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jjbt--]
《cctv发现之旅》
 
产品编号 扣点数 储存地址 容量大小
0 本站 X K
本站收藏各类大百科全书大辞典6000多种  |   还有各类型电子书100多万册

 发现之旅 

 谜揭秘“外星人遗址”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一集《走近红山》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二集《龙之溯源》《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三集《古玉神韵》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四集《揭秘积石冢》《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五集《聚焦女神庙》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六集《文明曙光》《花园口事件》

《铡美案新考》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神秘中山国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山洞里的宫殿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定陵传奇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皇帝的陪葬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天下第一陵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远去的西夏王国《武侯春秋》第一集:一位天才的生长经历

《武侯春秋》第二集:茅庐内外《武侯春秋》第三集:从平民到丞相

《武侯春秋》第四集:南方森林中的迷雾《武侯春秋》第五集:北伐中的特种作战

《武侯春秋》第六集:诸葛武侯话春秋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上集

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下集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

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

 《揭秘“外星人遗址”》

  柴达木,蒙古语“盐泽”的意思,可是这里不见“盐泽”,只见连绵不绝的戈壁、荒漠。然而,在青海省作协的荣誉主席白渔的眼里,柴达木却充满了诱惑。

  1996年6月,他进入了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一个叫托素湖的地方。白渔发现,这片开阔的湖面没有任何生物,而湖的周边是一些造型极为奇特的小山头,怪异的山水同戈壁滩的景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托素湖东边一座叫巴音诺瓦山的山脚下,白渔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山洞。就在这个山洞的最里面,有一根从山洞岩壁中穿出来的铁质管状物,管子同岩石嵌合得天衣无缝,并且不见头尾。

  这些管状物不仅形状奇特,种类也很多,似乎都是经过刻意加工而成。

  白渔取下了一块样品,送到了当时冶金部直属的锡铁山冶炼厂进行化验。化验结果出乎人们的想象,除了常见的金属元素外,样品中还有8%的无法化验出的元素。

  白渔产生了一种大胆的念头:这些管状物如果不是来自地球人,就一定来自外星人,而无法探明的元素极有可能是外星人带来的宇宙材料。

  当地出土的文物多为兽骨、石器、陶器、青铜器等,从来没有过铁管之类的铁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几次大规模地开发过柴达木,但从来没有在托素湖一带进行过施工。白渔最后断定,这些管状物不是古代先民留下的遗迹,也不可能是现代工程的构造物。

  经过一番考察和推论,白渔最后坚信:这些神秘管状物只有可能来自地球之外的智慧生命──外星人,而托素湖一带是外星人曾经在地球上活动的遗址。  1998年末,一个充满悬念又令人吃惊的青海省托素湖外星人遗址之谜,首先通过白渔所著的《走进柴达木》一书,被公布于世。书中把巴音诺瓦山的那个神秘山洞称做是外星人洞。

  2001年5月,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郑剑东教授牵头,组成了托素湖铁质管状物临时科学考察队,来到托素湖,试图解开托素湖神秘管状物的来历之谜。

  面对迷雾重重的托素湖,考察队首先把研究区锁定在巴音诺瓦山与托素湖之间几百平方米的湖滩上。

  考察队发现湖的四周、还有湖底,也有大小形态不一的管状物,在湖水的淘洗下管壁更加清晰可辨。

  考察队取出的样品带到北京。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王文广,把取样样品同月球物质和陨石进行了微量元素的比较。

  王文广:“月球和陨石里头,主要是铁特别多,锌呀、铬、各种特殊的矿物,还跟地球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跟过去陨石和月球的分析资料比较,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它不可能是外星人带来。”

  但同时王文广又发现样品中棱角状的石英特别尖锐,这就意味着管状物似乎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加工、捣制而成。同时通过测试得知铁质管状物样品的年龄为距今约十四、五万年。同柴达木盆地有人类活动的历史3万年一对照,可明显看出这些神秘管状物不可能是地球人类所为。

  但当托素湖外星人洞内的神秘管状物一走进试验室,便有了一个普通的名字黄铁矿,它并非工业加工品。最后考察队的看法趋于一致,提出对托素湖管状物既不是来自地球人,更不是来自外星人,只是一个刚刚被发现,但已经历了漫长时光之旅的地质之谜。

  争 议

  但是,是什么样的地质自然变化塑成了这些神秘管状物呢?科学家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考察队发现,这些管状物只分布在较硬的砂岩里面。根据地质学上的岩相理论分析,这些较硬的砂岩层是由洪水冲击形成,这种岩相叫做洪流相。

  郑剑东:“铁质和泥砂沉积以后,当时跟水流接触是一种氧化环境沉积以后一层一层沉积,涓涓细流也沉积,原来的沉积物被后来的沉积物盖上去,跟原来的水不接触。”

  沉积物同水隔开以后,逐步变为还原环境,在这种条件下,水中硫化物分解出硫化氢气体,同洪水冲击携带的铁元素通过化学反应,形成了黄铁矿。

  对于铁质元素的来源,以及形成黄铁矿的原因,考察队看法一致,但对于沉积学说认为这就能够形成管状物,周德安等人却提出,理由是沉积作用不可能使铁质元素这么丰富地集中在一起,而形成几何形的管状更是不可能。

  铁质管状物沉积形成的理论被搁浅在了猜测和争议之中。

  管状物形成的另一种观点是郑剑东的岩浆说。岩浆说认为外星人洞里的管状物由地下岩浆喷射而成。

  2002年冬天,郑剑东跟随摄制组,来到托素湖,用Υ仪进行了现场测试。结果测试得知,峭壁上管状物放射性铀含量最高达到每克625毫克,而周围岩石只有每克20毫克,并且越是管状物中心,铀含量就越高。郑剑东认为,这是岩浆说的一个重要证据。

  然而,周德安和高军平对于郑剑东这种观点提出否定的意见。他们认为,经过取样分析没有发现管状物是岩浆形成的有力证据,管状物周围的岩石也没有被高温腐蚀。放射性元素来历还须继续研究。

  周德安、高军平经过实地考查和分析,认为托素湖的管状物都是植物被沉埋后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植物化石。

  将样品送到兰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通过一种精确度能够达到10-9次方的等离子发射光谱测试进行化验后人们发现有机物含量相差不多,但样品中钾和铁含量的渐变规律,却有利于管状物是植物化石形成的观点。

  高军平:“而管状物内壁向外壁,的铁含量曾加,钾含量减少,有机物含量相差无几,这是支持管状物是植物化石说。”

  专家们通过观测,虽然没有发现树干、树皮等植物结构的显微镜下证据,但从宏观上却发现了树状的同心圆结构,这些结构酷似树木年轮,并且有的管状物从外部状态看,呈现出树状结构。

  明 晰

  距今数百万年前的新第三纪时,柴达木处于亚热带环境,这个时候的柴达木就如同现在的江南,河流蜿蜒、湖泊密布。

  周德安:“新第三纪狮子沟组的柴达木气候同现在不一样,河流样的沉积,湖泊样的沉积很发育,这个湖泊和河流西侧的陆地,现在推测起来森林比较茂密,一旦洪水来时,两侧的森林遭到洪水的冲刷,快速搬运到这儿。”

  激流携带泥沙覆盖了树木,大树从此进入了漫长的演化过程。

  后来,托素湖一带的地层开始了剧烈的沉积作用,使大树被土壤和砾石深埋在地表之下数百米甚至上千米深。当树木被沉埋压实后,树内的水分被挤出,这叫脱水。之后,树木开始腐烂了,铁质的元素通过化学反应形成黄铁矿物质,那些空空的管子,就是矿化的树木被冲刷和风蚀而保留下来的铁矿物质。

  周德安:“这个时候植物外面的部分叫皮部,外面的皮是比较致密的,它有一些比较致密的结构,就是树皮这些地方胶带的比较彻底,保存的比较好。树干中间的木质部,木质就是比较疏松多孔了,也比较容易腐烂了,所以中间形成空洞。空洞树干容易破坏,两侧沙粒填了空洞。”

  青海省托素湖管状物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剥去,正逐渐显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托素湖外星人遗址之谜经历了天上、人间、地下的一波三折,最终从人类难以企及的星外,演变到了柴达木久远的历史当中。但尘埃似乎还没有最终落定,因为还有许多疑问等着人们去破解。

巴音诺瓦山的裂隙巴音诺瓦山酷似猿猴冲空中鸟瞰托素湖示意图

地壳变动古托素湖地质图古托素湖在柴达木盆地位置示意图

管道形成的过程1管道形成的过程2管道形成的过程3

管道形成的过程4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一集《走近红山》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方向的不远处,有一片褐红色的山峦,当地人称它为“乌兰哈达”,也就是红山。然而,红山的闻名,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美丽,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环绕着石头的古墓。

  其实, 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 “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袭扰。

  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起程,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

  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

  1923年,19岁的梁思永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远渡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留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

  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传来一个坏消息:通辽一带爆发了严重的鼠疫,将原先打算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

  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从北平出发,于28日到达发掘现场。

  工作三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

  有着高度责任心的梁思永先生,当时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决定取道东北,南下热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

  梁思永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

  位于大道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它也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志。

  但是,梁思永到达林西几天前,这里就飘起了雪花。他到达的那天,林西县又刮起了西北风,温度也降到零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挖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结束了在热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四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军队继续进犯热河省各县。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所在地承德。

  刘国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之后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的诱惑,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于1935年的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

  席永杰:“当时,日本内阁制定了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的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

  滨田耕作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三年之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认为红山后遗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梁思永的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热河采集报告发表九年之后,一位23岁的青年教师来到了日本人发掘过的红山后遗址上。1942年,佟柱臣来到辽西地区的凌源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教课之余,他把兴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一天,佟柱臣来到了辽宁省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河沟里的石块是怎么跑到山上来的?它们是干什么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发现的就是后来轰动考古界的红山人的墓葬——积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佟柱臣离开赤峰,到沈阳博物院任职,从此走上专业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为副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准备取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了尹达撰写的论文以后,建议他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

  1955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

  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里,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

  在红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后的1956年暑假期间,裴文中教授和教师吕遵谔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的7名学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车。

  当时24岁的严文明就是这7名学生中的一个。

  到达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就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了红山前。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严文明:“日本人没有在红山前做过工作,所以红山前,当时也算一个新发现,这个红山前,就相当日本人讲的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那个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红山文化。日本人所谓赤峰的第二期文化,当时我们把它分了好几段,这些我们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实在红山上,更多的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然而,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的大幅照片。

  玉雕龙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二集《龙之溯源》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对着这个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把石块拣干净,看看里边埋藏着什么秘密。

  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他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当年,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

  张凤祥:“可能是有个七天八天的,哎,就拖出来(光泽),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个玉。”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了三十元钱,就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现在考古挖掘的许多东西,都可以测定年代,比方说陶器、瓷器,都可以测定它制作的年代,我们可以区别真假,都可以做鉴定,但是这个玉器它不行,因为玉器本身它没有测定年代的手段,测不了它的制作年代。”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

  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当听说他要乘火车返回赤峰的时候,苏秉琦嘱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护它,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龙的年代被确认三年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距离三星他拉60公里的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基本一致。

  赤峰发现玉雕龙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渴望了解玉雕龙的人们,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中国塞外的红山。而关于龙的原型的讨论也因为c形玉雕龙出土而开展起来。

  考古界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两条色泽不同的c形玉雕龙,是以蛇的身躯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的复合体。但是在龙的头部,是什么动物的看法上却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龙的头是猪的头颅,有人则认为是鹿头,还有人把龙的头看成是熊的脑袋。那么这两条龙最初原形是什么呢?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近年来,随着古人崇尚龙的遗迹不断出现,从而引发和激起人们对龙的原型探讨的热情。于是,关于龙的最初原型的种种设想便应时而生。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主任田广林:“关于龙的原型,学者们的说法是种种种种,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种,就是四大类,一种说法认为呢,龙的原型是出于动物,某一种动物。那么还有人认为,龙啊,它的原型是自然物。你比方说,彩虹、云、龙卷风、河水,这都认为是龙的原型。还有一类就是植物,比方松树,是龙源于松树,最近有些学者认为,龙的原型它是昆虫。

  中国龙的最初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翁牛特旗出土的两件c形玉雕龙的头颅是猪首的造型吗?

  2003年,一批考古队员,来到了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上。

  兴隆洼文化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遗迹十分清晰的原始村落,因而被誉为“华夏第一村”。

  在发掘的3万平方米面积里,有170多座房址,400多座窖穴,经过碳14测定:兴隆洼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以前,是红山人的先辈。那个时候,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原始农业刚刚萌生。

  2003年10月21日,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处现场,考古队发掘一个面积为4平方米的灰坑。在灰坑里,他们清理出了6个存放食物的窖穴,

  考古人员清理完六个小坑之后,发现中间还有一个大的灰坑,被六个小坑紧紧环绕。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大坑中的灰土清理干净,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了:由许多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型动物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一条距今8000年以前龙的形象。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条龙的头部,竟然摆放着一个野猪的头骨。

  有的学者认为,用野猪的头颅作为龙的头,充分说明了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

  田广林:“在这个宗教发生,这个早期宗教发生有个特点,人们崇尚的对象,往往都是他们依以为生的衣食之源”

  刘国祥:“兴隆洼文化时期,是狩猎采集经济占主要地位,农业经济已经出现,但是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主要是靠这种打猎、鹿、猪、狍子、熊,打这样的动物,来作为他的主要的肉食资源。其中,猪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当时成群的野猪啊,活动在这个地方,植被条件非常好,那么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的动物,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对它崇拜,祈求猎物的繁盛,并祈求狩猎活动的成功。”

  20世纪的80年代初,一批考古队员的身影出现在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上。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是它的继承者。

  一天, 考古队员们在一个小山坡上,发现了一批7000年前用于祭祀的陶尊。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在其中的一件陶尊上,竟然有一幅透视画。画中的动物分别是被赵宝沟人神话了的猪,鹿和鸟。

  有的学者认为,陶尊上刻画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动物合体。它集中了多种动物的神通和特长,这样的客观特征,为人们从根本上揭开龙的原型之谜找到了科学的依据。

  六、七千年之前,野猪、鹿和鸟,都是赵宝沟人最常见、最熟悉的动物。因为这些动物,都是他们狩猎的目标和赖以生存的给养。

  赵宝沟人怀着虔诚的心,把这些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动物,精心描绘在神圣的陶尊上加以膜拜,目的是让它们成为沟通人与天的媒介,祈求丰衣足食。

  赵宝沟文化陶尊的出现告诉人们,龙的起源,首先是来源于人们自身的生活和物质生产。

  几乎在这件陶尊出土的同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一些神秘的“玉猪龙” 不断出土。

  “玉猪龙” 目光温顺,肥头大耳,鼻子短平,鼻梁上刻着细密的皱纹,这些特征,配上弯曲的身躯,显得十分有趣和令人喜爱。

  如果,拿“玉猪龙”与三星它拉发现的“C”形“玉雕龙”作个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殷志强认为,玉猪龙的这种造型特征,是当时'农耕文明的一种表现。

  远古时期,猪在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除了把猪作为食物以外,还把它作为“水兽”,在祈天、求雨、防洪等祭祀中,经常把它作为祭品,

  这些观念反映到玉器造型中,玉龙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龙体的形状为什么源于蛇的身躯呢?有人认为,这是红山人对蛇崇拜的原因。因为,蛇的活动与季节的循环是相符合的,因此,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繁殖力。再加上当时发达的养猪业,于是,就出现了猪首蛇身龙的形象。

  红山文化玉龙的大量发现,使人们看到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在对猪的崇拜上一脉相承。它们的出土,不但为人们解开了龙的起源之谜,也为人们展示了龙被逐渐演化的轨迹和不断被神化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朝宏:“红山文化的玉龙,应该说在史前时期,出现的最多的,而且制作最精美,应该说是属于一种比较成熟一些的龙,不是最初形态的这种龙了,但是对于龙的崇拜,应该说呢,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你比如在兴隆洼文化这个阶段,就出现了用石块堆砌的龙,在赵宝沟文化阶段,也出现了出现在陶器上的龙的形象。”

  1984年,83岁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龙的消息,他通过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玉雕龙的愿望。

  这一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把玉雕龙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

  翁牛特旗文化馆文物组工作人员蒙景新:“他呢,看了这件玉龙以后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激动,好半天呢,才说出一句话来,他老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这件东西呀,是很难得的一件珍品。”

  1989的六月,为了迎接建国四十周年的到来,三星他拉出土的c形玉雕龙作为珍贵的展品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此后,它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C形玉雕龙出土C形玉雕龙的翁牛特旗当地领导手持的玉雕龙

第二地点一号冢四号墓出土的玉猪龙关注红山文化的苏秉琦先生玉猪龙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三集《古玉神韵》

  内蒙古赤峰市的巴林右旗,位于沙漠和草原接壤地带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

  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过后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斯台村的布和朝鲁在出去放牛的时候,不经意间,在一个坡地上捡着了一个玉器。

  为这个发现所激动的他,连忙赶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齿钩,再跑回发现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来。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

  布和朝鲁的父亲丹巴,是那斯台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把布和朝鲁挖到的玉器装在一个特制的布袋里,锁进了家里的大木箱子。

  一天,一个文物贩子趁着丹巴书记到北京看病的时候,来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鲁,想出大价钱购买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是,文物贩子没有如愿。

  1979年的一天,巴林右旗文化馆文物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了丹巴书记的家。

  和青格勒一起到丹巴书记家里的,还有巴林右旗文化馆的领导韩仁信。当年,丹巴书记就是坐在这张紧靠着大木箱子的木质沙发上,同韩仁信拉起了家常。

  青格勒:“完了,老头呢给拿出几件,我们看完了以后,就做了老爷子的工作,就是丹巴书记呀,做他的工作,做他的工作呢,就是这个书记呢,当时呢,嗯,觉悟也挺高,说对国家还是有用,你们就拿去吧。”

  从丹巴书记家征集到的玉器有玉蚕、玉鸮和几十个玉珠。它们现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馆,成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珍贵文物。

  红山人生活的区域在万里长城以北的塞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留给一些人的印象是天高地广,风吹草低的蛮夷之地。当红山玉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确定下来的时候,面对那里发达的玉文化,有的学者不禁惊呼,这里应该就是五千年以前中国历史上传说的“玉器时代”。

  原始人类在迎来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经走过了几百万年漫长的发展道路。从人类诞生到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这个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处在对自然物简易加工的初级阶段。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离今天4万年至1万年之间,随着制作石器工艺的提高,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一些原始人类中,逐渐萌发出审美意识。

  到了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他们就从众多的石头里面,挑选出美丽而温润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带的装饰品。于是,就出现了玉器。

  刘国祥:“玉器的起源阶段,往往都是突出他的装饰功能,人们在最早识别加工雕琢玉器的时候,重点突出的是玉器的美,玉器的装饰美,把玉器雕琢成器用来装饰和美化人的生活。”

  而辽宁师范大学的田广林认为,玉器从出现那一天开始,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刘国祥的见解与田广林不同,他认为,玉器的产生,是原始人类在美感驱动下的产物。只是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装饰功能才发生了转移和变化。而这种变化,已经体现在红山人制作的玉器中。那么,红山玉器又分多少种类呢?

  专家从造型和雕琢工艺的角度,把红山文化玉器分为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人物类和特殊类五大类型。在特殊类里,三联璧、勾云形玉佩等是主要的代表器形。

  在众多出土的红山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类玉器,除了c形玉雕龙和玉猪龙之外,还有玉鸟、玉蚕、玉鸮、玉蝉蛹、玉龟等等。诸多动物造型的玉器出现,说明了什么呢?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殷志强:“红山文化玉器丰富多彩,其中有很多动物的造型,尤其是描写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像鸮,就是叫猫头鹰,还有猪的形状,还有龟的形状,这一些都是生活中间、环境中间看得到的一些动物,那么,这个可能跟红山文化,就是生物、生态、生活环境的多样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周围的一些(动物)形象,对它艺术的造型实际有影响。”

  有人认为,如此多的动物造型玉器出现,说明红山人对动物的崇拜。因为红山人相信,有些动物能为他们免除灾难,带来好运。对于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的玉鹰,有的学者推测,它的出现,寄托着红山人向往着能够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自由翱翔,达到通天接地的愿望。

  玉蝉,是红山文化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动物造型的玉器。有的学者发现,红山文化的玉蝉中有羽翼的数量较少,而大多数是蝉蛹的造型。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这样认为,蝉在红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的幼虫生活在土中,化成蝉蛹后不食不动,就像死了一样,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树梢,蜕变成能飞的知了。

  红山人用蝉蛹造型的玉器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蝉蛹一样蜕变复活。

  红山文化玉器中既有玉龟也有玉鳖。玉龟和玉鳖出土的时候时常为一对,分别放置在死者的左右手中。

  有人这样分析,在古代,龟和鳖被视为长寿的吉祥物,是人们崇拜的神。中国的民间早就有了“千年龟”和“万年鳖”的说法。红山人把玉龟、玉鳖放在死者的手中的目的,是希望龟神和鳖神在另一个世界给予死者以保护。

  牟永抗认为,红山玉器的出现,是红山人对太阳崇拜的结果。

  神秘的红山玉器,给了人们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有的画家从它们身上,找到了中国画写意艺术观的源头。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石之美者”。当时,人们把质地细腻坚硬、色彩斑斓的石头视为宝物。专家认为,最初发现玉的人,应该是部落里制作石器的工匠。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掌握了识别玉的本领和知识。

  围绕着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来源,学者们一直持有不同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制作玉器是就地取材。但是,在红山玉器出土的地点,却一直没有发现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产地。直到近几年,一些学者们来到了辽宁省岫岩县,才揭开了谜底

  岫岩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玉石之乡,这里出产的玉石,被人们习惯地称作“岫岩老玉”。有的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红山玉器的玉料就是出自这里的细玉沟。它的硬度经过测量之后,也已经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知道,这个硬度的标准,是用了十个矿物做来标准的,比如说金刚石就是十,石英、水晶这就是七,这个滑石这就是一,那么这个红山它的玉,主要是由闪石玉组成的,它的硬度应该是呢,是6到6.5这么一个范围。”

  今天,在岫岩县,许多人仍然从事着古老的制玉行业。与红山先民们不同的是,他们采用的是现代化的加工手段。

  根据专家分析,尽管现代人与原始人在制玉工具的使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制作流程上却极其相似。

  于是,有人把红山人制玉分为采玉、解玉、钻孔、打磨、镂刻、抛光等几道工序。

  于明:“一件玉料的开采,他呢,就没有什么铁器,也没有炸药。他只能呢,靠最原始的方法,比如说,到那个山顶上,拿一个木头撬棍子,撬下来。最多最多有可能,把木头塞进(玉料缝里)去,然后点上火,一烧,嘣,炸裂,然后把玉料,嘣下(来)一块,最多最多有可能这样。”

  制作玉器的第二道工序就是解玉。现代人解玉,是借助电动机带动硬度极高的锯片把玉料分开。

  那么红山人是怎样解玉的呢?有的学者推测,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他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用野兽的皮做成线来解玉。

  根据专家推测,红山人解玉,除了使用兽皮做成的皮条弓之外、还使用其他一些用于解玉的工具。

  解玉,必备的辅助材料是解玉砂。古人在从大河旁边,精心筛选出细腻得像面粉、硬度高达7度左右的解玉砂,来帮助解玉。

  在解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还有水。

  于明:“玉料很硬嘛,那怎么办呢,就需要加砂,加砂也不行,如果加砂,磨一下(皮弓)就断了,而且沙子又很干,它本身摩擦生热,一生热,可能就把这个皮子就毁掉了,就断了,怎么办,就要降温,这个降温呢,有最简单的办法,现在很通用的办法,就是加水。”

  再接下来,就是按照预先的设计,用动物的骨头或者竹管,在玉器上钻出大小不同的穿孔以便佩带。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多年来一直从事红山玉器的研究。他通过考古发现、史料记载和自己的试验得出结论,玛瑙、燧石的硬度都达到七度,这种石头也能成为雕刻玉料的工具。

  据有关资料表明,鲨鱼牙齿的硬度达到8度,完全可以用来雕刻玉器。有的学者认为,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虽然不在海边生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或者其他方式得到鲨鱼牙齿,使它成为雕刻玉器的得力工具。

  其实,红山人对大海并不陌生,在他们居住的遗址上,考古人员就发掘出了用海中的贝壳制成的装饰品。

  在对玉器进行精心雕刻之后,就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抛光。那么,古人是用什么来抛光呢?学者推测,古人通常是使用兽皮在玉器上反复摩擦,因为兽皮含有脂肪,脂肪在摩擦过程中会释放出来,附着到玉的表面,使玉器的表面更加明亮更加温润,直到达到光可鉴人的效果。

  马蹄形玉器,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马的蹄子而得此名。它是红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而它的制作难度在红山玉器中也是排名之最。

  1980年的一天,一位当地的农民走进了这座小城。他把拣到的一件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捐给了敖汉旗博物馆。

  就在收到捐献的马蹄形玉器两年之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在进行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一个叫大甸子的地方,偶然发现了红山人遗弃的一个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

  不过,对于马蹄形玉器,邵国田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把它称作“马蹄形玉筒”。

  1987年,当地一户农民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又挖出了一个红山人制作马蹄形玉器时切割出来丢弃的玉芯。那一天,恰巧邵国田在那里搞调查,农民就把玉芯交给了他。

  这样一来,敖汉旗博物馆就拥有了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从坯料中切割出来的玉芯和制作完成的马蹄形玉器。那么,红山的制玉工匠们是怎样把玉芯从坯料中取出来的呢?

  邵国田在对坯料和玉芯上面,留下的切割痕迹作了分析以后得出结论,红山工匠先是用管钻在坯料的最低点,钻通一个孔,然后把野兽皮拧成的线穿进里面,在解玉砂和水的辅助下,环绕着椭圆形坯料切割出玉芯。再反复打磨抛光,直到最后完成。

  有的专家做过这样的实验,用现代化的工具,在一块厚度达十五厘米的玉料上,切割出一个圆筒状的玉芯,只用十五分钟。

  有人推测,5000年以前,红山工匠要取出同样大小的一个玉芯,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红山人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一件玉器,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红山人很可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精湛、最省时的制玉技术,这些技术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可惜的是,它已经消失在时光的流逝中。

  那么,当时在红山人生活的区域里,是否每一个部落里都有制作玉器的作坊?还是存在一个受最高聚落首领控制,专门生产玉器的制作中心呢?

  于明认为,为了使玉器具有神秘性, 5000年以前,在岫岩县的细玉沟附近,存在着一个专门制作红山玉器的部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红山人制玉的作坊和工具,红山人到底怎样制玉,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红山玉器的出现,在史前的中华大地上,无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

勾云形玉佩兽面玉牌玉鳖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四集《揭秘积石冢》

  红山文化自从发现以来,已经将近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调查和发掘的遗址超过500多处。但是,这些遗址大都是红山人的居住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神秘的红山人墓葬却一直没有见到踪影。

  于是,人们纷纷猜测:红山文化的墓葬习俗,是流行水葬、风葬还是火葬呢?他们是否同其他史前文化一样,是“土坑竖穴式”墓葬,还是另有别的形式呢?

  所有的这些谜团,只有找到红山人的墓葬才能得到答案。为了这些神秘的墓葬,考古工作者们,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苦苦寻觅着。红山人的墓葬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牛河梁是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南麓的一组山坡台地,在绵延起伏十几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条被俗称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过。因此,牤牛河两旁的山梁得名为牛河梁。

  在牛河梁的土山上,是老百姓的庄稼地,庄稼地边上散落着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石块,很久以来,人们并不知道它们的用处。有不少人,把这些石块当成当年农业学大寨修建梯田时的遗留物,还有人,甚至把它们看做是废弃了的象征着吉祥的敖包。

  有的人就把石块拣回村里,拿它砌院墙垒猪圈。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些石块底下,埋藏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1981年春天,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的郭大顺,和建平县两位考古工作人员,来到了这个县的富山乡马家沟生产队。

  郭大顺, 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化厅从事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此后,他根据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课题。

  在建平县两位考古人员的陪同和带领下,郭大顺走进了马家沟生产队长马龙图的家。

  两年前,马龙图在一次犁地的时候,拣到了一个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马龙图用纸把底座封好,把这件玉器当成笔筒摆在桌子上。1981年在建平办考古培训班的时候,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大顺。

  马龙图告诉郭大顺,他在发现这个玉器的地方,还挖出过一些人的尸骨。

  这让郭大顺心中一阵惊喜,他想:这是不是考古人员苦苦寻觅了多年的红山人的墓葬呢?

  马龙图以五元钱的价格把马蹄形玉器卖给了考古队,随后,在郭大顺的要求下,马龙图带领他们来到了玉器的出土现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工作站站长朱达:“到了现场,就发现地表有很多陶片,碎石头。再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是咱们的老百姓,就是说,这里头这个盆岔子啊,什么都东西的,特别多。而且呢,大量的石头。这是,种地多少年,经常打(犁)铧子。就是在地里取了不少石头啊,拉回家去,说什么砌院墙啊,砌猪圈哪。”

  马龙图带考古队员去的地方,当地的村民叫它“西梁地”,后来这里被考古队编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遗址上堆积着许多石块,郭大顺不露声色地在石块间仔细寻找着什么,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一块腐烂的人骨头出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在那块有人骨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的发掘。

  郭大顺:“正好旁边又露出一个人骨来,我们在那简单地做了一下清理,又清理出了一座墓葬,这个,正好这个头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一个玉环,玉环,地层非常清楚,上边压的是红山文化层,这个墓葬是压在那层底下,后来这个地点,就是二号地点,这座墓葬呢,后来就编为一号墓。”

  在发现红山文化牛河梁一号墓两年之后,1983年,考古队开进了牛河梁,住进了马家沟。经过实地调查和了解,他们惊讶的发现,这里的红山文化墓葬遗址一共有20多处。出人意料的是,红山人的墓葬,不是那一时期普遍流行的“土坑竖穴式”,而是在墓的顶上堆满石头的“积石冢”。

  中国古人把隆起的坟包称为“冢”,因此,考古学家便把用石块堆积起来的红山文化墓葬形式,称之为“积石冢”。

  刘国祥:“红山文化的埋葬形式呢,比较特殊,目前我们知道,有一种最主要的埋葬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石冢,那么什么是积石冢,那么它的形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所谓的积石冢,就是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通常呢,把这个山顶,这个进行修整,完了之后呢,就是说垒砌石块,砌出一个范围,在这个石块的石砌范围之内呢,砌出这种石棺墓,那么中心部位呢,经常是砌一座大型的这个石棺墓,边缘部位呢,经常砌数座,小型的石棺墓,完了之后,在石棺墓的上边,再积石,就是堆放石块,从而,给人一种山陵似的感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石冢。”

  红山人建造的“积石冢”,都选择在大山的顶部。山顶的高度,平均海拔在550~650米左右。

  每个山顶上的积石冢数量并不一样,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是两个;也有的是多个积石冢同在一个山顶。

  建在山顶上的积石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中央位置建有中心大墓。

  在中心大墓之外,专家们把其他的墓分为“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四个等级。这种墓葬制度说明了什么呢?

  刘国祥:“那么在埋在山顶的,这些人之间,他们也有这种,严格的等级区分,像大型墓,明显高于这个,其它一些墓葬,小型墓里头,也能看出这种级差的反映,所以说在所有的小型墓里头,那么也有明显的这种,级差的变化,这就是说积石冢之内,我们已经明确看出,可以分成,六七个不同的等级,再加上和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分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等级化的,分层次的,红山文化社会,社会进入复杂化。”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在平地上发现 “积石冢”的踪影。那么,红山人为什么把“积石冢”建造在大山的顶部呢?有一种观点认为,5000年以前,红山人在长期以渔猎为主的生涯中,对山有了独到的理解和特殊的感情,他们认为山上是天神的居住之所,因此红山人才把祖先安葬在山顶之上。埋葬在山顶上的祖先,自然也就获得了天神的资格。

  考古队员后来发现: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上,众多的“积石冢”所需要的大量石块,都是从远处的河沟里搬运而来。

  令考古队员不理解的是,5000年以前,在山林茂密,道路坎坷,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红山人为什么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营造如此庞大的“积石冢”呢?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生活的时期,周围分布着许多个大小不同的聚落。原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争夺地盘,彼此之间时常发生争斗。红山人可能这样认为,既然在争斗中需要构筑工事保护自己,那么死后的灵魂更需要保护。这就是用石头把墓地围圈起来的意义所在。

  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的理由是,据已经知道的考古发现证明:红山文化时期所筑的防御工事都是土筑的方形环壕,而没有发现用石头筑造的工事。这些用石头筑造的墓,是红山人对山、石崇拜的产物。

  发掘工作开始了,考古人员在紧靠着积石冢石砌台阶的内侧,发现了排列整齐,竖着放置的没有底座的彩陶筒形器。

  彩陶筒形器,最大的高50厘米,直径30厘米,最小的筒形器的高度有20厘米左右。它们的出现,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呢?

  有人推测它们埋在石砌台阶的内侧,是为了营造通天接地的氛围,有人认为它们是5000年以前红山人使用的鼓。理由是,把筒形器两头的圆口用野兽的皮蒙上,就可以在祭祀时敲响。

  也有人从力学的角度分析,认为筒形器竖着放置具有抗侧压力,红山人的目的是让筒形器起到像“堤坝”一样的作用,使积石冢顶部的石块和边侧的石砌台阶不致塌落。

  郭大顺:“估计它还是和祭祀有关系。和祭祀有关系,它既然是没有底,这样它就上下贯通了,上下贯通,和当时的人们沟通天地呀,和这个有关系。它还应该是一种祭祀,可能这样解释。现在是比较多的人从这方法考虑。”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规模最大的一座中心大墓,位于编号为第2号地点的积石冢内。

  中心大墓里埋葬的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随葬品?1984年7月18日,考古队决定打开这个大墓看个究竟。

  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考古队员们发现,当他们准备打开这座大墓的时候,刚才还是湛蓝的天空,立即变得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在以后的发掘中,每当考古队员们打开积石冢内的中心大墓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可是,当考古队员清理到中心大墓石棺的底部之后,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在墓中,他们没见到完整的人骨和任何随葬品。

  失望的情绪笼罩着考古队,在接下来打开的四座红山文化墓葬,都由于早年被盗墓者光顾而一无所获。

  难道牛河梁的红山文化墓葬都被洗劫一空?还有没有被盗墓者遗忘的角落?一天,考古队员们把目光瞄向了牛河梁第五地点的中心大墓。

  当开始清理到这座石棺墓的底部时,他们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觉。。

  朱达:“就是当时,我们做这个墓的时候,清理玉器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没话说的,就是我们拿这个小竹签儿,因为怕里头有这个(文物),因为下头是文物啊,我们就用小竹签儿,一点儿点儿剔,一剔,往下一插,就躇溜一下子,这感觉一下子(有文物),把它扒拉扒拉,用刷(子)扫扫,一看一件玉器,再剔,也是(玉器),觉得下面特别滑,后而做完这个墓,做完以后,整个全身全是玉器,这个摆放的全是玉器,这里面出现的有玉龟呀,马蹄形玉箍,勾云型玉佩。”

  墓的主人是一个老年男性,随葬品是七件玉器。勾云型玉佩,竖放在死者的右胸,下面压着一件马蹄形玉器,右手腕戴着一个玉镯,两件玉璧放在头部的两侧,双手各握着一个玉龟。

  放在死者胸前的勾云型玉佩,呈长方形,它的四个边角翻卷,背面有可供悬挂的钻孔,中间有勾云形纹饰。

  在此之前,有不少红山文化的勾云型玉佩被发现,人们对它的解释也莫衷一是。

  田广林:“概括地说呢,主要有龙神说、凤凰说、饕餮说,饕餮就是那种大眼睛,有这种饕餮纹,饕餮说,还有就是,人兽合体说,里面包含着人和动物,还有的说,神目(说),神眼,我个人认为呢,这种形式多样,款式繁多的这个,所谓的勾云纹玉佩啊,它本身表现的是一种鸟,它是神面、鸟神形象。”

  也有学者把它说成是一种花卉图案。他们推测:在5000年以前的红山地区,很可能存在着一些以花为图腾的部族。这些以花为原形的勾云形玉佩,可能就是“花族”部落的象征。假如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花族”部落的首领。

  而郭大顺则认为,这种玉器很可能是权力的象征物。

  1989年秋天,考古队按照计划发掘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的墓,当打开这座墓葬之后,琳琅满目的各种造型的玉器竟然有20件。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随葬玉器最多的一个墓葬。

  在21号墓葬死者的头部上方,精心摆放的是一个马蹄形玉器。

  马蹄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流传较广而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因为它的外形颇似倒置的马蹄,所以,它被人们叫做这个名字。

  关于马蹄形玉器的用途,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玉杯,有人说它是舀米的器具,有人把它说成是手腕上的装饰,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打击的礼乐器,还有人认为它是搁置头发用的束发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队就在距离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二地点,只有一公里的马家沟生产队扎下营寨,他们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大炕,吃的是小米饭。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考古工作者每天都为重大的发现激动着。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对这里的60多座墓葬进行了发掘。

  在发掘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只用玉器随葬,大型石棺墓随葬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工艺讲究。小型的石棺墓里,不仅玉器数量少,有的根本就没有玉器随葬。

  面对这种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完备的玉礼制。

  刘国祥:“在红山文化晚期,用玉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从中我们可以认为,随葬玉器种类和数量的多寡,以及玉器的组合关系,能够直接反映出,墓葬级差的变化,那么我们通常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

  古人以祭祀的形式,向神奉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为什么古人要“以玉礼神”呢?

  有的学者认为:在金属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是最为贵重的物品。所以,古人用它创作出各种神灵,对它们顶礼膜拜,这就是最早的礼器为什么是玉器的根源。

  有的学者推测,人类最初是注重玉器的审美价值,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和巫术之间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玉才有了神秘的力量,在宗教仪式中常常作为巫师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礼器,当巫师离开人世的时候,它们就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下陪伴主人。,

  学者普遍认为,在神秘的“积石冢”里,拥有玉器的墓主人就是5000年以前,红山部落里的首领兼巫师。

  冯时从天文学考古的角度,对牛河梁4号墓的人物身份作了考证。

  冯时:“这个墓主人呢,这个葬式呢,很特别,他虽然是仰身直肢,躺在那,但是他不是,这个直身的,他两个这个,腿骨是交叉起来的,他是一种这个巫觋啊、祭司啊,这样一类的,比较显赫的人物。”

  5000年以前,红山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便虔诚地乞求于神灵的帮助和庇护,于是就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从而部落里也就有了巫师,巫师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他们又是部落里的精神领袖。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人们又有了重要发现:在积石冢里还有红山人建造的大型祭坛。

  朱达:“祭坛它都是用这种,一种红色的,暗红色的石头桩,砌筑起来的,三个同心圆,一层比一层高,它在这个,这就是红色石头桩呢,也是最外圈的最粗,往里呢,逐渐细,这三圈的这个石头的规格还不一样的,它一般的高度,都在三十公分左右这石头桩。”

  积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已经纳入了同一个宗教信仰和同一行为模式中。这无疑会增加各群落、聚落间的凝聚力,强化地域共同体的认同感,促进社会秩序一体化进程。

  因此,红山文化积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被看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

第二地点祭坛牛河梁第二地点二号冢中心大墓第二地点第四号冢

第二地点一号冢第21号墓第二地点一号冢第27号墓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五集《聚焦女神庙》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考古队员们,发现了积石冢和大型祭坛之后,又一个问题开始出现在脑海里:按照常识,史前文化的墓地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总是与相关的地面建筑遗迹相伴随。

  在这里,会不会有红山先民们在5000多年以前的建筑物呢?于是,在1983年的秋季里,考古队员把目光放在了寻找红山人的建筑遗址上面。

  几天过去了,考古队员们一无所获,又由于连日的奔波,使得他们的情绪大受影响。

  有的队员甚至产生了疑问:在牛河梁上,真的存在过红山人的建筑物吗?如果存在,那些建筑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是不是被人为或者自然的因素彻底破坏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983年的一天,在北梁的主山上,进行了一整天勘察工作的考古人员又是一无所获。正当他们要下山的时候,一个叫赵文彦的考古队员突然内急,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个因为冲水而形成的土沟里。

  就在这时,一块土红色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下腰来,把这件东西拣起来仔细一瞧,心里禁不住一阵狂跳:原来,这是一个用泥巴塑成的人耳朵。

  泥塑人耳朵的出现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高度注意,在继续寻找的过程中,他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混在沙土里的泥塑的人鼻子、乳房、手臂和一些红山文化的陶片。

  冲水沟里怎么会有泥塑的人体残块呢,这些残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队员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顺着冲水沟瞄向高处的东山坡。

  朱达:“后而,大家就分析,在一起分析,这些泥(塑)的(人体)残块,是来自哪里。这个地方就是冲沟,地势比较低,它只能从这个,经过流水冲刷,只能在高处(往下)冲下来。”

  根据冲水沟里发现的女性泥塑人体的残块,队员们推测,在5000年以前的东山坡上,可能曾经耸立着一座红山人建造的女神庙。

  带着兴奋的心情,考古队员们回到了驻地马家沟。当他们把在东山坡冲水沟里的发现告诉房东的时候,勾起了房东的回忆,房东告诉考古队员这样一件事:大概是在1962年,社员们在东山坡上修建拦水堤坝的时候,有人用锄头在那里挖出了一些用红土做的人的鼻子、耳朵一类的东西,当时也没人把它当一回事。

  房东的回忆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更大的希望。那么,东山坡上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难道这青翠的松树下面,真的就是红山人建造的女神庙遗址?如果是的话,早已倒塌的庙址里面,还有完整的女神头像吗?这一切,只有在发掘之后才能找到答案。

  1983年10月,考古队员们怀着渴望新发现的心情开始了发掘工作,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厚度大约为25—50厘米的表土层清理掉后,一个从未见过的建筑遗址呈现出来。

  从平面上看,这个建筑分为主室、东西侧室。北室、南室和一个长方形室相连。遗址南北长22米,东西最宽处约9米,最窄处2米,方向向南偏西20°。

  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半地穴建筑,地下部分深达0·8~1米。

  考古队员在南室的四周,发现了已经碳化的木头柱子的痕迹。他们分析,为了牢固起见,红山人在建造女神庙时,先在柱子的内侧粘贴上成束的禾草,再用草和泥搅拌形成墙面。墙面为多层,内层墙面上布满了蜂窝一样的圆洞。

  在清理倒塌的墙面的时候,考古人员居然发现了5000年以前,红山人精心描绘的壁画。

  接二连三的发现,使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预感,似乎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在等待着他们。

  1983年11月2日清晨,辽西的山区格外宁静。

  这一天,考古队员们早早的离开了驻地,按计划,这天的上午他们要剥离,建筑遗址主室西侧的一块特殊的泥块。

  当年,主持和组织牛河梁遗址发掘工作的郭大顺,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时间,在期待中一分一秒的过去,人们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整个工地悄然无声,连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只有小铲子和小刷子,在剥离泥土时发出的声音在沙沙地响着。

  渐渐地,一个人的面部轮廓,开始显现,接着,头颅、眼睛也开始显露出来。中国远古女神,在地下埋藏了5000年之后,终于露出了她那端庄而又高贵的容颜。

  女神头像高度写实,造型逼真,她的脸形为方圆形,颧骨突起,双眼中镶嵌着两块经过抛光处理的青色圆形玉片。

  女神用坦然而又镇定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5000年以后的人们,面对着考古队员的惊讶,她带着神秘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由于女神庙的位置在林场之内,地表上生长的松树的树根,已经扎到女神头像的面部并造成了裂痕。

  李殿福:“这个头像上呢,有一些个,裂纹里面有一些个,这个松树的那个根子,都是那个须根,这个须根吧,扎得很多。当时也没什么办法,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掏出小剪子,把那些个松毛,松树根子啊,一个个都把它剪掉了。”

  朱达清楚地记得,1983年11月2日这一天,在现场的考古队员,都激动得忘记了吃中午饭,到了傍晚时分,大家用脱脂棉和白纸,把发掘出来的女神像小心包好。大家一致推荐,由现场的惟一一位女队员魏凡抱着女神下山。

  魏凡后来计算过,从发掘现场到考古队的驻地马家沟,距离是750米。平时用10多分钟就可以走完的路程,那一天,在同事们的护送下,她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才把这段路程走完。

  安全回到驻地以后,考古队员们和马家沟的村民们像过年一样高兴,他们把女神像,放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又仔细端详了起来。

  不一会,考古队员们的神情又逐渐得变得凝重起来,原来,女神像的面部缺少了鼻子。

  朱达:“这个,女神头像呢,当时没有鼻子,这感到很美中不足,所以大家伙就分析 了,突然这个,孙守道先生就想起来了,就前几天在冲沟里,我们清理出来的那个鼻子,是不是,是否那个鼻子就是,所以就把这个鼻子拿出来,按在上边,一看,一看颜色、比例和它的,这个破碎的茬口,正好都能吻合上,所以就确定了这个,这个鼻子就是这个女神头像上出的。”

  考古界泰斗夏鼐,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当看到女神像的照片和有关材料之后,他震惊了。为了慎重起见,夏鼐叫来科研处处长乌恩岳斯图,要他赶到牛河梁,对女神像的年代进行鉴定。

  乌恩岳斯图:“我就带着当时,发掘出来的一些碳十四,做碳十四测量的标本,带回所里,因为我们所有碳十四实验室嘛,进行了测量,测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是,的确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也就是相当于,距今五千年,这样的结果,这个消息,告诉夏鼐先生以后,他就很高兴了,因为这个确实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而且很重要的红山文化的遗址嘛,这就确定下来了。”

  在以后的发掘中,女神庙遗址里,又出土了另外一些泥塑的女神肢体的残块,这些人体的残块外表细腻,打磨光滑,分别属于六七个女神的躯体,她们有的比真人小,有的和真人等同,也有的比真人大二到三倍。从出土的位置看,她们之间的排列也有了主次之分。

  严文明:“这个是,应该是反映当时社会分化,分层的一个标志,这我们对照着墓看,它那些积石冢,它里面也是有大有小,那个规模都有大有小,所以我们想呢,这个,一个是反映它的宗教信仰,二个呢,也反映它当时的社会的分层的状况。”

  那么,女神庙里的泥塑神像,代表的又是什么神呢?

  有的学者说,她们是自然神,有的则认为是“地母神”。更多的学者认为,女神庙里供奉的,是红山人的祖先神。理由是,当原始人的宗教主题由自然界、图腾转向人自身的时候,就到了祖先崇拜的阶段。

  曾经担任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的尼尔森女士,是美国丹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她一直从事女性在史前的社会地位问题的研究。尼尔森对红山文化情有独钟,先后十几次来到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察,也是第一个来到牛河梁遗址的外国学者。女神像的出土,强烈地吸引了她的目光。

  也有人对红山人供奉女神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大墓的主人几乎全是男性,这个现象非常明显的表明,当时的红山社会已经进入父系社会时期,但是红山人崇拜的神却是女神。

  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曾经经历了女性地位显赫的历史阶段,并塑造了本民族的“女神”形象。

  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远古神殿,它的发现,对中国史前宗教,以及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它的出土,也在美术界引起了震动。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些人认为,古代的中国缺乏人体艺术。他们的理由是,生活在被誉为“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的中国古人,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身体。中国的人体艺术,是从西方传来的“泊来品”。

  正当人们为古代中国缺乏人体艺术而遗憾的时候,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上出土了史前时代的女神像。而它的出现,把中华民族的人体艺术史上溯到了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

  在女神庙里,考古队员又在遗址的主室内,发现了泥塑的龙的残体。

  龙的上下颚獠牙毕露。据在现场专家的推测,这条龙的躯体肥大,当年,它卧在主室内的顶部,昂首朝向北方。

  在遗址的北室里,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对长度竟然达到了15厘米的泥塑的鸟爪,专家们分析,当年,在庙的北面的墙壁上,应当有一只巨大的鸟神在那里伫立。

  鸟神和龙的头部为什么都朝向北方呢?难道在庙的北面还隐藏着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当考古队员走上北山坡的时候,才揭开了谜底。

  原来,在距离女神庙的北墙仅仅8米远的地方,有一座红山人利用山梁的自然地貌修整的、南北,东西边长约200米,总面积为4万平方米的山台子。

  山台子高出女神庙大约2米,周边有人工砌筑的石墙,石墙的走向与女神庙完全一致。这座大型的山台子是红山人做什么用的呢?

  专家们认为:5000年以前,牛河梁一带,曾经是红山人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神灵偶像,除了女神以外,还包括猪龙、神鸟在内,但是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女神。

  女神庙建造在牛河梁的主梁之上,它的重要地位,从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郭大顺:“围绕着女神庙和祭坛和积石冢,我们叫做坛、庙、冢三位一体,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具有固定的组合,而且在50平方米的,这个山梁上,它有这个,自己的布局规划,而且在这个区域之内,甚至于这个区域再往外,很大一个区域里,没有居住人的地方。所以这样一个,大型的,祭祀遗址,和这个史前时期,那种在家内,在家庭里头搞祭祀,甚至于在一个聚落里,他单设一个大房子,搞祭祀,那比那个规模要大得多,它应该就是它的红山文化的,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祭祀中心。”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这样评价:女神庙里的塑像可以称为“神”,但是,她们是按照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所以,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当1983年的初冬来临的时候,在牛河梁工作的考古队员们,满载着收获和喜悦,返回了沈阳市。而把女神头像抱回沈阳的,仍然是考古队的女队员魏凡。

  这次经历,成为魏凡一生的骄傲和最美好的回忆。

  而一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也因为女神像的出土和女神庙的发现,在国内外掀起了高潮。

女神像出土时的情景把女神头像抱下山的女考古队员魏凡五千年前的女神头像

与真人等同的女神头像

 《铡美案新考》

  民女秦香莲与书生陈世美本是一对恩爱夫妻。丈夫后来进京赶考,时过三年杳无音信。

  秦香莲携一双儿女进京寻夫,到了京城方知陈世美科考高中状元,且已经娶了皇帝的女儿,成为东床驸马。

  此时陈世美一心贪图富贵,不认妻儿,并欲加害她们母子。

  秦香莲百般无奈,喊冤开封府。

  包黑子包拯不畏权势,为民申冤,铡了陈世美。

  这就是创作于清代的戏曲《铡美案》的主要情节。

  那么,历史上果真有陈世美,秦香莲吗?

  大凡说书唱戏,剧中人出场都有自报家门的习惯。

  在戏曲《铡美案》中,陈世美、秦香莲都提到自己是湖广均州人氏。

  湖广,是明代至清初时的一个行省。包括现在的湖北和湖南。

  均州,就在湖北,也就是如今的丹江口市。

  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1964年,丹江口水库下闸蓄水,均州古城变成了一片泽国。

  一本名为《陈年谷秘史》的书所描写的正是有关陈世美的传说故事。书的作者叫童德伦。他耗费十年的精力,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民间传说,终于写成了40万字的专著《陈年谷秘史》。出人意料的是,童老先生认为历史上并没有陈世美这个人,《铡美案》中的陈世美在生活中的原型,是一个叫陈年谷的人。

  不仅如此,童老先生还认为:生活中的陈年谷与戏曲中的陈世美,是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

  童德伦:“我从小时候听老年人讲,戏中的陈世美就是陈年谷。陈年谷是一个清官,他不徇私情得罪了同学,同学们故意编戏辱骂于他。我一直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据童老先生考证,陈年谷不仅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其道德品质也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更没有贪图福贵,杀妻灭子之事。

  通过考证,童德伦搞清了陈年谷的号叫熟美,是他上学时自己起的。

  在那时,文人之间很少直呼其名, 一般都以字号相称。根据他的字号,我们也可以称陈年谷为陈熟美。这样,陈年谷又和陈熟美划上了等号。而陈熟美和陈世美已经非常接近,只有一字之差了。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陈熟美是陈世美的生活原型,那么陈熟美一来政绩突出,二来没有当过驸马,三来没有抛弃糟糠之妻的记载和传说。这样大相径庭的事怎么会混在一起了呢?

  再说,陈熟美是明末清初人,而戏曲《铡美案》人所共知讲的是宋朝的事。那么,清代的人怎么能让宋代的包拯给铡了呢?

  清顺治十五年,陈熟美的同窗好友仇梦麟与胡梦蝶从均州到京都找陈熟美求官,被陈熟美讲明道理后婉言拒绝。

  怨恨而归的仇梦麟和胡梦蝶走到河南南阳,正遇上当地上演曲剧《琵琶记》。二人看到戏中所演正是忘恩负义之事,于是计上心来,请戏班子按自己的意愿,把《琵琶记》的情节加以改造,把戏中忘恩负义的男主人公换成了他们怨恨的陈熟美,编造了一出他们认为赛过《琵琶记》的新戏。

  戏的内容差不多,只是把名字换了一下,把陈熟美变成了陈世美,还把陈世美说成了驸马。

  改编后的《琵琶记》在河南、陕西、湖北一带不断传演,还真引起了观众的同情和共鸣。后来根据观众的愿望,又改编成陈世美让包青天给铡了。

  于是清代的事也就演变到了宋代,戏名也变成了《铡美案》。

  在中国古代把湖北湖南称为湖广行省的,只有在元代以后,即明代和清初。而宋代则是把省级区划称为“路”。湖北为荆湖北路,湖南为荆湖南路。既然陈世美自称是湖广人氏,也就肯定了他所处的明清年代,而不可能是包公生活的宋代。

  周育德:“陈世美这个名字最初出现在戏剧舞台上那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事。当时的戏名不叫《铡美案》,叫《赛琵琶》。因为在这之前呢,舞台上还流行一出名剧叫《琵琶记》。”

  《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一出悲剧。它创作于元代,作者高则诚。说得是河南书生蔡伯楷辞别父母和妻子,进京赶考。经过几番比试,终于高中状元。此后,又被牛丞相看中,入赘牛府,成了相爷的爱婿。蔡伯楷只顾贪图荣华富贵,早已忘了父母和妻子。不想家乡连遭大旱,父母双亡,妻子赵五娘生活无着,只有怀抱琵琶沿街卖唱,乞讨要饭。

  《赛琵琶》这个剧名最初见于清朝嘉庆年间焦循所著的《花部农谭》。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花部中有剧名《赛琵琶》,余最喜之。为陈世美弃妻事。陈有父母儿女。入京赴试、登第,赘为郡马,遂弃其故妻,并不顾其父母。

  我们不难看出,《琵琶记》与《赛琵琶》之间的关系:两剧主要情节近似,主要人物也一一对应,所不同的是人物的姓名发生了变化。

  《赛琵琶》的主要人物是陈世美和秦香莲,它是今天的《铡美案》的前身。

  那么,作为戏剧中的另一个主人公,陈世美的妻子秦香莲,童德伦先生是怎样研究的呢?

  童德伦:“秦香莲和陈世美都是戏剧人物,是艺术形象。她的生活原型真名叫秦馨莲。她是陈熟美的第二个妻子。夫妻相敬如宾,白头偕老。根本没有戏剧中所编的那些情节。编戏人为了掩人耳目,把秦馨莲改成秦香莲。”

  这儿是丹江口市六里坪镇的秦家楼村,陈熟美之妻秦馨莲的家乡。

  受戏曲《铡美案》的影响,乡亲们很少有人知道秦馨莲的名字,他们只知道秦香莲。

  一九九五年,时任十堰地区文联副主席的牛晓文出版了他的章回体传记文学《陈世美真传》,比童德伦的《陈年谷秘史》早出版五年,而且材料来源也不尽相同。然而在两本书里,关于陈年谷的生平、婚配以及后来遭小人记恨写戏编排等等大的构架上基本相同。

  均州城从来不演《铡美案》。1985年,丹江口市豫剧团创作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陈世美喊冤》,演了几十场就停了。据说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票房也不看好。后来,剧团一名演员把剧本带到了四川广元。在那儿演出反而引起了轰动。

  80年代末,这部戏还被拍成戏曲电视剧。

  应该说,《陈年谷秘史》和《陈世美真传》两本书加 上《陈世美喊冤》这出戏,对陈世美的传说故事分析论述的差不多了。但它们毕竟属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范畴,难免会被人认为有一种编演的色彩。那么,正史中有没有对于此事的论述呢?

