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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城不作虚君 遁初志在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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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孙公于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到二月十四日,他就向参议院‘辞职’了。参议院也决议接受他的辞职;虽然孙公延迟到四月一日,始正式‘解职’。因此从就职到解职,孙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从就职到解职,他也只担当实际政务三个月。这不特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五千年史上,也是最短一任的开国元勋了。

  孙去袁求,袁世凯是宣统皇帝溥仪,于二月十二日下诏退位后三日;也是孙文大总统向参议院正式辞职后一日,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于二月十五日,在南京全票选出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笔者在前文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天下事哪有那样尽如人意的呢?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职,你得接受他们所通过的实行内阁制的约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决定了。袁对做总统的法律根据,暂时不敢提异议;对以南京做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袁专使,迎袁南下。

  迎袁专使与京津兵变

  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严密控制之,就是一厢情愿了。因此专使之无法达成任务,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德胜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进士领队的。团员计有宋教仁、汪兆铭、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辰组、曾昭文、黄恺元等八人。专使团由孙大总统于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谒袁,恳谈,欢宴。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生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嗣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挽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见张氏遗著‘北洋述闻’,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书店出版,页四一─四四】。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谋主,其后并在内阁迭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始终未能确切证实。另据各方目击者记述,以及后来史学家,如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皆一致认为实非袁之预谋,只是此变,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对袁之政治安排,却是变得其时也。本来民国之奠都何处,纵是革命党人,亦意见不一。南京孙、黄一派,虽力主奠都南京,汉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沪方光复会分子章炳麟等,甚至临时参议院内的投票纪录,以及掌革命党本身舆论的‘民立报’都主张建都北京。现在袁既不愿南下,再加上个兵变,奠都北京就变成历史的‘必然’了。

  袁总统就职与大赦令

  孙大总统在得到蔡专使的报告之后,遂咨请参议院审议,让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然后整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总统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电报抵达南京,再经孙总统咨请参议院认可,袁世凯就于三月十日在蔡专使观礼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了。但是其时仍留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却扳请孙大总统,继续负责中枢政务,直至袁总统的内阁完全建立之后再‘解职’。因此,从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孙公正式解职的三周时间里,中华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但是二公在历史上的表现,孙公的泱泱之风,就远非袁公所能望其项背了。虽然袁公那时在国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呢……。举例以明之:袁公就职之后,立刻便颁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参议院同意,二需内阁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为之者,显然是故意表示,他目无参议院与前任孙公也,这就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孙公颔之,未之计较,并咨请参议院‘追认’之,未动声色也。(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风度了。这只是个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公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严肃的读者或许认为这只是因为袁之缺乏现代法学常识,而非故意藐视孙公也,实际并非如此。原因是这时唐绍仪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侧,足备咨询也。证诸后来史例,此时唐绍仪显然曾大力劝阻,而袁氏不为所动也。

  是耶?非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历史,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与唐内阁的架构

  袁公就职后,孙总统乃于翌日公布采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总统遂依法于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之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同月二十九日,唐总理乃向南京参议院提出新阁人选。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后,袁、唐新政乃正式确立。南北一统。四月一日,孙大总统遂正式‘解职’。今且将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构,列表于下:

  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字慰亭 河南项城人 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 字宋卿 湖北黄陂人 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 字少川 广东香山人 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征祥 字子欣 江苏上海人 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 字智庵 河南临汝人 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 字芝泉 安徽合肥人 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 字子英 福建闽侯人 五十四岁

  财务总长:熊希龄 字秉三 湖南凤凰人 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 字亮畴 广东东莞人 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 字孓民 浙江山阴人 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 字遁初 湖南桃源人 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 字英士 浙江吴兴人 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 字植之 浙江钱塘人 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 字克强 湖南善化人 三十六岁

  【*原提名梁如浩,参议院未通过,后由施肇基递补】

  这个唐内阁不用说是个袁大总统的钦定内阁。其实权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是一字号掌握在袁记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凯统治下,无关痛痒;纵在后来蒋、毛二公治下,也痛痒不大,落得做顺水人情,统战客店。

  【笔者符注】:记得一九四八年国府在南京行宪组阁时,笔者某次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农业实验所访友,见一美国进口的全新高级房车,施施而过,车上天光云影共徘徊,气势逼人。好奇而询之,始知是新任农林部长左舜生之座车也。盖当时纵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高干,亦鲜有此高级新车。左氏因系青年党加入国府,为内阁中之新人,始有此新车也。十余年后,五在纽约哥大口述历史学部访问左公时,曾戏述往事,并以农连总长宋教仁故事相比拟,左氏亦苦笑唏嘘不已。并说他曾经写过袁世凯,将来更要为蒋介石作祭文。谁知左竟先蒋而逝。左公病重时,他的学生吴坤淦先生曾电余乞援,我也曾签请哥大当轴,想为左公申请若干研究补助费(honorarium),以济眉急,后来据闻哥大东亚所曾送他三千美金。不知实现否也?这都是国家动乱,知识分子一言难尽的悲哀。也是大时代的小掌故吧。故随笔记之。

