主问题遂成为一桩悬案。

  第二处是河北平山的中山王墓,从已发掘的两座墓葬看,亦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上的建筑和固围村大墓相仿,墓室全部被盗墓贼洗劫,只留下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陵墓设计图,可能是盗掘时认为无用吧。另外,墓中发现盗墓贼使用的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铁7件,铁锄2件,均出自盗洞中。在墓主人的棺椁旁则发现铁斧5件。考古人员发现,凡出于盗洞中的盗墓工具大都完好,有的因击砸建筑壁柱石而遭毁坏,遂被遗弃于柱石之下。从遗弃的工具推断,当为一个较大盗墓团伙所为,或许是兵匪所盗也未可知。所幸的是,还有一间椁室旁侧的两个单独的器物坑没有被盗,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器物。

  中山国是古代北方狄族所建之国,其疆域大致是现在的保定和满城县南部到石家庄市的南部。公元前314年,中山国曾乘燕国之危,对其讨伐,夺地“方数百里,城邑数十”,战利品无数。公元前296年,赵国、齐国、燕国联合灭掉了中山国。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三国军队按照惯例对失败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盗掘了中山国的王陵。

  第三处是河南淮阳的楚顷襄王墓,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占领楚都,楚顷襄王率残兵败将逃往安徽寿县。这一番血与火交织的惊心动魄的周折,成为著名的历史事件。顷襄王死后,葬于今河南淮阳。经发掘得知,墓为“中”字形,北去40多米还有一座一边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其墓规模更加宏大,据推测可能是顷襄王之母怀王夫人墓。两座墓葬皆为夯土板筑的台阶一级一级内收,两墓的两边均有大型车马坑。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有不止一个盗洞从封土深入地下,直至穿透墓室。待发掘到底部时,方知墓内铜礼器等珍贵物器被盗一空,只出土一些陶器等残物。好在顷襄王墓的车马坑尚未被盗掘,发掘所得随葬车23辆,泥马20多匹。而怀王夫人墓的车马坑,则出土了随葬车8辆,泥马24匹,狗2只,另外还有一些精制的车马饰。

  春秋战国之后的秦汉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大一统和不断强盛,陵墓的规模空前庞大,厚葬之风又烈。但这些陵墓最终也难逃被盗掘的命运。秦始皇陵面积之大令人咋舌,而据文献记载,其先后几次遭到盗掘,并留下了众多传说。西汉诸皇陵在赤眉军攻入长安后,悉数被掘,无一幸免,而其后,汉文帝的霸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也曾多次被盗掘。东汉皇帝的陵墓,在东汉末曾被董卓及吕布指挥的军队大规模盗掘,破坏殆尽。除皇陵外,众诸侯王及一些名人冢墓也多被盗掘,如长沙王吴芮冢、梁孝王墓、刘表墓等,甚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之母的衣冠墓也未能幸免。

  当世人在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的防腐术感到惊叹,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再一次击节叫好之时,有谁会想到,这座墓葬也曾遭到过盗掘。

  1972年,当考古人员在发掘马王堆一号墓,即出土女尸之墓时,曾连续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两个呈方形,一个呈圆形。三个盗洞的发现,令当时的发掘人员心灰意冷,凭以往的经验,只要盗墓贼“光顾”过,此墓几乎空空如也,就连考古大师夏鼐也萌生了退却的念头。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又说:“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当年夏鼐大师曾亲自到马王堆勘察过,并有发掘的念头,但鉴于已被盗掘的事实,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直到20年后由于挖防空洞才又迎来了发掘的机缘。

  因为墓葬遭到破坏,马王堆一号墓属于抢救性发掘性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发掘到墓底,并弄清墓内的一切情况。所以,盗洞出现后,考古人员在大骂了一通盗墓贼后,又挥动工具发掘下去。当他们挖到一米多深时,在一个方形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只胶鞋底,显然这是盗墓贼的遗留之物。为了弄清盗洞出现的年代,考古人员将这只鞋底拿到一家科研单位做了鉴定。结果被认定为1948年左右上海的产品。由此可见,盗墓的年代不远,但盗墓者究竟是谁,至今也未搞清楚。

  后来的发掘证实,一号墓虽遭盗掘,但值得庆幸的是,盗墓贼并没有成功。否则,马王堆女尸——这个举世皆惊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那具神秘的女尸都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墓主人的幸运,更是当今人类和后世子孙的大幸。

  继秦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不少名人陵墓在当时即被盗掘,还有一些在后世遭到不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情况未能尽知,单就有记载的被盗掘的名人墓就有刘备墓、孙策墓、东吴大将吕蒙墓、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墓、东晋大臣桓温墓、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墓等。

  唐朝的皇陵集中于关中。十八陵除唐高宗的乾陵之外,其余的如高祖献陵、太宗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等全部被五代后梁的静胜军节度使温韬盗发。

  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被人盗掘的也为数不少,后人有记载的就有晋王李克用墓、南汉王刘墓等。

  北宋九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所掳,囚死于漠北外,其余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七座皇陵都集中于河南巩县(现河南省巩义市)。巩县东依虎牢关,南屏嵩岳少室山、太室山,北靠九曲黄河,伊洛河横贯全境,“山水风脉”俱佳。但这并不能使皇陵摆脱厄运。北宋灭亡后,诸皇陵先是被伪齐皇帝刘豫派兵大肆盗掘。金朝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山陵又遭盗贼发掘,从中盗走玉带、宝器等物。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踏进了巩县宋陵,将陵园“尽犁为墟”,只留下几尊巨石雕刻。比之北宋,南宋六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的情形更为悲惨。

  明十三陵与清东、西陵,或遭火烧,或遭盗掘,特别是清东陵,除顺治皇帝的陵墓未遭盗掘外,其他的全部为兵匪盗掘洗劫一空,酿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的大悲剧。

  第二章先秦:盗墓史的发端

  伍子胥掘墓鞭尸(1)

  公元前506年,楚国都城郢。

  刚刚成为楚国新的主人的吴王阖闾,正在被占领国的王宫里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成功了,终于成功了!”吴王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吴楚之争80年,其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胜负难分,而今终成定论,这岂非天命?想到这里,吴王慢捻稀疏的胡须,志得意满地笑了。他不由得抬眼打量四周,这座王宫还算豪华,至少比吴国的王宫要显得宽敞。而左右两边,依次坐着他钟爱的文武大臣。这真是一个惬意的良宵啊!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来,让我们为大王干杯,为吴国的强盛干杯,为我们的胜利干杯!”不知是哪位大臣率先起身,众大臣纷纷向吴王敬酒。吴王来者不拒,每次都是一饮而尽。在微微的醉意中,吴王宣布,今日免除君臣大礼,大家不要拘束,尽兴享乐。

  众大臣听罢,更为高兴,一时间觥筹交错,好不热闹。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时,一群妙龄少女飘然而至,各自轻扭细腰,跳起了楚地舞蹈。在异国他乡,酒足饭饱之余,欣赏战败国的舞曲,就如同押解着敌国的俘虏,其中的滋味自然是妙不可言。有了歌舞助兴,众人劲头更足,场面更加热闹。

  吴王阖闾同众大臣一样,完全陶醉于巨大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之中。正在这时,一阵不和谐的音调钻进了他的耳朵。这声音由弱到强,终于演变成了号啕大哭,完全盖过了歌舞之声。

  “何人如此大胆,敢败本王之兴!”吴王不由心头火起。“停!”随着吴王的手势,所有的声音都停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那个正伏案大哭的人身上。

  只见那人起身来到堂前,面对吴王,匍匐在地,但仍痛哭不已。吴王虽然喝了不少酒,但受这一意外冲击,头脑已完全清醒,他已经知道这哭者不是别人,正是十几年来为吴国的强盛立下汗马功劳的爱将伍子胥。

  “今楚国已平,万众皆欢,你为何啼哭?”吴王的怒气已消了大半,心平气和地问。

  伍子胥止住哭泣,磕头答道:“吾王有所不知,吴虽破楚,但亲手加害我父兄的楚平王已经死去,而继位的昭王又潜逃在外,不知其下落何方。我父兄之仇,现在还没报万分之一,这怎不使我辛酸落泪?”

  “是呵,既然那楚平王人都死了,你怎么还在这里悲悲戚戚,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人死不能复生,你说该咋办?”尽管阖闾心中有些憋气,但为照顾面子,只能顺便搪塞一句。

  子胥重新抹把泪,又吸了一下鼻子,然后上前拱手施礼,咬着牙关,恨恨地道:“请大王批准我率兵将挖掘楚平王之墓,然后开棺斩首,方可泄我心头之恨!”

  阖闾瞪大了眼睛望着子胥,似是突然顿悟又有些不太理解地笑着说:“我以为你要弄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就是掘个死人坟吗?这抛坟掘墓的事可是你过去的拿手好戏呀,今天对你来说还不是轻车熟路、小菜一碟?你想一想,整个楚国都是咱的一亩三分地了,甭说把死了的人再掘出来,就是把没死的人埋进去,那还不全看你乐意不乐意,喜欢不喜欢,答应不答应?这事就随你的便,爱咋弄就咋弄去吧。”

  阖闾一席话,使子胥大为感动,当场垂泪谢过,退到席旁继续饮酒。待熬到宴席散罢,子胥迫不及待地冲出宫来,找到手下一帮情报人员兼恐怖分子,四处探访楚平王墓葬的所在位置。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总算访得此墓匿藏在东门外寥台湖之中。子胥率人根据线索来到湖边寻觅,但见烟波浩淼,湖水茫茫,没有人能确切地说清墓的具体位置。子胥挑选了几名受过特种训练的一流恐怖分子,在湖内湖外又连续寻觅了三天三夜,仍然没有发现一点可疑线索。子胥徘徊湖边,两眼渗着血丝,不禁捶胸顿足、仰天长叹道:“看来是老天故意跟我作对,不让我报这个血海深仇呵!”

  正在他绝望之时,忽有一苍老声音在耳边响起:“伍将军可是为寻找平王之墓而叹息乎?”子胥大吃一惊,转身望去,只见一白发老翁立于面前,随即答道:“是呵,你这老不死的怎么知道此事?”老翁微微一笑道:“你小伍子这点心事,在楚国可说是路人皆知,况老朽乎?只是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掘平王墓不可。”

  子胥听罢此言,再细看眼前的老翁,觉得非同寻常百姓,像是有点道道,遂立即转变态度,躬身施礼道:“老人家,刚才多有冒犯,实在是因寻平王之冢不得而口出妄言,还请您老多多包涵。至于说到为什么非要掘平王之冢,那是因为这平王禽兽一般弃子夺媳,杀忠任佞,灭我宗族。他与我,杀父害兄之仇不共戴天。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将他的狗头砍下来,而他死之后,我也要枭其头,戮其尸。只有如此,才消我恨,并报父兄于地下……”子胥说着,涕泪俱下。

  老翁望着子胥那悲痛之状,脸上露出同情之色,随之说道:“我今天就成全你这个宿愿吧。这平王到了晚年,自感一生所作所为罪孽深重,天怒人怨,因担心死了之后有仇人发掘其墓,便将墓葬之所秘密选建在这一大湖之中。如要掘墓,非得想个排水办法不可,否则很难成功。”老翁说着,携子胥一同登上寥台,遥指东边远处一地方道:“平王之冢就在其下,具体就看你怎么操作了。”子胥听罢,立即命几个善水的特工人员潜入湖中,于老翁所指的位置实施打捞。经过一番上下左右、来来往往的折腾,终于发现了埋在水下的石椁。子胥看罢神情大振,再命一个营的兵士用麻袋装满泥沙,用船运往石椁之处,投入湖中,在墓坑四周垒成围墙。在将墙内之水设法舀干之后,命有经验者凿开石椁,只见椁内包有一棺,几十名军士将棺抬出来打开,却发现棺内只有衣服帽子及铁块数百斤,别无一点皮毛显现。正当大家疑惑不解之时,老翁走来说:“这是一件疑棺,专为迷惑盗墓者而设,真正的棺材在它的下面。”在老翁的具体指挥下,军士们掀开厚重的石板,果然看到有一棺伏卧于空旷的墓穴中。子胥立即命特工人员将棺劈开,将里边盛放的尸体拖出,并运到岸边。因此尸入殓前用水银专门做了防腐处理,故虽埋入地下几年,但整个身子从上到下,仍同刚死去一样鲜亮而富有弹性。子胥一看,正是楚平王之身,立刻怒气冲天,从一军士手中夺过九节铜鞭,蹦着高儿,嘴里喊着“狗日的,看鞭!”开始鞭打其身,直到整具尸体骨断筋折,方才住手。子胥一边收鞭,一边围着楚平王的尸体转了两圈,仍觉不解其恨,便抬起左脚踩住尸腹,右手两个手指插入眼窝,愤然呼道:“楚平王,你活着时枉长了一对狗眼珠,不辨忠佞,听信谗言,残害忠良,杀我父兄,真是死有余辜。现在我代表世人正式判处你的死刑,并给予碎尸万断的补充处分。”言毕,两个手指用力插入平王的眼窝,一扭一勾一挑一拽,将二目刷地抠了出来。紧接着,又弯腰弓背,双手抱住平王已经有些脱发的头颅,两臂一用力,咔嚓一声扭了下来,西瓜一样摔在地上,随后连踢三脚,直至踢入波涛滚滚的湖水中。最后,子胥下令随行军士将楚平王的棺椁、衣帽、尸身等,全部捣毁、砸烂,弃之于荒野。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子胥长嘘了一口气,心想这下总算彻底解除了这些年来郁积在心中的深仇大恨。正待转身让手下弟兄撤出现场回府,心中怦然一动,突然觉得此事有些跷蹊,便上前问道:“你老汉怎么知道平王之冢的具体方位,又何以知其有诈,莫非你是什么神仙或妖魔鬼怪不成?”

  对方笑笑道:“我老汉今天不瞒你小伍子说,本人既不是神仙也不是白发老怪,而是一石匠尔。昔日平王曾令我们石工五十余人为其建造疑冢于此,待冢成之后,恐我等泄露其机,乃设计将诸工杀之冢内,独老汉命大私逃得免。这些年来我只有暗地里望冢而怀恨,不敢稍有造次。今听说你专门请示吴王并获特批欲掘冢报仇雪恨,我也就趁机给予指点。一来我也有恨要雪,二来我想今日事成,你小伍子再吝啬,但身居高位,资财丰厚,说什么也得给几个大钱,我也好买刀纸祭奠一下含冤去世的工友们那在天之灵吧。”老汉说到这里,满脸悲伤地望着子胥补充道,“不知可施舍否?”

  子胥用惊奇、复杂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老汉一遍,心中不悦。但转念一想,既然今天事成与这位投机钻营的神秘老汉指点有关,破点财也是自然,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便让手下弟兄领老汉到军中后勤部门领了几个大钱作为酬劳。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其复仇的手段可谓登峰造极,后人对此事多有评论,认为这手段未免过于残忍,连一向主持公道的良史司马迁也发出了“怨毒之于人甚哉”的感叹。

  先秦被盗名墓备忘(1)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在伍子胥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侯陵墓因各种原因被盗被掘者还有许多。让我们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做一全景式的扫瞄。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夷皋冢,曾被西汉时期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记载,冢的规模很大,在四个角,各有一个石犬捧烛照明,有40余尊石男石女像侍立四周。而晋灵公的尸体历经300余年,竟然完好如初,他的嘴、鼻子等“孔窍”中都放有金玉。墓里面还有许多器物,因时间久远或烂或朽不可识别,只是还有一个玉蟾蜍,大约有一个拳头般大小,腹中空空,光润如新。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依仗雄厚的实力,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开始对外扩张。他曾三次以武力平定诸侯国内的战乱,镇压敢于反抗的诸侯;九次与诸侯会盟,平定王室之乱,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袭扰。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643年,73岁的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据历史记载,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搁置了67天,尸体上的寄生虫多得竟然爬出了门窗。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令人扼腕。屈原在《天问》中曾有“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恒九会,卒然身杀”之句,以示对这位春秋霸主命运的哀叹。

  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晋书》记载,齐桓公及其重臣管仲之墓,到晋愍帝建兴年间,被一位名为曹嶷之人盗掘,据说里面的“缯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前面伍子胥故事中涉及到的吴王阖闾,也算是一位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其墓冢也曾遭人盗掘。

  相传公元前496年,阖闾死,其子夫差为父建墓于当时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西北的虎丘。这虎丘,初名海涌山,古代的《越绝书》载,“吴王阖闾葬山下,经三月,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

  虎丘山被古人称为“吴中第一名胜”,它气势雄奇,景色幽绝,而且还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

  虎丘山最出名的为“剑池”。“虎丘剑池”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题刻于“别有洞天”的圆洞旁边。进入洞门,顿觉“池寒生寒气,空山剑气深”,气象为之一变。两壁陡峭的石崖,拔地而起,锁住一池绿水。右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相传乃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书。池形狭长,南稍宽而北微窄,颇似一把平放着的宝剑。有人认为这就是“剑池”得名的原因,但更多人认为其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说,阖闾生前爱剑,下葬时以“扁褚”、“鱼肠”等三把宝剑陪葬,故称“剑池”。这与《艺文类聚》中“阖闾葬于国之西北,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王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十里。使象摙土凿池,四周水深丈余。桐椁三重,澒为池。池广六十步,黄金珠玉为凫雁,扁褚之剑,鱼肠三千在焉,葬三日,金精上扬,化为白虎踞坟”的记载是相符的。

  有学者认为,剑池是为了掩护吴王墓而设计开凿的。墓的后门很可能存在某种秘密。

  还有人认为,吴王夫差建墓时,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浸渍渗透,与岩石融合,年久不褪。这就是今日名为“千人石”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

  传说还不止这些。有人曾云,当年秦始皇东巡,及三国时的吴主孙权,都曾派人到此,凿石求剑;明代苏州县令吾翕和唐寅、王鏊曾刻石题记两方,说的是1512年剑池水干,发现了吴王墓门,未敢深探之语。

  以上均系传说,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而且“机关算尽”,但仍曾被盗掘。据汉朝刘向《论起昌陵疏》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因无记载,不得而知。

  此外,战国时期被盗的名墓还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

  魏襄王冢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疾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部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叫做《竹书纪年》。这部重要文献的另外两个名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表明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苟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準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不準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準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开始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勗、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準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公元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準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八年,二日并见”(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本)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历代学者们的共识,《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200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因而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200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得多。但遗憾的是,据说原书至少在宋代已散失,后来仍有版本流传,学者们也未怀疑,清儒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经常引用流传本的相关内容。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面世之后,有人开始怀疑《竹书纪年》是伪本,后据乾嘉学者崔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崔述曾列举了十条证据多方位揭示了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的伪迹,以证其为假冒伪劣产品。

  自崔述之后,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在学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学者们大都相信这是一部伪书,不足以作为历史资料,从此打入另册,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当然,这个“今本”是相对后来的“古本”而言的。

  既然流行的《竹书纪年》是伪书,不可相信,原本又早已散失,所以近代以来,国学大师王国维等重新开始从唐宋以前的文献中一条条摘录所引用的《竹书纪年》内容,并辑校成书,学术界将其称为古本《竹书纪年》。由于王国维等人忠实地按古代文献中的《竹书纪年》引文摘录,其间没有掺杂自己的观点或塞进其他内容,所以学术界对这部古本《竹书纪年》相当看重,并用它来校订《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错误,并为此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并在今本可信性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至少有一段40字的文字与出土竹简是一样的,其余可推知。另有学者认为,清代学者否定今本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成立。这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为进一步研究这部被学术界打入另册的古文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当今天的学者为这部史书的重要价值所惊异感叹之时,不知能否将其重现人间之功归于盗墓者的头上?

  魏襄王墓被盗一事,若安在广川王刘去疾头上,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尚可讨论,但刘氏盗掘魏哀王墓,则没有人怀疑。而这次,刘去疾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盗掘成功的。

  据说刘去疾盗发此墓时,挖了三天三夜方才挖开。只见墓中有一股像雾一样的黄色气体扑面而来,气味辛辣刺鼻,令人无法进入穴内。后来,广川王派兵驻守于墓口,一直等了七天七夜,气味才逐渐消退。对于进入墓中后的情景,《西京杂记》这样写道:“初至一户,天扃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坠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础础,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从以上记载可知,刘去疾此次掘墓,所得甚少。无非是些石人、石床、石枕、铜钩、铁镜及腐烂的衣服而已。这可能会令这个贪婪成性的家伙大失所望吧!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墓葬,虽处于中国墓葬制度的初始阶段,但有些墓室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令盗墓者束手无策。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邯郸城西石子岗上有座赵简子墓。后赵皇帝石虎继位后,曾命令下属盗发此墓。但开掘的结果,“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

  盗洞中发现人头骨(1)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发掘了擂鼓墩曾侯乙墓,引起了轰动。该墓墓主是战国时期江汉地区曾国的君侯,名乙。墓中出土的文物世所罕见,其中最出名的是青铜编钟,共有65件。令人惊奇的是,编钟至今仍能发音,而且同一件钟可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互不干扰,音声纯正,音色优美,能演奏中外多种乐曲,真可谓世界奇迹。

  然而,这座古墓在发掘时却发现了盗墓者“作案”的痕迹。据考古队长谭维四说,在墓中室的东北角,有一个90厘米的圆形盗洞,能够容一个人携带盗墓工具通过,此洞已深入墓底,当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感到凶多吉少。

  就在擂鼓墩曾侯乙墓正式发掘两个月前的3月6日至10日,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员郭德维曾参加了江陵天星观楚墓揭取椁盖板工作。根据郭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其墓被盗掘之惨状,可谓目不忍睹。整个墓坑共有七室,除足厢一个小室未被盗掘外,其余各室全被盗扰,稍大一点的青铜器均被盗劫一空,有一个大铜鼎可能由于盗墓贼无法搬出盗洞,索性砸碎带走,只遗下两只蹄形铜足不知何故未被带走。两只铜足分别高35.5厘米,直径10~12厘米,如此粗大的铜足,据估计当在50公斤以上。室内四重棺椁全被盗墓者劈开,尸体被拖出棺外抛入一角,一些未被盗走的漆木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扰乱和破坏,大批竹简被踩断碾碎,损失惨重。从直径3米多的盗洞留下的痕迹与遗物分析,盗墓者是采用六层圆木垒砌成四方形井架而进入墓室的,如此巨大的盗洞和繁杂精致的盗掘设备,显然属于明目张胆的官盗。据郭德维分析,这座战国中期的墓葬,大概是楚国的郢都被秦国军队攻陷以后,秦军除了对郢都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洗劫之外,也对郢都附近的楚国贵族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与盗劫。后来项羽攻破秦都咸阳,所进行的火烧阿房宫、洗劫始皇陵的恶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都是跟着秦人学来的,只是远没有秦人厉害罢了。郭氏的这一推断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尚可讨论,但天星观一号楚墓为官家兵匪所盗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发掘擂鼓墩曾侯乙墓时,郭德维正在现场,并且负责中室,也就是盗洞所深入的那个椁室。当时墓坑内的积水近3米深,考古人员先用潜水泵抽水,然后清除淤泥。在清理中,发现盗洞四周的淤泥松软而稀,盗洞底部稍坚硬一些。最后,考古人员在距椁盖板2.7米深处的泥水中,发现了盗墓贼凿断的木梢,木梢长约10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3厘米。清理至3米深处时,又发现了盗墓贼凿下之碎木梢,比上次细小,长、宽在3~4厘米之间,总量一铁锨左右。伴随木梢出土的还有一块被凿下的长约80厘米的椁盖板一段,椁板斜插于泥中,有明显的凿痕,痕宽约5厘米,与稍后在盗洞东南角发现的一件木柄铁刃工具宽度一致。经前来参加发掘的武汉大学教授方酉生测量并纪录,这件铁刃物长50厘米,刃宽5厘米,厚3.5厘米,与现代木工使用的铁凿相似,圆柄长30厘米,柄端经使用已被敲成圆疤状。

  当淤泥清理完毕,坑内积水也基本抽干之时,整个墓坑内的情况全部暴露出来。考古人员发现,整个中室的东北角为盗洞所扰乱,范围在0.7×1.38米左右。扰乱的范围内,出土的器物与墓室中的随葬器物迥然有别,显然属于盗墓贼掉入椁室的。此类器物为:

  铁臿2件,均为双面刃,上面有方銎,可以装柄,出土时一件木柄尚存,连柄长89.6厘米,上部为圆木柄,靠近铁臿处作铲状,铲的上方有肩,可脚踩。

  铁锄一件,刃部作圆弧状,宽8.8厘米,残高8.4厘米。

  麻绳一截,为双股扭成,呈黑褐色,径1.1厘米,残长6.2厘米。

  另外,还有双耳罐一件和残豆盘数件。双耳罐下部施绳纹,圜底内凹。黑色竹竿一根,长1.7米,径2厘米,出土时已断成10截。稍加修整的树枝或树杆五根,树皮尚存,均残断,其中一根略加修整,断成8截,局部留有树皮,一端较粗,并凿成凹字形的叉口,另一端较细。残长142厘米,中部径4.5至6厘米。

  这些制作粗糙的木杆与陶器之类,不论从出土位置还是从制作风格来看,无疑应属盗墓者的遗物。从这些盗墓工具与遗物分析,盗墓时间可能为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在湖北襄阳等地秦汉墓中,曾出土类似陶罐。也就是说,盗墓贼下手的时间就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的300年之内。从盗洞中出土的遗物推断,显然并非官盗,而是民盗。

  像天星观那样的官盗,等同于公开劫掠,靠的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支撑,其特点是声势浩大,除了墓内宝物被洗劫,陵墓地下地上建筑物也往往火炎昆岗,玉石俱焚,遭到灭顶之灾。民盗则不同,其特点是缄默无声,如同老鼠之打洞,借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钻入墓穴劫取宝物。只要地下珍宝取出,便掩埋行迹,一走了之,绝不会无事找事地朝陵园建筑物抡上几锤,踢上几脚,或放一把大火将陵园烧个精光——除非盗墓者患有精神病。

  据1949年后被收编到各地博物馆和考古单位的老盗墓者透露,凡民间盗墓,其人员的构成有行内的规矩,一般是两人合伙,超过五人结成团伙者相对较少,一个人单独行动者则更少。究其原因,若一人行动,则诸多不便,一旦打开墓穴,则首尾难顾。除非是小型墓穴,或事先做过勘查和做过手脚,对如何进出心中有数,否则非两人以上不可;而两个人行动,可以分工合作,大中型墓葬皆可适用。动手时,一个人专管挖洞,另一人负责向外清土,同时望风。当洞挖至墓室后,一人进入室内或取土或摸取宝物,另一人则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按照不成文的行规,合伙者多有血缘亲戚关系,或是要好的铁哥们儿,但父子关系者较少。这是因为盗墓毕竟是地下工作者干的事,不能轻易示人,一来官府不允许,二来也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在儿子面前维持做父亲的一点形象和尊严,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当然会慢慢知道其中的奥秘,心知肚明,但也只好充聋作哑,故做糊涂。因而有两人合伙者,一般为舅甥关系,即由舅舅与外甥合作,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后,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他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或十几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或找一块大石板封住洞口,下面的人必死无疑。此情形仅是指两人以上、五人以下的小范围。倘若人数过多,如达到五人以上,除了容易暴露目标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多嘴杂,各有见解和私心杂念,掘墓打洞时的分工极其困难。就一般人的心理,谁都想让别人进洞中挖土,自己做个传递者。若洞口深入墓穴,谁都想自己蹲在外面做指挥官,别人进入漆黑的墓坑内做“摸金校尉”,一旦事发,自己拔腿而逃,溜之乎也,而墓中的“摸金校尉”是死是活,是被官家捉去蹲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汤,是抽筋还剥皮,那就只好听天由命,顾不得了。若“摸金校尉”把墓坑内的奇珍异宝递上来之后,很可能面临的就是人尚在墓中正做着发财大梦,而一块大石板已封住了洞口,墓坑内的摸金者见状,于惊恐绝望中来一番呼天抢地,以头撞壁,直至伏地泣血,痛悔人心难测等,最后,只能与墓主人的骨骸相依为伴,等待来生再做盗墓贼时加以小心防范了。若墓坑的摸金者侥幸活着出来,则又往往因分赃不均而引起相互之间的仇恨,从而引发向官家告发或火并的恶果。

  据旧社会长期盗墓的长沙“土夫子”们说,盗墓这个行当,合伙人最为紧要,也是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头等大事。合伙做这种生意,主要靠的是一个“义”字,一旦合伙人见利忘义,起了邪念,进入墓室中的人就很难活着出来。财宝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不但所谓的铁哥们靠不住,就是舅舅外甥也不见得可靠,甚至有父子也为了争占财宝而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盗墓行业中尤见分明。现代考古发掘证明,这位“土夫子”所说的凶险之事是屡见不鲜的。如著名的天星观一号楚墓中,在盗洞深约14米处,发现人头骨一个和零散肢骨。据推断,这个人骨架当为盗墓者所留。若真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人在取出宝物后被同行所害。至于是未出地宫就封锁了洞口,还是将要爬出洞口时被上面的同伙一脚踹回洞内,或者被一棒子敲昏于地下,那就不得而知了。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陕西乾陵陪葬墓之一永泰公主墓(永泰公主即武则天孙女,唐中宗李显七女儿李仙蕙),考古人员在墓道第七天井(最后一个天井)接近墓室头道门的东边,发现有一个盗洞,盗洞下靠墙立着一个死人骨架,周围地面散落着零碎的金、银和玉石、玛瑙等饰品。经勘查,发现有打破石门,从右上角钻进石墓室,移动棺椁,入墓室行窃的现场遗痕,后部墓室的白墙上还留下了一只很显眼的黑手印。据推断,盗墓者至少在两人以上,很可能是一同进墓室盗取财物后,先出墓道者产生了独吞之念,对未出者下了毒手,致使后者一命呜呼,千余年来立于阴暗的地宫与美丽的公主相偎相伴了。

  据曾侯乙墓发掘队员刘柄发掘纪录显示,在5月25日这天,曾侯乙古墓盗洞处清理时发现一个破碎的人头骨,但未见其他骨架和人骨,“有可能盗墓人已死于洞中,何原因死,还不清楚”。由此可见,盗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擂鼓墩盗墓现场还原(1)

  擂鼓墩曾侯乙墓盗墓工具与盗洞中人头骨的发现,为推断盗墓贼进入墓室的过程提供了难得的线索和依据,沿着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整个盗掘场景可复原如下:

  秦末汉初,当八千江东子弟兵在一代人杰项羽的统率下,走出楚地,与农民造反集团合兵一处,攻城掠地,越过函谷关,浩浩荡荡地杀奔咸阳之时,天下陷入了大动荡、大失控、大混乱的格局。在硝烟弥漫,战火连天、殍尸遍野,人头乱滚,天崩地裂的历史转折时刻,两个黑影在一个初秋的茫茫夜色中,悄悄潜入杂树丛生、荒无人烟的擂鼓墩山岗。沉寂了一袋烟的工夫,见四周没有动静,黑影压低了嗓音道:“我说老弟,动手吧。”

  “要得。”只见二人提着一堆黑糊糊的东西,猫一样迅捷快速地来到不远处一个大土冢之下,听听四周真的没有异常动静,便施展腾挪跳跃的本领,嗖嗖窜上土冢顶部。待稳住阵脚,二人来到圆顶偏西北的方位,年长的道:“就照这里挖下去。”

  “准不准?”年轻人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就挖吧,保证见到棺椁,说不定正对着地下那个死鬼的头呢!”老者颇有些自负地道。年轻人不再言语,拨开四散飘荡的草丛,挥动手中的铁臿,弯腰弓背挖掘起来。沉寂的山岗立即发出扑扑的响动,草丛中不时冒出金属工具与岩石擦撞后的点点火花。一阵大风掠过山岗,树木发出沙沙之声,躲在丛林中的猫头鹰发出一阵凄厉的悲鸣,给夜色下的山岗平添了几分恐怖色彩。天空的乌云渐渐向东南方飘去,月亮悄悄地钻出云缝,一缕微光洒向山岗的树木草丛,斑斑点点的月色映照着草木繁盛的大土冢和正在挖掘的两条汉子。二人一高一矮,皆身穿黑色老鼠衣,全身裹得严丝合缝,只有七窍留着门户,以便于听、闻、交谈和观察动静。从谈话的声调中可知,矮者约五十岁左右,高者年约三十。随着铁臿的掘动,大土冢上部很快现出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圆形洞口,年轻者在洞中不断掘进,老者将掘出的泥土悄然无声地用竹筐移于丘下一个低洼处。当洞已没过人身时,老者从一个口袋里摸出一根双股扭成的麻质绳索,一头拴在身边的树上,一头伸进洞中,像当地农民打井一样,把挖出的泥土利用竹筐和绳索提取出来。

  约四更天的光景,山岗下乡村传来了阵阵鸡鸣声,此时圆洞已深入地下一丈多深。年长者对洞中小声喝道:“鸡叫二遍了,收摊吧,明晚再接上。”洞中传出隐约的应答之声。不多时,洞口之人顺着绳子爬了上来。

  二人并不说话,只是找些树枝乱草将洞口遮掩,然后又来到低洼处,以同样的方法将挖出的泥巴做了伪装,疲惫中带着几分希望与憧憬,像夜行的老鼠,滋滋溜溜钻入树丛草莽之中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夜晚,两个黑影再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昨日挖掘的土冢之上,继续从事未竟的事业。约三更时分,洞中之人顺绳索爬了上来,一边用手抹着满脸的汗水,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道:“好像遇到了封顶石,难弄得很,得换别的家伙。”

  长者一听,兴奋地道:“石头下面就是墓穴,只要想办法凿穿石板,后面的事省心得很。”言毕,从一只口袋里摸出了锤子、凿子之类的工具,最后拿出一个牛皮灯盏,用火镰引出火种,慢慢点燃,递与年轻者道:“在旁边挖个小洞,把灯盏放上,找准石板的缝,看能不能撬得起。”

  年轻者缓过劲儿来,将新的工具扔入洞中,口含牛皮灯把,沿绳索复入洞中。

  将近五更时分,洞中人爬了出来,两眼放光地对年长者道:“总算弄开了,下面还是土。”“弄开就好,赶快离开,山下的鸡都叫过三遍了。”老者说着,急忙收拾随身携带的东西,对洞口和挖出的泥土又做了些伪装,悄然溜下山岗。

  又经过一个夜晚的挖掘,盗洞自上而下由西往东斜插墓室椁顶。根据年长者的指点,年轻人在洞中用铁锤和凿子在洞的两侧分别砍凿木板。凡盗墓者皆清楚明白,只要挖到椁盖板,离最后的成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而大多数椁盖板在地下埋葬成百上千年,早已腐朽成粉状,一触即溃,映入眼帘的则是遍地奇珍异宝,只待盗墓者像搂草一样哗哗往筐中收拾即可。只是,此次的情形却有些不同,椁盖板既宽又厚,且基本保持完好状态。要在十几米之下且仅容一人之身的空间内用原始的铁凿或铁斧,切断半米多厚质地坚硬的梓木板(木椁的用材,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鉴定,全部为梓木),其难度和耗费时间可想而知。对盗墓者而言,非常不幸的是,借着欲望之火,费了几个夜晚的力气,于惊恐、烦躁、疲惫中,终于将一块椁盖板在相距80厘米的位置分别截断,断后的椁板掉入洞底,而这个时候,与此相关联的椁板东端因失去平衡,无力承受上部的巨大压力,哗的一声斜插入洞底。如此一着,盗墓贼一定如闻炸雷突响,银瓶迸裂,惊出了一身冷汗。尚未回过神儿来,扑的一声随着倾斜的椁板跌入洞底,上面的泥土劈头盖脸地砸压了下来,牛皮囊灯盏随之熄灭,洞内一片漆黑。

  此时出现了两种可能:一种是盗墓贼跌入洞底后,椁板下是2米多深的积水,上面的散土和石块一并塌下,立即将洞口封住,此贼尚未来得及叫喊一声,便没于水中绝命而亡。这便是盗洞底部淤泥中所发现的那个人头的由来。至于人的骨架没有被发现,很可能在抽水时被潜水泵的吸力吸于墓坑之外而无法查寻了。另一种可能是,盗墓贼落水的瞬间,本能地抓到了盗洞周边尚未断裂的椁盖板,经过一翻周折,终于从泥水中钻出,重返人间。两种推测,最关键的是要准确判断大石板落下的时间。从考古发掘的情形看,至少有三块大石板落入洞底的椁室之中,而墓葬所铺石板层的高度距椁顶为2.8米。若截断的木椁落水之时,三块大石板和上面的散土随之落下,则蹲在椁盖板上的盗墓者必死无疑。若石板与散土是盗墓贼走后,经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与浸泡陆续落到洞底,则盗墓者尚有存活的可能。遗憾的是,考古人员对此无法做出明确的有说服力的推断。

  从盗洞中出土的铁臿、铁锄,特别是黑色竹竿和稍加修整的五根树枝与凿成凹字形带叉口的树杆推断,在椁盖板被截断并落入水中之后,仍有人持竹竿、木棍等物对洞下的情况进行过探索搜寻,并在椁室底部留下了方圆近一平方米的明显扰痕。那么这个手持木棍向水下探索者是谁呢?此处又产生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截断木椁后随之落水的那位年轻者,侥幸爬出洞口后向老者报告了洞中的情形,在椁室底部情况不明又不敢贸然下水的两难中,只好找来几根木棍竹竿之类的长柄物进行试探。一种是守在洞口负责用绳索提土和望风的老者,当他听到洞下突然传出哗哗啦啦加扑扑棱棱的声音时,一定感到情形不妙,他的心咯噔一下,头皮发炸,汗毛根根竖起,眼睛瞪得形同鸡蛋般大,但却不见洞中的灯光传出。慌恐之中,趴在洞口向下叫喊,洞底却一片死寂。此时老者应当明白,下面那位年轻的兄弟或许是遇到了墓中的飞刀,或许是身中毒箭,或者遭到了什么暗算,总之是不幸与世长辞了。想到年轻人家中那80岁瘫痪在床的老母和一家没吃没喝的老婆孩子,此时正在望眼欲穿地盼着亲人安全归来,弄几块破铜烂铁换些钱财,全家吃顿饱饭。想不到年轻人出师未捷,突遭罹难,命丧古墓,这要叫他的家人知道,将如何是好?这样想着,老者鼻头一酸,泪水像断线的珠子刷刷地流淌出来。他直起腰,脱去老鼠衣,抬手抹了一把那刀刻斧凿一样历尽沧桑的脸,以悲壮的心境重新借助腰中的火镰点燃火种,以娴熟老练的动作,顺着拴在洞口边树上的绳子滑入洞底。他小心地踩住洞口周边的椁盖板,将火种吹起燃烧开来,轻轻呼唤着同伴的名字开始伸手打捞。当他的胳膊全部伸入冰凉刺骨的水中而仍摸不到椁底时,尚残存一点希望的心随之哗的一声掉进了冰窖,他知道,这就是南方古墓中的水洞子,不但同伴的性命无可挽回,就是地下的奇珍异宝也与自己绝缘了,遂长叹一声,顺绳爬出洞口。

  翌日,天空小雨纷飞,整个擂鼓墩笼罩在一片茫茫的雨雾中。老者承受不住人财两空的心灵煎熬和折磨,索性不再前怕狼后怕虎,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弄来几根竹竿与木棍稍加修理,揣了火种和灯具,头戴一顶草帽,提着一捆绳索,挟带长柄竹木器具,快步朝擂鼓墩山岗奔去。

  来到洞口前,老者将竹竿、木棍一一扔进洞中,然后腰系绳索,一头拴在树上,顺洞壁而下,带来的雨具平放于洞口,以掩挡淅淅沥沥的小雨。待来到洞底的椁顶部位,老者稳住脚步,用火种引燃灯盏,从腰里掏出一根细长的木椎用力按进洞壁,将灯盏挂上。十几米的洞下灯光昏暗,一团幽深黑绿色的水泛着点点瘆人的寒光。老者毕竟是久经沙场的盗墓高手,他闭上眼睛默诵了一会儿在楚地盗墓者之间流传的定针神法,处于惊恐、纷乱状态中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老者蹲在残存的椁顶上,拿竹竿向水下捅了起来,这一捅令他大吃一惊,所带一人多高的竹竿压根就没有够到底,复换一根长度接近两人高的细木棍,始戳到底部,但向四周探却无边无沿,既没有探到奇珍异宝,也没有触到同伴的尸体。老者望着手中的木棍,惊得有些发呆,这是一个水库的深度,也很可能是一个水库的容量。在山岗的顶部有如此浩大深邃的一潭深水已属罕见,而这个水库又暗伏在一座古墓的底部,更属奇特,若非墓主生前精妙安排,怎能出现这般奇观异景?既然如此,地下是否布有暗道机关、飞刀毒箭,或水轮转盘式拐钉铁锥,专以射杀盗墓者?老者心中无数。此前几十年盗墓生涯,类似墓坑积水的现象亦常遇到,在行内通称为“水洞子”。但这类“水洞子”的水并不深,主要是地下渗漏和雨水从坍塌的墓顶灌入而成,水位一般都在膝盖以下。若墓坑较浅,盗墓者便采取泽竭而渔的取宝方法,先用皮囊将水排出,然后盗取宝物。若墓坑较深,向外吸水极其困难,则干脆采取大坝中的摸鱼法,弯腰弓背在泥水中乱摸一气,根据手的感觉和长期练就的经验将器物在泥水中掏出。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不太费力地得到了宝物,又达到了速战速决,免遭官府捉拿而进局子蹲大狱的目的。

  .盗墓者溺毙洞中(1)

  很显然,擂鼓墩古墓地下情形已大大超越了盗墓者的经验所及和想象之境界。可以说,战国、秦汉时期的盗墓贼,能遇到此种情况者,其概率或许是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无论是古代的盗墓贼还是现代的盗墓者,都是官府打压抓捕的对象,在百姓间也属于拿不上台面的鸡鸣狗盗之辈,因而一个盗墓贼的眼力再高,能量再大,覆盖面再广,一生所盗之墓也有限得很,仅就数量而言,与现代考古学家无法比拟。据谭维四和谭的弟子辈人物杨定爱等人,在擂鼓墩古墓发掘许多年后说,他们一生主持和参与发掘的大小古墓都在3000座以上,有的达到5000多座。在荆州纪南城一带,一个工地一开工,就是几十座几百座墓葬成片成行地同时发掘,并动用了先进的现代化机械,场面壮观得很。而盗墓贼就远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摸摸地像老鼠一样提心吊胆地干,所以一生盗掘的墓葬与现代考古工作者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像谭维四、杨定爱等人,即便发掘了如此多的墓葬,所遇到的地下水库式的古墓也仅此一座而已,由此可见相遇之难。那么,这么大的积水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问题曾令发掘的考古学家困惑了很长时间而不得其解,直到20年之后的1998年,湖北省博物馆联合几家科研单位的人员,对这座古墓墓坑内遗留木椁进行脱水保护。借此机会,对坑内积水问题进行了科学测验,从而解开了一系列历史之谜。勘探与检测表明,这座古墓墓坑处于风化岩石中,岩石具有一定的透水性。墓坑四周岩石本身和地下都含有大量水分,且地下水又埋藏较浅,最浅处埋深小于0.5米。据推算,墓坑的高度应在山岗地表以下13米左右,椁底板是直接建在坑底岩石上的,没有像椁顶和椁墙四周那样填埋木炭或膏泥,说明入葬时坑底岩石干燥无水,而坑壁四周则有渗水现象。通过对墓坑进行抽水试验,即抽干墓坑中的积水,观察墓坑水位的涨落变化,从而得出墓坑周围补充进墓坑的水量是每昼夜2~3立方米,而墓坑的容积大约是475立方米,按每昼夜2立方米的流量计算,将整个墓坑注满水,只需237.5昼夜便可完成(参见谭白明《曾侯乙墓墓坑木椁脱水工程解开历史谜团》)。

  因地下水位高于墓坑,在重力作用下,坑壁四周的地下水就会不断渗流于墓坑,直至与地下水持平。从当年残留在椁墙的水锈痕迹看,水深约2.2米即可达到饱和与持平状态。当墓坑被盗掘后,因上部雨水灌入坑内,使坑内的水再度上涨,直至升到椁盖板为止。

  当然,作为一个破解之谜,仅限于汉代之前的竖穴土坑木椁墓,若是唐代以山为陵式墓葬,或明代之后开启的券式石砌洞式墓形制,墓内积水形同水库已属常见之现象,不足为奇。但无论历史上还是近现代,所有的盗墓者甚至考古工作者,一旦遇到水库型的墓葬,要想得到墓室内的器物,很难通过摸鱼法实现,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采用吸水法,即以泽竭而渔的方式取出墓中宝物。此种方式方法在中国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只是成败不同而已。

  很显然,像擂鼓墩古墓的这个古代盗贼,是无法把一潭清水全部吸出十几米深的洞外的。当时尚未发明潜水泵,像筒车、牛车、踏车、拔车、桔槔等半机械化吸水工具也未得发明创造,即使有如潜水泵、筒车、龙骨水车这样的特殊机械,也不能使用。因为那如同站在擂鼓墩山岗上高声叫喊:“我要盗墓,我要作死!”