  这是湖北省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丹江口文史资料》。

  它是对地方史志的一种延伸和补充,是严肃可靠的。

  在这部文史资料的第一辑里,我们看到一篇题名《陈世美其人其事》的文章。

  当时能够确认陈年谷号熟美的有三位老人。其中一位陈棠是陈年谷的第十代子孙。三位老人相互印证,搞清了陈年谷号熟美的由来:孟子在《告子章句上》一文中写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巳矣”。陈年谷由此想到,自己名叫年谷,而谷子熟了才美,于是就自称号熟美。

  关于陈年谷同窗学友编戏辱骂嘲弄之事,文章也作了充分肯定,主要事实与童德伦、牛晓文书中所述完全一致。

  文章发表之后,三位老人不幸先后离开了人世。只留了这篇很有研究价值的文史资料。

  刚才我们曾提到过的陈年谷的第十代孙陈棠已经去世,那他还有其他后人吗?我们了解到陈棠还有一个胞弟叫陈吉棋,他仍健在,现居住在武汉。

  在武汉中建三局二公司安装工程处职工宿舍,我们见到了老人。

  陈年谷以至后来陈世美的故事,陈吉棋很早就听爷爷和父亲说过。

  陈吉棋:“小的时候我见过我家的神龛上供奉的祖宗牌位,有陈一奇、陈年谷。我还清楚地记得陈年谷的号叫熟美,他的墓就在我家的背后。以后修水库被淹没了。”

  烟波浩渺的丹江口水库。

  在水下40米处,就是千年古城均州,当然也包括我们在追寻的陈熟美的生平遗存。

  古均州城在水底已静静地躺了40年,它原来的模样,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渐渐淡漠了。

  然而,关于陈世美的传说故事却一直在它的岸边流传着。

  对于这个故事,我们可否这样去认定:

  陈世美是陈熟美,因为这是编戏的人渴望达到的目的;但陈熟美又不是陈世美,因为陈熟美没有忘恩负义,杀妻灭子。

陈年谷的家乡古均州城陈年谷墓地石雕陈年谷第十代孙子全家合影

戏曲铡美案剧照牛晓文所著《陈世美真传》戏曲铡美案剧照(秦香莲)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神秘中山国

  1974年冬天, 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开展大规模平整农田的事情, 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门的注意。因为农民们, 不断到附近一些被怀疑是古墓的大土丘上取土, 已经造成了破坏, 于是, 考古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

  古墓遭到破坏, 让人深感痛心, 也给了考古人员一个尽早打开墓葬的机会。当地一位农民, 向考古队队长陈应祺, 讲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那个村里30多年前, 有个叫刘西梅的老人,曾经挖出来一块大河光石, 这个河光石上面一面好像刻着是字, 但是谁也不认识。

  这件事, 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 他们随即来到刘西梅家, 看到了这块石头。虽然当时, 谁也不能解读这些战国时代的文字, 但他们内心已隐隐约约地意识到, 自己与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神秘王国不期而遇了。

  公元前5世纪, 由于周王朝统治的日渐衰落, 中国进入了烽烟四起、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就在这一时期里, 一个在北方的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古老民族——鲜虞, 在经历了无数年的苦斗后, 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中山国。前414年, 中山武公率领他的子民开始越过太行山, 向东部平原迁徙, 并定都在诸侯国势力薄弱的地带。 但是, 这个弱小的国家, 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强敌的不断侵扰, 终于在前407年, 被"魏国所灭, 成为魏的属国。

  国破家亡, 逃避到大山之中的桓公, 经过反思后逐渐成熟起来,经过20多年的抗争, 再度出山复兴了自己的国家。此后, 中山国逐渐国富兵强, 不仅参与“五国相王”, 开疆拓土, 也埋下了招人嫉恨的种子。公元前296年, 国力日衰的中山国都城——灵寿, 终于抵挡不住强敌的连续进攻而陷落, 一代强国至此宣告灭亡。

  在中山国灭亡的2270年后, 考古人员在平山县三汲乡意外见到的这块石头, 与这个神秘王国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或者, 这些文字仅仅只是一道咒语?

  古文字专家——李学勤首先肯定了这块石头属于战国时代的遗物, 并对石头上的文字进行了翻译。

  “监罟(gu)有(you)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Chu)贤者”。这些类似密码般的古文字, 实际是, 战国时代一个叫公乘德和一个叫旧将曼的人, 留给后人的一段自我介绍。

  2000多年前, 两个守墓人留下的这段话语, 证明了这个古墓比较集中的区域, 是战国时代一个王家园陵的所在。那么, 它到底是哪一个王家的园陵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那个神秘的中山国。

  人们先在距离古墓群不远的地方, 发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大量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零星文物的发现, 为最终搞清古墓群与中山国都城之间的依存关系开了一个好头。与此同时, 一个更加深入的考古发掘行动从编号为1号的古墓开始了。

  1号古墓是古墓群中体形最大的一个, 虽然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 地上封土仍然高达15米, 东西底边长92米, 南北底边长110米。封土平面基本为方形, 由下到上构成三级台阶, 第二级台阶以上还残存着建筑的遗迹。

  随着勘探范围的扩大, 人们在1号墓的外围又先后发现了6座陪葬墓、2个车马坑, 1个杂殉坑。尽管这些墓葬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盗掘现象, 但仍残留了丰富的文物。

  陪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葬船坑的设置, 这在中国北方的古代墓葬中十分罕见。

  1974年的冬天,考古人员对1号古墓周围, 陪葬墓和殉葬墓的发掘结束了。此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 就是证实了主墓中人物的君王身份。但是, 对主墓的发掘并没有被马上列入计划。

  1975年秋天, 考古人员开始对6号墓实施发掘, 这是一个在外形上比1号墓小一些的古墓, 但墓道也长达了90米。可是, 这个墓的主墓室曾遭到过严重的盗掘, 已经一无所有了。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民工在主墓室侧面的平台上, 意外踩空的一脚, 竟踩出了一个宝库。

  一个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 从来没有见过的墓葬格局出现了。在主墓室的两侧, 仅然还有两个与主墓室互不相连, 用来放置陪葬物品的仓库。这种超常规的墓室结构设计, 被以后的发掘证明为, 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陵墓所独有的。也正因如此, 才使得中山国王墓葬中的大多数宝物, 在2000多年中一次次逃过盗劫, 被保护了下来。在主墓室东西两侧的宝库中, 一次就出土了几百件文物, 其中有大量的稀世珍品。

  在经过了两年多的铺垫后, 人们期待已久的, 1号墓的挖掘终于开始了。

  更深入的勘探说明, 1号墓在墓室构造上完全接近于6号墓。不同的是在主墓室的东北方向又多出了一个宝库, 这说明墓中这位君王的地位更加显赫。

  接下来人们在高大的封土北侧发现了一个斜插进墓室的盗洞。此次发掘, 遗憾已在所难免。发生在战国时代晚期的那次盗墓行动, 使主墓中最大的椁室里, 除了几个吊棺用的大铜环和一些文物残片外, 几乎一无所有了。盗墓人在洗劫之后又放了一把火, 把整个墓室烧得面目全非。

  但是, 谁也没有想到, 由于盗墓者的疏忽, 在主墓室一角, 还留下了一个稀世珍宝, 此刻, 它就埋在这些石头的底下。

  首先出土的这对错银双翼神兽, 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风神“飞廉”的形象。它怒目圆睁, 张口咆哮, 似乎随时都在准备腾空跃起。神兽的表面采用粗细不同的银片、银丝镶出的变化无穷的斑纹, 更使这威武勇猛的神兽显得生动而又神秘。

  1号墓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中, 有象征王权与礼乐的钟鼎编磬和青铜礼器, 大量的则是奇巧瑰丽的生活用品。

  东边的宝库清理完之后, 人们打开了东北库,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竟是一个空库。即没有被盗掘的痕迹, 也没有摆放过器物的痕迹。

  西边的宝库也被打开了, 里面出土了更多的文物, 这多少让人们遗憾的心情, 得到了弥补。

  刘来成:“ 结果我们把西库清理出来以后, 首先看到的是一大堆玉器。挖完了, 还不知道里边能有字呢。最早发现的字是哪个呢, 就是那个方壶。”

  陈应祺:“我们的同志就清理, 用竹签清理了壶上面土锈, 一干了以后更显了——中山王。”

  这件高63厘米、重28公斤的巨大酒壶上, 四面刻满了450个字的铭文。它告诉后人, 这里埋葬着中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 他的名字叫“错”。铭文中, 还特别记载了征伐燕国的战争。文中提到“皇祖文武、桓祖成考”, 说明在“错”之前, 还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四位先王。此前发掘的6号墓, 埋葬的是中山王世系的第四代君王——成公。1号墓中的“错”是中山国的第五代君王。

  这一时期的中山国, 逐步发展成为了“千乘之国”。但是, 伐燕胜利后的第二年, 中山王“错”便一病不起, 不久就辞世了。公元前313年的这一天, 灵寿城里鼓号哀鸣, 纸钱抛洒, 举国上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王“错”去世的时候, 与中山国相有世仇的赵国正在实行“胡服骑射”,而中山国内, 却已经是士兵疏于武备, 农夫惰于种田, 政治腐败, 人心涣散了。

  公元前296年, 当赵国的铁骑隆隆开过来的时候, 第六代中山国王出逃别国, 客死他乡。危乱中, 当时还健在人世的国王“错”的夫人被流放。随着这位前代王后的离去, 一个曾经在动荡不安中放射出异彩的国家消散了。

刻着字的神秘河光石

手工业作坊遗址

中间墓主人佩带的三排玉佩

出土玉器

殉葬坑中两只狗的骨架

葬船坑

摆放在船舱中的编钟

出土文物

银贝币

错银双翼神兽

出土了大量生活用品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错金银虎噬鹿, 原是一座屏风的底座

青铜器上的铭文

目前惟一发现的中国古代帝王陵的设计图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山洞里的宫殿

  满城是中国河北省中部的一个县。县城西北面1.5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 海拔236米的山丘,山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陵山。

  在陵山的附近还有两个名叫守陵的村庄,村里的老人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守陵的,可是究竟给谁守陵,陵在哪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谁也说不清楚。直到1968年5月,当地驻军的那次爆破,才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

  施工人员无意间在陵山的主峰发现了一个山洞,并发现这个巨大无比的山洞中,藏着难以计数的古物。军人们把这个发现立即报告了上级,消息很快传到中央政府,施工被命令停止了,一支考古队火速赶往满城。

  卢兆荫是当年陵山考古工作队的成员,据他回忆,考古队当时是直接利用施工爆破发现的那个洞口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

  考古人员发现,山洞的岩壁上没有一根杂草,显然是人工修建而成,专家判断,这里应该是一处古代的墓葬。

  借助灯光,人们看到从洞口进入的这间墓室中,到处都是车马器的遗迹,从马的尸骨和遗存的车辆金属饰件推测,墓室中一共有16匹陪葬马和4辆车。

  在这间足有16.5米长的墓室北端,有一条东西向的通道,考古人员认为这是整个墓葬的甬道。

  穿过甬道,人们来到对面的一间墓室。这里好像一个大仓库,地上摆放着数百件器物,比南面那间墓室还要拥挤。

  这些酒缸能盛下几千公斤的酒,看来,墓主人生前是个好酒成性的人。

  从北边墓室出来,考古人员顺着甬道向西,进入了一个大厅。大厅东西长15米,南北12米,近7米高的穹隆让人感觉置身于天空之下。在平坦规整的地面上,分三个区摆放着数百件用途不同的器具。

  从大量的朽木和瓦砾判断,大厅原来建有瓦顶木结构的房屋,已经朽烂倒塌。考古人员从朽木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铜质构件。白荣金对这些铜构件作了认真的研究,确定那是古代帷帐的构件,并复原出这些古代的帷帐。

  在清理地面器物时,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古钱币,它们属公元前二世纪前后西汉王朝的“五铢钱”,而在一些铜器上,人们还发现了刻有“中山府”、“中山内府”、“中山宦者”字样的铭文。

  据史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保定、满城一带就有一个叫中山的古王国,它在争霸中被强大的敌人灭亡,但中山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下来。到了西汉年间,古中山国一带被皇帝分封给诸侯王,封国仍取名为中山。

  从钱币和铜器上的铭文看,墓主人应该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诸侯王。在一些器物的铭文中,考古人员发现有纪年的标注,如32年、34年、36年,最多的达到39年,墓主人在位时间至少在39年。

  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王在位有超过三十年的,职位超过三十年的,只有第一代就是中山靖王刘胜。他,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的儿子,一位显赫的诸侯王。

  根据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形制,考古专家判断,在中厅的正西面,应该还有一个放棺椁的后室。  人们细心地拨开腐烂的堆积物,希望能找到墓主人的遗骸。但是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宝物——金缕玉衣。由于玉衣随葬制度到汉朝末年被废除,除古文献上的记载,后人从没有见过真正的玉衣。

  陵山墓葬中出现的这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当时在现场的人员都激动万分。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来到了陵山挖掘现场。据郭老解释,分等级使用玉衣的制度,是在西汉中晚期才严格执行的,而刘胜所处的西汉中前期并不严格,再结合陪葬品上大量清晰的铭文,确定墓主人为刘胜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有了答案,这些尘封在墓洞中2000多年的文物,就像一条时光隧道,把他们带到了刘胜生活的那个遥远年代。

  史籍中记载的刘胜从不问政事,整日盛宴狂饮,寻欢作乐,妻妾成群,子女竟有120余个。

  在他的墓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王爷奢侈靡费的生活。修凿于陵山中的刘胜墓,墓内布局完全模仿宫殿,建造考究,陈设华丽。从琳琅满目的陪葬品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王宫里的生活。

  享乐的生活是让人留恋的,王爷不愿在死后失去这一切。为了能永世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他把自己生前的用品,几乎一应俱全地带进了墓葬。

  然而,人们发现棺椁里的金缕玉衣是扁的,刘胜的尸骨去哪里了呢?

  考古队经过详细勘查,发现在这座墓北面100多米远的山崖上,还有一处墓葬。他们立即组织挖掘。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一方铜印,印文为“窦绾”。史籍上记载,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名叫窦绾。毫无疑问,这是刘胜妻子的墓穴。

  后室偏向南侧,原来是作为妻子的窦绾,希望自己的长眠之处能更靠近丈夫一些。

  刘胜死于公元前113年,他的妻子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去世的。因此她的墓在建造规模和精细程度上都超过了刘胜墓。但毕竟身份不同,王后的随葬物品远不能与王爷的相比。

  即使这样,窦绾墓中出土的文物也足以让考古人员惊喜了。

  这是“朱雀衔环杯”。出土时杯内还残存着朱红色的痕迹,考古人员推测那是化妆品。使用如此精美的化妆盒,这位窦绾王后会不会也像天仙一样美丽呢?

  这盏灯被称为“长信宫灯”,因灯体刻有“长信”字样的铭文。长信宫为刘胜的祖母窦太后居住的宫殿。窦太后与窦绾是什么亲缘关系尚无法考证,但窦绾是窦太后家族之人却可以肯定。这是整个陵山汉墓出土的最炫目的宝物之一。

  在窦绾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很多玉器。

  令考古人员感到意外的是,在窦绾墓里又出土了一件玉衣。

  王朝强盛带来的财富,让中山王刘胜和王后窦绾追求生命不朽,他们费劲心机要保护自己在死后遗体永存。然而,考古人员发现,就像刘胜的玉衣是扁的一样,窦绾的玉衣中也空空荡荡。两位墓主人的遗体究竟去了哪里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我们发现人的牙,中山靖王的牙还保留着一部分,牙的珐琅质的壳还在。并且脊椎骨,肋骨,腿骨,还有一些骨渣,基本上还能看得出来,但是已经取不出来,完全跟枣泥,枣红色的,完全跟枣泥差不多了。”

  昂贵的玉衣、华美的玉器,都没有使王爷和王后的尸骨永存。在死亡面前,生命不朽不过是一个精神的追求。

  历时两个多月的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了,人们发现,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绾,在两座墓葬中共为后人留下了一万多件文物。虽然墓主人的遗体腐烂了,但这一万多件文物却历经两千多年漫长的时光,从西汉一直保存到今天。

墓葬甬道中间的马车

分3个区摆放着数百件用途不同的器具

考古现场

考古人员从朽木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铜质构件

铜制构件

现场发现的古钱币属西汉五铢钱

出土文物上有“中山”字样的铭文

玉衣

出土乐伎像

刘胜墓中最精美的香炉

窦绾皇后墓中出土的放置化妆品的精美器具

长信宫灯

出土玉器

出土玉器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定陵传奇

  北京的紫禁城,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建筑群,始建于中国的明朝,在明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有13代皇帝在这里延续帝国的统治,而他们死后都葬在了北京北部的这片山谷中。

  十三陵,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家陵园,它也是明帝国的另一个紫禁城,陵园内的建筑全部仿照皇宫建造,每一个陵墓都建筑着高大的城墙和金碧辉煌的宫殿。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项考古计划曾试图解开十三陵所有的秘密,而只有一座陵墓的地宫被成功打开。定陵,中国第一个也是至今惟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陵。陵墓的主人是一个神秘的皇帝,他在紫禁城中度过了3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长眠于这一座更加封闭的地下宫殿。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生活在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明朝末期,因为他在位的年号是万历,又被称为万历皇帝。

  1956年5月,试掘工作正式开始。

  第二年,1957年的5月,考古队终于穿透厚厚的土层,找到了坟墓的外墙――金刚墙,而最让人兴奋的是,在金刚墙上,考古人员隐约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它应该就是400多年前,万历皇帝入葬时的入口。

  在金刚墙被发现后,考古队没有立即打开地宫。此后整整4个月的时间里,考古队一直在为打开地宫进行最后的准备。

  当时拍摄的一部新闻电影完整地纪录下了打开地宫大门的过程。

  一位考古人员后来回忆到“地宫里面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与凄凉之感渗入骨髓……”

  在地宫大门打开几天以后,考古队才正式开始对地宫内部的考古工作,这实际上也是人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中国古代皇陵地宫的真实情况。

  这是一座全部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前后沿着一条纵向的中轴线分布着三个大殿,分别是前殿、中殿和后殿。

  考古队员穿过长长的前殿进入中殿,这些摆放在中殿内的座椅在黑暗中浮现出来,这些座椅全部用白石雕刻而成,座椅上雕有龙的图案,仍然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们的主人却已是死去的灵魂。

  座椅的前面是用来祭祀的器皿,这口盛满了黄蜡的大瓷缸,就是许多民间传说中提到的万年灯,而这300多年前点燃的烛火,不知何时就已早早地熄灭了。

  在定陵地宫的左右还建有两个配殿,这是仿照紫禁城中供妃子们居中的东西六宫。

  考古人员在黑暗中继续摸索着前进,最终找到了隐藏在地宫最深处的后殿,与紫禁城中的皇宫相对照,后殿相当于皇帝生前居住的寝宫。

  在挖掘定陵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定陵是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合葬墓,地宫内这三口棺椁的发现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万历皇帝,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他漫长的帝王生涯却充满了悲剧的色彩。

  1572年的一个凌晨,万历的父亲、明朝的第十二代皇帝突然病逝,当时年仅10岁的万历继承皇位。

  万历在枯燥而乏味的生活中长大成年,在他开始有足够的能力独立处理朝政的时候,又处处受到大臣们的牵制,皇帝更像是一个被长期囚禁在紫禁城中的囚徒。

  压抑的宫廷生活中,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人给万历带来惟一的乐趣,这就是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

  万历一直想把皇位传给郑贵妃所生的儿子,遭到了全体大臣的反对,因为这个儿子不是他的长子。

  这是万历遭遇的一个重大的失败,他无力改变,便采取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进行对抗。

  万历在位48年,其中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隐居在紫禁城的后宫,最后20年,他几乎拒绝和所有的大臣见面,成为一个真正的隐身的皇帝。年仅21岁就他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定陵的建造历时6年,花费白银800多万量,相当于明朝当时两年在农业上征得的全部税收。当定陵即将竣工的时候,万历最后一次亲自到这里视察,然后默然返回北京,从此就再也没有走出过紫禁城。

  这个悲观的厌世者似乎一直都在绝望中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而他终于走到人生的尽头时,已度过了一个极为漫长的隐居生活。

  这一年万历和自己的一位皇后先后病死并同时入葬定陵,另一位早年病死的皇后也被迁来合葬。

  郑贵妃在十年后才死去,她被大臣们看做是一个给国家带来祸患的女人,而没有按照万历的遗嘱获得入葬定陵的权利。万历终于没能与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葬在一起,他似乎注定在死后依然要忍受孤独。

  万历的棺椁被发现后,没有被立即打开,在棺椁周围还有各种放置随葬品的木箱急需清理。木箱几乎全部都已腐烂,露出了里面的随葬品。许多随葬的器皿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泽。

  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但在开棺前,考古人员还是忍不住猜测,万历皇帝的尸体是否还有保留下来的可能。

  在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考古人员移开沉重的棺木,打开了万历的棺椁,这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帝棺椁。

  考古人员开始对棺椁内的文物进行逐层的清理,棺椁内陪葬品的丰富程度令人惊讶。

  考古人员一直清理到第11层,才找到了万历的尸体。尸体已全部腐烂,只留下了一个干枯的骨架,没有人可以真正不朽,哪怕是一个帝国的皇帝。

  经过考古人员的艰苦工作,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被成功地整理出来,当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地宫中总计出土的文物已多达3000多件,其中有少量祭祀用的礼器,绝大多数都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这些奇珍异宝被作为随葬品埋入地宫,是为了让墓主人在死后仍能继续自己奢侈的生活。

  这是在万历皇帝的棺椁中发现的金冠,整个金冠需要用150根细如丝发的金线,经过非常复杂的工艺才能制作完成。

  定陵中还发现了4顶皇后戴的龙凤冠。这是用黄金、翡翠、珍珠和宝石编织而成的头冠,其中的一顶镶嵌着3500颗珍珠和各色宝石195块。

  中国京剧的传统服饰就是取材于明朝的服饰,今天在京剧的舞台上还可以经常看到这种样式的头冠。

  定陵中出土最多的还是明朝的丝织品,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这样大量的古代丝织品,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依然色彩艳丽,而这些专为宫廷织造的衣物,每一件都堪称精品。

  定陵中丰富的出土文物不仅让人联想起万历的人生,同时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明朝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手工艺取得的惊人成就。

  今天,定陵已成为北京最著名的旅游点之一,每年都要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人们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折服,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故事。

  2003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昔日的皇家陵园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定陵

明长城

明成祖朱棣像

明太祖朱元璋像

神道两边的巨大石像

对十三陵的考古发掘开始于50年代,发起者就是历史学家吴晗

万历皇帝朱翊钧像,定陵就是他的陵墓

定陵的建造历时6年,花费白银800多万两

考古人员发现的砖墙

万历皇帝棺椁周围还有许多放置随葬品的木箱,木箱已经腐烂露出了随葬品

定陵考古队

随葬品

用白石雕刻的坐椅

考古人员开启棺椁

万历皇帝的棺椁

出土文物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

整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依然色彩艳丽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皇帝的陪葬

  离开咸阳机场不久,人们就发现在高速公路的北侧,伫立着两个奇怪的大土堆。 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来说,那些让外人迷惑的土堆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两千多年前一位中国皇帝的陵墓区,叫做阳陵,两个土堆下面分别埋葬着皇帝和他的皇后。

  就在离阳陵不到40公里的地方,耸立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秦始皇陵。

  阳陵修建于西汉初年,比秦始皇陵只晚了不到一个世纪,规模上却无法和秦始皇陵相提并论。但是,经过多年的风雨剥蚀,皇帝墓的封土仍然有32米高,这样的工程在两千多年前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究竟有多少人在这里劳动过,谁也无法估计出确切的数字。但是,在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中,阳陵的主人是最著名的仁君之一。

  他的名字叫刘启,是西汉帝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位16年,死后人们尊称他为景帝,意思是他有很强的决心和意志力来推行仁义。

  1990年春天,西安市政府决定修建机场高速公路,堪定的路线就从阳陵陵区通过。考古队被首先派到工地上,进行初步的考古钻探。

  就在选定的高速公路的路基下面,果然埋藏着一些地下坑穴。

  人们发现,阳陵陵区的地下坑穴规模庞大,在最初探明的两个区域里,一共有48座。考古学家判断它们属于阳陵陵区的从葬坑。

  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诸侯和重臣,才有资格在主墓穴旁边安排从葬坑,它们一般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就属于从葬坑。

  阳陵发现的第一批从葬坑分为南北两部分,和帝陵有一定距离,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体系。

  在揭开现代耕土层不久,考古队就发现了可怕的盗洞,幸好,在地下坑穴里,还留着一些盗墓贼不感兴趣的东西。首先吸引人们的是散落在泥土里的陶俑头,旁边还凌乱地堆积着很多陶制的肢体。

  经过细心的清理、比对和修补,这些两千多岁的陶俑又一次站立在人们面前。

  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个个赤身裸体,皮肤被涂成橙红色,身上的所有器官,包括生殖器和肚脐眼,都被细致而真实地雕刻出来。奇怪的是,所有陶俑都没有双臂。

  当发掘南区20号从葬坑时,人们看到了意外的场面,在一个盗洞的底部,赫然躺着一具尸骨。他是盗墓贼,当年他曾在坑穴里把财宝递给地面上的同伴,同伴却出于贪婪,谋害了他。

  虽然经过盗掘,但这个坑穴里仍旧保留着丰富的文物,在泥土板结的中间,整齐而有序地排列着几百个武士陶俑。

  在这次出土的一些陶俑的外表上,人们发现了残留的铠甲或衣服痕迹。有了实物印证,人们终于弄清了裸体陶俑的来历。

  原来,在刚刚完工时,所有裸体陶俑的身上都穿着漂亮的衣服,而陶俑胳膊上的圆孔,是用来装木质胳膊的,胳膊可以自如地扭转运动。由于年代久远,衣服和木头都腐朽了,所以只剩下了裸露的缺胳膊的身体。在武士的队伍中,站立着一些健康美丽的女子,有的还是骑士。她们大部分长得眉清目秀,身材匀称。奇怪的是,在这些女兵中,也有几个长得特别丑陋,高耸的颧骨毁坏了面容。

  这些泥土做成的陶俑在盗墓贼的眼里,不能和璀璨夺目的金银玉器相比,因而弃之不顾。实际上,在汉代,这种裸体陶俑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代表着最高的规格。而在几千年后,它们更成了现代人心目中的无价之宝。

  陶俑永久地保留了古人的形象,使得我们至今还能直接地面对祖先,感受他们曾经的喜怒哀乐,想象他们的人生故事。

  和秦始皇的兵马俑一样,阳陵的48座从葬坑里,埋葬的大多数是武士,人们据此判定,这些从葬坑也象征着皇帝的军队。不过汉景帝的武士们要矮小得多,也没那么强壮和肃穆,虽然是武士,却看不出丝毫的紧张和凝重,整装待发的姿势更像是某种优雅的舞蹈动作。

  这一切,都和秦始皇的兵马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象征着景帝时代的安详与和平。

  就在帝陵封土堆的附近,考古队又发现了90座呈放射状分布的地下坑穴。它们也一样是主墓的附属墓葬,属于从葬坑的性质。它们距离帝陵很近,有些还重叠在封土堆下面,代表着皇宫里的机构和设施。考古学家挖掘了其中的十一座坑穴,出土了丰富的文物。

  在人们的想象中,皇宫的生活富足奢侈,应有尽有,不过,两千多年前的富有概念和现代却有很大的不同。

  92米长的13号从葬坑就是皇帝的仓库。

  偏西的一个库房里放着两辆原大的车马,彩绘的木马和彩绘的木车,装饰着镏金的铜饰品,这是供皇帝出行的豪华车马。

  再往西端,紧靠着的是一个很大的生活用品库,出土了大量的彩绘陶仓,它们高达一米多,每排30多个,一共有90多件,里面盛满了加工成面状的食品。

  13号坑里埋葬了近两千件动物陶俑,包括231件彩绘陶山羊、33头陶绵羊、456只颜色各异的陶狗和一些小乳猪,以及公鸡和母鸡。

  所有动物都雕刻得惟妙惟肖,手法简洁,线条流畅,动物中还站立着饲养动物的侍者。

  经过多年的调查挖掘,考古学家终于弄清了阳陵的基本形制。整个陵区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一到三公里。

  帝陵和后陵各自形成一座封闭式的庭院,庭院的四周筑有方形的围墙,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辟一道门,它们叫做阕门。

  如今,所有的阙门都只遗留下两个相对的土堆。清理堆积物的最大成果是复原了相当多的瓦当。瓦当是用来保护木椽头的,同时也是建筑装饰。这些瓦当上刻着流畅的云纹,模仿天上的流云。还有不少文字瓦当,上面写着“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吉祥的话。

  所有零星的考古学证据综合起来,便勾勒出了当年的阙门形象。

  考古工作完成后,人们在南阙门的遗址外面,修建了一座复原的大型建筑,试图重现汉代皇室曾经的威严。

  阳陵陵区的东部是陪葬墓区,里面埋葬着朝廷的重臣和显赫的贵族,他们像生前一样不远不近地环绕在皇帝身旁。据探测,这里起码有一万多座墓葬。考古队对部分墓葬进行了挖掘,虽然相当一部分陪葬墓已被盗墓贼破坏,但残留的文物还是为我们描述了当年贵族生活的状态。

  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人们对远去的时代有了新的认识,祖先的所思所想渐渐变得可以理解。

  在古代中国,皇帝陵墓是至高皇权的象征,一切都要按照皇帝生前享用的仪式,严格地布局和装饰。在阳陵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完整地铺展了昔日皇宫的景象。

  两千多年前,人们曾花了28年的时间修建阳陵,而在今天,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只展现了阳陵的一小部分面貌,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究竟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整地看到皇帝的地下宫殿呢?

陶制的人头

残缺不全的陶俑

考古学家发掘出了35副人类骨架

出土的刑具

汉景帝阳陵

阳陵分布

盗洞

清理陶俑

这些陶俑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

所有陶俑都没有双臂

又一个从葬坑里整齐排列着武士陶俑

这次出土的陶俑上,人们发现了残留的铠甲

在武士的队伍中站立着一些美丽的女子

在这些女兵中,也有几个长得特别丑陋,高耸的颧骨毁坏了面容

大量彩绘陶仓

出土的瓦当

兵器上铜制的装饰物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天下第一陵

  1978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主要位置以近十页的篇幅,刊登了系列介绍中国秦始皇陵的文章,文章提到:如果能破解秦始皇陵地宫的秘密,那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考古发现,这篇文章还绘制了大量的插图,把秦始皇陵地宫比喻成东方的神秘宫殿,而秦始皇陵园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王陵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这位在生前骄横跋扈、性情不定的始皇帝,在死后留下的陵墓依然扑朔迷离,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最重要、最难破解的谜团之一。

  对秦始皇陵园第一次全面的考古勘察工作始于1962年,在对陵园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考古调查与勘测后,考古人员绘制出了秦始皇陵园的第一张平面布局图。这次考察结果引起了考古界不小的轰动。

  当我们走进秦始皇陵园,所能看见的地面建筑只有这座巨大的封土岭。陵园的封土是用一层层黄土夯筑而成的,两千多年前的夯土依然细腻结实,可见当时工程的劳作之艰辛。

  历代的学者都对秦始皇陵进行过研究,最早走出书斋实地考察秦始皇陵园的是明代学者都穆,在他的考察成果《骊山记》中,忠实地记录了陵园内外城,门址的具体尺寸。他所记载的封土高度只有14余米。

  1906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得封土高度应当为76米。11年后的1917年,一位叫维克托﹒萨加伦的法国学者测得封土高度约为46米,同时他第一次提出封土的巨大外形并非完整的四棱锥体,而是有三层明显的台阶。

  袁仲一先生是早期参加兵马俑发掘的专家之一,对于封土高度的各方学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秦始皇陵整个地形象一条鱼的脊背,从不同的角度测量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数值。

  我们从史料上知道秦始皇生前的穷奢豪华,建造了覆压三百里的阿房宫等大型宫殿,死后他的陵墓一定会建成一个庞大的工程。因此建造如此巨大的封土是为了显示他始皇帝的尊威。除了显示帝王的威严气派外,古代陵墓中修建封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为了保护封土之下的地宫。

  就在我们前去拍摄的几天前,秦始皇陵考古队在封土南部的探测中,发现封土之下约十六七米处有一层厚厚的石层,最厚处竟有三、四米,这是文献资料中从来没有记载过的。

  封土岭下地层十分复杂,封土之下的结构情况还需要做大量的勘探工作才能确定,所幸的是,考古队在陵园其他地方的考古工作进展不小,我们有幸记录了考古人员发掘内城北墙的现场。

  发掘进行的第三天,我们在发掘现场已经可以看见城墙的表面,而且还可以清楚看见许多瓦砾散乱地躺在夯筑城墙的内外两侧。

  内城墙上华丽的建筑可以作为推测地宫建筑的依据。经过秦陵考古队多年的探测,在封土附近探测出一个长方形的宫墙遗迹,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米,宫墙四面均有斜坡墓道,经考证,宫墙之内就是地宫上口起掘的范围,即地宫在地面的开口面积。

  地宫是秦始皇陵墓建筑最核心的部分,是放置秦始皇棺椁和随葬器物的地方。两千多年来,由于一直深藏地下,后人对这个神秘的地宫一直缺乏直观的认识了解,构成了先秦文化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关于秦始皇陵地宫的建造及相关情况,最早的历史文献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录:“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司马迁向我们展示了地宫富丽堂皇的情景,地下有穿三泉而建的地宫,穷奢豪华的陪葬品,有以水银来表现的百川江河大海,有防止盗墓人的机关弩矢,玄宫顶部装饰天文星宿之象,地上模拟有统一后的中国疆域图,还有用鲸鱼油做成的长明灯,照亮了整个地宫,经久不息……。

  地宫的核心部分叫玄宫,是盛放秦始皇尸体的棺椁所在处,地宫的深度就是从地表至玄宫的距离,关于地宫的深度是研究者们争议最大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了地宫的深度:“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在史料《汉旧仪》一书中也有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深度的一段介绍,公元210年,即秦始皇50岁生日时,丞相李斯向他报告:我带了72万人修筑丽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连火也点不着了,凿时只听见空空的声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

  最大胆的推断还是出自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们推断地宫的深度在500-1500米之间。

  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这个数字难以置信,有一种说法推断地宫的深度至少在五十米以上。袁仲一先生根据发现的一口秦代水井,发现当时地下水位距地表深度为16米,而水井处地平面较地宫中心部位低约7米,因此他认为地宫部位的地下水位距离地表应当在23米左右。

  1976年至1986年之间,经过整整十年时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陕西咸阳凤翔县附近的秦景公陵墓。这个陵墓的发掘资料对研究秦始皇陵起到重要的作用。经勘测,秦公大墓深度为24米。

  秦始皇陵考古队最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经过探测,他们在陵墓地宫的东、南、西方向都发现了厚厚的夯土建筑,夯土建筑最深处位于陵墓的南端,达39.4米,最窄处深度在陵西为23米。考古队认为这是地宫的防水大坝。秦陵地宫南、西、东三面较高,从而推断地宫的深度将低于三十米,否则,地下水将从高处渗入地宫。

  王学理先生在研究始皇陵时探测得出地宫深度是33.18米,内容居高10米,他认为这是高精度的探测结果,应该是可信的。钻探人员曾经在地宫之上进行钻探,深至27米仍然属于当初回填的熟土。

  司马迁对地宫结构的文献记录中,惟一可验证、且已经验证的就是关于水银的记载。秦始皇陵封土中的汞异常是地宫大量存在的水银挥发造成的,其分布呈有规律的几何形,这证明了司马迁所记地宫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内容属实。

  秦始皇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目的,不单是营造恢弘的自然景观,在地宫中弥漫的汞气体,还可以使入葬的尸体和随葬品保持长久不腐烂。而汞本身是剧毒物质,一旦吸入一定浓度的汞气,即可导致死亡,因此存在于地宫中的水银还可毒死胆敢闯入的盗墓者。

  秦始皇陵直接影响了后来封建帝王陵园规划和建筑的模式,这种厚葬的习俗,历代封建帝王无不尊崇,那么建造如此大规模的工程需要花费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人力呢?

  根据《史记》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可以推断始皇陵修建的时间为38年。一位日本的研究者曾说:“修秦始皇陵用的劳力和财力都是天文数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汉旧仪》说秦始皇“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

  1979年,在秦陵封土西部1600米的赵背户村,探测出当年服役人合墓葬104座,这里的村民都知道当年发掘的情况。他们说挖出的都是堆堆白骨。

  从赵背户村出土的瓦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来自山东、河南、江苏、河北的修陵人就是当年七十二万人中的一部分。

  秦始皇陵以其宏伟的规模、大量价值连城的陪葬品而文明遐迩,秦始皇陵有没有被盗?地宫有没有被破坏呢?

  通过对地宫周围水银含量的勘测,考古人员断定地宫依然完好,地宫表面检测出的大片强汞区,成为秦陵地宫尚未被盗的有力证据,如果秦始皇陵有通往地宫的盗洞,水银早已顺盗洞挥发掉。

  《史记》中明确记载了地宫中有防盗的“机弩矢”,并且能做到“有所穿近者辄射之”,如果秦陵被盗,必然有盗墓者被机弩所伤,但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对此都没有任何记载。

  近十年来,陕西省秦俑考古队在秦陵封土周围进行了细致的钻探工作,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四周找到了若干个通往地宫的甬道,发现甬道中五花土并没有人为扰动迹象。

  考古专家的分析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或许秦始皇仍安然无恙地躺在巨大的棺椁中。

  如果有朝一日秦陵被发掘,那么,人们就会发现一座灿烂文化艺术的文物宝库,到那时,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一切谜底都将会大白于天下。

造陵图

兵马俑

兵马俑出土

地宫

凤翔秦景公大墓发掘现状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用兵马俑做封面

排水管道

平面图

秦景公大墓

秦始皇陵外观

秦始皇像

修陵组画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远去的西夏王国

  在中国西北城市银川的郊区,贺兰山脚下,一片荒芜的沙野上,奇迹般地伫立着上百个或圆或方的黄土堆,其中有些土堆的样子和古埃及的金字塔有几分相似,人们把它们叫做“东方金字塔”。

  银川是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在汉语里,银川的意思是银色的平原。

  史书记载,在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期间,西北一带有一个叫西夏的王国,首都就在银川。那时,这里耸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集市上热闹非凡。

  当地人传说,这些土堆都是西夏国王李元昊的坟墓。不管传说是否真实,神秘的土堆在很长时间里被外界遗忘,就这样袒露在大地上,直到1971年,考古人员来到这里进行考察。

  在现场,人们发现了许多刻着文字的碎片,有些是汉字,有些虽然像汉字,却没有人能读懂。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辨认出,它们是西夏国的古文字。

  仅仅凭着残存的文字,就可以肯定,这里确实是西夏国的遗址。后来,人们又在明代的史书上发现,贺兰山下埋葬着西夏国的几代国王。由此,考古学家初步断定,这里分布着的遗址就是西夏王陵。

  当西夏王陵被发现,人们充满希望,也许王陵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这个王国的往事。

  1972年夏天,勘察工作开始了。

  在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10多公里、总面积近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排列着九座大型的帝王级陵墓和两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陪葬墓。

  勘察结果表明,每座陵墓的形制大同小异,四周都筑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了一座座封闭式的庭院。

  人们考虑再三,决定试掘地表没有明显盗洞的编号为6号的陵墓。从1972年开始,挖掘工作持续了三年时间,一个深24.6米、长49米的墓道终于被清理出来。

  通向地下宫殿的道路越来越近,人们的心情开始激动了,西夏的国王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

  然而,进一步的深入却带来了深深的失望。

  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竟然只留下为数不多的物品,它们都被埋在淤土或堆土中,大概是盗墓贼不小心遗落的。

  幸好地面的文物清理得到了一些收获。

  专家据此判断,这些雕像可能也是石像生。但是由于出土的数量太少,所在的位置也不能完全确定,所以它们究竟是怎样排列的,至今仍旧是个谜。

  在地面出土的大型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尊形状特异的石刻雕塑。它们既像人,又像兽,面目狰狞,它们又是作什么用的呢?

  关于石座的用途仍然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们是用来驮石碑的。石碑上记载着国王的一生事迹,也许还有功过的评价。

  但是,所有的墓碑都已不知去向,只有大量的残片散落在墓地里。当清理7号陵时,一共出土了1775块残碑。西夏文学者李范文被指定对残片进行拼对,他认清了其中的16个字。这16个字翻译出来以后,就可以确定这个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

  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在少量的16个字中,竟然明确地找到了陵墓主人的线索。直到今天,寿陵仍然是九座西夏王陵中惟一一座可以确定墓主身份的陵墓。

  发掘成果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王陵庞大的规模足以说明,西夏国曾经拥有强大的国力和辉煌的过去

  2000年,人们开始对编号为3号的陵园进行保护性发掘。这项浩大的工程直到2003年才基本结束,清理的发掘面积超过三万平方米,出土了14万件建筑装饰构件。由于出土时大多呈碎裂状,几乎所有的构件都需要修复,经过清理、拼对、整形、填补等几道程序,人们得以看到几个世纪前党项人的作品。

  龙是华夏民族古老的图腾,后来也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所喜爱。和中原的龙相比,党项族人的龙显得凶狠而剽悍,姿态张扬,毫无拘束,显示出这个民族独特的个性。

  在西夏国统治的时期,这里是佛教的世界,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佛塔。

  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西夏人对佛教的尊崇,佛像是西夏艺术的象征。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里,保存着在内蒙古黑水城发现的一尊双头佛像,它称得上是世界佛像的精品。

  佛教融进了西夏人生活的每个方面,在西夏王陵出土的许多建筑构件实际上都跟佛教信仰有关。

  甘肃武威一带曾经是西夏王国的领地,在这里也发现了不少古王国的遗物。两百年前,就在武威这座大云寺内,一位前来游历的学者发现一块石碑上刻着一些古怪的文字,看起来很像汉字,但博学的学者却一个字都不认识。绕到石碑的背后,看到了汉字,根据上面记载的年号,学者终于弄明白,原来石碑正面是失传已久的西夏国文字。

  就在武威的西夏文石碑被发现后的一个世纪,俄罗斯的探险家柯兹洛夫又在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典籍,西夏文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学问,各国学者都试图破解它的含义。迄今为止,一共发现了六千多个西夏文单字。

  从外形上看,西夏文和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汉字小篆很相似,无数的线条叠加在一起,写起来比小篆还麻烦。西夏人肯定没有想到,正是西夏文字的繁复特性为日后的失传埋下了祸根。

  西夏文字在创立后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渐趋成熟,大量的西夏书籍出现了。它们中有一部分是用手工书写的,一部分属于雕版印刷品,还有一些却令人疑惑。

  在银川,宁夏考古所的牛达生则仔细研究了另一本西夏文佛经,他认为这本佛经是木活字的印刷品。边框的不整齐和倒字的出现,是活字印刷的最好证据。

  西夏文书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这进一步证实,活字印刷术最早出现在中国,后来通过“丝绸之路”,又逐渐流传到欧洲。

  对考古学家来说,3号陵的挖掘清理其实惊喜不多,三十年来,人们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一点点地积累关于西夏国墓葬的知识。

  通过对3号陵的研究,人们终于大致弄清了西夏国王的陵园结构,所有王陵的形制几乎完全一样。

  这种形式在古代中国的墓葬中是独特的,西夏人为什么这样设计,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与西夏人对佛教的崇敬有关。

  3号陵的墓主人是谁,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的墓葬制度,作了大胆的猜测,认为3号陵的主人就是西夏的开国英雄,李元昊。

  公元13世纪,中国北方的蒙古草原,崛起了一支无比骁勇的游牧民族——蒙古。公元1224年,蒙古人开始进攻繁华的黑水城。黑水城的军民抵抗了三个月,十万将士几乎全部战死,城市沦陷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投降。

  铁木真到死也没有看到西夏国的灭亡。公元1227年,铁木真在征讨西夏的过程中去世。这时候的西夏国也已经耗尽了气力,不久之后,西夏末代国君不得不亲自前往蒙古统帅的驻地投降。

  为了完成铁木真的遗愿,蒙古军队进入西夏国的首都后,开始了毫无节制的屠杀和破坏。文明的成果转眼间变成了废墟,更有无数无辜的西夏人被残酷杀害。

  延续了190年的西夏国灭亡。

当地人传说这些土堆都是西夏国王李元昊的坟墓

考古工作者辨认出这些是西夏古文字

内蒙古深处的古代废墟——黑水城

1908年,俄国退役军官柯兹洛夫带领的一支驼队来到内蒙古深处的黑水城。他挖到了十多箱古代文物,全部运往俄罗斯

九座陵墓

经过盗墓的地下宫殿只剩下了很少的物品

在地面出土的大型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尊形状特异的石刻雕塑

关于石座的用途仍然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们是用来驮石碑的

77号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铜牛

西夏统治时期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佛塔

佛像是西夏艺术的象征

在黑水城发现的双头佛像

这个叫海狮的动物出自佛教经典,是能搏击海浪的动物

手工书写的西夏文著作

雕版印刷的西夏文著作

 《武侯春秋》第一集:一位天才的生长经历

  公元228年冬天,蜀国丞相诸葛亮统帅十万大军出征北伐,他们包围了魏国边境上的小城陈仓。当时,陈仓的魏国守军仅有一千人左右。

  在兵力百倍于敌军的情况下,诸葛亮派人去劝降城内的守军,没想到遭到严词拒绝。

  很快,惨烈的攻城战开始了。蜀军用尽了当时所有的攻城方法,昼夜攻打二十多天,伤亡惨重,却毫无进展。最终魏国主力前来救援,蜀军只好撤退回国。

  十万大军居然攻不下一座千人守卫的小城,这是诸葛亮军事生涯中的一段真实历史。

  很显然,这与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故事大相径庭。更令人惊奇的是,《三国演义》中所有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诸如: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等等,在所有的史书中都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那么,历史上的诸葛亮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如果上述所有的传奇故事都是子虚乌有的话,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对他推崇备至呢?

  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一个令你惊奇不已、却又荡气回肠的神秘历史人物——诸葛亮。

  东汉末年,诸葛亮出生在徐州琅琊郡阳都县的一个官宦家庭。阳都是个古地名,大约在今天山东沂南县一带。

  诸葛家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但他们的祖籍并不在阳都,而且也不姓诸葛。据史料记载,诸葛先祖原本姓葛,在今天山东诸城的枳沟一带居住,大约在西汉初年迁徙到阳都。当时阳都已有葛姓家族,为了与当地的葛姓家族区别,诸葛亮的先祖就在“葛”姓前面加了一个诸城的“诸”字,以表示本家族的来历。从此以后,中国才有了“诸葛”这一姓氏。

  这是沂南县政府在县城附近为诸葛亮修建的一座雕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地就是他的故居所在地。尽管诸葛亮在沂南生活了十多年,但他的故居至今也没弄清楚在哪里。当地甚至没有一处可以确定的、诸葛家族的故居遗址。但是据学者们推测,既然诸葛亮出生在官宦家庭,一般来说,他们家应该住在阳都城里。

  汉代的阳都城在今天沂南县砖埠镇一带,现在这里建有诸葛亮的纪念馆。

  据当地考古人士初步发掘,汉代的阳都城大致位于汶河和沂河的交汇处。这一带方圆几百公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流经这里的沂河为阳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由于水量充足,灌溉方便,这里历来是山东南部的鱼米之乡。

  在河边,这段看起来像河堤的就是当年的城墙遗址,几年前,考古人士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处汉代的生活堆积层,也就是当年堆放生活垃圾的地方。从考古学上来说,这对于研究当时人们的食物结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可以想象,当时的阳都城应该是这么一个地方:城外大河奔流,灌溉着万顷良田。城内物资丰富、引得八方客商云集。这里的人们不用担心食物的匮乏,温饱有余而知书达礼。这里的孩子受秀美河川的滋润,而显得灵气十足。

  阳都城正好处在古代齐国、鲁国和楚国交界之地,齐文化的开放进取,鲁文化的注重礼仪,楚文化的浪漫与奋斗精神,都影响着这里的文人学子。自春秋以来,齐鲁之地就以儒学文化昌盛而著称。两汉时期,这里更是人才辈出。

  西汉中期,诸葛家族出了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诸葛丰。诸葛丰在汉元帝时出任司隶校尉,这是一个相当于首都警备司令的重要职务。他以执法严格、为人刚直而著称于当世。

  诸葛丰的道德风范和政治品格在他的子孙中世代传承,丰富发展,到了东汉末年,诸葛家族突然大放异彩,英豪辈出,成为三国时期显赫一时的大家族。

  这一辉煌肇始于诸葛珪和诸葛玄两兄弟。

  诸葛珪是诸葛亮的父亲,当时在离家乡不远的泰山郡任郡丞。郡丞大致相当于行署副专员这么个职务。

  诸葛玄是诸葛亮的叔叔,是一位交游广泛的名士。他既有名士的学识,也有名士的眼光,在他年轻时结交的朋友中,有两位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就是大军阀袁术和刘表。

  史书上记载:诸葛珪娶章氏为妻,生有三男两女。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钧。在大哥之后,诸葛亮还有两个姐姐。

  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年轻时重点研究儒家经典,以孝顺而闻名。后来他避乱江东而被孙权重用,并逐步升迁到东吴的最高军事职务——大将军。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更是青出于蓝,一度在吴国总揽国政、权倾朝野。

  诸葛亮的弟弟诸葛钧史书上记载甚少,只说他一直追随诸葛亮,后来当过蜀国的长水校尉。

  诸葛亮有一位堂弟,名叫诸葛诞。他在魏国出任军政要职,位极人臣。其子孙也是人中豪杰,相继在朝为官。

  由此可见,诸葛家族在这一时期,不仅仅是英才辈出,而且他们在三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中都执掌权柄。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而他们中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诸葛亮。

  诸葛亮就曾经在一所由儒学大师执教的学堂里就读,在这里,他受到了系统的儒学训练。几年后,当这位青年学子17岁的时候,他决定自立,并在离襄阳城外不远的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半耕半读。

  对此,记载三国历史最权威的史书《三国志》只有四个字。说诸葛亮“躬耕陇亩”,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至于他在何处躬耕,却只字未提。这样,它就为1000多年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埋下了伏笔。

  这是一桩名震海内外的笔墨官司。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均认为“诸葛亮的躬耕地”在自己的区域内。

  南阳的理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得很明确:“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至于具体地点,史书虽无明确记载,但大约从唐代起,当地人就在紧邻南阳城的西面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武侯祠。今天的南阳人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就在武侯祠一带。

  湖北襄阳方面则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应该在襄阳城西面的“隆中”。因为《三国志》在注释中专门引述了一本名叫《汉晋春秋》的史书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既然“隆中”当时属于南阳郡的邓县,诸葛亮说“躬耕南阳”只是泛指南阳郡,而并非在南阳城一带。所以,大约自南北朝时期,襄阳的隆中就建有武侯祠。今天这里更是湖北著名的旅游胜地。

  两地的争论至今已有几个世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旅游宣传的需要,双方的论战大幅升级,他们大量地引经据典以批驳对方,其中观点已十分复杂,归纳起来可以出版一本厚厚的书。本片在此恕不一一介绍。但有一则道光年间的故事却很有必要介绍一下。

  恭耕地的争论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妥协者。但是当年诸葛亮只可能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必须比较幽静,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可它又不能离襄阳城很远,因为那里有他新结识的朋友和同学,更重要的是,襄阳当时是荆州乃至于全国的文化中心,这里有诸葛亮需要拜见的各门派的学者和老师。因此,襄阳城外二十里的小山村“隆中”是一处理想的地方。而距离襄阳约五百里之遥的南阳显然过于遥远。另外,南阳城外的那个诸葛亮躬耕地距离古南阳城西门也仅二三里远。史书记载,在诸葛亮躬耕陇亩的那几年里,南阳城一带经常发生战争,那么这个躬耕地似乎就太不安静了。

  可能当年诸葛亮确实是在襄阳的隆中居住。今天,当我们踏访隆中时会发现,这里群山环抱,古木参天,山谷之中有良田数亩,山腰之上有古井清泉。是一处既可安心读书,又可躬耕陇亩的地方。

  那么诸葛亮在这里究竟读了一些什么书呢?这是古往今来的文人学子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换句话说,千古奇才诸葛亮的学问都是怎么来的呢?

  这时南阳武侯祠里的一组泥塑,展示的是诸葛亮与朋友们会见时的情景。史书记载,诸葛亮在荆州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谈古论今,关注社会,洞察天下大势。

  在诸葛亮四处交游的同时,他的家庭也悄悄发生着变化。

  据襄阳地区的地方志记载,诸葛亮一家从江西来到襄阳后不久,他的大姐嫁给了襄阳有名的大家族蒯家。蒯家是刘表统治荆州的重要依靠力量,这个家族的多位成员都在荆州出任要职,诸葛亮的大姐夫蒯祺后来官居太守之职。大姐出嫁以后不久,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襄阳的另外一个名门望族庞家,姐夫名叫庞山民,而庞山民的父亲就是襄阳著名的学术领袖、大师级的人物庞德公。

  这是隆中武侯祠里一幅表现诸葛亮拜师的壁画。因为亲戚关系,诸葛亮经常拜访庞德公,每次去他都恭恭敬敬地向这位长者行跪拜之礼。久而久之,庞德公就发现,这位年轻人不仅有礼貌,还有常人所没有的聪慧与涵养,从他的言谈之中能感觉到一种高逸超群的志向和清雅脱俗的品格。庞德公非常欣赏诸葛亮,于是就同意作为诸葛亮的老师,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部教授给他。

  后来,诸葛亮还认识了庞德公的好朋友、大学者司马徽。当时,学者们讲究对古代文献逐字逐句地解释和考证,搞得很复杂、很繁琐,而这些知识对于治国安邦则毫无用处。司马徽则非常注重儒家经典中的思想内涵,务求领略古人学说中的精髓。这种治学方法对诸葛亮的影响很大。史书上说他读书是“独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这决非不求甚解,相反,他很善于领会书中的实质内容,而且勤于思考、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曾经广泛地学习过诸子百家的经典。

  在名师的指点下,诸葛亮读书迈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诸葛亮结交的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名叫黄承彦。他很欣赏诸葛亮的人品和学识。有一天他突然对诸葛亮说,我有一位丑女儿,头发黄、脸上黑,不过她的才干倒是与你相配。诸葛亮听后居然同意了这门婚事。

  隆中武侯祠里有一组木版画展示了这桩著名的婚姻。这就是黄承彦的女儿,名叫“黄月英”。诸葛亮选择一位丑女为妻,不仅在当时被传为笑谈,就是到今天也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

  人们觉得很奇怪,史书上说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加之他学问又大,人品又好,简直是“钻石王老五”。中国人历来讲究“郎才女貌”“英雄美女”,当时的周瑜与小乔、吕布与貂蝉,都是传颂千古的标准姻缘,为什么诸葛亮非要娶一位丑女为妻呢?

