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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我的苦难,我的大学》作者:赵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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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 作者:赵美萍

仅以此书献给我多苦多难的母亲,献给我无怨无悔的青春岁月,献给全天下向苦难命运不屈挑战的年轻人,献给所有远离故土在外打工的人们。

生命中的痛苦是盐,缺少了它,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味!

第一章:成长是痛苦的,而生活并未停止成长

(一)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父亲,他的容颜已经变丑了,手指也可怕地蜷曲着,父亲的玉树临风已经一去不返。可是,有谁明白一个六岁女儿的心:我深深地爱着父亲那变得丑陋的容颜!」

关于我出生的细节,是母亲后来一点点回忆出来的。我出生的那天,据说是个"娘娘命"的日子。

那是1970年的正月初一晚上10点左右,我在母亲的肚子里整整折腾了两天一夜后,终于呱呱落地。手脚麻利的接生婆提着我的双脚,让我头朝下,狠劲在我屁股上拍打了一下,我便"哇"地哭出声来。接生婆提着我,喜颠颠地对焦急地等候在门口的父亲说:"赵夕贵啊,你好福气,生了个娘娘命的女儿,将来这丫头,非富即贵,难怪这么会折腾。"后来我才知道,正月初一出生的女孩是"娘娘命"的说法来自《红楼梦》,代表人物便是贾元春。然而我后来的人生经历却证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母亲38岁,在我来临之前,他们结婚8年未曾生育。父母被中年得女的巨大喜悦笼罩着,对我爱不释手。时任公社会计的父亲给我起名"美萍".也许就因了这个"萍"字,我的人生从此与漂泊有关。

我的记忆从3岁就开始了。尽管3岁的孩子可能对一切事物都很懵懂,但并不影响我对往事的怀念。

那时的江苏省如皋县(现为如皋市)十分贫困,而我家所在的江防乡永福村更是个贫困之乡。在乡下每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边,摇摇欲坠地站立着一座座三开间的茅草屋,一般都是一间卧房,一间客堂,一间厨房兼猪羊圈。那时,苏中农村的猪羊大多养在家里,所以每户人家的家里都常年迷漫着一股猪羊的臊味。那时唯一能果腹的就是黄澄澄的玉米糊,喝得每个农民的牙齿上长满黄色的牙垢。而玉米糊不饱肚,两次尿一撒,胃就空了。终于熬到冬天,待到山芋(也有地方叫红薯或红苕)成熟,早饭就变成了山芋茶——把山芋切成块,放在水里煮,山芋煮烂后,放上糖精,甜甜的山芋茶就出锅了。整个冬春季节,基本上都是靠山芋度日。除了山芋茶,人们还变着法子蒸山芋片、烤山芋……吃得满村人都便秘腹胀,放个屁会臭半天。至于大米饭,那是过年时才能惊鸿一瞥的人间美味。偶尔谁家能吃一顿韭菜鸡蛋面条,那就是过节了。

不过,农村也有美丽的地方。我家屋后有一条无名小河,常年清澈,它是鸭们、鹅们甚或菱角们的天堂,夏天又成了孩子和男人们的天堂。河这边有我家的半亩自留地和十几棵白果、刺槐、泡桐等杂树。河那边有属于集体的站得威风凛凛的杉树。触目所及,天高云淡,碧水清波,绿树成荫,处处美景。

我的童年生活不能不提到美华,我的妹妹。她比我小3岁,生于美丽的五月。她的到来给了父母锦上添花般的骄傲。父母给我们两姊妹的爱非常平等。常常是妹妹在母亲怀里勾着脑袋吃奶时,我则在父亲厚实的胸膛上取暖。

父亲玉树临风,颇有文才,受人尊敬。母亲不识字,但贤淑温柔,通情达理。他们贫穷,然而恩爱。

我和美华的幼年时代充满五月栀子花的馨香,栀子花是母亲栽的,就在屋前小院里,当初夏来临,它就如期盛开。那种绵长而浓烈的馨香温馨了我们浑浑噩噩的幼年。直至如今,我也没觉得有哪一种花香比得上栀子。

除了美华,事实上我还有一个"姐姐",叫美英,比我大20岁,她是父母因久久不育而领养的,来家时14岁。据说她家因孩子多,父母养不了,便将她送给了我的父母。但她很恋家,常把我妈妈给她买的衣服偷偷拿回家给她的姐妹们穿。我出生的那年春天,美英嫁给了本村一个杀猪的小伙子。我生下来11个月时,美英也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平时我们两家相安无事。虽然在一个村,相隔不过几十米,但姐姐从不主动来看望父母,她并不爱我的父母。

灾难是不期而至的,猝不及防的灾难的来临,过早而又彻底地摧毁了萦绕于我懵懂幼年的平静与温馨。

首先是父亲的病变。年轻英俊且才华横溢的父亲先是手指难以伸直,佝偻着,越来越像鸡爪的样子,接着头发也如秋叶般掉落,很快,眉毛睫毛也全然不见。父母的惶惑被六岁的我尽收眼底,他们每天急慌慌地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脸色一日日凝重。

终有一天,两个穿白大褂的人直奔我和美华上的幼儿园而来,将我和美华全身上下一通检查,还抽了血。周围的眼神是紧张的、怀疑的、畏惧的。我和3岁的妹妹展览似的呆立当地,无助地、茫然地、惊恐地任人摆布。父母不在身边,没人能想象我的惊吓有多大,一种朦胧的、莫名的恐惧深深笼罩了我小小的心。

终于得知结果了,原来是一种叫麻风的病在父亲身上显形露迹了。那是1976年的夏季,我与快乐从此无缘。

父亲很快离家住院,医院是离家20多公里的江滨麻风病医院,在长江边上,是个潮湿而与世隔绝的所在。我患病的父亲就在那个莫名其妙、烦躁不已的夏日清晨离家而去,由大伯和母亲送他去的医院。

父亲临走时,终于在厨房的灶间里找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6岁的我不会像现在的影视剧中的孩子那么伶牙俐齿,什么懂事的话都说得出。惟有哭,是我当时惟一的表达伤心的方式。记得当时,父亲用他那再也伸不直的手指撸撸我的一头小黄毛,叹口气,哑着嗓子说:"萍后(我的小名),爸爸去治病,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你要听妈妈的话,妈妈身体不好,你帮妈妈多做点家务,你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要好好读书,爸爸希望你将来上大学,听到没?"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父亲,他的容颜已经变丑了,手指也可怕地蜷曲着,父亲的玉树临风已经一去不返。可是,有谁明白一个6岁女儿的心:我深深地爱着父亲那变得丑陋的容颜!

我在父亲期待的目光中死命地点头,一边用手背抹着眼眶里奔腾而下的泪水。父亲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父亲去的方向是西边,初升的朝阳在他的左后方紧紧跟随着,父亲挺拔的身躯在我朦胧的视线中越来越小。生离的感觉如此痛彻心肺,我终于忍不住在父亲的背影里号啕大哭。

送父亲去医院的大伯呵斥我:"哭什么哭?又不是不回来了,晦气!"而我哭得越发凶了,我不懂得什么晦气不晦气,只晓得那渐行渐远的,是我此生最最依靠和疼爱我的人呀!父亲从门前的小土路上蹒跚而去的背影从此固执地盘踞脑海,挥之不去。

(二)

等到美华感到疼痛的时候,她的腿部已经浓烟滚滚,皮肉和棉裤的焦味弥漫了整间屋子。」

每当夜里我和美华依偎在忧郁无比的母亲怀里等待睡眠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去摸母亲的下巴。美华生下后,我一直和父亲睡一头,我早已习惯父亲硬硬的胡子扎在我嫩嫩皮肤上的感觉,这使我能够十分塌实地睡觉。现在父亲走了,他的归期又是多么遥远而不具体,每夜的每夜,我在浅表层的睡眠中想念父亲,噩梦连连。

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亲的病是所有不幸的根源。

我对此病的理解是从村人的神情举止上感觉的。那时我天天与美华手牵手,从村头走到村尾的幼儿园去,500米长的小路漫延着遥遥无尽的屈辱和冷漠。一路上侧视的目光和躲闪的身影使我难过至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使我惶惑悲伤的是,我和美华的身后总会跟着一帮男孩子,手作鸡爪状,齐声高喊三个字:"小麻风!小麻风!小麻风!"其中就会有我的外甥,这个长得黑瘦的家伙也许是觉得有我们这样的姨有损他的形象或尊严吧,他在那帮男孩子中间表现出一种凛然的大义灭亲。他不叫我和美华姨,也不叫我们的名字,而是叫"小麻风".若我们逃得急了,男孩子们便手捏土坷垃紧追不舍,他们会一直追到我家门口,然后将泥巴砰砰砸向我家的木板门。如果母亲在家里,她会出面,不是呵斥,而是神色哀怯地恳求男孩子们:"美萍美华比你们小,你们不要欺负她们俩好不好?她们喊你们哥哥哪……"男孩子们讥讽地叫:"我们才不要小麻风叫哥哥……"母亲的眼圈便会红了,一句话不说,关了门,转身进房,哭去了。

从此,我和妹妹再也没有了小伙伴,再也不是乡邻家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走在路上,急惶惶、胆怯怯,像两只忧伤的小老鼠,在一片喊打声中仓惶逃窜。

但这仅仅是苦难开始的前奏。

就在父亲住院的那年冬天,3岁的美华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巨大灾难。

快过年了,大队分猪肉,母亲兴高采烈地去队里拿我们家的那份肉。肉,是那个时代无比珍贵的一种副食!一般来说,我们也只有过年时才能有幸尝到令人馋涎欲滴、切成块状的连皮红烧肉。即使闻一闻那肉香味,也能快活地扒上几口糙米饭。而糙米饭也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在苏北农村人家的饭桌上亮相。

母亲去大队拿肉的那天似乎也没什么不祥的预感,分肉的喜悦挂在她的脸上,她轻快地吩咐美华和另一个在我们家玩耍的亲戚家的小孩乖乖在家呆着,不要吵架,她一会就回来煮香喷喷的红烧肉吃,两个孩子愉快地答应着,母亲就挎上一只小竹篮走了。

当时美华和那个和比她大一岁的小孩在火盆边一边烤火,一边爆蚕豆和花生吃。苏中的冬天比较冷,几乎每个农家都有陶制的小火盆。一边取暖、一边在火盆里埋上几颗蚕豆和花生,爆熟了,再用树棍拨拉着找出来吃——这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小游戏。我那天碰巧不在家,为什么不在家的细节记不清了。惟一记得的是美华后来凄厉无比的哭号。

美华在和那个小孩争抢爆熟的蚕豆时发生了争执,美华抢不过那个比她大的孩子,她急中生智,将穿着棉裤的腿压在了火盆上,以此保护自己爆熟的蚕豆不被对方掠夺。等到美华感到疼痛的时候,她的腿部已经浓烟滚滚,皮肉和棉裤的焦味弥漫了整间屋子。美华吓坏了,她想到水缸里有水,想爬到水缸里去,这样就可以灭火了。可遗憾的是我家的水缸太高了,3岁的美华往缸沿上爬了几次都滑了下来。然后她把膝盖抱在胸前,企图压灭火焰。但是,她很快感到胸口也疼痛起来——膝盖上的火苗已经舔向了她的胸口。于是美华开始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救命"……

等到住在我家西边的曹队长闻讯赶来时,美华的棉衣已经火苗簇簇了。曹队长拼命撕扯美华的棉衣棉裤,但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衣太结实、纽扣太严谨了,曹队长实在撕不开,只好找来剪刀三下五除二剪除了美华身上的棉衣棉裤,美华的前胸和右腿的创口已经惨不忍睹了,有些皮肉已经粘在了剪下的衣裤上。美华像一只被活剥了皮的小猫,不停地、凄厉的号哭着,声嘶力竭……

(三)

「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一个未可知的地方治一种很可怕的病,美华在家里哭叫不止。我的世界没有一丁点的快乐,像没有花朵的冬天的原野一样凄凉。」

美华的号哭一直连续了整整三个月!那三个月里,家里始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心痛如绞的母亲怀着赎罪般的心情每天为美华煮一个鸡蛋,剥出蛋白给美华吃了,蛋黄则放在铜勺里熬成油,然后把这种特殊的、难闻的油敷在美华的伤口上。每天一次。这是母亲千方百计打听来的偏方,据说治疗烧伤有神奇疗效。

给美华抹药油是一个艰难而残酷的过程。美华烧伤后,她每天只能坐在一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形笸篮里,她的世界就只有笸篮那么大,她在里面爬,或者坐,一切以不连累伤口疼痛为前提。如果她的伤口发生疼痛,她会随时惨叫或者号哭,母亲就会陪可怜的美华一起抹泪。可能是蛋黄熬出的油抹在伤口上极其疼痛,每次换药时,美华总是哭得惊天动地,并且拒不配合母亲。母亲只好一边落泪,一边"乖乖"、"宝宝"地唤着美华,一边不得不狠劲地腿手并用制服张牙舞爪的美华,直到成功地将药换好为止。我曾帮过母亲的忙,按住美华的两只手,母亲用腿夹住美华的腿,谁知美华扭头张嘴就咬我的手,我一怕,松开了她。母亲骂我没用。她一边哗哗地流着眼泪,一边给美华敷药……

这三个月里,家里没有欢歌和笑语,只有美华的哭声、母亲的泪痕和蛋黄油那难闻至极的味道!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一个未可知的地方治一种很可怕的病,美华在家里哭叫不止。我的世界没有一丁点的快乐,像没有花朵的冬天的原野一样凄凉。

三个月后,美华的伤口慢慢长上了新肉,只是胸口和右腿膝盖的部位留下了碗口大小的疤痕。妹妹从此与裙子无缘。

我的童年生活孤独而灰暗。那时天总是很蓝,小路总是很长,忧伤总是遥遥无期。

我于1976年9月上了小学。原以为长大一些后,所受的欺凌会少一些,其实不然,学校更是个爱憎分明的小社会。第二年,治疗好烧伤的美华上幼儿园了,我们每天手牵手上学放学,依然日日行动如鼠,孤独而坚定地行走在悠长悠长的小土路上。每天最大的安慰是放学回家时,远远望见母亲等在马路边的瘦弱身影。

母亲身体不好,头痛和胃痛时常折磨她。母亲的呻吟是贯穿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忧郁音符。每当我和美华放学回家,没见到母亲站在门前引颈眺望的身影,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沉下去,我知道,母亲十有八九又病卧在床了。母亲一病,我就觉得,惟一可靠的一棵树也倒下了。于是我无事自通地学会了做饭洗衣、割羊草煮猪食,帮妹妹梳头扎小辫,甚至缝补衣裳。7岁,小萝卜头一样瘦小的我不得不开始当家。

原以为美英会在我家风雨飘摇时助一臂之力的,这也是父母抱养这个女儿时的初衷,但她没有,也许是怕麻风病,也许是怕我们的连累,反正美英经常上工从我家门口来来去去,就是不进门,甚至不会扭头看一眼。

在父亲住院的三年时间里,我艰难而不屈地成长着。

在学校里,我是最受同学欺凌和冷落的一个,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坐一张课桌,最后和我分在一道的,是个不能控制自己大小便的傻子。无论春夏秋冬,傻子总穿开裆裤,为的是可以随时"方便",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课间随心所欲地拉一泡屎,并且是坐在板凳上拉。我报告老师,老师便指派我将傻子的板凳拿到门口的小河里洗干净。我一言不发地照做不误,我整整帮傻子洗了一个学期的板凳,不但洗板凳,我还得给他擦屁股,那时候没有卫生纸,只能用小树枝、小篾片刮。给傻子刮一次屁股,我得至少寻觅七八根小树枝。后来学校让傻子退了学,我帮他洗板凳和擦屁股的任务才算结束。

小学时更深的一次屈辱记忆是被人逼债。债务是一分钱。债主是同班同村的一个姓祁的女同学,借钱是为了买一块橡皮。因为我暂时还不起,一天中午,祁同学带领几个同学把我拦在马路上,逼我还钱。我恳求她再宽限几天,可祁同学不干,她吊住我的书包,死死地拖。我委屈、惊吓不过,"哇"地一声号啕大哭。祁同学怕了,立马和同学作鸟兽散,留下我瘫在阳光正午的泥土路上孤苦无助地放声大哭着。

后来是母亲闻讯赶来,将我拉回家。母亲得知原由后,沉着脸从裤腰处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纸币,拉着我到祁同学家还了。回来的路上,妈妈警告我:你给我记住,以后不准向任何人借钱借东西!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直刻到现在,轻易不敢负债。

(四)

「我一边守着母亲一边就着煤油灯看课本,长夜漫漫,从小我就习惯了在黑夜中思索或阅读。那些课本也成了孤寂的寒夜中惟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不再害怕的精神抚慰。」

如果用植物来比喻那时的我,狗尾巴草应该是最恰当的——它在农村随处可见,人和动物都不喜欢它,但它总是倔强而卑微地生长着,任何雪雨风霜都不能使它彻底枯萎和灭绝。

在我上二年级时,母亲又患了一种容易昏厥的毛病,她有时正好好地吃着饭,会突然往后一倒,人事不醒,呼吸微弱。母亲第一次发作时我以为她不行了,和妹妹吓得哭叫不已。近邻们闻声而来,有的掐人中,有的往母亲嘴里灌水,母亲呛着了,便咳嗽着悠悠醒来。这一招我学会了,后来的若干年,我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抢救过母亲无数回。母亲对我感激不尽,总说她的命是我给的。

很多个夜晚,我守着昏昏然的母亲不敢入睡,怕她昏厥后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永不醒来。我一边守着母亲一边就着煤油灯看课本,长夜漫漫,从小我就习惯了在黑夜中思索或阅读。那些课本也成了孤寂的寒夜中惟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不再害怕的精神抚慰。我总是等到母亲睡到发出均匀的鼾声才放心地睡觉。长此以往,老师还没有教到的课文我都超前读完了。当老师刚开始讲新课文时,我已会将新课文倒背如流,作业也做得整齐正确,老师很惊奇,视我为"神童",并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但没人得知我的成绩包含有多少心酸。

在学校里,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和玩伴,惟有学业令我扬眉吐气。

也许是与生俱来,也许是父亲的遗传,我的聪慧全体现在了学习上。从一年级起,我一直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作文尤其优秀。深得老师们喜爱,纷纷预言我是上大学的料。三年级时,班主任要我跳级直接上五年级,母亲拿不定主意,去医院和父亲商量,结果父亲不同意,他希望我脚踏实地一级一级地上。

转眼就是我三年级的暑假,我的心情无与伦比的欢欣,因为我这个暑假将要在父亲身边度过。他的病情据说已经得到控制,再过半个多月,就可以出院回家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父亲捎话回来说这个季节正好桃子和香瓜都熟了,他的病房后面就是一块香瓜地,那块香瓜地成了我最向往的天堂。

暑假一开始,母亲就带着我和美华去了医院。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父亲了,他看上去一副健康的样子,秃发的头上戴着帽子,眉毛和睫毛是不会长出来了,但我已习惯父亲这种另类的清秀。

父亲在医院门口迎接我们,我和美华抢着叫"爷"(苏中农村方言,即父亲),父亲极慈祥地一手牵一个女儿,满脸柔情。一路上不断有人和父亲打招呼:"赵夕贵,你的丫头来啦?"父亲答:"是呀,来啦!"父亲的笑容像泡过的茶叶,舒舒展展。

我没觉得这个夏天有什么异样,医院里的栀子花祥和而平静地开放着,幽幽散发着阵阵清香。我的心情好得无法形容,我天真地想:我一定能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妹妹回家了。母亲临走关照我:"萍后,好好照顾你爷,过半个月,我跟你大伯来接你们回去。"我快乐地点着头,这是一个多么光荣而又美好的任务。我牵着父亲的手目送母亲牵着妹妹的手回家去。和无数个夏天的清晨一样,这天早晨天高云淡,空气中飘着栀子花的浓香。母亲挥手让我和父亲回宿舍去。而父亲坚持要等母亲走到拐弯看不见为止。父母的恩爱让懵懂的我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一种温馨与美好的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母亲和妹妹就这样毫不设防地走出了父亲的视线与生活。父亲和母亲一定都把希望寄托在不久后的相聚上了,所以离别没有任何伤感与留恋。由于要赶在太阳升高之前回到家,母亲的步子甚至有点急促,对于不久后的灾难一点预感都没有。我也是。

(五)

「我的所有快乐与幸福在1978年的8月21日(阴历七月十八)这天嘎然而止,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带着我泅向苦难之海。」

父亲所住的医院很大,有十来排平房,每排平房后都有一块栽着桑树的园子,桑树园里种着香瓜。我只要翻过父亲病房的窗户就可以偷偷去摘香瓜了。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我用两只凳子垒起来放在窗台下,我先爬上凳子再爬上窗台,一翻身就到了窗外,我像个耗子般借助于桑树的隐蔽在瓜地里穿行摸索。第一天我就收获不小,摘了起码七个瓜,还有一对"双胞胎"瓜,白皮,闻起来一股甜香。我把它献给了父亲。

这样的美好时光并没有坚持到父亲出院回家,我的所有快乐与幸福在1978年的8月21日(阴历七月十八)这天嘎然而止,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带着我泅向苦难之海。

这一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和父亲早早起床,手牵手在晨曦中沿着医院里的泥土路溜达了一圈。我穿着白衬衫,带着红领巾,还兴致勃勃地唱了一首《东方红》,受到父亲的表扬,我骄傲得脸都红了。回到父亲的宿舍,煤油炉上熬的粥刚好稀稠得当,于是我和父亲就着母亲腌制的酸咸菜吃了早餐。接着就是我做作业的时间了,父亲则雷打不动地去医院的医务所打最后一个疗程的针药。

父亲临走时,用他那伸不直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慈爱地嘱咐:"萍后,好好做作业,我一会儿就回来,中午我做鸡蛋面给你吃。"哦,鸡蛋面!我最喜欢吃的。父亲就在我的满心期待中背着手走了。

那天的太阳红艳艳的,一早就已显示出了它的灼热威力。父亲是迎着初升的阳光走的,他那天穿着一件肩头打了一个三角补丁的浅灰衬衫,短袖,父亲瘦瘦的两只手臂就从宽宽的袖管里伸出来,像两根枯瘦的树枝在背后交握着。因为头发落光了,父亲戴了一顶旧黄军帽。他就那样散步似的往医务所去了。他在拐弯时还回头看了看我,远远地冲我做了个写字的动作,微笑着走过一丛万年青,不见了。

我耐下心来写作业,但是,鸡蛋面的诱惑时时让我心猿意马,我都忘记上一次吃鸡蛋面是什么时候了,在家里,母亲一向是不做鸡蛋面的,那些鸡蛋不是卖了换油盐酱醋就是送到父亲这儿来了。鸡蛋面,鸡蛋面,我多么向往那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呀!我不时看一眼天上,盼望太阳快一点到头顶,那是吃鸡蛋面的时间。

暑假作业里有一个命题作文《暑假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写父亲和他的医院,香瓜和鸡蛋面。这天我心情很好,我在作业本上郑重地写下第一行字:"今年暑假,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正在酝酿下面的字句,忽然,有个父亲的病友急急走来,匆匆对我说:"你爷叫我来拿席子。"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卷了父亲床上的竹篾席子,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叔叔拿走了席子,一点不祥的预感和猜测都没有。

太阳终于在我的望眼欲穿中滚到了头顶,可父亲并未回来,我开始焦急不安,我开始心神不定,我开始埋怨父亲。我把作业一推,跑到路边去张望。远远的我看见医务所门口有很多人,独独没有父亲瘦长的身影。我想跑过去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我父亲,又怕父亲知道了责怪我。

就在我惶恐不安时,一个小女孩颠颠地跑过来,她就是刚才来拿席子的叔叔的女儿,我俩一起钻过医院的香瓜地。她一边跑一边冲我挥手喊:"不好了,你爷打针打昏过去了!"打针打昏了?什么概念?我一点不懂。

小女孩拉过我,我就在她的牵引下一路狂奔,其实是那个小女孩拽着我跑。到了医务所,许多病人一见我就要抱我,我都9岁了,干嘛要抱我?我开始隐隐觉得不妙,我挣脱每一个怀抱,坚决要冲进医务所。要抱我的人改成了拦我,我再也顾不得面子与矜持,我大喊:"爷!爷!"又有人来阻挡我,并说:"你爷在睡觉,一会就出来。"我急得跺脚,粗暴地推开每一个人,从大人的胯间钻进了医务所。我看到了什么?

医务所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不知是谁的人,从头到脚蒙在一块白布下。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颤颤地轻轻地叫了一声"爷",没有人应。我又大喊了一声"爷",还是没有人应。父亲在哪儿?

有个人进来要拉我走,哄我说带我回去下鸡蛋面吃,我张牙舞爪,拳脚相加,并凶狠地咬了那个人一口,随后"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我想只要我一哭,父亲不管躲在哪儿,他都会出来的。但是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我惊惶到了极点!父亲去了哪里?为何不回应我的哭喊?

(六)

「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我到底被大人们弄出了医务所,一路狂哭不休,我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一句招呼都没有,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父亲还说要做鸡蛋面给我吃,难道他忘了?我心底更深的还是恐惧,我不知道父亲出了什么事,竟然连见都不见我了。

我在医务所的外面不顾一切地哭喊着"爷、爷",我像小无赖一样在抱我的大人怀里扭来扭去,红领巾上糊满了我的鼻涕和泪水,我的鞋子被踢掉了,头发散乱不堪,脸上涕泪纵横,所有这一切,都只因为我见不到我的父亲。我不知道仅仅几个小时,为什么所有希望就成了泡影?所有时光都改变了模样?

让我更为惊诧的是母亲竟然来到了医院,我更惊异于母亲的悲痛与失态。我先是在医务所门口就远远听到一个女人伤心地哭嚎,接着就看到了披头散发的母亲在无数人的包围下一路滚爬着向医务所这边跑来。我"嗷"地叫了一声,挣脱了抱我的人,跑向母亲。母亲见到我,越发哭得凶了,她死死饱住我,叫了一声:"我苦命的儿啊……"忽然手一松,母亲软软地瘫倒在地。人们就手忙脚乱地将母亲弄到急救室去了。

很多事是多年后才弄清楚的——父亲被打错针药的时候,心里难受,他对和他一道打针的病友说了一句话:"我女儿喜欢吃鸡蛋面,你帮我做一碗……"病友只来得及点了下头,父亲就小便失禁,热血变冷,永远去了。那个病友就是后来抱我要做鸡蛋面给我吃的那个人。后来他真的做了一碗放了葱花的鸡蛋面,但我没吃。那一天,我只来得及悲伤。

母亲是医院里派人到我家,用自行车驮来的,开始没说我父亲已经去了,怕身体不好的母亲受不了这个致命打击,他们只说父亲的病情有了变化。母亲就焦急地赶来了。当时她和许多妇女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搓草绳,身上的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

母亲一路上问个不休:"夕贵不是就要出院了,咋又犯病了呢?"驮她的人就安慰她:"嫂子,没大事,没大事!"直到到了医院,那人才噙着泪水告诉母亲:"嫂子,你家老赵走了……"母亲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滚了下来……

母亲来了之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死了。死了,就是永不再见了;永远没有他的呼吸与笑容了;永远没有他的抚摸与呵护了;永远没有他在阳光下晃来晃去的瘦长的身影了;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了父亲。

父亲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是打针打死的。护士用错了针药。处理的结果是,医院赔了30块钱,给父亲做了一身"老衣"(死人穿的衣服),就这样了结了。(直到13年后,已经在上海打工的我懂得了什么叫医疗事故,还曾打过无数的电话找江苏省有关部门和法律工作者咨询这桩医疗事故,想为冤死的父亲讨回公道。但我得到的答复是,由于事过境迁,早过相关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了。所以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年幼无知,使得父亲白白冤死而悔痛不已。)

由于天热,我们在第二天就将父亲接回了家。是晚上。大伯和其他一些亲友用父亲生前睡的竹床抬着父亲,我背着书包走在父亲的前面,一边走一边缓缓地撒"买路钱",一边迎着夜风默念:"爷,我们带你回家了……"这是大伯他们教我说的,说只有这样念叨,父亲的灵魂才会回家。我仿佛一夜长成,明白了生死,也体验了苦痛。随着夜风和纸钱一同飘落的,是怎么也流不尽的泪水……

父亲回家的第二天即下葬,父亲的棺材是我家屋后的一棵泡桐树打成的。泡桐的材质并不好,用指甲一掐,就会出现一个印子,但我家实在无能为力给父亲安置更好的棺木了。这一天家中哭声阵阵,香烟缭绕,父亲躺在门板上,供在堂屋里,脸上盖着黄表纸。我和美华披麻带孝跪在父亲头前,一边朝前来吊孝的亲友磕头,一边往火盆里放纸钱。母亲在房里大声哭着、哀哀喊着:"你怎么这么狠心就走了,丢下两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小家伙我怎么养得大?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走?你不如带我一起走了好啊……"哭一会便昏过去,醒过来后继续哭嚎。美英也大声哭着,怀念着父亲的种种好处。我静静地跪着,不时看一眼门板上的父亲,我无法像母亲和美英那样大放悲声,我的哀伤在心里,像一颗埋得深深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生根发芽。

父亲下葬了,就埋在河的那一边,站在我家屋后就可以看见。那个长方形的坑是姐夫和大伯他们几个男人挖的,父亲的棺材被两根绳子吊着徐徐放进了墓坑。

就在往父亲的棺木上填土的那一刻,一直站在大伯身后的我突兀地窜出来,一把揪住大伯的铁锹,哭喊起来:"不要埋爷!不要埋爷!"也许谁也没想到我的突然发作,都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我只知道,坑内埋下的是我的亲人,是我一生一世亲爱的父亲。我不容许他们将父亲埋在这个永不见天日的土坑内。

最后我还是被人拉走了,我不知道我撕坏了谁的衣服,咬破了谁的手臂,我像个疯狂的小野猪,又咬又踢。

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父亲的去世是我家苦难的起源。

(七)

「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那个人是谁呢?他为何让母亲感到如此惊恐?难道是魔鬼?」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体质日益下降,骨瘦如柴。开头几天,她除了流泪就是站在屋后呆呆遥望父亲的坟墓,神思恍惚。我和美华带着黑纱和白花去上学。为了给父亲戴孝,我和美华得穿三年的白鞋子。白鞋子很容易脏,我常常去河边洗鞋,就常常望着父亲的坟墓想心事,想他是否孤独,是否想我。

也许因为父亲曾是公社会计的原故,父亲去世后,生产队很是照顾我家,队里给母亲分了轻松点的活儿,就是搓绳、编草席什么的。我和美华由队里抚养到18岁。也就是说,我和美华在长大成人前的口粮和学费全由生产队解决了。父亲的去世也使我们得到了村人的莫大同情,村人对我们的歧视开始有所转变,我们一家孤儿寡母就这样勉勉强强、磕磕碰碰地过着日子。

母亲是47岁守的寡,母亲对改嫁一向讳莫如深。父亲去世后约一年,就有好心的乡亲来跟她提亲,母亲一律摇头:"我什么指望都没了,只要两个丫头将来有出息。"乡亲好心劝解:"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苦,不如找个人帮你一把。"母亲还是摇头:"到哪儿去找个比夕贵更好的人?"这些话是母亲和好心的乡亲坐在我家的煤油灯下说的,我和美华在灯下做作业,母亲在纳鞋底。堂屋正中的墙上悬挂着父亲的花圈,靠墙的米柜正中放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灵牌位上面用墨水写着"先夫赵夕贵之位".母亲的目光始终看着那儿,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说亲者。

灾难总是猝不及防地降临。

忽然,有天夜里,东边邻居秀美家的黄狗狂吠不止,一直暴躁地狂叫到我家的墙根底下,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听到了一阵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哗哗响声,到我家这边就没了动静。然后窗上就传来阵阵轻叩,"笃笃、笃笃".我知道母亲醒着,她紧紧搂住我和美华,微微发抖,紧张得像只护雏的老母鸡。

狗吠越来越凶,附近的狗们也遥遥呼应起来,吠成一片。过了一会儿,自行车又响,那狗追着叫远了,不久就归于平静。我在母亲的怀里恐惧地醒着,母亲搂我的手松了一松,一颗水珠落在我的脸上,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

有一天放学回来,我惊恐地发现母亲的眼睛是肿着的,桌子上放着一叠那个年月里罕见的粮票和油票。母亲呆呆地坐在桌旁。我乖顺地喊了一声"妈",母亲搂过我,一串泪珠又落在我的头上,我惊恐无比,不知又有什么苦痛袭击母亲了。母亲不说,我也不好问。每天临睡前,母亲在大门后的门闩上插一把菜刀,枕头下也放一把。夜里,自行车的响声和狗吠依然激烈,还有叩窗声。母亲总是紧张地搂着我和美华,一声不吭。

后来就有了那次"匕首事件".匕首是插在我家木板桌上的,寒光闪闪的一把刀子,直立着插在桌子上。我放学一回家就发现气氛不对,家里有许多人,多是村干部。母亲红着眼睛,见我和美华回来,扑过来搂住就哭:"我死了不要紧,可那个畜生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他真要害我两个丫头咋办?"我在母亲的哭声与诉说中惊恐万分,不知道又将有什么灾难降临我家。

只听村干部说:"沙玉芳,你让我们怎么保护你呢?总不能派民兵住在你家里吧?你都说他无恶不作了,他真要干了谁,我们怎么吃得消?再说你们毕竟有过婚姻,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怎么插手管你们的事?依我们看,他这次可能也是真心的,是你不给他面子,他才恼羞成怒拿匕首吓唬你,你不要害怕,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杀人偿命,他坐过几次牢,这一点肯定懂。要是他真心待你,倒也是件好事。你就退一步吧!"母亲不说话,一味地哭。后来村干部们一个一个陆续走了,母亲一直哭到了天黑。我这时不过10岁,也许母亲认为我还不到能够为她分担痛苦的年龄,所以她什么也不跟我说。我悄悄地为无法得知和分担母亲的痛苦而痛苦。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那个人是谁呢?他为何让母亲感到如此惊恐?难道是魔鬼?

(八)

「母亲忍辱负重和杨东启过了9年,其间曾多次离家出走到很远的农场去干活,但阴魂不散的杨东启总会找到,把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回家,搜刮完母亲身上挣的几块钱后,蹂躏之后暴打一顿……」

那年夏天还没过完的时候,我终于得知一个让我小小的心脏在瞬间窒息的秘密——母亲和父亲竟然不是原配,母亲是与一个叫杨东启的人结过婚、离过婚、而后才又嫁给了我父亲的。父亲去世后,杨东启又企图霸占母亲了!

至此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杨东启的人,不,应该说是一个恶魔!所有的灾难都是他一手制造!

我是后来的后来、差不多长大后才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知道她过去的经历的,母亲的经历说起来简单,然而深藏其中的苦与痛却是令母亲一辈子都不堪回首的,母亲每每回忆起过去,总会泪水涟涟,泣不成声:母亲因为外公指腹为婚,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要嫁给杨庄镇那个叫杨东启的家伙。此人父亲早逝,母亲双目失明,有一弟弟。家境可想而知的窘迫,母亲曾拼死不从,但被我那脾气暴躁的外公一巴掌打进了花轿,也打进了噩梦的深渊!直至现在,母亲对外公依然恨之入骨。

"要不是他,我何至于遭受这么多苦难?"母亲提起外公就咬牙切齿。我想如果外公能预测他的指腹为婚会导致他惟一的女儿一生悲苦,就是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也不会使他老人家屈服的吧。

那时的母亲是沙庄颇有名气的小美人,女红家务洋样精通。母亲是在一间茅草房里成的亲,茅草房的墙壁是芦苇编制的,墙上有洞,是被杨东启拆了当柴禾烧的。他的瞎眼母亲和弟弟都被他揍怕了,不敢多说。据说有一次他的瞎眼母亲还被他扔进门口的井里,幸亏有只吊桶在里面,才救了老太太一命。杨东启的大逆不道在杨庄臭名昭著。

母亲结婚后就成了杨东启的拳头下的"沙袋",这个恶魔打人很有策略,他从不打头脸,他用拳头揍颈部以下的任何部位,有时用香烟烫。他还是条无耻的变色龙,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前打得母亲皮开肉绽,一分钟后已经把母亲扔到了床上……

母亲忍辱负重和杨东启过了9年,其间曾多次离家出走到很远的农场去干活,但阴魂不散的杨东启总会找到,把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回家,搜刮完母亲身上挣的几块钱后,蹂躏之后暴打一顿……

母亲在水深火热的婚姻中浸泡了9年,直到外公去世,杨东启入狱以后,母亲才得以获得自由。而母亲下定决心离婚,是因为杨东启五毒俱全、无恶不作,他因流氓罪和盗窃罪曾坐了两回监狱。第三次是因为他和人打架,卸掉了人家一只胳膊。母亲就是在杨东启第三次坐牢时和他离婚的,母亲离婚后不久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父亲。八年后生了我。

杨东启在监狱里和一个犯了政治错误的女人认识,出狱后两人便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杨东启的老婆因不堪受虐,和杨东启离了婚,然后远走南京。游手好闲的杨东启在将自家的两间茅屋赌得四壁空空后,恰恰是我父亲去世不久的时候,于是,心怀鬼胎的杨东启想到了母亲。于是有了半夜敲门试探,在母亲坚决不理后,这个恶棍恼羞成怒,于是有了匕首相向……

后来,杨东启终于在母亲的无力反抗中进入了我的家。那是1979年的秋天,屋后仅剩的一株梧桐树开始落叶缤纷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的坟头早已青草凄凄。惟有他的灵牌位依然光亮如新,这是因为我天天都要为他擦拭一遍灰尘。父亲是去世了,但对他的爱与思念随着我年龄的成长而日益深沉。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杨东启将我的家逐渐分解、吞噬,并直接导致了我母亲和我们的逃亡生涯。

(九)

「可怜的母亲伤痕累累,欲哭无泪。我日日沉默,我像一只沉默的羔羊,等待长大和强壮。」

开始的时候,杨东启是以一个披着羊皮的狼的面目出现的。他每次到来都少不了给我和美华几颗糖块,我和美华往往不屑一顾。因为他一来,母亲的脸上就会明显出现惊恐不安的神情。我是敏感而爱憎分明的,对臭名昭著、满脸横肉、五短身材的杨东启打心眼里充满仇恨与恐惧。

我对他"亲切、和蔼"的笑容常常不寒而栗和厌恶反感。对他要我和妹妹喊他"爸爸"的要求充满鄙视与厌恶,我怎么可能会认这个恶魔做父亲?我将我对杨东启的憎恨情绪放在脸上。母亲曾私下交代我为了安全起见,表面上要对杨东启客气一点,妹妹做到了,但我不行,生活磨练了我的早熟。

杨东启进入我家一个多月后开始暴露出了他的无赖本性。有一天放学回来,我吃惊地发现母亲的左脸颊上有一块乌青,双眼红肿,我和美华吓坏了,母亲一见我们,捞住围裙捂着脸哽咽着骂道:"你这两个讨债鬼,到什么时候才长得大呀!"后来我才知道,杨东启这天向母亲要钱去做倒买倒卖的生意,说贩鸡蛋去上海卖很赚钱。母亲哪有钱给他呢?他大怒,骂母亲不识好歹,敬酒不吃吃罚酒。随后就一拳挥在了母亲的脸上,然后就在母亲伤心的泪水中扬长而去。临走还丢下一句话:"给老子准备200块钱,不然,老子就卖掉米柜。"我家惟一值钱的家什也就是那只三格头的米柜了,母亲用它一格放面粉,一格放麦子,一格放玉米。如今上面还放着父亲的遗像和灵牌位。这只米柜是父亲在世时置下的重要家当。母亲怎么舍得让父亲的遗物失去呢?可母亲一下子又到哪里去筹200块钱呢?

