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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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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二○○一年),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的争权夺利,在那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不管是哪一派军阀,争权夺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们斗争的骨牌效应,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为意了。

  问题是:军阀时代固然如此,根据我们读史的经验,不特他们底帝制时代的前辈早已如此,他们底国共两党的后辈,在后军阀时代也还是如此啊。试看‘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前后的翁李两派,对中日和战的辩论与斗争,和‘戊戌变法’(一八九八)时的帝后两党,他们之间的斗争误国,比黎段二人严重得多呢!

  再看后军阀时代,国民党之内的汪蒋之争,蒋李冯阎之争,甚至CC与黄埔之争,相形之下,黎段之争,都是小巫见大巫呢。

  再看自称最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早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毋烦细说。其后他们当权者之间的毛刘之争、毛林之争,不露骨的毛周之争,乖乖,那还了得,老段老黎这两个‘老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他们这些‘小党阀’相比,岂不是小儿科哉?

  效验明时方论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二十世纪中国,史有明文,国共两党的党史家,如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我想这该是绝对否认不了的、绝对的事实吧!哪能专怪‘军阀’呢?我们这群‘丑陋的中国人’(引一句柏杨名言),尤其是政客、党棍,何以下流至此,这就发人深思了。

  不过,朋友们,我们也不能专门迷信柏杨先生,只顾丑化自己同胞。其实所谓先进国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样丑陋呢。有名的英国绅士,该是民主运动历史上最标准的模式吧!你知道他们唱‘虚君实相’这出样板戏,唱了多少年,才唱出点名堂来?从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开始,人家搞虚君实相,搞了好几百年,才搞出一套两造相安的制度来呢!其间闹革命、闹复辟、诛议员、杀大臣,不但丑态百出,更是人头滚滚呢。看人家挑担不重,我们只看人家美丽的结果,不看人家丑陋的开始,就以为我们包办了丑陋了。这是个制度转型必有的现象嘛。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成绩,尤其是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还不算太见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

  第一,是现代式的‘转型问题’,转个什么型呢?曰,从帝王独裁专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转’向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们原不要转型,而终于发生了这个转型运动,实在是西风东渐,受了强大的以夷变夏的外在原因影响的结果,但是要完成这项转型,根据世界历史的纪录,和中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时两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还没有实验出来。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个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的问题。航行在这个历史三峡之中,我们的船队,到今天的老江时代,还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转,何况当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则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结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国初年,也算是时机巧合,正碰上了一个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问题也正待解决。因此新旧问题搅在一起,政治社会的病情就更为复杂,更难对症下药了。改朝换代的老问题是什么回事呢?最简单明了、最通俗的历史哲学便是‘三国演义’上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我们这个打破世界政治史纪录的‘秦制度’,其兴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维持两百年就要来个‘改朝换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此时老朝廷腐烂到底,气数已尽。纵使没个现代的革命党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动的改朝换代了。

  洋人研究中国历史,像已故费正清先生的‘剑桥学派’,就把这个现象叫做‘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咱们自己则叫做‘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程序,便是罗贯中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罗贯中有兴趣的‘三国时代’(二二○─二八○),这一分合程序,长至六十一年,下一个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时代’,则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发生了比较复杂的‘以华变夷’的同化过程,这一分合程序竟延长了两百七十余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能是由于内外在情势都比较单纯,所以只‘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复统一了。

  至于这最近的一次,读者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见的‘分合’过程,若从袁世凯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为止,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分合过程,虽然是文化转型和朝代更迭,两病齐发,患者更觉痛苦,但是为时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较短的一次了。当然,海峡两岸,时至今日,也还在‘分’裂状态之下。若谈真正的‘合’而为一,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乱用西药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是从治世退化到乱世,而分久必合则是拨乱反正;再从乱世恢复到治世。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或洋观察家所说的‘朝代循环’,它是从一个崩溃了的帝王专制。经过一番换汤不换药的‘分合程序’,再回转到另外一个相同的帝王专制,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从头来过。新朝的一切设施,都有‘前朝’的蓝本可循,新旧两朝之间的循环程序像三国前后,从西汉换成东晋。南北朝前后,由东晋换成隋唐。在五代十国前后,从唐朝换到宋朝。各朝惩前毖后,稍加改进,依样画葫芦,这葫芦,就容易画了。因此一些流氓、无赖,利用农民起义,打平天下做起开国之君来,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样,不离大谱,照样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朝代循环了。它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我们要从一个东方式的、帝王专制的传统‘转’到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议会政治上来。这个一转百转的、现代化、改朝换制的转型运动就千头万绪了。

