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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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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1913—2004)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1913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克拉克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教授、西北大学的荣誉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曾因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荣获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
他的著作甚多,主要有《1815-1914年的巴尔干各国》、《巴尔干联盟:现代巴尔干统一运动史》、《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现代人的史诗》、《人类的全球史》、《希腊:美国的困境和机会》、《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即将来到的黑暗时代的前途》、《全球历史: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充分发展》等。 
《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是作者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两册,共有7个版本。由于作者在本书中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即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本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该书原文厚达一千余页,上起人类的起源,下迄本世纪7O年代多极世界相待时期,上下数十万年,一气呵成。本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人口、移民、种族关系、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本书吸收了近二十年来肚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并以较大篇幅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历史,故全书读来颇觉新颖爽朗,有强烈的现实感。从文字内容来看,作者对庞杂的史料取舍恰当,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文字生动;从编写技巧来看,每章前冠以简明提要,承上启下,便于掌握线索,每章末附有选读书目,便于进一步研究。 




《全球通史》 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   
第一编 第一章   
文明之前的人类    
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     
——波里比阿    
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又归于一个结局……因此,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才能在研究历史时,不仅得到乐趣,且有所裨益。     
——波里比阿    
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     
——埃廷尼·吉尔森    
第一编    
文明之前的人类     
本书的第一编论述人类在文明之前的 200万年的历史,其余卷编论述不足60O0年的人类文明史。因此,本书显然是以最短的篇幅来论述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漫长的时期,笔者之所以偏重人类的文明史,是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速度一直在不断加快。地质年代以数十亿年为计算单位,人类史前时代以数千年为计算单位,而自从文明到来之后,纪年单位不断缩小,已是以数百年甚至数十年为计算单位。时至今日,每天都有重大的事件无休无止地蜂拥而来,无情地包围着我们。变化之速确实已经引起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人类是否能迅速适应变化,以避免被淘汰甚至被灭绝的命运呢?     
由于诸重大事件发展的不平衡性,本书的研究也有所侧重。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因此而低估史前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在史前时代的千万年中,有两大发展为以后的全部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是灵长类逐渐转变为人类,即人类的祖先转变为真正的人类;其二是原始人从靠大自然恩施的食物采集者转变为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这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即人类的形成和农业的产生,就是第一编前二章要讨论的主题。     [!--empirenews.page--]
虽然早期的人类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但这毕竟只是最初的步伐。在转变为能够思维的动物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使用语言、工具和火;在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种植、学会了使用锄头和镰刀。这些技术的获得使人类从周围的动物中分离出来,但是,与后来的技术相比,这些技术还是最原始的。如果在现代的计算机或宇宙飞船的旁边放上一把石斧或石镰,就会显出两者间的霄壤之别。这种差别虽不言自明,然在这里强调一下还是必要的。因为它说明了人类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展,这种扩展在本书各编的引言中也都特别提到了。     
技术愈原始,其使用范围也就愈有限;反之,技术愈先进,其使用范围也就愈广阔。史前时代,食物采集者的活动只能局限在进行狩猎活动的方圆数英里内;原始耕作者的活动只能局限在自己所在的村落及周围的田野和牧场上。因此,史前时代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可以说是“地方性”的。本书后面各编和《 1500年以来的世界》一书中所记述的人类后期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人类的活动范围如何从当地扩展到地区、扩展到各地区之间,进而扩展到全球、扩展到星际的历史。    
第一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质     
……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份,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一、世界史的目的     
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深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崭新起点。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起,历史研究注重国别史,而不注重人类史。但是近年来,当代各重大事件的全球性日益显著,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也随之大增。由于宇航员几小时内即可绕地球飞行一周,甚至登上月球,由于报上刊载的有关亚非的文章,其数量并不少于有关欧美的文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观察历史的视野必须愈益扩大。要了解这个名符其实的“一个整体”的世界,研究世界史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人们之所以致力于世界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个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统一性。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是不行的识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臾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    
确实,这种相互影响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进行海道探险之前,是时断时续,微不足道的。哥伦布、达·伽马及其后继者在短短几十年间使世界各地区开始直接交往,这种交往日益频繁,持续至今。与此相反, 1500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早在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漫长数千年中,人类各部分实际上已在相互影响,只是相互影响的程度随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本书论述1500年之前的历史时期,本书的主题实质上就是由这一时期中人类各部分相互影响的详细情况构减的。1500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以加速度日益缩小,现在,竟被人们称为“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或“地球村”。    
二、世界史的结构    
如果说世界史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那么,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在课堂里讲授世界史呢?常有人发表这样的看法,按其定义说来,世界史当包罗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史,它包含的内容过于浩繁,因此不适宜在课堂里讲授。也有人指出,仅仅教西方文明史就已感到难以应付,如何还能把其他地区如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文明史也都包括进去呢?当然,回答只有一个“不能”,只能说,按照这种定义的世界史显然是无法在课堂里讲授的。但是,上述定义并不准确,实属误解。正如西方历史不是西方各国历史的总和,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上各种文明的总和。    [!--empirenews.page--]
如果研究西方文明须逐一考察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那么这一研究显然会行不通。但实际上这一研究是可行的,因为我们不能采用搭积木式的方法,而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整个西方发生影响的那些历史力量或历史运动之上,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十字军东侵、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科学和工业革命,等等。研究世界史也同样如此,不过,世界史的舞台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地区,因此,研究重点应放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之上。    