三天后,杨东启回来了,还带来了搬柜子的人,竟然就是美英姐姐和姐夫。美英对这只米柜是觊觎已久,她就因为在出嫁时没要到这只柜子做陪嫁而对父母心生怨愤。也不知她和杨东启如何交易的。搬柜子的时候母亲死活不同意,护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不让动。杨东启就一把撸起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跑到河边扔进了碧波荡漾的河水里。母亲抢救不及,一下子昏了过去。

等我放学回来,家里已然空空荡荡,曾占了堂屋三分之一地面的米柜一消失,家里立时一副苍凉和潦倒的迹象。母亲歪倒在床,泪眼朦胧地对我说:"萍后啊,妈实在无能为力护住赵家的家业,你的大伯、姑妈、爹爹肯定会责怪我败了赵家家业,你长大了要有出息,一定要把米柜赎回来。"我似懂非懂"赎"的意思,但有一点我再也明白不过,那就是我恨杨东启毫无人性的掠夺,恨美英的乘火打劫。

我跑到河边,河里哪里还有父亲灵牌位和遗像的影子?河里波光粼粼,几只鸭子无忧无虑地漂游着,我的眼泪掉下来。面向父亲的坟茔方向,我默默念叨:爷,你为什么不保佑妈妈?我在河边坐到天黑,哭肿了双眼。

这时我已上了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依然优秀,但我的忧郁和内向使喜欢我的老师们忧心不已,谁都了解我的家庭,谁都为我生活于这样的家庭惋惜不已。老师们一致看好我是个上大学的料子,只是无法确定,我能否像压在大石头下的小草一样顽强生存下去。我的班主任蔡老师曾满怀希望地安慰我:"世上很多作家、艺术家都有过不幸的童年。"很多年后我又从一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给我的震撼和信心又是蔡老师说这番话时所没有体会到的了。当我第一次听蔡老师说这句话时,我心里想,我不要做什么作家、艺术家,我只要能养活母亲,不让她受苦就行。多么小的要求和愿望呀!我是真的这么想。

成长的过程很痛苦,但我从未停止成长。就像大石下压着的一株小草。

卖米柜不久,家里的八仙桌也被杨东启变卖了。他每次都说是去贩卖东西,事实上是去赌了,还有喝酒和嫖女人。杨东启对母亲施以的拳脚也越来越惨无人道,他一旦兽性发作,便关上门毒打母亲。每次只要我回家发现大门从里面紧闭,我就没来由一阵恐惧,母亲一定又在遭受非人的折磨了。

母亲有一次实在被杨东启打得怕了,喊了村干部到家里来要向杨东启讨公道。狡猾的杨东启见了村干部又是泡茶又是递烟,村干部顺水推舟说了一通"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溜走了。接着杨东启关上大门,对母亲又是一顿暴揍,因为母亲使他丢了面子。

从那以后,母亲独自忍受着一切伤痛,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她逃出苦海,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承担苦痛。可怜的母亲伤痕累累,欲哭无泪。我日日沉默,像一只沉默的羔羊,等待长大和强壮。

有一天,我偶尔从同学那里看到一本《侠女十三妹》的连环画,于是我就有了杀掉恶魔杨东启报仇雪恨的念头。我甚至想到了具体的复仇方式,投毒、手刃似乎可行一些。投毒在不知不觉间就可以做到,家里到处都可寻到耗子药。手刃也不难,只要乘对方睡着了,像侠女十三妹那样,拿一把锋快的刀干净利落地照他的脖子一砍就大功告成了。那段时间里,我一直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兴奋、激动不已。我开始留意一切机会。

(十)

「我悲哀地想: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哪个11岁的女孩此刻正奔波在仓惶的逃亡路上呢?永远记得那夜的惊慌与惊恐,凄凉得刻骨。」

一天中午,我在堂屋的地上用刀剁猪草,杨东启在房里睡午觉,当他的鼾声传出来的时候,我忽然心中一跳:这不是一个好机会吗?我的心开始激跳不已。手中剁草的速度慢了下来,我想像杨东启被我砍死后大快人心的后果,一丝快意涌上心头。我右手紧握菜刀,蹑手蹑脚走到房门口,我看到了杨东启肥胖的身躯和他硕大的头颅,我的心因紧张而狂跳,刀把在我小小的手心里攥出了汗。

突然,杨东启咳嗽着翻了个身,正面对我,我一惊,菜刀从我的手里"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吓得呆若木鸡,有好几秒钟没反应过来。谢天谢地,杨东启没有一点动静。我颤抖着拾起刀,跑到河边去大口大口地喘气。好久,我才平静了心情。

如今想来,我仍为自己11岁时就产生杀人之念而心悸不已,亦为自己心地如此残忍疯狂而后怕,如果我真的去做了,我的人生将会如何?我不得而知。后来我再没有贸然行动,我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时间到了1980年秋天,就是我们母女三人开始逃亡的那个凄惶的季节。逃离家门也是在猝不及防中来临的。这是一天夜里,睡着的我忽然被一阵打斗声惊醒,杨东启又在打母亲。我从床上跳下来,扑过去就咬杨东启死死掰住母亲手的手,杨东启吃痛甩手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母亲赶忙护住我,母亲的勇敢是我前所未见的,我为母亲担心。果然,杨东启立即冲过来扭住了母亲的手指,母亲痛得尖叫一声蹲在了地上。美华也惊醒了,怯怯地蹲在母亲身边小声哭。我绝望极了,我们母女三人今天绝对在劫难逃了。

杨东启拍拍胸脯,恶狠狠地说:"敢顶撞老子,老子看你们活得不耐烦了!老子一生没怕过什么人,把老子惹急了,人都敢杀!老子这就回去拿一把杀猪刀来,不信教训不了你们!"说罢,推起自行车就出门了,临走还反锁了大门。他的家在杨庄,离我家大约五公里左右路程。

当杨东启的自行车铃声渐渐听不见了,我们母女三人才一下子绝望地抱头痛哭。哭了一会,母亲抹把泪说:"萍后,你赶快带美华跑走。等杨东启回来,不是死,也是残。你们先跑到二队干姨妈家躲一躲,再叫干姨妈想办法送你们到她的亲戚家去,杨东启不一定找得到。"我抱住母亲:"妈,你呢?"

"我反正一条命迟早会送在这个魔鬼手里。我就跟他拼吧!你们赶快从门缝里钻出去。"我死活不肯,一定要母亲和我们一起走。母女三人就这样拥抱着,痛哭着。

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最终还是和我们一起逃了。我们合力卸下了门板,出来后我们又合上了门,屋里的煤油灯还点着,照着一屋子的凄凉。我和妹妹就在母亲一手拉一个的牵扯下跌跌撞撞地奔上了逃亡之路。

此时已是下半夜,一轮惨白的月牙儿照着我们惊惶的身影。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着寂静的旷野,旷野里有着薄薄的寒意。我们是从门前小麦地的田垄上走的,穿过小麦地就是一片桑树林。正惊慌失措地走着,突然,一棵树桩戳了我的腿,有一刻的剧痛,我没吭声。我想一定流血了,但我已经来不及停下来查看伤口,我一边奔逃一边恋恋不舍地回首那个黑暗中沉寂的家。它像一个衰弱的老人,固守着我的悲伤与欢乐。

我一边疲于奔命一边悲哀地想: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哪个11岁的女孩此刻正奔波在仓惶的逃亡路上呢?

永远记得那夜的惊慌与恐惧,凄凉得刻骨。

记忆中再没有比那夜更黑的夜了。那一夜,我不清楚到底走了多少路,我的脚上磨起了血泡,双脚酸痛无比,似乎那路会一直远到天边去。妹妹最后实在走不动,是我和母亲轮流背她走。到了天已经放光的时候,母亲终于带我们来到了她的外甥女、我的红英表姐家里。红英表姐嫁在20多公里外的郭元乡,平时极少来往,母亲说杨东启不认识表姐家,这里应该很安全。

红英是我小舅舅的小女儿,舅舅去世得早,从小就是母亲带大的,与母亲感情极深。表姐生有三个孩子,表姐夫勤劳致富,小家庭倒也殷实。

表姐救了我们。至今我对表姐一家感激不尽。

可母亲在到达红英表姐家的第二天便不知去向。

(十一)

「这段乞讨经历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细节,陌生人的爱心与亲人们的冷漠、刻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小小的心从那时起便盛满感激与仇恨!」

我惊恐到极点,在表姐家的房前屋后到处寻找母亲。表姐家屋后有密密的芦苇荡,我以为母亲藏在里面,钻进去呼唤寻找,失魂落魄。

表姐紧紧拉住我,悄声告诉我:"你妈去安徽了。等她在那边落下脚,马上回来接你们姊妹俩过去。"安徽?安徽是哪里?母亲为什么要去安徽?我一时呆住,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母亲抛弃我们了!母亲扔下我和8岁的妹妹独自远走了,不再保护、不再爱怜我们了!我对母亲怨恨到极点!

我整整一天没吃饭,哭累了就昏沉睡去。梦里是母亲决然而去的背影,我和妹妹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呼唤母亲,泪流成河……

在我平静下来后,红英表姐找我谈了一次话,我这才理解了母亲的一番苦心。

红英表姐有个小姑子正好远嫁于安徽农村,母亲走投无路,只好听了红英表姐的建议,去安徽谋生。母亲之所以不带着我和妹妹一起走,是怕有两个"拖油瓶"跟着不好找对象。母亲走时交代红英表姐,叫我和妹妹先回父亲的老家——赵家园找我的爹爹(祖父)、大伯和姑妈去,让他们抚养我们一段时间。待她在安徽找到合适人家,马上来信让表姐送我们过去。

我是在一个阴雨的早晨牵着妹妹的手回我们的老家赵家园的,从表姐家到赵家园有三四公里路,父亲在世时带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无数次去爹爹家,我还依稀认得路线。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和妹妹来到自己的老家时,我们面对的竟是一张张义愤填膺、冷嘲热讽、漠不关心的脸。

大伯说:"我也有儿子有孙子,我哪养得起你们两个小东西?"姑妈说:"我是养得起,我不养!你们的娘不是很有本事吗?找你们有本事的娘去!家败光了,就拍拍屁股走了,让赵家替她养女儿,没门!"

84岁的爹爹已是老态龙钟,他是靠家境富裕的姑妈养活着的。爹爹用满是同情、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和美华,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亲不亲赵家人,先给俩孩子弄点饭吃。"姑妈说:"喂猪也不给她们吃,谁知道是不是她娘施的苦肉计?"这是怎样的一种侮辱?这是怎样的一种刺痛?

我的头"嗡"的一声发胀了,我尖瘦的小脸一定也胀得通红,我愤怒而仇恨地冲姑妈那张看起来很富态的脸说:"姑妈,你记着,我们就是讨饭也不到你家门上,你家富不会富一辈子,我家穷也不会穷一辈子!"说罢,我拉着美华飞奔着离开了爹爹家,我听到爹爹在身后焦急的喊声。我们头也不回。在奔跑的同时我是哭着的。我小小的心里满是膨胀的屈辱与仇恨!也就是那一天,我在心里立下两个誓言:一、从此与赵家所有人一刀两断!二、一定要出人头地!

那是怎样的一个雨天呀!我永远记得那天的雨,绵密、惆怅、忧伤,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灰网,笼罩着无家可归的我和妹妹。

走投无路。

姐姐,我们去哪儿?美华饥饿的小脸像天一样灰。

我的心像掉在地上的雨滴一样,又疼又碎。我捏紧美华的手,我们惟一的路只有回红英表姐家了。雨天黑得早,加上美华饿得走不动,我们像两只被雨水淹没的小蚂蚁,在人生的泥泞里苦苦爬行。

路边的农家已经点亮了煤油灯,开着的门内有饭菜的香味,也有晃动的人影和大人呵斥小孩的声音,我真羡慕那个被父母呵斥的小孩子——如果此刻让我喝一碗粥,不在雨地里流浪,即使被父母打骂也是幸福的呀!

美华实在走不动了,我蹲下去,美华小猫一样趴到我背上,饥饿与负重让我有一刻的晕眩,想起不知身在何方的母亲,一串眼泪掉在了雨地里。

等我再也背不动美华了,我放下她,我俩蹲在路边,手按着胃部,大口吞着口水。路边有户人家,门半开着,屋里没什么声音,但有铲锅的声音,好像是吃了饭,要洗碗了。美华小声喊:"姐,我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要饭更难为情的了,我像咽下口水一样咽下胆怯和自卑,我难为情地走到那户人家门口,在门口轻轻咳了一声,屋里的女主人转头看到我,走进看了看,连声问:"你是哪家的?怎不回家?在我家门口做啥?"我没说话,眼泪刷地涌出眼眶。

女主人看看我,再看看蹲在路边的美华,美华终于哭出声来,我终于艰难地挤出一句话:姨,我们饿……

女主人看看我们,出来一手拉一个,把我和美华拉进了她的家。那晚,我们补偿了一天的饥饿,尽管只是玉米粥和咸菜,可那香香的滋味终身难忘。更难忘的是那个脸上长着蝴蝶斑的妇女,家里只有她和她4岁的儿子,她耐心地看着我和美华呼呼地喝粥,我偶尔抬头,竟看见她眼里飘忽着亮晶晶的液体。

从此我知道什么叫与人为善。

那晚,我和美华在那户人家的灶门前的稻草堆里睡了一夜,稻草的清香弥漫了整个梦境。

第二天,我和美华继续上路。我至今内疚不已的是,我竟然没有将那个好心妇女的姓名记下,这成了今生永恒的遗憾!这段乞讨经历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细节,陌生人的爱心与亲人们的冷漠、刻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小小的心从那时起便盛满感激与仇恨!

(十二)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竟然是被养父母家当童养媳领养的。他们决定把我养大到18岁,然后嫁给他家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这就是他们和母亲的约定。」

走投无路的我和美华只得重又回到了红英表姐家,表姐义无返顾地收留了我们。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因怕杨东启听到风声追踪而至,我和美华平时从不出门。我们像两只不敢见天日的小老鼠,躲在表姐家的三间屋子里,望眼欲穿地等着远方母亲的消息。

有关杨东启的消息也被时常在外做工的表姐夫一点点带回来:杨东启对我们的"不辞而别"大为恼怒,我家的两头已经长膘的肥猪不幸成了他的刀下祭品。也许他觉得我们的逃离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他揣着一把杀猪刀疯狂地四处找寻我们的踪迹。

我家几乎所有的亲戚家他都在半夜造访过,所到之处,莫不恶言相胁:要是被他发现谁家收留了我们,他绝对一把火烧了这家房子。好在我家亲戚都说我们可能都已到了外地,加上红英表姐家住得偏僻,平时几乎素无往来,红英表姐家暂时倒是个安全地带。

躲避与惊恐的时光令我感觉窒息。我天天趴在表姐家的窗户边,望着天空漂浮的云彩,幻想得到母亲回来的消息。做梦都想。

关于母亲的消息终于在两个月后传来:母亲已经在安徽芜湖市郊区找到一位矿山工人,并且结了婚,很快就会回来接我和美华去那个鱼米之乡了。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消息啊!背井离乡固然凄凉,但天天有大米吃,又在母亲身边,对我来说,没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

终于,母亲回来了。是悄悄的。我们惊喜地发现母亲的气色好多了,身上的衣服是全新的,母亲还带了一些糖果回来,那两天的空气似乎都是甜的。

然而,两天后的日子又浸满苦涩。

母亲要走了,并且只带走美华一个人,而把我留下来送给表姐同村的一户周姓人家。也就是说,我被人家领养了,母亲这一次是真的不要我了。

母亲有难处,继父只肯母亲带一个孩子过去。母亲说美华小,送人不放心,只能委屈我了。母亲还说到我放暑假和寒假,我的养父就会带我去安徽与母亲团聚。

我没有哭着喊着要随母亲走。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就像她所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割哪块她都疼。母亲是不舍我的。母亲临走哭肿了眼睛,一遍遍要我不要记恨她。我怎么会恨母亲呢?要恨,我只恨杨东启!

我是站在红英表姐家的窗户后面眼睁睁看着母亲和妹妹走远的,此刻的我已经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母亲也是一步三回头的,母亲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那是一种与骨肉分离的痛苦、无奈、凄凉,还有乞求原谅的复杂眼神。

12岁的我从此懂得了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寄人篱下。

我到了养父家里。养父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比我大八岁、六岁、四岁。都未读书,我到这个家庭惟一的幸运就是我又可以读书了。这是养父母答应母亲的。这样,我又插班到周窑小学上了四年级下半学期。

原以为养父母家的日子少了流离颠沛,会平和温暖得多。其实不然。我在读书的同时也成了养父家的小劳工。

割猪草羊草是小事,掰玉米穗、剥玉米粒、砍玉米杆子、锄芋头、剥棉花、做饭、洗衣服、洗碗、打场……除了挑担子,所有农活、家务活我几乎都干过。

养父好酒,三餐必喝。给养父去一公里以外的代销店打酒成了我的任务。常常是晚上吃饭时,养父发现酒壶空了。即使我正吃着饭,也得丢下碗先去打酒。

去代销店的路上要经过一座杂草丛生的坟场和一条清冷纤瘦的河。路是从坟场中间穿过的,冬天的天黑得早,下午六点钟就已经黑透。养父家吃饭通常是七点,打酒也往往是这个时候。

农村的路上一向行人稀少,何况晚上。冬天的坟场里冷风凄凄,更有风刮过树梢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可无论多黑的夜,无论多冷的天,我总得一个人走完这一条阴森可怖的路。

夏天,河边的小路上常常横着乘凉的水蛇,我最怕蛇了,总担心会踩着它们,走路总是很小心,可有一次竟有一条蛇从我的脚背上游了过去,那种冰凉、滑腻、恐惧的感觉直射心底。我在心里哭着呼唤母亲: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呀!母亲,你可知道女儿寄人篱下的悲苦和凄凉?

打酒回来,养父一家人有说有笑围在桌子边剥花生吃。我把酒壶递给养父。没有人叫我吃花生。

我从未坐在桌子旁吃过饭,每次都是端着碗蹲在门前的小石墩上喝。说喝,是因为吃粥的时候多,仅有的一点沉淀在锅底或沸浮在锅沿的米粒早被养父的三个儿女捞光了,即使他们没捞光,我也不敢捞,就像我喝面汤时从来不敢像他们一样堂而皇之四去开柜挖猪油一样。在这个不是我家的家里,我自律而自卑。

我穿的是养父母女儿的旧衣裳,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做新衣裳,而把旧的破的换到了我的身上,尽管我的个子比他们的女儿要高,尽管他们女儿的衣服总是在我身上吊着。

每天晚上,我捧了碗坐在门前的小石墩上喝稀稀薄薄的粥或面汤时,就对着东升的月亮想母亲,我会在泪眼朦胧中做一个很虚无的梦:母亲来了!来接我了!我直觉地相信,尽管母亲与我隔了万水千山,可总有一天我们母女终于会团圆!

(十三)

「我无言,从体外到体内彻骨的寒冷让我直打冷颤。我绝望地想:我会不会冻死在这个阴冷的冬天?」

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当作"童养媳"领养的,说是等我长到十八岁,就"嫁"给养父家其中一个儿子。告诉我做"童养媳"秘密的是红英表姐,她看不惯养父母家对我的刻薄,鼓励我给母亲写信,要求母亲想办法带我去安徽。

我对童养媳的概念十分茫然。但我明白"嫁"的含义。

我立即给母亲写信,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我从练习薄上撕下一张纸,趁着课间休息时趴在课桌上给远在天边的妈妈写信。

"妈妈,我想你。"我写下了第一句话,这句话一写,眼泪就在眼里旋转了。我想了想,接着写:"妈妈,你想我吗?"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我偷眼四顾,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疯玩,教师里很安静。我大胆地吸了一下鼻子,抓紧时间写:"妈妈,我过得很不快乐,他们让我干很多活,很累。我想到你那里去,哪怕跟着你讨饭喝粥,我也愿意。妈妈,快来吧!""讨饭"那句话是红英表姐的授意。

想了想,我又在信的一角画了一个脸上正掉着眼泪的小孩子。我折好信,接着写信封。信封是红英表姐帮我用废练习薄的封面糊的,我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上从红英表姐家抄来的母亲的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马塘乡荆山石矿周习康转沙玉芳收。周习康就是我继父,红英表姐说我写母亲的名字没人认识。

信由红英表姐帮我寄出去了。我的心随着这封信的飞越万水千山而急迫和喜悦,等母亲的回信成了我每天的惦念。

母亲的信一个月后才姗姗来迟。是寄给红英表姐的。母亲的信不长,不知请谁写的。母亲的回信是这样的:"萍后,接到你的信,我的心都碎了,都怪妈妈没用,让你吃苦头了。妈妈过段时间就回去看你,真的。你好好读书,妈妈下次回来一定给你带个新书包。妈妈也想你。"我将母亲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连标点符号都数在内,一共73个字。这时候我竟没有一点想哭的冲动,心内只是失望。母亲没说要带我走。

我再未给母亲写信,我隐隐有些怨恨母亲。

放暑假了,我更成了养父母家的长工,每天的做饭洗衣成了我的必修功课,两头猪和三只羊的一天三顿草也由我包了。我就像课文《包身工》里的"芦柴棒"一样辛苦与嬴弱。再沉重的担子我也得自己扛,无人会帮我。

我的坚忍与强干也许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从小我就未曾养成怨天尤人的习惯,养成的,是独自面对苦难的坚韧毅力。

炎热的夏天过去后,我升上了五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令我所在班的班主任欣喜不已,班主任抛下他原先宠爱的学生,而对我青眼有加。我受宠若惊,学习更加用功。期中考试我果真考了个全公社年级第一。

考试完了就是寒假了。又到了我繁重的家务劳动时光。我觉得这个冬天特别冷,因为我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秋衣秋裤,还是养父母的女儿不穿了的。

棉袄没有,毛衣没有,一双有洞的袜子也没有,鞋是芦苇编的"毛窝儿",结实是结实,但由于没袜子穿,脚在里面空荡荡的,坚硬的芦苇秆子会把脚磨起泡。养父母的儿女们比我幸运,他们有暖和的棉衣裤和养母亲手做的棉鞋。

有次我小心地对养母说我冷,养父在一边轻飘飘地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冷什么冷?"我无言,从体外到体内彻骨的寒冷让我直打冷颤。我绝望地想:我会不会冻死在这个阴冷的冬天?

也就是在这个冬天,我听到了一个令我振奋不已的消息:杨东启在南京涉嫌强奸杀人被抓起来了!原来,杨东启到处找不到我妈妈,就又去南京找他的前妻,他的前妻也四处躲藏不见他。有一天,他打听到他前妻上班的工厂,找到她的宿舍,便潜进宿舍等她回来。谁知,与他前妻住同一宿舍的一个女大学生晚上回来,被兽性大发的杨东启奸污了,并用他前妻的毛巾勒死了女孩……

听到这个消息大约半个月后,有两名警察来到红英表姐家找我。警察是来调查杨东启在我家做过什么坏事。我在两名警察的追问下回忆着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日子。警察刷刷地往本子上记着。我想忍住不在生人面前哭的,可我到底没忍住,我为我流了泪而难为情。警察说:"你别怕,你说吧,杨东启已经被我们抓了,不要怕。"问答了大约有两个小时,我的手背上早已糊满鼻涕、泪水,警察问完了,递给我本子,让我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工工整整地在警察的本子上认真写下"赵美萍"三个字。警察临了又要了母亲的详细地址,说还要去安徽向母亲调查取证。

(十四)

「我跪了也许有两个小时那么久,继父的鼾声经久不息。泪痕已在脸上干结,紧绷绷的,像结了一层痂。我绝望地想:如果继父一直不醒来,我是不是就一直在这冰冷的地上跪下去?」

不久,母亲来信了。母亲在信中说,江苏的警察已经去安徽找到了她,还带她去医院拍了她受伤手指的片子,虽然骨折早已治好,可还有旧伤。这些都是证据。母亲在信的最后说:"杨东启作恶多端,肯定会枪毙。我们的苦日子也到头了,今年我会光明正大地带你继父回去过年。"捧读母亲的来信,我喜出望外。

母亲和继父是腊月二十八那天到达的,美华没回来。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继父。继父矮小壮实,皮肤黝黑,双手粗糙,一副老实的农民形象。继父眼里有云翳,说话嗓门大,这使我对他有几分畏惧。

母亲拿出一包花花绿绿的糖塞给我,说:"这是你爸爸买给你吃的,快叫爸爸。"我看看继父,他用那双长了云翳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我心里一紧张,竟然喊不出口。母亲一个劲向我使眼神,我像蚊子哼哼一样叫了声"爸爸",继父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在红英表姐家里,母亲摸摸我的衣服,惊讶地喊起来:"你怎么穿得这么少?"我鼻子一酸,说不出一句话。母亲又摸摸我的手,再次惊呼:"手这么凉,怎么不加衣服?"母亲当即就要去养父母家,看样子似乎要兴师问罪去。

我拽住母亲,哀求道:"妈,带我到安徽去吧,我不想在这里过下去了。"母亲的眼圈一红,说:"不是我不想带你去,是你继父不同意呀!"红英表姐给我出主意:"我看姑父也是个老实人,萍后你要求他,晚上他睡觉,你就在他床前哀求,他心一软,兴许就同意了。"母亲想想也说:"这倒是个好办法。萍后你要会说话,开口闭口就叫爸爸,他一高兴,一喜欢你,就带你走了。"晚上,和表姐夫喝了两盅白干的继父在红英表姐家的东房里睡下了。母亲和表姐在另一间房里说话,母亲叫我去求继父"开恩",成了马上告诉她。

我遵照母亲的意愿而行。开始我是低头认罪似的站在继父床头,一动不动。那时农村还没通电,昏昏暗暗的煤油灯跳在继父的床头,他缩在被窝里,用安徽普通话说:"你把灯吹掉吧!"他以为我是来给他吹灭油灯的。见我半天没动,继父奇怪地问我:"你站在这里干什么?"我嗫嚅着说:"爸爸,带我去安徽吧!"继父没吭声,我想起红英表姐交代的必要时要跪下的话,我双膝一弯,跪在了继父的床前。跪下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划过一抹钝钝的痛,13岁的我已经懂得自尊,我的眼泪在这一刻暗潮汹涌。

几分钟后,我听到了继父发出的鼾声,继父居然睡着了。

我的泪水不可抑制地滴落下来。如果是我的亲生父亲,他会视而不见我的跪地哀求而心安理得地酣睡吗?

我跪在冰冷的地上,薄薄的秋裤隔不了来自地底的寒气,我能感觉到寒气上升的冷酷与无法抵挡,泪在脸上蜿蜒成冰凉的河,小小的心似乎也冻成了冰坨坨。世界何其寒冷啊!哪里会是我取暖的地方?

我跪了也许有两个小时那么久,继父的鼾声经久不息。泪痕已在脸上干结,紧绷绷的,像结了一层痂。我绝望地想:如果继父一直不醒来,我是不是就一直在这冰冷的地上跪下去?

继父醒来时我已跪麻了双腿,继父起来解手,见状,很惊异地问:"干什么跪这里?"我小声而坚决地说:"我要去安徽!"我听见继父叹了口气,边往外走边说:"去安徽也是过苦日子!"继父解完手回来时叫我起来,"你不要跪了,"他说,"不是我心狠,我养两个人已经够呛,我再也无能为力。"继父躺进热乎乎的被子里,不再理我。一会儿,鼾声又起。

我是彻底死心了。不再哭,继父不会因我的哭泣而心疼的,我又不是他生的。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想往他身上贴的小包袱吧,谁又愿意自找苦吃呢?

我艰难地爬起来,在这个寒冷而又无情的冬夜,无家可归的我连继续哭泣的意念都放弃了。生活不相信眼泪。

我一个人悄悄回了养父母家去睡觉,没去惊动母亲。我跪了两个小时继父都毫无怜悯,她又能怎样?

整夜都在梦中挣扎。我一个人奔跑在烈日炎炎的旷野上,旷野无人,我无去无从。我仰天叩问:"家——家呢?"

(十五)

「我忽然惆怅万分,不知道这一去还有没有归期,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土。忽然想到孤零零埋在屋后的父亲,眼泪迅速吧嗒吧嗒掉下来。我就这样,如一叶飘萍般随着滚滚长江水飘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安徽芜湖。」

第二天,事情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继父竟然同意带我去安徽了。

后来才明白,一切还是母亲所为。在我黯然离开后,母亲与继父大吵一架,母亲说如果我不带去安徽,她也不去安徽了。最后继父吼了一句"老子算栽了"便默认了我。

继父的那一关过了,养父的一关就不那么容易过了。

中午,继父和母亲都在养父母家吃的饭。这顿饭应该说吃得圆满而美好。养父对母亲一口一个亲家母,和继父一杯接一杯喝酒。这天的我破例上了桌子,还吃到了两块红烧肉,自然是养父"疼爱"我的表现使然。

我一小口一小口咬着养父夹到我碗里的肉。到养父母家也有一年了,吃肉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也是养父第一次给我夹菜,并且是红烧肉啊!那肉是切成方块型的,有瘦有肥还有皮,琥珀色的,一层明晃晃的油,香极了。吃过饭,养父威严地叫他的女儿:"庆珍,洗碗!"庆珍很不情愿地动手拣桌上的杯盘碗碟,并且狠狠地瞅了我一眼——洗碗本来是我的任务,就像给养父打酒一样天经地义的。

母亲是在吃完饭后向养父提出要带我走的。养父正剔着牙,闻言眼睛一瞪:好好的,开什么玩笑?

是了,周家是怀着我做童养媳的目的收留我的,自然不会轻易放了我吧?我的心有点飕飕的凉,就像顺着我的裤管向上窜的凉风,一直窜到了我的心里去。

任母亲好话说尽,养父就是不放我,他的两个儿子站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打了个寒战,怕母亲夺不走我。

母亲和养父终于控制不住地争吵起来,养父咆哮起来,脖子上青筋鼓起老高,跳脚道:"老子不能白白养你女儿一场……"母亲答应养父,即使我去了安徽,仍然认他做父亲。养父不依,指使他的两个儿子将我押解起来,就在他们动手时,母亲冲过来,母鸡护雏一样抱我在怀。养父恼羞成怒,举起煤油灯就砸,油灯飞在母亲的额头上,殷红的血从母亲的脸上淌了下来。

亲眼目睹着流血的母亲势单力薄地为我争取着自由。原先对母亲的些许怨恨在此刻烟消云散。心里满满的,是对母亲的感激与感动。

事情的结果是请了养父村里的干部调解,母亲答应了养父赔偿200元养育费的要求。200元!这在八十年代初是个多么吸引人的数字!母亲找红英表姐借了100元,继父从口袋里掏了100元,我就被从童养媳赎回成了母亲的女儿。

养父仍不解恨,我临离开他家那天,他恼恨地叫我从身上扒下他家的所有衣裳。母亲二话不说,拉起我到薛窑镇,由我亲自挑选,替我买了一整套棉衣棉裤的衣料,随后送到一个裁缝店加急赶制。

至今仍记得那件粉红底碎白花的棉衣,我就是在13岁那年的春节穿着它满怀喜悦地从南通港登上了江汉号客轮。在南通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长江,站在江边的我惶惑至极,江水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呢?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这么混浊?在它身边,我是如此渺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那轮船真大,上下四层,我们买的最低等的五等舱,在船的最底层,一层草席铺在船板上,南腔北调的旅客横七竖八地或躺或坐。我不时爬上二层的甲板,望着江水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金色、银色的碎光,怯懦而兴奋。船开动了,逐渐骚动的旅客们逐渐安静,我看着庞大的轮船笨拙地离港,掉头,缓缓驶离我的故乡。

我忽然惆怅万分,不知道这一去还有没有归期,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土。忽然想到孤零零埋在屋后的父亲,眼泪迅速吧嗒吧嗒掉下来。我就这样,如一叶飘萍般随着滚滚长江水飘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安徽芜湖。

第二章:采石场,屈辱和血汗铸练坚韧不屈

(十六)

「砸破指头是正常不过的事,还有碎石屑溅入眼睛、划破腿脚的,右手掌被锤柄磨起的水泡也钻心的疼。只是,无论我受了怎样的伤,都甭想从继父那里得到半点同情。」

原以为好日子就会随着和母亲的相聚而降临的。直至来到继父家,我才明白梦想和现实的距离有多大。

继父家境的窘迫让我始料未及。当继父领我走过一座名为小荆山的露天采石场,再下一道坡,转弯就到了继父家门口时,我还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新家。这就是我的新家吗?

这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三间房子,像一只老龟,沧桑不堪地趴在地上。三间房子里却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即我家,一户是继父的大哥一家,他们家有五口人。三间房子一家一半,中间堂屋里乱七八糟地堆着杂物,养着鸡鸭,地上坑坑洼洼,屋里气味熏鼻。我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

后来才知道,继父在未和母亲结婚前一直独身。继父独身的原因很简单,继父易怒,脾气暴躁,嗓门大。据说继父年轻时曾有过数月的事实婚姻,后因那个女人无法忍受继父的性格而一去不返。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里,继父像山上一块不讨人喜欢的顽石一样,一直无女人问津。于是继父孤独地生活了47年,直至经人介绍介绍认识了49岁的母亲。其实母亲在见继父第一面时心内是备感失望的。做矿工的继父看上去丑陋而粗糙,家境也不如人意。但那时急于找个落脚点的母亲别无选择。

直至和继父生活在了一起,我才深切地明白继父支撑生活的不易,也才理解母亲当初不能带我来的苦衷。我和美华在父母的房间里搭起了一张小竹床,屋里还塞满了农具杂物,堆得满满的,一家四口和所有破烂农具塞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连转身的空间都很困难。尤其是,房间的门背后还藏着一只尿桶。晚上,谁起夜都是一阵"哗啦啦"的声响,又臭又吵人。

由于我的来临,使得原先就备感窘迫的家境更为捉襟见肘。我和母亲、美华的户口还未迁过来,实际上就是黑户,一家四口就只有继父的一亩五分地。吃的米和烧的柴都不够,只能买黑市米和煤。母亲的身体不好,几乎每月都要抓药。而继父一个月满打满算才七八十元的收入,这对一个有着两个正长身体、正在读书、又有一个长期病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生活的艰辛严峻地摆在了我们一家人面前。

过完春节不久,我和美华就要上学了。我很顺利地插班上了平山口小学的五年级读下半学期。学费是继父四处去借的。

继父认为借钱供我们姐妹俩读书,我们就得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才对得起这个家。于是,我和美华有了分工,课余时间,我上山砸石头,美华拣猪屎,因为猪屎是上好的农田肥料。那时我人小,就用小铁锤砸"寸子".所谓"寸子",就是一寸左右大小的石子。母亲身体好些时就在上山劈劈啪啪地砸。那时砸一吨石子可以得两块钱,一天砸得快可以砸一吨。

学会砸石头我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尽管是将那种拳头大小的石块砸碎,我在入门时还是吃足苦头。砸石头的正确姿势是用左手扶住石头,右手抡锤狠狠砸向目标。我握锤的姿势非常正确,只是每次砸向目标的准确性不强。好多次石头完好无损,扶住石头的左手指却皮开肉绽。疼是不必说的,难忍的是继父的指责。如果继父在身边,我连哭都不敢,继父会说:"眼睛是干什么用的?你不会看准了砸?"砸破指头是正常不过的事,还有碎石屑溅入眼睛、划破腿脚的,右手掌被锤柄磨起的水泡也钻心的疼。

半个学期很快过去,期末考试,我是和班里几个尖子生被班主任带到市里去考的。结果出来后,我就成了村里的"小名人"——我居然考上了芜湖市二十五中,是全村多少年来惟一考上重点中学的女孩子!

辛辛苦苦砸了整个暑假的石头,可因为垒了一间我和美华安身的小石头屋,我和美华的报名费又成了问题。

我考取的重点中学在市里,我得住校,住校就得交伙食费。不住校,天天往返二十多里路的时间和车费又是我难以承受的。美华也要上三年级,眼看九月一号即将来临,家中越发愁云密布。换个人家,孩子考上重点中学是高兴都来不及的事,而我家相反。炎热的夏季是身体虚弱的母亲最难挨的季节,母亲常常吃不进一口饭,光喝水,然后躺在竹榻上呻吟。继父焦头烂额,整日愁眉不展。我和美华日日行动如鼠,生怕一不小心触了继父的火气,从而引起父母的一场恶吵。

父母的争吵是三天两头的,苦难生活的无情磨练,将母亲逐渐从一个通情达理、温婉和善的妇人变成了一个敏感脆弱、脾气暴躁的怨妇,她不堪忍受继父诸如随地吐痰和大嗓门之类的恶习,经常指责继父。继父又是一个火暴性子,受不得一点指责,于是家中几乎无一宁日。父母的争吵让我和美华倍感家庭的冷漠与凄凉。

(十七)

「我就像那只辛苦的精卫,一块一块地衔着石头,所不同的,它是填恨海,而我是填生活。」

一天,11岁的美华问我:"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在家里呆了呀?"记得我当时对神色忧伤的妹妹说了一句恶毒的话:"一是嫁人,一是死。"嫁人和死,后来真的成了我向往的目标。

要开学报名了,继父丝毫不提我上学的事。我在忐忑不安中鼓足勇气、战战兢兢问继父:爸,我能读书吗?当时是晚上,正吃饭,继父夹了一筷子咸菜蹲在门槛上大口扒饭,把一个沉默的背影留给了我。母亲气度小,马上冲继父嚷:"女儿跟你说话,你聋了?"我心里一冷,凭经验知道,一场恶吵又即将开战了。

继父果然横眼吼道:"我要是聋了倒好了,省得听你的屁话!老子瞎了眼找了你们娘儿仨,累死老子了!老子也没办法可想,读不读书怪不得老子……"发怒时的继父可以声震整个小荆山,母亲放声大哭,母亲的委屈我能理解:继父后悔娶了她,她又何尝不后悔嫁了继父?

我和美华瑟缩在房间一角,继父的话句句如刀,直刺我生疼的心脏!在一刹那间,我心如死灰:不读书了!

我翻开书包,找出那张录取通知单,折好放进衣袋。临睡前,我开门出去了。

家门口就是一条通到长江的河,夏天的河水涨得满满的。月光下的河水波光粼粼,闪着温柔而慈爱的光泽。我小心地涉水而下,水的凉润让我全身一阵舒畅。我从兜里掏出录取通知单,放在了水面上。我用手一拂,它就随波漾了开去。再拂,它就漂得更远了,很快,它就漂成了一个小小的白点,我目送它远去。然后,上岸,回家。

我成了山上最小的采石女。14岁。

砸石头的光景又已不同,芜湖钢铁厂不要"寸子",改要"碗口石"了,顾名思义,就是碗口那么大的石头。八毛五分钱一吨。砸石工具随之更新。继父给我准备了一大一小两把铁锤,一把10磅,一把18磅。18磅铁锤的任务是将抱不动的大石头砸成能搬运的小石头,10磅铁锤的任务是将小石头砸成合格的"碗口石".还有一根铁撬、一把铁耙、一把铁叉。我每天扛着这些铁家伙"上下班",它们硌得我的肩膀生疼生疼,它们和我的骨头对抗着,它们硬,而我的骨头更硬。扛久了,居然也不觉得痛了。

山上的石头只有两种颜色。一种深青色的,带点墨绿色,这种石头往往一片一片的,约有十公分左右的厚度,适合铺平板路、下地基、垒围墙,这种青石石质较脆,只要力道到位,一铁锤下去就会开裂,棱角分明。这样的石头最好砸,砸石头的人都喜欢抢这种青石,可山上这样的石头并不多。

另一种是褐色的,这种石头比较顽固、坚硬,不容易砸碎,一块吨把重的巨石,弄不好,砸到最后就成了一块难啃的硬而圆的骨头,只能再用风钻打一枚炮眼,放进100克左右的TNT才能炸开,然后用破碎机瓦解它们,送去炼钢或者烧石灰,碎石子适合铺路。

山上的石头多得数不清,一炮放下来,总是几十吨的往下掉。那种轰泻而下的气势无比壮观也惊心动魄。放炮时,人们像麻雀一样躲在防炮洞里,默念炮响的次数,侧耳倾听石头倾泻的轰鸣,议论哪只炮的力道大,哪只炮是闷炮,哪只炮成了哑炮。而炮声一停,人们就像放出笼的鸭子,呱呱叫着跑去抢石头。砸石头也有规矩,靠山吃山,山上的"个体户"都是附近的村民,个个"占山为王",家家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场地,不成文的规定是,放炮炸下的石头落在谁家场地上便是谁家的,别人不得越界拾取,否则,轻则骂个狗血淋头,重则大打出手。在这个完全靠蛮力生存的小社会,每个人都有一套自我保护与对外抗衡的势力。有人以凶悍出名,有人以蛮横出名,有人以玩命出名。在山上,为抢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的例子太多了,我任何势力都没有,为避免麻烦,我到山上找了一处还未开采到、没人占有的场地,开始了我的砸石生涯。

我的场地因没开采,因而原料来源艰难。我先是从土堆里掏一些碎石块,但没两天就"坐拣山空".接着我开始采取"蚕食"行动。我看见有些人家的场地上石头多得砸不了,最后还是被工人们拉上了破碎机。我便央求人家:"你家石头多,与其让他们上破碎机,给我一点好不好?"这样恳求,一般比较有效。但也有蛮横的,宁愿上破碎机也不给我,我只有干瞪眼。

还有一种情况,人家石头多,他们只青睐省力的小石头,对那些费力的大石头便不屑一顾。我就拣这些人家不要的大石头,一块一块地用大锤砸小,再装上小推车运到我的场地上。我就像那只辛苦的精卫,一块一块地衔着石头,所不同的,它是填恨海,而我是填生活。

(十八)

「我抹干眼泪,爬起来,拣起我的铁锤,把仇恨通通发泄到了石头上。石头在我的铁锤底下啪啪地碎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压在自己身上的石头,也只有自己去颠覆,去砸碎,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帮你。」

我的砸石之初并不顺利。最大的困难是我几乎抡不起那些铁家伙,尤其那把18磅的铁锤。颤颤巍巍抡起来,砸到石头上却绵软无力。有时砸偏了,不是自己的腿脚倒霉,就是石粉飞进了眼睛。每天回家,手上腿上少不了旧痕添新伤。手上是逐渐两极分化的,十只手指因搬运石头被磨掉了螺纹,鲜红的嫩肉触之即痛;而手掌上却又老茧厚厚,针扎进五毫米丝毫不觉。几个月下来,我的脸庞黑了,胳膊腿粗了,力气大了,15岁的我看上去有20岁那么大。这是磨练,也是成熟。

有一次,我为了一块钱与人打赌,在半个小时之内,将一块近一吨重的巨石砸开了。那块石头也是赌气砸的。头天放炮的时候,它不偏不倚正好滚落在我家场地上。一般来说,这么大的巨石是该用炸药炸碎的,但我向矿上的班长要求放炮炸碎的时候,班长说石头有裂缝,可以砸碎,不必放炮。但是,却又没有一个矿工愿意出这份苦力。我求了好几个人,人家都说,石头这么大,砸碎有什么好处给我?石头在我家场地上,别人自然不管了,着急的是我。我一赌气,就说,我来砸给你们看。

这下,

矿工们来劲了。有个人说,你砸碎了我给你一块钱。另一个人说,我也加一块。不过限定时间,半个小时之内砸碎有效。我说你们别赖。当我轮着18磅的铁锤,站在巨石上高高抡起铁锤的时候,颇有点英姿飒爽的味道。那是砸石头最累的一次,半个小时,除了擦汗,没有休息一下,身上的汗水连裤子都湿透了。那块巨石渐渐地变小,变小,最后变成了一堆碗口石。后来整整装了一毛驴板车,足足一吨多。和我打赌的矿工赖掉了两块钱,这让我有点耿耿于怀。不过我还是不后悔砸了这块巨石,毕竟它卖的钱归我。

在山上,最艰难的还是抢石头。当我的那块场地也被矿工们开采后,忽然就成了宝地。前后左右都有人来围攻。每次炮声还未停息,就有胆大的率先跑进堂口,顶着石壁上放炮炸松的危石抢石头。为了捍卫自己的场地和石头不被侵略,我曾多次勇敢地和侵略者发生械斗。砸石生涯锻炼了我的个性,我再不是原先那个柔弱无助的小丫头了,我学会了自卫。

常和我发生武斗的是一个叫兰兰的女孩,比我大3岁,仗着她哥哥是矿上的风炮手,一向专横跋扈,欺霸一方。她不仅抢我的石头,连我的场地也妄图侵占。我们原先在边界处打了个界桩,以此为界的,但她总乘我不在时,擅自往我这边移动界桩。这种阴暗卑劣的手法令我尤其恼火,我和她讲理,她不,她张口就骂。山上砸石头的女孩子大多是没读过书的,那个靠蛮力吃饭的小社会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一般我都是忍字当先,因为我一直记着母亲的告诫:在小荆山这个地方,我们是外来户,没有亲朋好友帮助,尽量不要惹是生非。

当有一次兰兰唾沫横飞地咒骂我家的祖宗八代时,我终于忍无可忍,扬手给她两个响亮的耳光。于是我们扭成一团,她长得人高马大,力气自然也比我大,我被她死死地压在地上,我们像两个野蛮的小野兽,在满是碎石子的地上滚来滚去。最终我们是被矿工们拉开的,我们都负伤了,血汗交融,满面狼藉。我们互相仇视,咬牙切齿,气喘吁吁,一副困兽犹斗的样子。

兰兰的哥哥从半山腰下来了,我满怀希望地以为他是来为我们做调解、说公道话的,没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家伙居然二话不说,提起我的衣领,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把我扔到了几米开外。人生就这么残酷!谁让我没有哥哥?谁让我孤掌难鸣?哭是没有用的,惟一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强壮起来,面对强悍的对手毫不胆怯。我抹干眼泪,爬起来,拣起我的铁锤,把仇恨通通发泄到了石头上。石头在我的铁锤底下"啪啪"地碎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压在自己身上的石头,也只有自己去颠覆,去砸碎,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帮你!生活就这么残酷,生活的哲理也就这么简单。

(十九)

「紧张、恐惧使我心跳如鼓。现在下去是很轻易的事,但半途而废又是我不甘心的。我咬咬,上吧,如果连一座小山都不敢爬,我以后还能干什么?」

在一个中午,矿工们都下班之后,我鬼使神差地和砸石头的六九子打赌,看谁能通过安全绳上爬上山去,然后再爬下来,不准将安全绳系在腰上,只准抓在手里。我从没有过如此疯狂的念头和举动,潜意识里,似乎想证明自己的勇敢,让那些总是欺负我的人看看我的胆魄。

六九子是个男孩,比我大两岁,经常像只灵巧的猴子,在山上窜来窜去。他自然是不怕的。而我呢,仰头看看陡峭的石壁、摇摇欲坠的危石,感觉那山就要当顶压来了。我的心和腿一起狂跳起来,山虽不高,才200多米,但那是垂直攀登啊!可我不愿退缩,兰兰在这儿,周小金和周小九也在不远的场地上砸石头,我一定要成功地爬上去,不能退缩。

我和六九子一前一后攥住了同一根安全绳,绳子太粗了,我的手几乎握不牢它。绳子是矿工们放炮、撬石头时用的,它的另一头系在山后的一块巨石上。六九子爬在我前面,他说他是男孩子,应该"身先士卒".我穿的是已经磨平了底的解放鞋,登在石壁上总是往下滑,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两只攥住绳子的手臂上了。刚往上爬几步,颤动的绳子就带动了石壁上松动的小石块,簌簌落下,六九子赶紧喊我低头,只听见小石头嘣嘣地打在我们戴的藤编的安全帽上,有一些碎石擦着我的手掉了下去,手上有点痛,一定是破皮了。紧张、恐惧使我心跳如鼓。现在下去是很轻易的事,但半途而废又是我不甘心的。我咬咬,上吧,如果连一座小山都不敢爬,我以后还能干什么?