  既然无力向外吸水,是否可以像后世的跳水能手一样,一头扎入水中用手打捞椁室中的文物?回答应当是否定的。盗墓贼胆量再大,技术再高明,但毕竟是一些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就如同职业杀手的职责是杀人而不是被人杀一样,盗墓者的职责是盗取死者的墓葬以便从中获利,而不是主动寻找死路葬身墓中。在如此狭小深邃的空间内,除非有现代化的潜水服和相应的潜水设备,否则不能为之。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到古代职业采珠人乘舟船下水作业时的情形,曾云:“舟中以长绳系没人腰,携篮投水。凡没人以锡造弯环空管,其本缺处对掩没人口鼻,令舒透呼吸于中,别以熟皮包络耳项之际。极深者至四五百尺,拾蚌篮中。气逼则撼绳,其上急提引上,无命者或葬鱼腹。凡没人出水,煮热毳急覆之,缓则寒慄死。宋朝李招讨设法以铁为钩,最后木柱扳口,两角坠石,用麻绳作兜如囊状,绳系舶两旁,乘风扬帆而兜取之。然亦有漂溺之患。”书中所说的“没人”即下水采珠者,尽管有如此之设备,且在开阔的水面上作业,仍有性命之忧。

  古代的盗墓贼只有老鼠衣而无采珠者那样的潜水服和相关设备,若孤注一掷,冒险钻入水底,其结果必同一只老鼠钻入油锅一样,自是死路一条。在上天入地皆无路的绝境中,盗墓者能做的,只有在洞中下网,或用带钩的长柄工具在洞下打捞。可能是盗墓贼不知何时得罪了哪位神仙或小鬼,无意中触了霉头,此次行动真可谓倒霉透顶。从考古人员发掘的情形看,盗墓贼当是一位职业专家、大内高手,他当年选择的这个方位,恰是整座墓坑中最要害的部位。整个盗洞呈斜形挖下去,直通中室的东北角,这个边角与东室和北室相邻,稍一转身即可进入二室。也就是说,盗墓贼只开一洞即可轻取三室之宝,其经验之丰富,判断力之高超,技术之娴熟,令人叫绝。

  非常不幸的是,盗洞下方的器物不是诱人的青铜编钟,而是一架由32件石块组成的编磬,整个磬架用青铜铸就,坐北朝南,呈单面双层结构完好地站立在椁室之中。当盗墓贼将椁盖板截断之后,断板落入水中,上面的填土、石块倾泻而下,巨大的冲击力将下层横梁的中部和上层梁端的龙角,以及东西两头怪兽上之圆柱砸断,磬架倒塌,多数磬块散落受损。跌落的椁盖板与泥土碎石将磬架与石磬盖住,使盗墓者难以打捞。而在编磬的周边,则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鼎、簋、盒、匜等铜器和多件木卧鹿、瑟等珍贵器物。在中室东壁与编钟西架相对应的部位,由北往南排列着两件方彝、两件铜壶、一件大鼓,大鼓底下还有小鼓等器物。而这些器物则是盗墓贼在直径仅为90厘米的圆洞内,无力捞取的。既然如此,能够获得的东西就极其有限了。天欤,命欤,际遇之不幸欤?

  对于这一情形,擂鼓墩曾侯乙墓考古发掘人员方酉生在记录中写道:“总的看来,是没有被盗走东西,但是否能肯定一件也没有盗走呢?还不能这样说。原因是北面、东南角现在有空出的地方,这究竟是当时原来的布局呢,还是东西被盗走了呢?这是一个问题。由于盗洞之故,大量淤泥、石板掉入椁室内,加之积满了水,所以除南半部未被淤泥堵塞,北半部的原状已无法深知了。”

  考古人员在清理后,发现整个钟架各部位均保存完好,唯东立柱上一龙舌残失。据湖北省博物馆主编的《曾侯乙墓》的解释,“当系下葬前已失落”。这只是一种凭空猜测,没有证据支撑,难以令人信服。下葬前其他的部件都完好无损,何以独把龙的一只舌头割掉或扭掉或失掉?唯一的合理解释恐怕是为盗墓者所捞取。如此看来,盗墓贼并不是一无所获,至少获得了一个青铜龙的舌头。

  当时主持中室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员郭德维,后来在其所著的《礼乐地宫》一书中,对此次盗墓过程也曾做过这样的想象:“若一个人站在椁顶上,另一个人潜入椁室,用绳牵引大概还可以照应过来。然而盗洞只有这么大,容不下两个人,只能一个人在墓坑顶上,一个人下墓坑(当时从墓坑顶的洞口至椁顶的深度至少有10米),若再下到数米深有水的椁室,上面的人与底下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配合好。这样要深入有水的椁室就根本不可能。盗墓者既然将椁盖凿穿了,当然也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只得用一些木棍之类,在盗洞附近捞了捞。盗洞里已发现了不少这样的木棍。至于他们捞走了一些什么,就难以知晓了。”

  第三章秦陵迷雾

  神秘的秦始皇陵(1)

  中国陵墓史上最为著名的当属秦始皇陵,无论是规模气势,还是传说中的地宫,都令后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秦陵坐落于距古城西安36公里的陕西临潼县城东。它南倚骊山,北临渭水,景色秀丽,气势雄伟。修建过程中,先后征发民工72万,耗时达36年之久,其工程之浩大,创历代君王厚葬之最。其布局结构和建筑风格,在集夏、商、周之大成的基础上,有了重大进展。而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园,对后世帝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秦陵尚未发掘,其内部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历代史学家都对其有不少的描绘,使我们得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在这些记述中,时间最早、最具真实性的当属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撰著的《史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从司马迁的记述中得知,秦皇陵地宫设施与地面宫殿一样,墓内地底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文武百官依次排列,宫廷楼阁塞满了奇珍异宝。用东海捕到的“人鱼”炼油,制成蜡烛,用做陵中的“长明灯”。在墓室的地面和顶部,雕凿成天地山河,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以珍珠宝石镶嵌成天上的日月星辰。为防备盗掘,在墓道入口处,设有自动发射的机弩,若有人接近,触动机关,就会被乱箭射死。地宫中的大量水银易于挥发,产生剧烈的毒雾,令盗墓者闻之胆寒。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下令,皇宫内凡未生育的宫女嫔妃,悉数殉葬。为了防止泄密,所有参与墓内修造之工匠,全部被封杀于墓道之中。高大的坟丘上种上草木,像山一样雄伟壮观。

  秦陵建成后的第三年,项羽率军入潼关,将陵墓上豪华的地面建筑付之一炬,只剩下了巨大的封土堆。这个封土堆坐南向北,呈覆斗状,基部南北长350米,东西长345米。建成时的高度约折合现在的115米。经过长时间的风雨侵蚀,水土流失,现高87米。

  1974年,随着陵园兵马俑的发现,为了探明秦陵全貌,考古工作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现已探明,秦陵墓地面积为22万平方米,陵园总面积218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远超过埃及金字塔,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人的墓葬都无法相比的。

  陵园地面曾有内外双重城垣,为南北狭长的“回”字形,城垣有门,内外城之间有角楼、寝殿、便殿、寺园吏舍等大量建筑遗址。外城周长6000多米。在陵墓以西墓道一配房中,已发掘出两组铜车马。陵区所在地宫部位,有强烈的汞异常反应,初步证实了《史记》所言“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说法。在建筑遗址中发现大量文物,其中有直径61厘米的大瓦当,为中国瓦当之最。

  陵区仅发现的陪葬坑就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5万多件,最大的陪葬坑1万多平方米,最小的仅1平方米。除已发掘和待发掘的兵马俑1、2、3号坑外,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马厩坑和跽坐俑坑98座,珍禽异兽坑31座,筑墓民工墓103座,被处死的宫廷近臣陪葬墓18座,刑徒服役的石料加工场1处,窑址多处,以及防洪堤和鱼池遗址。

  封土层下的地宫,据考古实测,面积近25万平方米,比盖在它上面的封土层面积大6万平方米。地宫上方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四周有一墙体高和厚各约4米的宫墙,其顶部距现地表2.7~4米,系用未经焙烧的砖坯砌成。宫墙四周有门,东西北三边有斜坡门道。

  地宫在宫墙范围内,又分为外宫和内宫,从内宫再到墓室,如同三个倒置的梯形,一层深过一层,第三个层面约2万平方米,即秦皇棺椁之所在,而产生强烈汞异常反应的,也正是在这一中心部位,面积达1.2万平方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些。秦陵地宫是一座立体结构的楼阁,推测深度最少在50米以上,其墓葬规格远远超过我国已发掘过的任何一座陵墓。

  一座亘古未有的超级天子大墓!

  而这墓室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名震寰宇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的骄傲与痛苦(1)

  嬴政13岁即位,22岁加冕亲政,50岁病死,在位38年。关于秦始皇的许多故事,稍有点知识的人,都耳熟能详。但是对于秦始皇的功过评价,史学家向来争论不休。有的认为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结束了中国战国时长期割据的局面;统一中国后,又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功高盖世。有的认为秦始皇乃历史上第一大暴君,如车裂假父嫪毐,迫使生父(也是其恩人、功臣)吕不韦自杀,焚书坑儒,大兴土木修长城、阿房宫、秦陵等,使得民声鼎沸,怨声载道,时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其功劳和过失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所以后世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不足为怪。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秦帝国的建立、巩固和繁荣,王国的缔造者嬴政日益骄奢却是不争的事实。

  秦王一统天下后,内心不禁喷涌出自豪之情。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表功。让子孙万代都要铭记其卓越的功勋。第二件事便是正名。他下令:“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于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诞生了。而“皇帝”一词也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专用称号。

  秦王做了皇帝,但并不因此满足。他认为自己营造的庞大帝国决不能也不会覆灭,他打下的江山将传之万世。于是,他又下了一篇气魄宏大的制。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是,铁打的江山仅二世而亡,历史同这位心比天高的皇帝开了一个大玩笑,这是后话。

  秦始皇的傲气还有很多表现,如大兴土木,横征暴敛,滥用苦力,焚书坑儒等。事实上,秦始皇的这些表现的确给人们留下了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印象。他位及至尊,傲视万物。“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他内心疯狂的征服欲暂时得到了满足。他创造的辉煌业绩,将永载史册,足以令后人敬佩,从这一点来说,秦始皇是骄傲和自豪的。

  但是作为一个世俗之人,他凡身肉胎,生命有限。他威风八面的凛然之气终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烟消云散,而他尽平生之力创建的庞大帝国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过眼云烟。从这一点来说,秦始皇感到的又是痛苦和无奈。

  物质上的极大满足和精神上的极度空虚,使千古一帝成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于是,在绞尽脑汁经营、巩固着他的大秦帝国的同时,秦始皇又走上了追求“长生不老”妙药的艰难之路。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离开了京师咸阳,开始了第二次巡游。这次巡游的主要目的,便是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典礼结束后,秦始皇并没有返回,而是“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开始了敬神之旅。

  对神灵的崇拜,在秦国源远流长。据说,秦襄公攻戎救国有功,被封为诸侯,率领族人居于西陲,自认为应主少皞之神,于是建西峙,祠祭所谓白帝。后来秦文公即位,夜梦一条黄蛇自天下属地,其蛇口止于麟衍,后史敦为他圆梦道:“这是上帝的象征,您应当祠祭之。”于是,秦文公便建了鄜峙,用三牲郊祭白帝。

  秦穆公在位时,有一个陈仓人从地下挖出一物,似羊非羊,似猪非猪。他想将之送与穆公。路上碰到两个童子,对他说,这个东西叫媪,经常在地下吃死人的脑子,要想杀之,用柏枝插在它头上。媪这时也说话了,他说,这两童子一雄一雌,名曰陈宝,得雄者王天下,得雌者霸天下。陈仓人听了,放下媪,去捉童子。两童子即化为雉,飞入树林。陈仓人向穆公报告,穆公派人捉住了雌雉,不想它又化成一块石头,只好将其置于汧、渭之间。到文公即位时,特意建了祠庙,以祭陈宝。那只雄雉后飞到了南阳雉县。每当陈仓祠祭陈宝之时,即有一道长十丈的红光,自雉县飞入陈仓祠,发出像雄雉的叫声。据说,这就是“宝鸡”之名的由来。

  崇敬鬼神,只是秦始皇长生不死乐曲的一个前奏。他的思绪,早已飞向虚无缥缈的天国。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引露,乘云飞,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段描述见于《庄子·逍遥游》。它对传说中的神仙进行了具体而形象的描述。

  中国古人即有崇拜神仙、确信神仙存在之说,而秦始皇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他以征服六国般的意志开始了寻找神仙的历程。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皇帝最后一次出巡时,在琅琊见到了徐福。由于“人还求神药,数岁弗得,费多”,害怕受到严厉处罚,徐福便编造了谎言。他说:“蓬莱仙山的确有仙药,只是由于被大鲛鱼阻挡,无法进入。请陛下派遣善射者带弓箭一同去,用连弩将其射杀,仙药即可得。”听这话的当晚,秦始皇恰巧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同一个人形的海神作战。梦博士圆梦道:“水神面目本看不见,大鱼和鲛龙乃水神存在的标志。陛下祷祠神明向来恭谨,应除去此类恶神,即可求得善神。”秦始皇听其述说与徐福所言符合,于是下令派人携带大量渔具入海,而他也亲自持连弩以待大鱼出现。

  众多的兵士乘船从琅琊直到荣成山,也未见到一条大鱼的踪影,直到芝罘,才见到一条大鱼,而秦始皇非常“英勇”地将其射杀了。

  射杀大鱼后,障碍已除,于是秦始皇又派徐福出海。这个徐福又一次欺骗了秦始皇。说自己梦中见到了海神,海神说,仙药有,只是秦王礼物太薄了,只能看,不能拿走,要拿走,必须送给我童男童女以及从事各行业的工匠。

  秦始皇听信了徐福之言,于是令其携童男童女3000人、各类工匠再次入海。但是徐福率领的庞大船队永远消失于天海相接处,直到秦始皇死也未回来。

  数次寻仙不得,反得到了一帮儒生无情的戏弄和嘲讽,秦始皇怒气难消,诏令460名儒生至骊山一个所谓的温谷中,召开“西瓜宴”。趁儒生们对温谷之瓜评说不已时,命令兵士自上而下填土于山谷,将儒生们活埋。儒生被坑,秦始皇不再积极寻求仙丹灵药,而是逐渐将注意力转移于对其死后的安排上,骊山陵墓修建速度随之加快,一座亘古未有的超级天子大墓在他死前基本完工。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寻仙求药的失败,更加剧了秦始皇残暴的统治,从而在他死后,又围绕其陵墓发生了一系列争论不休的是非恩怨。

  始皇陵是否真的被盗(1)

  公元前210年10月,华丽的天子车驾离开咸阳,秦始皇开始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巡游。11月,来到了云梦、九嶷山,然后浮江而下,经过丹阳,到达钱塘。由于钱塘江水势滔天,波涛汹涌,车队遂向西走了百余里,由狭中渡江。

  渡江之时,庞大的车队引来许多人观看。这时,人群中一个高大威武的少年突然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

  这句话秦始皇当然不会听到,他也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竟然隐藏着一个秦国的死敌。

  ——这个少年,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一生的使命,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亡秦”。他从秦二世元年从会稽起兵开始,每遇秦兵,战无不胜,秦军望之披靡,闻风而逃。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秦王朝就土崩瓦解。

  但在其后的楚汉之争中,项羽却失败了。历史学家常常为项羽鸣不平,把其失败之因简单归结于项羽主观决策上的失误。而众多的文人墨客则将其描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但大多论者都忽略了其失败的必然性。

  之所以说项羽的使命是亡秦,是因为他与大秦天生有家仇国恨。项羽的祖父、楚国大将项燕就为秦军射杀,而项羽所在的楚国,多年来就与秦战争不断,并最终为秦所灭。所以,当项羽兵进咸阳时,疯狂的复仇行为便势所难免。

  据说,项羽率大军进入咸阳后,竟在一天之内就将秦国皇亲800余人连同4000名文武官员全部杀死。秦王子婴就是被项羽本人用方天画戟扎入胸腹扔到街心而毙命。随后,八千江东子弟潮水般涌入秦宫,将财宝、美女抢劫一空后,又放一把大火,将阿房宫内的宫殿、楼阁烧成一片废墟,大火烧三月不绝。

  做完这一切后,项羽的私愤并没有发泄完毕。他又带兵闯入秦始皇陵,杀害了所有守陵人和部分还在修建陵园的工匠,放火烧掉陵园内所有的地面建筑,又下令挖掘秦始皇陵。

  关于项羽的几把大火,历史上的记载已有不少,且大多相似,并无争议。只是项羽是否盗掘过秦始皇陵,目前尚有争论。

  关于项羽掘秦始皇墓,历史上也有不少记载:

  司马迁的《史记》中借刘邦之口,骂项羽:“掘始皇冢,私收其财物。”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刘向传》中写道:

  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三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枭雁……项羽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棺椁。

  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所著的《水经·渭水注》中这样描绘:

  秦始皇大兴厚葬,营造冢圹于骊戌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狱九州县地理之势,宫观百室,奇器珍宝,充满其中。坟高五丈,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另外,在民间,还流传着关于项羽掘秦始皇墓的传奇故事:

  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后,命英布去盗秦始皇墓。当地下皇城大门打开时,里面突然射出无数箭矢,乱箭如雨发,当场射死许多士兵。随后从墓中又飞出无数怪鸟,啄伤不少士兵。惊魂未定的士兵四散逃去,又被墓中冲出的怪兽追击,咬伤无数。英布不敢进门,急忙报告项羽。项羽一听大怒,亲自率士兵冲入墓门。至墓内后,项羽定睛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只见里面星光灿烂,山峦起伏,草木青翠,这不是函谷关吗?项羽带兵往前冲击,但这时又是一阵乱箭射击,项羽无奈之下,只好率兵退出。

  另一个故事说,项羽灭秦后,派十万兵士挖掘秦始皇墓。士兵在陵墓南面和西北寻挖墓穴道,挖了半月有余,踪迹全无。项羽听说后,赶到了现场,亲自督促开挖,仍没有结果,正在犹豫之时,忽然从西北方向走来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老人对项羽说:“你不该动用如此众多的劳役来挖墓,秦始皇是怎么灭亡的,你应该心知肚明,万不可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啊。”项羽听了老人之言,思索良久,终有所悟。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停止挖掘,返回楚地。但是士兵们毕竟在此地挖出了两条沟,这两条沟后在历史上被称为“霸王沟”。

  还有一个更为离奇的故事。说是项羽挖掘秦始皇陵时,从墓中飞出一些金雁,消失于南方。到三国时,有一个名叫张善的人在日南这个地方当太守,有人向他行贿,送他一只金雁,张善一看,金雁身上还刻有字,字的意思是说此雁乃秦始皇陵中之物。

  依据诸如此类的记载和传说,好像项羽掘秦始皇陵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实际上,这些说法并不能作为项羽掘始皇陵的真正证据。民间传说故事自不必说,就是历史上的记载也令人心生疑窦。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只是引用刘邦在两军阵前责骂项羽的话,并没有直接去写项羽如何掘墓。如果这件事是事实的话,那也应该是一桩重大的历史事件了。但这样重大的事件却并没有载入《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这是司马迁的遗漏,还是有不便言说之处?两种疑问似乎都难成立。因为司马迁是公认的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极少趋炎附势之作。同时,在《项羽本纪》中,他对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妇女宝货而东”的行为有明确记述,还有什么必要对掘秦始皇冢加以掩饰呢?不可否认,项羽“掘冢”的动机是存在的。这是雪国仇、报家恨的最好手段。但是,以秦始皇陵的地宫之深邃、构筑之坚固、警戒之严密,项羽即便有开掘之心,恐也难得如愿。所以更为可能的是,用一把大火烧掉秦始皇陵园的地面建筑,及把“浅层”的宝藏拿走。这一行动,使人们误认为项羽盗掘了秦始皇陵。

  那么,后来的班固、郦道元又为何要编造故事,栽赃项羽呢?这也许是历史上的一个悬案。虽然我们无从琢磨班固、郦道元的心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们关于“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史实”的记载,基本上都是从《史记》中抄袭而来的。而作为兰台令史的班固也不可能比早他400多年、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获得更多的史料。再说,按照班固的记述,可以设想,项羽凭借为数几十万人的挖掘能力,不管他采取大揭顶还是多道并进的办法,都将是愚蠢至极的。若在短期内,集中一处挖掘,不但难于下手,而且对秦陵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也是难于奏效的。即使地宫被打开,那陵墓内的珍宝再多也有个定数,以30万之人力,“三十日运物不能穷”,也难以成立。同时按照班固等人的记述,只要项羽打开地宫,必然会有暗弩的射出,即使进入墓内,也会受到水银毒气的伤害。而关于这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善于渲染的他们为何不见记述?退一步讲,如果秦始皇陵内已被项羽洗劫一空,历代朝廷又何需下令派人保护呢?历史上,刘邦平定天下后,即派20户为始皇守冢,这本身就说明,这位新登龙位的皇帝知道并没有人毁坏寝宫,否则,还有什么守冢的必要?至于刘邦之后,历代王朝对始皇陵都倍加守护,起码也是对班固、郦道元等人讹传的否定。

  从20世纪50年代起,陕西的文物工作者就开始对秦始皇陵进行地面勘察。1974年以后,考古人员便围绕陵冢、陵园进行大规模的钻探,留下了10余万个钻孔。

  长期负责秦陵钻探的考古工作者程学华认为,钻探资料表明秦陵地宫上的封土没有发现局部下沉的迹象,夯土层也没有较大的变动。目前在整个封土上仅发现两个直径不足1米、深不过9米的小盗洞,而这两个盗洞又远离地宫。假如当年项羽真的以30万人对始皇陵地宫进行发掘,今天怎会是这般模样?所以他说:“班固近似道听途说,郦道元则是信口开河,致使我们的考古研究误入迷途。”

  现秦陵考古队的张占民先生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也得出了与程学华一致的结论,认为班固和郦道元的记载是相互矛盾和难圆其说的:既然项羽烧地宫在先,那么地宫内的建筑、包括棺椁在内绝对不会幸免,那为什么没有对秦始皇尸骨作何处理的半句记载?是一同烧毁了还是捣碎了?以项羽的性格和复仇心理,若见到秦始皇尸骨绝对不会放一把火了之的。

  从现已发掘、钻探的地宫周围的一些随葬品看,西墓道耳室仍保存着完整的铜车马队,而装置铜车马的木椁也没有遭到火烧,属于自然腐朽。北墓的耳室也同样地保存着一些重要的随葬品。试想,如果秦陵地宫真的被项羽的30万大军所盗,在墓两旁的随葬品又怎能完好无损?既然这些随葬品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深藏在地宫内的随葬品也应该不会被洗劫一空,甚至可能同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假如项羽当年真的一把火焚烧了地宫,那么地宫内的水银也早已挥发四散,但今天的科学试验证明,陵内的水银依然存在。所以,种种迹象和资料都表明:秦陵地下宫殿不但未遭大规模的洗劫,也同样没有被焚烧的可能。

  既然班固、郦道元等人的错误已遭反驳,那么项羽等人在陵园内究竟破坏了什么?

  也许用不着想象就可以知道,秦始皇陵园的地面建筑,首先就成为项羽大军洗劫和破坏的对象。那博大恢宏的寝殿、食宫、门阙、角楼等在兵燹中都无一幸免。几千年后,人们站在这片遗址上,仍然能看到红烧土和木炭混杂,残砖碎瓦与草屑相伴的凄凉景象。同时,埋葬于地下的兵马俑也在这次洗劫中深受其害。

  在考古勘探中,经过部分清理的陵园建筑遗址,很少有金钱和青铜器物的发现。已发现的“乐府”铜编钟、两诏铜权、“骊山园”铜锤及戈、矛等兵器,都散见于陵园的堆积土中。秦俑坑内的青铜兵器,按理应当与兵俑的数量相等,有近百件之多,这个数量无异于一个大型的兵器库,一旦得到这些兵器,便可立即装备士兵,投入战斗。但现在看来,俑坑中的兵器所剩无几,若结合兵马俑被破坏的情形来看,坑中的兵器显然是被掳去了。当年刘邦指责项羽“掘始皇冢,私收其财物”,无疑是指他捣毁从葬设施,并掠走陵园财物的暴戾行径。

  关于项羽是否盗掘过秦始皇陵的争论,似乎暂时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历史上企图盗掘秦陵的仍大有人在。

  据史料载,后赵时的石勒和石虎,在盗窃战国时的赵简子墓失败之后,来到了秦始皇陵。经过一番周密的钻探之后,他们在封土以外的不远处开始了挖掘。这次,他们的苦心没有白费,鬼使神差,他们打开了通往秦陵地宫的墓道,取走了墓道门旁安装的铜柱数根。正当他们进一步向地宫深入凿挖时,被守陵人发现。两人不得不含恨忍痛放弃了秦陵,背着铜柱落荒而逃。

  据当地村民说,清朝道光年间,秦始皇陵封土遭到了暴雨流水的冲击,陵墓北面的半山腰间,也在暴雨冲击中塌陷出一个很深的洞窟。这个洞窟被附近的岳家村一个老头发现后,立即传播开来。消息传到了一个外号叫“白狼”的土匪头子耳中,他立即率人以探测陵园为由进入洞窟,令所有入洞者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洞窟竟通入陵墓地宫。“白狼”对此大为兴奋,命人取了大批的珍宝出洞后,溜之大吉。守陵人得知此事后,马上报告官府,官府派人堵死了洞窟,随之加紧了对陵园的看管,洞窟再未被掘。

  清朝灭亡之后,随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陕西军阀又一次派兵挖掘了秦陵,取走了地宫大批珍宝。

  以上记载和民间传言,虽有证可据,但大多漏洞百出。依石勒、石虎两人的力量,怎么能轻易就打通了地宫隧道?项羽当年率领千军万马,也对秦陵无计可施,二石难道是神仙不成?退一步讲,即使是打开了隧道,依秦陵的坚固,作为支柱的铜柱两个人怎么能将其取下?别说“数根”,就是一根,恐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是“蚍蜉撼大树”。再说,他们二人在表层又是钻探,又是挖掘,守陵人竟浑然不觉,而待其进入隧道后,却被守陵人发觉,这于情于理实难讲通,莫非守陵人有“天眼”不成?所以,这一说法实难服人。

  “洞窟”的说法也显荒唐。秦始皇几十年处心积虑建成的坚固陵墓,怎会如此地不堪一击?一阵雨水冲击,就能冲出个大窟窿,让人难以置信。更致命的是,这个洞窟居然能直接通入地宫。如果真是这样,从秦至清,中间老天不知下过多少次暴雨,洞窟也不知出现过多少回,哪轮得上清朝的“白狼”搜取珍宝?恐怕陵墓内早已是空空如也。

  至于陕西军阀的盗陵,既无时间,又无姓名,更无盗掘经过,自然只能理解为讹传。

  可以肯定的是,秦陵作为一座超级天子大墓,自它建成之日起,历代盗墓贼就对其虎视眈眈,也曾做过种种努力,但也只是留下几个小小盗洞,在庞大的陵墓面前,显得是那么地微不足道,也并未对地宫构成真正的破坏。至于秦陵地宫门口是否有刀枪暗箭弩矢之类的射杀性武器,以防盗墓贼的入侵,达到“有所穿近者辄射之”的奇效,在地宫尚未打开之前,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据秦陵钻探人员透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四章汉代陵墓之劫

  西汉武帝茂陵概况

  金人赵秉文有诗云:“渭水桥边不见人,摩挲高冢卧麒麟。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阳原上尘。”其诗道出了咸阳原上的历史场景。穿越时空距离,透过这些陈列着的苍凉陵冢,人们似乎看到咸阳原的荣辱兴衰,听到古陵主人战马的嘶鸣声,读到咸阳古陵文化的精彩篇章。

  秦岭北麓的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南北夹于秦岭山地和北山山脉之间,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自西而东的渭河,流贯条形的关中平原,故亦称渭河平原。古代这一带属秦国,长约七八百里,所以又有“八百里秦川”之称。西周、秦、汉时代,关中是全国最富饶之地,其财富占全国十分之六。古都西安即坐落于这片平原中部的渭河南岸。沣河、沪河、灞河等八条河流,从秦岭北麓蜿蜒而来,形成“八水绕长安”的景象。属于秦岭山脉的华山、骊山、终南山等巍峨高峻的山峰,罗列市区之南,重峦叠嶂,云蒸霞蔚,构成了美丽的山水风光。

  位于关中腹地、泾(河)渭(河)之交的咸阳,是西汉皇陵的主要集结地。西汉王朝,凡214年,历经11位皇帝,建陵园11座,有9座位于咸阳原上,其中最为显贵的有五陵,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这五陵当时均建有陵邑管理,故将其称为“五陵原”。古诗中“五陵年少争缠头”,“五陵裘马自轻肥”的记述,即指当年居住在这些陵邑(县)中的纨绔子弟斗鸡走马、为非作歹的事情。

  在西汉的11座帝陵中,最大的当数汉武帝茂陵,在中国历史上,如此规模浩大的皇帝陵,只有秦始皇的骊山墓方能与之相比。

  茂陵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原上,南位乡的东南部,西距兴平县12公里,东距咸阳市15公里。其北面远依九骏山,南面遥屏终南山。东西为横亘百里的“五陵原”。此地原属汉时槐里县之茂乡,故称“茂陵”。它高46.5米,顶端东西长39.25米,南北宽40.60米。据《关中记》载:“汉诸陵皆高12丈,方120丈,惟茂陵高14丈,方140丈。”上述与今测量数字基本相符。总占地面积计为56878.25平方米,封土体积848592.92立方米。陵园四周呈方形,平顶,上小下大,形如覆斗,显得庄严稳重。

  公元前139年,茂陵开始营建,至公元前87年竣工,历时53年。《晋书·索绋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山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也就是说,汉武帝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的费用。建陵时曾从各地征调建筑工匠、艺术大师3000余人,工程规模之浩大,令人瞠目结舌。

  汉武帝的梓宫,是五棺二椁。五层棺木,置于墓室后部椁室正中的棺床上。墓室的后半部是一椁室,它有两层,内层以扁平立木叠成“门”形。南面是缺口,外层是黄肠题凑。五棺所用木料,是楸、梓和楠木,三种木料,质地坚细,均耐潮湿,防腐性强。梓宫的四周,设有四道羡门,并设有便房和黄肠题凑的建筑,便房的作用和目的,是“藏中便坐也”。《汉书·霍光传》曰:“便坐,谓非正寝,在于旁侧可以延宾者也。”简单地说,便房是模仿活人居住和宴飨之所,将其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与死者一起殉葬于墓中,以便在幽冥中享用。“黄肠题凑”是“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料皆内向,故曰题凑。”汉武帝死后,所作的黄肠题凑,表面打磨十分光滑,颇费人工,要由长90厘米,高宽各10厘米的黄肠木15880根,堆叠而成。

  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后,入殡未央宫前殿。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弯凤鱼麟之像,世谓为蛟龙玉匣。”汉武帝身高体胖,其所穿玉衣形体很大,全长1.88米,以大小玉片约2498片组成,共用金丝重约1100克。

  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弃天下,霍光专事,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钱鳖牛马虎豹生禽,凡为九十物,尽瘗藏之。”《新唐书·虞世南传》也载道:“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因为汉武帝在位年久,又处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以随葬品很多,除190多种随葬品外,连活的牛马、虎豹、鱼鳖、飞禽等,也一并从葬。另据记载,康渠国国王赠送汉武帝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在一个金箱内,也一并埋入陵墓之中。

  .多次被盗的茂陵(1)

  西汉诸帝除个别皇帝外,都修建了大规模的皇陵,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皇陵几乎无一逃脱被盗掘的命运。民间小规模的盗掘自不必说,单是大规模的被盗,就有不少。如西汉末年,赤眉军进入长安,西汉诸帝陵悉被发掘;东汉末年,军阀董卓也曾派吕布盗掘西汉诸皇陵。

  茂陵是西汉诸陵中最为突出的,所以被盗掘的次数和规模也远远多于其他皇陵。仅有历史记载的被盗事件即有五次。

  公元前84年,汉武帝葬后刚刚四年,可谓尸骨未寒,但其陵已被人盗掘,陵中的东西已经“上市”。汉武帝梓宫中有一玉箱和玉杖,这是西胡康渠国国王所献,汉武帝生前十分喜爱。但刚过四年,一个扶风人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商人正在出卖玉箱和玉杖,要价为青布30匹,钱9万。扶风人见这两件东西十分精致,绝非寻常之物,于是未加讨价就买下了。买来之后,扶风人爱不释手,常与宾客共赏。恰巧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看到这两件东西后,转身就走。原来,此人乃汉武帝生前的一个小奴,认识玉箱、玉杖,所以他急忙将此事报告当地的官吏——有司。有司一听此事,这还了得,赶忙派人去拿扶风人,询问玉箱、玉杖的来历。扶风人得知此乃先帝之物,十分惊恐,不敢隐瞒,将整个经过和盘托出。只说自己买时不知此乃茂陵之物,更不知卖主姓甚名谁。有司派人缉拿商人,那商人却早已不知去向。有司无奈之下,只好将玉箱、玉杖入官,不了了之。但茂陵被盗一事却是确凿的事情。

  公元前64年,发生了一件十分荒诞的事情。山西有个采药人,名叫李友。此人常于山中采集药物。一次,他来到上党的抱犊山采药。当他爬到半山时,已是精疲力尽。此时,他看见了一个山洞,便走了进去想休息一下。坐于山洞口的平坦岩石上,李友俯视抱犊山,只见满目青翠,山中的小溪淙淙流淌,不觉心旷神怡,疲劳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休息片刻,李友起身欲走。就在起身的同时,他不自觉地看了山洞一眼。这一看,看出了问题,他发现黑暗的山洞里有个东西闪着金光。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向洞里走去。走了大约200米,他看到了那个闪光的东西,原来是个金箱。他试着抱了抱,箱子很沉。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他终于将箱子搬到了洞口。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金箱,发现里面盛满了书籍。书籍码放整齐,计有杂书40余卷,包括:《老子》2卷、《太上紫文》13卷、《灵跻经》6卷、《太素中脂经》6卷、《天柱经》9卷、《六龙步元文》7卷、《马皇受真术》4卷。李友打开了其中的一卷,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御书”二字。再一看,乃是汉武帝读过之书。皇帝之书为何会藏于此处?李友不由得大吃一惊。他赶忙把书放回,关上金箱,并将其藏好。吃了这一惊,药是采不下去了。思索再三,他决定报告官府。河东太守张纯闻听此事,不敢怠慢,马上派兵丁随李友上山取回金箱。在确证金箱乃汉武帝之物后,他马上报告了当时的皇帝汉宣帝。汉宣帝见到此物,询问众大臣。当时有一典书郎冉登,系汉武帝时侍臣。看了金箱和经书后,他痛哭流涕,上奏道:“这是孝武皇帝(汉武帝)随葬之物,当时我亲手将其放进陵墓,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汉宣帝听了,十分惊愕。在查不到是谁将书箱盗出的情况下,他令人将书箱送回汉武帝陵中。但是当皇帝的手下进入茂陵时,却惊奇地发现茂陵内竟然完好如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曾有人进入过陵内。但这金箱,连同之前的玉杖、玉箱是怎么出去的呢?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

  西汉末年,琅野人樊崇率百余人入泰山,揭竿起义。22年,新朝皇帝王莽派大军10万人击樊崇军。樊崇军准备大战,起义军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记号,史称“赤眉军”。结果大败王莽军。25年,赤眉军30营(一营为一万人)攻入长安。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掳掠,在将长安城抢劫一空后,赤眉军又来到咸阳原上,发掘汉帝后坟墓,收取宝货。西京长安二百年的文物,几乎被破坏殆尽。而武帝的茂陵,当然也在劫难逃。

  据史书记载,赤眉军掘开茂陵后,成千上万的士卒搬取陵中宝物。搬了几十天,但“陵中物仍不能减半”。茂陵附近的帝后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令人发指的是,个别人竟然干起了奸尸的可耻勾当。据《后汉书·刘宣子传》记载:赤眉起义军进入关中,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兵西征,“逢大雪,坑谷皆满,上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26年,赤眉军再一次“光顾”了茂陵。当时,他们正被刘秀领导的起义军打败,走上了穷途末路,兵退咸阳。许多士兵都开了小差,军心更为不稳,樊崇为此一筹莫展。此时,起义军的军师,名叫徐宣,他给樊崇出主意说:“眼下我们东有刘秀攻打,西有隗嚣追击,两面受敌,想退是不可能了。只有设法再次打进长安,方有一线生机。只是现在雪下得这么大,军心不稳。我看主要是士兵闲来生事。这一带陵墓不少,不如叫大家去掘坟盗宝,土兵们有了财物,士气自然高昂,攻进长安就有希望了。”樊崇一听,茅塞顿开,立即下令士兵再次去盗茂陵。

  徐宣此次出主意去盗茂陵,除了想要提高士气外,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得到茂陵中的道术秘册。原来徐宣能掐会算,曾当过县里的狱吏,在《易经》上造诣匪浅。他知道汉武帝生前信神敬仙,收集了不少方士的道术,所以猜想其墓中必有秘册。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徐宣的这个想法只是一种猜测:士兵们找遍了茂陵的所有角落,甚至捣毁了著名的茂陵陪葬墓——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墓,然而道术秘册却不见一点蛛丝马迹。

  东汉末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恶霸——董卓。此人是凉州的一个下层豪强,他的部属都是些地方上的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为首的一群极端凶恶的豺虎盗贼是历史上最野蛮的破坏者。当时人口、文化、财物最集中的洛阳、长安,都被这群野兽毁坏殆尽。

  董卓曾下令大将吕布盗掘西汉诸皇陵,至于吕布盗掘诸陵的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其盗掘茂陵却留下了一个故事。

  据说,吕布盗茂陵时,董卓曾交付其一个秘密任务,那就是要其留心寻找茂陵墓中的秘方妙药。原来,董卓有个孙女,名叫董白。此女长得花容月貌,且生性乖巧,甚得董卓喜爱,被视为掌上明珠。十岁时董卓就封她为渭阳君,并为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仪式举行时,董卓特命兵士搭起了宽六米多、高二米的高坛,董白坐着显贵的轩金华青盖车,由大批官员簇拥,登坛受封,好不隆重。但可惜的是,这董白是个哑巴。为此,董卓十分忧虑,曾广延天下名医为之医治,均未见效。后来,董卓听手下大臣说,汉武帝刘彻一生敬神寻仙,熬炼仙药,其陵中也许会有专治哑巴的灵丹妙药。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于吕布。

  吕布带领大批士兵进入茂陵,在搬运大批宝物的同时,细心地找起了灵丹妙药。但是,搜遍了整个陵墓,连汉武帝的棺木都翻了个底儿朝天,灵丹妙药还是未能找到。吕布没有完成董卓交予的特殊使命,心中既着急又懊丧。正在这时,只见一个士兵手拿一卷绢纸,大声喊道:“找到了,找到了!”小跑过来。吕布听到后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他不等士兵报告,一把从其手中抢过了绢纸,展开一看,只见上面用端端正正的隶书写着十二个大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吕布乃一介武夫,好不容易认识了这几个字,已属不易,哪里还会理解其中的深意,他认为这也许正是董卓要找的。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宣布班师回朝。回来后,将绢纸交于董卓。董卓端详了一阵,也不知其意,于是转而问大臣。然而众大臣面面相觑,无一应答。董卓大怒,厉声喝问:“连这十二个字的意思都不能理解,我养你们这帮大臣何用!”厉声之下,众大臣无不战栗。董卓更为生气,走下殿来,双目圆睁,逼视站在最前面的大臣。该大臣一看大事不妙,扑通一声跪下:“大王,臣非不知,实不敢说。”董卓说:“你说,我不怪你,赶忙说。”大臣颤声道:“这句话是诅咒您的。”“如何见得?”董卓仍是不解。大臣道:“您看,这千里草,合起来是一个‘董’字,十日卜合起来,是一个‘卓’字,这句话是诅咒您不得生啊。”董卓听完,气得都快晕过去了,他伸手将那一卷绢纸拿来,欲将其撕个粉碎,但是,这绢纸非常结实,怎么撕也撕不碎。盛怒之下,他将其掷于地,踩于脚下,并大声斥责吕布:“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饭桶!滚下殿去……”

  后来,余怒未息的董卓又派人将汉武帝的尸体扔在墓外曝晒。朝中大臣对此无不黯然,于是公推蔡邕前去劝解。董卓这才消了怒气,派人将尸体放回,并草草处之。

  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董卓被吕布所杀。正应验了那句熟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个故事系民间流传,真伪难辨,但董卓曾派吕布盗掘茂陵却是不争的事实。

  唐朝末年,又一支农民起义军开进了汉武帝的茂陵,其首领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黄巢。

  黄巢与赤眉起义军的首领樊崇有所不同。他可以说是个文武全才。既长于骑射,又颇爱读书;既贩过私盐,又考过进士;既是失意士人,又是一方豪侠。按说,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应该具有一定的“文物保护意识”,但是历史却不无遗憾地记载下了其盗掘陵墓的行为。

  880年,黄巢的事业达到了顶点。这一年,他率数十万起义军攻入唐都长安,唐朝皇帝唐僖宗带着少数家眷仓皇出逃。黄巢入城时,数百万民众夹道欢迎,所到之处,群众无不山呼万岁。同年,黄巢登上了皇帝宝座,定国号为大齐,年号金统。

  当了皇帝的黄巢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别说派兵继续追击唐王朝的残兵败将,甚至未来得及对民众颁布治国诏令,他就开始了极度的享乐。“防御”二字早已抛之于九霄云外。

  但是,就在黄巢尽情享乐的同时,一支支唐朝地方豪强的武装已悄然集结。881年,唐僖宗委任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率军打到了长安城下,战斗一触即发。但这是怎样的战斗啊,黄巢率领的起义军已今非昔比。战斗尚未开始,胜负却已确定。结果是这支起义军还未等唐兵攻城,只是听说唐兵要来,便闻风而逃。

  逃到咸阳的起义军,军心涣散,已成强弩之末。在一个寒风瑟瑟的秋日,他们盗掘了茂陵。

  关于黄巢起义军盗掘茂陵的细节,史无记载,不便妄加想象。但关于其盗掘茂陵的原因,却有两点可以探讨。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当时起义军已走向穷途末路,军中粮饷不足,盗掘茂陵,以茂陵之宝补充军需,也属万不得已。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出于一种仇恨的心理。虽然黄巢起义军一向纪律还算严明,很少有烧杀抢掠的恶行,但这也只是针对一般的贫民百姓而言。对于恶霸地主及贪官污吏,他们从骨子里十分仇恨,常有处死并没其财物的行径。汉武帝在他们眼里,当然绝非什么善类,所以在一时气愤之下,挖其坟墓也在情理之中。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茂陵所遭受的种种劫难,是一代英主汉武帝生前绝难想象的。当初他费尽心机营造的宏伟陵墓,成了后世争相抢夺的宝地;伴随他的财宝器物,被盗贼肆意抢掠;就连他口含宝珠,身着“珠襦玉匣”的尸体,也曾被扬之于外,曝之于野。若有在天之灵,不知此时的汉武帝将作何感想?