例如,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非洲大陆上出现,并逐渐扩散到欧亚大陆、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新石器时代,农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随即产生了金属制造和其他各种技术,从而导致了城市生活和文明的产生。这些技术发源于中东,并向四周扩散,从而发展了欧亚大陆诸伟大的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东文明和欧洲文明。虽然这些文明由于某些强大的、跨地区的历史力量,诸如希腊文化、基督教、怫教和来自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族的多次入侵,而程度不同他相互影响,但几千年来,它们的发展一直是平行而独立的。 1500年以后,欧亚大陆的这种平衡状态逐渐为由新兴的西方促成的全球性一体化状态所取代,这种一体化状态在19世纪时发展到顶点,转而导致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霸权。20世纪的历史,实质上是日甚一日地反对世界霸权的历史,是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的迅速传播迫使人们冒险探索一条通向新的世界平衡的道路的历史。以上是世界史的基本原理和结构的简要说明。    
三、世界历史地理    
正如世界史通常被认为是世界各地区文明史的总和,世界历史地理也被认为是构成地球表面的各大陆地理的总和。其实;后一种观点同前者一样,是机械的,是一种曲解。把地球划分为若干大陆这种传统的方法,对学地理的学生也许有用,但对学世界史的学生,却没有多大意义。正如世界史的结构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对人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历史运动一样,世界历史地理也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发生那些历史运动的区域。    
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有一块陆地在世界上跟有独一无二、无可争辩的地位,这就是欧亚大陆——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欧亚大陆占地球陆地总表面的五分之二,其人口为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人类最先进、最持久的文明就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的历史。    
欧亚大陆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优越,其主要原因,也许可用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的观点来说明: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换句话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相互影响的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欧亚大陆诸民族显然是可接近这一原理的主要受益者。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它们全都可以互相接近,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科技的进步,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便利,它们日甚一日地相互促进、相互威胁。    
欧亚大陆幅员辽阔,把它看作一个地理单位是不行的,因而,须将欧亚大陆诸地区划分开来。将欧亚大陆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也是不行的,这样的划分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是一种曲解。从地理上看,欧洲与亚洲显然既不相等,也不能相比。打开地图,一眼便可看出,欧洲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举例说,约相当于印度半岛。从历史上看,欧洲也比不上亚洲,而只能与欧亚大陆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如印度相比。无论从地域范围、居民的数量和种类、或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复杂性,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与印度极相类似。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欧亚大陆看作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作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这五失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    [!--empirenews.page--]
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区。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凤印度的文明中心位于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欧洲包括北非。因为北非在历史上与欧洲和中东的联系,比较起与撒哈拉大沙漠这一天然屏障以南地区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因此,本书的“非洲”一词仅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拥有无边无际的草地,从东方的中国东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匈牙利。它为由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向外伸展的各文明中心进行交往提供了一条陆上通道。靠大草原养活的游牧民们总是赶着他们的牧群,到处迁徙,并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攫取北京、德里、巴格达和罗马的财富。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取和平的方式,即通过陆上贸易的途径;有时则取侵掠的方式,即贫瘠的内陆地区的游牧部族不断地去劫掠使他们馋涎欲滴的富庶的外国区域。因此,欧亚大陆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游牧部族与定居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来自游牧部族的不断的侵掠常常造成了涉及范围广泛的强大的部族迁徙运动。这种侵掠不仅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也具有革新的作用。它将没落的王朝、僵化的制度和陈旧的习俗扫荡殆尽,而导入新的民族、技术和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亚大陆历史的发展进程。 1500年之前的欧亚大陆的历史分为上古时期、古典时期和中古时期——这是本卷所要研究的三大历史时期。这三大历史时期的主要转折点的到来,大体均起因于游牧部族的侵掠活动。    
非欧亚大陆世界由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这三块大陆组成。根据可接近性的原理,它们较之欧亚大陆,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建立起任何联系。    
只有非洲与欧亚大陆有过交往关系,但是,由于非洲与欧亚大陆之间及非洲本土的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断断续续、微乎其微。不过,非洲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确是依靠外来的促进,如从外界引进农业、炼铁技术、新的植物和动物,等等。因此,中古时期,在毗邻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苏丹地带,非洲人能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帝国,这些帝国在某些方面可与同时代欧洲的帝国相比。    
对比之下,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因为他们于 15000年前,从亚洲东北部渡海到美洲之后,一直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他们在墨西哥、中美和秘鲁也发展起给人印象深刻的文明,但总的发展水平是不能与非洲人相比的。    
澳大刮亚的土著居民生活在遥远的海岛上,与大陆完全隔绝达 30000年之久,因而,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阻碍最大。他们全都停留在食物采集阶段,与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非洲人除了霍屯督人和你相术人还处于食物采集阶段外,在苏丹地带已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美州印第安人虽在加利福尼亚和火地岛仍有部分食物采集者,然在其他地方已有了先进的阿兹台克人文明、印加人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实际上,南太平洋给澳大利亚造成的隔绝状态,既阻碍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又使古代的某些动植物如桉树属植物、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得以幸存下来。    
欧亚大陆历史悠久的高级文明、非洲和南北美洲同时并存的庞大帝国和食物采集者集团、澳大利亚普遍而单一的旧石器时代的生产水平——这些就是 15世纪当欧洲人向海外探险时所遇见的各人类社会极为不同的情形。    
全球的格局决定了本书的结构。在论述 1500年之前的时代时,以欧亚大陆的文明为论述的重点,因为欧亚大陆的文明是当时最先进、在数千年中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也最大的文明。因此,本书的第二、第三、第四编论述欧亚大陆文明的发展进程,而第五编则概述非欧亚大陆世界的发展情况。          [!--empirenews.page--]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一编 第二章   
文明之前的人类    
人类学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使人类能看到自身无穷尽的变化。     
——克莱德·克拉克洪    
第二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对过去的研究和描述;是现代人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不过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了解甚少。希腊历史学家中最无偏界的修昔底德开始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曾说过,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对历史的不了解,使他对雅典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和光荣不能有所认识。相比之下,我们这一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更注重历史。对埃及人、希腊人和中国人的早期历史,我们比他们自己知道得还多。而且,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诸领域的科学家们,已把我们的知识应用到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之前的史前时期。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人类只是在大约 5000年前刚学会书写,而人类的祖先即原人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约200万年前。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研究文明史之前的十万年。人类的真正形成;就发生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不过,那时的人还不象其后裔那样,以耕种务农为生;而是如同周围的其他动物一般,靠到处寻找、采集植物谋生。     