  据传说,他们夫妇婚后的生活很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后,一直南征北战,黄月英在家里辛勤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传说这位女士还绝顶聪明,她发明了一个会磨面的木头机械人,后来,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就是在黄月英的帮助下发明的。

  尽管黄月英既聪明又贤惠,但她毕竟长得有点难看。古往今来,总有不少人替诸葛亮感到遗憾。不过,在黄月英的家乡湖北襄樊,当地人为这位才女修建的庙宇里,她可一点也不难看,当地还有关于她的动人故事。

  当地人:“黄月英小名阿娇,长得花容月貌。听说诸葛亮学识人品俱佳,就很倾慕他,于是托父亲主动提亲。她请父亲在诸葛亮面前说自己很丑,看他是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凡夫俗子。没想到诸葛亮很爽快地答应了。结婚那天,黄月英头上盖着一块红布,她想试探一下诸葛亮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去揭红盖头。没想到诸葛亮真的二话没说就揭了盖头。面对花容月貌的黄月英,诸葛亮以为弄错了。这时一脸喜气的新娘才道出了原委。据说,后来人们结婚,姑娘的红盖头就是从黄月英那儿学来的。”

  结婚后,诸葛亮突然发现岳父一家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岳父和刘表是连襟,当年,荆州首屈一指的实力派人物蔡瑁把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刘表和黄承彦。也就是说,刘表现在不仅仅是诸葛亮叔叔的好朋友,还是自己妻子的姨父,关系更进了一步。而在荆州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蔡瑁则成了诸葛亮妻子的舅舅。

  不过,有了黄承彦这层关系,诸葛亮与荆州政界和军界人士的接触就更进一步了。通过这些渠道,身居隆中的诸葛亮能够更迅速地了解时局的发展、朝廷和诸侯等各类人物的政治动向以及当时各政治集团的内幕活动等情报信息。这些情报信息对于正在密切关注时局、分析时局发展方向的诸葛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拿出的那份著名的策划案《隆中对》,就是他此前对天下形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正确分析之后而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思想。

 《武侯春秋》第二集:茅庐内外

  “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极具探索价值的历史事件。比如:明明有史书记载是诸葛亮毛遂自荐,而不是刘备“三顾茅庐”,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诸葛亮为什么不投效曹操和孙权,而惟独看中了走头无路的刘备? “坐在小车上、手摇鹅毛扇”,这是我们熟悉的、诸葛亮的标准形象,他当年真是这样的吗?据说著名的《隆中对》战略一开始就隐藏着致命的设计缺陷……

  诸葛亮从17岁起开始隐居隆中,过着一种半耕半读的生活。他一方面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一方面拜师访友、广泛地与社会接触。经过十年的艰苦磨砺,逐渐成为一名志向远大、学识渊博、关注社会、见解独到的青年才俊。《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隆中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著名宰相管仲和著名将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是,他的朋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相信,诸葛亮确实是一位天才。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宰相,在他的辅佐之下,齐桓公登上了春秋霸主的宝座。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的著名将领,他曾经率领军队一举攻下齐国70余座城池,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诸葛亮后来辅佐刘备夺占荆州、益州,建立蜀国,三分天下,其业绩决不在管仲、乐毅之下。诸葛亮早年拿自己和他们相比,除了对自己的才干充分自信以外,也表明他的一种期待。因为无论管仲还是乐毅,他们都遇到了一位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的君主。诸葛亮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幸运。

  古往今来,一直有很多人不明白,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效曹操?在政治上,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拥有政治优势。在实力上,他统一了北方,兵多将广、钱粮充足。在个人能力上,他堪称雄才大略,当时的政治家无人与他相比。特别是在对待人才方面,曹操求贤若渴,三次颁布“求贤令”,广纳天下贤才。对此,天下读书人无人不知。

  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曹操是否知道有诸葛亮这个人,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诸葛亮对曹操肯定是早有了解。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有着双重面孔的人,性格很复杂。起初,他有匡扶汉室的志向与抱负,后来他又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并最终做到了这一点。曹操在看到民众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时,他会伤心落泪,并出台政策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安定社会。但是他也会因为父亲之死而迁怒他人,大肆屠杀几十万无辜百姓。对待人才方面,他既可以连袜子也来不及穿就跑出去欢迎人才来访,也会因一些小事而翻脸无情,杀害跟随自己多年的老朋友。诸葛亮对曹操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喜欢的。这与他的政治理念有密切的关系。

  《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故事,对曹操这个人的人品有极为深刻的揭示。故事说,曹操早年四处流亡,途中路过一个朋友家,朋友准备杀一头猪来好好招待他,却被他误以为要谋害自己,而将朋友一家全部杀光。之后曹操还说出了他那句传世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个故事,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符合曹操这个人的性格。史书上历来把曹操与王莽并称,可见其人品的低下。对这种人,诸葛亮只想除之而后快,而决不可能为曹操效力。

  诸葛亮虽然不会投效曹操,但他一定考虑过孙权。孙权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不愧为一代豪杰。他据有江东,兵精而粮足。孙权爱惜人才,而且也与手下人相处得很好。另外,诸葛亮的大哥诸葛谨在孙权手下很受重用,有大哥的提携,诸葛亮在东吴应该是很有前途的。

  学者:但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奔孙权呢?史书上记载:赤壁大战前,刘备派诸葛亮去东吴说服孙权联合抗曹。当时东吴的大臣张昭想留下诸葛亮,被他婉言谢绝。后来有人问起其中的原因。诸葛亮说:“孙权当然是人中豪杰,但是我看以他的度量,他有可能会对我很好,但不会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不能留下。”这是诸葛亮已经投靠刘备以后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使孙权能对诸葛亮言听计从,他也不会背叛刘备而依附孙权。不过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在选择服务对象上的另外一些标准。

  在今天隆中的半山腰上,有一处凉亭,名叫“抱膝亭”。史书记载,由于尚未发现值得辅佐的明主,诸葛亮一直显得很茫然。每当早晨和傍晚,他都独自一人,在山林之中抱膝长啸。

  诸葛亮后来在他著名的《诫子书》中有一句千古流传的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可是,一个人胸怀雄心壮志,而又报效无门的时候,要真正做到“淡泊、宁静”是很难的。诸葛亮于夜深人静的时候“抱膝长啸”,可见他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也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普通人,而不是《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那个半人半神的超人。

  当那位读书人备感苦闷的时候,后来那个最赏识他、最可以发挥他才智的人——刘备,其实就在距离隆中不远的新野县城里,当时,他也苦闷极了。

  刘备一生也极其坎坷。大约八年前,刘备走投无路时,才跑到荆州来投靠刘表。

  刘表也没让他闲着,把他安置在抵抗曹操的最前线替自己守住大门,扮演“炮灰”的角色。此时的刘备无论是官衔还是军衔都不比刘表差。但是,在靠实力说话的年代,刘备只能寄人篱下,受人差遣。所以在当时,他一定非常窝火。

  不久之后,刘备认识了司马徽和徐庶,这两人向他极力推荐诸葛亮,并称赞诸葛亮是“卧龙”。很快,刘备就亲自去拜访一位年仅27岁、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人——诸葛亮。于是就有了千古传颂的“三顾茅庐”的故事。这一年是建安十二年。

  关于“三顾茅庐”的故事,《三国演义》写得非常精彩。在最终见到诸葛亮之前,小说作了长长的铺垫。说刘备如何带着关羽和张飞二人,如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去拜访;又如何一次二次没有见到诸葛亮而只见到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第三次去诸葛亮又如何小睡片刻而让刘、关、张三人等了老半天才见上面等等。这些编撰的故事除了渲染刘备的礼贤下士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众星拱月”般一步步推出神仙人物诸葛亮来。

  特别是小说中对隆中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一番描写,说这里:“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

  不知道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有没有到过隆中,但这番描写与隆中的景色倒是非常相似。

  另外,《三国演义》还引用了一段描写诸葛亮家内外陈设的古诗:说这里:“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挂七星。”

  这首诗是三国以后的人根据想象而写作的。作者可能认为,诸葛亮既然是一位名士,房子周围就应当种植着翠竹野花,床头必定堆放着发黄的古书,经常同猿猴与仙鹤相伴,闲来弹奏古琴,墙上挂着七星宝剑之类的东西。

  这是中国古代文人认为很雅致的生活方式。所以,那个不知名的诗人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布置在了诸葛亮的周围。

  今天隆中公园里的诸葛草庐基本上按照这个思路重建的。当年诸葛亮的家里究竟有没有猿猴、仙鹤、古琴、宝剑之类的东西呢?史书上没有记载,所以也无法断定。

  尽管《三国演义》花了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见,但在权威的历史书《三国志》中,上述内容都没有记载,关于这一段,书中只有五个字“凡三往,乃见”。

  所以后人评价《三国志》:惜墨如金、过于简略。

  见到诸葛亮之后,《三国演义》又对这位主角进行了一番外貌描述,说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除此之外,这部小说还在别的章节中提到:诸葛亮执掌刘备军队后,常常手持羽扇,坐一辆四轮小车。总之,小说对诸葛亮外貌特征的定型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有时坐一辆四轮小车。《三国演义》的这种描述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今天,我们看到的诸葛亮形象几乎都来源于此。这是诸葛后人根据上述的描写而绘制的先祖肖像。

  据学者研究,在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名师们非常盛行戴各种各样的头巾,葛巾是用葛布做的,纶巾则是一种更高级的丝织头巾。所以,说诸葛亮头戴葛巾、纶巾应该都没有错。而这种头巾可能是里面有较硬的衬底。

  羽扇是用鸟的羽毛做的扇子。东汉末年盛行于江东,除了诸葛亮之外,当时,手里整天拿着扇子的名士也不少。

  鹤氅原本是一种用白鹤等鸟的羽毛制作的、价格昂贵的外套。后来泛指那些衣袖宽大、穿着飘逸的外套。这种服饰在魏晋时期确实非常流行。

  至于四轮车,这是罗贯中的艺术加工。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在五丈原坐的小车,是一种由一匹马拉的两轮车,而不是《三国演义》中让人推着走的四轮车。

  综合起来,诸葛亮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目前故宫所藏的《南薰殿历代名臣像》中的诸葛亮画像,史学界认为其服饰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看来,我们今天见到的诸葛亮的形象,都是后人按照魏晋时期名士们流行的着装方式而推测出来的。至于说隐居隆中时的诸葛亮是否就一定是那幅打扮,也不一定。毕竟,他之所以是名士,并不是因为打扮得像名士,而是他的见解和学识。

  但是,在魏晋时期一本名叫《魏略》的历史书中,诸葛亮完全不像一个超然脱俗的名士,而被描绘成为一个能说会道的说客形象。

  《隆中对》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千古奇文。关于它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曹操和孙权都很强大,暂时不可与之竞争。荆州的刘表和四川的刘璋都缺乏执政能力,可以先后夺取这两个地方。然后,搞好内政外交。等到天下有变,就两路大军分别从荆州和四川向北进军,一举夺取天下,恢复汉室。

  可以想象,当时刘备听了之后,犹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在眉开眼笑之时,当即就决定请诸葛亮担任自己的谋士,共同实现《隆中对》中所描绘的蓝图。

  从古至今,学者们大多对《隆中对》中的精辟见解表示非常推崇。

  但是,也有学者《隆中对》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看法。

  不管今天的人们怎么评价《隆中对》,这都只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一个身居小山村里的27岁的读书人,能正确地评估各派政治势力,能审时度势地制定出一个顺应时代的战略方针,并很早就预见到后来“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史学界也有公论。

  诸葛亮的《隆中对》给穷途末路的刘备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施展才华的位置,以至于后来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没有刘备,诸葛亮可能会一直待在隆中,老死在他那个茅草屋里。至少,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诸葛亮了。所以后人对刘备的礼贤下士,是极其羡慕和推崇的。刘备本人也因为“三顾茅庐”而妇孺皆知、名垂青史,成为中国历史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模范。

  刘备当年肯定没有想过他会因为“三顾茅庐”而流芳百世,他只是很器重那位刚结识的年轻人。所以俩人整天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这样一来,跟随他多年的关羽和张飞就不高兴了。刘备对他们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有了水一样重要。听了大哥这句话,那两位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三国演义》中老把张飞描写成为一个性情暴躁,不通文墨的大老粗。其实这与历史有很大的出入。史书记载说张飞是一个富家子弟,字写得很好,平生还有一大嗜好,就是爱画美女。当然,他的武艺也很好。

  这两位虽然不再公开地发牢骚,但他们也在观察,一个小山村里的读书人究竟有多大本事呢?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跟随刘备出山后,刘备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诸葛亮,还任命他为军师。后来曹操大军南下征讨荆州,诸葛亮首次指挥刘备军队就取得“火烧博望坡”的胜利,继而又取得“火烧新野”的胜利。可惜,历史完全不是如此。

  学者:“诸葛亮出山后,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刘备任命他为军师。实际上,那时军队里也没有这样的职务。刘备驻扎新野,自己尚且寄人篱下,哪能给诸葛亮什么样的官职呢?他只是作为一个宾客,为刘备参谋军事而已。诸葛亮真正开始有职务,是在赤壁大战以后,刘备逐渐夺取了荆州的一些地盘,自己做了荆州牧以后,才任命诸葛亮做了个“军师中郎将”。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没有任何职务,不可能指挥刘备的军队,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火烧博望坡”和“火烧新野”。“

  据史书记载,即便是赤壁大战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也从未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率领过任何一支军队。这么说,可能会令他的崇拜者们感到十分扫兴、甚至有些愤怒,可是,历史就是历史,《三国演义》只是小说,不能拿它当历史书来读。诸葛亮之所以伟大,并非一开始就被委以重任,然后一帆风顺、捷报频传。恰恰相反,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从事一些并不显眼的基层工作,而且把它们做得很好,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来赢得刘备和大家的尊重,最终担负起蜀国丞相的重要职务。

 《武侯春秋》第三集:从平民到丞相

  如果有人告诉你,《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话,你千万不要和他争论,他说的的确是事实。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诸葛亮的崇敬,作为一个普通人,诸葛亮的故事比《三国演义》中更加感人。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这是他备受后人敬仰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离开隆中,随刘备到军中效力。此时,天下局势发生突变,曹操率大军南下征讨荆州,荆州的刘表恰恰在这时病逝,他的儿子刘琮随即投降了曹操。在此之前,东吴方面已派鲁肃前来荆州,想联合刘表抵抗曹操,但没想到刘表突然病逝,荆州很快投降。所以鲁肃就找到刘备,表示东吴可以和他们联合抗曹,希望刘备派人去东吴洽谈洽谈。

  当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已经是孙权手下的重要谋士,考虑到这层关系,刘备决定派诸葛亮出使东吴。这是诸葛亮接到的第一个正式的差事,能不能办好,决定着他今后在刘备集团里的地位和价值。

  诸葛亮的东吴之行确实有些戏剧性。《三国演义》对此有浓墨重彩的描述。家喻户晓的故事是:智激周瑜、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等等。这些故事和后来的七擒孟获、空城计等,都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章节。诸葛亮之所以后来被中国民间当成智慧的化身来崇拜,与这些故事的广泛流传是有直接关系的。遗憾的是,这些故事在历史上大多未曾发生过。虽然它令古往今来的读者们如痴如醉。

  先说东吴的鹰派人物周瑜。《三国演义》中,周瑜被描写成一个心胸狭窄、妒贤忌能的人。他老想除掉诸葛亮,却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最后被气得吐血身亡,到死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历史上周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史书上记载,说他性情开朗、为人宽容。他还精通音乐,当地有“曲有误,周郎顾”的赞语,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演奏音乐时曲调不对,周瑜就会前来热心指点。可见他很平易近人。

  赤壁大战前,周瑜已是一位34岁、担任东吴三军统帅的重量级人物,他怎么会容不下一个比他小七岁、没有任何职务的诸葛亮呢?当然,诸葛亮也绝不会冒冒失失地去激将周瑜。周瑜是主战派,根本用不着诸葛亮激将。

  再说舌战群儒。在《三国演义》中,这场精彩的争论充分展示了诸葛亮的名士风采,很有助于拔高他的形象。相比之下,东吴的一班谋士们则显得很小儿科。当时,东吴的确有一些大臣害怕曹操,主张投降。但诸葛亮那时只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小伙子,东吴的大臣们绝不会凑在一起跟一个无名小子争得面红耳赤。而且诸葛亮来东吴是为了联合抗曹,而不是来和一大群人斗嘴皮子的。

  诸葛亮到东吴之后,见到了孙权。孙权觉得荆州已经投降,而刘备实力又很弱,所以他对打赢这场抵抗战争没有把握。加上一些人不断地劝他投降,孙权正在犹豫之中。当然,诸葛亮也没有把握打赢这一仗。但是他必须说服东吴下定决心、抗击曹操。不然,以刘备一家的力量,更没有打赢的把握。于是,诸葛亮就琢磨着如何说服孙权。

  学者:“诸葛亮的方法很独特。他首先劝孙权拿定主意,要么抵抗,要么投降算了。孙权很奇怪,他问,那刘备为什么不投降。诸葛亮说,刘备是皇室后裔,英雄盖世,众望所归,他怎么会投降呢?孙劝一听就激动起来,说,我东吴有一大片土地和十万军队,我怎么就该投降呢?我只不过觉得曹操军队太过于强大,担心打不赢而已。诸葛亮于是就分析说,曹操大军从北方而来,不熟悉水战。加上长途奔袭,十分疲劳,战斗力也不强。另外曹操统治下的荆州军民对曹操也不服,这都会影响曹军的士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只要联合对他进行狠狠地打击,曹操就一定会失败逃回北方。”

  诸葛亮的一番话至少让孙权想起自己也是个英雄,不能随随便便就投降。后来在周瑜等主战派的极力劝说下,孙权决定坚决抵抗。

  说服孙权抗曹的目的达到后,诸葛亮并没有继续留在东吴帮他们“草船借箭”和“借东风”,也没有和周瑜结下任何的怨仇,而是直接回到荆州。

  建安十三年冬天,曹军在今天湖北长江南岸一个名叫赤壁的地方与东吴水军初次交锋,遭到了挫败。原因主要是东吴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些战舰已经非常先进,足以令今天的人们大开眼界。

  遗憾的是,史书对于记载这些东西太不感兴趣。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从宋代的军事著作中大致推断出东吴战舰的大概面貌。

  曹操与东吴水军初次交锋遭遇到挫败之后,他就把军队和战船全部转移到长江北岸一个名叫乌林的地方。如今这里还叫乌林镇,属今天湖北省的洪湖市。它的附近就是著名的洪湖。没过多久,周瑜找准了一个刮东南风的日子,让黄盖以投降的名义突然进攻曹操在乌林的战舰。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火烧赤壁”。实际上,如果按地点命名的话,这场著名的战役应该叫:火烧乌林。

  赤壁大战后,曹操逃回北方,孙刘联军攻占了荆州大部分地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安排“关羽华荣道上捉曹操”和后来“智取江陵”的故事在历史上均未发生过。当时,刘备攻取了荆州长江南部的零陵、武陵、长沙和桂阳四个郡。江南四郡包括今天湖南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和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东吴占据了江夏郡和南郡,这是荆州最精华的地区。曹操占据了南阳郡和襄阳郡,战略位置最重要。

  夺得江南四郡之后,刘备任命自己为荆州牧,也就是荆州的军政首脑。此时的他可能很有成就感,同时,他也发现诸葛亮的《隆中对》确实很有预见性,加上这位年轻人成功地出使东吴,于是,就任命了诸葛亮第一个正式的职务——军师中郎将。这是一个界于将军与校尉之间、大致相当于参谋长的职务。当时校尉相当于今天的校级军官,在它之下还有相当于尉级军官的都尉,而中朗将的军衔则有点类似于今天美国军队中的准将。

  但是刘备没有让诸葛亮继续参谋军事,而是派他去刚占领的江南四郡征集税收、调运军粮。相当于今天税务总局和粮食总局的局长。而江南四郡中每一个郡的军政首脑、也就是太守一职,刘备都另有人选。而《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出山就被刘备委以重任,指挥大军火烧新野、赤壁大战、智取江陵,创造了辉煌业绩。因此,古往今来,一直有人认为,在历史上,刘备没有重用诸葛亮。

  其实刘备还是很重用诸葛亮的。我们可以拿东吴方面的人才和诸葛亮的提拔速度作一个比较。赤壁大战前,诸葛亮什么职务也没有。而东吴的重要谋士鲁肃是“赞军校尉”,东吴的军队统帅周瑜是“建威中郎将”。赤壁大战后,诸葛亮马上越过都尉、校尉这两级,直接被刘备提拔为“军师中郎将”,与大战前东吴的统帅周瑜的军衔相当。而大战之后,功劳最大的周瑜,只是被孙权稍微提拔了一下,作了“偏将军”,比“中郎将”稍高一点,而鲁肃则没有升职。只是在几年后他镇守荆州时,才被提拔做了“奋武校尉”。还是比诸葛亮的“军师中郎将”低一些。

  诸葛亮在江南待了大约两年,其办公地点在临烝,就是今天湖南衡阳一带。他在这段时间是怎么工作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工作历练,给他后来担任丞相、治理蜀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几年后,刘备实力进一步扩张,首先他从孙权手中借得了荆州的南郡,后来,他又攻取了成都,占领了包括今天四川和重庆的全部,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的广大地区。初步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州、益州”的战略构想。这一年,诸葛亮的职务由军师中郎将提升为军师将军,兼刘备左将军府总管。此后,刘备在外领兵打仗,诸葛亮坐镇后方,备办后勤、处理政务。

  刘备获得益州后,继续向北发展,从曹操手中夺取了陕西汉中。同时,关羽在荆州也积极配合,猛攻襄阳,一时间威震华夏。但孙权却趁机攻打关羽的后方,致使这位将军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死于非命。荆州从此失去。

  建安二十五年六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史上称之为“蜀汉”或简称“蜀”。

  刘备称帝后,给部下一一加官晋爵。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其官衔的全称是“大汉丞相、录尚书事、假节”。意思就是:汉朝丞相,代为皇帝审阅和批复奏章,被授权在必要时以天子的名义指挥全国军队、任命百官。

  这一年诸葛亮40岁。

  我们可以猜想,在被任命为丞相的那天晚上,诸葛亮可能彻夜难眠。毕竟,一个很早就失去父母的孤儿,一个身处战乱年代的读书人,能有这样的成就,谁都会心潮起伏,难以入眠。

  关羽死后,刘备发兵攻打东吴,结果在夷陵、也就是今天湖北宜昌一带被打得大败。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连营”的故事。

  这年夏天,刘备退回白帝城后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他请求诸葛亮辅佐自己不到七岁的儿子刘禅、也就是阿斗继承帝位。刘备还对诸葛亮说,刘禅,你能辅佐就辅佐。实在不行,你可以取而代之。诸葛亮听后痛哭流涕地说:我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后主,至死方休。

  这就是名垂千古的“刘备托孤”的故事。后世的人们都赞叹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真挚友谊。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特别追求“相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特别是那些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在宦海沉浮之中,他们就格外羡慕这种肝胆相照、鱼水情深的君臣关系。

  刘备死后,刘禅即位,改年号为“建兴”。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把国家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他来处理。

  关于后主刘禅,历史对他的评价确实不高。民间也有“扶不起的阿斗”这种说法。一直以来,人们总是替诸葛亮感到遗憾,认为他辅佐的是一位昏君,这肯定不利于诸葛亮才智的充分发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从刘备“三顾茅庐”到他去世这十多年时间里,诸葛亮一直是个幕后人物。除了坐镇后方、备办粮草之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他几乎很少参与。刘备去世后,刘禅昏庸无能,诸葛亮总揽国政。实际上,这种局面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全面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试想一下,如果刘禅像后来的康熙皇帝一样,年纪轻轻就急着要亲政,怎么会有诸葛亮大放光彩的机会呢?所以,诸葛亮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是从刘备去世后开始的。

  如何解决眼前的危机呢?诸葛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补与东吴的外交关系。

  在刘备东征之前,诸葛亮或许也认为,荆州可以重新夺回。夷陵之战后,他清醒了,《隆中对》战略存在着先天的设计缺陷。荆州虽然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但它与益州之间隔着长江三峡,荆州一旦被攻击,益州很难及时地调兵增援。而周围的魏国和东吴则就容易进入,加上荆州的平原地形,所以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攻击而很难防守的地方。

  这一年,蜀国的外交特使来到了东吴。其实,东吴非常清楚,与强大的魏国不可能维持真正的同盟关系,他们也研究过与蜀国联合的可行性。孙权见蜀国很有诚意地放弃了荆州,于是就决定与魏国断绝关系,而与蜀国结成同盟。

  建兴七年,也就是公元229年,蜀国和吴国签订了同盟条约。这是《三国演义》没有提到而又十分有趣的一个外交条约。

  在条约中两国约定今后要相互支持,共同讨伐曹魏。把魏国的土地夺过来,分给吴蜀两国。

  蜀国的外部环境改善后,诸葛亮开始着手国内事务。

  他首先派军队平定了南方的叛乱。这就是著名的“七擒孟获”的故事。

  随后,诸葛亮开始致力于发展经济。他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社会得以安定。

  成都有一个很美丽的别称叫“锦官城”。据史学家考证,这与诸葛亮有关。三国时期,蜀国、尤其是成都的丝织业最为发达。这里出产一种灿若云霞的丝绸产品,人们把它叫做“蜀锦”,而管理织锦业的官员就叫做“锦官”,所以成都就叫“锦官城”。当时,东吴所属的江浙一带还没有织锦业,魏国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出产,且质量完全不足以与蜀锦相比。所以,蜀锦就成为蜀国重要的出口商品,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诸葛亮最值得今天的人们敬仰的,是他的廉洁。他生活非常节俭,甚至到了清心寡欲的地步。史书记载,说他全部的财产就是: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他和家人甚至没有多余的衣服。诸葛亮不但自己生活俭朴,还非常反感官员们贪图享受。前面我们提到,刘备打下成都后大肆赏赐部下,居然把仓库中的财物赏得精光。可以想象,当时诸葛亮应该是很不赞成这种做法,只是不太好说而已。

  在诸葛亮执政期间,他大力倡导朴素廉洁的执政作风,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廉洁奉公的官员担任政府重要职务,再加上严格的执法环境,久而久之,蜀国各级政府上行下效,勤政廉政之风蔚然形成。后来,又经过十多年的倡导和坚持,官员们大多数都能主动做到廉洁自律,其清廉的执政风气为中国历史上少有。

  在刘备去世后的这几年里,诸葛亮力挽狂澜,殚精竭虑,终于使蜀国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史学家们虽然对于诸葛亮后来的北伐,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但对于他治理蜀国所取得的成就,公认的说法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这正是他备受后人敬仰的最重要的原因。

 《武侯春秋》第四集:南方森林中的迷雾

  “七擒孟获”是人们熟知的三国故事,它集中展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并为后世的人们处理民族问题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范例。

  但是,翻遍《三国志》这本权威的历史著作,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孟获、更没有关于“七擒孟获”的记载。另外,史学家们也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孟获”呢?让我们来探索这桩神秘的历史悬案。

  刘备东征失败后,蜀国元气大伤。东吴和魏国结成战略同盟在边境上虎视眈眈。在这种形势下,蜀国的南方各地纷纷叛乱,并与东吴相互勾结,准备里应外合将新生的蜀汉政权一举推翻。此时,诸葛亮首次执掌政权,加上刘备刚刚去世,不宜兴师动众。所以一时间,南方各地的叛乱浪潮更加猖獗,蜀国局势动荡,风雨飘摇。

  东汉末年,中央政府在益州南部设立了四个郡:四川南部的越巂郡、云南中部的益州郡、云南西部的永昌郡和贵州西部的牂柯郡。这些地方统称益州的南中地区。在当时,这里是一块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尚待开发的蛮荒之地。

  刘备占领益州后,一直忙于和曹操、孙权争夺地盘,无暇顾及新占领的南中地区,致使蜀汉政权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所以在刘备东征失败,蜀国元气大伤的时候。越巂郡少数民族首领高定就乘机发动叛乱,并自称为王。益州郡的豪强地主雍闿也随之叛乱,他杀了益州太守之后,又在东吴的唆使下攻打永昌郡,但是遭到坚决抵抗。随着越巂郡和益州郡的反叛,牂柯郡太守朱褒也趁机反叛。这些叛乱势力相互勾结,使蜀国的除永昌郡以外的其他三个郡几乎全部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

  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率军南下平定叛乱。

  平叛大军分为三路一起进发。

  东路由马忠率领,由今天四川的宜宾出发进攻贵州西部牂柯郡的朱褒。东路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打败朱褒,大获全胜。

  中路军由李恢率领,进攻云南中部的益州郡。中路军在进军到今天云南宜良县一带的时候,被当地军队团团包围。李恢用诈兵之计使对方稍有放松的时候突然进攻,反败为胜,直抵今天昆明的滇池湖畔。

  西路军由诸葛亮亲自率领,他要对付的是越巂郡的少数民族首领高定和从益州郡前来增援的豪强地主雍闿这两人的联军部队。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关他平定南中的记载出奇地少,总共12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另外,《三国志》在其他章节中也有关于南征的零星记载,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记载中都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这令后世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大为伤神。

  有人就此认为,历史上可能根本就没有“孟获”其人,如果历史上真有“七擒孟获”这种战争史上罕见的成功战例的话,《三国志》上怎么会毫无记载呢?

  然而,史学界对《三国志》也有一个公认的看法,认为这本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漏掉过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另外,与《三国志》几乎同时代的历史著作《汉晋春秋》不仅提到了“孟获”,还说诸葛亮对“孟获”是“七擒七纵”,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七擒孟获”。

  同时,写作时间稍晚一点点的著名历史地理著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也都提到了“七擒孟获”,所以,史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孟获”这个人历史上应该是有的。

  史书记载,诸葛亮的西路军从成都出发后,沿岷江水路到达今天四川的宜宾,然后在沿长江逆流而上,在今天四川西昌一带与叛军激战。战斗中,高定被杀,雍闿被高定的部下杀死。剩下来的叛军部队归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指挥。孟获孤掌难鸣,只好率领军队向南逃窜。

  据《三迤随笔》记载,诸葛亮当时率领的西路军从成都出发后,沿岷江到今天四川的乐山之后没有去宜宾,而是逆大渡河而上,经过峨边,然后大致沿着今天成昆铁路的线路攻打到西昌、也就是当时的越巂郡。在这里打败高定和雍闿之后,继续南下,经今天四川的德昌、盐源,在这里诸葛亮与孟获初次大战擒住孟获,然后又放了他。接着,诸葛亮又追到今天云南的永胜县,抓住孟获后又放掉他。后来,诸葛亮在永胜县的金江镇渡过金沙江,在今天云南大理地区的赤石崖、佛光寨、点苍山、洱海等地多次捉住孟获又放掉他,总计“七擒七纵”。

  或许,写作于明代的这本书其历史真实性值得怀疑,但与《三国志》同时代的史书《汉晋春秋》也记载,诸葛亮在整个战争中对孟获“七擒七纵”,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说法“七擒孟获”,最终令他彻底折服,并表示永远不再与朝廷为敌。从此以后,南中在蜀汉时期一直没有再次反叛。

  对此,史学界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七擒孟获”呢?让我们对历史作一番大胆的推测吧!

  首先,“七擒孟获”有一个前提,就是诸葛亮可以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多次打败孟获的少数民族军队。那么蜀军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在当时,与南中落后的少数民族军队相比,蜀军不仅有一套先进的战略战术理论,还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方式。蜀军拥有铁制的短兵器,如:刀、剑、长矛等等,还有弩这种远程杀伤武器。而孟获的少数民族军队呢?他们以青铜武器为主,与铁制兵器相比,青铜武器不够锋利,也容易折断。另外,他们还使用着竹子制作的长矛。在远程武器方面,他们虽然大量地使用弓箭,但威力远远不如蜀军的弩。

  所以,在野战中,孟获的军队处于绝对的劣势。

  另外,诸葛亮在战争中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步兵阵法。这里是云南鹤庆县的一处岩溶山区,这里怪石林立,地形复杂,当地人称之为“小石林”。传说,当年诸葛亮利用这里的地形布下迷魂阵,诱使孟获深入其中、迷失方向最终被诸葛亮活捉。而这一地点正好就在《三迤随笔》中提到诸葛亮进军的路线上。

  与此同时,蜀军在攻防战中也掌握着主动。他们有攻城用的云梯、冲车等装备,还掌握着了当时刚刚发明不久的抛石机等威力巨大的攻城武器技术。《三迤随笔》中记载的蜀军从西昌一直攻打到大理、先后七次抓住孟获又放掉他的所谓“七擒七纵”,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一开始就轻松地攻下了孟获的城寨,孟获往南后撤到另一处城寨,又被蜀军攻克,孟获再次南撤,蜀军再次攻克,如此这般,蜀军先后攻下他七处城寨,一直达到今天的大理附近,逼使他走徒无路而最终投降。

  那么诸葛亮为何非要采取“攻心”战略呢?毕竟,多次的捉与放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必定会有更大的伤亡作为代价。

  史书记载,诸葛亮当年只率领大约两三万军队南下平定叛乱,而不是像《三国演义》中说的那样有五十万军队。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在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由于后勤运输和后勤保障方面的时代局限性,出动五十万大军也极其困难。更不用说蜀国的南方地势险峻,江河纵横,往来交通极为不便。在那种道路上,要保障两三万军队的后勤供应也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五十万大军。

  实际上,“攻心”战略既是诸葛亮的既定政策,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为蜀军尽管在野战和攻坚战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并占据了主要的城寨。但是,诸葛亮一定会发现,即使蜀军打垮孟获的主力,甚至杀了他,但是南中的叛乱不会因此而结束,孟获死后一定会有新的叛乱首领出现,所以蜀军必须留在当地继续征讨,而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必将陷入无休无止的游击战之中。

  与此同时,身处南中腹地的蜀军还面临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比如说诸葛亮渡过泸水的时候,小说中写道:士兵渡河途中纷纷倒下,吐血而死。诸葛亮赶紧请教当地人,原来:白天天气炎热,河面上毒气聚集,此时渡河必定中毒。要渡河必须等到晚上水凉的时候才行。这种描写曾经令中原一带的读者大为震惊,更加觉得云南的确是恐怖蛮荒之地。

  《三国演义》中还说南中地区有一种哑泉,人喝了之后就不能说话。后来诸葛亮请教当地人,喝了一种名叫“安乐泉”的水,哑巴了的士兵才重新能够说话。后来,诸葛亮又在当地人的指导下,采摘了一种名叫“薤叶芸香”的草药,服了这种草药之后,士兵们就能抵御各种疾病。这些描写不仅令普通的读者感到很神奇,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研究。

  我们在拍摄本片时,在云南保山一带发现了一处所谓的哑泉。可惜它现在已被附近的公路截断了泉脉,不再有泉水流出。镜头中的泉水只是下雨之后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

  不过,据当地人讲,过去确实有人喝了这里的泉水之后成了哑巴的。所以就有了这块警示碑。

  总之,蜀军的确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顺利地攻下孟获多出战略要地,但随后就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潭之中,进退两难。而南中茫茫的大森林也令他们水土不服,难以长久地驻扎下去。这令人联想起美军在越南的遭遇。

  所以,诸葛亮必须想办法尽快结束这种可怕的游击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安抚的方式迫使孟获彻底臣服,然后利用他的号召力来结束南中各地的游击战。

  这就是诸葛亮“攻心”战略很现实的历史背景。

  或许,此时的孟获也面临着同样的考虑。蜀军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照此下去,孟获别说继续维持在南中的统治,可能连最后的地盘也会丢失。所以,要想继续在南中为王,就必须与蜀军讲和。

  这样,妥协的时机就成熟了,南中就此可能出现了和平的曙光。

  总之,军事打击是“攻心”战略的基础和前提,不向孟获展示蜀军的强大威力不足以让他彻底臣服。但“攻心”战略是保持南中长治久安最有效的办法。另外,诸葛亮在平叛途中,应该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这对赢得当地人的好感可能会有很大的作用。今天,西南各少数民族大量流传的、诸如“诸葛亮爱民如子、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的动人传说就是一个明证。

  公元225年秋天,南征的三路大军在今天昆明的滇池一带会师,班师回朝。整个平叛行动只用了半年时间。

  由于史书上关于诸葛亮南征的记载过于简略,这位蜀国丞相南征时最远到过一些什么地方就成为了历史悬案。如果按照“滇东说”的说法,他最远就到过今天的昆明一带。如果按照“滇西说”的说法,诸葛亮最远应该到过今天的大理一带。但如果按照各地的诸葛亮遗址来看,他当年最远应该到达了今天云南的怒江一带。因为这里有传说中的诸葛营寨和哑泉。当然,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说诸葛亮最远曾抵达今天缅甸的中部城市曼德勒一带。

  据说在蜀军班师回朝渡过泸水的时候,依照惯例,他们必须用一些被称为蛮夷的当地人的首级来祭奠阵亡的将士,但是诸葛亮不忍心再开杀戒。于是,就用面粉做成人头的样子,来祭奠亡灵。后来,这些面粉作成的蛮夷人头就叫做“馒头”。诸葛亮这种慈悲为怀的做法赢得了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广泛尊重。这个传说被记载在一本名叫《事物纪原》的宋代著作中。

  然而,诸葛亮的“攻心”战略并没有就此结束。

  学者:孟获投降后,诸葛亮任命他新的官职,后来又把他调到朝廷里任职,官至御史中丞,专门负责对各地官员的检查与监督,使孟获为朝廷所用。同时,诸葛亮还把很多参加叛乱的豪强地主势力迁往成都居住,而对支持政府平定叛乱的地方政治势力加以扶持,使他们成为稳定南中的重要力量。

  尽管如此,诸葛亮认为,平定叛乱和由此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想长治久安,他还必须帮助南中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

  诸葛亮治理南中的经验为后世的政治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一位清代的官员曾经这样总结道:对待民族问题,如果能够像诸葛亮那样“攻心为上”,那么一切烦恼尽可自行消除,战争从来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对于国家出现的动乱,政治家一定要保持清醒,就像诸葛亮对待南中各派势力一样,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否则,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导致局面失控。今后治理四川应当以此为借鉴。这段话被那位官员写成了一幅著名的对联。上联写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写着: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武侯春秋》第五集:北伐中的特种作战

  在人们的心目中,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他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完全就是智慧和胜利的化身。所以后来人们常把聪明人称之为“小诸葛”。但是史书却记载,出奇制胜的谋略恰恰是诸葛亮短处,他所擅长的是训练军队。他曾经训练了一支神秘的特种作战部队,这支部队装备着一种可以连续发射毒箭的怪异武器,常使用各种高深莫测的阵法,非常厉害。当年跟随马谡防守街亭的就是这样一支部队。

  诸葛亮北伐,总是出兵遥远的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而从未直接向魏国的首都洛阳一带进攻。古往今来,一直有人对此感到很奇怪。

  自古以来,甘肃一带就是重要的粮食和战马的产地。这里的民众多为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出兵占据陇右,不仅道路相对平坦,还能得到当地的粮食和对蜀国来说十分宝贵的战马,加上当地的民众作为兵源,蜀国的国力就会得到空前提高。攻取整个陇右之后,再拿下关中,一点一点地蚕食魏国的地盘,增强自己的实力,为最终夺取中原奠定坚实的基础。应该说,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是很有见地的。是在充分考虑到蜀国与魏国差距悬殊的国力之后制定的这一战略。

  蜀国和魏国的国力相差多少呢?当时,魏国占据着整个北方,约有十一个州。蜀国只有一个州。魏国的华北平原、黄淮平原和关中平原幅员广大,物产十分丰富。相比之下,蜀国只有成都平原这一个较大的农耕区。其物产远远不能和魏国相比。魏国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约三四十万军队。蜀国刚刚一百万人口,最多也只有十四万军队。在政治方面,诸葛亮虽然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但魏文帝曹丕也非等闲之辈,他手下还有一批能干的政治家,如司马懿等。也有一批久经战火考验的著名战将,如张颌等人。而蜀国在兵败夷陵之后,猛将尽失。民间早就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说法。

  诸葛亮为何执意要北伐呢?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北伐曹魏、兴复汉室”是诸葛亮和刘备毕生为之努力的政治理想,尽管时机并未成熟,但是为了这个理想,为了把刘备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诸葛亮在自己人生的最后岁月毅然北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另一种观点认为:蜀国国力弱小,与其毫无作为、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北伐,把进攻当成一种积极的防守,以换取战略上的主动,从而延缓蜀国的灭亡。所以,在时机未成熟的情况下北伐,只是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策略。

  公元226年,魏国出现了有利于诸葛亮北伐的局势变化。这一年,曹丕去世,曹睿即位。新旧交替之际魏国的大臣之间相互猜疑。第二年,魏国有些地方发动叛乱。诸葛亮认为,北伐的时机到来了。

  公元228年春天,诸葛亮的北伐大军由汉中出发分两路出击,一路由赵云指挥少量军队由斜谷北上,扬言要攻取魏国在关中的重要后勤基地眉县。诸葛亮的主力则向西攻入陇右。当蜀军到达陇右时,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一起背叛魏国归顺蜀国。致使蜀军迅速占领包括祁山在内的陇右大片地区,并马上攻打陇西郡和上邽。

  祁山位于今天甘肃礼县的东北,这里有一个高出周围几十米的小山头,名叫“祁山堡”。由于它地处陇右的中心地带,可同时兼顾周围各郡,所以当时魏国就把这个视野开阔的小山头建成了一个军事要塞。

  蜀军到来后,魏国马上派大将曹真率军抵御赵云。魏国名将张颌则率五万骑兵昼夜兼程,准备突破街亭,援救陇西和上邽。

  当时,诸葛亮在陇右的兵力约十万左右,几乎把蜀国全国的兵力都用上了。蜀军的主力被分散在几个战略要地:一部分攻打西面的陇西郡,一部分攻打东面的上邽城。还有一部分兵力要防守新占领的天水、南安和武都三个郡。另外,诸葛亮还需要一支部队坐镇西县,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应付各个战场出现的不测。

  那么,还有多少部队可以派往街亭阻挡张颌大军呢?

  当时诸葛亮一定为此而苦恼不已。因为街亭太重要了,它不仅是张颌大军的必经之地,更关系到整个北伐的成败。守住它,蜀军就可以集中兵力攻下陇西和上邽,然后回过头来消灭街亭的张颌军队。但是,蜀军在陇西和上邽投入了重兵昼夜攻城,却久攻不下,无法向街亭派出足够多的部队。街亭极有可能因为兵力不足而失守。然而,进攻陇西和上邽的蜀军又不能停止攻击而北上堵截张颌。如此一来,这两地的魏国守军将倾城而出阻断蜀军的后路,然后南北夹击,蜀军必将全线崩溃。所以诸葛亮只能尽量从其他战场多抽调一些兵力派往街亭。他希望街亭的守军至少能把张颌挡住十多天,在这段时间内,他好集中兵力尽快拿下陇西和上邽。

  《三国演义》说诸葛亮派往街亭的部队有十万人之众,实际上它最多也就一两万人左右。这已经是蜀军的极限。

  由于南方缺乏马匹,蜀军以步兵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骑兵。

  而魏国则有一支强大的骑兵。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特点是机动性强,冲击力大。相比之下,步兵显得不堪一击。

  那么,步兵应该如何对付强大的骑兵呢?

  诸葛亮首先采用了一种令骑兵很恐惧的武器“弩”。

  弩是在弓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比弓更加坚韧有力。野战中使用的弩需要一位武士用脚踩着才能将弩拉开。它的有效射程在两三百米左右。同时,它还配备了瞄准器,精确度很高。

  弩的强大杀伤力和远距离的射程,使它成为步兵对付骑兵的有效武器。而大量的弩兵集中使用时,对于射杀骑兵尤其有效。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打败匈奴,除了有一支强大的骑兵之外,弩的大量使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诸葛亮没有足够的马匹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因此,他组建了一支以步兵为主的多兵种合成部队。

  在作战中,蜀军装备了一种战车,名叫“偏箱车”。这种战车两侧又可以拆卸的大型挡板,平时用于运输粮草辎重。一旦敌人骑兵前来攻击,他们就迅速将这些战车环绕在部队周围,形成密集的车阵。然后在车阵外围大量抛洒“扎马钉”。

  扎马钉由金属制成,四个角,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只要落在地上,它总有一个角朝上。

  部署完扎马钉后,蜀军的步兵手持长矛蹲在每两部战车的空隙处严密守卫,而弩兵则站在他们背后拉开弩等待敌人骑兵的到来。

  当敌人骑兵距离蜀军二三百米、进入弩的射程范围时,弩兵就开始第一轮的密集射击。一般他们只向战马射击,因为战马目标大,精确度高。从第一波射击到敌人骑兵跑到跟前,弩兵可以进行三轮的射击。这样剩下来的敌人骑兵就不多了。

  而车阵的作用就是,它可以挡住大部分敌人射来的弓箭。假如敌方剩余的骑兵冲到跟前,它还可以抵挡战马的冲击,保护车阵里的步兵。

  诸葛亮派往街亭的就是这种部队,它由著名的马谡将军指挥。他正是因为丢失街亭而名扬天下。

  著名的街亭在哪里呢?古往今来有七八种说法。但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甘肃秦安县的陇城乡。这里群山连绵,陇右通往关中的一条大道蜿蜒其中,街亭就是扼守在这条大道上的重要关隘。

  今天的人们在俯瞰它四周地形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奇怪,因为街亭所在的山谷平坦而宽阔,这样的地形一路上比比皆是,根本无险可守。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惊讶地发现,这里其实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形条件。

  街亭建在一个台地之上,与城外有着一段自然形成的、高约七八米的落差,这一落差形成的断层几乎横亘在整个山谷之中。当年它两侧的山上林木繁茂,张和的五万骑兵和它所携带的粮草辎重只能从街亭所在的山谷通过。按照诸葛亮的安排,马谡只要将那一两万弓弩兵部署在高高的城墙上,就能有效地阻击张和的骑兵。所以,派一两万人防守街亭应该是足够了。

  但是,马谡却自作主张。他把军队驻扎在附近的一座山上。这样一来,山上蜀军的弩兵就射击不到大道上魏国的骑兵,魏军既可绕开蜀军直接从大道上继续前进,也可以将蜀军包围起来,围而不攻,通过断绝蜀军取水之地而使他们不战自乱。马谡的做法等于放弃了蜀军的防御优势,后来果真断送了街亭。

  马谡为何如此呢?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三国演义》中说,马谡认为,把部队驻扎在山上可以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如果敌人断绝他的水源,士兵们正好可以破釜沉舟,拼死杀敌。

  这番解释固然体现了马谡的书呆子气。但是,马谡毕竟熟读兵书,他一定知道,驻守街亭肯定比驻扎在山上更具有防御上的优势。为何他非要舍弃街亭呢?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推测:

  首先,街亭古城由于水土流失和年久失修等原因,那条自然而成的城墙可能出现了多处的塌方、裂缝,或者被水流冲开了一些缺口,需要时间和动用大量的人力紧急修补,否则,敌人将很容易从这些地方突破蜀军的防御。

  但是,很可能马谡的部队到达后不久,张和的骑兵就随即抵达。蜀军没有时间继续修补那些漏洞,只能够马上撤离,转移到附近的山上驻扎。因为山上可能会比较利于隐蔽和防守,马谡可能想在敌人途径此地时让蜀军突然从山上冲下去,一举将敌人击溃。至少也可以通过不断地袭击来拖住敌人,为诸葛亮赢得时间。

  但是张和的骑兵马上将蜀军团团围住,并且趁机将蜀军的水道断绝。由于马谡是文官,战场经历太少,在被敌人精锐部队包围、且断绝水源的情况下,惊惶失措。主帅一乱,部队自然失去了控制,很快就被敌人击溃。

  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快速进入陇右地区,致使进攻陇西和上邽的蜀军部队赶紧撤退。诸葛亮也只好与他们一起,把他驻扎在西县的大本营紧急撤回汉中,首次北伐就此结束。

  《三国演义》中说,蜀军撤退时,西县只是空城一座。为了瞒过司马懿的几十万大军,诸葛亮在城楼上焚香抚琴,上演了一出“空城计”的好戏。从此以后,“空城计”成为诸葛亮绝顶智慧的代名词。

  然而,史学家的一番话可能会令崇拜诸葛亮的人士大为伤心。

  学者:诸葛亮从没有摆过“空城计”。“空城计”只是《三国演义》编造的故事。当时指挥魏军的也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颌。张颌攻下街亭后,准备马上去解陇西和上邽之围,但是蜀军主动撤退了。张颌怕诸葛亮有埋伏,也没敢追击。所以在西县的诸葛亮不可能面对张颌的部队。也就不可能上演“空城计”的好戏。

  首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斩了马谡。古往今来,一直有人替马谡鸣不平。常言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个指挥员当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作战方案。而且,丢失街亭就一定该死吗?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哪一个将领又能保证永远打胜仗呢?

  那么,诸葛亮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杀马谡呢?

  对此,史书记载,说马谡兵败街亭之后,居然抛弃部队独自逃跑,致使部队失去指挥,遭到很大损失。之后,马谡还在外面躲藏起来,不向诸葛亮交待相关情况。完全不具备一个军人应由的品质。马谡的上述行为在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更何况军法尤其严格的蜀军呢?

  在首次北伐时,蜀国大将魏延曾经建议由他带领一万人的部队,通过“子午谷”翻越秦岭,突袭防守松懈的潼关。潼关是关中与中原之间最险要的关隘,拿下潼关就等于关上了魏军从中原增援关中的大门,至少也可以将前来增援的魏军当在关外很长一段时间。而此时,诸葛亮则可趁机率大军越过秦岭一举夺取整个关中。

  可是,魏延的建议被诸葛亮以“过于冒险”而否决了。对此,古往今来的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弱小的蜀国突然进攻强大的魏国,还险些夺取陇右,这令魏国朝野大为震动。

  此后,诸葛亮又多次进攻魏国。

  公元228年的冬天,蜀军翻越秦岭进攻关中的陈仓,久攻不下,后因粮草难以为继,退回蜀国。这就是本片开头谈到的那次失败的攻城战。

  几个月后,蜀军再次进攻陇右,占领了武都和阴平两郡。

  公元230年七月,魏国大将曹真、张郃、司马懿各领三路大军同时进攻汉中,后来,天突降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魏军只好撤兵。

  几个月后,诸葛亮率领大部队再次进入陇右,攻占祁山,向上邽推进。

  这次敌方的统帅就是魏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懿。在初次交锋中,诸葛亮向司马懿发起攻击,但司马懿却不敢交战,而只是凭借险要地形安营扎寨以抵御蜀军。

  与魏军相比,蜀军擅长运动战和防御战,而不擅长攻坚战。所以,诸葛亮就率领军队后撤以引诱魏军来追击时在旷野地带将其歼灭。

  司马懿何尝不清楚蜀军的底细。他们只是远远地尾随着蜀军部队。一旦蜀军停下来,魏军也马上远远地停下来密切关注蜀军的一举一动。蜀军再次后撤时,司马懿又命令魏军远远地尾随。就这样,司马懿一直跟随蜀军到了今天甘肃礼县的盐官镇,还是不敢发动进攻。

  这时,魏国的将领们实在忍不住了,他们鼓起勇气来向司马懿说:您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蜀军,今后会被天下人耻笑的。从此,司马懿就落下了一个“为蜀如虎”的名声。

  这是陕西勉县武侯墓博物馆里的一组泥塑,表现的是诸葛亮在汉中训练军队、排兵布阵的情景。但是泥塑中的却并不是所谓的“八阵图”,因为大约在唐代以前,它就已经失传了。这是山东诸葛亮的家乡山东临沂出土的《孙膑兵法》中提到的几种阵法。《孙膑兵法》成书于秦代以前,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对“八阵图”有一些影响。但是,由于缺乏详细的资料,这几种阵形所包含的意义和奥妙,也已经失传。

  不过据推测,八阵图的运用,可能与“诸葛连弩”有一定的关系。据文献记载,诸葛亮在强弩的基础上,还曾经改进创制了一种更加可怕的武器“连弩”。这种“诸葛连弩”能一次发射十只钢铁制作的短箭,短箭上可能还涂有一种剧毒的植物液体,所以火力更加密集、杀伤力更加强大。特别适合在伏击战中近距离射杀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效果,诸葛亮还从蜀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征集了一批擅长射击的勇士组建了一支使用连弩的特种部队,名叫“连弩士”。

  可惜“诸葛连弩”后来也失传了。有意思的是,前不久,一位古代兵器爱好者研制出了他心目中的“诸葛连弩”。那么这种诸葛连弩的发射原理是怎样的呢?

  这究竟是不是当时的诸葛连弩呢?很多学者认为,它在设计上确有新的突破,但射程和杀伤力明显不够。而史书上也记载,说诸葛连弩是“十矢俱发”,也就是十支箭一齐发射出去。显然,这个连弩与史料记载不符。

  所以,学者们大多认为,诸葛连弩很可能是这样的。它可以同时发射,火力密集,在战斗中特别是在撤退时用它来布下埋伏,所以魏国军队就非常惧怕追击后撤中的蜀军。

  然而,司马懿老跟在蜀军后面也不是长久之计。在众多将领的催促之下,他决定在这一年五月的十八日与蜀军开战。这一天,双方的主力第一次大规模厮杀,最后蜀军大获全胜。史书上说,蜀军获得的战利品包括,五千套盔甲,三千一百张质量上乘的角弩,三千颗魏军军官的人头。战斗中,司马懿的部队全军覆没,只有他和几位亲信逃回大本营,从此坚守不出。这时,蜀军因为粮草接济不上,只好退兵。在撤退过程中,魏国大将张颌带兵追击,结果遭到伏击,被蜀军的连弩射死。

 《武侯春秋》第六集:诸葛武侯话春秋

  在中国历史上,诸葛亮是一位很奇怪的人物。作为政治家,他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作为军事家,他五次北伐无功而返。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的功勋完全无法与那些建立了强大统一王朝的帝王将相相比。然而,只有诸葛亮受到了历朝历代上自官方、下到民间的广泛推崇,被视为道德的典范、政治家的楷模、智慧的化身。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追溯这位偶像人物生前生后的故事。

  公元234年春天,诸葛亮率领蜀军越过秦岭出现在今天陕西岐山县的五丈原上。准备直取魏国在关中的重镇眉县,然后向长安进攻。

  五丈原在渭河以南,是一大片地势相对较高的平地。在它的四周,由于长年的水土流失而形成一些很高的峭壁。所以,它是一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

  司马懿听说蜀军到达后,带领军队在五丈原不远的险要路口驻扎下来,坚守不出。准备长期在此对峙,以拖垮蜀军,最后逼使他们退走。

  有史书记载,说诸葛亮曾经给司马懿送了一套女人的服饰以刺激他出兵决战。但是司马懿不为之所动,反将礼物收下,仍旧坚守不出。

  这一年的八月,诸葛亮因过度操劳,病逝在五丈原,享年54岁。

  对于诸葛亮的去世,《魏书》记载,因为无法与魏军速战速决,胜利遥遥无期,诸葛亮忧愤不已,不断地吐血。在一天黄昏,蜀军突然焚烧军营,退回秦岭的山谷之中。在路上,这位统帅病发身亡。

  后来,人们在五丈原建立了一座诸葛庙以纪念这位壮志未酬的蜀汉丞相。大殿里的诸葛亮被塑造成一副面容憔悴的样子,据说这就是当年诸葛亮临终前的形象。

  诸葛亮一定是带着满腹的惆怅而走的。他为“北伐中原、恢复汉室”这个目标奋斗了一辈子。可是在他撒手离去的时候,依然看不到北伐胜利的一点点曙光。北伐为什么会失败呢?主要原因是魏国过于强大。历史上不乏以弱胜强的例子,比如越国灭掉吴国,刘邦打败项羽等。为什么诸葛亮就不能以弱胜强呢?一般来说,历史上“以弱胜强”中强大的一方往往只是貌似强大。它的统治者一般都昏庸无道,大失天下人心,导致众叛亲离,被对手打败。

  学者:然而,当时魏国不是这样。它的统治者把国家治理得不错,统治阶级人才济济,阶级矛盾也比较缓和,国力十分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想以弱胜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看来诸葛亮确实是生不逢时。

  不过,也有史学家认为,如果他能长寿一点,北伐可能会有成功的机会。因为十多年后,司马家族企图篡夺曹魏政权,引发很多皇亲贵族与朝中大臣的反叛,居然出现了夏侯霸、诸葛诞等魏国大将带兵投靠蜀国、吴国并向司马家族进攻的局面。这正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的“天下有变”,如果他能活到这个时候,凭着他高超的军事和外交手腕,或许可以联合曹魏家族打垮司马家族,取得北伐的成功。可惜,诸葛亮没有活到那一天的到来。

  但在临终前,他要求部下将自己葬在汉中的定军山。诸葛亮希望能够永远呆在这个北伐的最前线,看到北伐最终胜利的那一天。

  为了替蜀国节省财力,这位丞相要求对自己的后事尽量从简。史书记载,他的墓穴很小,仅仅只能放下一副棺材。棺材里面没有随葬任何东西,只有他当时身穿的衣服。

  诸葛亮身为一国的丞相,他死后留下了多少财产呢?

