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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智慧的火花—外国名作家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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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作家的名字总是和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在阅读和鉴赏这些作品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作品所散发出来的思想和艺术的光芒来认识、了解和评判作家本人。毫无疑问,以作品评判作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

  但是,我们在关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的同时,却往往由于种种原因忽视了作家的创作过程,特别是作品产生的种种机缘、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充分反映作家个性的种种偶然事件。对这些内容的疏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作品的透彻理解。

  本书将著名的作家那些蕴含艺术、表现个性风格的趣闻轶事汇集起来,为读者提供一个多侧面了解作家及作品的新天地。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智慧的火花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趣事

  资助

  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法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苏利·普品多姆。他获悉得奖消息后,在巴黎近郊的住处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当他知道自己所获得的奖金是他写了35年诗的总收入的4倍以上时,显得异常惊喜。同时他表示要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资助那些苦于出第一本诗集的青年作者。他的应诺一出,请求资助的信件纷至沓来,以至于使普吕多姆惊叹:“如果我全部答应的话,足可将我的奖金吞得一文不剩。”

  表示谦虚

  1921年,年近8旬的法国法郎士坚持出席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庆典在富丽堂皇的瑞典音乐学院的演奏厅举行。在献辞过程中,法朗士一直坐在自己的桌边“打盹”。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打盹”,他却解释说:“没有这回事,那时我没有打瞌睡,只是我听不懂瑞典语,但我知道他们在谈我——为了表示我的谦虚,我就把头垂了下来。”

  遗憾

  1956年诺贝尔尔文学奖由流亡波多黎各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获得,祝贺的电报传到波多黎各时,希梅内斯钟爱的妻子正患癌症躺在波多黎各的一家疗养院里。此时各国的记者都纷纷前来祝贺他,采访他获奖的消息。希梅内斯强忍住悲痛,只接见了几位来自美国、瑞典和酉班牙的记者。他说:“我恳求各位转达那些帮助我获奖的人们的最深切的谢意。我的一切成就都应当归功于我的妻子。对于获得这项殊荣我本应感到高兴和自豪。然而,由于她的沉疴不起,我无法体会这种心情。对此,我深深地感到遗憾。”

  猎物

  当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通知电报来到肖洛霍夫身边的时候,他正在郊外的森林里打猎。后来,在他亲赴斯德格尔摩领奖时,大批记者来采访他。他说瑞典文学院迟了二三十年才颁奖给他,实际上他是第一位真正该得此项奖的苏联作家。他还说:“当我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正好朝天放了两枪,除了掉下两只大雁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诺贝尔文学奖。”

  迟了18年

  1948年,犹太作家阿格农(1888—1970)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关于他作品的研究报告由当时瑞典文学院秘书霍尔斯陶穆撰写。霍尔斯陶穆认为:阿格农那些反映犹太人生活题材的小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产生心灵震撼的力量,但它缺乏足以获得此项殊荣的伟大艺术感召力,因此,建议可以不必考虑阿格农的获奖资格问题。这一搁就是漫长的18年,在这期间,阿格农原来用希伯莱语写下的作品被译成法文、英文,获得了西方读者的好评,阿格农被再次提名参加角逐,终于在1966年,瑞典文学院以“他深刻而具特色的叙事艺术,从犹太人民的生活中汲取主题”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从他首次提名算起,整整推迟了18年。

  荒谬

  1889年旧金山《检查人报》的编辑告诉一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名叫卢雅特·吉卜林的作者说,他的投稿“使任何知识平庸的旧金山人都觉得荒谬。”吉卜林拒绝修改他的文章,不久就离开了这座城市。1907年《检查人报》获悉,吉卜林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回电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一次接到代理人拍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大明星哈洛小姐要找一位最好的剧作家写一个电影剧本,是否麻烦奥尼尔先生回一电报,电报字数不超过20字,电报费由收电人支付。奥尼回电如下:“不不不不不下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奥尼尔”。

  名作家的写作习惯

  易卜生为了观察市民生活,年老的时候,还常常坐到咖啡店里,假装拿着报纸看新闻,暗地却偷偷注意各种顾客的相貌、动作,倾听他们的谈话。

  喜剧大师莫里哀在台上滑稽多智的演员,但离开舞台却不大言语;他的袖筒里经常藏着一个笔记本,到商店里常待在一旁一言不发,只留心偷听买东西的人们谈论的话题,将它们私下记录起来。因为这个癖好,朋友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静观人”。

  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写作时,喜欢在写字桌的一角摆上一面镜子,为的是便于随时从镜子中观察自己脸上的表情,像不像笔下人物的表情。

  福楼拜在创作名著 《包法利夫人》时,被自己塑造的人物所感动。当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时,他口里仿佛有了砒霜的气味,一连两次消化不良,两次真正消化不良,所吃的饭全吐出了嘴。

  大仲马自称写得最好的作品要算《三个火枪手》。有一次,一个朋友看见伏案写作的大仲马泪痕斑斑,大吃一惊,大仲马情不自禁地说:“啊,我的朋友!我刚把波尔朵斯杀了……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他!”原来,大仲马是为主人公波尔朵斯的死大动感情。

  法国作家雨果常常叫仆人把他的衣服偷去,这样他就不能够外出,只好呆在家里继续写作。

  英国作家司各特写作时常故意把邻居的一大群孩子请到书房里玩耍,并要求他们高声谈笑。他向迷惑不解的朋友解释说:“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吵吵闹闹的,要是我写作时一片寂静,那倒正是一种 ‘失真’哩。”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对小纸条怀着特殊感情,他的房间是一个小纸条的世界。窗帝上、衣架上、柜橱上、床头上、镜子上、墙壁上到处都贴着形形色色的小纸条。作家本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睡觉前,他默念着贴在床头的纸条,早晨醒来,他一边穿衣,一边读着墙壁上的纸条,刮脸时,他读贴在镜子上的纸条,房内踱步,他可以随便读贴在各种什物上的纸条。外出时,他可以伸手从口袋里掏出纸条。在他的一生中,究竟写下了多少纸条,恐怕连作家本人也无可奉告。

  法国18世纪的作家雷蒂夫(1734—1806)一生写了120部作品,大部分作品来源于他对女性的脚的鉴赏。他时常穿一件褴褛的短披风,带着大沿帽,整夜在大街上徘徊,寻觅小说素材,只要望见一只穿着合适的鞋的漂亮女性的脚,他就会堕入情网,并找到写作的灵感。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文学史家归划为色情作家。

  晚年,雷蒂夫又改变了他的写作习惯,他开始有计划地在花园的墙壁、阳台的石头栏杆、河岸边的护墙、特别是圣路易岛的护墙上镌刻他生活中重大事件发生的日期以及他对事件的感受。起初,他是用钥匙在石头上镌刻他的记事铭文,后来换上了特制的铁锥。每过1年,雷蒂夫都要去看看他那些作品,亲吻它们,如发现铭文已被风雨侵蚀,他便再刻一遍。

  巴尔扎克写作时总要大量饮食咖啡。他喝咖啡既不加牛奶,也不加糖,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将死于3万杯咖啡。”此话被他不幸言中,慢性咖啡中毒是他的死因之一。有学者估计,他一生中喝过至少5万杯咖啡。

  列夫·托尔斯泰只是在早晨写作,他认为在早晨才能使人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而在夜间会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在写作环境上则是随遇而安,纵使置身于炮火连天的战场,他也能专心写作。

  法国作家福楼拜则是白天休息,夜里通宵写作。他书房里那盏绿罩的灯彻夜通明,他的窗口也就成为塞纳河上船夫的航标。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干粮和水,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甚快。

  丹麦作家安徒生则喜欢在幽静的森林里构思他的童话,一进入森林王国,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就格外活跃。

  美国剧作家柯汉则喜欢在列车上创作,他包下一间普尔门特别列车上的客厅,在火车不停的行驶中奋笔疾书,直到他把要写的作品写完为止。通常,一个夜晚,他能写出140页原稿。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认为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是他的对头,所以他总要把斯特林堡的像放在他的写字台上,与他相对,才能写出好的剧本。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也总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法国作家拉辛习惯于边走边思索,有时在庭院里发疯似的来回走上几百遍,反复琢磨推敲。

  美国当代女诗人艾米·克兰皮特无论是在宁静的海滨或喧嚣的闹市,乃至于奔驰的列车上,她总喜欢久久盯着1页窗户玻璃,据她说,玻璃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反射效应,只要盯上一会儿,便会才思如涌。

  法国作家司汤达,为使文笔声调铿锵,每天早上都要读两三页民法。

  德国作家席勒的书桌抽屉里,总搁着一些烂苹果,当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时,就打开抽屉,吸上几口烂苹里气味,然后在弥漫着浓浓的烂苹果气味的房间里继续写作。他的名作《阴谋与爱情》、《华伦斯坦》三部曲等都是在散发着这种怪味的房间里写成的。

  法国作家大仲马认为,诗要写在黄纸上,小说要写在蓝纸上,散文要写在玫瑰色纸上,否则就无法下笔。

  美国作家吉卜林坚持用中国的墨汁写作,他说他最讨厌用蓝墨水。

  美国作家爱伦·坡总要把自己心爱的猫放在肩头,然后才开始创作。

  美国作家海明威、英国诗人沃尔夫、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都习惯于站着写作。海明威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资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与他们相反的是,马克·吐温和英国的史蒂文森则喜欢卧着写作。其它如美国政治家兼作家富兰克林、法国剧作家罗斯唐则情愿泡在浴缸里写作。有位当代美国作家有如下一段自白:“我在写作时先将浴缸注满热水,再往水中撒一些起泡澡粉,在浴缸沿上横搁一块松木饭,放上纸笔才开始写作小说。我在浴缸里一泡便是几个小时,热腾腾的洗澡水使我体重减轻,感到身轻如燕,飘然欲仙,当自己的体温上升到热水的温度时,我的文学思维挣脱了羁绊,自由自在地飞翔起来了。”

  名作家的笔名

  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真名叫亨利·贝尔,他一生用过109个笔名,最爱用的是“司汤达”这个笔名,为的是纪念作家本人在这个小城和一位美丽的德国姑娘的奇遇。他首次使用这个笔名的作品是1817年完成的旅行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名字下面还附加了一行补充说明“法国骑兵军官”。

  美国作家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1835—1910)的笔名是“马克·吐温”,这是密西西比河上的测水员常喊的号子,意思是“水深两 ”,在这个深度,船只就能安全通过。克列门斯起这样一个笔名,是因为他曾经经过17个月的见习后,有过一段正式领航员的经历,用“马克·吐温”发表作品,为的是表示对自己领航生涯的终身敬意。

  英国勃朗特三姐妹1845年合作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用的是一个十分男性化的笔名:贝尔三兄弟。这部诗集是三姐妹自费印刷的,共印了1000本,不过不幸的是,统共只卖出了两本。

  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原名平井太郎,因推崇美国著名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这位侦探小说鼻祖而使用了这个笔名。这个笔名的日语读音就是“爱德加·伦坡”。有趣的是,他用“江户川蓝峰”的笔名发表第一篇侦探小说《石块的秘密》后,文坛反应十分冷淡,而改用“江户川乱步”发表《两个铜板》和《一张入场券》却受到了读者的青睐。

  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犹太作家希莫尔·优赛福·查兹克斯的笔名“阿格农”源自于他的短篇小说《被遗弃的人》。在希伯莱语中,“被遗弃的人”的读音就是“阿格农”。早期的流浪生活使他常常以“被遗弃的人”自居,因此,他对这个词特别偏爱,后来干脆用这个词作了笔名。

  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原名奥罗尔·杜班,最初,她与巴黎青年儒勒·桑多合作写小说,发表时用“儒勒·桑多”的名字。1832年,奥罗尔独自完成了长篇小说《印典娜》一书,桑多由于没有参加与小说写作,发表时坚决不肯署名。奥罗尔只好保留“桑”这个姓,另取一个男性的名字“乔治”。从此,“乔治·桑一就成了她的固定笔名,也成了她反抗传统偏见和陋习的象征。

  莫里哀原名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宫廷裱糊师家庭。父亲很看重儿子的前程,为他买了法学硕士文凭,弄到律师的资格,又把世袭权利过继到儿子名下,一心想让他跻身上流社会。但是,他在21岁(1643)时,因酷爱戏剧的强烈心愿爆发,突然宣布要从事“戏子”这种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贱业”,与父亲的意志发生了冲突。当时,演员为了不辱没家门,每每改用草木器物或乡土名字为自己艺名,他为自己起了“莫里哀”的艺名,这在法语里有“长春藤”的含意,意即要终身从事戏剧职业,他也以“莫里哀”作为发表剧本的笔名。

  1971年10月21日下午一时半,在斯德哥尔摩办事处的办公室里,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与往年一样,向记者们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一名智利外交人员——名叫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在场的记者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何人。当他们终于知道这个马索阿尔托就是大名鼎鼎的聂鲁达时,才恍然大悟。

  聂鲁达不愿用真实的名字发表作品,是因为他当铁路工人的父亲不希望有个写诗的儿子。为了不让父亲在报上看到他的诗作,有一次他读到了扬·聂鲁达的一篇小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表示自己的敬意和平息父亲的愤怒他用上了巴勃罗·聂鲁达这个名字。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一生写了50部以上的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所用的都是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这个响亮的名字,有趣的是,这个不用笔名的作家,晚年却有一个中国笔名:竺震旦。

  1924年5月8日,泰戈尔64岁生日时他正在中国访问讲学,北京“讲学社”为他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由博学的梁启超为他取一个中国笔名。梁启超根据泰戈尔的全名中隐含的“太阳”和“雷”的意思引伸为“如日上升”和“如雷之震”,先取下了“震旦”两字,又依据中国古时称印度为“天竺”,定姓为“竺”。于是“竺震旦”这个笔名便问世了。

  泰戈尔听完解释高兴得笑逐颜开,欣然接受了祝寿会赠予的由名家篆刻的“竺震旦”的大印章,认可了这个中国化的笔名。

  名作家的创作

  安步当车

  诗人史蒂文森除了写诗,还在一家保险公司里工作。他每天早晨上班和黄昏上班都安步当车,即使刮大风下大雨都难得坐一次车。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一边走路一边作诗。他身子左摇右摆而步伐缓慢地行进时,显然正在构思诗句。

  作家吉尔回忆说,有一次他的亲人看见史蒂文森在她家门前走过,她看着他,只见这位诗人脚步越来越慢,后来还停了下来。他站在那里把身体摇了一两下,然后后退一步,犹豫一会儿,跟着便挺起胸膛大踏步前进。看他的样子,他似乎曾将一句诗再审读了一次,删掉了一个不满意的字,换上了一个更优美的,然后再续写了一句。

  写诗的诀窍

  一位诗歌爱好者向保加利亚著名诗人特奥多尔·特拉亚诺夫请教写诗的诀窍:“怎样才能写出好诗呢!”“1只雌鹫一次要生出3只蛋。它丢掉其中1只,只孵另外两只。待雏鸟出世后,雌鹫又只给其中一只哺食。以雌为师,则不愁写不出好诗!”诗人明确地回答道。

  灵感与懒汉

  有位青年很喜欢写诗,可他总写不出好诗。他埋怨灵感不登自己的大门。

  一天,他走在路上时,偶然遇到了马雅柯夫斯基,这时诗人正一边走路,一边构思一首新诗。青年赶上前去,同马雅柯夫斯基搭话:“先生,听说您非常富于灵感,而我为什么总得不到呢!”诗人停下脚步,打量着这位青年,幽默地回答说:“噢,也许灵感不喜欢与懒汉交朋友吧。”

  启发

  托尔斯泰对普希金的小说极为推崇,甚至认为比他的诗歌还要好。当他创作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时,想了几十种开头都不满意。一天,他那 10岁的儿子谢辽沙给托尔斯泰的姑妈朗诵普希金的小说时,他顺手拿起书,刚念完第一句:“客人们纷纷来到别墅……”就赞不绝口地说:“写作就应当是这个样子,普希金是我们的老师……要是换个别人,就会先把客人和房描绘一番,而普希金却开门见山。”于是他象得到天启似的,立即跑回去又修改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了丈人和他们家从前的一个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暖昧关系……。”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真正开头。那句人人熟知的议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是托尔斯泰在正式出版时才加上去的。

  最好的批评

  果戈理(1809—1852)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对自己作品的苛求,有时不免使一些好的作品惨遭厄运。有一次,果戈理给诗人茹科夫斯基朗诵他刚写好的剧本。朗诵是在午饭后开始的,茹科夫斯基有午睡的习惯,难以改变,他一边听着果戈理朗读剧本,一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而果戈理并不知道诗人有这个难以抗拒的习惯,还以为自己的剧本没有魁力,等他小睡一会儿后,果戈理说:“您瞧,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我请您批评我的作品,现在你的瞌睡就是对它最好的批评。”说完就把手稿扔进了火光闪闪的壁炉里。次日,一个朋友向他问起这个剧本的事,里戈理只是摆了摆手。

  从善如流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斯走上专业作家道路以后有个习惯,每写完一部作品,总要先让6个人过目:他妻子、双亲、两位代理人和出版商。他认为,他父母代表一般读者的阅读水平,如果他们看不懂某一情节,就说明作品不够通俗、需要改写。如果他妻子感到某个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是脱离实际的,他就会改写部分情节或对话。最后,再由大家投票表决,假如4票赞成,就算通过;假如3票反对3票同意,那么由他自己投决定该书命运的1票。

  巴尔扎克打官司

  巴尔扎克习惯于在自已作品的清样上大幅度增删修改。他绝不允许未经他本人多次修改并最后审定就擅自刊印他的作品,为此,1836年引发了一场官司。

  巴尔扎克和巴黎《两世界杂导》负责人布洛斯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于巴尔扎克去奥地利和波兰旅行。他不以按期完成已在《两世界杂志》连载的一部小说的最后几章,他答应过布洛斯并且预支了稿酬的另一部小说也还没有动笔。这时,在旅途见闻刺激下,他开始创作《幽谷百合》,并给布洛斯寄去了该小说的一部分稿子。事有凑巧,当时俄国一家《外国语杂志》要求巴黎方面提供法国最新的文学作品,布洛斯同这家杂志订有合同,同意它刊登作家们送给《两世界杂志》和《巴黎杂志》的作品,布洛斯觉得巴尔扎克没有按期完稿,又欠了他的钱,便把《幽谷百合》一部分稿样送交给了《外国语杂志》发表。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后,收到一份《外国语杂志》,见到有未经他同意和尚未修改的《幽谷百合》,愤怒到了极点。他觉得布洛斯是利用他的远行来欺负他,使他的名声受损,他象一头受伤的狮子,与布洛斯的交谊一刀两断,并向法院提出控告。

  布洛斯操纵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一些人,包括一些颇知名的作家,向他抛掷各种肮脏的石块:歪曲地宣扬他的私生活,嘲笑他窃取了一个贵族的头衔,泄露他少年时代写的或与别人合作写的低劣作品,挖苦他怎样拖欠债务,等等。

  但巴尔扎克没有屈服,他坚持要捍卫自己作品的纯洁性。毅然拒绝接受任何调停。最后法院裁决: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兴趣或能力去按期完成他所许诺的作品,可以不赔偿一个出版家或编辑人;巴尔扎克付还从布洛斯手里预支的稿酬。至此,巴尔扎克获得了胜利。

  但丁与铁匠

  意大利中世纪著名诗人但丁(1265—1321)对自己的作品非常珍视,不许别人有半点歪曲和篡改。

  有一天,但丁途经一家铁匠作坊门口,意外地听到里面的铁匠一边在打铁,一边唱着他的诗歌。但丁没有因为自己的诗歌被传唱而高兴,相反,他为铁匠任意缩短和加长自己的诗句而感到恼怒。他二话没说,径自走进那家作坊,随手拿起铁匠的锤子等工具,一件又一件地扔到了街上。铁匠气坏了。向他扑去,粗暴地质问说:“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但丁反问道:“你在干什么?”“我在干活,”铁匠说,“而你乱扔工具,使它们受到损坏。”

  但丁说:“我不毁坏你的东西,那你就不要毁坏我的东西?”

  铁匠茫然地问:“难道我破坏了你的什么吗?”

  但丁答道:“你唱我的诗歌,却不按我写的去唱,你把我的作品破坏了。”

  莫里哀的恼怒与信赖

  有一次,王宫剧场正在上演《伪君子》,莫里哀坐在戏台旁边的厢房里,注视着台上的演出。这时,有个朋友来拜访他,莫里哀一边和他寒暄,一边注意着台上演出的情形。忽然,莫里哀神经质地大叫大嚷地骂个不绝:“畜生!刽子手!”同时不停地用两只拳头擂自己的脑袋。原来是他听到台上有个演员念错了几句台词,引得莫里哀如此恼怒和痛心!

  莫里哀家中的女仆,在作家看来很有艺术鉴赏力,因而常常充当作家新作的第一读者,只要女仆不喜欢的地方,他就加以修改。有一次,莫里哀故意拿了一个别人写的剧本念给她听,她听了几句台词,就打断他说:“先生,这大概不是您写的剧本。”“维特热”的冷思考

  德国文豪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一出版就风靡整个欧洲。引起了一阵“维持势”:年轻人学习维特的打扮,以穿蓝上衣、黄背心、马裤和马靴为时髦,有人甚至模仿小说的主人公而自杀;自杀时也要穿“维特”装,把这本小说放在口袋里……以至莱比锡等地的政府作出规定,对出售这部小说的人课以罚款。

  当时,拿破仑对这部小说也爱不释手,据说他读过7遍。歌德说拿破仑对这部小说“象刑事法官研究证据那样仔细研究过”。

  尽管有如此巨大的反响,歌德并没有沾沾自喜而得意忘形。他鉴于自己的书使有的读者自杀,深感这种社会效果不好,再版时,他特意在卷首加了醒目的题诗,借主人公之口告诫读者:“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公猫和母猫

  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善于收集创作素材。在彼得堡时,他结交了当时俄罗斯的著名演员史迁普金,和他过从甚密。每次史迁普金从莫斯科来,都要拜访果戈理,并且一定要在他家里住上几天。果戈理创作的很多素材都是他提供的。《旧式的地主》里有个情节,说的是主人公鲁里赫利亚·伊万诺夫娜如何把野猫的出现当成自己死期临近的预兆。这是史迁普金的祖母经历过的事,是史迁普金告诉果戈理的。有次史迁普金碰到果戈理,就这篇作品开玩笑道:“母猫可是我的呀!”“然而公猫是我的!”果戈理毫不示弱地玩笑着回答说。

  准确的判断

  1839年秋天,果戈理和他的一个朋友的一家人,一同从莫斯科出发到彼得堡去。当他们到托尔若克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记起了此地有名的肉饼。他们径直走进一家饭馆,指名要吃这种肉饼。半个小时后,肉饼做好后,外形和香味使人馋涎欲滴。于是便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忽然有人觉是有什么东西缠舌,从嘴里掏出几根淡黄色的头发丝。这情形真是滑稽可笑。大家各自检查自己盘中的肉饼,发现每块肉饼中都可以找出头发来。面对这个尬尴的场面,果戈理平静地说:“这个厨师大概喝醉了,没有睡足觉就被老板叫醒,于是他做肉饼时气得直揪头发;也许他并没有喝醉,是个极规矩的人,可是不久前害了一场热病,所以脱头发了,做肉饼时不停地晃动脑袋,头发便掉到肉饼里了。”朋友们将信将疑,打发人叫堂官来说明原因,堂官讲的情况同果戈理所说的一模一样,甚至很多用词也都相同。不由得对果戈理的观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机智人生

  正确的诊断

  英国作家萨克雷 (1811—1863)出生在印度的加尔各达,5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家人只好把他送回英国,寄养在姑母家中。东方的水土使这个英国孩子长成了一副古怪的模样,就象豇豆藤上结出了一个大南瓜:细长的身体、硕大的头颅。他的姑妈把丈夫的帽子放在小家伙的头上,不大不小正合适!姑妈吓了一跳,把他带到医生那里去检查。“不要紧”,医生让她放心。“这孩子长了个大脑袋,不过,那里面并不是空空荡荡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普希金还在皇村学校念书的时候,写诗已小有名气,1814年,当时俄罗斯颇有影响的诗人茹科夫斯基特地来到学校结识这位天才少年。之后,茹科夫斯基常来看望普希金,并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普希金听,凡是普希金不能立即记住的,他便毁掉或者删改。

  1820年,普希金的第一首长篇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出版了,一直关注着普希金发展的茹科夫斯基欣喜万分,特赠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上面题着:“赠给胜利了的学生。——失败的老师赠。”

  谨慎的奖赏

  1817年的一天,巴黎法兰西学院会议厅里,本年度诗歌比赛文艺奖金的评比工作正在进行。几十位老院士围绕着一篇题为《学习之益》的来稿争论不休。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这道诗的水平如何,而在于他们不肯相信这首诗的作者的年龄。因此,尽管评选委员们一致称赞这篇作品,学院却怕遭受蒙骗,未敢授予作者奖金,只是小心地对作者给了表扬勉励。这位颇为不幸的作者正是年仅15岁的维克多·雨果。

  名誉答案

  普希金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的数学学得一点也不好,当他还是一名小学生时,他发现老师给同学们讲解的四则运算例题最终的结果总是零。所以,从那以后,无论他解答哪一道数学试题,他甚至连试题看都不看一眼,就在等号后面写上“0”。他的数学老师对这个毫无希望的孩子没有丝毫的办法。“去写你的诗吧,”老师对小普希金说,“对你来说,数学就只意味着是个零。”

  当普希金成名以后,一次他坐着四轮马车去奎夫城。在路上四轮马车翻了。普希金跳出来走进了路旁的一家小旅店。当旅店老板知道了这就是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本人时,兴奋异常。便赶忙跑到地窖里,取出了一瓶最好的酒,跑回来款待这位受人尊敬的客人。老板娘取出了一本很大的旅客登记薄,要求普希金在上面签名。当普希金在登记薄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后,看到老板的一位小儿子正尊敬地用双手捧着一本练习本站在他的面前,这位小男孩也希望诗人给他签名。但是因为在练习本的那页上有一道四则运算试题,普希金以为小男孩是要求自己给他解答这道题目。于是,他像过去一样,用笔在算式的等号后面写上了“0”。并对小男孩说:“小家伙,试试你的运气如何?”

  第二天,这位伟大的诗人写的答案上被打了一个鲜红的“×”。小男孩子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老师。“它怎么会错呢?”他眼中噙着泪说,“它是由普希金本人做出来的!”

  这件事被名誉校长谢连科夫将军——一位又老又瞎的贵族知道了。“好啦,”这位老人说,“我根本就不懂教育,但被邀请做你们的荣誉校长。普希金也不懂数学,所以就让这个零作为这道题的荣誉答案吧。”

  克雷洛夫的第一次稿酬

  1782年的一天,在彼得堡的一个出版商家中正在进行一笔小小的交易,不到14岁的克雷洛夫写的第一个剧本《用咖啡渣占卦的女人》,吃了多次闭门羹后,刚刚找到主顾。洽谈之后,出版商表示愿意付给他60个纸卢布,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困难。60卢布对克雷洛夫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可没想到,他却提出不要一分钱,只需要从出版商那里拣几本书回去。于是,双方都皆大欢喜成交。

  献辞

  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当时闻名全欧的一位哲学家。

  有一次,一位年青人带着一份手稿去找狄德罗,他答应给看看并加注释。但那是一本诽谤他的小册子。那个青年第2次去找时,狄德罗惊奇地问道:“先生,我和您素昧平生,我从不可能得罪您。您能告诉我是什么动机使您决定让我平生第一次读到一部讽刺我的文章吗?我一般是把此类作品扔进垃圾桶里去的。”

  年轻人回答道:“我没有饭吃,我是希望您给我几个钱花,我就不发表它。”“人们用钱堵住嘴的作家中,你不是第一人。不过,从您那胡诌之作中,您是可以得到更大利益的。奥尔良公爵的兄弟隐居在圣日内维埃芙。他是个虔诚教徒,仇恨我。您去把您的这篇讽刺作品献给他,把它和他的武器加在一起。任何一天早晨,把这个作品给他送去,您就会获得资助了。”“可是,我不认识这位亲王,而且我写献词也有困难。”“您坐下吧,我马上给您写。”

  狄德罗代写了献词。年轻人拿走献词到亲王那里,得到了25路易。几天后,那青年回来向狄德罗致谢。狄德罗这时才亲切地建议他选一个不那么下贱的工作。

  笔误

  斯大林曾在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一书的最后一页留下轰动一时的批示:“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然而,批示上“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有误,少了末尾一个字母。

  一时间,大家手足无措:谁也不能更改领袖的手迹,谁也不敢去问他本人。

  当时,竟然真冒出两名教授为《真理报》专栏撰文论证:“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以及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两种爱情决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文章清样出来后,编辑为防万一,决定还是请斯大林过目一下。没想到,领袖读后,又作一个新批示:“笨蛋,此系笔误!”

  岁月无情

  法国作家马塞·帕格诺尔67岁时,出席马赛市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的开学典礼,他对学生说:“我看见我的姓名以斗大的金字写在你们学校大门的上面,可是,我宁愿看见它以红色的小字写在学生名册上。”

  这位著名作家显然在慨叹岁月已在不知不觉中消逝。几个月后,有人问他:“你愿意做个什么人?”他答道:“任何在2000年活着的人。”

  开窍

  查尔斯·兰姆 (1775—1834)是英国著名的小品文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有一次曾不幸在宴会上与一位非常噜苏、非常愚蠢的妇女邻座。这妇人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后来发现作家根本没有理会她,她十分生气,斥责说:“怎么我跟你说话,好像你一点也没有开窍似的!”

  兰姆灵机一动,接过话头,反唇相讥地回答说:“是的,夫人,我是一点都没有开窍,但是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先生一定是开窍了,因为你的话都从他的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了。”

  诺言

  杰克·伦敦许诺给纽约一家书店写一本小说,却迟迟没有交稿。

  书店编辑一再催促均无结果后,便往杰克·伦敦住的旅馆打了个最后通碟式的电话:“亲爱的杰克·伦敦:如果24小时内我还拿不到小说的话,我会跑到你屋里来,一脚把你踢到楼下去。我可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

  杰克·伦敦回信说:“亲爱的迪克:如果我写书也手脚并用的话,我也会说话算数的。”

  足够用了

  《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有一次在柏林同一个美国女孩子谈话。这个美国女孩会德语,她问雷马克为什么不去访问美国,并说如果作家能成行,那一定会大受欢迎的。雷马克说,他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只会讲很少几句英语。“哪几句?”女孩问。

  于是雷马克慢慢吞吞地说了几句蹩脚的英语:“你好!”“我爱你”“请原谅。”“请来一份火腿蛋。”“我的天哪!”女孩惊叫道,“这几句话足够你从东到西走遍我们整个国家了。”

  用你来当绳子

  美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威·豪威尔斯(1837—1920)长得很胖,但他同大多数胖子一样,性情很开朗。

  一天,一个又高又瘦的朋友来拜访他。“啊,豪威尔斯,”这个朋友说,“如果我像你这样肥胖的话,我就上吊自杀了。”“如果我决定接受你的建议,我同时还决定就用你来当上吊的绳子。”豪威尔斯回答道。

  退稿

  美国记者和作家沃尔特·佩奇(1855—1918)曾在《世界的工作》杂志当编辑,和所有的编辑一样,免不了要给别人退回许多稿件。一次,一位妇女给他写信说:“先生:上周你退给我一篇作品。我知道你没有读完它,因为我为了检查你们是否尽职,我把18页、19页、20页粘在了一起,稿件退回来时这3页仍然粘在一起。所以我知道你是一个骗子,读也没读就把稿件退了。”

  佩奇写了封回信:“太太,今天早饭时我吃了一个鸡蛋,还没有吃完我就发现它是坏的。”

  奇特的辩解

  查理·兰姆的倔强性格和文学气质很不适应商业公务员那种刻板的生活。

  一次,上司对他说:“兰姆先生,我注意到你每次到办公室都很晚。”

  智力超群的兰姆回答说:“是的先生,但你也应该记住,我走得总是很早。”

  利润

  有一次,一个美国人给吉卜林写了封信:“听说你在零售文学作品,每字1美元,现随信寄去1美元,请寄一货样来。”

  吉卜林收下钱,写了一个词“谢谢”寄去。

  两周后,这个美国人又来一信:“‘谢谢’一词卖给某收藏家,得2美元。现随信寄去45美分邮票,请笑纳。此系除去邮资后所获利润的一半。”

  声誉与幸福

  英国诗人拜伦与写《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司各特都是跛足。拜伦因跛足而失意,念念不忘,怨恨不已,每次公开露面总耿耿在心,于是失掉不少人生乐趣。司各特则不然,对于自己的缺陷从无一句怨言,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亦是如此。在一次司各特接到拜伦的一封信内有这样的句子,当然并不引以为怪:“啊,司各特,我真愿放弃我的声誉,换取你的幸福。”

  恐惧与希望

  法国剧作家托里斯坦·贝尔纳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为德军所占领,他也终于被捕。被捕后他却说:“在此之前,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可是今后我就怀着希望,一定能够生存下去。”

  难忘的生日

  美国女作家维奥斯特叙述她21岁生日那天的情形时说:“父亲带我到纽约去玩,作为生日礼物。我穿上盛装,自觉看起来漂亮得很。”途中,她进了厕所。“我在洗手间里照镜子,得意得不能自己。”

  她从洗手间出来,姗姗下楼时,人人都在看她。“我知道我很漂亮,不过难道如此引人注目吗?随后我听见身后卜卜响,回头一看,只见我的鞋后跟沾着草纸,一卷草纸正跟着我滚下楼来。“从那天起”,她说,“每当我自觉不可一世的时候,我总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一卷草纸。”

  商人的职业问话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为希腊的独立事业而献身异国,当他的遗体被动回英国伦敦时,伦敦全城轰动。大批拜伦的崇拜者跟在丧仪队后面,成了一条几公里长的长蛇阵,伦敦的交通一时为这堵塞。一位商人看到这么壮观的出殡场面,心中好生钦慕,忍不住拉着一个行人悄声问道:“先生,您能告诉我,拜伦到底是做什么买卖的吗?”

  爱默生与梭罗

  爱默生与梭罗同是美国19世纪的哲学家及作家,他们2人后来的文名及哲学上的地位同等重要,不过最初地们并不相同。原来爱默生当年曾经是梭罗的园丁。

  很快又会饿的

  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经常外出考察民情。有一天,他带着随从出游,住宿在一家农舍。他叫随从把他的脏靴子刷一刷,但随从没有去做。第二天,斯威夫特问起这件事,随从回答说:“路上都是泥,刷了又有什么用,很快还会沾上泥的。”斯威夫特没说什么,只是吩咐立即起程,随从说:“还没有吃早饭呢!”斯威夫特立即回答说:“现在吃早饭有什么用?吃过之后你很快又会饿的。”

  洞察力

  这一天很暖和。比利时侦探小说作家乔治·西姆农和他的合作者马塞尔·帕尼奥尔沿着圣日尔曼大道散步。西姆农忽然吹起口哨,惊叹道:“上帝,她一定非常可爱!”“谁!”帕尼奥尔问道,“我只看到几个小伙子。”“她在我们后面。”西姆农从容答道。“而您能够看到她?”“不,我看不到她。”西姆农笑着回答说,“但我可以看到走过来的那些男人眼里的神色。”

  照片的威力

  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颇负盛名。有一封从巴西寄给柯南道尔的信说:“尊敬的先生,有可能的话,我很希望得到一张您亲笔签名的您的照片,我将把它放在我的房内,这样可以常常见到您了,我坚信,若有贼进来,一看到您的照片,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而逃之夭夭的。”

  高明的侦探

  柯南道尔有一次在巴黎叫了一辆出租马车。他先把旅行包扔进了车里,然后爬了上去。但还没等他开口,赶车人就说:“柯南道尔先生,您上哪儿去?”“你认识我?”作家有些诧异地问。“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你怎么知道我是柯南道尔呢?”“这个,”赶车人说,“我从报纸上看到你在法国南部度假的消息,看到你是从马赛开来的列火车上下来的;我注意到你皮肤黝黑,这说明你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至少呆了一个多星期;我从你右手中指上的墨水渍来推断,你肯定是一个作家;另外你还具有外科医生那种敏锐的目光并穿着英国样式的服装,我认为你肯定就是柯南道尔。

  作家大吃一惊:“既然你能从所有这些细微的观察中认出我来,那么你自己和福尔摩斯也不相上下了。”“还有,”赶车人说,“还有一个小小的事实。”“什么事实?”“旅行包上写有你的名字。”

  开幕辞

  德国著名诗人和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冗长、单调、无效的集会和会议极为厌恶。有一次他被邀参加一个作家会议并致开幕辞。工作过于繁重的布莱希特回绝这一邀请。举办人并不罢休,直至布莱希特无可奈何地答应为止。开会那天布莱希特准时来到会场,坐在最后一排。主办人看到后把他请到了主席台就坐。一开始,主办人以冗长的贺辞向到会者表示欢迎,然后以高八度声音激动地宣布:“现在请布莱希特致开幕辞!”布莱希特站了起来。记者纷纷掏出笔记本,照相机也咔嚓作响。布莱希特只讲了一句:“我宣布会议开始。”

  最好的生日礼物

  1903年秋天,在生命的灯油即将耗尽的时候,契诃夫在雅尔达写出了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他用美丽绚烂的樱桃园象征祖国的光明,满怀激情地喊出了“新生活万岁”。次年1月17日,是他44岁的生日,艺术剧院特地选定这个日子首次公演《樱桃园》,表示对他的祝贺,此时,病重的契诃夫在朋友的搀扶下来到剧场,观众们感动极了。当大家向他表示良好祝愿时,他连站也站不稳了,此时,观众们难过地齐声喊道:“请坐下!让安东·契诃夫坐下!”

  这一年的夏天,契诃夫用巨大的劳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艺术,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一字重千金

  美国近代最有名的女作家玛格利特·米契尔,有一次被邀请去参加世界笔会。那时还没有胸前佩戴名签的习惯。所以,有位匈牙利作家坐在她的旁边,却根本不知道这个衣着朴素、态度谦虚的女士是谁。因而他就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同她进行了这样一段谈话:“小姐,您是一位职业作家吗?”“是的,先生!”“那么,有些什么大作,可否见告一二部?”“谈不上什么大作,我只是偶尔写写小说而已。”“噢,你也写小说。那么,我们可以算是真正的同行了。我已经出版339本小说,那就是……你写过多少部呢?小姐!”“我只写过一部,它的名字是《飘》。”语音未落,那位匈牙利人已目瞪口呆了。

  自画像

  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和安妮·勃朗特(1820—1849)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姐妹作家。三姐妹在写作中养成了一种习惯:晚上九点后各自放下手中的活计,先要手拉手围着卧室的桌子起舞,然后静静地趴在用玫瑰木做的小箱子上写作,每星期有一两次各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在一次朗读中,夏洛蒂对妹妹们说:“我要塑造一个女主人公给你们看;她将像我一样矮小难看,但将像任何一个美丽的主人公一样令人感兴趣”一年之后,一部轰动英国文坛的传世佳作《简·爱》便问世了。尽管夏洛蒂宜称“除了矮小难看这一点上,简·爱并不是我。”但人们还是将简·爱这个名字与作家本人划上了等号。1851年6月,当夏洛蒂来到伦敦时,著名作家萨克雷为她举行盛大晚会。萨克雷出面介绍这们大名鼎鼎的女作家时,居然没有称她为勃朗特小姐,而是郑重其事地称她为简·爱小姐,在场的客人们居然也十分欣赏萨克雷的“创作”,都尊称她为简·爱小姐,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如果邮件被耽误

  16岁的叶甫图申科(1933—)十分幸运,他终于入选了名扬全苏的莫斯科少年足球队,这是一个令同龄人为之着迷的身份。可是,这份喜悦对叶甫图申科来说并不轻松,因为他在酷爱足球的同时,也酷爱文学。

  教练通知他,明天全队报到集训,正规的足球生涯马上就要开始了,叶甫图申科虽然呆在家里,心中却禁不住阵阵激动。突然,门外传来了铃声,邮递员送来了一份邮件,叶甫图申科接过一看,落款竟是一份文学期刊,打开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诗作已经发表。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这一瞬间,他改变了人生的航道,决心告别自己的足球生涯而献身于缪斯。尽管这个决定遭到了包括他母亲在内的许多亲朋的反对,但他仍不改初衷。10年之后,叶甫图申科终于成了誉满全苏的杰出诗人。

  影响历史的作家

  科学幻想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在1945年就构思了通信卫星,并在《无线电世界》杂志中撰文描述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通讯卫星公司就是根据克拉克的设想研制发展的。为了对这位发明者的贡献表示回报,这家公司赠给他5份股票,每个季度他可以得到87美分的红利。

  犹太奥地利作家 (1860—1904)赫塞尔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面对当时欧洲汹涌澎拜的“反犹太人”浪潮,力争犹太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最终导致了以色列在中东建立家园。

  慧眼识英雄

  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司汤达生前颇受人冷落。他写的33部作品中,生前只出版过14部,而且一直躺在书店的书架上无人问津。他的一本《论爱情》出版后10年中只卖出17本。 《红与黑》写出后,出版商勉强同意印行750册。大作家雨果轻鄙地说:“我试着读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强读到4页以上。”他在得知司汤达逝世后,叹口气说:“孟德斯鸠靠了他的书不朽于世,司汤达先生留下了什么呢?”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对于引起同时代人们重视的书总是密切关注的,可他在论著中曾提到乔治·桑29次,仲马18次,让年17次,唯独不曾1次提及司汤达。

  司汤达很清醒。他在《巴玛修道院》的结尾特地写下了句意味深长的英文“TOthehaPPyfew”(给少数的幸运者)。并且充满信心地预言:“死亡会让我们和他们调换角色。”

  但是也有人例外。在他死后萧索的葬仪上,在仅有的为他送殡的3个朋友中,著名作家梅里美独具慧眼。他在讣闻中写道:“也许,20世纪的某一位评论家会从19世纪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发现拜尔(司汤达的本名)的书,并且比我们的同时代人更公正地对待它们。”

  历史的发展果然准确无误地验证了梅里美和司汤达本人的预言。

  巴尔扎克轶闻

  巴尔扎克只活了51岁,但却创作了100多部小说,其数量之多,在世界文坛上是少见的。据说他创作时,全神贯注,几乎不知身在何处。(一)

  有一次,巴尔扎克的朋友去看他,刚到门外听见里面有激烈的争吵声:“坏蛋!我要给你好瞧的!”那声音的激昂、愤怒,令人震 。

  当这位朋友推门进去时,发现屋内只有巴尔扎克一个人。原来巴尔所克正在描写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狠毒狡诈、卑鄙龌龊,他就不禁大声怒斥起来。(二)

  有一次,巴尔扎克伏案写作,写得入了迷。正在这时,有个朋友来拜访他,见他专心致志,不忍打搅,就坐在一旁耐心等待。吃午饭的时侯到了,仆人给巴尔扎克端来午餐,但他视而不见,仍然埋头写作。这位朋友误以为是招待自己的,加上肚子饿了,于是毫不客气地把它吃光了。又等了一会,见巴尔扎克还是目不旁顾,手不停笔,就悄悄地离开了。

  巴尔扎克又写了好一会,忽然感到肚子饿,便搁下笔找饭吃,发现桌上的餐具都已用过,便自己责备自己:“真是个饭桶,吃了还想再吃!”说完,又继续他的写作了。(三)

  一天清晨,巴尔扎克为消除连日来紧张写作的疲劳,一起床就外出散步。为了不使来访者久等,他用粉笔在大门上写下了几个大字:“巴尔扎克先生不在家,请来访者下午来!”