好容易爬到半山腰一块平稳的巨石上,我汗流浃背、气喘如牛。我转身下望,天!兰兰和其他人像侏儒一样在蠕动,山脚下是石块遍地,我不敢想象,如果现在掉下去会是什么结局。六九子笑嘻嘻地说:现在掉下去,不是脑浆迸裂、肢体分离,就是一块肉饼吧!

我不敢再往下瞄一眼,只有咬紧牙关往上爬了。在爬上一块凸出来的岩石时,我有一度双脚悬空,在挣扎的一刹那,我以为我真的要掉下去了,我惊恐地大叫,双脚乱蹬,我听到了下面一片惊呼,我能想象所有人都在看我的洋相。母亲正好给我送中午饭来,老远就骂:"你个讨债鬼,你不要命啦?快下来、快下来啊——"那天我穿了一件红的确良短袖衬衣,比较惹眼,山下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仰头看我的洋相了。母亲的喊声已经充满了哭腔。我也要哭了。现在我进退两难,我吊在半空。我后悔不该逞能,不该和六九子打赌,不该把自己十五岁的生命吊在一根绳子上。

最后,还是六九子,这个已经砸了三年石头的十七岁的小伙子,用他巨大的臂力将绳子拽了上去。当我一脚跨上顶峰的坚实土地时,我一下子躺在了地上,半天没有爬起来。

六九子对我说,你真不一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强、勇敢的小姑娘,你是小荆山多少年来最大胆的一个女孩子。经历了巨大惊恐的我现在又有点沾沾自喜了——是的,我自信我很好强,但这是生活逼迫的。那天回家后,我在日子里写了爬山的感受,最后我写到:这只是我攀登的第一座小山,在我人生中,还要攀登多少座山崖呢?

(二十)

「我为这个家牺牲了学业,小小的肩膀过早抗起了家庭重担,可他们居然连书都不让我看,这是我惟一的爱好啊!我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哭肿了眼睛。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开这个世界。」

为了多砸石头挣钱,也为了避免和兰兰们无谓的战争,我总是最早上山、最晚回家,我坚持每天砸四吨石头,够拉三毛驴板车,这样我每天至少可以挣到三块钱左右。一个月除去下雨天和星期天,起码可以挣到七八十块钱,可以帮继父撑起半个家了。

我最喜欢有月亮的晚上一个人在山上砸石头,虽然山上放炮时总会炸下早先埋在山上的棺材或人骨头,虽然几年前兰兰的父亲就被在放炮时炸死,虽然听说山上有很多孤魂野鬼,但我从未意识到怕。我喜欢晚上一个人不用跟谁抢石头,可以从容不迫地砸石头;我喜欢自己孤独的砸石声在空旷的山上传出回音;喜欢月亮看着我劳动的样子;喜欢一点点积累起明天的希望。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怕回家又看到父母阴沉的脸。他们三两天就要吵一架,全为经济拮据。有时候,因为石源不足,我会完不成一天砸四吨的"任务",回家后继父一问,他的脸色马上就挂了下来。我最怕父母发生争吵,只要他们和睦相处,哪怕让我一天砸十吨石头,我也愿意。

我经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孩子到夜晚来临也不想回家,是不是一件十分悲凉的事情?也许,就是这些磨练和经历让我对家失去了依恋,以至于才会有后来的离家出走,才会有浪迹天涯的念头,并且选择独善其身。

砸石头最难熬的是夏天,露天的矿山上气温高达五六十度,明晃晃的太阳烤得石头冒烟,即使戴着厚厚的帆布手套搬石头,也能感受到来自石头心里的灼热。一滴汗水滴到石头上,只听"滋"的一声,水印就变白了。被开采得凹陷进去的堂口里钻不进一丝风,要呼吸,就得像缺氧的鱼一样张大嘴巴。或者在休息的空隙,钻到荫蔽处,坐下用草帽扇一会风。好在矿上供应茶水,工人们一上班,就有人专门挑一担凉茶来,放在避荫处,所有人都用一只水舀喝水,也无人讲究或忌讳。在那样的环境下,根本没有讲究和忌讳的资格。

有时休息时,我坐在山根底下,仰望不可捉摸的高空和陡峭的石壁,闻着从自己身上散发出的发酸、发馊的汗味,搓磨自己老茧层层的手掌,忽然感觉命运就像压在我身上的一块巨石,压抑、沉重,难以颠覆。虽然我曾成功地攀登了小荆山,砸碎了男人们也胆怯的巨石,或多或少为自己树立了一点小小的尊严,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我还只是一个砸石头为生的小女孩。惟一改变了的,是我的自信心增强了。所以我常常望着越开采越矮小的山杞人忧天地想心思,我担心它会很快被采空,那么我又靠什么去生活呢?

夏天的中午,山上往往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其他人,人们都在午休。要到下午三点多钟、太阳偏西才上工,因为正午的堂口里实在太闷热了,人很容易脱水中暑。我就利用中午这段时间来读书,书是找矿工们借的,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历史小说《隋唐演义》。每天中午,我就坐在破碎机旁,那里地势较高,也有阳蓬,非常安静。偶尔会有一丝丝风愉快地穿过这里,这里就成了我夏天中午的读书天堂。晚上回家,我就把这天的读书心得写到日记本上,抄录下书里的名言警句。那些书,还有那些闪光的字句,像星星一样点亮了我灰暗的15岁的天空。

但我是不能在家里看书的,继父心疼电费。我和妹妹住的是单独开门的小石头屋,和父母住的那一间一墙之隔,他们可以透过墙上的石头缝看到我们小屋里的灯光,要是我们在小屋里超过十分钟不关灯,继父就会不由分说拉了电闸,房间刹时便沉入黑暗,像小船沉进了海底,我的心也是。躺在床上,闻着从窗户外飘过来的茅坑的臭气(我们的小屋窗户正对着茅坑),眼泪止不住刷刷往外涌。浑身的酸痛袭击着我,而最痛的还是心。

母亲心疼我,月底到石矿结了账,母亲会偷偷塞给我一两块钱作为奖赏。这钱我轻易舍不得花,等到下雨天,露天石矿不能作业的时候,我就徒步十几里路去市里的图书馆买书或者在芜钢路的那家小书屋里租一套连环画,坐在那里看半天。那天的心情就会愉悦无比,像饥渴已久的人终于找到了食物和水一样。

但命运似乎注定了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

有一次,我用省吃俭用的三块五毛钱买回了两本《宋词三百首》和《工笔画技法》,继父看到了,勃然大怒,对他来说,这种浪费简直罪不可恕。母亲因为给我的私房钱被继父发现而恼羞成怒,她不由分说,将那两本崭新的书塞进了正燃着的灶堂。我愤怒至极,有生以来第一次顶撞了父母:"你们太愚昧了!"母亲扬手给我一个耳光,从小到大,母亲从没打骂过我,因为我一直是那么乖顺听话。母亲的这一耳光打碎了我的心,我痛哭失声。我为这个家牺牲了学业,小小的肩膀过早抗起了家庭重担,可他们居然连书都不让我看,这是我惟一的爱好啊!我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哭肿了眼睛。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开这个世界。

(二十一)

「苦难是一笔财富,我得感谢它。人生是一条河,无论水深水浅你都得趟过去,才能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我把自己关进小屋,边哭边在我的日记本上写遗书,我一遍遍狂乱地写"我恨这个阴暗的世界、我恨不公平的命运、我恨……"一连串的恨,我不知道具体该恨谁。只觉得整个世界对我都是不公平的。

我选择了上吊。绳子是插秧拉线用的尼龙绳,很细很结实的绳子,打上死扣就解不开了,几乎可以勒断人的脖子,这种自杀方式在农村比较普遍。我甚至在邻村看过一个上吊的新媳妇,舌头伸了出来,怎么也缩不回去。可怕是可怕,但比较能解决问题。

可临到实施前,当我站在凳子上,把绳子挂到房梁上后,许多牵挂涌上心头——我死了不要紧,母亲能经受得了如此巨大的打击吗?父亲的去世她已经"死"过一次,我还要再让饱经风霜的母亲再"死"一次么?美华呢?她才12岁,正在读初一,我答应过要供她读完初中的。没有了姐姐和母亲,她在这异地他乡如何生存?

亲情的眷恋软化了我的自杀意志,我从凳子上跳下来,收起绳子,擦干眼泪。生活不相信眼泪,即使你把眼泪流成珍珠,灰暗的生活也不会因此而闪光。

但是,离开这个冷酷世界的念头并没有从我的心里彻底抹去。后来,我一旦被父母痛骂,或父母吵架的时候,就想自杀。十分渴望自杀。也实施过自杀行为。我前前后后写过10封遗书,写了烧,烧了写。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封写于16岁夏天的遗书。但我已经记不清那天受了什么刺激想自杀了。

想死的念头是从15岁开始的,一直到19岁离家出走。除了那次上吊未遂之外,后来我又喝过一次老鼠药。

那一次,我把母亲藏在墙缝里的两包老鼠药全都倒进了水杯,我以为毒药是该泡着喝的。但老鼠药倒进水里之后,它久久不沉淀,也不融化,我闻了闻,味道很难闻,我想捏住鼻子一饮而尽,忽然又害怕万一死不了,那就是笑话了,以后还如何见人?痛定思痛,我终究打消了喝老鼠药的念头,想找个一了百了的办法。后来,我又跳过一次河、用剪刀剪过一次手腕。但每次,都是在关键时刻,想到母亲和妹妹而狠不下心肠。都是半途而废。后来才明白,自杀真的是很傻很傻的事情,我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人生过程没有去体验,就这样死了,实在太冤了。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自杀成功。我很庆幸自己平安地度过了花季里的雨季。我很庆幸自己还算坚强,终于守到了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生活无论多么阴暗,总会有火星闪亮的地方。而照亮我灰暗生活的火星,无疑便是书了。为了不让父母恼火,我不再花钱买书了,只有厚着脸皮找人借书看。村里有个已经在纺织厂上班的高中生,他酷爱书籍。他有个小木柜,里面装满世界名著和书刊杂志。高中生人很温和,我找他借书基本上不会空手而回,但他每次只借一本给我,看完一本再去换下一本。我从高中生那里借完了《飘》、《三国演义》、《西游记》、《巴尔扎克文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泰戈尔诗集》、《鲁迅文集》、《巴黎圣母院》,武侠小说《白发魔女传》、《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期刊《十月》、《啄木鸟》、《清明》、《收获》等等。有将近两年的时间,高中生的小书柜对我来说成了耗子的米缸。那些书我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地读。走在路上读,吃饭的时候读,上厕所也读,任何时候,我的口袋里都会有一本书。晚上为了和继父打马虎眼,央求美华故意拖延做作业的时间,那些书籍芬芳了我整个枯燥无味的花季生活。

每当读到一些警世名言,就把它们抄在日记本上。什么"人生能有几回搏"、"谁若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谁不主宰自己,永远是个奴隶"等等。还把一些爱情锦言也悄悄地抄录下来。那些书籍使我感悟出一个人生哲理:人必须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精神的。如果现实世界令我们痛苦,那么,我们就从精神世界获得安慰,这种安慰来自我们的心,我们要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沉溺于苦难无法自拔,怨天尤人,要学会自己拯救自己,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受到了启示。山和石头在我眼里有了生命,它们是为了改善我的生活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这座石山,我不知道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如果没有它,我的意志、我的自信、我的坚忍的个性也许不会磨练出来。

(二十二)

「原来,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领悟是在寻常而无意的时刻感受到的——如果不是我受伤,如果不是继父送我换药,如果不是继父背负我渡过这个江边码头,我怎会轻易摈弃对继父曾有的误会和怨恨?」

趟过16岁的河,我到达了17岁的彼岸。3年的砸石生涯使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采石女。身体健壮,手臂有力,走路时脚下像按了弹簧,弹性十足,每顿可以毫不费力地就着咸菜扒拉下两大碗米饭。

17岁,的确良的黄军褂下掩饰不住我的青春了。开始有年轻的矿工注视我的背影了,开始有人和我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了,我猛然意识到,我已经不知不觉的长大了。成长是痛苦的,但它并未停止成长。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十七岁的元旦前夕,灾难会再次从天而降,猛地砸在我满怀希望的头顶上。

那时,毛驴板车已经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拖拉机是外村人开的,谁先抢到就替谁家拉。那是一项不亚于运动会上争夺第一名的速跑运动,只要远远地看到拖拉机开来的影子,等候的人群便用百米冲刺的劲头冲将出去。这就需要有极强的速跑功能,我是练出来了的。只要我和其他抢拖拉机的人同时向一辆拖拉机奔去,一般都是我抢先一步。

但是,那天我失手了,我跑得太快,而那辆拖拉机到了我跟前也没有减速,我凭经验一个箭步跨上了飞奔中的拖拉机踏板,与此同时伸手去抓拖拉机上的栏杆,但我却没像往常一样像一只油瓶般稳稳地挂上去,因为拖拉机的踏板上有霜,我脚下一滑,人就迅速滑倒在拖拉机的前轮和后轮之间。耳边一片惊呼……

掉下去的刹那我就知道完了。电光石火间,我看到拖拉机巨大的后轮向我的脸压过来,我本能地一偏头,这辆庞然大物飞快地从我的右脚经过左腿,再压过我的左半身,从我的左耳边呼啸而去……

我躺在马路中央,脑袋是懵的,感觉不到疼痛,我以为我死了。但我分明看到有人向我奔过来,有人抱起我,有人帮我拦车,送我去医院,我脑子里是混沌的,我依稀躺在一个人的怀里,车子颠簸着急驰。我仰头看天,天上白云朵朵,变幻莫测。我忽然想我要是一片云多好,想到哪里到哪里,没有灾难,没有苦痛,没有烦恼和牵挂。我就那样久久地看着自由飘动的云彩,心像死了一样沉寂。

在平山口的医务室里,我看到了自己的伤口,右脚伤得最厉害,粉碎性骨折,脚髁处有一个洞,看得见里面的白骨。左腿腿部的伤口较深,血流不止。我颤颤地问医生我会不会残废,医生含糊地说那要看恢复的情况了。

难道我会成为一个瘸子?瘸子?天啊!

母亲闻讯赶来乡卫生所,进门就哭:"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叫娘怎么活呀……"出事后一直没流泪的我这时忍不住泪如泉涌,母亲的发已经灰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沟渠纵横,母亲老了,而我还没彻底长大。我还遭此横祸,我为此而悲哀。为什么命运之神要一次次至我于绝境呢?

我被拉回家躺在了床上。

小屋里冰凉如水。从落叶凋零的树梢上"呜呜"刮过的冷风从掉了水泥的石墙缝里钻进来,像一双冰冷的手从我的脸颊上摸过来又摸过去,鼻尖都是红的。伤腿被打了石膏藏在被子里,只要不动,伤口并不太疼。疼的是心。

车祸过后,继父的脸色变得越发阴沉。他很少到我的房间来,我常隔墙听见他愤怒的咆哮,我知道他借题发挥都是因为我不能再上山砸石头,并且又会损失一笔医药费。我很内疚,内疚得绝望。我不恨继父,我理解他的愤怒,本来我可以为他承担一半的家庭重担的,现在,只能靠他一人支撑风雨飘摇的家了。他能不恼火么?

伤腿是要经常换药的,继父就找人家借了一架板车,车上铺上稻草,稻草上铺上我的棉被,我被裹在被子里,然后和母亲、姑妈(继父的妹妹)三个人拉着推着送我去医院换药。本来是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的,有继父一人拉我去就行,可母亲偏偏不放心继父的脾气,怕他和医生说不清楚,坚持拉了姑妈同去。

我家离市二院约有十多公里路程,有一半是坑凹不平的泥石路。继父在前面拉着,母亲和姑妈一左一右跟在车侧,脸色和脚步一样焦急。板车的轮子不时从小石头上面压过,伤腿也在颠簸中备受疼痛折磨。我不吭一声,吭声也没有用。再坎坷的路,该经过的总是要经过的。

为了抄近路,继父准备从火龙港过渡。火龙港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流经的码头,冬天的长江有点清瘦,而江水依然浑浊汹涌。摆渡的是一条水泥驳船,一来一往,繁忙穿梭。本来我要母亲扶我上船的,继父却说江边路滑,不能让我摔跤,一定要背我。我只得顺从地趴在继父的背上,继父的背并不宽厚,蓝色卡其布上衣上还占有矿石的灰尘,肩胛上的补丁一层叠一层,虽是寒冬,走路急燥的继父已经热得出汗,身上发出一股浓烈的汗酸味。更令我感到心酸的是,平时我居然没有注意到,继父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如果不是我们孤儿寡母的拖累,才50岁不到的继父何至于如此苍老呢?

平时是有点恨继父的,恨他的冷酷,恨他的坏脾气,恨他的没有人情味,恨他的大声吼骂……而在此刻,所有的恨都变成了对继父的理解和宽容,变成了爱与感动。我生平第一次紧紧抱住了继父的脖子,一串热泪悄悄地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我在心里第一次充满感情地叫了一声——爸爸!

原来,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领悟是在寻常而无意的时刻感受到的——如果不是我受伤,如果不是继父送我换药,如果不是继父背负我渡过这个江边码头,我怎会轻易摈弃对继父曾有的误会和怨恨?

在回家经过芜钢路的时候,一个烟酒门市部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天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是你抚养我长大,给我一个家……"这首叫《酒干淌卖无》的歌我曾在矿山上的广播里听到过,我没有看过这场感人至深的电影,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养女唱给养父听的歌。我在心里默记下歌词,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继父听。

(二十三)

「边喝边哭。边哭边喝。边喝边想。喝完今天的酒,我就跨进18岁的门槛了,可哪扇门可以通往春暖花开呢?」

1987的大年初一是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刻骨铭心的一天。那天我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喝醉,第一次喝伤。

腊月里,家里就磨了豆腐和年糕,炸了肉圆子,买了一条鲢鱼,割了几斤肉,准备了蔬菜,过年的菜肴基本上准备好了。我和妹妹也一人做了一身新衣服,尽管只是花了十块钱给旧棉衣做了一件新外套,还是令我们欣喜不已的。

年三十那天一大早,继父去镇上买回一瓶"醉大圣"白酒,继父回来说花了三块五毛钱。下午四点还不到,村里的家家户户就争先恐后地放鞭炮吃年饭了。农村有种说法,年饭吃得越早,来年光景越好。许是过年的缘故。父母的心情都比较好,说话的声音比往常温和了许多,这比过年更令我开心。

继父洗了两个喝白酒的小杯子,让我陪他喝一杯。家里能陪继父喝一杯的也就是我了。年三十,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热气腾腾的煤炉吃"一锅熟".锅里有咸肉,有青菜,有豆腐,有粉丝,有肉圆子,十分丰盛。母亲喜欢吃豆腐,妹妹喜欢吃肉圆子,继父喜欢吃咸肉,我什么都可以吃。过年真好,父母不吵架了,还有肉吃,又不会挨骂,还不用干活,世界上任何时刻都没有过年幸福。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我想天下所有的小孩子都有这种希望。

继父往两个小瓷杯子倒满了酒,白酒像清水一样清,但是酒味浓烈极了。我先举杯对继父说:"爸爸,祝你身体健康。"继父愣了一下,似乎还没习惯被祝福。母亲把一块肉夹到我碗里说:"只要你的腿快点好起来,比我们身体健康更重要。今天还是你的18岁生日,你好我们一切都好。"妈妈的话让我鼻子一酸,我一仰头,把一杯酒倒进嘴里。18岁的第一天,我第一次品尝了白酒的滋味。那酒真辣,像一条抹了辣椒的小蛇,一直钻到肚子里。

后来我和继父一人又喝了两杯,两人大约一共喝掉了三两。酒瓶里还剩下白晃晃的大半瓶。我感到头有点腾云驾雾似的晕,晕的感觉特别美妙,像有一双棉花似的手在眼前拂来拂去,优雅,奇妙,梦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一次领略酒的神奇。所以,大年初一那天下午,当父母和妹妹都去姑妈家吃饭时(我因为腿行走不方便,所以留在家里),我又拿出了那瓶头天喝剩下的白酒,蒸了一碗肉圆子,然后一个人坐在小桌旁,吃一粒肉圆子喝一杯酒,开始的时候,似乎还很潇洒,一杯一口。当一碗肉圆子吃光的时候,六七两白酒也见底了。白酒并不好喝,但是头天领略了微醉之后的美妙感觉,我以为多喝点,感觉会更加美妙的。我并不知道,醉酒之后会生不如死。

喝到后来,我一边喝一边哭,我不知道那已经是醉了。我只知道我清醒地想着很多前情往事。我想回家,回江苏老家,想去给父亲上坟,给他的坟头除草,多年没回去,父亲坟头的草一定长成青纱帐了。父亲,父亲,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隐隐作痛的父亲呵……一想起父亲,我就控制不住感伤,控制不住泪流成河。如果父亲一直活着,我们一家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和坎坷的。亲爱的父亲,你为什么要早早离开我们呢?……

边喝边哭。边哭边喝。边喝边想。喝完今天的酒,我就跨进18岁的门槛了,可哪扇门可以通往春暖花开呢?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跌跌撞撞地倒在了父母的床上,我想打开十四寸的小黑白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刚一抬头,胃里忽然翻江倒海,我无法自控地吐起来,一塌糊涂。我知道父母回来我会挨骂的,但我顾不得了,身不由己了。

我心里很明白,我醉了,但思想清醒着,只是肢体被麻醉了。我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地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吐得翻天覆地,撕心裂肺,像有一只手抓住我的胃,把它翻了过来,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

不知道父母什么回来的,只记得后来头上了有热毛巾,有了母亲恼怒的责怪。我还记得我抓住母亲的手,固执地喊:"我想回江苏,我想回江苏……"后来想想,我潜意识里对故乡的感情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那场噩梦而变冷,相反,却因为在安徽生活的艰辛而越发思念故乡,思念死去的父亲。那种乡愁,是比醉酒还伤人的一种哀愁。

我18岁的生日就在这场宿醉中度过的。没有蛋糕,没有许愿,没有祝福。一个惨淡的生日就像那天晚上的鞭炮纸屑一样,很快被冷冷的北风吹走了,一去不返。

(二十四)

「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我就这样一头栽进18岁的门槛,尽管还没春暖花开。

我的腿直到春节以后才逐渐可以下地行走,那时候门口的河水已经开始解冻了。春天来了,我18岁的春天就这样如期来临。

腿好点之后,我依然上山砸石头。但左脚还没恢复好,只能用右脚着力,一蹦一跳地走。母亲帮我搬石头,我砸。有些开拖拉机的司机我家的遭遇,也会主动为我家拉石头。我的生活在悬崖边轻轻拐了一个弯,又驶上了原来的轨道。

然而,祸不单行,我的腿刚好,母亲就生病了。从四五月份开始,妈妈便经常性地躺在床上呻吟了。她一会说胸口疼,一会说肚子疼,一会说胃疼,不知道究竟哪个部位出了毛病。继父整日吼着叫她去医院看病,妈妈却倔强地躺在床上不肯去。我了解妈妈,她是在硬撑着,不想浪费钱,能挺就挺过去。农村人对待生病都是这样硬撑的。直到实在撑不过去,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医院,往往会因为病情的加重而吃更多的苦头,花更多的钱,甚至拖到病入膏肓。

终于有一天,妈妈挺不下去了。那是1987年7月1日,我晚上回家,忽然没听到妈妈的呻吟了,我以为她的病情减轻了些,心情一阵轻松。没想到,我一进房间,一看到妈妈的脸,便大大地吓了一跳——妈妈的脸像一只盖了黄表纸的核桃,多皱而蜡黄。她裸露的手臂和大腿也是一片黄色,我翻开她的上衣,全身也是一片蜡黄!她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猫!我一下子恐惧到极点:妈妈不会是要死了吧?

继父回来了,他也吓坏了,他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了一圈后,一路喊着叫着去了姑妈家。继父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遇到任何意外,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去姑妈家讨主意。我和妹妹美华围在妈妈床前,心如刀绞。妈妈要是死了,这个世界上,连棵值得我们姐妹俩依赖的草都没有了,还怎么往下活呢?

很快,姑父和姑妈都来了,还有汪医生。汪医生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立即下结论:是急性胆囊炎,看样子黄疸已经破了,必须马上送医院,晚了,命就难保了。

那个7月的夏夜,那个泛着浓烈汗酸臭味的夏夜,那个在妈妈的病痛中变得极其狰狞的夏夜——让我心有余悸!我、继父、姑夫和年保子(妈妈认的一个干儿子),四个人用扁担抬着沉甸甸的竹床,竹床上躺着几近昏迷的妈妈,在那个无月的深夜脚不点地地奔向市内。

可当我们抬了两个多小时,把妈妈终于送到芜湖铁路医院时,那个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现在医生都在家睡觉呢,只有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上班以后才能治疗。"姑父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现在病人都快不行了,求求你先治一下吧。"医生不耐烦了:"跟你说了,现在医生们都在各自的家里睡觉,怎么给你治疗?你们带钱没?带钱了就先办住院手续吧!"父亲摸了摸口袋,跟医生说:"医生,我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够不够?"那个医生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说:"住院押金300元。交齐才能住院。"继父又懵了,嗓门又大起来,还有一丝哭腔:"这可怎么办哪!这人哪里还活得了……"说着抱头蹲在了地上。竹床上,妈妈蜷缩成一团,悠长的呻吟让人气短。姑父和年保子轮流和那位医生说好话,求情,但没用。

那一刻,我恨透了没有人情味的医生。我在牙齿缝里诅咒他们的铁石心肠。求医生无果,父亲和姑父只好回去筹钱了,父亲把146元现金塞到我手里,嘱咐我医生一上班,就先给妈妈看病。他们走了,我和年保子守着缩成一团的妈妈,在医院的走廊上,从天黑等到天亮。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妈妈,你千万不能死啊!

(二十五)

「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妈妈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好不容易,医院里的白大褂们多了起来,我再次跑进急诊室,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正在水池边洗手,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眼泪"哗"地涌出眼眶,泣不成声地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我妈妈快死了,你快救救她吧!"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医生总算有些仁善之心,他问了一下妈妈的基本情况,就随我来到妈妈身边。躺在急救室门外的妈妈已经昏迷了,老医生用手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病人是急性胆囊炎,黄疸已经破裂,生命垂危!"老医生皱着眉头说。他转而问我:"谁是病人家属?你?你家大人呢?"

"回去取钱了。"我抹着眼泪凄惶地回答。

"你们没带钱?那病人无法住院啊!"老医生一脸无奈。我急了,双膝一软,就跪了地上,成串的眼泪随之跌落尘埃。我顾不得羞涩或难为情了,此时此刻,只要能救妈妈,让我磕破脑袋我都愿意。我哭着对医生说:"医生,求求你先救我妈妈吧,我爸爸早些年得病死了,现在妈妈又病成这样,她要死了,我和妹妹也活不成了……"我生平跪过两次,一次是多年前,求继父带我来安徽而下跪过,我在冰冷的地上跪了两个小时。而这次,是为妈妈的生命而跪的,这两次下跪都让我刻骨铭心。

老医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一挥手:"先把病人送进病房,打针消炎。钱来了赶快交到财务室。"老医生原来是外科主任,一句话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老医生的指点下,我先去医院的财务室交掉了146元钱,终于将妈妈送进了病房。

一群医生很快对妈妈的身体进行了检查,从医生们神色严峻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妈妈的情况十分不妙,她身体极其虚弱,又贫血,且还发着烧,人呈半昏迷状态,如果现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最保险的疗法就是先退烧消炎,然后看情况再动手术。

接下来的十多天,妈妈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因为没钱交医疗费,医生们对妈妈不是特别关注。我每天催促医生们给妈妈做手术,医生两手一摊:你们还没交够钱,怎么动啊?

直到7月12日,继父借了500元高利贷,总算可以把妈妈送上手术台了。可是,正准备给妈妈做手术时,医生又发现她血压太低,手术过程中至少需要输两袋血,所以还需要补交300元。继父只得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筹钱。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在13日上午将钱补齐,病人必须马上手术了。

7月13日上午,医生决定为妈妈做手术,因为妈妈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上午8点,我被叫进了医生办公室,一位姓孔的中年医生拿出两张纸,对我说:"现在病人身体很差,贫血,发烧,动手术的风险很大,家属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我们才能动手术。你能签字吗?"我懵了,我这才知道,动手术的风险是病人家属承担的。

医生问我多大了,我说18岁。医生严肃地看着我说:"18岁已经成年,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必须我来签字吗?18岁的我能够掌握妈妈的生命吗?我低头仔细阅读手术同意书上的字,可那上面写着什么啊?——如果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医院概不承担责任。我的眼泪又刷地滴落下来。这张薄薄的纸,会不会是妈妈迈向死亡之路的通行证?而我如果在上面签了字,是不是意味着我同意妈妈走向死亡?

我捧着那张纸哭个不停,眼泪把纸都打湿了,我依然不敢签字。直哭到医生都不耐烦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快签字吧!签了字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你妈妈做手术了。如果你不签,我们就没法抢救你妈妈……"我终于颤抖着手,用我稚嫩的笔迹在手术同意书上写下了"同意手术,赵美萍"这七个字。眼泪一串串地滴在那几个字上,慢慢染成一团墨迹……

上午8点30分,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眼看着妈妈越去越远,眼看着那扇门在我眼前缓缓关闭,我感觉到像有一只手在往外掏我的心,巨大的失落和疼痛从胸口部位扩散开来,我靠在手术室门外的墙上,掩面大哭。有个医生刚好从楼梯上来,冲我呵斥道:"医院里要保持安静,不要在这里哭,要哭到外面去!"我不敢大声哭了,我抽泣起来,头脑昏沉沉的,我的身体顺着墙根溜了下去。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肿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妈妈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二十六)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手术进行到11点多钟,妈妈终于被推了出来。谢天谢地,她还活着。只是肚子上多了一条伤口,同时还多了一个胆液引流袋,妈妈被切除了大半个坏死的胆囊。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在医院里陪着妈妈。其间,医生给妈妈下过三次病危通知。病床上的妈妈像个纸人一样不堪一击,医生最担心的是会有并发症夺去妈妈的生命。7月酷暑难熬,妈妈的病房里没有电扇,除了酷热,病房里蚊子奇多。我每天形影不离地守候着妈妈,倒屎倒尿,擦身洗脸,打扇驱蚊,晚上就趴在妈妈的脚头眯一会。那段时间我整整瘦了十斤,不仅睡眠严重不足,还因为吃不饱。医院食堂的饭菜不仅贵,而且量少,我只能每顿吃一只馒头,就家里带来的咸菜。妈妈吃我煮得软软的面条,偶尔放几片猪肝或用小鲫鱼熬的汤。

在医院里,最令我揪心和伤脑筋的是,那个胖胖的护士长隔三差五就把我叫到走廊上,要我补交药费,否则就停药。停药对一个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明白。动完手术后,妈妈有过三次病危。我接到过医院下达的三次病危通知书,随着通知书一起下达的,还有医院财务室催交药费的通知单。每次捧着这些烫手的通知书,我欲哭无泪,只能厚着脸皮一遍遍求医生:先救我妈妈,钱一定会补齐!

在医院里,唯一令我感到开心的是,认识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也是因为胆囊炎住院开刀的,叫方霞,是和县人。方霞是个外秀慧中的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在一个小学做老师,和我一样爱读书,我俩经常在病房里背诵《红楼梦》里的诗,她还会看手相,会解梦。有一次,她煞有介事地拉了我的手,要给我看相。看了一会,她认真地说我这个人命硬,以后会有大出息,28岁时会有感情波折。我边听边笑,谁能预测未来,谁能知道未来的天空是晴朗万里还是阴云密布呢?不过,她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希望。在医院那段难捱的日子里,我和方霞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方霞早早结婚,生了儿子,和在铁路上工作的老公恩恩爱爱。惟一不足的是,她的身体十分不好,常年生病。有了孩子后便没再工作,把家迁到芜湖,一心抚育起儿子来。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留到现在。当然,这是后话。

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都有分工,我在医院照顾妈妈;继父在家一边上班一边想办法借钱;妹妹正好放了暑假,也上山砸石头。一想到妹妹那么瘦小的身体,却像当年14岁的我抡着铁锤砸石头那样拼尽了吃奶的力气,我十分心疼。妹妹曾换我在医院服侍了两天妈妈,结果被妈妈骂了回来,她太小了,连帮妈妈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妹妹生性胆怯,连妈妈的吊针打完了也不敢叫护士来换。

家里最累的要数继父了,干体力活容易,但借钱就是万难了。所以,我每次看到继父来医院,从贴身口袋掏出被汗水浸湿的钞票时,我就眼眶发涩。钱是借到了,可何年马月才能还清呢?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二十七)

「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当务之急,是挣钱还债。

正巧,当时靠近芜钢的"松园绣花厂"正在招工。于是,我去报了名。绣花厂有规定,进厂要交三百元押金,自己带缝纫机。天!这简直是雪上加霜。但是,绣花对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似乎是个光明的前途,病床上的妈妈坚持要我去。钱的问题再想办法。

结果,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进了绣花厂。钱是一点点借来的,还买了一台长江牌缝纫机。父母都指望我马上学会手艺,很快把本钱挣回来。就这样,18岁的我从采石女摇身一变成了绣花女。

一开始,我花了整整两天去踩动缝纫机,它不太听我的使唤,总是在不该停的时候停了下来,而在该停的时候呼呼乱跑。我是进厂较晚的学员,当其他绣花女收放自如地踩动缝纫机,十指纤纤、针线如飞地绣着花样的时候,我还脸红脖子粗地学着穿针引线。而等到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缝纫机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己这条路走错了——我满手是茧,粗糙的手指总是把那些绣花用的丝线粘住,漂亮的丝绸也被厚厚的茧子摸起了毛。我的笨手笨脚自然让来自扬州的漂亮师傅伤透脑筋,师傅因此一点也不喜欢我,总是对我呼来喝去。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我恨我自己的笨,恨自己的手指为什么那么粗糙,像一根根长相粗笨的胡萝卜。为了惩罚自己,我中午不再去食堂吃饭,我要笨鸟先飞。

我想绣出一只蝴蝶,但是我手脚的行动根本不在一个节拍上,我的手如此僵硬,绣花绷子根本不听使唤,一只蝴蝶的翅膀还没绣好,已经断了三枚针。过多的接线使蝴蝶的翅膀毛毛糙糙的,这是师傅最见不得的。我只好拆了重新绣。这样拆来拆去,蝴蝶还没绣好,那块绣花布已经报废了,为此,又少不得挨师傅的一顿责骂。

每每张开手指,自己看着都有点厌恶: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哪里像个女孩子的手呢?难怪绣花师傅会嫌弃我的手,连我都嫌弃呢!我从一本相书上看过,说掌纹清晰的人心地简单,命运也简单。但是,我线条清晰而简单的掌纹为什么却和命运对不上呢?

我回家对妈妈说,绣花比砸石头还难,我不愿意学了。妈妈骂我没出息,说砸石头不可能砸一辈子,绣花才是女孩该干的活。再说,缝纫机买了,学费也交了,不学会就亏大了。妈妈说的没错,我无可选择。世上可以选择的路有很多,却不是我的。

为了将手上的老茧尽快除去,我每天晚上在热水里浸泡好一会,然后一层一层撕掉那些老皮,再抹上五毛钱一袋的雪花膏。精心护理了两个月,手上的老皮总算柔软了些。

两个月之后,我才终于学会将绣花绷子使用自如,脚下控制着缝纫机的轻重缓急,手拿着绣花绷子上下左右不停地筛动一会,一对蝴蝶的翅膀或一朵玫瑰的花蕊便跃然布上,最多的一天,我可以绣到30只。按每只一毛五分钱计算,可以挣得四块五毛钱。后来操作熟练了,每天可以绣到40只左右。

为了向母亲展示我绣花的本领,我去街上买了一块粉红的确良布,绣了两朵盛开的白菊花,然后做成了两只实用的枕头套。那两只枕头套成了我的闺房里唯一的美丽点缀,一直用到我离开家乡。

有一回,我在一件衬衫的前胸绣了一朵白色的菊花,那衣服立刻变得鲜亮起来。从此我便忙碌了,村里总有些姑娘跑来请我帮她们做些绣品,为出嫁做准备。有的要求绣枕套,绣窗帘,绣床头帘,绣桌布……那一阵,我成了村里有名的"绣花女".

