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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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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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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1〕

h.m.〔2〕兄:

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四围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铺,只有一家,卖点罐头食物和糕饼,掌柜的是一个女人,看年纪大概可以比我长一辈。

风景一看倒不坏,有山有水。我初到时,一个同事便告诉我:山光海气,是春秋早暮都不同。还指给我石头看:这块像老虎,那块像癞虾蟆,那一块又像什么什么……。我忘记了,其实也不大相像。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3〕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台湾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谓“圣祖仁皇帝”二十二年才亡的,这一年,那“仁皇帝”们便修补“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的刻板〔4〕。现在呢,有些国民巴不得读经;殿板“二十一史”也变成了宝贝,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

〔5〕有一天我清早望见许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张着帆驶向鼓浪屿去,大约便是那卖沙的同胞。

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见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这不知是怎的,有那么许多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竟还不大风行。

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自从我写了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陈源的东西以后,就很有几个自称“中立”的君子给我忠告,说你再写下去,就要无聊了。我却并非因为忠告,只因环境的变迁,近来竟没有什么杂感,连结集旧作的事也忘却了。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6〕“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来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来哄骗我。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世上爱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欢曼陀罗〔7〕花或无名小草的,朋其〔8〕还将霸王鞭种在茶壶里当盆景哩。不过看看旧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给我抄一点么?

此时又在发风,几乎日日这样,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时也偶然去散步,在丛葬中,这是borel〔9〕讲厦门的书上早就说过的: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写先妣某而没有儿子的姓名的;有头上横写着地名的;还有刻着“敬惜字纸”四字的,不知道叫谁敬惜字纸。

这些不通,就因为读了书之故。假如问一个不识字的人,坟里的人是谁,他道父亲;再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张二;再问他自己叫什么,他说张三。照直写下来,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写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涂,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10〕的,从元朝到清朝就终于没有了局。

我还同先前一样;不过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写。

鲁迅。九月二十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厦门《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当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2〕h.m. 是“害马”的罗马字拼音“haima”的缩写。这是鲁迅对许广平的戏称,因她在女师大风潮中曾被杨荫榆称做“害群之马”。

〔3〕郑成功(1624—1662) 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他反对父亲郑芝龙投降清王朝,毅然在南澳起兵,驻守金门、厦门,连年出击闽粤江浙等地,屡败清兵;一六六一年(南明永历十五年),率舰队渡台湾海峡,驱逐侵占我国领土的荷兰殖民者,积极经营台湾,以作抗清根据地。在他死后,厦门于一六八○年(清康熙十九年)、台湾于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先后被清兵攻占。下文的“圣祖仁皇帝”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庙号。

〔4〕清代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康熙二十二年十月,“礼部议复,国子监祭酒王士正(按即王士禛)奏:明代南北两雍,皆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板,今国学所藏,漫漶残缺,宜及时修补……从之。”按在清康熙时仅有明监本(明代国子监刻印的版本)“二十一史”;至乾隆时合“二十一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共二十四部,定为“正史”,由武英殿刻印;“殿板”,即指武英殿所刻的版本。

〔5〕厦门大学附近的镇北关是郑成功为防御清兵而建造的,靠近城脚的海滩满铺可做玻璃原料的白沙,当时有人把它偷运到鼓浪屿,卖给台湾人设立的货栈,再转运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的玻璃厂。

〔6〕梅兰芳(1894—1961)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

〔7〕曼陀罗 亦称“风茄儿”。茄科,一年生有毒草本,花大,色白。

〔8〕朋其 黄鹏基,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莽原》撰稿人,后加入狂飚社。他在短篇小说集《荆棘》的代序《自招》里说:“得朋友的一株霸王鞭是今年,废物利用,我把它种在一把没有盖的茶壶里,虽然不很茂,但竟没有死。”

〔9〕borel 亨利·包立尔,荷兰人。清末曾来中国,在北京、厦门、漳州、广州等地居住多年。著有《新中国》、《无为》(一本关于老子哲学的书)等。

〔10〕“金石例” 指墓志碑文的写作体例。元代潘昂霄著有《金石例》十卷;以后明代的王行,清代的黄宗羲、梁玉绳、李富孙、王芑孙等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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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二)〔1〕

小.说.t.xt.天.堂

厦门通信(二)〔1〕

小峰兄:

《语丝》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同收到,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大约每星期有两回。我看了这两期的《语丝》特别喜欢,恐怕是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罢。在中国,几个人组织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实在是不容易的。

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现在只是编讲义。为什么呢?这是你一定了然的:为吃饭。吃了饭为什么呢?倘照这样下去,就是为了编讲义。吃饭是不高尚的事,我倒并不这样想。然而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别的学者们教授们又作别论,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

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了,还是夏天罢,《现代评论》上仿佛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说过:因为骂人的小报流行,正经的文章没有人看,也不能印了。〔2〕我很佩服这些学者们的大才。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调查一下,他们有多少正经文章的稿子“藏于家”,给我开一个目录?但如果是讲义,或者什么民法八万七千六百五十四条之类,那就不必开,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园〔3〕兄的信,说北京已经结冰了。这里却还只穿一件夹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4〕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就完全是“无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却并不离披,景象大概还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

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5〕,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6〕的。

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呜呼,牢骚材料既被减少,则又有何话之可说哉!