  略令人安慰的是,时隔两千多年的今天,历经沧桑的茂陵被命名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地属于茂陵的鎏金兽头银盘、金饼等118件文物“完璧归赵”。1979年12月,又成立了茂陵博物馆,茂陵文物事业得以飞速发展。如今的茂陵,已成为中外人士游览的胜地。

  .董仲舒母冢被盗记

  西汉时期,被盗的陵墓难以尽数,但是令后人奇怪的是,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母亲之墓竟然也被人盗掘!

  提起董母,恐怕无人知晓,但提起董仲舒,恐怕无人不晓。

  董仲舒出生于河北景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从小就潜心钻研儒学。据说其学习十分刻苦。他念书的书房外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园子,然而他在书房学习三年,竟从未踏进过;对于经常骑的骏马,他也分不清雌雄。到20多岁时,他已成为对《公羊春秋》等经书深有研究的大学者。但是他虽博学,却未因此而步入仕途,而是做了一名教书匠,当时的人们把他称为“汉代的孔子”。他讲学时,在讲堂前挂一幅帷幔,他在里面讲,外面坐满了学生,但诸生“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尽管如此,他仍教出了不少有名的学生。他的思想也随着门生的不断传播而成为当时流行的学说。在同时代兴起的众多学者中,他成为最夺目的一个,成为当之无愧的“众儒之首”。

  董仲舒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在他39岁那年,汉武帝召见了他。他以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的回答征服了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因此成为西汉乃至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年,汉武帝封董仲舒为“江都相”,董仲舒开始了坎坷的仕途生涯。

  公元前121年,郁郁不得志的董仲舒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广川,他闭门谢客,埋头著书,既不过问家居杂事,也不置产业。历经十几个春秋,写成了17卷82篇的《春秋繁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原名并非《春秋繁露》。据说他成书之前,曾梦见有龙入怀,但这自不足信。事实是,他写了好几十篇文章,如《闻举》、《玉杯》、《清明》、《竹林》等,这些文章都讨论了儒学问题,但董仲舒并没将其编撰成书,是后人辑录而成的,并冠名为《春秋繁露》。

  尽管已赋闲在家,但董仲舒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在他75岁时,还曾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和铁官营的政策,认为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写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篇奏章。死后,被葬于长安西郊。汉武帝曾经过墓地,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地下马致意,故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做“下马陵”。

  但令人不解的是,“下马陵”未见被盗掘的记载,而董仲舒之母的墓室却相传被盗。

  据杜光庭的《灵异记》中记载:

  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率百余人往发掘之……

  从上文可略知盗墓者的动机,原来是为了盗得“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而这与董仲舒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董仲舒虽然一生致力于儒学,但他尤爱神学。年轻时,他就十分重视对阴阳学说和神仙方术的研究。他和当时谈神论鬼、宣扬炼丹益寿的著名方士李少君交情极深。两人常在一起谈论神仙方术,甚至装神弄鬼,并形成了自己的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他热衷神学,曾招致杀身大祸。公元前135年,辽东郡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长陵县的高园先后发生了两次大火灾。董仲舒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将火灾发生的原因归结于“上天发怒”,上天之所以发怒是为了谴责人间的“骨肉相残”。汉武帝看了,非常生气,把董仲舒交官问罪,并要处死。幸亏其名声很大,又加上其学生等百般求情,皇帝才免他死罪,但贬了其官。

  遭此大祸,董仲舒仍执迷不悟。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他的神学观。

  另外,关于他能呼风唤雨,而且著有能避祸免灾的书的传闻在民间广为流传。而这终于导致其母之墓被盗的悲剧发生。老百姓认为其子是神,则其母必为仙,而仙人是不会在人间掩埋的。所以认为他筑衣冠墓是假,藏灵药秘诀是真。

  .两汉时期的离奇盗墓事件(1)

  两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厚葬高峰。而这一时期,也是盗墓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历史上,被盗掘的两汉墓多如牛毛,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史书记载的局限和篇幅的关系,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只能将一些重要的或有意思的盗墓事件辑录如下:

  《晋书·愍帝记》中记载:“(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

  据《史记》载,薄太后死于汉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而其墓于470年后被盗,即315年。另据《古书图成·堪舆卷》可知,盗墓贼为三秦人尹值、解武等。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晋憨帝建朝时,竟连穿衣都成问题,所以不得不收拾盗墓贼留下的“烂摊子”,用来充实内府所需。

  在徐州龟山汉墓前,立有一块石碑,碑上用不规则的小篆写着:

  第百上石,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椁,不布凡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母今玉器。后世幸视此书,(目)此也心者,悲之。

  这座墓乃西汉时的楚襄王刘注与其妻的“同茔异穴”墓。碑文主要是告诫后世,他虽为一代楚王,但墓中既无华贵的服饰,又无陪葬的宝物,当你看到碑文时,你心中一定会感到悲伤。

  尽管如此,后来的发掘证明,其墓仍被盗掘两次。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在历经两次盗掘之后,墓中依然出土了玉器、陶器、车马器、陶俑、五铢钱、麟趾金、龟纽银印、铜矛、朱雀肖形印等大批文物。而那碑文,让人想起了一句古语:此地无银三百两。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使用数量众多的塞石封堵墓道,塞石重者可达7.8吨,但仍未能阻止盗墓贼的进入。经现代考古发掘可知,盗墓的贼娃子或将塞石击断,或将其拖出,最后成功地进入了墓室,将随葬品洗劫一空。考古人员清理时,发现后甬道一块塞石已被盗墓者拖运到前室,塞石的前端有盗墓者为便于拖拽而凿出的牛鼻扣。据推测,盗墓贼借助凿出的牛鼻扣,拴上绳索,用一头或数头牛向外拉动,一一将石板拖出室外,然后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打开棺椁,盗取宝物。在塞石的缝隙中,清理人员发现了玉衣片,这证明墓主曾穿戴金缕或丝缕玉衣,盗墓贼连同玉衣和陪葬器物一并劫走了。

  五花八门的离奇的事,史书记载却屡见不鲜。刘表在东汉末年曾任荆州牧,其墓被盗后,不仅尸体不坏,还有香气传出很远。《太平御览》载:“刘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梼四方珍香数十石著棺中,苏合消救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水经·沔水注》也记道:“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经日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另据郦道元《水经·沔水注》以及《三国志·刘表传注》、《太平御览》引、《从征记》等记载:

  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表死后八十余年,至晋太康中,表冢见发。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闻数里。

  表子琮持四方珍香数十石著棺中,苏合消疫之香毕备。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刘表夫妻的尸体不但历八十余年没有腐烂,而且在墓被掘开后,还有香味传出很远,据此可以推断,其尸体不坏的原因,当与这防腐的香味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说史料记载的各种近似传奇的古代未腐尸体,由于早已淹没于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而无法详考,但现代考古发掘中确也有类似的实例发现。

  晋义熙九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壶墓,剖棺掠之,壶面尸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史载卞壶被杀于东晋成帝咸和三年,即公元328年。坟墓被掘在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其间相距85年。在这样不算太长的时间内,“面尸如生”当是可信的。但后面的记载“爪生达背”,也就是说入葬之后,指甲还在像树根一样不断生长,以至到达于背,就显然有些离奇了。

  历史的滚滚车轮早已驶过了两汉王朝,两次的疯狂厚葬以及由之引发的席卷八荒的盗墓之风,令后人发出何等沉重的感慨!但是,“前事不忘”能成为“后事之师”么?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盗墓狂潮

  曹操:中国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公元207年5月,已逾“知天命”之年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在征战乌桓的归途中,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歌《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其中有句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表明,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

  一方面统一大业路途尚远,另一方面老境渐至岁月如梭,所以,如何延长寿命来完成未竟的事业,就成为曹操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暮年将至、壮志未酬的苦闷也随之而生。

  对于长生不老、成神成仙,曹操是十分向往的,这从其诗《气出唱》中可得到明证。在其中的一节,他写道: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焜煌。开玉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

  在这首诗里,曹操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历经泰山、蓬莱,得到了不死之药,又同各路仙人饮酒同乐,共度良辰的美好梦境。其成神仙、齐天地的强烈愿望跃然纸上。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对此,曹操的认识是清醒的,也是痛苦的。这从其61岁时所作的《秋胡行》中可得到体现: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飘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一解。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二解。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圭。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四解。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在这里,曹操虽然试图“思得神药,万岁为期”,但“人道居之短”,连老子、赤松、王乔这些传说中的仙人,都不能得道成仙,何况自己!所以,他只能面对现实。但是曹操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人生的短促,他并没有采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及“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悲观放纵态度,而是表达了“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爱时进趣,将以惠谁”的忧国忧民,积极进取的不懈精神。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的达观人生促使曹操采取措施延长寿命。习练气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谓的气功,在中国历史悠久。到西汉时已相当流行。当时的曹操,集中了国内的各路大师和大仙,向他们学习。据说这些人中有一个叫甘始的气功师“善于行气,老有少容”,封君达知养性法和隐形法,郗俭能辟谷不食,据说曹操之子曹植曾亲与其绝谷百日,见其犹能“行步起居自若”。但最著名的当数华佗,此人不仅能妙手回春,治疗疑难杂症,而且在气功保健方面也造诣极深。他发明的“五禽之戏”即模仿虎的前肢扑动、鹿的伸转头颈、熊的卧倒身子、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编成的健身体操,功效十分显著。其弟子吴普按“五禽之戏”,坚持锻炼,活到90多岁,仍耳聪目明,牙齿不脱。曹操经常向这些气功师学习,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生老病死乃是自然之规律,实非人力所能抗拒。所以,从218年开始,曹操不得不考虑安排自己的后事。

  曹操对后事的安排主要体现在其颁布的《遗令》中。在这份《遗令》中,他说道: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

  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帐,朝晡上脯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分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在这篇《遗令》中,曹操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做了简略的结论。认为自己以法治军是一贯的,至于发小脾气,犯大过失,则不值得仿效。从这一点看,曹操还是实事求是的。

  令文对自己的婢妾和歌伎做了安排。要求将她们安置于铜雀台好好对待。在铜雀台正堂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灵幔,早晚供上干肉、干粮之类的祭品,每月初一及十五,要向着灵帐歌舞,还要常登铜雀台,遥望自己的墓田。对于余下的薰香,可分于诸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各房之人如无事,可学着编织有饰物的鞋子卖。自己一生做官得到的绶带,都放于柜中,遗留的衣服等,放于另一柜中,放不下的话,可由曹丕等兄弟们分掉。

  曹操《遗令》中的细琐安排,特别是对妻妾的安排,遭到了历代文人的非议。如杜牧《杜秋娘传》云:“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吴伟业《清凉山赞佛》写道:“纵酒苍悟泪,莫卖西陵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祝翁》中也评论道:“缱绻恩私悲永诀,由来伉俪最情深,从今白首同归去,痴绝分香卖履心。”这些纠缠于细枝末节小事的诗歌,其用意大抵是一种讥讽。不过这种讥讽对于曹操来说,是不公平的。鲁迅先生的诗《答客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即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回击。

  220年正月,曹操西征关羽后回到洛阳,突然病倒。其发病的原因与一个奇怪的事情有关。一天下午,曹操感到头有点晕,继而感到口苦。于是他命令一个叫苏越的臣子到果园去摘梨。苏越伸手摘了一盘梨,只见每只梨的根部都渗出了殷红的液体,像人的血液一样。曹操见此景状,十分恶心,呕吐不止,从此一病不起。

  20日后,66岁的曹操走完了生命的历程,病逝洛阳宫。

  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1)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218年,曹操颁布了一道《终令》,其中说: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终令》明确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墓,陵上不堆土,也不植树。

  一年后,曹操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分别盛放在四个箱子中,上面写明春夏秋冬,并留下一个遗嘱:“有不讳,随时以殓,金珥珠宝之物,一不得送。”意思是说,我如死了,请按当时季节所穿的衣服入殓。金玉珠宝铜器等物,一概不要随葬。在上一节引述的《遗令》中,曹操又一次重申了死后“薄葬”的要求,即“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者,勿遗。”及“敛以时服,葬之于邺之西冈上”。

  历代帝王都把陵寝作为社稷江山的象征,他们大多从登基日起,便下令建造陵墓,而且这些陵墓大多耗费惊人。为什么曹操却反其道而行之,力主“薄葬”呢?若稍加考证,不外乎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摆在最前面和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当是与其一生崇尚节俭分不开的。

  217年岁末,天气寒冷。一天,曹操登上铜雀台,环顾四周。突然,一个青年女子出现于他的视线。该妇女头戴饰物,身著绫罗,十分华丽。曹操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士兵前去盘问。士兵报告说,此女乃曹操之子曹植的妻子。曹操听后没有言语。第二日,一道诏令送到曹植府上,内容是说其妻违反家规,不事节俭,专好华丽,请其自裁。曹植之妻无奈,只好自缢身亡。原来,一生节俭的曹操曾制定了家规,规定后宫的妃嫔衣服上不得织锦饰绣,侍女的衣裙不准超过鞋帮。宫廷里的帷帐和屏风,破旧之后缝补一下继续使用,所有人员所盖的棉被和垫褥,一律不准织有花纹。

  曹操不仅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自己的生活也十分俭朴。据《曹瞒传》记载:“太祖为人佻易天威重,好音乐,偶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磐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治汗巾帻,其轻易如此。”当时,天下闹灾荒,中原常发生人吃人的事情。军中无粮,靠采桑椹、摸河蚌充饥。曹操颁发了《屯田令》,动员士兵种田,解决了粮食问题。由于资财匮乏,曹操带头不穿皮革制作的衣服。曹操患头风病,官员们劝他做一顶皮帽,以御风寒。但他戴了一顶绢帛做的帽子,不破先例。在他的影响下,官员们都不戴皮帽子了。

  当然,曹操毕竟是曹操,不是李操、王操、朱操、毛操和什么乱七八糟不靠谱的操。曹氏力主薄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盗。虽说中国历史上盗墓之盛始于春秋,但无论是先行一步的秦人,还是怀着复仇心理后发制人的项羽,都没有明目张胆地设置刨坟掘墓的官吏,只是趁兵荒马乱之机劫掠一番。但自董卓之乱后,却大不一样了,蜂起争雄的各路军队经费严重不足,纷纷干起了盗墓的勾当。曹操也不例外。鲁迅在《清明时节》一文中提到的曹操设置“摸金校尉”,专门做盗墓勾当之事,最早见于《讨曹檄文》。200年,袁绍发兵进攻许昌,讨伐曹操,“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讨伐曹操的《檄文》,其中有一段指责这位老奸巨滑的曹阿瞒,除设立“摸金校尉”之类的官职外,还创立了同一类型的“发丘中郎将”官职。

  顾名思义,发丘就是盗墓,只是这种行当是以官家的身份出面而已,这种公开的盗掘,当是不折不扣的官盗。为了对这一行业表示重视,曹操于日理万机中,曾亲自指挥发掘古代帝王陵墓,用出土金宝换取世俗的钱财,以养活自己日渐庞大的军队。《檄文》曾言及:“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后汉书·袁绍传》)尽管此事是曹操的敌人以叫骂的形式出现,自有夸大的成分,但曹氏所设立的盗墓官职当不是空穴来风。据说曹操见到此《檄文》惊出一身冷汗,头痛病已顿有好转,遂大笑道:“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曹操虽未把儒生陈琳与匹夫袁绍放在眼里,但对说他设官盗墓之事没有辩解,这在看客眼里,似乎不值一哂,又似乎是默认了。

  不过,既然是《讨曹檄文》,就不能像表扬信一样尽拈好听的说,主要的功能还是要历数曹操的罪状。所以后世有研究者认为,这段话很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曹操确实干过盗墓的勾当。曹操在历史上不失为千代枭雄,但这一行为却为后人所不齿,有人于此评论道:“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

  正是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不愿重蹈覆辙,所以曹操一再要求薄葬。

  曹操的这一想法甚至遗传给了他的儿子曹丕。222年,曹丕在《终制》中要求他的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曹丕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侥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据说,曹操还采取了非常措施,即设置疑冢。

  据好事者考证,中国最早的疑冢出现于殷商时期,当时,一些奴隶主贵族死后制造几座假墓,虚虚实实,使后人难分真伪。春秋时期,随着盗墓风的盛行,疑冢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到曹操所处的三国,则达到了一个高峰。

  曹操设置疑冢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盗墓。但也可能与其生前一贯奸诈多疑的性格有关。

  《太平广记》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年少时曾与后来的敌人袁绍一起搞了一个恶作剧。有一户人家结婚,晚上夫妻合拜入洞房。曹操叫袁绍“站岗放哨”,自己潜入主人家园子,偷看新郎新娘的床上之事。不料看得正起劲,被主人发现,大喊:“有偷儿至!”于是主人家的家丁把园子团团围住,曹操被包围了。但曹操对此一点也不惊慌,只见他从袖内抽出一把利刀,一手拽住新娘,主人见状瑟瑟发抖,不敢动弹,反而求他放人。曹操此时却指着躲在树后的袁绍说:“偷儿在这里,你们为何不去追?”袁绍一听,转身就逃。主人也急忙带众家丁去追赶。这时的曹操,放开新娘,旁若无人地走了。

  曹操性格上的多疑,不止是三国演义多有演义成分,有许多史料可以证实:曹操有一个同乡叫恒邵,过去与他有私仇。曹操得志后,恒邵向他请罪,跪在庭前。曹操说了一句:“跪而解死耶?”结果还是把他杀了。《魏书·张绣传》记载,曹操的一个侄子曾为张绣所杀,后来曹操为了打败袁绍,以摆脱军事上的劣势和被动地位,不得不释怨招徕张绣,封他为侯,食二千户。但一俟消灭袁绍,地盘巩固,曹操的儿子曹丕就出言逼迫张绣自杀。曹操在临死之前,又把张绣的儿子张泉杀死,以绝后患。凡是有宿怨的,曹操都猜忌,不放心,至死也不放过,所以《曹瞒传》中说,“故人旧怨”大都被曹操报复杀死。

  曹操生性多疑的性格,在其死后也得到了体现。传说在曹操安葬的那一天,邺城的所有城门全部打开,72具棺材,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抬出。从此,一个千古之谜也随之悬设:七十二疑冢哪座为真?

  宋代诗人俞应符对曹操的这种行径甚为不齿,他在《七十二座疑冢》一诗中,以厌恶的口气写道:

  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告君知。

  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

  这位自作聪明的俞诗人,对曹操的性格和谋略还是不甚了解,如何知道曹操之尸就埋在了这七十二疑冢之内?焉知其不会埋入七十二冢之外乎?对此,鲁迅在《花边文学·清明时节》中曾这样说道:“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人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滑,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又说:“阿瞒虽是老奸巨滑,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很少,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曹操入葬后,盗墓者并没有被其“薄葬”的标榜所迷惑,也没有因为疑冢之多而望而却步。但是,尽管他们费尽了心机,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连曹操的一根毫毛也未见到。那么,曹操的尸骨到底埋于何处?

  按照曹操留下的《终令》来看,曹操墓应在古邺城西门豹祠以西的地方,相当于今天河北临漳县三台村以西直到磁县境内的漳河沿岸。这里为古墓地,其中丘垄星罗棋布,森然弥望,高者如山列列,低者如丘累累,这就是历史上传说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所在之处。正如一首诗所写的那样:“漳河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丘。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鹦鹉洲。”

  七十二疑冢的传说,使后人无所适从。史载,南宋诗人范成大于1170年曾在此下马,拜谒曹操陵。但是由于搞不清哪座是真正的曹操陵,只好在当地老百姓的指点下,对讲武城西侧的第一个疑冢进行了拜扫,但对于是否拜了真陵,他心里也没底。面对星罗棋布的坟堆,他只能感叹道:“一棺何冈冢如林,诸复如公负此心。”

  后人不断追寻,但总是毫无结果,给七十二疑冢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当地老百姓有关疑冢的种种传说,更使疑冢越发显得神秘莫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讲武城一带的疑冢,在雷雨天常常会冒紫光。还有的说,近代的军阀混战年代,曾有东印度公司一个名叫胡赛米的古董商人,从郑州雇了一批民工,把临漳河的疑冢一座座掘开,企图找到曹操真墓,掘取财宝。结果,民工挖了十几座墓,发现里面除了土陶、瓦罐之类的东西外,一无所获。当他们试图继续发掘时,关于洋人盗墓的消息传开了。愤怒的当地群众手持刀斧,将胡赛米及其雇佣的民工赶出了漳河。

  还有一个传说,十分离奇。

  清朝同治年间,当地有个自幼失去双亲的孤儿,名叫朱伢儿。由于无依无靠,他只好以给地主家牧羊为生。有一天,朱伢儿在讲武城东南的彭村打柴。这彭村,也叫彭城村,古时曾是一个人工湖泊,三国时曹操将其命名为玄武池,专门在此操练水兵。后来由于长年不疏浚,加上中原一带连年干旱,池水涸竭,玄武池便渐渐淤塞,长满芦苇,变为陆地。朱伢儿在这里打柴,突然在高高的蒿草丛中发现了一座大墓,墓前侧卧一块石碑。朱伢儿不识字,又觉好奇,所以就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来辨认。私塾先生一读碑文,原来这是魏武帝曹操陵墓。于是,他们便告知磁州县衙门。县令得知后,马上坐轿赶到彭村,但是奇怪的是,当他带人拨开杂草时,那座大冢已是无影无踪。县令十分生气,认为私塾先生欺骗了他,命士卒将他打了三百杖,而那个少年伢子,却从此再也未有下落。

  前面已经讲过,宋代诗人俞应符针对曹操七十二疑冢,曾设想了一种办法:“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可惜的是,这种方法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自元明之后,这些陵墓相继被盗,但曹操尸体仍未找着。这就应了鲁迅所说的话:“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该文说,“七十二疑冢”实际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而墓的确切数量非72座,而是134座。这篇文章的全文如下:

  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

  磁县地处冀南,周围方圆30多公里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墓冢。《三国演义》第四回记载,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其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曹操疑冢”进行了多次调查,根据多处墓志铭和墓形建造结构以及壁画、陶俑、古币等器物考证表明,从424年到578年,先后有东魏、北齐在磁县、临漳邺镇一带建都,其间历代皇亲国戚、天子朝臣葬于此地,逐渐形成了大型古墓群。

  另据磁县出土的墓志看,墓的主人也均为北魏、东魏、北齐时人,所以《磁县志》这样记道:“民国以来,经人盗掘者多有墓志,都是北朝时的王公要人……疑冢之说不攻自破。”

  至此,关于曹操设置七十二疑冢的故事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但是关于曹操尸骨到底埋于何处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随着七十二疑冢的神秘色彩的日益消退,另一个围绕漳河的神秘故事又将展开。在疑冢之说破灭的同时,就有人提出,曹操的真正陵寝不是建造于地上,而是造于漳河河底。

  持这种观点的人的证据是,曹操之子曹丕废汉称帝后,曾写过一份题为《止临淄侯植术祭先王诏》的诏书,其中写道:“欲祭先王与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

  后人多有赞同此说的。如清人刘廷琦曾作过一首《铜雀妓》诗,诗云:“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主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望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

  清人沈松在其《金健笔录》一书中,引《坚瓠续集》,叙述了一段发生于漳河河底的轶闻,来证明此说。这段故事是这样的:

  清朝顺治年间,漳河发生干旱,河水枯竭,沙床裸露。一天,一个捕鱼人在河床的水洼内捕鱼。突然,他发现河床上露出了一块大石板,石板的旁边有一条裂缝,勉强可进一个人,捕鱼人向洞里一看,洞道很长,深不可测。他想,说不定这里面有鱼。于是,他先将两脚伸入洞隙,再紧缩身子,钻了下去。进去后,约走了数十步,他被面前的一个大石门挡住了去路。他用力推门,但门纹丝不动,无奈之下,他返回了地面。这件蹊跷的事令渔夫很激动,他回去后就告诉了左邻右舍。大伙儿听了,认定这是个发财的机会,于是约定第二天一块去看看。

  第二天,他们依次来到大石门前。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大石门终被推开。大家涌到门口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石屋内尽是美女,一个个姿色绝伦,倾国倾城。她们有的坐着,有的互相倚着,还有的躺卧着,分列两行,一个个栩栩如生。但是这种美景并没有持续太久。转瞬间,这些女尸都化为灰尘,委顿于地。石屋很大。走到里间,只见中间放有一张石床,床上躺着一个老年男子,头上戴着官帽,身上穿着朝服,像是一个王侯。在王侯的石床前面,立着一个石碑。渔人中有识字者上前一看,原来这个戴着官帽、穿着朝服的死尸就是魏武帝曹操。在他们看来,曹操是个白脸奸臣。于是捕鱼人拿起鱼叉、棍棒对着尸体乱打乱戳,以发泄心中之愤。

  在叙述的最后,沈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漳河河底的墓室之中,那些美女是被活生生憋死以殉葬的。由于墓室内地气凝结,所以一打开石门后,她们看上去像刚断气的人一样,但是渔人进室,泄漏了地气,所以一进去就化为灰尘了。只有曹操是用水银殓尸的,所以其肌肤并没有腐烂。

  就在人们对沈松的叙述的真实性还未来得及验证之时,另一位清人蒲松龄又在其《聊斋志异》一书中,写到了河底发现曹操陵寝的故事,但这次不同的是,他写的地点是许昌,而非临漳。文章写道:

  许昌城外有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人闸其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碑,字皆汉隶,细视则曹孟德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沈松所述之事,虽传得有鼻子有眼,但却经不起推敲,所以只能是一种传说;而蒲松龄向以虚构见长,加之地点又多有不符,所以其故事的真实性无疑要大打折扣。基于以上原因,曹操的陵寝是否一定在漳河附近尚难定论。

  .曹操墓与儿媳墓相连之谜(1)

  关于曹操安葬的地点,后人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一种说法认为,曹操陵位于铜雀台正南5公里的灵芝村。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写成的《彰德府志》上就明确标着,魏武帝陵在灵芝村,而在其南,紧邻着甄后的朝阳陵。

  甄后,即曹丕之妻甄文昭。她原为袁绍二儿子袁熙之妻。曹操打败袁绍进入邺城后,曹丕捷足先登,入袁府,见其美貌绝伦,遂纳之为妻。后甄氏失宠,被曹丕赐死,葬于邺城。

  曹操之墓为何与其儿媳墓连在一起呢?这中间还有些故事呢。原来,曹操在攻打袁绍之前,早已听说了甄氏的美貌,但其子曹丕捷足先登,作为父亲,怎能夺儿子之美呢?再说,曹操和袁绍同辈,若娶其儿媳为妻,岂不贻笑于天下!

  虽然甄氏被儿子娶走,但做父亲的还是念念不忘。曹操与甄氏的关系还真有些微妙,至于二人是否有私情,不敢妄加断语,但从一些现象分析,似乎能找出点线索来。

  《后汉书·孔融传》中写道:孔融系名门出身,为孔子二十世孙,自少誉满清流,为人恃才傲物,最后被曹操所杀。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孔融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嘲笑曹丕纳甄氏乃是“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未解其意,询问之。孔融答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侮漫之辞”,揭了曹操家丑,因为曹操一向以周文公自诩。曹操听了这话,认为孔融是在讲自己,所以盛怒之下,孔融人头落地。

  还有一个根据,即是曹丕的表现。曹丕娶甄氏时,是十分喜爱的,但曹操一死,马上就冷落了她。据《魏书》记载,甄氏对曹丕的新宠说了一些不满的话,曹丕知道了甚为震怒,对其百般虐待,最后又下诏书,赐之以毒酒,令她自杀。甄氏不喝毒酒,曹丕的新宠妃子郭氏就用糠塞于其口,趁其喘息之时,强行灌下毒酒,将其害死。另外,曹操死后,曹丕将其父的妃嫔全部召来,供自己玩乐。一次曹丕生病了,其母卞太后前去看望。她掀起门帘一看,见曹丕床侧坐着的女子都是曹操生前的贴心宫妃。太后惊奇地问:“这些人何时被召到你房中来的?”曹丕回答:“父亲刚死,我就召她们来了。”说话时脸上毫无羞愧之色。卞太后见此情形,气愤地说:“你这样做,死了连狗鼠都不吃你!”

  从这两点看,曹操似乎与甄氏有暧昧之情,所以才导致了孔融之死和曹丕的报复。也许,正是因为曹操的这段丑事,清朝的学究们才故意将两个人的坟墓绘制在了一起。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并无事实根据。

  另一种说法认为,曹操陵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

  1991年第5期《风景名胜》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魏武故里话曹操》的文章。文章认为,曹家孤堆即是曹操陵,其理由有三:

  其一,《魏书·文帝纪》载:“甲午(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父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曹丕(魏文帝)为何不去邺而返故里?说明曹丕此行目的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

  其二,《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处。曹操31岁时曾返乡在此建筑了精舍,而曹丕也于187年生于此处。所以曹丕祠谯陵,其意有二,一不忘所生之地,二祭先王之陵。

  其三,亳州有庞大的曹操宗族墓群,其中包括曹操祖父曹腾墓,其父曹嵩墓等,曹操长女曹宪墓也在此处发现,综上可知,曹操之陵亦当在此。

  但是这种说法纰漏甚多。其中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把曹丕的几次祭祀作为证明曹操之陵在亳州的证据。其实,历代皇帝的祭祀,并不见得只是祭父,更多的是祭祖,如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派懂得风水的大官到其出生地泗州选址,为其高祖、曾祖、祖父造陵,所以曹丕之于祠谯,只是一种祭拜祖先的活动,并不能证明曹操墓即在此处。至于曹家祖坟在此,曹操之墓也必在此的说法就更显得苍白无力了。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尴尬局面,后人不由得发出了“生前欺天,死后欺人”的感叹,而对曹操为人之奸诈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角度看,曹操一生节俭,力主并亲身实践“薄葬”,这在历史上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曹操所处的时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其采用隐秘的办法处置后事,也是迫不得已。而且这种办法,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使诸多的盗墓贼无从下手,一次次徒劳无功,从这个意义上讲,曹操又是十分明智的。

  从曹操入葬至今,时光已流逝了一千多年,曹操的真正陵寝还没有找到踪迹,也许人们是永远找不着了。

  .诸葛亮墓地之谜(1)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动荡历时最久的时期。由于诸侯并起,群雄逐鹿,战乱频繁,这一时期的墓葬具有以下特点:墓葬形式多种多样,盗墓活动异常猖獗,各种传说不胫而走。

  疑冢和秘葬,就是这一时期出现最多的丧葬形式。不少名人采取了这种形式。东晋十六国时的后赵皇帝石勒、石虎死后设置了疑冢,后来有人曾盗掘石氏二陵,结果里面空空如也。关于其设疑冢之事,《邺中记》中记道:

  石勒陵在襄国城西南三十里,名高陵,不筑墙,不种树,立堂皇五间,安攒图勒大臣像。又于堂皇东立重陵,虎陵在邺西北角,既葬邺中便即其封城,故未有名。或云寻被掘,凡此二陵皆为伪葬。石勒、虎自别葬于深山。

  而石勒母亲王氏死后,因惧怕政敌来盗毁坟冢,也采取了秘葬的方法。

  南燕皇帝慕容德死后,其出葬方式为“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使后人“竟不知其尸之所在”。

  关于秘葬,最神秘的故事莫过于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诸葛孔明了。

  相传诸葛亮因为魏延夜闯,延寿之法被破坏后,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遗书后主刘禅,嘱其在他死后,将尸体入棺,由四名士兵抬着向南走,杠断绳烂之处便是他的葬身之所。

  对于这位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的丞相的最后遗言,刘禅岂能不遵?于是他命四个关西壮汉,抬着他的棺一直往南走。这四个汉子抬了一天一夜后,终于体力不支,但是此时杠未断,绳也未烂。四个人商议后,将诸葛亮的棺就地掩埋。回去后,他们报告刘禅,说将丞相棺掩埋于杠断绳烂之处。刘禅听了报告后觉得不对劲,怎么这么快就会杠断绳烂呢?于是将四个人抓起来严加审问。四壮汉经不起皮肉之苦,只好招认。刘禅大怒,以欺君之罪将四人杀死。但是,四壮汉被杀后,世人就再也不知道诸葛亮的葬地了。

  这个故事至此就该结束了。但是后人为了渲染诸葛亮之机智,认为这一切都在诸葛亮预料之中,因为孔明早已料到,自己死后蜀国必为司马氏所灭,而蜀国灭亡后司马氏必来挖他的坟墓,所以他在死后“导演”了这出戏剧,以保自己死后的安宁。

  曹操与孔明,都采取了隐秘的办法处理后事,但前者被认为是一种“奸诈”,后者则被理解为“机智”,其中的微妙之处,颇值得后人细细玩味。

  这一时期,陵墓被盗者难以计数,单是名人陵墓就有不少被盗掘。在成都南郊的武侯祠内,有一座藏在茂林修竹之中的古冢,这就是三国时蜀汉皇帝刘备之墓,名为惠陵。刘备乃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出身孤贫,白手创业。但他百折不挠,屡败屡起,终从一贩履织席之士,成为雄踞一方之主,世人皆称英雄。所以,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蜀先主庙》一诗中不由得感叹:“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股英雄气甚至镇住了盗墓贼。据《酉阳杂俎》记载:

  近有盗发蜀先主墓,见两人张灯对棋,侍卫十余。盗惊惧拜谢。一人顾曰:“尔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兼乞以玉腰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气。视其穴,已如旧矣。

  这个故事显然有点荒诞不经,但刘备墓被盗,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国东吴大帝孙权的哥哥孙策之墓曾遭盗掘。孙策年轻时,好生了得,人称“小霸王”。其死后葬于苏州城附近。据宋人著《孙王墓记》载,盗墓贼曾挖开孙策墓,得到了很多的金玉奇器,如银盂杯、金搔头等。后盗墓贼被抓获,这些宝物全部被一个叫朱励的人据为己有。不久,孙策的墓地被废,变成了官窑。

  诸葛亮之兄,东吴大臣诸葛瑾墓也在明朝时被盗。这一事实见于《三冈识略》一书。书中写道:吴郡的东关外有封土堆,当地人都传其为皇坟。明朝时有一猎户到关外打猎,见到土堆旁有一个孔穴。于是当夜便潜了进去。进去后,他发现里面有石床石几,上面堆满了金银器物。最奇的是里面有一宝炉,形状古朴,色彩鲜艳。这只宝炉后来几经转手,被当地一富豪购得。富豪将其置于案上,只见炉内香烟自发,结成五色云,更奇的是,在云中还能隐隐约约看到一只白鹤在其间飞翔。墓中有一短碑,其上刻的文字表明墓的主人是诸葛瑾。后来吴郡的官府抓获猎户,将宝物全部没收。但那只宝炉却散失于民间,下落不明。

  东晋大臣桓温之墓,在南朝时被掘。据《南史·周山图传》记载:“山图迁淮南太守。时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客窃取小遗山图,山图不受,簿以为官。”其后,桓温之女的墓葬也被盗发,盗墓贼“得金中箱织金篾为严器,又有金蚕银玺等物甚多”。

  南北朝时陈朝的开国皇帝陈武帝陈霸先之墓曾被盗掘。

  陈霸先,吴兴郡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人,他家世寒贱,不列在士族。早年当里司、油库吏、传令吏等微职。后来得小军职,因镇压一起小股农民起义,官位渐显。梁朝末年,朝内大乱,陈霸先与梁朝另一大将王僧辩在消除内乱、拥立梁元帝方面立下了大功。梁元帝死后,两人又拥元帝之子萧方智为主。此时,强大的北齐国派兵护送梁武帝萧道成之侄萧渊明回国,要与萧方智争当梁国国君。陈霸先坚持维护原主,而王僧辩则畏惧北齐的强大,要迎萧渊明为主。两人为此争执不下。于是,在再三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陈霸先突然发兵,袭击王僧辩,并将其杀死。557年,陈霸先又灭掉梁朝,自立为王,建立陈朝,自称陈武帝。

  陈霸先即位未及三年,便病逝宫中,被葬于建康万安陵。王僧辩之子王颁得知陈霸先的死讯后,召集其父的旧部千余人,连夜赶到万安陵,掘墓剖棺,焚尸成灰,并且取骨灰投水而饮之,以报杀父之仇。

  陈霸先的万安陵遗址,位于今天的南京市郊江宁县上坊乡石马冲。陵的原貌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陵前的一对石兽经历风雨沧桑,昂然屹立。

  王公贵族为首的盗墓集团军(1)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纷争不断,盗墓之风再度掀起狂潮,且盗墓者多以“集团军”的形式出现,而为首的多为王公贵族。

  西晋十六国时的前赵国国君刘曜,本是汉王刘渊的同族,后来在一系列战斗中,势力日渐强大,319年,他建都长安,建立赵国。称帝后,他大兴土木,发600万民工为其父及其妻修建陵墓,《魏书》、《晋书》记载其“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基,周回二里,发掘古冢以千百数”,结果是“气塞大地,暴骇原野,器声盈衢”。由于其大量地挖掘古坟,并将尸骸遗弃荒野,造成了太原一带瘟疫流行,老百姓死者无数。这一暴行,自然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恨,仅仅过了十年,刘曜即在一次战斗中被后赵国国君石勒俘获,并被杀死。

  石勒杀死刘曜后不久,便得病而死。他的侄子石虎乘机杀死了石勒的儿子,自己做了皇帝。这个石虎前文已有提及,此人性同野兽,十分残暴,他即位后,大造宫室,昼夜荒淫,穷奢极侈,人民的脂膏被其搜刮得干干净净,老百姓被饿死的就达到十之六七。除此之外,他又是一个盗墓狂。《晋书·石季龙载记》中说其“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这一点也不夸张。

  此外,十六国时的前秦君主姚苌、后燕君主慕容垂等,都是盗墓能手,每到一处,即“毁发丘墓”,掠取宝物。经过这些人的大肆盗掘,前代陵墓大多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更令人发指的还有一个人——始兴王陈叔陵。此人是后陈皇帝陈宣帝的儿子。表面上看来,他文质彬彬,入朝时在车马中总是执卷读书,还高声朗诵,一副书生模样,但背地里却十分残暴荒淫。他不仅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而且好色成性,“微有色貌者,并即逼纳”。又私下里将其随从的妻子、女儿招来,与之奸合。不仅如此,这个淫荡之徒还有个嗜好,专好在坟墓中游荡,并将死者的尸骨当做收藏品来欣赏把玩。《南史·陈宗室诸王传》记载“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石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府库”。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陈叔陵为了安葬其母,竟然派人“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真是荒唐透顶!

  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也曾当过“盗墓贼”。两汉时期,蔡邕的书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他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176年,他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公羊春秋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46块,立在太学讲堂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熹平五经。熹平五经成为两汉时期书法的典范。对于蔡邕的成就,钟繇十分仰慕。一次,他到朋友韦诞家做客,发现其家藏有蔡邕的遗墨,欣喜若狂,不惜千金要买,但韦诞视其为心之最爱,决不相让。钟繇求之不得,耿耿于怀。后来,他得知韦诞死后将遗墨带进了坟墓,不禁起了歹心。他重金收买盗墓贼于黑夜偷偷挖掘了韦诞墓,将蔡邕遗墨盗出,自此据为己有。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极度动荡,还出现了地方官自盗本地名人坟墓的怪事。

  晋时,刺史温放之盗掘属地王士燮墓,并得到了报应。《异苑》一书记载:“苍梧王士燮,汉末死于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屡经变乱,不复发掘,晋兴宁中,太原温放之为刺史,躬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

  南朝时宋国的下邳太守王玄象也干起了这种勾当。据《南史·王玄谟》载:“玄谟从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发冢,地无完椁。人间垣内有小冢,坟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见一女子立冢上,近视则亡。或以告,玄象便命发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百数。剖棺见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质若生,卧而言曰:‘我东满王家女,应生,资财相奉,幸勿见害。’女臂有玉钏,破冢者斩臂取之,于是女复死。玄谟时为徐州刺史,以事上闻,玄象坐负郡。”小小的下邳已被这位太守挖得地无完椁。连一个小冢也不放过。又只因女臂上有玉钏,便命斩臂以取,全然不给死尸一个“生还之机”,真是太过分了!