  他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他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中人物形象和情节安排。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便转身往家中走去。来到家门口正要推门,忽然看见门上的粉笔字,就叹了口气,很遗憾地说:“唉,原来巴尔扎克先生不在家啊!”说完,就转身走了。(四)

  一次,巴尔扎克遇到一位老朋友。那人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称赞巴尔扎克最近出版的一部新书。“唉,我的朋友,”巴尔扎克感慨地说,“我是多么羡慕你呀!”“为什么呢?”朋友茫然。“你不是此书的作者,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遗憾的是我,一出书就感到束手束脚。自夸吧,太难为情;自责吧,没人会相信;沉默不语呢,人家又会嫌我傲慢。”(五)

  一次,巴尔扎克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他看见一个人轻手轻脚地走进他的房间,企图凿开写字台的锁。这个小偷听见巴尔扎克的笑声,一点也不惊慌,他以为他在做梦。“你笑什么?”小偷嘟哝着说。“亲爱的朋友,”巴尔扎克说,“我是在笑你受这么大的罪,冒这么大的风险,想在主人大白天都找不到钱的地方找钱。”小偷立刻溜走了。(六)

  巴尔扎克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分析笔迹的才能是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在这方面他曾花了想当的时间。他常向朋友们声称,他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笔迹准确无误地说出此人的性格特征。

  一天,他的朋友某女士给了他一份一个男孩的手迹样品,说她很想听听巴尔扎克对这个男孩的评价。

  巴尔扎克仔细地把笔迹研究了几分钟,然后用异乎寻常的目光望着这位女士。于是这位女士告诉他说这个男孩子与她非亲非故,他尽可对她讲实话。“很好”,巴尔扎克说,“跟你讲实话吧。这个孩子既粗心又懒惰,必须严加管教。否则,就会给祖先丢脸。”“这真是怪事了,”女士微微一笑,“这笔迹是从你小时候的作业本里弄来的呀。”

  大仲马与小仲马轶闻

  世界上最有名的这一对父子作家,在生活中充分显示了机智、幽默和独特的个性:(一)

  小仲马讲,1860年的一天,他去父亲那里,父亲正在写作。“近况如何?”“累得要命。”“那就休息一下好了。”“不行。”“为什么?”

  大仲马拉开桌子抽屉,指着两个路易对儿子说:“我来巴黎时身边有53个法朗,现在手头却只剩下40个法郎了。在我没有挣回那13个法郎之前,我必须写作!”(二)

  有一次,在部长招待会上,人们请大仲马朗读他写的一个剧本。仲马断然拒绝,但人们非要他朗读不可,于是,大仲马回答说:“好吧!剧本我可以读,但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这个剧本不能是我写的!……咽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剧本受到欢迎,那我将作为一个朗读者而感到满意,而如果它不受人欢迎,那我将作为一个作家而心满意足!”(三)

  有位爱缠人的家伙想知道小仲马最近在干什么。

  小仲马答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蓄络腮胡子!”(四)

  有一道貌岸然的妇女对小仲马说:“我想,您一定为有这么一个放荡不羁的父亲而痛苦不堪。“不,公爵夫人,”小仲马答道。“假如这不能成为我的榜样,那哪怕是成为原谅我的理由也好!”(五)

  大仲马最厌恶吝啬。他本人慷慨无比。有一天,从旅馆出来,大仲马看见一个百万富翁正给存衣处的管衣人一个50生丁的硬币。作家涨红了验,递给管衣人一张100法朗的纸钞。“对不起,先生,我想您弄错了!”仆人将钱又递了回来。“不,我的朋友,不,”大仲马说道,“是这位先生弄错了。”(六)

  小仲马对友人们说:“激励我们去干一番伟大事业的女人,又是多么经常地来妨碍我们去完成它们啊!”(七)

  有一天,大仲马遇见维克多·雨果。雨果当时怒气冲天,将手中的杂志揉成一团。“您相信吗?我的朋友,这个撰稿人,这个下流坯子,这个耍笔杆的家伙居然说历史剧是维尼发明的!”“白痴!”大仲马同意雨果的话,“要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我发明的!”(八)

  一个艺术家为一位漂亮异常、但却十分消瘦的妇人画了一张肖像画。妇人脚上躺着一条狗。“您知道这是谁吗?”一个与大仲马相识的妇女问他。“这个?!”仲马反问道,“这是一条守着一堆骨头的狗。”(九)

  大仲马4岁时父亲就去世。他妈妈在父亲断气以后走出房间,看到4岁的大仲马拖着一条很重的枪在往台阶上爬。“你到哪儿去呀,孩子?”“到天堂去。”“哎呀,到天堂去干吗?”“跟上帝决斗,他把我爸爸弄死了。”(十)

  大仲马在成名之前,穷途潦倒。有一次,他跑到巴黎去拜访他父亲的一位朋友,请他帮助找个工作。他父亲的朋友问他:“你能做什么?”“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老伯。”“数学精通吗?”“不行。”“你懂得物理吗?或者历史?”“什么都不知道,老伯。”“会计呢?法律如何?”

  大仲马满脸通红,第一次知道自己太不行了,便说:“我真惭愧,现在我一定要努力补救我的这些不行,我相信不久之后,我一定要给老伯一个满意的答复。”

  他父亲的朋友对他凝神望着:“可是,你要生活啊?将你的住处留在这纸上吧。”

  大仲马无可奈何地写下了他的住址。他父亲的朋友叫着说:“你究竟有一技之长,你的名字写得很好啊!”

  马克·吐温轶闻

  糊涂身世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常常向人说起他小时候的一段伤心往事:“我出生时是双胞胎,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长相一模一样,连我们的母亲也分辨不出来,有一天,保姆替我们洗澡时,其中一个不小心跌入浴缸淹死了,没有人知道淹死的究竟是哪一个。”“最叫人伤心的就在这里”。马克·吐温说,“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其实不是,活下来的是我弟弟,那个淹死的人是我。”

  一仆二主

  一次,马克·吐温与一位摩门教徒争论一夫多妻制的问题。“一夫多妻,太不好了,连上帝也反对。”马克·吐温坚持说。

  那位摩门教徒问:“你能从《圣经》中找出一句反对一夫多妻制的话来吗?”“当然可以,”马克·吐温一本正经地说,“《圣经》曰:‘一仆二主,人皆莫能也’”。

  新年祝词

  1900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了一篇讥讽的新年贺词。当时他担任新英格兰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副主席,是一个激进的反扩张主义者。这位幽默大师运用犀利的讽刺武器,用廖廖数语的“祝词”把刚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中国的侵略扩张的丑恶面目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出来。“祝词”全文如下:“我给你带来这个名为基督教世界的高贵妇人,她邋遢、龌龊、无耻,刚从胶州、满州里、南非和菲律宾劫掠而归。她心怀卑鄙,身藏脏物,满嘴假仁假义。给她肥皂和毛巾吧,镜子可得收起来。”

  遇人节的玩笑

  有一年“愚人节”,纽约的一家报纸跟马克·吐温开了个玩笑,报道说:“马克·吐温某月某日辞世了。”当马克·吐温亲自迎来那些个吊唁的朋友时,许多人又惊讶,又气愤,大家纷纷谴责那家不负责任的报纸,但是马克·吐温一点也不发火,而是诙谐地说:“报纸报道我死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把日期提前了一些。”

  以桃代李

  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克·吐温与雄辩家琼西·M·得彪同乘一条船。船行数日后,两人应邀参加一晚宴。席上演讲开始了,马克·吐温第一个滔滔不绝、情感丰富地讲了20分钟,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然后轮到得彪演讲。得彪站起来,面有难色地说:“诸位,实在抱歉,会前马克·吐温先生约我互换演讲稿,所以诸位刚才听到的是我的演讲,衷心感谢诸们认真的倾听及热情的捧场。然而不知何故,我找不到马克·吐温先生的讲稿了,因此我无法替他讲了。请诸位原谅我坐下。”

  马克·吐温朝得彪投去略带抱怨的目光,然后向听众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

  味道真美

  马克·吐温应一富翁的邀请赴宴。主人为了炫耀其富,一一说出桌上每盘菜的价格。

  一盘葡萄上桌时,主人对来宾们说:“哟,好大的葡萄呀!每颗值1美元呢!”

  客人们很快吃完了这道菜。这时,马克·吐温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味道真美呀!请你再给我6美元吧,先生。”

  补礼

  马克·吐温的一个恶习,在他夫人看来,就是在去邻居家串门时总是不戴硬领或不打领带。一天下午,马克·吐温照例衣冠不整地去看望了邻居,刚回家就因不修边幅而被夫人狠狠地训了一顿。于是他直奔书房,没有几分钟便派人把一包东西送到了邻居家。附条大意如下:“片刻之前,登门造访,历半小时许,未戴硬领,未打领带。兹附上所缺二物,希惠予注视30分钟后掷还为荷。”

  蜘蛛预示着什么

  马克·吐温在美国密苏里州当报纸编辑时,一个订户给他写信说,他在报纸上发现了一只蜘蛛,他很想知道这是吉兆还是凶兆。

  马克·吐温回信说:“在您的抵纸上发现蜘蛛既不是吉兆也不是凶兆。这只蜘蛛查看我们的报纸,只是想要知道哪位商人不登广告,它好到那家商店的门上去织网,然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惊人的判断力

  美国有一位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花好多钱请人装了一只假眼。这只假眼装得特别逼真,乍一看,谁也辨认不出是假的。这位百万富翁十分得意,常常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己。有一次,他碰到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问他:“您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假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是假的。”百万富翁万分惊异,问:“您怎么知道的?根据是什么?”马克·吐温回答说:“很简单,因为你这只眼睛里多少还有一点点慈悲。”

  总是站着

  在一次讲演旅行中,马克·吐温来到一个小城市。晚饭前,他到一个理发店去理发。“你是外地人吗?”理发师问他。“是的,”马克·吐温回答,“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来,”“你来得正是时候,”理发师继续说,“今天晚上马克·吐温要来讲演。我想你一定会去。”“是的,我想也是。”“你买了票吗?”“没有。”“票可能卖光了,你只好在那里站着了。”“非常遗憾!”马克·吐温无可奈何地说,“我没有那么好的福气!这个人发表演讲时,我总是站着。”

  床上并不安全

  有人对马克·吐温说,要说安全,床上是最安全。马克·吐温当即反驳说:“死在床上的人不是比死在其它任何地方的都多吗,由此可见,床上并不安全。”

  礼尚往来

  马克·吐温去找邻居借书。邻居说他很乐意借给他,但有一个条件,借的书必须在他的藏书室看。

  第二个星期邻居向马克·吐温借割草机,马克·吐温说:“欢迎,用吧,但有个条件,必须在我的草场上用。”

  照片作镜子

  马克·吐温成名后,收到许多附有照片的来信,说自己的长相好像与马克·吐温相似,希望作家能告诉照片的主人“你相貌很像我。”这种来信有增无减,马克·吐温不胜其烦,写了封回信,印了几百份,发至各地。回信内容如下:“先生,我由衰地感谢您的来信及照片,正如您所希望的,我认为,阁下的尊容,比所有那些像我的人更为相似。

  我可以荣幸地告诉您:您之像我,已经远远超过我之像自己。每当我早晨刮脸找不到镜子时,便自然而然地用您的照片来代替了。”

  事与愿违

  有一次,有人请教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讲演词是长篇大论好呢,还是短小精悍好?”马克·吐温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礼拜天,我到教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土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非洲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5分钟后,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捐助50元;当他接着讲了10分钟后,我就决定把捐助的数目减至25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又在心里减到了5元;最后当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哀求捐助,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反而从钵子里偷走了2块钱。”

  自立更生

  1929年,马克·吐温曾在机器方面大量投资,涉及到蒸汽机、电报机、以及改良印刷业的印刷机,结果损失了十几万元,后来他又投资新式电话机,结果赔得更惨。他的产业全部损失殆尽,只剩下厨房的烟囱。

  他的朋友美孚公司的经理罗杰斯准备助他一臂之力,代他还债,但被马克·吐温拒绝,更有许多向来钦佩他的人们,自动联合起来为他募捐,支票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似的寄来,但马克·吐温都——原封不动地退回,他决定由自己来还债。

  他一身最轻视演讲,但为了还债,他开始到世界各地旅行,白天作公开讲演,晚上住在旅馆写作,计划在6年之内还清一切债务,终于达到了目的。

  指纹破案的创始人

  1901年,英国正式以指纹作为验明身份的依据,领先诸国。两年后,美国纽约州也开始采集罪犯指纹。但早在1883年,马克·吐温就利用指纹替他虚构的人物办案了。他在《密西西比河生活》一书中,说了个故事:一个男子单凭一枚血拇指印,查出杀害妻女的凶手。马克·吐温强调,没有两个人的拇指纹是一样的,而且从生到死永远不变。

  1894年,这位大作家在《傻瓜威尔森》中,又用指纹破了一桩谋杀案。威尔森是个乡下律师,他以比对指纹的方式证明一个被控谋杀的男孩是无辜的,而另一个男孩子才是真凶。

  当时,马克·吐温还不知该用什么字眼称呼他的“先见之明”,只敢说是“指痕”、“脂印”。

  萧伯纳轶闻

  最有效的减肥药

  有次宴会上,有个纺织厂经理的太太问萧伯纳:“亲爱的萧伯纳先生,你看我胖得走路都困难,请问什么药减肥最有效呢?”

  萧伯纳认真地说:“我倒知道有一种药可以减肥,”然后,他耸耸肩膀,摊开双臂说道:“很遗憾,这种药的名字我翻译不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您是遐迩闻名的大学问家,什么词能难住您呢!”

  萧伯纳十分严肃地说:“尊敬的夫人,因为‘劳动’一词,对您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外国字。”

  假设往往靠不住

  著名的美国舞蹈家伊沙多拉·邓肯给萧伯写信求婚,说从优生学的观点看,如果他们俩不能成为一个孩子的父母那将是莫大的遗憾。“你想想,”她写道,“一个具有我的身材和你的头脑的孩子,将是多么美妙啊!”

  萧伯纳接到信后,觉得很好笑,于是,便一本正经地给邓肯写了封回信,他幽默地写道:“亲爱的女士,假设往往是靠不住的,如果这孩子具有我的身材和你的头脑,那就糟糕了!”

  贫困的根源

  有次,萧伯纳遇到一个肥头大耳的神甫,交谈中,神甫看着萧伯纳瘦骨嶙峋的样子,便轻蔑地挖苦说:“萧伯纳先生,看到你这副可怜相,我感到英国人似乎都在挨饿。”萧伯纳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他机智地回敬道:“神甫,你算说对了,我看到你这副尊容,一下子就明白了英国人困苦不堪的原因。”

  高兴

  萧伯纳成名之后,门庭若市,使他苦于应付。

  一天,英王乔治六世前去访问这位文豪。寒喧之后,由于兴趣爱好和文化修养悬殊,两人很快就沉默无言了。

  萧伯纳看英王迟迟没有离去的举动,便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然后一个劲地盯着看,直到英王不得不告辞。

  事后,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乔治六世,萧伯纳微微一笑,饶有风趣地答道:“当然,在他告辞的时候,确实使我高兴了一下。”

  只见花瓶不见花

  萧伯纳喜欢花卉,但一位朋友发现他屋内只有几个作为装饰品的花瓶,便问他:“我一向认为你是爱花的,没想到你屋内连一朵花也找不到。”

  萧伯纳回答说:“我也喜欢儿童,但是,我并不把他们的头割下来供养在花瓶里。”

  一份贺电

  在一出著名的戏剧初次公演引起轰动后,剧作者萧伯纳给在剧中担任女主角的演员发去一份电报:“精彩之极,绝妙之至……”

  受宠若惊的演员立即回电:“您过奖了!”

  萧伯纳再次来电:“对不起,我指的是剧本。”

  女演员复电:“我指的也是。”

  萧伯纳与褒曼

  在英格丽·褒曼的演艺生涯中,她演得最多的一个角色,就是法兰西圣女贞德。在美国演出时,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曾把自己剧本《圣女贞德》寄给褒曼,出乎意料的是,褒曼没有采纳,萧伯纳的另一部名剧《康蒂妲》褒曼也曾拒演。这位大作家显然有些不高兴。

  一天,英格丽·褒曼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萧伯纳先生想请她到寓所来吃茶点。褒曼开始感到很意外,她久仰这位英国剧坛巨匠的英名,却不曾有过来往。她想起《圣女贞德》和《康蒂妲》的事来,便欣然答应了。

  当她驱车来到萧伯纳的寓所时,发现这位92岁的老寿星居然站在大门口翘首迎客。褒曼的到来令他十分快慰,可是门还没给客人打开,劈头就问:“你为什么不演我的剧本?”褒曼礼貌地先致问候,然后俏皮地说:“能让我先进去吗?”“当然你可以进去,我们要在一起吃茶点,可为什么你不演我的剧本?”

  多固执的老头儿,褒曼只好回答:“我不演你的剧本是因为我不喜欢它。”

  萧伯纳完全惊呆了,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对他这样讲过话,褒曼暗忖自己闯了祸。萧伯纳瞪着眼睛看着她,说:“你说什么?难道那不是一部杰作吗?”

  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持着褒曼,她直言道:“我肯定它是一部杰作,但这个圣女贞德不是那个真正的法国姑娘。你把她写得太聪明了。你重新写了她在法庭上的讲话。你让她说了很多真正圣女贞德怎么也说不出来的话。”

  对话依然在门外进行、褒曼担心萧伯纳会马上下逐客令,茶点怕也吃不成了。不料,萧伯纳却突然哈哈大笑地把客人让进房间,待之以茶点,并且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剧作、表演等问题来。其中自然也涉及到了贞德,褒曼丝毫也没有减弱对《圣女贞德》的批评,她说:“据我所知,贞德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姑娘。你的文字是了不起的,但是它们是萧伯纳的文字,而不是贞德的语言。”“她没有受过教育,是本性自尊和觉悟给她带来了勇气。她蔑视那些曾经指教过她而后来又把她置于法庭上受审的那些人。”“你让她说,‘我爱和男人们在一起,我不愿意穿着裙子坐在家里纺线’,而事实上,这正是她所需要的:在家里看守她的羊群,纺她的纱和织她的布。她并不想要到战场上身先士卒……”

  一场关于生活和艺术关系的讨论在两位年龄相隔半个世纪的艺术家之间热烈地进行着,他们都以率直和正直的品格深深打动了对方。他们对艺术的忠诚共同编织了一曲艺坛轶事。

  最后的幽默

  萧伯纳写作时睿智迭现,笔多讥讽,他在生活中也是幽默潇洒,风趣独到。甚至当他94岁抱病躺到病榻之上时,仍是故态未改。一天,他神志清醒时,便开玩笑地对医生说:“这回我可以使你成名了。”“您是说等您的病好之后会写文章称赞我的医术高明吗?”医生的认真中颇有几分受宠若惊。“我是说,如果我死了,您作为主治医生,不是会举世闻名的吗?”

  医生的窘态被推门而入的护士掩住了,原来,一大群萧伯纳的崇拜者听说老人病情好转,都想进来拜见他。“你把他们轰走,”萧伯纳对护士说,“这让我想起早年作品发表时人们冲我起哄的情形。”“人可以不进来,可这些东西还是请您收下吧。”护士小姐诚恳地说。“好吧,留给你们医院开个杂货铺吧。”“先生,这代表着世人对您的仰慕,每份东西都寄托着一份感情……”

  什么?肉松?鱼子酱?”萧伯纳笑道,“这些朋友太健忘了,我已经素食70多年,他们怎么把这都给忘了呢?”“先生,您素食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吗?”“为,小姐,只是因为穷,那时我根本没有钱买肉,要知道我写了10年只得到6个英镑。”毛姆轶闻

  错了几十年

  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晚年因患右臂疼痛症影响写作。当医生将毛姆的右臂右手检查一遍之后,就警告他说:“先生,你不会写字,你拿笔的手指部位也错了,你右臂放在台子上的位置也错了!”

  毛姆听到医生的诊断后并不为忤,只轻声地答:“医生先生,我已经这样写了几十年了。”

  医生听了毛姆的话大不以为然,他惋惜地说:“可怜的人——你错了几十年了。”

  我的要价是很高的

  年青时毛姆博闻强记,聪敏过人,矢志于文学创作,23岁时,他拿到了医学院的毕业证书,领有内外科行医执照。可他决定全力去写小说。那时他只有150镑的年俸,维持生活尚勉为其难,可他并不像当时大多数作家那样去兼职赚钱,而是一门心思埋头著书。古巴的哈瓦那雪茄公司了解毛姆的才情和生活的困窘,提议请他写5个短篇故事,每篇长200字,均以雪茄的烟味为主题,报酬也相当丰厚。那时毛姆还是无名之辈,这笔钱也相当诱人,但他仍克制了这种庸碌的欲望,婉转地给公司写信说:“我所有的仕女朋友们都告诉我说,贞操是颗无价的珍珠,我相信你们知道,即使是我,价也是很高的。”

  绝妙的广告

  毛姆未成名之前,生活甚为困苦,为求文章有价,有次他写完书后,在各大报章刊登征婚启事。

  启事称:本人喜欢音乐和运动,是个年轻而有教养的百万富翁,希望能和毛姆说小中主角完全一样的女性结婚。几天之后,全伦敦的每家书店,都再也买不到他的书了。

  海明威轶闻

  写作二三事

  七支铅笔

  海明威每天早晨6点半,便聚精会神地站着写作,一直写到中午12点半,通常一次写作不超过6小时,偶尔延长两小时。他喜欢用铅笔写作,便于修改。有人说他写作时一天用了20支铅笔。他说没这么多,写得顺手时一天只用了7支铅笔。

  向画家、作曲家学习

  海明威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每年都要读点莎士比亚的剧作,以及其他著名作家的巨著;此外还精心研究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西班牙油画家戈雅、法国现代派画家谢赞勒的作品。他说,他向画家学到的东西跟向文学家学到的东西一样多。他特别注意学习音乐作品基调的和谐和旋律的配合。难怪他的小说情景交融、浓谈适宜,语言简洁清新、独创一格。

  改到出版前最后一分钟

  海明威写作态度极其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把前一天写的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3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了6个朋,修改又花了5个朋,清样出来后还在改,最后一页共改了39次才满意。《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花了17个月,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他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没有离开房间。他主张“去掉废话”,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

  论作家的毁灭

  海明威在非洲猎羚羊时,曾发表过“作家如何毁灭”一类的议论。他认为作家毁灭的方式多种多样,最普通的便是“钱”。当作家赚了些钱,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被金钱俘虏。第2种毁灭方式是太相信评论,写评论家所说的“伟大作品”。第3种是,他们变成了领袖人物,拒绝不了追随者,只国耐不住寂寞。而耐不住寂寞恐怕是今日作家的死敌了。

  英雄所见略同

  海明威的儿子在回忆录《爸爸教我写作》中回忆说:

  有一天早晨爸爸说:“你自己写一篇短篇小说,不要期望写得很好。”

  我坐在桌子边,苦思苦想。用爸爸的打字机,慢慢地打出一篇故事,交给爸爸。

  爸爸戴上眼镜,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读了起来,我在一边等着。他读完之后,抬头看了我一眼。“非常好,吉格。比我在你那个年龄的时候写得好多了。我看要改的地方就是这。”他指着稿子,“应把‘突然之间’改成‘突然’,用字越少越好——这可以保持动作的持续性。”爸爸笑了起来:“你可以得奖了,孩子。你很有想象力。”他相信我们家里又出了一个优胜者,可以在学校的短篇小说比赛中得头奖。

  得奖的该是屠格涅夫。这篇小说是他写的。我只是变了变背景,换了换名字。我对这小说的唯一贡献是把“突然”改成了“突然之间”。我抄录时估计爸爸没有读过它,因为有几页还没裁开。

  名作家的爱情

  爱情的力量

  1845年1月,33岁的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偶然打开一本诗集,一读之下,顿时为诗中极度哀婉而又勇敢真实的思想震撼了。他情不自禁地给诗集的作者伊丽莎白·芭蕾特写信,一开头就直截发当地宣布:“我真心诚意地爱你的诗歌,亲爱的芭蕾特小姐。”此时已39岁的伊丽莎白却因为病魔缠身与世隔绝了整整6年。6年中,她像个囚犯似的幽禁在伦敦温波尔街50号的一个两层楼的房间里。

  这一天,她收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信,她看了一眼署名,顿时热泪盈眶。她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勃朗宁会赞扬她的诗集,于是,迅速将笔饱蘸了墨水,写了一封感激的复信。署名为“你忠诚的,充满感激之情的伊丽莎白·B·芭蕾特。”

  一场日后将写入文学史的通信开始了,每隔一两天就往来一封,前后竟达573封之多。伊丽莎白早已关闭的心灵完全敞开了。

  4个月后,这对诗人第一次见了面,之后勃朗宁每周都去看她一次。爱情给了伊丽莎白难以置信的力量,她从被褥中站了起来,逃出了囚牢般的温波尔街50号,在一个教堂与勃朗宁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一起前往欧洲大陆。

  爱情创造了奇迹。在接下去的几年里,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伊丽莎白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一天早晨,她将一束诗稿悄悄地塞进勃朗宁的手里,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著名的《葡萄牙十四行诗》。1849年,他们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可谓爱情事业全面丰收。

  缘分

  1884年,大学即将毕业的丽莲·布利到华沙旅游,当时的波兰正处于沙俄铁蹄的践踏之下,许多革命者被送进了监狱,她出于对这些革命者的仰慕和尊敬,专门前往当时臭名昭著的华沙监狱。站在高墙之外的人行道上,她怀着肃穆和沉重的心情向监内眺望,这时,一间牢房的窗口闪出一张年青的面孔,她并不认识这个人,但知道一定是一位革命者,便深情地冲他点了点头。

  这位青年就是波兰革命政党“无产者”的骨干分子米哈伊尔·伏尼契。当时,他正要被沙皇政府判以重刑,意外地在窗口看到了这位苗条俊秀的少女,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慰藉。

  后来,米哈伊尔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历尽种种险阻,逃出了沙皇的魔抓,辗转来到伦敦。在朋友家中,他意外地遇到了在波兰监狱外见过的姑娘。“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您,1884年春天,你是否到过华沙?”

  姑娘点点头。“您曾站在一棵树旁,看过监狱吗?”“是的。”

  这次奇异的重逢和相识促成了他们的姻缘,不久,丽莲嫁给了米哈伊尔,改名为丽莲·伏尼契,并创作了一部影响颇大的著名小说《牛虻》。

  一封绝交信

  小仲马1845年8月30日午夜,给巴黎女妓玛丽·杜普莱西写了一封委婉动人的绝交信:“我不够富,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爱你;我也不够穷,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被你爱。让我们彼此忘却——你是忘却一个对你来说相当冷酷的姓名,我是忘却一种我供养不起的幸福。

  无用,对你说我多么不幸是无用的,因为你早已知道我多么真诚地爱你。

  永别了!你那样多情,不会不理解我写这封信的动机;你那样智慧,不会不宽怒我……

  玛丽本是农家女,为生计所迫来巴黎做女工,不幸沦为娼妓。小仲马为她娇媚的容颜所倾倒,想要把她从堕落中拯救出来。可她每年的开销要 10万法朗,光为了给她买礼品,同她旅行以及各种零星花费,就已借了5万法朗的债。他发觉自己也可能随之毁灭,就当机立断,结束了交往。

  1847年,玛丽病重身亡,年仅23岁。第二年,小仲马依据她的身世写成了 《茶花女》这部小说,后又改编成剧本,轰动了巴黎。

  针锋相对

  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 (1709—1784)和日后与他结为夫妻的波特夫人第一次见面时,曾竭力向她表明,自己在社会地位上毫无值得吹嘘之处。为了使她充分领会这一点,他说自己“既没有地位,又没有金钱,而且还有个叔父是受绞刑死的。”

  岂知波特夫人毫不示弱,竟回答说:“先生,我也既没有地位,又没有金钱,虽然亲戚中没有一个曾被绞死,但至少有50个够得上受绞刑!”

  巧施妙计

  维克多·雨果求爱之初,女方父母因不满这位年轻作家,不让女儿和他交往,甚至扣压他的信件,弄得这对恋人一时不知所措。

  但是雨果并不就此束手无策,他随即赶写一部小说。由于的爱情的激励,雨果以创记录的速度把小说写成。小说问世后,不用说,他的意中人和她父母也都阅读了。

  小说的情节就是描写他自己的失恋的痛苦以及女方父母的可鄙态度。随后,他终于见到了她。

  告诫

  加拿大著名的畅销小说作家阿瑟·黑利常以体验生活为借口与别的女人来往密切。他自称作品有些男主人公与“别的女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差不多都取自己囊中。可是,在体验过这方面的生活后,阿瑟又总是觉得理亏,要求妻子宽恕自己的风流韵事。

  幸好阿瑟·黑利的妻子是个大度的人,她的前提是感情上不能卷入。不过妻子最终还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对妇女的描写就从记忆中提取吧。你在这方面的研究足够你用一辈子了。”

  阿瑟·黑利为了表示与妻子肝胆相照,宣称自己但愿死在妻子之前,让她能够随时制止他的冒险。他妻子却说,从心底里讲,这样或许更妥当些。

  残疾的作家

  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在支持共和政权,反对集权政治的全国大论战中,不顾严重眼疾,而写出了《为英国人民声辩》一文,导致了双眼失明。失明的弥尔顿创作了3部不朽的名作:《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

  以《唐·吉诃德》闻名于世的西班牙作家盖尔·德·塞万提斯(1547—1616)是一位独臂勇士。这支手臂是塞万提斯在为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被敌人用弯刀砍断的。他为此而自豪,他说:“我的胳膊是从古到今最大的战役中残废的。战士脸上和胸口上的伤痕好比天上的星,能指引旁人去争取不朽的名声、应得的荣誉。”正是这种勇气,使塞万提斯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18世纪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1岁半突患小儿麻痹症。右腿落下终生残疾。但他非常乐观,宣称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是健康的、生气勃勃的。他可以同时抵挡3个人的袭击而立于不败之地。靠着惊人的毅力他平息了由于残疾失去初恋的痛苦,用笔替朋友偿还了13万英镑的债务,留下了30多部有重大影响的作品。

  法国18世纪启蒙时代文学巨匠让·雅克·卢校(1712—1778)先天残疾,患有“先天性膀胱畸形,晚年又得了严重的怀疑症和精神错乱,使他的晚年异常悲惨:他与他的朋友狄德罗、伏尔泰—一反目,他被瑞士、法国、普鲁士驱逐出境,当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为他谋得一份年金时,他不仅拒绝,而且与休谟公开决裂。他一生都在寻找健康,寻找保护,寻找正义,然而他至死也没有找到。

  德国19世纪杰出诗人海涅(1797—1856),在51岁时不幸严重中风,以致全身瘫痪,眼睛也接近失明。但海涅在“床褥坟墓”中,仍以顽强的毅力,用口授的方式继续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散文。这一时期出版的用歌谣形式写成的故事诗集《罗曼采罗》等,仍不失当年作品的风采。

  俄国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对此,作家有清醒的认识:“我的羊癫风每周都要发作。感觉到并且知道,这种精神和大脑的错乱是难以忍受的。我的头脑真的越来越错乱。这是事实。这个我是感觉到的。我精神错乱时,使我发起疯来。”这位患有严重癫痫病的作家在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癫痫病的折磨下,创作了整整十几部长篇小说,其中四五十万以致百万字的宏篇巨著就有5部。

  爱尔兰当代小说家、诗人克里斯蒂·布郎 (1933—1981)一出生就患了严重的大脑瘫痪症,5岁时还不会走路、说话。在识字学画的年龄,布朗在母亲的帮助下,用左脚趾夹笔写字,画画,以后又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用左脚趾打字,在他21岁的时候,终于出版了第一部自传体小说《我的左脚》。成为一个用脚趾写作的作家。

  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闻名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是在伤寒和风湿症、脊椎硬化频于死亡的痛苦中开始写作的。他在病痛中创造出来的“保尔·柯察金”成了许多国家青年们奋斗的精神支柱。

  埃及著名作家塔哈·侯赛因 (1889—1973)3岁时患眼疾,被江湖郎中误诊而双目失明。但他进行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创作,其代表作《日子》被认为是埃及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里程碑。他还担任了埃及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会长。

  孤儿作家

  法国17世纪后半叶古典主义悲剧代表作家让·拉辛(1639—1699),幼年丧失父母,10岁进修道院。他后来的文学成就得益于早年在波尔·洛亚勒修道院中从冉森派教徒那里获得的知识。因而他的十几部剧作基本上取材于在修道院时期学习到的古希腊神话或传说。

  俄国19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两岁丧母,九岁丧父,由他的姑姑塔蒂安娜抚养。姑姑对宗教的虔诚影响了托期尔斯泰终生。孤寂的生活,使这位最具才智的作家时常陷入不可捉摸的玄思中,沉缅于白日梦里。他给朋友们的信中说:“你想不出我是多么孤立!”