  学者:史书记载,诸葛亮生前曾经向后主申报了自己的财产:说他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家里的人靠它能够得以温饱。他还说,我在外出任政府官员期间,没有带什么东西。饮食服装,也都是来自政府的供给,没有另外购置任何用品。我死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多余的财物,否则就是愧对国家。诸葛亮死后,情况果真跟他说的一样。

  据说在诸葛亮去世后不久,当时的人们就在他的坟墓前栽种了两颗桂花树,希望这位品行高尚的丞相能流芳百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对这两颗桂树进行了“碳14”测定,发现他们确实是在三国时期所种植。

  现在,每当金秋时节,两颗桂树就开满了金色的桂花。秋风乍起,落英缤纷、香飘十里。其情其景,令人感慨万端。

  诸葛亮去世后,蜀国朝廷封他为忠武侯,这就是后人称诸葛亮为“武侯”的来历。

  然而令蜀国朝廷没有想到的是,三国统一后,他们的敌人晋朝居然封诸葛亮为“武兴王”,比蜀国朝廷封的“武侯”还要高。更令诸葛亮生前没有想到的是,在此之后,他受到了历朝历代上自官方、下到民间的一致赞扬和推崇,被视为道德的典范、政治家的楷模、智慧的化身。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客观地说,作为政治家,诸葛亮并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作为军事家,他五次北伐无功而返。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的功勋完全无法与那些建立了强大统一王朝的帝王将相相比。然而,这些功勋盖世的帝王将相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得到诸葛亮那样的殊荣呢?

  对于历代的统治者来说,他们首先看重的是诸葛亮的“忠诚”。

  在历代的统治者看来,一个官员的忠诚远比他的能力要重要得多。像曹操和司马懿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

  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因为才干卓越而被历代统治者共同表彰的,能获此殊荣的只有忠义之士。在中国,由官方批准修建的纪念性建筑中,除了纪念孔子的文庙之外,最多的就是关帝庙,其次就是武侯祠。据说在明清时期,各地的武侯祠达一百多座。今天,全国还有十多座这样的建筑。

  除了孔子因为他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而被尊崇外,关羽和诸葛亮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忠诚而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加追捧。

  当然,在有些朝代,诸葛亮之所以被朝廷当作偶像,还有另外的原因。

  在宋代,由于长年与北方草原民族作战,宋朝统治者格外推崇那些既忠君爱国,又能富国强兵的古代将相。特别是南宋朝廷沦为偏居东南的小朝廷后,其地位与当年的蜀国极其相似。但是南宋朝廷以正统自居,曾经发动过北伐。所以无论诸葛亮的忠诚,还是他为了维护蜀汉正统地位而不懈北伐的精神都非常适合宋王朝的胃口。因此,宋朝封诸葛亮为“忠惠仁济显应王”。长长的封号后面,体现了宋王朝的多种期待。

  南宋覆灭后,元朝建立。中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把元朝政府看成是代表正统地位的政权。所以,在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和后来的北伐战争中,起义军将领出身的罗贯中就根据民间早已流传的三国故事,写作了著名小说《三国演义》。在这部小说中,罗贯中极力尊崇蜀汉的正统地位,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神仙般人物。在那个时代,创造出一个代表着正义、正统和胜利的偶像人物,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后来,随着《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诸葛亮的故事逐渐深入民间。 在民间,人们对他的崇拜主要是仰慕他的道德风范。

  或许,民间对诸葛亮的崇拜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中国古代,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理想中的社会是这样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垦,人与人之间没有贫富差距,社会比较安定。官员们很守规矩,不欺负老百姓,等等。

  可能蜀国并不完全像陈寿描述的那样尽善尽美,但是它也足以让普通老百姓十分的怀念。陈寿撰写《三国志》的时候,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是陈寿发现,益州的老百姓仍然非常怀念那位已故的蜀汉丞相,他们经常在郊野之地自发地祭奠他。

  时至今日,中国西南地区还大量流传着有关诸葛亮爱民如子的动人故事,依旧延续着人们对他的怀念。

  当然,中国其他地区的老百姓对诸葛亮的崇拜主要来自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民间,《三国演义》的影响极其深远,普通百姓可能不知道孔子、孟子这些文化巨匠,但没有人不知道曹操、刘备和诸葛亮。特别是诸葛亮,连中国最偏僻的山沟里不识字的老太太,也能随口说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谚语来。这说明诸葛亮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偶像。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偶像。偶像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做人的理想。

  说到诸葛亮的智慧,不能不提到神秘的“木牛流马”。

  在北伐中,蜀军经常穿行在秦岭陡峭的峡谷之中,这里有蜀军架设的栈道。为了适应山区以栈道为主的道路,诸葛亮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运输工具,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木牛流马”。

  “木牛流马”在诸葛亮去世后不久就失传了,从而成为他一生中最神秘的东西。

  “木牛流马”在《三国演义》中被描绘成一种能够自动行走、像马和牛一样的机器,这对民间的研究者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年来,陆续有一些人声称自己研制出了这样的“木牛流马”。其中做的最好的,是陕西汉中地区的农民徐明德。

  徐明德是当地一位能工巧匠,他经过多年研究琢磨,制造出了一部能够行走的“木牛流马”。

  徐明德把他制作的“木牛流马”捐献给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为这里重要的馆藏文物。出于研制者保密的要求,我们无法看到“木牛流马”内部的构造,但徐明德透露说,它主要是借助了杠杆的原理。

  大约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认为“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在南方一些地方,这种古老的独轮车至今还使用着。“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的说法,在今天的史学界,还有很多支持者。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这种车子载重量比较大,适合山区道路。但是,独轮车早在诸葛亮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果“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的话,它既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也谈不上是诸葛亮的发明。再说史书上明明记载它有四个车轮,而不是一个轮子。

  于是,有些学者就从史书上对“木牛流马”的具体记载着手,探究其真实面目。

  如果“木牛流马”就是一种四轮车的话,那么它就非常适合在栈道上行驶了。在“褒斜古道”上,当年曾有一半以上的路程是在悬崖上搭建的栈道。他们由粗大的原木架设而成,十分坚固、平坦,起宽度足以容纳两辆车并排而行。

  对于什么是“流马”,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能在山中小河里行驶的小木船。因为褒斜道有很大一段是沿着秦岭中的河谷逆流而上的,所以“流马”很有可能是蜀军在沿着河边的栈道行军时,用拉纤的方式拉着小船逆流而上。所以,它的载重量可能不但不比“木牛”小,反而要比它要大得多。

  但是,上述说法都无法解决一个疑问,那就是,无论四轮车还是小木船,它们都很平常,而当时所有的史书都说“木牛流马”是一种奇妙的运输工具,是诸葛亮的一大发明。所以,“木牛流马”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仍然是个谜。

  可惜的是,对于中华民族这位偶像级的人物,《三国演义》却很少提到他的家人。似乎他真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

  在今天全国各地的武侯祠中,除了诸葛亮端坐大殿正中以外,在他的两侧,一般都会供奉有他的儿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的塑像。

  诸葛亮在隆中时与黄氏结婚,婚后近三十年没有自己的孩子。在此期间,诸葛亮曾经将大哥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诸葛乔过继为子。诸葛乔在25岁时去世。他的儿子诸葛攀在蜀国担任过翊武将军。后来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一家在东吴遭到满门抄斩,诸葛攀又重新成为诸葛瑾的后人,为之传递香火。

  大约在诸葛亮46岁的时候,他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出生。

  史书记载,诸葛亮去世的时候,诸葛瞻才八岁。但他从小就聪慧可爱,擅长书画,记忆力很强。长大后从低级军官做起, 一直升到他父亲曾担任过的军师将军。据说蜀国朝廷里面只要有任何顺应民意的事情,虽然它并不是诸葛瞻所为,但民间都奔走相告,说这是诸葛亮的儿子做的。

  后来,诸葛瞻官至卫将军,一度执掌蜀国朝政。魏国大将邓艾讨伐蜀国时,诸葛瞻率领军队前去抵抗,战死在绵竹。当时他的儿子诸葛尚年仅十七岁,同样战死沙场。

  学者:诸葛瞻去世的时候,他的次子诸葛京当时还很小,不到参军打仗的年龄,所以幸存了下来。晋朝统一三国之后,诸葛京被新的朝廷迁居到中原一带,征召为官吏。诸葛京出任过关中地区眉县的县令,并把这里治理得很好。想当年,他的祖父诸葛亮多次想攻打眉县,都未能如愿。没想到历史与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让他从未谋面的孙子成为这里的县令。

  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早年投效东吴,深得孙权的器重。后来官至大将军等最高军职。他的长子诸葛恪更是青出于蓝,在吴国权倾朝野,后来死于一场政变,东吴的诸葛家族被满门抄斩。

  诸葛亮的堂弟诸葛诞很早就追随曹操,在魏国担任一流高官。后遭司马家族的打击,其家族也被全部杀光。

  如此一来,诸葛家族除了在老家山东琅琊一带的族人之外,史书上有记载的幸存者就只剩下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了。诸葛京在担任眉县县令之后,继续升迁,最后官至江州刺史。从此,史书上就不再有诸葛京后人的记载。

  那么,诸葛亮是否有直系后代传承至今呢?目前,在山东临沂和浙江兰溪各有一批姓诸葛的人士,他们都有各自的家谱记载着与诸葛亮的渊源关系。

  在浙江,诸葛后人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但据说,他们都发源于浙江兰溪市的诸葛村。

  从明代起,兰溪一带的诸葛族人主要以经营中医药业为主。据说这是秉承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一祖训。后来,他们在此行业中逐渐发展壮大。清代中后期,诸葛族人把他们的中医药店开到了浙江各地,乃至于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兰溪药帮”这一商业帮派,盛极一时。同时也造就了诸葛村今天众多华丽精巧的民居建筑。民国以后,兰溪的中医药业逐渐衰退。目前,诸葛村基本上以旅游业为主。

 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上集

  关羽,在生前的官职是亭侯,是最低一级的爵位,然而在他身死后,却步步高升。到了民国,他已经成为统管儒道释三教,人鬼神三界的关圣大帝。那时全国的关帝庙不下几万座,远远多过孔子的文庙。

  纵观五千年华夏历史,历朝英雄豪杰不可胜数,只有关羽获得如此至高无上地位?他是怎样的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人曾经顶礼膜拜的神祗?

  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上集

  我们是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认识关羽的。但历史与文艺作品其实相去甚远。

  “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故事就是在华阴县老腔皮影戏雄浑粗犷的唱腔里流传民间。历史上华雄确有其人。在历史著作《三国志》中,他也确实被斩了。但斩华雄的却不是关羽,而恰恰是文艺作品中被描述成仓皇逃窜的东吴孙坚。

  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一样深入人心。但是看小说《三国演义》中他行走的路线,却令人颇生疑问。由此看来,所谓千里走单骑,或许也只是个传说而已。

  要认识真实的关羽还是要借助历史著作《三国志》。

  《三国志》的关羽传全文只有九百字,连他出生于何年何月,家世怎样,都没有一个字的记录。不过《三国志》里详尽的记录了关羽的荆州之战。这次战役也就是《三国演义》里所讲的大意失荆州。

  三国时期的荆州是自古以来的战略要地。当年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就是以这里为核心。诸葛亮和刘备在巴蜀前线征战的途中,突然接到关羽的来信。他不顾镇守荆州的重任在身,执意要来前线与年轻的武将马超比武。

  “诸葛亮晓得他的性格马上回信,这个马超只能跟黥彭之比,跟你不能比,跟你美须公怎么能比呢?”

  诸葛亮的赞美使关羽得到了心理满足,这才打消了比武的念头。

  公元219年,关羽接到刘备的命令,领兵攻打襄阳和樊城。曹操在此有八万精锐部队,而关羽只有三四万人。

  第一次交战,关羽首战告捷。这就是《三国演义》小说中大书特书的“水淹七军”。但《三国志》里有三处都说到因为天降大雨汉水暴涨是曹军失败的真正原因。

  而此时东吴为了取得荆州,已经与曹操密谋,主动要求从后方袭击关羽的荆州城大本营,解曹操襄樊之围。孙权曹操二人一拍即合。而为了麻痹关羽,孙权调走了大将吕蒙,换来无名小将陆逊。

  孙权出兵并拿下了荆州城(江陵)。关羽被迫从襄樊回师。关羽的部队人困马乏,军心涣散,沿途不断逃亡。到荆州城时,士卒已经所剩无几。

  这年冬天,关羽和他的儿子退守麦城,很快被东吴军队俘获,旋即遇害。

  陈寿的《三国志·关羽本传》对关羽做出评价,首先肯定他作战的勇猛,也明确地指出他骄傲自大的性格弱点,而且进一步剖析了关羽失掉荆州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性格弱点和缺乏军事才能,才导致了荆州的失守。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并非完美的将军,他后来的威望却超越了历朝历代所有的功臣名将。

  关羽怎样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的呢?

  最早祭祀关羽的人,是在成都称帝的刘备。但后世崇拜关羽的现象并不是起源于蜀汉地区。

  然而在关羽的丧身之地荆州,他却因为一种奇特的观念而继续存在。

  在一般百姓看来,关羽北伐时功亏一篑,惨死敌手,如此悲剧性结局,死后定会变成满腔怨怒厉鬼。所以最初民间所供奉的关羽形象,阴森的厉鬼气息颇重。

  隋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也就是关羽身死三百多年以后,佛教天台宗的开山之祖,智者大师来到荆州北部的玉泉山。他通过点化关羽放弃厉鬼身份,皈依佛门成为护法神,使当时的人们更容易接受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关羽第一次作为正神的形象进入佛教殿堂。至今在国内许多庙宇中,仍然供奉关公为护法神。

  关羽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大约二百年后,儒家学者也看中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军人,并且开始介入对于他的重新塑造。关羽的手里多了一本书,孔子所著的儒家经典《春秋》。

  之所以要塑造关羽读书的形象,并让他手捧《春秋》,是为了表明,即便在民间和佛教中关羽已经具有相当神力,也还要尊崇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

  在唐朝以前,圣人只有一个,即文圣人孔子,到唐朝中期时,又增加了武圣人的封号,第一位武圣人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尚,姜太公。而关羽既有勇猛品格,又有佛教护法的神力,因此成为陪祀之一。

  但两百年后,大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调整陪祀队列中的历代武将,将关羽和张飞逐出了姜太公的武圣庙。

  关羽被朝廷驱逐出庙堂,又进入到民间艺人的故事里。

  在今天能见到的所有三国故事里,无一例外都将刘备关羽一方作为正面人物。为何人们惟独青睐刘备关羽一方呢?这与刘关张三人的卑微出身大有关系。

  另一个原因是桃园结义故事。关羽,一生对刘备忠心耿耿。败走麦城慷慨赴死,实现了桃园结义的誓言。

  “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关羽的事迹,他的这种悲剧性有很大关系。因为悲剧的作品,悲剧的主题,悲剧的人物,在文艺作品里边,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

  北宋文人记录当时有一个小孩子非常喜欢看皮影戏,每看到关羽被害时,就会流泪哭泣,请表演者停下。

  关羽,从此游走于民间艺人所营造的江湖世界,被赋予了出身底层社会的悲剧英雄形象。这种形象就是后来三国演义小说里关羽形象的雏形。

  关羽始终在民间具有很高威望,而这种威望再次引起宗教的注意,这一次是道教。

  关羽的老家解州,出产一种人人不可缺少的东西--盐。宋徽宗时全国总税收的六分之一来自这里,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解池连续八年未产一粒盐。龙虎山天师道掌门人,张继先张天师自告奋勇,要替皇帝解决这个难题。

  蚩尤的神话由来已久,上古时黄帝与蚩尤在此大战,蚩尤战败后,倒地化作盐池。而长达八年的严重灾害,自然会使人联想是蚩尤的阴魂再度兴风作浪。

  张天师做了几年法事,但是效果甚微。他想起当时非常崇拜的关公,所以他奏请赵宋皇帝,派关公下凡。

  几年过去,不知什么原因解池又恢复产盐。关羽战胜蚩尤,保住了盐池的财政收入,又为赵氏家族增添了神圣的光环。公元1104年,宋徽以自己的年号作为封号,以道教的真君作为神职,敕封关羽为崇宁真君。

  然而来自北方的金国军队已兵临城下。北宋朝廷急需一位忠勇的军人榜样作为军神以激励将士勇猛作战。在首都汴梁失守之前,宋徽宗连续三次追封关羽。最后一次的封号是义勇武安王,这个王的职位超越了他过去所有的封号。

  关羽从生前低级的亭侯爵位,连升数级,荣登王位,迈出了由人转化为神的关键一步。

 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下集

  历史上关羽是怎样的容貌,甚至只需画家几笔,我们就可以立即辨认得出,因为我们心中早有一个关羽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五绺长髯。

  《三国演义》小说号称七分真实三分虚构。那么对于关羽容貌的描写又有几分是真实呢?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用九百字写尽关羽一生,但谈到他的容貌,却只用了一个字---髯。诸葛亮在给关羽的信中也提到髯的问题。看来关羽的胡须必然有特殊之处,所以后来人称他为美髯公,那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

  大红脸是关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但《三国志》里却只字未提。我们只能从民间传说中找到关羽大红脸的由来。

  关羽完美的英雄形象早在六百年前的明初就已定型,那么在《三国演义》小说出现以前,关羽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那旗进行探险挖掘,在一座宋代佛塔中,掘出一批文物。当展开这张画像时,一位中国向导倒头便拜,高呼“关老爷”。

  细读上面文字,“义勇武安王”,这还是宋徽宗赐给关羽的封号,这幅神像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宋辽和西夏并存时期,也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关羽形象。神像里的关羽和《三国演义》小说的描写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早在宋朝,英雄关羽的形象就已定型。

  作为一位英雄,特别是作为宋朝军神的义勇武安王关羽,人们除了赋予他非凡的相貌之外,还少不了要赋予他同样非同凡响的兵器。

  这口刀叫青龙偃月刀,这种刀法叫春秋十八刀,也称作关王十八刀,相传是关羽所初创。

  但从史书《三国志》里的描写来判断,关羽所用的兵器却不是刀,是剑。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让关羽用刀呢?在北宋的兵器图谱--武经总要中我们找到了它的来历。在仪仗队中显示威武之用的掩月刀,它与偃月刀名字的发音相近,龙口衔刀的造型和装饰性的红缨也都十分吻合。

  这把青龙偃月大刀最终从神像中走出来,成为大众熟知的关羽的趁手兵器,要归功于关羽的一位同乡,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在他的作品《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第一次为我们活脱脱地刻画了关羽和青龙偃月刀,形影不离的经典形象。

  小说《三国演义》里单刀会中当关羽面对鲁肃的责问无言以对时,他的随从家将周仓跃然而起,义正词严的讲天上地下,只要你有德了就可以占据它,哪里是你东吴独有这么一份荆州呢?

  但我们翻遍史书,却根本找不到周仓这个名字,这位周仓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

  《三国演义》小说通过塑造关羽、周仓等一系列忠义形象,以感人的故事情节,将刘备的蜀汉政权描述成正义的一方,彻底平息了历史上刘备和曹操的正统之争。

  明朝以来,上层知识分子也开始介入关公戏剧的创作,这使关羽形象再次发生改变。有一出戏同一题材两个版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

  这两个版本讲的都是关羽和一个美丽女人之间的故事,但是名字不同,一部叫做“关公与貂蝉”,一部叫做“关公斩貂蝉”。

  关公斩貂蝉是元朝时的剧目,虽然成就了关羽不近女色的英雄气概,但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小女子,也多少有损关羽的英雄形象。

  于是到了明朝,这出戏的第二个版本出现,内容被根本改变。

  貂蝉不再是害人的妖女,而是真心爱慕关羽的美丽女子。貂蝉向关羽哭诉内心的冤屈,解释施展美人计挑起董卓和吕布父子反目,自相残杀,最终为汉室除害的经历。这番话化解了关羽的误解,并赢得了关羽的爱慕之情。但关羽决心为复兴汉室献身。貂蝉只有心怀对关羽的爱慕之情,以自刎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貂蝉被改造成为深明大义的节烈女子,关羽是有情有义的伟丈夫,明初以来由于上层知识分子的改造,使关羽形象更加符合明朝士绅文化的标准。

  但是最令人难堪的,恐怕还是关羽曾经投降曹操这个历史事实。《三国志》有三处都提到这件事。

  让我们来看看《三国演义》又是怎样演绎关羽的投降。

  曹操把关羽围困在屯土山上,派出关羽的老友张辽劝降。关羽先是不为所动,在张辽极力地劝说之下,关羽开出了三个苛刻的条件,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这种投降,也许根本算不得投降,然而曹操还是答应了。

  身在曹营的关羽几次提醒曹操,自己时刻没有忘记故主刘备,后来又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报答曹操不杀之恩。关羽忠于刘备,忠于桃园结义的拳拳之心,在小说中表现的得淋漓尽致,《三国志》里关羽投降变节之说也就被巧妙的化解,反而留下一个著名典故:身在曹营心在汉。

  将关羽的讲义气形象推向极致是在《三国演义》中华容道一幕。几百年来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情节令无数读者荡气回肠,关羽的忠义形象被推向极致。

  《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使关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民众中的威望日益攀升。明朝万历年间的三次加封,使关羽晋升帝位。

  明朝末年,他正式取代过去的武圣人姜太公,成为中国第二任武圣,与文圣人孔子一起,接受世人膜拜。

  沈阳故宫,满清入关前的大本营,它的南门旁边曾经建有一座关帝庙。这说明早在入关以前满清就已经非常崇拜关羽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频繁的征战途中,最喜爱读《三国演义》。

  而此时民间社会中关羽的形象又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财神关公。清朝中期时,关羽成为众多行业的保护神和祖师。他们的理由千奇百怪,各不相同,惟一相同的是他们都确信关羽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市井百业争相供奉关公为本行的开山祖师和保护神。

  由于关羽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深受爱戴,又在佛教和道教里身居高位,更因为他是传播孔孟儒家仁义礼智信伦理道德观念的最佳榜样,从清朝中期开始,历任皇帝都对关羽推崇备至。

  乾隆三十三年,关羽被赐封号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十个字,此后一百多年间,历代皇帝屡次加封。光绪五年最后一次被皇帝加封时,他的封号繁杂而冗长有二十六个字之多,清末时的统计,全国记录在册的关帝庙不下几万座,远远多于孔庙的数量,而他在普通民众的影响更是超过了孔子。一时间“关公庙貌遍天下,五州无处不焚香。”

  历经一千七百年,时光仑奂,改朝换代,尊卑起伏,关羽最终被人们塑造成至神至圣,万世人极的神祇。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武陵源位于我国湖南省西北部,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武陵源由张家界市的国家森林公园、慈利县的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和桑植县的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组合而成,总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

  武陵源地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连绵万顷、层峦叠嶂的石峰。据统计,武陵源共有石峰3103座。

  武陵源独特的地貌现象刚刚被关注的时候,曾经有不少人误认为这里的地貌为丹霞地貌。所谓的丹霞地貌,是指红色砂岩经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是巨厚红色沙砾岩层中沿垂直节理发育而成的。

  但经过对岩石成分的检验分析,发现岩石中石英砂的含量非常高,有的甚至达到95%。石英砂的硬度很高,这就推翻了由红色砂岩所构成丹霞地貌的说法。

  在距今3亿5千万年以前,武陵源还是濒临大海的沙滩。被海水冲刷夹裹而来的坚硬石英砂在沙滩上反复沉积,形成了300米至500米厚的石英砂岩地层。在距今7000万年前,地球内部强大的造山运动使这里平整的石英砂岩层被凸出水面,并发生断裂,最终形成这方向一致的峡谷。由于武陵源石英砂岩的结构使岩层中石英砂的含量并不均匀,所以含量较低的岩层极易受到外力的影响而发生碎解。碎解后的砂石,在雨季来临时被雨水冲走,流经之处夹带的沙砾的雨水,如同研磨使岩缝扩大、坍塌,逐渐将岩石雕磨成形态各异的峰石,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奇峰怪石的模样。

  武陵源这种特殊的地貌形态,被命名为“石英砂柱峰”地貌。这一地貌,属世界独有,因而,具有非常突出的科学价值。

  大自然的神奇,为神话传说提供了极好的素材。“金鞭岩”,上细下粗,顶端尖削,宛如一根长长的鞭子插在地面。据说当年秦始皇手执仙鞭赶山填海至此,被东海龙王发觉,龙王即派女儿出面阻止。龙女用假鞭换走仙鞭,秦始皇发觉后,弃假鞭于此,变成了这座石峰。

  “劈山救母”、“夫妻岩”、“千里相会”、“采药老人”、“仙女献花”……,在武陵源,这些被人性化了的石峰比比皆是,那些传说或是神话,无不浸透着当地人对生活、生命的理解。

  在距今100万至300万年前,地球进入了第四纪。第四纪最大冰期时,冰川覆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32%。冰川所到之处,生物都灭绝了。一些动物逃避到受冰川影响较小的地区生存下来,而这些地区也为一些地质年代为第三纪的植物提供了庇护。武陵源就属于这样一个地方。

  武陵源地形复杂,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森林发育茂盛,给众多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千百年来武陵源从未发生过较大的气候异常、水土流失、岩体崩塌或森林病虫害大发生等现象,保持了一个结构合理而又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科研价值。

  有山必有峡谷,像金鞭溪、十里画廊、黑槽沟等峡谷都是武陵源幽深绵长,林木遮天蔽日之地。武陵源还有“水八百”之称,形成“久旱不断流,久雨水碧绿”的特色。

  武陵源森林茂盛,生长着原始次森林植物群落。森林覆盖率达到88%,仅木本植物就达到770种,其中武陵松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植物。另外珙桐、伯乐树、南方红豆杉、白豆杉、篦子三尖杉等第三纪孑遗植物都在这里生长着。

  1999年国家颁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武陵源有一级保护植物4种,二级保护植物19种。

  生长在武陵源溪流中的大鲵,因叫声酷似婴儿哭声,又被称为娃娃鱼。大鲵是和恐龙同时期的动物,不仅对生物进化的研究,而且对研究动物生态系统和区域生态系统极其两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目前,在武陵源密布的森林中,还生活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云豹、金钱豹等大型猛兽,也有众多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武陵源被科学界誉为“天然植物园”,“生物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早在2300年前,土家族就在武陵源繁衍生息。

  由于地理地貌的限制,武陵源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致使这里长期保持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

  这里的人们以姓氏做寨名,同宗同姓的人聚集成一村一寨,宗姓成为人们生活关系的纽带。

  由于地貌环境的影响,这里的耕地非常匮乏,因此,只有将自家的水稻种植到远在几里之外,甚至十几公里之外的高山上,形成了壮观的空中田园和 “身在田园里,如上彩云间”农家景象。

  吊脚楼是土家族、苗族居住的传统房屋建筑,是当地人为适应这里石峰广布,溪水密集自然环境的一种创造。吊脚楼一般建在正屋的边上,楼台腾空。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著名的传统工艺,又称“土家织锦”,与蜀锦、壮锦并称为中国三大织锦。这些古老的工艺品已经成为今天旅游者抢购的礼品。

  茅裸丝舞,是以茅草着装的原始舞蹈,是土家族戏剧的活化石。在武陵源许多偏远的山乡,还存活着古老的傩戏。这是一种源于土家族祭神还愿仪式的古老艺术,集戏剧、说唱、诗词、音乐、舞蹈为一体。

  “野趣、原始、人迹罕至、地球上尚存的无人之境”,这是武陵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刚刚被外界知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武陵源被开辟为旅游景区,游人蜂拥而至,武陵源闭塞的历史走向了终结。1992年,武陵源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几位在重庆躲避战乱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四川境内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一天,他们到了一个被称为大佛湾的地方。当他们走进一个石窟,拧亮手电筒时,一个奇妙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这就是大足石刻。

  一个叫韦君靖的人是大足石刻的始作俑者。韦君靖原是一名地方小官,趁唐朝末期社会动乱之机,占据了大足。韦君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担心自己大开杀戒,死后会下地狱。于是他招募了一批跟随唐熙宗李儇流亡四川的画师工匠,于公元892年5月的一天,在大足北山的崖壁上开始陆续凿刻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拉开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继云冈、龙门之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石刻造像的序幕。

  韦君靖在大足大规模的造像活动,后来被不同信仰的人效仿,大足县境内的摩崖造像活动此起彼伏。

  在大足石刻群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北山,石刻造像以佛教人物为主,而在南山,则是道教的石刻造像。各教的造像有的独据一山,有的又共居一窟。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演化发展过程。

  孔子创始的中国儒家学说,至今被中国人视为正统文化。道家学说由老子所创,讲究“清静无为,大道无痕”。而佛教则讲究“吃得今生苦,修得来世福”。三教的哲学体系和思想观念各不相同。

  公元325年,东晋大臣瘐冰上书皇帝,对僧徒见了皇帝不行跪拜大礼提出批评。从那时开始,儒家思想就逐渐渗入佛教教义。

  公元3世纪,一个叫帛远的和尚和一个叫王浮的道士经常在一起争论佛教和道教的优劣短长。王浮为了证明道教的正统地位,冥思苦想了几日便编出了《老子化胡经》,讲的是道教始祖老子去了印度,派他的弟子投胎变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徒也编印了《清静行法经》,加以回击。佛教在反击道教同时也把儒家当成自己的攻击对象。

  佛教与儒道两教的矛盾一步步激化,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公元446年北魏太武皇帝,崇信道教,在全国诛杀佛教徒,焚烧佛教经典,捣毁寺院。这样毁佛灭佛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起。

  公元624年的元宵节刚过,唐高祖李渊就把儒道佛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他请国士徐匡讲孝经,僧人慧诚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并让陆明德分析讲评每个人理论阐述的优劣得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教论坛。

  此后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便采用了一种引儒援佛的态度,因此孔子撰写的孝经便被刻在了大足北山佛祖造像的一侧。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能够在一座山头平安相处,正是佛教同儒家文化妥协的结果。

  在大足崖壁上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中,佛祖向众人展示了自己前世的孝子形象:为了给父亲治病,佛祖日夜守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病逝后,释迦牟尼又强忍悲痛,亲自抬棺送葬。事实上,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佛教经典中从没有“孝道”两个字。所以这幅石刻集中地诠释了佛教与儒家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历史。

  在三教逐渐走向和解之际,大足石门山上,释迦牟尼和玉皇大帝的石龛,只隔了一道墙。而石篆山东段的石窟区,则有连在一起的三窟造像,分别供奉着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最高神灵。在妙高山,释迦牟尼,李老君和孔夫子干脆住到了同一个石窟里。

  此时,中国北方战乱不息,社会动荡,大规模的石刻造像早已停止,大足石刻成为了记录和表现中国三教融会时期文化特点的石窟艺术群。三教的融合与渗透,形成了大足石刻的独特性。

  公元1175年初夏,一位叫赵智凤的僧人,作为密宗六代祖师学成返乡。他为了向百姓更有效地宣讲佛教义理,决定把佛经里的故事刻到宝顶山崖壁上,使义理深奥的佛经,变成一幅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石刻连环画。

  在宝顶山南崖的西端,有一组表现修行主题的石刻:牧牛图。通过图中各种驯牛的方法来表现佛门弟子调服心意的修行过程。在牧牛图后,又雕刻了以“问法”为主题的圆觉洞。

  圆觉洞是大足石刻中的最大的一个洞窟。洞窟中,12尊菩萨,分列两侧,个个衣着华丽,神态安详,整个洞窟只有洞口上方一个天窗,光线由此而入,直射跪向佛祖问法的弟子,使之成为洞窟的视觉中心。山上渗出的水,通过暗道,从石窟里的龙嘴流下,而后滴落在老僧高举的钵中。水入钵中,发出轻响,更显得这座佛教殿堂的寂静和圣洁。

  华严三圣像中的文殊菩萨,手中所托的七重宝塔,高1.8米,重约千斤。古代工匠们将建筑力学运用到创作当中,他们利用菩萨下垂的衣袖,使宝塔的重量经袈裟传至脚下的基座,使文殊菩萨能将手中的石塔稳稳地托了一千多年。

  宝顶山摩崖造像于公元1252年基本完毕,把大足石刻推向了极至。在这里养鸡、牧牛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向人们传达了佛经的教义。佛祖和菩萨真正走下了神坛,走近了平民百姓。大足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西南最著名的佛教圣地。

  历经三百多年,大足石刻最终完成了石窟造像艺术的世俗化、生活化和民族化。由三教融合与渗透所形成的大足石刻独特的文化品位,使它成为了代表中国宗教文化特性的典范。而大足石刻之后,中国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造像活动,这就使它在中国的思想和艺术发展史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

  在战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上,一座最初为军事运输而修建的水利工程,竟然将一条大河重新改道变了流向。并且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为成都平原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名。这个水利工程,就叫“都江堰”。

  公元前四世纪末大一统前夜的中国,正处于战国诸雄对峙,激烈兼并的大动荡之中。当时中国北方的霸主秦国大将司马错提出建议,先攻战南面毗临的蜀国,利用蜀国占据长江上游的优势,顺江而下,吞并当时惟一能与北方大国秦国相抗衡的楚国。这个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定的军事主张被秦惠文王所采纳,在公元前316年举兵灭掉了蜀国。

  公元前280年的秋天,秦灭蜀三十年后,大将司马错南下东攻楚国。然而在夺取了楚国的商喻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涪陵之后,军队却因为粮草和兵马不能及时补充,在商喻陷入了瘫痪,无法继续深入楚国。

  因此,把岷江改道使其经过成都的想法,在司马错借伐楚之后开始酝酿。

  公元前272年,三十岁的秦国人李冰,来到蜀郡担任郡首。上任后的李冰沿岷江而上,直抵岷江源头,行程七百多里,开始了水情勘察工作。

  公元前270年,一部精妙的治水方案终于出炉。方案中提出,如果在蜀郡首府成都建立航道,必须先在岷江河道上建起一个既能引水又能防洪的水利工程。这个工程是这条战争补给线能否形成的关键。

  岷江,是长江最大最长的支流,不仅水势凶猛,而且全年水量不稳定。在岷江河道中哪一个位置设置工程,才能最佳的控制水的流量将会关系到工程的成败。经过考察,李冰选择了在山丘和平原的分界点上建造都江堰,以锁住岷江的咽喉。

  工人们用整整四年的时间,在岷江江心建起了酷似大鱼之嘴的分水堤。当江水流至鱼嘴时,自然分成了内外两江。其中内江为引水河,也就是岷江改道通往成都的工程。在这时,李冰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的尖山成为了内江流向成都平原的天然屏障。

  为了把水引入成都平原,李冰决定开山辟水路。如果只能依靠钢钎和石锤凿打,凿开尖山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而秦国的统一大业却迫在眉睫。李冰决定对岩石使用火烧水浇的方式。经过热胀冷缩,岩石崩裂疏松之后,民工们才腰系吊绳,登上虎头岩,挥锤凿打。

  历经八年,虎头岩的山体,分出了一条宽20米的水路。工程的关键部分,航道入水口的建成,使岷江水进入了平原。后人为了纪念李冰把这个入水口称为宝瓶口。

  公元前256年,历时14年之后,世界水利史上的惊世之作----都江堰建成竣工,开始了它对四川平原持续至今的影响。

  此后在从成都出川的畅通水路上,飘满了船泊,岷江上游沿岸的木料顺水而下,运往成都制造战船,士兵和兵器都直接在成都集散。

  从公元前230年开始,又有十万秦国人,陆续从北方迁往蜀地,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垦广阔的平原。

  公元前223年,秦国率百万大军从成都顺岷江而下进入长江,一举灭掉楚国。并在两年后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朝,秦。

  为什么中国古人因为战争的需要而修建的水利工程经历了两千多年,至今仍然能被现代人使用呢?

  李冰当时把都江堰工程的修建选择在岷江河流的弯道处,依据弯道的水流规律,把江水引入都江堰工程的主体。都江堰工程又分为三大部分对水进行处理: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鱼嘴分水堤尾部的飞沙堰。首先由鱼嘴分水堤把江水分为内外两江。同时内江最终入口宝瓶口,控制着多余的江水无法进入成都平原,转而从飞沙堰溢入外江,做到二次分洪。不仅如此,今天全世界水利工程都为之困扰的泥沙排放问题,已在都江堰工程中得到了最为精妙的处理。都江堰工程这巧夺天工的三大部分,首尾呼应、互相配合,成功地做到了防洪排沙,它所蕴含的精湛水利原理,使都江堰工程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的典范之作。

  都江堰建成后,李冰还定下了每年维修河道的制度。

  这条“深掏滩低作堰”的治水经验历经千年至今还被奉为治水经典为人们所使用。

  与现代西方水利工程思路不同的是,李冰并没有使用高闸大坝与江水硬性抵挡,而是采用柔性结构的竹笼卵石,以柔克刚。

  更值得一提的是,都江堰的设计,从鱼嘴的无坝引水到整个平原的灌溉,都采用了有口无闸的自动分水方式。水以自然的行进方式,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在广袤的平原上,形成了密如织网的自然渠系。

  从都江堰建成开始,秦朝到西汉四百年间,蜀地经济空前繁荣,被世人喻为“天府之国”。

  都江堰建成四百年后,公元143年,一位身着长袍的百岁老人长途跋涉,来到了都江堰西南侧的青城山麓。他在此创立了天师道,也就是中国惟一的自创宗教——道教。这位老人就是道教的开山鼻祖——张凌。

  如今在张凌修道的青城山上,还可以看到许多带有道教色彩和风格的建筑。道观都以三为建筑构思,体现了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乾坤观念。

  在张凌修行的天师洞大殿前还刻有象征阴阳乾坤、五行八卦的太极图,这张图表现了道教崇尚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历代许多著名道士在青城山隐居修行,传宗开派,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道教文化。公元八世纪的中叶,一名叫做清虚子的道士,在一次使用硫磺、木炭和硝石为燃料炼丹时发生一场意外爆炸,这次爆炸让中国人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就掌握了制造火药的技术。

  植被丰富的青城山,不仅是道教的圣山,还拥有730多种木本植物和大量珍贵药材。唐太宗时代道士孙思邈来到了青城山,他在这里采集了大量药材,研究了解各种药性,撰写了医学著作《千金方》。因为这本至今仍然是中医必修的典籍,孙思邈被后人称为药王。

  天府源头都江堰以柔克刚的哲学思想和李冰建堰的科学精神,正是与道教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都江堰的创建者李冰又被道教尊崇为清源妙道真君。为纪念李冰,人们在尖山上修建了二王庙。

  清朝咸丰年间,道士张孔山在二王庙修道。他常年住在岷江岸边古堰身旁,聆听着变化万千的岷江水声,尽毕生古琴研究所得,谱出了一首将道教音乐推向极至的古琴曲《流水》,被世界视为东方音乐的杰出代表。

 世界文化遗产:九寨沟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岷山山脉的皑皑雪峰下,有一条纵深40多公里的神奇山沟,山沟里,散落着大大小小一百多个色彩绚丽斑斓的湖泊,当地的藏族人称之为 “海子”。这一百多个海子,就是令九寨沟神奇美丽的高山湖泊群。在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海子之间,分布着九个藏族村寨,九寨沟,也就因此而得名。

  在九寨沟近3万公顷的原始森林里,分布着2500多种原生的珍稀植物,有十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的珍贵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专家们因为箭竹开花挽救大熊猫的死亡来到这里,九寨沟也因此而发现并从此被保护了起来。

  九寨沟是因水而神奇的。九寨沟的湖水纯净透明、色彩斑斓。九寨沟湖泊的形态和类型也很多,在九寨沟的树正、日则和则渣洼三条沟,五十多公里的范围内,成梯级分布的大小湖泊有114个。树正沟的“树正群海”,由19个大小不同的海子所组成。

  一条乳白色的钙华堤横卧湖心,像一条长龙状的,是卧龙海。

  清晨,穿过山谷的风停歇了,镜海的水面倒映山谷,如同传说中女神的宝镜。

  九寨沟的湖泊之间落差很大,湖水越堤穿林,形成瀑布。九寨沟有17个瀑布群,其中著名的有宽达300百多米的珍珠滩瀑布和诺日朗瀑布,以及宽50米的熊猫海瀑布等。九寨沟的瀑布,数量之多,形态之美,在中国的同类风景区中,是不多见的。

  在九寨沟沟顶海拔3060米的地方,有一个九寨沟中面积最大的湖——长海。长海长约8公里,最深处有4000多米,长海的水面很大,但却没有地表的出水口。夏秋大雨,也不暴涨;冬春久旱,亦不干涸。隆冬时节,冰冻厚达60厘米。

  五花海位于九寨沟的中心,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湖水的颜色神奇变幻,时而呈现鹅黄、时而呈现墨绿,不过最常见的是清澈晶莹的宝石蓝。缤纷的五花海是座令人难解的湖。90年代,九寨沟地区遭受连年旱灾,五花海上游的熊猫海已经干涸,但是五花海却依然湖水丰盈。不仅如此,更令人奇怪的是,地处高寒地区的九寨沟,每到冬季,其他的湖水都已封冻,但五花海从不结冰。

  九寨沟村民:“我们当地人都认为五花海是很神秘的。冬天其他的湖都结冰,而它却不结冰,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看,会发现湖面有许多的水泡。”

  四川省地质考察队的范晓教授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范晓教授对五花海的秘密做出了如下推测:五花海的湖底有着丰富的泉水,而且存在长期补给的恒温水源,因此,即使到了冬天或是干旱季节,五花海的湖水也会一直保持不变。但湖底是否有恒温泉水,以前从未得到过证实。

  潜水员下到水底是深的地方。令人感到惊奇的现象出现了,湖底有许多好似火山口一样的地方。坑的中心,果然有水不断地涌出。证实了范教授的推测。范教授和潜水员产生了另一个想法:湖底的泉眼会不会通向其他的地方?

  五花海和长海两湖之间横隔着一座大山,距离有20多公里。范晓教授也一直想弄清长海的出水口在哪里。他们最终发现了一处小洞穴。沿着断层线,发现有更多的小型溶洞相互连接着。这些溶洞是钟乳洞,钟乳洞一般常见于温带地区,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寒冷地带几乎是没有的。

  科学考察人员测量了地震断层线的角度,断层线倾向为45度,倾角为70度。原来,长海和五花海之间通过断层相互连接着。五花海的湖底泉水也就通过地下断层从长海流入。在对五花海的水质进行分析时发现石灰浓度是长海的20倍。原来长海流入五花海的水在经过石灰岩岩脉时,使水中带入了大量的石灰钙华物质。这些含有钙华物质的白色砂粒就像是热带珊瑚海中的沙子一样堆积着。这里的藻类也因为受到了钙华物质的影响而变成白色。

  从五花海流出的含有丰富钙华物质的水,在下游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钙华景观。在五花海下游1公里多的地方是“诺日朗瀑布”,它宽32米,高25米。九寨沟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由于地震而引起的断层所造成的巨大落差,是诺日朗瀑布的主要特点。水中的钙华物质在瀑布顶部迅速地堆积起来,形成了堤坝,逐渐地在堤坝后形成了一汪湖泊。然后,一层又一层,由断层所造成的瀑布和湖水就这样产生了,周而复始,最终形成了九寨沟阶梯状般的美丽景观。

  九寨沟山谷海拔从1000多米一直到近5000米,气候跨越了温带到亚寒带。由于山谷险峻,所以在这里有很多古代的动物以及植物原种得以保留下来。在这里,珍贵的药材多达100多种。

  九寨沟的海子与海子之间,是飞瀑和溪流。好些树林就长在溪流中。树倒了,倒在水里好多年,上面铺满了钙华和藻类,水中的鱼也以这些密集的树枝作为嬉戏和觅食之所,而这些树一点没有腐烂的迹象。

  位于五花海下游5公里处的“卧龙海”,曾经也有生长着钙华的堤坝,但由于下游的瀑布逐渐扩大,堤坝沉入了湖底。在九寨沟谷地最下游的是长达两公里的“芦苇海”,这里是淤泥集中的沼泽地带,浅滩中生长着茂密的芦苇。石灰物质在这里被过滤并沉积下来。

  九寨沟,正是具有了这样独特的由钙华所形成的美丽湖泊和瀑布群,才在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并在1997年被评为了世界的生物圈保护区。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六集《文明曙光》

  红山文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04年7月24日,《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市隆重召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来到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共同探讨5000年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之谜。

  5000年以前,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是,在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以前,人们知道的,只有夏商周以来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呢?

  1986年7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了距今大约五千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将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带给人们哪些思索和启示呢?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故乡。过去,人们普遍这样认为:中华文明从黄河的摇篮里孕育出来,然后,再传播到华夏各地。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定论。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前的历史。

  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以往过分夸大中原的作用,忽视了北方的古文化。他指出,过去把黄河流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而应该把它看做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凝聚作用的熔炉。

  以往,人们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和金属铜的发明,这三大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而红山文化,则赋予了文明起源以新的内涵,它使人们注意到,礼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

  专家和学者们认为,从红山文化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结构、布局以及玉葬之礼反映出,礼制,在5000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种坛、庙、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而这两者的吻合说明,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

  过去,人们把中国古代史看做是长城以南的事情,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突然醒悟: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这就是,秦始皇修建的长城遮住了人们的视野。历史上,中国人列祖列宗的活动范围并不是以长城作为界限。

  李济呼吁:我们以研究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个中心,西辽河流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严文明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他认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它除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外,还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优良传统,此外,就是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

  严文明:“红山文化处的这个地方啊,它在西南,跟仰韶文化是接壤的,在东南,是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接壤的。然后它北面呢,又跟这个,其他的新石器,以这个采集或者是狩猎,以这个为主要经济的文化,它又有相当的交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就是整个中国的东北的,一个新石器文化的核心。

  距今五六千年间,发源于关中盆地、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与发源于河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他们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了。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他们相遇之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伴随着中原发达的农耕生产技术的传入,使红山的农业如虎添翼,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学者们认为,人口的显著增长,也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当时红山文化区域到底有多少人口,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不过,考古学家们还是从敖汉旗20世纪80年代的普查资料中,为我们了解红山文化规模之间的比较,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及从红山文化聚落看当时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实证。

  从规模看,小型的红山聚落面积一般是4000到5000平方米,中型的约三万到十万平方米左右,大型的红山聚落约为二至三平方公里。由此,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时期,不仅仅是积石冢有了不同的等级,红山人的居住点也有着大中小之分,这反映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和进化的现象。

  崇龙尚玉、建造了大型祭坛、积石冢和女神庙的红山人,在5000年前有没有创造出文字呢?这个问题,让考古工作者踏破铁鞋,苦苦寻觅,而没有踪迹。 直到2001的夏天,才在赤峰市敖汉旗的红山文化草帽山遗址,发掘出了刻着文字符号的陶片。

  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样一支跨进了文明之门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忽然衰落和湮没无声。红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南沟村的石棚山上,考古工作者在一处属于后红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群中,发现了一个周身刻有七个原始文字符号的陶罐。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文字符号,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天降陨石、爆发山洪、雪崩或者是样子奇特的怪鸟儿突然飞临大地。有人根据这些符号推测,红山文化晚期,这里的气候变得异常恶劣。

  王巍认为,造成红山文化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因为在距离今天5000年左右,正是大理冰期之后的一个寒冷期。而寒冷期到来之时,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农牧交接的地带,也就是红山人所在的地区。

  王巍:“因为我们知道,距今五千五到五千,五千二三百年到五千年左右吧,在全世界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有一个这个气候的变化,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学术界管它叫降温事件。实际上不是一个事件,是一个时期,降温的时期,这个时期呢,这个温度降低,就可能是不是对当地的这种,农业啊,产生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当时尤其是史前的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如果气候的这种,比较大的变化,可能对当时的农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的学者,从红山人崇拜龙的习俗分析,在红山文化晚期,这里的气候除了变冷以外,还受到了严重的旱灾的威胁。

  对此,邵国田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发生的崇拜危机,才真正导致了红山文化的衰落。

  邵国田:“2001的时候,我们在清理,这个草帽山,这个积石冢和祭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在博物馆呢,已经,当时清理的四个这个,四个这个女神的头像,但是每一件女神像都打碎了,尤其像现在我们戴冠的那个女神像吧,她是(被)打碎以后,把这个个冠,扔到一边,把这个脸部呢,又埋在一块,好像当时人埋进去的,这就说明在,这个给我们提示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在红山文化的晚期,恐怕有一次,好像信任危机似的,就是说崇拜危机。”

  邵国田推测,在红山文化的晚期,祭祀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然而,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神却无能为力,于是,红山人在极度失望情绪的支使之下,亲手打碎了他们曾经膜拜的偶像。

  也有人说是战争造成了红山文化的衰落,他们认为,如果把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部落联盟看成初级国家,那么,组成这个初级国家里的许多个部落,为了财产和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和纠纷,就有发生武力争斗的可能。

  5000年以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墓里的主人,为什么只剩下一个头颅和一只手臂?根据这种现象,有的专家推测,在遥远的红山时期,曾经发生过残酷的厮杀。

  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作为敌人的一方,往往会毁坏另一方的精神信仰,于是,女神头像就成了被破坏的目标。

  当气温下降、寒冷与干旱、伴随着战争袭来之际,红山人会不会被迫离开他们生存的家园而大举南下呢?

  田广林:“这种可能是完全有的,从历史时期,这个人口的大部分流动来看,几乎每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发生,总是和这个环境气候的波动,密切相关,在大范围内呢,气候变冷了,那么北方民族呢,就要向南,向比较温暖的地区流动,那环境气候呢,比方发生向暖的方向波动时候,这人就回来了,又回到北方,这样导致这个,中国古代的人口呢,一南一北这样移动呢。这个挪动,就是中国啊,农耕区和游牧区这个界限的,南北摆动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那么,红山人又是到那里去了呢?

  据专家研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可以与之对应。于是,有人把考古发现与传说故事结合起来推测,红山人,是应黄帝的邀请而南下。

  史书记载,黄帝平定蚩尤之乱,曾经得到女魃的帮助,有人认为:古史所说的女魃,正是“红山王国”的大军。

  这支进入中原的先民,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带流动,大概在尧的时代迁至商丘,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这种说法似乎得到了印证,1976年的冬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阳市郊的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中,发掘了商王朝第22位君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葬。

  妇好墓中出土的器物众多,但是引起人们兴趣的,还是随葬的商代玉雕龙。考古界普遍认为,商代的玉雕龙,具有红山文化玉雕龙的特性,据此,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祖先。

  在中国史前时代,对玉的崇拜,除了红山文化以外,还有生活在距今5300—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先民们,良渚人生活的地域在江浙一带。虽然与红山人生活的区域相隔千里,但在玉器上却有着共性。

  有人推测,正是红山人向中原的迁徙,才造成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面貌的急剧变化,并融入了红山文化崇玉的传统和习俗,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红山文化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5000年以前就传播到了海外,并影响了东北亚地区。

  然而,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当今天的人们面对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的时候,仍然有许多困惑和未解之谜。

  据专家推测:红山文化晚期,红山人的人口应该有数万之众,但是,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只是在积石冢里少数显赫人物的墓地。

  那些众多的普通红山人的墓葬却淼无踪迹,他们死后埋在那里呢?

  红山玉器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标志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北地区玉器的典范,然而,它所蕴藏的内涵和奥秘,至今人们还无法完全破译和解读。

  创造了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坛的红山人,为什么在进入文明的门槛以后突然衰落?造成红山文化走向低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是笼罩在红山文化上的神秘面纱。对此,严文明先生持这样的观点:

  严文明:“我说它(红山文化)没有消亡,我最多可以讲,它走向低谷。这个文化它有时候有高潮,有低潮,它是一起一伏的,在这个后头呢,可能稍微(出现低潮),就在这个周围地区啊,它走向低谷,但中原地区起来了。那么为什么说,那些文化没有消亡呢,我们只要以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一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红山文化的地方是燕国,这个良渚文化的地方是吴越,这个湖北这个地方是楚,都是大国啊 ,它这大国也不是随便就起来的,它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就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说这些文化,它没有消灭,它只是稍微走向低谷了,以后它又起来了,成为整个中国华夏文明的一个广泛的基础。”

  2004年,红山文化命名将近半个世纪,这一年的春天,牛河梁遗址16地点发掘项目,成功入选了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6地点的中心大墓是迄今为止,在牛河梁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同时,它也是营造最为费工的一座墓葬。大墓凿山体而建,石穴长3·9米,宽3·1米,深约5米。死者随葬的玉器有五件,其中,首次出土的玉凤和玉人,再一次引起世人对红山文化的热切关注。

牛河梁傍晚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全景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凤红山文化首次出现的玉人

 《花园口事件》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由于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

  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他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 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但守兰封的却偏偏是蒋介石的爱将,却又贪生怕死的桂永清。他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

  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黄杰又逃跑了。

  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有恃无恐,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就这样被两位逃跑将军葬送了。

  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应该说(扒黄河阻挡日军)早就有想法,但下命令又是比较仓促的,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的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土肥原14师团先头部队1500人、另一支日军16师团3000多人已经开始向郑州进犯,这时突然陷入了黄水的包围之中。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事实上来讲,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多长时间的作用,更何况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不在于多一天、多一个月,在持久战中,多这几天少几天,那个是并不无关大局的,但是保存自己国家的实力,保存人民的力量来讲,坚持长期抗战,这是根本。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黄水下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花园口决口,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到西北,迤俪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南岳堤村民田方武:房也冲塌了,麦垛也冲完了,老百姓也没法住了,没法住了,那就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该要饭去要饭。他没有啥了,他不去要饭?