  袁世凯既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唐总理因此就只是袁总统的一个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背其黑锅,不但任其劳,还能任其怨,像周恩来那样,鞠躬尽瘁,和其稀泥,死而后已。不甘心和稀泥,要挂冠而去,那只有悉听尊便了。所以唐总理就职不过三月,就真的挂冠而去了。不过话说回头,在那种极权政治之下,像周恩来那样,被折磨得四癌齐发,活活累死,毕竟是善终床上,就还算好的了。有些愚忠奴才,替主子背黑锅,最后还要被杀掉灭口,像后来的赵秉钧、林彪那样,那就更不堪想像了。据说唐绍仪在挂冠之后,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说服,掷刀而去。后来的赵秉钧和林彪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唐绍仪是怎样个人

  先看看唐绍仪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是怎样个人?唐绍仪(一八六○-一九三八),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的小同乡,长中山六岁。他二人在近代中国政治上虽都位至极品,但他二人所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在辛亥以前,二人既不相识,亦无往还。民国成立之后,二人渐成莫逆,绍仪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认识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闳在清末同光之际主办幼童留学时,时在香港读英国学校、年仅十四岁的唐绍仪便被选入第三班,于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国入学。绍仪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岁时在哥大读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毕业,清廷嫌‘幼童’过度西化,乃悉召回国。翌年唐遂奉派随总理衙门洋员、德人摩伦道夫(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鲜,为韩王整理财政,颇有成绩。时袁世凯(年二十三,长唐一岁)亦刚随军入韩,是为二人订交之始。嗣后袁氏在韩一帆风顺,做了‘小钦差’(故事在笔者论袁前文中,曾有详细交代,不再赘述),唐氏则紧跟其后,做了小钦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与财政。其后袁氏在清朝政坛不断升迁,唐亦随之水涨船高。在外交、金融、铁道各部门,迭任要职,终至邮传部尚书、奉天(今辽宁)巡抚等一品大员。迨袁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养疴,唐亦不免。至袁氏东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议代表’,已详志于前篇。如今袁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之官拜责任内阁之首相,也就顺理成章了。根据唐的资历见识和人际关系,他倒是个很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经验和训练,他和袁总统的长期友谊,也赢得袁的高度信任。孙前总统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请加盟。唐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于三月三十日,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宣誓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也可算是个同盟会(后来扩充改组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了。有唐内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竟然连三个月的寿命都维持不下了,则民国政府的问题何在,便不是历史家三两篇文章,就可以说得清的了。容当慢慢深入探讨之。

  外交总长是手席总长

  另外,袁政府还有个特殊现象,虽只是个历史性的承继,与袁本人无关,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来在前任孙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长,原是陆军总长。那是军事第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内阁的组织。如今唐内阁则是国家恢复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对外条约)行事的和平内阁。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因为这是那时丧权辱国底‘辛亥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织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办其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席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底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征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待雇用。那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包括孙中山和共产党的革命政权),都不惜丧权辱国,也要尽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复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统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

  试比黄留守与彭将军

  上述,袁、唐新内阁的另一特点,便是黄兴所主持的所谓南京留守了。近百年来的中国湖南省,出了两位最为可敬可爱的、伟大的军人政治家:一个是湘潭彭德怀(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个是善化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怀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产党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这是当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会否认的。容当续论之。其实辛亥革命前后的黄兴,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后在国民党政权中,相继当权的广东帮、江浙帮和闽南帮,以及所有国共两党的官吏家,都过分的扬孙抑(ignore)黄,而颇欠公平。若论‘历史地位’,黄不如孙,是理所当然。但是孙、黄之间的距离,则远没有国共两派的历史家,所拉之长也。曲笔氾滥,埋没黄公,是很不应该的。今日谈谈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职责,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原是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辛亥革命虽然只革命了八十三天(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元旦),也并没有打过几场热战,但是却把个处处有啼痕的东南,弄得遍地皆兵。他们都自认为是对革命有功的开国革命军,自然也包括我们安徽拿两个碱鸭蛋就光复了芜湖的一批革命小将。那时的东南各省是遍地黄花开,你如能聚众三两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时甚至氾滥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军既不来‘剿’,他们彼此之间为着争地盘,往往就互相砍杀了。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闿杀了焦达峰;在武汉,黎元洪假手袁世凯诱杀了张振武,都是当时革命阵营中自相残杀的例子。