(二十八)

「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我的绣花女时光只延续了8个月,因为经营不善,松元绣花厂很快倒闭。当我将缝纫机拉回家时,适逢碗口石也卖不动了,山上已经没什么人砸石头,日子更为萧条。村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纷纷选择出嫁到外村,逃出了一穷二白的小荆山,没嫁的,也订婚了。她们就像一只只从笼中逃脱的鸽子,逍遥地飞远,惟有我的前途一下子渺茫起来。虽然家里一直没断过媒人,但是父母紧守着"把我嫁到街边"的底限,轻易不松口。父母的势利让我反感,与生俱来的叛逆在心里萌芽,我有种预感,也许我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回家不久,矿上的破碎机组要招人,我跑去"应聘",被顺利录取。于是,成天戴着日本鬼子那样的深蓝色"风帽"、眼镜和口罩(因为破碎机在开动后粉尘极大),拉着铁皮翻斗车,一天数十趟地从破碎机里拉出加工后的小石子或石粉,倒到50米外的料场,让汽车或拖拉机运走。周而复始,枯燥而又机械,生活没有一点亮色。破碎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振聋发聩,灰尘弥漫。

一天下来,尽管戴着口罩,鼻孔里还是吸满石粉,手指一抠,都是灰白色的厚实的泥巴。露在风帽外面的头发、眉毛像是染了霜,回家好一通洗,那时能用香皂洗脸已够奢侈,至于头发,只能用最便宜的蜂花洗发水,如果没有,只能用洗衣粉了。每天必须洗一次,否则头发根本不能梳通。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一头齐腰的长发,尽管它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枯黄,我每天还是精心地将它们编成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在我的黄军褂背后摇曳生姿。如果是夏天,我最喜欢在河里洗头,看着长发在河水里水草一样飘来荡去,有种悠然的快乐。可惜的是,夏天的河里漂满了鸭子和鹅们,它们在河水里嬉戏打闹,用嘴巴和脚掌放肆地将河边的水搅得黄浊不堪。为了洗净头发,我必须涉水下到水的深处,差不多齐腰了,才能看清水的颜色来。也许总是在河里洗头,头发上总是有股淡淡的水草的味道,不香,甚至还有些腥味,是接近泥土的味道,但是我喜欢。

冬天洗头有些麻烦,只能在煤球炉子上烧点热水,用洗脸盆洗头,因为冷,也因为节约用热水,头发根本不能彻底清洗干净。洗完后也没吹风机,只能自然凉干。有时实在太困,往往等不及头发晾干,已经倦极入睡。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皮上,从冬天的夜晚一直贴到黎明。一觉醒来,头发卷曲纷乱,将干未干。也许从那时开始,我便落下了头痛的毛病,至今未愈。头痛成了我生命的凌迟杀手。是不是命运的魔杖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一些令人诅咒的印记呢?

那时极喜欢下雨,只要一下雨,露天矿山便无法开采了,破碎机便也停息了。我就一个人撑把伞,走十多里路,去八号码头发呆。自从我十二岁那年,从这里上岸来到芜湖之后,我便无法忘记这个让我靠岸的码头。潜意识里,我多么希望再从这个码头回到故乡去。有时,我在江边挑一个偏僻的地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烟雨朦胧的江面上那些颠簸飘摇的小渔船,忧伤不已。我希望有一只船可以带我远走高飞,浪迹天涯,永不回来。那些江鸥的鸣叫也是那么凄切,惹得我常常坐在江边独自哭泣。哭够了,再打着伞回家。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一生中注定要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转折的,就像好好地走在路上,会莫名其妙地摔跤一样,有的人只是略伤皮毛,爬起来掸掸衣服上的灰尘继续行路。而有的人却会被摔得头破血流,前程尽毁。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二十九)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8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18岁那年秋天,我浑身发抖、惊骇不已地见证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情感取向。

那是初秋的某个黄昏,太阳刚刚滚到山旮旯里去,附近的小刘村忽然人声鼎沸起来,顺风传来哀嚎阵阵。很快就有消息传过来,说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上吊死了。喜欢看热闹的村民们倾巢而出,朝着哭声最响亮的小刘村奔去。我也去了。

在农村,没有什么比上吊、投河、喝老鼠药更方便快捷的死亡方式了。几乎每年,各个村庄都会有想不开的村民非正常死亡,有些是因为婆媳不和,有些是因为夫妻打架,但像20岁的姑娘寻死的还不多。

那场景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那个姑娘还赤着脚,脚丫子上残留着微干的黑泥巴,那是稻田里肥沃的泥,她应该是刚从田里割稻回来吧!她上身穿件褪色的红的确良的衬衫,袖口也是高高挽着的,肩膀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补丁。她躺在门板上,脸上蒙了一顶破破的草帽,薄薄的衣衫下挺着两个小馒头似的乳房,瘦瘦的身子一动不动,一条粗长的辫子垂在门板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大大的寒战,我不认识她,但我分明感到疼,感到怕。

她的家门口人山人海。有唏嘘的,有哭泣的,有打听的。哭声最响的应该是她的妈妈吧,呼天抢地的,还咒骂着什么。我也哭了,我看到那个女孩留下的一封遗书,被好多人传阅着。那是一张春节时贴门对的红纸,撕得很不规则,纸也已褪色了,字是用圆珠笔写在红纸反面的,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句话:"我死了,你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和小九子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硬要逼我跟别人结婚,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到死也恨你们!!!"一连三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表示了这个姑娘的绝望和仇恨。此刻的她平静地躺在门板上,以沉默的死,无声地抗议着她的仇恨。一个农村姑娘,唯一能主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大致弄明白了,原来这个姑娘是和村里一个叫小九子的青年自由恋爱,但是她的父母嫌弃男方家兄弟多,家境贫困,坚决不同意,为让姑娘彻底死心,她的父母托人给她做媒,找了个在市里卖煤球的跛子,收了人家三千元彩礼,准备在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成亲。绝望的姑娘和小九子决定私奔,但那夜没走出半里路,就被闻讯而来的父母亲友堵截了回去,愤怒的亲友打折了小九子的腿,把姑娘拉回家中锁了起来。才过一周,姑娘就选择了自杀。

死去的姑娘并没得到彻底的解脱和安稳。她的死被其父母亲友视为是小九子的罪过,于是将她的遗体抬到小九子家中,逼迫小九子一家老小为姑娘的亡魂守灵三天,并将小九子家中的所有家具物件打烂砸碎,只差没拆掉房子了。当夜,小九子便喝了满满一瓶农药,紧抱女友的遗体,含恨而去。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8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也许就是那时候,我萌发了要逃离农村的念头。"死也要死到外面去!"我在日记里用力地写了这行字。

(三十)

「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

1989年的春节如期来临。因为母亲生病时的欠债没有还完,我家过了一个凄凉无比的春节。没有一件新衣服,新鞋子,甚至没有一点肉。一锅豆腐白菜炖粉丝就过了一顿年夜饭。

这一年,注定又是我家的灾年。同样是夏天,母亲旧病复发。居然是胆结石!真奇怪,切掉半个胆囊之后的母亲居然又长了结石。手术依然是在铁路医院做的,结果是,母亲得救了,但又欠下千元巨债!真正的雪上加霜。全家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窒息。挣钱还债,成了这个风雨飘摇之家的当务之急!

也许上苍还是眷顾我的,就在我处于人生的黑暗之中时,他伸出一只引路的手,将我拉出了黑暗——就在我妈妈出院回家的第二天,本村有一个顶替父亲在上海宝钢工作的小伙子大川回家来农忙。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来串门,他说起了上海的种种繁华,以及一个新鲜而陌生的词汇——打工。大川告诉我,如今在上海打工的农民特别多,工作也遍地都是,随便找个洗碗扫地的活,一个月也能挣到上百块。天!那够我在破碎机上干两三个月了。"打工"这两个字,像两支小小的蜡烛,在我眼前慢慢燃烧起来。

从我来到小荆山的时候,就认识了大川,我们经常互相借书看,在一起扳手劲,还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有电视的人家看《排球女将》。他家兄弟三人,他是老二。我们经常会听到他被脾气暴躁的母亲打得鬼哭狼嚎,哭过之后,爬起来又去耕地挑谷,16岁的他就像个26岁的男人一样干体力活,壮实得像头小牛犊子。大川18岁的时候,幸运地接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去了上海宝钢,做了合同工人,也成了我们小荆山所有孩子羡慕的对象。听他回来说了上海的种种好处,我的心不安份了。

我跟父母说要去上海打工,他们一听就像炸雷一样跳了起来,继父首先表示强烈反对!在我们那个村,那时还没有一个女孩子离开本市,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找工做的。病中的妈妈生怕我一去不回,更是态度坚决地反对!一会儿抹泪,一会儿要找绳子上吊……家里又发生了一次鸡飞狗跳的激烈争吵。这回,我寸步不让:我出去挣钱还债有什么错呢?

情急之下,妈妈居然说了句"大不了帮你选个好人家,订个亲,彩礼就够还债了".天!那和将我卖掉有何区别?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闯好了,就回来;闯不好,死在外面拉倒。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我越想越悲壮,越想越激动:我要走!一定要走!我要去上海,那里一定会有我的一小块立足之地!我被自己的疯狂念头鼓舞着,一刻也不想在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里呆了。

我知道无法说服父母了,为了顺利离家出走,我选择了不辞而别!我和一心要帮我的大川"私奔"了!

迄今还清晰地记得,我穿着一件肩膀上打了一块三角补丁的白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黑白格子的裙子,一双走路"咔咔"作响的塑料凉鞋,在那个无月的夜晚,我背上了五六年来写的14本日记,悄然离开了我生活了6年的家。在我和妹妹一起住的小屋里,妹妹隐忍地小声地哭着,她答应我在天亮之前一定不向父母告密。天亮之后,我坐的火车估计已经离开安徽省了。

我是一路走一路哭着的。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可我除了一路洒下心情复杂的泪水外,已经顾不上父母的反应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义无返顾,奔向我渺茫而未可知的未来。至于未来是什么模样,我无从揣测。我的出逃就是在向命运挑战!向世俗挑战!

上海,我能在这里寻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梦吗?

第三章:漂泊在上海,风中扬起不屈的旗

(三十一)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1988年8月17日早晨,我顺利地坐上了从芜湖到上海的火车。19元车费,8个小时后就抵达上海了。当我站在黄昏的上海火车站广场上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5元钱,我的胃里是半斤苏打饼干。大川一路上对我无微不至,比我大3岁的他像哥哥一样,帮我提着行李,带着我倒了三四趟车,终于在夜幕中到达他上班的宝山钢铁公司第十九冶金建设材料处。他在这里做木工。

夜幕下的上海有种神秘的美,那些璀璨的灯光、令人目眩的高楼和马路上奔驰的汽车,无一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我擦肩而过。我不敢过斑马线,不敢东张西望,不敢开口说话。这是个天堂,身边所有人与建筑,汽车与树木都让我感到敬畏,感到它们的强大,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与卑微。

公交车上满耳都是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陌生人们个个都衣冠楚楚。我下意识地看看我的左肩,那里有一块三角形的补丁。好在是夜晚,没人会注意。但我依然感到那块补丁像打在我脸上一样,让我脸红心跳,让我不好意思。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我们在宝山区月浦镇下车后,大川提着我的行李,带我走进了宝钢的大门。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夜晚的宝钢宁静安详,宽阔的马路两边种满各种花卉。大川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宝钢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工厂,明天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绿树和鲜花。"到达大川的宿舍时已经晚上9点,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宿舍里挂着四顶蚊帐,他说他的三个同屋一定是在电视房里看电视吧!那时正是食堂里卖消夜的时间,大川放下行李,立即拿了两个搪瓷盆子,在屋外的水龙头上冲了冲,跑去食堂买来两碗肉丝面。那碗到上海后吃的第一顿面条,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味最难忘的佳肴。我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吃,舍不得一口吞下。至今,我固执地以为,没有哪一种饭菜,及得上那一碗肉丝面。那一碗肉丝面的香味,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萦绕不去。

在吃面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失真的梦幻感觉。昨夜,我还在妈妈的泪眼中为自己的去留而痛苦不堪,而今夜,却已身处千里之外的异乡,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我这一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人生呢?

到达上海的第一晚,我在大川的安排下住进了他宿舍后面一排的一间女生宿舍。那屋里有一张空床,我就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浅意识的睡眠中,始终摇晃着母亲伤心欲绝的泪眼和继父暴跳如雷的怒骂……

第二天一早,我是在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曲中醒来的,那是宿舍区的喇叭在催促人们起床。宿舍区开始嘈杂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陌生的空气中有种鲜亮的色彩,让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就这样在宝冶材料处的一个女生宿舍住了下来。来了才知道,工作并不像大川在家里说的那么好找,他托了好多本地同事帮我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进工厂打工,任何工作都行。可一天又一天过去,一周又一周过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80元啊,不用风吹日晒,是我在家乡需要砸近100吨石头、在破碎机上拉两个月翻斗车才能换来的。我把这份工作看得极为重要和神圣。当时我天真地想,只要老板不撵我走,我就要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三十二)

「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

我以为,这份服务员工作我会干很久的,因为我毫不容易才找到它。没料到,半年不到,我却果敢地炒了老板的鱿鱼。首先是我实在无法忍耐老板要我把发臭的鸡头和发馊的面条卖给民工吃。有几次,我背着他扔掉了几根臭得不能闻的带鱼,他就暴跳如雷,骂我不会节约。他说用油炸一炸,还是可以卖给民工的。他还振振有辞地说:"那帮穷鬼,他们也只配吃这些发臭的带鱼鸡头,好的他们还吃不起呢!他们身体结实,不会生病的。"那一刻,我好想往这个惟利是图的上海小男人脸上吐口吐沫,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也斗不过他。我不想惹是非,只想安分地打工挣钱。

有一天上午9点多钟,有个经常来我们餐馆吃面条的上海男人来到店里,像往常一样,要一碗大排面。我认识他,好像就是后面的那家纸厂的工人。平时他来吃面条时,还喜欢没话找话跟我搭讪,但我从来没怎么理他。那天,我转身去厨房里下面条。没想到,那个家伙居然晃到厨房,趁我不备,忽然在我臀部摸了一把,一边说:"快点,我饿死了。"我一下子怒火中烧!我从来没这样被人侮辱过!我对这个轻薄的家伙怒目而视,脑子里急遽地思考着是否该往他的脸上甩一耳光。那家伙也许看出我即将发作,识趣地离开了厨房。可我怎么也无法咽下这口被轻薄了的浊气,我故意把面条煮得稀烂,并挑了块很小的排骨放在面条上。然后我端着面条,来到餐厅,故意"咚"地一声,把面条重重地放在这个家伙面前的桌子上。

显然,这个家伙被我的举止激怒了。他站起来,用上海话骂我服务态度不好。我正找不到地方发气呢,马上高声回敬他:"就你这种不要脸的色鬼,还配什么服务?"他恼羞成怒,端起面条要砸我。我顺手提起一只圆凳:"你敢砸我?试试?"坐在门口的老板和老板娘赶紧进来拉架。这是我来上海后第一次与人吵架,而且是和一个上海男人。我当时真被气坏了,嘴里乱七八糟地骂着"色鬼、不是东西、无耻的家伙"一边没出息地掉下了眼泪。

那个家伙从那之后再也没来我们餐馆吃过面条。事后,我抱歉地老板说:"对不起,我不该对顾客那么冲动。"老板然而安慰我:"这样的人,活该你这样对他。我们饭店也不在乎他一碗面条。"老板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温暖,几乎要感激涕淋了,庆幸自己遇到一个是非分明的好老板,从此干活更加卖力。

我在这家饭店做到第五个月的时候,老板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先是红妹回江苏老家嫁人去了。于是老板又招了一个女服务员,我便被"晋升"为切菜配菜工,剩下的活归那个新来的女服务员做。老板私下里对我说,他觉得我干活十分尽心卖力,他要给我发奖金,我很高兴,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老板的欣赏和承认,毕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没想到,这家伙却另有所谋。有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新来的服务员出去给家里寄信,老板娘回家洗衣服去了,饭店里只剩下我和老板。当我正在窄小的配菜间里整理菜的时候,老板挤了进来,手里捏着两张十块的票子,说是给我的奖金。我坦然地接过来,没料到,他却顺势把我往怀里拉。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这是我们家乡骂人最恶毒的话了。

老板讪讪地说:"这有什么?你太幼稚了,红妹不也要了奖金吗?"我坚决地说:她要是她的,我不要。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这个饭店了。至于下一份工作,我相信我会找到的,并且会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更有发展前途。

月底,我义无返顾地炒了老板的鱿鱼。老板以加薪的诱惑挽留我,他以为二十块钱可以买动我卑微的尊严,他错了。

好在我决定辞工之前,已经在附近的村子里物色到一户农家废弃的厨房,主人家新盖了楼房,旧房子遗留了下来,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民工们住。我找过去的时候,只剩下那间拆掉灶台的厨房了,大约八平米,单独开门,房东以每月十五元的价格租给了我。并给了我一条竹床和一床破棉絮,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个"家".厨房离主屋有七八米的距离,隐身在一片小树林里,白天看起来很清静,晚上就觉得阴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没睡着,躺在床上才发现抬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那个小树林里隐藏着哪些喜欢夜间活动的小动物,它们一直在我的窗前门后弄出令人心头发毛的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在别人熟睡的时候还睁眼想着明天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想着,鼻子就酸了起来……

(三十三)

「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辞工之后,我决心找一个能学一门手艺的工作。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个扭转我命运的日子。我经人介绍来到了月浦服装厂,做了一名流水线上的缝纫女工。那时候,正是这家服装厂蒸蒸日上的时候,四个车间布满工人。除了小组组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后勤部门和厂领导都是上海人之外,分布在流水线上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妹。据说即将与日本合资,所以才继续扩招流水线女工。与我同批被录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周的培训后,将会成立一个新车间。能在一家正规的服装厂上班,这是农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上班第一天,我就把这份工作当成了永恒的饭碗。那时很天真,以为只要抓住了一个工作机遇,就会一生无忧。

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月浦服装厂,我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将是一片苍白。正如我若没有山上的砸石头经历,我的少年时光将没有任何意义一样。在服装厂的七年时光,是我的人生彻底脱胎换骨,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一样——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这份在我看来如此适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实包含无数看不见的艰辛和劳苦。我们这些学徒工进厂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学会踩平缝高速缝纫机。但那种通过电压产生动力的机器并不容易控制,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脚尖一点踏板,它就呼呼飞转;脚跟一踩踏板,它就停下来。但是,在它飞转的时候,还要手上配合着缝纫,如果配合不默契,飞速缝纫着的针就有可能将你的手指扎成马蜂窝。

刚到服装厂,对服装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外来妹没少挨师傅的责骂,负责培训我们这些新员工的师傅是个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们都叫他潘师傅。也许是身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使他对我们这些外来妹们充满鄙视。他对我们常常没有好脸色,一点小错就被骂个狗血淋头。每个外来妹听到他训话,个个都噤若寒蝉。

到厂里的第七天,潘师傅让我们每人缝一条童短裤,以检测我们的"技术".可我不小心把前后裆缝错了,潘师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脸上挤满嘲讽:"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外地人就是笨……"全车间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在刹那间火辣辣起来,受辱的感觉烧灼着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唇相讥,但我没有勇气。

最后我什么也没表示,只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纫。但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也会做师傅的,要让你也听我的!"出人头地的念头从我的每根头发丝里冒了起来。

可是,才过几天,我就为学会缝纫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天,我正好好的在缝着衣服,潘师傅巡视了过来,在我身边停下,看着我缝纫。我心一慌,手脚的配合也乱了,忽然,指尖一阵刺痛,上下飞快行动的针扎进我了的左手食指,殷红的血滴在了布片上。我愣住了,疼和害怕让我不知所措。潘师傅大骂:"侬眼睛瞎特了?弄脏了布料侬要赔!"我这才感受到疼,连着心脏的疼,无法形容那种疼!指甲上有无数个小针眼,其中一个针眼里扎着断了的针头……这种疼比在山上砸石头时砸破手脚要疼数倍,这时的疼不仅是十指连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随着钻心的疼痛倾泻而出。医务室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安慰我:"别怕,每个做缝纫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么扎一次的,以后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三十四)

「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

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疼过之后,我只能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因为生活不是可以随时按暂停键的影碟机,它也不可能停顿下来等待你的疼痛过去。

一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了正式工,跟服装厂签了三年劳务合同。厂里将从工人的工资里扣满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离厂,押金不退。服装厂干的是流水线的活,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加班加点是常事。为了多做些活,多挣点工资,我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10点多才回出租屋。有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竟然遭遇了一次"蟒蛇惊魂".那年的七月,大雨下个不停,总是夜里下雨白天晴。马路上到处是积水,车间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们到处传说各自的家乡遭遇了水灾,最严重的据说是安徽。我的心提了起来,家乡的大水是每年都要发的,每年的大水都会淹没到我家的台阶。但家里没写信也没打电话来,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吧。但是,也许因为发大水的缘故,一些令人见之发毛的动物也都活跃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我开了门,照例先去床边拉灯绳。十五瓦的灯泡马上发出晕黄的光来。因为连天下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泥土和稻草的霉味,这个废弃的厨房是用土墙和稻草堆砌的。接着,我转身去关门,就在我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门后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大团蠕动的"长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蛇,蟒蛇!它足有我的手腕粗细!蛇头隐藏在腹部,两粒绿豆一样的小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狡黠阴森的光……

天啊,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条死蛇,我也会吓得魂不附体、跳着逃跑的。这条大蛇的出现让我感到绝望!它会不会咬我?它有没有毒?我到哪里去找救兵?我想大喊,但已深更半夜,谁会理睬我?也许喊叫会惊吓到大蛇,它会向我发起进攻呢!我站在原地急速思考了半分钟,还是决定将这个不速之客友好地"请"出去。

我悄悄移动脚步,从墙边拿来长柄扫帚,谢天谢地,幸亏还是长柄的。我小心地、表示毫无恶意地用扫帚冲蛇晃悠,示意它离开。它开始蠕动起来,一团"长绳"开始松散。天啊!足有两米来长。但它没有向门槛那边游,而是顺着墙根往我床的方向游去。我急了,扫帚挥舞的力度大了起来,一边"去去去"地叫,那蛇停顿了一下,看看我,再转头看看门,门外黑黢黢的,是它喜欢的世界。它似乎明白了,掉转脑袋向门口游去。它没有越过门槛,而是从门槛下面一个洞中钻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来的通道。那蛇顺着门外的墙根向树林里游去,稀稀嗦嗦的声响一路远去。我把门紧紧关上,一身冷汗。

那夜我基本没睡,病态地打开床头的纸箱子,一件件抖搂里面的衣服,生怕里面藏着一团小蛇。我又把床上的席子翻过来检查,还用扫帚的长柄把床下的鞋子一只只拨弄了一遍,虽然什么险情都没发现,可我还是睡不着,开着灯半梦半醒了一夜。

还是那个月,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我真正的欲哭无泪了!我把所有湿淋淋的衣服都堆在了床上,就那样守着一堆湿衣服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处向工友们打听附近的村子有没有空房出租,终于在马泾桥问到了有一家。那还是一户农家,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想把楼下的一间偏房租出去,房租每月五十元。水电费每月各五元,总共每月六十元。我咬咬牙,租下了。然后我购置了简单的锅碗瓢盆,一个简陋的家随即诞生。

随后的6年,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度过的。它像个忠厚的长者,见证了我在上海的苦乐悲欢。

从进服装厂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业绩就开始扶摇直上,组长和车间主任都对我另眼相看。因为我可以早晨六点多就来上班,晚上十点多才回。除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没有时间被浪费,我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活。每当上新的产品,我总要求做最难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领,裤子的口袋和拉链等等,因为工序越难,工分就越多。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了268元工资。每月在发工资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飞奔到月浦镇邮局,给家里汇去五分之三,剩下的一份对付房租和伙食,一份买书,我所在的月浦镇上有一家"月杨书店",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买大量的杂志期刊,研究它们的风格要求,我开始尝试写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梦。

虽然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但我总要在泡脚时看看书,写几句诗,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睡觉。那时年轻,熬夜根本不觉得很累,反而因为看了书,晚上睡觉都觉得很香。可以说,在那些独居异乡的日子里,是诗歌与书籍芬芳了我一个又一个孤寒无助的夜晚。

(三十五)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打工,永远是合着血泪与艰辛的两个字眼。就在1994春节即将临近的那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厂里有个打工妹因加班太晚,回家时遭遇车祸而死!

这个不幸的打工妹叫陈花娇,28岁,来自四川比较贫困的南部县农村。我们曾在一个小组做过同事,经常在一起说笑,她干活很麻利,每月的工分都是车间里的前几名。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两年了,一心想挣点钱回家盖新瓦房,家里还有个6岁的女儿,眼看要上学了,学费也得挣回去。为了多挣点钱,花娇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厂门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11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瘦弱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28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6岁的小女儿和60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出于人道主义,给了花娇的家人几千元抚恤金,花娇的家人便拿着这笔钱,捧着花娇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脸和单薄身子,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1994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我决心一试。我想起了花娇,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

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有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惟一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征文获奖,奖金200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看《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两个月后,我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赫然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这下,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

(三十六)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但我没想到,厂领导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厂里竟然把我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这是一份人人羡慕的白领工作,虽然有点底气不足,可我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订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定单,定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在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流程表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流程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吐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流程表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流程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缝纫流水线,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一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定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两个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三十七)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7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时间已经慢慢地滑到了1996年。电脑、网络、伊妹儿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而我却日复一日地惶恐不安,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这也许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关,曾经的积累已经被慢慢地消耗掉了,如果不赶紧充实自己,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恐慌和忧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我的心里。让我寝食不安。我是个不允许自己落后、不安于现状的人。无论如何,我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

我开始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报名自学考试。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报名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新闻专业",预计两年内拿下所有课程。我信心十足,一口气把12门课的课本全买了,花了200多块钱,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住处,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但却十分兴奋。我惟一的担心就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第一学期,我一口气报考了四门课。我有信心起码通过两门。但要上班,还要听课,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后,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馒头。复旦大学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坐车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都说自学是靠死记硬背,晚上洗脚时就抓紧时间背书。不知不觉,手里就捧着书睡着了。

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没想到我仅仅过了一门课,是《新闻概述》,考了63分。还有一门课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一分都不帮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没考好,老师凭什么帮我拉分呢?不过,心里还是十分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12门课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节目。原来,她是从《新民晚报》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心里十分揣揣不安。当我带上耳麦,在直播间里把自己在上海奋斗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导播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陆兰亭老师在听到我侃侃而谈、毫不怯场的直播状态后,决定邀请我做《海纳百川》栏目的特邀嘉宾。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10点,我的声音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丰饶了起来。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

爱迪生曾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话用在我身上,竟也那么合适。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头从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装厂的六七年里,有一年半做流水线车工,一年半做组长,三年技术员。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巨大的责任感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心上,不得片刻轻松,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让人越来越压抑。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总有因果之说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对我不停地鼓励着。他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人也聪明,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现在的服装公司虽然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毕竟驾轻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好机会说来就来,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3000多家广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几名。

正是这次跳槽,全然颠覆了我的命运。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的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薪水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三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7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三十八)

「20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如果把我到上海后的打工生涯分为几级台阶的话,到上海唐神文化传播公司无疑是第二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我欣赏到了在相对闭塞的服装厂里所看不到的景色。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800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从来没想到拉广告是如此艰苦。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上海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角",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产品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公司里有个"元老"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总的希望,所以越发焦急。

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剪掉了长发,短短的发型和当年的郭富城十分相似。我花15元钱买了一只透明的夏装包,花80元买了一双达芙妮打折的凉拖鞋,加上公司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每天早晨7点就要出门,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公司上班。即使在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广告价位比别的广告公司更优惠,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这往往是客户最关心的事。

但并非所有广告客户都很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地谈广告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后,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20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那时候,我周末继续兼职做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每次可获得报酬100元。每周依然有三个晚上要去复旦大学上夜校。

我和时间都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它是因为使命,我是因为生活。

至今想来,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到公司的第20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总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三月之内的800元底薪加到1600元。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

那段日子,我的写作也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自从1995年7月以《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凄美爱情故事冲开《知音》大门后,磅礴之气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我陆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知音·海外版》、《人生与伴侣》等杂志上满面开花。其中,还有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走向深渊》,发表在《上海小说》上。这使我在上海的业余撰稿人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把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生活之所以有滋有味,是因为前面永远是拐角。

我的人生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却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三十九)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拣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丢人现眼的我。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乘飞机几乎飞遍了全国的省会城市,但是,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在虹桥机场遇到的尴尬。我始终相信,世界很大,而我很渺小。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有人在聊天的时候,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每个问题,对我来说都那么尖锐。

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我当时,这些问题都是我的致命伤。为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于是我带着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从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悠长而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而比一路美景更吸引我的,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带队人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子刊《打工》杂志执行总编)和编辑郝培文。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同桌吃饭的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要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了,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面前,我为何不抓住它?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即使来临了,我也未必会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四十)

「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大开的眼界回到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印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必须做过编辑、记者)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是一道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地考虑是否该向《知音》毛遂自荐。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毕业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同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学文化也想当著名杂志的编辑、记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终于,我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要尝试,我要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消息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的通讯员申明坤写了一篇通讯,让全上海人都知道: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赵美萍"三个字几乎在上海家喻户晓了。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沙碧红开门见山地说,她看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就在《半边天》采访我的时候,我的命运也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来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简历。

我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似乎很意外,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然后,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勇气与果断是多么正确。

(四十一)

「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我终于站在著名的《知音》大厦门外了。我心中的圣殿啊,它竟然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15层大楼,如果不是大门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知音杂志社"的铜牌,根本就无法看出这里就是名扬中外、发行量280多万(当时《知音》还是月刊)的《知音》编辑部。

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们已经陆续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面试现场设在二楼的会议室,那是我人生的考场。成败在此一举!

14日上午9点整,《知音》杂志社总编、社长胡勋璧、副总编雷一大、副社长周未水、知音编辑部主任关前、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张艺潇、总编室主任钱钧、等几位主考官鱼贯入场。我平时只是在杂志上见到他们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期刊界名人,如今面对面,又是关系前途命运的求职考试,心里免不了有几分紧张。

大约近20个人参加面试,第一场考口试,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口试正式开始。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是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外语相当过硬,给《知音·海外版》写过无数稿件;第二位是一家报社的主任记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的头皮在慢慢发麻。原先积累的自信,随着其他应聘者的侃侃而谈在慢慢泄漏。我该用怎样的表达,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才能让这些严肃的主考官们对我这个仅仅小学毕业的打工妹刮目相看?

窗外的梧桐们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正温柔地梳理着梧桐细碎的叶片,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送给每片刚刚苏醒的叶子,像个慈祥的妈妈。这一刻,我忽然想起很久没有联系的母亲,想起贫寒的家境,想起小时候找村里的高中生借书看,想起在上海小屋中的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点点滴滴,穿越时空,呼啸而来……

我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文凭是别人的财富!而苦难就是我的财富!是我的大学!

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听了别人的自述,有点自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第一句话有了效果,所有主考官都从面前的资料上抬起头来,有些讶异地看着我。我受到了鼓舞,口齿变得清晰伶俐起来。我先讲了个"煽情"的小故事:"在我们那个村子,能看到好书极不容易。村里有个高中生,他搜集了一箱子的书和杂志,每次,我只能找他借一本,就是在他那个小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知音》……"煽情的开头将主考官们紧紧地吸引住了。接着,我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的经历——从小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靠砸石头养家糊口。19岁时到上海打工,在打工之余自学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和小说……

最后,我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无法能及的财富,它会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无穷。我请求《知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的潜能。因为,苦难就是我的大学!"说完了,我发现主考官们的眼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已经没有了紧张。我的视线掠过窗外的梧桐树叶,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摆着,好像是对我的赞许和祝福。

接下来是笔试,考我们对《知音》杂志的理解或建议,还要现场编辑一篇文章。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知音》文体与风格的理解,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文章编辑得也很顺利。

考试结束,反馈立即来了。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我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我一次。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

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面目慈善的胡总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我抓住机会向胡总保证:"如果《知音》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的。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文凭,但苦难这笔财富却是我一辈子也永不完的,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会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人生,更懂得人情和人性……"不知道胡总是否被我打动了。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

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至少,我已经心安了。考试后第三天,我飞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及时与沙碧红导演联系,她在电话中问我考试如何,有多大把握。我充满信心地告诉她:"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吧!直觉。"他们也在等待,为我等待奇迹发生。

三天后,好消息从《知音》杂志社传来,我被录取了!并且随时可以报到上班!一个期刊界的奇闻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并没有太多的激动。我应该成功的。我相信自己。

4月28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来到虹桥机场,这一次,是要长久地离开这个我包容了我太多汗水和泪水的城市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陆兰亭老师来了,《新民晚报》的记者来了,毛毛来了,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带来了书,带来了鲜花,带来了拥抱和泪水……明明是去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地方,可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是我对这个城市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是我对这个城市爱恨交加,是我舍不得离开我同病相怜的兄弟姐妹!可终究要离开了。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回首奋斗了9年的上海,禁不住泪如雨下……

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

第四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的地方

(四十二)

「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一直以为,"萍"是个十分美丽的名字,又好写又好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一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逆流而上,逆风而行。而萍草,一般来说只能顺流而下,随波逐流的。而我却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我逆流而上的性格,才使自己到达了人生的"上游".而我到达的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打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乐都不能由我……

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只是刘德华与他追逐的梦最终"擦肩而过"了,而我,却紧抓梦的手,直至将它变为现实。

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息地吗?我是否还会继续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数。

而我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立即生根发芽。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战比我的想象要严峻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工作经验,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突破自己。

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合适的宿舍安排给我,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临时宿舍。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摊上解决的。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一开始,我怎么也吃不习惯,要知道,在上海,是连咸菜也要放糖的。但我也许天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著名小吃热干面,1.2元一碗,一个月下来,体重明显增加。吓得再也不敢每天吃了。

我每天早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完毕,到楼下吃早点。然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规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

在三楼正对楼梯的大办公室里,已经安排了我的办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标准,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快速而欣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勤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方便主编阅读。有些编辑自己抄不过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们提供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执行副总编)指点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栏目、风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以免犯重复编辑同一稿件的低级错误。

于是,我找陈清贫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认真啃读。其实,我在上海时,基本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但现在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新奇,现在读是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同时,我买来大量的哲学论著、文学名著慢慢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辑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阅读和帮别的编辑抄写稿件中度过的。帮别人抄写稿件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作等等。这是最简单的"偷师学艺"了。

(四十三)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

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认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恭地喊老师,就谈选题。也有两个作者答应给我稿子的。可惜,一趟差回来,我依然没拿到一篇稿子。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糟蹋、浪费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情,却婉转地问我:"小赵啊,听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我马上谦虚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会做引文吗?会做小标题吗?"这时,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不多,但有如此疑问的人一定不少。我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这个时候,我明显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一般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短促的一声"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轻蔑的笑。"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扰了。"我正准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用了",迅速挂掉了电话,我怕自己没出息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

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出了以我为主的打工妹专题片。一时间,我的电话信件不断。人们都很好奇,无一例外地询问,我是如何从一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的打工妹成为一名记者、编辑的。这些来信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看着我了,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如果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法展开,而被《知音》辞退的话,我颜面何在?后路何在?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很难办成什么事情。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给我写过稿子,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有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的时候,才发现都是不痛不痒的,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一堆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乡啊!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找到了芜湖市文联的王永祥老师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张国军法官,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芜湖政法委的王昌银老师。王昌银老师刚好新近写了一个案子,题材不错,凭直觉,我就觉得是必发稿。果然,就是这篇我家乡发生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来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标题要凝练,引题要出采,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下大功夫去学习的。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关前没少关照我,每月编稿期间,他都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标题,如何写编后,如何把一篇题材新颖但写得很平庸的稿子编出新意来。

同样是农村出身的雷总编也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次,我对一篇稿子失去信心的时候,雷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种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四十四)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簰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簰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簰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哽咽。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小女孩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簰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簰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簰洲湾,英勇悲壮的簰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四十五)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并被晋级为执行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勋璧社长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应聘者的生活阅历……"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2003年,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才华,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勤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经过如何努力,才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刑犯人。这封信在我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丢进垃圾箱,我想了想,还是给他回了信,信中无非是鼓励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时我还寄去了一本《知音》。没想到,第二个月,刘树涛又写来了信,还在信中夹了篇习作,希望我指导他写作。

说实话,那时我忙得连自己的稿子都是争分夺秒地在编,哪有时间为一个犯人指点写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让一颗希望的心面对失望,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回信,鼓励他多读多写,并告诉他我会帮助他发表作品。

刘树涛越发努力。他在监狱里做《醒报》编辑的同时,不仅自己撰写稿件,还带动起监狱其他犯人们展开了读书写作的良好风气。他每期都把刊发着他作品的报纸一份份寄给我,向我报喜,向我展示他每一个进步。

2000年秋天,刘树涛给我写来一篇文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我看他文笔流畅,写得情真意切,就编辑送审了。随后,这篇发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费。后来他告诉我,他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失学儿童。这事,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了。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四十六)

「回首往事,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自己而感动,感动自己的执著和幸运。人如果不能选择出生的命运,还可以选择生存的命运。总有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是吗?」

2001年,我被知音集团评为优秀员工。因为这一年我的发稿量在二十多名编辑里位居前四名。因此我被晋升为执行编辑,还获得了第二次出国机会——参加《知音》韩国笔会。

2002年,我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被奖励了一个武汉市户口。我的农村户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调进了武汉市,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父母家人自然是由衷高兴的,但我却没什么太大的惊喜,似乎这一切早就命中注定,迟早会来的。因为我自始至终坚信:我生活中的挫折与苦难都能好转,我迟早能摆脱生活的困境,能够破苦为乐。

好运接踵而来。单位在民主路建了一幢知音花园,四个单元,近百套住房。除一楼是办公区之外,一至八楼全部分给员工。自1996年至2002年来杂志社的员工都有份。按照资历排名,我排在享有分房资格待遇的第21名,这样,我得以优先挑选了二单元五楼一套133平米的大房子,错层的,三居两卫。这是我梦中的家啊!是漂泊无定的我的落根之处啊!

当我把房子装修一新,把爸爸妈妈从老家接来武汉后,他们一踏进大门,看到我这个宽敞漂亮的新家,竟然久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了他们的欣慰,读出了他们的骄傲。一辈子含辛茹苦的妈妈抚摸着我满屏风的照片,哽咽着说:"老家的人,现在谁不眼红你啊!在老家,人人都说我有福气,有这么个有出息的女儿,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我死也瞑目了……"妈妈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中尘封的仓库,过去的点点滴滴像浪花一样汹涌而来,每一朵浪花都泛着咸涩的味道,涌向眼睛的浅海……眼前一下子朦胧起来,我仿佛看到十多年前的自己,哭喊着跌跌撞撞地走在风雨飘摇的路上。那些苦难,那些伤痛,那些挫折,那些横亘在我成长路上的荆棘与坎坷,那些浸透泪水与血汗的深深浅浅的脚印,那些泪水中的欢笑,磨练中的收获,疼痛中的甜蜜——它们丰富了我三十五年的青春岁月,它们浸染了我三十五岁的饱满年轮,它们构筑成了我与众不同的别样人生!

回首往事,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自己而感动,感动自己的执著和幸运。人如果不能选择出生的命运,还可以选择生存的命运。总有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是吗?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童年时的灾难,少年时的坎坷,青年时的磨练,如今的我会是什么命运?

2004年9月,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鲲鹏文学大赛。武汉团市委推荐我参赛。于是,我把自己写的《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投寄给了大赛组委会。事后我便逐渐淡忘了比赛这回事。没想到,2005年1月初,我却忽然接到广州团市委给我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于1月20日前去广州领奖,我的那篇《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竟然获得了散文二等奖。这真是个意外惊喜!

1月20日,在广州超五星的凤凰城酒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岳、著名作家柯岩老师、陆天明老师等人为我们二十多位获奖者颁发了奖杯和证书。在灯光璀璨的舞台上,我接受了主持人的现场采访。当主持人问我:你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与挫折,但你现在已经算是比较成功了,现在的你会对更多正在彷徨困惑中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我想了一下,面对台下的一千多名嘉宾和电视镜头,紧张地说出了一番话:"人生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不能因为自己暂时置身于阴影之中,而怀疑阳光的存在。只要你勇敢地走出去,就会发现前面正阳光灿烂!"我的话获得了如潮的掌声,而我因为激动,脸色已经红得像西红柿了……

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学大奖。我想不会是最后一个。回家的火车上,我开始读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的自传我小时候便读过了,这次重温,却有更深刻的感悟。凯勒又盲又聋又哑,除了四肢正常之外,她的世界一片黑暗一片寂静,然而,她却"把别人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快乐".正是这种非比寻常的坚韧毅力和挑战生命的巨大勇气,使她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成了19世纪与拿破伦齐名的女英雄。

由此,我再次想起少年时,在山上看到石头下压着的小草,只要挪开了石头,它们被压弯的身体会立即舒展起来。一阵微风掠过,不一会儿,它们便神采奕奕、生机勃勃地站成一片。风雨无法摧毁,野火无法燃尽,霜雪无法冻残——这就是生命和意志的力量!任何灾难都无法彻底摧残!相反,适当的磨练反而会使原本脆弱的生命变得坚强,变得韧性十足。轻易不会被击垮、打倒。

所以,我相信,经历是一笔财富,苦难是一座金矿!而我的苦难经历,不仅是我的财富,我的金矿,更是一所大学,我的人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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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 作者:赵美萍

仅以此书献给我多苦多难的母亲,献给我无怨无悔的青春岁月,献给全天下向苦难命运不屈挑战的年轻人,献给所有远离故土在外打工的人们。

生命中的痛苦是盐,缺少了它,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味!