一、人类的起源    
我们所在的地球是一颗在小小的银河系中不停地旋转的小行星,与整个宇宙相比,小得出奇,就象太平洋上的一粒灰尘。地球形成于 45亿年以前,约 15亿年后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单细胞生物。人们历来都认为生物与非生物有质的区别;不过,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与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设想,而把生物看作是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他们按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非生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生物的。说得具体些,电子、质子和中子相结合,形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结合,组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再组成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体,其中某一类构成了生物。    
生物又从低等级不断地向高等级进化:由微生物进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继而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再进化到脊椎动物。这些脊椎动物约于三亿年前,和其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植物一起,开始成功地适应陆上生活。最早适应陆上生活的是两栖动物,接着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鸟,最后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地球生物界居统治地位已达 6000万年。    
科学家们都毫无疑问地赞同这一说法:人类属于动物王国——明确地说,属于灵长类这一目;和人类一起同属于灵长类的,还有树鼩、狐猴、眼镜猴、猴子及类人猿。好几个研究领域都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大量证据。解剖学家发现,从总体来看,人类与其他高级动物在骨骼、肌肉和器官构造方面,有不少基本相似处。胚胎学家注意到,人类的胚胎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显示出某些低等生物的特征,如:胚胎一个月时有半圆形的鳃,胚胎二个月时出现发育不全的尾巴。人类学家指出,对人类化石的研究证明,人类是由普通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许多可表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联系的类似迹象,如:猿类血液的化学成份和人类的极其相似;猿类和人类身上有共同的寄生物;猿类和人类学习的方式也很相似。    
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四次大冰期和三次间冰期的更新世时代。当时急剧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必须能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能否适应的关键不是取决于蛮力,也不取决于耐寒的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能否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地适应环境的需要。当然,这也就是人类所以能在地球上居于无可争辩的首位的秘密。首先,人类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人类与长臂猿或北极熊不同:长臂猿双臂柔软细长,只适应森林生活;北极熊白色的毛皮很厚,只适应北极环境;而人类,决不是只适应一种环境,相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是通过自己的大脑,人类利用自己的大脑能适应一切环境。    
有一时期,曾假定人类和类人猿起于同一祖先,人类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找出它们两者间的“过渡环节”。现在已一致同意:在人类的祖先即近似人形的原人中,有一部分已能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和武器;而人类就是好多代原人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后的产物。原人中出现最早的是现已绝种的灵长类。一般认为,它们最早出现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上,距今约 250万年。不过,最近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一日期还可往前推,推至距今约400万年。这种灵长类的骨盆和腿与现代人极为相似,只是其脑容量只有人类的三分之一,几乎还不及现存的类人猿的脑容量大。因之,这种与人相象的两足动物的运动系统是与猿脑般的大脑结合在一起的。智力水平低,语言和创造工具的水平自然也相应地低。这一调查结果的意义就在于,它说明,不是先有了人类大脑,然后才开始创造人类文化;相反,这两者是不断地相互影响的,语言和工具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    [!--empirenews.page--]
对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灵长类来说,非洲大草原是很理想的环境。那里气候温和,即使缺衣少穿。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且,辽阔的大草原与茂密的森林和荒凉的沙漠不同,那里有水源,也有可供食用的动物。因此,尽管更新世灵长类动物的工具很简单,只是些一端尖锐、一端厚钝的石器,但它们的食物却很丰富,有蛋、蟹、龟、鸟和兔、鼠之类的啮齿动物,还有小羚羊。小羚羊一遇危险便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所以是很易捕食的动物。    
约在 50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取代了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他们的大脑比他们的前辈大一倍,是现代人的三分之二。普遍采用的石器是手斧,比过去的石器复杂,是最早经过精心设计的一种工具。通常呈杏核状,长六至八英寸,宽数英寸,厚一英寸。炳端是圆的,可抓在手掌里;另一端呈尖状,尖端的一面锋刃锐利。这种手斧具有多种用途。既可用作手斧、刀、刮削器,又可当作锥子。现发掘到的大量被屠宰的大动物——鹿、犀牛、猪、象、水牛、河马、马、羚羊和瞪羚——的遗骨可以证实,这种工具卓有成效。对大动物的大规模狩猎也反映了集团组织和集体行动的高效率以及当时的语言交际水平。社会生活的另一标志是,那时对死者已有了尊敬的表示。在覆盖死者的泥土上常可见到一些赭石或赤铁矿。几乎可以断定,这代表某种宗教葬礼。装饰的观念也开始萌芽,在化石中常可见到一些有孔小珠、穿孔的兽牙和贝壳。而最重要的是,那时已学会人工取火,泥地上直径五至六英吋的黑圆圈可说明这一点。    
火的控制产生了根本而深远的影响。把人类祖先从本身能量供应极有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类祖先得以经历冰河时代而幸存下来。火的使用使大量过去不能吃的块根植物和植物种子成为熟食,从而大大增加了食物来源。火的使用也使原人有可能冲出过去无法离开的温暖的大草原,分散到全球各地。——火的使用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可感觉到。    
二、人类一词的含义    
人类祖先在距今约 35000年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整个进化过程,而转变为人类——“能进行思维的人类”。从各方面看,这一转变可视作地球上事态发展的第二个大转折点;而生命从无机物中脱胎而出则是第一个大转折点。在完成极其重要的第一个大转折点之后,各种生物的进化是在通过突变和自然选择而适应各自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是通过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实现的;这在更新世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进化过程转向相反方向。不再是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是人类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今天,第三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即将来临。随着人类对遗传因子的结构和功能的了解日益加深,不久就有可能做到,在改造环境的同时,改变自己的遗传因子。    
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预定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其原因在于,对于此时此地的现实中所不存在的事物和观念,只有人类能予以想象或表示。只有人类会笑,只有人类知道自己将死。也只有人类极想认识宇宙及其起源,极想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将来的处境。    
由于人类具备独特的、彻底变革环境的能力,所以不用经过生理上的突变便能很好地应付周围的环境。生活在北极离不开毛皮,生活在沙漠地带需有水源,生活在水中要靠鳍;所有这些,通过人类创造的文化,也就是经过新的非生物学的途径,都能得到解决。具体地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所有这一切使人类能适应自然环境和相互间的关系。实际上,后面各章所述的历史,也就是人类自旧石器时代诞生起,直至今日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文化史。    
三、食物采集者的文化    
正如直立人比起他们的前辈——更新世灵长类动物来,制作的工具更有效一样,人类凭借优越的智力,发展起一种所谓的“石刀技术”。他们用压制法从石核上取下长而锋利的薄片即“石刀”,制作各种新型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用的工具”。技术进步的程度可用以下数值来说明:更新世灵长类动物制作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仅长 5厘米;直立人制作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长100厘米;而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制作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长300至1200厘米。    [!--empirenews.page--]