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再谈罢。从此要动手编讲义。

鲁迅。十一月七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语丝》周刊一○七期。

〔2〕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发表的《闲话》中曾说:“报纸上的言论,近几年来,最烩炎(脍炙)人口的,绝不是讨论问题和阐发学理的一类文字,只是揭开黑幕和攻人阴私的一类文字。越是板着学者的面孔,讨论学术问题的文字,看的人越少;越是带着三分流氓气,喜笑怒骂的揭黑幕攻阴私的文字,看的人越多。”又说:“社会上既欢迎嬉笑怒骂的文字,而著作家又利用社会的弱点,投其所好,又怎能不造成报界风气,叫人家认《小晶报》为大雅之声明呢?”

〔3〕漱园 即韦素园。

〔4〕宋玉 战国时楚国诗人。这里引的两句,见他所著的《九辩》。

〔5〕刀山剑树 佛教宣扬的地狱酷刑。《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引《冥报拾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

〔6〕“桃之夭夭” 语见《诗经·周南·桃夭》。“夭夭”,形容茂盛、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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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成因〔1〕

 小_说txt天_堂 

《阿q正传》的成因〔1〕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2〕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3〕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4〕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

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5〕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6〕,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7〕)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

“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8〕,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9〕了么?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10〕,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11〕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

“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

“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

乎?乎?

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12〕。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拴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

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13〕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14〕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2〕《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

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目就叫《“呐喊”》。

〔3〕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

“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4〕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滢等。

〔5〕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6〕“下里巴人” 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7〕高一涵 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q正传》为例,说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8〕“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陆续发表的批评文字的总题,后印有单行本,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9〕“绥惠略夫”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以绥惠略夫自比,说他初访鲁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亚拉籍夫也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10〕“会逢其适” 语见《文中子·中说·周公》,原是“会当其意有所适”的意思。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毁法辨》中错误地把它当作“适逢其会”来用。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

〔11〕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

〔12〕grotesk 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

〔13〕包龙图 即包拯(999—1062),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龙图阁直学士。旧日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剧中,都有他用铡刀铡人的故事。

〔14〕指敬隐渔译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译的英文本。法文译本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序》被删去,其余各章均有节略。英文译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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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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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

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

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 苏峰生

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

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

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

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

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

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 纸墨字体是宋;

二 宋讳缺笔〔6〕;

三 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

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

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

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

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

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一点滑稽轻薄的论调,每容易迷眩一般读者,使之失去冷静,坠入彀中,所以我便译出,并略加说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2〕sf 指日本福冈诚一。爱罗先珂的朋友,曾与爱罗先珂同在鲁迅家中住过。《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载:“得淑卿信,九日发,附福冈君函。”即指此信。

〔3〕跫然的足音 语出《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

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便用“空谷足音”比喻难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德富苏峰(1863—1957) 日本著作家。曾任参议院议员、东京国民新闻社社长。著有《人物管见》、《成篑堂闲记》等。

〔5〕《三藏取经记》 即《大唐三藏取经记》。旧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书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旧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书缺上卷第一则和中卷第八则。两书均为三卷,内容完全相同。

〔6〕缺笔 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7〕罗振玉(1866—1940) 字叔蕴,别署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遗老。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做了汉奸。所著《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共二卷,一九一八年出版。

〔8〕《易林注》 《易林》,西汉焦赣(延寿)撰,十六卷。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实为元刊。《四部丛刊》中有全本,系借吴兴蒋氏密韵楼影元写本补足。《易林注》是后人的注本;作者这里所说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

〔9〕蝶装 即蝴蝶装,图书装订名称。其法系将书叶反折,即有字的纸面相对折叠,将中缝的背口粘连,再用厚纸包装作封面。翻阅时,开展如蝴蝶的双翅,故名。

〔10〕缪荃荪(1844—1919) 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藏书家、版本学家。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等。

〔11〕阴时夫 阴幼遇,字时夫,元代江西奉新人。《韵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部类书,二十卷。

〔12〕《宣和遗事》 即《大宋宣和遗事》。宋元间人作。分四集或前后二集,内容叙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迁临安时期的史事。

〔13〕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浙江兰谿人,明代学者。

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他说《宣和遗事》为元朝人所作的话,见《笔丛》卷四十一,鲁迅已收入《小说旧闻钞》的《大宋宣和遗事》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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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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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

《新女性》〔2〕八月号登有“狂飙社〔3〕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4〕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云云。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

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

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迭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5〕,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6〕,亦身心之交病矣。

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即英文forearunner之译名。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又同时发表于《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

〔2〕《新女性》 月刊,妇女问题研究会编辑,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创刊,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3〕狂飙社 高长虹、向培良等所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曾在北京《国风日报》上出过《狂飙》周刊,至十七期停止;一九二六年十月,又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并编印《狂飙丛书》。

〔4〕《乌合》《未名》 即《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是鲁迅在北京编辑的两套丛书;《乌合》专收创作,《未名》专收译本。《弦上》,是狂飙社在北京编印的一种周刊。

〔5〕第三顶“纸糊的假冠” 指狂飙社广告所加于鲁迅的“思想界先驱者”的称号。这里说“第三顶”,是因为在这以前已有人称鲁迅为“思想界的权威者”和“青年叛徒的领袖”。