  乌克兰19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谢甫琴科 (1814—1861)9岁丧母,不久又失去父亲,15岁当了地主的仆人。18岁以农奴身份随主人来到彼

  得堡,靠一些诗人、画家和作家的赎取才获得自由,投身艺术。

  19世纪90年代英国湖畔派诗人代表威廉·华滋华斯 (1770—1850)幼年痛失双亲,他不愿进神学院,与领养他的叔叔发生对抗。使他在精神上更加感到孤寂,他刻意寻找一种母性化的爱情,在法国邂逅了年长于他的妇女——安妮特·瓦朗。他说他是在安妮特的怀抱里,开始认识神秘生活史诗的第一章节:生活,就是痛苦地使用一个人的精力,而使之成为艺术。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1899—1972)1岁时父亲去世,次年母亲也患病离世。2岁的川端康成由外祖父抚养。15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外祖父和姐姐也相继去世,因而他深感人生的虚无,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忧郁性格,使他的作品始终迷漫着一种感伤的氛围,后期作品还渗入了空虚、颓废的色彩。

  美国近代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两岁时,父母先后谢世,他被弗吉尼亚州的爱伦夫妇收养。养父虽然给了他爱伦·坡的姓氏及优裕的生活环境,却没有带给他温暖的亲情。当他成为诗人后,对童年时代一位同学母亲的怜爱之语仍然记忆犹新。

  法国当代诗人许湃维埃尔 (1884—1960)不到1岁就父母双亡,由他的伯父领养。他的小说代表作 《偷小孩的贼》,反映的是孤儿收养者的悲剧,表达了作家对收养人的真诚歌颂。

  苏联无产阶级杰出作家高尔基4岁时成为孤儿,由外祖父收养。少年时代,高尔基为生活所迫,当过学徒、做过轮船仆役、戏院配角、饭馆跑堂、搬运工人、铁路司磅员、面包师。下层社会流浪奋斗的经历,为高尔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站在被告席上的作家

  有“西班牙凤凰”之称的作家维加(1562—1635)因与已婚女演员伊伦娜·奥索里奥发生爱情纠葛遭到干预,维加便以辛辣的讽刺诗回敬而受到指控。法庭以诽谤罪判处放逐8年。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 (1660—1731)3次入狱。第一次,因经商失败亏欠2万英镑,被判有勒索、斯诈和制造伪证罪;第二次,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写书开罪国会,被政府通缉,枷刑示众;第三次,为国务大臣哈莱舞文弄墨,在哈莱丧失权利被送入监狱时作为随从一并获罪。

  法国作家伏尔泰 (1694—1778)两度入狱。第一次是由于年轻气盛,以诗作对奥尔良公爵冷嘲热讽,被人从被窝中揪出投入巴士底狱;第二次是因为伏尔泰得到宫廷赏识,引起巴黎一名叫罗昂的贵族子弟的嫉妒,遭到毒打后纠集地痞流氓报复,被法庭判处聚众闹事的罪名再度投进巴士底狱。

  法国著名诗人魏尔仑 (1844—1896)因与“天才少年”兰波产生同性恋情,在布鲁塞尔一时激动,拔枪击伤兰波而被拘捕。尽管兰波声明自己对魏尔化不予起诉,并放弃一切法律权利,但比利时当局以故意害罪判处两年徒刑。

  捷克作家哈谢克 (1883—1923)为了体验生活,装扮成俄国间谍,在布拉格招摇露面,受到奥地利警察局的拘捕。哈谢克故作认真地声称全是出于爱国的考虑,想看看奥地利警察局是否运转正常。被捉弄的警察定哈射克骚扰公务,判处他5天监禁。

  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 (1880—1918)因他的朋友皮埃勒将偷窃的卢浮宫所藏世界名画《蒙娜丽莎》放在他的住所而被捕,最后还是皮埃勒良心发现,自己供认了偷窃事实才使他获释。

  挪威 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克努特·哈姆生(1859—1952),1946年受到挪威最高法院的审判,他被指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身于侵略祖国的纳粹占领军,因而犯有判国罪。法庭考虑到哈姆生已经87岁,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只对他实行了象征性的监禁。

  美国著名作家艾兹拉·庞德(1885—1973)1940年起,应罗马电台之邀参与了意大利对美广播,公然对自己的祖国进行欺骗宣传。战后被美军长期监禁。1945年底,庞德被押回美国受审,以判国罪关押13年。后来,在弗罗斯特、海明威、艾略特等名人的呼吁下,才在1957年获释。

  法国作家马尔罗年青时极不安分。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带着妻子从巴黎跑到柬埔寨,穷困之余,竟去吴哥窟偷了一批文物想去卖钱,结果货没出手,人却被金边法院以“盗窃文物”的罪判处5年徒刑。

  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年轻时在一家银行当出纳,不巧碰上银行失款,这原本是技术原因所致,可是欧·亨利胆小怕事,深恐连累自己,终于离家出走,结果被法院认定是罪犯。糊糊涂涂地进了班房。只是这段经历促成了他与文学的姻缘。之前,他整天为生活奔忙,无暇安心写作。在狱中,他以犯人们讲的各种故事作为文学创作的原料,开始给一家有名的杂志投稿。在3年监禁期间,他先后发表了12篇短篇小说。他的笔名“欧·亨利”就是在监狱里起的,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竟不知作者原来的真名了。为此,美国作家卡内基曾幽默地说,如果你想写出一部精彩的作品,最好的办法是在街上随便打伤一个行人,以便得以入狱。

  作家守护神(一)

  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大师凡尔纳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星期五》花费了作家大量心血,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入进去。同时,他也对这部作品寄予很大期望,他说:“如果成功的话,我就好比偶尔发明了一个金矿。在这种情形下,我将继续努力写作,不停地写作……。”然而,与他的愿望相反,这部小说命运多舛,先后投了14家出版社和杂志社,都被一一退回。凡尔纳一气之下,将手搞投进了壁炉。幸亏他妻子眼疾手快,将手稿从火中抢了出来。恳请凡尔纳再投一次。结果凡尔内一举成名,成为科幻小说的开山鼻祖。(二)

  现代派文学创始人卡夫卡(1883-1924)生前所写的大量作品只有1/10得以发表,而且也没有产生轰动一时的影响。他的主要作品 《审判》、《城堡》、《美国》均未写完。临死前,卡夫卡给好友布罗德留下遗嘱:将他的所有作品付之一炬,全部烧毁。幸亏布罗德违背了他的遗愿出版了9卷本《卡夫卡全集》,使今天的人们才得以窥见这位现代派大师的全貌。(三)

  约翰·肯尼迪·图尔美国1981年度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他的获奖令人惊奇不已,因为他是在1969年,由于所写的唯一的长篇小说《傻子们的同盟》频频受到出版商的退稿,因而灰心绝望,最终举枪饮弹自尽的,终年32岁。

  他那79岁的母亲在他死后,不断跟出版商联系,希望他们欣赏《傻子的同盟》,给予机会出版,然而至少遭到8家出版商的拒绝。

  但是,这位母亲认为儿子是天才,他的小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那些出版商都是愚蠢的,毫不识货。因此,她仍然不气馁,把稿子寄给新奥尔良著名小说家沃克·珀西,结果被介绍到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不料一出版就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是一部滑稽小说,描写一个拥有中世纪思想的人,生活在新奥尔良现代社会的痛苦。

  如今,《傻子们的同盟》不但已经出版,而且获得了奖,图尔终于可能含笑九泉了。(四)

  1837年,对美国作家霍桑(1804—1864)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年。这1年,他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重述的故事》,几乎没什么反响,但认识了一位名叫苏菲亚·比勃地的姑娘,从而改变了他今后的整个人生。5年之后,这位苏菲亚小姐成了霍桑的妻子。

  苏菲亚不是个一般的女子,她不仅有着极丰富的文学灵感和高雅的美学趣味,而且十分温柔、贤惠。1846年,霍桑的同学——富兰克林·皮尔斯成了美国第14任总统,在总统的推荐下,他当上了一个海关的稽查长。可是,好运不长,随着皮尔斯的下台,他也被解除了职务。霍桑一家又陷入了贫困的境地,更糟糕的是,霍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感到十分沮丧。苏菲亚没有任何抱怨,而是微笑着告诉他:“你终于有时间去创作一部伟大的小说了。”她拿出自己的积蓄来维持家用,替霍桑在书房里生上火,把书桌收拾干净,让霍桑坐下来安静地写作。1850年,一部轰动全美的小说《红字》在苏菲亚的鼎力支持下终于出版。人们由此知道了霍桑,却很少有人知道有个叫苏菲亚的女子,是霍桑的守护天使。(五)

  1866年前后,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两年前他的妻子患肺病而死,不久,哥哥也逝世了,他主办的两个杂志先后停刊,他因此负了沉重的债务。一个出版商乘人之危,表示可以用3000卢布购买他所有著作的版权。同时,附带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在半年之内,交出一部相当于当时3个印张的小说,否则,他全部作品的权利永远归出版商所有。

  当时,作家正在赶写《罪与罚》一书,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创作另一部作品。5个月过去了,连题目也没有想好。无奈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聘用一名速记员,通过口述笔录的方式来完成这部作品,于是,一个名叫安娜的女人闯进了他的生活。

  合作是愉快的。26天之后,长篇小说《赌徒》,如期向出版商交稿。而且,他们之间也因此产生了爱情,于1867年2月15日举行了婚礼。

  一生辛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安娜之后,就如同从风浪中驶进了日丽的港湾。他几乎一刻都离不开这位小他一半的妻子,每当他要去文学晚会讲演,他总要与安娜同行,走上讲台以后,一定要用眼睛找到台下的安娜才肯讲话。安娜为了使他快点看到自己,常常要用一块白手帕在脸上撩过,或干脆站起。与安娜结婚后直到逝世的14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高产时期,先后写了《白痴》、《魔鬼》等著名作品。1881年,由于安娜的努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偿清了所有的债务。使作家像从浓雾中走同来一样轻松。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称赞安娜:“如果许多俄罗斯作家的妻子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那样的话,他们会更好些的。”

  作家怪事

  法国作家卢梭是冠以哲学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的大名人。可是他在写那本后来十分出名的《爱弥儿》的教育小说时,却无情地将自己的小孩托付给一个弃儿之家,以便他不受干扰地写完这本关于儿童理想教育的大作。

  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1762年因为其讽刺杰作《格列佛游记》而声名大振,后被推举为都布林帕垂克大教堂的主教。他害怕过生日。作为一个保守而深陷痛苦的独身者,每逢过生日那天一身黑衣,拒进食物。78岁那年精神错乱而死。

  美国诗人惠特曼,1855年出版了《草叶集》。他的大多数诗歌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但他从来不读别人用第一人称写的作品。

  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都德,每天晚上都要戴着眼镜上床才能酣然入睡。

  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法国作家伏尔泰屈服,甚至他对在1717年身陷巴士底狱一个月的事情也毫不在乎。但是,每当他闻到玫瑰花的芬香气味,作家就会昏迷过去。

  丹麦作家安徒生非常害怕被人宣布早死而被活埋。所以,他总是在口袋里装一张纸条,告诉别人如果发现他不者人事时,切莫不经检查就认定他已死了。他在床头柜上也常常留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只是看来像是死了。”

  这个作家还写作3本自传:为自己的同胞用丹麦文写,为外国读者用德文写和为自己而写。

  海明威完成《海洋小说》初稿后,却没有立即发表,而是将手稿送银行保险库,再未触动过。在他逝世10年时,其妻和出版家才将手稿加以整理,以《海洋中的岛屿》问世。这是海明威唯一以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司各特擅长写叙事诗,独步英国诗坛后,拜伦写的《东方故事诗》发表后,他转而写起小说而不再写诗。他觉得写苏格兰史上的英雄人物比拜伦更为拿手。

  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发表后(1960年)至1984年逝世,他忙于出国访问、接待来访、为再版和译文写序等,再无重要作品问世。

  作家的酒癖

  世界上许多著名作家都嗜好饮酒。因为写作是个孤独的职业,作家在兴奋或寂寞时往往需要“对酒当歌”。但他们酒醉后鲁莽荒唐的行为,不仅与自己的声誉极不相称,而且还常常有人为此断送了性命。

  英国的一位天才诗人狄兰·汤麦斯是嗜酒者。有一次,美国一个女子大学付了大笔演讲费请他去演讲。他还未上讲台就醉倒了,使他的文学代理人大窘。他39岁得肝病,于1953年病逝。

  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海明威,酒醉后变得他凶恶残忍,特别爱打架,他的遗孀玛丽在自传中提到,某次一个旅馆中,海明威看到了玛丽前夫的照片,怒气勃生,将照片投入抽水马桶,用手枪连射多次,把抽水马桶击得粉碎。他晚年创作迟钝,情绪低落,于1916年饮弹自尽。

  与海明威齐名的小说家费兹杰拉德,与年轻美貌的妻子喝醉酒后,则变得像孩子一样幼雅可笑。常常会爬坐到奔驰的汽车顶上,或是于午夜时分在豪华旅馆门前的喷水池中裸浴,不然就将餐馆的生鸡蛋敲碎倒在陌生人的帽子里。后期他戒酒,想写些严肃而认真的作品,但为时已晚,徒然浪费了他的创作天才。1940年他44岁逝世时,身无分文。

  美国著名作家梅勒,饮酒后经常与另一位名作家高尔·维达尔公开吵闹,在电视上辩论,在社交界打架,甚至无缘无故地用刀刺伤了自己的爱妻。

  威廉·福克纳喜欢闭门自饮,他的办公室堆满了酒瓶。因嗜酒,他几乎耽误了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后来在朋友和亲威的帮助下才上了飞机。

  爱伦·坡嗜酒如命。他于1849年逝世,享年40岁。临死前,他醉倒在巴尔的摩一个酒巴前的阴沟里。他的遗作品名扬世界,临死时却没有一个亲友来照顾他。

  辛克菜·刘易斯的饮酒习惯到了不可节制的地步,他的两个妻子也因此和他离了婚。

  侠义作家

  萨克莱的“药丸”

  与查尔斯·狄更斯齐名的英国小说家萨克莱,一生助人为乐,且做好事不喜留名。当他得知某个朋友有困难时,便时常用假名、别名甚至不具名汇款,加以接济。

  寄钱时,他爱把钱装在用过的丸药盒子里,附上一封没有写信人姓名、地址的信;还在盒上写明“服法”:“每次一粒,急用时服用。”

  以笔还债

  英国著名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是一个意志极其坚强的人,他终生跛腿,仍笔耕不辍。1825年,英国暴发经济危机,司各特合股经营的贝伦泰恩公司破产。司各特完全有法律依据不对他的朋友和合伙人的债务负责。但他把友谊和信誉看得比金钱更重。他以大丈夫的气慨宣布,他将全部偿还13万英镑的巨额亏损。并且,他谢绝一切援助,横下一条心,用自己的一支笔还清巨债。

  在此后的7年中,司各特强忍着妻子去世的哀伤和逼债索款的烦恼,日以继夜地写作,直到1931年第二次中风。次年他安详地闭上了双目。他不仅用一支笔还清了13万英镑的巨额债务,而且还为人类贡献了3部长诗、27部历史小说和中篇小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身体残废的条件下完成的。

  英国著名作有狄更斯 (1812—1870)有个仅仅是一面之交的朋友,叫詹姆堂森。詹姆堂森甚至不知道狄更斯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詹姆堂森有次赌钱欠了一名叫查利德的出版商5000英镑,查利德限令他一个星期内还清。万般无奈中,詹姆堂森想到了那位一面之交的朋友,没想到狄更斯满口答应替他还债。

  一天,詹姆堂森带了查利德去找狄更斯,到家一看,只见室内空空荡荡,家徒四壁,仅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堆满了酒瓶和稿子。查利德环视四周,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态问道:“凭你这些废纸和破酒瓶,就能替詹姆堂森还清5000英磅吗?”狄更斯平静的回答说:“当然不是凭这些,而是凭我的左手。”当时狄更斯用左手写作的习惯广为人知,查利德一听说此人要用左手还债,大吃一惊:“你难道就是狄更斯?”狄更斯点了点头:“你算猜对了。”查利德赶紧握住狄更斯的手,兴奋地说:“能认识你,价值就不止5000英镑了,詹姆堂森的债就算抵销了。”狄更斯幽默地笑着说:“你刚进来时,盛气凌人,现在又变得这样彬彬有礼,如果把这些作为题材写成小说,它的价值同样不止5000英镑!”

  代人受过

  出生在意大利的立体诗人创始人阿波利奈尔(1880—1918)与一代画圣毕加索是好朋友,通过毕加索他结识了杰利·皮埃勒——一个性喜冒险的土耳其人。1907年,皮埃勒在卢浮宫博物馆偷出两尊罗马时代的雕像卖给毕加索后就销声匿迹了。几年后他突然出现在阿波利奈尔面前,一副穷困撩倒的模样。阿波利奈尔出于友情,把他留在身边作秘书。谁知皮埃勒秉性难改,又去卢浮宫行窃,偷来的竟是旷世杰作《蒙娜丽莎》,并把它藏在阿波利奈尔家中,此案轰动法国,警方搜捕格外严密,皮埃勒闻风而逃,阿波利奈尔作为嫌疑犯被捕。由于在他家中搜出了脏物,他被置于无法解释的窘境。尽管许多人联名请愿作保,证明他无罪,但法庭坚持要判刑。幸亏在山穷水尽的时刻,逃亡在马赛的皮埃勒良心发现,亲自给预审所写信,声明东西是他偷的,阿波利奈尔才被释放出狱。

  仗义执言

  在英国哈罗公学,有一天,一个高年级学生在惩罚一个小同学:在小同学的手臂上抽打若干鞭。这时,一个跛脚的学生走上前来,问这恃强凌弱的恶少要打小同学多少下。“你问他干什么”这位身材高大的家伙,瞧着跛足的学生,轻蔑地问。“如果你不反对,我愿意为他领受一半。”这位侠义的学生伸出了自己的手臂。他,就是以后成为英国19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扒手”

  苏联现代著名儿童作家盖达尔曾有一次当“扒手”的经历。

  在莫斯科的一辆电车上,发生了一起希奇的扒窃案件。小偷被当场抓住,激动的人群把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穿着一件骑兵外套的男子连推带揉地拥出车门。有个老太太操着尖利的嗓门吼叫着:“亏你干得出来,你想把别人最后一件衬衫也剥掉吗?”

  穿骑兵外套的人在竭力申辩,但人群中无人理睬,民警要求小偷出示身份证。“小偷”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褐色小本子。“我的居民证没带在身上,”他不安地说,“只有一个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证,我是个作家……”“这种‘作家’我们见得多了”不等小偷把话说完,老太太又吼了一句。人群中腾起一片哄笑。

  在这杂乱的哄笑声中,只有那位受害者——一个穿着破旧、腋下挟着几本小书的少年,涨红着脸,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你丢了什么东西,小同志?”民警用爱抚的声调问他。

  少年的脸更红了,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我是外地人,昨天来医学院报到。我的钱买书都花光了,刚才买车票是我最后几个戈比。所以……我口袋里没有钱……”“哈哈!扒手居然找到这么一位资本家!”老太太讥讽地插了一句,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

  民警让少年仔细检查一下他的口袋。

  少年顺从地把口袋翻了过来。突然,50张揉皱的50卢布的钞票掉在了地上。“这不是我的钱,我没有钱!”少年赶紧声明!

  人们一下子愣住了。大家惊奇地望着这位“小偷”作家,而作家却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搓揉着手中的帽子。

  阅历非凡的民警也愣住了。像这样一个把手伸进别人的空口袋。把钱留给别人的“扒手”,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碰到。“阿尔卡蒂·彼得罗维奇·盖达尔”,民警低声念出作家的协会会员证上的名字。“您是盖达尔?!”少年惊叫起来,“我读过您写的许多书……”“盖达尔,他就是盖达尔!”人们议论纷纷,脸上浮现出崇敬、爱戴的表情。站在人群后面的孩子们拼命往前钻,想看看这位他们自己的作家。

  人们议论着慢慢散开了。盖达尔也刚想走,那个刚才喊得最凶的老太太猛地抓住他的袖口,把他拉到一边,从她肩上的布口袋里、拿出一只红苹果递给盖达尔:“拿去吧,好人!”凶狠的老太太变成了另一个人,“难道还要我悄悄地把它塞进你的口袋吗?”

  作家的自尊

  幽默的回敬

  19世纪20年代的某天,英国著名散文家查尔斯·兰姆 (1775—1834)正在大庭广众面前朗诵自己的散文,听众中有人故意与兰姆过不去,发出嘘嘘的怪叫声捣乱,兰姆停止了朗诵,平静地面对听众说:“据我所知,只有3种东西会发出嘘嘘声——蛇、鹫鸟和傻子,你们几个能到台前来。让我见识一下吗?”捣乱者自知没趣,灰溜溜地钻出了会场。

  最厉害的抗争

  英国诗人拜伦的第一本诗集《懒漫的时光》在伦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却受到了苏格兰民权党机关报《爱丁堡评论》的恶毒人身攻击。文章一开头就断言:“这位年青的男爵的诗才,可以说是属于那种既不说是天神们的,也不是凡俗人的一严……他的流露物,是展开在一块荒枯的浅滩上的,再也不能上升一分,或是比这水平面低下半寸……。”文章还断言:“这本诗集是我们永远可以看到的最后一本。”拜伦读完,当即昏倒过去。3个客人刚巧在这时进来,看到那种衰颓的样子,连忙问他是否刚刚进行了一场决斗才回来。

  当晚,拜伦到朋友家吃饭,一连喝了3瓶葡萄酒,想把心头的怒火浇灭下去。拜伦第一个念间是想写一篇回敬他的敌人的措词激烈的讽刺诗,以解心头之恨。过后冷静一想,又觉得不够份量,在喝完最后一杯酒的时候,他打定了主意:对这种攻击置之不理,下决心埋头再写一部真正优美的诗集,或许这才是最厉害的抗争。

  教师的尊严

  英国作家王尔德未成名时很穷,有个贵族想请他当家庭教师,给儿子补习功课,在谈到食住的条件时,那贵族问王尔德愿不愿意和他的家人一起共同进餐。王尔德回答说:“那全看他们进餐时懂不懂礼貌。”“需要晓得自己的尊严”

  契诃夫有一次接到弟弟的信,信上自称是“你的渺小无闻的弟弟”。他立即提笔在回信中写道:“你为什么自称是‘你的渺小无闻的弟弟’!你承认自己渺小吗?在人们当中需要自己的尊严。你又不是个骗子,你是个正直的人,对吧?那就尊敬自己是个正直的人吧,要知道正直的人并不是渺小的,不要把谦虚和妄自菲薄混为一谈。”

  帽子和脑袋

  世界著名童话作家客徒生衣着简朴,常戴着破旧的帽子在大街上行走。

  有个行路人嘲笑他:“你脑袋上边的那个玩艺儿是什么?那能算是帽子吗?”

  安徒生回敬说:“你帽子下边的那个玩艺儿是什么?那能算是脑袋吗?”

  让路

  有一次,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在公园散步,在一条仅能让一个人通过的小路上,遇到一位批评家,两人迎面越走越近。“我是从来不给蠢货让路的!”批评家傲慢地向歌德走过来。“我倒正好相反!”歌德说完,笑着退到路边。

  回敬

  一天晚上,一个旅行家与德国著名诗人海涅住在一起,这个旅行者对海涅进述他在环球旅行中所发现的一个小岛。他对海涅说:

  你猜猜看,在这个小岛上有什么现象最使我感到惊奇?”“什么现象?”海涅好奇地问道。

  旅行者狡黠地笑了笑,恶意地嘲讽说:“在那个小岛上竟没有犹太人和驴子!”

  海涅就是犹太人,一听这家伙在影射自己,他不动声色地反击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我和你到小岛上去一趟,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了。”

  拒绝有偿写作

  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名著《八十天环游地球》最初在《巴黎时报》上连载,轰动一时,主人公福克的命运成了人们谈论的中心,不少人打赌福克会不会按时赶到伦敦,以至当时纽约和伦敦的记者每天都要用电报报告虚构的福克已到达了什么地方。

  当小说写到福克在纽约误了轮船的时候,经营横渡大西洋轮船的各家公司的老板,为了替自己的轮船作广告,纷纷登门求见凡尔纳,希望他能把福克安排到自己公司的轮船上横渡大西洋回到伦敦。并允诺给凡尔内以重金。凡尔纳不为所动,对各位老板的要求严词拒绝。不仅如此,他特意安排福克自己租用一条船来完成最后的旅行。于是出现了激动人心的描写:这条船中途燃料用尽,靠烧甲板木料和仓内家具才完成最后的航程,福克到达伦敦约定的俱乐部时,离限期只差几秒种。

  不卑不亢的回答

  乌克兰杰出的民主主义诗人谢甫琴科有一天受到沙皇的接见。在召见他的时候,宫廷中笼罩着一派威严肃穆的气氛,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都诚恐诚惶地向沙皇深深鞠躬致敬,唯独谢甫琴科一人凛然站在一旁。沙皇大怒,问道:“你是什么人?”

  诗人平静地回答:“我是培拉斯·格里戈耶维奇·谢甫琴科。”“你为什么不鞠躬?我是一国之君,举国上下,谁敢见我不低头?”

  谢甫琴科看了看沙皇,沉着答道:“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如果我也像周围这些人一样在你面前深深弯腰,请问,你怎么能看得清我呢?”

  高尚的感冒

  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应朋友之邀去听音乐,演出不久,赫尔岑就十分厌烦地双手掩耳,打起瞌睡来。

  这时,女主人对赫尔岑的举动感到奇怪,便推了推赫尔岑:“先生,你不喜欢音乐吗?”

  赫尔岑摇摇头,指着乐池说:“这种又低级又轻佻的音乐有什么好听的!”

  女主人惊叫起来:“你说什么?这是演奏的可都是些流行乐曲呀!”

  赫尔岑心平气和地反问女主人:“难道流行的东西都是高尚的吗?

  女主人不高兴了,反问说:“不高尚的东西怎么能流行呢?”

  赫尔岑风趣地说:“那么流行感冒也是高尚的咯!”说完就向主人告辞。“我就是为这两句台词而写的”

  19世纪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是著名作家大仲马的私生子。大仲马生活放荡不羁,年轻时同一个女工发生关系,生下了小仲马,旋即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母子俩。只是过了许多年之后,他才承认小仲马是自己的儿子,但始终不承认小仲马的生母是自己的妻子。这切身的经历在小仲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1858年,小仲马创作了剧本《私生子》,写一个富人诱惑了一个女工,这女工怀孕后他就抛弃了她,当这个私生子日后成名时,他又想认他为儿子,结果遭到拒绝。私生子最后得知所谓的“叔父”原来就是自己的生父,结尾的两句台词是:

  父:当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时,你一定会允许我叫你“儿子”的。

  子:是,叔叔!

  儿子简短的回答,表现出巨大的愤怒。

  剧本将首次公演时,剧院老板要求去掉这个结尾,改成父子捐弃前嫌,热烈拥抱。小仲马冷冷地回答说:“我就是为这两句台词,才写这个剧本的。”

  有趣的是,大仲马对这个显然是影射自己的剧本显得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儿子这种艺术化的鞭挞。

  咄咄逼人的幽默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一次大会上讲演。他的演讲尖锐、幽默,锋芒毕露,妙趣横生。女速记员时而在速记薄上写道:“笑声”、“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忽然有人喊道:“您讲的笑语我不懂!”“您莫非是长颈鹿!”马雅可夫斯基感叹道,“只有长颈鹿才可能星期一浸湿的脚,到星期六才能感觉到呢!”“我应当提醒你,马雅可夫斯基同志,”一个矮胖子挤到主席台上嚷道:“拿破仑有一句名方: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不错,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他边说用边手指着自己和那个人。

  诗人接着回答条子上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您今天晚上得了多少钱啊?”“这与您有何相干?您反正是分文不掏的。我还不打算与任何人分呐!”“您的诗太骇人听闻了,这些诗是短命的,明天就会完蛋,您本人也会被遗忘,你不会成为不朽的人。”“请您过1000年再来,到时我们再谈吧!”“马雅可夫斯基,您为什么喜欢自夸?”“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舍科斯皮尔经常劝我说: ‘你要只讲自己的优点,缺点留给你的朋友去讲’。”“看来”,诗人平静地说,“这个同志是来作证的。”诗人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厅,又说道:“我真不知道,您到处在陪伴着我。”

  一张条子上说:“您说,有时应当把沾满‘尘土’的传统和习惯从自己身上洗掉,那么您既然需要洗脸,这就是说,您也是肮脏的了。”“那么您不洗脸,您就自以为是干净的吗?”诗人回答。“马雅可夫斯基,您为什么手上戴戒指?这对您很不合适。”“照您说,我不应该戴在手上,而应该戴在鼻子上喽!“马雅可夫斯基,您的诗不能使人沸腾,不能使人燃烧,不能感染人。”“我的诗不是大海,不是火炉,也不是鼠疫。”

  名作家临终遗言

  1904年7月1日晚上,刚过半夜,契诃夫醒来了,他坐起来,意味深长地对医生说:“我就要死了。”然后,他要过一杯香槟酒,带着可爱的笑容对妻子说:“我很久没有喝香槟了”说完,他平静地喝干了那杯酒,安静地躺下去,面朝里,不一会就永远沉默了。

  都德的夫人尤丽亚·阿拉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把自己的才能和丈夫的才能熔铸在一起,都德曾说:“如果没有我的夫人,我一定永远是那么任性和草率地写作。”临终时,他无限爱恋地望着妻子,信赖地说:“完成我的著作吧!”

  莫里哀一生演的是喜剧,而他的死却是一个悲剧。1673年2月17日,莫里哀主演自己的新作《心病者》,演到中途,病势发作,不断咳嗽,痛苦得颦眉蹙额。观众却以为这是相当逼直的表情,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幕落下时,莫里哀已昏倒在舞台。人们将他抬回家中,他伸出右手,有气无力地说:“给我……肉汤。”待到人们把肉汤端到他跟前时,他已停止了呼吸。

  1824年4月9日,被高烧折磨着的拜伦不断发出呓语:“前进,前进!”希腊将士轮番守护,巴望他早日康复,重返沙场,抗击土耳其侵略者。然而他的病情日趋恶化,眼看死神一步步逼近,拜伦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不幸的希腊,我已经把自己的时间、资财和健康全部献给了它——现在把生命也一并送上!希腊,希腊,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遗嘱是生前写好的,他告诉家人:“用普通字型在墓碑上刻上我的名字就行了,而不用加什么 ‘先生’‘阁下’之类的字眼。我恳求我的朋友们不要为我建造纪念碑和撰写悼念文章。我的书会让人们记得我的——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1885年5月的一天,巴黎一家报纸头版位置上,刊登了一条引人瞩目的消息:“维克多·雨果于星期四晚上开始感觉不适,目前病情急剧加重。”消息传开,法国各界名流纷纷前往探视这位大文豪。雨果家门口的登记簿上,排满了探望者的名字,然而,仍有许多人再也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见上一面。

  5月22日清晨,雨果在念出了一句优美的诗句:“这儿正在夜以继日地战斗”之后闭目长眠。

  1910年11月7日清晨,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期泰对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的医生说了最后一句话:“世界上有千百万人在受苦,为什么你们只想到我一个?”

  著名文学家巴尔扎克在临终前,心中仍念念不忘那尚未完成的《人间喜剧》,他向医生说明意图,了解病况,医生却问他:“你完成那些工作还要多少日子呢?”

  巴尔扎克回答:“6个月。”

  医生摇摇头。“6个月都活不到吗?6个星期怎么样?”

  医生又摇摇头。“那么至少今天总可以吗?我还可以写个提纲,也还可以把已经出版的50卷校订一下!”

  医生劝他立即写遗嘱。“什么?6个小时?”就这样问着问着,巴尔扎克离开了人间。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的前一夜,把妻子叫到身边。他说得很简单:“拉伊沙,……我这会儿要对你讲的话,大概是我最后一段连贯的话了。我这一辈子过得不算太坏吧?是的,……我是斗争过来的,而且你也知道,我并没有被征服。往后,如果生活上有什么叫你挨苦,可以想到我。还有一点应该记住: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要放弃学习。没有学习,你就不会进步。”尼古拉还想多讲几句,可一阵剧痛打断了他。他昏昏睡去。醒来后,他问哥哥:“我呻吟过么?”“没有。”哥哥答道。“死神已经走到了我的眼前,可我还是没有向它屈服。”这样,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离开了人间。

  英国剧作家韦策利长于幽默,其妻是再婚者,与韦策利结婚时,韦已入垂暮之年,1716年,戏剧家命在旦夕,其妻还很年轻,他对娇妻的临终之语竟是:“你向我发誓吧,绝不再跟老头结婚!”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40多岁才与钟情于她的人结婚,其时名声最盛,人们希望她有新作问世,她却因早年贫因生活的折磨而一病不起,1855年临终前,对丈夫留下了她饱含深情的话:“噢,我该不是要死了吧?上帝不能分开我俩,我们是多么幸福呵!”

  俄国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经历曲折坎坷,弥留之际,对爱妻道出沉痛之言:“可怜的……亲爱的……我能给你留下什么呢?……可怜的,你今后的日子该多么难呀!”

  1849年10月的一天,巴尔的摩的一位医生收到了该市一个印刷商的信:“亲爱的先生:这有一位先生,穷途潦倒……他的名字叫埃德加·爱伦·坡,看样子他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他说他认识你。我确信他需要立即得到帮助。”医生来了,发现果真是爱伦·坡。他已奄奄一息,临死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上帝,救救我可怜的灵魂!”就这样,结束了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生命。

  英国侦探小说名家柯南道尔,在他患病期间,妻子对他无微不至地照料、护理,1930年7月7日,在永别人间之前,曾当过医生的柯南道尔由衷地向妻子表示了最后一次感谢:“该为你做个奖牌,上面刻上‘所有护士中最杰出的女性’这句话。”

  苏联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伊林,撰有《十万个为什么》等通俗科学作品,病重之时,他不断地给妻子叶莲娜·谢加林写信,1953年11月,伊林作大手术前,又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手术后5天,病情突然恶化,他没有呻吟,但说话非常困难,生命的最后1小时,妻子根据他嘴唇的动作,知道他留给她的最后话语是:“我这么着急给您写信,不是平白无故的……”

  法国16世纪著名讽刺戏剧家拉伯雷,1553年将死时,对前来探看他的朋友说了最后的一句话:“笑剧已经演完,是该闭幕的时候了。”

  莎士比亚的临终遗言十分奇特,他说:“把第二个最好的床留给太太。”

  英国作家卡莱尔 (1795—1881)临死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嗯,嗯……死亡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呀,真是的!”

  歌德临终前,人们听见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来,我的小女儿,把小手递给我。”说着,他还把右手伸到空中书写,直到静静地死去。

  法国文学家冯狄尼鲁(1657—1757)的临终遗言是对人生的总结,他说:“我只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英国诗人但尼生 (1809—1892),病重时,仍躺在病床上翻阅莎士比亚全集,当翻到《辛白林》最后一场的对白时,突然叫了一声:“翻到了!”接着便溘然长逝。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是在写作中逝世的。当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他的妹妹想扶他到沙发上躺下,他说:“让我睡到地板上。”接着便意识不清,再也没有醒来。

  法国小说家法朗士 (1844—1924)因动脉硬化症而死。病症发作时,状至痛苦,他像幼童一样,呼唤着“妈妈、妈妈”便离开了人世。

  德国大诗人海涅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神灵的存在,所以临死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会不会记住我——那是他自己的事。”

  法国女作家罗兰夫人 (1754—1793),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党的指导者。后来受雅各宾派的敌视,被捕死于断头台,受刑之前,它望着广场上的自由女神,说了最后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自由啊!多少罪恶假你的名而行!”

  英国诗人济慈临终前用诗句表达了他最后的思想:“我感到雏菊在我身旁开放。”

  美国诗人郎费罗是个唯美主义者,他临终前提出了最后要求:“请把留声机打开——我每次都是在音乐声中入睡的。”马克·吐温临死时,他的病床旁聚集了很多人,作家含笑着与他们作了最后诀别:“再见,我们还会相逢呀!”

  美国作家卡尔·琼临终前,对儿子喃喃道:“我要看看落日的景色。”

  英国大作家肖伯纳临终前对女佣说:“太太,你想让我像古董一样永远活下去吗?我已经完成了我要做的,我要走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1972年自杀后被送往急救途中,对司机说了最后一句话:“路这么挤,真辛苦你了。”

  名作家的墓志铭

  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墓志铭是一篇苦难记:“

  他的母亲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里雅患结核症逝世;他的17岁女儿丽莎自杀死去;他的一对3岁的双生儿女患白喉死亡。他只活了58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他留下30卷文集。他留下许多至今还是像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它们在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前进。

  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司汤达生前不为世人所理解,死时也十分凄凉。仅有梅里美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等人为他送葬。作家的墓志铭是他本人生前用意大利文写成的:“亨利·贝尔,米兰人。

  活过、爱过、写过。”

  英国诗人雪莱生前深受人们爱戴,1822年7月8日,雪莱在海上驾艇航行时被海浪吞没。6天后拜伦才找到他的尸体。火化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心竟未被焚去。于是在朽之城——罗马的新教徒公墓里,人们埋下了这颗心脏,墓碑上镌刻着拉丁语的铭文——“众心之心。”

  英国作家拜伦 (1788—1824)为了支援希腊的独立革命,病死在希腊。希腊人为诗人举行了国葬,覆盖黑色斗篷的灵柩上安放着盔、剑和桂冠。他的姐姐奥古斯达为诗人写了一个简短而含义深远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作者的遗骸,他于1824年4月19日在希腊故去。那时他正在为那个国家夺回它古代的自由和光荣而进行英勇的战斗……”

  1616年4月23日,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逝世,他的遗体被埋葬在斯特拉福教堂的祭坛下面,他的葬身之处竖有一块墓碑。上面的文字是根据作家生前的要求刻成的:“好心的朋友,看在耶稣的份上,切莫移动埋葬于此的遗骸。不碰这些石块者上天保佑;使我尸骨不安者必受诅咒。”

  海明威的名字是与硬汉的形象融为一体的,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写作习惯——站着写作。所以,1961年他去世后,作家的墓志铭刻的是一句双关妙语:“恕我不能站起来了。”

  英国大文豪肖伯纳一生机智幽默,所以他的墓志铭也写得十分风趣,那墓碑上刻的是:“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 (1706—1790),既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可以说他是美国第一位学者,第一位哲学家,也是第一位驻外大使。他发明了口琴、摇椅、路灯、避雷针,他写的自传是所有自传中最受欢迎的自传之一。可是,他自己写的墓志铭,只承认是印刷工人:“印刷工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遗体,恰如表面已经破损、金字已经剥落的旧书封皮一样,为了成为虫食而躺在那里。可是,他的遗业是不会消失的。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一定会由于作者的校订、改正,再次以新的形式,更加美丽的姿态出现。”

  这是他22岁时写下的,自然,他去世后,人们并没有采用这段文字。

  德国著名剧作家费希特的墓志铭如同他的剧本一样精彩,墓碑上不多不少整整两个字:“剧终”。

  虽死犹生

  雨果的遗嘱

  ……

  我即将闭上我世俗的双眼,但是我心灵上的眼睛将永远睁着,而且比任何时候睁得更大。我无需任何教堂为我祷告。我只请求为普天下的灵魂祈祷。

  两年后,雨果又追加说:

  我把5万法郎赠给穷人。我希望用穷人的柩车把我送进公墓。我无需任何教堂为我祷告,只求为普天下的灵魂祈祷。我相信上帝。

  小仲马的遗嘱

  ……

  我绝对希望,人们在埋葬我时,不要举行任何宗教仪式,我也希望,在我的墓前不要有任何人发表演说,我也请求,科学院不要为我举行表示尊敬的军队仪式,这样一来,我的死只会给那些愿意感到不安的人带来不安。

  我希望把我埋在佩尔拉舍兹公墓,墓穴分成两部分,好让仲马夫人将来——越迟越好——能和我一道安眠在这里,我希望,我死后,能给我穿上那件带红边的麻布衬衫和那件单色的工作服。脚就让它们光着……

  斯特林堡的遗嘱

  我的尸体不能解剖,不能瞻仰,只能让亲友看。不准在面部用石膏拓像,不许拍照。我希望,在早晨8点钟避开好奇的人群,把尸体运往墓地。不能在殡仪馆里举行仪式,更不能在教堂举行。我愿在新教堂墓地上安息,但不能埋在名利场上的富人中间。在安葬时不准奏乐,不准唱歌或发表讲话,牧师只能照教本上说的办。(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文学史上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

  敌手的礼赞

  莎士比亚死后,有人写过一道《挽莎士比亚》:“著名的斯宾塞,你靠博学的乔叟躺过去一点,给莎士比亚在你们三重的陵墓里腾出个铺位。”莎士比亚的朋友和剧坛敌手本·琼孙对此诗所给予的评价很不以为然,他在《题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遗著,纪念我敬爱的作者》一诗中与道:“我的莎土比亚,起来吧;我不想安置你在乔叟、斯宾塞身边,卜蒙也不必躺开一点儿,给你腾出个铺位:你是不需要陵墓的一个纪念碑,你还是活着的,只要你的书还在,只要我们会读书,会说出好歹。

  ……

  得意吧,我的不列颠,你拿得出一个人

  他可以折服欧罗巴全部的戏文。

  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时间已经证明,这的确是真知灼见。

  自信

  19世纪英国诗人济慈,幼年就成为孤儿,一生贫困,备受文艺批评家抨击,恋爱失败,身染痨病,26岁即告别人世。济慈一生虽潦倒不堪,却不受环境的支配。他在少年时代读到斯宾塞的 《仙后》之后,就肯定自己也注定要成为诗人。济慈一生都致力于这个最大的目标,他生前曾说:“我想我死后可以跻身于英国诗人之列。”历史不折不扣地印证了他的自信。

  站在坟墓里的人

  英国大文豪约翰生死了也屹立不倒,他是唯一站在西敏寺地下的人。

  在他死前数年,约翰生在西敏寺选了一块自己死后埋葬的地点。但在他死后,大家才发现那块地早有人占据。不过有两个坟墓之间还有一点狭小空间。于是便把约翰生站着埋进地下。

  抱憾终身

  1928年,哈代病逝。遵照他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要安葬在自己的故乡,英格兰南部的多塞特郡。但是由于他对英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人们决定把他葬在举世闻名的伦敦“诗人角”——威斯敏斯特教堂。因为这里是“英国诗歌之父”乔叟、著名诗人约翰逊、布朗宁、小说家狄更斯等文豪长眠之地。最后经过讨论,决定把哈代的心脏留在故乡。不料在他的遗体运往伦敦后,那颗尚未葬入土的心脏竟然不翼而飞,而负责看守心脏的农夫则清楚地记得把它放在窗台上。后来,人们终于发现窗台上已经空空如也的盘子旁边,蹲伏着一只吃得饱饱的猫。多塞特郡的农民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将这只猫也一起葬入哈代的棺木里。

  与君主齐名的作家

  1884年5月24日,享年82岁的雨果与世长辞的噩耗传到参众两院,两院马上休会表示哀悼。并作出决定,为了雨果,制宪会议以前所规定的先贤祠的用途又重新生效。并在先贤祠的三角楣上刻上“伟大的人物,祖国向你们致敬”。雨果的遗体先在凯旋门下受人瞻仰,然后再送到先贤祠安葬。5月31日晚上,巴黎这座巨大城市的所有市民通夜为雨果守灵。人们从协和广场一轩走到灵台的200米处,充满了把死者视为神的敬仰之情。12个法国年轻诗人组成一支仪仗队。凯旋门四周,大街上,房子里,到处有人吟诵雨果的诗。规模隆重的送殡队伍护送着雨果从明星广场来到先贤祠,200万法国人跟在柩车后面。大街两旁竖起了许多木杆,杆端悬挂着的牌子上写着:《悲惨世界》、《秋叶集》、《沉思集》、《九三年》。大白天点着的路灯罩着黑纱。一个国家将这种只授给君主和军事首脑的崇高荣誉授与一位作家,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平民作家的隆重葬礼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让一保罗·萨特 (1905—1980)一生留下了约50部体裁多样、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的作品。1964年,瑞典皇家学会“因为他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出乎意料的是,萨特宣布拒绝接受这一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他的理由是:“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与官方不甚合作的萨特,去世时却受到了群众的深切悼念。1980年4月19日,巴黎街头出现了法兰西本世纪最为壮观的送葬场面:萨特的灵车在朝拉雪兹神父公菲墓缓缓行进时,数万名巴黎市民自发地汇成了送葬的行列,致使送葬的巨流长时间地滞留在悲痛的人山人海之中。

  名作的背后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据作者日记记载,乃是由一棵人们熟视无睹的鞑靼花触发的:189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列夫·托尔斯泰散步回家。“穿过一片刚刚犁过的土田地。一眼望去,除了黑土以外,什么也没有,连一根纪草也看不到,可是在灰土飞扬的灰秃秃的路旁,却长着一棵鞑靼花《牛蒡》。这棵花有3条幼枝。一条已经断了,断枝头上挂着一朵沾了泥的小白花;另一条也折断了,上面沾满了污泥,黑色的残枝显得垂头丧气,十分肮脏;第三条幼枝向旁边直伸出去。虽然也因为蒙上灰尘而黑了,但还活着,中间部分还是红红的”。这使他想起了哈泽·穆拉特。他真想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因为“在这一片田野上,只有它把生命坚持到最后,不管怎样总算坚持下来。”