  这一时期,关于盗墓,也留下了种种神秘的传说。

  《茸乡赘笔》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吴县华亭南桥北二里有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一个庄稼汉名刘叟,此人务农为业。一天早晨,他下田干活去,在路上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子。这刘叟十分惊奇,也忘记了干活,一直往前,去追红衣女子。当追到一块丘垄地时,红衣女子忽然消失了。刘叟本来就是个不务正业、好管闲事的人,遇到了这样的怪事,自然不会轻易罢休。他想:为什么到这儿就消失了呢?肯定这块地底下有东西。于是,他取下扛在肩上的镢头,挖了起来。大约挖了半个时辰,他发现土中出现了巨墩。这一发现令他十分惊喜,挖起来也更有力气了。终于,经过一番努力,他发现地下有一个土屋。他大胆地走了进去。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坟墓!刘叟当下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感到,也许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往前深入。但是很快,他就感到失望了:坟内除了一块石板,石板上卧着一具骷髅外,就剩下几个破石凳子和一个小石碑了。石碑上的字刘叟认得,他数了一下,共有十一个,写着“陆公逊第三女王夫人之墓”。“什么鸟夫人!”刘叟由于没有得到想象中的金银财宝,骂了一句,准备离身而去。就在他向坟墓看最后一眼时,他突然发现石几下面有个东西。他急忙走上前,拂去浮土,原来这是一个瓦盆,颜色十分鲜艳,像是玉做的。刘叟十分高兴,抱着瓦盆就往外走,这时,他又仿佛看到了那个穿红衣裳的女子,用手指着他说:“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能拿走!”突然之间,他感到天旋地转,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倒于地上……

  刘叟家人久等其不归,于是派人到处去找。一个月后,才在墓地发现了他的死尸。而那个瓦盆后来被一个好事之人拿回家去了,据说,这个瓦盆并没有其他奇异之处,只是倒满水后,一年四季怎么用也用不完。

  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陆逊是孙策的女婿,善用兵,官至丞相,其确实是吴县华亭人,但是他只有两个儿子,并没有女儿,更别说有什么“第三女”了。所以,这个故事纯属杜撰。也许,是借真人之名,编造故事,宣扬神秘的因果报应,以告诫后人吧。

  第六章众说纷纭话隋陵

  .陵定扶凤塬(1)

  历史的大河奔流向前。

  当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星月沉入远山,盗墓者不愿见到的黎明,已托举出大隋王朝的天日。

  如东方田鼠一样昼伏夜出的盗墓者们,在大隋的白昼里,静静地或是藏身于密林高冈,或是匿躯于野壑沟坎,半睁双眼看时局变迁的潮起潮落,波息波生。

  这是604年春,统一全国,恢复并发展生产,使得经济空前繁荣的高祖杨坚,按捺不住一腔的喜悦与激动,频率极高地屡召他亲手立的皇太子杨广前来,开导、训诫。看着皇儿仪表俊美的容貌,以及机敏聪慧地应对自己的谈吐,每每龙颜绽悦,抚须夸赞。仿佛眼前的皇儿在自己百年之后,定会是一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贤君。

  其实,用心良苦的杨坚哪里知道,天生逆天虐民、荒淫昏暴的皇儿杨广,早已把聪慧敏捷用在了对付他杨坚身上。当初,杨坚秘密考察审视各个王子,不惜安排深谙相术之人来定夺皇位继承人的时候,杨广便已背地里收买相术之人,把“晋王眉毛上端一对骨头高高突起,富贵之极,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信息,传给了杨坚。

  加上平素里杨广表面上摆出一副爱学习,善于写文章,性格深沉隐晦,严肃庄重的样子,故意引得朝野关注的目光,使得高祖杨坚心意已偏。而且,也该事遇奇巧,杨坚在那位相术学家说出那些话不久,“突袭”杨广的府宅察看,眼前的一切让他叹一声舒心的长气:杨广的几个书房休息室,乐器的丝弦大多都断绝了,尘灰粘得满满的,似已多时不用而彻底弃置了。这一下,他便误以为皇儿不喜好歌舞伎乐,定能成大器。他甚至再次想起了那次皇儿随他狩猎遇雨,士兵湿衣而皇儿也不愿穿左右递上的桐油雨衣,那一幕使作为皇上的他足足感动了许久。这日的巡视,再次坚定了他对皇儿杨广的信心。

  杨广是为了皇位而屡显出他狡诈的一面的。在种种手段尽使,博得父皇信任以后,他真正的品行便露出了原形。本来要名正言顺继位的兄长——太子杨勇,被他用狡黠打垮了。

  高祖杨坚终于将信任的砝码,全压在了新立的皇太子杨广身上。

  时间一晃便是三个多月。夏天到来的时候,高祖去山上的仁寿宫避暑,他照例令杨广留守皇宫,代行处理国政。

  这一日,杨坚突感身体不适,唤来随行太医,诊为顾国惜民,心力俱亏,疴疾攻心,已回天乏术,登时进入弥留阶段。

  杨广被急召来见,高祖匆匆传位,溘然长逝。死前,遗嘱:国运刚开,薄葬俭行……

  604年八月,新登帝位的杨广,悲痛不已地护送着高祖杨坚的灵柩,并不铺张地回到了京城。

  先前为了争宠而贿赂过的相术学家郭来和被杨广召见,领命寻探皇陵而去。

  贯于行伪的相术学家郭来和,这一次不得不拿出看家本领,使出浑身解数,带着满贯的盘缠踏遍川原,四处跋涉找寻适于安葬皇帝灵寝的陵址。

  关中自古帝王都,五陵原上埋皇上。出隋都长安,北望秦都咸阳北面的五陵原,相术学家郭来和产生了无名的困惑,汉高祖的长陵、汉惠帝的安陵、景帝的阳陵、昭帝的平陵和武帝的茂陵,这五座大陵一字排开,把一代汉室江山浓缩于一体,真叫人叹服。再看东面,秦始皇陵更是铺排开一派巍巍大气。聪明的郭来和此时忽觉眼前一亮,西行,到古周原的高位,到西岐的所在地去,定会有所得。马不停蹄、边走边瞧,相术学家郭来和急匆匆向西而来。

  古周原,诞生过刀枪戈矛,也诞生了历朝历代的星相学家崇仰的易经和玄学。星相学宗师周文王所看中的属地,一定有十足的王气,统领天下的霸气。不两日,郭来和便到得西岐腹地。在岐山渭水边,郭来和倒地跪膝,长拜不起,他要使自己的平生所学,沾足宗师周文王的灵气,好借来神力。

  然而,在周原的土地和山间,连续奔波整整五天,却仍无一丝扣解开。郭来和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大山苍莽,河流如练,尤其夜晚的一天星瀚,野风哀嚎,他备感孤寂。人在天涯,生死关乎一念之间,他绝望地倒地,似睡非睡地背依一土坎埂垄之上,闭目思索,真想一走了之,逃至一山中所在,不回去复命也罢,可一霎那,他又想起功成后的大把金钱,还有令人仰目的官位,信心不知又从何而生,接着,复又陷入胡乱思索之中。不知过了多少时辰,郭来和进入梦境之中。悠忽间,一位白眉白首的长者向他招手,他随长者身后,来到一处风水绝佳的宝地,长者言说是太公姜尚修习之所。郭来和一惊,似有暖暖的火从长者手中飘来,一睁眼,原来天早已大亮,太阳已升起一竹竿半高了,刚刚分明是在梦里。他揉了揉干涩的眼,使劲想梦中的那处地方,试图勾勒出它的轮廓。

  末了,重鼓勇气的郭来和,收拾一下行装,踏上了寻找梦境之途。当他疲惫不堪地来到扶风东南方向的时候,豁然开朗,眼前出现了与梦境酷似的地方。地势成龙脉列脊,高低得当,起伏自然,水似一面大镜……迫不及待的郭来和,赶忙匍匐于地,泪从被风吹日晒得枯干的脸颊上滚滚而下,他庆幸天不灭己,他感激梦中神人相助,口中念念有词,颂赞神明。

  之后,他做好记号,快速驰奔长安,向尚沉在哀痛中的炀帝杨广复命。

  杨坚的“薄葬”遗嘱(1)

  一代励精图治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的灵柩,实现了最后的归葬。陵名:泰陵。高五丈,周数百步。

  泰陵一如秦汉封土为陵(坟)的建制,然而,也许是隋文帝遗有前嘱,这座开国君王的陵墓,远远不如秦汉皇陵的规模。而据西汉墓葬制度规定,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每年从全国税收中抽取三分之一营造皇帝陵墓,即寿陵。帝王陵园占地七顷,陵穴占地一顷,陵高十二丈,深十三丈,墓室高一丈七尺。有四个墓道,都能通过六匹马驾的车子。四门埋设暗剑、伏弩机关以防盗墓。死者身穿金缕玉衣、口含玉蝉……

  那么,隋文帝的陵墓中是否也如汉时墓葬制度规定的,皇帝陵墓必有大批金银珠宝、稀奇古玩呢?笔者经过遍阅籍典以及遍访泰陵周围民间乡里,发现籍典没有记载有关泰陵随葬的例证,而现扶风乡里百姓俱传说泰陵无宝可盗,言说历代军阀、土匪,均至此徘徊,未有收获。尤其民国时军阀樊老二、张白英等盗掘法门寺地宫珍宝未成,转而来到泰陵掘洞以盗,在终无所得之后,只好悻悻离去。

  杨坚的“薄葬”遗嘱,给了多少盗掘辈以失望和徒劳的嗟叹。

  而当岁月的年轮刻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项举世瞩目的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了隋文帝杨坚力倡“薄葬”的伟大开创。这便是位于陕西关中的周至县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的开启。

  1998年10月17日中午,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法王塔地宫开启全过程,使好奇自负的现代人对隋朝的帝王陵寝、寺塔庙宇的建构供奉,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法王塔位于白居易当县尉写《长恨歌》的地方,因为古长安(今西安)发展到当代闹水荒,几百万人的城市,那么多的生命,没有水,很难说不会成为锁阳城、楼兰城、高昌城之类的结局,所以,要引水到西安去。

  法王塔边上恰有一河大水,名曰黑河,这黑河原是没什么名气的,即便明末创13家72营的义军首领闯王高迎祥被反军追杀,血流于此、身死于此,也仍无多大声名。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黑河的名气大了起来,引黑河水济西安缺水之急酝酿、讨论、证明、计算了10多年,终于有了真进展。

  炸山筑坝、蓄水成库,黑河正好便处于水库的水里了。

  搬迁,成了燃眉之事。

  但,作为文物古迹,搬迁或是重建,无疑意味着原有的文物价值的损失。于是乎,不同的观点四处蔓延。政府要拆迁法王塔,文物、文化界意想能保则保。甚至为了保住塔,使文物的原本价值得以留住,一些人也在报刊上著文呼吁保护文物为第一要义。

  但,炸山开炮的隆隆声响,还是震落了法王塔顶部的隋砖。

  搬迁已无法阻挡。

  1998年10月,法王塔开始了它的搬迁岁月。

  这是一座舍利塔,为隋仁寿元年隋文帝杨坚诏令建造的。时文帝令全国31州建塔供奉舍利,周至法王塔正是其中之一。

  10月17日,有《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原文为——

  本报西安专电今天中午,电视直播引起无数人关注,陕西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终于撩开了神秘面纱,幽闭千余年的石函、石碑伴随着诸多神秘面世。

  仙游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的周至县,法王塔地宫的发现实为偶然。当时在法王塔拆迁中清理塔基,并未发现有地宫,但继续往下清理才发现迹象。循迹下挖,终于发现塔基下1.65米处的地宫门洞。

  今天中午12时许,记者看到塔基地面中心已经挖出一个3米见方的坑,深约1.5米,地下宫殿石室的顶部已完全露出。地宫顶部周围露出排列神秘的五块卵石,无人知晓它们代表着什么。1米多宽、2米多高、1.5米长的通道上原来堵满的卵石已被搬出,卵石中夹杂着古代的残石构件和地下宫殿石门的残件。

  迎着幽闭千古一经开起(应为启,作者注)漫于四周的神秘气氛,记者小心翼翼地向前移挪,接近宫门,恍然感觉有古人当面而来,那是高0.7米,宽0.4米的宫门两旁的线刻人物画像,线条流畅,雕刻精美传神。凑近地下宫殿往里看,宫中放有石函一具,约60厘米见方,高40厘米,外部雕有精美花纹,盖上放着一只造型优美的陶熏炉。石函左侧放着一块约50厘米见方、厚约10厘米的青石碑,碑两面刻有铭文,一面是隋《舍利塔下铭》,约100多字,另一面为唐《仙游寺舍利塔下铭》,约200多字。据文物专家介绍,按记载分析,法王塔和法王塔地宫大约在隋仁寿元年(601年)建造,距今已1300多年。

  中午时分,考古工作者正小心翼翼地将石函、石碑等出土,函内所藏,有待专家进一步探究。

  至本报截稿时止,地宫的发掘和清理仍在进行中。

  毕竟,黑河水已改道东流去西安了,法王塔简朴地搬迁了。隋文帝给后人留下了葬奉简朴的榜样,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可以奠定考古地位的机会!

  尽管后来,即法王塔地宫发掘完三个多月里,一些人仍对此喋喋不休,各种观点偏据一词,有的说是塔下地宫的真正珍宝如金银器皿,被盗墓贼盗过了;有的说地宫曾被人打开过,不过决非盗墓贼的个体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对地宫珍宝“收拾保存”,对装舍利的器物神秘地进行了“调包”;还有的说,石函应内套铜函,出土的却是铜棺,玻璃瓶应内套金瓶,出土时却不见踪影,瓶内应只有1枚舍利,却意外地发现了10枚……疑团满天,不一而足。

  而我们认为,正如佛语有云:一切的因便有自身的果。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种因的隋文帝杨坚知晓。因为他信佛而下令全国31州建塔供奉舍利是真,也因为他提倡俭葬习俗是真,才有今日的没有让千万人看到大批珍宝自塔下滚滚而来的壮观场面。其实,敬佛崇佛、奉佛事佛的高境界是捧一颗真心就是了,捧金捧银地大肆铺张,不是正处于广积国财、励精图治阶段的隋文帝杨坚的作为。盗墓贼没有机会,“可以息心矣”!发掘者没有一举成名惊天下的造化,也可以去了虚张声势、劳神费力之心。

  .杨广之墓被盗后的疑案(1)

  生性骄奢淫逸的隋炀帝杨广,在草草地“薄葬”了自己的父皇——隋文帝杨坚之后,登上大隋天子的宝座,登基还没有几日,便着手进行迁都洛阳的浩繁工程。

  天生花柳性格,唯抱“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莫蹉跎”思想的隋炀帝杨广,大概没有想什么自己的身后之事,没有任何要为自己修筑一处豪华皇陵阴宅以供升天之后享用的动机。大隋的史书上,毫无一星半点儿记录。也许,聪明的他已参透人生生死来去无牵挂的道理了。尽管自隋伊始,也就是说,从他父亲杨坚开始,就恢复了秦汉的封土为坟的陵寝制度,而他隋炀帝所做的,恰恰是对这一制度的反叛。继位之初,他没有为自己择陵封土,圈地建陵,而是大胆地实施只顾眼前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举措。

  604年十一月,隋炀帝亲自驾临洛阳,对洛河、伊河、瀍水三河流域进行全面考察,并开始征调数十万成年男子挖掘沟通上洛的“护城河”,用以设置关卡加强对未来都城的防卫。“护城河”实为一道长无边际的壕沟,从龙门始,向东连接长平、汲郡,抵达临清关,渡过黄河以后,再延至浚仪、襄城,最后通向上洛。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名正言顺,隋炀帝特意下诏以说明自己这一不同寻常举措的理由。诏令说:

  天道演变化成,阴阳因而有消有长;治国有因袭旧制与创立新法的不同,人民因而顺从和谐。假若上天的旨意一成不变,推演变化怎么能形成一年四季?人世间各种事情如果丝毫不变,处理政务怎么能管好千家万户?《周易》不是说过吗:“事情不断变化,使人民不懈怠”;“变化就能通畅,通畅就能持久”。“有道德就能长久,有功业就能壮大”。朕又听说过,安置得舒适然后能迁移,人民生活因此而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姬氏建立了周朝的两个国都,是依循了新王的旨意,殷人五次迁都,完成了汤王开创的事业。如果不依靠人力,顺遂天意,使功业显现在变革中,那么,爱民治国的人能不说话吗?

  洛阳是自古以来的都城,王城周围千里之内,是天地汇合的中心,阴阳调和。控制着洛河、伊河、瀍水三河流域,凭借四面险要而坚固无比,水陆路通畅,四方贡赋同样能送到。所以汉祖说:“我走过天下很多地方,唯独看中了洛阳。”自古帝王,何曾不留意此地,所以不在这里建都大概是有缘由的。或者认为九州尚未统一,或者因为府库困乏,建造洛京的规划因而无暇顾及。我隋朝立国之始,就想创建这怀、洛二邑,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事情拖到了今天,朕念念不忘这件事,提起来就感叹气结!

  ……

  多么多么充足的理由和宏大的构想啊!由此,历史注定了要在杨广手里跟大隋开个悲剧式的大玩笑,加速自己的覆灭。宛若昙花,一现便衰。而炀帝却始终不渝地认为只有迁都可以带给国运万代昌盛,他不顾一切地把自己推向已经点燃的欲火之坑。

  605年3月,阳春柳翠的时候,杨广命令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强行迁徙豫州城下的百姓来洛阳,扩充都城。

  在宇文恺手下服役的营建洛宫的民工,每月多达200万人。

  为了迎合杨广的贪欲花柳之心,宇文恺运用自己熟练驾驭军队的手段,开始了极尽豪侈的营建施工。他亲自指挥皇宫修筑工程,在规模上力求宏伟大气,富丽无比。在京都西部,建造西苑,周二百余里,苑内造海,海中造山,山上建殿阁台观。海北修渠为水之源,沿渠建宫院16座,院内多养美女。西苑内,殿堂穷极华丽,奇树仙花,四季不凋。而秋冬之季,湖海水面则缀满用彩绫鲜缎剪成的荷花和菱角。仅显仁宫,就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石异材无以数计。加上嘉木异卉、奇兽珍禽源源不断地通过专道运输线供送,不长时间,名宫园苑,便已塞满。

  与此同时,得力大将监督的浚通南北水路工程,也在日夜不歇地修挖。通济渠被打开了,从西苑引谷水、洛水通向黄河,从板渚引黄河水通向淮河,直至江都,一路水天,畅顺无碍。水路浚通之后,大将军们又揣测皇帝的心思,以竞赛施工的速度,沿着水路,在西岸选址建造离宫40余所,全国各地能工巧匠和无数抓来做苦力的百姓的血汗,顺着浩荡水路,付诸东流。

  为了给下江南游玩做更充分的准备,炀帝一方面派得力心腹在江都建造大规模的华丽行宫,又一方面第二次派出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采伐名贵树木,建造龙舟、风榻、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类大船数万艘。

  全民都被动员起来了。

  605年8月,虽然规模浩大的东京尚未建成,炀帝就已迫不及待地乘上了驾临江都的龙舟。左武卫大将军郭衍、右武卫大将军李景,被炀帝钦点任命为前后军统领。随行的文武官员,五品以上的供给楼船,九品以上的供给黄篾大船。这些楼船,与炀帝的龙舟队伍相接,共处于前后军船队之间,船只首尾相连,迤逦二百余里,一眼望不到头地铺展在水面上,一路瑟箫笙笛,轻歌环绕着向江南而来。

  摇船的壮丁多达10万人。坐在高达四层的高大龙舟上,美女如云般前后左右相拥,炀帝心中漾起一股极乐的美妙感觉。水中龙舟船队载着10多万人的庞大人马,一望无际,岸上彩旗遮天蔽日,仿佛辉煌绚丽的皇宫在向前移动。而沿江两岸拉纤的纤夫们,虽人人身穿彩衣,但满脸的汗水晶莹透亮,和着纤绳勒进脊背而“锯”出的鲜血,一同滚落脚下……

  这是隋炀帝首次下江南的情景。

  606年春,当东京在大肆铺张中建成的时候,已经搂着江南佳丽脖子度过暖冬的隋炀帝,决定起驾北归,亲自享用这刚竣工的北国京都的皇宫的荣华。

  浩大的船队因江河水汛期未到,而不得不滞留江南。炀帝不得不乘车回京。为了短时间内修整装饰仪仗队伍,太府少卿向稠、太府函云定兴大力督办,下书督促各地州县交送羽毛。百姓们为应付上命,四出野外,昼夜在水陆各处遍布网罗,捕捉鸟兽,凡是羽毛、皮毛能做装饰之用的鸟兽,无一幸存,全遭屠戮。这一活动虽然持续了仅三个月,但这不到百天的空前捕杀掠劫,使与人类已和谐相处,组成链条格局的可怜动物们的鲜血成了为炀帝仪仗出发前的祭旗之物。

  三月初,炀帝的车队从江都出发,北上京都。途中,炀帝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侈奢华贵,生出一番怀旧的感慨来。这一日,梦中突遇自己的父亲杨坚,面对穿着简朴一脸愠怒的父亲,做儿子的不由得低下了自己的头颅。等他抬起头,见父亲已化做一股青烟射入一座土丘,他高喊“父亲……”没有回应,惊醒方发现是南柯一梦。

  长途跋涉,千车万马,浩浩荡荡地回到东京,深居皇宫的炀帝,复又想起路上的那个梦境,终日挥之不去。他开始考虑为父辈安魂。于是下诏:

  表彰古代贤人,保存对他们的祭祀,是要借此优待礼遇贤能的人,使他们遗留及于后世的爱得以传扬。朕永远借鉴前贤,尊崇怀念德高望重的人,何尝不面对九州大地感叹,归心于千百年来的圣哲,那些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凡是能树立名声、建立贤德、佐治世务、匡救时弊、广利他人、创建殊勋、有益于人民的人,都应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按时祭祀。他们的陵墓所在地,不许扰犯践踏。有关官员应据此商酌订出具体条规,就符合朕的心意了。

  这封诏书透露出对古来前贤的尊敬,其中自然满含着炀帝对生身父亲文帝的一片怀念之情。这是他继位以来面对宗祠的首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

  没过多少时日,炀帝再次下诏:

  前代的帝王,依凭时机创立帝业,统治人民,建立国家,南面执政,备受礼尊。然而经历历史世运的变迁,年代长久,前代帝王的坟墓已残破毁坏,成了樵夫、牧童前去打柴放牧的地方。墓地荒芜,坟头标记也分辨不清了。提起这种沉沦破灭的情景,朕内心无比凄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

  这段诏书,是他继位以来对宗祠陵墓的再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尽管不乏凄怆之情,也随口讲说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当然包括他父亲),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但是,这比起秦汉时规定皇陵周围迁居人口,固定设置守护陵园的护卫来说,无论从规模和制度上来说,都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尽管此后仅有的几年当政期间,他偶尔也曾去扶风拜祭父亲皇陵和父皇始建的法门寺,又去长安父亲临朝时的宫殿凭吊并亲拨专款加以修缮,但是,一当他走进女人堆中,当他钻进女人的暖床,他一切都不管了,所有的事都抛到了脑后。

  天地终于出现不祥的预兆。先是彗星连续出现于奎宿位置,掠过文昌星,经大陵、五车、北河诸星,进入太微星,又掠过帝坐星,前前后后百余天;再是蜀郡捕获三足乌鸦,张掖捕获黑狐……

  疆土境域之内,盗贼蜂起,各路草莽英雄遍地揭竿举事的时候,他却仍视若不见地照样东游西玩,所到之处,不见百官,不闻奏事,只是与后宫妃妾在一起,沉迷酒色,依恋不舍。唯恐享乐时日不够,竟常常招迎一些黄婆老妇,朝夕在一起放肆地讲那些丑恶污秽的下流话。甚至,引来一些年轻人,让他们与宫中妇女大肆淫乱……

  618年,炀帝在江都行宫温室里抱着女人不肯松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等,终于忍无可忍,仗剑直入将其刺死。萧皇后命尚未逃离的宫人,撤掉床板,做成棺材来埋葬炀帝,人们都慌乱地跑开了,只有宇文化及最后一个离开温室。曾经受过炀帝深恩的右御卫将军陈稜,找人抬着炀帝的灵柩至吴公台下,草草地将炀帝埋葬。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炀帝被埋葬的第三天,就发现在他的并不起眼的陵墓一侧,出现了两个坛腰大的孔洞,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穿山甲凿的,入棺吃炀帝的脑子;有的说是盗墓贼所为,传言说炀帝平素左、右臂串戴了一整胳膊的和田玉镯,用于随时奖赏那些让他快意绝美的女人。这些女人,一旦得到炀帝赐给的玉镯,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手握玉镯,随便出入杭州皇宫,无人敢挡。因而,盗墓贼纯为想得财而掘盗洞,搜寻炀帝的随身美玉。而之后数百年的明末学者佚名则认为,炀帝带着满臂的玉镯入墓,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死后,至少有三个人有机会单独待在他身边,这三个人一为萧皇后,一为宇文化及,一为陈稜,均有独吞玉镯的可能。从622年即唐高祖武德五年,降唐而任封为江都总管的陈稜迁葬炀帝于雷塘的举动看,已身死四年的炀帝,玉镯显然未被陈稜所得。那么,究竟价值连城的玉镯是落入宇文化及之手了,还是被萧皇后所占,抑或是被盗墓贼所启获,便成了千年之谜。

  改葬于雷塘的炀帝,灵若尚在,断不会料到,他一生蔑视金钱,得过且过,只管及时行乐,不订丧葬规制,死之后,竟留下了一桩关于金钱的疑案。

  即便如此,后世人们还是兴趣不减地打探着雷塘的具体位置,试图以此来聊慰好奇之心。其实,雷塘,并不如古刹大庙、高楼殿阁般引人瞩目,它只是汉代吴王刘濞修筑的一处钓台,而且当时并不叫雷塘,而叫“雷陂”。吴王刘濞每钓均有大鱼巨鳌,便兴致所至,扩建园林。到了南朝,这里已成为一处较著名的风景区。唐朝初年,扬州都督李袭随开“雷陂”,修塘引水灌农田,这才改名为“雷塘”。宋以后,洪水肆虐,雷塘原址周围曾一度变成一片汪洋,雷塘原址也淹毁不存,仅隋炀帝孤坟堆土犹可看见。清代,浙江巡抚阮沅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重新对炀帝陵加以整修,筑成高六七尺,占地二亩多的土冢,他邀来当时的扬州知府尹秉缓,请这位当时江南有名的书法家题了一通石碑,上纂“隋炀帝陵”几个沉雄劲健的大字。这正如唐朝大诗人罗隐咏《炀帝陵》中的名句:“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

  如今,文帝与炀帝的皇陵,都已成一派空寂,所有与他们有过关联的人,都远旅而去。人们大都记不住文帝的作为,只传言所说炀帝是个“多情的种子”这几个字,很可能还要流传下去,供普通百姓笑谈,凭大权在握者鉴说。

(完)

《中国盗墓传奇》作者:岳南

序章僵尸复活

  僵尸复活(1)

  西晋泰始二年(266年)春,原魏国一个叫吴纲的南蛮校尉,在安徽寿春地方突然遇到一个东吴的老汉。二人一见面,老汉惊奇地打量着吴纲说:“你的身材相貌很像长沙王吴芮呀!只是个头稍矮了点。”吴纲听后大惊,说:“吴芮乃是我16世先祖,已经死了400多年了,你怎么看得出我的相貌像他呢?”老汉说:“实不相瞒,40年前,东吴在临湘(今长沙)欲修孙坚庙,因缺乏木材,就挖了长沙王吴芮的墓,取出棺椁作为建庙的材料。当时我参加了掘墓之事,当棺椁打开后,曾亲眼看见吴王的尸体面目如生,衣帛完好呢!”

  吴纲听罢,甚是惊奇,对老汉道:“尸体衣服既完好,有没有改换个地方埋葬啊?”老汉答:“换地方埋葬了。”

  以上这个故事的来源散见于多处,正史、野史、地方志、族谱等典籍多有记载。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湘水注》中,引郭颁《世语》说过此事,原文曰:

  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发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

  据传,长沙王吴芮墓初开,群盗兴奋,当夜而抵其椁,有一头目引火向前探查,四五壮汉挥臂弄锹揭掀盖板。忽椁内气出,吱吱作毒蛇昂头吐信示威状。烟过之处,有臭味散开。少倾,墓穴深处轰然一声,其气与烟火相触而燃,火球突起,窜出丈余,墓穴如同白昼,并伴有轰轰之声如响雷。群盗趋避不及,棉衣被火,势同燃球,仆地不起,号啕悲呼。墓穴之外众贼惊骇,急用泥沙泼砸着火之身,又急呼于墓中泥水处打滚儿。刹那间,穴内哀号连连,被火盗贼跳跃腾挪,势同群魔乱舞,夜鬼飘荡。火势渐小,被火者周身黧黑,面部胸前几无完肤,呼号声中双臂抠地,卷缩蠕动,气脉衰竭,奄奄一息。

  待内棺开启,只见吴芮锦被覆身,面色如生,须发皆整,如同睡眠,隐隐有打鼾之声,众盗大骇。为首者率三五壮士向前探视,见死者仪态容颜完好如世人,不由称奇,以为有神相助,遂命人将外部大片椁板拆除,以取木材立庙。内棺原封不动,告知其亲近后人复葬其棺。

  吴芮后世亲近者见告,相约族中三五名望之辈急趋前来,时群盗已遁,墓穴狼藉不堪,椁木、珍物已空,只有一无盖彩棺孤立于中央。众人立于棺前验看尸身,商讨埋葬办法。寻思间,一阵阴风吹过,棺前立者顿感脸色发麻,如同扬沙掷于面部,身前的木棺如河中小船开始摇晃,众人骇怪,疑有鬼怪作祟。怔愣间,猛听棺身咣的一声响动,一块五彩锦衣丝锻腾空而起,缥缈冲天。继而,死者从棺中奋起,扬臂摇身,瞪眼张目,高声呼曰:“这一觉睡得好长呵,此处不可久留,快送我回瑶里老家去也!”言毕,尸身如僵木,向后一抑,啪的一声摔于棺中没了动静。众人望之,呆若木鸡,如在梦境。待回过神儿来,知是吴王鬼神附体,特留遗言,为自己安排后路。眼望墓穴之惨状,遥想当年吴氏家族之荣光,如今凄凉之景况,悲不自制,众皆伏地而泣。

  为了却吴王心愿,吴芮灵柩被后世亲近者从墓穴内取出,由长沙迁葬至其出生之地——浮梁瑶里,秘密葬于五股尖仰天台下一个岩洞深处。为防贼人再次盗掘破坏,分别在休宁、婺源、浮梁、高岭等四处修建了衣冠冢(今安徽休宁、江西景德镇一带),吴氏宗族族谱画有仰天台地貌图,标注了“吴王墓在五股尖山脉”等语。现遗迹尚存。

  一代名王吴芮之冢被盗掘,连同后世子孙吴纲与东吴老汉巧遇之事,被称为中国盗墓史上第一奇事而为世人津津乐道,同时也为现代考古学家研究楚地汉代陵墓制度,以及古尸防腐术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参照系谱。

  关于长沙王吴芮的经历,史料多有记载。此人据说是吴王夫差的后代,生于瑶里,在秦朝时为番阳县令,号为番君,颇为当地百姓及江湖志士敬慕。当陈胜、吴广等一帮农民兄弟扛着用木头杆子和被单褥罩做成的黄龙大旗,高喊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造反起事时,吴芮审时度势,亦率一帮生死弟兄开始与秦王朝划清界线,面南称孤,自立为王。未久,与最有实力的造反英雄项羽结成联盟,被项羽正式封为衡山王。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演变,吴芮见风驶舵,转降刘邦,并在楚汉战争中立下了卓越战功。汉高祖已亥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已定,吴芮被刘邦封为长沙国王。

  此时的长沙国是汉初分封的诸侯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西汉以前的长沙国只是秦时的一个郡,秦之前则属于楚国的地盘。虽然此次由郡改国,在汉中央朝廷的诏令中明确规定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等五地都归长沙国管辖,并将湘县(今长沙)改名临湘县,以作为长沙国国都。但当时的豫章实属以英布为国王的淮南国,而象郡、桂林、南海等三地则被独霸一方的南越王赵佗所占,吴芮实际掌管的范围仅长沙一郡,约为湘江河谷平原的十三县之地。据做过长沙王太傅的贾谊于公元前174年上书说,汉初的长沙国民户只有二万五千,按《汉书·地理志》上的长沙国户口比例推算,那时的人口数约为十一二万左右。由此看来这是个较小的王国。

  虽然长沙国国小人少,却夹在汉朝廷所属领地与南越诸国之间,是阻挡百越诸侯进攻汉中央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当年吴芮如何带兵打仗,并以开国功臣之声威被封为第一代长沙王,史料中很少记载,但其军事实力有史可鉴。刘邦和吕后对功高盖主的异姓王并不放心,做梦都想清除掉,萧何曾对刘邦说过,要灭吴芮,倾全汉之兵再战一纪(六十年)尚难。对此,狡诈多谋的刘邦于无可奈何中,又委派了一位楚地出生,名叫利苍的亲信出任长沙国丞相,以监视和控制长沙国王吴芮,同时监视百越之地诸侯国的异常动静,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行动。

  意想不到的是,吴芮于封长沙王的当年即一命呜呼了。一个无病无灾的显赫王公莫名其妙地撒手归天,留下了一大堆历史谜团。坊间说法有二:一为行军死于营中说。因当时边陲未定,吴芮为长沙王后,刘邦诏令其率兵去安定福建,行至金精山一带(今江西宁都县西北15里石鼓山),不堪劳累,身染沉疴,中途病逝,死后谥文王。另一种说法是刘邦密诏长沙国丞相利苍将其用毒药害死。两种说法皆无过硬的证据支撑,到底谁是谁非,或者二者皆非,不好妄下论断。班固在《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对吴芮之死只是一笔带过,并未提及死因,文中说:“项籍死,上以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汉初刘邦共封8位异姓王,后来7王皆反,旋被翦灭,唯吴氏长沙国忠于汉室,共历5代,以无嗣而国除。因而班固赞称吴氏“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

  吴芮在位时,为政以德,颇得民心,死后臣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光绪《旧府志》载:吴芮墓遗址“在北门外祀汉长沙王吴芮。今此门外大道旁菜园内有极小之庙即其地。”传说吴芮墓高22米,墓旁立一祀庙,叫吴王庙。吴王墓遗址流传到今,大概是人们追念其功德所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称:“临湘县北有吴芮墓,广逾六十八丈,登临写目,为廛郭及佳憩也。”郦道元所见之景象,离吴芮墓被掘已过去了约250年,遗留的当是一个空土堆而已。

  至于郦道元引《世语》故事中提到的那位吴纲,历史上确有其人,并一度任诸葛诞长史,著名的《三国志》两次提到过他的名字、身份和在群雄争霸中所扮演的角色。《魏书·诸葛诞》中,作者陈寿在论及魏国大将、琅琊阳都人诸葛诞谋反时,曾云:“甘露元年冬,吴贼欲向徐堨,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征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琳,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俱来应诞。以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三国志·吴书·孙亮》篇也有记载:“(太平二年)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以淮南之众保寿春城,遣将军朱成称臣上疏,又遣子靓、长史吴纲诸牙门子弟为质。……三年春正月,诸葛诞杀文钦。三月,司马文王克寿春,诞及左右战死,将吏已下皆降。”这一记载道出了魏国叛将诸葛诞与部下吴纲等人的命运。

  陈寿作《三国志》约130余年后,刘宋文帝命裴松之作《三国志注》,裴氏本着“鸠集传记,增广异闻”的精神,于诸葛诞传中吴纲姓名后,专门征引郭颁的《世语》作为“异闻”趣事增补其中。引文曰:

  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砖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后豫发者见吴纲,曰:“君何类长沙王吴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

  裴氏与郦道元所引皆为同一作者所说的同一件事,但稍有出入。就年代先后而言,裴氏与郭颁几乎同处一个时代,著成《三国志注》的时间比郦道元的《水经注》早几十年,所引当更接近《世语》本意。但有一关键之处恐怕不及郦道元准确,这就是发冢之目的是为“取木”还是“以其砖”的问题。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凡长沙一带的西汉贵族墓葬,皆为竖穴木椁墓,即挖一个大土坑,在坑底用上等方木搭成椁室,然后放入木棺,棺的层数以墓主生前的身份而定。坑内几乎无一砖一石,与后来明清券洞式墓葬大为不同。此点当是裴氏之误。

  既然长沙王吴芮与长史吴纲在史上确有其人,关于墓冢被掘以及寿春奇遇是否属实,真实的成分又有多少,自《世语》披露之后,遂成为后世好事者长期探究的一个谜团。

  长沙王吴芮死于公元前202年并葬于长沙城北,此点并无疑问。史载,长沙之地被东吴占领后,孙权确实曾仿照过曹操的做法,令人在此盗掘过王侯贵族的墓葬,获取奇珍异宝和大量木材。同时派出亲信爱将率五千精兵翻越九嶷山,前往南越故国掘冢盗墓,追索南越王赵佗之穴。从《世语》记载看,长沙王吴芮墓被掘应在黄初六年或七年,即公元225年或226年,也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当上皇帝后即将死亡的最后一二年(丕在位七年崩,年号遂绝)。上距高祖五年,相距420多年。那个曾参与掘墓的东吴老汉,在相隔了40多年,也就是到了司马氏家族篡权,司马炎登基称帝的第二年,还能看出吴芮的第十六代孙跟死者面貌身材相同与差异之处,则未免有些夸张和编造之嫌。是否老汉早已闻知吴纲乃长沙王之后而故意有此说,后人不得而知。所知者,作为吴芮的尸身及衣物被埋葬于“广逾六十八丈”的墓穴内,棺椁开启时,“容貌衣服并如故”或“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并非空穴来风,当是极有可能的。就在那位东吴老汉与南蛮校尉吴纲寿春对话的1700年之后,湖南长沙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马王堆西汉墓葬中一具“面目如生”的女尸横空出世。极富历史趣味和巧合的是,这位叫辛追的墓主人生前与长沙王吴芮相识,或者亲自给吴芮敬过酒、送过肉也极其可能,因为墓主的丈夫就是汉高祖刘邦派往长沙国秘密监视吴芮的第一任丞相利苍。

  1972年初夏,解放军366医院在长沙东郊五里牌外一个叫马王堆的土包下挖掘防空洞,意外发现了一个喷气、冒火的洞穴。湖南省博物馆得到报告后,派人勘察,断定是一座古墓,遂上报发掘。从1972年夏季开始,至1974年元月,野外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在发掘过程中,由于墓葬宏大与出土文物之多之精,先后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以及文化文物考古界郭沫若、王冶秋、夏鼐等负责人的密切关注,周恩来对墓葬的发掘与文物保护曾先后做过五次批示。通过考古发掘得知,此处是由三座古墓组成的家庭墓葬,墓主分别是西汉初年的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与他的夫人辛追、儿子利豨。三座汉墓分别出土了表明墓主身份的印章与大批漆木器、丝织品与帛书、帛画和部分铜器。特别是在最早发掘的一号墓中,轪侯夫人辛追的尸体保存完整,身体肌肉有弹性,关节可以弯动,皮肤摸上去手里有油腻感。经国家专门组织各方面的医学专家进行解剖、检测,发现葬入地下2000多年的轪侯夫人,内脏保存异常完整,动脉粥样斑块病变清清楚楚,体内绝大部分细胞、细胞膜、细胞核,包括一部分神经组织,如人体最容易消失、医学上称为迷走神经丛的一种神经组织,皆历历可见。这位贵夫人死前吃下的138粒半形态饱满的甜瓜籽尚未消化,皆完好无损地保存于胃囊中(博物馆人员曾将几粒瓜籽种植于院内,遂生长发芽,只因管理不善,未结果即枯萎)。这种情况与常见的木乃伊和干尸有本质区别,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防腐技术的奇迹,考古界和医学界称之为马王堆湿尸,自此,世界学术领域又增加了一种崭新的尸体类别。

  马王堆西汉女尸的面世,被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于社会上广为流传,人们在为这神奇的防腐技术惊叹之时,也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击节叫好。一时间,全国升起了一股马王堆热,并引发了长沙一日数万人涌入博物馆观看女尸的狂潮。随着报刊与广播的公开报道,以及由北京科影拍摄的《考古新发现》、《西汉古尸研究》等影片公映,国内外迅速掀起了一股形势浩大的“马王堆热”。当时寓居长沙的毛泽东也被这神奇的考古发现所吸引,特地观看了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印刷品,并作为特别礼物,专门赠送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马王堆考古发现与参观热潮中,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虑,由国家拨款,在湖南省博物馆专门建造一座豪华的分馆和陈列室,以保存、展出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与文物。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以及女尸的出土,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载入史册。

  遥想当年,长沙王吴芮与丞相利苍同朝听命,或同庭共事,一个为王,一个为侯,尽管暗中各怀主意或不可告人的心思,但表面上应当是和谐共处的,因而作为丞相夫人见过吴芮,或有更进一步的交往也属正常。当时,追求长生不老和死后尸体不朽之术,已成为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生活的目标和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于是防腐技术兴盛,有的用玉,有的用药草,有的用所谓的仙丹神药之类,可谓招数迭出,五花八门。《后汉书·刘盆子传》叙述西汉末诸陵墓被盗掘后的情形时说:“有玉匣殓者率皆生。”也就是说,凡用玉衣包裹尸体的皆不朽。但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所有用玉衣裹身的尸体,全部腐烂,无一幸存。相反倒是用衣物包裹尸体、并配以草药等物防腐者,若棺椁封闭得当,大部分尸体会保留下来,且保存得相当完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即为典型范例。

  长沙王吴芮死于汉高祖已亥五年(公元前202年),据考古发现所知,长沙国丞相利苍死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利苍之子死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利苍夫人辛追死于汉文帝十二年以后数年之间的某年。吴芮与利苍之死相差16年,与利苍夫人之死相差30余年。既然当时的上流社会皆推崇长生不老和尸体防腐之术,想来作为长沙王的吴芮也不例外,一定是殚精竭虑,想方设法令人搜寻和研制。当他撒手归天后,家人便用楚地一带早已流行,时在长沙附近逐渐成熟的草药混合技术作为防腐之术,为其尸体沐浴、喷洒、穿戴包裹、降温、入殓、封棺、闭椁、覆土等等。当这一切完美无缺地一步步做完后,一具尸体便在幽深封闭的墓穴之内长期保存下来,并出现了下葬400多年后,墓葬被掘,棺椁打开,墓主吴芮仍“容貌如生,衣服不朽”的奇特景观。若对比1700年后的利苍夫人尸体出土时的状况,此点当属真实,且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