有些新型的工具是由不同材料组成的,如:以兽骨、兽角或燧石为尖端的长矛和装有骨制或木制把柄、石制刃口的刮削器。这时’还有了抛射物给构的新发明,如:用于捕牛的一端系有重球之绳索、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这些新发明物刚开始使用时效率比较低,但随着不断改进,终于成为近代火器发明之前最令人生畏的武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发明,如用骨头和象牙制的锥子、有限的骨针、作腰带用的扣件,甚至还有钮扣。——所有这些表明,马格德林时期的猿人已穿上了用兽皮缝制的裤子和袖子合适的上衣。    
虽然旧石器时代晚期比起早 5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初期来,技术要先进得多,但由于生产率低,这种技术仍是很原始的。人们靠采集野生植物和捕捉动物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资料只够维持自己和亲属的生活,没有任何剩余物品可作其他用途。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它使食物采集者的文化发展受到难以突破的限制。    
例如,要建立完备的政治机构,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是决不可能的。实际上,当时也确实没有出现过任何正式的配备专职领导人的政治机构。猎人们通常只是各自成群地结合成自治的集团,集团的人数大约是 20至5O人。不过,在食物来源丰富的地区,如马格德林时期在盛产取之不尽的鲑鱼的美洲西北部,在大驯鹿成群的法国南部的多尔多涅山谷,也曾出现过人数更多的集团。根据当时的狩猎集团判断,旧石器时代,集团首领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那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力。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而自然地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青人则当选为狩猎集团的首领。但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    
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一样简单,如果说这两者真可以区别的话。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由父亲、母亲和他们尚未成年、未完婚的子女组成。一夫多妻通常是允许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家庭极少。家庭内部和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血族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在寻找食物、躲避风雨和防御敌人的过程中互相帮助。有时部落与部落之间因个人世仇和争夺狩猎、捕鱼的地盘而发生争斗。但是,由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的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总之,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集团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他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巨的斗争。    
相互协作不仅在社会活动中,而且在经济事务中也是很明显的。除了基于性别的分工外,在猎人们中间是不需要任何专门的分工的。每一个男子和妇女都掌握适合自己性别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妇女采集水果、坚果、谷物,挖掘块根植物和昆虫,而男子捕捉小动物和鱼类。由于采集经济在当时居于主要地位,男子和妇女之间无多大差别。但是,随着工具的改进,男子能组织起大规模的狩猎团体,杀死大动物,而妇女却仍留在住地附近从事采集、照料孩子和烧煮食物。这就大大提高了男子作为食物供给者的地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再加上他们在狩猎过程中体力大增、变得好斗、狩猎本领高强,男子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占据了对妇女的统治地位,就象今日盛行于澳大利亚士著居民中的情景。    
现在,将我们对社会制度和习俗的探讨转向一般的信仰。我们发现,原始人对自己和社会基本上不是抱历史的、发展的态度。他们以为,将来将与现在相同,就象现在和过去一样。因而,在他们头脑里没有变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评或干预现有制度和习俗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文化和住处,都是早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肯定将一成不变地继续到将来。各狩猎民族关于创造的神话,包括神话中半神式的英雄,都惊人地相似。这些英雄创造自然环境、安排供狩猎的动物、繁殖人类,并教人类各种技艺和风俗习惯。    [!--empirenews.page--]
下面安达曼群岛的岛民们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人是贾特波。他象蛋壳里的鸟,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接头里。大竹子破裂,他出来了。他还是一个小孩。天下雨时他替自己盖了一间大茅屋,住在里面。他制造了几把小弓和一些箭。一天他找到一块石英,用它在自己皮肤上划了几道花纹。贾特波一个人生活、根孤独。他从白蚁的窝里取出一些粘土,捏了一个妇女模样的模型。那模型活过来了;做了贾持波的妻子,取名科特。他们一起住在蒂尤特 -巴尔尤。后来,贾特波又用粘土捏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贾特波教他们造独木舟,制造弓箭和狩猎捕鱼,而他的妻子则数妇女们编织篮子、围网、席子、带子和用粘土制作各种式样的用具。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就无法生存。可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干旱、或者捕捉不到很多的动物和鱼时,不能从自然界本身给予说明。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求助于魔力,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努力,愚蠢地祈求大自然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起来。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每一种有用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象征和进行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丰盛;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确保。    
最初似乎所有的集团成员都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原始人认为,在他们生活的天地里,食物最重要;食物的来源能否充裕,他们能否无病无灾,交上好运,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医或巫师则与这些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巫医、巫师们日甚一日地从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职责是施弄巫术,为大家祈求利益和幸福。今天,在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市希曼人中,在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弗雷勒斯山洞里的“巫师”一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这幅画现被称为旧石器时代的“可怕的杰作”。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子,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象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还拖着一条马尾巴。这幅画的附近还有一些别的画;这些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象后来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那时还供养不起。也就是说,那时还不可能产生有很大的社会凝聚力的神学。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很模糊。宗教还没有被当作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人们的利益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而是受到了超自然现象的抑制。一位爱斯基摩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    
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现象的恐惧和希望人类能控制它们的愿望,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分布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以大猎物如野牛、熊、马、毛茸茸的犀牛、猛犸和野猪等为题材。画面丰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显然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显然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可以因此使自己得到某种魔力。    [!--empirenews.page--]
用图象来表示自己所想望的东西,这种做法在当代的原始人中间也很盛行。德国人类学家利奥·弗罗贝尼斯教授, 1905年在刚果由一伙俾格米人带路,进行探险时,曾亲眼见到过这种令人吃惊的图象。他说:    
给探险队带路的俾格米人共三男一女;他们领了一星期左右的路,很快就同我们处得很好。一天下午,我发现贮藏的食品已快吃完,便请他们中间的一位去替我射头羚羊,这对象他们这样的狩猎好手来说、肯定是最容易不过了。他和他的伙伴们吃惊地望着我,然后大声回答“行’,说他们很乐意做这件事、但是,由于事先毫无准备,当天自然是不可能的。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他们宣布,在第二天黎明时做好准备工作。说着就离开了,好象是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最后见他们在附近一座小山的一块高地上停了下来。    
我极想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准备,就在天亮前离开营地,悄悄地穿过灌木丛,朝他们头天晚上选定的那块空旷的高地爬去。天色微明时,俾格米人来了,那位妇女也在内。几个男的蹲下,拔去一小方块地的野草,用手把地弄平。其中一人用食指在那块干净的地上画了些什么,他的伙伴则在旁边低声念咒语。接着是一片等待中的寂静。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有一个男子将箭搭在弓弦上,在那块平地的边上坐下。几分钟后,太阳光线落在他脚边的图案上。就在这一片刻间,那妇女朝太阳展开双臂,大声地喊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持弓的人把箭射了出去,而那妇女又大声叫喊起来。喊过之后,三个男子蹦蹦跳跳地穿过灌木丛走了,而那妇女仍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朝我们的营地慢慢走去。她一走出视线,我忙跑上前去,低头看那块平整的沙地上的图案;只见画的是一头大约四手之宽的羚羊,羚羊的脖子上插着一枝俾格米人用的箭。    