  一朵在别人毫不经意的小花,在托尔斯泰眼里却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含义。以致促使他由此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灵感的这种引发力,正如契诃夫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平时注意观察人,观察生活……那么后来在什么地方散步,例如在雅加达的岸边,脑子里的发条就会忽然咔的一响,一篇小说就此准备好了。”

  雪莱的历史名剧《钦契一家》的创作则是由一幅画引起的。雪莱曾看到贝特丽采被囚禁在狱中时艺术家基多为她画的一幅画像。她那庄严而忧郁的神情给雪莱留下深深的印象。他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查阅了有关贝特丽采的历史档案资料,并从这个家庭悲剧的史料中,发现了包含其中的社会意义,一部名剧便随之诞生了。

  据说,艾捷尔·伏尼契的名著《牛虻》创作的最初动因也是来自一幅画——她年轻时在卢浮宫里见到的。画面上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青年倚墙而立,他双唇紧闭,表情略显忧郁。她在写作《牛虻》时,还把这幅肖像画的复制品挂在床头。

  果戈理的好几部名作都是从朋友讲的故事中产生的。他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都是在普希金的启发下写出的。

  果戈理曾坦率地写信给普希金:“劳驾给个情节吧,随便什么可笑的或者不可笑的,只要是纯粹俄罗斯的笑话就行。”

  果戈理的小说《外套》则是在和朋友的笑谈中,听到彼得堡官场上的一个小公务员失落猎枪的笑话以后触发创作灵感而写出的。因为他自己也做过小公务员,有这方面的生活阅历。

  苏联作家曼诺夫在《〈夏伯阳〉和〈叛乱〉的写作经过》中曾谈到他是怎样开始写作《夏伯阳》的:“他一边散步,一边杂七杂八地想着,想着,突然一部中篇小说在我的脑子里变得明朗了……这就是我的《夏伯阳》。”

  狄更斯的名作《双城记》的创作灵感则是在演剧时获得的。他在《双城记》初版原序(1895年)中谈到《双城记》的创作时说:“我最初想到这故事的主要意思,是我正在跟我的儿女们和朋友们表演威尔奇·柯林斯(1824~1889年,英国小说家)先生的剧本《冻结的大海》之时。我当时被一个强烈的欲望抓住了,要想亲自赋予形体,我就在我的想象中探索着要将它表现给一个特别留意、特别关切的细心观者赏鉴所必需的心理状态。”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普希金总是花很长时间思考他作品的提纲,当一种已诞生的创作思想还没有在他的脑子里成熟,给自己找到和谐而完整的发展的时候,有时就得一连等上好几年。”“普希金有时要拖一上个很长时间才轮到灵感把这些材料迅速变为明朗而有力的艺术作品。”

  关于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故事来源,作者生前用D·格吕福·帕珀拉署名写给意大意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会使读者奇怪的是,这部小说并非小说。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是1826年在兰纳附近确实发生的一件事情。男主人公当过他第一个情妇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他们爱得很深,坠入情网不能自拨。后来,私情败露了,两人只得分手了事。但她时时想念着他。后来,她所写的一封信阻碍了他和第二个情妇——一个非常有钱的小姐——结婚。因此,他对第一个情妇借机报复,开了两枪。嗣后,他在兰纳城被判处死刑。司汤达先生一点也没有臆造。”这封信告诉我们,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成熟的作品《红与黑》,也不是作家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由当时实有其事的一个刑事案件引起的。

  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达夫·福楼拜,他的代表作品

  《包法利夫人》的情节也是来自一宗曾轰动一时的案件,而且是作者的朋友布耶和杜冈所提供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848年,法国鲁昂附近一位乡村医生,名叫德拉马尔,是作家福楼拜父亲的一个学生。他在瑞镇这个乡村小镇上开业行医,名叫德拉马尔,是作家福楼拜父亲的一个学生。他在瑞镇这个乡村小镇上开业行医,娶了一个年轻漂亮、富于浪漫主义的妻子古杜瑞耶。她嗜好小说,追求精神刺激,生活浮华,想入非非。最后,爱情上受到挫折,经济上债台高筑,走投无路,她被迫服毒自杀,身后留下一个女儿,过了不久,她的丈夫德拉马尔也自杀了。

  福楼拜的小说虽然是由朋友偶然地进述给他的一个案件引发创造灵感的,但却不是完全照搬生活,而是给这普通的家庭悲剧注入社会内容,使之具有内型意义,写成一部揭露第二帝国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庸俗、空虚、腐朽的现实主义杰作。

  19世纪90年代的某天,澳大利亚近代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亨利·劳森走过悉尼戏院门前,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在摆摊卖报。他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嗓子都喊哑了。劳森眼眶一热。连忙掏钱买她的报纸。

  正在这时,又跑来一个卖报的小孩,那稚气辛酸的“卖报”声,令人不寒而栗。劳森踌躇了,一个是苦难的母亲,一个是不幸的儿童,到底该买谁的呢?“先生,不要紧!全是一回事,这是我的妈妈。”聪明的报童解除了劳森的为难。

  劳森买了报,离开了报摊。可这两张“街头的脸庞”却仍然闪现在他的眼前。他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了一首充满愤怒和抗争的诗作。

  这首诗,便是在诗坛上享有盛誉的 《街头的脸庞》。

  1818年炎夏的一天中午,16岁的雨果在巴黎法院门前的广场上,看到了一个永远忘却不了的场景:一大群人围观的木柱上,拴着一个年青的姑娘,颈上锁着铁链。有一张告示说这个姑娘犯了法律上所谓的“仆役盗窃”罪。姑娘的脚边放着一炉烧红的炭火,五把烙铁插在火中。那姑娘披头散发,汗流满面……中午12点,行刑的时候到了,一个壮汉走上来,扯去她的上衣,抄起烙铁就往她裸露的肩头烫去。“啊!”姑娘一声惨叫,撕裂了雨果和许多围观者的心……这一幕给雨果刺激太深了!1862年,他在给日内瓦的朋友的信中,还谈起这件事:“在我的耳朵里,虽然隔了40年之久,仍然响着那被暴行折磨的女人惨痛的呼喊。这是在我的心灵上永远不能磨灭的呼喊。对于我来说,这女子是一个平常的窃贼,但在这特殊的情况下,她是一位烈士。我从那广场走出来,下决心要永远和法律的恶劣行为作斗争。”

  事实,他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世界文学名著正是这样锐利的武器。

  1890年,罗曼·罗兰24岁那年,来到了罗马郊外的霞尼古勒山上,他仰观满天彩霞,俯瞰夕阳披照的罗马城,立足不安,失去了时间概念。忽然,他睁开微闭的眼睛,看见了他的祖国,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便从地平线上“站立着涌现出来,额头先出土。接着是眼光。克利斯朵夫的眼睛。身体的其余部分也慢慢地,从容不迫地涌起出来了”。在霞尼古勒山上的一瞬间,罗曼·罗兰产生了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冲动,并且获得了小说主人公的初步形象,并且用了20年的功夫最终完成了这部世界文学史上的名著。

  英格兰著名学者拉斯金 (1819—1900)是一位在艺术理论和建设美学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一天,他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发现了一只精美别致的信封,他忍不住拆了开来,一行行稚嫩纯真的字迹映入了他的眼帘:

  亲爱的拉斯金先生,我非常敬重您的才华和学识,可惜的是,您写的那些艺术理论和建筑方面的书,我看了总是似懂非懂,领略不出其中深邃的奥义,您有那么丰富的词藻,那么优美的文笔,那么细腻的感觉,我想,同时我也希望,您如果能不吝身份地写一篇童话故事,那将是一定会是十分感人的,我相信这不会浪费您的天才,假如您真的同意我的要求,我还特别渴望您能给一份特殊的荣誉,就是让我成为第一个读到这篇童话的人。

  ——一个14岁的陌生女孩

  拉斯金读完这封信,心情始终平静不下来,他想象那位来信的少女,那么清纯,那么天真,怎么能让这样美好的心灵失望呢。他放下了手头的理论研究工作,昼伏夜写,短短的时间内就写成了一部后来风靡世界的童话——

  《金河王》。发表之前,拉斯金如约将它邮寄给了苏格兰的那位14岁的少女,这位小姑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拉斯金真的答应了她的耍求,并且迅速寄来了手稿,她流着泪水读完了这部童话,从此开始了她与拉斯金之间的通信,几年后,这位少女终于成了拉斯金夫人。

  英国作家查尔斯常常发现济慈把诗胡乱地写在手边的纸片上,然后,不是作为书签夹在书中,就是扔掉了事。那是1819年的春天,一只夜莺恰好和他们做邻居。它的歌声一直使济慈快活异常。

  有天早上,济慈从餐桌旁拉边一把椅子,在葡萄树下的草地上坐了整整一个上午。临了,查尔斯发现他不声不响地走进屋里,又不声不响地把手中的碎纸片塞到书架后。趁济慈不注意的时候,查尔斯把那些碎纸片拣了起来。大致可以看出,那是一首关于夜莺的诗。查尔斯把它们复原了。这就是那首人人喜欢的《夜莺颂》。

  1881年一个阴雨的日子,史蒂文生为了哄他13岁的继子,用水彩画了一幅想象中的小岛地图。这张地图使史蒂文生写出了名著《金银岛》。他后来回忆说:“它的形状使我心中产生了无法形容的奇想。我看着那张地图,‘金银岛’里的未来人物开始在我心目中的树林里出现。他们打斗,寻宝。于是我取出纸来,写下了书中的面目。

  威廉·莎士比亚 (1564—1616)的时代,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十分喜欢坐在豪华的包厢里观看莎士比亚的剧作。

  当莎土比亚的历史名剧《亨利四世》上演时,女王对剧中的“福斯塔夫骑士”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她还感到这个“无衣无食”的“冒险家”还缺点什么,表示愿意看到“福斯塔夫成为情人”。

  接到女王的圣谕,莎士比亚立即动手,花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赶写了一个让福斯塔夫在情场的喜剧,这就是后来名声大震的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据说, (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个成为情人的福斯塔夫相当满意。从此,莎士比亚飞黄腾达,不久得到了一枚象征贵族的勋章)。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 (1772—1834)所作的《忽必烈汗》是一首在睡梦中写成的长诗,至少有二三百行,诗人梦醒之后还依旧记得,等他提笔记下54行之后,忽然有客人来访,他不得不暂时搁笔,而当他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回到书房时,梦中得到的诗句已荡然无存,他懊丧地面对这部得自梦中的杰作,后悔不迭。之后,柯勒律治曾几次想续写此诗,都未能如愿。

  日本女作家紫式部(978—1079)的名著《源氏勿语》,共54卷。令人奇怪的是,这部名作的第41卷却只有卷名——“浮云”,而没有正文,作家想要在这卷里写些什么,对故事的展开有什么作用,读者只能凭想象去为它续补了。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一生中最重要、最辉煌的作品是他的诗体小说 《唐璜》。但是,这部作品只写到第17章第14节,作者就放下了笔,去希腊参加民族独立战争,并且英勇献身了。故事的主人公唐璜的结局究竟会怎么样呢?拜伦再也不可能告诉读者了。尽管如此,但它依然是拜伦最好的作品,是一部真正的杰作。

  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也被认为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但创作到未尾时,作家病魔缠身,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结局。临终之前,作家还为这本小说没有结尾而难过。

  日本作家二叶亭四迷(1864—1909)在23岁时写处女作——长篇小说《浮云》,是日本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名著。当作家写完第三编时,产生了单靠文学活动无法改变社会现实的想法,于是愤然掷笔,中止了《浮云》的写作,并且从此不再写作小说,转而从事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了。

  美国作家酉奥多·奥莱塞(1871—1945)立志要揭示“美国的悲剧”,他写了著名的《欲望三部曲》。第一部《金融家》1912的完成;第二部《巨人》1914年完成;第三部《斯多噶》没有写完,作者便于1945年去世。后来,她的妻子海伦为他补上了最后一部分,于1947年出版。

  俄国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1883—1945)创作的历史小说《彼得大帝》被高尔基称为“最优秀的历史小说”,但作者只完成了前2部的写作,第三部没有完成就与世长辞了。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名著差一点使我们无缘与之见面:薄迦丘:《十日谈》

  1497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原稿和已付印部分被萨伏那罗拉付诸一炬。1600年,法国:遭巴黎大学取缔。1992年,美国辛辛那提:邮局没收删节本,地方法官罚进口书商1000美元。

  莎士比亚《全集》、《威尼斯商人》

  1818年,色德勒出版《家庭版莎士比亚全集》,把“在家庭中不宜高声朗读的字句”删去。从此“色德勒化”成为“删节”的同义词。

  1931年,美国:《威尼斯商人》在纽约布法罗和曼彻斯特两市的中学课程中被取消。犹太人团体认为这出戏助长对犹太人的偏见。

  伏尔泰: 《哲学书信》、《老实人》

  1734年,《哲学书信》因诽谤宗教被焚。

  1929年,美国波士顿:《老实人》被海关没收,当局认为此书内容猥亵。其实,世界各国大学课堂上都以此为教材。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1796年,丹麦,路德教会查禁该书。

  福楼拜: 《十一月》、《包法利夫人》

  1934年,美国纽约:《十一月》被海关当作海淫作品没收,经专家鉴定始放行。

  1954年,美国:《包法利夫人》列入全国正经文学组织的黑名单。

  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1931年,中国:湖南省省长下令禁此书,理由是“动物不会人话,不应将动物与人并列”。

  德莱塞: 《嘉丽妹妹》、《美国悲剧》

  1900年,美国:纽约一出版商印了《嘉丽妹妹》,因老板娘反对未能发行。

  1930年,波士顿高等法院取缔《美国悲剧》,罚出版商300美元,但在哈佛大学,这本书是英语课的必修读物。乔伊斯:《都柏林人》、《尤利西斯》

  1912年,爱尔兰都柏林:《都柏林人》经争议多年,方印行1000册,但印刷商认为其中有不妥之处,除一册外全部销毁。

  1918年,美国:《小评论》连载《尤利西斯》,被邮局焚毁。

  海明威:《告别了,武器》、《太阳照样升起》1929年,意大利:《告别了,武器》因真实描写意军后撤被禁。波士顿:连载杂志《斯克里勃纳》有5期遭禁。1930年,波士顿:《太阳照样升起》遭禁。

  1957年,加利福尼亚:旧金山海关没收520本在海外印的海明威诗集。国内印行后,旧金山警察又在书店搜查此书,说不宜儿童阅读,但此书店并非儿童书店。

  1859年,费兹杰拉尔德把波斯著名科学家伽亚谟的300余首抒情诗《鲁拜集》译稿交给一家杂志社,压了将近1年,没有发表。于是他把译稿要回,自己花钱印刷,第二年委托一家旧书店代售,每册定价半克朗(合两个半先令)。但这本小小的诗集仍无人问津。最后被扔进了书店门口每本一便士的廉价书箱里。有一天,英国著名诗人史文明路过那里,为诗集的名字所吸引,并为书中所展示的富有哲理性的质朴语言所折服,他立即将《鲁拜集》介绍给了他的朋友、著名诗人罗塞蒂。引得罗塞蒂也到那家书店买《鲁拜集》。不到1个星期,这本小小的诗集顿时身价大增,从门口的廉价书箱请到了书店最显眼的书架上,每册的价格也提高了10倍。

  1855年,美国诗人惠特曼将《草叶集》付印。但书商拒绝出售,波士顿地方检查官认为《草叶集》属“淫秽书籍,勒令取谛,邮局局长也下令禁止邮寄此书。绝大多数报纸也讥笑和辱骂这本诗集,诗人自己送出许多书请人写评论,而得到的回答是:“惠特曼对于艺术之无知有如猪狗之对于数理……”

  这本不幸的诗集还使惠特曼丢了饭碗。他在一家报纸的编辑职务被撤销,不得已只好去陆军医院当男护士,之后又到内务部谋到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当新任部长知道他是《草叶集》的作者后,又毫不犹豫地把他开除了。

  1868年,英国伦敦发行了一部新出的《草叶集》,此书一出,立即受到英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颇有影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对这位美国诗人大加赞赏。《草叶集》的名声才渐渐远播。到1882年,此书在美国费城第一次出版时,创造了一天之内销售3000册的记录。

  1935年,美国诗人卡明斯用他母亲资助的钱出版了一本诗集。书中的献辞写道:“决不感谢:法勒——莱因哈特、西蒙——舒斯特、科沃特——麦卡思、有限出版公司、哈考特、布雷斯、兰顿出版社、伊奎诺克斯出版社、史密斯——哈斯、瓦伊金出版社、诺夫、达顿、哈帕、斯克里布纳、科维西、弗里德。”

  上面所有的出版商都退回了他的手稿。

  1847年,巴黎上流社会的名妓玛丽·杜普莱西23岁就一病身亡。这位美丽聪颖的风尘女子的凄凉结局触动了与她同龄的作家小仲马 (1824—1895),他依据这女子的身世,创作了一部为《茶花女》的小说。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恋爱悲剧,揭露了当时金融贵族的糜烂生活和虚伪的道德,出版后获得成功,后来,在朋友的鼓动下,小仲马决心把小说改编成了剧本。

  小仲马兴致勃勃地去找自己的父亲、当时著名作家大仲马谈自己的改编计划。不料大仲马一反常态,对儿子的计划一点也不感兴趣。父亲的冷淡刺激了小仲马,他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几天时间就将它改编成了一部五幕剧。

  他一写完就跑到父亲那里,要朗读这部作品给他听,大仲马觉得这不过是浪费时间。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大仲马最后终于答应试着听一听。传记作者是这样描写大仲马听剧本的情形的:

  读完第一幕,他喃喃道:“好极了,好极了!”读完第二幕,他双眼湿润了。有一封急信,小仲马必须亲手送去,朗读中断了。他们约定一小时以后再读,儿子回来的时候,发现父亲满面泪水,原来他等不及,自己读完了全部手稿。“我亲爱的孩子,”他说,“我错了,我替历史剧院接受这个剧本。”

  不巧,这时大仲马经营的历史剧院倒闭了,小仲马只好另寻出路,一家通俗歌舞剧院想冒一下风险,演出这个剧本,不料第二共和国戏剧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戏有伤风化,明令禁止上演。

  幸亏父亲这时站了出来,以自己的声誉为剧本辩护:

  我以个人的荣誉和自己在文学界的名誉担保,作者写作这部作品是出自高尚的道德动机。关于道德问题,我是有权发表意见的。因为毕竟,我写过700册书,每1册均可收入神学院的图书馆或专供青年女子就学的修道院的图书馆中。

  经过一番周折,剧本终于获准上演。但审查委员会中有人预言:“开禁又有什么用呢?演不到第二幕就得完蛋。大仲马的儿子真不该去冒天下之大韪。”一些演员也没有信心,觉得在舞台上摆出一张交际花的床,她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情夫往来不息,恐怕不等演出结束,自己就会被愤怒的观众轰出戏院去。

  但是他们全错了。演出时剧场里观众情绪激动,禁不住为这个不幸女子洒下同情之泪。《茶花女》成为轰动巴黎舞台的剧本。

  当夜,小仲马就给布鲁塞尔的大仲马发了一封电报:

  极大、极大的成功!太伟大了!我不知所措,观众竟以为是在观看你的作品的开幕演出。

  收到电报后,大仲马即刻回复了一封电报:

  亲爱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

  闻名于世的《马赛曲》是全世界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的歌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歌词和乐曲是因梦而成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了巴士底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1792年普奥封建君主组织联军对法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在大敌压境的紧急关头,位于战争前沿的边境小城斯特拉斯堡市的市长底特利希,满怀爱国激情,号召人们为军队写战歌。

  当时驻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炮兵部队中,有一位名叫鲁热·德利尔(1760—1836)的工兵中尉,他能写诗又能作曲,又是市长家的熟客,理所当然成了写军歌的合适人选。

  这天,底特利希市长将德利尔邀请到自己家里作客。贫困笼罩下的斯特拉斯堡,连市长家也只有粗茶淡饭。底特利希指着桌上的少许面包和几片火腿对德利尔说:“只要我们的士兵不缺少勇气,那么我们饭桌上的东西少一些没有关系。”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转身对女儿说:“我的贮藏室还有一瓶葡萄酒,你去拿来,让我们为自由和祖国干一杯!”

  酒取来了,市长女儿给父亲和德利尔斟满了一杯。市长举杯提议:“斯特拉斯堡应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一次爱国的庆典,鲁热·德利尔应当从这最后几滴酒中获得启示,谱写一首从人民心灵中喷涌而出,给人民的心灵带来振奋的歌曲。”说完,年迈的市长和年轻军官一饮而尽。

  深夜,德利尔从市长家回到自己的寝室,耳边还回响着市长的话,他奋笔疾书,连夜创作,不想竟伏在大键琴旁边睡着了。一觉醒来,回想起梦中的词和曲,赶紧记录下来,一首题为《莱茵军战歌》的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第二天清晨,鲁热·德利尔带着这首歌敲开了市长的家门。大家唱到第一段时,脸色苍白严峻,唱完第二段,热泪盈眶,唱完全曲时,人们热血沸腾。于是这支歌很快流传开来,同年夏天,马赛市的救国义勇军高唱这首战歌开进巴黎,从此,这支歌就被称为《马赛曲》,1870年,《马赛曲》正式被定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

  马雅可夫斯基为了描绘一个孤独的男子对他的爱人如何钟情,苦苦思索了两天,还是找不到恰当的诗句。第三天夜晚,他继续琢磨了许久,弄得头昏脑胀,仍无收获,只好上床睡觉了。睡到半夜,迷迷糊糊中,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下面的诗句:

  我将保护和疼爱

  你的身体

  就像一个在战争残废了的

  对任何人都不需要了的兵士

  爱护着他唯一的一条腿。

  于是他赶紧跳下床,在黑暗中摸到一根烧焦了的火柴棒在香烟盒上匆匆写下了“唯一的腿”几个字,然后就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看看烟盒上的字,很得觉得奇怪,足足想了2个小时,才想起夜里发生的事。

  契诃夫的著名剧本 《三姐妹》,剧中人安德烈对人描述他妻子是怎样一个人,占了整整两页,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时,突然接到契诃夫的来信,要求将这两页独白全部删掉,只换上这样一句话:“老婆就是老婆嘛!”

  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曾写过一首长达30行的诗作《在一个地铁车站》,写完以后,感到很不满意,1年之中逼着自己改了两次,最后只剩下两行:“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果戈理《钦差大臣》初稿上开头部分是这样描写市长的台词的:“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我接到通知,一位带着秘密使命的官员已经从彼得堡出来私行察访了,他要来视察我们省会的所有民政机关。”定稿时改成了:“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钦差大臣快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巴尔扎克的名作《欧也妮·葛朗台》从1833年到1843年出过好几版。有趣的是,在这些不同的版本里,老吝啬鬼葛朗台的财产数字和领带颜色却时常变化。初版中,葛朗台所预算的投机买卖的利润比实际得到的还略少一点,而在1843年的版本中,实际的利润已超过了他预算的两倍多。1833年的版本中,老葛朗台打的是白色领带,到1839年的版本,葛朗台亮相时打的却是黑色的领带。

  巴尔扎克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修女贞娜。有一次,修道院院长派贞娜到巴黎去办事,大都市的五光十色的尘世生活使她目瞪口呆,她被情人们销魂的话语弄得心旌摇动,在一个花园的梧桐树下初次被人强吻,像霹雳一样震昏了。她在巴黎住下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的巴黎女郎,把修道院的钱全部花光了,不久就成了这个花花世界中的一名妓女。

  在这篇小说中,巴尔扎克用了当时一个真实的修道院的名字,不料这个修道院里正好也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叫贞娜,于是,事情就麻烦了。那个修道院院长看到小说后,立即把贞娜叫来。严厉地说:“你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写你什么了吗?!他侮辱了你,也诬蔑了我们修道院。他是一个诽谤者和渎神者。你去读一读!”

  少女看完小说就大哭起来。院长叫她去巴黎找巴尔扎克赔偿名誉损失,要求巴尔扎克向全法兰西承认这是诽谤;她如果办不到这些,就不要回修道院来。

  贞娜来到巴黎,好不容易才找到巴尔扎克。她向作家诉说自己的贞节和圣洁,请求他为自己洗清不白之冤。

  巴尔扎克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凝视着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贞娜,他不明白这个美丽而娇柔的少女的要求:“什么不白之冤!我只知道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

  贞娜十分可怜地再三请求,说如果巴尔扎克不答应她的要求,那她就走投无路了。

  巴尔扎克跳了起来,眼含愠色的喊道:“什么走投无路!我在书中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吗?”“难道您想要说,让我留在巴黎吗?”贞娜惶惑地问道。

  巴尔扎克说:“就是呀!您需要脱掉这身黑道袍,应当懂得什么叫欢乐和爱情。走吧!走吧!不过不要到大马路上去!”他拉住贞娜的手,把她送到大门外。

  贞娜后来明白了巴尔扎克的话,果然没有再回修道院。据说她在巴黎一家大学生酒馆里工作,生活得很快乐。

  英吉利诗人司宾塞,在创作完他的杰作《仙女》的时候,把稿子拿到有名的诗鉴赏者沙盛普东伯爵那儿去。门房把他的稿子递了进去,伯爵立刻放开嗓子读了几页,因为写得太好,佩服得了不得,便令门房送20英镑给作者。再读下去,伯爵更出了神,又吩咐门房说:“再拿20镑给那个作者。”说完继续往下读,隔了不久他又说:“再拿20镑给他!”可是,越往下读,伯爵终于发了脾气,带着怒意说道:“去!快把那家伙赶出去,要再往下读,我简直非破产不可!”

  1902年,俄罗斯的医学界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艺术大众剧院决定专门为代表大会演出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因为这个剧本,不但作者曾当过医生,而且剧中着力描写的主人公也是医生。这次演出使契诃夫很激动,他写信给他妻子、该剧院著名女演员克尼碧尔·契诃娃说:“把你们给医生们演出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报纸上说,医生们仿佛要请人们吃午饭,表示感谢。这是真的吗?加把劲儿吧,努力演好些。”

  《万尼亚舅舅》的演出给医生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剧中万尼亚舅舅的朋友阿斯特罗夫医生的形象深深感动了大家。他们从这个普通人的故事中看到了美的巨大力量,也从他那悲剧性的命运中联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剧场大厅哭声四起。演出结束后,医学界的名流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给契诃夫专门发了贺电,一些医生还写信给他说:“一群俄罗斯穷乡僻壤的地方医生,为了艺术家们演出的医生艺术家的作品,谨向自己的同行致贺,并将永远怀念1月11日这一天。”为此,契诃夫深感不安,他给代表们回信说:“在大会期间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王子,贺电把我捧得那样高,实在是我从来梦想不到的。”

  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镇压黑奴的《逃奴法案》不久,哈丽艾特·比彻·斯陀(1811—1896)收到了她弟媳比彻夫人寄自波士顿的信,信中写道:“哈蒂,要是我能像你那样动笔写文章的话,我一定要写点东西,使全国都认识到奴隶制度是一桩多么可诅咒的事情。”

  斯陀夫人读完信后,把信纸揉成一团,平静地对6个孩子说:“我要写,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写!”

  原来斯陀夫人在美国南部辛辛提那住过18年。在那里她亲眼看见城里的黑人区怎样遭受惨酷的洗劫,也亲眼看见过结冰的俄亥俄河上逃过来的黑人,怎样受到野蛮的搜捕。压抑不住的正义感的冲动,使斯陀夫人拿起笔来,决定要写一部暴露奴隶制度黑暗的小说。她写信给华盛顿的报纸 《国民时代》,号召每一位妇女和孩子,只要能为自由和人道说一句话,都应该起来说话。她认为,奴隶制度给美国带来的危机与耻辱,较古罗马罪恶的奴隶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民时代》支持了斯陀夫人的行动。从1851年6月开始,连续发表她的作品,并在第二年3月正式成书出版,这部作品就是有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此书的出版,轰动了华盛顿,短短几天内卖出1万多本,到年底,美国国内就销售了30万册以上。很快,《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欢迎。它感动过海涅、狄更斯、乔治·桑、列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乔治·桑曾说:“所有的人手里都有这本书,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这本书,人们贪婪地读着它,还用眼泪浸湿了它。”

  不久,美国爆发了一场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北方胜利后,斯陀夫人到华盛顿访问过林肯总统。林肯见到她,很风趣地称作者是“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梅格雷探长是比利时小说家乔治·西默农 (1903—1989)创造出来的与福尔摩斯、波洛齐名的侦探高手。1930年,西默农发表《拉脱维亚人的彼埃尔》,首次让梅格雷探长走向人间。到1932年,梅格雷探长在他们10多部小说中充任主角后,西默农决定让他退休。可是那些喜爱梅格雷的读者和出版商决不同意,不得已,只好在次年恢复了梅格雷的探长资格。

  1940年,西默农染病在身,医生诊断他患有不治之症。西默农吓了一跳,既然为世不久,还是捡要紧的事先做,于是他又一次让梅格雷退休休息了,全副心思为他刚满18个月的儿子马克写起了回忆录。两三年过去了,西默农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死的意思,反而更健康了。原来那位医生的诊断有误,造成了一场虚惊。焦急的读者又等待着梅格雷探长亮相了。

  西默农又让探长重返了前台,连着发表了《梅格雷的烟斗》、《梅格雷和倒霉的检查官》。此时长期休整之后的探长格外身手不凡,这个手不离烟斗的大侦探一时倾倒众多读者。从此以后,西默农的每年3~6本的速度发表梅格雷系列小说,到1968年,这个系列小说的总数竟达到82部。

  奇书奇作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斯特凡·马拉美(1842—1898)所写的《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一诗是走向极端的怪异之作。作者宣称要“让字和纸搏斗”,尽量减少字所占的空间,扩大纸的空白。在他看来,最有表现力的是一张白纸,因为只有白纸才能表达“不可言说的东西”。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另一代表作家阿尔蒂尔·兰波 (1854—1891)所著的《天启集》,可称得上是最难读懂的散文诗。全诗共44段,形象支离破碎,听觉与视觉错乱,语言奇特混杂,据说有大胆的诠释家自信从中看到了诗人对童年、对巴黎生活风波、对长期内心孤独、对自己雄心壮志和所受苦难的影响的描述。但这不过是众说纷纭的解释者中的一种。有人干脆说:正如“天启”一词所表明的,它是一部天书,是兰波这样的“通灵者”受上天旨意而作的一部人间天书。

  英国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的长诗《荒原》被认为是现代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全诗400余行,5个章节,用6种语文写成。阅读这样的诗歌,必须同时懂得几种语言,所以诗作发表后被其它国家翻译时出现了种种麻烦。人们必须在原译文之外加上工程巨大的注释,因此在 《荒原》译本出版的同时必须出版种种注释本,但是,艾略特本人强烈反对这种作法。因此,困惑的读者对这部书往往无可奈何。

  英国作家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实在太难读懂,因此,美国出现了一份名为《守灵通讯》的杂志,用来专门发表有关《芬尼根守灵夜》一书的原始资料,阐释文章和研究论文。一部作品竟然支撑起一个刊物,据说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

  1981年,为抗议智利军政府上台,停笔数年,宣称一直要等到军政府下台才肯出书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推出了他的新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

  其实,这是一部专门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写的作品。原来,马尔克斯自从写出了《百年孤独》这部名作后,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20名候选人之一,1980年甚至还成为最后7名竞争者之一,但是由于作者为抗议军政府上台而宣布“文学罢工”,一宜未有新作发表,因此,他一次一次落选了。1980年瑞典文学院的一位评委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之一,文学院只是在等待他写出另一部小说。这等于在向马尔克斯公开暗示。果然,马尔克斯心领神会,发表了新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于是,他顺理成章地获得了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通常认为,美国近代著名科幻小说家弗里蒂克·布朗写的一篇科幻小说是最短的小说。这篇小说全文只有25个字:“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1882年5月4日早晨,巴西护卫舰“阿拉古阿里”号上水手象往常一样用吊桶提上来一桶海水,以便测量水温。忽然发现桶里浮着一只密封的瓶子。舰长科斯塔瞧了一眼躺在甲板上的瓶子,随即吩咐打碎它——瓶里掉出了一页由圣经中撕下的纸。只见上面用英文在空白处不大整齐地写道:“纵帆船“西·希罗”号上发生哗变。船长死亡。大副被抛出船舷。发难者强迫我(二副)操舵将船驶向亚马逊河口,航速三点五节。请救援!”

  科斯塔当即取出罗意德商船协会登记薄一查,知道确有“西·希罗”这样一艘英国船,排水量为460吨,它建成于1866年,归赫耳港管。于是舰长命令立即追踪。

  两小时后护卫舰追上了叛船,在开炮鸣警后随之下达了接舷冲锋命令。于是中尉维耶伊拉带着军需官和7名全副武装的水兵乘舢板靠上了西·希罗”号并很快控制了纵帆船。叛变者被缴了械并带上镣铐。同时军需官在货舱里找到了拒绝与叛变者合作的二副赫杰尔和其他两名水手。

  尚不相信自己已经获救的水手们向救星们复述着哗变事件的经过。但对话继续下去,则越来越令人莫名其妙。“请问你们是怎么得知我船蒙难的?”二副赫杰尔奇怪地问道,“叛变是今天早晨才发生的,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我们是在收到您的求救信后才赶来的,”巴西中尉维耶伊拉答道。“求救信?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寄过呀!”

  维耶伊拉出示了从圣经中撕下的那页纸,赫杰尔疑惑不解地读了一遍上面的英文。“这可不是我的笔迹,”他说,“而且我根本没有可能将瓶子扔下海,叛变者一刻不停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可靠的水手们又都被关在舵里出不去。”

  这一来使维耶伊拉中尉如堕五里雾中。他命令工兵将船上所有人员看管起来,准备就近移交给驻福克兰群岛的大不列颠政权。

  结果,当“西·希罗”号全体船员被遣返回英国后,在法庭上揭开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原来,马西护卫舰从海洋里打捞上来的并非是求救信!而是广告书。

  在“西·希罗”叛乱事件发生前16年,有个叫约翰·帕尔明格托恩的人出了一部名为“西·希罗”(《海上英雄》)的小说。后来由于在做广告宣传上下了些功夫,使该书一度知者颇多,销路大开。机灵的作者在自己的小说出版前,往海里扔了5000只封装着摘自圣经的著名片断和书稿中求援的呼吁内容。其中一部分瓶子已先后被找到,另有几百只瓶子则仍旧在海洋里长年四处飘泊。无巧不成书地却偏偏有那么一只瓶子会被巴西护卫舰“阿拉克阿里”号捞起,里面封装的摘自小说中的内容,又偏编会与一次海上的非常事件挂上钩,以至奇迹般地成了罹难船“西·希罗”号的救命符——这是原作者在10多年前所始料不及的……

  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家中,英国作家詹姆·乔伊斯 (1882—1941)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的问世颇为不易:构思时间:16年

  写作时间:2万小时

  18小时人物活动所占篇幅:700页

  校稿:10次

  校样增添字数:10万

  印刷错误:5000处

  艺术天地中的真实世界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拉·曼却地区一位穷乡绅的故事。这一地区由此也成了堂·吉诃德的故乡。

  据说,当年塞万提斯是在这个地区的阿加玛西亚黎明镇上写出小说的头几章的,于是,这个镇被称之为“堂·吉诃德的出生地”。在该镇镇口,一块石筑纪念碑上塑着一尊堂·吉诃德骑兵出游的铁浮雕。镇政府楼前,停放着一辆彩车,上面端坐着堂·吉诃德木雕像,手中捧着红、白两串萄葡,身边是一台古老制酒机的模型。这个镇以“堂·吉诃德出生地”为荣,每逢佳节,在庆祝游行队伍中,堂·吉诃德像永远必不可少,俨然成为这个镇上一位“永生的居民”。

  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是根据当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柯克的英国青年的真实经历而写成的。由于《鲁逊漂流记》的影响,当年塞尔柯克孤身住过的荒岛,被正式命名为“鲁滨逊飘流岛”,他为提防野兽袭击而栖身的山洞,现在叫做“鲁滨逊山洞”,在他经常涉足了望的山巅上,矗立着一块铜牌,上面镂刻着记录这位青年经历的文字。为了满足世界上成千上万名游客的好奇心,希腊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开发这个荒岛的计划,包括兴建机场、饭店、赌场、开设为帐户保密并免税的银行等等。从此,这个荒岛结束了也世隔绝的局面,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旅游胜地。

  英国伦敦朴茨茅斯街上一幢卖古玩的二层小楼,因为狄更斯的名著《老古玩店》以此为背景写成的,所以远近闻名。

  《老古玩店》写了一个小人物的悲剧:店主吐伦特想通过赌博来与命运抗争,结果把古玩店输给了高利贷者奎尔普。老汉和他的小孙女耐尔被赶出了店门,在受尽斯凌折磨之后悲惨地死去。小耐尔的命运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作品在杂志连载快要结束时,狄更斯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来信,恳求他“发发慈悲”“不要将小耐尔弄死”。许多读者来到古玩店前,乞求店主开恩,饶小耐尔一命。店主再三解释这是小说虚构,小耐尔不在这里,但他们仍扒着窗子探视,为垂死的小耐尔哭泣。

  100多年来,这部名著吸引了全世界亿万读者,这家老古玩店也闻名遐迩。这里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游客前来光顾,为这个老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基度山伯爵》的情节故事原本是大仲马虚构的产物,但是有不少读者偏偏信以为真。当小说在 《论战报》上连载时,读者的信件就如同雪片般向报社飞来,急忙打听邓蒂斯的下落,有的读者甚至不惜重金向印刷工人“行贿”,以便早点知道下一期的内容。不少人到了马赛,都要去凭吊一番邓蒂斯的住地,特别是想看看那个可怕的伊夫堡黑牢——那是邓蒂斯船长整整关了14年的地方。可是,当地政府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根据《基度山伯爵》描绘的样子,虚拟了一座伊堡黑牢,让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大把大把地掏钱。

  1863年,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写成的《气球上的五星期》经过14次退稿后终于发表了。小说描写了3个英国探险家乘坐气球由东向西飞越整个非洲的经历。作品以巧妙的手法,把科学知识和文学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吸引了无数读者。小说问世后,不少读者纷纷写信给出版商,要求提供有关这次探险的详细资料。1962年,有个叫安东尼·史密斯的英国人乘着他的“吉姆勃号”气球从伦敦飞行到东非,1972年,费利克斯·波尔及其探险队乘坐“水仙花号”和“金鹰号”气球飞越了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他们的飞行航线正是当年凡尔纳想像中的“维多利亚号”气球的飞行航线。

  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发表后,顿时风靡世界各地。在英国伦敦贝克街221—B号旧址门墙上,钉上了一块椭圆形的小铜牌,说明此处就是“福尔摩斯故居”。这个故居包括一间办公室和起居室。里面挂着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两个人物的肖像,有福尔摩斯从不离身的弯柄大烟斗和银烟盒,寻找罪犯踪迹必不可少的放大镜,风雨天穿的斗篷,精致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及他在心情烦闷时借以发泄情感的小提琴等。不仅如此,世界各地的福尔摩斯俱乐部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些俱乐部的成员在一个摹仿福尔摩斯起居室的房间聚会,穿着福尔摩斯的装束,就福尔摩斯故事举行智力竞赛。更有一名叫沃纳的福尔摩斯崇拜者,代福尔摩斯向梵蒂冈教皇保罗二世写信,理由是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以福尔摩斯的名字命名的地方,要求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高260英尺的小山岗命名为“福尔摩斯峰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沃纳终于如愿以偿。

  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两部出自女作家之手的最畅销小说。一部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另一部就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

  这部长达1000页以上的小说,以南北战争前后十几年的美国南方佐治亚州为背景,以一个垦殖场——陶乐垦殖场主人的女儿为核心,通过若干个家庭的兴衰变化,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现实。一问世就震撼了美国,到1949年米切尔死于车祸时,已发行了600万册。

  米切尔一夜成名。但成名之后,她随即被没完没有了的电话、络绎不绝的采访和接踵而至的电报搅得若不堪言。读者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描写的陶乐垦殖场在什么地方?”尽管米切尔一再声明这个垦殖场纯属虚构,但人们还是认定他曾祖父的庄园——菲茨杰拉德农场就是“陶乐垦殖场”的原型。于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买下了这个农场的旧址,接着又花几千美元购买了好莱坞同名电影中表现陶乐垦殖场的布景,开办了一个“陶乐餐馆”。这家餐馆的菜单上所用的都是《飘》这部小说中的人名地名,例如“爱兰”汽水,“思嘉”胡萝卜、“南部”黄瓜木斯、“白瑞德”饼干、“白蝶姑娘”桃汁饮米……在这家餐馆的附近,“陶乐汽车大拍卖”、“陶乐家具”、“陶乐活动住房停置场”的招牌随处可见。凭着“陶乐”的这个虚构的地名,这里生意兴隆、游客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 《飘》迷们。