  就是这样有功革命的大小部队,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总共有三十余万人之众,黄留守,如是个野心家,或生就个军阀胚子,那他大可乘势学学袁世凯的‘小站’前科,或蒋介石的‘黄埔’经验,将这三十万留守部队,汰弱留强。提炼十万精兵为自己的政冶资本,上与袁氏争半壁河山,下与阎锡山、唐继尧、陆荣廷同步,列土封疆,做个民国藩镇、一省军阀,又谁曰不可?然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实不然也。吾人遍读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我革命先烈,实有由衷之崇拜。试问黄花冈上七十二先烈(其实不止此数),何一而非黄秀才哉?黄君身在前敌,指断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战八年,前仆后继之数百万将士,其死国之惨烈,可胜言哉?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列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销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末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诚溯旧史,辄至感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读者试思,吾人如写当代史,至‘庐山会议’一节,提到彭德怀被栽赃故事,由于对彭公之同情,而笔端偶带感情,亦或所难免。历史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偶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恩饷与外债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在积极方面,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消极方面,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总统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失业遍地。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弄得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三十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二百五十万两不可。留守府那有这笔钜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二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拿西藏;俄国要拿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南满和闽南……。但是他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义和团虽杀了洋人,闯了大祸,引来八国联军,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不幸的是,那个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后还是被蒋介石断送了。无知而独裁,始有此误国误己、误华误蒙的荒谬行为,言之可叹,以后当续论之。)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八千五百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三千五百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二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官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心专篇处理之,为免尾巴摇狗,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的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郎此时微近中年(四十六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夫?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嗣徇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四月出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郎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难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项羽霸王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四月中离汉赴沪;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二十七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六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有以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覆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有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的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弦断无人听,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笔者附注: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夫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一九六六年台湾版‘国父全书’页四九六;及其他随行者,如汪、胡、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开出他颇为自信的,药到病除、着手成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期,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中山不用说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在他底启蒙之后,其后半个世纪,氾滥成灾的‘左倾幼稚病’不知牺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宝贵生命。笔者曾撰有专文试论之,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革命政党而非社会主义之政党也。在他们底排山倒海的影响之下,有血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笔者自己在内),几乎无一而非社会主义青年也。他们对所谓‘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说也到杀身成仁的境界。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说三民主义是他‘发明’的。那是出于一个革命家坚决的自信心。但在不疑处有疑的历史家看来,则民族(马志尼、俾斯麦)、民权(杰弗逊、卢梭)、民生(亨利佐治)都只是那时西方的新潮思想,其来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发明;但是中山则有其启蒙和振聋发聩之功也。)但是又有谁能逆料,搞国家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搞出些纳粹和希特勒来;搞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必然会搞出些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来?偷鸡不着蚀把米,使千万烈士鲜血白流,亿万暴政受害人,枉死沟壑。近百年来的世界和中国历史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为祸之烈,有时且有甚于资本主义。老革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至瞠目结舌,悔恨交加。中国共产主义之父的陈独秀教授,为此赔上了两个儿子宝贵而无辜的生命;自己临死之前也开始忏悔,胡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运,是他死得其时。这位伟大而倔强的国医,若是当年身不死,坚决实行他所发明的主义,他在历史上的后果若何?吾为孙逸仙医师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八十六年之后(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八十六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视看蒋、毛二公各搞数十年的下场,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断言’也。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有个悲剧的结局,虽然历史还是在继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向前迈进;绝不停顿,更不会回头。胡适说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仟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叹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运,正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国父大人生如有幸,大得其意,像毛大导师那样,能在‘天安门上,吐气成霞’,他老人家,可能也就不是中华民国的华盛顿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山啊,中山,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啊?

  话说回头,在民国元年六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目前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三十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笔者以前在课堂中,每说毛泽东为赵匡胤以后之第二人。谁知说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杀功臣,实远甚于前朝。)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后来的毛泽东要陈毅去办外交,聂荣臻去搞科技,贺龙去打枱球,并大办其文工团,重印古本金瓶梅(后一项出自大陆的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据说是十分可靠的,希望将来严肃的历史家,能郑重的肯定之或否定之)。都是资治通鉴上可以学到的功夫套路。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这些故事,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泰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or power)转成‘有限制的权利’(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 被老魔鬼附身,绸死的。