看过沙地上的画,我转身回营地去拿照相机;打算在几个男的回来之前把它拍下来。可是被那妇女发现了,她明白了我的意图,大事纷扰,我只得放弃拍照的打算。那天下午,猎人们回来了,带回一头很大的“南非羚羊”,羚羊脖子上插着一枝箭。他们递过战利品,又掉头朝我们身后的那座小山走去,随身带了一把羚羊毛和满满一葫芦的羚羊血。两天后,他们又追上我们。这三个俾格米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似乎最信任我。晚上,当我们在一起喝泛泡沫的棕榈酒时,我就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回到狩猎前做准备的地方去,是为了用羚羊的毛和血涂抹地上的画,取回那枝箭,把整个事情消灭得不留一丝痕迹。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我不清楚,不过我猜想,他们一定以为如果不这样做,那头被杀死的羚羊的血会把他们全给毁了。“消除痕迹”也必须在黎明时进行。这位俾格米人恳求我,别告诉那位妇女,他跟我提到过这件事。他对自己谈话的后果似乎非常害怕,因为第二天他就不见了,他的伙伴也一起不见了。    
最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有许多方面极为有趣。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这样,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佷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籍,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是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作这—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不存在任何已制度化的权威,但是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进行生活的人。    [!--empirenews.page--]
正是这种传统,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十分重要的方面。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通常区分为两种:现代工业化的西方的“进步的生活方式”和不发达的农业的非西方地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后者与前者相比,确实是“传统的”;但是与农业革命后它所取代的原始的部落社会相比,则决不是传统的。    
我们以后将看到,农业革命引起了都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原始社会引人注目的平等。不过,在这过程中,部落社会的因循守旧所造成的日甚一日的禁锢也被消除了;从而,不论好歹,使人类开始进入从狩猎场地发展为大城市,从依靠自身体力发展到掌握原子力这一重大的进展过程。不过,在考察农业革命之前,必须先探讨旧石器时代的人是如何分散到全球各地以及由此产生的、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四、人口分散和种族差别    
通常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能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技术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就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 125000人,而到了距今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人口增为532万人。人口增长42倍以上,可见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empirenews.page--]
从旧石器时代,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这就是,在技术革命中居首位的人口的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人口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自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并且与人类学家 M.D.萨林斯和E.R.塞维斯所提出的以下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后者认为:“…能较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那些在其活动范围中占优势、并不断扩展其活动范围的种类。因之,只有原始的卵石工具、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无法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超出温暖的热带大草原。而持有良好工具、穿有衣服并能支配火的直立人,能将自己的活动范围由非洲向北扩展到欧亚大陆的温帯——现发掘出来的广为散布的爪哇猿人、北京人和海德堡人的化石遗骸可证实这一点。人类掌握更复杂的技术,因而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不仅能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而且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亚的冻原地带。    
跨入这些地区后,人类又经过一个陆桥进入澳大利亚,经过另一陆桥进入阿拉斯加,从而占据了剩余的大陆。人类一进入美洲大陆,即以扇形朝四面八方迁移,不过迁移的速度不等。朝南面的移动较迅速,从约公元前 15000年至公元前 8000年,人类由阿拉斯加推进到火地岛。不过朝东面的移动颇缓慢,由于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环境恶劣,人类直到公元前40O0年前后才达到格陵兰岛。至此,人类的足迹已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和与人类分不开的狗一起,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    
在人类向各地分散的同时,逐步有了种族上的差别,出现了各种在肤色、发型和面型上有显著特点的所谓的种族。一般认为,这些种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各个地域集团适应了各自不同的环境,而且彼此较为隔绝。关于人种差别,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人种差别发生得很晚,在人类出现之后。因此,现代的各个种族都源自作为人类已获得充分发展的同一祖先。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与他们所发现的所有地区的各个种族通婚;也说明了为什么人类现存的各个种族在与生俱来的智力方面彼此没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实际上已为所有的人类学者所赞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或当代的澳大利亚土人与其他任何种族的成员一样,如有机会受教育,也大有希望获得大学毕业。    [!--empirenews.page--]
各地区的种族在形成时所处的确切境况现还不清楚,也许永远无法了解。不过,只要注意到下述这点就足够了:到距今约 1万年即最后一次冰期的末期,各种族在全球已有了一个为今人所公认的大致的分布。高加索种人分布在欧洲、北非、东非和中东,并正在深入到印度和中亚;黑种人分布在撒哈拉沙漠(那时的水源较现在充足)和沙漠以南一带,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与他们后来的情况不同,分布在非洲的其余地方;还有一部分俾格米人即小黑人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森林地带,而印度、东南亚的其余的辽阔地区和澳大利亚则为澳大利亚种人所占据;分布在东亚和南北美洲的是蒙古种人。    
这一分布虽与我们了解的情况大致相似,但图 3“全球的种族分布”表明,到公元10O0年时,全球各种族的分布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是后来的技术革命所直接导致的。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所以会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所以会越来越少,其真实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技术革命。换言之,1000年前,白种人与布希曼人的人口数差不多,而今天,布希曼人仅占白种人的十万分之一,其实际原因也在于此。    
正如前章所述,技术发展上的差别以及由此而致的人口数目上的多少,并不能相应地反映各种族天赋才能上的差异。前者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各种族的分布地区不同:蒙古种人和高加索种人分市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黑种人分布在非洲易受欧亚影响的地区,而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则时运不济,被分隔在非洲的偏僻地区,澳大利亚种人被隔绝在遥远的孤岛上。地理位置的不同使各种族的发展速度有快有慢,从而决定了人类大家造今天的成员组成、各成员的地位及相互间的关系。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一编 第三章   
文明之前的人类    
现在,倘若我们要对最早出现的有效的食物生产所带来的种种结果形成完整的概念(或者加以夸大),那么,也许会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人类的整个生活范围,从生物学方面(包括食物、人口统计、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政治、宗教、美学,等等人已呈现完全新的面貌。     
——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     
第三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由于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这些本领使他们远远地胜过周围的其他动物;不过就下述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们与其他动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们仍象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仍象完全倚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由于他们依赖大自然,所以就没大自然所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地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由于一块地方所能供给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使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一至两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一名食物采集者则需有 20至30平方英里的地盘。    
一、农业的起源    