〔6〕“世故的老人” 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毁谤鲁迅为“世故老人”;对于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反对章士钊的斗争,又加以嘲骂说,在“实际的反抗者(按指女师大学生)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

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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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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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三)〔1〕

小峰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2〕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言语不通,又不知各种底细,从何说起。例如这里的报纸上,先前连日闹着“黄仲训霸占公地”〔3〕的笔墨官司,我至今终于不知道黄仲训何人,曲折怎样,如果竟来批评,岂不要笑断真的批评家的肚肠。但别人批评,我是不妨害的。以为我不准别人批评者,诬也;

〔4〕我岂有这么大的权力。不过倘要我做编辑,那么,我以为不行的东西便不登,我委实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的傀儡。

前几天,卓治〔5〕睁大着眼睛对我说,别人胡骂你,你要回骂。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你不该默不作声,使他们迷惑。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听了又打了一个寒噤,和先前听得有人说青年应该学我的多读古文时候相同。呜呼,一戴纸冠,遂成公物,负“帮忙”之义务,有回骂之必须,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质之高明,未识以为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厦门大学的职务,我已经都称病辞去了。百无可为,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几个学生向我诉苦,说他们是看了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6〕而来的,现在不到半年,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叫他们怎么办?这实在使我夹脊梁发冷,哑口无言。不料“思想界权威者”或“思想界先驱者”这一顶“纸糊的假冠”,竟又是如此误人子弟。几回广告(却并不是我登的),将他们从别的学校里骗来,而结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真是万分抱歉。我很惋惜没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记事,将学生们拦住。“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7〕哲学,似乎有时也很是误人子弟的。

你大约还不知道底细,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8〕和《古小说钩沈》印出。这两种书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请你印。因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无疑,惟有有钱的学校才合适。及至到了这里,看看情形,便将印《汉画象考》的希望取消,并且自己缩短年限为一年。其实是已经可以走了,但看着语堂〔9〕的勤勉和为故乡做事的热心,我不好说出口。后来豫算不算数了,语堂力争;听说校长就说,只要你们有稿子拿来,立刻可以印。于是我将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这结果,不过证明了我确有稿子,并不欺骗。那时我便将印《古小说钩沈》的意思也取消,并且自己再缩短年限为半年。语堂是除办事教书之外,还要防暗算,我看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弄得力尽神疲,真是冤枉之至。

前天开会议,连国学院的周刊也几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长的意思,却要添顾问,如理科主任之流,都是顾问,据说是所以连络感情的。我真不懂厦门的风俗,为什么研究国学,就会伤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而必用顾问的绳,将他络住?联络感情法我没有研究过;兼士〔10〕又已辞职,所以我决计也走了。现在去放假不过三星期,本来暂停也无妨,然而这里对于教职员的薪水,有时是锱铢必较的,离开学校十来天也想扣,所以我不想来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至今天止,扣足一月。昨天已经出题考试,作一结束了。阅卷当在下月,但是不取分文。看完就走,刊物请暂勿寄来,待我有了驻足之所,当即函告,那时再寄罢。

临末,照例要说到天气。所谓例者,我之例也;怕有批评家指为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例,所以特此声明:并非如此。天气,确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黄得多;然而我那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山里也还有石榴花。苍蝇不见了,蚊子间或有之。

夜深了,再谈罢。

鲁迅。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睡了一觉醒来,听到柝声,已经是五更了。这是学校的新政,上月添设,更夫也不止一人。我听着,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可以区别的有两种——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当作一件新闻。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四期。

〔2〕指《〈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黄仲训霸占公地” 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曾在鼓浪屿日光岩建督操台,操练水师。一九二六年秋,黄仲训在这里建筑瞰青别墅,因侵占公地,引起舆论反对。随后黄登报声明:所建别墅将供众人游览,以瞻仰民族英雄郑成功故垒,别墅因得继续修建。黄仲训,厦门人,清末秀才,越南华侨。

〔4〕这是对于高长虹的驳斥。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高长虹曾说:“鲁迅是一个直觉力很好的人,但不能持论。如他对自己不主张批评,我不反对。但如因为自己不能批评,便根本反对批评,那便不应该了。”

〔5〕卓治 魏兆祺,字卓治,福建福州人。一九二六年九月从上海南洋大学转学厦门大学。这里他所说的话,可参看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给许广平的信:“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

(《两地书·一○五》)

〔6〕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 一九二六年六月和八月,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先后发表厦门大学“革新消息”,介绍该校创办人陈嘉庚增拨基金和经费,大规模地扩充学校,并增设国学研究院。如八月四日《时事新报》刊载《厦门大学最近之发展》一文说:“不数年间,厦大当可望为中国完善大学之一,除广筑校舍购备仪器图书等外,该校长林文庆,目下最注意者,为延聘国内外名宿,使学生得良师之诱导……且以(已)聘定北大沈兼士、周树人(鲁迅)、顾颉刚以整理国学……果能如此致力进行,加以经费充裕,将来国学研究院定有相当成绩,为吾国学术界别开生面也。”同一期间,《申报》和《时事新报》还多次刊登厦门大学新聘教授周树人等的行踪。

〔7〕“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 这是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发表的《答国民大学×君》一文中的话:

“文字上的冷箭,我也略知一二,大概还不至于十分吃亏。以冷箭来,以冷箭报,不违古礼,且合新谊。见面时谈一谈,不见面时战一战,也可减少一些单调。”

〔8〕《汉画象考》 鲁迅准备编印的关于美术考古的一部专书。

他历年搜集和研究汉魏六朝石刻的画象和图案,已成《六朝造象目录》一书(未印),但汉画象部分并未完成。

〔9〕语堂 林语堂。

〔10〕兼士 沈兼士(1887—1947),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毕业,曾任厦门大学文科国学系主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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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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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信〔1〕

小峰兄:

前几天得到来信,因为忙于结束我所担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现在总算离开厦门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总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见岛屿。但毫无风涛,就如坐在长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同舱的一个是台湾人,他能说厦门话,我不懂;我说的蓝青官话〔2〕,他不懂。他也能说几句日本话,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于是乎只好笔谈,才知道他是丝绸商。我于丝绸一无所知,他于丝绸之外似乎也毫无意见。于是乎他只得睡觉,我就独霸了电灯写信了。

从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闲空,给《唐宋传奇集》〔3〕做一篇后记,准备付印,不料现在又只得搁起来。

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

〔4〕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后来是等船。在最后的一星期中,住着实在很为难,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辞职时,是说自己生病,因为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暴主,还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并非气厥病,也不至于牵连了别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给我开了几次送别会,演说,照相,大抵是逾量的优礼,我知道有些不妥了,连连说明:我是戴着“纸糊的假冠”的,请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但是,不知怎地终于发生了改良学校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长罢免大学秘书刘树杞〔5〕博士。

听说三年前,这里也有一回相类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6〕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得很干脆:没有说这话。有的还不放心,更给我放散别种的谣言〔7〕,要减轻“排挤说”的势力。真是“天下纷纷,何时定乎?”〔8〕如果我安心在厦门大学吃饭,或者没有这些事的罢,然而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长林文庆〔9〕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听说还有一本英文的自传,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正做着《人种问题》。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不过现在“排挤说”倒衰退了;前天所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

现在我没有到北京,“位置说”大概又要衰退了罢,新说如何,可惜我已在船上,不得而知。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见其深重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10〕,正不必“新的时代”的青年〔11〕才这样。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

新近还听到我的一件罪案,是关于集美学校〔12〕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现在因为反对校长,闹了风潮了。先前,那校长叶渊〔13〕定要请国学院里的人们去演说,于是分为六组,每星期一组,凡两人。

第一次是我和语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书来迎接。此公和我谈起,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我就说,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罢。他却道不妨,也可以说说。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我看不见。直到前几天,才听说这位叶渊校长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摇摇头。

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但这里却必须我开口说话,而话又须合于校长之意。我不是别人,那知道别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14〕的妙法,又未曾学过。其被摇头,实活该也。

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场。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但是,请你放心,这是笑话,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还毫没有跳海的意思。

鲁迅。一月十六夜,海上。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八期。

〔2〕蓝青官话 指夹杂地区性方言的普通话。蓝青,比喻不纯粹。

〔3〕《唐宋传奇集》 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小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这里指高长虹。他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说:“当我在《语丝》第三期看见《野草》第一篇《秋夜》的时候,我既惊异而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史,无人证实,置之不谈。”

〔5〕刘树杞 字楚青,湖北新埔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时任厦门大学秘书兼理科主任。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暂借生物学院三楼作为国学院图书或古物的陈列所,刘树杞曾授意别人讨还房子。以后,鲁迅辞职,有人以为是被刘树杞排挤走的,因而发生了“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的风潮。其实,鲁迅主要是因为对厦门大学当局不满而辞职的。

〔6〕一九二四年四月,厦门大学学生对校长林文庆不满,开会拟作出要求校长辞职的决议,因部分学生反对而作罢。林文庆为此开除为首学生,解聘教育科主任等九人,从而引起学潮。林又拒绝学生的任何合理要求,并于六月一日指使、诱骗部分建筑工人凶殴学生,继又下令提前放暑假,限令学生五日离校,届时即停膳、停电、停水。当时,厦门市的保守反动势力也都支持林文庆,学生被迫宣布集体离校,在被解聘教职员帮助下,他们到上海共同筹建了大夏大学。

〔7〕“别种的谣言” 指黄坚(白果)等人散布的谣言。如说鲁迅“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按指许广平)不在之故”(见《两地书·一一二》)等。黄坚,字振玉,江西清江县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职员。当时,经顾颉刚推荐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

〔8〕“天下纷纷,何时定乎?” 语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9〕林文庆(1869—1957) 字梦琴,福建海澄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香港大学荣誉医学博士。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研究院院长。

〔10〕“当面输心背面笑” 语见唐代诗人杜甫的《莫相疑行》一诗:“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

〔11〕“新的时代”的青年 指高长虹。他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给鲁迅的公开信中说到《狂飙》周刊时,曾吹嘘说:“这次发刊,我们决意想群策群力开创一新的时代。”

〔12〕集美学校 爱国华侨陈嘉庚一九一三年在他家乡厦门市集美镇创办。初为小学,以后陆续增办中学、师范部等。

〔13〕叶渊 字采真,福建安溪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

〔14〕“先意承志” 语见《礼记·祭义》,是孔丘弟子曾参论孝的话。意思是揣测别人的意志而于事先便去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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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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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1〕

h.m.〔2〕兄:

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四围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铺,只有一家,卖点罐头食物和糕饼,掌柜的是一个女人,看年纪大概可以比我长一辈。

风景一看倒不坏,有山有水。我初到时,一个同事便告诉我:山光海气,是春秋早暮都不同。还指给我石头看:这块像老虎,那块像癞虾蟆,那一块又像什么什么……。我忘记了,其实也不大相像。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3〕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台湾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谓“圣祖仁皇帝”二十二年才亡的,这一年,那“仁皇帝”们便修补“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的刻板〔4〕。现在呢,有些国民巴不得读经;殿板“二十一史”也变成了宝贝,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

〔5〕有一天我清早望见许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张着帆驶向鼓浪屿去,大约便是那卖沙的同胞。

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见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这不知是怎的,有那么许多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竟还不大风行。

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自从我写了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陈源的东西以后,就很有几个自称“中立”的君子给我忠告,说你再写下去,就要无聊了。我却并非因为忠告,只因环境的变迁,近来竟没有什么杂感,连结集旧作的事也忘却了。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6〕“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来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来哄骗我。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世上爱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欢曼陀罗〔7〕花或无名小草的,朋其〔8〕还将霸王鞭种在茶壶里当盆景哩。不过看看旧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给我抄一点么?

此时又在发风,几乎日日这样,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时也偶然去散步,在丛葬中,这是borel〔9〕讲厦门的书上早就说过的: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写先妣某而没有儿子的姓名的;有头上横写着地名的;还有刻着“敬惜字纸”四字的,不知道叫谁敬惜字纸。

这些不通,就因为读了书之故。假如问一个不识字的人,坟里的人是谁,他道父亲;再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张二;再问他自己叫什么,他说张三。照直写下来,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写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涂,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10〕的,从元朝到清朝就终于没有了局。

我还同先前一样;不过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写。

鲁迅。九月二十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厦门《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当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2〕h.m. 是“害马”的罗马字拼音“haima”的缩写。这是鲁迅对许广平的戏称,因她在女师大风潮中曾被杨荫榆称做“害群之马”。

〔3〕郑成功(1624—1662) 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他反对父亲郑芝龙投降清王朝,毅然在南澳起兵,驻守金门、厦门,连年出击闽粤江浙等地,屡败清兵;一六六一年(南明永历十五年),率舰队渡台湾海峡,驱逐侵占我国领土的荷兰殖民者,积极经营台湾,以作抗清根据地。在他死后,厦门于一六八○年(清康熙十九年)、台湾于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先后被清兵攻占。下文的“圣祖仁皇帝”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庙号。

〔4〕清代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康熙二十二年十月,“礼部议复,国子监祭酒王士正(按即王士禛)奏:明代南北两雍,皆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板,今国学所藏,漫漶残缺,宜及时修补……从之。”按在清康熙时仅有明监本(明代国子监刻印的版本)“二十一史”;至乾隆时合“二十一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共二十四部,定为“正史”,由武英殿刻印;“殿板”,即指武英殿所刻的版本。

〔5〕厦门大学附近的镇北关是郑成功为防御清兵而建造的,靠近城脚的海滩满铺可做玻璃原料的白沙,当时有人把它偷运到鼓浪屿,卖给台湾人设立的货栈,再转运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的玻璃厂。

〔6〕梅兰芳(1894—1961)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

〔7〕曼陀罗 亦称“风茄儿”。茄科,一年生有毒草本,花大,色白。

〔8〕朋其 黄鹏基,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莽原》撰稿人,后加入狂飚社。他在短篇小说集《荆棘》的代序《自招》里说:“得朋友的一株霸王鞭是今年,废物利用,我把它种在一把没有盖的茶壶里,虽然不很茂,但竟没有死。”

〔9〕borel 亨利·包立尔,荷兰人。清末曾来中国,在北京、厦门、漳州、广州等地居住多年。著有《新中国》、《无为》(一本关于老子哲学的书)等。

〔10〕“金石例” 指墓志碑文的写作体例。元代潘昂霄著有《金石例》十卷;以后明代的王行,清代的黄宗羲、梁玉绳、李富孙、王芑孙等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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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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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二)〔1〕

小峰兄:

《语丝》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同收到,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大约每星期有两回。我看了这两期的《语丝》特别喜欢,恐怕是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罢。在中国,几个人组织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实在是不容易的。

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现在只是编讲义。为什么呢?这是你一定了然的:为吃饭。吃了饭为什么呢?倘照这样下去,就是为了编讲义。吃饭是不高尚的事,我倒并不这样想。然而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别的学者们教授们又作别论,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

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了,还是夏天罢,《现代评论》上仿佛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说过:因为骂人的小报流行,正经的文章没有人看,也不能印了。〔2〕我很佩服这些学者们的大才。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调查一下,他们有多少正经文章的稿子“藏于家”,给我开一个目录?但如果是讲义,或者什么民法八万七千六百五十四条之类,那就不必开,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园〔3〕兄的信,说北京已经结冰了。这里却还只穿一件夹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4〕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就完全是“无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却并不离披,景象大概还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

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5〕,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6〕的。

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呜呼,牢骚材料既被减少,则又有何话之可说哉!