  同为长沙豪门出身,何以吴芮与利苍夫人辛追的尸体在后人发现时完好无损,面目如生,而葬于同一块墓地、相隔仅几米远的利苍本人与儿子的尸体却早已腐烂,只剩下残骨碎渣?考古人员得出的结论并不复杂,利苍之子是由于墓葬和棺椁本身封闭不严,封闭墓穴的白膏泥有明显缺口,棺椁有裂缝所致。至于长沙丞相利苍本人尸骨无存,则与墓葬被盗有关,若没有盗墓贼的毁坏,尸体极有可能也同他的夫人一样,会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湖南省考古队员侯良等人在发掘长沙丞相利苍墓时,发现了两个盗洞。其中一个为四方形的洞穴,大小正好可容一人;一个为圆洞,里面塞满了杂土,若不仔细察看,一时还不大容易认出。这两个盗洞出现于哪朝哪代,一时无法判断。后来,发掘人员在盗洞土层中发现了一个瓷碗,经鉴定,这只瓷碗属于唐代的产品,因而,盗墓者被断定是唐以后、宋之前的人,而唐代的可能性最大。这样认为的理由是,这只碗仅是一个极普通的生活用具,很难保存到宋代。何况唐代瓷碗保存到宋,已经算是有价值的文物了,深知文物之利的盗墓贼怎会轻易将其扔掉呢?所以,唯一的可能是唐代的盗墓贼,拿了这只平时在家中常用的瓷碗,作为打洞盗宝时喝水、进食之用,而用完之后随意地扔之于旁侧,走时也未带走。至于墓葬系何人所盗,至今仍难有定论。当考古人员发掘到墓穴底部时,见棺椁早已散乱不堪,内中器物几乎全被盗走,只剩一点残骨和器物碎片,最大的收获就是于散乱的棺材缝隙中,发现了利苍为相封侯的三颗印章,从而揭开了马王堆家族墓葬之中的墓主与时代之谜,这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对于这座长沙国丞相墓的发掘,周恩来总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视,当得知墓中除了三颗印章,其他器物全部被盗墓贼劫掠一空时,周恩来专门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问及此事,说:“现在还有没有盗墓的人,全国墓葬破坏情况是否严重?”王冶秋回答说:“旧社会那些专门靠盗墓吃饭的人,长沙一带称‘土夫子’,凡有点真本事的,基本都被各地博物馆和考古部门收编了,成了现代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基本上没有专门盗墓的人了。除了被收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物的流通渠道被截断了。董老出任华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第一个命令是征集革命文物令,第二个命令就是禁止珍贵文物出口。现在办的文物商店都是国营单位,盗墓贼从墓中盗出的器物不敢拿来销售。因为社会上已经没有自由的流通渠道,中国的文物出不去,境外的文物贩子又进不来,所以自新中国成立后,盗墓这个行业算是基本消亡了。”

  令周恩来和王冶秋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几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兴起,消亡了几十年的盗墓业再度还阳复苏,盗墓者借尸还魂,于华夏大地山野草泽中活跃起来,大显身手,所向披靡。“要想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山野村夫,城市混混,地痞流氓,甚至道貌岸然的政府官员,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之中,企图借挖掘地下古物一夜暴富。从关中大地到中原腹地,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上下,从作为古蜀王国的川境,到楚地的长沙、荆州,皆有盗墓者活跃其间。短短几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已是千疮百孔,骸骨遍野,其盗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被盗古墓之多,为二千年历史进程中所罕见。盗墓者结成团伙,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其盗掘方法、技术、工具越来越先进和专业,如探寻汉墓由原来的洛阳铲演变成重铲,进入墓室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挖掘唐墓时用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的工具——扁铲。再后来,盗墓者甚嚣尘上,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墓葬动用军用罗盘、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盗掘时则使用雷管、挤压式炸弹。此种炸弹作为最先进的武器,本来是装备到各集团军陆军部队,从而避免了士兵在野外作战时挖战壕之苦。在野外作战时,只要在前方几米掷下一弹,就会出现一个几米深的圆洞。洞内的土不是被炸飞,而是通过爆炸力,向四周挤压,因而当炸弹爆炸后,洞外见不到一点土。一连几个炸弹下去,就是一个深井。盗墓团伙认为此法用来盗墓,既省心又省力,于是开始普遍使用这一新式武器。若发现墓葬,只需几个炸弹,即可穿透墓室,盗墓贼可轻而易举进入满藏金银财宝的墓穴开棺取宝。开棺时的工具也渐渐鸟枪换炮,由旧时的刀劈斧砍,换为大型电锯;运输通讯也一跃而变为摩托车、汽车、手机。整个中国每年有千百座墓葬被以这样的现代化方式盗掘一空。如位于浙江的鸦片战争抗英名将葛云飞、《申报》主编史量才等名人的墓葬已被盗掘,清代“辫帅”张勋之墓在江西被掘,位于湖南长沙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墓先后两次被盗,盗墓者劈棺抛尸,墓内文物被劫掠、毁坏殆尽。

  据长沙和荆州市文物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仅长沙郊区、江陵八岭山、荆门市纪山等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大中型古墓,就有1300多座被盗掘,其中近1000座被彻底盗毁,大批文物流失或遭到破坏,损失极其惨重。最令人惋惜的是,1994年春,荆门市郭家岗1号战国墓被盗掘,劈棺抛尸。墓主人为一楚国贵族夫人,时间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还要早,虽长眠于地下2300多年,但与马王堆汉墓女尸一样,保存完好,堪称“稀世之宝”。然而,盗墓者为了从墓主的七窍中抠摸金器和玉器,竟对女尸百般作践,女尸衣服被扒光,头发被撕掉,嘴被撬开,牙被敲碎,最后被拖埋到另一穴洞达一个半月之久。待案发时,整具尸体已腐烂不堪,文物价值丧失殆尽。

  面对中国大地上涌起的盗墓狂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世界进步人士,都感到莫大的耻辱和痛心。无论是古墓葬还是古文化遗址,都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遗产。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华北地区的盗墓贼,已从挖掘墓穴转向劫掠地面文明遗址、遗物,这是地下文物告罄的一个不祥之兆。对此,有观察家预言,等到21世纪结束之时,便是考古学家失业和考古学科消亡之日。这个预言看上去有些危言耸听,但却道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和内心的忧虑。但愿今天的人们能从历代盗墓和劫掠、毁灭人类自身文明成果的罪恶中得到教训,并能从中思考些什么,从而以群体觉醒的力量来共同扼制这一人类毒素的发展蔓延,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残存的硕果得以长久保存,文化的香火得以延续,这便是我们撰写此书的本意。

  第一章悲剧的诞生

  坟包突起人世间(1)

  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当然,人不是在猴子时代就开始建造坟墓的,也不是从猴子变成人那一天突发奇想,要打造个豪华地宫,以便死后安葬,继续享受人世间的舒畅与快乐的。有史可查的是,坟墓的建造,距今也不过是三千多年的时间。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所谓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商,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中国的丧葬史在西周时拐了一个弯。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故有薄葬之趋势。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并解释说:“凡墓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礼记》中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为后人研究墓葬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故事说,当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当孔子长大成人后,想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葬的处所。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便于以后经常前来祭祀而不致迷失方位,他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的墓葬处所上培土垒坟,作为下次寻找的标志。关于在墓葬处所培土垒坟的做法,可能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做过尝试,但后人大多还是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封土的起源。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在合葬其父母时说:“吾闻之,古也墓也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在商周时,帝王的墓仍称为墓,春秋时有的称丘。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以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起来,大者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这类的墓葬处所称之为邱。如当时赵武灵王、燕昭王的墓葬处所,分别称为赵邱、昭邱等等。后来,便出现了帝王将相等封建贵族的陵。从战国秦惠王开始专称陵,这也是帝王丧葬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秦汉时期,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从西汉开始,墓葬习俗有了重大变化。在墓室内外,描绘、模印有各种图像,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西汉的帝陵较为集中,11个帝陵,9个在今咸阳原上,另外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原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原上。除汉文帝的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即都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一般在帝陵之东。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人坟,皆云汉代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

  东汉墓中,开始流行“买地券”,象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一些地区,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反映了货币经济的冲击。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唐陵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同于南北朝的“潜葬”之制,而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型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明陵的布局风格,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了成熟阶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其中,明神宗定陵玄宫,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被誉为“地下宫殿”。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北京市东北120公里处,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附近;清西陵分布在北京市西南120公里处,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1)

  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这个美丽神话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视死如视生现象的产生。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汉代皇帝将天下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故汉陵中藏品十分丰盈。汉武帝茂陵中除无数金银珠玉外,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西汉赤眉军挖掘茂陵,数以万计的义军搬运数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武帝所穿的“金缕玉衣”(即用几千块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的衣服),与别的皇帝不同,别出心裁地在玉片上又雕刻出蛟龙、凤凰、乌龟、麒麟等祥物,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诸侯也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时用“铜缕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中山靖王之墓,中山靖王刘胜夫妻都身着“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长1.88米,用1100克金线连缀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制成。目前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就有20多套。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珍宝因未开掘尚未得知。仅就其陪葬墓来说,虽早年被盗,但出土的各类文物仍达4000多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官宦俑、武士俑、鞍马、骆驼等,身材高大,釉色亮丽,属唐俑精品。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的金、铜鎏金、玉饰品,形状多式多样,雕刻非常精细。墓内还有许多壁画,内容丰富,是研究唐王室贵族生活和古代绘画艺术的珍贵材料。

  明神宗朱翊钧定陵,其宝物数不胜数。在他的头旁,放着一顶翼善冠,是用纯金细线织成,重800余克。上有两条纍丝金龙盘绕,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在皇后的4件凤冠上,缀满了金龙、翠凤、花鸟连理。其中的一顶,上有金龙12条,翠凤9只,博鬓(凤冠后面的翼,由珍珠串饰而成)3对。在龙凤之间,缀满了珠玉宝石;其中的一顶缀珍珠2300多粒,各色宝石150多颗,可谓稀世之宝。在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叫做“宝花”的珍品(衣带上的饰物),上面镶嵌着“猫儿眼”、“祖母绿”等极贵重的宝石。“猫儿眼”俗称“夜明珠”,对光线的反应十分奇异,可在中央形成一条晶莹的明蓝色的光柱,像猫的眼睛一样,故又称“猫眼石”。这种宝石,在自然界罕有,只产于今斯里兰卡的个别地方。据说在明代,豆粒大的一颗,就价值千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宝花,有的竟嵌着拇指般大的猫眼石,其价值难以计算。另外,像金银玉瓷、木俑漆雕、成匹的绫罗绸缎还有数千件,件件巧夺天工,价值连城。

  在清一代,乾隆皇帝死后穿戴的都是宝物。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生前享尽了人间的荣华,死后仍然极尽奢侈,在她的陵墓里更有令人无法想象的富贵。据说慈禧死后,口内含着一颗荧光闪闪、百步之内可映照清楚丝丝头发的“夜明珠”,头部上首放置一个翠荷叶,脚下安放一朵粉红色的碧玺大莲花,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1大朵菊花和6朵小梅花连缀而成。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翠雕佛像各27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西瓜一个,甜瓜两个,白菜两颗,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个。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十八罗汉等700多件宝物。当宝物殓葬完毕后,棺内空隙又倒进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这满满的一棺奇珍异宝,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私人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价值白银五千万两,其糜费之大,令世人惊叹。

  诸如此类为死者陪葬的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导致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一场场盗墓与反盗墓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拉锯般展开,以至几千年起伏绵延,不绝于世。那山环水绕灵境天开的巍巍帝王之陵,那帝王之陵中闪烁不断的磷火蓝光,以及无以数计被盗的陵墓珍宝,令世人百感交集,痛心疾首。

  纵观历史,厚葬之风愈烈,则盗墓之风日炽。当历代帝王将相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未来的“极乐世界”之时,一个破坏这一世界的活动相伴而生,而且,这种破坏是如此地猖獗,以至于它不但令死者尸横于野,也令生者不寒而栗。

  盗贼如狐(1)

  其实,对于厚葬的危害,古人已早有所认识。

  早在西汉中期,著名学者杨王孙就曾指出:“厚葬诚亡益于死者……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于暴骸于中野何异!”

  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说:“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东汉时的一道诏令写道:“今百姓葬送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晋代大文学家张载在《七哀诗》中描述了汉代皇陵被盗后的惨状:“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代主……季叶丧乱起,盗贼如豺狼,毁坏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匣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但可惜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的微弱。在“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支配下,厚葬之风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所回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于是出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是无不掘之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最早被盗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后来汤王冢又数次被盗,穴内几欲成空。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又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磐,深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商末名臣比干墓,北宋时被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所盗,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

  周朝天子周幽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这个记载与长沙王吴芮墓被盗情形颇为相似,只是真假无法考证罢了。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潮。《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宝玉玩好财物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扣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阖闾墓、魏襄王墓、魏安釐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据现代考古调查所知,新中国成立前,春秋战国墓葬非正式发掘或被盗掘的有三处:

  一是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郑公墓,出土了一批重要青铜器,因非科学发掘,文物与资料自然无法全面收集保存,导致墓主与年代难以确定,研究者根据一些文物推断,此墓可能是郑国一个君王墓。所幸的是这批青铜器大多数还存于国内。

  二是洛阳金村周王墓,1928年夏天,天降大雨,墓坑下陷。时有一盗墓贼借住在一个瓜棚内观风避雨,正值夜半,忽闻野外有坍塌挤压声,知是鬼神出没,特地报喜来了。于是披上蓑衣,冒雨前往察看,未多久,即借着雷电的闪亮看清了眼前塌陷的大墓,盗墓贼复回瓜棚睡觉。待次日东方欲晓,风住雨停时,盗墓贼便找了铁锹等物对着墓坑挖掘起来,不到一个时辰便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内藏的精美文物被洗劫一空。更为不幸的是,这批文物于民国战乱中几乎全部流散到海外,中国本土学者很难一窥真颜,只能到海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一睹风采。有研究者如大陆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根据一些器物铭文推断,这些文物显然属于周王室之器,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周王之墓。因整个墓的资料大多分散和损毁,到底是周王朝哪一个王尚不清楚。

  三是著名的楚幽王墓连续三次被盗掘。1933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一时间,人相食,死者相望,饿殍遍地,尸骨成壕。该县朱家集附近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叫做李三孤堆的一座古墓,斩获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恪守社会正义者,瞪着被饿得发绿的眼睛,两腿打晃,一步三摇地来到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披载,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表示要严查案情,对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至省文物部门收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未能追回。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在盗掘中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尚未将墓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墓葬再次被盗埋下了伏笔。

  1935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趁新一轮兵荒马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墓葬进行盗掘,掘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出境外。

  1938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未被全部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一番密谋,仿照十年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盗掘,据说整整挖了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盗掘的官兵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流血流汗,所获珍宝并没有想象中之多,愤懑之下,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带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糊糊的土洞向世人昭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劫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1.13米,口径0.87米,重400多公斤),因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损毫发。李品仙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总因躯体过于庞大,无法掩人耳目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惜(著名的安阳司母戊大鼎在被挖出时就被锯掉一耳),在两难中,李品仙迟迟未能想出处理的办法。随着抗日战争越演越烈,国军步步退却,李品仙部移防他处,这件大鼎被扔在营区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安徽省博物馆将其收藏,并陈列展出。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曾专门参观了这件大鼎,并说过“这么大一件鼎,能煮一头牛”的话,专门在大鼎前留影。由此可见此墓和出土文物的重要。然而因多次盗掘,究竟墓中有多少文物,墓坑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无法探根溯源,弄清原状和内情了。有研究者仅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铭文考证,认为此墓为楚幽王墓,或幽王妃子墓。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发掘的王侯墓不多,其中属春秋阶段的墓主要有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和吴君夫人墓。蔡侯墓封土有盗洞,但未盗至墓室即停止,什么原因导致未能继续盗下去,不得而知。发掘得知,棺椁、漆木器等均无腐烂,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重要文物480多件,究竟属于哪一个侯,各路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长说、短说甚至胡说地激烈争吵,终于有一种判断突出重围,暂时占据了上风,即墓主为死于公元前491年的蔡昭侯申。

  与蔡侯墓齐名的吴君夫人墓,即固始侯古堆1号墓,墓上有7米高的封土,发掘后有大型墓道,棺椁俱全,墓主是一女性,死时约30岁左右,椁内外有17具陪葬人棺。墓内被盗墓贼几次光顾,从留下的痕迹判断,多数珍贵器物被盗走,令人遗憾。在其中一个器物坑内出土有礼器、乐器、漆木器、车马器及肩舆等大量文物,考古人员通过对一件器物铭文的释读,知是宋景公为其妹(勾敔夫人)所作的媵器(陪嫁品),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墓为吴君夫人墓。但亦有学者认为仅凭这件铭文不能断其为吴君夫人,也不是吴墓,应是一座楚墓,墓主为一个楚国的贵族夫人。到底谁是谁非,未见分晓。

  属于战国阶段的大型墓葬主要有三处。一处是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君墓。固围村大墓共有三座,一字排开,旁边还有两座陪葬墓,墓地约于1929年被盗墓贼侵扰。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进行过发掘,因抗战爆发未能完成。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再度进入墓区进行勘察,发现墓葬封土之上有建筑遗迹,台基、柱础、散水及筒瓦、板瓦、瓦当等皆可辨识。经发掘得知,每座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室遭盗墓贼劫掠,棺椁已腐,人骨尚存,只残存一点零星的铜器和陶器。研究者根据九件一组的陶鼎,推断墓主为诸侯一级的人物,应是魏王的陵墓。此种论断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认为此地距魏国都城大梁较远,魏王不会远离都城葬到这里。此墓墓主问题遂成为一桩悬案。

  第二处是河北平山的中山王墓,从已发掘的两座墓葬看,亦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上的建筑和固围村大墓相仿,墓室全部被盗墓贼洗劫,只留下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陵墓设计图,可能是盗掘时认为无用吧。另外,墓中发现盗墓贼使用的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铁7件,铁锄2件,均出自盗洞中。在墓主人的棺椁旁则发现铁斧5件。考古人员发现,凡出于盗洞中的盗墓工具大都完好,有的因击砸建筑壁柱石而遭毁坏,遂被遗弃于柱石之下。从遗弃的工具推断,当为一个较大盗墓团伙所为,或许是兵匪所盗也未可知。所幸的是,还有一间椁室旁侧的两个单独的器物坑没有被盗,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器物。

  中山国是古代北方狄族所建之国,其疆域大致是现在的保定和满城县南部到石家庄市的南部。公元前314年,中山国曾乘燕国之危,对其讨伐,夺地“方数百里,城邑数十”,战利品无数。公元前296年,赵国、齐国、燕国联合灭掉了中山国。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三国军队按照惯例对失败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盗掘了中山国的王陵。

  第三处是河南淮阳的楚顷襄王墓,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占领楚都,楚顷襄王率残兵败将逃往安徽寿县。这一番血与火交织的惊心动魄的周折,成为著名的历史事件。顷襄王死后,葬于今河南淮阳。经发掘得知,墓为“中”字形,北去40多米还有一座一边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其墓规模更加宏大,据推测可能是顷襄王之母怀王夫人墓。两座墓葬皆为夯土板筑的台阶一级一级内收,两墓的两边均有大型车马坑。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有不止一个盗洞从封土深入地下,直至穿透墓室。待发掘到底部时,方知墓内铜礼器等珍贵物器被盗一空,只出土一些陶器等残物。好在顷襄王墓的车马坑尚未被盗掘,发掘所得随葬车23辆,泥马20多匹。而怀王夫人墓的车马坑,则出土了随葬车8辆,泥马24匹,狗2只,另外还有一些精制的车马饰。

  春秋战国之后的秦汉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大一统和不断强盛,陵墓的规模空前庞大,厚葬之风又烈。但这些陵墓最终也难逃被盗掘的命运。秦始皇陵面积之大令人咋舌,而据文献记载,其先后几次遭到盗掘,并留下了众多传说。西汉诸皇陵在赤眉军攻入长安后,悉数被掘,无一幸免,而其后,汉文帝的霸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也曾多次被盗掘。东汉皇帝的陵墓,在东汉末曾被董卓及吕布指挥的军队大规模盗掘,破坏殆尽。除皇陵外,众诸侯王及一些名人冢墓也多被盗掘,如长沙王吴芮冢、梁孝王墓、刘表墓等,甚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之母的衣冠墓也未能幸免。

  当世人在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的防腐术感到惊叹,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再一次击节叫好之时,有谁会想到,这座墓葬也曾遭到过盗掘。

  1972年,当考古人员在发掘马王堆一号墓,即出土女尸之墓时,曾连续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两个呈方形,一个呈圆形。三个盗洞的发现,令当时的发掘人员心灰意冷,凭以往的经验,只要盗墓贼“光顾”过,此墓几乎空空如也,就连考古大师夏鼐也萌生了退却的念头。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又说:“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当年夏鼐大师曾亲自到马王堆勘察过,并有发掘的念头,但鉴于已被盗掘的事实,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直到20年后由于挖防空洞才又迎来了发掘的机缘。

  因为墓葬遭到破坏,马王堆一号墓属于抢救性发掘性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发掘到墓底,并弄清墓内的一切情况。所以,盗洞出现后,考古人员在大骂了一通盗墓贼后,又挥动工具发掘下去。当他们挖到一米多深时,在一个方形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只胶鞋底,显然这是盗墓贼的遗留之物。为了弄清盗洞出现的年代,考古人员将这只鞋底拿到一家科研单位做了鉴定。结果被认定为1948年左右上海的产品。由此可见,盗墓的年代不远,但盗墓者究竟是谁,至今也未搞清楚。

  后来的发掘证实,一号墓虽遭盗掘,但值得庆幸的是,盗墓贼并没有成功。否则,马王堆女尸——这个举世皆惊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那具神秘的女尸都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墓主人的幸运,更是当今人类和后世子孙的大幸。

  继秦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不少名人陵墓在当时即被盗掘,还有一些在后世遭到不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情况未能尽知,单就有记载的被盗掘的名人墓就有刘备墓、孙策墓、东吴大将吕蒙墓、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墓、东晋大臣桓温墓、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墓等。

  唐朝的皇陵集中于关中。十八陵除唐高宗的乾陵之外,其余的如高祖献陵、太宗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等全部被五代后梁的静胜军节度使温韬盗发。

  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被人盗掘的也为数不少,后人有记载的就有晋王李克用墓、南汉王刘墓等。

  北宋九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所掳,囚死于漠北外,其余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七座皇陵都集中于河南巩县(现河南省巩义市)。巩县东依虎牢关,南屏嵩岳少室山、太室山,北靠九曲黄河,伊洛河横贯全境,“山水风脉”俱佳。但这并不能使皇陵摆脱厄运。北宋灭亡后,诸皇陵先是被伪齐皇帝刘豫派兵大肆盗掘。金朝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山陵又遭盗贼发掘,从中盗走玉带、宝器等物。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踏进了巩县宋陵,将陵园“尽犁为墟”,只留下几尊巨石雕刻。比之北宋,南宋六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的情形更为悲惨。

  明十三陵与清东、西陵,或遭火烧,或遭盗掘,特别是清东陵,除顺治皇帝的陵墓未遭盗掘外,其他的全部为兵匪盗掘洗劫一空,酿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的大悲剧。

  第二章先秦:盗墓史的发端

  伍子胥掘墓鞭尸(1)

  公元前506年,楚国都城郢。

  刚刚成为楚国新的主人的吴王阖闾,正在被占领国的王宫里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成功了,终于成功了!”吴王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吴楚之争80年,其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胜负难分,而今终成定论,这岂非天命?想到这里,吴王慢捻稀疏的胡须,志得意满地笑了。他不由得抬眼打量四周,这座王宫还算豪华,至少比吴国的王宫要显得宽敞。而左右两边,依次坐着他钟爱的文武大臣。这真是一个惬意的良宵啊!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来,让我们为大王干杯,为吴国的强盛干杯,为我们的胜利干杯!”不知是哪位大臣率先起身,众大臣纷纷向吴王敬酒。吴王来者不拒,每次都是一饮而尽。在微微的醉意中,吴王宣布,今日免除君臣大礼,大家不要拘束,尽兴享乐。

  众大臣听罢,更为高兴,一时间觥筹交错,好不热闹。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时,一群妙龄少女飘然而至,各自轻扭细腰,跳起了楚地舞蹈。在异国他乡,酒足饭饱之余,欣赏战败国的舞曲,就如同押解着敌国的俘虏,其中的滋味自然是妙不可言。有了歌舞助兴,众人劲头更足,场面更加热闹。

  吴王阖闾同众大臣一样,完全陶醉于巨大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之中。正在这时,一阵不和谐的音调钻进了他的耳朵。这声音由弱到强,终于演变成了号啕大哭,完全盖过了歌舞之声。

  “何人如此大胆,敢败本王之兴!”吴王不由心头火起。“停!”随着吴王的手势,所有的声音都停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那个正伏案大哭的人身上。

  只见那人起身来到堂前,面对吴王,匍匐在地,但仍痛哭不已。吴王虽然喝了不少酒,但受这一意外冲击,头脑已完全清醒,他已经知道这哭者不是别人,正是十几年来为吴国的强盛立下汗马功劳的爱将伍子胥。

  “今楚国已平,万众皆欢,你为何啼哭?”吴王的怒气已消了大半,心平气和地问。

  伍子胥止住哭泣,磕头答道:“吾王有所不知,吴虽破楚,但亲手加害我父兄的楚平王已经死去,而继位的昭王又潜逃在外,不知其下落何方。我父兄之仇,现在还没报万分之一,这怎不使我辛酸落泪?”

  “是呵,既然那楚平王人都死了,你怎么还在这里悲悲戚戚,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人死不能复生,你说该咋办?”尽管阖闾心中有些憋气,但为照顾面子,只能顺便搪塞一句。

  子胥重新抹把泪,又吸了一下鼻子,然后上前拱手施礼,咬着牙关,恨恨地道:“请大王批准我率兵将挖掘楚平王之墓,然后开棺斩首,方可泄我心头之恨!”

  阖闾瞪大了眼睛望着子胥,似是突然顿悟又有些不太理解地笑着说:“我以为你要弄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就是掘个死人坟吗?这抛坟掘墓的事可是你过去的拿手好戏呀,今天对你来说还不是轻车熟路、小菜一碟?你想一想,整个楚国都是咱的一亩三分地了,甭说把死了的人再掘出来,就是把没死的人埋进去,那还不全看你乐意不乐意,喜欢不喜欢,答应不答应?这事就随你的便,爱咋弄就咋弄去吧。”

  阖闾一席话,使子胥大为感动,当场垂泪谢过,退到席旁继续饮酒。待熬到宴席散罢,子胥迫不及待地冲出宫来,找到手下一帮情报人员兼恐怖分子,四处探访楚平王墓葬的所在位置。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总算访得此墓匿藏在东门外寥台湖之中。子胥率人根据线索来到湖边寻觅,但见烟波浩淼,湖水茫茫,没有人能确切地说清墓的具体位置。子胥挑选了几名受过特种训练的一流恐怖分子,在湖内湖外又连续寻觅了三天三夜,仍然没有发现一点可疑线索。子胥徘徊湖边,两眼渗着血丝,不禁捶胸顿足、仰天长叹道:“看来是老天故意跟我作对,不让我报这个血海深仇呵!”

  正在他绝望之时,忽有一苍老声音在耳边响起:“伍将军可是为寻找平王之墓而叹息乎?”子胥大吃一惊,转身望去,只见一白发老翁立于面前,随即答道:“是呵,你这老不死的怎么知道此事?”老翁微微一笑道:“你小伍子这点心事,在楚国可说是路人皆知,况老朽乎?只是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掘平王墓不可。”

  子胥听罢此言,再细看眼前的老翁,觉得非同寻常百姓,像是有点道道,遂立即转变态度,躬身施礼道:“老人家,刚才多有冒犯,实在是因寻平王之冢不得而口出妄言,还请您老多多包涵。至于说到为什么非要掘平王之冢,那是因为这平王禽兽一般弃子夺媳,杀忠任佞,灭我宗族。他与我,杀父害兄之仇不共戴天。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将他的狗头砍下来,而他死之后,我也要枭其头,戮其尸。只有如此,才消我恨,并报父兄于地下……”子胥说着,涕泪俱下。

  老翁望着子胥那悲痛之状,脸上露出同情之色,随之说道:“我今天就成全你这个宿愿吧。这平王到了晚年,自感一生所作所为罪孽深重,天怒人怨,因担心死了之后有仇人发掘其墓,便将墓葬之所秘密选建在这一大湖之中。如要掘墓,非得想个排水办法不可,否则很难成功。”老翁说着,携子胥一同登上寥台,遥指东边远处一地方道:“平王之冢就在其下,具体就看你怎么操作了。”子胥听罢,立即命几个善水的特工人员潜入湖中,于老翁所指的位置实施打捞。经过一番上下左右、来来往往的折腾,终于发现了埋在水下的石椁。子胥看罢神情大振,再命一个营的兵士用麻袋装满泥沙,用船运往石椁之处,投入湖中,在墓坑四周垒成围墙。在将墙内之水设法舀干之后,命有经验者凿开石椁,只见椁内包有一棺,几十名军士将棺抬出来打开,却发现棺内只有衣服帽子及铁块数百斤,别无一点皮毛显现。正当大家疑惑不解之时,老翁走来说:“这是一件疑棺,专为迷惑盗墓者而设,真正的棺材在它的下面。”在老翁的具体指挥下,军士们掀开厚重的石板,果然看到有一棺伏卧于空旷的墓穴中。子胥立即命特工人员将棺劈开,将里边盛放的尸体拖出,并运到岸边。因此尸入殓前用水银专门做了防腐处理,故虽埋入地下几年,但整个身子从上到下,仍同刚死去一样鲜亮而富有弹性。子胥一看,正是楚平王之身,立刻怒气冲天,从一军士手中夺过九节铜鞭,蹦着高儿,嘴里喊着“狗日的,看鞭!”开始鞭打其身,直到整具尸体骨断筋折,方才住手。子胥一边收鞭,一边围着楚平王的尸体转了两圈,仍觉不解其恨,便抬起左脚踩住尸腹,右手两个手指插入眼窝,愤然呼道:“楚平王,你活着时枉长了一对狗眼珠,不辨忠佞,听信谗言,残害忠良,杀我父兄,真是死有余辜。现在我代表世人正式判处你的死刑,并给予碎尸万断的补充处分。”言毕,两个手指用力插入平王的眼窝,一扭一勾一挑一拽,将二目刷地抠了出来。紧接着,又弯腰弓背,双手抱住平王已经有些脱发的头颅,两臂一用力,咔嚓一声扭了下来,西瓜一样摔在地上,随后连踢三脚,直至踢入波涛滚滚的湖水中。最后,子胥下令随行军士将楚平王的棺椁、衣帽、尸身等,全部捣毁、砸烂,弃之于荒野。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子胥长嘘了一口气,心想这下总算彻底解除了这些年来郁积在心中的深仇大恨。正待转身让手下弟兄撤出现场回府,心中怦然一动,突然觉得此事有些跷蹊,便上前问道:“你老汉怎么知道平王之冢的具体方位,又何以知其有诈,莫非你是什么神仙或妖魔鬼怪不成?”

  对方笑笑道:“我老汉今天不瞒你小伍子说,本人既不是神仙也不是白发老怪,而是一石匠尔。昔日平王曾令我们石工五十余人为其建造疑冢于此,待冢成之后,恐我等泄露其机,乃设计将诸工杀之冢内,独老汉命大私逃得免。这些年来我只有暗地里望冢而怀恨,不敢稍有造次。今听说你专门请示吴王并获特批欲掘冢报仇雪恨,我也就趁机给予指点。一来我也有恨要雪,二来我想今日事成,你小伍子再吝啬,但身居高位,资财丰厚,说什么也得给几个大钱,我也好买刀纸祭奠一下含冤去世的工友们那在天之灵吧。”老汉说到这里,满脸悲伤地望着子胥补充道,“不知可施舍否?”

  子胥用惊奇、复杂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老汉一遍,心中不悦。但转念一想,既然今天事成与这位投机钻营的神秘老汉指点有关,破点财也是自然,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便让手下弟兄领老汉到军中后勤部门领了几个大钱作为酬劳。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其复仇的手段可谓登峰造极,后人对此事多有评论,认为这手段未免过于残忍,连一向主持公道的良史司马迁也发出了“怨毒之于人甚哉”的感叹。

  先秦被盗名墓备忘(1)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在伍子胥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侯陵墓因各种原因被盗被掘者还有许多。让我们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做一全景式的扫瞄。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夷皋冢,曾被西汉时期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记载,冢的规模很大,在四个角,各有一个石犬捧烛照明,有40余尊石男石女像侍立四周。而晋灵公的尸体历经300余年,竟然完好如初,他的嘴、鼻子等“孔窍”中都放有金玉。墓里面还有许多器物,因时间久远或烂或朽不可识别,只是还有一个玉蟾蜍,大约有一个拳头般大小,腹中空空,光润如新。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依仗雄厚的实力,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开始对外扩张。他曾三次以武力平定诸侯国内的战乱,镇压敢于反抗的诸侯;九次与诸侯会盟,平定王室之乱,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袭扰。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643年,73岁的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据历史记载,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搁置了67天,尸体上的寄生虫多得竟然爬出了门窗。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令人扼腕。屈原在《天问》中曾有“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恒九会,卒然身杀”之句,以示对这位春秋霸主命运的哀叹。

  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晋书》记载,齐桓公及其重臣管仲之墓,到晋愍帝建兴年间,被一位名为曹嶷之人盗掘,据说里面的“缯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前面伍子胥故事中涉及到的吴王阖闾,也算是一位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其墓冢也曾遭人盗掘。

  相传公元前496年,阖闾死,其子夫差为父建墓于当时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西北的虎丘。这虎丘,初名海涌山,古代的《越绝书》载,“吴王阖闾葬山下,经三月,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

  虎丘山被古人称为“吴中第一名胜”,它气势雄奇,景色幽绝,而且还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

  虎丘山最出名的为“剑池”。“虎丘剑池”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题刻于“别有洞天”的圆洞旁边。进入洞门,顿觉“池寒生寒气,空山剑气深”,气象为之一变。两壁陡峭的石崖,拔地而起,锁住一池绿水。右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相传乃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书。池形狭长,南稍宽而北微窄,颇似一把平放着的宝剑。有人认为这就是“剑池”得名的原因,但更多人认为其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说,阖闾生前爱剑,下葬时以“扁褚”、“鱼肠”等三把宝剑陪葬,故称“剑池”。这与《艺文类聚》中“阖闾葬于国之西北,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王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十里。使象摙土凿池,四周水深丈余。桐椁三重,澒为池。池广六十步,黄金珠玉为凫雁,扁褚之剑,鱼肠三千在焉,葬三日,金精上扬,化为白虎踞坟”的记载是相符的。

  有学者认为,剑池是为了掩护吴王墓而设计开凿的。墓的后门很可能存在某种秘密。

  还有人认为,吴王夫差建墓时,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浸渍渗透,与岩石融合,年久不褪。这就是今日名为“千人石”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

  传说还不止这些。有人曾云,当年秦始皇东巡,及三国时的吴主孙权,都曾派人到此,凿石求剑;明代苏州县令吾翕和唐寅、王鏊曾刻石题记两方,说的是1512年剑池水干,发现了吴王墓门,未敢深探之语。

  以上均系传说,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而且“机关算尽”,但仍曾被盗掘。据汉朝刘向《论起昌陵疏》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因无记载,不得而知。

  此外,战国时期被盗的名墓还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

  魏襄王冢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疾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部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叫做《竹书纪年》。这部重要文献的另外两个名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表明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苟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準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不準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準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开始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勗、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準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公元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準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八年,二日并见”(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本)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历代学者们的共识,《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200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因而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200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得多。但遗憾的是,据说原书至少在宋代已散失,后来仍有版本流传,学者们也未怀疑,清儒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经常引用流传本的相关内容。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面世之后,有人开始怀疑《竹书纪年》是伪本,后据乾嘉学者崔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崔述曾列举了十条证据多方位揭示了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的伪迹,以证其为假冒伪劣产品。

  自崔述之后,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在学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学者们大都相信这是一部伪书,不足以作为历史资料,从此打入另册,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当然,这个“今本”是相对后来的“古本”而言的。

  既然流行的《竹书纪年》是伪书,不可相信,原本又早已散失,所以近代以来,国学大师王国维等重新开始从唐宋以前的文献中一条条摘录所引用的《竹书纪年》内容,并辑校成书,学术界将其称为古本《竹书纪年》。由于王国维等人忠实地按古代文献中的《竹书纪年》引文摘录,其间没有掺杂自己的观点或塞进其他内容,所以学术界对这部古本《竹书纪年》相当看重,并用它来校订《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错误,并为此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并在今本可信性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至少有一段40字的文字与出土竹简是一样的,其余可推知。另有学者认为,清代学者否定今本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成立。这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为进一步研究这部被学术界打入另册的古文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当今天的学者为这部史书的重要价值所惊异感叹之时,不知能否将其重现人间之功归于盗墓者的头上?

  魏襄王墓被盗一事,若安在广川王刘去疾头上,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尚可讨论,但刘氏盗掘魏哀王墓,则没有人怀疑。而这次,刘去疾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盗掘成功的。

  据说刘去疾盗发此墓时,挖了三天三夜方才挖开。只见墓中有一股像雾一样的黄色气体扑面而来,气味辛辣刺鼻,令人无法进入穴内。后来,广川王派兵驻守于墓口,一直等了七天七夜,气味才逐渐消退。对于进入墓中后的情景,《西京杂记》这样写道:“初至一户,天扃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坠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础础,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从以上记载可知,刘去疾此次掘墓,所得甚少。无非是些石人、石床、石枕、铜钩、铁镜及腐烂的衣服而已。这可能会令这个贪婪成性的家伙大失所望吧!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墓葬,虽处于中国墓葬制度的初始阶段,但有些墓室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令盗墓者束手无策。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邯郸城西石子岗上有座赵简子墓。后赵皇帝石虎继位后,曾命令下属盗发此墓。但开掘的结果,“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

  盗洞中发现人头骨(1)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发掘了擂鼓墩曾侯乙墓,引起了轰动。该墓墓主是战国时期江汉地区曾国的君侯,名乙。墓中出土的文物世所罕见,其中最出名的是青铜编钟,共有65件。令人惊奇的是,编钟至今仍能发音,而且同一件钟可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互不干扰,音声纯正,音色优美,能演奏中外多种乐曲,真可谓世界奇迹。

  然而,这座古墓在发掘时却发现了盗墓者“作案”的痕迹。据考古队长谭维四说,在墓中室的东北角,有一个90厘米的圆形盗洞,能够容一个人携带盗墓工具通过,此洞已深入墓底,当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感到凶多吉少。

  就在擂鼓墩曾侯乙墓正式发掘两个月前的3月6日至10日,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员郭德维曾参加了江陵天星观楚墓揭取椁盖板工作。根据郭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其墓被盗掘之惨状,可谓目不忍睹。整个墓坑共有七室,除足厢一个小室未被盗掘外,其余各室全被盗扰,稍大一点的青铜器均被盗劫一空,有一个大铜鼎可能由于盗墓贼无法搬出盗洞,索性砸碎带走,只遗下两只蹄形铜足不知何故未被带走。两只铜足分别高35.5厘米,直径10~12厘米,如此粗大的铜足,据估计当在50公斤以上。室内四重棺椁全被盗墓者劈开,尸体被拖出棺外抛入一角,一些未被盗走的漆木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扰乱和破坏,大批竹简被踩断碾碎,损失惨重。从直径3米多的盗洞留下的痕迹与遗物分析,盗墓者是采用六层圆木垒砌成四方形井架而进入墓室的,如此巨大的盗洞和繁杂精致的盗掘设备,显然属于明目张胆的官盗。据郭德维分析,这座战国中期的墓葬,大概是楚国的郢都被秦国军队攻陷以后,秦军除了对郢都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洗劫之外,也对郢都附近的楚国贵族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与盗劫。后来项羽攻破秦都咸阳,所进行的火烧阿房宫、洗劫始皇陵的恶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都是跟着秦人学来的,只是远没有秦人厉害罢了。郭氏的这一推断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尚可讨论,但天星观一号楚墓为官家兵匪所盗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发掘擂鼓墩曾侯乙墓时,郭德维正在现场,并且负责中室,也就是盗洞所深入的那个椁室。当时墓坑内的积水近3米深,考古人员先用潜水泵抽水,然后清除淤泥。在清理中,发现盗洞四周的淤泥松软而稀,盗洞底部稍坚硬一些。最后,考古人员在距椁盖板2.7米深处的泥水中,发现了盗墓贼凿断的木梢,木梢长约10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3厘米。清理至3米深处时,又发现了盗墓贼凿下之碎木梢,比上次细小,长、宽在3~4厘米之间,总量一铁锨左右。伴随木梢出土的还有一块被凿下的长约80厘米的椁盖板一段,椁板斜插于泥中,有明显的凿痕,痕宽约5厘米,与稍后在盗洞东南角发现的一件木柄铁刃工具宽度一致。经前来参加发掘的武汉大学教授方酉生测量并纪录,这件铁刃物长50厘米,刃宽5厘米,厚3.5厘米,与现代木工使用的铁凿相似,圆柄长30厘米,柄端经使用已被敲成圆疤状。

  当淤泥清理完毕,坑内积水也基本抽干之时,整个墓坑内的情况全部暴露出来。考古人员发现,整个中室的东北角为盗洞所扰乱,范围在0.7×1.38米左右。扰乱的范围内,出土的器物与墓室中的随葬器物迥然有别,显然属于盗墓贼掉入椁室的。此类器物为:

  铁臿2件,均为双面刃,上面有方銎,可以装柄,出土时一件木柄尚存,连柄长89.6厘米,上部为圆木柄,靠近铁臿处作铲状,铲的上方有肩,可脚踩。

  铁锄一件,刃部作圆弧状,宽8.8厘米,残高8.4厘米。

  麻绳一截,为双股扭成,呈黑褐色,径1.1厘米,残长6.2厘米。

  另外,还有双耳罐一件和残豆盘数件。双耳罐下部施绳纹,圜底内凹。黑色竹竿一根,长1.7米,径2厘米,出土时已断成10截。稍加修整的树枝或树杆五根,树皮尚存,均残断,其中一根略加修整,断成8截,局部留有树皮,一端较粗,并凿成凹字形的叉口,另一端较细。残长142厘米,中部径4.5至6厘米。

  这些制作粗糙的木杆与陶器之类,不论从出土位置还是从制作风格来看,无疑应属盗墓者的遗物。从这些盗墓工具与遗物分析,盗墓时间可能为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在湖北襄阳等地秦汉墓中,曾出土类似陶罐。也就是说,盗墓贼下手的时间就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的300年之内。从盗洞中出土的遗物推断,显然并非官盗,而是民盗。

  像天星观那样的官盗,等同于公开劫掠,靠的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支撑,其特点是声势浩大,除了墓内宝物被洗劫,陵墓地下地上建筑物也往往火炎昆岗,玉石俱焚,遭到灭顶之灾。民盗则不同,其特点是缄默无声,如同老鼠之打洞,借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钻入墓穴劫取宝物。只要地下珍宝取出,便掩埋行迹,一走了之,绝不会无事找事地朝陵园建筑物抡上几锤,踢上几脚,或放一把大火将陵园烧个精光——除非盗墓者患有精神病。