第一章:成长是痛苦的,而生活并未停止成长

(一)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父亲,他的容颜已经变丑了,手指也可怕地蜷曲着,父亲的玉树临风已经一去不返。可是,有谁明白一个六岁女儿的心:我深深地爱着父亲那变得丑陋的容颜!」

关于我出生的细节,是母亲后来一点点回忆出来的。我出生的那天,据说是个"娘娘命"的日子。

那是1970年的正月初一晚上10点左右,我在母亲的肚子里整整折腾了两天一夜后,终于呱呱落地。手脚麻利的接生婆提着我的双脚,让我头朝下,狠劲在我屁股上拍打了一下,我便"哇"地哭出声来。接生婆提着我,喜颠颠地对焦急地等候在门口的父亲说:"赵夕贵啊,你好福气,生了个娘娘命的女儿,将来这丫头,非富即贵,难怪这么会折腾。"后来我才知道,正月初一出生的女孩是"娘娘命"的说法来自《红楼梦》,代表人物便是贾元春。然而我后来的人生经历却证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母亲38岁,在我来临之前,他们结婚8年未曾生育。父母被中年得女的巨大喜悦笼罩着,对我爱不释手。时任公社会计的父亲给我起名"美萍".也许就因了这个"萍"字,我的人生从此与漂泊有关。

我的记忆从3岁就开始了。尽管3岁的孩子可能对一切事物都很懵懂,但并不影响我对往事的怀念。

那时的江苏省如皋县(现为如皋市)十分贫困,而我家所在的江防乡永福村更是个贫困之乡。在乡下每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边,摇摇欲坠地站立着一座座三开间的茅草屋,一般都是一间卧房,一间客堂,一间厨房兼猪羊圈。那时,苏中农村的猪羊大多养在家里,所以每户人家的家里都常年迷漫着一股猪羊的臊味。那时唯一能果腹的就是黄澄澄的玉米糊,喝得每个农民的牙齿上长满黄色的牙垢。而玉米糊不饱肚,两次尿一撒,胃就空了。终于熬到冬天,待到山芋(也有地方叫红薯或红苕)成熟,早饭就变成了山芋茶——把山芋切成块,放在水里煮,山芋煮烂后,放上糖精,甜甜的山芋茶就出锅了。整个冬春季节,基本上都是靠山芋度日。除了山芋茶,人们还变着法子蒸山芋片、烤山芋……吃得满村人都便秘腹胀,放个屁会臭半天。至于大米饭,那是过年时才能惊鸿一瞥的人间美味。偶尔谁家能吃一顿韭菜鸡蛋面条,那就是过节了。

不过,农村也有美丽的地方。我家屋后有一条无名小河,常年清澈,它是鸭们、鹅们甚或菱角们的天堂,夏天又成了孩子和男人们的天堂。河这边有我家的半亩自留地和十几棵白果、刺槐、泡桐等杂树。河那边有属于集体的站得威风凛凛的杉树。触目所及,天高云淡,碧水清波,绿树成荫,处处美景。

我的童年生活不能不提到美华,我的妹妹。她比我小3岁,生于美丽的五月。她的到来给了父母锦上添花般的骄傲。父母给我们两姊妹的爱非常平等。常常是妹妹在母亲怀里勾着脑袋吃奶时,我则在父亲厚实的胸膛上取暖。

父亲玉树临风,颇有文才,受人尊敬。母亲不识字,但贤淑温柔,通情达理。他们贫穷,然而恩爱。

我和美华的幼年时代充满五月栀子花的馨香,栀子花是母亲栽的,就在屋前小院里,当初夏来临,它就如期盛开。那种绵长而浓烈的馨香温馨了我们浑浑噩噩的幼年。直至如今,我也没觉得有哪一种花香比得上栀子。

除了美华,事实上我还有一个"姐姐",叫美英,比我大20岁,她是父母因久久不育而领养的,来家时14岁。据说她家因孩子多,父母养不了,便将她送给了我的父母。但她很恋家,常把我妈妈给她买的衣服偷偷拿回家给她的姐妹们穿。我出生的那年春天,美英嫁给了本村一个杀猪的小伙子。我生下来11个月时,美英也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平时我们两家相安无事。虽然在一个村,相隔不过几十米,但姐姐从不主动来看望父母,她并不爱我的父母。

灾难是不期而至的,猝不及防的灾难的来临,过早而又彻底地摧毁了萦绕于我懵懂幼年的平静与温馨。

首先是父亲的病变。年轻英俊且才华横溢的父亲先是手指难以伸直,佝偻着,越来越像鸡爪的样子,接着头发也如秋叶般掉落,很快,眉毛睫毛也全然不见。父母的惶惑被六岁的我尽收眼底,他们每天急慌慌地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脸色一日日凝重。

终有一天,两个穿白大褂的人直奔我和美华上的幼儿园而来,将我和美华全身上下一通检查,还抽了血。周围的眼神是紧张的、怀疑的、畏惧的。我和3岁的妹妹展览似的呆立当地,无助地、茫然地、惊恐地任人摆布。父母不在身边,没人能想象我的惊吓有多大,一种朦胧的、莫名的恐惧深深笼罩了我小小的心。

终于得知结果了,原来是一种叫麻风的病在父亲身上显形露迹了。那是1976年的夏季,我与快乐从此无缘。

父亲很快离家住院,医院是离家20多公里的江滨麻风病医院,在长江边上,是个潮湿而与世隔绝的所在。我患病的父亲就在那个莫名其妙、烦躁不已的夏日清晨离家而去,由大伯和母亲送他去的医院。

父亲临走时,终于在厨房的灶间里找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6岁的我不会像现在的影视剧中的孩子那么伶牙俐齿,什么懂事的话都说得出。惟有哭,是我当时惟一的表达伤心的方式。记得当时,父亲用他那再也伸不直的手指撸撸我的一头小黄毛,叹口气,哑着嗓子说:"萍后(我的小名),爸爸去治病,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你要听妈妈的话,妈妈身体不好,你帮妈妈多做点家务,你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要好好读书,爸爸希望你将来上大学,听到没?"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父亲,他的容颜已经变丑了,手指也可怕地蜷曲着,父亲的玉树临风已经一去不返。可是,有谁明白一个6岁女儿的心:我深深地爱着父亲那变得丑陋的容颜!

我在父亲期待的目光中死命地点头,一边用手背抹着眼眶里奔腾而下的泪水。父亲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父亲去的方向是西边,初升的朝阳在他的左后方紧紧跟随着,父亲挺拔的身躯在我朦胧的视线中越来越小。生离的感觉如此痛彻心肺,我终于忍不住在父亲的背影里号啕大哭。

送父亲去医院的大伯呵斥我:"哭什么哭?又不是不回来了,晦气!"而我哭得越发凶了,我不懂得什么晦气不晦气,只晓得那渐行渐远的,是我此生最最依靠和疼爱我的人呀!父亲从门前的小土路上蹒跚而去的背影从此固执地盘踞脑海,挥之不去。

(二)

等到美华感到疼痛的时候,她的腿部已经浓烟滚滚,皮肉和棉裤的焦味弥漫了整间屋子。」

每当夜里我和美华依偎在忧郁无比的母亲怀里等待睡眠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去摸母亲的下巴。美华生下后,我一直和父亲睡一头,我早已习惯父亲硬硬的胡子扎在我嫩嫩皮肤上的感觉,这使我能够十分塌实地睡觉。现在父亲走了,他的归期又是多么遥远而不具体,每夜的每夜,我在浅表层的睡眠中想念父亲,噩梦连连。

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亲的病是所有不幸的根源。

我对此病的理解是从村人的神情举止上感觉的。那时我天天与美华手牵手,从村头走到村尾的幼儿园去,500米长的小路漫延着遥遥无尽的屈辱和冷漠。一路上侧视的目光和躲闪的身影使我难过至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使我惶惑悲伤的是,我和美华的身后总会跟着一帮男孩子,手作鸡爪状,齐声高喊三个字:"小麻风!小麻风!小麻风!"其中就会有我的外甥,这个长得黑瘦的家伙也许是觉得有我们这样的姨有损他的形象或尊严吧,他在那帮男孩子中间表现出一种凛然的大义灭亲。他不叫我和美华姨,也不叫我们的名字,而是叫"小麻风".若我们逃得急了,男孩子们便手捏土坷垃紧追不舍,他们会一直追到我家门口,然后将泥巴砰砰砸向我家的木板门。如果母亲在家里,她会出面,不是呵斥,而是神色哀怯地恳求男孩子们:"美萍美华比你们小,你们不要欺负她们俩好不好?她们喊你们哥哥哪……"男孩子们讥讽地叫:"我们才不要小麻风叫哥哥……"母亲的眼圈便会红了,一句话不说,关了门,转身进房,哭去了。

从此,我和妹妹再也没有了小伙伴,再也不是乡邻家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走在路上,急惶惶、胆怯怯,像两只忧伤的小老鼠,在一片喊打声中仓惶逃窜。

但这仅仅是苦难开始的前奏。

就在父亲住院的那年冬天,3岁的美华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巨大灾难。

快过年了,大队分猪肉,母亲兴高采烈地去队里拿我们家的那份肉。肉,是那个时代无比珍贵的一种副食!一般来说,我们也只有过年时才能有幸尝到令人馋涎欲滴、切成块状的连皮红烧肉。即使闻一闻那肉香味,也能快活地扒上几口糙米饭。而糙米饭也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在苏北农村人家的饭桌上亮相。

母亲去大队拿肉的那天似乎也没什么不祥的预感,分肉的喜悦挂在她的脸上,她轻快地吩咐美华和另一个在我们家玩耍的亲戚家的小孩乖乖在家呆着,不要吵架,她一会就回来煮香喷喷的红烧肉吃,两个孩子愉快地答应着,母亲就挎上一只小竹篮走了。

当时美华和那个和比她大一岁的小孩在火盆边一边烤火,一边爆蚕豆和花生吃。苏中的冬天比较冷,几乎每个农家都有陶制的小火盆。一边取暖、一边在火盆里埋上几颗蚕豆和花生,爆熟了,再用树棍拨拉着找出来吃——这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小游戏。我那天碰巧不在家,为什么不在家的细节记不清了。惟一记得的是美华后来凄厉无比的哭号。

美华在和那个小孩争抢爆熟的蚕豆时发生了争执,美华抢不过那个比她大的孩子,她急中生智,将穿着棉裤的腿压在了火盆上,以此保护自己爆熟的蚕豆不被对方掠夺。等到美华感到疼痛的时候,她的腿部已经浓烟滚滚,皮肉和棉裤的焦味弥漫了整间屋子。美华吓坏了,她想到水缸里有水,想爬到水缸里去,这样就可以灭火了。可遗憾的是我家的水缸太高了,3岁的美华往缸沿上爬了几次都滑了下来。然后她把膝盖抱在胸前,企图压灭火焰。但是,她很快感到胸口也疼痛起来——膝盖上的火苗已经舔向了她的胸口。于是美华开始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救命"……

等到住在我家西边的曹队长闻讯赶来时,美华的棉衣已经火苗簇簇了。曹队长拼命撕扯美华的棉衣棉裤,但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衣太结实、纽扣太严谨了,曹队长实在撕不开,只好找来剪刀三下五除二剪除了美华身上的棉衣棉裤,美华的前胸和右腿的创口已经惨不忍睹了,有些皮肉已经粘在了剪下的衣裤上。美华像一只被活剥了皮的小猫,不停地、凄厉的号哭着,声嘶力竭……

(三)

「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一个未可知的地方治一种很可怕的病,美华在家里哭叫不止。我的世界没有一丁点的快乐,像没有花朵的冬天的原野一样凄凉。」

美华的号哭一直连续了整整三个月!那三个月里,家里始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心痛如绞的母亲怀着赎罪般的心情每天为美华煮一个鸡蛋,剥出蛋白给美华吃了,蛋黄则放在铜勺里熬成油,然后把这种特殊的、难闻的油敷在美华的伤口上。每天一次。这是母亲千方百计打听来的偏方,据说治疗烧伤有神奇疗效。

给美华抹药油是一个艰难而残酷的过程。美华烧伤后,她每天只能坐在一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形笸篮里,她的世界就只有笸篮那么大,她在里面爬,或者坐,一切以不连累伤口疼痛为前提。如果她的伤口发生疼痛,她会随时惨叫或者号哭,母亲就会陪可怜的美华一起抹泪。可能是蛋黄熬出的油抹在伤口上极其疼痛,每次换药时,美华总是哭得惊天动地,并且拒不配合母亲。母亲只好一边落泪,一边"乖乖"、"宝宝"地唤着美华,一边不得不狠劲地腿手并用制服张牙舞爪的美华,直到成功地将药换好为止。我曾帮过母亲的忙,按住美华的两只手,母亲用腿夹住美华的腿,谁知美华扭头张嘴就咬我的手,我一怕,松开了她。母亲骂我没用。她一边哗哗地流着眼泪,一边给美华敷药……

这三个月里,家里没有欢歌和笑语,只有美华的哭声、母亲的泪痕和蛋黄油那难闻至极的味道!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一个未可知的地方治一种很可怕的病,美华在家里哭叫不止。我的世界没有一丁点的快乐,像没有花朵的冬天的原野一样凄凉。

三个月后,美华的伤口慢慢长上了新肉,只是胸口和右腿膝盖的部位留下了碗口大小的疤痕。妹妹从此与裙子无缘。

我的童年生活孤独而灰暗。那时天总是很蓝,小路总是很长,忧伤总是遥遥无期。

我于1976年9月上了小学。原以为长大一些后,所受的欺凌会少一些,其实不然,学校更是个爱憎分明的小社会。第二年,治疗好烧伤的美华上幼儿园了,我们每天手牵手上学放学,依然日日行动如鼠,孤独而坚定地行走在悠长悠长的小土路上。每天最大的安慰是放学回家时,远远望见母亲等在马路边的瘦弱身影。

母亲身体不好,头痛和胃痛时常折磨她。母亲的呻吟是贯穿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忧郁音符。每当我和美华放学回家,没见到母亲站在门前引颈眺望的身影,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沉下去,我知道,母亲十有八九又病卧在床了。母亲一病,我就觉得,惟一可靠的一棵树也倒下了。于是我无事自通地学会了做饭洗衣、割羊草煮猪食,帮妹妹梳头扎小辫,甚至缝补衣裳。7岁,小萝卜头一样瘦小的我不得不开始当家。

原以为美英会在我家风雨飘摇时助一臂之力的,这也是父母抱养这个女儿时的初衷,但她没有,也许是怕麻风病,也许是怕我们的连累,反正美英经常上工从我家门口来来去去,就是不进门,甚至不会扭头看一眼。

在父亲住院的三年时间里,我艰难而不屈地成长着。

在学校里,我是最受同学欺凌和冷落的一个,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坐一张课桌,最后和我分在一道的,是个不能控制自己大小便的傻子。无论春夏秋冬,傻子总穿开裆裤,为的是可以随时"方便",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课间随心所欲地拉一泡屎,并且是坐在板凳上拉。我报告老师,老师便指派我将傻子的板凳拿到门口的小河里洗干净。我一言不发地照做不误,我整整帮傻子洗了一个学期的板凳,不但洗板凳,我还得给他擦屁股,那时候没有卫生纸,只能用小树枝、小篾片刮。给傻子刮一次屁股,我得至少寻觅七八根小树枝。后来学校让傻子退了学,我帮他洗板凳和擦屁股的任务才算结束。

小学时更深的一次屈辱记忆是被人逼债。债务是一分钱。债主是同班同村的一个姓祁的女同学,借钱是为了买一块橡皮。因为我暂时还不起,一天中午,祁同学带领几个同学把我拦在马路上,逼我还钱。我恳求她再宽限几天,可祁同学不干,她吊住我的书包,死死地拖。我委屈、惊吓不过,"哇"地一声号啕大哭。祁同学怕了,立马和同学作鸟兽散,留下我瘫在阳光正午的泥土路上孤苦无助地放声大哭着。

后来是母亲闻讯赶来,将我拉回家。母亲得知原由后,沉着脸从裤腰处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纸币,拉着我到祁同学家还了。回来的路上,妈妈警告我:你给我记住,以后不准向任何人借钱借东西!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直刻到现在,轻易不敢负债。

(四)

「我一边守着母亲一边就着煤油灯看课本,长夜漫漫,从小我就习惯了在黑夜中思索或阅读。那些课本也成了孤寂的寒夜中惟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不再害怕的精神抚慰。」

如果用植物来比喻那时的我,狗尾巴草应该是最恰当的——它在农村随处可见,人和动物都不喜欢它,但它总是倔强而卑微地生长着,任何雪雨风霜都不能使它彻底枯萎和灭绝。

在我上二年级时,母亲又患了一种容易昏厥的毛病,她有时正好好地吃着饭,会突然往后一倒,人事不醒,呼吸微弱。母亲第一次发作时我以为她不行了,和妹妹吓得哭叫不已。近邻们闻声而来,有的掐人中,有的往母亲嘴里灌水,母亲呛着了,便咳嗽着悠悠醒来。这一招我学会了,后来的若干年,我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抢救过母亲无数回。母亲对我感激不尽,总说她的命是我给的。

很多个夜晚,我守着昏昏然的母亲不敢入睡,怕她昏厥后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永不醒来。我一边守着母亲一边就着煤油灯看课本,长夜漫漫,从小我就习惯了在黑夜中思索或阅读。那些课本也成了孤寂的寒夜中惟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不再害怕的精神抚慰。我总是等到母亲睡到发出均匀的鼾声才放心地睡觉。长此以往,老师还没有教到的课文我都超前读完了。当老师刚开始讲新课文时,我已会将新课文倒背如流,作业也做得整齐正确,老师很惊奇,视我为"神童",并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但没人得知我的成绩包含有多少心酸。

在学校里,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和玩伴,惟有学业令我扬眉吐气。

也许是与生俱来,也许是父亲的遗传,我的聪慧全体现在了学习上。从一年级起,我一直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作文尤其优秀。深得老师们喜爱,纷纷预言我是上大学的料。三年级时,班主任要我跳级直接上五年级,母亲拿不定主意,去医院和父亲商量,结果父亲不同意,他希望我脚踏实地一级一级地上。

转眼就是我三年级的暑假,我的心情无与伦比的欢欣,因为我这个暑假将要在父亲身边度过。他的病情据说已经得到控制,再过半个多月,就可以出院回家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父亲捎话回来说这个季节正好桃子和香瓜都熟了,他的病房后面就是一块香瓜地,那块香瓜地成了我最向往的天堂。

暑假一开始,母亲就带着我和美华去了医院。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父亲了,他看上去一副健康的样子,秃发的头上戴着帽子,眉毛和睫毛是不会长出来了,但我已习惯父亲这种另类的清秀。

父亲在医院门口迎接我们,我和美华抢着叫"爷"(苏中农村方言,即父亲),父亲极慈祥地一手牵一个女儿,满脸柔情。一路上不断有人和父亲打招呼:"赵夕贵,你的丫头来啦?"父亲答:"是呀,来啦!"父亲的笑容像泡过的茶叶,舒舒展展。

我没觉得这个夏天有什么异样,医院里的栀子花祥和而平静地开放着,幽幽散发着阵阵清香。我的心情好得无法形容,我天真地想:我一定能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妹妹回家了。母亲临走关照我:"萍后,好好照顾你爷,过半个月,我跟你大伯来接你们回去。"我快乐地点着头,这是一个多么光荣而又美好的任务。我牵着父亲的手目送母亲牵着妹妹的手回家去。和无数个夏天的清晨一样,这天早晨天高云淡,空气中飘着栀子花的浓香。母亲挥手让我和父亲回宿舍去。而父亲坚持要等母亲走到拐弯看不见为止。父母的恩爱让懵懂的我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一种温馨与美好的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母亲和妹妹就这样毫不设防地走出了父亲的视线与生活。父亲和母亲一定都把希望寄托在不久后的相聚上了,所以离别没有任何伤感与留恋。由于要赶在太阳升高之前回到家,母亲的步子甚至有点急促,对于不久后的灾难一点预感都没有。我也是。

(五)

「我的所有快乐与幸福在1978年的8月21日(阴历七月十八)这天嘎然而止,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带着我泅向苦难之海。」

父亲所住的医院很大,有十来排平房,每排平房后都有一块栽着桑树的园子,桑树园里种着香瓜。我只要翻过父亲病房的窗户就可以偷偷去摘香瓜了。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我用两只凳子垒起来放在窗台下,我先爬上凳子再爬上窗台,一翻身就到了窗外,我像个耗子般借助于桑树的隐蔽在瓜地里穿行摸索。第一天我就收获不小,摘了起码七个瓜,还有一对"双胞胎"瓜,白皮,闻起来一股甜香。我把它献给了父亲。

这样的美好时光并没有坚持到父亲出院回家,我的所有快乐与幸福在1978年的8月21日(阴历七月十八)这天嘎然而止,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带着我泅向苦难之海。

这一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和父亲早早起床,手牵手在晨曦中沿着医院里的泥土路溜达了一圈。我穿着白衬衫,带着红领巾,还兴致勃勃地唱了一首《东方红》,受到父亲的表扬,我骄傲得脸都红了。回到父亲的宿舍,煤油炉上熬的粥刚好稀稠得当,于是我和父亲就着母亲腌制的酸咸菜吃了早餐。接着就是我做作业的时间了,父亲则雷打不动地去医院的医务所打最后一个疗程的针药。

父亲临走时,用他那伸不直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慈爱地嘱咐:"萍后,好好做作业,我一会儿就回来,中午我做鸡蛋面给你吃。"哦,鸡蛋面!我最喜欢吃的。父亲就在我的满心期待中背着手走了。

那天的太阳红艳艳的,一早就已显示出了它的灼热威力。父亲是迎着初升的阳光走的,他那天穿着一件肩头打了一个三角补丁的浅灰衬衫,短袖,父亲瘦瘦的两只手臂就从宽宽的袖管里伸出来,像两根枯瘦的树枝在背后交握着。因为头发落光了,父亲戴了一顶旧黄军帽。他就那样散步似的往医务所去了。他在拐弯时还回头看了看我,远远地冲我做了个写字的动作,微笑着走过一丛万年青,不见了。

我耐下心来写作业,但是,鸡蛋面的诱惑时时让我心猿意马,我都忘记上一次吃鸡蛋面是什么时候了,在家里,母亲一向是不做鸡蛋面的,那些鸡蛋不是卖了换油盐酱醋就是送到父亲这儿来了。鸡蛋面,鸡蛋面,我多么向往那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呀!我不时看一眼天上,盼望太阳快一点到头顶,那是吃鸡蛋面的时间。

暑假作业里有一个命题作文《暑假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写父亲和他的医院,香瓜和鸡蛋面。这天我心情很好,我在作业本上郑重地写下第一行字:"今年暑假,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正在酝酿下面的字句,忽然,有个父亲的病友急急走来,匆匆对我说:"你爷叫我来拿席子。"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卷了父亲床上的竹篾席子,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叔叔拿走了席子,一点不祥的预感和猜测都没有。

太阳终于在我的望眼欲穿中滚到了头顶,可父亲并未回来,我开始焦急不安,我开始心神不定,我开始埋怨父亲。我把作业一推,跑到路边去张望。远远的我看见医务所门口有很多人,独独没有父亲瘦长的身影。我想跑过去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我父亲,又怕父亲知道了责怪我。

就在我惶恐不安时,一个小女孩颠颠地跑过来,她就是刚才来拿席子的叔叔的女儿,我俩一起钻过医院的香瓜地。她一边跑一边冲我挥手喊:"不好了,你爷打针打昏过去了!"打针打昏了?什么概念?我一点不懂。

小女孩拉过我,我就在她的牵引下一路狂奔,其实是那个小女孩拽着我跑。到了医务所,许多病人一见我就要抱我,我都9岁了,干嘛要抱我?我开始隐隐觉得不妙,我挣脱每一个怀抱,坚决要冲进医务所。要抱我的人改成了拦我,我再也顾不得面子与矜持,我大喊:"爷!爷!"又有人来阻挡我,并说:"你爷在睡觉,一会就出来。"我急得跺脚,粗暴地推开每一个人,从大人的胯间钻进了医务所。我看到了什么?

医务所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不知是谁的人,从头到脚蒙在一块白布下。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颤颤地轻轻地叫了一声"爷",没有人应。我又大喊了一声"爷",还是没有人应。父亲在哪儿?

有个人进来要拉我走,哄我说带我回去下鸡蛋面吃,我张牙舞爪,拳脚相加,并凶狠地咬了那个人一口,随后"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我想只要我一哭,父亲不管躲在哪儿,他都会出来的。但是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我惊惶到了极点!父亲去了哪里?为何不回应我的哭喊?

(六)

「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我到底被大人们弄出了医务所,一路狂哭不休,我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一句招呼都没有,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父亲还说要做鸡蛋面给我吃,难道他忘了?我心底更深的还是恐惧,我不知道父亲出了什么事,竟然连见都不见我了。

我在医务所的外面不顾一切地哭喊着"爷、爷",我像小无赖一样在抱我的大人怀里扭来扭去,红领巾上糊满了我的鼻涕和泪水,我的鞋子被踢掉了,头发散乱不堪,脸上涕泪纵横,所有这一切,都只因为我见不到我的父亲。我不知道仅仅几个小时,为什么所有希望就成了泡影?所有时光都改变了模样?

让我更为惊诧的是母亲竟然来到了医院,我更惊异于母亲的悲痛与失态。我先是在医务所门口就远远听到一个女人伤心地哭嚎,接着就看到了披头散发的母亲在无数人的包围下一路滚爬着向医务所这边跑来。我"嗷"地叫了一声,挣脱了抱我的人,跑向母亲。母亲见到我,越发哭得凶了,她死死饱住我,叫了一声:"我苦命的儿啊……"忽然手一松,母亲软软地瘫倒在地。人们就手忙脚乱地将母亲弄到急救室去了。

很多事是多年后才弄清楚的——父亲被打错针药的时候,心里难受,他对和他一道打针的病友说了一句话:"我女儿喜欢吃鸡蛋面,你帮我做一碗……"病友只来得及点了下头,父亲就小便失禁,热血变冷,永远去了。那个病友就是后来抱我要做鸡蛋面给我吃的那个人。后来他真的做了一碗放了葱花的鸡蛋面,但我没吃。那一天,我只来得及悲伤。

母亲是医院里派人到我家,用自行车驮来的,开始没说我父亲已经去了,怕身体不好的母亲受不了这个致命打击,他们只说父亲的病情有了变化。母亲就焦急地赶来了。当时她和许多妇女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搓草绳,身上的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

母亲一路上问个不休:"夕贵不是就要出院了,咋又犯病了呢?"驮她的人就安慰她:"嫂子,没大事,没大事!"直到到了医院,那人才噙着泪水告诉母亲:"嫂子,你家老赵走了……"母亲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滚了下来……

母亲来了之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死了。死了,就是永不再见了;永远没有他的呼吸与笑容了;永远没有他的抚摸与呵护了;永远没有他在阳光下晃来晃去的瘦长的身影了;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了父亲。

父亲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是打针打死的。护士用错了针药。处理的结果是,医院赔了30块钱,给父亲做了一身"老衣"(死人穿的衣服),就这样了结了。(直到13年后,已经在上海打工的我懂得了什么叫医疗事故,还曾打过无数的电话找江苏省有关部门和法律工作者咨询这桩医疗事故,想为冤死的父亲讨回公道。但我得到的答复是,由于事过境迁,早过相关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了。所以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年幼无知,使得父亲白白冤死而悔痛不已。)

由于天热,我们在第二天就将父亲接回了家。是晚上。大伯和其他一些亲友用父亲生前睡的竹床抬着父亲,我背着书包走在父亲的前面,一边走一边缓缓地撒"买路钱",一边迎着夜风默念:"爷,我们带你回家了……"这是大伯他们教我说的,说只有这样念叨,父亲的灵魂才会回家。我仿佛一夜长成,明白了生死,也体验了苦痛。随着夜风和纸钱一同飘落的,是怎么也流不尽的泪水……

父亲回家的第二天即下葬,父亲的棺材是我家屋后的一棵泡桐树打成的。泡桐的材质并不好,用指甲一掐,就会出现一个印子,但我家实在无能为力给父亲安置更好的棺木了。这一天家中哭声阵阵,香烟缭绕,父亲躺在门板上,供在堂屋里,脸上盖着黄表纸。我和美华披麻带孝跪在父亲头前,一边朝前来吊孝的亲友磕头,一边往火盆里放纸钱。母亲在房里大声哭着、哀哀喊着:"你怎么这么狠心就走了,丢下两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小家伙我怎么养得大?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走?你不如带我一起走了好啊……"哭一会便昏过去,醒过来后继续哭嚎。美英也大声哭着,怀念着父亲的种种好处。我静静地跪着,不时看一眼门板上的父亲,我无法像母亲和美英那样大放悲声,我的哀伤在心里,像一颗埋得深深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生根发芽。

父亲下葬了,就埋在河的那一边,站在我家屋后就可以看见。那个长方形的坑是姐夫和大伯他们几个男人挖的,父亲的棺材被两根绳子吊着徐徐放进了墓坑。

就在往父亲的棺木上填土的那一刻,一直站在大伯身后的我突兀地窜出来,一把揪住大伯的铁锹,哭喊起来:"不要埋爷!不要埋爷!"也许谁也没想到我的突然发作,都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我只知道,坑内埋下的是我的亲人,是我一生一世亲爱的父亲。我不容许他们将父亲埋在这个永不见天日的土坑内。

最后我还是被人拉走了,我不知道我撕坏了谁的衣服,咬破了谁的手臂,我像个疯狂的小野猪,又咬又踢。

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父亲的去世是我家苦难的起源。

(七)

「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那个人是谁呢?他为何让母亲感到如此惊恐?难道是魔鬼?」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体质日益下降,骨瘦如柴。开头几天,她除了流泪就是站在屋后呆呆遥望父亲的坟墓,神思恍惚。我和美华带着黑纱和白花去上学。为了给父亲戴孝,我和美华得穿三年的白鞋子。白鞋子很容易脏,我常常去河边洗鞋,就常常望着父亲的坟墓想心事,想他是否孤独,是否想我。

也许因为父亲曾是公社会计的原故,父亲去世后,生产队很是照顾我家,队里给母亲分了轻松点的活儿,就是搓绳、编草席什么的。我和美华由队里抚养到18岁。也就是说,我和美华在长大成人前的口粮和学费全由生产队解决了。父亲的去世也使我们得到了村人的莫大同情,村人对我们的歧视开始有所转变,我们一家孤儿寡母就这样勉勉强强、磕磕碰碰地过着日子。

母亲是47岁守的寡,母亲对改嫁一向讳莫如深。父亲去世后约一年,就有好心的乡亲来跟她提亲,母亲一律摇头:"我什么指望都没了,只要两个丫头将来有出息。"乡亲好心劝解:"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苦,不如找个人帮你一把。"母亲还是摇头:"到哪儿去找个比夕贵更好的人?"这些话是母亲和好心的乡亲坐在我家的煤油灯下说的,我和美华在灯下做作业,母亲在纳鞋底。堂屋正中的墙上悬挂着父亲的花圈,靠墙的米柜正中放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灵牌位上面用墨水写着"先夫赵夕贵之位".母亲的目光始终看着那儿,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说亲者。

灾难总是猝不及防地降临。

忽然,有天夜里,东边邻居秀美家的黄狗狂吠不止,一直暴躁地狂叫到我家的墙根底下,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听到了一阵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哗哗响声,到我家这边就没了动静。然后窗上就传来阵阵轻叩,"笃笃、笃笃".我知道母亲醒着,她紧紧搂住我和美华,微微发抖,紧张得像只护雏的老母鸡。

狗吠越来越凶,附近的狗们也遥遥呼应起来,吠成一片。过了一会儿,自行车又响,那狗追着叫远了,不久就归于平静。我在母亲的怀里恐惧地醒着,母亲搂我的手松了一松,一颗水珠落在我的脸上,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

有一天放学回来,我惊恐地发现母亲的眼睛是肿着的,桌子上放着一叠那个年月里罕见的粮票和油票。母亲呆呆地坐在桌旁。我乖顺地喊了一声"妈",母亲搂过我,一串泪珠又落在我的头上,我惊恐无比,不知又有什么苦痛袭击母亲了。母亲不说,我也不好问。每天临睡前,母亲在大门后的门闩上插一把菜刀,枕头下也放一把。夜里,自行车的响声和狗吠依然激烈,还有叩窗声。母亲总是紧张地搂着我和美华,一声不吭。

后来就有了那次"匕首事件".匕首是插在我家木板桌上的,寒光闪闪的一把刀子,直立着插在桌子上。我放学一回家就发现气氛不对,家里有许多人,多是村干部。母亲红着眼睛,见我和美华回来,扑过来搂住就哭:"我死了不要紧,可那个畜生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他真要害我两个丫头咋办?"我在母亲的哭声与诉说中惊恐万分,不知道又将有什么灾难降临我家。

只听村干部说:"沙玉芳,你让我们怎么保护你呢?总不能派民兵住在你家里吧?你都说他无恶不作了,他真要干了谁,我们怎么吃得消?再说你们毕竟有过婚姻,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怎么插手管你们的事?依我们看,他这次可能也是真心的,是你不给他面子,他才恼羞成怒拿匕首吓唬你,你不要害怕,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杀人偿命,他坐过几次牢,这一点肯定懂。要是他真心待你,倒也是件好事。你就退一步吧!"母亲不说话,一味地哭。后来村干部们一个一个陆续走了,母亲一直哭到了天黑。我这时不过10岁,也许母亲认为我还不到能够为她分担痛苦的年龄,所以她什么也不跟我说。我悄悄地为无法得知和分担母亲的痛苦而痛苦。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那个人是谁呢?他为何让母亲感到如此惊恐?难道是魔鬼?

(八)

「母亲忍辱负重和杨东启过了9年,其间曾多次离家出走到很远的农场去干活,但阴魂不散的杨东启总会找到,把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回家,搜刮完母亲身上挣的几块钱后,蹂躏之后暴打一顿……」

那年夏天还没过完的时候,我终于得知一个让我小小的心脏在瞬间窒息的秘密——母亲和父亲竟然不是原配,母亲是与一个叫杨东启的人结过婚、离过婚、而后才又嫁给了我父亲的。父亲去世后,杨东启又企图霸占母亲了!

至此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杨东启的人,不,应该说是一个恶魔!所有的灾难都是他一手制造!

我是后来的后来、差不多长大后才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知道她过去的经历的,母亲的经历说起来简单,然而深藏其中的苦与痛却是令母亲一辈子都不堪回首的,母亲每每回忆起过去,总会泪水涟涟,泣不成声:母亲因为外公指腹为婚,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要嫁给杨庄镇那个叫杨东启的家伙。此人父亲早逝,母亲双目失明,有一弟弟。家境可想而知的窘迫,母亲曾拼死不从,但被我那脾气暴躁的外公一巴掌打进了花轿,也打进了噩梦的深渊!直至现在,母亲对外公依然恨之入骨。

"要不是他,我何至于遭受这么多苦难?"母亲提起外公就咬牙切齿。我想如果外公能预测他的指腹为婚会导致他惟一的女儿一生悲苦,就是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也不会使他老人家屈服的吧。

那时的母亲是沙庄颇有名气的小美人,女红家务洋样精通。母亲是在一间茅草房里成的亲,茅草房的墙壁是芦苇编制的,墙上有洞,是被杨东启拆了当柴禾烧的。他的瞎眼母亲和弟弟都被他揍怕了,不敢多说。据说有一次他的瞎眼母亲还被他扔进门口的井里,幸亏有只吊桶在里面,才救了老太太一命。杨东启的大逆不道在杨庄臭名昭著。

母亲结婚后就成了杨东启的拳头下的"沙袋",这个恶魔打人很有策略,他从不打头脸,他用拳头揍颈部以下的任何部位,有时用香烟烫。他还是条无耻的变色龙,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前打得母亲皮开肉绽,一分钟后已经把母亲扔到了床上……

母亲忍辱负重和杨东启过了9年,其间曾多次离家出走到很远的农场去干活,但阴魂不散的杨东启总会找到,把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回家,搜刮完母亲身上挣的几块钱后,蹂躏之后暴打一顿……

母亲在水深火热的婚姻中浸泡了9年,直到外公去世,杨东启入狱以后,母亲才得以获得自由。而母亲下定决心离婚,是因为杨东启五毒俱全、无恶不作,他因流氓罪和盗窃罪曾坐了两回监狱。第三次是因为他和人打架,卸掉了人家一只胳膊。母亲就是在杨东启第三次坐牢时和他离婚的,母亲离婚后不久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父亲。八年后生了我。

杨东启在监狱里和一个犯了政治错误的女人认识,出狱后两人便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杨东启的老婆因不堪受虐,和杨东启离了婚,然后远走南京。游手好闲的杨东启在将自家的两间茅屋赌得四壁空空后,恰恰是我父亲去世不久的时候,于是,心怀鬼胎的杨东启想到了母亲。于是有了半夜敲门试探,在母亲坚决不理后,这个恶棍恼羞成怒,于是有了匕首相向……

后来,杨东启终于在母亲的无力反抗中进入了我的家。那是1979年的秋天,屋后仅剩的一株梧桐树开始落叶缤纷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的坟头早已青草凄凄。惟有他的灵牌位依然光亮如新,这是因为我天天都要为他擦拭一遍灰尘。父亲是去世了,但对他的爱与思念随着我年龄的成长而日益深沉。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杨东启将我的家逐渐分解、吞噬,并直接导致了我母亲和我们的逃亡生涯。

(九)

「可怜的母亲伤痕累累,欲哭无泪。我日日沉默,我像一只沉默的羔羊,等待长大和强壮。」

开始的时候,杨东启是以一个披着羊皮的狼的面目出现的。他每次到来都少不了给我和美华几颗糖块,我和美华往往不屑一顾。因为他一来,母亲的脸上就会明显出现惊恐不安的神情。我是敏感而爱憎分明的,对臭名昭著、满脸横肉、五短身材的杨东启打心眼里充满仇恨与恐惧。

我对他"亲切、和蔼"的笑容常常不寒而栗和厌恶反感。对他要我和妹妹喊他"爸爸"的要求充满鄙视与厌恶,我怎么可能会认这个恶魔做父亲?我将我对杨东启的憎恨情绪放在脸上。母亲曾私下交代我为了安全起见,表面上要对杨东启客气一点,妹妹做到了,但我不行,生活磨练了我的早熟。

杨东启进入我家一个多月后开始暴露出了他的无赖本性。有一天放学回来,我吃惊地发现母亲的左脸颊上有一块乌青,双眼红肿,我和美华吓坏了,母亲一见我们,捞住围裙捂着脸哽咽着骂道:"你这两个讨债鬼,到什么时候才长得大呀!"后来我才知道,杨东启这天向母亲要钱去做倒买倒卖的生意,说贩鸡蛋去上海卖很赚钱。母亲哪有钱给他呢?他大怒,骂母亲不识好歹,敬酒不吃吃罚酒。随后就一拳挥在了母亲的脸上,然后就在母亲伤心的泪水中扬长而去。临走还丢下一句话:"给老子准备200块钱,不然,老子就卖掉米柜。"我家惟一值钱的家什也就是那只三格头的米柜了,母亲用它一格放面粉,一格放麦子,一格放玉米。如今上面还放着父亲的遗像和灵牌位。这只米柜是父亲在世时置下的重要家当。母亲怎么舍得让父亲的遗物失去呢?可母亲一下子又到哪里去筹200块钱呢?