  因此,按照中国改朝换代的老规矩来说,毛泽东当国时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应该和两汉、唐宋明清的开国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这个‘开国之君’却把他的新朝代的开国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无法无天的烂时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传统的开国之君,医国医民,只要按老药方,医一种病。而老毛之所要医者,则在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老毛病之外,还要加医一个一时并发的现代爱滋病,他这个训练不足的传统庸医,和乱用西药的农村赤脚医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强不知以为知的,药石乱投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痨病鬼,没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恢复‘民元约法’的政治经纬

  现在言归正传,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后,北京政府由他二位来接班。他二人,一个是总统(黎);一个是总理(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谓‘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读者如不惮烦,为明了他二人之间的所谓府院纠纷,我们还得把袁世凯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宪法问题稍事温习一下,才能说得清楚。

  原来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试行组织共和政府时。他们本来决定以美国政府为蓝本,采行‘总统制’。等到后来中山决定让总统大位于袁时,为防止袁氏独裁专制,党人乃又决定放弃美国的总统制,改采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以宋教仁为首的法制委员会,乃由宋氏执笔,于一夜之间草拟了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旋经参议院三读通过,并由临时大总统孙文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颁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基本大法。这就是中国制宪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约法’。

  当袁世凯接替中山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这部‘民元约法’也是他就任总统的法律基础。按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一种‘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可是这项革命党人试图限制袁氏独裁的设计,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转了。当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袁的老友、国民党的新党员,和孙中山的小同乡、新朋友──唐绍仪,曾认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两个月责任内阁的阁魁就挂冠而去,继任者就变成袁总统的鹰犬了。

  迨民国的第一个国会在民国二年之初正式诞生,新成立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成了国会中的多数党,年方三十三岁的多数党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预备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约法’,来组织‘责任内阁’,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其后在‘宋案’的骨牌效应之下,孙袁双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枪杆出政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就再无法统之可言了。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后,袁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经过一番手脚,便废除了那个实行‘内阁制’的‘民元约法’,而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颁布一套实行‘总统制’的‘新约法’了,故事复杂,事详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赘了。

  迨袁氏暴毙之后,南北统一,全国称庆,南方的护国派乃联络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坚持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南北恢复统一的主要条件。所幸当时身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新旧约法之选择并无成见,盖按‘新约法’主政,则直承袁世凯之衣钵,虽是段之所望,然改依‘旧约法’主政,实行‘责任内阁制’,亦正是现任内阁总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坚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废除了袁氏的新约法,而改行旧的‘民元约法’了。

  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

  按‘民元约法’,北京政府原是实行‘内阁制’的,但是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这个北京政府却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这也就是当时北京政府之内,派系斗争底最大的乱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来按政党政治之常规,实行内阁制的政府,理应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的党魁,来组织所谓‘政党内阁’。可叹的是,这次恢复了权力的国会,原已残破不堪,却没个多数党可以组阁,更没个可以代替段祺瑞来出任内阁总理的党魁。

  更可叹的是,段祺瑞这位现成的阁魁,在国会内也没个他自己的政党。国会之内虽也有极少数,有心拥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为段的御用鹰犬,但是这些自称‘中和系’的小党派拥段原属借势,影响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气候,因此段要组阁,就非向其他党派,尤其是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约法,黎总统虽是个‘虚君’,但是按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除汉献帝和刘阿斗之外,有几个国家元首真是虚君呢?黎元洪这位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他不但自视是段的上级,那些拥有军政实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护国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来和北洋系争权。有了这些南方的实力派作后盾,他就更不是虚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这个封建传统出身的老藩镇,也没有把自己上司真正当成虚君的习惯,他也认为黎元洪是他底上级,是应该享有若干实权的大总统。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个精明强干、有现代头脑,而自视过高的政客徐树铮,真把‘民元约法’当成护身符,而敢于去黎的总统府替段总理背黑锅,不时的颐指气使一番。因此,他这位秘书长也就变成反段派底众矢之的。黎大总统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赶出国务院不可。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说的徐孙(洪伊)之争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这个转型期的北京政府,实在是个黎段共治的两头马车。黎认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属,组阁时阁员的遴选,他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孙洪伊,也就应运出任段内阁中炙手可热的内务总长了。段虽视孙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树铮更视之为眼中之刺,亦无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联合汲引之下,带有国民党籍的伍廷芳、陈锦涛,和程璧光就分别出任段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海军总长了。因此这个段总理,如真的负起‘责任’来主持国家大政,如参加欧战、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废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内政外交政策,而与阁员发生了龃龉之时,这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阁员,由于不同党派,而闹出双重忠诚(doubleloyalty)的政治问题,来个联合杯葛或辞职,段总理就要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人单独到国务院去上其独人班了。