  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六月十五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征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品八斗而飞扬跋沪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小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且看他的同乡后辈的朱镕基,今日即颇有遁初遗风,朱氏今日的条件比宋教仁当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堕泪。纶巾羽扇,好自为之。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甚么不出三月便寿终正寝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冶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个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诚问文景、武宣、贞观、开元、洪武、永乐和康雍干,那一位是虚君?相反的,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的出现,几乎都是一宇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王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皇帝向来不直接管我们黎民百姓,管我们黎民百姓,分属‘亲民之官’的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抚、总督的地方官。因比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分凶,愈厉害,全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我门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反而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期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假皇帝’,然后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萧、曹、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了【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底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结束他自己的行为,庶几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自然灾界,是自然现象,他劝皇帝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列传’卷七十二】,富宰相万言上书,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爷,连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们现代中国的毛主席科学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实也未必。据说唐山大地震时,重病中的毛主席也惊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书屋被震塌了,会压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这也是个转型的问题。毛公既然从皇帝转主席,未转得干津。因此古帝王所惧者,今主席亦惧之,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意也……。这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民国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无待多言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可能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在熊氏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他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老唐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老唐就‘失踪’了……。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迳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邱,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就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不愿做周恩来,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如今八十六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军阀们甭谈了,就谈孙中山、中正、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伞’?他们撕掉的纸枷纸锁有多少套,还能数得清吗?如果孙蒋毛邓这四人帮,也都是一字号的大猴王,我们怎能独怪老猿呢?

  话说回头,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法治毫无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至少需时两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在我们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这还是笔者最乐观的估计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那会有影子呢?我们怎能厚责于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孙的不同之点是,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的错是他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的革命派斗争时,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之内,可说是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冷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也。袁总统和当今的李总统一样,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他们想卷士重来,就只有寄于唯一出路的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为着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都已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按参议院制定,由袁大总统于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学会’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各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作选举人,其他也各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

  【笔者符注】:中央学会依法是一种由教育总长领导的专家学者,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公会组织,享有八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

  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全国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万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万之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届,三年一选,选举法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家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八百四十一人;当时媒体戏称之‘八百罗汉’【见上引钱书。原档载民元发行之‘政府公报’六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1921-1928),武汉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页六八○─七四七】。

  这国会中只有罗汉而无观音,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好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吕秀莲、陈文茜,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甚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他们闹了一阵,未闹出结果来,也就算了。

  议员并无选民;政党随意整合

  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天翻地覆。近年台湾立法院里诸后辈,所表演的肢体抗争,和当年八百罗汉的功夫表演,不逮远矣。闲话不应多说,就此删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nstitues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虽认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艺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著「入朝做官’底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底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里职业客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并不代表什么鸟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捷径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正途’了。这是我们政治社会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为官’和‘入党做官’(后者是刘少奇的话)这条大尾巴,一直绸着国共两党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经商’所替代。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世纪末尚且如此,况且纪之初乎?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世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家【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页二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页一三,引远生遗者】

  玉法这本五八四页之钜着,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一下。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乃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了。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ink 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画。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是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为搞国会选举,正是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一六四;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

  【笔者附注】: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之后,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会上,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请台北来访的新政党的某党魁吃饭,问明姓名,原来是我们文艺协会中,潇洒风流,才气纵横的一位小友,他平时只喜欢艺术和美女,想不到这次也下凡做了党魁。后来我们在台北又吃酒了,我问他‘要竞选总统吗?’我们相抱大笑,乐不可支。

  民国初年党禁大开之时正是如此。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合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是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睐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后来名满全国的美女小凤仙的男朋友;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监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遁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也应袁总统之约,在首都作客,于前一日刚抵北京。这时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一一三○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两。

  ‘孙大炮’与二十万里铁路计画

  就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总统日夜盘横。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根据梁氏后来的报导,‘国父年谱’(一九六五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页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识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此公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可相强也(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我亦如此)。

  而孙公却正是袁公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他对袁公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列强(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着。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的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一说十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的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发表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二十万里的伟大计画也。

  袁氏派孙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乃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的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作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帐之处。语云,君子可以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耸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向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帐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笔者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虽然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大陆史料,今年(一九九八)三月北京人民政府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二○○○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六.八万公里;到二○○二年,突破七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二四五○亿元,营业里程:七万公里’,载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还未突破七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二十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浪费国币,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滑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车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他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艺儿,他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三九二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的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声声,要组织个清一色国民党的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籍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读者样参阅张玉法着前书,页五三一─五六六,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名省党员都摩拳拭掌,跃跃欲试,希望遁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民国二年二月一日(农历癸丑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辞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二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属罕见。因此宋之党中同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续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所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国民党党史会出版品如开国史料和‘革命文献’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这时因为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对袁总统搞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笔者在上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怎能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呢?因此老袁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袁氏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收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万金以维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着孙传引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页四二六】。更早时,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二八二】。袁之对宋,可说是英雄识英雄,优礼备至,而宋不为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一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而贻乱民国,也有他的缺点。遁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笔者附注】:余曾闻之于一前辈学人,自云二战前在政府服务时,某银行总裁曾为其设一两千元户头,任其随意提取,而存款数目不变也。此公言来甚为得意。与宋公遁初相比,贤与不肖之间,何以竟悬殊若是哉?悲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于美东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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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2-17