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再谈罢。从此要动手编讲义。

鲁迅。十一月七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语丝》周刊一○七期。

〔2〕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发表的《闲话》中曾说:“报纸上的言论,近几年来,最烩炎(脍炙)人口的,绝不是讨论问题和阐发学理的一类文字,只是揭开黑幕和攻人阴私的一类文字。越是板着学者的面孔,讨论学术问题的文字,看的人越少;越是带着三分流氓气,喜笑怒骂的揭黑幕攻阴私的文字,看的人越多。”又说:“社会上既欢迎嬉笑怒骂的文字,而著作家又利用社会的弱点,投其所好,又怎能不造成报界风气,叫人家认《小晶报》为大雅之声明呢?”

〔3〕漱园 即韦素园。

〔4〕宋玉 战国时楚国诗人。这里引的两句,见他所著的《九辩》。

〔5〕刀山剑树 佛教宣扬的地狱酷刑。《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引《冥报拾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

〔6〕“桃之夭夭” 语见《诗经·周南·桃夭》。“夭夭”,形容茂盛、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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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成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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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成因〔1〕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2〕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3〕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4〕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

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5〕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6〕,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7〕)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

“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8〕,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9〕了么?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10〕,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11〕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

“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

“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

乎?乎?

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12〕。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拴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

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13〕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14〕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2〕《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

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目就叫《“呐喊”》。

〔3〕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

“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4〕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滢等。

〔5〕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6〕“下里巴人” 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7〕高一涵 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q正传》为例,说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8〕“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陆续发表的批评文字的总题,后印有单行本,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9〕“绥惠略夫”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以绥惠略夫自比,说他初访鲁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亚拉籍夫也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10〕“会逢其适” 语见《文中子·中说·周公》,原是“会当其意有所适”的意思。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毁法辨》中错误地把它当作“适逢其会”来用。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

〔11〕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

〔12〕grotesk 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

〔13〕包龙图 即包拯(999—1062),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龙图阁直学士。旧日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剧中,都有他用铡刀铡人的故事。

〔14〕指敬隐渔译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译的英文本。法文译本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序》被删去,其余各章均有节略。英文译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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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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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

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

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 苏峰生

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

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

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

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

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

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 纸墨字体是宋;

二 宋讳缺笔〔6〕;

三 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

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

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

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

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

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一点滑稽轻薄的论调,每容易迷眩一般读者,使之失去冷静,坠入彀中,所以我便译出,并略加说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2〕sf 指日本福冈诚一。爱罗先珂的朋友,曾与爱罗先珂同在鲁迅家中住过。《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载:“得淑卿信,九日发,附福冈君函。”即指此信。

〔3〕跫然的足音 语出《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

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便用“空谷足音”比喻难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德富苏峰(1863—1957) 日本著作家。曾任参议院议员、东京国民新闻社社长。著有《人物管见》、《成篑堂闲记》等。

〔5〕《三藏取经记》 即《大唐三藏取经记》。旧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书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旧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书缺上卷第一则和中卷第八则。两书均为三卷,内容完全相同。

〔6〕缺笔 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7〕罗振玉(1866—1940) 字叔蕴,别署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遗老。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做了汉奸。所著《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共二卷,一九一八年出版。

〔8〕《易林注》 《易林》,西汉焦赣(延寿)撰,十六卷。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实为元刊。《四部丛刊》中有全本,系借吴兴蒋氏密韵楼影元写本补足。《易林注》是后人的注本;作者这里所说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

〔9〕蝶装 即蝴蝶装,图书装订名称。其法系将书叶反折,即有字的纸面相对折叠,将中缝的背口粘连,再用厚纸包装作封面。翻阅时,开展如蝴蝶的双翅,故名。

〔10〕缪荃荪(1844—1919) 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藏书家、版本学家。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等。

〔11〕阴时夫 阴幼遇,字时夫,元代江西奉新人。《韵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部类书,二十卷。

〔12〕《宣和遗事》 即《大宋宣和遗事》。宋元间人作。分四集或前后二集,内容叙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迁临安时期的史事。

〔13〕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浙江兰谿人,明代学者。

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他说《宣和遗事》为元朝人所作的话,见《笔丛》卷四十一,鲁迅已收入《小说旧闻钞》的《大宋宣和遗事》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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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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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

《新女性》〔2〕八月号登有“狂飙社〔3〕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4〕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云云。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

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

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迭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5〕,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6〕,亦身心之交病矣。

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即英文forearunner之译名。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又同时发表于《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

〔2〕《新女性》 月刊,妇女问题研究会编辑,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创刊,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3〕狂飙社 高长虹、向培良等所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曾在北京《国风日报》上出过《狂飙》周刊,至十七期停止;一九二六年十月,又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并编印《狂飙丛书》。

〔4〕《乌合》《未名》 即《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是鲁迅在北京编辑的两套丛书;《乌合》专收创作,《未名》专收译本。《弦上》,是狂飙社在北京编印的一种周刊。

〔5〕第三顶“纸糊的假冠” 指狂飙社广告所加于鲁迅的“思想界先驱者”的称号。这里说“第三顶”,是因为在这以前已有人称鲁迅为“思想界的权威者”和“青年叛徒的领袖”。