  笔者作此事实的叙述,一般读者看来,可能认为是在说故事、讲笑话,来奚落我们的段总理,其实这只是个真实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后来‘参战案’的高潮期,国民党籍和黎系阁员联合辞职,真逼得我们这位个性倔强、不善周旋,而又刚愎自用的段老总,真的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而上其独人班呢?黎总统就因为这位老军阀的国务院内只剩他一个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职’。这一下才引起北洋系督军的联合造反、溥仪复辟,一大串的政潮来,迫使他向外国使馆逃难。最后还要恭请老政敌──段前总理,回来收拾残局的荒唐故事。到时再详叙吧。

  长话短说,在北洋军阀集团里,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而民国政局最后崩溃到底,其骨牌效应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说穿了,实在是那时适当转型初期,中国中央政府还未能转出个可行的制度来。这个非牛非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纰漏不可了。

  试看段祺瑞这位所谓‘责任内阁’的内阁总理,在古今中外的议会政治史上,哪有个责任内阁之内,负责内政、外交、财政,和海军的重要阁员,都由反对派(opposition)的政客来充当呢?有之,则只有段总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纪录。因此,在这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荒谬情况之下,谁也弄不上轨道。形势比人强,史家就不能厚责于两位还是相当可敬的老军阀了。

  四无的总理,粗心的总统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议会政治上如此无知和窝囊(naive),那为什么这个总理位置非他出任不可?这我们就得说清楚段氏政治实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筑在他对当时北洋系所把持的地方藩镇的影响之上。这些藩镇老爷的现代名称,便叫做‘地方军阀’了。我们读史者,不是动不动就说民国初年那个时代是‘军阀时代’吗?的确,那时中国的政权是落在军阀之手,他们并且有个松散的组织叫做‘督军团’。而这个督军团内,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他们为着群龙无首的实际需要,也是由于所谓旧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用,促使他们都以段总理、段老师的马首是瞻,这就是段的潜势力所在了。

  其实段祺瑞本人倒是个四无的总理,他一无直辖的军队;二无可以盘据的地盘(像张作霖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岑春在两广那样);三无固定的经济收入,除由英国人所控制的若干‘关余’之外,段内阁没个固定的财源。它初成立时连维持北京治安的军警、府院国会人员的薪饷,都无法按时发放,要靠有国民党籍的财政总长陈锦涛去四处张罗(见下节);四无一个固定外国势力可以倚靠(像国共两党最初之联俄,国民党后来之联美),皖系直承袁世凯衣钵,原有其反日之传统的。段祺瑞其时之力主‘参战’,而日本尽力加以阻扰,便是段要抵制日本对山东的掠夺,皖系后来之终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国参战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阴谋得逞以后的事(详下节)。

  从表面上看来,段在北京政府之内的政治基础,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为首的反段派,对他难免就有其过分轻视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错误,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总在北京政府之内变成个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职’,这一下他就触动了一个大的马蜂之窝,群蜂齐出,督军叛变,黎老总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这一来,再经过一番‘张勋复辟’的闹剧,此后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话。

  绝对服从V.S依法分工

  皖系的政权既然靠的是地方军阀的支持,这些地方军阀又是什么回事呢?这儿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节我们不是提到传统中国有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问题吗?合久必分就必然会出现王纲解纽、法统扫地、藩镇跋扈的老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近现代中国,就是所谓‘军阀横行’了。

  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运做的国家,不论帝制或民治,总得有个维持社会安定的法统。老实说,当代中国所谓‘转型运动’,也可说是从一个老的、不合理的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转’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比较合理的新法统。

  秦始皇以后,两千年来,在传统中国里,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是什么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语录里明确记载过的老话,那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从共产党闹革命,闹出来的经验之谈。只是下面还有一句:‘中央服从个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其实这十八个字,便是我们两千年来帝王专制制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颂的‘秦制度’(秦始皇所发明的制度)的精义之所在,这也就是维持旧中国安定的‘老制度’、‘老法统’。因此从现代政治转型史的观点来看问题,毛之倾心于这项老制度、老法统,就是所谓封建反动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转型最后的目标,是现代化的议会政治,不是谁服从谁的制度。把它翻译成中文也有个十八字诀,那就是:‘上下各有职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便是如此的,这就和中国式的‘下级服从上级……’那十八个字,在制度上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一套所谓‘民主法制’,是完全与我们政治传统相违背的洋东西。我们要把它全部学会而掌握之,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民国时代一时学不到,大家搞起议会政治来,其结果反变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详下节)。哪能不打他个头破血流,弄得‘民国不如大清’呢?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制度、旧法统,不论是如何的封建反动和不合理,它却是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有效率的制度。我们既然搞不出个新制度来代替它,弄得无法无天,全国大乱,那就反不如保留这个有效率的老制度为佳了。这也就是民国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国不如大清’,当前大陆上某些保守的中国人,还在怀念‘毛主席时代’的道理了。

  这也是‘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时都要发生‘回水’最主要的原因了。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恶的症结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间的政治运作,没个制度可以遵循,维持旧中国安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老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二人之间一旦发生了疙瘩,不论是大是小,不论为公为私,都无法和平解决了。把话说清了,则黎段之间的问题不得解决就没什么费解了。