 

 项城不作虚君 遁初志在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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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孙公于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到二月十四日,他就向参议院‘辞职’了。参议院也决议接受他的辞职;虽然孙公延迟到四月一日,始正式‘解职’。因此从就职到解职,孙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从就职到解职,他也只担当实际政务三个月。这不特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五千年史上,也是最短一任的开国元勋了。

  孙去袁求,袁世凯是宣统皇帝溥仪,于二月十二日下诏退位后三日;也是孙文大总统向参议院正式辞职后一日,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于二月十五日,在南京全票选出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笔者在前文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天下事哪有那样尽如人意的呢?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职,你得接受他们所通过的实行内阁制的约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决定了。袁对做总统的法律根据,暂时不敢提异议;对以南京做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袁专使,迎袁南下。

  迎袁专使与京津兵变

  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严密控制之,就是一厢情愿了。因此专使之无法达成任务,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德胜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进士领队的。团员计有宋教仁、汪兆铭、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辰组、曾昭文、黄恺元等八人。专使团由孙大总统于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谒袁,恳谈,欢宴。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生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嗣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挽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见张氏遗著‘北洋述闻’,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书店出版,页四一─四四】。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谋主,其后并在内阁迭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始终未能确切证实。另据各方目击者记述,以及后来史学家,如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皆一致认为实非袁之预谋,只是此变,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对袁之政治安排,却是变得其时也。本来民国之奠都何处,纵是革命党人,亦意见不一。南京孙、黄一派,虽力主奠都南京,汉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沪方光复会分子章炳麟等,甚至临时参议院内的投票纪录,以及掌革命党本身舆论的‘民立报’都主张建都北京。现在袁既不愿南下,再加上个兵变,奠都北京就变成历史的‘必然’了。

  袁总统就职与大赦令

  孙大总统在得到蔡专使的报告之后,遂咨请参议院审议,让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然后整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总统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电报抵达南京,再经孙总统咨请参议院认可,袁世凯就于三月十日在蔡专使观礼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了。但是其时仍留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却扳请孙大总统,继续负责中枢政务,直至袁总统的内阁完全建立之后再‘解职’。因此,从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孙公正式解职的三周时间里,中华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但是二公在历史上的表现,孙公的泱泱之风,就远非袁公所能望其项背了。虽然袁公那时在国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呢……。举例以明之:袁公就职之后,立刻便颁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参议院同意,二需内阁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为之者,显然是故意表示,他目无参议院与前任孙公也,这就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孙公颔之,未之计较,并咨请参议院‘追认’之,未动声色也。(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风度了。这只是个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公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严肃的读者或许认为这只是因为袁之缺乏现代法学常识,而非故意藐视孙公也,实际并非如此。原因是这时唐绍仪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侧,足备咨询也。证诸后来史例,此时唐绍仪显然曾大力劝阻,而袁氏不为所动也。

  是耶?非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历史,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与唐内阁的架构

  袁公就职后,孙总统乃于翌日公布采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总统遂依法于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之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同月二十九日,唐总理乃向南京参议院提出新阁人选。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后,袁、唐新政乃正式确立。南北一统。四月一日,孙大总统遂正式‘解职’。今且将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构,列表于下:

  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字慰亭 河南项城人 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 字宋卿 湖北黄陂人 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 字少川 广东香山人 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征祥 字子欣 江苏上海人 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 字智庵 河南临汝人 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 字芝泉 安徽合肥人 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 字子英 福建闽侯人 五十四岁

  财务总长:熊希龄 字秉三 湖南凤凰人 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 字亮畴 广东东莞人 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 字孓民 浙江山阴人 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 字遁初 湖南桃源人 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 字英士 浙江吴兴人 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 字植之 浙江钱塘人 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 字克强 湖南善化人 三十六岁

  【*原提名梁如浩,参议院未通过,后由施肇基递补】

  这个唐内阁不用说是个袁大总统的钦定内阁。其实权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是一字号掌握在袁记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凯统治下,无关痛痒;纵在后来蒋、毛二公治下,也痛痒不大,落得做顺水人情,统战客店。

  【笔者符注】:记得一九四八年国府在南京行宪组阁时,笔者某次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农业实验所访友,见一美国进口的全新高级房车,施施而过,车上天光云影共徘徊,气势逼人。好奇而询之,始知是新任农林部长左舜生之座车也。盖当时纵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高干,亦鲜有此高级新车。左氏因系青年党加入国府,为内阁中之新人,始有此新车也。十余年后,五在纽约哥大口述历史学部访问左公时,曾戏述往事,并以农连总长宋教仁故事相比拟,左氏亦苦笑唏嘘不已。并说他曾经写过袁世凯,将来更要为蒋介石作祭文。谁知左竟先蒋而逝。左公病重时,他的学生吴坤淦先生曾电余乞援,我也曾签请哥大当轴,想为左公申请若干研究补助费(honorarium),以济眉急,后来据闻哥大东亚所曾送他三千美金。不知实现否也?这都是国家动乱,知识分子一言难尽的悲哀。也是大时代的小掌故吧。故随笔记之。