  蒋介石为逃避责任,决定把这盆脏水泼到日军头上,他发动宣传机器,宣传是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大堤。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军队自己扒开了黄河。双方一时陷入了一场道义的论战中。

  随着花园口口门越冲越大,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就彻底改道了。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80公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而此时的花园口也被扒开了7年多的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已是茫茫一片。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声称让泛区人民早日回家,做出了堵塞花园口,让黄河回归故道的决定。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终于成功。历时8年零9个月,横冲直闯的黄河终于回归了故道。

  在大陆时,蒋介石从来不敢承认是自己下令扒开了花园口,后来台湾编写的“抗日战争史”承认了这件事,总算替蒋介石认领了这份历史旧账,但却极力为蒋介石辩解,说成是抗战的需要。不过,无论怎样辩解,“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 黄泛区”这两个词也成了蒋介石的终生大忌,从来不愿提及。

 发现之旅 

 谜揭秘“外星人遗址”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一集《走近红山》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二集《龙之溯源》《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三集《古玉神韵》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四集《揭秘积石冢》《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五集《聚焦女神庙》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六集《文明曙光》《花园口事件》

《铡美案新考》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神秘中山国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山洞里的宫殿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定陵传奇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皇帝的陪葬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天下第一陵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远去的西夏王国《武侯春秋》第一集:一位天才的生长经历

《武侯春秋》第二集:茅庐内外《武侯春秋》第三集:从平民到丞相

《武侯春秋》第四集:南方森林中的迷雾《武侯春秋》第五集:北伐中的特种作战

《武侯春秋》第六集:诸葛武侯话春秋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上集

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下集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

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

 《揭秘“外星人遗址”》

  柴达木,蒙古语“盐泽”的意思,可是这里不见“盐泽”,只见连绵不绝的戈壁、荒漠。然而,在青海省作协的荣誉主席白渔的眼里,柴达木却充满了诱惑。

  1996年6月,他进入了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一个叫托素湖的地方。白渔发现,这片开阔的湖面没有任何生物,而湖的周边是一些造型极为奇特的小山头,怪异的山水同戈壁滩的景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托素湖东边一座叫巴音诺瓦山的山脚下,白渔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山洞。就在这个山洞的最里面,有一根从山洞岩壁中穿出来的铁质管状物,管子同岩石嵌合得天衣无缝,并且不见头尾。

  这些管状物不仅形状奇特,种类也很多,似乎都是经过刻意加工而成。

  白渔取下了一块样品,送到了当时冶金部直属的锡铁山冶炼厂进行化验。化验结果出乎人们的想象,除了常见的金属元素外,样品中还有8%的无法化验出的元素。

  白渔产生了一种大胆的念头:这些管状物如果不是来自地球人,就一定来自外星人,而无法探明的元素极有可能是外星人带来的宇宙材料。

  当地出土的文物多为兽骨、石器、陶器、青铜器等,从来没有过铁管之类的铁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几次大规模地开发过柴达木,但从来没有在托素湖一带进行过施工。白渔最后断定,这些管状物不是古代先民留下的遗迹,也不可能是现代工程的构造物。

  经过一番考察和推论,白渔最后坚信:这些神秘管状物只有可能来自地球之外的智慧生命──外星人,而托素湖一带是外星人曾经在地球上活动的遗址。  1998年末,一个充满悬念又令人吃惊的青海省托素湖外星人遗址之谜,首先通过白渔所著的《走进柴达木》一书,被公布于世。书中把巴音诺瓦山的那个神秘山洞称做是外星人洞。

  2001年5月,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郑剑东教授牵头,组成了托素湖铁质管状物临时科学考察队,来到托素湖,试图解开托素湖神秘管状物的来历之谜。

  面对迷雾重重的托素湖,考察队首先把研究区锁定在巴音诺瓦山与托素湖之间几百平方米的湖滩上。

  考察队发现湖的四周、还有湖底,也有大小形态不一的管状物,在湖水的淘洗下管壁更加清晰可辨。

  考察队取出的样品带到北京。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王文广,把取样样品同月球物质和陨石进行了微量元素的比较。

  王文广:“月球和陨石里头,主要是铁特别多,锌呀、铬、各种特殊的矿物,还跟地球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跟过去陨石和月球的分析资料比较,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它不可能是外星人带来。”

  但同时王文广又发现样品中棱角状的石英特别尖锐,这就意味着管状物似乎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加工、捣制而成。同时通过测试得知铁质管状物样品的年龄为距今约十四、五万年。同柴达木盆地有人类活动的历史3万年一对照,可明显看出这些神秘管状物不可能是地球人类所为。

  但当托素湖外星人洞内的神秘管状物一走进试验室,便有了一个普通的名字黄铁矿,它并非工业加工品。最后考察队的看法趋于一致,提出对托素湖管状物既不是来自地球人,更不是来自外星人,只是一个刚刚被发现,但已经历了漫长时光之旅的地质之谜。

  争 议

  但是,是什么样的地质自然变化塑成了这些神秘管状物呢?科学家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考察队发现,这些管状物只分布在较硬的砂岩里面。根据地质学上的岩相理论分析,这些较硬的砂岩层是由洪水冲击形成,这种岩相叫做洪流相。

  郑剑东:“铁质和泥砂沉积以后,当时跟水流接触是一种氧化环境沉积以后一层一层沉积,涓涓细流也沉积,原来的沉积物被后来的沉积物盖上去,跟原来的水不接触。”

  沉积物同水隔开以后,逐步变为还原环境,在这种条件下,水中硫化物分解出硫化氢气体,同洪水冲击携带的铁元素通过化学反应,形成了黄铁矿。

  对于铁质元素的来源,以及形成黄铁矿的原因,考察队看法一致,但对于沉积学说认为这就能够形成管状物,周德安等人却提出,理由是沉积作用不可能使铁质元素这么丰富地集中在一起,而形成几何形的管状更是不可能。

  铁质管状物沉积形成的理论被搁浅在了猜测和争议之中。

  管状物形成的另一种观点是郑剑东的岩浆说。岩浆说认为外星人洞里的管状物由地下岩浆喷射而成。

  2002年冬天,郑剑东跟随摄制组,来到托素湖,用Υ仪进行了现场测试。结果测试得知,峭壁上管状物放射性铀含量最高达到每克625毫克,而周围岩石只有每克20毫克,并且越是管状物中心,铀含量就越高。郑剑东认为,这是岩浆说的一个重要证据。

  然而,周德安和高军平对于郑剑东这种观点提出否定的意见。他们认为,经过取样分析没有发现管状物是岩浆形成的有力证据,管状物周围的岩石也没有被高温腐蚀。放射性元素来历还须继续研究。

  周德安、高军平经过实地考查和分析,认为托素湖的管状物都是植物被沉埋后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植物化石。

  将样品送到兰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通过一种精确度能够达到10-9次方的等离子发射光谱测试进行化验后人们发现有机物含量相差不多,但样品中钾和铁含量的渐变规律,却有利于管状物是植物化石形成的观点。

  高军平:“而管状物内壁向外壁,的铁含量曾加,钾含量减少,有机物含量相差无几,这是支持管状物是植物化石说。”

  专家们通过观测,虽然没有发现树干、树皮等植物结构的显微镜下证据,但从宏观上却发现了树状的同心圆结构,这些结构酷似树木年轮,并且有的管状物从外部状态看,呈现出树状结构。

  明 晰

  距今数百万年前的新第三纪时,柴达木处于亚热带环境,这个时候的柴达木就如同现在的江南,河流蜿蜒、湖泊密布。

  周德安:“新第三纪狮子沟组的柴达木气候同现在不一样,河流样的沉积,湖泊样的沉积很发育,这个湖泊和河流西侧的陆地,现在推测起来森林比较茂密,一旦洪水来时,两侧的森林遭到洪水的冲刷,快速搬运到这儿。”

  激流携带泥沙覆盖了树木,大树从此进入了漫长的演化过程。

  后来,托素湖一带的地层开始了剧烈的沉积作用,使大树被土壤和砾石深埋在地表之下数百米甚至上千米深。当树木被沉埋压实后,树内的水分被挤出,这叫脱水。之后,树木开始腐烂了,铁质的元素通过化学反应形成黄铁矿物质,那些空空的管子,就是矿化的树木被冲刷和风蚀而保留下来的铁矿物质。

  周德安:“这个时候植物外面的部分叫皮部,外面的皮是比较致密的,它有一些比较致密的结构,就是树皮这些地方胶带的比较彻底,保存的比较好。树干中间的木质部,木质就是比较疏松多孔了,也比较容易腐烂了,所以中间形成空洞。空洞树干容易破坏,两侧沙粒填了空洞。”

  青海省托素湖管状物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剥去,正逐渐显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托素湖外星人遗址之谜经历了天上、人间、地下的一波三折,最终从人类难以企及的星外,演变到了柴达木久远的历史当中。但尘埃似乎还没有最终落定,因为还有许多疑问等着人们去破解。

巴音诺瓦山的裂隙巴音诺瓦山酷似猿猴冲空中鸟瞰托素湖示意图

地壳变动古托素湖地质图古托素湖在柴达木盆地位置示意图

管道形成的过程1管道形成的过程2管道形成的过程3

管道形成的过程4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一集《走近红山》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方向的不远处,有一片褐红色的山峦,当地人称它为“乌兰哈达”,也就是红山。然而,红山的闻名,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美丽,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环绕着石头的古墓。

  其实, 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 “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袭扰。

  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起程,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

  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

  1923年,19岁的梁思永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远渡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留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

  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传来一个坏消息:通辽一带爆发了严重的鼠疫,将原先打算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

  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从北平出发,于28日到达发掘现场。

  工作三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

  有着高度责任心的梁思永先生,当时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决定取道东北,南下热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

  梁思永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

  位于大道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它也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志。

  但是,梁思永到达林西几天前,这里就飘起了雪花。他到达的那天,林西县又刮起了西北风,温度也降到零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挖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结束了在热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四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军队继续进犯热河省各县。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所在地承德。

  刘国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之后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的诱惑,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于1935年的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

  席永杰:“当时,日本内阁制定了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的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

  滨田耕作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三年之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认为红山后遗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梁思永的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热河采集报告发表九年之后,一位23岁的青年教师来到了日本人发掘过的红山后遗址上。1942年,佟柱臣来到辽西地区的凌源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教课之余,他把兴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一天,佟柱臣来到了辽宁省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河沟里的石块是怎么跑到山上来的?它们是干什么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发现的就是后来轰动考古界的红山人的墓葬——积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佟柱臣离开赤峰,到沈阳博物院任职,从此走上专业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为副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准备取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了尹达撰写的论文以后,建议他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

  1955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

  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里,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

  在红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后的1956年暑假期间,裴文中教授和教师吕遵谔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的7名学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车。

  当时24岁的严文明就是这7名学生中的一个。

  到达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就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了红山前。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严文明:“日本人没有在红山前做过工作,所以红山前,当时也算一个新发现,这个红山前,就相当日本人讲的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那个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红山文化。日本人所谓赤峰的第二期文化,当时我们把它分了好几段,这些我们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实在红山上,更多的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然而,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的大幅照片。

  玉雕龙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二集《龙之溯源》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对着这个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把石块拣干净,看看里边埋藏着什么秘密。

  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他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当年,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

  张凤祥:“可能是有个七天八天的,哎,就拖出来(光泽),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个玉。”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了三十元钱,就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现在考古挖掘的许多东西,都可以测定年代,比方说陶器、瓷器,都可以测定它制作的年代,我们可以区别真假,都可以做鉴定,但是这个玉器它不行,因为玉器本身它没有测定年代的手段,测不了它的制作年代。”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

  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当听说他要乘火车返回赤峰的时候,苏秉琦嘱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护它,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龙的年代被确认三年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距离三星他拉60公里的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基本一致。

  赤峰发现玉雕龙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渴望了解玉雕龙的人们,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中国塞外的红山。而关于龙的原型的讨论也因为c形玉雕龙出土而开展起来。

  考古界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两条色泽不同的c形玉雕龙,是以蛇的身躯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的复合体。但是在龙的头部,是什么动物的看法上却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龙的头是猪的头颅,有人则认为是鹿头,还有人把龙的头看成是熊的脑袋。那么这两条龙最初原形是什么呢?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近年来,随着古人崇尚龙的遗迹不断出现,从而引发和激起人们对龙的原型探讨的热情。于是,关于龙的最初原型的种种设想便应时而生。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主任田广林:“关于龙的原型,学者们的说法是种种种种,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种,就是四大类,一种说法认为呢,龙的原型是出于动物,某一种动物。那么还有人认为,龙啊,它的原型是自然物。你比方说,彩虹、云、龙卷风、河水,这都认为是龙的原型。还有一类就是植物,比方松树,是龙源于松树,最近有些学者认为,龙的原型它是昆虫。

  中国龙的最初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翁牛特旗出土的两件c形玉雕龙的头颅是猪首的造型吗?

  2003年,一批考古队员,来到了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上。

  兴隆洼文化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遗迹十分清晰的原始村落,因而被誉为“华夏第一村”。

  在发掘的3万平方米面积里,有170多座房址,400多座窖穴,经过碳14测定:兴隆洼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以前,是红山人的先辈。那个时候,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原始农业刚刚萌生。

  2003年10月21日,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处现场,考古队发掘一个面积为4平方米的灰坑。在灰坑里,他们清理出了6个存放食物的窖穴,

  考古人员清理完六个小坑之后,发现中间还有一个大的灰坑,被六个小坑紧紧环绕。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大坑中的灰土清理干净,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了:由许多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型动物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一条距今8000年以前龙的形象。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条龙的头部,竟然摆放着一个野猪的头骨。

  有的学者认为,用野猪的头颅作为龙的头,充分说明了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

  田广林:“在这个宗教发生,这个早期宗教发生有个特点,人们崇尚的对象,往往都是他们依以为生的衣食之源”

  刘国祥:“兴隆洼文化时期,是狩猎采集经济占主要地位,农业经济已经出现,但是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主要是靠这种打猎、鹿、猪、狍子、熊,打这样的动物,来作为他的主要的肉食资源。其中,猪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当时成群的野猪啊,活动在这个地方,植被条件非常好,那么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的动物,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对它崇拜,祈求猎物的繁盛,并祈求狩猎活动的成功。”

  20世纪的80年代初,一批考古队员的身影出现在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上。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是它的继承者。

  一天, 考古队员们在一个小山坡上,发现了一批7000年前用于祭祀的陶尊。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在其中的一件陶尊上,竟然有一幅透视画。画中的动物分别是被赵宝沟人神话了的猪,鹿和鸟。

  有的学者认为,陶尊上刻画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动物合体。它集中了多种动物的神通和特长,这样的客观特征,为人们从根本上揭开龙的原型之谜找到了科学的依据。

  六、七千年之前,野猪、鹿和鸟,都是赵宝沟人最常见、最熟悉的动物。因为这些动物,都是他们狩猎的目标和赖以生存的给养。

  赵宝沟人怀着虔诚的心,把这些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动物,精心描绘在神圣的陶尊上加以膜拜,目的是让它们成为沟通人与天的媒介,祈求丰衣足食。

  赵宝沟文化陶尊的出现告诉人们,龙的起源,首先是来源于人们自身的生活和物质生产。

  几乎在这件陶尊出土的同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一些神秘的“玉猪龙” 不断出土。

  “玉猪龙” 目光温顺,肥头大耳,鼻子短平,鼻梁上刻着细密的皱纹,这些特征,配上弯曲的身躯,显得十分有趣和令人喜爱。

  如果,拿“玉猪龙”与三星它拉发现的“C”形“玉雕龙”作个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殷志强认为,玉猪龙的这种造型特征,是当时'农耕文明的一种表现。

  远古时期,猪在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除了把猪作为食物以外,还把它作为“水兽”,在祈天、求雨、防洪等祭祀中,经常把它作为祭品,

  这些观念反映到玉器造型中,玉龙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龙体的形状为什么源于蛇的身躯呢?有人认为,这是红山人对蛇崇拜的原因。因为,蛇的活动与季节的循环是相符合的,因此,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繁殖力。再加上当时发达的养猪业,于是,就出现了猪首蛇身龙的形象。

  红山文化玉龙的大量发现,使人们看到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在对猪的崇拜上一脉相承。它们的出土,不但为人们解开了龙的起源之谜,也为人们展示了龙被逐渐演化的轨迹和不断被神化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朝宏:“红山文化的玉龙,应该说在史前时期,出现的最多的,而且制作最精美,应该说是属于一种比较成熟一些的龙,不是最初形态的这种龙了,但是对于龙的崇拜,应该说呢,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你比如在兴隆洼文化这个阶段,就出现了用石块堆砌的龙,在赵宝沟文化阶段,也出现了出现在陶器上的龙的形象。”

  1984年,83岁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龙的消息,他通过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玉雕龙的愿望。

  这一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把玉雕龙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

  翁牛特旗文化馆文物组工作人员蒙景新:“他呢,看了这件玉龙以后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激动,好半天呢,才说出一句话来,他老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这件东西呀,是很难得的一件珍品。”

  1989的六月,为了迎接建国四十周年的到来,三星他拉出土的c形玉雕龙作为珍贵的展品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此后,它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C形玉雕龙出土C形玉雕龙的翁牛特旗当地领导手持的玉雕龙

第二地点一号冢四号墓出土的玉猪龙关注红山文化的苏秉琦先生玉猪龙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三集《古玉神韵》

  内蒙古赤峰市的巴林右旗,位于沙漠和草原接壤地带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

  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过后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斯台村的布和朝鲁在出去放牛的时候,不经意间,在一个坡地上捡着了一个玉器。

  为这个发现所激动的他,连忙赶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齿钩,再跑回发现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来。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

  布和朝鲁的父亲丹巴,是那斯台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把布和朝鲁挖到的玉器装在一个特制的布袋里,锁进了家里的大木箱子。

  一天,一个文物贩子趁着丹巴书记到北京看病的时候,来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鲁,想出大价钱购买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是,文物贩子没有如愿。

  1979年的一天,巴林右旗文化馆文物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了丹巴书记的家。

  和青格勒一起到丹巴书记家里的,还有巴林右旗文化馆的领导韩仁信。当年,丹巴书记就是坐在这张紧靠着大木箱子的木质沙发上,同韩仁信拉起了家常。

  青格勒:“完了,老头呢给拿出几件,我们看完了以后,就做了老爷子的工作,就是丹巴书记呀,做他的工作,做他的工作呢,就是这个书记呢,当时呢,嗯,觉悟也挺高,说对国家还是有用,你们就拿去吧。”

  从丹巴书记家征集到的玉器有玉蚕、玉鸮和几十个玉珠。它们现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馆,成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珍贵文物。

  红山人生活的区域在万里长城以北的塞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留给一些人的印象是天高地广,风吹草低的蛮夷之地。当红山玉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确定下来的时候,面对那里发达的玉文化,有的学者不禁惊呼,这里应该就是五千年以前中国历史上传说的“玉器时代”。

  原始人类在迎来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经走过了几百万年漫长的发展道路。从人类诞生到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这个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处在对自然物简易加工的初级阶段。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离今天4万年至1万年之间,随着制作石器工艺的提高,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一些原始人类中,逐渐萌发出审美意识。

  到了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他们就从众多的石头里面,挑选出美丽而温润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带的装饰品。于是,就出现了玉器。

  刘国祥:“玉器的起源阶段,往往都是突出他的装饰功能,人们在最早识别加工雕琢玉器的时候,重点突出的是玉器的美,玉器的装饰美,把玉器雕琢成器用来装饰和美化人的生活。”

  而辽宁师范大学的田广林认为,玉器从出现那一天开始,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刘国祥的见解与田广林不同,他认为,玉器的产生,是原始人类在美感驱动下的产物。只是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装饰功能才发生了转移和变化。而这种变化,已经体现在红山人制作的玉器中。那么,红山玉器又分多少种类呢?

  专家从造型和雕琢工艺的角度,把红山文化玉器分为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人物类和特殊类五大类型。在特殊类里,三联璧、勾云形玉佩等是主要的代表器形。

  在众多出土的红山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类玉器,除了c形玉雕龙和玉猪龙之外,还有玉鸟、玉蚕、玉鸮、玉蝉蛹、玉龟等等。诸多动物造型的玉器出现,说明了什么呢?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殷志强:“红山文化玉器丰富多彩,其中有很多动物的造型,尤其是描写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像鸮,就是叫猫头鹰,还有猪的形状,还有龟的形状,这一些都是生活中间、环境中间看得到的一些动物,那么,这个可能跟红山文化,就是生物、生态、生活环境的多样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周围的一些(动物)形象,对它艺术的造型实际有影响。”

  有人认为,如此多的动物造型玉器出现,说明红山人对动物的崇拜。因为红山人相信,有些动物能为他们免除灾难,带来好运。对于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的玉鹰,有的学者推测,它的出现,寄托着红山人向往着能够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自由翱翔,达到通天接地的愿望。

  玉蝉,是红山文化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动物造型的玉器。有的学者发现,红山文化的玉蝉中有羽翼的数量较少,而大多数是蝉蛹的造型。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这样认为,蝉在红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的幼虫生活在土中,化成蝉蛹后不食不动,就像死了一样,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树梢,蜕变成能飞的知了。

  红山人用蝉蛹造型的玉器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蝉蛹一样蜕变复活。

  红山文化玉器中既有玉龟也有玉鳖。玉龟和玉鳖出土的时候时常为一对,分别放置在死者的左右手中。

  有人这样分析,在古代,龟和鳖被视为长寿的吉祥物,是人们崇拜的神。中国的民间早就有了“千年龟”和“万年鳖”的说法。红山人把玉龟、玉鳖放在死者的手中的目的,是希望龟神和鳖神在另一个世界给予死者以保护。

  牟永抗认为,红山玉器的出现,是红山人对太阳崇拜的结果。

  神秘的红山玉器,给了人们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有的画家从它们身上,找到了中国画写意艺术观的源头。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石之美者”。当时,人们把质地细腻坚硬、色彩斑斓的石头视为宝物。专家认为,最初发现玉的人,应该是部落里制作石器的工匠。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掌握了识别玉的本领和知识。

  围绕着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来源,学者们一直持有不同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制作玉器是就地取材。但是,在红山玉器出土的地点,却一直没有发现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产地。直到近几年,一些学者们来到了辽宁省岫岩县,才揭开了谜底

  岫岩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玉石之乡,这里出产的玉石,被人们习惯地称作“岫岩老玉”。有的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红山玉器的玉料就是出自这里的细玉沟。它的硬度经过测量之后,也已经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知道,这个硬度的标准,是用了十个矿物做来标准的,比如说金刚石就是十,石英、水晶这就是七,这个滑石这就是一,那么这个红山它的玉,主要是由闪石玉组成的,它的硬度应该是呢,是6到6.5这么一个范围。”

  今天,在岫岩县,许多人仍然从事着古老的制玉行业。与红山先民们不同的是,他们采用的是现代化的加工手段。

  根据专家分析,尽管现代人与原始人在制玉工具的使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制作流程上却极其相似。

  于是,有人把红山人制玉分为采玉、解玉、钻孔、打磨、镂刻、抛光等几道工序。

  于明:“一件玉料的开采,他呢,就没有什么铁器,也没有炸药。他只能呢,靠最原始的方法,比如说,到那个山顶上,拿一个木头撬棍子,撬下来。最多最多有可能,把木头塞进(玉料缝里)去,然后点上火,一烧,嘣,炸裂,然后把玉料,嘣下(来)一块,最多最多有可能这样。”

  制作玉器的第二道工序就是解玉。现代人解玉,是借助电动机带动硬度极高的锯片把玉料分开。

  那么红山人是怎样解玉的呢?有的学者推测,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他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用野兽的皮做成线来解玉。

  根据专家推测,红山人解玉,除了使用兽皮做成的皮条弓之外、还使用其他一些用于解玉的工具。

  解玉,必备的辅助材料是解玉砂。古人在从大河旁边,精心筛选出细腻得像面粉、硬度高达7度左右的解玉砂,来帮助解玉。

  在解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还有水。

  于明:“玉料很硬嘛,那怎么办呢,就需要加砂,加砂也不行,如果加砂,磨一下(皮弓)就断了,而且沙子又很干,它本身摩擦生热,一生热,可能就把这个皮子就毁掉了,就断了,怎么办,就要降温,这个降温呢,有最简单的办法,现在很通用的办法,就是加水。”

  再接下来,就是按照预先的设计,用动物的骨头或者竹管,在玉器上钻出大小不同的穿孔以便佩带。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多年来一直从事红山玉器的研究。他通过考古发现、史料记载和自己的试验得出结论,玛瑙、燧石的硬度都达到七度,这种石头也能成为雕刻玉料的工具。

  据有关资料表明,鲨鱼牙齿的硬度达到8度,完全可以用来雕刻玉器。有的学者认为,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虽然不在海边生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或者其他方式得到鲨鱼牙齿,使它成为雕刻玉器的得力工具。

  其实,红山人对大海并不陌生,在他们居住的遗址上,考古人员就发掘出了用海中的贝壳制成的装饰品。

  在对玉器进行精心雕刻之后,就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抛光。那么,古人是用什么来抛光呢?学者推测,古人通常是使用兽皮在玉器上反复摩擦,因为兽皮含有脂肪,脂肪在摩擦过程中会释放出来,附着到玉的表面,使玉器的表面更加明亮更加温润,直到达到光可鉴人的效果。

  马蹄形玉器,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马的蹄子而得此名。它是红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而它的制作难度在红山玉器中也是排名之最。

  1980年的一天,一位当地的农民走进了这座小城。他把拣到的一件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捐给了敖汉旗博物馆。

  就在收到捐献的马蹄形玉器两年之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在进行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一个叫大甸子的地方,偶然发现了红山人遗弃的一个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

  不过,对于马蹄形玉器,邵国田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把它称作“马蹄形玉筒”。

  1987年,当地一户农民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又挖出了一个红山人制作马蹄形玉器时切割出来丢弃的玉芯。那一天,恰巧邵国田在那里搞调查,农民就把玉芯交给了他。

  这样一来,敖汉旗博物馆就拥有了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从坯料中切割出来的玉芯和制作完成的马蹄形玉器。那么,红山的制玉工匠们是怎样把玉芯从坯料中取出来的呢?

  邵国田在对坯料和玉芯上面,留下的切割痕迹作了分析以后得出结论,红山工匠先是用管钻在坯料的最低点,钻通一个孔,然后把野兽皮拧成的线穿进里面,在解玉砂和水的辅助下,环绕着椭圆形坯料切割出玉芯。再反复打磨抛光,直到最后完成。

  有的专家做过这样的实验,用现代化的工具,在一块厚度达十五厘米的玉料上,切割出一个圆筒状的玉芯,只用十五分钟。

  有人推测,5000年以前,红山工匠要取出同样大小的一个玉芯,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红山人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一件玉器,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红山人很可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精湛、最省时的制玉技术,这些技术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可惜的是,它已经消失在时光的流逝中。

  那么,当时在红山人生活的区域里,是否每一个部落里都有制作玉器的作坊?还是存在一个受最高聚落首领控制,专门生产玉器的制作中心呢?

  于明认为,为了使玉器具有神秘性, 5000年以前,在岫岩县的细玉沟附近,存在着一个专门制作红山玉器的部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红山人制玉的作坊和工具,红山人到底怎样制玉,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红山玉器的出现,在史前的中华大地上,无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

勾云形玉佩兽面玉牌玉鳖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四集《揭秘积石冢》

  红山文化自从发现以来,已经将近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调查和发掘的遗址超过500多处。但是,这些遗址大都是红山人的居住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神秘的红山人墓葬却一直没有见到踪影。

  于是,人们纷纷猜测:红山文化的墓葬习俗,是流行水葬、风葬还是火葬呢?他们是否同其他史前文化一样,是“土坑竖穴式”墓葬,还是另有别的形式呢?

  所有的这些谜团,只有找到红山人的墓葬才能得到答案。为了这些神秘的墓葬,考古工作者们,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苦苦寻觅着。红山人的墓葬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牛河梁是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南麓的一组山坡台地,在绵延起伏十几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条被俗称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过。因此,牤牛河两旁的山梁得名为牛河梁。

  在牛河梁的土山上,是老百姓的庄稼地,庄稼地边上散落着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石块,很久以来,人们并不知道它们的用处。有不少人,把这些石块当成当年农业学大寨修建梯田时的遗留物,还有人,甚至把它们看做是废弃了的象征着吉祥的敖包。

  有的人就把石块拣回村里,拿它砌院墙垒猪圈。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些石块底下,埋藏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1981年春天,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的郭大顺,和建平县两位考古工作人员,来到了这个县的富山乡马家沟生产队。

  郭大顺, 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化厅从事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此后,他根据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课题。

  在建平县两位考古人员的陪同和带领下,郭大顺走进了马家沟生产队长马龙图的家。

  两年前,马龙图在一次犁地的时候,拣到了一个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马龙图用纸把底座封好,把这件玉器当成笔筒摆在桌子上。1981年在建平办考古培训班的时候,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大顺。

  马龙图告诉郭大顺,他在发现这个玉器的地方,还挖出过一些人的尸骨。

  这让郭大顺心中一阵惊喜,他想:这是不是考古人员苦苦寻觅了多年的红山人的墓葬呢?

  马龙图以五元钱的价格把马蹄形玉器卖给了考古队,随后,在郭大顺的要求下,马龙图带领他们来到了玉器的出土现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工作站站长朱达:“到了现场,就发现地表有很多陶片,碎石头。再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是咱们的老百姓,就是说,这里头这个盆岔子啊,什么都东西的,特别多。而且呢,大量的石头。这是,种地多少年,经常打(犁)铧子。就是在地里取了不少石头啊,拉回家去,说什么砌院墙啊,砌猪圈哪。”

  马龙图带考古队员去的地方,当地的村民叫它“西梁地”,后来这里被考古队编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遗址上堆积着许多石块,郭大顺不露声色地在石块间仔细寻找着什么,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一块腐烂的人骨头出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在那块有人骨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的发掘。

  郭大顺:“正好旁边又露出一个人骨来,我们在那简单地做了一下清理,又清理出了一座墓葬,这个,正好这个头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一个玉环,玉环,地层非常清楚,上边压的是红山文化层,这个墓葬是压在那层底下,后来这个地点,就是二号地点,这座墓葬呢,后来就编为一号墓。”

  在发现红山文化牛河梁一号墓两年之后,1983年,考古队开进了牛河梁,住进了马家沟。经过实地调查和了解,他们惊讶的发现,这里的红山文化墓葬遗址一共有20多处。出人意料的是,红山人的墓葬,不是那一时期普遍流行的“土坑竖穴式”,而是在墓的顶上堆满石头的“积石冢”。

  中国古人把隆起的坟包称为“冢”,因此,考古学家便把用石块堆积起来的红山文化墓葬形式,称之为“积石冢”。

  刘国祥:“红山文化的埋葬形式呢,比较特殊,目前我们知道,有一种最主要的埋葬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石冢,那么什么是积石冢,那么它的形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所谓的积石冢,就是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通常呢,把这个山顶,这个进行修整,完了之后呢,就是说垒砌石块,砌出一个范围,在这个石块的石砌范围之内呢,砌出这种石棺墓,那么中心部位呢,经常是砌一座大型的这个石棺墓,边缘部位呢,经常砌数座,小型的石棺墓,完了之后,在石棺墓的上边,再积石,就是堆放石块,从而,给人一种山陵似的感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石冢。”

  红山人建造的“积石冢”,都选择在大山的顶部。山顶的高度,平均海拔在550~650米左右。

  每个山顶上的积石冢数量并不一样,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是两个;也有的是多个积石冢同在一个山顶。

  建在山顶上的积石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中央位置建有中心大墓。

  在中心大墓之外,专家们把其他的墓分为“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四个等级。这种墓葬制度说明了什么呢?

  刘国祥:“那么在埋在山顶的,这些人之间,他们也有这种,严格的等级区分,像大型墓,明显高于这个,其它一些墓葬,小型墓里头,也能看出这种级差的反映,所以说在所有的小型墓里头,那么也有明显的这种,级差的变化,这就是说积石冢之内,我们已经明确看出,可以分成,六七个不同的等级,再加上和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分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等级化的,分层次的,红山文化社会,社会进入复杂化。”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在平地上发现 “积石冢”的踪影。那么,红山人为什么把“积石冢”建造在大山的顶部呢?有一种观点认为,5000年以前,红山人在长期以渔猎为主的生涯中,对山有了独到的理解和特殊的感情,他们认为山上是天神的居住之所,因此红山人才把祖先安葬在山顶之上。埋葬在山顶上的祖先,自然也就获得了天神的资格。

  考古队员后来发现: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上,众多的“积石冢”所需要的大量石块,都是从远处的河沟里搬运而来。

  令考古队员不理解的是,5000年以前,在山林茂密,道路坎坷,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红山人为什么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营造如此庞大的“积石冢”呢?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生活的时期,周围分布着许多个大小不同的聚落。原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争夺地盘,彼此之间时常发生争斗。红山人可能这样认为,既然在争斗中需要构筑工事保护自己,那么死后的灵魂更需要保护。这就是用石头把墓地围圈起来的意义所在。

  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的理由是,据已经知道的考古发现证明:红山文化时期所筑的防御工事都是土筑的方形环壕,而没有发现用石头筑造的工事。这些用石头筑造的墓,是红山人对山、石崇拜的产物。

  发掘工作开始了,考古人员在紧靠着积石冢石砌台阶的内侧,发现了排列整齐,竖着放置的没有底座的彩陶筒形器。

  彩陶筒形器,最大的高50厘米,直径30厘米,最小的筒形器的高度有20厘米左右。它们的出现,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呢?

  有人推测它们埋在石砌台阶的内侧,是为了营造通天接地的氛围,有人认为它们是5000年以前红山人使用的鼓。理由是,把筒形器两头的圆口用野兽的皮蒙上,就可以在祭祀时敲响。

  也有人从力学的角度分析,认为筒形器竖着放置具有抗侧压力,红山人的目的是让筒形器起到像“堤坝”一样的作用,使积石冢顶部的石块和边侧的石砌台阶不致塌落。

  郭大顺:“估计它还是和祭祀有关系。和祭祀有关系,它既然是没有底,这样它就上下贯通了,上下贯通,和当时的人们沟通天地呀,和这个有关系。它还应该是一种祭祀,可能这样解释。现在是比较多的人从这方法考虑。”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规模最大的一座中心大墓,位于编号为第2号地点的积石冢内。

  中心大墓里埋葬的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随葬品?1984年7月18日,考古队决定打开这个大墓看个究竟。

  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考古队员们发现,当他们准备打开这座大墓的时候,刚才还是湛蓝的天空,立即变得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在以后的发掘中,每当考古队员们打开积石冢内的中心大墓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可是,当考古队员清理到中心大墓石棺的底部之后,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在墓中,他们没见到完整的人骨和任何随葬品。

  失望的情绪笼罩着考古队,在接下来打开的四座红山文化墓葬,都由于早年被盗墓者光顾而一无所获。

  难道牛河梁的红山文化墓葬都被洗劫一空?还有没有被盗墓者遗忘的角落?一天,考古队员们把目光瞄向了牛河梁第五地点的中心大墓。

  当开始清理到这座石棺墓的底部时,他们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觉。。

  朱达:“就是当时,我们做这个墓的时候,清理玉器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没话说的,就是我们拿这个小竹签儿,因为怕里头有这个(文物),因为下头是文物啊,我们就用小竹签儿,一点儿点儿剔,一剔,往下一插,就躇溜一下子,这感觉一下子(有文物),把它扒拉扒拉,用刷(子)扫扫,一看一件玉器,再剔,也是(玉器),觉得下面特别滑,后而做完这个墓,做完以后,整个全身全是玉器,这个摆放的全是玉器,这里面出现的有玉龟呀,马蹄形玉箍,勾云型玉佩。”

  墓的主人是一个老年男性,随葬品是七件玉器。勾云型玉佩,竖放在死者的右胸,下面压着一件马蹄形玉器,右手腕戴着一个玉镯,两件玉璧放在头部的两侧,双手各握着一个玉龟。

  放在死者胸前的勾云型玉佩,呈长方形,它的四个边角翻卷,背面有可供悬挂的钻孔,中间有勾云形纹饰。

  在此之前,有不少红山文化的勾云型玉佩被发现,人们对它的解释也莫衷一是。

  田广林:“概括地说呢,主要有龙神说、凤凰说、饕餮说,饕餮就是那种大眼睛,有这种饕餮纹,饕餮说,还有就是,人兽合体说,里面包含着人和动物,还有的说,神目(说),神眼,我个人认为呢,这种形式多样,款式繁多的这个,所谓的勾云纹玉佩啊,它本身表现的是一种鸟,它是神面、鸟神形象。”

  也有学者把它说成是一种花卉图案。他们推测:在5000年以前的红山地区,很可能存在着一些以花为图腾的部族。这些以花为原形的勾云形玉佩,可能就是“花族”部落的象征。假如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花族”部落的首领。

  而郭大顺则认为,这种玉器很可能是权力的象征物。

  1989年秋天,考古队按照计划发掘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的墓,当打开这座墓葬之后,琳琅满目的各种造型的玉器竟然有20件。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随葬玉器最多的一个墓葬。

  在21号墓葬死者的头部上方,精心摆放的是一个马蹄形玉器。

  马蹄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流传较广而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因为它的外形颇似倒置的马蹄,所以,它被人们叫做这个名字。

  关于马蹄形玉器的用途,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玉杯,有人说它是舀米的器具,有人把它说成是手腕上的装饰,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打击的礼乐器,还有人认为它是搁置头发用的束发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队就在距离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二地点,只有一公里的马家沟生产队扎下营寨,他们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大炕,吃的是小米饭。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考古工作者每天都为重大的发现激动着。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对这里的60多座墓葬进行了发掘。

  在发掘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只用玉器随葬,大型石棺墓随葬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工艺讲究。小型的石棺墓里,不仅玉器数量少,有的根本就没有玉器随葬。

  面对这种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完备的玉礼制。

  刘国祥:“在红山文化晚期,用玉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从中我们可以认为,随葬玉器种类和数量的多寡,以及玉器的组合关系,能够直接反映出,墓葬级差的变化,那么我们通常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

  古人以祭祀的形式,向神奉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为什么古人要“以玉礼神”呢?

  有的学者认为:在金属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是最为贵重的物品。所以,古人用它创作出各种神灵,对它们顶礼膜拜,这就是最早的礼器为什么是玉器的根源。

  有的学者推测,人类最初是注重玉器的审美价值,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和巫术之间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玉才有了神秘的力量,在宗教仪式中常常作为巫师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礼器,当巫师离开人世的时候,它们就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下陪伴主人。,

  学者普遍认为,在神秘的“积石冢”里,拥有玉器的墓主人就是5000年以前,红山部落里的首领兼巫师。

  冯时从天文学考古的角度,对牛河梁4号墓的人物身份作了考证。

  冯时:“这个墓主人呢,这个葬式呢,很特别,他虽然是仰身直肢,躺在那,但是他不是,这个直身的,他两个这个,腿骨是交叉起来的,他是一种这个巫觋啊、祭司啊,这样一类的,比较显赫的人物。”

  5000年以前,红山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便虔诚地乞求于神灵的帮助和庇护,于是就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从而部落里也就有了巫师,巫师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他们又是部落里的精神领袖。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人们又有了重要发现:在积石冢里还有红山人建造的大型祭坛。

  朱达:“祭坛它都是用这种,一种红色的,暗红色的石头桩,砌筑起来的,三个同心圆,一层比一层高,它在这个,这就是红色石头桩呢,也是最外圈的最粗,往里呢,逐渐细,这三圈的这个石头的规格还不一样的,它一般的高度,都在三十公分左右这石头桩。”

  积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已经纳入了同一个宗教信仰和同一行为模式中。这无疑会增加各群落、聚落间的凝聚力,强化地域共同体的认同感,促进社会秩序一体化进程。

  因此,红山文化积石冢和大型祭坛的出现,被看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

第二地点祭坛牛河梁第二地点二号冢中心大墓第二地点第四号冢

第二地点一号冢第21号墓第二地点一号冢第27号墓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五集《聚焦女神庙》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考古队员们,发现了积石冢和大型祭坛之后,又一个问题开始出现在脑海里:按照常识,史前文化的墓地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总是与相关的地面建筑遗迹相伴随。

  在这里,会不会有红山先民们在5000多年以前的建筑物呢?于是,在1983年的秋季里,考古队员把目光放在了寻找红山人的建筑遗址上面。

  几天过去了,考古队员们一无所获,又由于连日的奔波,使得他们的情绪大受影响。

  有的队员甚至产生了疑问:在牛河梁上,真的存在过红山人的建筑物吗?如果存在,那些建筑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是不是被人为或者自然的因素彻底破坏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983年的一天,在北梁的主山上,进行了一整天勘察工作的考古人员又是一无所获。正当他们要下山的时候,一个叫赵文彦的考古队员突然内急,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个因为冲水而形成的土沟里。

  就在这时,一块土红色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下腰来,把这件东西拣起来仔细一瞧,心里禁不住一阵狂跳:原来,这是一个用泥巴塑成的人耳朵。

  泥塑人耳朵的出现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高度注意,在继续寻找的过程中,他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混在沙土里的泥塑的人鼻子、乳房、手臂和一些红山文化的陶片。

  冲水沟里怎么会有泥塑的人体残块呢,这些残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队员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顺着冲水沟瞄向高处的东山坡。

  朱达:“后而,大家就分析,在一起分析,这些泥(塑)的(人体)残块,是来自哪里。这个地方就是冲沟,地势比较低,它只能从这个,经过流水冲刷,只能在高处(往下)冲下来。”

  根据冲水沟里发现的女性泥塑人体的残块,队员们推测,在5000年以前的东山坡上,可能曾经耸立着一座红山人建造的女神庙。

  带着兴奋的心情,考古队员们回到了驻地马家沟。当他们把在东山坡冲水沟里的发现告诉房东的时候,勾起了房东的回忆,房东告诉考古队员这样一件事:大概是在1962年,社员们在东山坡上修建拦水堤坝的时候,有人用锄头在那里挖出了一些用红土做的人的鼻子、耳朵一类的东西,当时也没人把它当一回事。

  房东的回忆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更大的希望。那么,东山坡上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难道这青翠的松树下面,真的就是红山人建造的女神庙遗址?如果是的话,早已倒塌的庙址里面,还有完整的女神头像吗?这一切,只有在发掘之后才能找到答案。

  1983年10月,考古队员们怀着渴望新发现的心情开始了发掘工作,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厚度大约为25—50厘米的表土层清理掉后,一个从未见过的建筑遗址呈现出来。

  从平面上看,这个建筑分为主室、东西侧室。北室、南室和一个长方形室相连。遗址南北长22米,东西最宽处约9米,最窄处2米,方向向南偏西20°。

  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半地穴建筑,地下部分深达0·8~1米。

  考古队员在南室的四周,发现了已经碳化的木头柱子的痕迹。他们分析,为了牢固起见,红山人在建造女神庙时,先在柱子的内侧粘贴上成束的禾草,再用草和泥搅拌形成墙面。墙面为多层,内层墙面上布满了蜂窝一样的圆洞。

  在清理倒塌的墙面的时候,考古人员居然发现了5000年以前,红山人精心描绘的壁画。

  接二连三的发现,使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预感,似乎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在等待着他们。

  1983年11月2日清晨,辽西的山区格外宁静。

  这一天,考古队员们早早的离开了驻地,按计划,这天的上午他们要剥离,建筑遗址主室西侧的一块特殊的泥块。

  当年,主持和组织牛河梁遗址发掘工作的郭大顺,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时间,在期待中一分一秒的过去,人们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整个工地悄然无声,连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只有小铲子和小刷子,在剥离泥土时发出的声音在沙沙地响着。

  渐渐地,一个人的面部轮廓,开始显现,接着,头颅、眼睛也开始显露出来。中国远古女神,在地下埋藏了5000年之后,终于露出了她那端庄而又高贵的容颜。

  女神头像高度写实,造型逼真,她的脸形为方圆形,颧骨突起,双眼中镶嵌着两块经过抛光处理的青色圆形玉片。

  女神用坦然而又镇定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5000年以后的人们,面对着考古队员的惊讶,她带着神秘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由于女神庙的位置在林场之内,地表上生长的松树的树根,已经扎到女神头像的面部并造成了裂痕。

  李殿福:“这个头像上呢,有一些个,裂纹里面有一些个,这个松树的那个根子,都是那个须根,这个须根吧,扎得很多。当时也没什么办法,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掏出小剪子,把那些个松毛,松树根子啊,一个个都把它剪掉了。”

  朱达清楚地记得,1983年11月2日这一天,在现场的考古队员,都激动得忘记了吃中午饭,到了傍晚时分,大家用脱脂棉和白纸,把发掘出来的女神像小心包好。大家一致推荐,由现场的惟一一位女队员魏凡抱着女神下山。

  魏凡后来计算过,从发掘现场到考古队的驻地马家沟,距离是750米。平时用10多分钟就可以走完的路程,那一天,在同事们的护送下,她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才把这段路程走完。

  安全回到驻地以后,考古队员们和马家沟的村民们像过年一样高兴,他们把女神像,放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又仔细端详了起来。

  不一会,考古队员们的神情又逐渐得变得凝重起来,原来,女神像的面部缺少了鼻子。

  朱达:“这个,女神头像呢,当时没有鼻子,这感到很美中不足,所以大家伙就分析 了,突然这个,孙守道先生就想起来了,就前几天在冲沟里,我们清理出来的那个鼻子,是不是,是否那个鼻子就是,所以就把这个鼻子拿出来,按在上边,一看,一看颜色、比例和它的,这个破碎的茬口,正好都能吻合上,所以就确定了这个,这个鼻子就是这个女神头像上出的。”

  考古界泰斗夏鼐,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当看到女神像的照片和有关材料之后,他震惊了。为了慎重起见,夏鼐叫来科研处处长乌恩岳斯图,要他赶到牛河梁,对女神像的年代进行鉴定。

  乌恩岳斯图:“我就带着当时,发掘出来的一些碳十四,做碳十四测量的标本,带回所里,因为我们所有碳十四实验室嘛,进行了测量,测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是,的确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也就是相当于,距今五千年,这样的结果,这个消息,告诉夏鼐先生以后,他就很高兴了,因为这个确实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而且很重要的红山文化的遗址嘛,这就确定下来了。”

  在以后的发掘中,女神庙遗址里,又出土了另外一些泥塑的女神肢体的残块,这些人体的残块外表细腻,打磨光滑,分别属于六七个女神的躯体,她们有的比真人小,有的和真人等同,也有的比真人大二到三倍。从出土的位置看,她们之间的排列也有了主次之分。

  严文明:“这个是,应该是反映当时社会分化,分层的一个标志,这我们对照着墓看,它那些积石冢,它里面也是有大有小,那个规模都有大有小,所以我们想呢,这个,一个是反映它的宗教信仰,二个呢,也反映它当时的社会的分层的状况。”

  那么,女神庙里的泥塑神像,代表的又是什么神呢?

  有的学者说,她们是自然神,有的则认为是“地母神”。更多的学者认为,女神庙里供奉的,是红山人的祖先神。理由是,当原始人的宗教主题由自然界、图腾转向人自身的时候,就到了祖先崇拜的阶段。

  曾经担任东亚考古学会主席的尼尔森女士,是美国丹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她一直从事女性在史前的社会地位问题的研究。尼尔森对红山文化情有独钟,先后十几次来到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察,也是第一个来到牛河梁遗址的外国学者。女神像的出土,强烈地吸引了她的目光。

  也有人对红山人供奉女神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大墓的主人几乎全是男性,这个现象非常明显的表明,当时的红山社会已经进入父系社会时期,但是红山人崇拜的神却是女神。

  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曾经经历了女性地位显赫的历史阶段,并塑造了本民族的“女神”形象。

  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远古神殿,它的发现,对中国史前宗教,以及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它的出土,也在美术界引起了震动。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些人认为,古代的中国缺乏人体艺术。他们的理由是,生活在被誉为“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的中国古人,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身体。中国的人体艺术,是从西方传来的“泊来品”。

  正当人们为古代中国缺乏人体艺术而遗憾的时候,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上出土了史前时代的女神像。而它的出现,把中华民族的人体艺术史上溯到了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

  在女神庙里,考古队员又在遗址的主室内,发现了泥塑的龙的残体。

  龙的上下颚獠牙毕露。据在现场专家的推测,这条龙的躯体肥大,当年,它卧在主室内的顶部,昂首朝向北方。

  在遗址的北室里,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对长度竟然达到了15厘米的泥塑的鸟爪,专家们分析,当年,在庙的北面的墙壁上,应当有一只巨大的鸟神在那里伫立。

  鸟神和龙的头部为什么都朝向北方呢?难道在庙的北面还隐藏着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当考古队员走上北山坡的时候,才揭开了谜底。

  原来,在距离女神庙的北墙仅仅8米远的地方,有一座红山人利用山梁的自然地貌修整的、南北,东西边长约200米,总面积为4万平方米的山台子。

  山台子高出女神庙大约2米,周边有人工砌筑的石墙,石墙的走向与女神庙完全一致。这座大型的山台子是红山人做什么用的呢?

  专家们认为:5000年以前,牛河梁一带,曾经是红山人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神灵偶像,除了女神以外,还包括猪龙、神鸟在内,但是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女神。

  女神庙建造在牛河梁的主梁之上,它的重要地位,从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郭大顺:“围绕着女神庙和祭坛和积石冢,我们叫做坛、庙、冢三位一体,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具有固定的组合,而且在50平方米的,这个山梁上,它有这个,自己的布局规划,而且在这个区域之内,甚至于这个区域再往外,很大一个区域里,没有居住人的地方。所以这样一个,大型的,祭祀遗址,和这个史前时期,那种在家内,在家庭里头搞祭祀,甚至于在一个聚落里,他单设一个大房子,搞祭祀,那比那个规模要大得多,它应该就是它的红山文化的,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祭祀中心。”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这样评价:女神庙里的塑像可以称为“神”,但是,她们是按照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所以,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当1983年的初冬来临的时候,在牛河梁工作的考古队员们,满载着收获和喜悦,返回了沈阳市。而把女神头像抱回沈阳的,仍然是考古队的女队员魏凡。

  这次经历,成为魏凡一生的骄傲和最美好的回忆。

  而一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也因为女神像的出土和女神庙的发现,在国内外掀起了高潮。

女神像出土时的情景把女神头像抱下山的女考古队员魏凡五千年前的女神头像

与真人等同的女神头像

 《铡美案新考》

  民女秦香莲与书生陈世美本是一对恩爱夫妻。丈夫后来进京赶考,时过三年杳无音信。

  秦香莲携一双儿女进京寻夫,到了京城方知陈世美科考高中状元,且已经娶了皇帝的女儿,成为东床驸马。

  此时陈世美一心贪图富贵,不认妻儿,并欲加害她们母子。

  秦香莲百般无奈,喊冤开封府。

  包黑子包拯不畏权势,为民申冤,铡了陈世美。

  这就是创作于清代的戏曲《铡美案》的主要情节。

  那么,历史上果真有陈世美,秦香莲吗?

  大凡说书唱戏,剧中人出场都有自报家门的习惯。

  在戏曲《铡美案》中,陈世美、秦香莲都提到自己是湖广均州人氏。

  湖广,是明代至清初时的一个行省。包括现在的湖北和湖南。

  均州,就在湖北,也就是如今的丹江口市。

  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1964年,丹江口水库下闸蓄水,均州古城变成了一片泽国。

  一本名为《陈年谷秘史》的书所描写的正是有关陈世美的传说故事。书的作者叫童德伦。他耗费十年的精力,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民间传说,终于写成了40万字的专著《陈年谷秘史》。出人意料的是,童老先生认为历史上并没有陈世美这个人,《铡美案》中的陈世美在生活中的原型,是一个叫陈年谷的人。

  不仅如此,童老先生还认为:生活中的陈年谷与戏曲中的陈世美,是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

  童德伦:“我从小时候听老年人讲,戏中的陈世美就是陈年谷。陈年谷是一个清官,他不徇私情得罪了同学,同学们故意编戏辱骂于他。我一直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据童老先生考证,陈年谷不仅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其道德品质也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更没有贪图福贵,杀妻灭子之事。

  通过考证,童德伦搞清了陈年谷的号叫熟美,是他上学时自己起的。

  在那时,文人之间很少直呼其名, 一般都以字号相称。根据他的字号,我们也可以称陈年谷为陈熟美。这样,陈年谷又和陈熟美划上了等号。而陈熟美和陈世美已经非常接近,只有一字之差了。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陈熟美是陈世美的生活原型,那么陈熟美一来政绩突出,二来没有当过驸马,三来没有抛弃糟糠之妻的记载和传说。这样大相径庭的事怎么会混在一起了呢?

  再说,陈熟美是明末清初人,而戏曲《铡美案》人所共知讲的是宋朝的事。那么,清代的人怎么能让宋代的包拯给铡了呢?

  清顺治十五年,陈熟美的同窗好友仇梦麟与胡梦蝶从均州到京都找陈熟美求官,被陈熟美讲明道理后婉言拒绝。

  怨恨而归的仇梦麟和胡梦蝶走到河南南阳,正遇上当地上演曲剧《琵琶记》。二人看到戏中所演正是忘恩负义之事,于是计上心来,请戏班子按自己的意愿,把《琵琶记》的情节加以改造,把戏中忘恩负义的男主人公换成了他们怨恨的陈熟美,编造了一出他们认为赛过《琵琶记》的新戏。

  戏的内容差不多,只是把名字换了一下,把陈熟美变成了陈世美,还把陈世美说成了驸马。

  改编后的《琵琶记》在河南、陕西、湖北一带不断传演,还真引起了观众的同情和共鸣。后来根据观众的愿望,又改编成陈世美让包青天给铡了。

  于是清代的事也就演变到了宋代,戏名也变成了《铡美案》。

  在中国古代把湖北湖南称为湖广行省的,只有在元代以后,即明代和清初。而宋代则是把省级区划称为“路”。湖北为荆湖北路,湖南为荆湖南路。既然陈世美自称是湖广人氏,也就肯定了他所处的明清年代,而不可能是包公生活的宋代。

  周育德:“陈世美这个名字最初出现在戏剧舞台上那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事。当时的戏名不叫《铡美案》,叫《赛琵琶》。因为在这之前呢,舞台上还流行一出名剧叫《琵琶记》。”

  《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一出悲剧。它创作于元代,作者高则诚。说得是河南书生蔡伯楷辞别父母和妻子,进京赶考。经过几番比试,终于高中状元。此后,又被牛丞相看中,入赘牛府,成了相爷的爱婿。蔡伯楷只顾贪图荣华富贵,早已忘了父母和妻子。不想家乡连遭大旱,父母双亡,妻子赵五娘生活无着,只有怀抱琵琶沿街卖唱,乞讨要饭。

  《赛琵琶》这个剧名最初见于清朝嘉庆年间焦循所著的《花部农谭》。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花部中有剧名《赛琵琶》,余最喜之。为陈世美弃妻事。陈有父母儿女。入京赴试、登第,赘为郡马,遂弃其故妻,并不顾其父母。

  我们不难看出,《琵琶记》与《赛琵琶》之间的关系:两剧主要情节近似,主要人物也一一对应,所不同的是人物的姓名发生了变化。

  《赛琵琶》的主要人物是陈世美和秦香莲,它是今天的《铡美案》的前身。

  那么,作为戏剧中的另一个主人公,陈世美的妻子秦香莲,童德伦先生是怎样研究的呢?

  童德伦:“秦香莲和陈世美都是戏剧人物,是艺术形象。她的生活原型真名叫秦馨莲。她是陈熟美的第二个妻子。夫妻相敬如宾,白头偕老。根本没有戏剧中所编的那些情节。编戏人为了掩人耳目,把秦馨莲改成秦香莲。”

  这儿是丹江口市六里坪镇的秦家楼村,陈熟美之妻秦馨莲的家乡。

  受戏曲《铡美案》的影响,乡亲们很少有人知道秦馨莲的名字,他们只知道秦香莲。

  一九九五年,时任十堰地区文联副主席的牛晓文出版了他的章回体传记文学《陈世美真传》,比童德伦的《陈年谷秘史》早出版五年,而且材料来源也不尽相同。然而在两本书里,关于陈年谷的生平、婚配以及后来遭小人记恨写戏编排等等大的构架上基本相同。

  均州城从来不演《铡美案》。1985年,丹江口市豫剧团创作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陈世美喊冤》,演了几十场就停了。据说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票房也不看好。后来,剧团一名演员把剧本带到了四川广元。在那儿演出反而引起了轰动。

  80年代末,这部戏还被拍成戏曲电视剧。

  应该说,《陈年谷秘史》和《陈世美真传》两本书加 上《陈世美喊冤》这出戏,对陈世美的传说故事分析论述的差不多了。但它们毕竟属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范畴,难免会被人认为有一种编演的色彩。那么,正史中有没有对于此事的论述呢?