正如前章所述,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当人类作出划时代的新发现——不仅靠采集食物,而且通过栽培植物也可养活自己时,这一依附性大大减弱了。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使人类的眼界大为开阔;从此,人类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的前辈——旧石器时代的人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制作石头工具;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这两方面的变化,以后者更为重要得多。倒不是故意贬低新石器的重要性,新石器较旧石器要更锋利、更经久耐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经过用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来才极为便利。但是,把打制成的石斧磨得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技艺,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相比,不能不退居到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    [!--empirenews.page--]
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得明白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确实,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象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现已查实,现代的原姐人对农业毫无所知,可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植物,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种土壤可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却不行。这一类知识的获得,对现代原始人来说,是必不可免、很自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了解。我们没有理由可怀疑,但有大量证据可相信,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付诸实践呢?一个原因是,缺乏这样做的动力。与我们通常设想的相反,靠捕捉小动物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受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相反,倒是采取堕胎、停止哺乳和杀死新生婴儿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因而,狩猎社会能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生长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在正常情况下,原始人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只要狩猎到足够的动物,采集到足够的植物果实,他们就丕再有任何进一步工作的动机。有位权威人士说,“大量的资料表明,狩猎、采集者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还享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而且事实上,比现代产业工人、农业工人、甚至考古学教授所享有的还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问题自然不再是人类为什么要长期地过渔猎、采集生活,而是为什么不再过这种生活。    
人类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正好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特性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只有几十种。因为适于栽培的植物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最好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见不到什么成效。美国今日仍处于史前时期的印第安人能栽培苋属植物、生长在沼泽地带的接骨木、羊腿藜和向日葵,但是这些植物的产量非常低,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同样,适于驯养的动物必须能失去一见人就逃之夭夭的天性,能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欧、亚、非三洲的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所以,他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他们只好与无峰驼、羊驼和驼马这类产于安第斯山脉、属于偶蹄目骆驼科的半驯化动物打交道。    
由上所述。可见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区。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如前章所述,更新世末期是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气候的剧烈变动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于是,人类适应这一情况。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人类在全球各地区广泛地试验驯化各种动植物,曾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这时,已能在少数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提高所驯化的动植物的产量,大大地增加它们在食物来源中所占的比例,使原始公社的生活主要以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为中心。这就是与纯粹的驯化截然不同的农业革命一词的涵义。正是从这几个农业革命的中心地区,食物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布到全球大部分地区。    
二、农业的传播    
我们已确凿地知道,中东和中美洲是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新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北部也是这样的一个中心。虽无确切的证据,但我们推测,在东南亚、西非和安第斯山脉,也许还有一些别的这样的农业中心。就中东和中美洲来说,这两个地区都具有某些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似乎可以说明它们在农业革命方面所起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它们都拥有大量的、品种多样的植物和动物。    [!--empirenews.page--]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猪均起源于中东。同样,中美洲的两个小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其面积虽然仅为美国的 1%     
,可盛产的植物品种却不亚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中美洲品种极其多样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其海拔高度、气温和降雨量的分布却殊为不同,极其多样,从而造成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生长环境。因此在中美洲,能成功地栽培植物,品种达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苋、蚕豆和南瓜之类。    
各种植物从各自原有的产地到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进而在某个地区形成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是经过了许多世纪的。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具有生产率水平高、使“人类生存有保障”的巨大优点。在这种地区,若一种作物因气候原因而不能生存,其他对天时地理要求不同的作物则可以生长,从而使密集的人口有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类文明成为可能。    
有一点应该强调: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称之为“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 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似乎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70O0年前后开始。据估计,200O年后,当地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得到的食物,仅占他们食物来源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时,也只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于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产量大大提高,才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从原始农亚到农业单命的过渡。    
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两个已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也许还有其比发源地,只是现在还不能确定——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原始农业有两个特点促进了这一传播过程。一个特点是,在原始农业阶段,植物的栽培时断时续,常要转换地方。一块土地经开垦、种植若干年之后,就得放弃,让它在八年、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土壤的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被放弃即养生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在任何时候总是处于 5~10:1的关系。这一点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须经常进入新的区域,以扩大耕地面积。所以,人口过剩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扩张因素。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扩大了食物来源,使食物来源更加可靠,于是,人口也相应地增多。当人口增长超过农业生产率水平所能支待的人口限度时,一个很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移居其他地方。因而,有了一个连续的发展,即“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农业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布。    