  袁世凯既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唐总理因此就只是袁总统的一个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背其黑锅,不但任其劳,还能任其怨,像周恩来那样,鞠躬尽瘁,和其稀泥,死而后已。不甘心和稀泥,要挂冠而去,那只有悉听尊便了。所以唐总理就职不过三月,就真的挂冠而去了。不过话说回头,在那种极权政治之下,像周恩来那样,被折磨得四癌齐发,活活累死,毕竟是善终床上,就还算好的了。有些愚忠奴才,替主子背黑锅,最后还要被杀掉灭口,像后来的赵秉钧、林彪那样,那就更不堪想像了。据说唐绍仪在挂冠之后,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说服,掷刀而去。后来的赵秉钧和林彪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唐绍仪是怎样个人

  先看看唐绍仪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是怎样个人?唐绍仪(一八六○-一九三八),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的小同乡,长中山六岁。他二人在近代中国政治上虽都位至极品,但他二人所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在辛亥以前,二人既不相识,亦无往还。民国成立之后,二人渐成莫逆,绍仪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认识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闳在清末同光之际主办幼童留学时,时在香港读英国学校、年仅十四岁的唐绍仪便被选入第三班,于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国入学。绍仪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岁时在哥大读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毕业,清廷嫌‘幼童’过度西化,乃悉召回国。翌年唐遂奉派随总理衙门洋员、德人摩伦道夫(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鲜,为韩王整理财政,颇有成绩。时袁世凯(年二十三,长唐一岁)亦刚随军入韩,是为二人订交之始。嗣后袁氏在韩一帆风顺,做了‘小钦差’(故事在笔者论袁前文中,曾有详细交代,不再赘述),唐氏则紧跟其后,做了小钦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与财政。其后袁氏在清朝政坛不断升迁,唐亦随之水涨船高。在外交、金融、铁道各部门,迭任要职,终至邮传部尚书、奉天(今辽宁)巡抚等一品大员。迨袁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养疴,唐亦不免。至袁氏东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议代表’,已详志于前篇。如今袁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之官拜责任内阁之首相,也就顺理成章了。根据唐的资历见识和人际关系,他倒是个很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经验和训练,他和袁总统的长期友谊,也赢得袁的高度信任。孙前总统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请加盟。唐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于三月三十日,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宣誓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也可算是个同盟会(后来扩充改组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了。有唐内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竟然连三个月的寿命都维持不下了,则民国政府的问题何在,便不是历史家三两篇文章,就可以说得清的了。容当慢慢深入探讨之。

  外交总长是手席总长

  另外,袁政府还有个特殊现象,虽只是个历史性的承继,与袁本人无关,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来在前任孙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长,原是陆军总长。那是军事第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内阁的组织。如今唐内阁则是国家恢复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对外条约)行事的和平内阁。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因为这是那时丧权辱国底‘辛亥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织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办其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席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底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征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待雇用。那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包括孙中山和共产党的革命政权),都不惜丧权辱国,也要尽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复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统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

  试比黄留守与彭将军

  上述,袁、唐新内阁的另一特点,便是黄兴所主持的所谓南京留守了。近百年来的中国湖南省,出了两位最为可敬可爱的、伟大的军人政治家:一个是湘潭彭德怀(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个是善化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怀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产党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这是当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会否认的。容当续论之。其实辛亥革命前后的黄兴,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后在国民党政权中,相继当权的广东帮、江浙帮和闽南帮,以及所有国共两党的官吏家,都过分的扬孙抑(ignore)黄,而颇欠公平。若论‘历史地位’,黄不如孙,是理所当然。但是孙、黄之间的距离,则远没有国共两派的历史家,所拉之长也。曲笔氾滥,埋没黄公,是很不应该的。今日谈谈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职责,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原是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辛亥革命虽然只革命了八十三天(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元旦),也并没有打过几场热战,但是却把个处处有啼痕的东南,弄得遍地皆兵。他们都自认为是对革命有功的开国革命军,自然也包括我们安徽拿两个碱鸭蛋就光复了芜湖的一批革命小将。那时的东南各省是遍地黄花开,你如能聚众三两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时甚至氾滥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军既不来‘剿’,他们彼此之间为着争地盘,往往就互相砍杀了。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闿杀了焦达峰;在武汉,黎元洪假手袁世凯诱杀了张振武,都是当时革命阵营中自相残杀的例子。