  内容简介

  作家的名字总是和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在阅读和鉴赏这些作品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作品所散发出来的思想和艺术的光芒来认识、了解和评判作家本人。毫无疑问,以作品评判作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

  但是,我们在关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的同时,却往往由于种种原因忽视了作家的创作过程,特别是作品产生的种种机缘、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充分反映作家个性的种种偶然事件。对这些内容的疏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作品的透彻理解。

  本书将著名的作家那些蕴含艺术、表现个性风格的趣闻轶事汇集起来,为读者提供一个多侧面了解作家及作品的新天地。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智慧的火花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趣事

  资助

  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法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苏利·普品多姆。他获悉得奖消息后,在巴黎近郊的住处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当他知道自己所获得的奖金是他写了35年诗的总收入的4倍以上时,显得异常惊喜。同时他表示要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资助那些苦于出第一本诗集的青年作者。他的应诺一出,请求资助的信件纷至沓来,以至于使普吕多姆惊叹:“如果我全部答应的话,足可将我的奖金吞得一文不剩。”

  表示谦虚

  1921年,年近8旬的法国法郎士坚持出席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庆典在富丽堂皇的瑞典音乐学院的演奏厅举行。在献辞过程中,法朗士一直坐在自己的桌边“打盹”。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打盹”,他却解释说:“没有这回事,那时我没有打瞌睡,只是我听不懂瑞典语,但我知道他们在谈我——为了表示我的谦虚,我就把头垂了下来。”

  遗憾

  1956年诺贝尔尔文学奖由流亡波多黎各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获得,祝贺的电报传到波多黎各时,希梅内斯钟爱的妻子正患癌症躺在波多黎各的一家疗养院里。此时各国的记者都纷纷前来祝贺他,采访他获奖的消息。希梅内斯强忍住悲痛,只接见了几位来自美国、瑞典和酉班牙的记者。他说:“我恳求各位转达那些帮助我获奖的人们的最深切的谢意。我的一切成就都应当归功于我的妻子。对于获得这项殊荣我本应感到高兴和自豪。然而,由于她的沉疴不起,我无法体会这种心情。对此,我深深地感到遗憾。”

  猎物

  当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通知电报来到肖洛霍夫身边的时候,他正在郊外的森林里打猎。后来,在他亲赴斯德格尔摩领奖时,大批记者来采访他。他说瑞典文学院迟了二三十年才颁奖给他,实际上他是第一位真正该得此项奖的苏联作家。他还说:“当我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正好朝天放了两枪,除了掉下两只大雁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诺贝尔文学奖。”

  迟了18年

  1948年,犹太作家阿格农(1888—1970)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关于他作品的研究报告由当时瑞典文学院秘书霍尔斯陶穆撰写。霍尔斯陶穆认为:阿格农那些反映犹太人生活题材的小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产生心灵震撼的力量,但它缺乏足以获得此项殊荣的伟大艺术感召力,因此,建议可以不必考虑阿格农的获奖资格问题。这一搁就是漫长的18年,在这期间,阿格农原来用希伯莱语写下的作品被译成法文、英文,获得了西方读者的好评,阿格农被再次提名参加角逐,终于在1966年,瑞典文学院以“他深刻而具特色的叙事艺术,从犹太人民的生活中汲取主题”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从他首次提名算起,整整推迟了18年。

  荒谬

  1889年旧金山《检查人报》的编辑告诉一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名叫卢雅特·吉卜林的作者说,他的投稿“使任何知识平庸的旧金山人都觉得荒谬。”吉卜林拒绝修改他的文章,不久就离开了这座城市。1907年《检查人报》获悉,吉卜林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回电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一次接到代理人拍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大明星哈洛小姐要找一位最好的剧作家写一个电影剧本,是否麻烦奥尼尔先生回一电报,电报字数不超过20字,电报费由收电人支付。奥尼回电如下:“不不不不不下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奥尼尔”。

  名作家的写作习惯

  易卜生为了观察市民生活,年老的时候,还常常坐到咖啡店里,假装拿着报纸看新闻,暗地却偷偷注意各种顾客的相貌、动作,倾听他们的谈话。

  喜剧大师莫里哀在台上滑稽多智的演员,但离开舞台却不大言语;他的袖筒里经常藏着一个笔记本,到商店里常待在一旁一言不发,只留心偷听买东西的人们谈论的话题,将它们私下记录起来。因为这个癖好,朋友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静观人”。

  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写作时,喜欢在写字桌的一角摆上一面镜子,为的是便于随时从镜子中观察自己脸上的表情,像不像笔下人物的表情。

  福楼拜在创作名著 《包法利夫人》时,被自己塑造的人物所感动。当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时,他口里仿佛有了砒霜的气味,一连两次消化不良,两次真正消化不良,所吃的饭全吐出了嘴。

  大仲马自称写得最好的作品要算《三个火枪手》。有一次,一个朋友看见伏案写作的大仲马泪痕斑斑,大吃一惊,大仲马情不自禁地说:“啊,我的朋友!我刚把波尔朵斯杀了……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他!”原来,大仲马是为主人公波尔朵斯的死大动感情。

  法国作家雨果常常叫仆人把他的衣服偷去,这样他就不能够外出,只好呆在家里继续写作。

  英国作家司各特写作时常故意把邻居的一大群孩子请到书房里玩耍,并要求他们高声谈笑。他向迷惑不解的朋友解释说:“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吵吵闹闹的,要是我写作时一片寂静,那倒正是一种 ‘失真’哩。”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对小纸条怀着特殊感情,他的房间是一个小纸条的世界。窗帝上、衣架上、柜橱上、床头上、镜子上、墙壁上到处都贴着形形色色的小纸条。作家本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睡觉前,他默念着贴在床头的纸条,早晨醒来,他一边穿衣,一边读着墙壁上的纸条,刮脸时,他读贴在镜子上的纸条,房内踱步,他可以随便读贴在各种什物上的纸条。外出时,他可以伸手从口袋里掏出纸条。在他的一生中,究竟写下了多少纸条,恐怕连作家本人也无可奉告。

  法国18世纪的作家雷蒂夫(1734—1806)一生写了120部作品,大部分作品来源于他对女性的脚的鉴赏。他时常穿一件褴褛的短披风,带着大沿帽,整夜在大街上徘徊,寻觅小说素材,只要望见一只穿着合适的鞋的漂亮女性的脚,他就会堕入情网,并找到写作的灵感。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文学史家归划为色情作家。

  晚年,雷蒂夫又改变了他的写作习惯,他开始有计划地在花园的墙壁、阳台的石头栏杆、河岸边的护墙、特别是圣路易岛的护墙上镌刻他生活中重大事件发生的日期以及他对事件的感受。起初,他是用钥匙在石头上镌刻他的记事铭文,后来换上了特制的铁锥。每过1年,雷蒂夫都要去看看他那些作品,亲吻它们,如发现铭文已被风雨侵蚀,他便再刻一遍。

  巴尔扎克写作时总要大量饮食咖啡。他喝咖啡既不加牛奶,也不加糖,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将死于3万杯咖啡。”此话被他不幸言中,慢性咖啡中毒是他的死因之一。有学者估计,他一生中喝过至少5万杯咖啡。

  列夫·托尔斯泰只是在早晨写作,他认为在早晨才能使人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而在夜间会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在写作环境上则是随遇而安,纵使置身于炮火连天的战场,他也能专心写作。

  法国作家福楼拜则是白天休息,夜里通宵写作。他书房里那盏绿罩的灯彻夜通明,他的窗口也就成为塞纳河上船夫的航标。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干粮和水,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甚快。

  丹麦作家安徒生则喜欢在幽静的森林里构思他的童话,一进入森林王国,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就格外活跃。

  美国剧作家柯汉则喜欢在列车上创作,他包下一间普尔门特别列车上的客厅,在火车不停的行驶中奋笔疾书,直到他把要写的作品写完为止。通常,一个夜晚,他能写出140页原稿。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认为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是他的对头,所以他总要把斯特林堡的像放在他的写字台上,与他相对,才能写出好的剧本。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也总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法国作家拉辛习惯于边走边思索,有时在庭院里发疯似的来回走上几百遍,反复琢磨推敲。

  美国当代女诗人艾米·克兰皮特无论是在宁静的海滨或喧嚣的闹市,乃至于奔驰的列车上,她总喜欢久久盯着1页窗户玻璃,据她说,玻璃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反射效应,只要盯上一会儿,便会才思如涌。

  法国作家司汤达,为使文笔声调铿锵,每天早上都要读两三页民法。

  德国作家席勒的书桌抽屉里,总搁着一些烂苹果,当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时,就打开抽屉,吸上几口烂苹里气味,然后在弥漫着浓浓的烂苹果气味的房间里继续写作。他的名作《阴谋与爱情》、《华伦斯坦》三部曲等都是在散发着这种怪味的房间里写成的。

  法国作家大仲马认为,诗要写在黄纸上,小说要写在蓝纸上,散文要写在玫瑰色纸上,否则就无法下笔。

  美国作家吉卜林坚持用中国的墨汁写作,他说他最讨厌用蓝墨水。

  美国作家爱伦·坡总要把自己心爱的猫放在肩头,然后才开始创作。

  美国作家海明威、英国诗人沃尔夫、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都习惯于站着写作。海明威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资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与他们相反的是,马克·吐温和英国的史蒂文森则喜欢卧着写作。其它如美国政治家兼作家富兰克林、法国剧作家罗斯唐则情愿泡在浴缸里写作。有位当代美国作家有如下一段自白:“我在写作时先将浴缸注满热水,再往水中撒一些起泡澡粉,在浴缸沿上横搁一块松木饭,放上纸笔才开始写作小说。我在浴缸里一泡便是几个小时,热腾腾的洗澡水使我体重减轻,感到身轻如燕,飘然欲仙,当自己的体温上升到热水的温度时,我的文学思维挣脱了羁绊,自由自在地飞翔起来了。”

  名作家的笔名

  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真名叫亨利·贝尔,他一生用过109个笔名,最爱用的是“司汤达”这个笔名,为的是纪念作家本人在这个小城和一位美丽的德国姑娘的奇遇。他首次使用这个笔名的作品是1817年完成的旅行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名字下面还附加了一行补充说明“法国骑兵军官”。

  美国作家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1835—1910)的笔名是“马克·吐温”,这是密西西比河上的测水员常喊的号子,意思是“水深两 ”,在这个深度,船只就能安全通过。克列门斯起这样一个笔名,是因为他曾经经过17个月的见习后,有过一段正式领航员的经历,用“马克·吐温”发表作品,为的是表示对自己领航生涯的终身敬意。

  英国勃朗特三姐妹1845年合作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用的是一个十分男性化的笔名:贝尔三兄弟。这部诗集是三姐妹自费印刷的,共印了1000本,不过不幸的是,统共只卖出了两本。

  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原名平井太郎,因推崇美国著名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这位侦探小说鼻祖而使用了这个笔名。这个笔名的日语读音就是“爱德加·伦坡”。有趣的是,他用“江户川蓝峰”的笔名发表第一篇侦探小说《石块的秘密》后,文坛反应十分冷淡,而改用“江户川乱步”发表《两个铜板》和《一张入场券》却受到了读者的青睐。

  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犹太作家希莫尔·优赛福·查兹克斯的笔名“阿格农”源自于他的短篇小说《被遗弃的人》。在希伯莱语中,“被遗弃的人”的读音就是“阿格农”。早期的流浪生活使他常常以“被遗弃的人”自居,因此,他对这个词特别偏爱,后来干脆用这个词作了笔名。

  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原名奥罗尔·杜班,最初,她与巴黎青年儒勒·桑多合作写小说,发表时用“儒勒·桑多”的名字。1832年,奥罗尔独自完成了长篇小说《印典娜》一书,桑多由于没有参加与小说写作,发表时坚决不肯署名。奥罗尔只好保留“桑”这个姓,另取一个男性的名字“乔治”。从此,“乔治·桑一就成了她的固定笔名,也成了她反抗传统偏见和陋习的象征。

  莫里哀原名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宫廷裱糊师家庭。父亲很看重儿子的前程,为他买了法学硕士文凭,弄到律师的资格,又把世袭权利过继到儿子名下,一心想让他跻身上流社会。但是,他在21岁(1643)时,因酷爱戏剧的强烈心愿爆发,突然宣布要从事“戏子”这种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贱业”,与父亲的意志发生了冲突。当时,演员为了不辱没家门,每每改用草木器物或乡土名字为自己艺名,他为自己起了“莫里哀”的艺名,这在法语里有“长春藤”的含意,意即要终身从事戏剧职业,他也以“莫里哀”作为发表剧本的笔名。

  1971年10月21日下午一时半,在斯德哥尔摩办事处的办公室里,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与往年一样,向记者们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一名智利外交人员——名叫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在场的记者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何人。当他们终于知道这个马索阿尔托就是大名鼎鼎的聂鲁达时,才恍然大悟。

  聂鲁达不愿用真实的名字发表作品,是因为他当铁路工人的父亲不希望有个写诗的儿子。为了不让父亲在报上看到他的诗作,有一次他读到了扬·聂鲁达的一篇小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表示自己的敬意和平息父亲的愤怒他用上了巴勃罗·聂鲁达这个名字。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一生写了50部以上的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所用的都是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这个响亮的名字,有趣的是,这个不用笔名的作家,晚年却有一个中国笔名:竺震旦。

  1924年5月8日,泰戈尔64岁生日时他正在中国访问讲学,北京“讲学社”为他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由博学的梁启超为他取一个中国笔名。梁启超根据泰戈尔的全名中隐含的“太阳”和“雷”的意思引伸为“如日上升”和“如雷之震”,先取下了“震旦”两字,又依据中国古时称印度为“天竺”,定姓为“竺”。于是“竺震旦”这个笔名便问世了。

  泰戈尔听完解释高兴得笑逐颜开,欣然接受了祝寿会赠予的由名家篆刻的“竺震旦”的大印章,认可了这个中国化的笔名。

  名作家的创作

  安步当车

  诗人史蒂文森除了写诗,还在一家保险公司里工作。他每天早晨上班和黄昏上班都安步当车,即使刮大风下大雨都难得坐一次车。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一边走路一边作诗。他身子左摇右摆而步伐缓慢地行进时,显然正在构思诗句。

  作家吉尔回忆说,有一次他的亲人看见史蒂文森在她家门前走过,她看着他,只见这位诗人脚步越来越慢,后来还停了下来。他站在那里把身体摇了一两下,然后后退一步,犹豫一会儿,跟着便挺起胸膛大踏步前进。看他的样子,他似乎曾将一句诗再审读了一次,删掉了一个不满意的字,换上了一个更优美的,然后再续写了一句。

  写诗的诀窍

  一位诗歌爱好者向保加利亚著名诗人特奥多尔·特拉亚诺夫请教写诗的诀窍:“怎样才能写出好诗呢!”“1只雌鹫一次要生出3只蛋。它丢掉其中1只,只孵另外两只。待雏鸟出世后,雌鹫又只给其中一只哺食。以雌为师,则不愁写不出好诗!”诗人明确地回答道。

  灵感与懒汉

  有位青年很喜欢写诗,可他总写不出好诗。他埋怨灵感不登自己的大门。

  一天,他走在路上时,偶然遇到了马雅柯夫斯基,这时诗人正一边走路,一边构思一首新诗。青年赶上前去,同马雅柯夫斯基搭话:“先生,听说您非常富于灵感,而我为什么总得不到呢!”诗人停下脚步,打量着这位青年,幽默地回答说:“噢,也许灵感不喜欢与懒汉交朋友吧。”

  启发

  托尔斯泰对普希金的小说极为推崇,甚至认为比他的诗歌还要好。当他创作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时,想了几十种开头都不满意。一天,他那 10岁的儿子谢辽沙给托尔斯泰的姑妈朗诵普希金的小说时,他顺手拿起书,刚念完第一句:“客人们纷纷来到别墅……”就赞不绝口地说:“写作就应当是这个样子,普希金是我们的老师……要是换个别人,就会先把客人和房描绘一番,而普希金却开门见山。”于是他象得到天启似的,立即跑回去又修改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了丈人和他们家从前的一个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暖昧关系……。”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真正开头。那句人人熟知的议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是托尔斯泰在正式出版时才加上去的。

  最好的批评

  果戈理(1809—1852)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对自己作品的苛求,有时不免使一些好的作品惨遭厄运。有一次,果戈理给诗人茹科夫斯基朗诵他刚写好的剧本。朗诵是在午饭后开始的,茹科夫斯基有午睡的习惯,难以改变,他一边听着果戈理朗读剧本,一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而果戈理并不知道诗人有这个难以抗拒的习惯,还以为自己的剧本没有魁力,等他小睡一会儿后,果戈理说:“您瞧,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我请您批评我的作品,现在你的瞌睡就是对它最好的批评。”说完就把手稿扔进了火光闪闪的壁炉里。次日,一个朋友向他问起这个剧本的事,里戈理只是摆了摆手。

  从善如流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斯走上专业作家道路以后有个习惯,每写完一部作品,总要先让6个人过目:他妻子、双亲、两位代理人和出版商。他认为,他父母代表一般读者的阅读水平,如果他们看不懂某一情节,就说明作品不够通俗、需要改写。如果他妻子感到某个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是脱离实际的,他就会改写部分情节或对话。最后,再由大家投票表决,假如4票赞成,就算通过;假如3票反对3票同意,那么由他自己投决定该书命运的1票。

  巴尔扎克打官司

  巴尔扎克习惯于在自已作品的清样上大幅度增删修改。他绝不允许未经他本人多次修改并最后审定就擅自刊印他的作品,为此,1836年引发了一场官司。

  巴尔扎克和巴黎《两世界杂导》负责人布洛斯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于巴尔扎克去奥地利和波兰旅行。他不以按期完成已在《两世界杂志》连载的一部小说的最后几章,他答应过布洛斯并且预支了稿酬的另一部小说也还没有动笔。这时,在旅途见闻刺激下,他开始创作《幽谷百合》,并给布洛斯寄去了该小说的一部分稿子。事有凑巧,当时俄国一家《外国语杂志》要求巴黎方面提供法国最新的文学作品,布洛斯同这家杂志订有合同,同意它刊登作家们送给《两世界杂志》和《巴黎杂志》的作品,布洛斯觉得巴尔扎克没有按期完稿,又欠了他的钱,便把《幽谷百合》一部分稿样送交给了《外国语杂志》发表。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后,收到一份《外国语杂志》,见到有未经他同意和尚未修改的《幽谷百合》,愤怒到了极点。他觉得布洛斯是利用他的远行来欺负他,使他的名声受损,他象一头受伤的狮子,与布洛斯的交谊一刀两断,并向法院提出控告。

  布洛斯操纵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一些人,包括一些颇知名的作家,向他抛掷各种肮脏的石块:歪曲地宣扬他的私生活,嘲笑他窃取了一个贵族的头衔,泄露他少年时代写的或与别人合作写的低劣作品,挖苦他怎样拖欠债务,等等。

  但巴尔扎克没有屈服,他坚持要捍卫自己作品的纯洁性。毅然拒绝接受任何调停。最后法院裁决: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兴趣或能力去按期完成他所许诺的作品,可以不赔偿一个出版家或编辑人;巴尔扎克付还从布洛斯手里预支的稿酬。至此,巴尔扎克获得了胜利。

  但丁与铁匠

  意大利中世纪著名诗人但丁(1265—1321)对自己的作品非常珍视,不许别人有半点歪曲和篡改。

  有一天,但丁途经一家铁匠作坊门口,意外地听到里面的铁匠一边在打铁,一边唱着他的诗歌。但丁没有因为自己的诗歌被传唱而高兴,相反,他为铁匠任意缩短和加长自己的诗句而感到恼怒。他二话没说,径自走进那家作坊,随手拿起铁匠的锤子等工具,一件又一件地扔到了街上。铁匠气坏了。向他扑去,粗暴地质问说:“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但丁反问道:“你在干什么?”“我在干活,”铁匠说,“而你乱扔工具,使它们受到损坏。”

  但丁说:“我不毁坏你的东西,那你就不要毁坏我的东西?”

  铁匠茫然地问:“难道我破坏了你的什么吗?”

  但丁答道:“你唱我的诗歌,却不按我写的去唱,你把我的作品破坏了。”

  莫里哀的恼怒与信赖

  有一次,王宫剧场正在上演《伪君子》,莫里哀坐在戏台旁边的厢房里,注视着台上的演出。这时,有个朋友来拜访他,莫里哀一边和他寒暄,一边注意着台上演出的情形。忽然,莫里哀神经质地大叫大嚷地骂个不绝:“畜生!刽子手!”同时不停地用两只拳头擂自己的脑袋。原来是他听到台上有个演员念错了几句台词,引得莫里哀如此恼怒和痛心!

  莫里哀家中的女仆,在作家看来很有艺术鉴赏力,因而常常充当作家新作的第一读者,只要女仆不喜欢的地方,他就加以修改。有一次,莫里哀故意拿了一个别人写的剧本念给她听,她听了几句台词,就打断他说:“先生,这大概不是您写的剧本。”“维特热”的冷思考

  德国文豪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一出版就风靡整个欧洲。引起了一阵“维持势”:年轻人学习维特的打扮,以穿蓝上衣、黄背心、马裤和马靴为时髦,有人甚至模仿小说的主人公而自杀;自杀时也要穿“维特”装,把这本小说放在口袋里……以至莱比锡等地的政府作出规定,对出售这部小说的人课以罚款。

  当时,拿破仑对这部小说也爱不释手,据说他读过7遍。歌德说拿破仑对这部小说“象刑事法官研究证据那样仔细研究过”。

  尽管有如此巨大的反响,歌德并没有沾沾自喜而得意忘形。他鉴于自己的书使有的读者自杀,深感这种社会效果不好,再版时,他特意在卷首加了醒目的题诗,借主人公之口告诫读者:“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公猫和母猫

  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善于收集创作素材。在彼得堡时,他结交了当时俄罗斯的著名演员史迁普金,和他过从甚密。每次史迁普金从莫斯科来,都要拜访果戈理,并且一定要在他家里住上几天。果戈理创作的很多素材都是他提供的。《旧式的地主》里有个情节,说的是主人公鲁里赫利亚·伊万诺夫娜如何把野猫的出现当成自己死期临近的预兆。这是史迁普金的祖母经历过的事,是史迁普金告诉果戈理的。有次史迁普金碰到果戈理,就这篇作品开玩笑道:“母猫可是我的呀!”“然而公猫是我的!”果戈理毫不示弱地玩笑着回答说。

  准确的判断

  1839年秋天,果戈理和他的一个朋友的一家人,一同从莫斯科出发到彼得堡去。当他们到托尔若克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记起了此地有名的肉饼。他们径直走进一家饭馆,指名要吃这种肉饼。半个小时后,肉饼做好后,外形和香味使人馋涎欲滴。于是便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忽然有人觉是有什么东西缠舌,从嘴里掏出几根淡黄色的头发丝。这情形真是滑稽可笑。大家各自检查自己盘中的肉饼,发现每块肉饼中都可以找出头发来。面对这个尬尴的场面,果戈理平静地说:“这个厨师大概喝醉了,没有睡足觉就被老板叫醒,于是他做肉饼时气得直揪头发;也许他并没有喝醉,是个极规矩的人,可是不久前害了一场热病,所以脱头发了,做肉饼时不停地晃动脑袋,头发便掉到肉饼里了。”朋友们将信将疑,打发人叫堂官来说明原因,堂官讲的情况同果戈理所说的一模一样,甚至很多用词也都相同。不由得对果戈理的观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机智人生

  正确的诊断

  英国作家萨克雷 (1811—1863)出生在印度的加尔各达,5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家人只好把他送回英国,寄养在姑母家中。东方的水土使这个英国孩子长成了一副古怪的模样,就象豇豆藤上结出了一个大南瓜:细长的身体、硕大的头颅。他的姑妈把丈夫的帽子放在小家伙的头上,不大不小正合适!姑妈吓了一跳,把他带到医生那里去检查。“不要紧”,医生让她放心。“这孩子长了个大脑袋,不过,那里面并不是空空荡荡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普希金还在皇村学校念书的时候,写诗已小有名气,1814年,当时俄罗斯颇有影响的诗人茹科夫斯基特地来到学校结识这位天才少年。之后,茹科夫斯基常来看望普希金,并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普希金听,凡是普希金不能立即记住的,他便毁掉或者删改。

  1820年,普希金的第一首长篇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出版了,一直关注着普希金发展的茹科夫斯基欣喜万分,特赠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上面题着:“赠给胜利了的学生。——失败的老师赠。”

  谨慎的奖赏

  1817年的一天,巴黎法兰西学院会议厅里,本年度诗歌比赛文艺奖金的评比工作正在进行。几十位老院士围绕着一篇题为《学习之益》的来稿争论不休。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这道诗的水平如何,而在于他们不肯相信这首诗的作者的年龄。因此,尽管评选委员们一致称赞这篇作品,学院却怕遭受蒙骗,未敢授予作者奖金,只是小心地对作者给了表扬勉励。这位颇为不幸的作者正是年仅15岁的维克多·雨果。

  名誉答案

  普希金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的数学学得一点也不好,当他还是一名小学生时,他发现老师给同学们讲解的四则运算例题最终的结果总是零。所以,从那以后,无论他解答哪一道数学试题,他甚至连试题看都不看一眼,就在等号后面写上“0”。他的数学老师对这个毫无希望的孩子没有丝毫的办法。“去写你的诗吧,”老师对小普希金说,“对你来说,数学就只意味着是个零。”

  当普希金成名以后,一次他坐着四轮马车去奎夫城。在路上四轮马车翻了。普希金跳出来走进了路旁的一家小旅店。当旅店老板知道了这就是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本人时,兴奋异常。便赶忙跑到地窖里,取出了一瓶最好的酒,跑回来款待这位受人尊敬的客人。老板娘取出了一本很大的旅客登记薄,要求普希金在上面签名。当普希金在登记薄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后,看到老板的一位小儿子正尊敬地用双手捧着一本练习本站在他的面前,这位小男孩也希望诗人给他签名。但是因为在练习本的那页上有一道四则运算试题,普希金以为小男孩是要求自己给他解答这道题目。于是,他像过去一样,用笔在算式的等号后面写上了“0”。并对小男孩说:“小家伙,试试你的运气如何?”

  第二天,这位伟大的诗人写的答案上被打了一个鲜红的“×”。小男孩子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老师。“它怎么会错呢?”他眼中噙着泪说,“它是由普希金本人做出来的!”

  这件事被名誉校长谢连科夫将军——一位又老又瞎的贵族知道了。“好啦,”这位老人说,“我根本就不懂教育,但被邀请做你们的荣誉校长。普希金也不懂数学,所以就让这个零作为这道题的荣誉答案吧。”

  克雷洛夫的第一次稿酬

  1782年的一天,在彼得堡的一个出版商家中正在进行一笔小小的交易,不到14岁的克雷洛夫写的第一个剧本《用咖啡渣占卦的女人》,吃了多次闭门羹后,刚刚找到主顾。洽谈之后,出版商表示愿意付给他60个纸卢布,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困难。60卢布对克雷洛夫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可没想到,他却提出不要一分钱,只需要从出版商那里拣几本书回去。于是,双方都皆大欢喜成交。

  献辞

  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当时闻名全欧的一位哲学家。

  有一次,一位年青人带着一份手稿去找狄德罗,他答应给看看并加注释。但那是一本诽谤他的小册子。那个青年第2次去找时,狄德罗惊奇地问道:“先生,我和您素昧平生,我从不可能得罪您。您能告诉我是什么动机使您决定让我平生第一次读到一部讽刺我的文章吗?我一般是把此类作品扔进垃圾桶里去的。”

  年轻人回答道:“我没有饭吃,我是希望您给我几个钱花,我就不发表它。”“人们用钱堵住嘴的作家中,你不是第一人。不过,从您那胡诌之作中,您是可以得到更大利益的。奥尔良公爵的兄弟隐居在圣日内维埃芙。他是个虔诚教徒,仇恨我。您去把您的这篇讽刺作品献给他,把它和他的武器加在一起。任何一天早晨,把这个作品给他送去,您就会获得资助了。”“可是,我不认识这位亲王,而且我写献词也有困难。”“您坐下吧,我马上给您写。”

  狄德罗代写了献词。年轻人拿走献词到亲王那里,得到了25路易。几天后,那青年回来向狄德罗致谢。狄德罗这时才亲切地建议他选一个不那么下贱的工作。

  笔误

  斯大林曾在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一书的最后一页留下轰动一时的批示:“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然而,批示上“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有误,少了末尾一个字母。

  一时间,大家手足无措:谁也不能更改领袖的手迹,谁也不敢去问他本人。

  当时,竟然真冒出两名教授为《真理报》专栏撰文论证:“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以及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两种爱情决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文章清样出来后,编辑为防万一,决定还是请斯大林过目一下。没想到,领袖读后,又作一个新批示:“笨蛋,此系笔误!”

  岁月无情

  法国作家马塞·帕格诺尔67岁时,出席马赛市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的开学典礼,他对学生说:“我看见我的姓名以斗大的金字写在你们学校大门的上面,可是,我宁愿看见它以红色的小字写在学生名册上。”

  这位著名作家显然在慨叹岁月已在不知不觉中消逝。几个月后,有人问他:“你愿意做个什么人?”他答道:“任何在2000年活着的人。”

  开窍

  查尔斯·兰姆 (1775—1834)是英国著名的小品文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有一次曾不幸在宴会上与一位非常噜苏、非常愚蠢的妇女邻座。这妇人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后来发现作家根本没有理会她,她十分生气,斥责说:“怎么我跟你说话,好像你一点也没有开窍似的!”

  兰姆灵机一动,接过话头,反唇相讥地回答说:“是的,夫人,我是一点都没有开窍,但是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先生一定是开窍了,因为你的话都从他的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了。”

  诺言

  杰克·伦敦许诺给纽约一家书店写一本小说,却迟迟没有交稿。

  书店编辑一再催促均无结果后,便往杰克·伦敦住的旅馆打了个最后通碟式的电话:“亲爱的杰克·伦敦:如果24小时内我还拿不到小说的话,我会跑到你屋里来,一脚把你踢到楼下去。我可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

  杰克·伦敦回信说:“亲爱的迪克:如果我写书也手脚并用的话,我也会说话算数的。”

  足够用了

  《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有一次在柏林同一个美国女孩子谈话。这个美国女孩会德语,她问雷马克为什么不去访问美国,并说如果作家能成行,那一定会大受欢迎的。雷马克说,他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只会讲很少几句英语。“哪几句?”女孩问。

  于是雷马克慢慢吞吞地说了几句蹩脚的英语:“你好!”“我爱你”“请原谅。”“请来一份火腿蛋。”“我的天哪!”女孩惊叫道,“这几句话足够你从东到西走遍我们整个国家了。”

  用你来当绳子

  美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威·豪威尔斯(1837—1920)长得很胖,但他同大多数胖子一样,性情很开朗。

  一天,一个又高又瘦的朋友来拜访他。“啊,豪威尔斯,”这个朋友说,“如果我像你这样肥胖的话,我就上吊自杀了。”“如果我决定接受你的建议,我同时还决定就用你来当上吊的绳子。”豪威尔斯回答道。

  退稿

  美国记者和作家沃尔特·佩奇(1855—1918)曾在《世界的工作》杂志当编辑,和所有的编辑一样,免不了要给别人退回许多稿件。一次,一位妇女给他写信说:“先生:上周你退给我一篇作品。我知道你没有读完它,因为我为了检查你们是否尽职,我把18页、19页、20页粘在了一起,稿件退回来时这3页仍然粘在一起。所以我知道你是一个骗子,读也没读就把稿件退了。”

  佩奇写了封回信:“太太,今天早饭时我吃了一个鸡蛋,还没有吃完我就发现它是坏的。”

  奇特的辩解

  查理·兰姆的倔强性格和文学气质很不适应商业公务员那种刻板的生活。

  一次,上司对他说:“兰姆先生,我注意到你每次到办公室都很晚。”

  智力超群的兰姆回答说:“是的先生,但你也应该记住,我走得总是很早。”

  利润

  有一次,一个美国人给吉卜林写了封信:“听说你在零售文学作品,每字1美元,现随信寄去1美元,请寄一货样来。”

  吉卜林收下钱,写了一个词“谢谢”寄去。

  两周后,这个美国人又来一信:“‘谢谢’一词卖给某收藏家,得2美元。现随信寄去45美分邮票,请笑纳。此系除去邮资后所获利润的一半。”

  声誉与幸福

  英国诗人拜伦与写《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司各特都是跛足。拜伦因跛足而失意,念念不忘,怨恨不已,每次公开露面总耿耿在心,于是失掉不少人生乐趣。司各特则不然,对于自己的缺陷从无一句怨言,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亦是如此。在一次司各特接到拜伦的一封信内有这样的句子,当然并不引以为怪:“啊,司各特,我真愿放弃我的声誉,换取你的幸福。”

  恐惧与希望

  法国剧作家托里斯坦·贝尔纳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为德军所占领,他也终于被捕。被捕后他却说:“在此之前,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可是今后我就怀着希望,一定能够生存下去。”

  难忘的生日

  美国女作家维奥斯特叙述她21岁生日那天的情形时说:“父亲带我到纽约去玩,作为生日礼物。我穿上盛装,自觉看起来漂亮得很。”途中,她进了厕所。“我在洗手间里照镜子,得意得不能自己。”

  她从洗手间出来,姗姗下楼时,人人都在看她。“我知道我很漂亮,不过难道如此引人注目吗?随后我听见身后卜卜响,回头一看,只见我的鞋后跟沾着草纸,一卷草纸正跟着我滚下楼来。“从那天起”,她说,“每当我自觉不可一世的时候,我总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一卷草纸。”

  商人的职业问话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为希腊的独立事业而献身异国,当他的遗体被动回英国伦敦时,伦敦全城轰动。大批拜伦的崇拜者跟在丧仪队后面,成了一条几公里长的长蛇阵,伦敦的交通一时为这堵塞。一位商人看到这么壮观的出殡场面,心中好生钦慕,忍不住拉着一个行人悄声问道:“先生,您能告诉我,拜伦到底是做什么买卖的吗?”

  爱默生与梭罗

  爱默生与梭罗同是美国19世纪的哲学家及作家,他们2人后来的文名及哲学上的地位同等重要,不过最初地们并不相同。原来爱默生当年曾经是梭罗的园丁。

  很快又会饿的

  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经常外出考察民情。有一天,他带着随从出游,住宿在一家农舍。他叫随从把他的脏靴子刷一刷,但随从没有去做。第二天,斯威夫特问起这件事,随从回答说:“路上都是泥,刷了又有什么用,很快还会沾上泥的。”斯威夫特没说什么,只是吩咐立即起程,随从说:“还没有吃早饭呢!”斯威夫特立即回答说:“现在吃早饭有什么用?吃过之后你很快又会饿的。”

  洞察力

  这一天很暖和。比利时侦探小说作家乔治·西姆农和他的合作者马塞尔·帕尼奥尔沿着圣日尔曼大道散步。西姆农忽然吹起口哨,惊叹道:“上帝,她一定非常可爱!”“谁!”帕尼奥尔问道,“我只看到几个小伙子。”“她在我们后面。”西姆农从容答道。“而您能够看到她?”“不,我看不到她。”西姆农笑着回答说,“但我可以看到走过来的那些男人眼里的神色。”

  照片的威力

  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颇负盛名。有一封从巴西寄给柯南道尔的信说:“尊敬的先生,有可能的话,我很希望得到一张您亲笔签名的您的照片,我将把它放在我的房内,这样可以常常见到您了,我坚信,若有贼进来,一看到您的照片,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而逃之夭夭的。”

  高明的侦探

  柯南道尔有一次在巴黎叫了一辆出租马车。他先把旅行包扔进了车里,然后爬了上去。但还没等他开口,赶车人就说:“柯南道尔先生,您上哪儿去?”“你认识我?”作家有些诧异地问。“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你怎么知道我是柯南道尔呢?”“这个,”赶车人说,“我从报纸上看到你在法国南部度假的消息,看到你是从马赛开来的列火车上下来的;我注意到你皮肤黝黑,这说明你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至少呆了一个多星期;我从你右手中指上的墨水渍来推断,你肯定是一个作家;另外你还具有外科医生那种敏锐的目光并穿着英国样式的服装,我认为你肯定就是柯南道尔。

  作家大吃一惊:“既然你能从所有这些细微的观察中认出我来,那么你自己和福尔摩斯也不相上下了。”“还有,”赶车人说,“还有一个小小的事实。”“什么事实?”“旅行包上写有你的名字。”

  开幕辞

  德国著名诗人和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冗长、单调、无效的集会和会议极为厌恶。有一次他被邀参加一个作家会议并致开幕辞。工作过于繁重的布莱希特回绝这一邀请。举办人并不罢休,直至布莱希特无可奈何地答应为止。开会那天布莱希特准时来到会场,坐在最后一排。主办人看到后把他请到了主席台就坐。一开始,主办人以冗长的贺辞向到会者表示欢迎,然后以高八度声音激动地宣布:“现在请布莱希特致开幕辞!”布莱希特站了起来。记者纷纷掏出笔记本,照相机也咔嚓作响。布莱希特只讲了一句:“我宣布会议开始。”

  最好的生日礼物

  1903年秋天,在生命的灯油即将耗尽的时候,契诃夫在雅尔达写出了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他用美丽绚烂的樱桃园象征祖国的光明,满怀激情地喊出了“新生活万岁”。次年1月17日,是他44岁的生日,艺术剧院特地选定这个日子首次公演《樱桃园》,表示对他的祝贺,此时,病重的契诃夫在朋友的搀扶下来到剧场,观众们感动极了。当大家向他表示良好祝愿时,他连站也站不稳了,此时,观众们难过地齐声喊道:“请坐下!让安东·契诃夫坐下!”

  这一年的夏天,契诃夫用巨大的劳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艺术,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一字重千金

  美国近代最有名的女作家玛格利特·米契尔,有一次被邀请去参加世界笔会。那时还没有胸前佩戴名签的习惯。所以,有位匈牙利作家坐在她的旁边,却根本不知道这个衣着朴素、态度谦虚的女士是谁。因而他就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同她进行了这样一段谈话:“小姐,您是一位职业作家吗?”“是的,先生!”“那么,有些什么大作,可否见告一二部?”“谈不上什么大作,我只是偶尔写写小说而已。”“噢,你也写小说。那么,我们可以算是真正的同行了。我已经出版339本小说,那就是……你写过多少部呢?小姐!”“我只写过一部,它的名字是《飘》。”语音未落,那位匈牙利人已目瞪口呆了。

  自画像

  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和安妮·勃朗特(1820—1849)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姐妹作家。三姐妹在写作中养成了一种习惯:晚上九点后各自放下手中的活计,先要手拉手围着卧室的桌子起舞,然后静静地趴在用玫瑰木做的小箱子上写作,每星期有一两次各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在一次朗读中,夏洛蒂对妹妹们说:“我要塑造一个女主人公给你们看;她将像我一样矮小难看,但将像任何一个美丽的主人公一样令人感兴趣”一年之后,一部轰动英国文坛的传世佳作《简·爱》便问世了。尽管夏洛蒂宜称“除了矮小难看这一点上,简·爱并不是我。”但人们还是将简·爱这个名字与作家本人划上了等号。1851年6月,当夏洛蒂来到伦敦时,著名作家萨克雷为她举行盛大晚会。萨克雷出面介绍这们大名鼎鼎的女作家时,居然没有称她为勃朗特小姐,而是郑重其事地称她为简·爱小姐,在场的客人们居然也十分欣赏萨克雷的“创作”,都尊称她为简·爱小姐,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如果邮件被耽误

  16岁的叶甫图申科(1933—)十分幸运,他终于入选了名扬全苏的莫斯科少年足球队,这是一个令同龄人为之着迷的身份。可是,这份喜悦对叶甫图申科来说并不轻松,因为他在酷爱足球的同时,也酷爱文学。

  教练通知他,明天全队报到集训,正规的足球生涯马上就要开始了,叶甫图申科虽然呆在家里,心中却禁不住阵阵激动。突然,门外传来了铃声,邮递员送来了一份邮件,叶甫图申科接过一看,落款竟是一份文学期刊,打开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诗作已经发表。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这一瞬间,他改变了人生的航道,决心告别自己的足球生涯而献身于缪斯。尽管这个决定遭到了包括他母亲在内的许多亲朋的反对,但他仍不改初衷。10年之后,叶甫图申科终于成了誉满全苏的杰出诗人。

  影响历史的作家

  科学幻想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在1945年就构思了通信卫星,并在《无线电世界》杂志中撰文描述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通讯卫星公司就是根据克拉克的设想研制发展的。为了对这位发明者的贡献表示回报,这家公司赠给他5份股票,每个季度他可以得到87美分的红利。

  犹太奥地利作家 (1860—1904)赫塞尔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面对当时欧洲汹涌澎拜的“反犹太人”浪潮,力争犹太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最终导致了以色列在中东建立家园。

  慧眼识英雄

  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司汤达生前颇受人冷落。他写的33部作品中,生前只出版过14部,而且一直躺在书店的书架上无人问津。他的一本《论爱情》出版后10年中只卖出17本。 《红与黑》写出后,出版商勉强同意印行750册。大作家雨果轻鄙地说:“我试着读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强读到4页以上。”他在得知司汤达逝世后,叹口气说:“孟德斯鸠靠了他的书不朽于世,司汤达先生留下了什么呢?”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对于引起同时代人们重视的书总是密切关注的,可他在论著中曾提到乔治·桑29次,仲马18次,让年17次,唯独不曾1次提及司汤达。

  司汤达很清醒。他在《巴玛修道院》的结尾特地写下了句意味深长的英文“TOthehaPPyfew”(给少数的幸运者)。并且充满信心地预言:“死亡会让我们和他们调换角色。”

  但是也有人例外。在他死后萧索的葬仪上,在仅有的为他送殡的3个朋友中,著名作家梅里美独具慧眼。他在讣闻中写道:“也许,20世纪的某一位评论家会从19世纪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发现拜尔(司汤达的本名)的书,并且比我们的同时代人更公正地对待它们。”

  历史的发展果然准确无误地验证了梅里美和司汤达本人的预言。

  巴尔扎克轶闻

  巴尔扎克只活了51岁,但却创作了100多部小说,其数量之多,在世界文坛上是少见的。据说他创作时,全神贯注,几乎不知身在何处。(一)

  有一次,巴尔扎克的朋友去看他,刚到门外听见里面有激烈的争吵声:“坏蛋!我要给你好瞧的!”那声音的激昂、愤怒,令人震 。

  当这位朋友推门进去时,发现屋内只有巴尔扎克一个人。原来巴尔所克正在描写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狠毒狡诈、卑鄙龌龊,他就不禁大声怒斥起来。(二)

  有一次,巴尔扎克伏案写作,写得入了迷。正在这时,有个朋友来拜访他,见他专心致志,不忍打搅,就坐在一旁耐心等待。吃午饭的时侯到了,仆人给巴尔扎克端来午餐,但他视而不见,仍然埋头写作。这位朋友误以为是招待自己的,加上肚子饿了,于是毫不客气地把它吃光了。又等了一会,见巴尔扎克还是目不旁顾,手不停笔,就悄悄地离开了。

  巴尔扎克又写了好一会,忽然感到肚子饿,便搁下笔找饭吃,发现桌上的餐具都已用过,便自己责备自己:“真是个饭桶,吃了还想再吃!”说完,又继续他的写作了。(三)

  一天清晨,巴尔扎克为消除连日来紧张写作的疲劳,一起床就外出散步。为了不使来访者久等,他用粉笔在大门上写下了几个大字:“巴尔扎克先生不在家,请来访者下午来!”