  王纲解纽,藩镇跋扈的现代版

  在拙著前卷‘袁氏当国’中,我们曾提到民国元二年间,袁世凯和国民党之争的问题也在此,那个原有的‘老制度’没有了,按议会政治的规则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新制度’,孙袁两方都还不谙此道,对之置若罔闻,不愿遵守,大家就搞起‘枪杆出政权’了。孙的枪杆被袁的枪杆打败了,孙袁双方就都要恢复秦始皇的老办法了。孙在野,只能口说;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制运动之前,他也的确的做到了,中国在表面上也真的恢复了短期的安定,革命党人不投降的,就只好到股票市场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余生了。

  袁之糊涂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龙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后辈蒋介石、毛泽东一样的聪明和机警,只搞搞‘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做做终身总统,朋友!袁还是个治世之能臣呢。在他的治下,古老的中国可能不需要等到江泽民、朱镕基的出现,也就早登富强之列了。不幸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自己来搞黄袍加身,历史三峡,就要发生回水倒流的现象,前功尽弃,言之可叹。

  袁死黎继,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没有了。下级既不服从上级,全国也不服从中央,中央也不服从一人了。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里面,便叫做‘王纲解纽’。在一个有两千年,习惯于‘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一旦王纲解纽,便全国瘫痪,一瘫到底,法纪荡然,就变成藩镇跋扈、军阀横行了。

  不受国家法令管束的‘军阀’

  既然在军阀横行之下过日子,我们也就可以把‘军阀’二字慢慢来下个定义了。什么叫做‘军阀’呢?‘军阀’便是在王纲解纽、法纪荡然、制度瘫痪的情况之下,政府体制中以统率军队为职业的人,据其部队为私有,下级不服从上级,全体不服从中央,中央不服从一人,这种完全不受国家法令约束,或对国家法令阳奉阴违,而习于自由行动的武装军官,不论大小就是军阀了。

  笔者记忆中,幼年时,曾知道我乡的农村小镇里,出了个诨名叫做‘魏三闹’的‘魏督办’,他拥有枪兵二十余人,为一镇之长。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原是一个低级的民团(美国今日叫做militia)小队长。想不到一次军阀混战中,他的上级都不见了,他就变成我们这一镇的‘督办’了。他可以随意征夫、抽税以自给。我们全镇也仰赖他防盗、防溃兵,而与以由衷的拥护。后来政治秩序恢复了,新建的地方政权,动摇不定,对他既不敢、也不愿强加管束。因此他这个督办,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颇有生杀之权的小土皇帝。这就是笔者幼年所亲见的一个军阀细胞了。

  从这些小细胞开始,大到一县、一省,最大的军阀像张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可以拥兵数十万,据地数省,做其督军、省长、护军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帅、大总统。那些没有地皮可据的游离军阀,像孙殿英、冯玉祥,或由孙中山所招揽的一些失去地盘的滇军、桂军、川军、湘军,则四处就食,随意倒戈,但他们既不服从上级,也不服从中央,更不受法令约束,而自得其乐,则本性不改也。

  这种大至曹锟,小至魏三闹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军阀,据当时研究军阀有成绩的专著,和笔者个人的计算,在十二年之内(一九一六─一九二八),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们所统率的枪兵,总共不下百余万。可怜的中国,就在他们这三千多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之下,而没有亡国灭种,也真是个奇迹。(参见‘孤军杂志’,和文公直著「近三十年民国军事史’,以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册,页一─一六六。)

  因此本篇所谓‘皖系政权’,也就是漂浮在这种军阀混战的大湖之上的一只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节所述,做为这个中央政府实际领袖的段祺瑞本人,却没个直属的部队和直辖的地盘。但是他和冯国璋二人却是北洋系的元老,他们下面的省级军阀,却分别依附在他二人的旗号之下,逐渐变成党同伐异的两大派系,这就是后来的‘皖系’和‘直系’军阀的来源了。因为段是安徽(皖)人;冯则是直隶(今河北)产也(两系名称亦另有说法,详下文)。因此他们直皖两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么个东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府院和国会的三头马车

  记得不久之前,邓公小平三起之后,某次曾在一公开场合,说明中国不能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因为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同时运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销,效率太差,在中国断不能施行,云云。当时栖身海外的社会科学家都难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泽东那个土老儿,不懂啥叫‘人权’,邓小平这个土老儿则不懂啥叫‘制衡’。

  其实,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的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二战后国共内战,中共大搞其统战时,喊出最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强迫老K搞三头马车、三个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国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权分立的老口号,而另外搞其民主‘专政’的一个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认为,中国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十二亿人民就要挨饿。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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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阿制作

创建时间:2005-2-17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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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二○○一年),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的争权夺利,在那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不管是哪一派军阀,争权夺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们斗争的骨牌效应,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为意了。

  问题是:军阀时代固然如此,根据我们读史的经验,不特他们底帝制时代的前辈早已如此,他们底国共两党的后辈,在后军阀时代也还是如此啊。试看‘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前后的翁李两派,对中日和战的辩论与斗争,和‘戊戌变法’(一八九八)时的帝后两党,他们之间的斗争误国,比黎段二人严重得多呢!