  据1949年后被收编到各地博物馆和考古单位的老盗墓者透露,凡民间盗墓,其人员的构成有行内的规矩,一般是两人合伙,超过五人结成团伙者相对较少,一个人单独行动者则更少。究其原因,若一人行动,则诸多不便,一旦打开墓穴,则首尾难顾。除非是小型墓穴,或事先做过勘查和做过手脚,对如何进出心中有数,否则非两人以上不可;而两个人行动,可以分工合作,大中型墓葬皆可适用。动手时,一个人专管挖洞,另一人负责向外清土,同时望风。当洞挖至墓室后,一人进入室内或取土或摸取宝物,另一人则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按照不成文的行规,合伙者多有血缘亲戚关系,或是要好的铁哥们儿,但父子关系者较少。这是因为盗墓毕竟是地下工作者干的事,不能轻易示人,一来官府不允许,二来也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在儿子面前维持做父亲的一点形象和尊严,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当然会慢慢知道其中的奥秘,心知肚明,但也只好充聋作哑,故做糊涂。因而有两人合伙者,一般为舅甥关系,即由舅舅与外甥合作,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后,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他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或十几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或找一块大石板封住洞口,下面的人必死无疑。此情形仅是指两人以上、五人以下的小范围。倘若人数过多,如达到五人以上,除了容易暴露目标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多嘴杂,各有见解和私心杂念,掘墓打洞时的分工极其困难。就一般人的心理,谁都想让别人进洞中挖土,自己做个传递者。若洞口深入墓穴,谁都想自己蹲在外面做指挥官,别人进入漆黑的墓坑内做“摸金校尉”,一旦事发,自己拔腿而逃,溜之乎也,而墓中的“摸金校尉”是死是活,是被官家捉去蹲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汤,是抽筋还剥皮,那就只好听天由命,顾不得了。若“摸金校尉”把墓坑内的奇珍异宝递上来之后,很可能面临的就是人尚在墓中正做着发财大梦,而一块大石板已封住了洞口,墓坑内的摸金者见状,于惊恐绝望中来一番呼天抢地,以头撞壁,直至伏地泣血,痛悔人心难测等,最后,只能与墓主人的骨骸相依为伴,等待来生再做盗墓贼时加以小心防范了。若墓坑的摸金者侥幸活着出来,则又往往因分赃不均而引起相互之间的仇恨,从而引发向官家告发或火并的恶果。

  据旧社会长期盗墓的长沙“土夫子”们说,盗墓这个行当,合伙人最为紧要,也是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头等大事。合伙做这种生意,主要靠的是一个“义”字,一旦合伙人见利忘义,起了邪念,进入墓室中的人就很难活着出来。财宝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不但所谓的铁哥们靠不住,就是舅舅外甥也不见得可靠,甚至有父子也为了争占财宝而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盗墓行业中尤见分明。现代考古发掘证明,这位“土夫子”所说的凶险之事是屡见不鲜的。如著名的天星观一号楚墓中,在盗洞深约14米处,发现人头骨一个和零散肢骨。据推断,这个人骨架当为盗墓者所留。若真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人在取出宝物后被同行所害。至于是未出地宫就封锁了洞口,还是将要爬出洞口时被上面的同伙一脚踹回洞内,或者被一棒子敲昏于地下,那就不得而知了。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陕西乾陵陪葬墓之一永泰公主墓(永泰公主即武则天孙女,唐中宗李显七女儿李仙蕙),考古人员在墓道第七天井(最后一个天井)接近墓室头道门的东边,发现有一个盗洞,盗洞下靠墙立着一个死人骨架,周围地面散落着零碎的金、银和玉石、玛瑙等饰品。经勘查,发现有打破石门,从右上角钻进石墓室,移动棺椁,入墓室行窃的现场遗痕,后部墓室的白墙上还留下了一只很显眼的黑手印。据推断,盗墓者至少在两人以上,很可能是一同进墓室盗取财物后,先出墓道者产生了独吞之念,对未出者下了毒手,致使后者一命呜呼,千余年来立于阴暗的地宫与美丽的公主相偎相伴了。

  据曾侯乙墓发掘队员刘柄发掘纪录显示,在5月25日这天,曾侯乙古墓盗洞处清理时发现一个破碎的人头骨,但未见其他骨架和人骨,“有可能盗墓人已死于洞中,何原因死,还不清楚”。由此可见,盗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擂鼓墩盗墓现场还原(1)

  擂鼓墩曾侯乙墓盗墓工具与盗洞中人头骨的发现,为推断盗墓贼进入墓室的过程提供了难得的线索和依据,沿着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整个盗掘场景可复原如下:

  秦末汉初,当八千江东子弟兵在一代人杰项羽的统率下,走出楚地,与农民造反集团合兵一处,攻城掠地,越过函谷关,浩浩荡荡地杀奔咸阳之时,天下陷入了大动荡、大失控、大混乱的格局。在硝烟弥漫,战火连天、殍尸遍野,人头乱滚,天崩地裂的历史转折时刻,两个黑影在一个初秋的茫茫夜色中,悄悄潜入杂树丛生、荒无人烟的擂鼓墩山岗。沉寂了一袋烟的工夫,见四周没有动静,黑影压低了嗓音道:“我说老弟,动手吧。”

  “要得。”只见二人提着一堆黑糊糊的东西,猫一样迅捷快速地来到不远处一个大土冢之下,听听四周真的没有异常动静,便施展腾挪跳跃的本领,嗖嗖窜上土冢顶部。待稳住阵脚,二人来到圆顶偏西北的方位,年长的道:“就照这里挖下去。”

  “准不准?”年轻人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就挖吧,保证见到棺椁,说不定正对着地下那个死鬼的头呢!”老者颇有些自负地道。年轻人不再言语,拨开四散飘荡的草丛,挥动手中的铁臿,弯腰弓背挖掘起来。沉寂的山岗立即发出扑扑的响动,草丛中不时冒出金属工具与岩石擦撞后的点点火花。一阵大风掠过山岗,树木发出沙沙之声,躲在丛林中的猫头鹰发出一阵凄厉的悲鸣,给夜色下的山岗平添了几分恐怖色彩。天空的乌云渐渐向东南方飘去,月亮悄悄地钻出云缝,一缕微光洒向山岗的树木草丛,斑斑点点的月色映照着草木繁盛的大土冢和正在挖掘的两条汉子。二人一高一矮,皆身穿黑色老鼠衣,全身裹得严丝合缝,只有七窍留着门户,以便于听、闻、交谈和观察动静。从谈话的声调中可知,矮者约五十岁左右,高者年约三十。随着铁臿的掘动,大土冢上部很快现出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圆形洞口,年轻者在洞中不断掘进,老者将掘出的泥土悄然无声地用竹筐移于丘下一个低洼处。当洞已没过人身时,老者从一个口袋里摸出一根双股扭成的麻质绳索,一头拴在身边的树上,一头伸进洞中,像当地农民打井一样,把挖出的泥土利用竹筐和绳索提取出来。

  约四更天的光景,山岗下乡村传来了阵阵鸡鸣声,此时圆洞已深入地下一丈多深。年长者对洞中小声喝道:“鸡叫二遍了,收摊吧,明晚再接上。”洞中传出隐约的应答之声。不多时,洞口之人顺着绳子爬了上来。

  二人并不说话,只是找些树枝乱草将洞口遮掩,然后又来到低洼处,以同样的方法将挖出的泥巴做了伪装,疲惫中带着几分希望与憧憬,像夜行的老鼠,滋滋溜溜钻入树丛草莽之中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夜晚,两个黑影再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昨日挖掘的土冢之上,继续从事未竟的事业。约三更时分,洞中之人顺绳索爬了上来,一边用手抹着满脸的汗水,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道:“好像遇到了封顶石,难弄得很,得换别的家伙。”

  长者一听,兴奋地道:“石头下面就是墓穴,只要想办法凿穿石板,后面的事省心得很。”言毕,从一只口袋里摸出了锤子、凿子之类的工具,最后拿出一个牛皮灯盏,用火镰引出火种,慢慢点燃,递与年轻者道:“在旁边挖个小洞,把灯盏放上,找准石板的缝,看能不能撬得起。”

  年轻者缓过劲儿来,将新的工具扔入洞中,口含牛皮灯把,沿绳索复入洞中。

  将近五更时分,洞中人爬了出来,两眼放光地对年长者道:“总算弄开了,下面还是土。”“弄开就好,赶快离开,山下的鸡都叫过三遍了。”老者说着,急忙收拾随身携带的东西,对洞口和挖出的泥土又做了些伪装,悄然溜下山岗。

  又经过一个夜晚的挖掘,盗洞自上而下由西往东斜插墓室椁顶。根据年长者的指点,年轻人在洞中用铁锤和凿子在洞的两侧分别砍凿木板。凡盗墓者皆清楚明白,只要挖到椁盖板,离最后的成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而大多数椁盖板在地下埋葬成百上千年,早已腐朽成粉状,一触即溃,映入眼帘的则是遍地奇珍异宝,只待盗墓者像搂草一样哗哗往筐中收拾即可。只是,此次的情形却有些不同,椁盖板既宽又厚,且基本保持完好状态。要在十几米之下且仅容一人之身的空间内用原始的铁凿或铁斧,切断半米多厚质地坚硬的梓木板(木椁的用材,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鉴定,全部为梓木),其难度和耗费时间可想而知。对盗墓者而言,非常不幸的是,借着欲望之火,费了几个夜晚的力气,于惊恐、烦躁、疲惫中,终于将一块椁盖板在相距80厘米的位置分别截断,断后的椁板掉入洞底,而这个时候,与此相关联的椁板东端因失去平衡,无力承受上部的巨大压力,哗的一声斜插入洞底。如此一着,盗墓贼一定如闻炸雷突响,银瓶迸裂,惊出了一身冷汗。尚未回过神儿来,扑的一声随着倾斜的椁板跌入洞底,上面的泥土劈头盖脸地砸压了下来,牛皮囊灯盏随之熄灭,洞内一片漆黑。

  此时出现了两种可能:一种是盗墓贼跌入洞底后,椁板下是2米多深的积水,上面的散土和石块一并塌下,立即将洞口封住,此贼尚未来得及叫喊一声,便没于水中绝命而亡。这便是盗洞底部淤泥中所发现的那个人头的由来。至于人的骨架没有被发现,很可能在抽水时被潜水泵的吸力吸于墓坑之外而无法查寻了。另一种可能是,盗墓贼落水的瞬间,本能地抓到了盗洞周边尚未断裂的椁盖板,经过一翻周折,终于从泥水中钻出,重返人间。两种推测,最关键的是要准确判断大石板落下的时间。从考古发掘的情形看,至少有三块大石板落入洞底的椁室之中,而墓葬所铺石板层的高度距椁顶为2.8米。若截断的木椁落水之时,三块大石板和上面的散土随之落下,则蹲在椁盖板上的盗墓者必死无疑。若石板与散土是盗墓贼走后,经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与浸泡陆续落到洞底,则盗墓者尚有存活的可能。遗憾的是,考古人员对此无法做出明确的有说服力的推断。

  从盗洞中出土的铁臿、铁锄,特别是黑色竹竿和稍加修整的五根树枝与凿成凹字形带叉口的树杆推断,在椁盖板被截断并落入水中之后,仍有人持竹竿、木棍等物对洞下的情况进行过探索搜寻,并在椁室底部留下了方圆近一平方米的明显扰痕。那么这个手持木棍向水下探索者是谁呢?此处又产生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截断木椁后随之落水的那位年轻者,侥幸爬出洞口后向老者报告了洞中的情形,在椁室底部情况不明又不敢贸然下水的两难中,只好找来几根木棍竹竿之类的长柄物进行试探。一种是守在洞口负责用绳索提土和望风的老者,当他听到洞下突然传出哗哗啦啦加扑扑棱棱的声音时,一定感到情形不妙,他的心咯噔一下,头皮发炸,汗毛根根竖起,眼睛瞪得形同鸡蛋般大,但却不见洞中的灯光传出。慌恐之中,趴在洞口向下叫喊,洞底却一片死寂。此时老者应当明白,下面那位年轻的兄弟或许是遇到了墓中的飞刀,或许是身中毒箭,或者遭到了什么暗算,总之是不幸与世长辞了。想到年轻人家中那80岁瘫痪在床的老母和一家没吃没喝的老婆孩子,此时正在望眼欲穿地盼着亲人安全归来,弄几块破铜烂铁换些钱财,全家吃顿饱饭。想不到年轻人出师未捷,突遭罹难,命丧古墓,这要叫他的家人知道,将如何是好?这样想着,老者鼻头一酸,泪水像断线的珠子刷刷地流淌出来。他直起腰,脱去老鼠衣,抬手抹了一把那刀刻斧凿一样历尽沧桑的脸,以悲壮的心境重新借助腰中的火镰点燃火种,以娴熟老练的动作,顺着拴在洞口边树上的绳子滑入洞底。他小心地踩住洞口周边的椁盖板,将火种吹起燃烧开来,轻轻呼唤着同伴的名字开始伸手打捞。当他的胳膊全部伸入冰凉刺骨的水中而仍摸不到椁底时,尚残存一点希望的心随之哗的一声掉进了冰窖,他知道,这就是南方古墓中的水洞子,不但同伴的性命无可挽回,就是地下的奇珍异宝也与自己绝缘了,遂长叹一声,顺绳爬出洞口。

  翌日,天空小雨纷飞,整个擂鼓墩笼罩在一片茫茫的雨雾中。老者承受不住人财两空的心灵煎熬和折磨,索性不再前怕狼后怕虎,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弄来几根竹竿与木棍稍加修理,揣了火种和灯具,头戴一顶草帽,提着一捆绳索,挟带长柄竹木器具,快步朝擂鼓墩山岗奔去。

  来到洞口前,老者将竹竿、木棍一一扔进洞中,然后腰系绳索,一头拴在树上,顺洞壁而下,带来的雨具平放于洞口,以掩挡淅淅沥沥的小雨。待来到洞底的椁顶部位,老者稳住脚步,用火种引燃灯盏,从腰里掏出一根细长的木椎用力按进洞壁,将灯盏挂上。十几米的洞下灯光昏暗,一团幽深黑绿色的水泛着点点瘆人的寒光。老者毕竟是久经沙场的盗墓高手,他闭上眼睛默诵了一会儿在楚地盗墓者之间流传的定针神法,处于惊恐、纷乱状态中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老者蹲在残存的椁顶上,拿竹竿向水下捅了起来,这一捅令他大吃一惊,所带一人多高的竹竿压根就没有够到底,复换一根长度接近两人高的细木棍,始戳到底部,但向四周探却无边无沿,既没有探到奇珍异宝,也没有触到同伴的尸体。老者望着手中的木棍,惊得有些发呆,这是一个水库的深度,也很可能是一个水库的容量。在山岗的顶部有如此浩大深邃的一潭深水已属罕见,而这个水库又暗伏在一座古墓的底部,更属奇特,若非墓主生前精妙安排,怎能出现这般奇观异景?既然如此,地下是否布有暗道机关、飞刀毒箭,或水轮转盘式拐钉铁锥,专以射杀盗墓者?老者心中无数。此前几十年盗墓生涯,类似墓坑积水的现象亦常遇到,在行内通称为“水洞子”。但这类“水洞子”的水并不深,主要是地下渗漏和雨水从坍塌的墓顶灌入而成,水位一般都在膝盖以下。若墓坑较浅,盗墓者便采取泽竭而渔的取宝方法,先用皮囊将水排出,然后盗取宝物。若墓坑较深,向外吸水极其困难,则干脆采取大坝中的摸鱼法,弯腰弓背在泥水中乱摸一气,根据手的感觉和长期练就的经验将器物在泥水中掏出。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不太费力地得到了宝物,又达到了速战速决,免遭官府捉拿而进局子蹲大狱的目的。

  .盗墓者溺毙洞中(1)

  很显然,擂鼓墩古墓地下情形已大大超越了盗墓者的经验所及和想象之境界。可以说,战国、秦汉时期的盗墓贼,能遇到此种情况者,其概率或许是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无论是古代的盗墓贼还是现代的盗墓者,都是官府打压抓捕的对象,在百姓间也属于拿不上台面的鸡鸣狗盗之辈,因而一个盗墓贼的眼力再高,能量再大,覆盖面再广,一生所盗之墓也有限得很,仅就数量而言,与现代考古学家无法比拟。据谭维四和谭的弟子辈人物杨定爱等人,在擂鼓墩古墓发掘许多年后说,他们一生主持和参与发掘的大小古墓都在3000座以上,有的达到5000多座。在荆州纪南城一带,一个工地一开工,就是几十座几百座墓葬成片成行地同时发掘,并动用了先进的现代化机械,场面壮观得很。而盗墓贼就远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摸摸地像老鼠一样提心吊胆地干,所以一生盗掘的墓葬与现代考古工作者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像谭维四、杨定爱等人,即便发掘了如此多的墓葬,所遇到的地下水库式的古墓也仅此一座而已,由此可见相遇之难。那么,这么大的积水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问题曾令发掘的考古学家困惑了很长时间而不得其解,直到20年之后的1998年,湖北省博物馆联合几家科研单位的人员,对这座古墓墓坑内遗留木椁进行脱水保护。借此机会,对坑内积水问题进行了科学测验,从而解开了一系列历史之谜。勘探与检测表明,这座古墓墓坑处于风化岩石中,岩石具有一定的透水性。墓坑四周岩石本身和地下都含有大量水分,且地下水又埋藏较浅,最浅处埋深小于0.5米。据推算,墓坑的高度应在山岗地表以下13米左右,椁底板是直接建在坑底岩石上的,没有像椁顶和椁墙四周那样填埋木炭或膏泥,说明入葬时坑底岩石干燥无水,而坑壁四周则有渗水现象。通过对墓坑进行抽水试验,即抽干墓坑中的积水,观察墓坑水位的涨落变化,从而得出墓坑周围补充进墓坑的水量是每昼夜2~3立方米,而墓坑的容积大约是475立方米,按每昼夜2立方米的流量计算,将整个墓坑注满水,只需237.5昼夜便可完成(参见谭白明《曾侯乙墓墓坑木椁脱水工程解开历史谜团》)。

  因地下水位高于墓坑,在重力作用下,坑壁四周的地下水就会不断渗流于墓坑,直至与地下水持平。从当年残留在椁墙的水锈痕迹看,水深约2.2米即可达到饱和与持平状态。当墓坑被盗掘后,因上部雨水灌入坑内,使坑内的水再度上涨,直至升到椁盖板为止。

  当然,作为一个破解之谜,仅限于汉代之前的竖穴土坑木椁墓,若是唐代以山为陵式墓葬,或明代之后开启的券式石砌洞式墓形制,墓内积水形同水库已属常见之现象,不足为奇。但无论历史上还是近现代,所有的盗墓者甚至考古工作者,一旦遇到水库型的墓葬,要想得到墓室内的器物,很难通过摸鱼法实现,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采用吸水法,即以泽竭而渔的方式取出墓中宝物。此种方式方法在中国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只是成败不同而已。

  很显然,像擂鼓墩古墓的这个古代盗贼,是无法把一潭清水全部吸出十几米深的洞外的。当时尚未发明潜水泵,像筒车、牛车、踏车、拔车、桔槔等半机械化吸水工具也未得发明创造,即使有如潜水泵、筒车、龙骨水车这样的特殊机械,也不能使用。因为那如同站在擂鼓墩山岗上高声叫喊:“我要盗墓,我要作死!”

  既然无力向外吸水,是否可以像后世的跳水能手一样,一头扎入水中用手打捞椁室中的文物?回答应当是否定的。盗墓贼胆量再大,技术再高明,但毕竟是一些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就如同职业杀手的职责是杀人而不是被人杀一样,盗墓者的职责是盗取死者的墓葬以便从中获利,而不是主动寻找死路葬身墓中。在如此狭小深邃的空间内,除非有现代化的潜水服和相应的潜水设备,否则不能为之。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到古代职业采珠人乘舟船下水作业时的情形,曾云:“舟中以长绳系没人腰,携篮投水。凡没人以锡造弯环空管,其本缺处对掩没人口鼻,令舒透呼吸于中,别以熟皮包络耳项之际。极深者至四五百尺,拾蚌篮中。气逼则撼绳,其上急提引上,无命者或葬鱼腹。凡没人出水,煮热毳急覆之,缓则寒慄死。宋朝李招讨设法以铁为钩,最后木柱扳口,两角坠石,用麻绳作兜如囊状,绳系舶两旁,乘风扬帆而兜取之。然亦有漂溺之患。”书中所说的“没人”即下水采珠者,尽管有如此之设备,且在开阔的水面上作业,仍有性命之忧。

  古代的盗墓贼只有老鼠衣而无采珠者那样的潜水服和相关设备,若孤注一掷,冒险钻入水底,其结果必同一只老鼠钻入油锅一样,自是死路一条。在上天入地皆无路的绝境中,盗墓者能做的,只有在洞中下网,或用带钩的长柄工具在洞下打捞。可能是盗墓贼不知何时得罪了哪位神仙或小鬼,无意中触了霉头,此次行动真可谓倒霉透顶。从考古人员发掘的情形看,盗墓贼当是一位职业专家、大内高手,他当年选择的这个方位,恰是整座墓坑中最要害的部位。整个盗洞呈斜形挖下去,直通中室的东北角,这个边角与东室和北室相邻,稍一转身即可进入二室。也就是说,盗墓贼只开一洞即可轻取三室之宝,其经验之丰富,判断力之高超,技术之娴熟,令人叫绝。

  非常不幸的是,盗洞下方的器物不是诱人的青铜编钟,而是一架由32件石块组成的编磬,整个磬架用青铜铸就,坐北朝南,呈单面双层结构完好地站立在椁室之中。当盗墓贼将椁盖板截断之后,断板落入水中,上面的填土、石块倾泻而下,巨大的冲击力将下层横梁的中部和上层梁端的龙角,以及东西两头怪兽上之圆柱砸断,磬架倒塌,多数磬块散落受损。跌落的椁盖板与泥土碎石将磬架与石磬盖住,使盗墓者难以打捞。而在编磬的周边,则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鼎、簋、盒、匜等铜器和多件木卧鹿、瑟等珍贵器物。在中室东壁与编钟西架相对应的部位,由北往南排列着两件方彝、两件铜壶、一件大鼓,大鼓底下还有小鼓等器物。而这些器物则是盗墓贼在直径仅为90厘米的圆洞内,无力捞取的。既然如此,能够获得的东西就极其有限了。天欤,命欤,际遇之不幸欤?

  对于这一情形,擂鼓墩曾侯乙墓考古发掘人员方酉生在记录中写道:“总的看来,是没有被盗走东西,但是否能肯定一件也没有盗走呢?还不能这样说。原因是北面、东南角现在有空出的地方,这究竟是当时原来的布局呢,还是东西被盗走了呢?这是一个问题。由于盗洞之故,大量淤泥、石板掉入椁室内,加之积满了水,所以除南半部未被淤泥堵塞,北半部的原状已无法深知了。”

  考古人员在清理后,发现整个钟架各部位均保存完好,唯东立柱上一龙舌残失。据湖北省博物馆主编的《曾侯乙墓》的解释,“当系下葬前已失落”。这只是一种凭空猜测,没有证据支撑,难以令人信服。下葬前其他的部件都完好无损,何以独把龙的一只舌头割掉或扭掉或失掉?唯一的合理解释恐怕是为盗墓者所捞取。如此看来,盗墓贼并不是一无所获,至少获得了一个青铜龙的舌头。

  当时主持中室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员郭德维,后来在其所著的《礼乐地宫》一书中,对此次盗墓过程也曾做过这样的想象:“若一个人站在椁顶上,另一个人潜入椁室,用绳牵引大概还可以照应过来。然而盗洞只有这么大,容不下两个人,只能一个人在墓坑顶上,一个人下墓坑(当时从墓坑顶的洞口至椁顶的深度至少有10米),若再下到数米深有水的椁室,上面的人与底下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配合好。这样要深入有水的椁室就根本不可能。盗墓者既然将椁盖凿穿了,当然也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只得用一些木棍之类,在盗洞附近捞了捞。盗洞里已发现了不少这样的木棍。至于他们捞走了一些什么,就难以知晓了。”

  第三章秦陵迷雾

  神秘的秦始皇陵(1)

  中国陵墓史上最为著名的当属秦始皇陵,无论是规模气势,还是传说中的地宫,都令后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秦陵坐落于距古城西安36公里的陕西临潼县城东。它南倚骊山,北临渭水,景色秀丽,气势雄伟。修建过程中,先后征发民工72万,耗时达36年之久,其工程之浩大,创历代君王厚葬之最。其布局结构和建筑风格,在集夏、商、周之大成的基础上,有了重大进展。而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园,对后世帝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秦陵尚未发掘,其内部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历代史学家都对其有不少的描绘,使我们得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在这些记述中,时间最早、最具真实性的当属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撰著的《史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从司马迁的记述中得知,秦皇陵地宫设施与地面宫殿一样,墓内地底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文武百官依次排列,宫廷楼阁塞满了奇珍异宝。用东海捕到的“人鱼”炼油,制成蜡烛,用做陵中的“长明灯”。在墓室的地面和顶部,雕凿成天地山河,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以珍珠宝石镶嵌成天上的日月星辰。为防备盗掘,在墓道入口处,设有自动发射的机弩,若有人接近,触动机关,就会被乱箭射死。地宫中的大量水银易于挥发,产生剧烈的毒雾,令盗墓者闻之胆寒。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下令,皇宫内凡未生育的宫女嫔妃,悉数殉葬。为了防止泄密,所有参与墓内修造之工匠,全部被封杀于墓道之中。高大的坟丘上种上草木,像山一样雄伟壮观。

  秦陵建成后的第三年,项羽率军入潼关,将陵墓上豪华的地面建筑付之一炬,只剩下了巨大的封土堆。这个封土堆坐南向北,呈覆斗状,基部南北长350米,东西长345米。建成时的高度约折合现在的115米。经过长时间的风雨侵蚀,水土流失,现高87米。

  1974年,随着陵园兵马俑的发现,为了探明秦陵全貌,考古工作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现已探明,秦陵墓地面积为22万平方米,陵园总面积218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远超过埃及金字塔,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人的墓葬都无法相比的。

  陵园地面曾有内外双重城垣,为南北狭长的“回”字形,城垣有门,内外城之间有角楼、寝殿、便殿、寺园吏舍等大量建筑遗址。外城周长6000多米。在陵墓以西墓道一配房中,已发掘出两组铜车马。陵区所在地宫部位,有强烈的汞异常反应,初步证实了《史记》所言“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说法。在建筑遗址中发现大量文物,其中有直径61厘米的大瓦当,为中国瓦当之最。

  陵区仅发现的陪葬坑就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5万多件,最大的陪葬坑1万多平方米,最小的仅1平方米。除已发掘和待发掘的兵马俑1、2、3号坑外,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马厩坑和跽坐俑坑98座,珍禽异兽坑31座,筑墓民工墓103座,被处死的宫廷近臣陪葬墓18座,刑徒服役的石料加工场1处,窑址多处,以及防洪堤和鱼池遗址。

  封土层下的地宫,据考古实测,面积近25万平方米,比盖在它上面的封土层面积大6万平方米。地宫上方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四周有一墙体高和厚各约4米的宫墙,其顶部距现地表2.7~4米,系用未经焙烧的砖坯砌成。宫墙四周有门,东西北三边有斜坡门道。

  地宫在宫墙范围内,又分为外宫和内宫,从内宫再到墓室,如同三个倒置的梯形,一层深过一层,第三个层面约2万平方米,即秦皇棺椁之所在,而产生强烈汞异常反应的,也正是在这一中心部位,面积达1.2万平方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些。秦陵地宫是一座立体结构的楼阁,推测深度最少在50米以上,其墓葬规格远远超过我国已发掘过的任何一座陵墓。

  一座亘古未有的超级天子大墓!

  而这墓室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名震寰宇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的骄傲与痛苦(1)

  嬴政13岁即位,22岁加冕亲政,50岁病死,在位38年。关于秦始皇的许多故事,稍有点知识的人,都耳熟能详。但是对于秦始皇的功过评价,史学家向来争论不休。有的认为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结束了中国战国时长期割据的局面;统一中国后,又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功高盖世。有的认为秦始皇乃历史上第一大暴君,如车裂假父嫪毐,迫使生父(也是其恩人、功臣)吕不韦自杀,焚书坑儒,大兴土木修长城、阿房宫、秦陵等,使得民声鼎沸,怨声载道,时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其功劳和过失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所以后世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不足为怪。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秦帝国的建立、巩固和繁荣,王国的缔造者嬴政日益骄奢却是不争的事实。

  秦王一统天下后,内心不禁喷涌出自豪之情。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表功。让子孙万代都要铭记其卓越的功勋。第二件事便是正名。他下令:“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于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诞生了。而“皇帝”一词也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专用称号。

  秦王做了皇帝,但并不因此满足。他认为自己营造的庞大帝国决不能也不会覆灭,他打下的江山将传之万世。于是,他又下了一篇气魄宏大的制。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是,铁打的江山仅二世而亡,历史同这位心比天高的皇帝开了一个大玩笑,这是后话。

  秦始皇的傲气还有很多表现,如大兴土木,横征暴敛,滥用苦力,焚书坑儒等。事实上,秦始皇的这些表现的确给人们留下了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印象。他位及至尊,傲视万物。“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他内心疯狂的征服欲暂时得到了满足。他创造的辉煌业绩,将永载史册,足以令后人敬佩,从这一点来说,秦始皇是骄傲和自豪的。

  但是作为一个世俗之人,他凡身肉胎,生命有限。他威风八面的凛然之气终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烟消云散,而他尽平生之力创建的庞大帝国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过眼云烟。从这一点来说,秦始皇感到的又是痛苦和无奈。

  物质上的极大满足和精神上的极度空虚,使千古一帝成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于是,在绞尽脑汁经营、巩固着他的大秦帝国的同时,秦始皇又走上了追求“长生不老”妙药的艰难之路。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离开了京师咸阳,开始了第二次巡游。这次巡游的主要目的,便是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典礼结束后,秦始皇并没有返回,而是“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开始了敬神之旅。

  对神灵的崇拜,在秦国源远流长。据说,秦襄公攻戎救国有功,被封为诸侯,率领族人居于西陲,自认为应主少皞之神,于是建西峙,祠祭所谓白帝。后来秦文公即位,夜梦一条黄蛇自天下属地,其蛇口止于麟衍,后史敦为他圆梦道:“这是上帝的象征,您应当祠祭之。”于是,秦文公便建了鄜峙,用三牲郊祭白帝。

  秦穆公在位时,有一个陈仓人从地下挖出一物,似羊非羊,似猪非猪。他想将之送与穆公。路上碰到两个童子,对他说,这个东西叫媪,经常在地下吃死人的脑子,要想杀之,用柏枝插在它头上。媪这时也说话了,他说,这两童子一雄一雌,名曰陈宝,得雄者王天下,得雌者霸天下。陈仓人听了,放下媪,去捉童子。两童子即化为雉,飞入树林。陈仓人向穆公报告,穆公派人捉住了雌雉,不想它又化成一块石头,只好将其置于汧、渭之间。到文公即位时,特意建了祠庙,以祭陈宝。那只雄雉后飞到了南阳雉县。每当陈仓祠祭陈宝之时,即有一道长十丈的红光,自雉县飞入陈仓祠,发出像雄雉的叫声。据说,这就是“宝鸡”之名的由来。

  崇敬鬼神,只是秦始皇长生不死乐曲的一个前奏。他的思绪,早已飞向虚无缥缈的天国。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引露,乘云飞,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段描述见于《庄子·逍遥游》。它对传说中的神仙进行了具体而形象的描述。

  中国古人即有崇拜神仙、确信神仙存在之说,而秦始皇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他以征服六国般的意志开始了寻找神仙的历程。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皇帝最后一次出巡时,在琅琊见到了徐福。由于“人还求神药,数岁弗得,费多”,害怕受到严厉处罚,徐福便编造了谎言。他说:“蓬莱仙山的确有仙药,只是由于被大鲛鱼阻挡,无法进入。请陛下派遣善射者带弓箭一同去,用连弩将其射杀,仙药即可得。”听这话的当晚,秦始皇恰巧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同一个人形的海神作战。梦博士圆梦道:“水神面目本看不见,大鱼和鲛龙乃水神存在的标志。陛下祷祠神明向来恭谨,应除去此类恶神,即可求得善神。”秦始皇听其述说与徐福所言符合,于是下令派人携带大量渔具入海,而他也亲自持连弩以待大鱼出现。

  众多的兵士乘船从琅琊直到荣成山,也未见到一条大鱼的踪影,直到芝罘,才见到一条大鱼,而秦始皇非常“英勇”地将其射杀了。

  射杀大鱼后,障碍已除,于是秦始皇又派徐福出海。这个徐福又一次欺骗了秦始皇。说自己梦中见到了海神,海神说,仙药有,只是秦王礼物太薄了,只能看,不能拿走,要拿走,必须送给我童男童女以及从事各行业的工匠。

  秦始皇听信了徐福之言,于是令其携童男童女3000人、各类工匠再次入海。但是徐福率领的庞大船队永远消失于天海相接处,直到秦始皇死也未回来。

  数次寻仙不得,反得到了一帮儒生无情的戏弄和嘲讽,秦始皇怒气难消,诏令460名儒生至骊山一个所谓的温谷中,召开“西瓜宴”。趁儒生们对温谷之瓜评说不已时,命令兵士自上而下填土于山谷,将儒生们活埋。儒生被坑,秦始皇不再积极寻求仙丹灵药,而是逐渐将注意力转移于对其死后的安排上,骊山陵墓修建速度随之加快,一座亘古未有的超级天子大墓在他死前基本完工。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寻仙求药的失败,更加剧了秦始皇残暴的统治,从而在他死后,又围绕其陵墓发生了一系列争论不休的是非恩怨。

  始皇陵是否真的被盗(1)

  公元前210年10月,华丽的天子车驾离开咸阳,秦始皇开始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巡游。11月,来到了云梦、九嶷山,然后浮江而下,经过丹阳,到达钱塘。由于钱塘江水势滔天,波涛汹涌,车队遂向西走了百余里,由狭中渡江。

  渡江之时,庞大的车队引来许多人观看。这时,人群中一个高大威武的少年突然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

  这句话秦始皇当然不会听到,他也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竟然隐藏着一个秦国的死敌。

  ——这个少年,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一生的使命,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亡秦”。他从秦二世元年从会稽起兵开始,每遇秦兵,战无不胜,秦军望之披靡,闻风而逃。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秦王朝就土崩瓦解。

  但在其后的楚汉之争中,项羽却失败了。历史学家常常为项羽鸣不平,把其失败之因简单归结于项羽主观决策上的失误。而众多的文人墨客则将其描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但大多论者都忽略了其失败的必然性。

  之所以说项羽的使命是亡秦,是因为他与大秦天生有家仇国恨。项羽的祖父、楚国大将项燕就为秦军射杀,而项羽所在的楚国,多年来就与秦战争不断,并最终为秦所灭。所以,当项羽兵进咸阳时,疯狂的复仇行为便势所难免。

  据说,项羽率大军进入咸阳后,竟在一天之内就将秦国皇亲800余人连同4000名文武官员全部杀死。秦王子婴就是被项羽本人用方天画戟扎入胸腹扔到街心而毙命。随后,八千江东子弟潮水般涌入秦宫,将财宝、美女抢劫一空后,又放一把大火,将阿房宫内的宫殿、楼阁烧成一片废墟,大火烧三月不绝。

  做完这一切后,项羽的私愤并没有发泄完毕。他又带兵闯入秦始皇陵,杀害了所有守陵人和部分还在修建陵园的工匠,放火烧掉陵园内所有的地面建筑,又下令挖掘秦始皇陵。

  关于项羽的几把大火,历史上的记载已有不少,且大多相似,并无争议。只是项羽是否盗掘过秦始皇陵,目前尚有争论。

  关于项羽掘秦始皇墓,历史上也有不少记载:

  司马迁的《史记》中借刘邦之口,骂项羽:“掘始皇冢,私收其财物。”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刘向传》中写道:

  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三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枭雁……项羽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棺椁。

  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所著的《水经·渭水注》中这样描绘:

  秦始皇大兴厚葬,营造冢圹于骊戌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狱九州县地理之势,宫观百室,奇器珍宝,充满其中。坟高五丈,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另外,在民间,还流传着关于项羽掘秦始皇墓的传奇故事:

  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后,命英布去盗秦始皇墓。当地下皇城大门打开时,里面突然射出无数箭矢,乱箭如雨发,当场射死许多士兵。随后从墓中又飞出无数怪鸟,啄伤不少士兵。惊魂未定的士兵四散逃去,又被墓中冲出的怪兽追击,咬伤无数。英布不敢进门,急忙报告项羽。项羽一听大怒,亲自率士兵冲入墓门。至墓内后,项羽定睛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只见里面星光灿烂,山峦起伏,草木青翠,这不是函谷关吗?项羽带兵往前冲击,但这时又是一阵乱箭射击,项羽无奈之下,只好率兵退出。

  另一个故事说,项羽灭秦后,派十万兵士挖掘秦始皇墓。士兵在陵墓南面和西北寻挖墓穴道,挖了半月有余,踪迹全无。项羽听说后,赶到了现场,亲自督促开挖,仍没有结果,正在犹豫之时,忽然从西北方向走来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老人对项羽说:“你不该动用如此众多的劳役来挖墓,秦始皇是怎么灭亡的,你应该心知肚明,万不可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啊。”项羽听了老人之言,思索良久,终有所悟。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停止挖掘,返回楚地。但是士兵们毕竟在此地挖出了两条沟,这两条沟后在历史上被称为“霸王沟”。

  还有一个更为离奇的故事。说是项羽挖掘秦始皇陵时,从墓中飞出一些金雁,消失于南方。到三国时,有一个名叫张善的人在日南这个地方当太守,有人向他行贿,送他一只金雁,张善一看,金雁身上还刻有字,字的意思是说此雁乃秦始皇陵中之物。

  依据诸如此类的记载和传说,好像项羽掘秦始皇陵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实际上,这些说法并不能作为项羽掘始皇陵的真正证据。民间传说故事自不必说,就是历史上的记载也令人心生疑窦。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只是引用刘邦在两军阵前责骂项羽的话,并没有直接去写项羽如何掘墓。如果这件事是事实的话,那也应该是一桩重大的历史事件了。但这样重大的事件却并没有载入《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这是司马迁的遗漏,还是有不便言说之处?两种疑问似乎都难成立。因为司马迁是公认的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极少趋炎附势之作。同时,在《项羽本纪》中,他对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妇女宝货而东”的行为有明确记述,还有什么必要对掘秦始皇冢加以掩饰呢?不可否认,项羽“掘冢”的动机是存在的。这是雪国仇、报家恨的最好手段。但是,以秦始皇陵的地宫之深邃、构筑之坚固、警戒之严密,项羽即便有开掘之心,恐也难得如愿。所以更为可能的是,用一把大火烧掉秦始皇陵园的地面建筑,及把“浅层”的宝藏拿走。这一行动,使人们误认为项羽盗掘了秦始皇陵。

  那么,后来的班固、郦道元又为何要编造故事,栽赃项羽呢?这也许是历史上的一个悬案。虽然我们无从琢磨班固、郦道元的心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们关于“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史实”的记载,基本上都是从《史记》中抄袭而来的。而作为兰台令史的班固也不可能比早他400多年、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获得更多的史料。再说,按照班固的记述,可以设想,项羽凭借为数几十万人的挖掘能力,不管他采取大揭顶还是多道并进的办法,都将是愚蠢至极的。若在短期内,集中一处挖掘,不但难于下手,而且对秦陵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也是难于奏效的。即使地宫被打开,那陵墓内的珍宝再多也有个定数,以30万之人力,“三十日运物不能穷”,也难以成立。同时按照班固等人的记述,只要项羽打开地宫,必然会有暗弩的射出,即使进入墓内,也会受到水银毒气的伤害。而关于这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善于渲染的他们为何不见记述?退一步讲,如果秦始皇陵内已被项羽洗劫一空,历代朝廷又何需下令派人保护呢?历史上,刘邦平定天下后,即派20户为始皇守冢,这本身就说明,这位新登龙位的皇帝知道并没有人毁坏寝宫,否则,还有什么守冢的必要?至于刘邦之后,历代王朝对始皇陵都倍加守护,起码也是对班固、郦道元等人讹传的否定。

  从20世纪50年代起,陕西的文物工作者就开始对秦始皇陵进行地面勘察。1974年以后,考古人员便围绕陵冢、陵园进行大规模的钻探,留下了10余万个钻孔。

  长期负责秦陵钻探的考古工作者程学华认为,钻探资料表明秦陵地宫上的封土没有发现局部下沉的迹象,夯土层也没有较大的变动。目前在整个封土上仅发现两个直径不足1米、深不过9米的小盗洞,而这两个盗洞又远离地宫。假如当年项羽真的以30万人对始皇陵地宫进行发掘,今天怎会是这般模样?所以他说:“班固近似道听途说,郦道元则是信口开河,致使我们的考古研究误入迷途。”

  现秦陵考古队的张占民先生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也得出了与程学华一致的结论,认为班固和郦道元的记载是相互矛盾和难圆其说的:既然项羽烧地宫在先,那么地宫内的建筑、包括棺椁在内绝对不会幸免,那为什么没有对秦始皇尸骨作何处理的半句记载?是一同烧毁了还是捣碎了?以项羽的性格和复仇心理,若见到秦始皇尸骨绝对不会放一把火了之的。

  从现已发掘、钻探的地宫周围的一些随葬品看,西墓道耳室仍保存着完整的铜车马队,而装置铜车马的木椁也没有遭到火烧,属于自然腐朽。北墓的耳室也同样地保存着一些重要的随葬品。试想,如果秦陵地宫真的被项羽的30万大军所盗,在墓两旁的随葬品又怎能完好无损?既然这些随葬品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深藏在地宫内的随葬品也应该不会被洗劫一空,甚至可能同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假如项羽当年真的一把火焚烧了地宫,那么地宫内的水银也早已挥发四散,但今天的科学试验证明,陵内的水银依然存在。所以,种种迹象和资料都表明:秦陵地下宫殿不但未遭大规模的洗劫,也同样没有被焚烧的可能。

  既然班固、郦道元等人的错误已遭反驳,那么项羽等人在陵园内究竟破坏了什么?