  他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他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中人物形象和情节安排。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便转身往家中走去。来到家门口正要推门,忽然看见门上的粉笔字,就叹了口气,很遗憾地说:“唉,原来巴尔扎克先生不在家啊!”说完,就转身走了。(四)

  一次,巴尔扎克遇到一位老朋友。那人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称赞巴尔扎克最近出版的一部新书。“唉,我的朋友,”巴尔扎克感慨地说,“我是多么羡慕你呀!”“为什么呢?”朋友茫然。“你不是此书的作者,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遗憾的是我,一出书就感到束手束脚。自夸吧,太难为情;自责吧,没人会相信;沉默不语呢,人家又会嫌我傲慢。”(五)

  一次,巴尔扎克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他看见一个人轻手轻脚地走进他的房间,企图凿开写字台的锁。这个小偷听见巴尔扎克的笑声,一点也不惊慌,他以为他在做梦。“你笑什么?”小偷嘟哝着说。“亲爱的朋友,”巴尔扎克说,“我是在笑你受这么大的罪,冒这么大的风险,想在主人大白天都找不到钱的地方找钱。”小偷立刻溜走了。(六)

  巴尔扎克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分析笔迹的才能是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在这方面他曾花了想当的时间。他常向朋友们声称,他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笔迹准确无误地说出此人的性格特征。

  一天,他的朋友某女士给了他一份一个男孩的手迹样品,说她很想听听巴尔扎克对这个男孩的评价。

  巴尔扎克仔细地把笔迹研究了几分钟,然后用异乎寻常的目光望着这位女士。于是这位女士告诉他说这个男孩子与她非亲非故,他尽可对她讲实话。“很好”,巴尔扎克说,“跟你讲实话吧。这个孩子既粗心又懒惰,必须严加管教。否则,就会给祖先丢脸。”“这真是怪事了,”女士微微一笑,“这笔迹是从你小时候的作业本里弄来的呀。”

  大仲马与小仲马轶闻

  世界上最有名的这一对父子作家,在生活中充分显示了机智、幽默和独特的个性:(一)

  小仲马讲,1860年的一天,他去父亲那里,父亲正在写作。“近况如何?”“累得要命。”“那就休息一下好了。”“不行。”“为什么?”

  大仲马拉开桌子抽屉,指着两个路易对儿子说:“我来巴黎时身边有53个法朗,现在手头却只剩下40个法郎了。在我没有挣回那13个法郎之前,我必须写作!”(二)

  有一次,在部长招待会上,人们请大仲马朗读他写的一个剧本。仲马断然拒绝,但人们非要他朗读不可,于是,大仲马回答说:“好吧!剧本我可以读,但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这个剧本不能是我写的!……咽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剧本受到欢迎,那我将作为一个朗读者而感到满意,而如果它不受人欢迎,那我将作为一个作家而心满意足!”(三)

  有位爱缠人的家伙想知道小仲马最近在干什么。

  小仲马答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蓄络腮胡子!”(四)

  有一道貌岸然的妇女对小仲马说:“我想,您一定为有这么一个放荡不羁的父亲而痛苦不堪。“不,公爵夫人,”小仲马答道。“假如这不能成为我的榜样,那哪怕是成为原谅我的理由也好!”(五)

  大仲马最厌恶吝啬。他本人慷慨无比。有一天,从旅馆出来,大仲马看见一个百万富翁正给存衣处的管衣人一个50生丁的硬币。作家涨红了验,递给管衣人一张100法朗的纸钞。“对不起,先生,我想您弄错了!”仆人将钱又递了回来。“不,我的朋友,不,”大仲马说道,“是这位先生弄错了。”(六)

  小仲马对友人们说:“激励我们去干一番伟大事业的女人,又是多么经常地来妨碍我们去完成它们啊!”(七)

  有一天,大仲马遇见维克多·雨果。雨果当时怒气冲天,将手中的杂志揉成一团。“您相信吗?我的朋友,这个撰稿人,这个下流坯子,这个耍笔杆的家伙居然说历史剧是维尼发明的!”“白痴!”大仲马同意雨果的话,“要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我发明的!”(八)

  一个艺术家为一位漂亮异常、但却十分消瘦的妇人画了一张肖像画。妇人脚上躺着一条狗。“您知道这是谁吗?”一个与大仲马相识的妇女问他。“这个?!”仲马反问道,“这是一条守着一堆骨头的狗。”(九)

  大仲马4岁时父亲就去世。他妈妈在父亲断气以后走出房间,看到4岁的大仲马拖着一条很重的枪在往台阶上爬。“你到哪儿去呀,孩子?”“到天堂去。”“哎呀,到天堂去干吗?”“跟上帝决斗,他把我爸爸弄死了。”(十)

  大仲马在成名之前,穷途潦倒。有一次,他跑到巴黎去拜访他父亲的一位朋友,请他帮助找个工作。他父亲的朋友问他:“你能做什么?”“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老伯。”“数学精通吗?”“不行。”“你懂得物理吗?或者历史?”“什么都不知道,老伯。”“会计呢?法律如何?”

  大仲马满脸通红,第一次知道自己太不行了,便说:“我真惭愧,现在我一定要努力补救我的这些不行,我相信不久之后,我一定要给老伯一个满意的答复。”

  他父亲的朋友对他凝神望着:“可是,你要生活啊?将你的住处留在这纸上吧。”

  大仲马无可奈何地写下了他的住址。他父亲的朋友叫着说:“你究竟有一技之长,你的名字写得很好啊!”

  马克·吐温轶闻

  糊涂身世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常常向人说起他小时候的一段伤心往事:“我出生时是双胞胎,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长相一模一样,连我们的母亲也分辨不出来,有一天,保姆替我们洗澡时,其中一个不小心跌入浴缸淹死了,没有人知道淹死的究竟是哪一个。”“最叫人伤心的就在这里”。马克·吐温说,“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其实不是,活下来的是我弟弟,那个淹死的人是我。”

  一仆二主

  一次,马克·吐温与一位摩门教徒争论一夫多妻制的问题。“一夫多妻,太不好了,连上帝也反对。”马克·吐温坚持说。

  那位摩门教徒问:“你能从《圣经》中找出一句反对一夫多妻制的话来吗?”“当然可以,”马克·吐温一本正经地说,“《圣经》曰:‘一仆二主,人皆莫能也’”。

  新年祝词

  1900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了一篇讥讽的新年贺词。当时他担任新英格兰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副主席,是一个激进的反扩张主义者。这位幽默大师运用犀利的讽刺武器,用廖廖数语的“祝词”把刚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中国的侵略扩张的丑恶面目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出来。“祝词”全文如下:“我给你带来这个名为基督教世界的高贵妇人,她邋遢、龌龊、无耻,刚从胶州、满州里、南非和菲律宾劫掠而归。她心怀卑鄙,身藏脏物,满嘴假仁假义。给她肥皂和毛巾吧,镜子可得收起来。”

  遇人节的玩笑

  有一年“愚人节”,纽约的一家报纸跟马克·吐温开了个玩笑,报道说:“马克·吐温某月某日辞世了。”当马克·吐温亲自迎来那些个吊唁的朋友时,许多人又惊讶,又气愤,大家纷纷谴责那家不负责任的报纸,但是马克·吐温一点也不发火,而是诙谐地说:“报纸报道我死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把日期提前了一些。”

  以桃代李

  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克·吐温与雄辩家琼西·M·得彪同乘一条船。船行数日后,两人应邀参加一晚宴。席上演讲开始了,马克·吐温第一个滔滔不绝、情感丰富地讲了20分钟,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然后轮到得彪演讲。得彪站起来,面有难色地说:“诸位,实在抱歉,会前马克·吐温先生约我互换演讲稿,所以诸位刚才听到的是我的演讲,衷心感谢诸们认真的倾听及热情的捧场。然而不知何故,我找不到马克·吐温先生的讲稿了,因此我无法替他讲了。请诸位原谅我坐下。”

  马克·吐温朝得彪投去略带抱怨的目光,然后向听众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

  味道真美

  马克·吐温应一富翁的邀请赴宴。主人为了炫耀其富,一一说出桌上每盘菜的价格。

  一盘葡萄上桌时,主人对来宾们说:“哟,好大的葡萄呀!每颗值1美元呢!”

  客人们很快吃完了这道菜。这时,马克·吐温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味道真美呀!请你再给我6美元吧,先生。”

  补礼

  马克·吐温的一个恶习,在他夫人看来,就是在去邻居家串门时总是不戴硬领或不打领带。一天下午,马克·吐温照例衣冠不整地去看望了邻居,刚回家就因不修边幅而被夫人狠狠地训了一顿。于是他直奔书房,没有几分钟便派人把一包东西送到了邻居家。附条大意如下:“片刻之前,登门造访,历半小时许,未戴硬领,未打领带。兹附上所缺二物,希惠予注视30分钟后掷还为荷。”

  蜘蛛预示着什么

  马克·吐温在美国密苏里州当报纸编辑时,一个订户给他写信说,他在报纸上发现了一只蜘蛛,他很想知道这是吉兆还是凶兆。

  马克·吐温回信说:“在您的抵纸上发现蜘蛛既不是吉兆也不是凶兆。这只蜘蛛查看我们的报纸,只是想要知道哪位商人不登广告,它好到那家商店的门上去织网,然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惊人的判断力

  美国有一位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花好多钱请人装了一只假眼。这只假眼装得特别逼真,乍一看,谁也辨认不出是假的。这位百万富翁十分得意,常常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己。有一次,他碰到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问他:“您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假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是假的。”百万富翁万分惊异,问:“您怎么知道的?根据是什么?”马克·吐温回答说:“很简单,因为你这只眼睛里多少还有一点点慈悲。”

  总是站着

  在一次讲演旅行中,马克·吐温来到一个小城市。晚饭前,他到一个理发店去理发。“你是外地人吗?”理发师问他。“是的,”马克·吐温回答,“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来,”“你来得正是时候,”理发师继续说,“今天晚上马克·吐温要来讲演。我想你一定会去。”“是的,我想也是。”“你买了票吗?”“没有。”“票可能卖光了,你只好在那里站着了。”“非常遗憾!”马克·吐温无可奈何地说,“我没有那么好的福气!这个人发表演讲时,我总是站着。”

  床上并不安全

  有人对马克·吐温说,要说安全,床上是最安全。马克·吐温当即反驳说:“死在床上的人不是比死在其它任何地方的都多吗,由此可见,床上并不安全。”

  礼尚往来

  马克·吐温去找邻居借书。邻居说他很乐意借给他,但有一个条件,借的书必须在他的藏书室看。

  第二个星期邻居向马克·吐温借割草机,马克·吐温说:“欢迎,用吧,但有个条件,必须在我的草场上用。”

  照片作镜子

  马克·吐温成名后,收到许多附有照片的来信,说自己的长相好像与马克·吐温相似,希望作家能告诉照片的主人“你相貌很像我。”这种来信有增无减,马克·吐温不胜其烦,写了封回信,印了几百份,发至各地。回信内容如下:“先生,我由衰地感谢您的来信及照片,正如您所希望的,我认为,阁下的尊容,比所有那些像我的人更为相似。

  我可以荣幸地告诉您:您之像我,已经远远超过我之像自己。每当我早晨刮脸找不到镜子时,便自然而然地用您的照片来代替了。”

  事与愿违

  有一次,有人请教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讲演词是长篇大论好呢,还是短小精悍好?”马克·吐温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礼拜天,我到教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土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非洲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5分钟后,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捐助50元;当他接着讲了10分钟后,我就决定把捐助的数目减至25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又在心里减到了5元;最后当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哀求捐助,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反而从钵子里偷走了2块钱。”

  自立更生

  1929年,马克·吐温曾在机器方面大量投资,涉及到蒸汽机、电报机、以及改良印刷业的印刷机,结果损失了十几万元,后来他又投资新式电话机,结果赔得更惨。他的产业全部损失殆尽,只剩下厨房的烟囱。

  他的朋友美孚公司的经理罗杰斯准备助他一臂之力,代他还债,但被马克·吐温拒绝,更有许多向来钦佩他的人们,自动联合起来为他募捐,支票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似的寄来,但马克·吐温都——原封不动地退回,他决定由自己来还债。

  他一身最轻视演讲,但为了还债,他开始到世界各地旅行,白天作公开讲演,晚上住在旅馆写作,计划在6年之内还清一切债务,终于达到了目的。

  指纹破案的创始人

  1901年,英国正式以指纹作为验明身份的依据,领先诸国。两年后,美国纽约州也开始采集罪犯指纹。但早在1883年,马克·吐温就利用指纹替他虚构的人物办案了。他在《密西西比河生活》一书中,说了个故事:一个男子单凭一枚血拇指印,查出杀害妻女的凶手。马克·吐温强调,没有两个人的拇指纹是一样的,而且从生到死永远不变。

  1894年,这位大作家在《傻瓜威尔森》中,又用指纹破了一桩谋杀案。威尔森是个乡下律师,他以比对指纹的方式证明一个被控谋杀的男孩是无辜的,而另一个男孩子才是真凶。

  当时,马克·吐温还不知该用什么字眼称呼他的“先见之明”,只敢说是“指痕”、“脂印”。

  萧伯纳轶闻

  最有效的减肥药

  有次宴会上,有个纺织厂经理的太太问萧伯纳:“亲爱的萧伯纳先生,你看我胖得走路都困难,请问什么药减肥最有效呢?”

  萧伯纳认真地说:“我倒知道有一种药可以减肥,”然后,他耸耸肩膀,摊开双臂说道:“很遗憾,这种药的名字我翻译不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您是遐迩闻名的大学问家,什么词能难住您呢!”

  萧伯纳十分严肃地说:“尊敬的夫人,因为‘劳动’一词,对您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外国字。”

  假设往往靠不住

  著名的美国舞蹈家伊沙多拉·邓肯给萧伯写信求婚,说从优生学的观点看,如果他们俩不能成为一个孩子的父母那将是莫大的遗憾。“你想想,”她写道,“一个具有我的身材和你的头脑的孩子,将是多么美妙啊!”

  萧伯纳接到信后,觉得很好笑,于是,便一本正经地给邓肯写了封回信,他幽默地写道:“亲爱的女士,假设往往是靠不住的,如果这孩子具有我的身材和你的头脑,那就糟糕了!”

  贫困的根源

  有次,萧伯纳遇到一个肥头大耳的神甫,交谈中,神甫看着萧伯纳瘦骨嶙峋的样子,便轻蔑地挖苦说:“萧伯纳先生,看到你这副可怜相,我感到英国人似乎都在挨饿。”萧伯纳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他机智地回敬道:“神甫,你算说对了,我看到你这副尊容,一下子就明白了英国人困苦不堪的原因。”

  高兴

  萧伯纳成名之后,门庭若市,使他苦于应付。

  一天,英王乔治六世前去访问这位文豪。寒喧之后,由于兴趣爱好和文化修养悬殊,两人很快就沉默无言了。

  萧伯纳看英王迟迟没有离去的举动,便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然后一个劲地盯着看,直到英王不得不告辞。

  事后,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乔治六世,萧伯纳微微一笑,饶有风趣地答道:“当然,在他告辞的时候,确实使我高兴了一下。”

  只见花瓶不见花

  萧伯纳喜欢花卉,但一位朋友发现他屋内只有几个作为装饰品的花瓶,便问他:“我一向认为你是爱花的,没想到你屋内连一朵花也找不到。”

  萧伯纳回答说:“我也喜欢儿童,但是,我并不把他们的头割下来供养在花瓶里。”

  一份贺电

  在一出著名的戏剧初次公演引起轰动后,剧作者萧伯纳给在剧中担任女主角的演员发去一份电报:“精彩之极,绝妙之至……”

  受宠若惊的演员立即回电:“您过奖了!”

  萧伯纳再次来电:“对不起,我指的是剧本。”

  女演员复电:“我指的也是。”

  萧伯纳与褒曼

  在英格丽·褒曼的演艺生涯中,她演得最多的一个角色,就是法兰西圣女贞德。在美国演出时,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曾把自己剧本《圣女贞德》寄给褒曼,出乎意料的是,褒曼没有采纳,萧伯纳的另一部名剧《康蒂妲》褒曼也曾拒演。这位大作家显然有些不高兴。

  一天,英格丽·褒曼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萧伯纳先生想请她到寓所来吃茶点。褒曼开始感到很意外,她久仰这位英国剧坛巨匠的英名,却不曾有过来往。她想起《圣女贞德》和《康蒂妲》的事来,便欣然答应了。

  当她驱车来到萧伯纳的寓所时,发现这位92岁的老寿星居然站在大门口翘首迎客。褒曼的到来令他十分快慰,可是门还没给客人打开,劈头就问:“你为什么不演我的剧本?”褒曼礼貌地先致问候,然后俏皮地说:“能让我先进去吗?”“当然你可以进去,我们要在一起吃茶点,可为什么你不演我的剧本?”

  多固执的老头儿,褒曼只好回答:“我不演你的剧本是因为我不喜欢它。”

  萧伯纳完全惊呆了,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对他这样讲过话,褒曼暗忖自己闯了祸。萧伯纳瞪着眼睛看着她,说:“你说什么?难道那不是一部杰作吗?”

  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持着褒曼,她直言道:“我肯定它是一部杰作,但这个圣女贞德不是那个真正的法国姑娘。你把她写得太聪明了。你重新写了她在法庭上的讲话。你让她说了很多真正圣女贞德怎么也说不出来的话。”

  对话依然在门外进行、褒曼担心萧伯纳会马上下逐客令,茶点怕也吃不成了。不料,萧伯纳却突然哈哈大笑地把客人让进房间,待之以茶点,并且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剧作、表演等问题来。其中自然也涉及到了贞德,褒曼丝毫也没有减弱对《圣女贞德》的批评,她说:“据我所知,贞德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姑娘。你的文字是了不起的,但是它们是萧伯纳的文字,而不是贞德的语言。”“她没有受过教育,是本性自尊和觉悟给她带来了勇气。她蔑视那些曾经指教过她而后来又把她置于法庭上受审的那些人。”“你让她说,‘我爱和男人们在一起,我不愿意穿着裙子坐在家里纺线’,而事实上,这正是她所需要的:在家里看守她的羊群,纺她的纱和织她的布。她并不想要到战场上身先士卒……”

  一场关于生活和艺术关系的讨论在两位年龄相隔半个世纪的艺术家之间热烈地进行着,他们都以率直和正直的品格深深打动了对方。他们对艺术的忠诚共同编织了一曲艺坛轶事。

  最后的幽默

  萧伯纳写作时睿智迭现,笔多讥讽,他在生活中也是幽默潇洒,风趣独到。甚至当他94岁抱病躺到病榻之上时,仍是故态未改。一天,他神志清醒时,便开玩笑地对医生说:“这回我可以使你成名了。”“您是说等您的病好之后会写文章称赞我的医术高明吗?”医生的认真中颇有几分受宠若惊。“我是说,如果我死了,您作为主治医生,不是会举世闻名的吗?”

  医生的窘态被推门而入的护士掩住了,原来,一大群萧伯纳的崇拜者听说老人病情好转,都想进来拜见他。“你把他们轰走,”萧伯纳对护士说,“这让我想起早年作品发表时人们冲我起哄的情形。”“人可以不进来,可这些东西还是请您收下吧。”护士小姐诚恳地说。“好吧,留给你们医院开个杂货铺吧。”“先生,这代表着世人对您的仰慕,每份东西都寄托着一份感情……”

  什么?肉松?鱼子酱?”萧伯纳笑道,“这些朋友太健忘了,我已经素食70多年,他们怎么把这都给忘了呢?”“先生,您素食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吗?”“为,小姐,只是因为穷,那时我根本没有钱买肉,要知道我写了10年只得到6个英镑。”毛姆轶闻

  错了几十年

  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晚年因患右臂疼痛症影响写作。当医生将毛姆的右臂右手检查一遍之后,就警告他说:“先生,你不会写字,你拿笔的手指部位也错了,你右臂放在台子上的位置也错了!”

  毛姆听到医生的诊断后并不为忤,只轻声地答:“医生先生,我已经这样写了几十年了。”

  医生听了毛姆的话大不以为然,他惋惜地说:“可怜的人——你错了几十年了。”

  我的要价是很高的

  年青时毛姆博闻强记,聪敏过人,矢志于文学创作,23岁时,他拿到了医学院的毕业证书,领有内外科行医执照。可他决定全力去写小说。那时他只有150镑的年俸,维持生活尚勉为其难,可他并不像当时大多数作家那样去兼职赚钱,而是一门心思埋头著书。古巴的哈瓦那雪茄公司了解毛姆的才情和生活的困窘,提议请他写5个短篇故事,每篇长200字,均以雪茄的烟味为主题,报酬也相当丰厚。那时毛姆还是无名之辈,这笔钱也相当诱人,但他仍克制了这种庸碌的欲望,婉转地给公司写信说:“我所有的仕女朋友们都告诉我说,贞操是颗无价的珍珠,我相信你们知道,即使是我,价也是很高的。”

  绝妙的广告

  毛姆未成名之前,生活甚为困苦,为求文章有价,有次他写完书后,在各大报章刊登征婚启事。

  启事称:本人喜欢音乐和运动,是个年轻而有教养的百万富翁,希望能和毛姆说小中主角完全一样的女性结婚。几天之后,全伦敦的每家书店,都再也买不到他的书了。

  海明威轶闻

  写作二三事

  七支铅笔

  海明威每天早晨6点半,便聚精会神地站着写作,一直写到中午12点半,通常一次写作不超过6小时,偶尔延长两小时。他喜欢用铅笔写作,便于修改。有人说他写作时一天用了20支铅笔。他说没这么多,写得顺手时一天只用了7支铅笔。

  向画家、作曲家学习

  海明威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每年都要读点莎士比亚的剧作,以及其他著名作家的巨著;此外还精心研究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西班牙油画家戈雅、法国现代派画家谢赞勒的作品。他说,他向画家学到的东西跟向文学家学到的东西一样多。他特别注意学习音乐作品基调的和谐和旋律的配合。难怪他的小说情景交融、浓谈适宜,语言简洁清新、独创一格。

  改到出版前最后一分钟

  海明威写作态度极其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把前一天写的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3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了6个朋,修改又花了5个朋,清样出来后还在改,最后一页共改了39次才满意。《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花了17个月,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他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没有离开房间。他主张“去掉废话”,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

  论作家的毁灭

  海明威在非洲猎羚羊时,曾发表过“作家如何毁灭”一类的议论。他认为作家毁灭的方式多种多样,最普通的便是“钱”。当作家赚了些钱,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被金钱俘虏。第2种毁灭方式是太相信评论,写评论家所说的“伟大作品”。第3种是,他们变成了领袖人物,拒绝不了追随者,只国耐不住寂寞。而耐不住寂寞恐怕是今日作家的死敌了。

  英雄所见略同

  海明威的儿子在回忆录《爸爸教我写作》中回忆说:

  有一天早晨爸爸说:“你自己写一篇短篇小说,不要期望写得很好。”

  我坐在桌子边,苦思苦想。用爸爸的打字机,慢慢地打出一篇故事,交给爸爸。

  爸爸戴上眼镜,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读了起来,我在一边等着。他读完之后,抬头看了我一眼。“非常好,吉格。比我在你那个年龄的时候写得好多了。我看要改的地方就是这。”他指着稿子,“应把‘突然之间’改成‘突然’,用字越少越好——这可以保持动作的持续性。”爸爸笑了起来:“你可以得奖了,孩子。你很有想象力。”他相信我们家里又出了一个优胜者,可以在学校的短篇小说比赛中得头奖。

  得奖的该是屠格涅夫。这篇小说是他写的。我只是变了变背景,换了换名字。我对这小说的唯一贡献是把“突然”改成了“突然之间”。我抄录时估计爸爸没有读过它,因为有几页还没裁开。

  名作家的爱情

  爱情的力量

  1845年1月,33岁的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偶然打开一本诗集,一读之下,顿时为诗中极度哀婉而又勇敢真实的思想震撼了。他情不自禁地给诗集的作者伊丽莎白·芭蕾特写信,一开头就直截发当地宣布:“我真心诚意地爱你的诗歌,亲爱的芭蕾特小姐。”此时已39岁的伊丽莎白却因为病魔缠身与世隔绝了整整6年。6年中,她像个囚犯似的幽禁在伦敦温波尔街50号的一个两层楼的房间里。

  这一天,她收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信,她看了一眼署名,顿时热泪盈眶。她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勃朗宁会赞扬她的诗集,于是,迅速将笔饱蘸了墨水,写了一封感激的复信。署名为“你忠诚的,充满感激之情的伊丽莎白·B·芭蕾特。”

  一场日后将写入文学史的通信开始了,每隔一两天就往来一封,前后竟达573封之多。伊丽莎白早已关闭的心灵完全敞开了。

  4个月后,这对诗人第一次见了面,之后勃朗宁每周都去看她一次。爱情给了伊丽莎白难以置信的力量,她从被褥中站了起来,逃出了囚牢般的温波尔街50号,在一个教堂与勃朗宁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一起前往欧洲大陆。

  爱情创造了奇迹。在接下去的几年里,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伊丽莎白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一天早晨,她将一束诗稿悄悄地塞进勃朗宁的手里,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著名的《葡萄牙十四行诗》。1849年,他们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可谓爱情事业全面丰收。

  缘分

  1884年,大学即将毕业的丽莲·布利到华沙旅游,当时的波兰正处于沙俄铁蹄的践踏之下,许多革命者被送进了监狱,她出于对这些革命者的仰慕和尊敬,专门前往当时臭名昭著的华沙监狱。站在高墙之外的人行道上,她怀着肃穆和沉重的心情向监内眺望,这时,一间牢房的窗口闪出一张年青的面孔,她并不认识这个人,但知道一定是一位革命者,便深情地冲他点了点头。

  这位青年就是波兰革命政党“无产者”的骨干分子米哈伊尔·伏尼契。当时,他正要被沙皇政府判以重刑,意外地在窗口看到了这位苗条俊秀的少女,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慰藉。

  后来,米哈伊尔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历尽种种险阻,逃出了沙皇的魔抓,辗转来到伦敦。在朋友家中,他意外地遇到了在波兰监狱外见过的姑娘。“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您,1884年春天,你是否到过华沙?”

  姑娘点点头。“您曾站在一棵树旁,看过监狱吗?”“是的。”

  这次奇异的重逢和相识促成了他们的姻缘,不久,丽莲嫁给了米哈伊尔,改名为丽莲·伏尼契,并创作了一部影响颇大的著名小说《牛虻》。

  一封绝交信

  小仲马1845年8月30日午夜,给巴黎女妓玛丽·杜普莱西写了一封委婉动人的绝交信:“我不够富,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爱你;我也不够穷,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被你爱。让我们彼此忘却——你是忘却一个对你来说相当冷酷的姓名,我是忘却一种我供养不起的幸福。

  无用,对你说我多么不幸是无用的,因为你早已知道我多么真诚地爱你。

  永别了!你那样多情,不会不理解我写这封信的动机;你那样智慧,不会不宽怒我……

  玛丽本是农家女,为生计所迫来巴黎做女工,不幸沦为娼妓。小仲马为她娇媚的容颜所倾倒,想要把她从堕落中拯救出来。可她每年的开销要 10万法朗,光为了给她买礼品,同她旅行以及各种零星花费,就已借了5万法朗的债。他发觉自己也可能随之毁灭,就当机立断,结束了交往。

  1847年,玛丽病重身亡,年仅23岁。第二年,小仲马依据她的身世写成了 《茶花女》这部小说,后又改编成剧本,轰动了巴黎。

  针锋相对

  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 (1709—1784)和日后与他结为夫妻的波特夫人第一次见面时,曾竭力向她表明,自己在社会地位上毫无值得吹嘘之处。为了使她充分领会这一点,他说自己“既没有地位,又没有金钱,而且还有个叔父是受绞刑死的。”

  岂知波特夫人毫不示弱,竟回答说:“先生,我也既没有地位,又没有金钱,虽然亲戚中没有一个曾被绞死,但至少有50个够得上受绞刑!”

  巧施妙计

  维克多·雨果求爱之初,女方父母因不满这位年轻作家,不让女儿和他交往,甚至扣压他的信件,弄得这对恋人一时不知所措。

  但是雨果并不就此束手无策,他随即赶写一部小说。由于的爱情的激励,雨果以创记录的速度把小说写成。小说问世后,不用说,他的意中人和她父母也都阅读了。

  小说的情节就是描写他自己的失恋的痛苦以及女方父母的可鄙态度。随后,他终于见到了她。

  告诫

  加拿大著名的畅销小说作家阿瑟·黑利常以体验生活为借口与别的女人来往密切。他自称作品有些男主人公与“别的女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差不多都取自己囊中。可是,在体验过这方面的生活后,阿瑟又总是觉得理亏,要求妻子宽恕自己的风流韵事。

  幸好阿瑟·黑利的妻子是个大度的人,她的前提是感情上不能卷入。不过妻子最终还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对妇女的描写就从记忆中提取吧。你在这方面的研究足够你用一辈子了。”

  阿瑟·黑利为了表示与妻子肝胆相照,宣称自己但愿死在妻子之前,让她能够随时制止他的冒险。他妻子却说,从心底里讲,这样或许更妥当些。

  残疾的作家

  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在支持共和政权,反对集权政治的全国大论战中,不顾严重眼疾,而写出了《为英国人民声辩》一文,导致了双眼失明。失明的弥尔顿创作了3部不朽的名作:《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

  以《唐·吉诃德》闻名于世的西班牙作家盖尔·德·塞万提斯(1547—1616)是一位独臂勇士。这支手臂是塞万提斯在为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被敌人用弯刀砍断的。他为此而自豪,他说:“我的胳膊是从古到今最大的战役中残废的。战士脸上和胸口上的伤痕好比天上的星,能指引旁人去争取不朽的名声、应得的荣誉。”正是这种勇气,使塞万提斯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18世纪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1岁半突患小儿麻痹症。右腿落下终生残疾。但他非常乐观,宣称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是健康的、生气勃勃的。他可以同时抵挡3个人的袭击而立于不败之地。靠着惊人的毅力他平息了由于残疾失去初恋的痛苦,用笔替朋友偿还了13万英镑的债务,留下了30多部有重大影响的作品。

  法国18世纪启蒙时代文学巨匠让·雅克·卢校(1712—1778)先天残疾,患有“先天性膀胱畸形,晚年又得了严重的怀疑症和精神错乱,使他的晚年异常悲惨:他与他的朋友狄德罗、伏尔泰—一反目,他被瑞士、法国、普鲁士驱逐出境,当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为他谋得一份年金时,他不仅拒绝,而且与休谟公开决裂。他一生都在寻找健康,寻找保护,寻找正义,然而他至死也没有找到。

  德国19世纪杰出诗人海涅(1797—1856),在51岁时不幸严重中风,以致全身瘫痪,眼睛也接近失明。但海涅在“床褥坟墓”中,仍以顽强的毅力,用口授的方式继续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散文。这一时期出版的用歌谣形式写成的故事诗集《罗曼采罗》等,仍不失当年作品的风采。

  俄国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对此,作家有清醒的认识:“我的羊癫风每周都要发作。感觉到并且知道,这种精神和大脑的错乱是难以忍受的。我的头脑真的越来越错乱。这是事实。这个我是感觉到的。我精神错乱时,使我发起疯来。”这位患有严重癫痫病的作家在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癫痫病的折磨下,创作了整整十几部长篇小说,其中四五十万以致百万字的宏篇巨著就有5部。

  爱尔兰当代小说家、诗人克里斯蒂·布郎 (1933—1981)一出生就患了严重的大脑瘫痪症,5岁时还不会走路、说话。在识字学画的年龄,布朗在母亲的帮助下,用左脚趾夹笔写字,画画,以后又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用左脚趾打字,在他21岁的时候,终于出版了第一部自传体小说《我的左脚》。成为一个用脚趾写作的作家。

  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闻名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是在伤寒和风湿症、脊椎硬化频于死亡的痛苦中开始写作的。他在病痛中创造出来的“保尔·柯察金”成了许多国家青年们奋斗的精神支柱。

  埃及著名作家塔哈·侯赛因 (1889—1973)3岁时患眼疾,被江湖郎中误诊而双目失明。但他进行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创作,其代表作《日子》被认为是埃及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里程碑。他还担任了埃及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会长。

  孤儿作家

  法国17世纪后半叶古典主义悲剧代表作家让·拉辛(1639—1699),幼年丧失父母,10岁进修道院。他后来的文学成就得益于早年在波尔·洛亚勒修道院中从冉森派教徒那里获得的知识。因而他的十几部剧作基本上取材于在修道院时期学习到的古希腊神话或传说。

  俄国19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两岁丧母,九岁丧父,由他的姑姑塔蒂安娜抚养。姑姑对宗教的虔诚影响了托期尔斯泰终生。孤寂的生活,使这位最具才智的作家时常陷入不可捉摸的玄思中,沉缅于白日梦里。他给朋友们的信中说:“你想不出我是多么孤立!”