  再看后军阀时代,国民党之内的汪蒋之争,蒋李冯阎之争,甚至CC与黄埔之争,相形之下,黎段之争,都是小巫见大巫呢。

  再看自称最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早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毋烦细说。其后他们当权者之间的毛刘之争、毛林之争,不露骨的毛周之争,乖乖,那还了得,老段老黎这两个‘老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他们这些‘小党阀’相比,岂不是小儿科哉?

  效验明时方论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二十世纪中国,史有明文,国共两党的党史家,如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我想这该是绝对否认不了的、绝对的事实吧!哪能专怪‘军阀’呢?我们这群‘丑陋的中国人’(引一句柏杨名言),尤其是政客、党棍,何以下流至此,这就发人深思了。

  不过,朋友们,我们也不能专门迷信柏杨先生,只顾丑化自己同胞。其实所谓先进国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样丑陋呢。有名的英国绅士,该是民主运动历史上最标准的模式吧!你知道他们唱‘虚君实相’这出样板戏,唱了多少年,才唱出点名堂来?从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开始,人家搞虚君实相,搞了好几百年,才搞出一套两造相安的制度来呢!其间闹革命、闹复辟、诛议员、杀大臣,不但丑态百出,更是人头滚滚呢。看人家挑担不重,我们只看人家美丽的结果,不看人家丑陋的开始,就以为我们包办了丑陋了。这是个制度转型必有的现象嘛。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成绩,尤其是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还不算太见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

  第一,是现代式的‘转型问题’,转个什么型呢?曰,从帝王独裁专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转’向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们原不要转型,而终于发生了这个转型运动,实在是西风东渐,受了强大的以夷变夏的外在原因影响的结果,但是要完成这项转型,根据世界历史的纪录,和中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时两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还没有实验出来。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个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的问题。航行在这个历史三峡之中,我们的船队,到今天的老江时代,还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转,何况当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则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结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国初年,也算是时机巧合,正碰上了一个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问题也正待解决。因此新旧问题搅在一起,政治社会的病情就更为复杂,更难对症下药了。改朝换代的老问题是什么回事呢?最简单明了、最通俗的历史哲学便是‘三国演义’上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我们这个打破世界政治史纪录的‘秦制度’,其兴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维持两百年就要来个‘改朝换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此时老朝廷腐烂到底,气数已尽。纵使没个现代的革命党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动的改朝换代了。

  洋人研究中国历史,像已故费正清先生的‘剑桥学派’,就把这个现象叫做‘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咱们自己则叫做‘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程序,便是罗贯中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罗贯中有兴趣的‘三国时代’(二二○─二八○),这一分合程序,长至六十一年,下一个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时代’,则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发生了比较复杂的‘以华变夷’的同化过程,这一分合程序竟延长了两百七十余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能是由于内外在情势都比较单纯,所以只‘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复统一了。

  至于这最近的一次,读者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见的‘分合’过程,若从袁世凯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为止,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分合过程,虽然是文化转型和朝代更迭,两病齐发,患者更觉痛苦,但是为时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较短的一次了。当然,海峡两岸,时至今日,也还在‘分’裂状态之下。若谈真正的‘合’而为一,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乱用西药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是从治世退化到乱世,而分久必合则是拨乱反正;再从乱世恢复到治世。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或洋观察家所说的‘朝代循环’,它是从一个崩溃了的帝王专制。经过一番换汤不换药的‘分合程序’,再回转到另外一个相同的帝王专制,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从头来过。新朝的一切设施,都有‘前朝’的蓝本可循,新旧两朝之间的循环程序像三国前后,从西汉换成东晋。南北朝前后,由东晋换成隋唐。在五代十国前后,从唐朝换到宋朝。各朝惩前毖后,稍加改进,依样画葫芦,这葫芦,就容易画了。因此一些流氓、无赖,利用农民起义,打平天下做起开国之君来,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样,不离大谱,照样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朝代循环了。它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我们要从一个东方式的、帝王专制的传统‘转’到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议会政治上来。这个一转百转的、现代化、改朝换制的转型运动就千头万绪了。