  就是这样有功革命的大小部队,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总共有三十余万人之众,黄留守,如是个野心家,或生就个军阀胚子,那他大可乘势学学袁世凯的‘小站’前科,或蒋介石的‘黄埔’经验,将这三十万留守部队,汰弱留强。提炼十万精兵为自己的政冶资本,上与袁氏争半壁河山,下与阎锡山、唐继尧、陆荣廷同步,列土封疆,做个民国藩镇、一省军阀,又谁曰不可?然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实不然也。吾人遍读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我革命先烈,实有由衷之崇拜。试问黄花冈上七十二先烈(其实不止此数),何一而非黄秀才哉?黄君身在前敌,指断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战八年,前仆后继之数百万将士,其死国之惨烈,可胜言哉?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列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销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末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诚溯旧史,辄至感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读者试思,吾人如写当代史,至‘庐山会议’一节,提到彭德怀被栽赃故事,由于对彭公之同情,而笔端偶带感情,亦或所难免。历史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偶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恩饷与外债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在积极方面,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消极方面,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总统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失业遍地。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弄得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三十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二百五十万两不可。留守府那有这笔钜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二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拿西藏;俄国要拿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南满和闽南……。但是他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义和团虽杀了洋人,闯了大祸,引来八国联军,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不幸的是,那个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后还是被蒋介石断送了。无知而独裁,始有此误国误己、误华误蒙的荒谬行为,言之可叹,以后当续论之。)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八千五百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三千五百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二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官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心专篇处理之,为免尾巴摇狗,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的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郎此时微近中年(四十六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夫?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嗣徇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四月出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郎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难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项羽霸王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四月中离汉赴沪;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二十七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六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有以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覆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有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的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弦断无人听,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笔者附注: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夫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一九六六年台湾版‘国父全书’页四九六;及其他随行者,如汪、胡、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开出他颇为自信的,药到病除、着手成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期,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中山不用说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在他底启蒙之后,其后半个世纪,氾滥成灾的‘左倾幼稚病’不知牺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宝贵生命。笔者曾撰有专文试论之,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革命政党而非社会主义之政党也。在他们底排山倒海的影响之下,有血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笔者自己在内),几乎无一而非社会主义青年也。他们对所谓‘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说也到杀身成仁的境界。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说三民主义是他‘发明’的。那是出于一个革命家坚决的自信心。但在不疑处有疑的历史家看来,则民族(马志尼、俾斯麦)、民权(杰弗逊、卢梭)、民生(亨利佐治)都只是那时西方的新潮思想,其来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发明;但是中山则有其启蒙和振聋发聩之功也。)但是又有谁能逆料,搞国家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搞出些纳粹和希特勒来;搞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必然会搞出些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来?偷鸡不着蚀把米,使千万烈士鲜血白流,亿万暴政受害人,枉死沟壑。近百年来的世界和中国历史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为祸之烈,有时且有甚于资本主义。老革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至瞠目结舌,悔恨交加。中国共产主义之父的陈独秀教授,为此赔上了两个儿子宝贵而无辜的生命;自己临死之前也开始忏悔,胡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运,是他死得其时。这位伟大而倔强的国医,若是当年身不死,坚决实行他所发明的主义,他在历史上的后果若何?吾为孙逸仙医师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八十六年之后(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八十六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视看蒋、毛二公各搞数十年的下场,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断言’也。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有个悲剧的结局,虽然历史还是在继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向前迈进;绝不停顿,更不会回头。胡适说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仟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叹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运,正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国父大人生如有幸,大得其意,像毛大导师那样,能在‘天安门上,吐气成霞’,他老人家,可能也就不是中华民国的华盛顿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山啊,中山,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啊?

  话说回头,在民国元年六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目前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三十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笔者以前在课堂中,每说毛泽东为赵匡胤以后之第二人。谁知说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杀功臣,实远甚于前朝。)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后来的毛泽东要陈毅去办外交,聂荣臻去搞科技,贺龙去打枱球,并大办其文工团,重印古本金瓶梅(后一项出自大陆的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据说是十分可靠的,希望将来严肃的历史家,能郑重的肯定之或否定之)。都是资治通鉴上可以学到的功夫套路。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这些故事,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泰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or power)转成‘有限制的权利’(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 被老魔鬼附身,绸死的。

