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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辛亥革命

 细说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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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底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像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而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而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é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个革命团体,而非社交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而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留,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而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股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千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底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底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乌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人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作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也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后者则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排华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而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者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是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这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理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查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律’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底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底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孙文脱颖而出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O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著「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底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汽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时机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二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底‘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锢’(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衣馆‘打工’。──我们已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是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底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三民主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底‘单税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底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底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浑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民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像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他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汪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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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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