  乌克兰19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谢甫琴科 (1814—1861)9岁丧母,不久又失去父亲,15岁当了地主的仆人。18岁以农奴身份随主人来到彼

  得堡,靠一些诗人、画家和作家的赎取才获得自由,投身艺术。

  19世纪90年代英国湖畔派诗人代表威廉·华滋华斯 (1770—1850)幼年痛失双亲,他不愿进神学院,与领养他的叔叔发生对抗。使他在精神上更加感到孤寂,他刻意寻找一种母性化的爱情,在法国邂逅了年长于他的妇女——安妮特·瓦朗。他说他是在安妮特的怀抱里,开始认识神秘生活史诗的第一章节:生活,就是痛苦地使用一个人的精力,而使之成为艺术。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1899—1972)1岁时父亲去世,次年母亲也患病离世。2岁的川端康成由外祖父抚养。15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外祖父和姐姐也相继去世,因而他深感人生的虚无,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忧郁性格,使他的作品始终迷漫着一种感伤的氛围,后期作品还渗入了空虚、颓废的色彩。

  美国近代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两岁时,父母先后谢世,他被弗吉尼亚州的爱伦夫妇收养。养父虽然给了他爱伦·坡的姓氏及优裕的生活环境,却没有带给他温暖的亲情。当他成为诗人后,对童年时代一位同学母亲的怜爱之语仍然记忆犹新。

  法国当代诗人许湃维埃尔 (1884—1960)不到1岁就父母双亡,由他的伯父领养。他的小说代表作 《偷小孩的贼》,反映的是孤儿收养者的悲剧,表达了作家对收养人的真诚歌颂。

  苏联无产阶级杰出作家高尔基4岁时成为孤儿,由外祖父收养。少年时代,高尔基为生活所迫,当过学徒、做过轮船仆役、戏院配角、饭馆跑堂、搬运工人、铁路司磅员、面包师。下层社会流浪奋斗的经历,为高尔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站在被告席上的作家

  有“西班牙凤凰”之称的作家维加(1562—1635)因与已婚女演员伊伦娜·奥索里奥发生爱情纠葛遭到干预,维加便以辛辣的讽刺诗回敬而受到指控。法庭以诽谤罪判处放逐8年。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 (1660—1731)3次入狱。第一次,因经商失败亏欠2万英镑,被判有勒索、斯诈和制造伪证罪;第二次,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写书开罪国会,被政府通缉,枷刑示众;第三次,为国务大臣哈莱舞文弄墨,在哈莱丧失权利被送入监狱时作为随从一并获罪。

  法国作家伏尔泰 (1694—1778)两度入狱。第一次是由于年轻气盛,以诗作对奥尔良公爵冷嘲热讽,被人从被窝中揪出投入巴士底狱;第二次是因为伏尔泰得到宫廷赏识,引起巴黎一名叫罗昂的贵族子弟的嫉妒,遭到毒打后纠集地痞流氓报复,被法庭判处聚众闹事的罪名再度投进巴士底狱。

  法国著名诗人魏尔仑 (1844—1896)因与“天才少年”兰波产生同性恋情,在布鲁塞尔一时激动,拔枪击伤兰波而被拘捕。尽管兰波声明自己对魏尔化不予起诉,并放弃一切法律权利,但比利时当局以故意害罪判处两年徒刑。

  捷克作家哈谢克 (1883—1923)为了体验生活,装扮成俄国间谍,在布拉格招摇露面,受到奥地利警察局的拘捕。哈谢克故作认真地声称全是出于爱国的考虑,想看看奥地利警察局是否运转正常。被捉弄的警察定哈射克骚扰公务,判处他5天监禁。

  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 (1880—1918)因他的朋友皮埃勒将偷窃的卢浮宫所藏世界名画《蒙娜丽莎》放在他的住所而被捕,最后还是皮埃勒良心发现,自己供认了偷窃事实才使他获释。

  挪威 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克努特·哈姆生(1859—1952),1946年受到挪威最高法院的审判,他被指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身于侵略祖国的纳粹占领军,因而犯有判国罪。法庭考虑到哈姆生已经87岁,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只对他实行了象征性的监禁。

  美国著名作家艾兹拉·庞德(1885—1973)1940年起,应罗马电台之邀参与了意大利对美广播,公然对自己的祖国进行欺骗宣传。战后被美军长期监禁。1945年底,庞德被押回美国受审,以判国罪关押13年。后来,在弗罗斯特、海明威、艾略特等名人的呼吁下,才在1957年获释。

  法国作家马尔罗年青时极不安分。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带着妻子从巴黎跑到柬埔寨,穷困之余,竟去吴哥窟偷了一批文物想去卖钱,结果货没出手,人却被金边法院以“盗窃文物”的罪判处5年徒刑。

  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年轻时在一家银行当出纳,不巧碰上银行失款,这原本是技术原因所致,可是欧·亨利胆小怕事,深恐连累自己,终于离家出走,结果被法院认定是罪犯。糊糊涂涂地进了班房。只是这段经历促成了他与文学的姻缘。之前,他整天为生活奔忙,无暇安心写作。在狱中,他以犯人们讲的各种故事作为文学创作的原料,开始给一家有名的杂志投稿。在3年监禁期间,他先后发表了12篇短篇小说。他的笔名“欧·亨利”就是在监狱里起的,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竟不知作者原来的真名了。为此,美国作家卡内基曾幽默地说,如果你想写出一部精彩的作品,最好的办法是在街上随便打伤一个行人,以便得以入狱。

  作家守护神(一)

  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大师凡尔纳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星期五》花费了作家大量心血,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入进去。同时,他也对这部作品寄予很大期望,他说:“如果成功的话,我就好比偶尔发明了一个金矿。在这种情形下,我将继续努力写作,不停地写作……。”然而,与他的愿望相反,这部小说命运多舛,先后投了14家出版社和杂志社,都被一一退回。凡尔纳一气之下,将手搞投进了壁炉。幸亏他妻子眼疾手快,将手稿从火中抢了出来。恳请凡尔纳再投一次。结果凡尔内一举成名,成为科幻小说的开山鼻祖。(二)

  现代派文学创始人卡夫卡(1883-1924)生前所写的大量作品只有1/10得以发表,而且也没有产生轰动一时的影响。他的主要作品 《审判》、《城堡》、《美国》均未写完。临死前,卡夫卡给好友布罗德留下遗嘱:将他的所有作品付之一炬,全部烧毁。幸亏布罗德违背了他的遗愿出版了9卷本《卡夫卡全集》,使今天的人们才得以窥见这位现代派大师的全貌。(三)

  约翰·肯尼迪·图尔美国1981年度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他的获奖令人惊奇不已,因为他是在1969年,由于所写的唯一的长篇小说《傻子们的同盟》频频受到出版商的退稿,因而灰心绝望,最终举枪饮弹自尽的,终年32岁。

  他那79岁的母亲在他死后,不断跟出版商联系,希望他们欣赏《傻子的同盟》,给予机会出版,然而至少遭到8家出版商的拒绝。

  但是,这位母亲认为儿子是天才,他的小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那些出版商都是愚蠢的,毫不识货。因此,她仍然不气馁,把稿子寄给新奥尔良著名小说家沃克·珀西,结果被介绍到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不料一出版就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是一部滑稽小说,描写一个拥有中世纪思想的人,生活在新奥尔良现代社会的痛苦。

  如今,《傻子们的同盟》不但已经出版,而且获得了奖,图尔终于可能含笑九泉了。(四)

  1837年,对美国作家霍桑(1804—1864)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年。这1年,他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重述的故事》,几乎没什么反响,但认识了一位名叫苏菲亚·比勃地的姑娘,从而改变了他今后的整个人生。5年之后,这位苏菲亚小姐成了霍桑的妻子。

  苏菲亚不是个一般的女子,她不仅有着极丰富的文学灵感和高雅的美学趣味,而且十分温柔、贤惠。1846年,霍桑的同学——富兰克林·皮尔斯成了美国第14任总统,在总统的推荐下,他当上了一个海关的稽查长。可是,好运不长,随着皮尔斯的下台,他也被解除了职务。霍桑一家又陷入了贫困的境地,更糟糕的是,霍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感到十分沮丧。苏菲亚没有任何抱怨,而是微笑着告诉他:“你终于有时间去创作一部伟大的小说了。”她拿出自己的积蓄来维持家用,替霍桑在书房里生上火,把书桌收拾干净,让霍桑坐下来安静地写作。1850年,一部轰动全美的小说《红字》在苏菲亚的鼎力支持下终于出版。人们由此知道了霍桑,却很少有人知道有个叫苏菲亚的女子,是霍桑的守护天使。(五)

  1866年前后,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两年前他的妻子患肺病而死,不久,哥哥也逝世了,他主办的两个杂志先后停刊,他因此负了沉重的债务。一个出版商乘人之危,表示可以用3000卢布购买他所有著作的版权。同时,附带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在半年之内,交出一部相当于当时3个印张的小说,否则,他全部作品的权利永远归出版商所有。

  当时,作家正在赶写《罪与罚》一书,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创作另一部作品。5个月过去了,连题目也没有想好。无奈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聘用一名速记员,通过口述笔录的方式来完成这部作品,于是,一个名叫安娜的女人闯进了他的生活。

  合作是愉快的。26天之后,长篇小说《赌徒》,如期向出版商交稿。而且,他们之间也因此产生了爱情,于1867年2月15日举行了婚礼。

  一生辛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安娜之后,就如同从风浪中驶进了日丽的港湾。他几乎一刻都离不开这位小他一半的妻子,每当他要去文学晚会讲演,他总要与安娜同行,走上讲台以后,一定要用眼睛找到台下的安娜才肯讲话。安娜为了使他快点看到自己,常常要用一块白手帕在脸上撩过,或干脆站起。与安娜结婚后直到逝世的14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高产时期,先后写了《白痴》、《魔鬼》等著名作品。1881年,由于安娜的努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偿清了所有的债务。使作家像从浓雾中走同来一样轻松。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称赞安娜:“如果许多俄罗斯作家的妻子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那样的话,他们会更好些的。”

  作家怪事

  法国作家卢梭是冠以哲学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的大名人。可是他在写那本后来十分出名的《爱弥儿》的教育小说时,却无情地将自己的小孩托付给一个弃儿之家,以便他不受干扰地写完这本关于儿童理想教育的大作。

  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1762年因为其讽刺杰作《格列佛游记》而声名大振,后被推举为都布林帕垂克大教堂的主教。他害怕过生日。作为一个保守而深陷痛苦的独身者,每逢过生日那天一身黑衣,拒进食物。78岁那年精神错乱而死。

  美国诗人惠特曼,1855年出版了《草叶集》。他的大多数诗歌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但他从来不读别人用第一人称写的作品。

  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都德,每天晚上都要戴着眼镜上床才能酣然入睡。

  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法国作家伏尔泰屈服,甚至他对在1717年身陷巴士底狱一个月的事情也毫不在乎。但是,每当他闻到玫瑰花的芬香气味,作家就会昏迷过去。

  丹麦作家安徒生非常害怕被人宣布早死而被活埋。所以,他总是在口袋里装一张纸条,告诉别人如果发现他不者人事时,切莫不经检查就认定他已死了。他在床头柜上也常常留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只是看来像是死了。”

  这个作家还写作3本自传:为自己的同胞用丹麦文写,为外国读者用德文写和为自己而写。

  海明威完成《海洋小说》初稿后,却没有立即发表,而是将手稿送银行保险库,再未触动过。在他逝世10年时,其妻和出版家才将手稿加以整理,以《海洋中的岛屿》问世。这是海明威唯一以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司各特擅长写叙事诗,独步英国诗坛后,拜伦写的《东方故事诗》发表后,他转而写起小说而不再写诗。他觉得写苏格兰史上的英雄人物比拜伦更为拿手。

  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发表后(1960年)至1984年逝世,他忙于出国访问、接待来访、为再版和译文写序等,再无重要作品问世。

  作家的酒癖

  世界上许多著名作家都嗜好饮酒。因为写作是个孤独的职业,作家在兴奋或寂寞时往往需要“对酒当歌”。但他们酒醉后鲁莽荒唐的行为,不仅与自己的声誉极不相称,而且还常常有人为此断送了性命。

  英国的一位天才诗人狄兰·汤麦斯是嗜酒者。有一次,美国一个女子大学付了大笔演讲费请他去演讲。他还未上讲台就醉倒了,使他的文学代理人大窘。他39岁得肝病,于1953年病逝。

  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海明威,酒醉后变得他凶恶残忍,特别爱打架,他的遗孀玛丽在自传中提到,某次一个旅馆中,海明威看到了玛丽前夫的照片,怒气勃生,将照片投入抽水马桶,用手枪连射多次,把抽水马桶击得粉碎。他晚年创作迟钝,情绪低落,于1916年饮弹自尽。

  与海明威齐名的小说家费兹杰拉德,与年轻美貌的妻子喝醉酒后,则变得像孩子一样幼雅可笑。常常会爬坐到奔驰的汽车顶上,或是于午夜时分在豪华旅馆门前的喷水池中裸浴,不然就将餐馆的生鸡蛋敲碎倒在陌生人的帽子里。后期他戒酒,想写些严肃而认真的作品,但为时已晚,徒然浪费了他的创作天才。1940年他44岁逝世时,身无分文。

  美国著名作家梅勒,饮酒后经常与另一位名作家高尔·维达尔公开吵闹,在电视上辩论,在社交界打架,甚至无缘无故地用刀刺伤了自己的爱妻。

  威廉·福克纳喜欢闭门自饮,他的办公室堆满了酒瓶。因嗜酒,他几乎耽误了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后来在朋友和亲威的帮助下才上了飞机。

  爱伦·坡嗜酒如命。他于1849年逝世,享年40岁。临死前,他醉倒在巴尔的摩一个酒巴前的阴沟里。他的遗作品名扬世界,临死时却没有一个亲友来照顾他。

  辛克菜·刘易斯的饮酒习惯到了不可节制的地步,他的两个妻子也因此和他离了婚。

  侠义作家

  萨克莱的“药丸”

  与查尔斯·狄更斯齐名的英国小说家萨克莱,一生助人为乐,且做好事不喜留名。当他得知某个朋友有困难时,便时常用假名、别名甚至不具名汇款,加以接济。

  寄钱时,他爱把钱装在用过的丸药盒子里,附上一封没有写信人姓名、地址的信;还在盒上写明“服法”:“每次一粒,急用时服用。”

  以笔还债

  英国著名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是一个意志极其坚强的人,他终生跛腿,仍笔耕不辍。1825年,英国暴发经济危机,司各特合股经营的贝伦泰恩公司破产。司各特完全有法律依据不对他的朋友和合伙人的债务负责。但他把友谊和信誉看得比金钱更重。他以大丈夫的气慨宣布,他将全部偿还13万英镑的巨额亏损。并且,他谢绝一切援助,横下一条心,用自己的一支笔还清巨债。

  在此后的7年中,司各特强忍着妻子去世的哀伤和逼债索款的烦恼,日以继夜地写作,直到1931年第二次中风。次年他安详地闭上了双目。他不仅用一支笔还清了13万英镑的巨额债务,而且还为人类贡献了3部长诗、27部历史小说和中篇小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身体残废的条件下完成的。

  英国著名作有狄更斯 (1812—1870)有个仅仅是一面之交的朋友,叫詹姆堂森。詹姆堂森甚至不知道狄更斯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詹姆堂森有次赌钱欠了一名叫查利德的出版商5000英镑,查利德限令他一个星期内还清。万般无奈中,詹姆堂森想到了那位一面之交的朋友,没想到狄更斯满口答应替他还债。

  一天,詹姆堂森带了查利德去找狄更斯,到家一看,只见室内空空荡荡,家徒四壁,仅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堆满了酒瓶和稿子。查利德环视四周,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态问道:“凭你这些废纸和破酒瓶,就能替詹姆堂森还清5000英磅吗?”狄更斯平静的回答说:“当然不是凭这些,而是凭我的左手。”当时狄更斯用左手写作的习惯广为人知,查利德一听说此人要用左手还债,大吃一惊:“你难道就是狄更斯?”狄更斯点了点头:“你算猜对了。”查利德赶紧握住狄更斯的手,兴奋地说:“能认识你,价值就不止5000英镑了,詹姆堂森的债就算抵销了。”狄更斯幽默地笑着说:“你刚进来时,盛气凌人,现在又变得这样彬彬有礼,如果把这些作为题材写成小说,它的价值同样不止5000英镑!”

  代人受过

  出生在意大利的立体诗人创始人阿波利奈尔(1880—1918)与一代画圣毕加索是好朋友,通过毕加索他结识了杰利·皮埃勒——一个性喜冒险的土耳其人。1907年,皮埃勒在卢浮宫博物馆偷出两尊罗马时代的雕像卖给毕加索后就销声匿迹了。几年后他突然出现在阿波利奈尔面前,一副穷困撩倒的模样。阿波利奈尔出于友情,把他留在身边作秘书。谁知皮埃勒秉性难改,又去卢浮宫行窃,偷来的竟是旷世杰作《蒙娜丽莎》,并把它藏在阿波利奈尔家中,此案轰动法国,警方搜捕格外严密,皮埃勒闻风而逃,阿波利奈尔作为嫌疑犯被捕。由于在他家中搜出了脏物,他被置于无法解释的窘境。尽管许多人联名请愿作保,证明他无罪,但法庭坚持要判刑。幸亏在山穷水尽的时刻,逃亡在马赛的皮埃勒良心发现,亲自给预审所写信,声明东西是他偷的,阿波利奈尔才被释放出狱。

  仗义执言

  在英国哈罗公学,有一天,一个高年级学生在惩罚一个小同学:在小同学的手臂上抽打若干鞭。这时,一个跛脚的学生走上前来,问这恃强凌弱的恶少要打小同学多少下。“你问他干什么”这位身材高大的家伙,瞧着跛足的学生,轻蔑地问。“如果你不反对,我愿意为他领受一半。”这位侠义的学生伸出了自己的手臂。他,就是以后成为英国19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扒手”

  苏联现代著名儿童作家盖达尔曾有一次当“扒手”的经历。

  在莫斯科的一辆电车上,发生了一起希奇的扒窃案件。小偷被当场抓住,激动的人群把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穿着一件骑兵外套的男子连推带揉地拥出车门。有个老太太操着尖利的嗓门吼叫着:“亏你干得出来,你想把别人最后一件衬衫也剥掉吗?”

  穿骑兵外套的人在竭力申辩,但人群中无人理睬,民警要求小偷出示身份证。“小偷”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褐色小本子。“我的居民证没带在身上,”他不安地说,“只有一个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证,我是个作家……”“这种‘作家’我们见得多了”不等小偷把话说完,老太太又吼了一句。人群中腾起一片哄笑。

  在这杂乱的哄笑声中,只有那位受害者——一个穿着破旧、腋下挟着几本小书的少年,涨红着脸,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你丢了什么东西,小同志?”民警用爱抚的声调问他。

  少年的脸更红了,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我是外地人,昨天来医学院报到。我的钱买书都花光了,刚才买车票是我最后几个戈比。所以……我口袋里没有钱……”“哈哈!扒手居然找到这么一位资本家!”老太太讥讽地插了一句,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

  民警让少年仔细检查一下他的口袋。

  少年顺从地把口袋翻了过来。突然,50张揉皱的50卢布的钞票掉在了地上。“这不是我的钱,我没有钱!”少年赶紧声明!

  人们一下子愣住了。大家惊奇地望着这位“小偷”作家,而作家却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搓揉着手中的帽子。

  阅历非凡的民警也愣住了。像这样一个把手伸进别人的空口袋。把钱留给别人的“扒手”,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碰到。“阿尔卡蒂·彼得罗维奇·盖达尔”,民警低声念出作家的协会会员证上的名字。“您是盖达尔?!”少年惊叫起来,“我读过您写的许多书……”“盖达尔,他就是盖达尔!”人们议论纷纷,脸上浮现出崇敬、爱戴的表情。站在人群后面的孩子们拼命往前钻,想看看这位他们自己的作家。

  人们议论着慢慢散开了。盖达尔也刚想走,那个刚才喊得最凶的老太太猛地抓住他的袖口,把他拉到一边,从她肩上的布口袋里、拿出一只红苹果递给盖达尔:“拿去吧,好人!”凶狠的老太太变成了另一个人,“难道还要我悄悄地把它塞进你的口袋吗?”

  作家的自尊

  幽默的回敬

  19世纪20年代的某天,英国著名散文家查尔斯·兰姆 (1775—1834)正在大庭广众面前朗诵自己的散文,听众中有人故意与兰姆过不去,发出嘘嘘的怪叫声捣乱,兰姆停止了朗诵,平静地面对听众说:“据我所知,只有3种东西会发出嘘嘘声——蛇、鹫鸟和傻子,你们几个能到台前来。让我见识一下吗?”捣乱者自知没趣,灰溜溜地钻出了会场。

  最厉害的抗争

  英国诗人拜伦的第一本诗集《懒漫的时光》在伦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却受到了苏格兰民权党机关报《爱丁堡评论》的恶毒人身攻击。文章一开头就断言:“这位年青的男爵的诗才,可以说是属于那种既不说是天神们的,也不是凡俗人的一严……他的流露物,是展开在一块荒枯的浅滩上的,再也不能上升一分,或是比这水平面低下半寸……。”文章还断言:“这本诗集是我们永远可以看到的最后一本。”拜伦读完,当即昏倒过去。3个客人刚巧在这时进来,看到那种衰颓的样子,连忙问他是否刚刚进行了一场决斗才回来。

  当晚,拜伦到朋友家吃饭,一连喝了3瓶葡萄酒,想把心头的怒火浇灭下去。拜伦第一个念间是想写一篇回敬他的敌人的措词激烈的讽刺诗,以解心头之恨。过后冷静一想,又觉得不够份量,在喝完最后一杯酒的时候,他打定了主意:对这种攻击置之不理,下决心埋头再写一部真正优美的诗集,或许这才是最厉害的抗争。

  教师的尊严

  英国作家王尔德未成名时很穷,有个贵族想请他当家庭教师,给儿子补习功课,在谈到食住的条件时,那贵族问王尔德愿不愿意和他的家人一起共同进餐。王尔德回答说:“那全看他们进餐时懂不懂礼貌。”“需要晓得自己的尊严”

  契诃夫有一次接到弟弟的信,信上自称是“你的渺小无闻的弟弟”。他立即提笔在回信中写道:“你为什么自称是‘你的渺小无闻的弟弟’!你承认自己渺小吗?在人们当中需要自己的尊严。你又不是个骗子,你是个正直的人,对吧?那就尊敬自己是个正直的人吧,要知道正直的人并不是渺小的,不要把谦虚和妄自菲薄混为一谈。”

  帽子和脑袋

  世界著名童话作家客徒生衣着简朴,常戴着破旧的帽子在大街上行走。

  有个行路人嘲笑他:“你脑袋上边的那个玩艺儿是什么?那能算是帽子吗?”

  安徒生回敬说:“你帽子下边的那个玩艺儿是什么?那能算是脑袋吗?”

  让路

  有一次,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在公园散步,在一条仅能让一个人通过的小路上,遇到一位批评家,两人迎面越走越近。“我是从来不给蠢货让路的!”批评家傲慢地向歌德走过来。“我倒正好相反!”歌德说完,笑着退到路边。

  回敬

  一天晚上,一个旅行家与德国著名诗人海涅住在一起,这个旅行者对海涅进述他在环球旅行中所发现的一个小岛。他对海涅说:

  你猜猜看,在这个小岛上有什么现象最使我感到惊奇?”“什么现象?”海涅好奇地问道。

  旅行者狡黠地笑了笑,恶意地嘲讽说:“在那个小岛上竟没有犹太人和驴子!”

  海涅就是犹太人,一听这家伙在影射自己,他不动声色地反击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我和你到小岛上去一趟,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了。”

  拒绝有偿写作

  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名著《八十天环游地球》最初在《巴黎时报》上连载,轰动一时,主人公福克的命运成了人们谈论的中心,不少人打赌福克会不会按时赶到伦敦,以至当时纽约和伦敦的记者每天都要用电报报告虚构的福克已到达了什么地方。

  当小说写到福克在纽约误了轮船的时候,经营横渡大西洋轮船的各家公司的老板,为了替自己的轮船作广告,纷纷登门求见凡尔纳,希望他能把福克安排到自己公司的轮船上横渡大西洋回到伦敦。并允诺给凡尔内以重金。凡尔纳不为所动,对各位老板的要求严词拒绝。不仅如此,他特意安排福克自己租用一条船来完成最后的旅行。于是出现了激动人心的描写:这条船中途燃料用尽,靠烧甲板木料和仓内家具才完成最后的航程,福克到达伦敦约定的俱乐部时,离限期只差几秒种。

  不卑不亢的回答

  乌克兰杰出的民主主义诗人谢甫琴科有一天受到沙皇的接见。在召见他的时候,宫廷中笼罩着一派威严肃穆的气氛,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都诚恐诚惶地向沙皇深深鞠躬致敬,唯独谢甫琴科一人凛然站在一旁。沙皇大怒,问道:“你是什么人?”

  诗人平静地回答:“我是培拉斯·格里戈耶维奇·谢甫琴科。”“你为什么不鞠躬?我是一国之君,举国上下,谁敢见我不低头?”

  谢甫琴科看了看沙皇,沉着答道:“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如果我也像周围这些人一样在你面前深深弯腰,请问,你怎么能看得清我呢?”

  高尚的感冒

  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应朋友之邀去听音乐,演出不久,赫尔岑就十分厌烦地双手掩耳,打起瞌睡来。

  这时,女主人对赫尔岑的举动感到奇怪,便推了推赫尔岑:“先生,你不喜欢音乐吗?”

  赫尔岑摇摇头,指着乐池说:“这种又低级又轻佻的音乐有什么好听的!”

  女主人惊叫起来:“你说什么?这是演奏的可都是些流行乐曲呀!”

  赫尔岑心平气和地反问女主人:“难道流行的东西都是高尚的吗?

  女主人不高兴了,反问说:“不高尚的东西怎么能流行呢?”

  赫尔岑风趣地说:“那么流行感冒也是高尚的咯!”说完就向主人告辞。“我就是为这两句台词而写的”

  19世纪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是著名作家大仲马的私生子。大仲马生活放荡不羁,年轻时同一个女工发生关系,生下了小仲马,旋即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母子俩。只是过了许多年之后,他才承认小仲马是自己的儿子,但始终不承认小仲马的生母是自己的妻子。这切身的经历在小仲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1858年,小仲马创作了剧本《私生子》,写一个富人诱惑了一个女工,这女工怀孕后他就抛弃了她,当这个私生子日后成名时,他又想认他为儿子,结果遭到拒绝。私生子最后得知所谓的“叔父”原来就是自己的生父,结尾的两句台词是:

  父:当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时,你一定会允许我叫你“儿子”的。

  子:是,叔叔!

  儿子简短的回答,表现出巨大的愤怒。

  剧本将首次公演时,剧院老板要求去掉这个结尾,改成父子捐弃前嫌,热烈拥抱。小仲马冷冷地回答说:“我就是为这两句台词,才写这个剧本的。”

  有趣的是,大仲马对这个显然是影射自己的剧本显得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儿子这种艺术化的鞭挞。

  咄咄逼人的幽默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一次大会上讲演。他的演讲尖锐、幽默,锋芒毕露,妙趣横生。女速记员时而在速记薄上写道:“笑声”、“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忽然有人喊道:“您讲的笑语我不懂!”“您莫非是长颈鹿!”马雅可夫斯基感叹道,“只有长颈鹿才可能星期一浸湿的脚,到星期六才能感觉到呢!”“我应当提醒你,马雅可夫斯基同志,”一个矮胖子挤到主席台上嚷道:“拿破仑有一句名方: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不错,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他边说用边手指着自己和那个人。

  诗人接着回答条子上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您今天晚上得了多少钱啊?”“这与您有何相干?您反正是分文不掏的。我还不打算与任何人分呐!”“您的诗太骇人听闻了,这些诗是短命的,明天就会完蛋,您本人也会被遗忘,你不会成为不朽的人。”“请您过1000年再来,到时我们再谈吧!”“马雅可夫斯基,您为什么喜欢自夸?”“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舍科斯皮尔经常劝我说: ‘你要只讲自己的优点,缺点留给你的朋友去讲’。”“看来”,诗人平静地说,“这个同志是来作证的。”诗人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厅,又说道:“我真不知道,您到处在陪伴着我。”

  一张条子上说:“您说,有时应当把沾满‘尘土’的传统和习惯从自己身上洗掉,那么您既然需要洗脸,这就是说,您也是肮脏的了。”“那么您不洗脸,您就自以为是干净的吗?”诗人回答。“马雅可夫斯基,您为什么手上戴戒指?这对您很不合适。”“照您说,我不应该戴在手上,而应该戴在鼻子上喽!“马雅可夫斯基,您的诗不能使人沸腾,不能使人燃烧,不能感染人。”“我的诗不是大海,不是火炉,也不是鼠疫。”

  名作家临终遗言

  1904年7月1日晚上,刚过半夜,契诃夫醒来了,他坐起来,意味深长地对医生说:“我就要死了。”然后,他要过一杯香槟酒,带着可爱的笑容对妻子说:“我很久没有喝香槟了”说完,他平静地喝干了那杯酒,安静地躺下去,面朝里,不一会就永远沉默了。

  都德的夫人尤丽亚·阿拉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把自己的才能和丈夫的才能熔铸在一起,都德曾说:“如果没有我的夫人,我一定永远是那么任性和草率地写作。”临终时,他无限爱恋地望着妻子,信赖地说:“完成我的著作吧!”

  莫里哀一生演的是喜剧,而他的死却是一个悲剧。1673年2月17日,莫里哀主演自己的新作《心病者》,演到中途,病势发作,不断咳嗽,痛苦得颦眉蹙额。观众却以为这是相当逼直的表情,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幕落下时,莫里哀已昏倒在舞台。人们将他抬回家中,他伸出右手,有气无力地说:“给我……肉汤。”待到人们把肉汤端到他跟前时,他已停止了呼吸。

  1824年4月9日,被高烧折磨着的拜伦不断发出呓语:“前进,前进!”希腊将士轮番守护,巴望他早日康复,重返沙场,抗击土耳其侵略者。然而他的病情日趋恶化,眼看死神一步步逼近,拜伦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不幸的希腊,我已经把自己的时间、资财和健康全部献给了它——现在把生命也一并送上!希腊,希腊,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遗嘱是生前写好的,他告诉家人:“用普通字型在墓碑上刻上我的名字就行了,而不用加什么 ‘先生’‘阁下’之类的字眼。我恳求我的朋友们不要为我建造纪念碑和撰写悼念文章。我的书会让人们记得我的——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1885年5月的一天,巴黎一家报纸头版位置上,刊登了一条引人瞩目的消息:“维克多·雨果于星期四晚上开始感觉不适,目前病情急剧加重。”消息传开,法国各界名流纷纷前往探视这位大文豪。雨果家门口的登记簿上,排满了探望者的名字,然而,仍有许多人再也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见上一面。

  5月22日清晨,雨果在念出了一句优美的诗句:“这儿正在夜以继日地战斗”之后闭目长眠。

  1910年11月7日清晨,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期泰对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的医生说了最后一句话:“世界上有千百万人在受苦,为什么你们只想到我一个?”

  著名文学家巴尔扎克在临终前,心中仍念念不忘那尚未完成的《人间喜剧》,他向医生说明意图,了解病况,医生却问他:“你完成那些工作还要多少日子呢?”

  巴尔扎克回答:“6个月。”

  医生摇摇头。“6个月都活不到吗?6个星期怎么样?”

  医生又摇摇头。“那么至少今天总可以吗?我还可以写个提纲,也还可以把已经出版的50卷校订一下!”

  医生劝他立即写遗嘱。“什么?6个小时?”就这样问着问着,巴尔扎克离开了人间。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的前一夜,把妻子叫到身边。他说得很简单:“拉伊沙,……我这会儿要对你讲的话,大概是我最后一段连贯的话了。我这一辈子过得不算太坏吧?是的,……我是斗争过来的,而且你也知道,我并没有被征服。往后,如果生活上有什么叫你挨苦,可以想到我。还有一点应该记住: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要放弃学习。没有学习,你就不会进步。”尼古拉还想多讲几句,可一阵剧痛打断了他。他昏昏睡去。醒来后,他问哥哥:“我呻吟过么?”“没有。”哥哥答道。“死神已经走到了我的眼前,可我还是没有向它屈服。”这样,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离开了人间。

  英国剧作家韦策利长于幽默,其妻是再婚者,与韦策利结婚时,韦已入垂暮之年,1716年,戏剧家命在旦夕,其妻还很年轻,他对娇妻的临终之语竟是:“你向我发誓吧,绝不再跟老头结婚!”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40多岁才与钟情于她的人结婚,其时名声最盛,人们希望她有新作问世,她却因早年贫因生活的折磨而一病不起,1855年临终前,对丈夫留下了她饱含深情的话:“噢,我该不是要死了吧?上帝不能分开我俩,我们是多么幸福呵!”

  俄国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经历曲折坎坷,弥留之际,对爱妻道出沉痛之言:“可怜的……亲爱的……我能给你留下什么呢?……可怜的,你今后的日子该多么难呀!”

  1849年10月的一天,巴尔的摩的一位医生收到了该市一个印刷商的信:“亲爱的先生:这有一位先生,穷途潦倒……他的名字叫埃德加·爱伦·坡,看样子他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他说他认识你。我确信他需要立即得到帮助。”医生来了,发现果真是爱伦·坡。他已奄奄一息,临死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上帝,救救我可怜的灵魂!”就这样,结束了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生命。

  英国侦探小说名家柯南道尔,在他患病期间,妻子对他无微不至地照料、护理,1930年7月7日,在永别人间之前,曾当过医生的柯南道尔由衷地向妻子表示了最后一次感谢:“该为你做个奖牌,上面刻上‘所有护士中最杰出的女性’这句话。”

  苏联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伊林,撰有《十万个为什么》等通俗科学作品,病重之时,他不断地给妻子叶莲娜·谢加林写信,1953年11月,伊林作大手术前,又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手术后5天,病情突然恶化,他没有呻吟,但说话非常困难,生命的最后1小时,妻子根据他嘴唇的动作,知道他留给她的最后话语是:“我这么着急给您写信,不是平白无故的……”

  法国16世纪著名讽刺戏剧家拉伯雷,1553年将死时,对前来探看他的朋友说了最后的一句话:“笑剧已经演完,是该闭幕的时候了。”

  莎士比亚的临终遗言十分奇特,他说:“把第二个最好的床留给太太。”

  英国作家卡莱尔 (1795—1881)临死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嗯,嗯……死亡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呀,真是的!”

  歌德临终前,人们听见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来,我的小女儿,把小手递给我。”说着,他还把右手伸到空中书写,直到静静地死去。

  法国文学家冯狄尼鲁(1657—1757)的临终遗言是对人生的总结,他说:“我只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英国诗人但尼生 (1809—1892),病重时,仍躺在病床上翻阅莎士比亚全集,当翻到《辛白林》最后一场的对白时,突然叫了一声:“翻到了!”接着便溘然长逝。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是在写作中逝世的。当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他的妹妹想扶他到沙发上躺下,他说:“让我睡到地板上。”接着便意识不清,再也没有醒来。

  法国小说家法朗士 (1844—1924)因动脉硬化症而死。病症发作时,状至痛苦,他像幼童一样,呼唤着“妈妈、妈妈”便离开了人世。

  德国大诗人海涅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神灵的存在,所以临死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会不会记住我——那是他自己的事。”

  法国女作家罗兰夫人 (1754—1793),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党的指导者。后来受雅各宾派的敌视,被捕死于断头台,受刑之前,它望着广场上的自由女神,说了最后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自由啊!多少罪恶假你的名而行!”

  英国诗人济慈临终前用诗句表达了他最后的思想:“我感到雏菊在我身旁开放。”

  美国诗人郎费罗是个唯美主义者,他临终前提出了最后要求:“请把留声机打开——我每次都是在音乐声中入睡的。”马克·吐温临死时,他的病床旁聚集了很多人,作家含笑着与他们作了最后诀别:“再见,我们还会相逢呀!”

  美国作家卡尔·琼临终前,对儿子喃喃道:“我要看看落日的景色。”

  英国大作家肖伯纳临终前对女佣说:“太太,你想让我像古董一样永远活下去吗?我已经完成了我要做的,我要走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1972年自杀后被送往急救途中,对司机说了最后一句话:“路这么挤,真辛苦你了。”

  名作家的墓志铭

  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墓志铭是一篇苦难记:“

  他的母亲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里雅患结核症逝世;他的17岁女儿丽莎自杀死去;他的一对3岁的双生儿女患白喉死亡。他只活了58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他留下30卷文集。他留下许多至今还是像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它们在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前进。

  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司汤达生前不为世人所理解,死时也十分凄凉。仅有梅里美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等人为他送葬。作家的墓志铭是他本人生前用意大利文写成的:“亨利·贝尔,米兰人。

  活过、爱过、写过。”

  英国诗人雪莱生前深受人们爱戴,1822年7月8日,雪莱在海上驾艇航行时被海浪吞没。6天后拜伦才找到他的尸体。火化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心竟未被焚去。于是在朽之城——罗马的新教徒公墓里,人们埋下了这颗心脏,墓碑上镌刻着拉丁语的铭文——“众心之心。”

  英国作家拜伦 (1788—1824)为了支援希腊的独立革命,病死在希腊。希腊人为诗人举行了国葬,覆盖黑色斗篷的灵柩上安放着盔、剑和桂冠。他的姐姐奥古斯达为诗人写了一个简短而含义深远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作者的遗骸,他于1824年4月19日在希腊故去。那时他正在为那个国家夺回它古代的自由和光荣而进行英勇的战斗……”

  1616年4月23日,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逝世,他的遗体被埋葬在斯特拉福教堂的祭坛下面,他的葬身之处竖有一块墓碑。上面的文字是根据作家生前的要求刻成的:“好心的朋友,看在耶稣的份上,切莫移动埋葬于此的遗骸。不碰这些石块者上天保佑;使我尸骨不安者必受诅咒。”

  海明威的名字是与硬汉的形象融为一体的,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写作习惯——站着写作。所以,1961年他去世后,作家的墓志铭刻的是一句双关妙语:“恕我不能站起来了。”

  英国大文豪肖伯纳一生机智幽默,所以他的墓志铭也写得十分风趣,那墓碑上刻的是:“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 (1706—1790),既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可以说他是美国第一位学者,第一位哲学家,也是第一位驻外大使。他发明了口琴、摇椅、路灯、避雷针,他写的自传是所有自传中最受欢迎的自传之一。可是,他自己写的墓志铭,只承认是印刷工人:“印刷工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遗体,恰如表面已经破损、金字已经剥落的旧书封皮一样,为了成为虫食而躺在那里。可是,他的遗业是不会消失的。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一定会由于作者的校订、改正,再次以新的形式,更加美丽的姿态出现。”

  这是他22岁时写下的,自然,他去世后,人们并没有采用这段文字。

  德国著名剧作家费希特的墓志铭如同他的剧本一样精彩,墓碑上不多不少整整两个字:“剧终”。

  虽死犹生

  雨果的遗嘱

  ……

  我即将闭上我世俗的双眼,但是我心灵上的眼睛将永远睁着,而且比任何时候睁得更大。我无需任何教堂为我祷告。我只请求为普天下的灵魂祈祷。

  两年后,雨果又追加说:

  我把5万法郎赠给穷人。我希望用穷人的柩车把我送进公墓。我无需任何教堂为我祷告,只求为普天下的灵魂祈祷。我相信上帝。

  小仲马的遗嘱

  ……

  我绝对希望,人们在埋葬我时,不要举行任何宗教仪式,我也希望,在我的墓前不要有任何人发表演说,我也请求,科学院不要为我举行表示尊敬的军队仪式,这样一来,我的死只会给那些愿意感到不安的人带来不安。

  我希望把我埋在佩尔拉舍兹公墓,墓穴分成两部分,好让仲马夫人将来——越迟越好——能和我一道安眠在这里,我希望,我死后,能给我穿上那件带红边的麻布衬衫和那件单色的工作服。脚就让它们光着……

  斯特林堡的遗嘱

  我的尸体不能解剖,不能瞻仰,只能让亲友看。不准在面部用石膏拓像,不许拍照。我希望,在早晨8点钟避开好奇的人群,把尸体运往墓地。不能在殡仪馆里举行仪式,更不能在教堂举行。我愿在新教堂墓地上安息,但不能埋在名利场上的富人中间。在安葬时不准奏乐,不准唱歌或发表讲话,牧师只能照教本上说的办。(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文学史上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

  敌手的礼赞

  莎士比亚死后,有人写过一道《挽莎士比亚》:“著名的斯宾塞,你靠博学的乔叟躺过去一点,给莎士比亚在你们三重的陵墓里腾出个铺位。”莎士比亚的朋友和剧坛敌手本·琼孙对此诗所给予的评价很不以为然,他在《题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遗著,纪念我敬爱的作者》一诗中与道:“我的莎土比亚,起来吧;我不想安置你在乔叟、斯宾塞身边,卜蒙也不必躺开一点儿,给你腾出个铺位:你是不需要陵墓的一个纪念碑,你还是活着的,只要你的书还在,只要我们会读书,会说出好歹。

  ……

  得意吧,我的不列颠,你拿得出一个人

  他可以折服欧罗巴全部的戏文。

  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时间已经证明,这的确是真知灼见。

  自信

  19世纪英国诗人济慈,幼年就成为孤儿,一生贫困,备受文艺批评家抨击,恋爱失败,身染痨病,26岁即告别人世。济慈一生虽潦倒不堪,却不受环境的支配。他在少年时代读到斯宾塞的 《仙后》之后,就肯定自己也注定要成为诗人。济慈一生都致力于这个最大的目标,他生前曾说:“我想我死后可以跻身于英国诗人之列。”历史不折不扣地印证了他的自信。

  站在坟墓里的人

  英国大文豪约翰生死了也屹立不倒,他是唯一站在西敏寺地下的人。

  在他死前数年,约翰生在西敏寺选了一块自己死后埋葬的地点。但在他死后,大家才发现那块地早有人占据。不过有两个坟墓之间还有一点狭小空间。于是便把约翰生站着埋进地下。

  抱憾终身

  1928年,哈代病逝。遵照他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要安葬在自己的故乡,英格兰南部的多塞特郡。但是由于他对英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人们决定把他葬在举世闻名的伦敦“诗人角”——威斯敏斯特教堂。因为这里是“英国诗歌之父”乔叟、著名诗人约翰逊、布朗宁、小说家狄更斯等文豪长眠之地。最后经过讨论,决定把哈代的心脏留在故乡。不料在他的遗体运往伦敦后,那颗尚未葬入土的心脏竟然不翼而飞,而负责看守心脏的农夫则清楚地记得把它放在窗台上。后来,人们终于发现窗台上已经空空如也的盘子旁边,蹲伏着一只吃得饱饱的猫。多塞特郡的农民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将这只猫也一起葬入哈代的棺木里。

  与君主齐名的作家

  1884年5月24日,享年82岁的雨果与世长辞的噩耗传到参众两院,两院马上休会表示哀悼。并作出决定,为了雨果,制宪会议以前所规定的先贤祠的用途又重新生效。并在先贤祠的三角楣上刻上“伟大的人物,祖国向你们致敬”。雨果的遗体先在凯旋门下受人瞻仰,然后再送到先贤祠安葬。5月31日晚上,巴黎这座巨大城市的所有市民通夜为雨果守灵。人们从协和广场一轩走到灵台的200米处,充满了把死者视为神的敬仰之情。12个法国年轻诗人组成一支仪仗队。凯旋门四周,大街上,房子里,到处有人吟诵雨果的诗。规模隆重的送殡队伍护送着雨果从明星广场来到先贤祠,200万法国人跟在柩车后面。大街两旁竖起了许多木杆,杆端悬挂着的牌子上写着:《悲惨世界》、《秋叶集》、《沉思集》、《九三年》。大白天点着的路灯罩着黑纱。一个国家将这种只授给君主和军事首脑的崇高荣誉授与一位作家,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平民作家的隆重葬礼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让一保罗·萨特 (1905—1980)一生留下了约50部体裁多样、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的作品。1964年,瑞典皇家学会“因为他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出乎意料的是,萨特宣布拒绝接受这一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他的理由是:“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与官方不甚合作的萨特,去世时却受到了群众的深切悼念。1980年4月19日,巴黎街头出现了法兰西本世纪最为壮观的送葬场面:萨特的灵车在朝拉雪兹神父公菲墓缓缓行进时,数万名巴黎市民自发地汇成了送葬的行列,致使送葬的巨流长时间地滞留在悲痛的人山人海之中。

  名作的背后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据作者日记记载,乃是由一棵人们熟视无睹的鞑靼花触发的:189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列夫·托尔斯泰散步回家。“穿过一片刚刚犁过的土田地。一眼望去,除了黑土以外,什么也没有,连一根纪草也看不到,可是在灰土飞扬的灰秃秃的路旁,却长着一棵鞑靼花《牛蒡》。这棵花有3条幼枝。一条已经断了,断枝头上挂着一朵沾了泥的小白花;另一条也折断了,上面沾满了污泥,黑色的残枝显得垂头丧气,十分肮脏;第三条幼枝向旁边直伸出去。虽然也因为蒙上灰尘而黑了,但还活着,中间部分还是红红的”。这使他想起了哈泽·穆拉特。他真想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因为“在这一片田野上,只有它把生命坚持到最后,不管怎样总算坚持下来。”