  因此,按照中国改朝换代的老规矩来说,毛泽东当国时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应该和两汉、唐宋明清的开国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这个‘开国之君’却把他的新朝代的开国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无法无天的烂时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传统的开国之君,医国医民,只要按老药方,医一种病。而老毛之所要医者,则在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老毛病之外,还要加医一个一时并发的现代爱滋病,他这个训练不足的传统庸医,和乱用西药的农村赤脚医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强不知以为知的,药石乱投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痨病鬼,没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恢复‘民元约法’的政治经纬

  现在言归正传,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后,北京政府由他二位来接班。他二人,一个是总统(黎);一个是总理(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谓‘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读者如不惮烦,为明了他二人之间的所谓府院纠纷,我们还得把袁世凯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宪法问题稍事温习一下,才能说得清楚。

  原来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试行组织共和政府时。他们本来决定以美国政府为蓝本,采行‘总统制’。等到后来中山决定让总统大位于袁时,为防止袁氏独裁专制,党人乃又决定放弃美国的总统制,改采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以宋教仁为首的法制委员会,乃由宋氏执笔,于一夜之间草拟了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旋经参议院三读通过,并由临时大总统孙文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颁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基本大法。这就是中国制宪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约法’。

  当袁世凯接替中山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这部‘民元约法’也是他就任总统的法律基础。按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一种‘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可是这项革命党人试图限制袁氏独裁的设计,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转了。当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袁的老友、国民党的新党员,和孙中山的小同乡、新朋友──唐绍仪,曾认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两个月责任内阁的阁魁就挂冠而去,继任者就变成袁总统的鹰犬了。

  迨民国的第一个国会在民国二年之初正式诞生,新成立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成了国会中的多数党,年方三十三岁的多数党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预备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约法’,来组织‘责任内阁’,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其后在‘宋案’的骨牌效应之下,孙袁双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枪杆出政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就再无法统之可言了。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后,袁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经过一番手脚,便废除了那个实行‘内阁制’的‘民元约法’,而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颁布一套实行‘总统制’的‘新约法’了,故事复杂,事详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赘了。

  迨袁氏暴毙之后,南北统一,全国称庆,南方的护国派乃联络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坚持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南北恢复统一的主要条件。所幸当时身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新旧约法之选择并无成见,盖按‘新约法’主政,则直承袁世凯之衣钵,虽是段之所望,然改依‘旧约法’主政,实行‘责任内阁制’,亦正是现任内阁总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坚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废除了袁氏的新约法,而改行旧的‘民元约法’了。

  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

  按‘民元约法’,北京政府原是实行‘内阁制’的,但是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这个北京政府却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这也就是当时北京政府之内,派系斗争底最大的乱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来按政党政治之常规,实行内阁制的政府,理应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的党魁,来组织所谓‘政党内阁’。可叹的是,这次恢复了权力的国会,原已残破不堪,却没个多数党可以组阁,更没个可以代替段祺瑞来出任内阁总理的党魁。

  更可叹的是,段祺瑞这位现成的阁魁,在国会内也没个他自己的政党。国会之内虽也有极少数,有心拥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为段的御用鹰犬,但是这些自称‘中和系’的小党派拥段原属借势,影响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气候,因此段要组阁,就非向其他党派,尤其是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约法,黎总统虽是个‘虚君’,但是按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除汉献帝和刘阿斗之外,有几个国家元首真是虚君呢?黎元洪这位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他不但自视是段的上级,那些拥有军政实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护国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来和北洋系争权。有了这些南方的实力派作后盾,他就更不是虚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这个封建传统出身的老藩镇,也没有把自己上司真正当成虚君的习惯,他也认为黎元洪是他底上级,是应该享有若干实权的大总统。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个精明强干、有现代头脑,而自视过高的政客徐树铮,真把‘民元约法’当成护身符,而敢于去黎的总统府替段总理背黑锅,不时的颐指气使一番。因此,他这位秘书长也就变成反段派底众矢之的。黎大总统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赶出国务院不可。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说的徐孙(洪伊)之争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这个转型期的北京政府,实在是个黎段共治的两头马车。黎认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属,组阁时阁员的遴选,他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孙洪伊,也就应运出任段内阁中炙手可热的内务总长了。段虽视孙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树铮更视之为眼中之刺,亦无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联合汲引之下,带有国民党籍的伍廷芳、陈锦涛,和程璧光就分别出任段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海军总长了。因此这个段总理,如真的负起‘责任’来主持国家大政,如参加欧战、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废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内政外交政策,而与阁员发生了龃龉之时,这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阁员,由于不同党派,而闹出双重忠诚(doubleloyalty)的政治问题,来个联合杯葛或辞职,段总理就要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人单独到国务院去上其独人班了。