  这是湖北省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丹江口文史资料》。

  它是对地方史志的一种延伸和补充,是严肃可靠的。

  在这部文史资料的第一辑里,我们看到一篇题名《陈世美其人其事》的文章。

  当时能够确认陈年谷号熟美的有三位老人。其中一位陈棠是陈年谷的第十代子孙。三位老人相互印证,搞清了陈年谷号熟美的由来:孟子在《告子章句上》一文中写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巳矣”。陈年谷由此想到,自己名叫年谷,而谷子熟了才美,于是就自称号熟美。

  关于陈年谷同窗学友编戏辱骂嘲弄之事,文章也作了充分肯定,主要事实与童德伦、牛晓文书中所述完全一致。

  文章发表之后,三位老人不幸先后离开了人世。只留了这篇很有研究价值的文史资料。

  刚才我们曾提到过的陈年谷的第十代孙陈棠已经去世,那他还有其他后人吗?我们了解到陈棠还有一个胞弟叫陈吉棋,他仍健在,现居住在武汉。

  在武汉中建三局二公司安装工程处职工宿舍,我们见到了老人。

  陈年谷以至后来陈世美的故事,陈吉棋很早就听爷爷和父亲说过。

  陈吉棋:“小的时候我见过我家的神龛上供奉的祖宗牌位,有陈一奇、陈年谷。我还清楚地记得陈年谷的号叫熟美,他的墓就在我家的背后。以后修水库被淹没了。”

  烟波浩渺的丹江口水库。

  在水下40米处,就是千年古城均州,当然也包括我们在追寻的陈熟美的生平遗存。

  古均州城在水底已静静地躺了40年,它原来的模样,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渐渐淡漠了。

  然而,关于陈世美的传说故事却一直在它的岸边流传着。

  对于这个故事,我们可否这样去认定:

  陈世美是陈熟美,因为这是编戏的人渴望达到的目的;但陈熟美又不是陈世美,因为陈熟美没有忘恩负义,杀妻灭子。

陈年谷的家乡古均州城陈年谷墓地石雕陈年谷第十代孙子全家合影

戏曲铡美案剧照牛晓文所著《陈世美真传》戏曲铡美案剧照(秦香莲)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神秘中山国

  1974年冬天, 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开展大规模平整农田的事情, 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门的注意。因为农民们, 不断到附近一些被怀疑是古墓的大土丘上取土, 已经造成了破坏, 于是, 考古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

  古墓遭到破坏, 让人深感痛心, 也给了考古人员一个尽早打开墓葬的机会。当地一位农民, 向考古队队长陈应祺, 讲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那个村里30多年前, 有个叫刘西梅的老人,曾经挖出来一块大河光石, 这个河光石上面一面好像刻着是字, 但是谁也不认识。

  这件事, 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 他们随即来到刘西梅家, 看到了这块石头。虽然当时, 谁也不能解读这些战国时代的文字, 但他们内心已隐隐约约地意识到, 自己与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神秘王国不期而遇了。

  公元前5世纪, 由于周王朝统治的日渐衰落, 中国进入了烽烟四起、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就在这一时期里, 一个在北方的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古老民族——鲜虞, 在经历了无数年的苦斗后, 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中山国。前414年, 中山武公率领他的子民开始越过太行山, 向东部平原迁徙, 并定都在诸侯国势力薄弱的地带。 但是, 这个弱小的国家, 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强敌的不断侵扰, 终于在前407年, 被"魏国所灭, 成为魏的属国。

  国破家亡, 逃避到大山之中的桓公, 经过反思后逐渐成熟起来,经过20多年的抗争, 再度出山复兴了自己的国家。此后, 中山国逐渐国富兵强, 不仅参与“五国相王”, 开疆拓土, 也埋下了招人嫉恨的种子。公元前296年, 国力日衰的中山国都城——灵寿, 终于抵挡不住强敌的连续进攻而陷落, 一代强国至此宣告灭亡。

  在中山国灭亡的2270年后, 考古人员在平山县三汲乡意外见到的这块石头, 与这个神秘王国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或者, 这些文字仅仅只是一道咒语?

  古文字专家——李学勤首先肯定了这块石头属于战国时代的遗物, 并对石头上的文字进行了翻译。

  “监罟(gu)有(you)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Chu)贤者”。这些类似密码般的古文字, 实际是, 战国时代一个叫公乘德和一个叫旧将曼的人, 留给后人的一段自我介绍。

  2000多年前, 两个守墓人留下的这段话语, 证明了这个古墓比较集中的区域, 是战国时代一个王家园陵的所在。那么, 它到底是哪一个王家的园陵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那个神秘的中山国。

  人们先在距离古墓群不远的地方, 发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大量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零星文物的发现, 为最终搞清古墓群与中山国都城之间的依存关系开了一个好头。与此同时, 一个更加深入的考古发掘行动从编号为1号的古墓开始了。

  1号古墓是古墓群中体形最大的一个, 虽然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 地上封土仍然高达15米, 东西底边长92米, 南北底边长110米。封土平面基本为方形, 由下到上构成三级台阶, 第二级台阶以上还残存着建筑的遗迹。

  随着勘探范围的扩大, 人们在1号墓的外围又先后发现了6座陪葬墓、2个车马坑, 1个杂殉坑。尽管这些墓葬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盗掘现象, 但仍残留了丰富的文物。

  陪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葬船坑的设置, 这在中国北方的古代墓葬中十分罕见。

  1974年的冬天,考古人员对1号古墓周围, 陪葬墓和殉葬墓的发掘结束了。此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 就是证实了主墓中人物的君王身份。但是, 对主墓的发掘并没有被马上列入计划。

  1975年秋天, 考古人员开始对6号墓实施发掘, 这是一个在外形上比1号墓小一些的古墓, 但墓道也长达了90米。可是, 这个墓的主墓室曾遭到过严重的盗掘, 已经一无所有了。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民工在主墓室侧面的平台上, 意外踩空的一脚, 竟踩出了一个宝库。

  一个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 从来没有见过的墓葬格局出现了。在主墓室的两侧, 仅然还有两个与主墓室互不相连, 用来放置陪葬物品的仓库。这种超常规的墓室结构设计, 被以后的发掘证明为, 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陵墓所独有的。也正因如此, 才使得中山国王墓葬中的大多数宝物, 在2000多年中一次次逃过盗劫, 被保护了下来。在主墓室东西两侧的宝库中, 一次就出土了几百件文物, 其中有大量的稀世珍品。

  在经过了两年多的铺垫后, 人们期待已久的, 1号墓的挖掘终于开始了。

  更深入的勘探说明, 1号墓在墓室构造上完全接近于6号墓。不同的是在主墓室的东北方向又多出了一个宝库, 这说明墓中这位君王的地位更加显赫。

  接下来人们在高大的封土北侧发现了一个斜插进墓室的盗洞。此次发掘, 遗憾已在所难免。发生在战国时代晚期的那次盗墓行动, 使主墓中最大的椁室里, 除了几个吊棺用的大铜环和一些文物残片外, 几乎一无所有了。盗墓人在洗劫之后又放了一把火, 把整个墓室烧得面目全非。

  但是, 谁也没有想到, 由于盗墓者的疏忽, 在主墓室一角, 还留下了一个稀世珍宝, 此刻, 它就埋在这些石头的底下。

  首先出土的这对错银双翼神兽, 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风神“飞廉”的形象。它怒目圆睁, 张口咆哮, 似乎随时都在准备腾空跃起。神兽的表面采用粗细不同的银片、银丝镶出的变化无穷的斑纹, 更使这威武勇猛的神兽显得生动而又神秘。

  1号墓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中, 有象征王权与礼乐的钟鼎编磬和青铜礼器, 大量的则是奇巧瑰丽的生活用品。

  东边的宝库清理完之后, 人们打开了东北库,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竟是一个空库。即没有被盗掘的痕迹, 也没有摆放过器物的痕迹。

  西边的宝库也被打开了, 里面出土了更多的文物, 这多少让人们遗憾的心情, 得到了弥补。

  刘来成:“ 结果我们把西库清理出来以后, 首先看到的是一大堆玉器。挖完了, 还不知道里边能有字呢。最早发现的字是哪个呢, 就是那个方壶。”

  陈应祺:“我们的同志就清理, 用竹签清理了壶上面土锈, 一干了以后更显了——中山王。”

  这件高63厘米、重28公斤的巨大酒壶上, 四面刻满了450个字的铭文。它告诉后人, 这里埋葬着中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 他的名字叫“错”。铭文中, 还特别记载了征伐燕国的战争。文中提到“皇祖文武、桓祖成考”, 说明在“错”之前, 还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四位先王。此前发掘的6号墓, 埋葬的是中山王世系的第四代君王——成公。1号墓中的“错”是中山国的第五代君王。

  这一时期的中山国, 逐步发展成为了“千乘之国”。但是, 伐燕胜利后的第二年, 中山王“错”便一病不起, 不久就辞世了。公元前313年的这一天, 灵寿城里鼓号哀鸣, 纸钱抛洒, 举国上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王“错”去世的时候, 与中山国相有世仇的赵国正在实行“胡服骑射”,而中山国内, 却已经是士兵疏于武备, 农夫惰于种田, 政治腐败, 人心涣散了。

  公元前296年, 当赵国的铁骑隆隆开过来的时候, 第六代中山国王出逃别国, 客死他乡。危乱中, 当时还健在人世的国王“错”的夫人被流放。随着这位前代王后的离去, 一个曾经在动荡不安中放射出异彩的国家消散了。

刻着字的神秘河光石

手工业作坊遗址

中间墓主人佩带的三排玉佩

出土玉器

殉葬坑中两只狗的骨架

葬船坑

摆放在船舱中的编钟

出土文物

银贝币

错银双翼神兽

出土了大量生活用品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错金银虎噬鹿, 原是一座屏风的底座

青铜器上的铭文

目前惟一发现的中国古代帝王陵的设计图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山洞里的宫殿

  满城是中国河北省中部的一个县。县城西北面1.5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 海拔236米的山丘,山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陵山。

  在陵山的附近还有两个名叫守陵的村庄,村里的老人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守陵的,可是究竟给谁守陵,陵在哪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谁也说不清楚。直到1968年5月,当地驻军的那次爆破,才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

  施工人员无意间在陵山的主峰发现了一个山洞,并发现这个巨大无比的山洞中,藏着难以计数的古物。军人们把这个发现立即报告了上级,消息很快传到中央政府,施工被命令停止了,一支考古队火速赶往满城。

  卢兆荫是当年陵山考古工作队的成员,据他回忆,考古队当时是直接利用施工爆破发现的那个洞口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

  考古人员发现,山洞的岩壁上没有一根杂草,显然是人工修建而成,专家判断,这里应该是一处古代的墓葬。

  借助灯光,人们看到从洞口进入的这间墓室中,到处都是车马器的遗迹,从马的尸骨和遗存的车辆金属饰件推测,墓室中一共有16匹陪葬马和4辆车。

  在这间足有16.5米长的墓室北端,有一条东西向的通道,考古人员认为这是整个墓葬的甬道。

  穿过甬道,人们来到对面的一间墓室。这里好像一个大仓库,地上摆放着数百件器物,比南面那间墓室还要拥挤。

  这些酒缸能盛下几千公斤的酒,看来,墓主人生前是个好酒成性的人。

  从北边墓室出来,考古人员顺着甬道向西,进入了一个大厅。大厅东西长15米,南北12米,近7米高的穹隆让人感觉置身于天空之下。在平坦规整的地面上,分三个区摆放着数百件用途不同的器具。

  从大量的朽木和瓦砾判断,大厅原来建有瓦顶木结构的房屋,已经朽烂倒塌。考古人员从朽木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铜质构件。白荣金对这些铜构件作了认真的研究,确定那是古代帷帐的构件,并复原出这些古代的帷帐。

  在清理地面器物时,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古钱币,它们属公元前二世纪前后西汉王朝的“五铢钱”,而在一些铜器上,人们还发现了刻有“中山府”、“中山内府”、“中山宦者”字样的铭文。

  据史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保定、满城一带就有一个叫中山的古王国,它在争霸中被强大的敌人灭亡,但中山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下来。到了西汉年间,古中山国一带被皇帝分封给诸侯王,封国仍取名为中山。

  从钱币和铜器上的铭文看,墓主人应该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诸侯王。在一些器物的铭文中,考古人员发现有纪年的标注,如32年、34年、36年,最多的达到39年,墓主人在位时间至少在39年。

  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王在位有超过三十年的,职位超过三十年的,只有第一代就是中山靖王刘胜。他,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的儿子,一位显赫的诸侯王。

  根据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形制,考古专家判断,在中厅的正西面,应该还有一个放棺椁的后室。  人们细心地拨开腐烂的堆积物,希望能找到墓主人的遗骸。但是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宝物——金缕玉衣。由于玉衣随葬制度到汉朝末年被废除,除古文献上的记载,后人从没有见过真正的玉衣。

  陵山墓葬中出现的这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当时在现场的人员都激动万分。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来到了陵山挖掘现场。据郭老解释,分等级使用玉衣的制度,是在西汉中晚期才严格执行的,而刘胜所处的西汉中前期并不严格,再结合陪葬品上大量清晰的铭文,确定墓主人为刘胜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有了答案,这些尘封在墓洞中2000多年的文物,就像一条时光隧道,把他们带到了刘胜生活的那个遥远年代。

  史籍中记载的刘胜从不问政事,整日盛宴狂饮,寻欢作乐,妻妾成群,子女竟有120余个。

  在他的墓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王爷奢侈靡费的生活。修凿于陵山中的刘胜墓,墓内布局完全模仿宫殿,建造考究,陈设华丽。从琳琅满目的陪葬品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王宫里的生活。

  享乐的生活是让人留恋的,王爷不愿在死后失去这一切。为了能永世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他把自己生前的用品,几乎一应俱全地带进了墓葬。

  然而,人们发现棺椁里的金缕玉衣是扁的,刘胜的尸骨去哪里了呢?

  考古队经过详细勘查,发现在这座墓北面100多米远的山崖上,还有一处墓葬。他们立即组织挖掘。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一方铜印,印文为“窦绾”。史籍上记载,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名叫窦绾。毫无疑问,这是刘胜妻子的墓穴。

  后室偏向南侧,原来是作为妻子的窦绾,希望自己的长眠之处能更靠近丈夫一些。

  刘胜死于公元前113年,他的妻子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去世的。因此她的墓在建造规模和精细程度上都超过了刘胜墓。但毕竟身份不同,王后的随葬物品远不能与王爷的相比。

  即使这样,窦绾墓中出土的文物也足以让考古人员惊喜了。

  这是“朱雀衔环杯”。出土时杯内还残存着朱红色的痕迹,考古人员推测那是化妆品。使用如此精美的化妆盒,这位窦绾王后会不会也像天仙一样美丽呢?

  这盏灯被称为“长信宫灯”,因灯体刻有“长信”字样的铭文。长信宫为刘胜的祖母窦太后居住的宫殿。窦太后与窦绾是什么亲缘关系尚无法考证,但窦绾是窦太后家族之人却可以肯定。这是整个陵山汉墓出土的最炫目的宝物之一。

  在窦绾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很多玉器。

  令考古人员感到意外的是,在窦绾墓里又出土了一件玉衣。

  王朝强盛带来的财富,让中山王刘胜和王后窦绾追求生命不朽,他们费劲心机要保护自己在死后遗体永存。然而,考古人员发现,就像刘胜的玉衣是扁的一样,窦绾的玉衣中也空空荡荡。两位墓主人的遗体究竟去了哪里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我们发现人的牙,中山靖王的牙还保留着一部分,牙的珐琅质的壳还在。并且脊椎骨,肋骨,腿骨,还有一些骨渣,基本上还能看得出来,但是已经取不出来,完全跟枣泥,枣红色的,完全跟枣泥差不多了。”

  昂贵的玉衣、华美的玉器,都没有使王爷和王后的尸骨永存。在死亡面前,生命不朽不过是一个精神的追求。

  历时两个多月的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了,人们发现,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绾,在两座墓葬中共为后人留下了一万多件文物。虽然墓主人的遗体腐烂了,但这一万多件文物却历经两千多年漫长的时光,从西汉一直保存到今天。

墓葬甬道中间的马车

分3个区摆放着数百件用途不同的器具

考古现场

考古人员从朽木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铜质构件

铜制构件

现场发现的古钱币属西汉五铢钱

出土文物上有“中山”字样的铭文

玉衣

出土乐伎像

刘胜墓中最精美的香炉

窦绾皇后墓中出土的放置化妆品的精美器具

长信宫灯

出土玉器

出土玉器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 定陵传奇

  北京的紫禁城,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建筑群,始建于中国的明朝,在明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有13代皇帝在这里延续帝国的统治,而他们死后都葬在了北京北部的这片山谷中。

  十三陵,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家陵园,它也是明帝国的另一个紫禁城,陵园内的建筑全部仿照皇宫建造,每一个陵墓都建筑着高大的城墙和金碧辉煌的宫殿。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项考古计划曾试图解开十三陵所有的秘密,而只有一座陵墓的地宫被成功打开。定陵,中国第一个也是至今惟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陵。陵墓的主人是一个神秘的皇帝,他在紫禁城中度过了3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长眠于这一座更加封闭的地下宫殿。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生活在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明朝末期,因为他在位的年号是万历,又被称为万历皇帝。

  1956年5月,试掘工作正式开始。

  第二年,1957年的5月,考古队终于穿透厚厚的土层,找到了坟墓的外墙――金刚墙,而最让人兴奋的是,在金刚墙上,考古人员隐约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它应该就是400多年前,万历皇帝入葬时的入口。

  在金刚墙被发现后,考古队没有立即打开地宫。此后整整4个月的时间里,考古队一直在为打开地宫进行最后的准备。

  当时拍摄的一部新闻电影完整地纪录下了打开地宫大门的过程。

  一位考古人员后来回忆到“地宫里面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与凄凉之感渗入骨髓……”

  在地宫大门打开几天以后,考古队才正式开始对地宫内部的考古工作,这实际上也是人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中国古代皇陵地宫的真实情况。

  这是一座全部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前后沿着一条纵向的中轴线分布着三个大殿,分别是前殿、中殿和后殿。

  考古队员穿过长长的前殿进入中殿,这些摆放在中殿内的座椅在黑暗中浮现出来,这些座椅全部用白石雕刻而成,座椅上雕有龙的图案,仍然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们的主人却已是死去的灵魂。

  座椅的前面是用来祭祀的器皿,这口盛满了黄蜡的大瓷缸,就是许多民间传说中提到的万年灯,而这300多年前点燃的烛火,不知何时就已早早地熄灭了。

  在定陵地宫的左右还建有两个配殿,这是仿照紫禁城中供妃子们居中的东西六宫。

  考古人员在黑暗中继续摸索着前进,最终找到了隐藏在地宫最深处的后殿,与紫禁城中的皇宫相对照,后殿相当于皇帝生前居住的寝宫。

  在挖掘定陵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定陵是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合葬墓,地宫内这三口棺椁的发现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万历皇帝,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他漫长的帝王生涯却充满了悲剧的色彩。

  1572年的一个凌晨,万历的父亲、明朝的第十二代皇帝突然病逝,当时年仅10岁的万历继承皇位。

  万历在枯燥而乏味的生活中长大成年,在他开始有足够的能力独立处理朝政的时候,又处处受到大臣们的牵制,皇帝更像是一个被长期囚禁在紫禁城中的囚徒。

  压抑的宫廷生活中,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人给万历带来惟一的乐趣,这就是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

  万历一直想把皇位传给郑贵妃所生的儿子,遭到了全体大臣的反对,因为这个儿子不是他的长子。

  这是万历遭遇的一个重大的失败,他无力改变,便采取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进行对抗。

  万历在位48年,其中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隐居在紫禁城的后宫,最后20年,他几乎拒绝和所有的大臣见面,成为一个真正的隐身的皇帝。年仅21岁就他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定陵的建造历时6年,花费白银800多万量,相当于明朝当时两年在农业上征得的全部税收。当定陵即将竣工的时候,万历最后一次亲自到这里视察,然后默然返回北京,从此就再也没有走出过紫禁城。

  这个悲观的厌世者似乎一直都在绝望中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而他终于走到人生的尽头时,已度过了一个极为漫长的隐居生活。

  这一年万历和自己的一位皇后先后病死并同时入葬定陵,另一位早年病死的皇后也被迁来合葬。

  郑贵妃在十年后才死去,她被大臣们看做是一个给国家带来祸患的女人,而没有按照万历的遗嘱获得入葬定陵的权利。万历终于没能与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葬在一起,他似乎注定在死后依然要忍受孤独。

  万历的棺椁被发现后,没有被立即打开,在棺椁周围还有各种放置随葬品的木箱急需清理。木箱几乎全部都已腐烂,露出了里面的随葬品。许多随葬的器皿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泽。

  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但在开棺前,考古人员还是忍不住猜测,万历皇帝的尸体是否还有保留下来的可能。

  在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考古人员移开沉重的棺木,打开了万历的棺椁,这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帝棺椁。

  考古人员开始对棺椁内的文物进行逐层的清理,棺椁内陪葬品的丰富程度令人惊讶。

  考古人员一直清理到第11层,才找到了万历的尸体。尸体已全部腐烂,只留下了一个干枯的骨架,没有人可以真正不朽,哪怕是一个帝国的皇帝。

  经过考古人员的艰苦工作,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被成功地整理出来,当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地宫中总计出土的文物已多达3000多件,其中有少量祭祀用的礼器,绝大多数都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这些奇珍异宝被作为随葬品埋入地宫,是为了让墓主人在死后仍能继续自己奢侈的生活。

  这是在万历皇帝的棺椁中发现的金冠,整个金冠需要用150根细如丝发的金线,经过非常复杂的工艺才能制作完成。

  定陵中还发现了4顶皇后戴的龙凤冠。这是用黄金、翡翠、珍珠和宝石编织而成的头冠,其中的一顶镶嵌着3500颗珍珠和各色宝石195块。

  中国京剧的传统服饰就是取材于明朝的服饰,今天在京剧的舞台上还可以经常看到这种样式的头冠。

  定陵中出土最多的还是明朝的丝织品,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这样大量的古代丝织品,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依然色彩艳丽,而这些专为宫廷织造的衣物,每一件都堪称精品。

  定陵中丰富的出土文物不仅让人联想起万历的人生,同时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明朝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手工艺取得的惊人成就。

  今天,定陵已成为北京最著名的旅游点之一,每年都要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人们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折服,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故事。

  2003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昔日的皇家陵园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定陵

明长城

明成祖朱棣像

明太祖朱元璋像

神道两边的巨大石像

对十三陵的考古发掘开始于50年代,发起者就是历史学家吴晗

万历皇帝朱翊钧像,定陵就是他的陵墓

定陵的建造历时6年,花费白银800多万两

考古人员发现的砖墙

万历皇帝棺椁周围还有许多放置随葬品的木箱,木箱已经腐烂露出了随葬品

定陵考古队

随葬品

用白石雕刻的坐椅

考古人员开启棺椁

万历皇帝的棺椁

出土文物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

整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依然色彩艳丽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皇帝的陪葬

  离开咸阳机场不久,人们就发现在高速公路的北侧,伫立着两个奇怪的大土堆。 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来说,那些让外人迷惑的土堆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两千多年前一位中国皇帝的陵墓区,叫做阳陵,两个土堆下面分别埋葬着皇帝和他的皇后。

  就在离阳陵不到40公里的地方,耸立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秦始皇陵。

  阳陵修建于西汉初年,比秦始皇陵只晚了不到一个世纪,规模上却无法和秦始皇陵相提并论。但是,经过多年的风雨剥蚀,皇帝墓的封土仍然有32米高,这样的工程在两千多年前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究竟有多少人在这里劳动过,谁也无法估计出确切的数字。但是,在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中,阳陵的主人是最著名的仁君之一。

  他的名字叫刘启,是西汉帝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位16年,死后人们尊称他为景帝,意思是他有很强的决心和意志力来推行仁义。

  1990年春天,西安市政府决定修建机场高速公路,堪定的路线就从阳陵陵区通过。考古队被首先派到工地上,进行初步的考古钻探。

  就在选定的高速公路的路基下面,果然埋藏着一些地下坑穴。

  人们发现,阳陵陵区的地下坑穴规模庞大,在最初探明的两个区域里,一共有48座。考古学家判断它们属于阳陵陵区的从葬坑。

  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诸侯和重臣,才有资格在主墓穴旁边安排从葬坑,它们一般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就属于从葬坑。

  阳陵发现的第一批从葬坑分为南北两部分,和帝陵有一定距离,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体系。

  在揭开现代耕土层不久,考古队就发现了可怕的盗洞,幸好,在地下坑穴里,还留着一些盗墓贼不感兴趣的东西。首先吸引人们的是散落在泥土里的陶俑头,旁边还凌乱地堆积着很多陶制的肢体。

  经过细心的清理、比对和修补,这些两千多岁的陶俑又一次站立在人们面前。

  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个个赤身裸体,皮肤被涂成橙红色,身上的所有器官,包括生殖器和肚脐眼,都被细致而真实地雕刻出来。奇怪的是,所有陶俑都没有双臂。

  当发掘南区20号从葬坑时,人们看到了意外的场面,在一个盗洞的底部,赫然躺着一具尸骨。他是盗墓贼,当年他曾在坑穴里把财宝递给地面上的同伴,同伴却出于贪婪,谋害了他。

  虽然经过盗掘,但这个坑穴里仍旧保留着丰富的文物,在泥土板结的中间,整齐而有序地排列着几百个武士陶俑。

  在这次出土的一些陶俑的外表上,人们发现了残留的铠甲或衣服痕迹。有了实物印证,人们终于弄清了裸体陶俑的来历。

  原来,在刚刚完工时,所有裸体陶俑的身上都穿着漂亮的衣服,而陶俑胳膊上的圆孔,是用来装木质胳膊的,胳膊可以自如地扭转运动。由于年代久远,衣服和木头都腐朽了,所以只剩下了裸露的缺胳膊的身体。在武士的队伍中,站立着一些健康美丽的女子,有的还是骑士。她们大部分长得眉清目秀,身材匀称。奇怪的是,在这些女兵中,也有几个长得特别丑陋,高耸的颧骨毁坏了面容。

  这些泥土做成的陶俑在盗墓贼的眼里,不能和璀璨夺目的金银玉器相比,因而弃之不顾。实际上,在汉代,这种裸体陶俑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代表着最高的规格。而在几千年后,它们更成了现代人心目中的无价之宝。

  陶俑永久地保留了古人的形象,使得我们至今还能直接地面对祖先,感受他们曾经的喜怒哀乐,想象他们的人生故事。

  和秦始皇的兵马俑一样,阳陵的48座从葬坑里,埋葬的大多数是武士,人们据此判定,这些从葬坑也象征着皇帝的军队。不过汉景帝的武士们要矮小得多,也没那么强壮和肃穆,虽然是武士,却看不出丝毫的紧张和凝重,整装待发的姿势更像是某种优雅的舞蹈动作。

  这一切,都和秦始皇的兵马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象征着景帝时代的安详与和平。

  就在帝陵封土堆的附近,考古队又发现了90座呈放射状分布的地下坑穴。它们也一样是主墓的附属墓葬,属于从葬坑的性质。它们距离帝陵很近,有些还重叠在封土堆下面,代表着皇宫里的机构和设施。考古学家挖掘了其中的十一座坑穴,出土了丰富的文物。

  在人们的想象中,皇宫的生活富足奢侈,应有尽有,不过,两千多年前的富有概念和现代却有很大的不同。

  92米长的13号从葬坑就是皇帝的仓库。

  偏西的一个库房里放着两辆原大的车马,彩绘的木马和彩绘的木车,装饰着镏金的铜饰品,这是供皇帝出行的豪华车马。

  再往西端,紧靠着的是一个很大的生活用品库,出土了大量的彩绘陶仓,它们高达一米多,每排30多个,一共有90多件,里面盛满了加工成面状的食品。

  13号坑里埋葬了近两千件动物陶俑,包括231件彩绘陶山羊、33头陶绵羊、456只颜色各异的陶狗和一些小乳猪,以及公鸡和母鸡。

  所有动物都雕刻得惟妙惟肖,手法简洁,线条流畅,动物中还站立着饲养动物的侍者。

  经过多年的调查挖掘,考古学家终于弄清了阳陵的基本形制。整个陵区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一到三公里。

  帝陵和后陵各自形成一座封闭式的庭院,庭院的四周筑有方形的围墙,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辟一道门,它们叫做阕门。

  如今,所有的阙门都只遗留下两个相对的土堆。清理堆积物的最大成果是复原了相当多的瓦当。瓦当是用来保护木椽头的,同时也是建筑装饰。这些瓦当上刻着流畅的云纹,模仿天上的流云。还有不少文字瓦当,上面写着“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吉祥的话。

  所有零星的考古学证据综合起来,便勾勒出了当年的阙门形象。

  考古工作完成后,人们在南阙门的遗址外面,修建了一座复原的大型建筑,试图重现汉代皇室曾经的威严。

  阳陵陵区的东部是陪葬墓区,里面埋葬着朝廷的重臣和显赫的贵族,他们像生前一样不远不近地环绕在皇帝身旁。据探测,这里起码有一万多座墓葬。考古队对部分墓葬进行了挖掘,虽然相当一部分陪葬墓已被盗墓贼破坏,但残留的文物还是为我们描述了当年贵族生活的状态。

  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人们对远去的时代有了新的认识,祖先的所思所想渐渐变得可以理解。

  在古代中国,皇帝陵墓是至高皇权的象征,一切都要按照皇帝生前享用的仪式,严格地布局和装饰。在阳陵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完整地铺展了昔日皇宫的景象。

  两千多年前,人们曾花了28年的时间修建阳陵,而在今天,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只展现了阳陵的一小部分面貌,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究竟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整地看到皇帝的地下宫殿呢?

陶制的人头

残缺不全的陶俑

考古学家发掘出了35副人类骨架

出土的刑具

汉景帝阳陵

阳陵分布

盗洞

清理陶俑

这些陶俑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

所有陶俑都没有双臂

又一个从葬坑里整齐排列着武士陶俑

这次出土的陶俑上,人们发现了残留的铠甲

在武士的队伍中站立着一些美丽的女子

在这些女兵中,也有几个长得特别丑陋,高耸的颧骨毁坏了面容

大量彩绘陶仓

出土的瓦当

兵器上铜制的装饰物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天下第一陵

  1978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主要位置以近十页的篇幅,刊登了系列介绍中国秦始皇陵的文章,文章提到:如果能破解秦始皇陵地宫的秘密,那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考古发现,这篇文章还绘制了大量的插图,把秦始皇陵地宫比喻成东方的神秘宫殿,而秦始皇陵园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王陵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这位在生前骄横跋扈、性情不定的始皇帝,在死后留下的陵墓依然扑朔迷离,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最重要、最难破解的谜团之一。

  对秦始皇陵园第一次全面的考古勘察工作始于1962年,在对陵园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考古调查与勘测后,考古人员绘制出了秦始皇陵园的第一张平面布局图。这次考察结果引起了考古界不小的轰动。

  当我们走进秦始皇陵园,所能看见的地面建筑只有这座巨大的封土岭。陵园的封土是用一层层黄土夯筑而成的,两千多年前的夯土依然细腻结实,可见当时工程的劳作之艰辛。

  历代的学者都对秦始皇陵进行过研究,最早走出书斋实地考察秦始皇陵园的是明代学者都穆,在他的考察成果《骊山记》中,忠实地记录了陵园内外城,门址的具体尺寸。他所记载的封土高度只有14余米。

  1906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得封土高度应当为76米。11年后的1917年,一位叫维克托﹒萨加伦的法国学者测得封土高度约为46米,同时他第一次提出封土的巨大外形并非完整的四棱锥体,而是有三层明显的台阶。

  袁仲一先生是早期参加兵马俑发掘的专家之一,对于封土高度的各方学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秦始皇陵整个地形象一条鱼的脊背,从不同的角度测量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数值。

  我们从史料上知道秦始皇生前的穷奢豪华,建造了覆压三百里的阿房宫等大型宫殿,死后他的陵墓一定会建成一个庞大的工程。因此建造如此巨大的封土是为了显示他始皇帝的尊威。除了显示帝王的威严气派外,古代陵墓中修建封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为了保护封土之下的地宫。

  就在我们前去拍摄的几天前,秦始皇陵考古队在封土南部的探测中,发现封土之下约十六七米处有一层厚厚的石层,最厚处竟有三、四米,这是文献资料中从来没有记载过的。

  封土岭下地层十分复杂,封土之下的结构情况还需要做大量的勘探工作才能确定,所幸的是,考古队在陵园其他地方的考古工作进展不小,我们有幸记录了考古人员发掘内城北墙的现场。

  发掘进行的第三天,我们在发掘现场已经可以看见城墙的表面,而且还可以清楚看见许多瓦砾散乱地躺在夯筑城墙的内外两侧。

  内城墙上华丽的建筑可以作为推测地宫建筑的依据。经过秦陵考古队多年的探测,在封土附近探测出一个长方形的宫墙遗迹,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米,宫墙四面均有斜坡墓道,经考证,宫墙之内就是地宫上口起掘的范围,即地宫在地面的开口面积。

  地宫是秦始皇陵墓建筑最核心的部分,是放置秦始皇棺椁和随葬器物的地方。两千多年来,由于一直深藏地下,后人对这个神秘的地宫一直缺乏直观的认识了解,构成了先秦文化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关于秦始皇陵地宫的建造及相关情况,最早的历史文献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录:“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司马迁向我们展示了地宫富丽堂皇的情景,地下有穿三泉而建的地宫,穷奢豪华的陪葬品,有以水银来表现的百川江河大海,有防止盗墓人的机关弩矢,玄宫顶部装饰天文星宿之象,地上模拟有统一后的中国疆域图,还有用鲸鱼油做成的长明灯,照亮了整个地宫,经久不息……。

  地宫的核心部分叫玄宫,是盛放秦始皇尸体的棺椁所在处,地宫的深度就是从地表至玄宫的距离,关于地宫的深度是研究者们争议最大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了地宫的深度:“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在史料《汉旧仪》一书中也有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深度的一段介绍,公元210年,即秦始皇50岁生日时,丞相李斯向他报告:我带了72万人修筑丽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连火也点不着了,凿时只听见空空的声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

  最大胆的推断还是出自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们推断地宫的深度在500-1500米之间。

  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这个数字难以置信,有一种说法推断地宫的深度至少在五十米以上。袁仲一先生根据发现的一口秦代水井,发现当时地下水位距地表深度为16米,而水井处地平面较地宫中心部位低约7米,因此他认为地宫部位的地下水位距离地表应当在23米左右。

  1976年至1986年之间,经过整整十年时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陕西咸阳凤翔县附近的秦景公陵墓。这个陵墓的发掘资料对研究秦始皇陵起到重要的作用。经勘测,秦公大墓深度为24米。

  秦始皇陵考古队最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经过探测,他们在陵墓地宫的东、南、西方向都发现了厚厚的夯土建筑,夯土建筑最深处位于陵墓的南端,达39.4米,最窄处深度在陵西为23米。考古队认为这是地宫的防水大坝。秦陵地宫南、西、东三面较高,从而推断地宫的深度将低于三十米,否则,地下水将从高处渗入地宫。

  王学理先生在研究始皇陵时探测得出地宫深度是33.18米,内容居高10米,他认为这是高精度的探测结果,应该是可信的。钻探人员曾经在地宫之上进行钻探,深至27米仍然属于当初回填的熟土。

  司马迁对地宫结构的文献记录中,惟一可验证、且已经验证的就是关于水银的记载。秦始皇陵封土中的汞异常是地宫大量存在的水银挥发造成的,其分布呈有规律的几何形,这证明了司马迁所记地宫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内容属实。

  秦始皇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目的,不单是营造恢弘的自然景观,在地宫中弥漫的汞气体,还可以使入葬的尸体和随葬品保持长久不腐烂。而汞本身是剧毒物质,一旦吸入一定浓度的汞气,即可导致死亡,因此存在于地宫中的水银还可毒死胆敢闯入的盗墓者。

  秦始皇陵直接影响了后来封建帝王陵园规划和建筑的模式,这种厚葬的习俗,历代封建帝王无不尊崇,那么建造如此大规模的工程需要花费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人力呢?

  根据《史记》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可以推断始皇陵修建的时间为38年。一位日本的研究者曾说:“修秦始皇陵用的劳力和财力都是天文数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汉旧仪》说秦始皇“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

  1979年,在秦陵封土西部1600米的赵背户村,探测出当年服役人合墓葬104座,这里的村民都知道当年发掘的情况。他们说挖出的都是堆堆白骨。

  从赵背户村出土的瓦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来自山东、河南、江苏、河北的修陵人就是当年七十二万人中的一部分。

  秦始皇陵以其宏伟的规模、大量价值连城的陪葬品而文明遐迩,秦始皇陵有没有被盗?地宫有没有被破坏呢?

  通过对地宫周围水银含量的勘测,考古人员断定地宫依然完好,地宫表面检测出的大片强汞区,成为秦陵地宫尚未被盗的有力证据,如果秦始皇陵有通往地宫的盗洞,水银早已顺盗洞挥发掉。

  《史记》中明确记载了地宫中有防盗的“机弩矢”,并且能做到“有所穿近者辄射之”,如果秦陵被盗,必然有盗墓者被机弩所伤,但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对此都没有任何记载。

  近十年来,陕西省秦俑考古队在秦陵封土周围进行了细致的钻探工作,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四周找到了若干个通往地宫的甬道,发现甬道中五花土并没有人为扰动迹象。

  考古专家的分析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或许秦始皇仍安然无恙地躺在巨大的棺椁中。

  如果有朝一日秦陵被发掘,那么,人们就会发现一座灿烂文化艺术的文物宝库,到那时,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一切谜底都将会大白于天下。

造陵图

兵马俑

兵马俑出土

地宫

凤翔秦景公大墓发掘现状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用兵马俑做封面

排水管道

平面图

秦景公大墓

秦始皇陵外观

秦始皇像

修陵组画

 考古中国 第二部 王者归来之远去的西夏王国

  在中国西北城市银川的郊区,贺兰山脚下,一片荒芜的沙野上,奇迹般地伫立着上百个或圆或方的黄土堆,其中有些土堆的样子和古埃及的金字塔有几分相似,人们把它们叫做“东方金字塔”。

  银川是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在汉语里,银川的意思是银色的平原。

  史书记载,在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期间,西北一带有一个叫西夏的王国,首都就在银川。那时,这里耸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集市上热闹非凡。

  当地人传说,这些土堆都是西夏国王李元昊的坟墓。不管传说是否真实,神秘的土堆在很长时间里被外界遗忘,就这样袒露在大地上,直到1971年,考古人员来到这里进行考察。

  在现场,人们发现了许多刻着文字的碎片,有些是汉字,有些虽然像汉字,却没有人能读懂。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辨认出,它们是西夏国的古文字。

  仅仅凭着残存的文字,就可以肯定,这里确实是西夏国的遗址。后来,人们又在明代的史书上发现,贺兰山下埋葬着西夏国的几代国王。由此,考古学家初步断定,这里分布着的遗址就是西夏王陵。

  当西夏王陵被发现,人们充满希望,也许王陵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这个王国的往事。

  1972年夏天,勘察工作开始了。

  在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10多公里、总面积近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排列着九座大型的帝王级陵墓和两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陪葬墓。

  勘察结果表明,每座陵墓的形制大同小异,四周都筑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了一座座封闭式的庭院。

  人们考虑再三,决定试掘地表没有明显盗洞的编号为6号的陵墓。从1972年开始,挖掘工作持续了三年时间,一个深24.6米、长49米的墓道终于被清理出来。

  通向地下宫殿的道路越来越近,人们的心情开始激动了,西夏的国王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

  然而,进一步的深入却带来了深深的失望。

  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竟然只留下为数不多的物品,它们都被埋在淤土或堆土中,大概是盗墓贼不小心遗落的。

  幸好地面的文物清理得到了一些收获。

  专家据此判断,这些雕像可能也是石像生。但是由于出土的数量太少,所在的位置也不能完全确定,所以它们究竟是怎样排列的,至今仍旧是个谜。

  在地面出土的大型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尊形状特异的石刻雕塑。它们既像人,又像兽,面目狰狞,它们又是作什么用的呢?

  关于石座的用途仍然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们是用来驮石碑的。石碑上记载着国王的一生事迹,也许还有功过的评价。

  但是,所有的墓碑都已不知去向,只有大量的残片散落在墓地里。当清理7号陵时,一共出土了1775块残碑。西夏文学者李范文被指定对残片进行拼对,他认清了其中的16个字。这16个字翻译出来以后,就可以确定这个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

  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在少量的16个字中,竟然明确地找到了陵墓主人的线索。直到今天,寿陵仍然是九座西夏王陵中惟一一座可以确定墓主身份的陵墓。

  发掘成果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王陵庞大的规模足以说明,西夏国曾经拥有强大的国力和辉煌的过去

  2000年,人们开始对编号为3号的陵园进行保护性发掘。这项浩大的工程直到2003年才基本结束,清理的发掘面积超过三万平方米,出土了14万件建筑装饰构件。由于出土时大多呈碎裂状,几乎所有的构件都需要修复,经过清理、拼对、整形、填补等几道程序,人们得以看到几个世纪前党项人的作品。

  龙是华夏民族古老的图腾,后来也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所喜爱。和中原的龙相比,党项族人的龙显得凶狠而剽悍,姿态张扬,毫无拘束,显示出这个民族独特的个性。

  在西夏国统治的时期,这里是佛教的世界,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佛塔。

  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西夏人对佛教的尊崇,佛像是西夏艺术的象征。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里,保存着在内蒙古黑水城发现的一尊双头佛像,它称得上是世界佛像的精品。

  佛教融进了西夏人生活的每个方面,在西夏王陵出土的许多建筑构件实际上都跟佛教信仰有关。

  甘肃武威一带曾经是西夏王国的领地,在这里也发现了不少古王国的遗物。两百年前,就在武威这座大云寺内,一位前来游历的学者发现一块石碑上刻着一些古怪的文字,看起来很像汉字,但博学的学者却一个字都不认识。绕到石碑的背后,看到了汉字,根据上面记载的年号,学者终于弄明白,原来石碑正面是失传已久的西夏国文字。

  就在武威的西夏文石碑被发现后的一个世纪,俄罗斯的探险家柯兹洛夫又在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典籍,西夏文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学问,各国学者都试图破解它的含义。迄今为止,一共发现了六千多个西夏文单字。

  从外形上看,西夏文和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汉字小篆很相似,无数的线条叠加在一起,写起来比小篆还麻烦。西夏人肯定没有想到,正是西夏文字的繁复特性为日后的失传埋下了祸根。

  西夏文字在创立后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渐趋成熟,大量的西夏书籍出现了。它们中有一部分是用手工书写的,一部分属于雕版印刷品,还有一些却令人疑惑。

  在银川,宁夏考古所的牛达生则仔细研究了另一本西夏文佛经,他认为这本佛经是木活字的印刷品。边框的不整齐和倒字的出现,是活字印刷的最好证据。

  西夏文书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这进一步证实,活字印刷术最早出现在中国,后来通过“丝绸之路”,又逐渐流传到欧洲。

  对考古学家来说,3号陵的挖掘清理其实惊喜不多,三十年来,人们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一点点地积累关于西夏国墓葬的知识。

  通过对3号陵的研究,人们终于大致弄清了西夏国王的陵园结构,所有王陵的形制几乎完全一样。

  这种形式在古代中国的墓葬中是独特的,西夏人为什么这样设计,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与西夏人对佛教的崇敬有关。

  3号陵的墓主人是谁,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的墓葬制度,作了大胆的猜测,认为3号陵的主人就是西夏的开国英雄,李元昊。

  公元13世纪,中国北方的蒙古草原,崛起了一支无比骁勇的游牧民族——蒙古。公元1224年,蒙古人开始进攻繁华的黑水城。黑水城的军民抵抗了三个月,十万将士几乎全部战死,城市沦陷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投降。

  铁木真到死也没有看到西夏国的灭亡。公元1227年,铁木真在征讨西夏的过程中去世。这时候的西夏国也已经耗尽了气力,不久之后,西夏末代国君不得不亲自前往蒙古统帅的驻地投降。

  为了完成铁木真的遗愿,蒙古军队进入西夏国的首都后,开始了毫无节制的屠杀和破坏。文明的成果转眼间变成了废墟,更有无数无辜的西夏人被残酷杀害。

  延续了190年的西夏国灭亡。

当地人传说这些土堆都是西夏国王李元昊的坟墓

考古工作者辨认出这些是西夏古文字

内蒙古深处的古代废墟——黑水城

1908年,俄国退役军官柯兹洛夫带领的一支驼队来到内蒙古深处的黑水城。他挖到了十多箱古代文物,全部运往俄罗斯

九座陵墓

经过盗墓的地下宫殿只剩下了很少的物品

在地面出土的大型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尊形状特异的石刻雕塑

关于石座的用途仍然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们是用来驮石碑的

77号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铜牛

西夏统治时期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佛塔

佛像是西夏艺术的象征

在黑水城发现的双头佛像

这个叫海狮的动物出自佛教经典,是能搏击海浪的动物

手工书写的西夏文著作

雕版印刷的西夏文著作

 《武侯春秋》第一集:一位天才的生长经历

  公元228年冬天,蜀国丞相诸葛亮统帅十万大军出征北伐,他们包围了魏国边境上的小城陈仓。当时,陈仓的魏国守军仅有一千人左右。

  在兵力百倍于敌军的情况下,诸葛亮派人去劝降城内的守军,没想到遭到严词拒绝。

  很快,惨烈的攻城战开始了。蜀军用尽了当时所有的攻城方法,昼夜攻打二十多天,伤亡惨重,却毫无进展。最终魏国主力前来救援,蜀军只好撤退回国。

  十万大军居然攻不下一座千人守卫的小城,这是诸葛亮军事生涯中的一段真实历史。

  很显然,这与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故事大相径庭。更令人惊奇的是,《三国演义》中所有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诸如: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等等,在所有的史书中都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那么,历史上的诸葛亮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如果上述所有的传奇故事都是子虚乌有的话,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对他推崇备至呢?

  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一个令你惊奇不已、却又荡气回肠的神秘历史人物——诸葛亮。

  东汉末年,诸葛亮出生在徐州琅琊郡阳都县的一个官宦家庭。阳都是个古地名,大约在今天山东沂南县一带。

  诸葛家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但他们的祖籍并不在阳都,而且也不姓诸葛。据史料记载,诸葛先祖原本姓葛,在今天山东诸城的枳沟一带居住,大约在西汉初年迁徙到阳都。当时阳都已有葛姓家族,为了与当地的葛姓家族区别,诸葛亮的先祖就在“葛”姓前面加了一个诸城的“诸”字,以表示本家族的来历。从此以后,中国才有了“诸葛”这一姓氏。

  这是沂南县政府在县城附近为诸葛亮修建的一座雕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地就是他的故居所在地。尽管诸葛亮在沂南生活了十多年,但他的故居至今也没弄清楚在哪里。当地甚至没有一处可以确定的、诸葛家族的故居遗址。但是据学者们推测,既然诸葛亮出生在官宦家庭,一般来说,他们家应该住在阳都城里。

  汉代的阳都城在今天沂南县砖埠镇一带,现在这里建有诸葛亮的纪念馆。

  据当地考古人士初步发掘,汉代的阳都城大致位于汶河和沂河的交汇处。这一带方圆几百公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流经这里的沂河为阳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由于水量充足,灌溉方便,这里历来是山东南部的鱼米之乡。

  在河边,这段看起来像河堤的就是当年的城墙遗址,几年前,考古人士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处汉代的生活堆积层,也就是当年堆放生活垃圾的地方。从考古学上来说,这对于研究当时人们的食物结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可以想象,当时的阳都城应该是这么一个地方:城外大河奔流,灌溉着万顷良田。城内物资丰富、引得八方客商云集。这里的人们不用担心食物的匮乏,温饱有余而知书达礼。这里的孩子受秀美河川的滋润,而显得灵气十足。

  阳都城正好处在古代齐国、鲁国和楚国交界之地,齐文化的开放进取,鲁文化的注重礼仪,楚文化的浪漫与奋斗精神,都影响着这里的文人学子。自春秋以来,齐鲁之地就以儒学文化昌盛而著称。两汉时期,这里更是人才辈出。

  西汉中期,诸葛家族出了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诸葛丰。诸葛丰在汉元帝时出任司隶校尉,这是一个相当于首都警备司令的重要职务。他以执法严格、为人刚直而著称于当世。

  诸葛丰的道德风范和政治品格在他的子孙中世代传承,丰富发展,到了东汉末年,诸葛家族突然大放异彩,英豪辈出,成为三国时期显赫一时的大家族。

  这一辉煌肇始于诸葛珪和诸葛玄两兄弟。

  诸葛珪是诸葛亮的父亲,当时在离家乡不远的泰山郡任郡丞。郡丞大致相当于行署副专员这么个职务。

  诸葛玄是诸葛亮的叔叔,是一位交游广泛的名士。他既有名士的学识,也有名士的眼光,在他年轻时结交的朋友中,有两位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就是大军阀袁术和刘表。

  史书上记载:诸葛珪娶章氏为妻,生有三男两女。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钧。在大哥之后,诸葛亮还有两个姐姐。

  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年轻时重点研究儒家经典,以孝顺而闻名。后来他避乱江东而被孙权重用,并逐步升迁到东吴的最高军事职务——大将军。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更是青出于蓝,一度在吴国总揽国政、权倾朝野。

  诸葛亮的弟弟诸葛钧史书上记载甚少,只说他一直追随诸葛亮,后来当过蜀国的长水校尉。

  诸葛亮有一位堂弟,名叫诸葛诞。他在魏国出任军政要职,位极人臣。其子孙也是人中豪杰,相继在朝为官。

  由此可见,诸葛家族在这一时期,不仅仅是英才辈出,而且他们在三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中都执掌权柄。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而他们中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诸葛亮。

  诸葛亮就曾经在一所由儒学大师执教的学堂里就读,在这里,他受到了系统的儒学训练。几年后,当这位青年学子17岁的时候,他决定自立,并在离襄阳城外不远的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半耕半读。

  对此,记载三国历史最权威的史书《三国志》只有四个字。说诸葛亮“躬耕陇亩”,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至于他在何处躬耕,却只字未提。这样,它就为1000多年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埋下了伏笔。

  这是一桩名震海内外的笔墨官司。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均认为“诸葛亮的躬耕地”在自己的区域内。

  南阳的理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得很明确:“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至于具体地点,史书虽无明确记载,但大约从唐代起,当地人就在紧邻南阳城的西面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武侯祠。今天的南阳人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就在武侯祠一带。

  湖北襄阳方面则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应该在襄阳城西面的“隆中”。因为《三国志》在注释中专门引述了一本名叫《汉晋春秋》的史书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既然“隆中”当时属于南阳郡的邓县,诸葛亮说“躬耕南阳”只是泛指南阳郡,而并非在南阳城一带。所以,大约自南北朝时期,襄阳的隆中就建有武侯祠。今天这里更是湖北著名的旅游胜地。

  两地的争论至今已有几个世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旅游宣传的需要,双方的论战大幅升级,他们大量地引经据典以批驳对方,其中观点已十分复杂,归纳起来可以出版一本厚厚的书。本片在此恕不一一介绍。但有一则道光年间的故事却很有必要介绍一下。

  恭耕地的争论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妥协者。但是当年诸葛亮只可能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必须比较幽静,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可它又不能离襄阳城很远,因为那里有他新结识的朋友和同学,更重要的是,襄阳当时是荆州乃至于全国的文化中心,这里有诸葛亮需要拜见的各门派的学者和老师。因此,襄阳城外二十里的小山村“隆中”是一处理想的地方。而距离襄阳约五百里之遥的南阳显然过于遥远。另外,南阳城外的那个诸葛亮躬耕地距离古南阳城西门也仅二三里远。史书记载,在诸葛亮躬耕陇亩的那几年里,南阳城一带经常发生战争,那么这个躬耕地似乎就太不安静了。

  可能当年诸葛亮确实是在襄阳的隆中居住。今天,当我们踏访隆中时会发现,这里群山环抱,古木参天,山谷之中有良田数亩,山腰之上有古井清泉。是一处既可安心读书,又可躬耕陇亩的地方。

  那么诸葛亮在这里究竟读了一些什么书呢?这是古往今来的文人学子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换句话说,千古奇才诸葛亮的学问都是怎么来的呢?

  这时南阳武侯祠里的一组泥塑,展示的是诸葛亮与朋友们会见时的情景。史书记载,诸葛亮在荆州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谈古论今,关注社会,洞察天下大势。

  在诸葛亮四处交游的同时,他的家庭也悄悄发生着变化。

  据襄阳地区的地方志记载,诸葛亮一家从江西来到襄阳后不久,他的大姐嫁给了襄阳有名的大家族蒯家。蒯家是刘表统治荆州的重要依靠力量,这个家族的多位成员都在荆州出任要职,诸葛亮的大姐夫蒯祺后来官居太守之职。大姐出嫁以后不久,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襄阳的另外一个名门望族庞家,姐夫名叫庞山民,而庞山民的父亲就是襄阳著名的学术领袖、大师级的人物庞德公。

  这是隆中武侯祠里一幅表现诸葛亮拜师的壁画。因为亲戚关系,诸葛亮经常拜访庞德公,每次去他都恭恭敬敬地向这位长者行跪拜之礼。久而久之,庞德公就发现,这位年轻人不仅有礼貌,还有常人所没有的聪慧与涵养,从他的言谈之中能感觉到一种高逸超群的志向和清雅脱俗的品格。庞德公非常欣赏诸葛亮,于是就同意作为诸葛亮的老师,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部教授给他。

  后来,诸葛亮还认识了庞德公的好朋友、大学者司马徽。当时,学者们讲究对古代文献逐字逐句地解释和考证,搞得很复杂、很繁琐,而这些知识对于治国安邦则毫无用处。司马徽则非常注重儒家经典中的思想内涵,务求领略古人学说中的精髓。这种治学方法对诸葛亮的影响很大。史书上说他读书是“独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这决非不求甚解,相反,他很善于领会书中的实质内容,而且勤于思考、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曾经广泛地学习过诸子百家的经典。

  在名师的指点下,诸葛亮读书迈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诸葛亮结交的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名叫黄承彦。他很欣赏诸葛亮的人品和学识。有一天他突然对诸葛亮说,我有一位丑女儿,头发黄、脸上黑,不过她的才干倒是与你相配。诸葛亮听后居然同意了这门婚事。

  隆中武侯祠里有一组木版画展示了这桩著名的婚姻。这就是黄承彦的女儿,名叫“黄月英”。诸葛亮选择一位丑女为妻,不仅在当时被传为笑谈,就是到今天也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

  人们觉得很奇怪,史书上说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加之他学问又大,人品又好,简直是“钻石王老五”。中国人历来讲究“郎才女貌”“英雄美女”,当时的周瑜与小乔、吕布与貂蝉,都是传颂千古的标准姻缘,为什么诸葛亮非要娶一位丑女为妻呢?