〔6〕“世故的老人” 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毁谤鲁迅为“世故老人”;对于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反对章士钊的斗争,又加以嘲骂说,在“实际的反抗者(按指女师大学生)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

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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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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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信(三)〔1〕

小峰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2〕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言语不通,又不知各种底细,从何说起。例如这里的报纸上,先前连日闹着“黄仲训霸占公地”〔3〕的笔墨官司,我至今终于不知道黄仲训何人,曲折怎样,如果竟来批评,岂不要笑断真的批评家的肚肠。但别人批评,我是不妨害的。以为我不准别人批评者,诬也;

〔4〕我岂有这么大的权力。不过倘要我做编辑,那么,我以为不行的东西便不登,我委实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的傀儡。

前几天,卓治〔5〕睁大着眼睛对我说,别人胡骂你,你要回骂。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你不该默不作声,使他们迷惑。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听了又打了一个寒噤,和先前听得有人说青年应该学我的多读古文时候相同。呜呼,一戴纸冠,遂成公物,负“帮忙”之义务,有回骂之必须,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质之高明,未识以为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厦门大学的职务,我已经都称病辞去了。百无可为,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几个学生向我诉苦,说他们是看了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6〕而来的,现在不到半年,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叫他们怎么办?这实在使我夹脊梁发冷,哑口无言。不料“思想界权威者”或“思想界先驱者”这一顶“纸糊的假冠”,竟又是如此误人子弟。几回广告(却并不是我登的),将他们从别的学校里骗来,而结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真是万分抱歉。我很惋惜没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记事,将学生们拦住。“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7〕哲学,似乎有时也很是误人子弟的。

你大约还不知道底细,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8〕和《古小说钩沈》印出。这两种书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请你印。因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无疑,惟有有钱的学校才合适。及至到了这里,看看情形,便将印《汉画象考》的希望取消,并且自己缩短年限为一年。其实是已经可以走了,但看着语堂〔9〕的勤勉和为故乡做事的热心,我不好说出口。后来豫算不算数了,语堂力争;听说校长就说,只要你们有稿子拿来,立刻可以印。于是我将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这结果,不过证明了我确有稿子,并不欺骗。那时我便将印《古小说钩沈》的意思也取消,并且自己再缩短年限为半年。语堂是除办事教书之外,还要防暗算,我看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弄得力尽神疲,真是冤枉之至。

前天开会议,连国学院的周刊也几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长的意思,却要添顾问,如理科主任之流,都是顾问,据说是所以连络感情的。我真不懂厦门的风俗,为什么研究国学,就会伤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而必用顾问的绳,将他络住?联络感情法我没有研究过;兼士〔10〕又已辞职,所以我决计也走了。现在去放假不过三星期,本来暂停也无妨,然而这里对于教职员的薪水,有时是锱铢必较的,离开学校十来天也想扣,所以我不想来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至今天止,扣足一月。昨天已经出题考试,作一结束了。阅卷当在下月,但是不取分文。看完就走,刊物请暂勿寄来,待我有了驻足之所,当即函告,那时再寄罢。

临末,照例要说到天气。所谓例者,我之例也;怕有批评家指为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例,所以特此声明:并非如此。天气,确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黄得多;然而我那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山里也还有石榴花。苍蝇不见了,蚊子间或有之。

夜深了,再谈罢。

鲁迅。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睡了一觉醒来,听到柝声,已经是五更了。这是学校的新政,上月添设,更夫也不止一人。我听着,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可以区别的有两种——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当作一件新闻。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四期。

〔2〕指《〈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黄仲训霸占公地” 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曾在鼓浪屿日光岩建督操台,操练水师。一九二六年秋,黄仲训在这里建筑瞰青别墅,因侵占公地,引起舆论反对。随后黄登报声明:所建别墅将供众人游览,以瞻仰民族英雄郑成功故垒,别墅因得继续修建。黄仲训,厦门人,清末秀才,越南华侨。

〔4〕这是对于高长虹的驳斥。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高长虹曾说:“鲁迅是一个直觉力很好的人,但不能持论。如他对自己不主张批评,我不反对。但如因为自己不能批评,便根本反对批评,那便不应该了。”

〔5〕卓治 魏兆祺,字卓治,福建福州人。一九二六年九月从上海南洋大学转学厦门大学。这里他所说的话,可参看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给许广平的信:“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

(《两地书·一○五》)

〔6〕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 一九二六年六月和八月,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先后发表厦门大学“革新消息”,介绍该校创办人陈嘉庚增拨基金和经费,大规模地扩充学校,并增设国学研究院。如八月四日《时事新报》刊载《厦门大学最近之发展》一文说:“不数年间,厦大当可望为中国完善大学之一,除广筑校舍购备仪器图书等外,该校长林文庆,目下最注意者,为延聘国内外名宿,使学生得良师之诱导……且以(已)聘定北大沈兼士、周树人(鲁迅)、顾颉刚以整理国学……果能如此致力进行,加以经费充裕,将来国学研究院定有相当成绩,为吾国学术界别开生面也。”同一期间,《申报》和《时事新报》还多次刊登厦门大学新聘教授周树人等的行踪。

〔7〕“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 这是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发表的《答国民大学×君》一文中的话:

“文字上的冷箭,我也略知一二,大概还不至于十分吃亏。以冷箭来,以冷箭报,不违古礼,且合新谊。见面时谈一谈,不见面时战一战,也可减少一些单调。”