  也许用不着想象就可以知道,秦始皇陵园的地面建筑,首先就成为项羽大军洗劫和破坏的对象。那博大恢宏的寝殿、食宫、门阙、角楼等在兵燹中都无一幸免。几千年后,人们站在这片遗址上,仍然能看到红烧土和木炭混杂,残砖碎瓦与草屑相伴的凄凉景象。同时,埋葬于地下的兵马俑也在这次洗劫中深受其害。

  在考古勘探中,经过部分清理的陵园建筑遗址,很少有金钱和青铜器物的发现。已发现的“乐府”铜编钟、两诏铜权、“骊山园”铜锤及戈、矛等兵器,都散见于陵园的堆积土中。秦俑坑内的青铜兵器,按理应当与兵俑的数量相等,有近百件之多,这个数量无异于一个大型的兵器库,一旦得到这些兵器,便可立即装备士兵,投入战斗。但现在看来,俑坑中的兵器所剩无几,若结合兵马俑被破坏的情形来看,坑中的兵器显然是被掳去了。当年刘邦指责项羽“掘始皇冢,私收其财物”,无疑是指他捣毁从葬设施,并掠走陵园财物的暴戾行径。

  关于项羽是否盗掘过秦始皇陵的争论,似乎暂时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历史上企图盗掘秦陵的仍大有人在。

  据史料载,后赵时的石勒和石虎,在盗窃战国时的赵简子墓失败之后,来到了秦始皇陵。经过一番周密的钻探之后,他们在封土以外的不远处开始了挖掘。这次,他们的苦心没有白费,鬼使神差,他们打开了通往秦陵地宫的墓道,取走了墓道门旁安装的铜柱数根。正当他们进一步向地宫深入凿挖时,被守陵人发现。两人不得不含恨忍痛放弃了秦陵,背着铜柱落荒而逃。

  据当地村民说,清朝道光年间,秦始皇陵封土遭到了暴雨流水的冲击,陵墓北面的半山腰间,也在暴雨冲击中塌陷出一个很深的洞窟。这个洞窟被附近的岳家村一个老头发现后,立即传播开来。消息传到了一个外号叫“白狼”的土匪头子耳中,他立即率人以探测陵园为由进入洞窟,令所有入洞者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洞窟竟通入陵墓地宫。“白狼”对此大为兴奋,命人取了大批的珍宝出洞后,溜之大吉。守陵人得知此事后,马上报告官府,官府派人堵死了洞窟,随之加紧了对陵园的看管,洞窟再未被掘。

  清朝灭亡之后,随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陕西军阀又一次派兵挖掘了秦陵,取走了地宫大批珍宝。

  以上记载和民间传言,虽有证可据,但大多漏洞百出。依石勒、石虎两人的力量,怎么能轻易就打通了地宫隧道?项羽当年率领千军万马,也对秦陵无计可施,二石难道是神仙不成?退一步讲,即使是打开了隧道,依秦陵的坚固,作为支柱的铜柱两个人怎么能将其取下?别说“数根”,就是一根,恐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是“蚍蜉撼大树”。再说,他们二人在表层又是钻探,又是挖掘,守陵人竟浑然不觉,而待其进入隧道后,却被守陵人发觉,这于情于理实难讲通,莫非守陵人有“天眼”不成?所以,这一说法实难服人。

  “洞窟”的说法也显荒唐。秦始皇几十年处心积虑建成的坚固陵墓,怎会如此地不堪一击?一阵雨水冲击,就能冲出个大窟窿,让人难以置信。更致命的是,这个洞窟居然能直接通入地宫。如果真是这样,从秦至清,中间老天不知下过多少次暴雨,洞窟也不知出现过多少回,哪轮得上清朝的“白狼”搜取珍宝?恐怕陵墓内早已是空空如也。

  至于陕西军阀的盗陵,既无时间,又无姓名,更无盗掘经过,自然只能理解为讹传。

  可以肯定的是,秦陵作为一座超级天子大墓,自它建成之日起,历代盗墓贼就对其虎视眈眈,也曾做过种种努力,但也只是留下几个小小盗洞,在庞大的陵墓面前,显得是那么地微不足道,也并未对地宫构成真正的破坏。至于秦陵地宫门口是否有刀枪暗箭弩矢之类的射杀性武器,以防盗墓贼的入侵,达到“有所穿近者辄射之”的奇效,在地宫尚未打开之前,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据秦陵钻探人员透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四章汉代陵墓之劫

  西汉武帝茂陵概况

  金人赵秉文有诗云:“渭水桥边不见人,摩挲高冢卧麒麟。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阳原上尘。”其诗道出了咸阳原上的历史场景。穿越时空距离,透过这些陈列着的苍凉陵冢,人们似乎看到咸阳原的荣辱兴衰,听到古陵主人战马的嘶鸣声,读到咸阳古陵文化的精彩篇章。

  秦岭北麓的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南北夹于秦岭山地和北山山脉之间,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自西而东的渭河,流贯条形的关中平原,故亦称渭河平原。古代这一带属秦国,长约七八百里,所以又有“八百里秦川”之称。西周、秦、汉时代,关中是全国最富饶之地,其财富占全国十分之六。古都西安即坐落于这片平原中部的渭河南岸。沣河、沪河、灞河等八条河流,从秦岭北麓蜿蜒而来,形成“八水绕长安”的景象。属于秦岭山脉的华山、骊山、终南山等巍峨高峻的山峰,罗列市区之南,重峦叠嶂,云蒸霞蔚,构成了美丽的山水风光。

  位于关中腹地、泾(河)渭(河)之交的咸阳,是西汉皇陵的主要集结地。西汉王朝,凡214年,历经11位皇帝,建陵园11座,有9座位于咸阳原上,其中最为显贵的有五陵,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这五陵当时均建有陵邑管理,故将其称为“五陵原”。古诗中“五陵年少争缠头”,“五陵裘马自轻肥”的记述,即指当年居住在这些陵邑(县)中的纨绔子弟斗鸡走马、为非作歹的事情。

  在西汉的11座帝陵中,最大的当数汉武帝茂陵,在中国历史上,如此规模浩大的皇帝陵,只有秦始皇的骊山墓方能与之相比。

  茂陵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原上,南位乡的东南部,西距兴平县12公里,东距咸阳市15公里。其北面远依九骏山,南面遥屏终南山。东西为横亘百里的“五陵原”。此地原属汉时槐里县之茂乡,故称“茂陵”。它高46.5米,顶端东西长39.25米,南北宽40.60米。据《关中记》载:“汉诸陵皆高12丈,方120丈,惟茂陵高14丈,方140丈。”上述与今测量数字基本相符。总占地面积计为56878.25平方米,封土体积848592.92立方米。陵园四周呈方形,平顶,上小下大,形如覆斗,显得庄严稳重。

  公元前139年,茂陵开始营建,至公元前87年竣工,历时53年。《晋书·索绋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山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也就是说,汉武帝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的费用。建陵时曾从各地征调建筑工匠、艺术大师3000余人,工程规模之浩大,令人瞠目结舌。

  汉武帝的梓宫,是五棺二椁。五层棺木,置于墓室后部椁室正中的棺床上。墓室的后半部是一椁室,它有两层,内层以扁平立木叠成“门”形。南面是缺口,外层是黄肠题凑。五棺所用木料,是楸、梓和楠木,三种木料,质地坚细,均耐潮湿,防腐性强。梓宫的四周,设有四道羡门,并设有便房和黄肠题凑的建筑,便房的作用和目的,是“藏中便坐也”。《汉书·霍光传》曰:“便坐,谓非正寝,在于旁侧可以延宾者也。”简单地说,便房是模仿活人居住和宴飨之所,将其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与死者一起殉葬于墓中,以便在幽冥中享用。“黄肠题凑”是“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料皆内向,故曰题凑。”汉武帝死后,所作的黄肠题凑,表面打磨十分光滑,颇费人工,要由长90厘米,高宽各10厘米的黄肠木15880根,堆叠而成。

  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后,入殡未央宫前殿。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弯凤鱼麟之像,世谓为蛟龙玉匣。”汉武帝身高体胖,其所穿玉衣形体很大,全长1.88米,以大小玉片约2498片组成,共用金丝重约1100克。

  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弃天下,霍光专事,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钱鳖牛马虎豹生禽,凡为九十物,尽瘗藏之。”《新唐书·虞世南传》也载道:“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因为汉武帝在位年久,又处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以随葬品很多,除190多种随葬品外,连活的牛马、虎豹、鱼鳖、飞禽等,也一并从葬。另据记载,康渠国国王赠送汉武帝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在一个金箱内,也一并埋入陵墓之中。

  .多次被盗的茂陵(1)

  西汉诸帝除个别皇帝外,都修建了大规模的皇陵,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皇陵几乎无一逃脱被盗掘的命运。民间小规模的盗掘自不必说,单是大规模的被盗,就有不少。如西汉末年,赤眉军进入长安,西汉诸帝陵悉被发掘;东汉末年,军阀董卓也曾派吕布盗掘西汉诸皇陵。

  茂陵是西汉诸陵中最为突出的,所以被盗掘的次数和规模也远远多于其他皇陵。仅有历史记载的被盗事件即有五次。

  公元前84年,汉武帝葬后刚刚四年,可谓尸骨未寒,但其陵已被人盗掘,陵中的东西已经“上市”。汉武帝梓宫中有一玉箱和玉杖,这是西胡康渠国国王所献,汉武帝生前十分喜爱。但刚过四年,一个扶风人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商人正在出卖玉箱和玉杖,要价为青布30匹,钱9万。扶风人见这两件东西十分精致,绝非寻常之物,于是未加讨价就买下了。买来之后,扶风人爱不释手,常与宾客共赏。恰巧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看到这两件东西后,转身就走。原来,此人乃汉武帝生前的一个小奴,认识玉箱、玉杖,所以他急忙将此事报告当地的官吏——有司。有司一听此事,这还了得,赶忙派人去拿扶风人,询问玉箱、玉杖的来历。扶风人得知此乃先帝之物,十分惊恐,不敢隐瞒,将整个经过和盘托出。只说自己买时不知此乃茂陵之物,更不知卖主姓甚名谁。有司派人缉拿商人,那商人却早已不知去向。有司无奈之下,只好将玉箱、玉杖入官,不了了之。但茂陵被盗一事却是确凿的事情。

  公元前64年,发生了一件十分荒诞的事情。山西有个采药人,名叫李友。此人常于山中采集药物。一次,他来到上党的抱犊山采药。当他爬到半山时,已是精疲力尽。此时,他看见了一个山洞,便走了进去想休息一下。坐于山洞口的平坦岩石上,李友俯视抱犊山,只见满目青翠,山中的小溪淙淙流淌,不觉心旷神怡,疲劳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休息片刻,李友起身欲走。就在起身的同时,他不自觉地看了山洞一眼。这一看,看出了问题,他发现黑暗的山洞里有个东西闪着金光。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向洞里走去。走了大约200米,他看到了那个闪光的东西,原来是个金箱。他试着抱了抱,箱子很沉。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他终于将箱子搬到了洞口。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金箱,发现里面盛满了书籍。书籍码放整齐,计有杂书40余卷,包括:《老子》2卷、《太上紫文》13卷、《灵跻经》6卷、《太素中脂经》6卷、《天柱经》9卷、《六龙步元文》7卷、《马皇受真术》4卷。李友打开了其中的一卷,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御书”二字。再一看,乃是汉武帝读过之书。皇帝之书为何会藏于此处?李友不由得大吃一惊。他赶忙把书放回,关上金箱,并将其藏好。吃了这一惊,药是采不下去了。思索再三,他决定报告官府。河东太守张纯闻听此事,不敢怠慢,马上派兵丁随李友上山取回金箱。在确证金箱乃汉武帝之物后,他马上报告了当时的皇帝汉宣帝。汉宣帝见到此物,询问众大臣。当时有一典书郎冉登,系汉武帝时侍臣。看了金箱和经书后,他痛哭流涕,上奏道:“这是孝武皇帝(汉武帝)随葬之物,当时我亲手将其放进陵墓,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汉宣帝听了,十分惊愕。在查不到是谁将书箱盗出的情况下,他令人将书箱送回汉武帝陵中。但是当皇帝的手下进入茂陵时,却惊奇地发现茂陵内竟然完好如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曾有人进入过陵内。但这金箱,连同之前的玉杖、玉箱是怎么出去的呢?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

  西汉末年,琅野人樊崇率百余人入泰山,揭竿起义。22年,新朝皇帝王莽派大军10万人击樊崇军。樊崇军准备大战,起义军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记号,史称“赤眉军”。结果大败王莽军。25年,赤眉军30营(一营为一万人)攻入长安。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掳掠,在将长安城抢劫一空后,赤眉军又来到咸阳原上,发掘汉帝后坟墓,收取宝货。西京长安二百年的文物,几乎被破坏殆尽。而武帝的茂陵,当然也在劫难逃。

  据史书记载,赤眉军掘开茂陵后,成千上万的士卒搬取陵中宝物。搬了几十天,但“陵中物仍不能减半”。茂陵附近的帝后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令人发指的是,个别人竟然干起了奸尸的可耻勾当。据《后汉书·刘宣子传》记载:赤眉起义军进入关中,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兵西征,“逢大雪,坑谷皆满,上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26年,赤眉军再一次“光顾”了茂陵。当时,他们正被刘秀领导的起义军打败,走上了穷途末路,兵退咸阳。许多士兵都开了小差,军心更为不稳,樊崇为此一筹莫展。此时,起义军的军师,名叫徐宣,他给樊崇出主意说:“眼下我们东有刘秀攻打,西有隗嚣追击,两面受敌,想退是不可能了。只有设法再次打进长安,方有一线生机。只是现在雪下得这么大,军心不稳。我看主要是士兵闲来生事。这一带陵墓不少,不如叫大家去掘坟盗宝,土兵们有了财物,士气自然高昂,攻进长安就有希望了。”樊崇一听,茅塞顿开,立即下令士兵再次去盗茂陵。

  徐宣此次出主意去盗茂陵,除了想要提高士气外,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得到茂陵中的道术秘册。原来徐宣能掐会算,曾当过县里的狱吏,在《易经》上造诣匪浅。他知道汉武帝生前信神敬仙,收集了不少方士的道术,所以猜想其墓中必有秘册。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徐宣的这个想法只是一种猜测:士兵们找遍了茂陵的所有角落,甚至捣毁了著名的茂陵陪葬墓——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墓,然而道术秘册却不见一点蛛丝马迹。

  东汉末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恶霸——董卓。此人是凉州的一个下层豪强,他的部属都是些地方上的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为首的一群极端凶恶的豺虎盗贼是历史上最野蛮的破坏者。当时人口、文化、财物最集中的洛阳、长安,都被这群野兽毁坏殆尽。

  董卓曾下令大将吕布盗掘西汉诸皇陵,至于吕布盗掘诸陵的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其盗掘茂陵却留下了一个故事。

  据说,吕布盗茂陵时,董卓曾交付其一个秘密任务,那就是要其留心寻找茂陵墓中的秘方妙药。原来,董卓有个孙女,名叫董白。此女长得花容月貌,且生性乖巧,甚得董卓喜爱,被视为掌上明珠。十岁时董卓就封她为渭阳君,并为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仪式举行时,董卓特命兵士搭起了宽六米多、高二米的高坛,董白坐着显贵的轩金华青盖车,由大批官员簇拥,登坛受封,好不隆重。但可惜的是,这董白是个哑巴。为此,董卓十分忧虑,曾广延天下名医为之医治,均未见效。后来,董卓听手下大臣说,汉武帝刘彻一生敬神寻仙,熬炼仙药,其陵中也许会有专治哑巴的灵丹妙药。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于吕布。

  吕布带领大批士兵进入茂陵,在搬运大批宝物的同时,细心地找起了灵丹妙药。但是,搜遍了整个陵墓,连汉武帝的棺木都翻了个底儿朝天,灵丹妙药还是未能找到。吕布没有完成董卓交予的特殊使命,心中既着急又懊丧。正在这时,只见一个士兵手拿一卷绢纸,大声喊道:“找到了,找到了!”小跑过来。吕布听到后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他不等士兵报告,一把从其手中抢过了绢纸,展开一看,只见上面用端端正正的隶书写着十二个大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吕布乃一介武夫,好不容易认识了这几个字,已属不易,哪里还会理解其中的深意,他认为这也许正是董卓要找的。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宣布班师回朝。回来后,将绢纸交于董卓。董卓端详了一阵,也不知其意,于是转而问大臣。然而众大臣面面相觑,无一应答。董卓大怒,厉声喝问:“连这十二个字的意思都不能理解,我养你们这帮大臣何用!”厉声之下,众大臣无不战栗。董卓更为生气,走下殿来,双目圆睁,逼视站在最前面的大臣。该大臣一看大事不妙,扑通一声跪下:“大王,臣非不知,实不敢说。”董卓说:“你说,我不怪你,赶忙说。”大臣颤声道:“这句话是诅咒您的。”“如何见得?”董卓仍是不解。大臣道:“您看,这千里草,合起来是一个‘董’字,十日卜合起来,是一个‘卓’字,这句话是诅咒您不得生啊。”董卓听完,气得都快晕过去了,他伸手将那一卷绢纸拿来,欲将其撕个粉碎,但是,这绢纸非常结实,怎么撕也撕不碎。盛怒之下,他将其掷于地,踩于脚下,并大声斥责吕布:“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饭桶!滚下殿去……”

  后来,余怒未息的董卓又派人将汉武帝的尸体扔在墓外曝晒。朝中大臣对此无不黯然,于是公推蔡邕前去劝解。董卓这才消了怒气,派人将尸体放回,并草草处之。

  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董卓被吕布所杀。正应验了那句熟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个故事系民间流传,真伪难辨,但董卓曾派吕布盗掘茂陵却是不争的事实。

  唐朝末年,又一支农民起义军开进了汉武帝的茂陵,其首领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黄巢。

  黄巢与赤眉起义军的首领樊崇有所不同。他可以说是个文武全才。既长于骑射,又颇爱读书;既贩过私盐,又考过进士;既是失意士人,又是一方豪侠。按说,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应该具有一定的“文物保护意识”,但是历史却不无遗憾地记载下了其盗掘陵墓的行为。

  880年,黄巢的事业达到了顶点。这一年,他率数十万起义军攻入唐都长安,唐朝皇帝唐僖宗带着少数家眷仓皇出逃。黄巢入城时,数百万民众夹道欢迎,所到之处,群众无不山呼万岁。同年,黄巢登上了皇帝宝座,定国号为大齐,年号金统。

  当了皇帝的黄巢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别说派兵继续追击唐王朝的残兵败将,甚至未来得及对民众颁布治国诏令,他就开始了极度的享乐。“防御”二字早已抛之于九霄云外。

  但是,就在黄巢尽情享乐的同时,一支支唐朝地方豪强的武装已悄然集结。881年,唐僖宗委任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率军打到了长安城下,战斗一触即发。但这是怎样的战斗啊,黄巢率领的起义军已今非昔比。战斗尚未开始,胜负却已确定。结果是这支起义军还未等唐兵攻城,只是听说唐兵要来,便闻风而逃。

  逃到咸阳的起义军,军心涣散,已成强弩之末。在一个寒风瑟瑟的秋日,他们盗掘了茂陵。

  关于黄巢起义军盗掘茂陵的细节,史无记载,不便妄加想象。但关于其盗掘茂陵的原因,却有两点可以探讨。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当时起义军已走向穷途末路,军中粮饷不足,盗掘茂陵,以茂陵之宝补充军需,也属万不得已。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出于一种仇恨的心理。虽然黄巢起义军一向纪律还算严明,很少有烧杀抢掠的恶行,但这也只是针对一般的贫民百姓而言。对于恶霸地主及贪官污吏,他们从骨子里十分仇恨,常有处死并没其财物的行径。汉武帝在他们眼里,当然绝非什么善类,所以在一时气愤之下,挖其坟墓也在情理之中。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茂陵所遭受的种种劫难,是一代英主汉武帝生前绝难想象的。当初他费尽心机营造的宏伟陵墓,成了后世争相抢夺的宝地;伴随他的财宝器物,被盗贼肆意抢掠;就连他口含宝珠,身着“珠襦玉匣”的尸体,也曾被扬之于外,曝之于野。若有在天之灵,不知此时的汉武帝将作何感想?

  略令人安慰的是,时隔两千多年的今天,历经沧桑的茂陵被命名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地属于茂陵的鎏金兽头银盘、金饼等118件文物“完璧归赵”。1979年12月,又成立了茂陵博物馆,茂陵文物事业得以飞速发展。如今的茂陵,已成为中外人士游览的胜地。

  .董仲舒母冢被盗记

  西汉时期,被盗的陵墓难以尽数,但是令后人奇怪的是,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母亲之墓竟然也被人盗掘!

  提起董母,恐怕无人知晓,但提起董仲舒,恐怕无人不晓。

  董仲舒出生于河北景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从小就潜心钻研儒学。据说其学习十分刻苦。他念书的书房外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园子,然而他在书房学习三年,竟从未踏进过;对于经常骑的骏马,他也分不清雌雄。到20多岁时,他已成为对《公羊春秋》等经书深有研究的大学者。但是他虽博学,却未因此而步入仕途,而是做了一名教书匠,当时的人们把他称为“汉代的孔子”。他讲学时,在讲堂前挂一幅帷幔,他在里面讲,外面坐满了学生,但诸生“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尽管如此,他仍教出了不少有名的学生。他的思想也随着门生的不断传播而成为当时流行的学说。在同时代兴起的众多学者中,他成为最夺目的一个,成为当之无愧的“众儒之首”。

  董仲舒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在他39岁那年,汉武帝召见了他。他以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的回答征服了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因此成为西汉乃至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年,汉武帝封董仲舒为“江都相”,董仲舒开始了坎坷的仕途生涯。

  公元前121年,郁郁不得志的董仲舒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广川,他闭门谢客,埋头著书,既不过问家居杂事,也不置产业。历经十几个春秋,写成了17卷82篇的《春秋繁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原名并非《春秋繁露》。据说他成书之前,曾梦见有龙入怀,但这自不足信。事实是,他写了好几十篇文章,如《闻举》、《玉杯》、《清明》、《竹林》等,这些文章都讨论了儒学问题,但董仲舒并没将其编撰成书,是后人辑录而成的,并冠名为《春秋繁露》。

  尽管已赋闲在家,但董仲舒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在他75岁时,还曾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和铁官营的政策,认为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写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篇奏章。死后,被葬于长安西郊。汉武帝曾经过墓地,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地下马致意,故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做“下马陵”。

  但令人不解的是,“下马陵”未见被盗掘的记载,而董仲舒之母的墓室却相传被盗。

  据杜光庭的《灵异记》中记载:

  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率百余人往发掘之……

  从上文可略知盗墓者的动机,原来是为了盗得“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而这与董仲舒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董仲舒虽然一生致力于儒学,但他尤爱神学。年轻时,他就十分重视对阴阳学说和神仙方术的研究。他和当时谈神论鬼、宣扬炼丹益寿的著名方士李少君交情极深。两人常在一起谈论神仙方术,甚至装神弄鬼,并形成了自己的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他热衷神学,曾招致杀身大祸。公元前135年,辽东郡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长陵县的高园先后发生了两次大火灾。董仲舒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将火灾发生的原因归结于“上天发怒”,上天之所以发怒是为了谴责人间的“骨肉相残”。汉武帝看了,非常生气,把董仲舒交官问罪,并要处死。幸亏其名声很大,又加上其学生等百般求情,皇帝才免他死罪,但贬了其官。

  遭此大祸,董仲舒仍执迷不悟。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他的神学观。

  另外,关于他能呼风唤雨,而且著有能避祸免灾的书的传闻在民间广为流传。而这终于导致其母之墓被盗的悲剧发生。老百姓认为其子是神,则其母必为仙,而仙人是不会在人间掩埋的。所以认为他筑衣冠墓是假,藏灵药秘诀是真。

  .两汉时期的离奇盗墓事件(1)

  两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厚葬高峰。而这一时期,也是盗墓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历史上,被盗掘的两汉墓多如牛毛,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史书记载的局限和篇幅的关系,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只能将一些重要的或有意思的盗墓事件辑录如下:

  《晋书·愍帝记》中记载:“(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

  据《史记》载,薄太后死于汉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而其墓于470年后被盗,即315年。另据《古书图成·堪舆卷》可知,盗墓贼为三秦人尹值、解武等。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晋憨帝建朝时,竟连穿衣都成问题,所以不得不收拾盗墓贼留下的“烂摊子”,用来充实内府所需。

  在徐州龟山汉墓前,立有一块石碑,碑上用不规则的小篆写着:

  第百上石,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椁,不布凡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母今玉器。后世幸视此书,(目)此也心者,悲之。

  这座墓乃西汉时的楚襄王刘注与其妻的“同茔异穴”墓。碑文主要是告诫后世,他虽为一代楚王,但墓中既无华贵的服饰,又无陪葬的宝物,当你看到碑文时,你心中一定会感到悲伤。

  尽管如此,后来的发掘证明,其墓仍被盗掘两次。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在历经两次盗掘之后,墓中依然出土了玉器、陶器、车马器、陶俑、五铢钱、麟趾金、龟纽银印、铜矛、朱雀肖形印等大批文物。而那碑文,让人想起了一句古语:此地无银三百两。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使用数量众多的塞石封堵墓道,塞石重者可达7.8吨,但仍未能阻止盗墓贼的进入。经现代考古发掘可知,盗墓的贼娃子或将塞石击断,或将其拖出,最后成功地进入了墓室,将随葬品洗劫一空。考古人员清理时,发现后甬道一块塞石已被盗墓者拖运到前室,塞石的前端有盗墓者为便于拖拽而凿出的牛鼻扣。据推测,盗墓贼借助凿出的牛鼻扣,拴上绳索,用一头或数头牛向外拉动,一一将石板拖出室外,然后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打开棺椁,盗取宝物。在塞石的缝隙中,清理人员发现了玉衣片,这证明墓主曾穿戴金缕或丝缕玉衣,盗墓贼连同玉衣和陪葬器物一并劫走了。

  五花八门的离奇的事,史书记载却屡见不鲜。刘表在东汉末年曾任荆州牧,其墓被盗后,不仅尸体不坏,还有香气传出很远。《太平御览》载:“刘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梼四方珍香数十石著棺中,苏合消救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水经·沔水注》也记道:“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经日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另据郦道元《水经·沔水注》以及《三国志·刘表传注》、《太平御览》引、《从征记》等记载:

  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表死后八十余年,至晋太康中,表冢见发。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闻数里。

  表子琮持四方珍香数十石著棺中,苏合消疫之香毕备。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刘表夫妻的尸体不但历八十余年没有腐烂,而且在墓被掘开后,还有香味传出很远,据此可以推断,其尸体不坏的原因,当与这防腐的香味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说史料记载的各种近似传奇的古代未腐尸体,由于早已淹没于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而无法详考,但现代考古发掘中确也有类似的实例发现。

  晋义熙九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壶墓,剖棺掠之,壶面尸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史载卞壶被杀于东晋成帝咸和三年,即公元328年。坟墓被掘在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其间相距85年。在这样不算太长的时间内,“面尸如生”当是可信的。但后面的记载“爪生达背”,也就是说入葬之后,指甲还在像树根一样不断生长,以至到达于背,就显然有些离奇了。

  历史的滚滚车轮早已驶过了两汉王朝,两次的疯狂厚葬以及由之引发的席卷八荒的盗墓之风,令后人发出何等沉重的感慨!但是,“前事不忘”能成为“后事之师”么?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盗墓狂潮

  曹操:中国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公元207年5月,已逾“知天命”之年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在征战乌桓的归途中,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歌《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其中有句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表明,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

  一方面统一大业路途尚远,另一方面老境渐至岁月如梭,所以,如何延长寿命来完成未竟的事业,就成为曹操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暮年将至、壮志未酬的苦闷也随之而生。

  对于长生不老、成神成仙,曹操是十分向往的,这从其诗《气出唱》中可得到明证。在其中的一节,他写道: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焜煌。开玉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

  在这首诗里,曹操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历经泰山、蓬莱,得到了不死之药,又同各路仙人饮酒同乐,共度良辰的美好梦境。其成神仙、齐天地的强烈愿望跃然纸上。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对此,曹操的认识是清醒的,也是痛苦的。这从其61岁时所作的《秋胡行》中可得到体现: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飘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一解。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二解。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圭。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四解。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在这里,曹操虽然试图“思得神药,万岁为期”,但“人道居之短”,连老子、赤松、王乔这些传说中的仙人,都不能得道成仙,何况自己!所以,他只能面对现实。但是曹操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人生的短促,他并没有采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及“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悲观放纵态度,而是表达了“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爱时进趣,将以惠谁”的忧国忧民,积极进取的不懈精神。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的达观人生促使曹操采取措施延长寿命。习练气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谓的气功,在中国历史悠久。到西汉时已相当流行。当时的曹操,集中了国内的各路大师和大仙,向他们学习。据说这些人中有一个叫甘始的气功师“善于行气,老有少容”,封君达知养性法和隐形法,郗俭能辟谷不食,据说曹操之子曹植曾亲与其绝谷百日,见其犹能“行步起居自若”。但最著名的当数华佗,此人不仅能妙手回春,治疗疑难杂症,而且在气功保健方面也造诣极深。他发明的“五禽之戏”即模仿虎的前肢扑动、鹿的伸转头颈、熊的卧倒身子、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编成的健身体操,功效十分显著。其弟子吴普按“五禽之戏”,坚持锻炼,活到90多岁,仍耳聪目明,牙齿不脱。曹操经常向这些气功师学习,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生老病死乃是自然之规律,实非人力所能抗拒。所以,从218年开始,曹操不得不考虑安排自己的后事。

  曹操对后事的安排主要体现在其颁布的《遗令》中。在这份《遗令》中,他说道: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

  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帐,朝晡上脯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分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在这篇《遗令》中,曹操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做了简略的结论。认为自己以法治军是一贯的,至于发小脾气,犯大过失,则不值得仿效。从这一点看,曹操还是实事求是的。

  令文对自己的婢妾和歌伎做了安排。要求将她们安置于铜雀台好好对待。在铜雀台正堂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灵幔,早晚供上干肉、干粮之类的祭品,每月初一及十五,要向着灵帐歌舞,还要常登铜雀台,遥望自己的墓田。对于余下的薰香,可分于诸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各房之人如无事,可学着编织有饰物的鞋子卖。自己一生做官得到的绶带,都放于柜中,遗留的衣服等,放于另一柜中,放不下的话,可由曹丕等兄弟们分掉。

  曹操《遗令》中的细琐安排,特别是对妻妾的安排,遭到了历代文人的非议。如杜牧《杜秋娘传》云:“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吴伟业《清凉山赞佛》写道:“纵酒苍悟泪,莫卖西陵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祝翁》中也评论道:“缱绻恩私悲永诀,由来伉俪最情深,从今白首同归去,痴绝分香卖履心。”这些纠缠于细枝末节小事的诗歌,其用意大抵是一种讥讽。不过这种讥讽对于曹操来说,是不公平的。鲁迅先生的诗《答客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即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回击。

  220年正月,曹操西征关羽后回到洛阳,突然病倒。其发病的原因与一个奇怪的事情有关。一天下午,曹操感到头有点晕,继而感到口苦。于是他命令一个叫苏越的臣子到果园去摘梨。苏越伸手摘了一盘梨,只见每只梨的根部都渗出了殷红的液体,像人的血液一样。曹操见此景状,十分恶心,呕吐不止,从此一病不起。

  20日后,66岁的曹操走完了生命的历程,病逝洛阳宫。

  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1)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218年,曹操颁布了一道《终令》,其中说: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终令》明确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墓,陵上不堆土,也不植树。

  一年后,曹操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分别盛放在四个箱子中,上面写明春夏秋冬,并留下一个遗嘱:“有不讳,随时以殓,金珥珠宝之物,一不得送。”意思是说,我如死了,请按当时季节所穿的衣服入殓。金玉珠宝铜器等物,一概不要随葬。在上一节引述的《遗令》中,曹操又一次重申了死后“薄葬”的要求,即“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者,勿遗。”及“敛以时服,葬之于邺之西冈上”。

  历代帝王都把陵寝作为社稷江山的象征,他们大多从登基日起,便下令建造陵墓,而且这些陵墓大多耗费惊人。为什么曹操却反其道而行之,力主“薄葬”呢?若稍加考证,不外乎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摆在最前面和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当是与其一生崇尚节俭分不开的。

  217年岁末,天气寒冷。一天,曹操登上铜雀台,环顾四周。突然,一个青年女子出现于他的视线。该妇女头戴饰物,身著绫罗,十分华丽。曹操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士兵前去盘问。士兵报告说,此女乃曹操之子曹植的妻子。曹操听后没有言语。第二日,一道诏令送到曹植府上,内容是说其妻违反家规,不事节俭,专好华丽,请其自裁。曹植之妻无奈,只好自缢身亡。原来,一生节俭的曹操曾制定了家规,规定后宫的妃嫔衣服上不得织锦饰绣,侍女的衣裙不准超过鞋帮。宫廷里的帷帐和屏风,破旧之后缝补一下继续使用,所有人员所盖的棉被和垫褥,一律不准织有花纹。

  曹操不仅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自己的生活也十分俭朴。据《曹瞒传》记载:“太祖为人佻易天威重,好音乐,偶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磐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治汗巾帻,其轻易如此。”当时,天下闹灾荒,中原常发生人吃人的事情。军中无粮,靠采桑椹、摸河蚌充饥。曹操颁发了《屯田令》,动员士兵种田,解决了粮食问题。由于资财匮乏,曹操带头不穿皮革制作的衣服。曹操患头风病,官员们劝他做一顶皮帽,以御风寒。但他戴了一顶绢帛做的帽子,不破先例。在他的影响下,官员们都不戴皮帽子了。

  当然,曹操毕竟是曹操,不是李操、王操、朱操、毛操和什么乱七八糟不靠谱的操。曹氏力主薄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盗。虽说中国历史上盗墓之盛始于春秋,但无论是先行一步的秦人,还是怀着复仇心理后发制人的项羽,都没有明目张胆地设置刨坟掘墓的官吏,只是趁兵荒马乱之机劫掠一番。但自董卓之乱后,却大不一样了,蜂起争雄的各路军队经费严重不足,纷纷干起了盗墓的勾当。曹操也不例外。鲁迅在《清明时节》一文中提到的曹操设置“摸金校尉”,专门做盗墓勾当之事,最早见于《讨曹檄文》。200年,袁绍发兵进攻许昌,讨伐曹操,“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讨伐曹操的《檄文》,其中有一段指责这位老奸巨滑的曹阿瞒,除设立“摸金校尉”之类的官职外,还创立了同一类型的“发丘中郎将”官职。

  顾名思义,发丘就是盗墓,只是这种行当是以官家的身份出面而已,这种公开的盗掘,当是不折不扣的官盗。为了对这一行业表示重视,曹操于日理万机中,曾亲自指挥发掘古代帝王陵墓,用出土金宝换取世俗的钱财,以养活自己日渐庞大的军队。《檄文》曾言及:“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后汉书·袁绍传》)尽管此事是曹操的敌人以叫骂的形式出现,自有夸大的成分,但曹氏所设立的盗墓官职当不是空穴来风。据说曹操见到此《檄文》惊出一身冷汗,头痛病已顿有好转,遂大笑道:“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曹操虽未把儒生陈琳与匹夫袁绍放在眼里,但对说他设官盗墓之事没有辩解,这在看客眼里,似乎不值一哂,又似乎是默认了。

  不过,既然是《讨曹檄文》,就不能像表扬信一样尽拈好听的说,主要的功能还是要历数曹操的罪状。所以后世有研究者认为,这段话很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曹操确实干过盗墓的勾当。曹操在历史上不失为千代枭雄,但这一行为却为后人所不齿,有人于此评论道:“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

  正是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不愿重蹈覆辙,所以曹操一再要求薄葬。

  曹操的这一想法甚至遗传给了他的儿子曹丕。222年,曹丕在《终制》中要求他的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曹丕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侥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据说,曹操还采取了非常措施,即设置疑冢。

  据好事者考证,中国最早的疑冢出现于殷商时期,当时,一些奴隶主贵族死后制造几座假墓,虚虚实实,使后人难分真伪。春秋时期,随着盗墓风的盛行,疑冢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到曹操所处的三国,则达到了一个高峰。

  曹操设置疑冢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盗墓。但也可能与其生前一贯奸诈多疑的性格有关。

  《太平广记》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年少时曾与后来的敌人袁绍一起搞了一个恶作剧。有一户人家结婚,晚上夫妻合拜入洞房。曹操叫袁绍“站岗放哨”,自己潜入主人家园子,偷看新郎新娘的床上之事。不料看得正起劲,被主人发现,大喊:“有偷儿至!”于是主人家的家丁把园子团团围住,曹操被包围了。但曹操对此一点也不惊慌,只见他从袖内抽出一把利刀,一手拽住新娘,主人见状瑟瑟发抖,不敢动弹,反而求他放人。曹操此时却指着躲在树后的袁绍说:“偷儿在这里,你们为何不去追?”袁绍一听,转身就逃。主人也急忙带众家丁去追赶。这时的曹操,放开新娘,旁若无人地走了。

  曹操性格上的多疑,不止是三国演义多有演义成分,有许多史料可以证实:曹操有一个同乡叫恒邵,过去与他有私仇。曹操得志后,恒邵向他请罪,跪在庭前。曹操说了一句:“跪而解死耶?”结果还是把他杀了。《魏书·张绣传》记载,曹操的一个侄子曾为张绣所杀,后来曹操为了打败袁绍,以摆脱军事上的劣势和被动地位,不得不释怨招徕张绣,封他为侯,食二千户。但一俟消灭袁绍,地盘巩固,曹操的儿子曹丕就出言逼迫张绣自杀。曹操在临死之前,又把张绣的儿子张泉杀死,以绝后患。凡是有宿怨的,曹操都猜忌,不放心,至死也不放过,所以《曹瞒传》中说,“故人旧怨”大都被曹操报复杀死。

  曹操生性多疑的性格,在其死后也得到了体现。传说在曹操安葬的那一天,邺城的所有城门全部打开,72具棺材,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抬出。从此,一个千古之谜也随之悬设:七十二疑冢哪座为真?

  宋代诗人俞应符对曹操的这种行径甚为不齿,他在《七十二座疑冢》一诗中,以厌恶的口气写道:

  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告君知。

  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

  这位自作聪明的俞诗人,对曹操的性格和谋略还是不甚了解,如何知道曹操之尸就埋在了这七十二疑冢之内?焉知其不会埋入七十二冢之外乎?对此,鲁迅在《花边文学·清明时节》中曾这样说道:“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人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滑,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又说:“阿瞒虽是老奸巨滑,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很少,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曹操入葬后,盗墓者并没有被其“薄葬”的标榜所迷惑,也没有因为疑冢之多而望而却步。但是,尽管他们费尽了心机,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连曹操的一根毫毛也未见到。那么,曹操的尸骨到底埋于何处?

  按照曹操留下的《终令》来看,曹操墓应在古邺城西门豹祠以西的地方,相当于今天河北临漳县三台村以西直到磁县境内的漳河沿岸。这里为古墓地,其中丘垄星罗棋布,森然弥望,高者如山列列,低者如丘累累,这就是历史上传说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所在之处。正如一首诗所写的那样:“漳河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丘。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鹦鹉洲。”

  七十二疑冢的传说,使后人无所适从。史载,南宋诗人范成大于1170年曾在此下马,拜谒曹操陵。但是由于搞不清哪座是真正的曹操陵,只好在当地老百姓的指点下,对讲武城西侧的第一个疑冢进行了拜扫,但对于是否拜了真陵,他心里也没底。面对星罗棋布的坟堆,他只能感叹道:“一棺何冈冢如林,诸复如公负此心。”

  后人不断追寻,但总是毫无结果,给七十二疑冢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当地老百姓有关疑冢的种种传说,更使疑冢越发显得神秘莫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讲武城一带的疑冢,在雷雨天常常会冒紫光。还有的说,近代的军阀混战年代,曾有东印度公司一个名叫胡赛米的古董商人,从郑州雇了一批民工,把临漳河的疑冢一座座掘开,企图找到曹操真墓,掘取财宝。结果,民工挖了十几座墓,发现里面除了土陶、瓦罐之类的东西外,一无所获。当他们试图继续发掘时,关于洋人盗墓的消息传开了。愤怒的当地群众手持刀斧,将胡赛米及其雇佣的民工赶出了漳河。

  还有一个传说,十分离奇。

  清朝同治年间,当地有个自幼失去双亲的孤儿,名叫朱伢儿。由于无依无靠,他只好以给地主家牧羊为生。有一天,朱伢儿在讲武城东南的彭村打柴。这彭村,也叫彭城村,古时曾是一个人工湖泊,三国时曹操将其命名为玄武池,专门在此操练水兵。后来由于长年不疏浚,加上中原一带连年干旱,池水涸竭,玄武池便渐渐淤塞,长满芦苇,变为陆地。朱伢儿在这里打柴,突然在高高的蒿草丛中发现了一座大墓,墓前侧卧一块石碑。朱伢儿不识字,又觉好奇,所以就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来辨认。私塾先生一读碑文,原来这是魏武帝曹操陵墓。于是,他们便告知磁州县衙门。县令得知后,马上坐轿赶到彭村,但是奇怪的是,当他带人拨开杂草时,那座大冢已是无影无踪。县令十分生气,认为私塾先生欺骗了他,命士卒将他打了三百杖,而那个少年伢子,却从此再也未有下落。

  前面已经讲过,宋代诗人俞应符针对曹操七十二疑冢,曾设想了一种办法:“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可惜的是,这种方法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自元明之后,这些陵墓相继被盗,但曹操尸体仍未找着。这就应了鲁迅所说的话:“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该文说,“七十二疑冢”实际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而墓的确切数量非72座,而是134座。这篇文章的全文如下:

  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

  磁县地处冀南,周围方圆30多公里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墓冢。《三国演义》第四回记载,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其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曹操疑冢”进行了多次调查,根据多处墓志铭和墓形建造结构以及壁画、陶俑、古币等器物考证表明,从424年到578年,先后有东魏、北齐在磁县、临漳邺镇一带建都,其间历代皇亲国戚、天子朝臣葬于此地,逐渐形成了大型古墓群。

  另据磁县出土的墓志看,墓的主人也均为北魏、东魏、北齐时人,所以《磁县志》这样记道:“民国以来,经人盗掘者多有墓志,都是北朝时的王公要人……疑冢之说不攻自破。”

  至此,关于曹操设置七十二疑冢的故事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但是关于曹操尸骨到底埋于何处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随着七十二疑冢的神秘色彩的日益消退,另一个围绕漳河的神秘故事又将展开。在疑冢之说破灭的同时,就有人提出,曹操的真正陵寝不是建造于地上,而是造于漳河河底。

  持这种观点的人的证据是,曹操之子曹丕废汉称帝后,曾写过一份题为《止临淄侯植术祭先王诏》的诏书,其中写道:“欲祭先王与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

  后人多有赞同此说的。如清人刘廷琦曾作过一首《铜雀妓》诗,诗云:“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主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望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

  清人沈松在其《金健笔录》一书中,引《坚瓠续集》,叙述了一段发生于漳河河底的轶闻,来证明此说。这段故事是这样的:

  清朝顺治年间,漳河发生干旱,河水枯竭,沙床裸露。一天,一个捕鱼人在河床的水洼内捕鱼。突然,他发现河床上露出了一块大石板,石板的旁边有一条裂缝,勉强可进一个人,捕鱼人向洞里一看,洞道很长,深不可测。他想,说不定这里面有鱼。于是,他先将两脚伸入洞隙,再紧缩身子,钻了下去。进去后,约走了数十步,他被面前的一个大石门挡住了去路。他用力推门,但门纹丝不动,无奈之下,他返回了地面。这件蹊跷的事令渔夫很激动,他回去后就告诉了左邻右舍。大伙儿听了,认定这是个发财的机会,于是约定第二天一块去看看。

  第二天,他们依次来到大石门前。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大石门终被推开。大家涌到门口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石屋内尽是美女,一个个姿色绝伦,倾国倾城。她们有的坐着,有的互相倚着,还有的躺卧着,分列两行,一个个栩栩如生。但是这种美景并没有持续太久。转瞬间,这些女尸都化为灰尘,委顿于地。石屋很大。走到里间,只见中间放有一张石床,床上躺着一个老年男子,头上戴着官帽,身上穿着朝服,像是一个王侯。在王侯的石床前面,立着一个石碑。渔人中有识字者上前一看,原来这个戴着官帽、穿着朝服的死尸就是魏武帝曹操。在他们看来,曹操是个白脸奸臣。于是捕鱼人拿起鱼叉、棍棒对着尸体乱打乱戳,以发泄心中之愤。

  在叙述的最后,沈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漳河河底的墓室之中,那些美女是被活生生憋死以殉葬的。由于墓室内地气凝结,所以一打开石门后,她们看上去像刚断气的人一样,但是渔人进室,泄漏了地气,所以一进去就化为灰尘了。只有曹操是用水银殓尸的,所以其肌肤并没有腐烂。

  就在人们对沈松的叙述的真实性还未来得及验证之时,另一位清人蒲松龄又在其《聊斋志异》一书中,写到了河底发现曹操陵寝的故事,但这次不同的是,他写的地点是许昌,而非临漳。文章写道:

  许昌城外有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人闸其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碑,字皆汉隶,细视则曹孟德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沈松所述之事,虽传得有鼻子有眼,但却经不起推敲,所以只能是一种传说;而蒲松龄向以虚构见长,加之地点又多有不符,所以其故事的真实性无疑要大打折扣。基于以上原因,曹操的陵寝是否一定在漳河附近尚难定论。

  .曹操墓与儿媳墓相连之谜(1)

  关于曹操安葬的地点,后人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一种说法认为,曹操陵位于铜雀台正南5公里的灵芝村。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写成的《彰德府志》上就明确标着,魏武帝陵在灵芝村,而在其南,紧邻着甄后的朝阳陵。

  甄后,即曹丕之妻甄文昭。她原为袁绍二儿子袁熙之妻。曹操打败袁绍进入邺城后,曹丕捷足先登,入袁府,见其美貌绝伦,遂纳之为妻。后甄氏失宠,被曹丕赐死,葬于邺城。

  曹操之墓为何与其儿媳墓连在一起呢?这中间还有些故事呢。原来,曹操在攻打袁绍之前,早已听说了甄氏的美貌,但其子曹丕捷足先登,作为父亲,怎能夺儿子之美呢?再说,曹操和袁绍同辈,若娶其儿媳为妻,岂不贻笑于天下!