  据传说,他们夫妇婚后的生活很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后,一直南征北战,黄月英在家里辛勤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传说这位女士还绝顶聪明,她发明了一个会磨面的木头机械人,后来,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就是在黄月英的帮助下发明的。

  尽管黄月英既聪明又贤惠,但她毕竟长得有点难看。古往今来,总有不少人替诸葛亮感到遗憾。不过,在黄月英的家乡湖北襄樊,当地人为这位才女修建的庙宇里,她可一点也不难看,当地还有关于她的动人故事。

  当地人:“黄月英小名阿娇,长得花容月貌。听说诸葛亮学识人品俱佳,就很倾慕他,于是托父亲主动提亲。她请父亲在诸葛亮面前说自己很丑,看他是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凡夫俗子。没想到诸葛亮很爽快地答应了。结婚那天,黄月英头上盖着一块红布,她想试探一下诸葛亮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去揭红盖头。没想到诸葛亮真的二话没说就揭了盖头。面对花容月貌的黄月英,诸葛亮以为弄错了。这时一脸喜气的新娘才道出了原委。据说,后来人们结婚,姑娘的红盖头就是从黄月英那儿学来的。”

  结婚后,诸葛亮突然发现岳父一家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岳父和刘表是连襟,当年,荆州首屈一指的实力派人物蔡瑁把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刘表和黄承彦。也就是说,刘表现在不仅仅是诸葛亮叔叔的好朋友,还是自己妻子的姨父,关系更进了一步。而在荆州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蔡瑁则成了诸葛亮妻子的舅舅。

  不过,有了黄承彦这层关系,诸葛亮与荆州政界和军界人士的接触就更进一步了。通过这些渠道,身居隆中的诸葛亮能够更迅速地了解时局的发展、朝廷和诸侯等各类人物的政治动向以及当时各政治集团的内幕活动等情报信息。这些情报信息对于正在密切关注时局、分析时局发展方向的诸葛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拿出的那份著名的策划案《隆中对》,就是他此前对天下形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正确分析之后而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思想。

 《武侯春秋》第二集:茅庐内外

  “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极具探索价值的历史事件。比如:明明有史书记载是诸葛亮毛遂自荐,而不是刘备“三顾茅庐”,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诸葛亮为什么不投效曹操和孙权,而惟独看中了走头无路的刘备? “坐在小车上、手摇鹅毛扇”,这是我们熟悉的、诸葛亮的标准形象,他当年真是这样的吗?据说著名的《隆中对》战略一开始就隐藏着致命的设计缺陷……

  诸葛亮从17岁起开始隐居隆中,过着一种半耕半读的生活。他一方面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一方面拜师访友、广泛地与社会接触。经过十年的艰苦磨砺,逐渐成为一名志向远大、学识渊博、关注社会、见解独到的青年才俊。《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隆中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著名宰相管仲和著名将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是,他的朋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相信,诸葛亮确实是一位天才。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宰相,在他的辅佐之下,齐桓公登上了春秋霸主的宝座。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的著名将领,他曾经率领军队一举攻下齐国70余座城池,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诸葛亮后来辅佐刘备夺占荆州、益州,建立蜀国,三分天下,其业绩决不在管仲、乐毅之下。诸葛亮早年拿自己和他们相比,除了对自己的才干充分自信以外,也表明他的一种期待。因为无论管仲还是乐毅,他们都遇到了一位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的君主。诸葛亮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幸运。

  古往今来,一直有很多人不明白,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效曹操?在政治上,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拥有政治优势。在实力上,他统一了北方,兵多将广、钱粮充足。在个人能力上,他堪称雄才大略,当时的政治家无人与他相比。特别是在对待人才方面,曹操求贤若渴,三次颁布“求贤令”,广纳天下贤才。对此,天下读书人无人不知。

  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曹操是否知道有诸葛亮这个人,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诸葛亮对曹操肯定是早有了解。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有着双重面孔的人,性格很复杂。起初,他有匡扶汉室的志向与抱负,后来他又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并最终做到了这一点。曹操在看到民众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时,他会伤心落泪,并出台政策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安定社会。但是他也会因为父亲之死而迁怒他人,大肆屠杀几十万无辜百姓。对待人才方面,他既可以连袜子也来不及穿就跑出去欢迎人才来访,也会因一些小事而翻脸无情,杀害跟随自己多年的老朋友。诸葛亮对曹操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喜欢的。这与他的政治理念有密切的关系。

  《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故事,对曹操这个人的人品有极为深刻的揭示。故事说,曹操早年四处流亡,途中路过一个朋友家,朋友准备杀一头猪来好好招待他,却被他误以为要谋害自己,而将朋友一家全部杀光。之后曹操还说出了他那句传世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个故事,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符合曹操这个人的性格。史书上历来把曹操与王莽并称,可见其人品的低下。对这种人,诸葛亮只想除之而后快,而决不可能为曹操效力。

  诸葛亮虽然不会投效曹操,但他一定考虑过孙权。孙权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不愧为一代豪杰。他据有江东,兵精而粮足。孙权爱惜人才,而且也与手下人相处得很好。另外,诸葛亮的大哥诸葛谨在孙权手下很受重用,有大哥的提携,诸葛亮在东吴应该是很有前途的。

  学者:但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奔孙权呢?史书上记载:赤壁大战前,刘备派诸葛亮去东吴说服孙权联合抗曹。当时东吴的大臣张昭想留下诸葛亮,被他婉言谢绝。后来有人问起其中的原因。诸葛亮说:“孙权当然是人中豪杰,但是我看以他的度量,他有可能会对我很好,但不会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不能留下。”这是诸葛亮已经投靠刘备以后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使孙权能对诸葛亮言听计从,他也不会背叛刘备而依附孙权。不过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在选择服务对象上的另外一些标准。

  在今天隆中的半山腰上,有一处凉亭,名叫“抱膝亭”。史书记载,由于尚未发现值得辅佐的明主,诸葛亮一直显得很茫然。每当早晨和傍晚,他都独自一人,在山林之中抱膝长啸。

  诸葛亮后来在他著名的《诫子书》中有一句千古流传的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可是,一个人胸怀雄心壮志,而又报效无门的时候,要真正做到“淡泊、宁静”是很难的。诸葛亮于夜深人静的时候“抱膝长啸”,可见他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也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普通人,而不是《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那个半人半神的超人。

  当那位读书人备感苦闷的时候,后来那个最赏识他、最可以发挥他才智的人——刘备,其实就在距离隆中不远的新野县城里,当时,他也苦闷极了。

  刘备一生也极其坎坷。大约八年前,刘备走投无路时,才跑到荆州来投靠刘表。

  刘表也没让他闲着,把他安置在抵抗曹操的最前线替自己守住大门,扮演“炮灰”的角色。此时的刘备无论是官衔还是军衔都不比刘表差。但是,在靠实力说话的年代,刘备只能寄人篱下,受人差遣。所以在当时,他一定非常窝火。

  不久之后,刘备认识了司马徽和徐庶,这两人向他极力推荐诸葛亮,并称赞诸葛亮是“卧龙”。很快,刘备就亲自去拜访一位年仅27岁、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人——诸葛亮。于是就有了千古传颂的“三顾茅庐”的故事。这一年是建安十二年。

  关于“三顾茅庐”的故事,《三国演义》写得非常精彩。在最终见到诸葛亮之前,小说作了长长的铺垫。说刘备如何带着关羽和张飞二人,如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去拜访;又如何一次二次没有见到诸葛亮而只见到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第三次去诸葛亮又如何小睡片刻而让刘、关、张三人等了老半天才见上面等等。这些编撰的故事除了渲染刘备的礼贤下士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众星拱月”般一步步推出神仙人物诸葛亮来。

  特别是小说中对隆中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一番描写,说这里:“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

  不知道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有没有到过隆中,但这番描写与隆中的景色倒是非常相似。

  另外,《三国演义》还引用了一段描写诸葛亮家内外陈设的古诗:说这里:“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挂七星。”

  这首诗是三国以后的人根据想象而写作的。作者可能认为,诸葛亮既然是一位名士,房子周围就应当种植着翠竹野花,床头必定堆放着发黄的古书,经常同猿猴与仙鹤相伴,闲来弹奏古琴,墙上挂着七星宝剑之类的东西。

  这是中国古代文人认为很雅致的生活方式。所以,那个不知名的诗人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布置在了诸葛亮的周围。

  今天隆中公园里的诸葛草庐基本上按照这个思路重建的。当年诸葛亮的家里究竟有没有猿猴、仙鹤、古琴、宝剑之类的东西呢?史书上没有记载,所以也无法断定。

  尽管《三国演义》花了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见,但在权威的历史书《三国志》中,上述内容都没有记载,关于这一段,书中只有五个字“凡三往,乃见”。

  所以后人评价《三国志》:惜墨如金、过于简略。

  见到诸葛亮之后,《三国演义》又对这位主角进行了一番外貌描述,说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除此之外,这部小说还在别的章节中提到:诸葛亮执掌刘备军队后,常常手持羽扇,坐一辆四轮小车。总之,小说对诸葛亮外貌特征的定型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有时坐一辆四轮小车。《三国演义》的这种描述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今天,我们看到的诸葛亮形象几乎都来源于此。这是诸葛后人根据上述的描写而绘制的先祖肖像。

  据学者研究,在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名师们非常盛行戴各种各样的头巾,葛巾是用葛布做的,纶巾则是一种更高级的丝织头巾。所以,说诸葛亮头戴葛巾、纶巾应该都没有错。而这种头巾可能是里面有较硬的衬底。

  羽扇是用鸟的羽毛做的扇子。东汉末年盛行于江东,除了诸葛亮之外,当时,手里整天拿着扇子的名士也不少。

  鹤氅原本是一种用白鹤等鸟的羽毛制作的、价格昂贵的外套。后来泛指那些衣袖宽大、穿着飘逸的外套。这种服饰在魏晋时期确实非常流行。

  至于四轮车,这是罗贯中的艺术加工。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在五丈原坐的小车,是一种由一匹马拉的两轮车,而不是《三国演义》中让人推着走的四轮车。

  综合起来,诸葛亮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目前故宫所藏的《南薰殿历代名臣像》中的诸葛亮画像,史学界认为其服饰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看来,我们今天见到的诸葛亮的形象,都是后人按照魏晋时期名士们流行的着装方式而推测出来的。至于说隐居隆中时的诸葛亮是否就一定是那幅打扮,也不一定。毕竟,他之所以是名士,并不是因为打扮得像名士,而是他的见解和学识。

  但是,在魏晋时期一本名叫《魏略》的历史书中,诸葛亮完全不像一个超然脱俗的名士,而被描绘成为一个能说会道的说客形象。

  《隆中对》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千古奇文。关于它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曹操和孙权都很强大,暂时不可与之竞争。荆州的刘表和四川的刘璋都缺乏执政能力,可以先后夺取这两个地方。然后,搞好内政外交。等到天下有变,就两路大军分别从荆州和四川向北进军,一举夺取天下,恢复汉室。

  可以想象,当时刘备听了之后,犹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在眉开眼笑之时,当即就决定请诸葛亮担任自己的谋士,共同实现《隆中对》中所描绘的蓝图。

  从古至今,学者们大多对《隆中对》中的精辟见解表示非常推崇。

  但是,也有学者《隆中对》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看法。

  不管今天的人们怎么评价《隆中对》,这都只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一个身居小山村里的27岁的读书人,能正确地评估各派政治势力,能审时度势地制定出一个顺应时代的战略方针,并很早就预见到后来“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史学界也有公论。

  诸葛亮的《隆中对》给穷途末路的刘备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施展才华的位置,以至于后来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没有刘备,诸葛亮可能会一直待在隆中,老死在他那个茅草屋里。至少,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诸葛亮了。所以后人对刘备的礼贤下士,是极其羡慕和推崇的。刘备本人也因为“三顾茅庐”而妇孺皆知、名垂青史,成为中国历史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模范。

  刘备当年肯定没有想过他会因为“三顾茅庐”而流芳百世,他只是很器重那位刚结识的年轻人。所以俩人整天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这样一来,跟随他多年的关羽和张飞就不高兴了。刘备对他们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有了水一样重要。听了大哥这句话,那两位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三国演义》中老把张飞描写成为一个性情暴躁,不通文墨的大老粗。其实这与历史有很大的出入。史书记载说张飞是一个富家子弟,字写得很好,平生还有一大嗜好,就是爱画美女。当然,他的武艺也很好。

  这两位虽然不再公开地发牢骚,但他们也在观察,一个小山村里的读书人究竟有多大本事呢?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跟随刘备出山后,刘备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诸葛亮,还任命他为军师。后来曹操大军南下征讨荆州,诸葛亮首次指挥刘备军队就取得“火烧博望坡”的胜利,继而又取得“火烧新野”的胜利。可惜,历史完全不是如此。

  学者:“诸葛亮出山后,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刘备任命他为军师。实际上,那时军队里也没有这样的职务。刘备驻扎新野,自己尚且寄人篱下,哪能给诸葛亮什么样的官职呢?他只是作为一个宾客,为刘备参谋军事而已。诸葛亮真正开始有职务,是在赤壁大战以后,刘备逐渐夺取了荆州的一些地盘,自己做了荆州牧以后,才任命诸葛亮做了个“军师中郎将”。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没有任何职务,不可能指挥刘备的军队,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火烧博望坡”和“火烧新野”。“

  据史书记载,即便是赤壁大战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也从未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率领过任何一支军队。这么说,可能会令他的崇拜者们感到十分扫兴、甚至有些愤怒,可是,历史就是历史,《三国演义》只是小说,不能拿它当历史书来读。诸葛亮之所以伟大,并非一开始就被委以重任,然后一帆风顺、捷报频传。恰恰相反,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从事一些并不显眼的基层工作,而且把它们做得很好,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来赢得刘备和大家的尊重,最终担负起蜀国丞相的重要职务。

 《武侯春秋》第三集:从平民到丞相

  如果有人告诉你,《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话,你千万不要和他争论,他说的的确是事实。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诸葛亮的崇敬,作为一个普通人,诸葛亮的故事比《三国演义》中更加感人。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这是他备受后人敬仰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离开隆中,随刘备到军中效力。此时,天下局势发生突变,曹操率大军南下征讨荆州,荆州的刘表恰恰在这时病逝,他的儿子刘琮随即投降了曹操。在此之前,东吴方面已派鲁肃前来荆州,想联合刘表抵抗曹操,但没想到刘表突然病逝,荆州很快投降。所以鲁肃就找到刘备,表示东吴可以和他们联合抗曹,希望刘备派人去东吴洽谈洽谈。

  当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已经是孙权手下的重要谋士,考虑到这层关系,刘备决定派诸葛亮出使东吴。这是诸葛亮接到的第一个正式的差事,能不能办好,决定着他今后在刘备集团里的地位和价值。

  诸葛亮的东吴之行确实有些戏剧性。《三国演义》对此有浓墨重彩的描述。家喻户晓的故事是:智激周瑜、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等等。这些故事和后来的七擒孟获、空城计等,都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章节。诸葛亮之所以后来被中国民间当成智慧的化身来崇拜,与这些故事的广泛流传是有直接关系的。遗憾的是,这些故事在历史上大多未曾发生过。虽然它令古往今来的读者们如痴如醉。

  先说东吴的鹰派人物周瑜。《三国演义》中,周瑜被描写成一个心胸狭窄、妒贤忌能的人。他老想除掉诸葛亮,却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最后被气得吐血身亡,到死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历史上周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史书上记载,说他性情开朗、为人宽容。他还精通音乐,当地有“曲有误,周郎顾”的赞语,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演奏音乐时曲调不对,周瑜就会前来热心指点。可见他很平易近人。

  赤壁大战前,周瑜已是一位34岁、担任东吴三军统帅的重量级人物,他怎么会容不下一个比他小七岁、没有任何职务的诸葛亮呢?当然,诸葛亮也绝不会冒冒失失地去激将周瑜。周瑜是主战派,根本用不着诸葛亮激将。

  再说舌战群儒。在《三国演义》中,这场精彩的争论充分展示了诸葛亮的名士风采,很有助于拔高他的形象。相比之下,东吴的一班谋士们则显得很小儿科。当时,东吴的确有一些大臣害怕曹操,主张投降。但诸葛亮那时只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小伙子,东吴的大臣们绝不会凑在一起跟一个无名小子争得面红耳赤。而且诸葛亮来东吴是为了联合抗曹,而不是来和一大群人斗嘴皮子的。

  诸葛亮到东吴之后,见到了孙权。孙权觉得荆州已经投降,而刘备实力又很弱,所以他对打赢这场抵抗战争没有把握。加上一些人不断地劝他投降,孙权正在犹豫之中。当然,诸葛亮也没有把握打赢这一仗。但是他必须说服东吴下定决心、抗击曹操。不然,以刘备一家的力量,更没有打赢的把握。于是,诸葛亮就琢磨着如何说服孙权。

  学者:“诸葛亮的方法很独特。他首先劝孙权拿定主意,要么抵抗,要么投降算了。孙权很奇怪,他问,那刘备为什么不投降。诸葛亮说,刘备是皇室后裔,英雄盖世,众望所归,他怎么会投降呢?孙劝一听就激动起来,说,我东吴有一大片土地和十万军队,我怎么就该投降呢?我只不过觉得曹操军队太过于强大,担心打不赢而已。诸葛亮于是就分析说,曹操大军从北方而来,不熟悉水战。加上长途奔袭,十分疲劳,战斗力也不强。另外曹操统治下的荆州军民对曹操也不服,这都会影响曹军的士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只要联合对他进行狠狠地打击,曹操就一定会失败逃回北方。”

  诸葛亮的一番话至少让孙权想起自己也是个英雄,不能随随便便就投降。后来在周瑜等主战派的极力劝说下,孙权决定坚决抵抗。

  说服孙权抗曹的目的达到后,诸葛亮并没有继续留在东吴帮他们“草船借箭”和“借东风”,也没有和周瑜结下任何的怨仇,而是直接回到荆州。

  建安十三年冬天,曹军在今天湖北长江南岸一个名叫赤壁的地方与东吴水军初次交锋,遭到了挫败。原因主要是东吴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些战舰已经非常先进,足以令今天的人们大开眼界。

  遗憾的是,史书对于记载这些东西太不感兴趣。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从宋代的军事著作中大致推断出东吴战舰的大概面貌。

  曹操与东吴水军初次交锋遭遇到挫败之后,他就把军队和战船全部转移到长江北岸一个名叫乌林的地方。如今这里还叫乌林镇,属今天湖北省的洪湖市。它的附近就是著名的洪湖。没过多久,周瑜找准了一个刮东南风的日子,让黄盖以投降的名义突然进攻曹操在乌林的战舰。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火烧赤壁”。实际上,如果按地点命名的话,这场著名的战役应该叫:火烧乌林。

  赤壁大战后,曹操逃回北方,孙刘联军攻占了荆州大部分地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安排“关羽华荣道上捉曹操”和后来“智取江陵”的故事在历史上均未发生过。当时,刘备攻取了荆州长江南部的零陵、武陵、长沙和桂阳四个郡。江南四郡包括今天湖南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和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东吴占据了江夏郡和南郡,这是荆州最精华的地区。曹操占据了南阳郡和襄阳郡,战略位置最重要。

  夺得江南四郡之后,刘备任命自己为荆州牧,也就是荆州的军政首脑。此时的他可能很有成就感,同时,他也发现诸葛亮的《隆中对》确实很有预见性,加上这位年轻人成功地出使东吴,于是,就任命了诸葛亮第一个正式的职务——军师中郎将。这是一个界于将军与校尉之间、大致相当于参谋长的职务。当时校尉相当于今天的校级军官,在它之下还有相当于尉级军官的都尉,而中朗将的军衔则有点类似于今天美国军队中的准将。

  但是刘备没有让诸葛亮继续参谋军事,而是派他去刚占领的江南四郡征集税收、调运军粮。相当于今天税务总局和粮食总局的局长。而江南四郡中每一个郡的军政首脑、也就是太守一职,刘备都另有人选。而《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出山就被刘备委以重任,指挥大军火烧新野、赤壁大战、智取江陵,创造了辉煌业绩。因此,古往今来,一直有人认为,在历史上,刘备没有重用诸葛亮。

  其实刘备还是很重用诸葛亮的。我们可以拿东吴方面的人才和诸葛亮的提拔速度作一个比较。赤壁大战前,诸葛亮什么职务也没有。而东吴的重要谋士鲁肃是“赞军校尉”,东吴的军队统帅周瑜是“建威中郎将”。赤壁大战后,诸葛亮马上越过都尉、校尉这两级,直接被刘备提拔为“军师中郎将”,与大战前东吴的统帅周瑜的军衔相当。而大战之后,功劳最大的周瑜,只是被孙权稍微提拔了一下,作了“偏将军”,比“中郎将”稍高一点,而鲁肃则没有升职。只是在几年后他镇守荆州时,才被提拔做了“奋武校尉”。还是比诸葛亮的“军师中郎将”低一些。

  诸葛亮在江南待了大约两年,其办公地点在临烝,就是今天湖南衡阳一带。他在这段时间是怎么工作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工作历练,给他后来担任丞相、治理蜀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几年后,刘备实力进一步扩张,首先他从孙权手中借得了荆州的南郡,后来,他又攻取了成都,占领了包括今天四川和重庆的全部,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的广大地区。初步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州、益州”的战略构想。这一年,诸葛亮的职务由军师中郎将提升为军师将军,兼刘备左将军府总管。此后,刘备在外领兵打仗,诸葛亮坐镇后方,备办后勤、处理政务。

  刘备获得益州后,继续向北发展,从曹操手中夺取了陕西汉中。同时,关羽在荆州也积极配合,猛攻襄阳,一时间威震华夏。但孙权却趁机攻打关羽的后方,致使这位将军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死于非命。荆州从此失去。

  建安二十五年六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史上称之为“蜀汉”或简称“蜀”。

  刘备称帝后,给部下一一加官晋爵。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其官衔的全称是“大汉丞相、录尚书事、假节”。意思就是:汉朝丞相,代为皇帝审阅和批复奏章,被授权在必要时以天子的名义指挥全国军队、任命百官。

  这一年诸葛亮40岁。

  我们可以猜想,在被任命为丞相的那天晚上,诸葛亮可能彻夜难眠。毕竟,一个很早就失去父母的孤儿,一个身处战乱年代的读书人,能有这样的成就,谁都会心潮起伏,难以入眠。

  关羽死后,刘备发兵攻打东吴,结果在夷陵、也就是今天湖北宜昌一带被打得大败。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连营”的故事。

  这年夏天,刘备退回白帝城后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他请求诸葛亮辅佐自己不到七岁的儿子刘禅、也就是阿斗继承帝位。刘备还对诸葛亮说,刘禅,你能辅佐就辅佐。实在不行,你可以取而代之。诸葛亮听后痛哭流涕地说:我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后主,至死方休。

  这就是名垂千古的“刘备托孤”的故事。后世的人们都赞叹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真挚友谊。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特别追求“相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特别是那些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在宦海沉浮之中,他们就格外羡慕这种肝胆相照、鱼水情深的君臣关系。

  刘备死后,刘禅即位,改年号为“建兴”。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把国家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他来处理。

  关于后主刘禅,历史对他的评价确实不高。民间也有“扶不起的阿斗”这种说法。一直以来,人们总是替诸葛亮感到遗憾,认为他辅佐的是一位昏君,这肯定不利于诸葛亮才智的充分发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从刘备“三顾茅庐”到他去世这十多年时间里,诸葛亮一直是个幕后人物。除了坐镇后方、备办粮草之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他几乎很少参与。刘备去世后,刘禅昏庸无能,诸葛亮总揽国政。实际上,这种局面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全面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试想一下,如果刘禅像后来的康熙皇帝一样,年纪轻轻就急着要亲政,怎么会有诸葛亮大放光彩的机会呢?所以,诸葛亮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是从刘备去世后开始的。

  如何解决眼前的危机呢?诸葛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补与东吴的外交关系。

  在刘备东征之前,诸葛亮或许也认为,荆州可以重新夺回。夷陵之战后,他清醒了,《隆中对》战略存在着先天的设计缺陷。荆州虽然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但它与益州之间隔着长江三峡,荆州一旦被攻击,益州很难及时地调兵增援。而周围的魏国和东吴则就容易进入,加上荆州的平原地形,所以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攻击而很难防守的地方。

  这一年,蜀国的外交特使来到了东吴。其实,东吴非常清楚,与强大的魏国不可能维持真正的同盟关系,他们也研究过与蜀国联合的可行性。孙权见蜀国很有诚意地放弃了荆州,于是就决定与魏国断绝关系,而与蜀国结成同盟。

  建兴七年,也就是公元229年,蜀国和吴国签订了同盟条约。这是《三国演义》没有提到而又十分有趣的一个外交条约。

  在条约中两国约定今后要相互支持,共同讨伐曹魏。把魏国的土地夺过来,分给吴蜀两国。

  蜀国的外部环境改善后,诸葛亮开始着手国内事务。

  他首先派军队平定了南方的叛乱。这就是著名的“七擒孟获”的故事。

  随后,诸葛亮开始致力于发展经济。他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社会得以安定。

  成都有一个很美丽的别称叫“锦官城”。据史学家考证,这与诸葛亮有关。三国时期,蜀国、尤其是成都的丝织业最为发达。这里出产一种灿若云霞的丝绸产品,人们把它叫做“蜀锦”,而管理织锦业的官员就叫做“锦官”,所以成都就叫“锦官城”。当时,东吴所属的江浙一带还没有织锦业,魏国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出产,且质量完全不足以与蜀锦相比。所以,蜀锦就成为蜀国重要的出口商品,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诸葛亮最值得今天的人们敬仰的,是他的廉洁。他生活非常节俭,甚至到了清心寡欲的地步。史书记载,说他全部的财产就是: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他和家人甚至没有多余的衣服。诸葛亮不但自己生活俭朴,还非常反感官员们贪图享受。前面我们提到,刘备打下成都后大肆赏赐部下,居然把仓库中的财物赏得精光。可以想象,当时诸葛亮应该是很不赞成这种做法,只是不太好说而已。

  在诸葛亮执政期间,他大力倡导朴素廉洁的执政作风,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廉洁奉公的官员担任政府重要职务,再加上严格的执法环境,久而久之,蜀国各级政府上行下效,勤政廉政之风蔚然形成。后来,又经过十多年的倡导和坚持,官员们大多数都能主动做到廉洁自律,其清廉的执政风气为中国历史上少有。

  在刘备去世后的这几年里,诸葛亮力挽狂澜,殚精竭虑,终于使蜀国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史学家们虽然对于诸葛亮后来的北伐,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但对于他治理蜀国所取得的成就,公认的说法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这正是他备受后人敬仰的最重要的原因。

 《武侯春秋》第四集:南方森林中的迷雾

  “七擒孟获”是人们熟知的三国故事,它集中展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并为后世的人们处理民族问题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范例。

  但是,翻遍《三国志》这本权威的历史著作,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孟获、更没有关于“七擒孟获”的记载。另外,史学家们也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孟获”呢?让我们来探索这桩神秘的历史悬案。

  刘备东征失败后,蜀国元气大伤。东吴和魏国结成战略同盟在边境上虎视眈眈。在这种形势下,蜀国的南方各地纷纷叛乱,并与东吴相互勾结,准备里应外合将新生的蜀汉政权一举推翻。此时,诸葛亮首次执掌政权,加上刘备刚刚去世,不宜兴师动众。所以一时间,南方各地的叛乱浪潮更加猖獗,蜀国局势动荡,风雨飘摇。

  东汉末年,中央政府在益州南部设立了四个郡:四川南部的越巂郡、云南中部的益州郡、云南西部的永昌郡和贵州西部的牂柯郡。这些地方统称益州的南中地区。在当时,这里是一块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尚待开发的蛮荒之地。

  刘备占领益州后,一直忙于和曹操、孙权争夺地盘,无暇顾及新占领的南中地区,致使蜀汉政权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所以在刘备东征失败,蜀国元气大伤的时候。越巂郡少数民族首领高定就乘机发动叛乱,并自称为王。益州郡的豪强地主雍闿也随之叛乱,他杀了益州太守之后,又在东吴的唆使下攻打永昌郡,但是遭到坚决抵抗。随着越巂郡和益州郡的反叛,牂柯郡太守朱褒也趁机反叛。这些叛乱势力相互勾结,使蜀国的除永昌郡以外的其他三个郡几乎全部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

  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率军南下平定叛乱。

  平叛大军分为三路一起进发。

  东路由马忠率领,由今天四川的宜宾出发进攻贵州西部牂柯郡的朱褒。东路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打败朱褒,大获全胜。

  中路军由李恢率领,进攻云南中部的益州郡。中路军在进军到今天云南宜良县一带的时候,被当地军队团团包围。李恢用诈兵之计使对方稍有放松的时候突然进攻,反败为胜,直抵今天昆明的滇池湖畔。

  西路军由诸葛亮亲自率领,他要对付的是越巂郡的少数民族首领高定和从益州郡前来增援的豪强地主雍闿这两人的联军部队。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关他平定南中的记载出奇地少,总共12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另外,《三国志》在其他章节中也有关于南征的零星记载,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记载中都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这令后世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大为伤神。

  有人就此认为,历史上可能根本就没有“孟获”其人,如果历史上真有“七擒孟获”这种战争史上罕见的成功战例的话,《三国志》上怎么会毫无记载呢?

  然而,史学界对《三国志》也有一个公认的看法,认为这本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漏掉过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另外,与《三国志》几乎同时代的历史著作《汉晋春秋》不仅提到了“孟获”,还说诸葛亮对“孟获”是“七擒七纵”,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七擒孟获”。

  同时,写作时间稍晚一点点的著名历史地理著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也都提到了“七擒孟获”,所以,史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孟获”这个人历史上应该是有的。

  史书记载,诸葛亮的西路军从成都出发后,沿岷江水路到达今天四川的宜宾,然后在沿长江逆流而上,在今天四川西昌一带与叛军激战。战斗中,高定被杀,雍闿被高定的部下杀死。剩下来的叛军部队归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指挥。孟获孤掌难鸣,只好率领军队向南逃窜。

  据《三迤随笔》记载,诸葛亮当时率领的西路军从成都出发后,沿岷江到今天四川的乐山之后没有去宜宾,而是逆大渡河而上,经过峨边,然后大致沿着今天成昆铁路的线路攻打到西昌、也就是当时的越巂郡。在这里打败高定和雍闿之后,继续南下,经今天四川的德昌、盐源,在这里诸葛亮与孟获初次大战擒住孟获,然后又放了他。接着,诸葛亮又追到今天云南的永胜县,抓住孟获后又放掉他。后来,诸葛亮在永胜县的金江镇渡过金沙江,在今天云南大理地区的赤石崖、佛光寨、点苍山、洱海等地多次捉住孟获又放掉他,总计“七擒七纵”。

  或许,写作于明代的这本书其历史真实性值得怀疑,但与《三国志》同时代的史书《汉晋春秋》也记载,诸葛亮在整个战争中对孟获“七擒七纵”,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说法“七擒孟获”,最终令他彻底折服,并表示永远不再与朝廷为敌。从此以后,南中在蜀汉时期一直没有再次反叛。

  对此,史学界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七擒孟获”呢?让我们对历史作一番大胆的推测吧!

  首先,“七擒孟获”有一个前提,就是诸葛亮可以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多次打败孟获的少数民族军队。那么蜀军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在当时,与南中落后的少数民族军队相比,蜀军不仅有一套先进的战略战术理论,还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方式。蜀军拥有铁制的短兵器,如:刀、剑、长矛等等,还有弩这种远程杀伤武器。而孟获的少数民族军队呢?他们以青铜武器为主,与铁制兵器相比,青铜武器不够锋利,也容易折断。另外,他们还使用着竹子制作的长矛。在远程武器方面,他们虽然大量地使用弓箭,但威力远远不如蜀军的弩。

  所以,在野战中,孟获的军队处于绝对的劣势。

  另外,诸葛亮在战争中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步兵阵法。这里是云南鹤庆县的一处岩溶山区,这里怪石林立,地形复杂,当地人称之为“小石林”。传说,当年诸葛亮利用这里的地形布下迷魂阵,诱使孟获深入其中、迷失方向最终被诸葛亮活捉。而这一地点正好就在《三迤随笔》中提到诸葛亮进军的路线上。

  与此同时,蜀军在攻防战中也掌握着主动。他们有攻城用的云梯、冲车等装备,还掌握着了当时刚刚发明不久的抛石机等威力巨大的攻城武器技术。《三迤随笔》中记载的蜀军从西昌一直攻打到大理、先后七次抓住孟获又放掉他的所谓“七擒七纵”,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一开始就轻松地攻下了孟获的城寨,孟获往南后撤到另一处城寨,又被蜀军攻克,孟获再次南撤,蜀军再次攻克,如此这般,蜀军先后攻下他七处城寨,一直达到今天的大理附近,逼使他走徒无路而最终投降。

  那么诸葛亮为何非要采取“攻心”战略呢?毕竟,多次的捉与放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必定会有更大的伤亡作为代价。

  史书记载,诸葛亮当年只率领大约两三万军队南下平定叛乱,而不是像《三国演义》中说的那样有五十万军队。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在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由于后勤运输和后勤保障方面的时代局限性,出动五十万大军也极其困难。更不用说蜀国的南方地势险峻,江河纵横,往来交通极为不便。在那种道路上,要保障两三万军队的后勤供应也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五十万大军。

  实际上,“攻心”战略既是诸葛亮的既定政策,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为蜀军尽管在野战和攻坚战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并占据了主要的城寨。但是,诸葛亮一定会发现,即使蜀军打垮孟获的主力,甚至杀了他,但是南中的叛乱不会因此而结束,孟获死后一定会有新的叛乱首领出现,所以蜀军必须留在当地继续征讨,而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必将陷入无休无止的游击战之中。

  与此同时,身处南中腹地的蜀军还面临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比如说诸葛亮渡过泸水的时候,小说中写道:士兵渡河途中纷纷倒下,吐血而死。诸葛亮赶紧请教当地人,原来:白天天气炎热,河面上毒气聚集,此时渡河必定中毒。要渡河必须等到晚上水凉的时候才行。这种描写曾经令中原一带的读者大为震惊,更加觉得云南的确是恐怖蛮荒之地。

  《三国演义》中还说南中地区有一种哑泉,人喝了之后就不能说话。后来诸葛亮请教当地人,喝了一种名叫“安乐泉”的水,哑巴了的士兵才重新能够说话。后来,诸葛亮又在当地人的指导下,采摘了一种名叫“薤叶芸香”的草药,服了这种草药之后,士兵们就能抵御各种疾病。这些描写不仅令普通的读者感到很神奇,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研究。

  我们在拍摄本片时,在云南保山一带发现了一处所谓的哑泉。可惜它现在已被附近的公路截断了泉脉,不再有泉水流出。镜头中的泉水只是下雨之后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

  不过,据当地人讲,过去确实有人喝了这里的泉水之后成了哑巴的。所以就有了这块警示碑。

  总之,蜀军的确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顺利地攻下孟获多出战略要地,但随后就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潭之中,进退两难。而南中茫茫的大森林也令他们水土不服,难以长久地驻扎下去。这令人联想起美军在越南的遭遇。

  所以,诸葛亮必须想办法尽快结束这种可怕的游击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安抚的方式迫使孟获彻底臣服,然后利用他的号召力来结束南中各地的游击战。

  这就是诸葛亮“攻心”战略很现实的历史背景。

  或许,此时的孟获也面临着同样的考虑。蜀军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照此下去,孟获别说继续维持在南中的统治,可能连最后的地盘也会丢失。所以,要想继续在南中为王,就必须与蜀军讲和。

  这样,妥协的时机就成熟了,南中就此可能出现了和平的曙光。

  总之,军事打击是“攻心”战略的基础和前提,不向孟获展示蜀军的强大威力不足以让他彻底臣服。但“攻心”战略是保持南中长治久安最有效的办法。另外,诸葛亮在平叛途中,应该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这对赢得当地人的好感可能会有很大的作用。今天,西南各少数民族大量流传的、诸如“诸葛亮爱民如子、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的动人传说就是一个明证。

  公元225年秋天,南征的三路大军在今天昆明的滇池一带会师,班师回朝。整个平叛行动只用了半年时间。

  由于史书上关于诸葛亮南征的记载过于简略,这位蜀国丞相南征时最远到过一些什么地方就成为了历史悬案。如果按照“滇东说”的说法,他最远就到过今天的昆明一带。如果按照“滇西说”的说法,诸葛亮最远应该到过今天的大理一带。但如果按照各地的诸葛亮遗址来看,他当年最远应该到达了今天云南的怒江一带。因为这里有传说中的诸葛营寨和哑泉。当然,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说诸葛亮最远曾抵达今天缅甸的中部城市曼德勒一带。

  据说在蜀军班师回朝渡过泸水的时候,依照惯例,他们必须用一些被称为蛮夷的当地人的首级来祭奠阵亡的将士,但是诸葛亮不忍心再开杀戒。于是,就用面粉做成人头的样子,来祭奠亡灵。后来,这些面粉作成的蛮夷人头就叫做“馒头”。诸葛亮这种慈悲为怀的做法赢得了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广泛尊重。这个传说被记载在一本名叫《事物纪原》的宋代著作中。

  然而,诸葛亮的“攻心”战略并没有就此结束。

  学者:孟获投降后,诸葛亮任命他新的官职,后来又把他调到朝廷里任职,官至御史中丞,专门负责对各地官员的检查与监督,使孟获为朝廷所用。同时,诸葛亮还把很多参加叛乱的豪强地主势力迁往成都居住,而对支持政府平定叛乱的地方政治势力加以扶持,使他们成为稳定南中的重要力量。

  尽管如此,诸葛亮认为,平定叛乱和由此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想长治久安,他还必须帮助南中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

  诸葛亮治理南中的经验为后世的政治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一位清代的官员曾经这样总结道:对待民族问题,如果能够像诸葛亮那样“攻心为上”,那么一切烦恼尽可自行消除,战争从来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对于国家出现的动乱,政治家一定要保持清醒,就像诸葛亮对待南中各派势力一样,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否则,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导致局面失控。今后治理四川应当以此为借鉴。这段话被那位官员写成了一幅著名的对联。上联写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写着: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武侯春秋》第五集:北伐中的特种作战

  在人们的心目中,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他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完全就是智慧和胜利的化身。所以后来人们常把聪明人称之为“小诸葛”。但是史书却记载,出奇制胜的谋略恰恰是诸葛亮短处,他所擅长的是训练军队。他曾经训练了一支神秘的特种作战部队,这支部队装备着一种可以连续发射毒箭的怪异武器,常使用各种高深莫测的阵法,非常厉害。当年跟随马谡防守街亭的就是这样一支部队。

  诸葛亮北伐,总是出兵遥远的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而从未直接向魏国的首都洛阳一带进攻。古往今来,一直有人对此感到很奇怪。

  自古以来,甘肃一带就是重要的粮食和战马的产地。这里的民众多为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出兵占据陇右,不仅道路相对平坦,还能得到当地的粮食和对蜀国来说十分宝贵的战马,加上当地的民众作为兵源,蜀国的国力就会得到空前提高。攻取整个陇右之后,再拿下关中,一点一点地蚕食魏国的地盘,增强自己的实力,为最终夺取中原奠定坚实的基础。应该说,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是很有见地的。是在充分考虑到蜀国与魏国差距悬殊的国力之后制定的这一战略。

  蜀国和魏国的国力相差多少呢?当时,魏国占据着整个北方,约有十一个州。蜀国只有一个州。魏国的华北平原、黄淮平原和关中平原幅员广大,物产十分丰富。相比之下,蜀国只有成都平原这一个较大的农耕区。其物产远远不能和魏国相比。魏国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约三四十万军队。蜀国刚刚一百万人口,最多也只有十四万军队。在政治方面,诸葛亮虽然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但魏文帝曹丕也非等闲之辈,他手下还有一批能干的政治家,如司马懿等。也有一批久经战火考验的著名战将,如张颌等人。而蜀国在兵败夷陵之后,猛将尽失。民间早就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说法。

  诸葛亮为何执意要北伐呢?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北伐曹魏、兴复汉室”是诸葛亮和刘备毕生为之努力的政治理想,尽管时机并未成熟,但是为了这个理想,为了把刘备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诸葛亮在自己人生的最后岁月毅然北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另一种观点认为:蜀国国力弱小,与其毫无作为、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北伐,把进攻当成一种积极的防守,以换取战略上的主动,从而延缓蜀国的灭亡。所以,在时机未成熟的情况下北伐,只是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策略。

  公元226年,魏国出现了有利于诸葛亮北伐的局势变化。这一年,曹丕去世,曹睿即位。新旧交替之际魏国的大臣之间相互猜疑。第二年,魏国有些地方发动叛乱。诸葛亮认为,北伐的时机到来了。

  公元228年春天,诸葛亮的北伐大军由汉中出发分两路出击,一路由赵云指挥少量军队由斜谷北上,扬言要攻取魏国在关中的重要后勤基地眉县。诸葛亮的主力则向西攻入陇右。当蜀军到达陇右时,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一起背叛魏国归顺蜀国。致使蜀军迅速占领包括祁山在内的陇右大片地区,并马上攻打陇西郡和上邽。

  祁山位于今天甘肃礼县的东北,这里有一个高出周围几十米的小山头,名叫“祁山堡”。由于它地处陇右的中心地带,可同时兼顾周围各郡,所以当时魏国就把这个视野开阔的小山头建成了一个军事要塞。

  蜀军到来后,魏国马上派大将曹真率军抵御赵云。魏国名将张颌则率五万骑兵昼夜兼程,准备突破街亭,援救陇西和上邽。

  当时,诸葛亮在陇右的兵力约十万左右,几乎把蜀国全国的兵力都用上了。蜀军的主力被分散在几个战略要地:一部分攻打西面的陇西郡,一部分攻打东面的上邽城。还有一部分兵力要防守新占领的天水、南安和武都三个郡。另外,诸葛亮还需要一支部队坐镇西县,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应付各个战场出现的不测。

  那么,还有多少部队可以派往街亭阻挡张颌大军呢?

  当时诸葛亮一定为此而苦恼不已。因为街亭太重要了,它不仅是张颌大军的必经之地,更关系到整个北伐的成败。守住它,蜀军就可以集中兵力攻下陇西和上邽,然后回过头来消灭街亭的张颌军队。但是,蜀军在陇西和上邽投入了重兵昼夜攻城,却久攻不下,无法向街亭派出足够多的部队。街亭极有可能因为兵力不足而失守。然而,进攻陇西和上邽的蜀军又不能停止攻击而北上堵截张颌。如此一来,这两地的魏国守军将倾城而出阻断蜀军的后路,然后南北夹击,蜀军必将全线崩溃。所以诸葛亮只能尽量从其他战场多抽调一些兵力派往街亭。他希望街亭的守军至少能把张颌挡住十多天,在这段时间内,他好集中兵力尽快拿下陇西和上邽。

  《三国演义》说诸葛亮派往街亭的部队有十万人之众,实际上它最多也就一两万人左右。这已经是蜀军的极限。

  由于南方缺乏马匹,蜀军以步兵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骑兵。

  而魏国则有一支强大的骑兵。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特点是机动性强,冲击力大。相比之下,步兵显得不堪一击。

  那么,步兵应该如何对付强大的骑兵呢?

  诸葛亮首先采用了一种令骑兵很恐惧的武器“弩”。

  弩是在弓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比弓更加坚韧有力。野战中使用的弩需要一位武士用脚踩着才能将弩拉开。它的有效射程在两三百米左右。同时,它还配备了瞄准器,精确度很高。

  弩的强大杀伤力和远距离的射程,使它成为步兵对付骑兵的有效武器。而大量的弩兵集中使用时,对于射杀骑兵尤其有效。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打败匈奴,除了有一支强大的骑兵之外,弩的大量使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诸葛亮没有足够的马匹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因此,他组建了一支以步兵为主的多兵种合成部队。

  在作战中,蜀军装备了一种战车,名叫“偏箱车”。这种战车两侧又可以拆卸的大型挡板,平时用于运输粮草辎重。一旦敌人骑兵前来攻击,他们就迅速将这些战车环绕在部队周围,形成密集的车阵。然后在车阵外围大量抛洒“扎马钉”。

  扎马钉由金属制成,四个角,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只要落在地上,它总有一个角朝上。

  部署完扎马钉后,蜀军的步兵手持长矛蹲在每两部战车的空隙处严密守卫,而弩兵则站在他们背后拉开弩等待敌人骑兵的到来。

  当敌人骑兵距离蜀军二三百米、进入弩的射程范围时,弩兵就开始第一轮的密集射击。一般他们只向战马射击,因为战马目标大,精确度高。从第一波射击到敌人骑兵跑到跟前,弩兵可以进行三轮的射击。这样剩下来的敌人骑兵就不多了。

  而车阵的作用就是,它可以挡住大部分敌人射来的弓箭。假如敌方剩余的骑兵冲到跟前,它还可以抵挡战马的冲击,保护车阵里的步兵。

  诸葛亮派往街亭的就是这种部队,它由著名的马谡将军指挥。他正是因为丢失街亭而名扬天下。

  著名的街亭在哪里呢?古往今来有七八种说法。但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甘肃秦安县的陇城乡。这里群山连绵,陇右通往关中的一条大道蜿蜒其中,街亭就是扼守在这条大道上的重要关隘。

  今天的人们在俯瞰它四周地形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奇怪,因为街亭所在的山谷平坦而宽阔,这样的地形一路上比比皆是,根本无险可守。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惊讶地发现,这里其实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形条件。

  街亭建在一个台地之上,与城外有着一段自然形成的、高约七八米的落差,这一落差形成的断层几乎横亘在整个山谷之中。当年它两侧的山上林木繁茂,张和的五万骑兵和它所携带的粮草辎重只能从街亭所在的山谷通过。按照诸葛亮的安排,马谡只要将那一两万弓弩兵部署在高高的城墙上,就能有效地阻击张和的骑兵。所以,派一两万人防守街亭应该是足够了。

  但是,马谡却自作主张。他把军队驻扎在附近的一座山上。这样一来,山上蜀军的弩兵就射击不到大道上魏国的骑兵,魏军既可绕开蜀军直接从大道上继续前进,也可以将蜀军包围起来,围而不攻,通过断绝蜀军取水之地而使他们不战自乱。马谡的做法等于放弃了蜀军的防御优势,后来果真断送了街亭。

  马谡为何如此呢?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三国演义》中说,马谡认为,把部队驻扎在山上可以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如果敌人断绝他的水源,士兵们正好可以破釜沉舟,拼死杀敌。

  这番解释固然体现了马谡的书呆子气。但是,马谡毕竟熟读兵书,他一定知道,驻守街亭肯定比驻扎在山上更具有防御上的优势。为何他非要舍弃街亭呢?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推测:

  首先,街亭古城由于水土流失和年久失修等原因,那条自然而成的城墙可能出现了多处的塌方、裂缝,或者被水流冲开了一些缺口,需要时间和动用大量的人力紧急修补,否则,敌人将很容易从这些地方突破蜀军的防御。

  但是,很可能马谡的部队到达后不久,张和的骑兵就随即抵达。蜀军没有时间继续修补那些漏洞,只能够马上撤离,转移到附近的山上驻扎。因为山上可能会比较利于隐蔽和防守,马谡可能想在敌人途径此地时让蜀军突然从山上冲下去,一举将敌人击溃。至少也可以通过不断地袭击来拖住敌人,为诸葛亮赢得时间。

  但是张和的骑兵马上将蜀军团团围住,并且趁机将蜀军的水道断绝。由于马谡是文官,战场经历太少,在被敌人精锐部队包围、且断绝水源的情况下,惊惶失措。主帅一乱,部队自然失去了控制,很快就被敌人击溃。

  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快速进入陇右地区,致使进攻陇西和上邽的蜀军部队赶紧撤退。诸葛亮也只好与他们一起,把他驻扎在西县的大本营紧急撤回汉中,首次北伐就此结束。

  《三国演义》中说,蜀军撤退时,西县只是空城一座。为了瞒过司马懿的几十万大军,诸葛亮在城楼上焚香抚琴,上演了一出“空城计”的好戏。从此以后,“空城计”成为诸葛亮绝顶智慧的代名词。

  然而,史学家的一番话可能会令崇拜诸葛亮的人士大为伤心。

  学者:诸葛亮从没有摆过“空城计”。“空城计”只是《三国演义》编造的故事。当时指挥魏军的也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颌。张颌攻下街亭后,准备马上去解陇西和上邽之围,但是蜀军主动撤退了。张颌怕诸葛亮有埋伏,也没敢追击。所以在西县的诸葛亮不可能面对张颌的部队。也就不可能上演“空城计”的好戏。

  首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斩了马谡。古往今来,一直有人替马谡鸣不平。常言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个指挥员当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作战方案。而且,丢失街亭就一定该死吗?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哪一个将领又能保证永远打胜仗呢?

  那么,诸葛亮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杀马谡呢?

  对此,史书记载,说马谡兵败街亭之后,居然抛弃部队独自逃跑,致使部队失去指挥,遭到很大损失。之后,马谡还在外面躲藏起来,不向诸葛亮交待相关情况。完全不具备一个军人应由的品质。马谡的上述行为在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更何况军法尤其严格的蜀军呢?

  在首次北伐时,蜀国大将魏延曾经建议由他带领一万人的部队,通过“子午谷”翻越秦岭,突袭防守松懈的潼关。潼关是关中与中原之间最险要的关隘,拿下潼关就等于关上了魏军从中原增援关中的大门,至少也可以将前来增援的魏军当在关外很长一段时间。而此时,诸葛亮则可趁机率大军越过秦岭一举夺取整个关中。

  可是,魏延的建议被诸葛亮以“过于冒险”而否决了。对此,古往今来的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弱小的蜀国突然进攻强大的魏国,还险些夺取陇右,这令魏国朝野大为震动。

  此后,诸葛亮又多次进攻魏国。

  公元228年的冬天,蜀军翻越秦岭进攻关中的陈仓,久攻不下,后因粮草难以为继,退回蜀国。这就是本片开头谈到的那次失败的攻城战。

  几个月后,蜀军再次进攻陇右,占领了武都和阴平两郡。

  公元230年七月,魏国大将曹真、张郃、司马懿各领三路大军同时进攻汉中,后来,天突降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魏军只好撤兵。

  几个月后,诸葛亮率领大部队再次进入陇右,攻占祁山,向上邽推进。

  这次敌方的统帅就是魏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懿。在初次交锋中,诸葛亮向司马懿发起攻击,但司马懿却不敢交战,而只是凭借险要地形安营扎寨以抵御蜀军。

  与魏军相比,蜀军擅长运动战和防御战,而不擅长攻坚战。所以,诸葛亮就率领军队后撤以引诱魏军来追击时在旷野地带将其歼灭。

  司马懿何尝不清楚蜀军的底细。他们只是远远地尾随着蜀军部队。一旦蜀军停下来,魏军也马上远远地停下来密切关注蜀军的一举一动。蜀军再次后撤时,司马懿又命令魏军远远地尾随。就这样,司马懿一直跟随蜀军到了今天甘肃礼县的盐官镇,还是不敢发动进攻。

  这时,魏国的将领们实在忍不住了,他们鼓起勇气来向司马懿说:您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蜀军,今后会被天下人耻笑的。从此,司马懿就落下了一个“为蜀如虎”的名声。

  这是陕西勉县武侯墓博物馆里的一组泥塑,表现的是诸葛亮在汉中训练军队、排兵布阵的情景。但是泥塑中的却并不是所谓的“八阵图”,因为大约在唐代以前,它就已经失传了。这是山东诸葛亮的家乡山东临沂出土的《孙膑兵法》中提到的几种阵法。《孙膑兵法》成书于秦代以前,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对“八阵图”有一些影响。但是,由于缺乏详细的资料,这几种阵形所包含的意义和奥妙,也已经失传。

  不过据推测,八阵图的运用,可能与“诸葛连弩”有一定的关系。据文献记载,诸葛亮在强弩的基础上,还曾经改进创制了一种更加可怕的武器“连弩”。这种“诸葛连弩”能一次发射十只钢铁制作的短箭,短箭上可能还涂有一种剧毒的植物液体,所以火力更加密集、杀伤力更加强大。特别适合在伏击战中近距离射杀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效果,诸葛亮还从蜀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征集了一批擅长射击的勇士组建了一支使用连弩的特种部队,名叫“连弩士”。

  可惜“诸葛连弩”后来也失传了。有意思的是,前不久,一位古代兵器爱好者研制出了他心目中的“诸葛连弩”。那么这种诸葛连弩的发射原理是怎样的呢?

  这究竟是不是当时的诸葛连弩呢?很多学者认为,它在设计上确有新的突破,但射程和杀伤力明显不够。而史书上也记载,说诸葛连弩是“十矢俱发”,也就是十支箭一齐发射出去。显然,这个连弩与史料记载不符。

  所以,学者们大多认为,诸葛连弩很可能是这样的。它可以同时发射,火力密集,在战斗中特别是在撤退时用它来布下埋伏,所以魏国军队就非常惧怕追击后撤中的蜀军。

  然而,司马懿老跟在蜀军后面也不是长久之计。在众多将领的催促之下,他决定在这一年五月的十八日与蜀军开战。这一天,双方的主力第一次大规模厮杀,最后蜀军大获全胜。史书上说,蜀军获得的战利品包括,五千套盔甲,三千一百张质量上乘的角弩,三千颗魏军军官的人头。战斗中,司马懿的部队全军覆没,只有他和几位亲信逃回大本营,从此坚守不出。这时,蜀军因为粮草接济不上,只好退兵。在撤退过程中,魏国大将张颌带兵追击,结果遭到伏击,被蜀军的连弩射死。

 《武侯春秋》第六集:诸葛武侯话春秋

  在中国历史上,诸葛亮是一位很奇怪的人物。作为政治家,他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作为军事家,他五次北伐无功而返。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的功勋完全无法与那些建立了强大统一王朝的帝王将相相比。然而,只有诸葛亮受到了历朝历代上自官方、下到民间的广泛推崇,被视为道德的典范、政治家的楷模、智慧的化身。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追溯这位偶像人物生前生后的故事。

  公元234年春天,诸葛亮率领蜀军越过秦岭出现在今天陕西岐山县的五丈原上。准备直取魏国在关中的重镇眉县,然后向长安进攻。

  五丈原在渭河以南,是一大片地势相对较高的平地。在它的四周,由于长年的水土流失而形成一些很高的峭壁。所以,它是一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

  司马懿听说蜀军到达后,带领军队在五丈原不远的险要路口驻扎下来,坚守不出。准备长期在此对峙,以拖垮蜀军,最后逼使他们退走。

  有史书记载,说诸葛亮曾经给司马懿送了一套女人的服饰以刺激他出兵决战。但是司马懿不为之所动,反将礼物收下,仍旧坚守不出。

  这一年的八月,诸葛亮因过度操劳,病逝在五丈原,享年54岁。

  对于诸葛亮的去世,《魏书》记载,因为无法与魏军速战速决,胜利遥遥无期,诸葛亮忧愤不已,不断地吐血。在一天黄昏,蜀军突然焚烧军营,退回秦岭的山谷之中。在路上,这位统帅病发身亡。

  后来,人们在五丈原建立了一座诸葛庙以纪念这位壮志未酬的蜀汉丞相。大殿里的诸葛亮被塑造成一副面容憔悴的样子,据说这就是当年诸葛亮临终前的形象。

  诸葛亮一定是带着满腹的惆怅而走的。他为“北伐中原、恢复汉室”这个目标奋斗了一辈子。可是在他撒手离去的时候,依然看不到北伐胜利的一点点曙光。北伐为什么会失败呢?主要原因是魏国过于强大。历史上不乏以弱胜强的例子,比如越国灭掉吴国,刘邦打败项羽等。为什么诸葛亮就不能以弱胜强呢?一般来说,历史上“以弱胜强”中强大的一方往往只是貌似强大。它的统治者一般都昏庸无道,大失天下人心,导致众叛亲离,被对手打败。

  学者:然而,当时魏国不是这样。它的统治者把国家治理得不错,统治阶级人才济济,阶级矛盾也比较缓和,国力十分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想以弱胜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看来诸葛亮确实是生不逢时。

  不过,也有史学家认为,如果他能长寿一点,北伐可能会有成功的机会。因为十多年后,司马家族企图篡夺曹魏政权,引发很多皇亲贵族与朝中大臣的反叛,居然出现了夏侯霸、诸葛诞等魏国大将带兵投靠蜀国、吴国并向司马家族进攻的局面。这正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的“天下有变”,如果他能活到这个时候,凭着他高超的军事和外交手腕,或许可以联合曹魏家族打垮司马家族,取得北伐的成功。可惜,诸葛亮没有活到那一天的到来。

  但在临终前,他要求部下将自己葬在汉中的定军山。诸葛亮希望能够永远呆在这个北伐的最前线,看到北伐最终胜利的那一天。

  为了替蜀国节省财力,这位丞相要求对自己的后事尽量从简。史书记载,他的墓穴很小,仅仅只能放下一副棺材。棺材里面没有随葬任何东西,只有他当时身穿的衣服。

  诸葛亮身为一国的丞相,他死后留下了多少财产呢?