三天后,杨东启回来了,还带来了搬柜子的人,竟然就是美英姐姐和姐夫。美英对这只米柜是觊觎已久,她就因为在出嫁时没要到这只柜子做陪嫁而对父母心生怨愤。也不知她和杨东启如何交易的。搬柜子的时候母亲死活不同意,护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不让动。杨东启就一把撸起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跑到河边扔进了碧波荡漾的河水里。母亲抢救不及,一下子昏了过去。

等我放学回来,家里已然空空荡荡,曾占了堂屋三分之一地面的米柜一消失,家里立时一副苍凉和潦倒的迹象。母亲歪倒在床,泪眼朦胧地对我说:"萍后啊,妈实在无能为力护住赵家的家业,你的大伯、姑妈、爹爹肯定会责怪我败了赵家家业,你长大了要有出息,一定要把米柜赎回来。"我似懂非懂"赎"的意思,但有一点我再也明白不过,那就是我恨杨东启毫无人性的掠夺,恨美英的乘火打劫。

我跑到河边,河里哪里还有父亲灵牌位和遗像的影子?河里波光粼粼,几只鸭子无忧无虑地漂游着,我的眼泪掉下来。面向父亲的坟茔方向,我默默念叨:爷,你为什么不保佑妈妈?我在河边坐到天黑,哭肿了双眼。

这时我已上了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依然优秀,但我的忧郁和内向使喜欢我的老师们忧心不已,谁都了解我的家庭,谁都为我生活于这样的家庭惋惜不已。老师们一致看好我是个上大学的料子,只是无法确定,我能否像压在大石头下的小草一样顽强生存下去。我的班主任蔡老师曾满怀希望地安慰我:"世上很多作家、艺术家都有过不幸的童年。"很多年后我又从一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给我的震撼和信心又是蔡老师说这番话时所没有体会到的了。当我第一次听蔡老师说这句话时,我心里想,我不要做什么作家、艺术家,我只要能养活母亲,不让她受苦就行。多么小的要求和愿望呀!我是真的这么想。

成长的过程很痛苦,但我从未停止成长。就像大石下压着的一株小草。

卖米柜不久,家里的八仙桌也被杨东启变卖了。他每次都说是去贩卖东西,事实上是去赌了,还有喝酒和嫖女人。杨东启对母亲施以的拳脚也越来越惨无人道,他一旦兽性发作,便关上门毒打母亲。每次只要我回家发现大门从里面紧闭,我就没来由一阵恐惧,母亲一定又在遭受非人的折磨了。

母亲有一次实在被杨东启打得怕了,喊了村干部到家里来要向杨东启讨公道。狡猾的杨东启见了村干部又是泡茶又是递烟,村干部顺水推舟说了一通"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溜走了。接着杨东启关上大门,对母亲又是一顿暴揍,因为母亲使他丢了面子。

从那以后,母亲独自忍受着一切伤痛,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她逃出苦海,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承担苦痛。可怜的母亲伤痕累累,欲哭无泪。我日日沉默,像一只沉默的羔羊,等待长大和强壮。

有一天,我偶尔从同学那里看到一本《侠女十三妹》的连环画,于是我就有了杀掉恶魔杨东启报仇雪恨的念头。我甚至想到了具体的复仇方式,投毒、手刃似乎可行一些。投毒在不知不觉间就可以做到,家里到处都可寻到耗子药。手刃也不难,只要乘对方睡着了,像侠女十三妹那样,拿一把锋快的刀干净利落地照他的脖子一砍就大功告成了。那段时间里,我一直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兴奋、激动不已。我开始留意一切机会。

(十)

「我悲哀地想: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哪个11岁的女孩此刻正奔波在仓惶的逃亡路上呢?永远记得那夜的惊慌与惊恐,凄凉得刻骨。」

一天中午,我在堂屋的地上用刀剁猪草,杨东启在房里睡午觉,当他的鼾声传出来的时候,我忽然心中一跳:这不是一个好机会吗?我的心开始激跳不已。手中剁草的速度慢了下来,我想像杨东启被我砍死后大快人心的后果,一丝快意涌上心头。我右手紧握菜刀,蹑手蹑脚走到房门口,我看到了杨东启肥胖的身躯和他硕大的头颅,我的心因紧张而狂跳,刀把在我小小的手心里攥出了汗。

突然,杨东启咳嗽着翻了个身,正面对我,我一惊,菜刀从我的手里"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吓得呆若木鸡,有好几秒钟没反应过来。谢天谢地,杨东启没有一点动静。我颤抖着拾起刀,跑到河边去大口大口地喘气。好久,我才平静了心情。

如今想来,我仍为自己11岁时就产生杀人之念而心悸不已,亦为自己心地如此残忍疯狂而后怕,如果我真的去做了,我的人生将会如何?我不得而知。后来我再没有贸然行动,我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时间到了1980年秋天,就是我们母女三人开始逃亡的那个凄惶的季节。逃离家门也是在猝不及防中来临的。这是一天夜里,睡着的我忽然被一阵打斗声惊醒,杨东启又在打母亲。我从床上跳下来,扑过去就咬杨东启死死掰住母亲手的手,杨东启吃痛甩手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母亲赶忙护住我,母亲的勇敢是我前所未见的,我为母亲担心。果然,杨东启立即冲过来扭住了母亲的手指,母亲痛得尖叫一声蹲在了地上。美华也惊醒了,怯怯地蹲在母亲身边小声哭。我绝望极了,我们母女三人今天绝对在劫难逃了。

杨东启拍拍胸脯,恶狠狠地说:"敢顶撞老子,老子看你们活得不耐烦了!老子一生没怕过什么人,把老子惹急了,人都敢杀!老子这就回去拿一把杀猪刀来,不信教训不了你们!"说罢,推起自行车就出门了,临走还反锁了大门。他的家在杨庄,离我家大约五公里左右路程。

当杨东启的自行车铃声渐渐听不见了,我们母女三人才一下子绝望地抱头痛哭。哭了一会,母亲抹把泪说:"萍后,你赶快带美华跑走。等杨东启回来,不是死,也是残。你们先跑到二队干姨妈家躲一躲,再叫干姨妈想办法送你们到她的亲戚家去,杨东启不一定找得到。"我抱住母亲:"妈,你呢?"

"我反正一条命迟早会送在这个魔鬼手里。我就跟他拼吧!你们赶快从门缝里钻出去。"我死活不肯,一定要母亲和我们一起走。母女三人就这样拥抱着,痛哭着。

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最终还是和我们一起逃了。我们合力卸下了门板,出来后我们又合上了门,屋里的煤油灯还点着,照着一屋子的凄凉。我和妹妹就在母亲一手拉一个的牵扯下跌跌撞撞地奔上了逃亡之路。

此时已是下半夜,一轮惨白的月牙儿照着我们惊惶的身影。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着寂静的旷野,旷野里有着薄薄的寒意。我们是从门前小麦地的田垄上走的,穿过小麦地就是一片桑树林。正惊慌失措地走着,突然,一棵树桩戳了我的腿,有一刻的剧痛,我没吭声。我想一定流血了,但我已经来不及停下来查看伤口,我一边奔逃一边恋恋不舍地回首那个黑暗中沉寂的家。它像一个衰弱的老人,固守着我的悲伤与欢乐。

我一边疲于奔命一边悲哀地想: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哪个11岁的女孩此刻正奔波在仓惶的逃亡路上呢?

永远记得那夜的惊慌与恐惧,凄凉得刻骨。

记忆中再没有比那夜更黑的夜了。那一夜,我不清楚到底走了多少路,我的脚上磨起了血泡,双脚酸痛无比,似乎那路会一直远到天边去。妹妹最后实在走不动,是我和母亲轮流背她走。到了天已经放光的时候,母亲终于带我们来到了她的外甥女、我的红英表姐家里。红英表姐嫁在20多公里外的郭元乡,平时极少来往,母亲说杨东启不认识表姐家,这里应该很安全。

红英是我小舅舅的小女儿,舅舅去世得早,从小就是母亲带大的,与母亲感情极深。表姐生有三个孩子,表姐夫勤劳致富,小家庭倒也殷实。

表姐救了我们。至今我对表姐一家感激不尽。

可母亲在到达红英表姐家的第二天便不知去向。

(十一)

「这段乞讨经历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细节,陌生人的爱心与亲人们的冷漠、刻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小小的心从那时起便盛满感激与仇恨!」

我惊恐到极点,在表姐家的房前屋后到处寻找母亲。表姐家屋后有密密的芦苇荡,我以为母亲藏在里面,钻进去呼唤寻找,失魂落魄。

表姐紧紧拉住我,悄声告诉我:"你妈去安徽了。等她在那边落下脚,马上回来接你们姊妹俩过去。"安徽?安徽是哪里?母亲为什么要去安徽?我一时呆住,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母亲抛弃我们了!母亲扔下我和8岁的妹妹独自远走了,不再保护、不再爱怜我们了!我对母亲怨恨到极点!

我整整一天没吃饭,哭累了就昏沉睡去。梦里是母亲决然而去的背影,我和妹妹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呼唤母亲,泪流成河……

在我平静下来后,红英表姐找我谈了一次话,我这才理解了母亲的一番苦心。

红英表姐有个小姑子正好远嫁于安徽农村,母亲走投无路,只好听了红英表姐的建议,去安徽谋生。母亲之所以不带着我和妹妹一起走,是怕有两个"拖油瓶"跟着不好找对象。母亲走时交代红英表姐,叫我和妹妹先回父亲的老家——赵家园找我的爹爹(祖父)、大伯和姑妈去,让他们抚养我们一段时间。待她在安徽找到合适人家,马上来信让表姐送我们过去。

我是在一个阴雨的早晨牵着妹妹的手回我们的老家赵家园的,从表姐家到赵家园有三四公里路,父亲在世时带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无数次去爹爹家,我还依稀认得路线。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和妹妹来到自己的老家时,我们面对的竟是一张张义愤填膺、冷嘲热讽、漠不关心的脸。

大伯说:"我也有儿子有孙子,我哪养得起你们两个小东西?"姑妈说:"我是养得起,我不养!你们的娘不是很有本事吗?找你们有本事的娘去!家败光了,就拍拍屁股走了,让赵家替她养女儿,没门!"

84岁的爹爹已是老态龙钟,他是靠家境富裕的姑妈养活着的。爹爹用满是同情、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和美华,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亲不亲赵家人,先给俩孩子弄点饭吃。"姑妈说:"喂猪也不给她们吃,谁知道是不是她娘施的苦肉计?"这是怎样的一种侮辱?这是怎样的一种刺痛?

我的头"嗡"的一声发胀了,我尖瘦的小脸一定也胀得通红,我愤怒而仇恨地冲姑妈那张看起来很富态的脸说:"姑妈,你记着,我们就是讨饭也不到你家门上,你家富不会富一辈子,我家穷也不会穷一辈子!"说罢,我拉着美华飞奔着离开了爹爹家,我听到爹爹在身后焦急的喊声。我们头也不回。在奔跑的同时我是哭着的。我小小的心里满是膨胀的屈辱与仇恨!也就是那一天,我在心里立下两个誓言:一、从此与赵家所有人一刀两断!二、一定要出人头地!

那是怎样的一个雨天呀!我永远记得那天的雨,绵密、惆怅、忧伤,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灰网,笼罩着无家可归的我和妹妹。

走投无路。

姐姐,我们去哪儿?美华饥饿的小脸像天一样灰。

我的心像掉在地上的雨滴一样,又疼又碎。我捏紧美华的手,我们惟一的路只有回红英表姐家了。雨天黑得早,加上美华饿得走不动,我们像两只被雨水淹没的小蚂蚁,在人生的泥泞里苦苦爬行。

路边的农家已经点亮了煤油灯,开着的门内有饭菜的香味,也有晃动的人影和大人呵斥小孩的声音,我真羡慕那个被父母呵斥的小孩子——如果此刻让我喝一碗粥,不在雨地里流浪,即使被父母打骂也是幸福的呀!

美华实在走不动了,我蹲下去,美华小猫一样趴到我背上,饥饿与负重让我有一刻的晕眩,想起不知身在何方的母亲,一串眼泪掉在了雨地里。

等我再也背不动美华了,我放下她,我俩蹲在路边,手按着胃部,大口吞着口水。路边有户人家,门半开着,屋里没什么声音,但有铲锅的声音,好像是吃了饭,要洗碗了。美华小声喊:"姐,我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要饭更难为情的了,我像咽下口水一样咽下胆怯和自卑,我难为情地走到那户人家门口,在门口轻轻咳了一声,屋里的女主人转头看到我,走进看了看,连声问:"你是哪家的?怎不回家?在我家门口做啥?"我没说话,眼泪刷地涌出眼眶。

女主人看看我,再看看蹲在路边的美华,美华终于哭出声来,我终于艰难地挤出一句话:姨,我们饿……

女主人看看我们,出来一手拉一个,把我和美华拉进了她的家。那晚,我们补偿了一天的饥饿,尽管只是玉米粥和咸菜,可那香香的滋味终身难忘。更难忘的是那个脸上长着蝴蝶斑的妇女,家里只有她和她4岁的儿子,她耐心地看着我和美华呼呼地喝粥,我偶尔抬头,竟看见她眼里飘忽着亮晶晶的液体。

从此我知道什么叫与人为善。

那晚,我和美华在那户人家的灶门前的稻草堆里睡了一夜,稻草的清香弥漫了整个梦境。

第二天,我和美华继续上路。我至今内疚不已的是,我竟然没有将那个好心妇女的姓名记下,这成了今生永恒的遗憾!这段乞讨经历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细节,陌生人的爱心与亲人们的冷漠、刻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小小的心从那时起便盛满感激与仇恨!

(十二)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竟然是被养父母家当童养媳领养的。他们决定把我养大到18岁,然后嫁给他家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这就是他们和母亲的约定。」

走投无路的我和美华只得重又回到了红英表姐家,表姐义无返顾地收留了我们。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因怕杨东启听到风声追踪而至,我和美华平时从不出门。我们像两只不敢见天日的小老鼠,躲在表姐家的三间屋子里,望眼欲穿地等着远方母亲的消息。

有关杨东启的消息也被时常在外做工的表姐夫一点点带回来:杨东启对我们的"不辞而别"大为恼怒,我家的两头已经长膘的肥猪不幸成了他的刀下祭品。也许他觉得我们的逃离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他揣着一把杀猪刀疯狂地四处找寻我们的踪迹。

我家几乎所有的亲戚家他都在半夜造访过,所到之处,莫不恶言相胁:要是被他发现谁家收留了我们,他绝对一把火烧了这家房子。好在我家亲戚都说我们可能都已到了外地,加上红英表姐家住得偏僻,平时几乎素无往来,红英表姐家暂时倒是个安全地带。

躲避与惊恐的时光令我感觉窒息。我天天趴在表姐家的窗户边,望着天空漂浮的云彩,幻想得到母亲回来的消息。做梦都想。

关于母亲的消息终于在两个月后传来:母亲已经在安徽芜湖市郊区找到一位矿山工人,并且结了婚,很快就会回来接我和美华去那个鱼米之乡了。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消息啊!背井离乡固然凄凉,但天天有大米吃,又在母亲身边,对我来说,没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

终于,母亲回来了。是悄悄的。我们惊喜地发现母亲的气色好多了,身上的衣服是全新的,母亲还带了一些糖果回来,那两天的空气似乎都是甜的。

然而,两天后的日子又浸满苦涩。

母亲要走了,并且只带走美华一个人,而把我留下来送给表姐同村的一户周姓人家。也就是说,我被人家领养了,母亲这一次是真的不要我了。

母亲有难处,继父只肯母亲带一个孩子过去。母亲说美华小,送人不放心,只能委屈我了。母亲还说到我放暑假和寒假,我的养父就会带我去安徽与母亲团聚。

我没有哭着喊着要随母亲走。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就像她所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割哪块她都疼。母亲是不舍我的。母亲临走哭肿了眼睛,一遍遍要我不要记恨她。我怎么会恨母亲呢?要恨,我只恨杨东启!

我是站在红英表姐家的窗户后面眼睁睁看着母亲和妹妹走远的,此刻的我已经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母亲也是一步三回头的,母亲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那是一种与骨肉分离的痛苦、无奈、凄凉,还有乞求原谅的复杂眼神。

12岁的我从此懂得了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寄人篱下。

我到了养父家里。养父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比我大八岁、六岁、四岁。都未读书,我到这个家庭惟一的幸运就是我又可以读书了。这是养父母答应母亲的。这样,我又插班到周窑小学上了四年级下半学期。

原以为养父母家的日子少了流离颠沛,会平和温暖得多。其实不然。我在读书的同时也成了养父家的小劳工。

割猪草羊草是小事,掰玉米穗、剥玉米粒、砍玉米杆子、锄芋头、剥棉花、做饭、洗衣服、洗碗、打场……除了挑担子,所有农活、家务活我几乎都干过。

养父好酒,三餐必喝。给养父去一公里以外的代销店打酒成了我的任务。常常是晚上吃饭时,养父发现酒壶空了。即使我正吃着饭,也得丢下碗先去打酒。

去代销店的路上要经过一座杂草丛生的坟场和一条清冷纤瘦的河。路是从坟场中间穿过的,冬天的天黑得早,下午六点钟就已经黑透。养父家吃饭通常是七点,打酒也往往是这个时候。

农村的路上一向行人稀少,何况晚上。冬天的坟场里冷风凄凄,更有风刮过树梢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可无论多黑的夜,无论多冷的天,我总得一个人走完这一条阴森可怖的路。

夏天,河边的小路上常常横着乘凉的水蛇,我最怕蛇了,总担心会踩着它们,走路总是很小心,可有一次竟有一条蛇从我的脚背上游了过去,那种冰凉、滑腻、恐惧的感觉直射心底。我在心里哭着呼唤母亲: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呀!母亲,你可知道女儿寄人篱下的悲苦和凄凉?

打酒回来,养父一家人有说有笑围在桌子边剥花生吃。我把酒壶递给养父。没有人叫我吃花生。

我从未坐在桌子旁吃过饭,每次都是端着碗蹲在门前的小石墩上喝。说喝,是因为吃粥的时候多,仅有的一点沉淀在锅底或沸浮在锅沿的米粒早被养父的三个儿女捞光了,即使他们没捞光,我也不敢捞,就像我喝面汤时从来不敢像他们一样堂而皇之四去开柜挖猪油一样。在这个不是我家的家里,我自律而自卑。

我穿的是养父母女儿的旧衣裳,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做新衣裳,而把旧的破的换到了我的身上,尽管我的个子比他们的女儿要高,尽管他们女儿的衣服总是在我身上吊着。

每天晚上,我捧了碗坐在门前的小石墩上喝稀稀薄薄的粥或面汤时,就对着东升的月亮想母亲,我会在泪眼朦胧中做一个很虚无的梦:母亲来了!来接我了!我直觉地相信,尽管母亲与我隔了万水千山,可总有一天我们母女终于会团圆!

(十三)

「我无言,从体外到体内彻骨的寒冷让我直打冷颤。我绝望地想:我会不会冻死在这个阴冷的冬天?」

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当作"童养媳"领养的,说是等我长到十八岁,就"嫁"给养父家其中一个儿子。告诉我做"童养媳"秘密的是红英表姐,她看不惯养父母家对我的刻薄,鼓励我给母亲写信,要求母亲想办法带我去安徽。

我对童养媳的概念十分茫然。但我明白"嫁"的含义。

我立即给母亲写信,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我从练习薄上撕下一张纸,趁着课间休息时趴在课桌上给远在天边的妈妈写信。

"妈妈,我想你。"我写下了第一句话,这句话一写,眼泪就在眼里旋转了。我想了想,接着写:"妈妈,你想我吗?"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我偷眼四顾,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疯玩,教师里很安静。我大胆地吸了一下鼻子,抓紧时间写:"妈妈,我过得很不快乐,他们让我干很多活,很累。我想到你那里去,哪怕跟着你讨饭喝粥,我也愿意。妈妈,快来吧!""讨饭"那句话是红英表姐的授意。

想了想,我又在信的一角画了一个脸上正掉着眼泪的小孩子。我折好信,接着写信封。信封是红英表姐帮我用废练习薄的封面糊的,我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上从红英表姐家抄来的母亲的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马塘乡荆山石矿周习康转沙玉芳收。周习康就是我继父,红英表姐说我写母亲的名字没人认识。

信由红英表姐帮我寄出去了。我的心随着这封信的飞越万水千山而急迫和喜悦,等母亲的回信成了我每天的惦念。

母亲的信一个月后才姗姗来迟。是寄给红英表姐的。母亲的信不长,不知请谁写的。母亲的回信是这样的:"萍后,接到你的信,我的心都碎了,都怪妈妈没用,让你吃苦头了。妈妈过段时间就回去看你,真的。你好好读书,妈妈下次回来一定给你带个新书包。妈妈也想你。"我将母亲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连标点符号都数在内,一共73个字。这时候我竟没有一点想哭的冲动,心内只是失望。母亲没说要带我走。

我再未给母亲写信,我隐隐有些怨恨母亲。

放暑假了,我更成了养父母家的长工,每天的做饭洗衣成了我的必修功课,两头猪和三只羊的一天三顿草也由我包了。我就像课文《包身工》里的"芦柴棒"一样辛苦与嬴弱。再沉重的担子我也得自己扛,无人会帮我。

我的坚忍与强干也许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从小我就未曾养成怨天尤人的习惯,养成的,是独自面对苦难的坚韧毅力。

炎热的夏天过去后,我升上了五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令我所在班的班主任欣喜不已,班主任抛下他原先宠爱的学生,而对我青眼有加。我受宠若惊,学习更加用功。期中考试我果真考了个全公社年级第一。

考试完了就是寒假了。又到了我繁重的家务劳动时光。我觉得这个冬天特别冷,因为我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秋衣秋裤,还是养父母的女儿不穿了的。

棉袄没有,毛衣没有,一双有洞的袜子也没有,鞋是芦苇编的"毛窝儿",结实是结实,但由于没袜子穿,脚在里面空荡荡的,坚硬的芦苇秆子会把脚磨起泡。养父母的儿女们比我幸运,他们有暖和的棉衣裤和养母亲手做的棉鞋。

有次我小心地对养母说我冷,养父在一边轻飘飘地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冷什么冷?"我无言,从体外到体内彻骨的寒冷让我直打冷颤。我绝望地想:我会不会冻死在这个阴冷的冬天?

也就是在这个冬天,我听到了一个令我振奋不已的消息:杨东启在南京涉嫌强奸杀人被抓起来了!原来,杨东启到处找不到我妈妈,就又去南京找他的前妻,他的前妻也四处躲藏不见他。有一天,他打听到他前妻上班的工厂,找到她的宿舍,便潜进宿舍等她回来。谁知,与他前妻住同一宿舍的一个女大学生晚上回来,被兽性大发的杨东启奸污了,并用他前妻的毛巾勒死了女孩……

听到这个消息大约半个月后,有两名警察来到红英表姐家找我。警察是来调查杨东启在我家做过什么坏事。我在两名警察的追问下回忆着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日子。警察刷刷地往本子上记着。我想忍住不在生人面前哭的,可我到底没忍住,我为我流了泪而难为情。警察说:"你别怕,你说吧,杨东启已经被我们抓了,不要怕。"问答了大约有两个小时,我的手背上早已糊满鼻涕、泪水,警察问完了,递给我本子,让我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工工整整地在警察的本子上认真写下"赵美萍"三个字。警察临了又要了母亲的详细地址,说还要去安徽向母亲调查取证。

(十四)

「我跪了也许有两个小时那么久,继父的鼾声经久不息。泪痕已在脸上干结,紧绷绷的,像结了一层痂。我绝望地想:如果继父一直不醒来,我是不是就一直在这冰冷的地上跪下去?」

不久,母亲来信了。母亲在信中说,江苏的警察已经去安徽找到了她,还带她去医院拍了她受伤手指的片子,虽然骨折早已治好,可还有旧伤。这些都是证据。母亲在信的最后说:"杨东启作恶多端,肯定会枪毙。我们的苦日子也到头了,今年我会光明正大地带你继父回去过年。"捧读母亲的来信,我喜出望外。

母亲和继父是腊月二十八那天到达的,美华没回来。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继父。继父矮小壮实,皮肤黝黑,双手粗糙,一副老实的农民形象。继父眼里有云翳,说话嗓门大,这使我对他有几分畏惧。

母亲拿出一包花花绿绿的糖塞给我,说:"这是你爸爸买给你吃的,快叫爸爸。"我看看继父,他用那双长了云翳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我心里一紧张,竟然喊不出口。母亲一个劲向我使眼神,我像蚊子哼哼一样叫了声"爸爸",继父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在红英表姐家里,母亲摸摸我的衣服,惊讶地喊起来:"你怎么穿得这么少?"我鼻子一酸,说不出一句话。母亲又摸摸我的手,再次惊呼:"手这么凉,怎么不加衣服?"母亲当即就要去养父母家,看样子似乎要兴师问罪去。

我拽住母亲,哀求道:"妈,带我到安徽去吧,我不想在这里过下去了。"母亲的眼圈一红,说:"不是我不想带你去,是你继父不同意呀!"红英表姐给我出主意:"我看姑父也是个老实人,萍后你要求他,晚上他睡觉,你就在他床前哀求,他心一软,兴许就同意了。"母亲想想也说:"这倒是个好办法。萍后你要会说话,开口闭口就叫爸爸,他一高兴,一喜欢你,就带你走了。"晚上,和表姐夫喝了两盅白干的继父在红英表姐家的东房里睡下了。母亲和表姐在另一间房里说话,母亲叫我去求继父"开恩",成了马上告诉她。

我遵照母亲的意愿而行。开始我是低头认罪似的站在继父床头,一动不动。那时农村还没通电,昏昏暗暗的煤油灯跳在继父的床头,他缩在被窝里,用安徽普通话说:"你把灯吹掉吧!"他以为我是来给他吹灭油灯的。见我半天没动,继父奇怪地问我:"你站在这里干什么?"我嗫嚅着说:"爸爸,带我去安徽吧!"继父没吭声,我想起红英表姐交代的必要时要跪下的话,我双膝一弯,跪在了继父的床前。跪下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划过一抹钝钝的痛,13岁的我已经懂得自尊,我的眼泪在这一刻暗潮汹涌。

几分钟后,我听到了继父发出的鼾声,继父居然睡着了。

我的泪水不可抑制地滴落下来。如果是我的亲生父亲,他会视而不见我的跪地哀求而心安理得地酣睡吗?

我跪在冰冷的地上,薄薄的秋裤隔不了来自地底的寒气,我能感觉到寒气上升的冷酷与无法抵挡,泪在脸上蜿蜒成冰凉的河,小小的心似乎也冻成了冰坨坨。世界何其寒冷啊!哪里会是我取暖的地方?

我跪了也许有两个小时那么久,继父的鼾声经久不息。泪痕已在脸上干结,紧绷绷的,像结了一层痂。我绝望地想:如果继父一直不醒来,我是不是就一直在这冰冷的地上跪下去?

继父醒来时我已跪麻了双腿,继父起来解手,见状,很惊异地问:"干什么跪这里?"我小声而坚决地说:"我要去安徽!"我听见继父叹了口气,边往外走边说:"去安徽也是过苦日子!"继父解完手回来时叫我起来,"你不要跪了,"他说,"不是我心狠,我养两个人已经够呛,我再也无能为力。"继父躺进热乎乎的被子里,不再理我。一会儿,鼾声又起。

我是彻底死心了。不再哭,继父不会因我的哭泣而心疼的,我又不是他生的。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想往他身上贴的小包袱吧,谁又愿意自找苦吃呢?

我艰难地爬起来,在这个寒冷而又无情的冬夜,无家可归的我连继续哭泣的意念都放弃了。生活不相信眼泪。

我一个人悄悄回了养父母家去睡觉,没去惊动母亲。我跪了两个小时继父都毫无怜悯,她又能怎样?

整夜都在梦中挣扎。我一个人奔跑在烈日炎炎的旷野上,旷野无人,我无去无从。我仰天叩问:"家——家呢?"

(十五)

「我忽然惆怅万分,不知道这一去还有没有归期,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土。忽然想到孤零零埋在屋后的父亲,眼泪迅速吧嗒吧嗒掉下来。我就这样,如一叶飘萍般随着滚滚长江水飘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安徽芜湖。」

第二天,事情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继父竟然同意带我去安徽了。

后来才明白,一切还是母亲所为。在我黯然离开后,母亲与继父大吵一架,母亲说如果我不带去安徽,她也不去安徽了。最后继父吼了一句"老子算栽了"便默认了我。

继父的那一关过了,养父的一关就不那么容易过了。

中午,继父和母亲都在养父母家吃的饭。这顿饭应该说吃得圆满而美好。养父对母亲一口一个亲家母,和继父一杯接一杯喝酒。这天的我破例上了桌子,还吃到了两块红烧肉,自然是养父"疼爱"我的表现使然。

我一小口一小口咬着养父夹到我碗里的肉。到养父母家也有一年了,吃肉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也是养父第一次给我夹菜,并且是红烧肉啊!那肉是切成方块型的,有瘦有肥还有皮,琥珀色的,一层明晃晃的油,香极了。吃过饭,养父威严地叫他的女儿:"庆珍,洗碗!"庆珍很不情愿地动手拣桌上的杯盘碗碟,并且狠狠地瞅了我一眼——洗碗本来是我的任务,就像给养父打酒一样天经地义的。

母亲是在吃完饭后向养父提出要带我走的。养父正剔着牙,闻言眼睛一瞪:好好的,开什么玩笑?

是了,周家是怀着我做童养媳的目的收留我的,自然不会轻易放了我吧?我的心有点飕飕的凉,就像顺着我的裤管向上窜的凉风,一直窜到了我的心里去。

任母亲好话说尽,养父就是不放我,他的两个儿子站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打了个寒战,怕母亲夺不走我。

母亲和养父终于控制不住地争吵起来,养父咆哮起来,脖子上青筋鼓起老高,跳脚道:"老子不能白白养你女儿一场……"母亲答应养父,即使我去了安徽,仍然认他做父亲。养父不依,指使他的两个儿子将我押解起来,就在他们动手时,母亲冲过来,母鸡护雏一样抱我在怀。养父恼羞成怒,举起煤油灯就砸,油灯飞在母亲的额头上,殷红的血从母亲的脸上淌了下来。

亲眼目睹着流血的母亲势单力薄地为我争取着自由。原先对母亲的些许怨恨在此刻烟消云散。心里满满的,是对母亲的感激与感动。

事情的结果是请了养父村里的干部调解,母亲答应了养父赔偿200元养育费的要求。200元!这在八十年代初是个多么吸引人的数字!母亲找红英表姐借了100元,继父从口袋里掏了100元,我就被从童养媳赎回成了母亲的女儿。

养父仍不解恨,我临离开他家那天,他恼恨地叫我从身上扒下他家的所有衣裳。母亲二话不说,拉起我到薛窑镇,由我亲自挑选,替我买了一整套棉衣棉裤的衣料,随后送到一个裁缝店加急赶制。

至今仍记得那件粉红底碎白花的棉衣,我就是在13岁那年的春节穿着它满怀喜悦地从南通港登上了江汉号客轮。在南通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长江,站在江边的我惶惑至极,江水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呢?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这么混浊?在它身边,我是如此渺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那轮船真大,上下四层,我们买的最低等的五等舱,在船的最底层,一层草席铺在船板上,南腔北调的旅客横七竖八地或躺或坐。我不时爬上二层的甲板,望着江水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金色、银色的碎光,怯懦而兴奋。船开动了,逐渐骚动的旅客们逐渐安静,我看着庞大的轮船笨拙地离港,掉头,缓缓驶离我的故乡。

我忽然惆怅万分,不知道这一去还有没有归期,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土。忽然想到孤零零埋在屋后的父亲,眼泪迅速吧嗒吧嗒掉下来。我就这样,如一叶飘萍般随着滚滚长江水飘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安徽芜湖。

第二章:采石场,屈辱和血汗铸练坚韧不屈

(十六)

「砸破指头是正常不过的事,还有碎石屑溅入眼睛、划破腿脚的,右手掌被锤柄磨起的水泡也钻心的疼。只是,无论我受了怎样的伤,都甭想从继父那里得到半点同情。」

原以为好日子就会随着和母亲的相聚而降临的。直至来到继父家,我才明白梦想和现实的距离有多大。

继父家境的窘迫让我始料未及。当继父领我走过一座名为小荆山的露天采石场,再下一道坡,转弯就到了继父家门口时,我还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新家。这就是我的新家吗?

这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三间房子,像一只老龟,沧桑不堪地趴在地上。三间房子里却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即我家,一户是继父的大哥一家,他们家有五口人。三间房子一家一半,中间堂屋里乱七八糟地堆着杂物,养着鸡鸭,地上坑坑洼洼,屋里气味熏鼻。我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

后来才知道,继父在未和母亲结婚前一直独身。继父独身的原因很简单,继父易怒,脾气暴躁,嗓门大。据说继父年轻时曾有过数月的事实婚姻,后因那个女人无法忍受继父的性格而一去不返。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里,继父像山上一块不讨人喜欢的顽石一样,一直无女人问津。于是继父孤独地生活了47年,直至经人介绍介绍认识了49岁的母亲。其实母亲在见继父第一面时心内是备感失望的。做矿工的继父看上去丑陋而粗糙,家境也不如人意。但那时急于找个落脚点的母亲别无选择。

直至和继父生活在了一起,我才深切地明白继父支撑生活的不易,也才理解母亲当初不能带我来的苦衷。我和美华在父母的房间里搭起了一张小竹床,屋里还塞满了农具杂物,堆得满满的,一家四口和所有破烂农具塞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连转身的空间都很困难。尤其是,房间的门背后还藏着一只尿桶。晚上,谁起夜都是一阵"哗啦啦"的声响,又臭又吵人。

由于我的来临,使得原先就备感窘迫的家境更为捉襟见肘。我和母亲、美华的户口还未迁过来,实际上就是黑户,一家四口就只有继父的一亩五分地。吃的米和烧的柴都不够,只能买黑市米和煤。母亲的身体不好,几乎每月都要抓药。而继父一个月满打满算才七八十元的收入,这对一个有着两个正长身体、正在读书、又有一个长期病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生活的艰辛严峻地摆在了我们一家人面前。

过完春节不久,我和美华就要上学了。我很顺利地插班上了平山口小学的五年级读下半学期。学费是继父四处去借的。

继父认为借钱供我们姐妹俩读书,我们就得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才对得起这个家。于是,我和美华有了分工,课余时间,我上山砸石头,美华拣猪屎,因为猪屎是上好的农田肥料。那时我人小,就用小铁锤砸"寸子".所谓"寸子",就是一寸左右大小的石子。母亲身体好些时就在上山劈劈啪啪地砸。那时砸一吨石子可以得两块钱,一天砸得快可以砸一吨。

学会砸石头我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尽管是将那种拳头大小的石块砸碎,我在入门时还是吃足苦头。砸石头的正确姿势是用左手扶住石头,右手抡锤狠狠砸向目标。我握锤的姿势非常正确,只是每次砸向目标的准确性不强。好多次石头完好无损,扶住石头的左手指却皮开肉绽。疼是不必说的,难忍的是继父的指责。如果继父在身边,我连哭都不敢,继父会说:"眼睛是干什么用的?你不会看准了砸?"砸破指头是正常不过的事,还有碎石屑溅入眼睛、划破腿脚的,右手掌被锤柄磨起的水泡也钻心的疼。

半个学期很快过去,期末考试,我是和班里几个尖子生被班主任带到市里去考的。结果出来后,我就成了村里的"小名人"——我居然考上了芜湖市二十五中,是全村多少年来惟一考上重点中学的女孩子!

辛辛苦苦砸了整个暑假的石头,可因为垒了一间我和美华安身的小石头屋,我和美华的报名费又成了问题。

我考取的重点中学在市里,我得住校,住校就得交伙食费。不住校,天天往返二十多里路的时间和车费又是我难以承受的。美华也要上三年级,眼看九月一号即将来临,家中越发愁云密布。换个人家,孩子考上重点中学是高兴都来不及的事,而我家相反。炎热的夏季是身体虚弱的母亲最难挨的季节,母亲常常吃不进一口饭,光喝水,然后躺在竹榻上呻吟。继父焦头烂额,整日愁眉不展。我和美华日日行动如鼠,生怕一不小心触了继父的火气,从而引起父母的一场恶吵。

父母的争吵是三天两头的,苦难生活的无情磨练,将母亲逐渐从一个通情达理、温婉和善的妇人变成了一个敏感脆弱、脾气暴躁的怨妇,她不堪忍受继父诸如随地吐痰和大嗓门之类的恶习,经常指责继父。继父又是一个火暴性子,受不得一点指责,于是家中几乎无一宁日。父母的争吵让我和美华倍感家庭的冷漠与凄凉。

(十七)

「我就像那只辛苦的精卫,一块一块地衔着石头,所不同的,它是填恨海,而我是填生活。」

一天,11岁的美华问我:"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在家里呆了呀?"记得我当时对神色忧伤的妹妹说了一句恶毒的话:"一是嫁人,一是死。"嫁人和死,后来真的成了我向往的目标。

要开学报名了,继父丝毫不提我上学的事。我在忐忑不安中鼓足勇气、战战兢兢问继父:爸,我能读书吗?当时是晚上,正吃饭,继父夹了一筷子咸菜蹲在门槛上大口扒饭,把一个沉默的背影留给了我。母亲气度小,马上冲继父嚷:"女儿跟你说话,你聋了?"我心里一冷,凭经验知道,一场恶吵又即将开战了。

继父果然横眼吼道:"我要是聋了倒好了,省得听你的屁话!老子瞎了眼找了你们娘儿仨,累死老子了!老子也没办法可想,读不读书怪不得老子……"发怒时的继父可以声震整个小荆山,母亲放声大哭,母亲的委屈我能理解:继父后悔娶了她,她又何尝不后悔嫁了继父?

我和美华瑟缩在房间一角,继父的话句句如刀,直刺我生疼的心脏!在一刹那间,我心如死灰:不读书了!

我翻开书包,找出那张录取通知单,折好放进衣袋。临睡前,我开门出去了。

家门口就是一条通到长江的河,夏天的河水涨得满满的。月光下的河水波光粼粼,闪着温柔而慈爱的光泽。我小心地涉水而下,水的凉润让我全身一阵舒畅。我从兜里掏出录取通知单,放在了水面上。我用手一拂,它就随波漾了开去。再拂,它就漂得更远了,很快,它就漂成了一个小小的白点,我目送它远去。然后,上岸,回家。

我成了山上最小的采石女。14岁。

砸石头的光景又已不同,芜湖钢铁厂不要"寸子",改要"碗口石"了,顾名思义,就是碗口那么大的石头。八毛五分钱一吨。砸石工具随之更新。继父给我准备了一大一小两把铁锤,一把10磅,一把18磅。18磅铁锤的任务是将抱不动的大石头砸成能搬运的小石头,10磅铁锤的任务是将小石头砸成合格的"碗口石".还有一根铁撬、一把铁耙、一把铁叉。我每天扛着这些铁家伙"上下班",它们硌得我的肩膀生疼生疼,它们和我的骨头对抗着,它们硬,而我的骨头更硬。扛久了,居然也不觉得痛了。

山上的石头只有两种颜色。一种深青色的,带点墨绿色,这种石头往往一片一片的,约有十公分左右的厚度,适合铺平板路、下地基、垒围墙,这种青石石质较脆,只要力道到位,一铁锤下去就会开裂,棱角分明。这样的石头最好砸,砸石头的人都喜欢抢这种青石,可山上这样的石头并不多。

另一种是褐色的,这种石头比较顽固、坚硬,不容易砸碎,一块吨把重的巨石,弄不好,砸到最后就成了一块难啃的硬而圆的骨头,只能再用风钻打一枚炮眼,放进100克左右的TNT才能炸开,然后用破碎机瓦解它们,送去炼钢或者烧石灰,碎石子适合铺路。

山上的石头多得数不清,一炮放下来,总是几十吨的往下掉。那种轰泻而下的气势无比壮观也惊心动魄。放炮时,人们像麻雀一样躲在防炮洞里,默念炮响的次数,侧耳倾听石头倾泻的轰鸣,议论哪只炮的力道大,哪只炮是闷炮,哪只炮成了哑炮。而炮声一停,人们就像放出笼的鸭子,呱呱叫着跑去抢石头。砸石头也有规矩,靠山吃山,山上的"个体户"都是附近的村民,个个"占山为王",家家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场地,不成文的规定是,放炮炸下的石头落在谁家场地上便是谁家的,别人不得越界拾取,否则,轻则骂个狗血淋头,重则大打出手。在这个完全靠蛮力生存的小社会,每个人都有一套自我保护与对外抗衡的势力。有人以凶悍出名,有人以蛮横出名,有人以玩命出名。在山上,为抢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的例子太多了,我任何势力都没有,为避免麻烦,我到山上找了一处还未开采到、没人占有的场地,开始了我的砸石生涯。

我的场地因没开采,因而原料来源艰难。我先是从土堆里掏一些碎石块,但没两天就"坐拣山空".接着我开始采取"蚕食"行动。我看见有些人家的场地上石头多得砸不了,最后还是被工人们拉上了破碎机。我便央求人家:"你家石头多,与其让他们上破碎机,给我一点好不好?"这样恳求,一般比较有效。但也有蛮横的,宁愿上破碎机也不给我,我只有干瞪眼。

还有一种情况,人家石头多,他们只青睐省力的小石头,对那些费力的大石头便不屑一顾。我就拣这些人家不要的大石头,一块一块地用大锤砸小,再装上小推车运到我的场地上。我就像那只辛苦的精卫,一块一块地衔着石头,所不同的,它是填恨海,而我是填生活。

(十八)

「我抹干眼泪,爬起来,拣起我的铁锤,把仇恨通通发泄到了石头上。石头在我的铁锤底下啪啪地碎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压在自己身上的石头,也只有自己去颠覆,去砸碎,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帮你。」

我的砸石之初并不顺利。最大的困难是我几乎抡不起那些铁家伙,尤其那把18磅的铁锤。颤颤巍巍抡起来,砸到石头上却绵软无力。有时砸偏了,不是自己的腿脚倒霉,就是石粉飞进了眼睛。每天回家,手上腿上少不了旧痕添新伤。手上是逐渐两极分化的,十只手指因搬运石头被磨掉了螺纹,鲜红的嫩肉触之即痛;而手掌上却又老茧厚厚,针扎进五毫米丝毫不觉。几个月下来,我的脸庞黑了,胳膊腿粗了,力气大了,15岁的我看上去有20岁那么大。这是磨练,也是成熟。

有一次,我为了一块钱与人打赌,在半个小时之内,将一块近一吨重的巨石砸开了。那块石头也是赌气砸的。头天放炮的时候,它不偏不倚正好滚落在我家场地上。一般来说,这么大的巨石是该用炸药炸碎的,但我向矿上的班长要求放炮炸碎的时候,班长说石头有裂缝,可以砸碎,不必放炮。但是,却又没有一个矿工愿意出这份苦力。我求了好几个人,人家都说,石头这么大,砸碎有什么好处给我?石头在我家场地上,别人自然不管了,着急的是我。我一赌气,就说,我来砸给你们看。

这下,

矿工们来劲了。有个人说,你砸碎了我给你一块钱。另一个人说,我也加一块。不过限定时间,半个小时之内砸碎有效。我说你们别赖。当我轮着18磅的铁锤,站在巨石上高高抡起铁锤的时候,颇有点英姿飒爽的味道。那是砸石头最累的一次,半个小时,除了擦汗,没有休息一下,身上的汗水连裤子都湿透了。那块巨石渐渐地变小,变小,最后变成了一堆碗口石。后来整整装了一毛驴板车,足足一吨多。和我打赌的矿工赖掉了两块钱,这让我有点耿耿于怀。不过我还是不后悔砸了这块巨石,毕竟它卖的钱归我。

在山上,最艰难的还是抢石头。当我的那块场地也被矿工们开采后,忽然就成了宝地。前后左右都有人来围攻。每次炮声还未停息,就有胆大的率先跑进堂口,顶着石壁上放炮炸松的危石抢石头。为了捍卫自己的场地和石头不被侵略,我曾多次勇敢地和侵略者发生械斗。砸石生涯锻炼了我的个性,我再不是原先那个柔弱无助的小丫头了,我学会了自卫。

常和我发生武斗的是一个叫兰兰的女孩,比我大3岁,仗着她哥哥是矿上的风炮手,一向专横跋扈,欺霸一方。她不仅抢我的石头,连我的场地也妄图侵占。我们原先在边界处打了个界桩,以此为界的,但她总乘我不在时,擅自往我这边移动界桩。这种阴暗卑劣的手法令我尤其恼火,我和她讲理,她不,她张口就骂。山上砸石头的女孩子大多是没读过书的,那个靠蛮力吃饭的小社会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一般我都是忍字当先,因为我一直记着母亲的告诫:在小荆山这个地方,我们是外来户,没有亲朋好友帮助,尽量不要惹是生非。

当有一次兰兰唾沫横飞地咒骂我家的祖宗八代时,我终于忍无可忍,扬手给她两个响亮的耳光。于是我们扭成一团,她长得人高马大,力气自然也比我大,我被她死死地压在地上,我们像两个野蛮的小野兽,在满是碎石子的地上滚来滚去。最终我们是被矿工们拉开的,我们都负伤了,血汗交融,满面狼藉。我们互相仇视,咬牙切齿,气喘吁吁,一副困兽犹斗的样子。

兰兰的哥哥从半山腰下来了,我满怀希望地以为他是来为我们做调解、说公道话的,没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家伙居然二话不说,提起我的衣领,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把我扔到了几米开外。人生就这么残酷!谁让我没有哥哥?谁让我孤掌难鸣?哭是没有用的,惟一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强壮起来,面对强悍的对手毫不胆怯。我抹干眼泪,爬起来,拣起我的铁锤,把仇恨通通发泄到了石头上。石头在我的铁锤底下"啪啪"地碎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压在自己身上的石头,也只有自己去颠覆,去砸碎,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帮你!生活就这么残酷,生活的哲理也就这么简单。

(十九)

「紧张、恐惧使我心跳如鼓。现在下去是很轻易的事,但半途而废又是我不甘心的。我咬咬,上吧,如果连一座小山都不敢爬,我以后还能干什么?」

在一个中午,矿工们都下班之后,我鬼使神差地和砸石头的六九子打赌,看谁能通过安全绳上爬上山去,然后再爬下来,不准将安全绳系在腰上,只准抓在手里。我从没有过如此疯狂的念头和举动,潜意识里,似乎想证明自己的勇敢,让那些总是欺负我的人看看我的胆魄。

六九子是个男孩,比我大两岁,经常像只灵巧的猴子,在山上窜来窜去。他自然是不怕的。而我呢,仰头看看陡峭的石壁、摇摇欲坠的危石,感觉那山就要当顶压来了。我的心和腿一起狂跳起来,山虽不高,才200多米,但那是垂直攀登啊!可我不愿退缩,兰兰在这儿,周小金和周小九也在不远的场地上砸石头,我一定要成功地爬上去,不能退缩。

我和六九子一前一后攥住了同一根安全绳,绳子太粗了,我的手几乎握不牢它。绳子是矿工们放炮、撬石头时用的,它的另一头系在山后的一块巨石上。六九子爬在我前面,他说他是男孩子,应该"身先士卒".我穿的是已经磨平了底的解放鞋,登在石壁上总是往下滑,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两只攥住绳子的手臂上了。刚往上爬几步,颤动的绳子就带动了石壁上松动的小石块,簌簌落下,六九子赶紧喊我低头,只听见小石头嘣嘣地打在我们戴的藤编的安全帽上,有一些碎石擦着我的手掉了下去,手上有点痛,一定是破皮了。紧张、恐惧使我心跳如鼓。现在下去是很轻易的事,但半途而废又是我不甘心的。我咬咬,上吧,如果连一座小山都不敢爬,我以后还能干什么?