  笔者作此事实的叙述,一般读者看来,可能认为是在说故事、讲笑话,来奚落我们的段总理,其实这只是个真实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后来‘参战案’的高潮期,国民党籍和黎系阁员联合辞职,真逼得我们这位个性倔强、不善周旋,而又刚愎自用的段老总,真的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而上其独人班呢?黎总统就因为这位老军阀的国务院内只剩他一个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职’。这一下才引起北洋系督军的联合造反、溥仪复辟,一大串的政潮来,迫使他向外国使馆逃难。最后还要恭请老政敌──段前总理,回来收拾残局的荒唐故事。到时再详叙吧。

  长话短说,在北洋军阀集团里,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而民国政局最后崩溃到底,其骨牌效应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说穿了,实在是那时适当转型初期,中国中央政府还未能转出个可行的制度来。这个非牛非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纰漏不可了。

  试看段祺瑞这位所谓‘责任内阁’的内阁总理,在古今中外的议会政治史上,哪有个责任内阁之内,负责内政、外交、财政,和海军的重要阁员,都由反对派(opposition)的政客来充当呢?有之,则只有段总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纪录。因此,在这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荒谬情况之下,谁也弄不上轨道。形势比人强,史家就不能厚责于两位还是相当可敬的老军阀了。

  四无的总理,粗心的总统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议会政治上如此无知和窝囊(naive),那为什么这个总理位置非他出任不可?这我们就得说清楚段氏政治实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筑在他对当时北洋系所把持的地方藩镇的影响之上。这些藩镇老爷的现代名称,便叫做‘地方军阀’了。我们读史者,不是动不动就说民国初年那个时代是‘军阀时代’吗?的确,那时中国的政权是落在军阀之手,他们并且有个松散的组织叫做‘督军团’。而这个督军团内,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他们为着群龙无首的实际需要,也是由于所谓旧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用,促使他们都以段总理、段老师的马首是瞻,这就是段的潜势力所在了。

  其实段祺瑞本人倒是个四无的总理,他一无直辖的军队;二无可以盘据的地盘(像张作霖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岑春在两广那样);三无固定的经济收入,除由英国人所控制的若干‘关余’之外,段内阁没个固定的财源。它初成立时连维持北京治安的军警、府院国会人员的薪饷,都无法按时发放,要靠有国民党籍的财政总长陈锦涛去四处张罗(见下节);四无一个固定外国势力可以倚靠(像国共两党最初之联俄,国民党后来之联美),皖系直承袁世凯衣钵,原有其反日之传统的。段祺瑞其时之力主‘参战’,而日本尽力加以阻扰,便是段要抵制日本对山东的掠夺,皖系后来之终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国参战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阴谋得逞以后的事(详下节)。

  从表面上看来,段在北京政府之内的政治基础,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为首的反段派,对他难免就有其过分轻视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错误,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总在北京政府之内变成个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职’,这一下他就触动了一个大的马蜂之窝,群蜂齐出,督军叛变,黎老总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这一来,再经过一番‘张勋复辟’的闹剧,此后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话。

  绝对服从V.S依法分工

  皖系的政权既然靠的是地方军阀的支持,这些地方军阀又是什么回事呢?这儿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节我们不是提到传统中国有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问题吗?合久必分就必然会出现王纲解纽、法统扫地、藩镇跋扈的老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近现代中国,就是所谓‘军阀横行’了。

  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运做的国家,不论帝制或民治,总得有个维持社会安定的法统。老实说,当代中国所谓‘转型运动’,也可说是从一个老的、不合理的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转’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比较合理的新法统。

  秦始皇以后,两千年来,在传统中国里,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是什么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语录里明确记载过的老话,那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从共产党闹革命,闹出来的经验之谈。只是下面还有一句:‘中央服从个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其实这十八个字,便是我们两千年来帝王专制制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颂的‘秦制度’(秦始皇所发明的制度)的精义之所在,这也就是维持旧中国安定的‘老制度’、‘老法统’。因此从现代政治转型史的观点来看问题,毛之倾心于这项老制度、老法统,就是所谓封建反动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转型最后的目标,是现代化的议会政治,不是谁服从谁的制度。把它翻译成中文也有个十八字诀,那就是:‘上下各有职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便是如此的,这就和中国式的‘下级服从上级……’那十八个字,在制度上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一套所谓‘民主法制’,是完全与我们政治传统相违背的洋东西。我们要把它全部学会而掌握之,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民国时代一时学不到,大家搞起议会政治来,其结果反变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详下节)。哪能不打他个头破血流,弄得‘民国不如大清’呢?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制度、旧法统,不论是如何的封建反动和不合理,它却是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有效率的制度。我们既然搞不出个新制度来代替它,弄得无法无天,全国大乱,那就反不如保留这个有效率的老制度为佳了。这也就是民国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国不如大清’,当前大陆上某些保守的中国人,还在怀念‘毛主席时代’的道理了。

  这也是‘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时都要发生‘回水’最主要的原因了。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恶的症结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间的政治运作,没个制度可以遵循,维持旧中国安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老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二人之间一旦发生了疙瘩,不论是大是小,不论为公为私,都无法和平解决了。把话说清了,则黎段之间的问题不得解决就没什么费解了。