〔8〕《汉画象考》 鲁迅准备编印的关于美术考古的一部专书。

他历年搜集和研究汉魏六朝石刻的画象和图案,已成《六朝造象目录》一书(未印),但汉画象部分并未完成。

〔9〕语堂 林语堂。

〔10〕兼士 沈兼士(1887—1947),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毕业,曾任厦门大学文科国学系主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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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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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信〔1〕

小峰兄:

前几天得到来信,因为忙于结束我所担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现在总算离开厦门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总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见岛屿。但毫无风涛,就如坐在长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同舱的一个是台湾人,他能说厦门话,我不懂;我说的蓝青官话〔2〕,他不懂。他也能说几句日本话,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于是乎只好笔谈,才知道他是丝绸商。我于丝绸一无所知,他于丝绸之外似乎也毫无意见。于是乎他只得睡觉,我就独霸了电灯写信了。

从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闲空,给《唐宋传奇集》〔3〕做一篇后记,准备付印,不料现在又只得搁起来。

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

〔4〕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后来是等船。在最后的一星期中,住着实在很为难,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辞职时,是说自己生病,因为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暴主,还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并非气厥病,也不至于牵连了别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给我开了几次送别会,演说,照相,大抵是逾量的优礼,我知道有些不妥了,连连说明:我是戴着“纸糊的假冠”的,请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但是,不知怎地终于发生了改良学校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长罢免大学秘书刘树杞〔5〕博士。

听说三年前,这里也有一回相类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6〕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得很干脆:没有说这话。有的还不放心,更给我放散别种的谣言〔7〕,要减轻“排挤说”的势力。真是“天下纷纷,何时定乎?”〔8〕如果我安心在厦门大学吃饭,或者没有这些事的罢,然而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长林文庆〔9〕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听说还有一本英文的自传,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正做着《人种问题》。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不过现在“排挤说”倒衰退了;前天所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

现在我没有到北京,“位置说”大概又要衰退了罢,新说如何,可惜我已在船上,不得而知。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见其深重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10〕,正不必“新的时代”的青年〔11〕才这样。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

新近还听到我的一件罪案,是关于集美学校〔12〕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现在因为反对校长,闹了风潮了。先前,那校长叶渊〔13〕定要请国学院里的人们去演说,于是分为六组,每星期一组,凡两人。

第一次是我和语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书来迎接。此公和我谈起,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我就说,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罢。他却道不妨,也可以说说。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我看不见。直到前几天,才听说这位叶渊校长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摇摇头。

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但这里却必须我开口说话,而话又须合于校长之意。我不是别人,那知道别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14〕的妙法,又未曾学过。其被摇头,实活该也。

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场。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但是,请你放心,这是笑话,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还毫没有跳海的意思。

鲁迅。一月十六夜,海上。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八期。

〔2〕蓝青官话 指夹杂地区性方言的普通话。蓝青,比喻不纯粹。

〔3〕《唐宋传奇集》 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小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这里指高长虹。他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说:“当我在《语丝》第三期看见《野草》第一篇《秋夜》的时候,我既惊异而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史,无人证实,置之不谈。”

〔5〕刘树杞 字楚青,湖北新埔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时任厦门大学秘书兼理科主任。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暂借生物学院三楼作为国学院图书或古物的陈列所,刘树杞曾授意别人讨还房子。以后,鲁迅辞职,有人以为是被刘树杞排挤走的,因而发生了“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的风潮。其实,鲁迅主要是因为对厦门大学当局不满而辞职的。

〔6〕一九二四年四月,厦门大学学生对校长林文庆不满,开会拟作出要求校长辞职的决议,因部分学生反对而作罢。林文庆为此开除为首学生,解聘教育科主任等九人,从而引起学潮。林又拒绝学生的任何合理要求,并于六月一日指使、诱骗部分建筑工人凶殴学生,继又下令提前放暑假,限令学生五日离校,届时即停膳、停电、停水。当时,厦门市的保守反动势力也都支持林文庆,学生被迫宣布集体离校,在被解聘教职员帮助下,他们到上海共同筹建了大夏大学。

〔7〕“别种的谣言” 指黄坚(白果)等人散布的谣言。如说鲁迅“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按指许广平)不在之故”(见《两地书·一一二》)等。黄坚,字振玉,江西清江县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职员。当时,经顾颉刚推荐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

〔8〕“天下纷纷,何时定乎?” 语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9〕林文庆(1869—1957) 字梦琴,福建海澄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香港大学荣誉医学博士。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研究院院长。

〔10〕“当面输心背面笑” 语见唐代诗人杜甫的《莫相疑行》一诗:“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

〔11〕“新的时代”的青年 指高长虹。他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给鲁迅的公开信中说到《狂飙》周刊时,曾吹嘘说:“这次发刊,我们决意想群策群力开创一新的时代。”

〔12〕集美学校 爱国华侨陈嘉庚一九一三年在他家乡厦门市集美镇创办。初为小学,以后陆续增办中学、师范部等。

〔13〕叶渊 字采真,福建安溪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

〔14〕“先意承志” 语见《礼记·祭义》,是孔丘弟子曾参论孝的话。意思是揣测别人的意志而于事先便去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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