好容易爬到半山腰一块平稳的巨石上,我汗流浃背、气喘如牛。我转身下望,天!兰兰和其他人像侏儒一样在蠕动,山脚下是石块遍地,我不敢想象,如果现在掉下去会是什么结局。六九子笑嘻嘻地说:现在掉下去,不是脑浆迸裂、肢体分离,就是一块肉饼吧!

我不敢再往下瞄一眼,只有咬紧牙关往上爬了。在爬上一块凸出来的岩石时,我有一度双脚悬空,在挣扎的一刹那,我以为我真的要掉下去了,我惊恐地大叫,双脚乱蹬,我听到了下面一片惊呼,我能想象所有人都在看我的洋相。母亲正好给我送中午饭来,老远就骂:"你个讨债鬼,你不要命啦?快下来、快下来啊——"那天我穿了一件红的确良短袖衬衣,比较惹眼,山下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仰头看我的洋相了。母亲的喊声已经充满了哭腔。我也要哭了。现在我进退两难,我吊在半空。我后悔不该逞能,不该和六九子打赌,不该把自己十五岁的生命吊在一根绳子上。

最后,还是六九子,这个已经砸了三年石头的十七岁的小伙子,用他巨大的臂力将绳子拽了上去。当我一脚跨上顶峰的坚实土地时,我一下子躺在了地上,半天没有爬起来。

六九子对我说,你真不一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强、勇敢的小姑娘,你是小荆山多少年来最大胆的一个女孩子。经历了巨大惊恐的我现在又有点沾沾自喜了——是的,我自信我很好强,但这是生活逼迫的。那天回家后,我在日子里写了爬山的感受,最后我写到:这只是我攀登的第一座小山,在我人生中,还要攀登多少座山崖呢?

(二十)

「我为这个家牺牲了学业,小小的肩膀过早抗起了家庭重担,可他们居然连书都不让我看,这是我惟一的爱好啊!我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哭肿了眼睛。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开这个世界。」

为了多砸石头挣钱,也为了避免和兰兰们无谓的战争,我总是最早上山、最晚回家,我坚持每天砸四吨石头,够拉三毛驴板车,这样我每天至少可以挣到三块钱左右。一个月除去下雨天和星期天,起码可以挣到七八十块钱,可以帮继父撑起半个家了。

我最喜欢有月亮的晚上一个人在山上砸石头,虽然山上放炮时总会炸下早先埋在山上的棺材或人骨头,虽然几年前兰兰的父亲就被在放炮时炸死,虽然听说山上有很多孤魂野鬼,但我从未意识到怕。我喜欢晚上一个人不用跟谁抢石头,可以从容不迫地砸石头;我喜欢自己孤独的砸石声在空旷的山上传出回音;喜欢月亮看着我劳动的样子;喜欢一点点积累起明天的希望。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怕回家又看到父母阴沉的脸。他们三两天就要吵一架,全为经济拮据。有时候,因为石源不足,我会完不成一天砸四吨的"任务",回家后继父一问,他的脸色马上就挂了下来。我最怕父母发生争吵,只要他们和睦相处,哪怕让我一天砸十吨石头,我也愿意。

我经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孩子到夜晚来临也不想回家,是不是一件十分悲凉的事情?也许,就是这些磨练和经历让我对家失去了依恋,以至于才会有后来的离家出走,才会有浪迹天涯的念头,并且选择独善其身。

砸石头最难熬的是夏天,露天的矿山上气温高达五六十度,明晃晃的太阳烤得石头冒烟,即使戴着厚厚的帆布手套搬石头,也能感受到来自石头心里的灼热。一滴汗水滴到石头上,只听"滋"的一声,水印就变白了。被开采得凹陷进去的堂口里钻不进一丝风,要呼吸,就得像缺氧的鱼一样张大嘴巴。或者在休息的空隙,钻到荫蔽处,坐下用草帽扇一会风。好在矿上供应茶水,工人们一上班,就有人专门挑一担凉茶来,放在避荫处,所有人都用一只水舀喝水,也无人讲究或忌讳。在那样的环境下,根本没有讲究和忌讳的资格。

有时休息时,我坐在山根底下,仰望不可捉摸的高空和陡峭的石壁,闻着从自己身上散发出的发酸、发馊的汗味,搓磨自己老茧层层的手掌,忽然感觉命运就像压在我身上的一块巨石,压抑、沉重,难以颠覆。虽然我曾成功地攀登了小荆山,砸碎了男人们也胆怯的巨石,或多或少为自己树立了一点小小的尊严,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我还只是一个砸石头为生的小女孩。惟一改变了的,是我的自信心增强了。所以我常常望着越开采越矮小的山杞人忧天地想心思,我担心它会很快被采空,那么我又靠什么去生活呢?

夏天的中午,山上往往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其他人,人们都在午休。要到下午三点多钟、太阳偏西才上工,因为正午的堂口里实在太闷热了,人很容易脱水中暑。我就利用中午这段时间来读书,书是找矿工们借的,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历史小说《隋唐演义》。每天中午,我就坐在破碎机旁,那里地势较高,也有阳蓬,非常安静。偶尔会有一丝丝风愉快地穿过这里,这里就成了我夏天中午的读书天堂。晚上回家,我就把这天的读书心得写到日记本上,抄录下书里的名言警句。那些书,还有那些闪光的字句,像星星一样点亮了我灰暗的15岁的天空。

但我是不能在家里看书的,继父心疼电费。我和妹妹住的是单独开门的小石头屋,和父母住的那一间一墙之隔,他们可以透过墙上的石头缝看到我们小屋里的灯光,要是我们在小屋里超过十分钟不关灯,继父就会不由分说拉了电闸,房间刹时便沉入黑暗,像小船沉进了海底,我的心也是。躺在床上,闻着从窗户外飘过来的茅坑的臭气(我们的小屋窗户正对着茅坑),眼泪止不住刷刷往外涌。浑身的酸痛袭击着我,而最痛的还是心。

母亲心疼我,月底到石矿结了账,母亲会偷偷塞给我一两块钱作为奖赏。这钱我轻易舍不得花,等到下雨天,露天石矿不能作业的时候,我就徒步十几里路去市里的图书馆买书或者在芜钢路的那家小书屋里租一套连环画,坐在那里看半天。那天的心情就会愉悦无比,像饥渴已久的人终于找到了食物和水一样。

但命运似乎注定了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

有一次,我用省吃俭用的三块五毛钱买回了两本《宋词三百首》和《工笔画技法》,继父看到了,勃然大怒,对他来说,这种浪费简直罪不可恕。母亲因为给我的私房钱被继父发现而恼羞成怒,她不由分说,将那两本崭新的书塞进了正燃着的灶堂。我愤怒至极,有生以来第一次顶撞了父母:"你们太愚昧了!"母亲扬手给我一个耳光,从小到大,母亲从没打骂过我,因为我一直是那么乖顺听话。母亲的这一耳光打碎了我的心,我痛哭失声。我为这个家牺牲了学业,小小的肩膀过早抗起了家庭重担,可他们居然连书都不让我看,这是我惟一的爱好啊!我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哭肿了眼睛。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开这个世界。

(二十一)

「苦难是一笔财富,我得感谢它。人生是一条河,无论水深水浅你都得趟过去,才能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我把自己关进小屋,边哭边在我的日记本上写遗书,我一遍遍狂乱地写"我恨这个阴暗的世界、我恨不公平的命运、我恨……"一连串的恨,我不知道具体该恨谁。只觉得整个世界对我都是不公平的。

我选择了上吊。绳子是插秧拉线用的尼龙绳,很细很结实的绳子,打上死扣就解不开了,几乎可以勒断人的脖子,这种自杀方式在农村比较普遍。我甚至在邻村看过一个上吊的新媳妇,舌头伸了出来,怎么也缩不回去。可怕是可怕,但比较能解决问题。

可临到实施前,当我站在凳子上,把绳子挂到房梁上后,许多牵挂涌上心头——我死了不要紧,母亲能经受得了如此巨大的打击吗?父亲的去世她已经"死"过一次,我还要再让饱经风霜的母亲再"死"一次么?美华呢?她才12岁,正在读初一,我答应过要供她读完初中的。没有了姐姐和母亲,她在这异地他乡如何生存?

亲情的眷恋软化了我的自杀意志,我从凳子上跳下来,收起绳子,擦干眼泪。生活不相信眼泪,即使你把眼泪流成珍珠,灰暗的生活也不会因此而闪光。

但是,离开这个冷酷世界的念头并没有从我的心里彻底抹去。后来,我一旦被父母痛骂,或父母吵架的时候,就想自杀。十分渴望自杀。也实施过自杀行为。我前前后后写过10封遗书,写了烧,烧了写。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封写于16岁夏天的遗书。但我已经记不清那天受了什么刺激想自杀了。

想死的念头是从15岁开始的,一直到19岁离家出走。除了那次上吊未遂之外,后来我又喝过一次老鼠药。

那一次,我把母亲藏在墙缝里的两包老鼠药全都倒进了水杯,我以为毒药是该泡着喝的。但老鼠药倒进水里之后,它久久不沉淀,也不融化,我闻了闻,味道很难闻,我想捏住鼻子一饮而尽,忽然又害怕万一死不了,那就是笑话了,以后还如何见人?痛定思痛,我终究打消了喝老鼠药的念头,想找个一了百了的办法。后来,我又跳过一次河、用剪刀剪过一次手腕。但每次,都是在关键时刻,想到母亲和妹妹而狠不下心肠。都是半途而废。后来才明白,自杀真的是很傻很傻的事情,我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人生过程没有去体验,就这样死了,实在太冤了。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自杀成功。我很庆幸自己平安地度过了花季里的雨季。我很庆幸自己还算坚强,终于守到了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生活无论多么阴暗,总会有火星闪亮的地方。而照亮我灰暗生活的火星,无疑便是书了。为了不让父母恼火,我不再花钱买书了,只有厚着脸皮找人借书看。村里有个已经在纺织厂上班的高中生,他酷爱书籍。他有个小木柜,里面装满世界名著和书刊杂志。高中生人很温和,我找他借书基本上不会空手而回,但他每次只借一本给我,看完一本再去换下一本。我从高中生那里借完了《飘》、《三国演义》、《西游记》、《巴尔扎克文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泰戈尔诗集》、《鲁迅文集》、《巴黎圣母院》,武侠小说《白发魔女传》、《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期刊《十月》、《啄木鸟》、《清明》、《收获》等等。有将近两年的时间,高中生的小书柜对我来说成了耗子的米缸。那些书我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地读。走在路上读,吃饭的时候读,上厕所也读,任何时候,我的口袋里都会有一本书。晚上为了和继父打马虎眼,央求美华故意拖延做作业的时间,那些书籍芬芳了我整个枯燥无味的花季生活。

每当读到一些警世名言,就把它们抄在日记本上。什么"人生能有几回搏"、"谁若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谁不主宰自己,永远是个奴隶"等等。还把一些爱情锦言也悄悄地抄录下来。那些书籍使我感悟出一个人生哲理:人必须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精神的。如果现实世界令我们痛苦,那么,我们就从精神世界获得安慰,这种安慰来自我们的心,我们要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沉溺于苦难无法自拔,怨天尤人,要学会自己拯救自己,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受到了启示。山和石头在我眼里有了生命,它们是为了改善我的生活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这座石山,我不知道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如果没有它,我的意志、我的自信、我的坚忍的个性也许不会磨练出来。

(二十二)

「原来,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领悟是在寻常而无意的时刻感受到的——如果不是我受伤,如果不是继父送我换药,如果不是继父背负我渡过这个江边码头,我怎会轻易摈弃对继父曾有的误会和怨恨?」

趟过16岁的河,我到达了17岁的彼岸。3年的砸石生涯使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采石女。身体健壮,手臂有力,走路时脚下像按了弹簧,弹性十足,每顿可以毫不费力地就着咸菜扒拉下两大碗米饭。

17岁,的确良的黄军褂下掩饰不住我的青春了。开始有年轻的矿工注视我的背影了,开始有人和我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了,我猛然意识到,我已经不知不觉的长大了。成长是痛苦的,但它并未停止成长。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十七岁的元旦前夕,灾难会再次从天而降,猛地砸在我满怀希望的头顶上。

那时,毛驴板车已经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拖拉机是外村人开的,谁先抢到就替谁家拉。那是一项不亚于运动会上争夺第一名的速跑运动,只要远远地看到拖拉机开来的影子,等候的人群便用百米冲刺的劲头冲将出去。这就需要有极强的速跑功能,我是练出来了的。只要我和其他抢拖拉机的人同时向一辆拖拉机奔去,一般都是我抢先一步。

但是,那天我失手了,我跑得太快,而那辆拖拉机到了我跟前也没有减速,我凭经验一个箭步跨上了飞奔中的拖拉机踏板,与此同时伸手去抓拖拉机上的栏杆,但我却没像往常一样像一只油瓶般稳稳地挂上去,因为拖拉机的踏板上有霜,我脚下一滑,人就迅速滑倒在拖拉机的前轮和后轮之间。耳边一片惊呼……

掉下去的刹那我就知道完了。电光石火间,我看到拖拉机巨大的后轮向我的脸压过来,我本能地一偏头,这辆庞然大物飞快地从我的右脚经过左腿,再压过我的左半身,从我的左耳边呼啸而去……

我躺在马路中央,脑袋是懵的,感觉不到疼痛,我以为我死了。但我分明看到有人向我奔过来,有人抱起我,有人帮我拦车,送我去医院,我脑子里是混沌的,我依稀躺在一个人的怀里,车子颠簸着急驰。我仰头看天,天上白云朵朵,变幻莫测。我忽然想我要是一片云多好,想到哪里到哪里,没有灾难,没有苦痛,没有烦恼和牵挂。我就那样久久地看着自由飘动的云彩,心像死了一样沉寂。

在平山口的医务室里,我看到了自己的伤口,右脚伤得最厉害,粉碎性骨折,脚髁处有一个洞,看得见里面的白骨。左腿腿部的伤口较深,血流不止。我颤颤地问医生我会不会残废,医生含糊地说那要看恢复的情况了。

难道我会成为一个瘸子?瘸子?天啊!

母亲闻讯赶来乡卫生所,进门就哭:"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叫娘怎么活呀……"出事后一直没流泪的我这时忍不住泪如泉涌,母亲的发已经灰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沟渠纵横,母亲老了,而我还没彻底长大。我还遭此横祸,我为此而悲哀。为什么命运之神要一次次至我于绝境呢?

我被拉回家躺在了床上。

小屋里冰凉如水。从落叶凋零的树梢上"呜呜"刮过的冷风从掉了水泥的石墙缝里钻进来,像一双冰冷的手从我的脸颊上摸过来又摸过去,鼻尖都是红的。伤腿被打了石膏藏在被子里,只要不动,伤口并不太疼。疼的是心。

车祸过后,继父的脸色变得越发阴沉。他很少到我的房间来,我常隔墙听见他愤怒的咆哮,我知道他借题发挥都是因为我不能再上山砸石头,并且又会损失一笔医药费。我很内疚,内疚得绝望。我不恨继父,我理解他的愤怒,本来我可以为他承担一半的家庭重担的,现在,只能靠他一人支撑风雨飘摇的家了。他能不恼火么?

伤腿是要经常换药的,继父就找人家借了一架板车,车上铺上稻草,稻草上铺上我的棉被,我被裹在被子里,然后和母亲、姑妈(继父的妹妹)三个人拉着推着送我去医院换药。本来是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的,有继父一人拉我去就行,可母亲偏偏不放心继父的脾气,怕他和医生说不清楚,坚持拉了姑妈同去。

我家离市二院约有十多公里路程,有一半是坑凹不平的泥石路。继父在前面拉着,母亲和姑妈一左一右跟在车侧,脸色和脚步一样焦急。板车的轮子不时从小石头上面压过,伤腿也在颠簸中备受疼痛折磨。我不吭一声,吭声也没有用。再坎坷的路,该经过的总是要经过的。

为了抄近路,继父准备从火龙港过渡。火龙港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流经的码头,冬天的长江有点清瘦,而江水依然浑浊汹涌。摆渡的是一条水泥驳船,一来一往,繁忙穿梭。本来我要母亲扶我上船的,继父却说江边路滑,不能让我摔跤,一定要背我。我只得顺从地趴在继父的背上,继父的背并不宽厚,蓝色卡其布上衣上还占有矿石的灰尘,肩胛上的补丁一层叠一层,虽是寒冬,走路急燥的继父已经热得出汗,身上发出一股浓烈的汗酸味。更令我感到心酸的是,平时我居然没有注意到,继父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如果不是我们孤儿寡母的拖累,才50岁不到的继父何至于如此苍老呢?

平时是有点恨继父的,恨他的冷酷,恨他的坏脾气,恨他的没有人情味,恨他的大声吼骂……而在此刻,所有的恨都变成了对继父的理解和宽容,变成了爱与感动。我生平第一次紧紧抱住了继父的脖子,一串热泪悄悄地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我在心里第一次充满感情地叫了一声——爸爸!

原来,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领悟是在寻常而无意的时刻感受到的——如果不是我受伤,如果不是继父送我换药,如果不是继父背负我渡过这个江边码头,我怎会轻易摈弃对继父曾有的误会和怨恨?

在回家经过芜钢路的时候,一个烟酒门市部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天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是你抚养我长大,给我一个家……"这首叫《酒干淌卖无》的歌我曾在矿山上的广播里听到过,我没有看过这场感人至深的电影,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养女唱给养父听的歌。我在心里默记下歌词,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继父听。

(二十三)

「边喝边哭。边哭边喝。边喝边想。喝完今天的酒,我就跨进18岁的门槛了,可哪扇门可以通往春暖花开呢?」

1987的大年初一是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刻骨铭心的一天。那天我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喝醉,第一次喝伤。

腊月里,家里就磨了豆腐和年糕,炸了肉圆子,买了一条鲢鱼,割了几斤肉,准备了蔬菜,过年的菜肴基本上准备好了。我和妹妹也一人做了一身新衣服,尽管只是花了十块钱给旧棉衣做了一件新外套,还是令我们欣喜不已的。

年三十那天一大早,继父去镇上买回一瓶"醉大圣"白酒,继父回来说花了三块五毛钱。下午四点还不到,村里的家家户户就争先恐后地放鞭炮吃年饭了。农村有种说法,年饭吃得越早,来年光景越好。许是过年的缘故。父母的心情都比较好,说话的声音比往常温和了许多,这比过年更令我开心。

继父洗了两个喝白酒的小杯子,让我陪他喝一杯。家里能陪继父喝一杯的也就是我了。年三十,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热气腾腾的煤炉吃"一锅熟".锅里有咸肉,有青菜,有豆腐,有粉丝,有肉圆子,十分丰盛。母亲喜欢吃豆腐,妹妹喜欢吃肉圆子,继父喜欢吃咸肉,我什么都可以吃。过年真好,父母不吵架了,还有肉吃,又不会挨骂,还不用干活,世界上任何时刻都没有过年幸福。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我想天下所有的小孩子都有这种希望。

继父往两个小瓷杯子倒满了酒,白酒像清水一样清,但是酒味浓烈极了。我先举杯对继父说:"爸爸,祝你身体健康。"继父愣了一下,似乎还没习惯被祝福。母亲把一块肉夹到我碗里说:"只要你的腿快点好起来,比我们身体健康更重要。今天还是你的18岁生日,你好我们一切都好。"妈妈的话让我鼻子一酸,我一仰头,把一杯酒倒进嘴里。18岁的第一天,我第一次品尝了白酒的滋味。那酒真辣,像一条抹了辣椒的小蛇,一直钻到肚子里。

后来我和继父一人又喝了两杯,两人大约一共喝掉了三两。酒瓶里还剩下白晃晃的大半瓶。我感到头有点腾云驾雾似的晕,晕的感觉特别美妙,像有一双棉花似的手在眼前拂来拂去,优雅,奇妙,梦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一次领略酒的神奇。所以,大年初一那天下午,当父母和妹妹都去姑妈家吃饭时(我因为腿行走不方便,所以留在家里),我又拿出了那瓶头天喝剩下的白酒,蒸了一碗肉圆子,然后一个人坐在小桌旁,吃一粒肉圆子喝一杯酒,开始的时候,似乎还很潇洒,一杯一口。当一碗肉圆子吃光的时候,六七两白酒也见底了。白酒并不好喝,但是头天领略了微醉之后的美妙感觉,我以为多喝点,感觉会更加美妙的。我并不知道,醉酒之后会生不如死。

喝到后来,我一边喝一边哭,我不知道那已经是醉了。我只知道我清醒地想着很多前情往事。我想回家,回江苏老家,想去给父亲上坟,给他的坟头除草,多年没回去,父亲坟头的草一定长成青纱帐了。父亲,父亲,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隐隐作痛的父亲呵……一想起父亲,我就控制不住感伤,控制不住泪流成河。如果父亲一直活着,我们一家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和坎坷的。亲爱的父亲,你为什么要早早离开我们呢?……

边喝边哭。边哭边喝。边喝边想。喝完今天的酒,我就跨进18岁的门槛了,可哪扇门可以通往春暖花开呢?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跌跌撞撞地倒在了父母的床上,我想打开十四寸的小黑白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刚一抬头,胃里忽然翻江倒海,我无法自控地吐起来,一塌糊涂。我知道父母回来我会挨骂的,但我顾不得了,身不由己了。

我心里很明白,我醉了,但思想清醒着,只是肢体被麻醉了。我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地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吐得翻天覆地,撕心裂肺,像有一只手抓住我的胃,把它翻了过来,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

不知道父母什么回来的,只记得后来头上了有热毛巾,有了母亲恼怒的责怪。我还记得我抓住母亲的手,固执地喊:"我想回江苏,我想回江苏……"后来想想,我潜意识里对故乡的感情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那场噩梦而变冷,相反,却因为在安徽生活的艰辛而越发思念故乡,思念死去的父亲。那种乡愁,是比醉酒还伤人的一种哀愁。

我18岁的生日就在这场宿醉中度过的。没有蛋糕,没有许愿,没有祝福。一个惨淡的生日就像那天晚上的鞭炮纸屑一样,很快被冷冷的北风吹走了,一去不返。

(二十四)

「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我就这样一头栽进18岁的门槛,尽管还没春暖花开。

我的腿直到春节以后才逐渐可以下地行走,那时候门口的河水已经开始解冻了。春天来了,我18岁的春天就这样如期来临。

腿好点之后,我依然上山砸石头。但左脚还没恢复好,只能用右脚着力,一蹦一跳地走。母亲帮我搬石头,我砸。有些开拖拉机的司机我家的遭遇,也会主动为我家拉石头。我的生活在悬崖边轻轻拐了一个弯,又驶上了原来的轨道。

然而,祸不单行,我的腿刚好,母亲就生病了。从四五月份开始,妈妈便经常性地躺在床上呻吟了。她一会说胸口疼,一会说肚子疼,一会说胃疼,不知道究竟哪个部位出了毛病。继父整日吼着叫她去医院看病,妈妈却倔强地躺在床上不肯去。我了解妈妈,她是在硬撑着,不想浪费钱,能挺就挺过去。农村人对待生病都是这样硬撑的。直到实在撑不过去,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医院,往往会因为病情的加重而吃更多的苦头,花更多的钱,甚至拖到病入膏肓。

终于有一天,妈妈挺不下去了。那是1987年7月1日,我晚上回家,忽然没听到妈妈的呻吟了,我以为她的病情减轻了些,心情一阵轻松。没想到,我一进房间,一看到妈妈的脸,便大大地吓了一跳——妈妈的脸像一只盖了黄表纸的核桃,多皱而蜡黄。她裸露的手臂和大腿也是一片黄色,我翻开她的上衣,全身也是一片蜡黄!她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猫!我一下子恐惧到极点:妈妈不会是要死了吧?

继父回来了,他也吓坏了,他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了一圈后,一路喊着叫着去了姑妈家。继父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遇到任何意外,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去姑妈家讨主意。我和妹妹美华围在妈妈床前,心如刀绞。妈妈要是死了,这个世界上,连棵值得我们姐妹俩依赖的草都没有了,还怎么往下活呢?

很快,姑父和姑妈都来了,还有汪医生。汪医生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立即下结论:是急性胆囊炎,看样子黄疸已经破了,必须马上送医院,晚了,命就难保了。

那个7月的夏夜,那个泛着浓烈汗酸臭味的夏夜,那个在妈妈的病痛中变得极其狰狞的夏夜——让我心有余悸!我、继父、姑夫和年保子(妈妈认的一个干儿子),四个人用扁担抬着沉甸甸的竹床,竹床上躺着几近昏迷的妈妈,在那个无月的深夜脚不点地地奔向市内。

可当我们抬了两个多小时,把妈妈终于送到芜湖铁路医院时,那个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现在医生都在家睡觉呢,只有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上班以后才能治疗。"姑父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现在病人都快不行了,求求你先治一下吧。"医生不耐烦了:"跟你说了,现在医生们都在各自的家里睡觉,怎么给你治疗?你们带钱没?带钱了就先办住院手续吧!"父亲摸了摸口袋,跟医生说:"医生,我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够不够?"那个医生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说:"住院押金300元。交齐才能住院。"继父又懵了,嗓门又大起来,还有一丝哭腔:"这可怎么办哪!这人哪里还活得了……"说着抱头蹲在了地上。竹床上,妈妈蜷缩成一团,悠长的呻吟让人气短。姑父和年保子轮流和那位医生说好话,求情,但没用。

那一刻,我恨透了没有人情味的医生。我在牙齿缝里诅咒他们的铁石心肠。求医生无果,父亲和姑父只好回去筹钱了,父亲把146元现金塞到我手里,嘱咐我医生一上班,就先给妈妈看病。他们走了,我和年保子守着缩成一团的妈妈,在医院的走廊上,从天黑等到天亮。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妈妈,你千万不能死啊!

(二十五)

「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妈妈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好不容易,医院里的白大褂们多了起来,我再次跑进急诊室,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正在水池边洗手,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眼泪"哗"地涌出眼眶,泣不成声地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我妈妈快死了,你快救救她吧!"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医生总算有些仁善之心,他问了一下妈妈的基本情况,就随我来到妈妈身边。躺在急救室门外的妈妈已经昏迷了,老医生用手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病人是急性胆囊炎,黄疸已经破裂,生命垂危!"老医生皱着眉头说。他转而问我:"谁是病人家属?你?你家大人呢?"

"回去取钱了。"我抹着眼泪凄惶地回答。

"你们没带钱?那病人无法住院啊!"老医生一脸无奈。我急了,双膝一软,就跪了地上,成串的眼泪随之跌落尘埃。我顾不得羞涩或难为情了,此时此刻,只要能救妈妈,让我磕破脑袋我都愿意。我哭着对医生说:"医生,求求你先救我妈妈吧,我爸爸早些年得病死了,现在妈妈又病成这样,她要死了,我和妹妹也活不成了……"我生平跪过两次,一次是多年前,求继父带我来安徽而下跪过,我在冰冷的地上跪了两个小时。而这次,是为妈妈的生命而跪的,这两次下跪都让我刻骨铭心。

老医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一挥手:"先把病人送进病房,打针消炎。钱来了赶快交到财务室。"老医生原来是外科主任,一句话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老医生的指点下,我先去医院的财务室交掉了146元钱,终于将妈妈送进了病房。

一群医生很快对妈妈的身体进行了检查,从医生们神色严峻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妈妈的情况十分不妙,她身体极其虚弱,又贫血,且还发着烧,人呈半昏迷状态,如果现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最保险的疗法就是先退烧消炎,然后看情况再动手术。

接下来的十多天,妈妈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因为没钱交医疗费,医生们对妈妈不是特别关注。我每天催促医生们给妈妈做手术,医生两手一摊:你们还没交够钱,怎么动啊?

直到7月12日,继父借了500元高利贷,总算可以把妈妈送上手术台了。可是,正准备给妈妈做手术时,医生又发现她血压太低,手术过程中至少需要输两袋血,所以还需要补交300元。继父只得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筹钱。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在13日上午将钱补齐,病人必须马上手术了。

7月13日上午,医生决定为妈妈做手术,因为妈妈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上午8点,我被叫进了医生办公室,一位姓孔的中年医生拿出两张纸,对我说:"现在病人身体很差,贫血,发烧,动手术的风险很大,家属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我们才能动手术。你能签字吗?"我懵了,我这才知道,动手术的风险是病人家属承担的。

医生问我多大了,我说18岁。医生严肃地看着我说:"18岁已经成年,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必须我来签字吗?18岁的我能够掌握妈妈的生命吗?我低头仔细阅读手术同意书上的字,可那上面写着什么啊?——如果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医院概不承担责任。我的眼泪又刷地滴落下来。这张薄薄的纸,会不会是妈妈迈向死亡之路的通行证?而我如果在上面签了字,是不是意味着我同意妈妈走向死亡?

我捧着那张纸哭个不停,眼泪把纸都打湿了,我依然不敢签字。直哭到医生都不耐烦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快签字吧!签了字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你妈妈做手术了。如果你不签,我们就没法抢救你妈妈……"我终于颤抖着手,用我稚嫩的笔迹在手术同意书上写下了"同意手术,赵美萍"这七个字。眼泪一串串地滴在那几个字上,慢慢染成一团墨迹……

上午8点30分,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眼看着妈妈越去越远,眼看着那扇门在我眼前缓缓关闭,我感觉到像有一只手在往外掏我的心,巨大的失落和疼痛从胸口部位扩散开来,我靠在手术室门外的墙上,掩面大哭。有个医生刚好从楼梯上来,冲我呵斥道:"医院里要保持安静,不要在这里哭,要哭到外面去!"我不敢大声哭了,我抽泣起来,头脑昏沉沉的,我的身体顺着墙根溜了下去。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肿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妈妈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二十六)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手术进行到11点多钟,妈妈终于被推了出来。谢天谢地,她还活着。只是肚子上多了一条伤口,同时还多了一个胆液引流袋,妈妈被切除了大半个坏死的胆囊。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在医院里陪着妈妈。其间,医生给妈妈下过三次病危通知。病床上的妈妈像个纸人一样不堪一击,医生最担心的是会有并发症夺去妈妈的生命。7月酷暑难熬,妈妈的病房里没有电扇,除了酷热,病房里蚊子奇多。我每天形影不离地守候着妈妈,倒屎倒尿,擦身洗脸,打扇驱蚊,晚上就趴在妈妈的脚头眯一会。那段时间我整整瘦了十斤,不仅睡眠严重不足,还因为吃不饱。医院食堂的饭菜不仅贵,而且量少,我只能每顿吃一只馒头,就家里带来的咸菜。妈妈吃我煮得软软的面条,偶尔放几片猪肝或用小鲫鱼熬的汤。

在医院里,最令我揪心和伤脑筋的是,那个胖胖的护士长隔三差五就把我叫到走廊上,要我补交药费,否则就停药。停药对一个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明白。动完手术后,妈妈有过三次病危。我接到过医院下达的三次病危通知书,随着通知书一起下达的,还有医院财务室催交药费的通知单。每次捧着这些烫手的通知书,我欲哭无泪,只能厚着脸皮一遍遍求医生:先救我妈妈,钱一定会补齐!

在医院里,唯一令我感到开心的是,认识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也是因为胆囊炎住院开刀的,叫方霞,是和县人。方霞是个外秀慧中的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在一个小学做老师,和我一样爱读书,我俩经常在病房里背诵《红楼梦》里的诗,她还会看手相,会解梦。有一次,她煞有介事地拉了我的手,要给我看相。看了一会,她认真地说我这个人命硬,以后会有大出息,28岁时会有感情波折。我边听边笑,谁能预测未来,谁能知道未来的天空是晴朗万里还是阴云密布呢?不过,她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希望。在医院那段难捱的日子里,我和方霞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方霞早早结婚,生了儿子,和在铁路上工作的老公恩恩爱爱。惟一不足的是,她的身体十分不好,常年生病。有了孩子后便没再工作,把家迁到芜湖,一心抚育起儿子来。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留到现在。当然,这是后话。

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都有分工,我在医院照顾妈妈;继父在家一边上班一边想办法借钱;妹妹正好放了暑假,也上山砸石头。一想到妹妹那么瘦小的身体,却像当年14岁的我抡着铁锤砸石头那样拼尽了吃奶的力气,我十分心疼。妹妹曾换我在医院服侍了两天妈妈,结果被妈妈骂了回来,她太小了,连帮妈妈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妹妹生性胆怯,连妈妈的吊针打完了也不敢叫护士来换。

家里最累的要数继父了,干体力活容易,但借钱就是万难了。所以,我每次看到继父来医院,从贴身口袋掏出被汗水浸湿的钞票时,我就眼眶发涩。钱是借到了,可何年马月才能还清呢?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二十七)

「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当务之急,是挣钱还债。

正巧,当时靠近芜钢的"松园绣花厂"正在招工。于是,我去报了名。绣花厂有规定,进厂要交三百元押金,自己带缝纫机。天!这简直是雪上加霜。但是,绣花对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似乎是个光明的前途,病床上的妈妈坚持要我去。钱的问题再想办法。

结果,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进了绣花厂。钱是一点点借来的,还买了一台长江牌缝纫机。父母都指望我马上学会手艺,很快把本钱挣回来。就这样,18岁的我从采石女摇身一变成了绣花女。

一开始,我花了整整两天去踩动缝纫机,它不太听我的使唤,总是在不该停的时候停了下来,而在该停的时候呼呼乱跑。我是进厂较晚的学员,当其他绣花女收放自如地踩动缝纫机,十指纤纤、针线如飞地绣着花样的时候,我还脸红脖子粗地学着穿针引线。而等到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缝纫机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己这条路走错了——我满手是茧,粗糙的手指总是把那些绣花用的丝线粘住,漂亮的丝绸也被厚厚的茧子摸起了毛。我的笨手笨脚自然让来自扬州的漂亮师傅伤透脑筋,师傅因此一点也不喜欢我,总是对我呼来喝去。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我恨我自己的笨,恨自己的手指为什么那么粗糙,像一根根长相粗笨的胡萝卜。为了惩罚自己,我中午不再去食堂吃饭,我要笨鸟先飞。

我想绣出一只蝴蝶,但是我手脚的行动根本不在一个节拍上,我的手如此僵硬,绣花绷子根本不听使唤,一只蝴蝶的翅膀还没绣好,已经断了三枚针。过多的接线使蝴蝶的翅膀毛毛糙糙的,这是师傅最见不得的。我只好拆了重新绣。这样拆来拆去,蝴蝶还没绣好,那块绣花布已经报废了,为此,又少不得挨师傅的一顿责骂。

每每张开手指,自己看着都有点厌恶: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哪里像个女孩子的手呢?难怪绣花师傅会嫌弃我的手,连我都嫌弃呢!我从一本相书上看过,说掌纹清晰的人心地简单,命运也简单。但是,我线条清晰而简单的掌纹为什么却和命运对不上呢?

我回家对妈妈说,绣花比砸石头还难,我不愿意学了。妈妈骂我没出息,说砸石头不可能砸一辈子,绣花才是女孩该干的活。再说,缝纫机买了,学费也交了,不学会就亏大了。妈妈说的没错,我无可选择。世上可以选择的路有很多,却不是我的。

为了将手上的老茧尽快除去,我每天晚上在热水里浸泡好一会,然后一层一层撕掉那些老皮,再抹上五毛钱一袋的雪花膏。精心护理了两个月,手上的老皮总算柔软了些。

两个月之后,我才终于学会将绣花绷子使用自如,脚下控制着缝纫机的轻重缓急,手拿着绣花绷子上下左右不停地筛动一会,一对蝴蝶的翅膀或一朵玫瑰的花蕊便跃然布上,最多的一天,我可以绣到30只。按每只一毛五分钱计算,可以挣得四块五毛钱。后来操作熟练了,每天可以绣到40只左右。

为了向母亲展示我绣花的本领,我去街上买了一块粉红的确良布,绣了两朵盛开的白菊花,然后做成了两只实用的枕头套。那两只枕头套成了我的闺房里唯一的美丽点缀,一直用到我离开家乡。

有一回,我在一件衬衫的前胸绣了一朵白色的菊花,那衣服立刻变得鲜亮起来。从此我便忙碌了,村里总有些姑娘跑来请我帮她们做些绣品,为出嫁做准备。有的要求绣枕套,绣窗帘,绣床头帘,绣桌布……那一阵,我成了村里有名的"绣花女".