  王纲解纽,藩镇跋扈的现代版

  在拙著前卷‘袁氏当国’中,我们曾提到民国元二年间,袁世凯和国民党之争的问题也在此,那个原有的‘老制度’没有了,按议会政治的规则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新制度’,孙袁两方都还不谙此道,对之置若罔闻,不愿遵守,大家就搞起‘枪杆出政权’了。孙的枪杆被袁的枪杆打败了,孙袁双方就都要恢复秦始皇的老办法了。孙在野,只能口说;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制运动之前,他也的确的做到了,中国在表面上也真的恢复了短期的安定,革命党人不投降的,就只好到股票市场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余生了。

  袁之糊涂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龙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后辈蒋介石、毛泽东一样的聪明和机警,只搞搞‘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做做终身总统,朋友!袁还是个治世之能臣呢。在他的治下,古老的中国可能不需要等到江泽民、朱镕基的出现,也就早登富强之列了。不幸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自己来搞黄袍加身,历史三峡,就要发生回水倒流的现象,前功尽弃,言之可叹。

  袁死黎继,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没有了。下级既不服从上级,全国也不服从中央,中央也不服从一人了。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里面,便叫做‘王纲解纽’。在一个有两千年,习惯于‘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一旦王纲解纽,便全国瘫痪,一瘫到底,法纪荡然,就变成藩镇跋扈、军阀横行了。

  不受国家法令管束的‘军阀’

  既然在军阀横行之下过日子,我们也就可以把‘军阀’二字慢慢来下个定义了。什么叫做‘军阀’呢?‘军阀’便是在王纲解纽、法纪荡然、制度瘫痪的情况之下,政府体制中以统率军队为职业的人,据其部队为私有,下级不服从上级,全体不服从中央,中央不服从一人,这种完全不受国家法令约束,或对国家法令阳奉阴违,而习于自由行动的武装军官,不论大小就是军阀了。

  笔者记忆中,幼年时,曾知道我乡的农村小镇里,出了个诨名叫做‘魏三闹’的‘魏督办’,他拥有枪兵二十余人,为一镇之长。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原是一个低级的民团(美国今日叫做militia)小队长。想不到一次军阀混战中,他的上级都不见了,他就变成我们这一镇的‘督办’了。他可以随意征夫、抽税以自给。我们全镇也仰赖他防盗、防溃兵,而与以由衷的拥护。后来政治秩序恢复了,新建的地方政权,动摇不定,对他既不敢、也不愿强加管束。因此他这个督办,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颇有生杀之权的小土皇帝。这就是笔者幼年所亲见的一个军阀细胞了。

  从这些小细胞开始,大到一县、一省,最大的军阀像张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可以拥兵数十万,据地数省,做其督军、省长、护军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帅、大总统。那些没有地皮可据的游离军阀,像孙殿英、冯玉祥,或由孙中山所招揽的一些失去地盘的滇军、桂军、川军、湘军,则四处就食,随意倒戈,但他们既不服从上级,也不服从中央,更不受法令约束,而自得其乐,则本性不改也。

  这种大至曹锟,小至魏三闹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军阀,据当时研究军阀有成绩的专著,和笔者个人的计算,在十二年之内(一九一六─一九二八),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们所统率的枪兵,总共不下百余万。可怜的中国,就在他们这三千多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之下,而没有亡国灭种,也真是个奇迹。(参见‘孤军杂志’,和文公直著「近三十年民国军事史’,以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册,页一─一六六。)

  因此本篇所谓‘皖系政权’,也就是漂浮在这种军阀混战的大湖之上的一只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节所述,做为这个中央政府实际领袖的段祺瑞本人,却没个直属的部队和直辖的地盘。但是他和冯国璋二人却是北洋系的元老,他们下面的省级军阀,却分别依附在他二人的旗号之下,逐渐变成党同伐异的两大派系,这就是后来的‘皖系’和‘直系’军阀的来源了。因为段是安徽(皖)人;冯则是直隶(今河北)产也(两系名称亦另有说法,详下文)。因此他们直皖两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么个东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府院和国会的三头马车

  记得不久之前,邓公小平三起之后,某次曾在一公开场合,说明中国不能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因为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同时运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销,效率太差,在中国断不能施行,云云。当时栖身海外的社会科学家都难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泽东那个土老儿,不懂啥叫‘人权’,邓小平这个土老儿则不懂啥叫‘制衡’。

  其实,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的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二战后国共内战,中共大搞其统战时,喊出最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强迫老K搞三头马车、三个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国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权分立的老口号,而另外搞其民主‘专政’的一个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认为,中国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十二亿人民就要挨饿。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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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阿制作

创建时间:20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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