  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六月十五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征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品八斗而飞扬跋沪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小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且看他的同乡后辈的朱镕基,今日即颇有遁初遗风,朱氏今日的条件比宋教仁当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堕泪。纶巾羽扇,好自为之。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甚么不出三月便寿终正寝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冶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个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诚问文景、武宣、贞观、开元、洪武、永乐和康雍干,那一位是虚君?相反的,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的出现,几乎都是一宇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王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皇帝向来不直接管我们黎民百姓,管我们黎民百姓,分属‘亲民之官’的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抚、总督的地方官。因比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分凶,愈厉害,全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我门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反而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期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假皇帝’,然后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萧、曹、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了【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底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结束他自己的行为,庶几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自然灾界,是自然现象,他劝皇帝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列传’卷七十二】,富宰相万言上书,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爷,连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们现代中国的毛主席科学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实也未必。据说唐山大地震时,重病中的毛主席也惊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书屋被震塌了,会压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这也是个转型的问题。毛公既然从皇帝转主席,未转得干津。因此古帝王所惧者,今主席亦惧之,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意也……。这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民国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无待多言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可能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在熊氏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他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老唐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老唐就‘失踪’了……。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迳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邱,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就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不愿做周恩来,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如今八十六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军阀们甭谈了,就谈孙中山、中正、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伞’?他们撕掉的纸枷纸锁有多少套,还能数得清吗?如果孙蒋毛邓这四人帮,也都是一字号的大猴王,我们怎能独怪老猿呢?

  话说回头,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法治毫无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至少需时两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在我们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这还是笔者最乐观的估计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那会有影子呢?我们怎能厚责于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孙的不同之点是,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的错是他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的革命派斗争时,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之内,可说是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冷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也。袁总统和当今的李总统一样,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他们想卷士重来,就只有寄于唯一出路的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为着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都已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按参议院制定,由袁大总统于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学会’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各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作选举人,其他也各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

  【笔者符注】:中央学会依法是一种由教育总长领导的专家学者,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公会组织,享有八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

  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全国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万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万之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届,三年一选,选举法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家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八百四十一人;当时媒体戏称之‘八百罗汉’【见上引钱书。原档载民元发行之‘政府公报’六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1921-1928),武汉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页六八○─七四七】。

  这国会中只有罗汉而无观音,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好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吕秀莲、陈文茜,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甚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他们闹了一阵,未闹出结果来,也就算了。

  议员并无选民;政党随意整合

  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天翻地覆。近年台湾立法院里诸后辈,所表演的肢体抗争,和当年八百罗汉的功夫表演,不逮远矣。闲话不应多说,就此删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nstitues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虽认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艺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著「入朝做官’底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底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里职业客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并不代表什么鸟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捷径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正途’了。这是我们政治社会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为官’和‘入党做官’(后者是刘少奇的话)这条大尾巴,一直绸着国共两党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经商’所替代。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世纪末尚且如此,况且纪之初乎?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世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家【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页二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页一三,引远生遗者】

  玉法这本五八四页之钜着,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一下。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乃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了。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ink 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画。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是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为搞国会选举,正是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一六四;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

  【笔者附注】: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之后,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会上,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请台北来访的新政党的某党魁吃饭,问明姓名,原来是我们文艺协会中,潇洒风流,才气纵横的一位小友,他平时只喜欢艺术和美女,想不到这次也下凡做了党魁。后来我们在台北又吃酒了,我问他‘要竞选总统吗?’我们相抱大笑,乐不可支。

  民国初年党禁大开之时正是如此。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合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是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睐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后来名满全国的美女小凤仙的男朋友;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监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遁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也应袁总统之约,在首都作客,于前一日刚抵北京。这时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一一三○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两。

  ‘孙大炮’与二十万里铁路计画

  就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总统日夜盘横。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根据梁氏后来的报导,‘国父年谱’(一九六五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页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识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此公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可相强也(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我亦如此)。

  而孙公却正是袁公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他对袁公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列强(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着。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的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一说十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的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发表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二十万里的伟大计画也。

  袁氏派孙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乃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的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作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帐之处。语云,君子可以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耸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向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帐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笔者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虽然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大陆史料,今年(一九九八)三月北京人民政府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二○○○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六.八万公里;到二○○二年,突破七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二四五○亿元,营业里程:七万公里’,载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还未突破七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二十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浪费国币,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滑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车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他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艺儿,他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三九二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的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声声,要组织个清一色国民党的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籍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读者样参阅张玉法着前书,页五三一─五六六,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名省党员都摩拳拭掌,跃跃欲试,希望遁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民国二年二月一日(农历癸丑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辞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二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属罕见。因此宋之党中同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续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所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国民党党史会出版品如开国史料和‘革命文献’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这时因为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对袁总统搞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笔者在上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怎能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呢?因此老袁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袁氏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收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万金以维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着孙传引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页四二六】。更早时,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二八二】。袁之对宋,可说是英雄识英雄,优礼备至,而宋不为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一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而贻乱民国,也有他的缺点。遁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笔者附注】:余曾闻之于一前辈学人,自云二战前在政府服务时,某银行总裁曾为其设一两千元户头,任其随意提取,而存款数目不变也。此公言来甚为得意。与宋公遁初相比,贤与不肖之间,何以竟悬殊若是哉?悲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于美东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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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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