(二十八)

「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我的绣花女时光只延续了8个月,因为经营不善,松元绣花厂很快倒闭。当我将缝纫机拉回家时,适逢碗口石也卖不动了,山上已经没什么人砸石头,日子更为萧条。村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纷纷选择出嫁到外村,逃出了一穷二白的小荆山,没嫁的,也订婚了。她们就像一只只从笼中逃脱的鸽子,逍遥地飞远,惟有我的前途一下子渺茫起来。虽然家里一直没断过媒人,但是父母紧守着"把我嫁到街边"的底限,轻易不松口。父母的势利让我反感,与生俱来的叛逆在心里萌芽,我有种预感,也许我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回家不久,矿上的破碎机组要招人,我跑去"应聘",被顺利录取。于是,成天戴着日本鬼子那样的深蓝色"风帽"、眼镜和口罩(因为破碎机在开动后粉尘极大),拉着铁皮翻斗车,一天数十趟地从破碎机里拉出加工后的小石子或石粉,倒到50米外的料场,让汽车或拖拉机运走。周而复始,枯燥而又机械,生活没有一点亮色。破碎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振聋发聩,灰尘弥漫。

一天下来,尽管戴着口罩,鼻孔里还是吸满石粉,手指一抠,都是灰白色的厚实的泥巴。露在风帽外面的头发、眉毛像是染了霜,回家好一通洗,那时能用香皂洗脸已够奢侈,至于头发,只能用最便宜的蜂花洗发水,如果没有,只能用洗衣粉了。每天必须洗一次,否则头发根本不能梳通。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一头齐腰的长发,尽管它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枯黄,我每天还是精心地将它们编成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在我的黄军褂背后摇曳生姿。如果是夏天,我最喜欢在河里洗头,看着长发在河水里水草一样飘来荡去,有种悠然的快乐。可惜的是,夏天的河里漂满了鸭子和鹅们,它们在河水里嬉戏打闹,用嘴巴和脚掌放肆地将河边的水搅得黄浊不堪。为了洗净头发,我必须涉水下到水的深处,差不多齐腰了,才能看清水的颜色来。也许总是在河里洗头,头发上总是有股淡淡的水草的味道,不香,甚至还有些腥味,是接近泥土的味道,但是我喜欢。

冬天洗头有些麻烦,只能在煤球炉子上烧点热水,用洗脸盆洗头,因为冷,也因为节约用热水,头发根本不能彻底清洗干净。洗完后也没吹风机,只能自然凉干。有时实在太困,往往等不及头发晾干,已经倦极入睡。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皮上,从冬天的夜晚一直贴到黎明。一觉醒来,头发卷曲纷乱,将干未干。也许从那时开始,我便落下了头痛的毛病,至今未愈。头痛成了我生命的凌迟杀手。是不是命运的魔杖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一些令人诅咒的印记呢?

那时极喜欢下雨,只要一下雨,露天矿山便无法开采了,破碎机便也停息了。我就一个人撑把伞,走十多里路,去八号码头发呆。自从我十二岁那年,从这里上岸来到芜湖之后,我便无法忘记这个让我靠岸的码头。潜意识里,我多么希望再从这个码头回到故乡去。有时,我在江边挑一个偏僻的地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烟雨朦胧的江面上那些颠簸飘摇的小渔船,忧伤不已。我希望有一只船可以带我远走高飞,浪迹天涯,永不回来。那些江鸥的鸣叫也是那么凄切,惹得我常常坐在江边独自哭泣。哭够了,再打着伞回家。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一生中注定要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转折的,就像好好地走在路上,会莫名其妙地摔跤一样,有的人只是略伤皮毛,爬起来掸掸衣服上的灰尘继续行路。而有的人却会被摔得头破血流,前程尽毁。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二十九)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8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18岁那年秋天,我浑身发抖、惊骇不已地见证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情感取向。

那是初秋的某个黄昏,太阳刚刚滚到山旮旯里去,附近的小刘村忽然人声鼎沸起来,顺风传来哀嚎阵阵。很快就有消息传过来,说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上吊死了。喜欢看热闹的村民们倾巢而出,朝着哭声最响亮的小刘村奔去。我也去了。

在农村,没有什么比上吊、投河、喝老鼠药更方便快捷的死亡方式了。几乎每年,各个村庄都会有想不开的村民非正常死亡,有些是因为婆媳不和,有些是因为夫妻打架,但像20岁的姑娘寻死的还不多。

那场景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那个姑娘还赤着脚,脚丫子上残留着微干的黑泥巴,那是稻田里肥沃的泥,她应该是刚从田里割稻回来吧!她上身穿件褪色的红的确良的衬衫,袖口也是高高挽着的,肩膀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补丁。她躺在门板上,脸上蒙了一顶破破的草帽,薄薄的衣衫下挺着两个小馒头似的乳房,瘦瘦的身子一动不动,一条粗长的辫子垂在门板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大大的寒战,我不认识她,但我分明感到疼,感到怕。

她的家门口人山人海。有唏嘘的,有哭泣的,有打听的。哭声最响的应该是她的妈妈吧,呼天抢地的,还咒骂着什么。我也哭了,我看到那个女孩留下的一封遗书,被好多人传阅着。那是一张春节时贴门对的红纸,撕得很不规则,纸也已褪色了,字是用圆珠笔写在红纸反面的,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句话:"我死了,你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和小九子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硬要逼我跟别人结婚,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到死也恨你们!!!"一连三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表示了这个姑娘的绝望和仇恨。此刻的她平静地躺在门板上,以沉默的死,无声地抗议着她的仇恨。一个农村姑娘,唯一能主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大致弄明白了,原来这个姑娘是和村里一个叫小九子的青年自由恋爱,但是她的父母嫌弃男方家兄弟多,家境贫困,坚决不同意,为让姑娘彻底死心,她的父母托人给她做媒,找了个在市里卖煤球的跛子,收了人家三千元彩礼,准备在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成亲。绝望的姑娘和小九子决定私奔,但那夜没走出半里路,就被闻讯而来的父母亲友堵截了回去,愤怒的亲友打折了小九子的腿,把姑娘拉回家中锁了起来。才过一周,姑娘就选择了自杀。

死去的姑娘并没得到彻底的解脱和安稳。她的死被其父母亲友视为是小九子的罪过,于是将她的遗体抬到小九子家中,逼迫小九子一家老小为姑娘的亡魂守灵三天,并将小九子家中的所有家具物件打烂砸碎,只差没拆掉房子了。当夜,小九子便喝了满满一瓶农药,紧抱女友的遗体,含恨而去。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8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也许就是那时候,我萌发了要逃离农村的念头。"死也要死到外面去!"我在日记里用力地写了这行字。

(三十)

「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

1989年的春节如期来临。因为母亲生病时的欠债没有还完,我家过了一个凄凉无比的春节。没有一件新衣服,新鞋子,甚至没有一点肉。一锅豆腐白菜炖粉丝就过了一顿年夜饭。

这一年,注定又是我家的灾年。同样是夏天,母亲旧病复发。居然是胆结石!真奇怪,切掉半个胆囊之后的母亲居然又长了结石。手术依然是在铁路医院做的,结果是,母亲得救了,但又欠下千元巨债!真正的雪上加霜。全家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窒息。挣钱还债,成了这个风雨飘摇之家的当务之急!

也许上苍还是眷顾我的,就在我处于人生的黑暗之中时,他伸出一只引路的手,将我拉出了黑暗——就在我妈妈出院回家的第二天,本村有一个顶替父亲在上海宝钢工作的小伙子大川回家来农忙。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来串门,他说起了上海的种种繁华,以及一个新鲜而陌生的词汇——打工。大川告诉我,如今在上海打工的农民特别多,工作也遍地都是,随便找个洗碗扫地的活,一个月也能挣到上百块。天!那够我在破碎机上干两三个月了。"打工"这两个字,像两支小小的蜡烛,在我眼前慢慢燃烧起来。

从我来到小荆山的时候,就认识了大川,我们经常互相借书看,在一起扳手劲,还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有电视的人家看《排球女将》。他家兄弟三人,他是老二。我们经常会听到他被脾气暴躁的母亲打得鬼哭狼嚎,哭过之后,爬起来又去耕地挑谷,16岁的他就像个26岁的男人一样干体力活,壮实得像头小牛犊子。大川18岁的时候,幸运地接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去了上海宝钢,做了合同工人,也成了我们小荆山所有孩子羡慕的对象。听他回来说了上海的种种好处,我的心不安份了。

我跟父母说要去上海打工,他们一听就像炸雷一样跳了起来,继父首先表示强烈反对!在我们那个村,那时还没有一个女孩子离开本市,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找工做的。病中的妈妈生怕我一去不回,更是态度坚决地反对!一会儿抹泪,一会儿要找绳子上吊……家里又发生了一次鸡飞狗跳的激烈争吵。这回,我寸步不让:我出去挣钱还债有什么错呢?

情急之下,妈妈居然说了句"大不了帮你选个好人家,订个亲,彩礼就够还债了".天!那和将我卖掉有何区别?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闯好了,就回来;闯不好,死在外面拉倒。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我越想越悲壮,越想越激动:我要走!一定要走!我要去上海,那里一定会有我的一小块立足之地!我被自己的疯狂念头鼓舞着,一刻也不想在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里呆了。

我知道无法说服父母了,为了顺利离家出走,我选择了不辞而别!我和一心要帮我的大川"私奔"了!

迄今还清晰地记得,我穿着一件肩膀上打了一块三角补丁的白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黑白格子的裙子,一双走路"咔咔"作响的塑料凉鞋,在那个无月的夜晚,我背上了五六年来写的14本日记,悄然离开了我生活了6年的家。在我和妹妹一起住的小屋里,妹妹隐忍地小声地哭着,她答应我在天亮之前一定不向父母告密。天亮之后,我坐的火车估计已经离开安徽省了。

我是一路走一路哭着的。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可我除了一路洒下心情复杂的泪水外,已经顾不上父母的反应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义无返顾,奔向我渺茫而未可知的未来。至于未来是什么模样,我无从揣测。我的出逃就是在向命运挑战!向世俗挑战!

上海,我能在这里寻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梦吗?

第三章:漂泊在上海,风中扬起不屈的旗

(三十一)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1988年8月17日早晨,我顺利地坐上了从芜湖到上海的火车。19元车费,8个小时后就抵达上海了。当我站在黄昏的上海火车站广场上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5元钱,我的胃里是半斤苏打饼干。大川一路上对我无微不至,比我大3岁的他像哥哥一样,帮我提着行李,带着我倒了三四趟车,终于在夜幕中到达他上班的宝山钢铁公司第十九冶金建设材料处。他在这里做木工。

夜幕下的上海有种神秘的美,那些璀璨的灯光、令人目眩的高楼和马路上奔驰的汽车,无一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我擦肩而过。我不敢过斑马线,不敢东张西望,不敢开口说话。这是个天堂,身边所有人与建筑,汽车与树木都让我感到敬畏,感到它们的强大,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与卑微。

公交车上满耳都是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陌生人们个个都衣冠楚楚。我下意识地看看我的左肩,那里有一块三角形的补丁。好在是夜晚,没人会注意。但我依然感到那块补丁像打在我脸上一样,让我脸红心跳,让我不好意思。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我们在宝山区月浦镇下车后,大川提着我的行李,带我走进了宝钢的大门。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夜晚的宝钢宁静安详,宽阔的马路两边种满各种花卉。大川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宝钢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工厂,明天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绿树和鲜花。"到达大川的宿舍时已经晚上9点,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宿舍里挂着四顶蚊帐,他说他的三个同屋一定是在电视房里看电视吧!那时正是食堂里卖消夜的时间,大川放下行李,立即拿了两个搪瓷盆子,在屋外的水龙头上冲了冲,跑去食堂买来两碗肉丝面。那碗到上海后吃的第一顿面条,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味最难忘的佳肴。我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吃,舍不得一口吞下。至今,我固执地以为,没有哪一种饭菜,及得上那一碗肉丝面。那一碗肉丝面的香味,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萦绕不去。

在吃面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失真的梦幻感觉。昨夜,我还在妈妈的泪眼中为自己的去留而痛苦不堪,而今夜,却已身处千里之外的异乡,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我这一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人生呢?

到达上海的第一晚,我在大川的安排下住进了他宿舍后面一排的一间女生宿舍。那屋里有一张空床,我就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浅意识的睡眠中,始终摇晃着母亲伤心欲绝的泪眼和继父暴跳如雷的怒骂……

第二天一早,我是在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曲中醒来的,那是宿舍区的喇叭在催促人们起床。宿舍区开始嘈杂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陌生的空气中有种鲜亮的色彩,让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就这样在宝冶材料处的一个女生宿舍住了下来。来了才知道,工作并不像大川在家里说的那么好找,他托了好多本地同事帮我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进工厂打工,任何工作都行。可一天又一天过去,一周又一周过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80元啊,不用风吹日晒,是我在家乡需要砸近100吨石头、在破碎机上拉两个月翻斗车才能换来的。我把这份工作看得极为重要和神圣。当时我天真地想,只要老板不撵我走,我就要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三十二)

「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

我以为,这份服务员工作我会干很久的,因为我毫不容易才找到它。没料到,半年不到,我却果敢地炒了老板的鱿鱼。首先是我实在无法忍耐老板要我把发臭的鸡头和发馊的面条卖给民工吃。有几次,我背着他扔掉了几根臭得不能闻的带鱼,他就暴跳如雷,骂我不会节约。他说用油炸一炸,还是可以卖给民工的。他还振振有辞地说:"那帮穷鬼,他们也只配吃这些发臭的带鱼鸡头,好的他们还吃不起呢!他们身体结实,不会生病的。"那一刻,我好想往这个惟利是图的上海小男人脸上吐口吐沫,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也斗不过他。我不想惹是非,只想安分地打工挣钱。

有一天上午9点多钟,有个经常来我们餐馆吃面条的上海男人来到店里,像往常一样,要一碗大排面。我认识他,好像就是后面的那家纸厂的工人。平时他来吃面条时,还喜欢没话找话跟我搭讪,但我从来没怎么理他。那天,我转身去厨房里下面条。没想到,那个家伙居然晃到厨房,趁我不备,忽然在我臀部摸了一把,一边说:"快点,我饿死了。"我一下子怒火中烧!我从来没这样被人侮辱过!我对这个轻薄的家伙怒目而视,脑子里急遽地思考着是否该往他的脸上甩一耳光。那家伙也许看出我即将发作,识趣地离开了厨房。可我怎么也无法咽下这口被轻薄了的浊气,我故意把面条煮得稀烂,并挑了块很小的排骨放在面条上。然后我端着面条,来到餐厅,故意"咚"地一声,把面条重重地放在这个家伙面前的桌子上。

显然,这个家伙被我的举止激怒了。他站起来,用上海话骂我服务态度不好。我正找不到地方发气呢,马上高声回敬他:"就你这种不要脸的色鬼,还配什么服务?"他恼羞成怒,端起面条要砸我。我顺手提起一只圆凳:"你敢砸我?试试?"坐在门口的老板和老板娘赶紧进来拉架。这是我来上海后第一次与人吵架,而且是和一个上海男人。我当时真被气坏了,嘴里乱七八糟地骂着"色鬼、不是东西、无耻的家伙"一边没出息地掉下了眼泪。

那个家伙从那之后再也没来我们餐馆吃过面条。事后,我抱歉地老板说:"对不起,我不该对顾客那么冲动。"老板然而安慰我:"这样的人,活该你这样对他。我们饭店也不在乎他一碗面条。"老板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温暖,几乎要感激涕淋了,庆幸自己遇到一个是非分明的好老板,从此干活更加卖力。

我在这家饭店做到第五个月的时候,老板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先是红妹回江苏老家嫁人去了。于是老板又招了一个女服务员,我便被"晋升"为切菜配菜工,剩下的活归那个新来的女服务员做。老板私下里对我说,他觉得我干活十分尽心卖力,他要给我发奖金,我很高兴,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老板的欣赏和承认,毕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没想到,这家伙却另有所谋。有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新来的服务员出去给家里寄信,老板娘回家洗衣服去了,饭店里只剩下我和老板。当我正在窄小的配菜间里整理菜的时候,老板挤了进来,手里捏着两张十块的票子,说是给我的奖金。我坦然地接过来,没料到,他却顺势把我往怀里拉。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这是我们家乡骂人最恶毒的话了。

老板讪讪地说:"这有什么?你太幼稚了,红妹不也要了奖金吗?"我坚决地说:她要是她的,我不要。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这个饭店了。至于下一份工作,我相信我会找到的,并且会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更有发展前途。

月底,我义无返顾地炒了老板的鱿鱼。老板以加薪的诱惑挽留我,他以为二十块钱可以买动我卑微的尊严,他错了。

好在我决定辞工之前,已经在附近的村子里物色到一户农家废弃的厨房,主人家新盖了楼房,旧房子遗留了下来,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民工们住。我找过去的时候,只剩下那间拆掉灶台的厨房了,大约八平米,单独开门,房东以每月十五元的价格租给了我。并给了我一条竹床和一床破棉絮,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个"家".厨房离主屋有七八米的距离,隐身在一片小树林里,白天看起来很清静,晚上就觉得阴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没睡着,躺在床上才发现抬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那个小树林里隐藏着哪些喜欢夜间活动的小动物,它们一直在我的窗前门后弄出令人心头发毛的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在别人熟睡的时候还睁眼想着明天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想着,鼻子就酸了起来……

(三十三)

「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辞工之后,我决心找一个能学一门手艺的工作。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个扭转我命运的日子。我经人介绍来到了月浦服装厂,做了一名流水线上的缝纫女工。那时候,正是这家服装厂蒸蒸日上的时候,四个车间布满工人。除了小组组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后勤部门和厂领导都是上海人之外,分布在流水线上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妹。据说即将与日本合资,所以才继续扩招流水线女工。与我同批被录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周的培训后,将会成立一个新车间。能在一家正规的服装厂上班,这是农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上班第一天,我就把这份工作当成了永恒的饭碗。那时很天真,以为只要抓住了一个工作机遇,就会一生无忧。

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月浦服装厂,我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将是一片苍白。正如我若没有山上的砸石头经历,我的少年时光将没有任何意义一样。在服装厂的七年时光,是我的人生彻底脱胎换骨,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一样——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这份在我看来如此适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实包含无数看不见的艰辛和劳苦。我们这些学徒工进厂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学会踩平缝高速缝纫机。但那种通过电压产生动力的机器并不容易控制,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脚尖一点踏板,它就呼呼飞转;脚跟一踩踏板,它就停下来。但是,在它飞转的时候,还要手上配合着缝纫,如果配合不默契,飞速缝纫着的针就有可能将你的手指扎成马蜂窝。

刚到服装厂,对服装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外来妹没少挨师傅的责骂,负责培训我们这些新员工的师傅是个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们都叫他潘师傅。也许是身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使他对我们这些外来妹们充满鄙视。他对我们常常没有好脸色,一点小错就被骂个狗血淋头。每个外来妹听到他训话,个个都噤若寒蝉。

到厂里的第七天,潘师傅让我们每人缝一条童短裤,以检测我们的"技术".可我不小心把前后裆缝错了,潘师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脸上挤满嘲讽:"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外地人就是笨……"全车间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在刹那间火辣辣起来,受辱的感觉烧灼着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唇相讥,但我没有勇气。

最后我什么也没表示,只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纫。但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也会做师傅的,要让你也听我的!"出人头地的念头从我的每根头发丝里冒了起来。

可是,才过几天,我就为学会缝纫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天,我正好好的在缝着衣服,潘师傅巡视了过来,在我身边停下,看着我缝纫。我心一慌,手脚的配合也乱了,忽然,指尖一阵刺痛,上下飞快行动的针扎进我了的左手食指,殷红的血滴在了布片上。我愣住了,疼和害怕让我不知所措。潘师傅大骂:"侬眼睛瞎特了?弄脏了布料侬要赔!"我这才感受到疼,连着心脏的疼,无法形容那种疼!指甲上有无数个小针眼,其中一个针眼里扎着断了的针头……这种疼比在山上砸石头时砸破手脚要疼数倍,这时的疼不仅是十指连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随着钻心的疼痛倾泻而出。医务室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安慰我:"别怕,每个做缝纫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么扎一次的,以后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三十四)

「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

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疼过之后,我只能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因为生活不是可以随时按暂停键的影碟机,它也不可能停顿下来等待你的疼痛过去。

一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了正式工,跟服装厂签了三年劳务合同。厂里将从工人的工资里扣满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离厂,押金不退。服装厂干的是流水线的活,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加班加点是常事。为了多做些活,多挣点工资,我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10点多才回出租屋。有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竟然遭遇了一次"蟒蛇惊魂".那年的七月,大雨下个不停,总是夜里下雨白天晴。马路上到处是积水,车间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们到处传说各自的家乡遭遇了水灾,最严重的据说是安徽。我的心提了起来,家乡的大水是每年都要发的,每年的大水都会淹没到我家的台阶。但家里没写信也没打电话来,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吧。但是,也许因为发大水的缘故,一些令人见之发毛的动物也都活跃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我开了门,照例先去床边拉灯绳。十五瓦的灯泡马上发出晕黄的光来。因为连天下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泥土和稻草的霉味,这个废弃的厨房是用土墙和稻草堆砌的。接着,我转身去关门,就在我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门后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大团蠕动的"长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蛇,蟒蛇!它足有我的手腕粗细!蛇头隐藏在腹部,两粒绿豆一样的小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狡黠阴森的光……

天啊,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条死蛇,我也会吓得魂不附体、跳着逃跑的。这条大蛇的出现让我感到绝望!它会不会咬我?它有没有毒?我到哪里去找救兵?我想大喊,但已深更半夜,谁会理睬我?也许喊叫会惊吓到大蛇,它会向我发起进攻呢!我站在原地急速思考了半分钟,还是决定将这个不速之客友好地"请"出去。

我悄悄移动脚步,从墙边拿来长柄扫帚,谢天谢地,幸亏还是长柄的。我小心地、表示毫无恶意地用扫帚冲蛇晃悠,示意它离开。它开始蠕动起来,一团"长绳"开始松散。天啊!足有两米来长。但它没有向门槛那边游,而是顺着墙根往我床的方向游去。我急了,扫帚挥舞的力度大了起来,一边"去去去"地叫,那蛇停顿了一下,看看我,再转头看看门,门外黑黢黢的,是它喜欢的世界。它似乎明白了,掉转脑袋向门口游去。它没有越过门槛,而是从门槛下面一个洞中钻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来的通道。那蛇顺着门外的墙根向树林里游去,稀稀嗦嗦的声响一路远去。我把门紧紧关上,一身冷汗。

那夜我基本没睡,病态地打开床头的纸箱子,一件件抖搂里面的衣服,生怕里面藏着一团小蛇。我又把床上的席子翻过来检查,还用扫帚的长柄把床下的鞋子一只只拨弄了一遍,虽然什么险情都没发现,可我还是睡不着,开着灯半梦半醒了一夜。

还是那个月,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我真正的欲哭无泪了!我把所有湿淋淋的衣服都堆在了床上,就那样守着一堆湿衣服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处向工友们打听附近的村子有没有空房出租,终于在马泾桥问到了有一家。那还是一户农家,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想把楼下的一间偏房租出去,房租每月五十元。水电费每月各五元,总共每月六十元。我咬咬牙,租下了。然后我购置了简单的锅碗瓢盆,一个简陋的家随即诞生。

随后的6年,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度过的。它像个忠厚的长者,见证了我在上海的苦乐悲欢。

从进服装厂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业绩就开始扶摇直上,组长和车间主任都对我另眼相看。因为我可以早晨六点多就来上班,晚上十点多才回。除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没有时间被浪费,我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活。每当上新的产品,我总要求做最难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领,裤子的口袋和拉链等等,因为工序越难,工分就越多。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了268元工资。每月在发工资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飞奔到月浦镇邮局,给家里汇去五分之三,剩下的一份对付房租和伙食,一份买书,我所在的月浦镇上有一家"月杨书店",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买大量的杂志期刊,研究它们的风格要求,我开始尝试写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梦。

虽然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但我总要在泡脚时看看书,写几句诗,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睡觉。那时年轻,熬夜根本不觉得很累,反而因为看了书,晚上睡觉都觉得很香。可以说,在那些独居异乡的日子里,是诗歌与书籍芬芳了我一个又一个孤寒无助的夜晚。

(三十五)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打工,永远是合着血泪与艰辛的两个字眼。就在1994春节即将临近的那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厂里有个打工妹因加班太晚,回家时遭遇车祸而死!

这个不幸的打工妹叫陈花娇,28岁,来自四川比较贫困的南部县农村。我们曾在一个小组做过同事,经常在一起说笑,她干活很麻利,每月的工分都是车间里的前几名。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两年了,一心想挣点钱回家盖新瓦房,家里还有个6岁的女儿,眼看要上学了,学费也得挣回去。为了多挣点钱,花娇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厂门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11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瘦弱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28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6岁的小女儿和60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出于人道主义,给了花娇的家人几千元抚恤金,花娇的家人便拿着这笔钱,捧着花娇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脸和单薄身子,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1994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我决心一试。我想起了花娇,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

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有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惟一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征文获奖,奖金200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看《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两个月后,我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赫然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这下,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

(三十六)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但我没想到,厂领导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厂里竟然把我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这是一份人人羡慕的白领工作,虽然有点底气不足,可我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订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定单,定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在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流程表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流程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吐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流程表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流程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缝纫流水线,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一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定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两个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三十七)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7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时间已经慢慢地滑到了1996年。电脑、网络、伊妹儿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而我却日复一日地惶恐不安,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这也许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关,曾经的积累已经被慢慢地消耗掉了,如果不赶紧充实自己,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恐慌和忧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我的心里。让我寝食不安。我是个不允许自己落后、不安于现状的人。无论如何,我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

我开始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报名自学考试。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报名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新闻专业",预计两年内拿下所有课程。我信心十足,一口气把12门课的课本全买了,花了200多块钱,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住处,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但却十分兴奋。我惟一的担心就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第一学期,我一口气报考了四门课。我有信心起码通过两门。但要上班,还要听课,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后,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馒头。复旦大学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坐车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都说自学是靠死记硬背,晚上洗脚时就抓紧时间背书。不知不觉,手里就捧着书睡着了。

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没想到我仅仅过了一门课,是《新闻概述》,考了63分。还有一门课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一分都不帮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没考好,老师凭什么帮我拉分呢?不过,心里还是十分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12门课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节目。原来,她是从《新民晚报》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心里十分揣揣不安。当我带上耳麦,在直播间里把自己在上海奋斗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导播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陆兰亭老师在听到我侃侃而谈、毫不怯场的直播状态后,决定邀请我做《海纳百川》栏目的特邀嘉宾。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10点,我的声音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丰饶了起来。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

爱迪生曾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话用在我身上,竟也那么合适。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头从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装厂的六七年里,有一年半做流水线车工,一年半做组长,三年技术员。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巨大的责任感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心上,不得片刻轻松,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让人越来越压抑。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总有因果之说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对我不停地鼓励着。他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人也聪明,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现在的服装公司虽然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毕竟驾轻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好机会说来就来,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3000多家广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几名。

正是这次跳槽,全然颠覆了我的命运。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的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薪水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三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7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三十八)

「20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如果把我到上海后的打工生涯分为几级台阶的话,到上海唐神文化传播公司无疑是第二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我欣赏到了在相对闭塞的服装厂里所看不到的景色。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800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从来没想到拉广告是如此艰苦。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上海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角",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产品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公司里有个"元老"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总的希望,所以越发焦急。

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剪掉了长发,短短的发型和当年的郭富城十分相似。我花15元钱买了一只透明的夏装包,花80元买了一双达芙妮打折的凉拖鞋,加上公司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每天早晨7点就要出门,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公司上班。即使在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广告价位比别的广告公司更优惠,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这往往是客户最关心的事。

但并非所有广告客户都很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地谈广告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后,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20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那时候,我周末继续兼职做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每次可获得报酬100元。每周依然有三个晚上要去复旦大学上夜校。

我和时间都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它是因为使命,我是因为生活。

至今想来,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到公司的第20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总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三月之内的800元底薪加到1600元。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

那段日子,我的写作也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自从1995年7月以《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凄美爱情故事冲开《知音》大门后,磅礴之气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我陆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知音·海外版》、《人生与伴侣》等杂志上满面开花。其中,还有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走向深渊》,发表在《上海小说》上。这使我在上海的业余撰稿人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把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生活之所以有滋有味,是因为前面永远是拐角。

我的人生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却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三十九)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拣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丢人现眼的我。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乘飞机几乎飞遍了全国的省会城市,但是,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在虹桥机场遇到的尴尬。我始终相信,世界很大,而我很渺小。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有人在聊天的时候,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每个问题,对我来说都那么尖锐。

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我当时,这些问题都是我的致命伤。为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于是我带着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从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悠长而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而比一路美景更吸引我的,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带队人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子刊《打工》杂志执行总编)和编辑郝培文。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同桌吃饭的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要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了,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面前,我为何不抓住它?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即使来临了,我也未必会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四十)

「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大开的眼界回到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印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必须做过编辑、记者)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是一道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地考虑是否该向《知音》毛遂自荐。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毕业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同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学文化也想当著名杂志的编辑、记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终于,我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要尝试,我要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消息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的通讯员申明坤写了一篇通讯,让全上海人都知道: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赵美萍"三个字几乎在上海家喻户晓了。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沙碧红开门见山地说,她看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就在《半边天》采访我的时候,我的命运也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来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简历。

我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似乎很意外,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然后,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勇气与果断是多么正确。

(四十一)

「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我终于站在著名的《知音》大厦门外了。我心中的圣殿啊,它竟然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15层大楼,如果不是大门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知音杂志社"的铜牌,根本就无法看出这里就是名扬中外、发行量280多万(当时《知音》还是月刊)的《知音》编辑部。

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们已经陆续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面试现场设在二楼的会议室,那是我人生的考场。成败在此一举!

14日上午9点整,《知音》杂志社总编、社长胡勋璧、副总编雷一大、副社长周未水、知音编辑部主任关前、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张艺潇、总编室主任钱钧、等几位主考官鱼贯入场。我平时只是在杂志上见到他们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期刊界名人,如今面对面,又是关系前途命运的求职考试,心里免不了有几分紧张。

大约近20个人参加面试,第一场考口试,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口试正式开始。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是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外语相当过硬,给《知音·海外版》写过无数稿件;第二位是一家报社的主任记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的头皮在慢慢发麻。原先积累的自信,随着其他应聘者的侃侃而谈在慢慢泄漏。我该用怎样的表达,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才能让这些严肃的主考官们对我这个仅仅小学毕业的打工妹刮目相看?

窗外的梧桐们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正温柔地梳理着梧桐细碎的叶片,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送给每片刚刚苏醒的叶子,像个慈祥的妈妈。这一刻,我忽然想起很久没有联系的母亲,想起贫寒的家境,想起小时候找村里的高中生借书看,想起在上海小屋中的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点点滴滴,穿越时空,呼啸而来……

我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文凭是别人的财富!而苦难就是我的财富!是我的大学!

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听了别人的自述,有点自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第一句话有了效果,所有主考官都从面前的资料上抬起头来,有些讶异地看着我。我受到了鼓舞,口齿变得清晰伶俐起来。我先讲了个"煽情"的小故事:"在我们那个村子,能看到好书极不容易。村里有个高中生,他搜集了一箱子的书和杂志,每次,我只能找他借一本,就是在他那个小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知音》……"煽情的开头将主考官们紧紧地吸引住了。接着,我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的经历——从小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靠砸石头养家糊口。19岁时到上海打工,在打工之余自学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和小说……

最后,我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无法能及的财富,它会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无穷。我请求《知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的潜能。因为,苦难就是我的大学!"说完了,我发现主考官们的眼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已经没有了紧张。我的视线掠过窗外的梧桐树叶,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摆着,好像是对我的赞许和祝福。

接下来是笔试,考我们对《知音》杂志的理解或建议,还要现场编辑一篇文章。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知音》文体与风格的理解,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文章编辑得也很顺利。

考试结束,反馈立即来了。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我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我一次。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

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面目慈善的胡总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我抓住机会向胡总保证:"如果《知音》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的。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文凭,但苦难这笔财富却是我一辈子也永不完的,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会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人生,更懂得人情和人性……"不知道胡总是否被我打动了。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

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至少,我已经心安了。考试后第三天,我飞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及时与沙碧红导演联系,她在电话中问我考试如何,有多大把握。我充满信心地告诉她:"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吧!直觉。"他们也在等待,为我等待奇迹发生。

三天后,好消息从《知音》杂志社传来,我被录取了!并且随时可以报到上班!一个期刊界的奇闻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并没有太多的激动。我应该成功的。我相信自己。

4月28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来到虹桥机场,这一次,是要长久地离开这个我包容了我太多汗水和泪水的城市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陆兰亭老师来了,《新民晚报》的记者来了,毛毛来了,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带来了书,带来了鲜花,带来了拥抱和泪水……明明是去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地方,可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是我对这个城市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是我对这个城市爱恨交加,是我舍不得离开我同病相怜的兄弟姐妹!可终究要离开了。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回首奋斗了9年的上海,禁不住泪如雨下……

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

第四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的地方

(四十二)

「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一直以为,"萍"是个十分美丽的名字,又好写又好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一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逆流而上,逆风而行。而萍草,一般来说只能顺流而下,随波逐流的。而我却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我逆流而上的性格,才使自己到达了人生的"上游".而我到达的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打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乐都不能由我……

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只是刘德华与他追逐的梦最终"擦肩而过"了,而我,却紧抓梦的手,直至将它变为现实。

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息地吗?我是否还会继续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数。

而我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立即生根发芽。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战比我的想象要严峻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工作经验,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突破自己。

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合适的宿舍安排给我,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临时宿舍。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摊上解决的。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一开始,我怎么也吃不习惯,要知道,在上海,是连咸菜也要放糖的。但我也许天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著名小吃热干面,1.2元一碗,一个月下来,体重明显增加。吓得再也不敢每天吃了。

我每天早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完毕,到楼下吃早点。然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规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

在三楼正对楼梯的大办公室里,已经安排了我的办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标准,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快速而欣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勤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方便主编阅读。有些编辑自己抄不过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们提供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执行副总编)指点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栏目、风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以免犯重复编辑同一稿件的低级错误。

于是,我找陈清贫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认真啃读。其实,我在上海时,基本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但现在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新奇,现在读是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同时,我买来大量的哲学论著、文学名著慢慢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辑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阅读和帮别的编辑抄写稿件中度过的。帮别人抄写稿件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作等等。这是最简单的"偷师学艺"了。

(四十三)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

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认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恭地喊老师,就谈选题。也有两个作者答应给我稿子的。可惜,一趟差回来,我依然没拿到一篇稿子。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糟蹋、浪费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情,却婉转地问我:"小赵啊,听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我马上谦虚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会做引文吗?会做小标题吗?"这时,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不多,但有如此疑问的人一定不少。我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这个时候,我明显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一般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短促的一声"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轻蔑的笑。"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扰了。"我正准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用了",迅速挂掉了电话,我怕自己没出息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

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出了以我为主的打工妹专题片。一时间,我的电话信件不断。人们都很好奇,无一例外地询问,我是如何从一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的打工妹成为一名记者、编辑的。这些来信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看着我了,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如果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法展开,而被《知音》辞退的话,我颜面何在?后路何在?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很难办成什么事情。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给我写过稿子,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有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的时候,才发现都是不痛不痒的,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一堆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乡啊!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找到了芜湖市文联的王永祥老师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张国军法官,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芜湖政法委的王昌银老师。王昌银老师刚好新近写了一个案子,题材不错,凭直觉,我就觉得是必发稿。果然,就是这篇我家乡发生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来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标题要凝练,引题要出采,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下大功夫去学习的。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关前没少关照我,每月编稿期间,他都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标题,如何写编后,如何把一篇题材新颖但写得很平庸的稿子编出新意来。

同样是农村出身的雷总编也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次,我对一篇稿子失去信心的时候,雷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种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四十四)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簰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簰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簰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哽咽。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小女孩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簰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簰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簰洲湾,英勇悲壮的簰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四十五)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并被晋级为执行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勋璧社长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应聘者的生活阅历……"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2003年,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才华,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勤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经过如何努力,才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刑犯人。这封信在我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丢进垃圾箱,我想了想,还是给他回了信,信中无非是鼓励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时我还寄去了一本《知音》。没想到,第二个月,刘树涛又写来了信,还在信中夹了篇习作,希望我指导他写作。

说实话,那时我忙得连自己的稿子都是争分夺秒地在编,哪有时间为一个犯人指点写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让一颗希望的心面对失望,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回信,鼓励他多读多写,并告诉他我会帮助他发表作品。

刘树涛越发努力。他在监狱里做《醒报》编辑的同时,不仅自己撰写稿件,还带动起监狱其他犯人们展开了读书写作的良好风气。他每期都把刊发着他作品的报纸一份份寄给我,向我报喜,向我展示他每一个进步。

2000年秋天,刘树涛给我写来一篇文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我看他文笔流畅,写得情真意切,就编辑送审了。随后,这篇发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费。后来他告诉我,他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失学儿童。这事,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了。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四十六)

「回首往事,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自己而感动,感动自己的执著和幸运。人如果不能选择出生的命运,还可以选择生存的命运。总有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是吗?」

2001年,我被知音集团评为优秀员工。因为这一年我的发稿量在二十多名编辑里位居前四名。因此我被晋升为执行编辑,还获得了第二次出国机会——参加《知音》韩国笔会。

2002年,我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被奖励了一个武汉市户口。我的农村户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调进了武汉市,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父母家人自然是由衷高兴的,但我却没什么太大的惊喜,似乎这一切早就命中注定,迟早会来的。因为我自始至终坚信:我生活中的挫折与苦难都能好转,我迟早能摆脱生活的困境,能够破苦为乐。

好运接踵而来。单位在民主路建了一幢知音花园,四个单元,近百套住房。除一楼是办公区之外,一至八楼全部分给员工。自1996年至2002年来杂志社的员工都有份。按照资历排名,我排在享有分房资格待遇的第21名,这样,我得以优先挑选了二单元五楼一套133平米的大房子,错层的,三居两卫。这是我梦中的家啊!是漂泊无定的我的落根之处啊!

当我把房子装修一新,把爸爸妈妈从老家接来武汉后,他们一踏进大门,看到我这个宽敞漂亮的新家,竟然久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了他们的欣慰,读出了他们的骄傲。一辈子含辛茹苦的妈妈抚摸着我满屏风的照片,哽咽着说:"老家的人,现在谁不眼红你啊!在老家,人人都说我有福气,有这么个有出息的女儿,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我死也瞑目了……"妈妈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中尘封的仓库,过去的点点滴滴像浪花一样汹涌而来,每一朵浪花都泛着咸涩的味道,涌向眼睛的浅海……眼前一下子朦胧起来,我仿佛看到十多年前的自己,哭喊着跌跌撞撞地走在风雨飘摇的路上。那些苦难,那些伤痛,那些挫折,那些横亘在我成长路上的荆棘与坎坷,那些浸透泪水与血汗的深深浅浅的脚印,那些泪水中的欢笑,磨练中的收获,疼痛中的甜蜜——它们丰富了我三十五年的青春岁月,它们浸染了我三十五岁的饱满年轮,它们构筑成了我与众不同的别样人生!

回首往事,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自己而感动,感动自己的执著和幸运。人如果不能选择出生的命运,还可以选择生存的命运。总有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是吗?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童年时的灾难,少年时的坎坷,青年时的磨练,如今的我会是什么命运?

2004年9月,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鲲鹏文学大赛。武汉团市委推荐我参赛。于是,我把自己写的《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投寄给了大赛组委会。事后我便逐渐淡忘了比赛这回事。没想到,2005年1月初,我却忽然接到广州团市委给我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于1月20日前去广州领奖,我的那篇《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竟然获得了散文二等奖。这真是个意外惊喜!

1月20日,在广州超五星的凤凰城酒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岳、著名作家柯岩老师、陆天明老师等人为我们二十多位获奖者颁发了奖杯和证书。在灯光璀璨的舞台上,我接受了主持人的现场采访。当主持人问我:你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与挫折,但你现在已经算是比较成功了,现在的你会对更多正在彷徨困惑中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我想了一下,面对台下的一千多名嘉宾和电视镜头,紧张地说出了一番话:"人生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不能因为自己暂时置身于阴影之中,而怀疑阳光的存在。只要你勇敢地走出去,就会发现前面正阳光灿烂!"我的话获得了如潮的掌声,而我因为激动,脸色已经红得像西红柿了……

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学大奖。我想不会是最后一个。回家的火车上,我开始读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的自传我小时候便读过了,这次重温,却有更深刻的感悟。凯勒又盲又聋又哑,除了四肢正常之外,她的世界一片黑暗一片寂静,然而,她却"把别人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快乐".正是这种非比寻常的坚韧毅力和挑战生命的巨大勇气,使她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成了19世纪与拿破伦齐名的女英雄。

由此,我再次想起少年时,在山上看到石头下压着的小草,只要挪开了石头,它们被压弯的身体会立即舒展起来。一阵微风掠过,不一会儿,它们便神采奕奕、生机勃勃地站成一片。风雨无法摧毁,野火无法燃尽,霜雪无法冻残——这就是生命和意志的力量!任何灾难都无法彻底摧残!相反,适当的磨练反而会使原本脆弱的生命变得坚强,变得韧性十足。轻易不会被击垮、打倒。

所以,我相信,经历是一笔财富,苦难是一座金矿!而我的苦难经历,不仅是我的财富,我的金矿,更是一所大学,我的人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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