这里并不意味着农业已最终推广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早些,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晚些,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农业,这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所决定。在亚非沙漠带和北极地区,由于显而早见的原因,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非洲、南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及整个澳大利亚,由于与世隔绝造成的愚昧闭塞和不利的自然环境,农业也是很缺乏的。在中欧和西欧等其他地区,由于那时还没进入铁器时代,没有造价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农业的出现也推迟到很久之后。当石斧为铁斧取而代之时,植物栽培的疆域大大扩展了,不仅从地中海沿海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而且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非洲的大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最后,某些地区的农业之所以推迟很久的另一原因是,那里的动植物极其丰富,向人类提供的食物比原始农业所能提供的还要多。例如:在美国西南部,只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有选择地培育中美洲盛产的玉米、蚕豆和瓜类,才有可能使它们的产量抵得上那里所有的大量的橡树果和小动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虽然居住在早期农业中心的附近,却依然长期过着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农业在诸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还了解得很不够。只有从中东传播到欧洲的情况知道得最清楚。这一传播是沿着好几条路线进行的。一条路线朝北,经过土耳其到乌克兰平原,并从那里穿过东欧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另一条路线向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巴尔干半岛,再沿着多瑙河流域进入中欧,最后达大西洋。第三条路线也向西,越过爱琴海诸岛到希腊,再从希腊到意大利、法国南部、西班牙,并沿着大西洋海岸达不列颠岛。此外。由中东向东,越过伊朗高原到印度河流域;由中东朝东北,沿着里海海岸进入中亚平原;这两条传播路线也是为大家所一致公认的。    [!--empirenews.page--]
除了这几条路线外,由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其他方面的情形只能凭推测了。中国的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 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时以前,中国当地生长的植物已被驯化,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要证明中国是最早的、独立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北部的黄土平原土质半干燥,上面稀稀疏疏地覆盖着一层草,即使只有古代挖掘用的木棍,也能够进行植物栽培。所以,中国的土生植物如黍、高梁、稻、大豆、大麻和桑树等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作为旱地作物得到种植。这也就说明了最后出现的小麦和大麦为什么在中国也被当作旱地作物进行栽培,而不象在它们的发源地中东,种植在水田里。    
非洲农业产生的情况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有些人坚持认为,非洲的农业是公元前 5000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独自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人同意这一看法,只是认为日期应大大向后推,约在公元前15O0年前后。不过,多数人认为,非洲的农业是约公元前40O0年时从中东传入尼罗河流域,约公元前3000年时传播到苏丹的黑人那里,然后再传播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向大草原的传播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将黑人朝南面和西面驱赶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许多世纪里,农业一直局限在辽阔的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过热带雨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通常种植在大草原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区不能很好地生长。公元初,这些障碍因两个重大发展而得到克服,这就是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了铁器与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前者是从它的发源地中东传入非洲的;而后者则显然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这两种植物在雨林地区也能茂盛地生长,所以,它们和铁器的传入成为农业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原因。    
农业在美洲大陆的发展情况由于美国考古学家新近的调查结果而比较清楚。约公元前 7000年时,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凹地里,开始了对玉米的栽培。在其后的数千年间,通过杂交得到了玉米的两个新品种;一个品种适应于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品种适应于潮湿的热带沿海地带。与此同时,其他植物如两种不同品种的南瓜、葫芦、宽叶菜豆、红番椒、苋和鳄梨等也都得到栽培。农业就是从中美洲这一中心发源地向南面和北面传播的。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不过,在公元750年之前,玉米的传入并没产生很大影响,因为那时的玉米还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具有更好的经济效果。同样,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直到约公元800年时,由于培植成功了玉米、蚕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种,并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才使农业成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起始于中美洲的农业向南传播、到达秘鲁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50年。不过秘鲁还产有不是来自中美洲的玉米和豆类的变种,这些变种是从很古的时候传下来的;这表明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很可能同墨西哥高原的居民一样,早就开始培植原始植物了。    
三、农业的种类    
农业只有在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促使人们去培植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植物。起初,小麦和大麦是中东最普通的作物,但是;当农夫们朝北迁徙时,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开始用裸麦取代小麦和大麦。在农夫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燕麦开始成为主要作物。    
同样,农业朝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传播,导致对当地生长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带的传播,导致对橄榄树的栽培,橄揽树成为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实质上是一种中东类型的农业。不过,有一条自南而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一过渡地带,相应地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这里正好属于季风世界,季雨量大,长期高温,丛林密布。中东的结籽植物需要充足的阳光,在这里不能茂盛地生长,所以为薯蓣、芋头、香蕉和稻所取代,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植物。最后,遍布南北美洲的主要产品是玉米;不过,在北美洲还有蚕豆和南瓜,在南美洲则有甜味的木薯和马铃薯,木薯和马铃薯均是“爱尔兰”品种。    [!--empirenews.page--]
一般地说,以上所述的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农业的传播不仅包括多种多样的农作物,而且还相应地包括各种栽培技术以及由此所致的各种生活方式。起始于中东的新石器 14代的农业是一种畜牧(牛、绵羊、山羊和猪)与谷物栽培训。麦和大麦)相结合的混合型农业。随着动植物驯化技术的传播,适合于新环境的各种技术得到了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和牧民的游牧生活,前者适于森林地带,后者适于半干旱的大草原。    
原先不光热带森林地带的农业用刀耕火种的办法进行,温带的农业也是如此。但现在,这一办法主要限于前者。目前仍有两亿人在面积大约 14O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这一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技术进行耕种。这种农业的基本特点是:先在土地上种植一至两季农作物,之后,使土地休闲一个很长的时期,以恢复地力;然后再开垦土地,进行下一轮种植,种植之后再是休耕。一块土地上主要种一种农作物,如稻或玉米;但通常的做法是,在主要作物中还间种一些别的作物,如豆科植物、瓜类和薯类作物。因此,一块土地全年能生产一种或数种粮食。这是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故生产率也相应地高。在许多地方,耕种两至三英亩土地,生产的粮食足够大户人家吃一年。这种农业的主要缺点是需要大面积的可耕地,因为任何时候,公社必须有大量的土地处于休耕状态,其数量远远超出正在耕种的土地。这转过来就是说,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必须低,通常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不得超过十人,所以人们总是分散住在一个个农舍或小村庄里,小村庄的人口一般是100到50人。    
牧人的游牧生活与森林地带的农业正相反,是同辽阔的大草原相适应的。今天,游牧生活不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地区居主要地位,而且还盛行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国东北部的其他许多辽阔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这些地区没有足够的水来供给靠雨水浇注或人力灌溉的农业,所以那里的人们无法栽培植物,只好把驯养动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畜牧业的兴起比较晚等到马和骆驼得到驯养,解决了空旷原野中的交通运输问题时,才逐渐发展起来。公元前 1500至1000年正是畜牧业兴起的阶段,在这—阶段,发展起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地区的牧人仅靠一种动物为生,如阿拉伯半岛主要是畜养骆驼,非洲西南部主要是畜养牛;还有一些地区的牧人则靠多种动物为生,如中亚地区畜养的动物有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因为这些动物都能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牧场。不管取何种形式,过游牧生活得有大面积的牧场,所以今天,游牧团体的人数很少超过2O0人,常常是不到100人;因而人口密度大体上是每平方公里一至五人。    