  学者:史书记载,诸葛亮生前曾经向后主申报了自己的财产:说他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家里的人靠它能够得以温饱。他还说,我在外出任政府官员期间,没有带什么东西。饮食服装,也都是来自政府的供给,没有另外购置任何用品。我死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多余的财物,否则就是愧对国家。诸葛亮死后,情况果真跟他说的一样。

  据说在诸葛亮去世后不久,当时的人们就在他的坟墓前栽种了两颗桂花树,希望这位品行高尚的丞相能流芳百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对这两颗桂树进行了“碳14”测定,发现他们确实是在三国时期所种植。

  现在,每当金秋时节,两颗桂树就开满了金色的桂花。秋风乍起,落英缤纷、香飘十里。其情其景,令人感慨万端。

  诸葛亮去世后,蜀国朝廷封他为忠武侯,这就是后人称诸葛亮为“武侯”的来历。

  然而令蜀国朝廷没有想到的是,三国统一后,他们的敌人晋朝居然封诸葛亮为“武兴王”,比蜀国朝廷封的“武侯”还要高。更令诸葛亮生前没有想到的是,在此之后,他受到了历朝历代上自官方、下到民间的一致赞扬和推崇,被视为道德的典范、政治家的楷模、智慧的化身。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客观地说,作为政治家,诸葛亮并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作为军事家,他五次北伐无功而返。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的功勋完全无法与那些建立了强大统一王朝的帝王将相相比。然而,这些功勋盖世的帝王将相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得到诸葛亮那样的殊荣呢?

  对于历代的统治者来说,他们首先看重的是诸葛亮的“忠诚”。

  在历代的统治者看来,一个官员的忠诚远比他的能力要重要得多。像曹操和司马懿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

  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因为才干卓越而被历代统治者共同表彰的,能获此殊荣的只有忠义之士。在中国,由官方批准修建的纪念性建筑中,除了纪念孔子的文庙之外,最多的就是关帝庙,其次就是武侯祠。据说在明清时期,各地的武侯祠达一百多座。今天,全国还有十多座这样的建筑。

  除了孔子因为他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而被尊崇外,关羽和诸葛亮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忠诚而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加追捧。

  当然,在有些朝代,诸葛亮之所以被朝廷当作偶像,还有另外的原因。

  在宋代,由于长年与北方草原民族作战,宋朝统治者格外推崇那些既忠君爱国,又能富国强兵的古代将相。特别是南宋朝廷沦为偏居东南的小朝廷后,其地位与当年的蜀国极其相似。但是南宋朝廷以正统自居,曾经发动过北伐。所以无论诸葛亮的忠诚,还是他为了维护蜀汉正统地位而不懈北伐的精神都非常适合宋王朝的胃口。因此,宋朝封诸葛亮为“忠惠仁济显应王”。长长的封号后面,体现了宋王朝的多种期待。

  南宋覆灭后,元朝建立。中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把元朝政府看成是代表正统地位的政权。所以,在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和后来的北伐战争中,起义军将领出身的罗贯中就根据民间早已流传的三国故事,写作了著名小说《三国演义》。在这部小说中,罗贯中极力尊崇蜀汉的正统地位,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神仙般人物。在那个时代,创造出一个代表着正义、正统和胜利的偶像人物,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后来,随着《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诸葛亮的故事逐渐深入民间。 在民间,人们对他的崇拜主要是仰慕他的道德风范。

  或许,民间对诸葛亮的崇拜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中国古代,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理想中的社会是这样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垦,人与人之间没有贫富差距,社会比较安定。官员们很守规矩,不欺负老百姓,等等。

  可能蜀国并不完全像陈寿描述的那样尽善尽美,但是它也足以让普通老百姓十分的怀念。陈寿撰写《三国志》的时候,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是陈寿发现,益州的老百姓仍然非常怀念那位已故的蜀汉丞相,他们经常在郊野之地自发地祭奠他。

  时至今日,中国西南地区还大量流传着有关诸葛亮爱民如子的动人故事,依旧延续着人们对他的怀念。

  当然,中国其他地区的老百姓对诸葛亮的崇拜主要来自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民间,《三国演义》的影响极其深远,普通百姓可能不知道孔子、孟子这些文化巨匠,但没有人不知道曹操、刘备和诸葛亮。特别是诸葛亮,连中国最偏僻的山沟里不识字的老太太,也能随口说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谚语来。这说明诸葛亮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偶像。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偶像。偶像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做人的理想。

  说到诸葛亮的智慧,不能不提到神秘的“木牛流马”。

  在北伐中,蜀军经常穿行在秦岭陡峭的峡谷之中,这里有蜀军架设的栈道。为了适应山区以栈道为主的道路,诸葛亮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运输工具,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木牛流马”。

  “木牛流马”在诸葛亮去世后不久就失传了,从而成为他一生中最神秘的东西。

  “木牛流马”在《三国演义》中被描绘成一种能够自动行走、像马和牛一样的机器,这对民间的研究者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年来,陆续有一些人声称自己研制出了这样的“木牛流马”。其中做的最好的,是陕西汉中地区的农民徐明德。

  徐明德是当地一位能工巧匠,他经过多年研究琢磨,制造出了一部能够行走的“木牛流马”。

  徐明德把他制作的“木牛流马”捐献给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为这里重要的馆藏文物。出于研制者保密的要求,我们无法看到“木牛流马”内部的构造,但徐明德透露说,它主要是借助了杠杆的原理。

  大约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认为“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在南方一些地方,这种古老的独轮车至今还使用着。“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的说法,在今天的史学界,还有很多支持者。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这种车子载重量比较大,适合山区道路。但是,独轮车早在诸葛亮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果“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的话,它既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也谈不上是诸葛亮的发明。再说史书上明明记载它有四个车轮,而不是一个轮子。

  于是,有些学者就从史书上对“木牛流马”的具体记载着手,探究其真实面目。

  如果“木牛流马”就是一种四轮车的话,那么它就非常适合在栈道上行驶了。在“褒斜古道”上,当年曾有一半以上的路程是在悬崖上搭建的栈道。他们由粗大的原木架设而成,十分坚固、平坦,起宽度足以容纳两辆车并排而行。

  对于什么是“流马”,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能在山中小河里行驶的小木船。因为褒斜道有很大一段是沿着秦岭中的河谷逆流而上的,所以“流马”很有可能是蜀军在沿着河边的栈道行军时,用拉纤的方式拉着小船逆流而上。所以,它的载重量可能不但不比“木牛”小,反而要比它要大得多。

  但是,上述说法都无法解决一个疑问,那就是,无论四轮车还是小木船,它们都很平常,而当时所有的史书都说“木牛流马”是一种奇妙的运输工具,是诸葛亮的一大发明。所以,“木牛流马”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仍然是个谜。

  可惜的是,对于中华民族这位偶像级的人物,《三国演义》却很少提到他的家人。似乎他真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

  在今天全国各地的武侯祠中,除了诸葛亮端坐大殿正中以外,在他的两侧,一般都会供奉有他的儿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的塑像。

  诸葛亮在隆中时与黄氏结婚,婚后近三十年没有自己的孩子。在此期间,诸葛亮曾经将大哥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诸葛乔过继为子。诸葛乔在25岁时去世。他的儿子诸葛攀在蜀国担任过翊武将军。后来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一家在东吴遭到满门抄斩,诸葛攀又重新成为诸葛瑾的后人,为之传递香火。

  大约在诸葛亮46岁的时候,他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出生。

  史书记载,诸葛亮去世的时候,诸葛瞻才八岁。但他从小就聪慧可爱,擅长书画,记忆力很强。长大后从低级军官做起, 一直升到他父亲曾担任过的军师将军。据说蜀国朝廷里面只要有任何顺应民意的事情,虽然它并不是诸葛瞻所为,但民间都奔走相告,说这是诸葛亮的儿子做的。

  后来,诸葛瞻官至卫将军,一度执掌蜀国朝政。魏国大将邓艾讨伐蜀国时,诸葛瞻率领军队前去抵抗,战死在绵竹。当时他的儿子诸葛尚年仅十七岁,同样战死沙场。

  学者:诸葛瞻去世的时候,他的次子诸葛京当时还很小,不到参军打仗的年龄,所以幸存了下来。晋朝统一三国之后,诸葛京被新的朝廷迁居到中原一带,征召为官吏。诸葛京出任过关中地区眉县的县令,并把这里治理得很好。想当年,他的祖父诸葛亮多次想攻打眉县,都未能如愿。没想到历史与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让他从未谋面的孙子成为这里的县令。

  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早年投效东吴,深得孙权的器重。后来官至大将军等最高军职。他的长子诸葛恪更是青出于蓝,在吴国权倾朝野,后来死于一场政变,东吴的诸葛家族被满门抄斩。

  诸葛亮的堂弟诸葛诞很早就追随曹操,在魏国担任一流高官。后遭司马家族的打击,其家族也被全部杀光。

  如此一来,诸葛家族除了在老家山东琅琊一带的族人之外,史书上有记载的幸存者就只剩下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了。诸葛京在担任眉县县令之后,继续升迁,最后官至江州刺史。从此,史书上就不再有诸葛京后人的记载。

  那么,诸葛亮是否有直系后代传承至今呢?目前,在山东临沂和浙江兰溪各有一批姓诸葛的人士,他们都有各自的家谱记载着与诸葛亮的渊源关系。

  在浙江,诸葛后人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但据说,他们都发源于浙江兰溪市的诸葛村。

  从明代起,兰溪一带的诸葛族人主要以经营中医药业为主。据说这是秉承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一祖训。后来,他们在此行业中逐渐发展壮大。清代中后期,诸葛族人把他们的中医药店开到了浙江各地,乃至于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兰溪药帮”这一商业帮派,盛极一时。同时也造就了诸葛村今天众多华丽精巧的民居建筑。民国以后,兰溪的中医药业逐渐衰退。目前,诸葛村基本上以旅游业为主。

 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上集

  关羽,在生前的官职是亭侯,是最低一级的爵位,然而在他身死后,却步步高升。到了民国,他已经成为统管儒道释三教,人鬼神三界的关圣大帝。那时全国的关帝庙不下几万座,远远多过孔子的文庙。

  纵观五千年华夏历史,历朝英雄豪杰不可胜数,只有关羽获得如此至高无上地位?他是怎样的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人曾经顶礼膜拜的神祗?

  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上集

  我们是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认识关羽的。但历史与文艺作品其实相去甚远。

  “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故事就是在华阴县老腔皮影戏雄浑粗犷的唱腔里流传民间。历史上华雄确有其人。在历史著作《三国志》中,他也确实被斩了。但斩华雄的却不是关羽,而恰恰是文艺作品中被描述成仓皇逃窜的东吴孙坚。

  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一样深入人心。但是看小说《三国演义》中他行走的路线,却令人颇生疑问。由此看来,所谓千里走单骑,或许也只是个传说而已。

  要认识真实的关羽还是要借助历史著作《三国志》。

  《三国志》的关羽传全文只有九百字,连他出生于何年何月,家世怎样,都没有一个字的记录。不过《三国志》里详尽的记录了关羽的荆州之战。这次战役也就是《三国演义》里所讲的大意失荆州。

  三国时期的荆州是自古以来的战略要地。当年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就是以这里为核心。诸葛亮和刘备在巴蜀前线征战的途中,突然接到关羽的来信。他不顾镇守荆州的重任在身,执意要来前线与年轻的武将马超比武。

  “诸葛亮晓得他的性格马上回信,这个马超只能跟黥彭之比,跟你不能比,跟你美须公怎么能比呢?”

  诸葛亮的赞美使关羽得到了心理满足,这才打消了比武的念头。

  公元219年,关羽接到刘备的命令,领兵攻打襄阳和樊城。曹操在此有八万精锐部队,而关羽只有三四万人。

  第一次交战,关羽首战告捷。这就是《三国演义》小说中大书特书的“水淹七军”。但《三国志》里有三处都说到因为天降大雨汉水暴涨是曹军失败的真正原因。

  而此时东吴为了取得荆州,已经与曹操密谋,主动要求从后方袭击关羽的荆州城大本营,解曹操襄樊之围。孙权曹操二人一拍即合。而为了麻痹关羽,孙权调走了大将吕蒙,换来无名小将陆逊。

  孙权出兵并拿下了荆州城(江陵)。关羽被迫从襄樊回师。关羽的部队人困马乏,军心涣散,沿途不断逃亡。到荆州城时,士卒已经所剩无几。

  这年冬天,关羽和他的儿子退守麦城,很快被东吴军队俘获,旋即遇害。

  陈寿的《三国志·关羽本传》对关羽做出评价,首先肯定他作战的勇猛,也明确地指出他骄傲自大的性格弱点,而且进一步剖析了关羽失掉荆州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性格弱点和缺乏军事才能,才导致了荆州的失守。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并非完美的将军,他后来的威望却超越了历朝历代所有的功臣名将。

  关羽怎样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的呢?

  最早祭祀关羽的人,是在成都称帝的刘备。但后世崇拜关羽的现象并不是起源于蜀汉地区。

  然而在关羽的丧身之地荆州,他却因为一种奇特的观念而继续存在。

  在一般百姓看来,关羽北伐时功亏一篑,惨死敌手,如此悲剧性结局,死后定会变成满腔怨怒厉鬼。所以最初民间所供奉的关羽形象,阴森的厉鬼气息颇重。

  隋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也就是关羽身死三百多年以后,佛教天台宗的开山之祖,智者大师来到荆州北部的玉泉山。他通过点化关羽放弃厉鬼身份,皈依佛门成为护法神,使当时的人们更容易接受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关羽第一次作为正神的形象进入佛教殿堂。至今在国内许多庙宇中,仍然供奉关公为护法神。

  关羽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大约二百年后,儒家学者也看中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军人,并且开始介入对于他的重新塑造。关羽的手里多了一本书,孔子所著的儒家经典《春秋》。

  之所以要塑造关羽读书的形象,并让他手捧《春秋》,是为了表明,即便在民间和佛教中关羽已经具有相当神力,也还要尊崇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

  在唐朝以前,圣人只有一个,即文圣人孔子,到唐朝中期时,又增加了武圣人的封号,第一位武圣人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尚,姜太公。而关羽既有勇猛品格,又有佛教护法的神力,因此成为陪祀之一。

  但两百年后,大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调整陪祀队列中的历代武将,将关羽和张飞逐出了姜太公的武圣庙。

  关羽被朝廷驱逐出庙堂,又进入到民间艺人的故事里。

  在今天能见到的所有三国故事里,无一例外都将刘备关羽一方作为正面人物。为何人们惟独青睐刘备关羽一方呢?这与刘关张三人的卑微出身大有关系。

  另一个原因是桃园结义故事。关羽,一生对刘备忠心耿耿。败走麦城慷慨赴死,实现了桃园结义的誓言。

  “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关羽的事迹,他的这种悲剧性有很大关系。因为悲剧的作品,悲剧的主题,悲剧的人物,在文艺作品里边,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

  北宋文人记录当时有一个小孩子非常喜欢看皮影戏,每看到关羽被害时,就会流泪哭泣,请表演者停下。

  关羽,从此游走于民间艺人所营造的江湖世界,被赋予了出身底层社会的悲剧英雄形象。这种形象就是后来三国演义小说里关羽形象的雏形。

  关羽始终在民间具有很高威望,而这种威望再次引起宗教的注意,这一次是道教。

  关羽的老家解州,出产一种人人不可缺少的东西--盐。宋徽宗时全国总税收的六分之一来自这里,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解池连续八年未产一粒盐。龙虎山天师道掌门人,张继先张天师自告奋勇,要替皇帝解决这个难题。

  蚩尤的神话由来已久,上古时黄帝与蚩尤在此大战,蚩尤战败后,倒地化作盐池。而长达八年的严重灾害,自然会使人联想是蚩尤的阴魂再度兴风作浪。

  张天师做了几年法事,但是效果甚微。他想起当时非常崇拜的关公,所以他奏请赵宋皇帝,派关公下凡。

  几年过去,不知什么原因解池又恢复产盐。关羽战胜蚩尤,保住了盐池的财政收入,又为赵氏家族增添了神圣的光环。公元1104年,宋徽以自己的年号作为封号,以道教的真君作为神职,敕封关羽为崇宁真君。

  然而来自北方的金国军队已兵临城下。北宋朝廷急需一位忠勇的军人榜样作为军神以激励将士勇猛作战。在首都汴梁失守之前,宋徽宗连续三次追封关羽。最后一次的封号是义勇武安王,这个王的职位超越了他过去所有的封号。

  关羽从生前低级的亭侯爵位,连升数级,荣登王位,迈出了由人转化为神的关键一步。

 新搜神记·武圣关羽 下集

  历史上关羽是怎样的容貌,甚至只需画家几笔,我们就可以立即辨认得出,因为我们心中早有一个关羽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五绺长髯。

  《三国演义》小说号称七分真实三分虚构。那么对于关羽容貌的描写又有几分是真实呢?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用九百字写尽关羽一生,但谈到他的容貌,却只用了一个字---髯。诸葛亮在给关羽的信中也提到髯的问题。看来关羽的胡须必然有特殊之处,所以后来人称他为美髯公,那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

  大红脸是关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但《三国志》里却只字未提。我们只能从民间传说中找到关羽大红脸的由来。

  关羽完美的英雄形象早在六百年前的明初就已定型,那么在《三国演义》小说出现以前,关羽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那旗进行探险挖掘,在一座宋代佛塔中,掘出一批文物。当展开这张画像时,一位中国向导倒头便拜,高呼“关老爷”。

  细读上面文字,“义勇武安王”,这还是宋徽宗赐给关羽的封号,这幅神像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宋辽和西夏并存时期,也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关羽形象。神像里的关羽和《三国演义》小说的描写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早在宋朝,英雄关羽的形象就已定型。

  作为一位英雄,特别是作为宋朝军神的义勇武安王关羽,人们除了赋予他非凡的相貌之外,还少不了要赋予他同样非同凡响的兵器。

  这口刀叫青龙偃月刀,这种刀法叫春秋十八刀,也称作关王十八刀,相传是关羽所初创。

  但从史书《三国志》里的描写来判断,关羽所用的兵器却不是刀,是剑。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让关羽用刀呢?在北宋的兵器图谱--武经总要中我们找到了它的来历。在仪仗队中显示威武之用的掩月刀,它与偃月刀名字的发音相近,龙口衔刀的造型和装饰性的红缨也都十分吻合。

  这把青龙偃月大刀最终从神像中走出来,成为大众熟知的关羽的趁手兵器,要归功于关羽的一位同乡,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在他的作品《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第一次为我们活脱脱地刻画了关羽和青龙偃月刀,形影不离的经典形象。

  小说《三国演义》里单刀会中当关羽面对鲁肃的责问无言以对时,他的随从家将周仓跃然而起,义正词严的讲天上地下,只要你有德了就可以占据它,哪里是你东吴独有这么一份荆州呢?

  但我们翻遍史书,却根本找不到周仓这个名字,这位周仓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

  《三国演义》小说通过塑造关羽、周仓等一系列忠义形象,以感人的故事情节,将刘备的蜀汉政权描述成正义的一方,彻底平息了历史上刘备和曹操的正统之争。

  明朝以来,上层知识分子也开始介入关公戏剧的创作,这使关羽形象再次发生改变。有一出戏同一题材两个版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

  这两个版本讲的都是关羽和一个美丽女人之间的故事,但是名字不同,一部叫做“关公与貂蝉”,一部叫做“关公斩貂蝉”。

  关公斩貂蝉是元朝时的剧目,虽然成就了关羽不近女色的英雄气概,但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小女子,也多少有损关羽的英雄形象。

  于是到了明朝,这出戏的第二个版本出现,内容被根本改变。

  貂蝉不再是害人的妖女,而是真心爱慕关羽的美丽女子。貂蝉向关羽哭诉内心的冤屈,解释施展美人计挑起董卓和吕布父子反目,自相残杀,最终为汉室除害的经历。这番话化解了关羽的误解,并赢得了关羽的爱慕之情。但关羽决心为复兴汉室献身。貂蝉只有心怀对关羽的爱慕之情,以自刎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貂蝉被改造成为深明大义的节烈女子,关羽是有情有义的伟丈夫,明初以来由于上层知识分子的改造,使关羽形象更加符合明朝士绅文化的标准。

  但是最令人难堪的,恐怕还是关羽曾经投降曹操这个历史事实。《三国志》有三处都提到这件事。

  让我们来看看《三国演义》又是怎样演绎关羽的投降。

  曹操把关羽围困在屯土山上,派出关羽的老友张辽劝降。关羽先是不为所动,在张辽极力地劝说之下,关羽开出了三个苛刻的条件,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这种投降,也许根本算不得投降,然而曹操还是答应了。

  身在曹营的关羽几次提醒曹操,自己时刻没有忘记故主刘备,后来又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报答曹操不杀之恩。关羽忠于刘备,忠于桃园结义的拳拳之心,在小说中表现的得淋漓尽致,《三国志》里关羽投降变节之说也就被巧妙的化解,反而留下一个著名典故:身在曹营心在汉。

  将关羽的讲义气形象推向极致是在《三国演义》中华容道一幕。几百年来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情节令无数读者荡气回肠,关羽的忠义形象被推向极致。

  《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使关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民众中的威望日益攀升。明朝万历年间的三次加封,使关羽晋升帝位。

  明朝末年,他正式取代过去的武圣人姜太公,成为中国第二任武圣,与文圣人孔子一起,接受世人膜拜。

  沈阳故宫,满清入关前的大本营,它的南门旁边曾经建有一座关帝庙。这说明早在入关以前满清就已经非常崇拜关羽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频繁的征战途中,最喜爱读《三国演义》。

  而此时民间社会中关羽的形象又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财神关公。清朝中期时,关羽成为众多行业的保护神和祖师。他们的理由千奇百怪,各不相同,惟一相同的是他们都确信关羽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市井百业争相供奉关公为本行的开山祖师和保护神。

  由于关羽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深受爱戴,又在佛教和道教里身居高位,更因为他是传播孔孟儒家仁义礼智信伦理道德观念的最佳榜样,从清朝中期开始,历任皇帝都对关羽推崇备至。

  乾隆三十三年,关羽被赐封号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十个字,此后一百多年间,历代皇帝屡次加封。光绪五年最后一次被皇帝加封时,他的封号繁杂而冗长有二十六个字之多,清末时的统计,全国记录在册的关帝庙不下几万座,远远多于孔庙的数量,而他在普通民众的影响更是超过了孔子。一时间“关公庙貌遍天下,五州无处不焚香。”

  历经一千七百年,时光仑奂,改朝换代,尊卑起伏,关羽最终被人们塑造成至神至圣,万世人极的神祇。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武陵源位于我国湖南省西北部,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武陵源由张家界市的国家森林公园、慈利县的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和桑植县的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组合而成,总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

  武陵源地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连绵万顷、层峦叠嶂的石峰。据统计,武陵源共有石峰3103座。

  武陵源独特的地貌现象刚刚被关注的时候,曾经有不少人误认为这里的地貌为丹霞地貌。所谓的丹霞地貌,是指红色砂岩经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是巨厚红色沙砾岩层中沿垂直节理发育而成的。

  但经过对岩石成分的检验分析,发现岩石中石英砂的含量非常高,有的甚至达到95%。石英砂的硬度很高,这就推翻了由红色砂岩所构成丹霞地貌的说法。

  在距今3亿5千万年以前,武陵源还是濒临大海的沙滩。被海水冲刷夹裹而来的坚硬石英砂在沙滩上反复沉积,形成了300米至500米厚的石英砂岩地层。在距今7000万年前,地球内部强大的造山运动使这里平整的石英砂岩层被凸出水面,并发生断裂,最终形成这方向一致的峡谷。由于武陵源石英砂岩的结构使岩层中石英砂的含量并不均匀,所以含量较低的岩层极易受到外力的影响而发生碎解。碎解后的砂石,在雨季来临时被雨水冲走,流经之处夹带的沙砾的雨水,如同研磨使岩缝扩大、坍塌,逐渐将岩石雕磨成形态各异的峰石,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奇峰怪石的模样。

  武陵源这种特殊的地貌形态,被命名为“石英砂柱峰”地貌。这一地貌,属世界独有,因而,具有非常突出的科学价值。

  大自然的神奇,为神话传说提供了极好的素材。“金鞭岩”,上细下粗,顶端尖削,宛如一根长长的鞭子插在地面。据说当年秦始皇手执仙鞭赶山填海至此,被东海龙王发觉,龙王即派女儿出面阻止。龙女用假鞭换走仙鞭,秦始皇发觉后,弃假鞭于此,变成了这座石峰。

  “劈山救母”、“夫妻岩”、“千里相会”、“采药老人”、“仙女献花”……,在武陵源,这些被人性化了的石峰比比皆是,那些传说或是神话,无不浸透着当地人对生活、生命的理解。

  在距今100万至300万年前,地球进入了第四纪。第四纪最大冰期时,冰川覆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32%。冰川所到之处,生物都灭绝了。一些动物逃避到受冰川影响较小的地区生存下来,而这些地区也为一些地质年代为第三纪的植物提供了庇护。武陵源就属于这样一个地方。

  武陵源地形复杂,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森林发育茂盛,给众多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千百年来武陵源从未发生过较大的气候异常、水土流失、岩体崩塌或森林病虫害大发生等现象,保持了一个结构合理而又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科研价值。

  有山必有峡谷,像金鞭溪、十里画廊、黑槽沟等峡谷都是武陵源幽深绵长,林木遮天蔽日之地。武陵源还有“水八百”之称,形成“久旱不断流,久雨水碧绿”的特色。

  武陵源森林茂盛,生长着原始次森林植物群落。森林覆盖率达到88%,仅木本植物就达到770种,其中武陵松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植物。另外珙桐、伯乐树、南方红豆杉、白豆杉、篦子三尖杉等第三纪孑遗植物都在这里生长着。

  1999年国家颁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武陵源有一级保护植物4种,二级保护植物19种。

  生长在武陵源溪流中的大鲵,因叫声酷似婴儿哭声,又被称为娃娃鱼。大鲵是和恐龙同时期的动物,不仅对生物进化的研究,而且对研究动物生态系统和区域生态系统极其两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目前,在武陵源密布的森林中,还生活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云豹、金钱豹等大型猛兽,也有众多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武陵源被科学界誉为“天然植物园”,“生物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早在2300年前,土家族就在武陵源繁衍生息。

  由于地理地貌的限制,武陵源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致使这里长期保持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

  这里的人们以姓氏做寨名,同宗同姓的人聚集成一村一寨,宗姓成为人们生活关系的纽带。

  由于地貌环境的影响,这里的耕地非常匮乏,因此,只有将自家的水稻种植到远在几里之外,甚至十几公里之外的高山上,形成了壮观的空中田园和 “身在田园里,如上彩云间”农家景象。

  吊脚楼是土家族、苗族居住的传统房屋建筑,是当地人为适应这里石峰广布,溪水密集自然环境的一种创造。吊脚楼一般建在正屋的边上,楼台腾空。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著名的传统工艺,又称“土家织锦”,与蜀锦、壮锦并称为中国三大织锦。这些古老的工艺品已经成为今天旅游者抢购的礼品。

  茅裸丝舞,是以茅草着装的原始舞蹈,是土家族戏剧的活化石。在武陵源许多偏远的山乡,还存活着古老的傩戏。这是一种源于土家族祭神还愿仪式的古老艺术,集戏剧、说唱、诗词、音乐、舞蹈为一体。

  “野趣、原始、人迹罕至、地球上尚存的无人之境”,这是武陵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刚刚被外界知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武陵源被开辟为旅游景区,游人蜂拥而至,武陵源闭塞的历史走向了终结。1992年,武陵源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几位在重庆躲避战乱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四川境内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一天,他们到了一个被称为大佛湾的地方。当他们走进一个石窟,拧亮手电筒时,一个奇妙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这就是大足石刻。

  一个叫韦君靖的人是大足石刻的始作俑者。韦君靖原是一名地方小官,趁唐朝末期社会动乱之机,占据了大足。韦君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担心自己大开杀戒,死后会下地狱。于是他招募了一批跟随唐熙宗李儇流亡四川的画师工匠,于公元892年5月的一天,在大足北山的崖壁上开始陆续凿刻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拉开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继云冈、龙门之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石刻造像的序幕。

  韦君靖在大足大规模的造像活动,后来被不同信仰的人效仿,大足县境内的摩崖造像活动此起彼伏。

  在大足石刻群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北山,石刻造像以佛教人物为主,而在南山,则是道教的石刻造像。各教的造像有的独据一山,有的又共居一窟。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演化发展过程。

  孔子创始的中国儒家学说,至今被中国人视为正统文化。道家学说由老子所创,讲究“清静无为,大道无痕”。而佛教则讲究“吃得今生苦,修得来世福”。三教的哲学体系和思想观念各不相同。

  公元325年,东晋大臣瘐冰上书皇帝,对僧徒见了皇帝不行跪拜大礼提出批评。从那时开始,儒家思想就逐渐渗入佛教教义。

  公元3世纪,一个叫帛远的和尚和一个叫王浮的道士经常在一起争论佛教和道教的优劣短长。王浮为了证明道教的正统地位,冥思苦想了几日便编出了《老子化胡经》,讲的是道教始祖老子去了印度,派他的弟子投胎变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徒也编印了《清静行法经》,加以回击。佛教在反击道教同时也把儒家当成自己的攻击对象。

  佛教与儒道两教的矛盾一步步激化,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公元446年北魏太武皇帝,崇信道教,在全国诛杀佛教徒,焚烧佛教经典,捣毁寺院。这样毁佛灭佛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起。

  公元624年的元宵节刚过,唐高祖李渊就把儒道佛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他请国士徐匡讲孝经,僧人慧诚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并让陆明德分析讲评每个人理论阐述的优劣得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教论坛。

  此后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便采用了一种引儒援佛的态度,因此孔子撰写的孝经便被刻在了大足北山佛祖造像的一侧。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能够在一座山头平安相处,正是佛教同儒家文化妥协的结果。

  在大足崖壁上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中,佛祖向众人展示了自己前世的孝子形象:为了给父亲治病,佛祖日夜守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病逝后,释迦牟尼又强忍悲痛,亲自抬棺送葬。事实上,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佛教经典中从没有“孝道”两个字。所以这幅石刻集中地诠释了佛教与儒家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历史。

  在三教逐渐走向和解之际,大足石门山上,释迦牟尼和玉皇大帝的石龛,只隔了一道墙。而石篆山东段的石窟区,则有连在一起的三窟造像,分别供奉着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最高神灵。在妙高山,释迦牟尼,李老君和孔夫子干脆住到了同一个石窟里。

  此时,中国北方战乱不息,社会动荡,大规模的石刻造像早已停止,大足石刻成为了记录和表现中国三教融会时期文化特点的石窟艺术群。三教的融合与渗透,形成了大足石刻的独特性。

  公元1175年初夏,一位叫赵智凤的僧人,作为密宗六代祖师学成返乡。他为了向百姓更有效地宣讲佛教义理,决定把佛经里的故事刻到宝顶山崖壁上,使义理深奥的佛经,变成一幅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石刻连环画。

  在宝顶山南崖的西端,有一组表现修行主题的石刻:牧牛图。通过图中各种驯牛的方法来表现佛门弟子调服心意的修行过程。在牧牛图后,又雕刻了以“问法”为主题的圆觉洞。

  圆觉洞是大足石刻中的最大的一个洞窟。洞窟中,12尊菩萨,分列两侧,个个衣着华丽,神态安详,整个洞窟只有洞口上方一个天窗,光线由此而入,直射跪向佛祖问法的弟子,使之成为洞窟的视觉中心。山上渗出的水,通过暗道,从石窟里的龙嘴流下,而后滴落在老僧高举的钵中。水入钵中,发出轻响,更显得这座佛教殿堂的寂静和圣洁。

  华严三圣像中的文殊菩萨,手中所托的七重宝塔,高1.8米,重约千斤。古代工匠们将建筑力学运用到创作当中,他们利用菩萨下垂的衣袖,使宝塔的重量经袈裟传至脚下的基座,使文殊菩萨能将手中的石塔稳稳地托了一千多年。

  宝顶山摩崖造像于公元1252年基本完毕,把大足石刻推向了极至。在这里养鸡、牧牛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向人们传达了佛经的教义。佛祖和菩萨真正走下了神坛,走近了平民百姓。大足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西南最著名的佛教圣地。

  历经三百多年,大足石刻最终完成了石窟造像艺术的世俗化、生活化和民族化。由三教融合与渗透所形成的大足石刻独特的文化品位,使它成为了代表中国宗教文化特性的典范。而大足石刻之后,中国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造像活动,这就使它在中国的思想和艺术发展史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

  在战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上,一座最初为军事运输而修建的水利工程,竟然将一条大河重新改道变了流向。并且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为成都平原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名。这个水利工程,就叫“都江堰”。

  公元前四世纪末大一统前夜的中国,正处于战国诸雄对峙,激烈兼并的大动荡之中。当时中国北方的霸主秦国大将司马错提出建议,先攻战南面毗临的蜀国,利用蜀国占据长江上游的优势,顺江而下,吞并当时惟一能与北方大国秦国相抗衡的楚国。这个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定的军事主张被秦惠文王所采纳,在公元前316年举兵灭掉了蜀国。

  公元前280年的秋天,秦灭蜀三十年后,大将司马错南下东攻楚国。然而在夺取了楚国的商喻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涪陵之后,军队却因为粮草和兵马不能及时补充,在商喻陷入了瘫痪,无法继续深入楚国。

  因此,把岷江改道使其经过成都的想法,在司马错借伐楚之后开始酝酿。

  公元前272年,三十岁的秦国人李冰,来到蜀郡担任郡首。上任后的李冰沿岷江而上,直抵岷江源头,行程七百多里,开始了水情勘察工作。

  公元前270年,一部精妙的治水方案终于出炉。方案中提出,如果在蜀郡首府成都建立航道,必须先在岷江河道上建起一个既能引水又能防洪的水利工程。这个工程是这条战争补给线能否形成的关键。

  岷江,是长江最大最长的支流,不仅水势凶猛,而且全年水量不稳定。在岷江河道中哪一个位置设置工程,才能最佳的控制水的流量将会关系到工程的成败。经过考察,李冰选择了在山丘和平原的分界点上建造都江堰,以锁住岷江的咽喉。

  工人们用整整四年的时间,在岷江江心建起了酷似大鱼之嘴的分水堤。当江水流至鱼嘴时,自然分成了内外两江。其中内江为引水河,也就是岷江改道通往成都的工程。在这时,李冰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的尖山成为了内江流向成都平原的天然屏障。

  为了把水引入成都平原,李冰决定开山辟水路。如果只能依靠钢钎和石锤凿打,凿开尖山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而秦国的统一大业却迫在眉睫。李冰决定对岩石使用火烧水浇的方式。经过热胀冷缩,岩石崩裂疏松之后,民工们才腰系吊绳,登上虎头岩,挥锤凿打。

  历经八年,虎头岩的山体,分出了一条宽20米的水路。工程的关键部分,航道入水口的建成,使岷江水进入了平原。后人为了纪念李冰把这个入水口称为宝瓶口。

  公元前256年,历时14年之后,世界水利史上的惊世之作----都江堰建成竣工,开始了它对四川平原持续至今的影响。

  此后在从成都出川的畅通水路上,飘满了船泊,岷江上游沿岸的木料顺水而下,运往成都制造战船,士兵和兵器都直接在成都集散。

  从公元前230年开始,又有十万秦国人,陆续从北方迁往蜀地,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垦广阔的平原。

  公元前223年,秦国率百万大军从成都顺岷江而下进入长江,一举灭掉楚国。并在两年后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朝,秦。

  为什么中国古人因为战争的需要而修建的水利工程经历了两千多年,至今仍然能被现代人使用呢?

  李冰当时把都江堰工程的修建选择在岷江河流的弯道处,依据弯道的水流规律,把江水引入都江堰工程的主体。都江堰工程又分为三大部分对水进行处理: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鱼嘴分水堤尾部的飞沙堰。首先由鱼嘴分水堤把江水分为内外两江。同时内江最终入口宝瓶口,控制着多余的江水无法进入成都平原,转而从飞沙堰溢入外江,做到二次分洪。不仅如此,今天全世界水利工程都为之困扰的泥沙排放问题,已在都江堰工程中得到了最为精妙的处理。都江堰工程这巧夺天工的三大部分,首尾呼应、互相配合,成功地做到了防洪排沙,它所蕴含的精湛水利原理,使都江堰工程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的典范之作。

  都江堰建成后,李冰还定下了每年维修河道的制度。

  这条“深掏滩低作堰”的治水经验历经千年至今还被奉为治水经典为人们所使用。

  与现代西方水利工程思路不同的是,李冰并没有使用高闸大坝与江水硬性抵挡,而是采用柔性结构的竹笼卵石,以柔克刚。

  更值得一提的是,都江堰的设计,从鱼嘴的无坝引水到整个平原的灌溉,都采用了有口无闸的自动分水方式。水以自然的行进方式,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在广袤的平原上,形成了密如织网的自然渠系。

  从都江堰建成开始,秦朝到西汉四百年间,蜀地经济空前繁荣,被世人喻为“天府之国”。

  都江堰建成四百年后,公元143年,一位身着长袍的百岁老人长途跋涉,来到了都江堰西南侧的青城山麓。他在此创立了天师道,也就是中国惟一的自创宗教——道教。这位老人就是道教的开山鼻祖——张凌。

  如今在张凌修道的青城山上,还可以看到许多带有道教色彩和风格的建筑。道观都以三为建筑构思,体现了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乾坤观念。

  在张凌修行的天师洞大殿前还刻有象征阴阳乾坤、五行八卦的太极图,这张图表现了道教崇尚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历代许多著名道士在青城山隐居修行,传宗开派,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道教文化。公元八世纪的中叶,一名叫做清虚子的道士,在一次使用硫磺、木炭和硝石为燃料炼丹时发生一场意外爆炸,这次爆炸让中国人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就掌握了制造火药的技术。

  植被丰富的青城山,不仅是道教的圣山,还拥有730多种木本植物和大量珍贵药材。唐太宗时代道士孙思邈来到了青城山,他在这里采集了大量药材,研究了解各种药性,撰写了医学著作《千金方》。因为这本至今仍然是中医必修的典籍,孙思邈被后人称为药王。

  天府源头都江堰以柔克刚的哲学思想和李冰建堰的科学精神,正是与道教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都江堰的创建者李冰又被道教尊崇为清源妙道真君。为纪念李冰,人们在尖山上修建了二王庙。

  清朝咸丰年间,道士张孔山在二王庙修道。他常年住在岷江岸边古堰身旁,聆听着变化万千的岷江水声,尽毕生古琴研究所得,谱出了一首将道教音乐推向极至的古琴曲《流水》,被世界视为东方音乐的杰出代表。

 世界文化遗产:九寨沟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岷山山脉的皑皑雪峰下,有一条纵深40多公里的神奇山沟,山沟里,散落着大大小小一百多个色彩绚丽斑斓的湖泊,当地的藏族人称之为 “海子”。这一百多个海子,就是令九寨沟神奇美丽的高山湖泊群。在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海子之间,分布着九个藏族村寨,九寨沟,也就因此而得名。

  在九寨沟近3万公顷的原始森林里,分布着2500多种原生的珍稀植物,有十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的珍贵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专家们因为箭竹开花挽救大熊猫的死亡来到这里,九寨沟也因此而发现并从此被保护了起来。

  九寨沟是因水而神奇的。九寨沟的湖水纯净透明、色彩斑斓。九寨沟湖泊的形态和类型也很多,在九寨沟的树正、日则和则渣洼三条沟,五十多公里的范围内,成梯级分布的大小湖泊有114个。树正沟的“树正群海”,由19个大小不同的海子所组成。

  一条乳白色的钙华堤横卧湖心,像一条长龙状的,是卧龙海。

  清晨,穿过山谷的风停歇了,镜海的水面倒映山谷,如同传说中女神的宝镜。

  九寨沟的湖泊之间落差很大,湖水越堤穿林,形成瀑布。九寨沟有17个瀑布群,其中著名的有宽达300百多米的珍珠滩瀑布和诺日朗瀑布,以及宽50米的熊猫海瀑布等。九寨沟的瀑布,数量之多,形态之美,在中国的同类风景区中,是不多见的。

  在九寨沟沟顶海拔3060米的地方,有一个九寨沟中面积最大的湖——长海。长海长约8公里,最深处有4000多米,长海的水面很大,但却没有地表的出水口。夏秋大雨,也不暴涨;冬春久旱,亦不干涸。隆冬时节,冰冻厚达60厘米。

  五花海位于九寨沟的中心,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湖水的颜色神奇变幻,时而呈现鹅黄、时而呈现墨绿,不过最常见的是清澈晶莹的宝石蓝。缤纷的五花海是座令人难解的湖。90年代,九寨沟地区遭受连年旱灾,五花海上游的熊猫海已经干涸,但是五花海却依然湖水丰盈。不仅如此,更令人奇怪的是,地处高寒地区的九寨沟,每到冬季,其他的湖水都已封冻,但五花海从不结冰。

  九寨沟村民:“我们当地人都认为五花海是很神秘的。冬天其他的湖都结冰,而它却不结冰,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看,会发现湖面有许多的水泡。”

  四川省地质考察队的范晓教授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范晓教授对五花海的秘密做出了如下推测:五花海的湖底有着丰富的泉水,而且存在长期补给的恒温水源,因此,即使到了冬天或是干旱季节,五花海的湖水也会一直保持不变。但湖底是否有恒温泉水,以前从未得到过证实。

  潜水员下到水底是深的地方。令人感到惊奇的现象出现了,湖底有许多好似火山口一样的地方。坑的中心,果然有水不断地涌出。证实了范教授的推测。范教授和潜水员产生了另一个想法:湖底的泉眼会不会通向其他的地方?

  五花海和长海两湖之间横隔着一座大山,距离有20多公里。范晓教授也一直想弄清长海的出水口在哪里。他们最终发现了一处小洞穴。沿着断层线,发现有更多的小型溶洞相互连接着。这些溶洞是钟乳洞,钟乳洞一般常见于温带地区,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寒冷地带几乎是没有的。

  科学考察人员测量了地震断层线的角度,断层线倾向为45度,倾角为70度。原来,长海和五花海之间通过断层相互连接着。五花海的湖底泉水也就通过地下断层从长海流入。在对五花海的水质进行分析时发现石灰浓度是长海的20倍。原来长海流入五花海的水在经过石灰岩岩脉时,使水中带入了大量的石灰钙华物质。这些含有钙华物质的白色砂粒就像是热带珊瑚海中的沙子一样堆积着。这里的藻类也因为受到了钙华物质的影响而变成白色。

  从五花海流出的含有丰富钙华物质的水,在下游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钙华景观。在五花海下游1公里多的地方是“诺日朗瀑布”,它宽32米,高25米。九寨沟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由于地震而引起的断层所造成的巨大落差,是诺日朗瀑布的主要特点。水中的钙华物质在瀑布顶部迅速地堆积起来,形成了堤坝,逐渐地在堤坝后形成了一汪湖泊。然后,一层又一层,由断层所造成的瀑布和湖水就这样产生了,周而复始,最终形成了九寨沟阶梯状般的美丽景观。

  九寨沟山谷海拔从1000多米一直到近5000米,气候跨越了温带到亚寒带。由于山谷险峻,所以在这里有很多古代的动物以及植物原种得以保留下来。在这里,珍贵的药材多达100多种。

  九寨沟的海子与海子之间,是飞瀑和溪流。好些树林就长在溪流中。树倒了,倒在水里好多年,上面铺满了钙华和藻类,水中的鱼也以这些密集的树枝作为嬉戏和觅食之所,而这些树一点没有腐烂的迹象。

  位于五花海下游5公里处的“卧龙海”,曾经也有生长着钙华的堤坝,但由于下游的瀑布逐渐扩大,堤坝沉入了湖底。在九寨沟谷地最下游的是长达两公里的“芦苇海”,这里是淤泥集中的沼泽地带,浅滩中生长着茂密的芦苇。石灰物质在这里被过滤并沉积下来。

  九寨沟,正是具有了这样独特的由钙华所形成的美丽湖泊和瀑布群,才在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并在1997年被评为了世界的生物圈保护区。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六集《文明曙光》

  红山文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04年7月24日,《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市隆重召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来到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共同探讨5000年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之谜。

  5000年以前,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是,在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以前,人们知道的,只有夏商周以来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呢?

  1986年7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了距今大约五千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将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带给人们哪些思索和启示呢?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故乡。过去,人们普遍这样认为:中华文明从黄河的摇篮里孕育出来,然后,再传播到华夏各地。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定论。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前的历史。

  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以往过分夸大中原的作用,忽视了北方的古文化。他指出,过去把黄河流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而应该把它看做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凝聚作用的熔炉。

  以往,人们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和金属铜的发明,这三大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而红山文化,则赋予了文明起源以新的内涵,它使人们注意到,礼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

  专家和学者们认为,从红山文化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结构、布局以及玉葬之礼反映出,礼制,在5000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种坛、庙、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而这两者的吻合说明,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

  过去,人们把中国古代史看做是长城以南的事情,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突然醒悟: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这就是,秦始皇修建的长城遮住了人们的视野。历史上,中国人列祖列宗的活动范围并不是以长城作为界限。

  李济呼吁:我们以研究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个中心,西辽河流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严文明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他认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它除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外,还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优良传统,此外,就是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

  严文明:“红山文化处的这个地方啊,它在西南,跟仰韶文化是接壤的,在东南,是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接壤的。然后它北面呢,又跟这个,其他的新石器,以这个采集或者是狩猎,以这个为主要经济的文化,它又有相当的交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就是整个中国的东北的,一个新石器文化的核心。

  距今五六千年间,发源于关中盆地、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与发源于河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他们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了。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他们相遇之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伴随着中原发达的农耕生产技术的传入,使红山的农业如虎添翼,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学者们认为,人口的显著增长,也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当时红山文化区域到底有多少人口,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不过,考古学家们还是从敖汉旗20世纪80年代的普查资料中,为我们了解红山文化规模之间的比较,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及从红山文化聚落看当时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实证。

  从规模看,小型的红山聚落面积一般是4000到5000平方米,中型的约三万到十万平方米左右,大型的红山聚落约为二至三平方公里。由此,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时期,不仅仅是积石冢有了不同的等级,红山人的居住点也有着大中小之分,这反映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和进化的现象。

  崇龙尚玉、建造了大型祭坛、积石冢和女神庙的红山人,在5000年前有没有创造出文字呢?这个问题,让考古工作者踏破铁鞋,苦苦寻觅,而没有踪迹。 直到2001的夏天,才在赤峰市敖汉旗的红山文化草帽山遗址,发掘出了刻着文字符号的陶片。

  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样一支跨进了文明之门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忽然衰落和湮没无声。红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南沟村的石棚山上,考古工作者在一处属于后红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群中,发现了一个周身刻有七个原始文字符号的陶罐。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文字符号,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天降陨石、爆发山洪、雪崩或者是样子奇特的怪鸟儿突然飞临大地。有人根据这些符号推测,红山文化晚期,这里的气候变得异常恶劣。

  王巍认为,造成红山文化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因为在距离今天5000年左右,正是大理冰期之后的一个寒冷期。而寒冷期到来之时,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农牧交接的地带,也就是红山人所在的地区。

  王巍:“因为我们知道,距今五千五到五千,五千二三百年到五千年左右吧,在全世界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有一个这个气候的变化,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学术界管它叫降温事件。实际上不是一个事件,是一个时期,降温的时期,这个时期呢,这个温度降低,就可能是不是对当地的这种,农业啊,产生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当时尤其是史前的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如果气候的这种,比较大的变化,可能对当时的农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的学者,从红山人崇拜龙的习俗分析,在红山文化晚期,这里的气候除了变冷以外,还受到了严重的旱灾的威胁。

  对此,邵国田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发生的崇拜危机,才真正导致了红山文化的衰落。

  邵国田:“2001的时候,我们在清理,这个草帽山,这个积石冢和祭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在博物馆呢,已经,当时清理的四个这个,四个这个女神的头像,但是每一件女神像都打碎了,尤其像现在我们戴冠的那个女神像吧,她是(被)打碎以后,把这个个冠,扔到一边,把这个脸部呢,又埋在一块,好像当时人埋进去的,这就说明在,这个给我们提示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在红山文化的晚期,恐怕有一次,好像信任危机似的,就是说崇拜危机。”

  邵国田推测,在红山文化的晚期,祭祀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然而,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神却无能为力,于是,红山人在极度失望情绪的支使之下,亲手打碎了他们曾经膜拜的偶像。

  也有人说是战争造成了红山文化的衰落,他们认为,如果把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部落联盟看成初级国家,那么,组成这个初级国家里的许多个部落,为了财产和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和纠纷,就有发生武力争斗的可能。

  5000年以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墓里的主人,为什么只剩下一个头颅和一只手臂?根据这种现象,有的专家推测,在遥远的红山时期,曾经发生过残酷的厮杀。

  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作为敌人的一方,往往会毁坏另一方的精神信仰,于是,女神头像就成了被破坏的目标。

  当气温下降、寒冷与干旱、伴随着战争袭来之际,红山人会不会被迫离开他们生存的家园而大举南下呢?

  田广林:“这种可能是完全有的,从历史时期,这个人口的大部分流动来看,几乎每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发生,总是和这个环境气候的波动,密切相关,在大范围内呢,气候变冷了,那么北方民族呢,就要向南,向比较温暖的地区流动,那环境气候呢,比方发生向暖的方向波动时候,这人就回来了,又回到北方,这样导致这个,中国古代的人口呢,一南一北这样移动呢。这个挪动,就是中国啊,农耕区和游牧区这个界限的,南北摆动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那么,红山人又是到那里去了呢?

  据专家研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可以与之对应。于是,有人把考古发现与传说故事结合起来推测,红山人,是应黄帝的邀请而南下。

  史书记载,黄帝平定蚩尤之乱,曾经得到女魃的帮助,有人认为:古史所说的女魃,正是“红山王国”的大军。

  这支进入中原的先民,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带流动,大概在尧的时代迁至商丘,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这种说法似乎得到了印证,1976年的冬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阳市郊的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中,发掘了商王朝第22位君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葬。

  妇好墓中出土的器物众多,但是引起人们兴趣的,还是随葬的商代玉雕龙。考古界普遍认为,商代的玉雕龙,具有红山文化玉雕龙的特性,据此,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祖先。

  在中国史前时代,对玉的崇拜,除了红山文化以外,还有生活在距今5300—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先民们,良渚人生活的地域在江浙一带。虽然与红山人生活的区域相隔千里,但在玉器上却有着共性。

  有人推测,正是红山人向中原的迁徙,才造成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面貌的急剧变化,并融入了红山文化崇玉的传统和习俗,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红山文化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5000年以前就传播到了海外,并影响了东北亚地区。

  然而,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当今天的人们面对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的时候,仍然有许多困惑和未解之谜。

  据专家推测:红山文化晚期,红山人的人口应该有数万之众,但是,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只是在积石冢里少数显赫人物的墓地。

  那些众多的普通红山人的墓葬却淼无踪迹,他们死后埋在那里呢?

  红山玉器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标志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北地区玉器的典范,然而,它所蕴藏的内涵和奥秘,至今人们还无法完全破译和解读。

  创造了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坛的红山人,为什么在进入文明的门槛以后突然衰落?造成红山文化走向低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是笼罩在红山文化上的神秘面纱。对此,严文明先生持这样的观点:

  严文明:“我说它(红山文化)没有消亡,我最多可以讲,它走向低谷。这个文化它有时候有高潮,有低潮,它是一起一伏的,在这个后头呢,可能稍微(出现低潮),就在这个周围地区啊,它走向低谷,但中原地区起来了。那么为什么说,那些文化没有消亡呢,我们只要以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一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红山文化的地方是燕国,这个良渚文化的地方是吴越,这个湖北这个地方是楚,都是大国啊 ,它这大国也不是随便就起来的,它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就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说这些文化,它没有消灭,它只是稍微走向低谷了,以后它又起来了,成为整个中国华夏文明的一个广泛的基础。”

  2004年,红山文化命名将近半个世纪,这一年的春天,牛河梁遗址16地点发掘项目,成功入选了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6地点的中心大墓是迄今为止,在牛河梁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同时,它也是营造最为费工的一座墓葬。大墓凿山体而建,石穴长3·9米,宽3·1米,深约5米。死者随葬的玉器有五件,其中,首次出土的玉凤和玉人,再一次引起世人对红山文化的热切关注。

牛河梁傍晚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全景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凤红山文化首次出现的玉人

 《花园口事件》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由于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

  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他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 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但守兰封的却偏偏是蒋介石的爱将,却又贪生怕死的桂永清。他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

  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黄杰又逃跑了。

  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有恃无恐,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就这样被两位逃跑将军葬送了。

  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应该说(扒黄河阻挡日军)早就有想法,但下命令又是比较仓促的,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的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土肥原14师团先头部队1500人、另一支日军16师团3000多人已经开始向郑州进犯,这时突然陷入了黄水的包围之中。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事实上来讲,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多长时间的作用,更何况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不在于多一天、多一个月,在持久战中,多这几天少几天,那个是并不无关大局的,但是保存自己国家的实力,保存人民的力量来讲,坚持长期抗战,这是根本。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黄水下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花园口决口,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到西北,迤俪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南岳堤村民田方武:房也冲塌了,麦垛也冲完了,老百姓也没法住了,没法住了,那就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该要饭去要饭。他没有啥了,他不去要饭?

  蒋介石为逃避责任,决定把这盆脏水泼到日军头上,他发动宣传机器,宣传是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大堤。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军队自己扒开了黄河。双方一时陷入了一场道义的论战中。

  随着花园口口门越冲越大,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就彻底改道了。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80公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而此时的花园口也被扒开了7年多的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已是茫茫一片。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声称让泛区人民早日回家,做出了堵塞花园口,让黄河回归故道的决定。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终于成功。历时8年零9个月,横冲直闯的黄河终于回归了故道。

  在大陆时,蒋介石从来不敢承认是自己下令扒开了花园口,后来台湾编写的“抗日战争史”承认了这件事,总算替蒋介石认领了这份历史旧账,但却极力为蒋介石辩解,说成是抗战的需要。不过,无论怎样辩解,“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 黄泛区”这两个词也成了蒋介石的终生大忌,从来不愿提及。

相关推荐:

阳龙: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无相: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联系电话:
19955321973

服务时间:
0:00-24:00(每周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