  一朵在别人毫不经意的小花,在托尔斯泰眼里却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含义。以致促使他由此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灵感的这种引发力,正如契诃夫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平时注意观察人,观察生活……那么后来在什么地方散步,例如在雅加达的岸边,脑子里的发条就会忽然咔的一响,一篇小说就此准备好了。”

  雪莱的历史名剧《钦契一家》的创作则是由一幅画引起的。雪莱曾看到贝特丽采被囚禁在狱中时艺术家基多为她画的一幅画像。她那庄严而忧郁的神情给雪莱留下深深的印象。他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查阅了有关贝特丽采的历史档案资料,并从这个家庭悲剧的史料中,发现了包含其中的社会意义,一部名剧便随之诞生了。

  据说,艾捷尔·伏尼契的名著《牛虻》创作的最初动因也是来自一幅画——她年轻时在卢浮宫里见到的。画面上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青年倚墙而立,他双唇紧闭,表情略显忧郁。她在写作《牛虻》时,还把这幅肖像画的复制品挂在床头。

  果戈理的好几部名作都是从朋友讲的故事中产生的。他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都是在普希金的启发下写出的。

  果戈理曾坦率地写信给普希金:“劳驾给个情节吧,随便什么可笑的或者不可笑的,只要是纯粹俄罗斯的笑话就行。”

  果戈理的小说《外套》则是在和朋友的笑谈中,听到彼得堡官场上的一个小公务员失落猎枪的笑话以后触发创作灵感而写出的。因为他自己也做过小公务员,有这方面的生活阅历。

  苏联作家曼诺夫在《〈夏伯阳〉和〈叛乱〉的写作经过》中曾谈到他是怎样开始写作《夏伯阳》的:“他一边散步,一边杂七杂八地想着,想着,突然一部中篇小说在我的脑子里变得明朗了……这就是我的《夏伯阳》。”

  狄更斯的名作《双城记》的创作灵感则是在演剧时获得的。他在《双城记》初版原序(1895年)中谈到《双城记》的创作时说:“我最初想到这故事的主要意思,是我正在跟我的儿女们和朋友们表演威尔奇·柯林斯(1824~1889年,英国小说家)先生的剧本《冻结的大海》之时。我当时被一个强烈的欲望抓住了,要想亲自赋予形体,我就在我的想象中探索着要将它表现给一个特别留意、特别关切的细心观者赏鉴所必需的心理状态。”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普希金总是花很长时间思考他作品的提纲,当一种已诞生的创作思想还没有在他的脑子里成熟,给自己找到和谐而完整的发展的时候,有时就得一连等上好几年。”“普希金有时要拖一上个很长时间才轮到灵感把这些材料迅速变为明朗而有力的艺术作品。”

  关于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故事来源,作者生前用D·格吕福·帕珀拉署名写给意大意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会使读者奇怪的是,这部小说并非小说。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是1826年在兰纳附近确实发生的一件事情。男主人公当过他第一个情妇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他们爱得很深,坠入情网不能自拨。后来,私情败露了,两人只得分手了事。但她时时想念着他。后来,她所写的一封信阻碍了他和第二个情妇——一个非常有钱的小姐——结婚。因此,他对第一个情妇借机报复,开了两枪。嗣后,他在兰纳城被判处死刑。司汤达先生一点也没有臆造。”这封信告诉我们,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成熟的作品《红与黑》,也不是作家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由当时实有其事的一个刑事案件引起的。

  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达夫·福楼拜,他的代表作品

  《包法利夫人》的情节也是来自一宗曾轰动一时的案件,而且是作者的朋友布耶和杜冈所提供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848年,法国鲁昂附近一位乡村医生,名叫德拉马尔,是作家福楼拜父亲的一个学生。他在瑞镇这个乡村小镇上开业行医,名叫德拉马尔,是作家福楼拜父亲的一个学生。他在瑞镇这个乡村小镇上开业行医,娶了一个年轻漂亮、富于浪漫主义的妻子古杜瑞耶。她嗜好小说,追求精神刺激,生活浮华,想入非非。最后,爱情上受到挫折,经济上债台高筑,走投无路,她被迫服毒自杀,身后留下一个女儿,过了不久,她的丈夫德拉马尔也自杀了。

  福楼拜的小说虽然是由朋友偶然地进述给他的一个案件引发创造灵感的,但却不是完全照搬生活,而是给这普通的家庭悲剧注入社会内容,使之具有内型意义,写成一部揭露第二帝国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庸俗、空虚、腐朽的现实主义杰作。

  19世纪90年代的某天,澳大利亚近代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亨利·劳森走过悉尼戏院门前,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在摆摊卖报。他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嗓子都喊哑了。劳森眼眶一热。连忙掏钱买她的报纸。

  正在这时,又跑来一个卖报的小孩,那稚气辛酸的“卖报”声,令人不寒而栗。劳森踌躇了,一个是苦难的母亲,一个是不幸的儿童,到底该买谁的呢?“先生,不要紧!全是一回事,这是我的妈妈。”聪明的报童解除了劳森的为难。

  劳森买了报,离开了报摊。可这两张“街头的脸庞”却仍然闪现在他的眼前。他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了一首充满愤怒和抗争的诗作。

  这首诗,便是在诗坛上享有盛誉的 《街头的脸庞》。

  1818年炎夏的一天中午,16岁的雨果在巴黎法院门前的广场上,看到了一个永远忘却不了的场景:一大群人围观的木柱上,拴着一个年青的姑娘,颈上锁着铁链。有一张告示说这个姑娘犯了法律上所谓的“仆役盗窃”罪。姑娘的脚边放着一炉烧红的炭火,五把烙铁插在火中。那姑娘披头散发,汗流满面……中午12点,行刑的时候到了,一个壮汉走上来,扯去她的上衣,抄起烙铁就往她裸露的肩头烫去。“啊!”姑娘一声惨叫,撕裂了雨果和许多围观者的心……这一幕给雨果刺激太深了!1862年,他在给日内瓦的朋友的信中,还谈起这件事:“在我的耳朵里,虽然隔了40年之久,仍然响着那被暴行折磨的女人惨痛的呼喊。这是在我的心灵上永远不能磨灭的呼喊。对于我来说,这女子是一个平常的窃贼,但在这特殊的情况下,她是一位烈士。我从那广场走出来,下决心要永远和法律的恶劣行为作斗争。”

  事实,他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世界文学名著正是这样锐利的武器。

  1890年,罗曼·罗兰24岁那年,来到了罗马郊外的霞尼古勒山上,他仰观满天彩霞,俯瞰夕阳披照的罗马城,立足不安,失去了时间概念。忽然,他睁开微闭的眼睛,看见了他的祖国,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便从地平线上“站立着涌现出来,额头先出土。接着是眼光。克利斯朵夫的眼睛。身体的其余部分也慢慢地,从容不迫地涌起出来了”。在霞尼古勒山上的一瞬间,罗曼·罗兰产生了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冲动,并且获得了小说主人公的初步形象,并且用了20年的功夫最终完成了这部世界文学史上的名著。

  英格兰著名学者拉斯金 (1819—1900)是一位在艺术理论和建设美学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一天,他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发现了一只精美别致的信封,他忍不住拆了开来,一行行稚嫩纯真的字迹映入了他的眼帘:

  亲爱的拉斯金先生,我非常敬重您的才华和学识,可惜的是,您写的那些艺术理论和建筑方面的书,我看了总是似懂非懂,领略不出其中深邃的奥义,您有那么丰富的词藻,那么优美的文笔,那么细腻的感觉,我想,同时我也希望,您如果能不吝身份地写一篇童话故事,那将是一定会是十分感人的,我相信这不会浪费您的天才,假如您真的同意我的要求,我还特别渴望您能给一份特殊的荣誉,就是让我成为第一个读到这篇童话的人。

  ——一个14岁的陌生女孩

  拉斯金读完这封信,心情始终平静不下来,他想象那位来信的少女,那么清纯,那么天真,怎么能让这样美好的心灵失望呢。他放下了手头的理论研究工作,昼伏夜写,短短的时间内就写成了一部后来风靡世界的童话——

  《金河王》。发表之前,拉斯金如约将它邮寄给了苏格兰的那位14岁的少女,这位小姑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拉斯金真的答应了她的耍求,并且迅速寄来了手稿,她流着泪水读完了这部童话,从此开始了她与拉斯金之间的通信,几年后,这位少女终于成了拉斯金夫人。

  英国作家查尔斯常常发现济慈把诗胡乱地写在手边的纸片上,然后,不是作为书签夹在书中,就是扔掉了事。那是1819年的春天,一只夜莺恰好和他们做邻居。它的歌声一直使济慈快活异常。

  有天早上,济慈从餐桌旁拉边一把椅子,在葡萄树下的草地上坐了整整一个上午。临了,查尔斯发现他不声不响地走进屋里,又不声不响地把手中的碎纸片塞到书架后。趁济慈不注意的时候,查尔斯把那些碎纸片拣了起来。大致可以看出,那是一首关于夜莺的诗。查尔斯把它们复原了。这就是那首人人喜欢的《夜莺颂》。

  1881年一个阴雨的日子,史蒂文生为了哄他13岁的继子,用水彩画了一幅想象中的小岛地图。这张地图使史蒂文生写出了名著《金银岛》。他后来回忆说:“它的形状使我心中产生了无法形容的奇想。我看着那张地图,‘金银岛’里的未来人物开始在我心目中的树林里出现。他们打斗,寻宝。于是我取出纸来,写下了书中的面目。

  威廉·莎士比亚 (1564—1616)的时代,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十分喜欢坐在豪华的包厢里观看莎士比亚的剧作。

  当莎土比亚的历史名剧《亨利四世》上演时,女王对剧中的“福斯塔夫骑士”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她还感到这个“无衣无食”的“冒险家”还缺点什么,表示愿意看到“福斯塔夫成为情人”。

  接到女王的圣谕,莎士比亚立即动手,花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赶写了一个让福斯塔夫在情场的喜剧,这就是后来名声大震的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据说, (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个成为情人的福斯塔夫相当满意。从此,莎士比亚飞黄腾达,不久得到了一枚象征贵族的勋章)。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 (1772—1834)所作的《忽必烈汗》是一首在睡梦中写成的长诗,至少有二三百行,诗人梦醒之后还依旧记得,等他提笔记下54行之后,忽然有客人来访,他不得不暂时搁笔,而当他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回到书房时,梦中得到的诗句已荡然无存,他懊丧地面对这部得自梦中的杰作,后悔不迭。之后,柯勒律治曾几次想续写此诗,都未能如愿。

  日本女作家紫式部(978—1079)的名著《源氏勿语》,共54卷。令人奇怪的是,这部名作的第41卷却只有卷名——“浮云”,而没有正文,作家想要在这卷里写些什么,对故事的展开有什么作用,读者只能凭想象去为它续补了。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一生中最重要、最辉煌的作品是他的诗体小说 《唐璜》。但是,这部作品只写到第17章第14节,作者就放下了笔,去希腊参加民族独立战争,并且英勇献身了。故事的主人公唐璜的结局究竟会怎么样呢?拜伦再也不可能告诉读者了。尽管如此,但它依然是拜伦最好的作品,是一部真正的杰作。

  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也被认为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但创作到未尾时,作家病魔缠身,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结局。临终之前,作家还为这本小说没有结尾而难过。

  日本作家二叶亭四迷(1864—1909)在23岁时写处女作——长篇小说《浮云》,是日本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名著。当作家写完第三编时,产生了单靠文学活动无法改变社会现实的想法,于是愤然掷笔,中止了《浮云》的写作,并且从此不再写作小说,转而从事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了。

  美国作家酉奥多·奥莱塞(1871—1945)立志要揭示“美国的悲剧”,他写了著名的《欲望三部曲》。第一部《金融家》1912的完成;第二部《巨人》1914年完成;第三部《斯多噶》没有写完,作者便于1945年去世。后来,她的妻子海伦为他补上了最后一部分,于1947年出版。

  俄国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1883—1945)创作的历史小说《彼得大帝》被高尔基称为“最优秀的历史小说”,但作者只完成了前2部的写作,第三部没有完成就与世长辞了。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名著差一点使我们无缘与之见面:薄迦丘:《十日谈》

  1497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原稿和已付印部分被萨伏那罗拉付诸一炬。1600年,法国:遭巴黎大学取缔。1992年,美国辛辛那提:邮局没收删节本,地方法官罚进口书商1000美元。

  莎士比亚《全集》、《威尼斯商人》

  1818年,色德勒出版《家庭版莎士比亚全集》,把“在家庭中不宜高声朗读的字句”删去。从此“色德勒化”成为“删节”的同义词。

  1931年,美国:《威尼斯商人》在纽约布法罗和曼彻斯特两市的中学课程中被取消。犹太人团体认为这出戏助长对犹太人的偏见。

  伏尔泰: 《哲学书信》、《老实人》

  1734年,《哲学书信》因诽谤宗教被焚。

  1929年,美国波士顿:《老实人》被海关没收,当局认为此书内容猥亵。其实,世界各国大学课堂上都以此为教材。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1796年,丹麦,路德教会查禁该书。

  福楼拜: 《十一月》、《包法利夫人》

  1934年,美国纽约:《十一月》被海关当作海淫作品没收,经专家鉴定始放行。

  1954年,美国:《包法利夫人》列入全国正经文学组织的黑名单。

  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1931年,中国:湖南省省长下令禁此书,理由是“动物不会人话,不应将动物与人并列”。

  德莱塞: 《嘉丽妹妹》、《美国悲剧》

  1900年,美国:纽约一出版商印了《嘉丽妹妹》,因老板娘反对未能发行。

  1930年,波士顿高等法院取缔《美国悲剧》,罚出版商300美元,但在哈佛大学,这本书是英语课的必修读物。乔伊斯:《都柏林人》、《尤利西斯》

  1912年,爱尔兰都柏林:《都柏林人》经争议多年,方印行1000册,但印刷商认为其中有不妥之处,除一册外全部销毁。

  1918年,美国:《小评论》连载《尤利西斯》,被邮局焚毁。

  海明威:《告别了,武器》、《太阳照样升起》1929年,意大利:《告别了,武器》因真实描写意军后撤被禁。波士顿:连载杂志《斯克里勃纳》有5期遭禁。1930年,波士顿:《太阳照样升起》遭禁。

  1957年,加利福尼亚:旧金山海关没收520本在海外印的海明威诗集。国内印行后,旧金山警察又在书店搜查此书,说不宜儿童阅读,但此书店并非儿童书店。

  1859年,费兹杰拉尔德把波斯著名科学家伽亚谟的300余首抒情诗《鲁拜集》译稿交给一家杂志社,压了将近1年,没有发表。于是他把译稿要回,自己花钱印刷,第二年委托一家旧书店代售,每册定价半克朗(合两个半先令)。但这本小小的诗集仍无人问津。最后被扔进了书店门口每本一便士的廉价书箱里。有一天,英国著名诗人史文明路过那里,为诗集的名字所吸引,并为书中所展示的富有哲理性的质朴语言所折服,他立即将《鲁拜集》介绍给了他的朋友、著名诗人罗塞蒂。引得罗塞蒂也到那家书店买《鲁拜集》。不到1个星期,这本小小的诗集顿时身价大增,从门口的廉价书箱请到了书店最显眼的书架上,每册的价格也提高了10倍。

  1855年,美国诗人惠特曼将《草叶集》付印。但书商拒绝出售,波士顿地方检查官认为《草叶集》属“淫秽书籍,勒令取谛,邮局局长也下令禁止邮寄此书。绝大多数报纸也讥笑和辱骂这本诗集,诗人自己送出许多书请人写评论,而得到的回答是:“惠特曼对于艺术之无知有如猪狗之对于数理……”

  这本不幸的诗集还使惠特曼丢了饭碗。他在一家报纸的编辑职务被撤销,不得已只好去陆军医院当男护士,之后又到内务部谋到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当新任部长知道他是《草叶集》的作者后,又毫不犹豫地把他开除了。

  1868年,英国伦敦发行了一部新出的《草叶集》,此书一出,立即受到英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颇有影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对这位美国诗人大加赞赏。《草叶集》的名声才渐渐远播。到1882年,此书在美国费城第一次出版时,创造了一天之内销售3000册的记录。

  1935年,美国诗人卡明斯用他母亲资助的钱出版了一本诗集。书中的献辞写道:“决不感谢:法勒——莱因哈特、西蒙——舒斯特、科沃特——麦卡思、有限出版公司、哈考特、布雷斯、兰顿出版社、伊奎诺克斯出版社、史密斯——哈斯、瓦伊金出版社、诺夫、达顿、哈帕、斯克里布纳、科维西、弗里德。”

  上面所有的出版商都退回了他的手稿。

  1847年,巴黎上流社会的名妓玛丽·杜普莱西23岁就一病身亡。这位美丽聪颖的风尘女子的凄凉结局触动了与她同龄的作家小仲马 (1824—1895),他依据这女子的身世,创作了一部为《茶花女》的小说。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恋爱悲剧,揭露了当时金融贵族的糜烂生活和虚伪的道德,出版后获得成功,后来,在朋友的鼓动下,小仲马决心把小说改编成了剧本。

  小仲马兴致勃勃地去找自己的父亲、当时著名作家大仲马谈自己的改编计划。不料大仲马一反常态,对儿子的计划一点也不感兴趣。父亲的冷淡刺激了小仲马,他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几天时间就将它改编成了一部五幕剧。

  他一写完就跑到父亲那里,要朗读这部作品给他听,大仲马觉得这不过是浪费时间。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大仲马最后终于答应试着听一听。传记作者是这样描写大仲马听剧本的情形的:

  读完第一幕,他喃喃道:“好极了,好极了!”读完第二幕,他双眼湿润了。有一封急信,小仲马必须亲手送去,朗读中断了。他们约定一小时以后再读,儿子回来的时候,发现父亲满面泪水,原来他等不及,自己读完了全部手稿。“我亲爱的孩子,”他说,“我错了,我替历史剧院接受这个剧本。”

  不巧,这时大仲马经营的历史剧院倒闭了,小仲马只好另寻出路,一家通俗歌舞剧院想冒一下风险,演出这个剧本,不料第二共和国戏剧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戏有伤风化,明令禁止上演。

  幸亏父亲这时站了出来,以自己的声誉为剧本辩护:

  我以个人的荣誉和自己在文学界的名誉担保,作者写作这部作品是出自高尚的道德动机。关于道德问题,我是有权发表意见的。因为毕竟,我写过700册书,每1册均可收入神学院的图书馆或专供青年女子就学的修道院的图书馆中。

  经过一番周折,剧本终于获准上演。但审查委员会中有人预言:“开禁又有什么用呢?演不到第二幕就得完蛋。大仲马的儿子真不该去冒天下之大韪。”一些演员也没有信心,觉得在舞台上摆出一张交际花的床,她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情夫往来不息,恐怕不等演出结束,自己就会被愤怒的观众轰出戏院去。

  但是他们全错了。演出时剧场里观众情绪激动,禁不住为这个不幸女子洒下同情之泪。《茶花女》成为轰动巴黎舞台的剧本。

  当夜,小仲马就给布鲁塞尔的大仲马发了一封电报:

  极大、极大的成功!太伟大了!我不知所措,观众竟以为是在观看你的作品的开幕演出。

  收到电报后,大仲马即刻回复了一封电报:

  亲爱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

  闻名于世的《马赛曲》是全世界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的歌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歌词和乐曲是因梦而成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了巴士底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1792年普奥封建君主组织联军对法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在大敌压境的紧急关头,位于战争前沿的边境小城斯特拉斯堡市的市长底特利希,满怀爱国激情,号召人们为军队写战歌。

  当时驻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炮兵部队中,有一位名叫鲁热·德利尔(1760—1836)的工兵中尉,他能写诗又能作曲,又是市长家的熟客,理所当然成了写军歌的合适人选。

  这天,底特利希市长将德利尔邀请到自己家里作客。贫困笼罩下的斯特拉斯堡,连市长家也只有粗茶淡饭。底特利希指着桌上的少许面包和几片火腿对德利尔说:“只要我们的士兵不缺少勇气,那么我们饭桌上的东西少一些没有关系。”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转身对女儿说:“我的贮藏室还有一瓶葡萄酒,你去拿来,让我们为自由和祖国干一杯!”

  酒取来了,市长女儿给父亲和德利尔斟满了一杯。市长举杯提议:“斯特拉斯堡应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一次爱国的庆典,鲁热·德利尔应当从这最后几滴酒中获得启示,谱写一首从人民心灵中喷涌而出,给人民的心灵带来振奋的歌曲。”说完,年迈的市长和年轻军官一饮而尽。

  深夜,德利尔从市长家回到自己的寝室,耳边还回响着市长的话,他奋笔疾书,连夜创作,不想竟伏在大键琴旁边睡着了。一觉醒来,回想起梦中的词和曲,赶紧记录下来,一首题为《莱茵军战歌》的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第二天清晨,鲁热·德利尔带着这首歌敲开了市长的家门。大家唱到第一段时,脸色苍白严峻,唱完第二段,热泪盈眶,唱完全曲时,人们热血沸腾。于是这支歌很快流传开来,同年夏天,马赛市的救国义勇军高唱这首战歌开进巴黎,从此,这支歌就被称为《马赛曲》,1870年,《马赛曲》正式被定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

  马雅可夫斯基为了描绘一个孤独的男子对他的爱人如何钟情,苦苦思索了两天,还是找不到恰当的诗句。第三天夜晚,他继续琢磨了许久,弄得头昏脑胀,仍无收获,只好上床睡觉了。睡到半夜,迷迷糊糊中,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下面的诗句:

  我将保护和疼爱

  你的身体

  就像一个在战争残废了的

  对任何人都不需要了的兵士

  爱护着他唯一的一条腿。

  于是他赶紧跳下床,在黑暗中摸到一根烧焦了的火柴棒在香烟盒上匆匆写下了“唯一的腿”几个字,然后就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看看烟盒上的字,很得觉得奇怪,足足想了2个小时,才想起夜里发生的事。

  契诃夫的著名剧本 《三姐妹》,剧中人安德烈对人描述他妻子是怎样一个人,占了整整两页,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时,突然接到契诃夫的来信,要求将这两页独白全部删掉,只换上这样一句话:“老婆就是老婆嘛!”

  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曾写过一首长达30行的诗作《在一个地铁车站》,写完以后,感到很不满意,1年之中逼着自己改了两次,最后只剩下两行:“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果戈理《钦差大臣》初稿上开头部分是这样描写市长的台词的:“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我接到通知,一位带着秘密使命的官员已经从彼得堡出来私行察访了,他要来视察我们省会的所有民政机关。”定稿时改成了:“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钦差大臣快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巴尔扎克的名作《欧也妮·葛朗台》从1833年到1843年出过好几版。有趣的是,在这些不同的版本里,老吝啬鬼葛朗台的财产数字和领带颜色却时常变化。初版中,葛朗台所预算的投机买卖的利润比实际得到的还略少一点,而在1843年的版本中,实际的利润已超过了他预算的两倍多。1833年的版本中,老葛朗台打的是白色领带,到1839年的版本,葛朗台亮相时打的却是黑色的领带。

  巴尔扎克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修女贞娜。有一次,修道院院长派贞娜到巴黎去办事,大都市的五光十色的尘世生活使她目瞪口呆,她被情人们销魂的话语弄得心旌摇动,在一个花园的梧桐树下初次被人强吻,像霹雳一样震昏了。她在巴黎住下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的巴黎女郎,把修道院的钱全部花光了,不久就成了这个花花世界中的一名妓女。

  在这篇小说中,巴尔扎克用了当时一个真实的修道院的名字,不料这个修道院里正好也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叫贞娜,于是,事情就麻烦了。那个修道院院长看到小说后,立即把贞娜叫来。严厉地说:“你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写你什么了吗?!他侮辱了你,也诬蔑了我们修道院。他是一个诽谤者和渎神者。你去读一读!”

  少女看完小说就大哭起来。院长叫她去巴黎找巴尔扎克赔偿名誉损失,要求巴尔扎克向全法兰西承认这是诽谤;她如果办不到这些,就不要回修道院来。

  贞娜来到巴黎,好不容易才找到巴尔扎克。她向作家诉说自己的贞节和圣洁,请求他为自己洗清不白之冤。

  巴尔扎克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凝视着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贞娜,他不明白这个美丽而娇柔的少女的要求:“什么不白之冤!我只知道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

  贞娜十分可怜地再三请求,说如果巴尔扎克不答应她的要求,那她就走投无路了。

  巴尔扎克跳了起来,眼含愠色的喊道:“什么走投无路!我在书中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吗?”“难道您想要说,让我留在巴黎吗?”贞娜惶惑地问道。

  巴尔扎克说:“就是呀!您需要脱掉这身黑道袍,应当懂得什么叫欢乐和爱情。走吧!走吧!不过不要到大马路上去!”他拉住贞娜的手,把她送到大门外。

  贞娜后来明白了巴尔扎克的话,果然没有再回修道院。据说她在巴黎一家大学生酒馆里工作,生活得很快乐。

  英吉利诗人司宾塞,在创作完他的杰作《仙女》的时候,把稿子拿到有名的诗鉴赏者沙盛普东伯爵那儿去。门房把他的稿子递了进去,伯爵立刻放开嗓子读了几页,因为写得太好,佩服得了不得,便令门房送20英镑给作者。再读下去,伯爵更出了神,又吩咐门房说:“再拿20镑给那个作者。”说完继续往下读,隔了不久他又说:“再拿20镑给他!”可是,越往下读,伯爵终于发了脾气,带着怒意说道:“去!快把那家伙赶出去,要再往下读,我简直非破产不可!”

  1902年,俄罗斯的医学界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艺术大众剧院决定专门为代表大会演出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因为这个剧本,不但作者曾当过医生,而且剧中着力描写的主人公也是医生。这次演出使契诃夫很激动,他写信给他妻子、该剧院著名女演员克尼碧尔·契诃娃说:“把你们给医生们演出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报纸上说,医生们仿佛要请人们吃午饭,表示感谢。这是真的吗?加把劲儿吧,努力演好些。”

  《万尼亚舅舅》的演出给医生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剧中万尼亚舅舅的朋友阿斯特罗夫医生的形象深深感动了大家。他们从这个普通人的故事中看到了美的巨大力量,也从他那悲剧性的命运中联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剧场大厅哭声四起。演出结束后,医学界的名流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给契诃夫专门发了贺电,一些医生还写信给他说:“一群俄罗斯穷乡僻壤的地方医生,为了艺术家们演出的医生艺术家的作品,谨向自己的同行致贺,并将永远怀念1月11日这一天。”为此,契诃夫深感不安,他给代表们回信说:“在大会期间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王子,贺电把我捧得那样高,实在是我从来梦想不到的。”

  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镇压黑奴的《逃奴法案》不久,哈丽艾特·比彻·斯陀(1811—1896)收到了她弟媳比彻夫人寄自波士顿的信,信中写道:“哈蒂,要是我能像你那样动笔写文章的话,我一定要写点东西,使全国都认识到奴隶制度是一桩多么可诅咒的事情。”

  斯陀夫人读完信后,把信纸揉成一团,平静地对6个孩子说:“我要写,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写!”

  原来斯陀夫人在美国南部辛辛提那住过18年。在那里她亲眼看见城里的黑人区怎样遭受惨酷的洗劫,也亲眼看见过结冰的俄亥俄河上逃过来的黑人,怎样受到野蛮的搜捕。压抑不住的正义感的冲动,使斯陀夫人拿起笔来,决定要写一部暴露奴隶制度黑暗的小说。她写信给华盛顿的报纸 《国民时代》,号召每一位妇女和孩子,只要能为自由和人道说一句话,都应该起来说话。她认为,奴隶制度给美国带来的危机与耻辱,较古罗马罪恶的奴隶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民时代》支持了斯陀夫人的行动。从1851年6月开始,连续发表她的作品,并在第二年3月正式成书出版,这部作品就是有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此书的出版,轰动了华盛顿,短短几天内卖出1万多本,到年底,美国国内就销售了30万册以上。很快,《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欢迎。它感动过海涅、狄更斯、乔治·桑、列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乔治·桑曾说:“所有的人手里都有这本书,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这本书,人们贪婪地读着它,还用眼泪浸湿了它。”

  不久,美国爆发了一场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北方胜利后,斯陀夫人到华盛顿访问过林肯总统。林肯见到她,很风趣地称作者是“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梅格雷探长是比利时小说家乔治·西默农 (1903—1989)创造出来的与福尔摩斯、波洛齐名的侦探高手。1930年,西默农发表《拉脱维亚人的彼埃尔》,首次让梅格雷探长走向人间。到1932年,梅格雷探长在他们10多部小说中充任主角后,西默农决定让他退休。可是那些喜爱梅格雷的读者和出版商决不同意,不得已,只好在次年恢复了梅格雷的探长资格。

  1940年,西默农染病在身,医生诊断他患有不治之症。西默农吓了一跳,既然为世不久,还是捡要紧的事先做,于是他又一次让梅格雷退休休息了,全副心思为他刚满18个月的儿子马克写起了回忆录。两三年过去了,西默农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死的意思,反而更健康了。原来那位医生的诊断有误,造成了一场虚惊。焦急的读者又等待着梅格雷探长亮相了。

  西默农又让探长重返了前台,连着发表了《梅格雷的烟斗》、《梅格雷和倒霉的检查官》。此时长期休整之后的探长格外身手不凡,这个手不离烟斗的大侦探一时倾倒众多读者。从此以后,西默农的每年3~6本的速度发表梅格雷系列小说,到1968年,这个系列小说的总数竟达到82部。

  奇书奇作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斯特凡·马拉美(1842—1898)所写的《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一诗是走向极端的怪异之作。作者宣称要“让字和纸搏斗”,尽量减少字所占的空间,扩大纸的空白。在他看来,最有表现力的是一张白纸,因为只有白纸才能表达“不可言说的东西”。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另一代表作家阿尔蒂尔·兰波 (1854—1891)所著的《天启集》,可称得上是最难读懂的散文诗。全诗共44段,形象支离破碎,听觉与视觉错乱,语言奇特混杂,据说有大胆的诠释家自信从中看到了诗人对童年、对巴黎生活风波、对长期内心孤独、对自己雄心壮志和所受苦难的影响的描述。但这不过是众说纷纭的解释者中的一种。有人干脆说:正如“天启”一词所表明的,它是一部天书,是兰波这样的“通灵者”受上天旨意而作的一部人间天书。

  英国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的长诗《荒原》被认为是现代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全诗400余行,5个章节,用6种语文写成。阅读这样的诗歌,必须同时懂得几种语言,所以诗作发表后被其它国家翻译时出现了种种麻烦。人们必须在原译文之外加上工程巨大的注释,因此在 《荒原》译本出版的同时必须出版种种注释本,但是,艾略特本人强烈反对这种作法。因此,困惑的读者对这部书往往无可奈何。

  英国作家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实在太难读懂,因此,美国出现了一份名为《守灵通讯》的杂志,用来专门发表有关《芬尼根守灵夜》一书的原始资料,阐释文章和研究论文。一部作品竟然支撑起一个刊物,据说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

  1981年,为抗议智利军政府上台,停笔数年,宣称一直要等到军政府下台才肯出书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推出了他的新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

  其实,这是一部专门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写的作品。原来,马尔克斯自从写出了《百年孤独》这部名作后,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20名候选人之一,1980年甚至还成为最后7名竞争者之一,但是由于作者为抗议军政府上台而宣布“文学罢工”,一宜未有新作发表,因此,他一次一次落选了。1980年瑞典文学院的一位评委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之一,文学院只是在等待他写出另一部小说。这等于在向马尔克斯公开暗示。果然,马尔克斯心领神会,发表了新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于是,他顺理成章地获得了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通常认为,美国近代著名科幻小说家弗里蒂克·布朗写的一篇科幻小说是最短的小说。这篇小说全文只有25个字:“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1882年5月4日早晨,巴西护卫舰“阿拉古阿里”号上水手象往常一样用吊桶提上来一桶海水,以便测量水温。忽然发现桶里浮着一只密封的瓶子。舰长科斯塔瞧了一眼躺在甲板上的瓶子,随即吩咐打碎它——瓶里掉出了一页由圣经中撕下的纸。只见上面用英文在空白处不大整齐地写道:“纵帆船“西·希罗”号上发生哗变。船长死亡。大副被抛出船舷。发难者强迫我(二副)操舵将船驶向亚马逊河口,航速三点五节。请救援!”

  科斯塔当即取出罗意德商船协会登记薄一查,知道确有“西·希罗”这样一艘英国船,排水量为460吨,它建成于1866年,归赫耳港管。于是舰长命令立即追踪。

  两小时后护卫舰追上了叛船,在开炮鸣警后随之下达了接舷冲锋命令。于是中尉维耶伊拉带着军需官和7名全副武装的水兵乘舢板靠上了西·希罗”号并很快控制了纵帆船。叛变者被缴了械并带上镣铐。同时军需官在货舱里找到了拒绝与叛变者合作的二副赫杰尔和其他两名水手。

  尚不相信自己已经获救的水手们向救星们复述着哗变事件的经过。但对话继续下去,则越来越令人莫名其妙。“请问你们是怎么得知我船蒙难的?”二副赫杰尔奇怪地问道,“叛变是今天早晨才发生的,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我们是在收到您的求救信后才赶来的,”巴西中尉维耶伊拉答道。“求救信?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寄过呀!”

  维耶伊拉出示了从圣经中撕下的那页纸,赫杰尔疑惑不解地读了一遍上面的英文。“这可不是我的笔迹,”他说,“而且我根本没有可能将瓶子扔下海,叛变者一刻不停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可靠的水手们又都被关在舵里出不去。”

  这一来使维耶伊拉中尉如堕五里雾中。他命令工兵将船上所有人员看管起来,准备就近移交给驻福克兰群岛的大不列颠政权。

  结果,当“西·希罗”号全体船员被遣返回英国后,在法庭上揭开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原来,马西护卫舰从海洋里打捞上来的并非是求救信!而是广告书。

  在“西·希罗”叛乱事件发生前16年,有个叫约翰·帕尔明格托恩的人出了一部名为“西·希罗”(《海上英雄》)的小说。后来由于在做广告宣传上下了些功夫,使该书一度知者颇多,销路大开。机灵的作者在自己的小说出版前,往海里扔了5000只封装着摘自圣经的著名片断和书稿中求援的呼吁内容。其中一部分瓶子已先后被找到,另有几百只瓶子则仍旧在海洋里长年四处飘泊。无巧不成书地却偏偏有那么一只瓶子会被巴西护卫舰“阿拉克阿里”号捞起,里面封装的摘自小说中的内容,又偏编会与一次海上的非常事件挂上钩,以至奇迹般地成了罹难船“西·希罗”号的救命符——这是原作者在10多年前所始料不及的……

  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家中,英国作家詹姆·乔伊斯 (1882—1941)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的问世颇为不易:构思时间:16年

  写作时间:2万小时

  18小时人物活动所占篇幅:700页

  校稿:10次

  校样增添字数:10万

  印刷错误:5000处

  艺术天地中的真实世界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拉·曼却地区一位穷乡绅的故事。这一地区由此也成了堂·吉诃德的故乡。

  据说,当年塞万提斯是在这个地区的阿加玛西亚黎明镇上写出小说的头几章的,于是,这个镇被称之为“堂·吉诃德的出生地”。在该镇镇口,一块石筑纪念碑上塑着一尊堂·吉诃德骑兵出游的铁浮雕。镇政府楼前,停放着一辆彩车,上面端坐着堂·吉诃德木雕像,手中捧着红、白两串萄葡,身边是一台古老制酒机的模型。这个镇以“堂·吉诃德出生地”为荣,每逢佳节,在庆祝游行队伍中,堂·吉诃德像永远必不可少,俨然成为这个镇上一位“永生的居民”。

  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是根据当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柯克的英国青年的真实经历而写成的。由于《鲁逊漂流记》的影响,当年塞尔柯克孤身住过的荒岛,被正式命名为“鲁滨逊飘流岛”,他为提防野兽袭击而栖身的山洞,现在叫做“鲁滨逊山洞”,在他经常涉足了望的山巅上,矗立着一块铜牌,上面镂刻着记录这位青年经历的文字。为了满足世界上成千上万名游客的好奇心,希腊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开发这个荒岛的计划,包括兴建机场、饭店、赌场、开设为帐户保密并免税的银行等等。从此,这个荒岛结束了也世隔绝的局面,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旅游胜地。

  英国伦敦朴茨茅斯街上一幢卖古玩的二层小楼,因为狄更斯的名著《老古玩店》以此为背景写成的,所以远近闻名。

  《老古玩店》写了一个小人物的悲剧:店主吐伦特想通过赌博来与命运抗争,结果把古玩店输给了高利贷者奎尔普。老汉和他的小孙女耐尔被赶出了店门,在受尽斯凌折磨之后悲惨地死去。小耐尔的命运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作品在杂志连载快要结束时,狄更斯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来信,恳求他“发发慈悲”“不要将小耐尔弄死”。许多读者来到古玩店前,乞求店主开恩,饶小耐尔一命。店主再三解释这是小说虚构,小耐尔不在这里,但他们仍扒着窗子探视,为垂死的小耐尔哭泣。

  100多年来,这部名著吸引了全世界亿万读者,这家老古玩店也闻名遐迩。这里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游客前来光顾,为这个老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基度山伯爵》的情节故事原本是大仲马虚构的产物,但是有不少读者偏偏信以为真。当小说在 《论战报》上连载时,读者的信件就如同雪片般向报社飞来,急忙打听邓蒂斯的下落,有的读者甚至不惜重金向印刷工人“行贿”,以便早点知道下一期的内容。不少人到了马赛,都要去凭吊一番邓蒂斯的住地,特别是想看看那个可怕的伊夫堡黑牢——那是邓蒂斯船长整整关了14年的地方。可是,当地政府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根据《基度山伯爵》描绘的样子,虚拟了一座伊堡黑牢,让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大把大把地掏钱。

  1863年,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写成的《气球上的五星期》经过14次退稿后终于发表了。小说描写了3个英国探险家乘坐气球由东向西飞越整个非洲的经历。作品以巧妙的手法,把科学知识和文学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吸引了无数读者。小说问世后,不少读者纷纷写信给出版商,要求提供有关这次探险的详细资料。1962年,有个叫安东尼·史密斯的英国人乘着他的“吉姆勃号”气球从伦敦飞行到东非,1972年,费利克斯·波尔及其探险队乘坐“水仙花号”和“金鹰号”气球飞越了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他们的飞行航线正是当年凡尔纳想像中的“维多利亚号”气球的飞行航线。

  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发表后,顿时风靡世界各地。在英国伦敦贝克街221—B号旧址门墙上,钉上了一块椭圆形的小铜牌,说明此处就是“福尔摩斯故居”。这个故居包括一间办公室和起居室。里面挂着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两个人物的肖像,有福尔摩斯从不离身的弯柄大烟斗和银烟盒,寻找罪犯踪迹必不可少的放大镜,风雨天穿的斗篷,精致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及他在心情烦闷时借以发泄情感的小提琴等。不仅如此,世界各地的福尔摩斯俱乐部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些俱乐部的成员在一个摹仿福尔摩斯起居室的房间聚会,穿着福尔摩斯的装束,就福尔摩斯故事举行智力竞赛。更有一名叫沃纳的福尔摩斯崇拜者,代福尔摩斯向梵蒂冈教皇保罗二世写信,理由是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以福尔摩斯的名字命名的地方,要求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高260英尺的小山岗命名为“福尔摩斯峰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沃纳终于如愿以偿。

  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两部出自女作家之手的最畅销小说。一部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另一部就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

  这部长达1000页以上的小说,以南北战争前后十几年的美国南方佐治亚州为背景,以一个垦殖场——陶乐垦殖场主人的女儿为核心,通过若干个家庭的兴衰变化,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现实。一问世就震撼了美国,到1949年米切尔死于车祸时,已发行了600万册。

  米切尔一夜成名。但成名之后,她随即被没完没有了的电话、络绎不绝的采访和接踵而至的电报搅得若不堪言。读者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描写的陶乐垦殖场在什么地方?”尽管米切尔一再声明这个垦殖场纯属虚构,但人们还是认定他曾祖父的庄园——菲茨杰拉德农场就是“陶乐垦殖场”的原型。于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买下了这个农场的旧址,接着又花几千美元购买了好莱坞同名电影中表现陶乐垦殖场的布景,开办了一个“陶乐餐馆”。这家餐馆的菜单上所用的都是《飘》这部小说中的人名地名,例如“爱兰”汽水,“思嘉”胡萝卜、“南部”黄瓜木斯、“白瑞德”饼干、“白蝶姑娘”桃汁饮米……在这家餐馆的附近,“陶乐汽车大拍卖”、“陶乐家具”、“陶乐活动住房停置场”的招牌随处可见。凭着“陶乐”的这个虚构的地名,这里生意兴隆、游客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 《飘》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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