  虽然甄氏被儿子娶走,但做父亲的还是念念不忘。曹操与甄氏的关系还真有些微妙,至于二人是否有私情,不敢妄加断语,但从一些现象分析,似乎能找出点线索来。

  《后汉书·孔融传》中写道:孔融系名门出身,为孔子二十世孙,自少誉满清流,为人恃才傲物,最后被曹操所杀。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孔融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嘲笑曹丕纳甄氏乃是“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未解其意,询问之。孔融答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侮漫之辞”,揭了曹操家丑,因为曹操一向以周文公自诩。曹操听了这话,认为孔融是在讲自己,所以盛怒之下,孔融人头落地。

  还有一个根据,即是曹丕的表现。曹丕娶甄氏时,是十分喜爱的,但曹操一死,马上就冷落了她。据《魏书》记载,甄氏对曹丕的新宠说了一些不满的话,曹丕知道了甚为震怒,对其百般虐待,最后又下诏书,赐之以毒酒,令她自杀。甄氏不喝毒酒,曹丕的新宠妃子郭氏就用糠塞于其口,趁其喘息之时,强行灌下毒酒,将其害死。另外,曹操死后,曹丕将其父的妃嫔全部召来,供自己玩乐。一次曹丕生病了,其母卞太后前去看望。她掀起门帘一看,见曹丕床侧坐着的女子都是曹操生前的贴心宫妃。太后惊奇地问:“这些人何时被召到你房中来的?”曹丕回答:“父亲刚死,我就召她们来了。”说话时脸上毫无羞愧之色。卞太后见此情形,气愤地说:“你这样做,死了连狗鼠都不吃你!”

  从这两点看,曹操似乎与甄氏有暧昧之情,所以才导致了孔融之死和曹丕的报复。也许,正是因为曹操的这段丑事,清朝的学究们才故意将两个人的坟墓绘制在了一起。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并无事实根据。

  另一种说法认为,曹操陵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

  1991年第5期《风景名胜》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魏武故里话曹操》的文章。文章认为,曹家孤堆即是曹操陵,其理由有三:

  其一,《魏书·文帝纪》载:“甲午(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父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曹丕(魏文帝)为何不去邺而返故里?说明曹丕此行目的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

  其二,《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处。曹操31岁时曾返乡在此建筑了精舍,而曹丕也于187年生于此处。所以曹丕祠谯陵,其意有二,一不忘所生之地,二祭先王之陵。

  其三,亳州有庞大的曹操宗族墓群,其中包括曹操祖父曹腾墓,其父曹嵩墓等,曹操长女曹宪墓也在此处发现,综上可知,曹操之陵亦当在此。

  但是这种说法纰漏甚多。其中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把曹丕的几次祭祀作为证明曹操之陵在亳州的证据。其实,历代皇帝的祭祀,并不见得只是祭父,更多的是祭祖,如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派懂得风水的大官到其出生地泗州选址,为其高祖、曾祖、祖父造陵,所以曹丕之于祠谯,只是一种祭拜祖先的活动,并不能证明曹操墓即在此处。至于曹家祖坟在此,曹操之墓也必在此的说法就更显得苍白无力了。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尴尬局面,后人不由得发出了“生前欺天,死后欺人”的感叹,而对曹操为人之奸诈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角度看,曹操一生节俭,力主并亲身实践“薄葬”,这在历史上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曹操所处的时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其采用隐秘的办法处置后事,也是迫不得已。而且这种办法,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使诸多的盗墓贼无从下手,一次次徒劳无功,从这个意义上讲,曹操又是十分明智的。

  从曹操入葬至今,时光已流逝了一千多年,曹操的真正陵寝还没有找到踪迹,也许人们是永远找不着了。

  .诸葛亮墓地之谜(1)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动荡历时最久的时期。由于诸侯并起,群雄逐鹿,战乱频繁,这一时期的墓葬具有以下特点:墓葬形式多种多样,盗墓活动异常猖獗,各种传说不胫而走。

  疑冢和秘葬,就是这一时期出现最多的丧葬形式。不少名人采取了这种形式。东晋十六国时的后赵皇帝石勒、石虎死后设置了疑冢,后来有人曾盗掘石氏二陵,结果里面空空如也。关于其设疑冢之事,《邺中记》中记道:

  石勒陵在襄国城西南三十里,名高陵,不筑墙,不种树,立堂皇五间,安攒图勒大臣像。又于堂皇东立重陵,虎陵在邺西北角,既葬邺中便即其封城,故未有名。或云寻被掘,凡此二陵皆为伪葬。石勒、虎自别葬于深山。

  而石勒母亲王氏死后,因惧怕政敌来盗毁坟冢,也采取了秘葬的方法。

  南燕皇帝慕容德死后,其出葬方式为“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使后人“竟不知其尸之所在”。

  关于秘葬,最神秘的故事莫过于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诸葛孔明了。

  相传诸葛亮因为魏延夜闯,延寿之法被破坏后,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遗书后主刘禅,嘱其在他死后,将尸体入棺,由四名士兵抬着向南走,杠断绳烂之处便是他的葬身之所。

  对于这位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的丞相的最后遗言,刘禅岂能不遵?于是他命四个关西壮汉,抬着他的棺一直往南走。这四个汉子抬了一天一夜后,终于体力不支,但是此时杠未断,绳也未烂。四个人商议后,将诸葛亮的棺就地掩埋。回去后,他们报告刘禅,说将丞相棺掩埋于杠断绳烂之处。刘禅听了报告后觉得不对劲,怎么这么快就会杠断绳烂呢?于是将四个人抓起来严加审问。四壮汉经不起皮肉之苦,只好招认。刘禅大怒,以欺君之罪将四人杀死。但是,四壮汉被杀后,世人就再也不知道诸葛亮的葬地了。

  这个故事至此就该结束了。但是后人为了渲染诸葛亮之机智,认为这一切都在诸葛亮预料之中,因为孔明早已料到,自己死后蜀国必为司马氏所灭,而蜀国灭亡后司马氏必来挖他的坟墓,所以他在死后“导演”了这出戏剧,以保自己死后的安宁。

  曹操与孔明,都采取了隐秘的办法处理后事,但前者被认为是一种“奸诈”,后者则被理解为“机智”,其中的微妙之处,颇值得后人细细玩味。

  这一时期,陵墓被盗者难以计数,单是名人陵墓就有不少被盗掘。在成都南郊的武侯祠内,有一座藏在茂林修竹之中的古冢,这就是三国时蜀汉皇帝刘备之墓,名为惠陵。刘备乃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出身孤贫,白手创业。但他百折不挠,屡败屡起,终从一贩履织席之士,成为雄踞一方之主,世人皆称英雄。所以,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蜀先主庙》一诗中不由得感叹:“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股英雄气甚至镇住了盗墓贼。据《酉阳杂俎》记载:

  近有盗发蜀先主墓,见两人张灯对棋,侍卫十余。盗惊惧拜谢。一人顾曰:“尔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兼乞以玉腰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气。视其穴,已如旧矣。

  这个故事显然有点荒诞不经,但刘备墓被盗,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国东吴大帝孙权的哥哥孙策之墓曾遭盗掘。孙策年轻时,好生了得,人称“小霸王”。其死后葬于苏州城附近。据宋人著《孙王墓记》载,盗墓贼曾挖开孙策墓,得到了很多的金玉奇器,如银盂杯、金搔头等。后盗墓贼被抓获,这些宝物全部被一个叫朱励的人据为己有。不久,孙策的墓地被废,变成了官窑。

  诸葛亮之兄,东吴大臣诸葛瑾墓也在明朝时被盗。这一事实见于《三冈识略》一书。书中写道:吴郡的东关外有封土堆,当地人都传其为皇坟。明朝时有一猎户到关外打猎,见到土堆旁有一个孔穴。于是当夜便潜了进去。进去后,他发现里面有石床石几,上面堆满了金银器物。最奇的是里面有一宝炉,形状古朴,色彩鲜艳。这只宝炉后来几经转手,被当地一富豪购得。富豪将其置于案上,只见炉内香烟自发,结成五色云,更奇的是,在云中还能隐隐约约看到一只白鹤在其间飞翔。墓中有一短碑,其上刻的文字表明墓的主人是诸葛瑾。后来吴郡的官府抓获猎户,将宝物全部没收。但那只宝炉却散失于民间,下落不明。

  东晋大臣桓温之墓,在南朝时被掘。据《南史·周山图传》记载:“山图迁淮南太守。时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客窃取小遗山图,山图不受,簿以为官。”其后,桓温之女的墓葬也被盗发,盗墓贼“得金中箱织金篾为严器,又有金蚕银玺等物甚多”。

  南北朝时陈朝的开国皇帝陈武帝陈霸先之墓曾被盗掘。

  陈霸先,吴兴郡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人,他家世寒贱,不列在士族。早年当里司、油库吏、传令吏等微职。后来得小军职,因镇压一起小股农民起义,官位渐显。梁朝末年,朝内大乱,陈霸先与梁朝另一大将王僧辩在消除内乱、拥立梁元帝方面立下了大功。梁元帝死后,两人又拥元帝之子萧方智为主。此时,强大的北齐国派兵护送梁武帝萧道成之侄萧渊明回国,要与萧方智争当梁国国君。陈霸先坚持维护原主,而王僧辩则畏惧北齐的强大,要迎萧渊明为主。两人为此争执不下。于是,在再三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陈霸先突然发兵,袭击王僧辩,并将其杀死。557年,陈霸先又灭掉梁朝,自立为王,建立陈朝,自称陈武帝。

  陈霸先即位未及三年,便病逝宫中,被葬于建康万安陵。王僧辩之子王颁得知陈霸先的死讯后,召集其父的旧部千余人,连夜赶到万安陵,掘墓剖棺,焚尸成灰,并且取骨灰投水而饮之,以报杀父之仇。

  陈霸先的万安陵遗址,位于今天的南京市郊江宁县上坊乡石马冲。陵的原貌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陵前的一对石兽经历风雨沧桑,昂然屹立。

  王公贵族为首的盗墓集团军(1)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纷争不断,盗墓之风再度掀起狂潮,且盗墓者多以“集团军”的形式出现,而为首的多为王公贵族。

  西晋十六国时的前赵国国君刘曜,本是汉王刘渊的同族,后来在一系列战斗中,势力日渐强大,319年,他建都长安,建立赵国。称帝后,他大兴土木,发600万民工为其父及其妻修建陵墓,《魏书》、《晋书》记载其“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基,周回二里,发掘古冢以千百数”,结果是“气塞大地,暴骇原野,器声盈衢”。由于其大量地挖掘古坟,并将尸骸遗弃荒野,造成了太原一带瘟疫流行,老百姓死者无数。这一暴行,自然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恨,仅仅过了十年,刘曜即在一次战斗中被后赵国国君石勒俘获,并被杀死。

  石勒杀死刘曜后不久,便得病而死。他的侄子石虎乘机杀死了石勒的儿子,自己做了皇帝。这个石虎前文已有提及,此人性同野兽,十分残暴,他即位后,大造宫室,昼夜荒淫,穷奢极侈,人民的脂膏被其搜刮得干干净净,老百姓被饿死的就达到十之六七。除此之外,他又是一个盗墓狂。《晋书·石季龙载记》中说其“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这一点也不夸张。

  此外,十六国时的前秦君主姚苌、后燕君主慕容垂等,都是盗墓能手,每到一处,即“毁发丘墓”,掠取宝物。经过这些人的大肆盗掘,前代陵墓大多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更令人发指的还有一个人——始兴王陈叔陵。此人是后陈皇帝陈宣帝的儿子。表面上看来,他文质彬彬,入朝时在车马中总是执卷读书,还高声朗诵,一副书生模样,但背地里却十分残暴荒淫。他不仅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而且好色成性,“微有色貌者,并即逼纳”。又私下里将其随从的妻子、女儿招来,与之奸合。不仅如此,这个淫荡之徒还有个嗜好,专好在坟墓中游荡,并将死者的尸骨当做收藏品来欣赏把玩。《南史·陈宗室诸王传》记载“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石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府库”。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陈叔陵为了安葬其母,竟然派人“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真是荒唐透顶!

  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也曾当过“盗墓贼”。两汉时期,蔡邕的书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他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176年,他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公羊春秋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46块,立在太学讲堂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熹平五经。熹平五经成为两汉时期书法的典范。对于蔡邕的成就,钟繇十分仰慕。一次,他到朋友韦诞家做客,发现其家藏有蔡邕的遗墨,欣喜若狂,不惜千金要买,但韦诞视其为心之最爱,决不相让。钟繇求之不得,耿耿于怀。后来,他得知韦诞死后将遗墨带进了坟墓,不禁起了歹心。他重金收买盗墓贼于黑夜偷偷挖掘了韦诞墓,将蔡邕遗墨盗出,自此据为己有。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极度动荡,还出现了地方官自盗本地名人坟墓的怪事。

  晋时,刺史温放之盗掘属地王士燮墓,并得到了报应。《异苑》一书记载:“苍梧王士燮,汉末死于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屡经变乱,不复发掘,晋兴宁中,太原温放之为刺史,躬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

  南朝时宋国的下邳太守王玄象也干起了这种勾当。据《南史·王玄谟》载:“玄谟从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发冢,地无完椁。人间垣内有小冢,坟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见一女子立冢上,近视则亡。或以告,玄象便命发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百数。剖棺见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质若生,卧而言曰:‘我东满王家女,应生,资财相奉,幸勿见害。’女臂有玉钏,破冢者斩臂取之,于是女复死。玄谟时为徐州刺史,以事上闻,玄象坐负郡。”小小的下邳已被这位太守挖得地无完椁。连一个小冢也不放过。又只因女臂上有玉钏,便命斩臂以取,全然不给死尸一个“生还之机”,真是太过分了!

  这一时期,关于盗墓,也留下了种种神秘的传说。

  《茸乡赘笔》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吴县华亭南桥北二里有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一个庄稼汉名刘叟,此人务农为业。一天早晨,他下田干活去,在路上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子。这刘叟十分惊奇,也忘记了干活,一直往前,去追红衣女子。当追到一块丘垄地时,红衣女子忽然消失了。刘叟本来就是个不务正业、好管闲事的人,遇到了这样的怪事,自然不会轻易罢休。他想:为什么到这儿就消失了呢?肯定这块地底下有东西。于是,他取下扛在肩上的镢头,挖了起来。大约挖了半个时辰,他发现土中出现了巨墩。这一发现令他十分惊喜,挖起来也更有力气了。终于,经过一番努力,他发现地下有一个土屋。他大胆地走了进去。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坟墓!刘叟当下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感到,也许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往前深入。但是很快,他就感到失望了:坟内除了一块石板,石板上卧着一具骷髅外,就剩下几个破石凳子和一个小石碑了。石碑上的字刘叟认得,他数了一下,共有十一个,写着“陆公逊第三女王夫人之墓”。“什么鸟夫人!”刘叟由于没有得到想象中的金银财宝,骂了一句,准备离身而去。就在他向坟墓看最后一眼时,他突然发现石几下面有个东西。他急忙走上前,拂去浮土,原来这是一个瓦盆,颜色十分鲜艳,像是玉做的。刘叟十分高兴,抱着瓦盆就往外走,这时,他又仿佛看到了那个穿红衣裳的女子,用手指着他说:“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能拿走!”突然之间,他感到天旋地转,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倒于地上……

  刘叟家人久等其不归,于是派人到处去找。一个月后,才在墓地发现了他的死尸。而那个瓦盆后来被一个好事之人拿回家去了,据说,这个瓦盆并没有其他奇异之处,只是倒满水后,一年四季怎么用也用不完。

  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陆逊是孙策的女婿,善用兵,官至丞相,其确实是吴县华亭人,但是他只有两个儿子,并没有女儿,更别说有什么“第三女”了。所以,这个故事纯属杜撰。也许,是借真人之名,编造故事,宣扬神秘的因果报应,以告诫后人吧。

  第六章众说纷纭话隋陵

  .陵定扶凤塬(1)

  历史的大河奔流向前。

  当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星月沉入远山,盗墓者不愿见到的黎明,已托举出大隋王朝的天日。

  如东方田鼠一样昼伏夜出的盗墓者们,在大隋的白昼里,静静地或是藏身于密林高冈,或是匿躯于野壑沟坎,半睁双眼看时局变迁的潮起潮落,波息波生。

  这是604年春,统一全国,恢复并发展生产,使得经济空前繁荣的高祖杨坚,按捺不住一腔的喜悦与激动,频率极高地屡召他亲手立的皇太子杨广前来,开导、训诫。看着皇儿仪表俊美的容貌,以及机敏聪慧地应对自己的谈吐,每每龙颜绽悦,抚须夸赞。仿佛眼前的皇儿在自己百年之后,定会是一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贤君。

  其实,用心良苦的杨坚哪里知道,天生逆天虐民、荒淫昏暴的皇儿杨广,早已把聪慧敏捷用在了对付他杨坚身上。当初,杨坚秘密考察审视各个王子,不惜安排深谙相术之人来定夺皇位继承人的时候,杨广便已背地里收买相术之人,把“晋王眉毛上端一对骨头高高突起,富贵之极,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信息,传给了杨坚。

  加上平素里杨广表面上摆出一副爱学习,善于写文章,性格深沉隐晦,严肃庄重的样子,故意引得朝野关注的目光,使得高祖杨坚心意已偏。而且,也该事遇奇巧,杨坚在那位相术学家说出那些话不久,“突袭”杨广的府宅察看,眼前的一切让他叹一声舒心的长气:杨广的几个书房休息室,乐器的丝弦大多都断绝了,尘灰粘得满满的,似已多时不用而彻底弃置了。这一下,他便误以为皇儿不喜好歌舞伎乐,定能成大器。他甚至再次想起了那次皇儿随他狩猎遇雨,士兵湿衣而皇儿也不愿穿左右递上的桐油雨衣,那一幕使作为皇上的他足足感动了许久。这日的巡视,再次坚定了他对皇儿杨广的信心。

  杨广是为了皇位而屡显出他狡诈的一面的。在种种手段尽使,博得父皇信任以后,他真正的品行便露出了原形。本来要名正言顺继位的兄长——太子杨勇,被他用狡黠打垮了。

  高祖杨坚终于将信任的砝码,全压在了新立的皇太子杨广身上。

  时间一晃便是三个多月。夏天到来的时候,高祖去山上的仁寿宫避暑,他照例令杨广留守皇宫,代行处理国政。

  这一日,杨坚突感身体不适,唤来随行太医,诊为顾国惜民,心力俱亏,疴疾攻心,已回天乏术,登时进入弥留阶段。

  杨广被急召来见,高祖匆匆传位,溘然长逝。死前,遗嘱:国运刚开,薄葬俭行……

  604年八月,新登帝位的杨广,悲痛不已地护送着高祖杨坚的灵柩,并不铺张地回到了京城。

  先前为了争宠而贿赂过的相术学家郭来和被杨广召见,领命寻探皇陵而去。

  贯于行伪的相术学家郭来和,这一次不得不拿出看家本领,使出浑身解数,带着满贯的盘缠踏遍川原,四处跋涉找寻适于安葬皇帝灵寝的陵址。

  关中自古帝王都,五陵原上埋皇上。出隋都长安,北望秦都咸阳北面的五陵原,相术学家郭来和产生了无名的困惑,汉高祖的长陵、汉惠帝的安陵、景帝的阳陵、昭帝的平陵和武帝的茂陵,这五座大陵一字排开,把一代汉室江山浓缩于一体,真叫人叹服。再看东面,秦始皇陵更是铺排开一派巍巍大气。聪明的郭来和此时忽觉眼前一亮,西行,到古周原的高位,到西岐的所在地去,定会有所得。马不停蹄、边走边瞧,相术学家郭来和急匆匆向西而来。

  古周原,诞生过刀枪戈矛,也诞生了历朝历代的星相学家崇仰的易经和玄学。星相学宗师周文王所看中的属地,一定有十足的王气,统领天下的霸气。不两日,郭来和便到得西岐腹地。在岐山渭水边,郭来和倒地跪膝,长拜不起,他要使自己的平生所学,沾足宗师周文王的灵气,好借来神力。

  然而,在周原的土地和山间,连续奔波整整五天,却仍无一丝扣解开。郭来和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大山苍莽,河流如练,尤其夜晚的一天星瀚,野风哀嚎,他备感孤寂。人在天涯,生死关乎一念之间,他绝望地倒地,似睡非睡地背依一土坎埂垄之上,闭目思索,真想一走了之,逃至一山中所在,不回去复命也罢,可一霎那,他又想起功成后的大把金钱,还有令人仰目的官位,信心不知又从何而生,接着,复又陷入胡乱思索之中。不知过了多少时辰,郭来和进入梦境之中。悠忽间,一位白眉白首的长者向他招手,他随长者身后,来到一处风水绝佳的宝地,长者言说是太公姜尚修习之所。郭来和一惊,似有暖暖的火从长者手中飘来,一睁眼,原来天早已大亮,太阳已升起一竹竿半高了,刚刚分明是在梦里。他揉了揉干涩的眼,使劲想梦中的那处地方,试图勾勒出它的轮廓。

  末了,重鼓勇气的郭来和,收拾一下行装,踏上了寻找梦境之途。当他疲惫不堪地来到扶风东南方向的时候,豁然开朗,眼前出现了与梦境酷似的地方。地势成龙脉列脊,高低得当,起伏自然,水似一面大镜……迫不及待的郭来和,赶忙匍匐于地,泪从被风吹日晒得枯干的脸颊上滚滚而下,他庆幸天不灭己,他感激梦中神人相助,口中念念有词,颂赞神明。

  之后,他做好记号,快速驰奔长安,向尚沉在哀痛中的炀帝杨广复命。

  杨坚的“薄葬”遗嘱(1)

  一代励精图治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的灵柩,实现了最后的归葬。陵名:泰陵。高五丈,周数百步。

  泰陵一如秦汉封土为陵(坟)的建制,然而,也许是隋文帝遗有前嘱,这座开国君王的陵墓,远远不如秦汉皇陵的规模。而据西汉墓葬制度规定,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每年从全国税收中抽取三分之一营造皇帝陵墓,即寿陵。帝王陵园占地七顷,陵穴占地一顷,陵高十二丈,深十三丈,墓室高一丈七尺。有四个墓道,都能通过六匹马驾的车子。四门埋设暗剑、伏弩机关以防盗墓。死者身穿金缕玉衣、口含玉蝉……

  那么,隋文帝的陵墓中是否也如汉时墓葬制度规定的,皇帝陵墓必有大批金银珠宝、稀奇古玩呢?笔者经过遍阅籍典以及遍访泰陵周围民间乡里,发现籍典没有记载有关泰陵随葬的例证,而现扶风乡里百姓俱传说泰陵无宝可盗,言说历代军阀、土匪,均至此徘徊,未有收获。尤其民国时军阀樊老二、张白英等盗掘法门寺地宫珍宝未成,转而来到泰陵掘洞以盗,在终无所得之后,只好悻悻离去。

  杨坚的“薄葬”遗嘱,给了多少盗掘辈以失望和徒劳的嗟叹。

  而当岁月的年轮刻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项举世瞩目的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了隋文帝杨坚力倡“薄葬”的伟大开创。这便是位于陕西关中的周至县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的开启。

  1998年10月17日中午,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法王塔地宫开启全过程,使好奇自负的现代人对隋朝的帝王陵寝、寺塔庙宇的建构供奉,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法王塔位于白居易当县尉写《长恨歌》的地方,因为古长安(今西安)发展到当代闹水荒,几百万人的城市,那么多的生命,没有水,很难说不会成为锁阳城、楼兰城、高昌城之类的结局,所以,要引水到西安去。

  法王塔边上恰有一河大水,名曰黑河,这黑河原是没什么名气的,即便明末创13家72营的义军首领闯王高迎祥被反军追杀,血流于此、身死于此,也仍无多大声名。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黑河的名气大了起来,引黑河水济西安缺水之急酝酿、讨论、证明、计算了10多年,终于有了真进展。

  炸山筑坝、蓄水成库,黑河正好便处于水库的水里了。

  搬迁,成了燃眉之事。

  但,作为文物古迹,搬迁或是重建,无疑意味着原有的文物价值的损失。于是乎,不同的观点四处蔓延。政府要拆迁法王塔,文物、文化界意想能保则保。甚至为了保住塔,使文物的原本价值得以留住,一些人也在报刊上著文呼吁保护文物为第一要义。

  但,炸山开炮的隆隆声响,还是震落了法王塔顶部的隋砖。

  搬迁已无法阻挡。

  1998年10月,法王塔开始了它的搬迁岁月。

  这是一座舍利塔,为隋仁寿元年隋文帝杨坚诏令建造的。时文帝令全国31州建塔供奉舍利,周至法王塔正是其中之一。

  10月17日,有《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原文为——

  本报西安专电今天中午,电视直播引起无数人关注,陕西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终于撩开了神秘面纱,幽闭千余年的石函、石碑伴随着诸多神秘面世。

  仙游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的周至县,法王塔地宫的发现实为偶然。当时在法王塔拆迁中清理塔基,并未发现有地宫,但继续往下清理才发现迹象。循迹下挖,终于发现塔基下1.65米处的地宫门洞。

  今天中午12时许,记者看到塔基地面中心已经挖出一个3米见方的坑,深约1.5米,地下宫殿石室的顶部已完全露出。地宫顶部周围露出排列神秘的五块卵石,无人知晓它们代表着什么。1米多宽、2米多高、1.5米长的通道上原来堵满的卵石已被搬出,卵石中夹杂着古代的残石构件和地下宫殿石门的残件。

  迎着幽闭千古一经开起(应为启,作者注)漫于四周的神秘气氛,记者小心翼翼地向前移挪,接近宫门,恍然感觉有古人当面而来,那是高0.7米,宽0.4米的宫门两旁的线刻人物画像,线条流畅,雕刻精美传神。凑近地下宫殿往里看,宫中放有石函一具,约60厘米见方,高40厘米,外部雕有精美花纹,盖上放着一只造型优美的陶熏炉。石函左侧放着一块约50厘米见方、厚约10厘米的青石碑,碑两面刻有铭文,一面是隋《舍利塔下铭》,约100多字,另一面为唐《仙游寺舍利塔下铭》,约200多字。据文物专家介绍,按记载分析,法王塔和法王塔地宫大约在隋仁寿元年(601年)建造,距今已1300多年。

  中午时分,考古工作者正小心翼翼地将石函、石碑等出土,函内所藏,有待专家进一步探究。

  至本报截稿时止,地宫的发掘和清理仍在进行中。

  毕竟,黑河水已改道东流去西安了,法王塔简朴地搬迁了。隋文帝给后人留下了葬奉简朴的榜样,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可以奠定考古地位的机会!

  尽管后来,即法王塔地宫发掘完三个多月里,一些人仍对此喋喋不休,各种观点偏据一词,有的说是塔下地宫的真正珍宝如金银器皿,被盗墓贼盗过了;有的说地宫曾被人打开过,不过决非盗墓贼的个体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对地宫珍宝“收拾保存”,对装舍利的器物神秘地进行了“调包”;还有的说,石函应内套铜函,出土的却是铜棺,玻璃瓶应内套金瓶,出土时却不见踪影,瓶内应只有1枚舍利,却意外地发现了10枚……疑团满天,不一而足。

  而我们认为,正如佛语有云:一切的因便有自身的果。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种因的隋文帝杨坚知晓。因为他信佛而下令全国31州建塔供奉舍利是真,也因为他提倡俭葬习俗是真,才有今日的没有让千万人看到大批珍宝自塔下滚滚而来的壮观场面。其实,敬佛崇佛、奉佛事佛的高境界是捧一颗真心就是了,捧金捧银地大肆铺张,不是正处于广积国财、励精图治阶段的隋文帝杨坚的作为。盗墓贼没有机会,“可以息心矣”!发掘者没有一举成名惊天下的造化,也可以去了虚张声势、劳神费力之心。

  .杨广之墓被盗后的疑案(1)

  生性骄奢淫逸的隋炀帝杨广,在草草地“薄葬”了自己的父皇——隋文帝杨坚之后,登上大隋天子的宝座,登基还没有几日,便着手进行迁都洛阳的浩繁工程。

  天生花柳性格,唯抱“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莫蹉跎”思想的隋炀帝杨广,大概没有想什么自己的身后之事,没有任何要为自己修筑一处豪华皇陵阴宅以供升天之后享用的动机。大隋的史书上,毫无一星半点儿记录。也许,聪明的他已参透人生生死来去无牵挂的道理了。尽管自隋伊始,也就是说,从他父亲杨坚开始,就恢复了秦汉的封土为坟的陵寝制度,而他隋炀帝所做的,恰恰是对这一制度的反叛。继位之初,他没有为自己择陵封土,圈地建陵,而是大胆地实施只顾眼前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举措。

  604年十一月,隋炀帝亲自驾临洛阳,对洛河、伊河、瀍水三河流域进行全面考察,并开始征调数十万成年男子挖掘沟通上洛的“护城河”,用以设置关卡加强对未来都城的防卫。“护城河”实为一道长无边际的壕沟,从龙门始,向东连接长平、汲郡,抵达临清关,渡过黄河以后,再延至浚仪、襄城,最后通向上洛。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名正言顺,隋炀帝特意下诏以说明自己这一不同寻常举措的理由。诏令说:

  天道演变化成,阴阳因而有消有长;治国有因袭旧制与创立新法的不同,人民因而顺从和谐。假若上天的旨意一成不变,推演变化怎么能形成一年四季?人世间各种事情如果丝毫不变,处理政务怎么能管好千家万户?《周易》不是说过吗:“事情不断变化,使人民不懈怠”;“变化就能通畅,通畅就能持久”。“有道德就能长久,有功业就能壮大”。朕又听说过,安置得舒适然后能迁移,人民生活因此而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姬氏建立了周朝的两个国都,是依循了新王的旨意,殷人五次迁都,完成了汤王开创的事业。如果不依靠人力,顺遂天意,使功业显现在变革中,那么,爱民治国的人能不说话吗?

  洛阳是自古以来的都城,王城周围千里之内,是天地汇合的中心,阴阳调和。控制着洛河、伊河、瀍水三河流域,凭借四面险要而坚固无比,水陆路通畅,四方贡赋同样能送到。所以汉祖说:“我走过天下很多地方,唯独看中了洛阳。”自古帝王,何曾不留意此地,所以不在这里建都大概是有缘由的。或者认为九州尚未统一,或者因为府库困乏,建造洛京的规划因而无暇顾及。我隋朝立国之始,就想创建这怀、洛二邑,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事情拖到了今天,朕念念不忘这件事,提起来就感叹气结!

  ……

  多么多么充足的理由和宏大的构想啊!由此,历史注定了要在杨广手里跟大隋开个悲剧式的大玩笑,加速自己的覆灭。宛若昙花,一现便衰。而炀帝却始终不渝地认为只有迁都可以带给国运万代昌盛,他不顾一切地把自己推向已经点燃的欲火之坑。

  605年3月,阳春柳翠的时候,杨广命令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强行迁徙豫州城下的百姓来洛阳,扩充都城。

  在宇文恺手下服役的营建洛宫的民工,每月多达200万人。

  为了迎合杨广的贪欲花柳之心,宇文恺运用自己熟练驾驭军队的手段,开始了极尽豪侈的营建施工。他亲自指挥皇宫修筑工程,在规模上力求宏伟大气,富丽无比。在京都西部,建造西苑,周二百余里,苑内造海,海中造山,山上建殿阁台观。海北修渠为水之源,沿渠建宫院16座,院内多养美女。西苑内,殿堂穷极华丽,奇树仙花,四季不凋。而秋冬之季,湖海水面则缀满用彩绫鲜缎剪成的荷花和菱角。仅显仁宫,就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石异材无以数计。加上嘉木异卉、奇兽珍禽源源不断地通过专道运输线供送,不长时间,名宫园苑,便已塞满。

  与此同时,得力大将监督的浚通南北水路工程,也在日夜不歇地修挖。通济渠被打开了,从西苑引谷水、洛水通向黄河,从板渚引黄河水通向淮河,直至江都,一路水天,畅顺无碍。水路浚通之后,大将军们又揣测皇帝的心思,以竞赛施工的速度,沿着水路,在西岸选址建造离宫40余所,全国各地能工巧匠和无数抓来做苦力的百姓的血汗,顺着浩荡水路,付诸东流。

  为了给下江南游玩做更充分的准备,炀帝一方面派得力心腹在江都建造大规模的华丽行宫,又一方面第二次派出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采伐名贵树木,建造龙舟、风榻、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类大船数万艘。

  全民都被动员起来了。

  605年8月,虽然规模浩大的东京尚未建成,炀帝就已迫不及待地乘上了驾临江都的龙舟。左武卫大将军郭衍、右武卫大将军李景,被炀帝钦点任命为前后军统领。随行的文武官员,五品以上的供给楼船,九品以上的供给黄篾大船。这些楼船,与炀帝的龙舟队伍相接,共处于前后军船队之间,船只首尾相连,迤逦二百余里,一眼望不到头地铺展在水面上,一路瑟箫笙笛,轻歌环绕着向江南而来。

  摇船的壮丁多达10万人。坐在高达四层的高大龙舟上,美女如云般前后左右相拥,炀帝心中漾起一股极乐的美妙感觉。水中龙舟船队载着10多万人的庞大人马,一望无际,岸上彩旗遮天蔽日,仿佛辉煌绚丽的皇宫在向前移动。而沿江两岸拉纤的纤夫们,虽人人身穿彩衣,但满脸的汗水晶莹透亮,和着纤绳勒进脊背而“锯”出的鲜血,一同滚落脚下……

  这是隋炀帝首次下江南的情景。

  606年春,当东京在大肆铺张中建成的时候,已经搂着江南佳丽脖子度过暖冬的隋炀帝,决定起驾北归,亲自享用这刚竣工的北国京都的皇宫的荣华。

  浩大的船队因江河水汛期未到,而不得不滞留江南。炀帝不得不乘车回京。为了短时间内修整装饰仪仗队伍,太府少卿向稠、太府函云定兴大力督办,下书督促各地州县交送羽毛。百姓们为应付上命,四出野外,昼夜在水陆各处遍布网罗,捕捉鸟兽,凡是羽毛、皮毛能做装饰之用的鸟兽,无一幸存,全遭屠戮。这一活动虽然持续了仅三个月,但这不到百天的空前捕杀掠劫,使与人类已和谐相处,组成链条格局的可怜动物们的鲜血成了为炀帝仪仗出发前的祭旗之物。

  三月初,炀帝的车队从江都出发,北上京都。途中,炀帝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侈奢华贵,生出一番怀旧的感慨来。这一日,梦中突遇自己的父亲杨坚,面对穿着简朴一脸愠怒的父亲,做儿子的不由得低下了自己的头颅。等他抬起头,见父亲已化做一股青烟射入一座土丘,他高喊“父亲……”没有回应,惊醒方发现是南柯一梦。

  长途跋涉,千车万马,浩浩荡荡地回到东京,深居皇宫的炀帝,复又想起路上的那个梦境,终日挥之不去。他开始考虑为父辈安魂。于是下诏:

  表彰古代贤人,保存对他们的祭祀,是要借此优待礼遇贤能的人,使他们遗留及于后世的爱得以传扬。朕永远借鉴前贤,尊崇怀念德高望重的人,何尝不面对九州大地感叹,归心于千百年来的圣哲,那些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凡是能树立名声、建立贤德、佐治世务、匡救时弊、广利他人、创建殊勋、有益于人民的人,都应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按时祭祀。他们的陵墓所在地,不许扰犯践踏。有关官员应据此商酌订出具体条规,就符合朕的心意了。

  这封诏书透露出对古来前贤的尊敬,其中自然满含着炀帝对生身父亲文帝的一片怀念之情。这是他继位以来面对宗祠的首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

  没过多少时日,炀帝再次下诏:

  前代的帝王,依凭时机创立帝业,统治人民,建立国家,南面执政,备受礼尊。然而经历历史世运的变迁,年代长久,前代帝王的坟墓已残破毁坏,成了樵夫、牧童前去打柴放牧的地方。墓地荒芜,坟头标记也分辨不清了。提起这种沉沦破灭的情景,朕内心无比凄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

  这段诏书,是他继位以来对宗祠陵墓的再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尽管不乏凄怆之情,也随口讲说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当然包括他父亲),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但是,这比起秦汉时规定皇陵周围迁居人口,固定设置守护陵园的护卫来说,无论从规模和制度上来说,都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尽管此后仅有的几年当政期间,他偶尔也曾去扶风拜祭父亲皇陵和父皇始建的法门寺,又去长安父亲临朝时的宫殿凭吊并亲拨专款加以修缮,但是,一当他走进女人堆中,当他钻进女人的暖床,他一切都不管了,所有的事都抛到了脑后。

  天地终于出现不祥的预兆。先是彗星连续出现于奎宿位置,掠过文昌星,经大陵、五车、北河诸星,进入太微星,又掠过帝坐星,前前后后百余天;再是蜀郡捕获三足乌鸦,张掖捕获黑狐……

  疆土境域之内,盗贼蜂起,各路草莽英雄遍地揭竿举事的时候,他却仍视若不见地照样东游西玩,所到之处,不见百官,不闻奏事,只是与后宫妃妾在一起,沉迷酒色,依恋不舍。唯恐享乐时日不够,竟常常招迎一些黄婆老妇,朝夕在一起放肆地讲那些丑恶污秽的下流话。甚至,引来一些年轻人,让他们与宫中妇女大肆淫乱……

  618年,炀帝在江都行宫温室里抱着女人不肯松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等,终于忍无可忍,仗剑直入将其刺死。萧皇后命尚未逃离的宫人,撤掉床板,做成棺材来埋葬炀帝,人们都慌乱地跑开了,只有宇文化及最后一个离开温室。曾经受过炀帝深恩的右御卫将军陈稜,找人抬着炀帝的灵柩至吴公台下,草草地将炀帝埋葬。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炀帝被埋葬的第三天,就发现在他的并不起眼的陵墓一侧,出现了两个坛腰大的孔洞,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穿山甲凿的,入棺吃炀帝的脑子;有的说是盗墓贼所为,传言说炀帝平素左、右臂串戴了一整胳膊的和田玉镯,用于随时奖赏那些让他快意绝美的女人。这些女人,一旦得到炀帝赐给的玉镯,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手握玉镯,随便出入杭州皇宫,无人敢挡。因而,盗墓贼纯为想得财而掘盗洞,搜寻炀帝的随身美玉。而之后数百年的明末学者佚名则认为,炀帝带着满臂的玉镯入墓,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死后,至少有三个人有机会单独待在他身边,这三个人一为萧皇后,一为宇文化及,一为陈稜,均有独吞玉镯的可能。从622年即唐高祖武德五年,降唐而任封为江都总管的陈稜迁葬炀帝于雷塘的举动看,已身死四年的炀帝,玉镯显然未被陈稜所得。那么,究竟价值连城的玉镯是落入宇文化及之手了,还是被萧皇后所占,抑或是被盗墓贼所启获,便成了千年之谜。

  改葬于雷塘的炀帝,灵若尚在,断不会料到,他一生蔑视金钱,得过且过,只管及时行乐,不订丧葬规制,死之后,竟留下了一桩关于金钱的疑案。

  即便如此,后世人们还是兴趣不减地打探着雷塘的具体位置,试图以此来聊慰好奇之心。其实,雷塘,并不如古刹大庙、高楼殿阁般引人瞩目,它只是汉代吴王刘濞修筑的一处钓台,而且当时并不叫雷塘,而叫“雷陂”。吴王刘濞每钓均有大鱼巨鳌,便兴致所至,扩建园林。到了南朝,这里已成为一处较著名的风景区。唐朝初年,扬州都督李袭随开“雷陂”,修塘引水灌农田,这才改名为“雷塘”。宋以后,洪水肆虐,雷塘原址周围曾一度变成一片汪洋,雷塘原址也淹毁不存,仅隋炀帝孤坟堆土犹可看见。清代,浙江巡抚阮沅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重新对炀帝陵加以整修,筑成高六七尺,占地二亩多的土冢,他邀来当时的扬州知府尹秉缓,请这位当时江南有名的书法家题了一通石碑,上纂“隋炀帝陵”几个沉雄劲健的大字。这正如唐朝大诗人罗隐咏《炀帝陵》中的名句:“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

  如今,文帝与炀帝的皇陵,都已成一派空寂,所有与他们有过关联的人,都远旅而去。人们大都记不住文帝的作为,只传言所说炀帝是个“多情的种子”这几个字,很可能还要流传下去,供普通百姓笑谈,凭大权在握者鉴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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