农业和畜牧业在传播过程中适应当地环境而发生的种种变化,对后来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意义。无论刀耕火种的农业还是游牧性的畜牧业,就单位土地面积来讲,其生产率远远不如后来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伟大的文明之所以能产生,之所以能在全球居统治地位直至今日,是因为这些大河流域和其他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力和人力。这些富饶的文明中心区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象—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地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关系史。在转入后面篇章论述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农业革命对人类生活诸方面的种种影响。    
四、食物生产者的文化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人类现在能够定居了。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也不能不这样做。于是,新石器时代约村庄取代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而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实际上,它构成了 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形式的基础。这种生活形式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empirenews.page--]
人们常常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显而易见,这样做将会误入歧途。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由于人们对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诸方面知识的掌握是极其缓慢而费力的,所以生产率很低。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天公不作美,有时久雨成涝,有时滴雨不下,有时瘟疫横行,故饥荒是常客。定居生活使粪便和垃圾的处置成了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爱吃粪,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跑到离住处较远处解手,但是,这些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致的各种疾病。由于食物来源不足,通常的饮食很不全面,营养不良乃是最为常见的事。处于这些境况下,可以估计,那时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但是出生率高往往使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    
但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阴影、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可怀疑的,不如说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流浪生话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却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住房里的家俱、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生粘土制作陶器。最初,自然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容器,渐渐地他们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制作陶器的技术,能够制作和过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近东的居民们开始建造窑或炉。窑和炉烧火时温度较高,因而能用于给陶器上釉。上过釉的表面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体渗漏或蒸发。这样,农人们有了不仅能用来贮存谷物,而且能用来烹调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体的各种器皿。    
纺织品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也许已能把荒山野岭中的绵羊、山羊、狗或其他动物身上的毛捻纺成粗线,再把粗线织成带子、束发带甚至粗毛毯。实际上,他们还可能已能用粘土制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够象发展制陶技术那样发展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人利用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纤维,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学会了建造比较坚固、宽敞的住房。造房子用的材料因地而异。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容纳拾多户人家的大房子里,被称为“长房子人”,这种房子是用树皮和木头建造的。在中东,住房的墙是用土坯做的;而在欧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是劈开的幼树,上面厚厚地涂盖一层粘土和牲畜的粪便;房顶可能一般是用茅草盖的。这些住房内部设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还覆盖一层用布做的床罩。住房内还有现代式样的、里面至少有两层搁板的食具柜和各式各样的壁橱或存放东西的地方。房间的中央通常生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没有烟囱,只是在屋顶上开个洞或在屋檐下留条缝,让烟排出。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诸游猎民族的单独的群体成为可能。部落由一个地区若干村庄的居民组成了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把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处于原始经济状态的部落,发展很不充分,完全没有定形,几乎还处于游猎群体的水平。还有些部落则已有强有力的首领,原始贵族及平民。不过他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那时还根本没有后来的文明所特有的阶级排外主义。    
通常,构成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社会基本单位是由若干对夫妻和他们的孩于组成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较适宜处理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比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常见。这种大家庭还收养外来的流浪者;当遇上“大忙”,需要众多的人手来开伐森林、收割农作物或放牧家畜时,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大家庭还能有效地利用大面积的土地,常常留一部分成员在家料理家务和照管附近的田地,派其他成员长期在外管理远处的菜圃果园或放牧牲畜。    [!--empirenews.page--]
经济平等和社位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这一点有着充分的保证,因为所有的农田、牧场和其他自然资源皆为村社所有,而村社则是由各家庭自动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会,既没有土地拥有者,也没有无地的耕种者。美国有位人类学者说,“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不可能村子的一头是饥饿与贫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却生活富裕。”……    
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妨碍因素。产品的产量只要适应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的需要就可以了,没有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内容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一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现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是亲属关系和村社关系的伴随物。一个人帮助他的兄弟干农活,不是为了对方也许会给他一篮甘薯,而是出于亲属关系。    
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也意味着新的神——新的宗教信仰开始出现。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这时已不合时宜。农夫们开始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保护他们的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的神灵。他们通常已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在所有这些神灵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最重要的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土地女神即丰产女神——大地之母的崇拜。他们以为,农作物丰收、家畜兴旺、妇女们多生儿女,皆归功于丰产女神;生命与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环,最终也取决于她。因此,对丰产女神的崇拜日益盛行。现今发现的许多故意夸大女性特点——乳房悬垂、大腿粗壮——的粘土雕像便可证实这一点。这一类雕像不仅整个欧洲地区有。就是往东远到印度这样的地区,也时有发现;充分反映了发源地中东的农业的传播。    
当然,为了解释各民族赖以为生的主要农作物的起源,这时还出现了神话。下面这个在美国缅因州瓦巴纳基人中间流传的“玉米的传说”就是一个例子:    
很久以前,当世上刚有印第安人的时候,有一个印第安人独自生活着,和其他人离得很远很远。他不知道火,靠吃野果、树皮和块根过活。因为没有伙伴,这个印第安人感到极为孤单寂寞。对挖掘块根果实,他越来越厌倦,食欲也日益减退。他一连好几天躺在阳光下做梦。当他做梦醒来时,发现附近站着个什么东西。最初,他非常惊骇。可是,一听见它说话的声音,他内心高兴极了:原来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头发柔软细长,和印第安人完全不同。他请她走到他跟前来,可她不愿意;而他要试图走近她时,她似乎又远去了。他对她唱起了自己孤苦寂寞的歌,恳求她不要离去。终于,她告诉他,如果他愿意按她的吩附去做,他就可以永远和她在一起。他满口答应了。她把他带到一个放着一些干草的地方,要他找两根枯枝来,放在一起飞快地摩擦,然后把枯枝放进干草里。很快,干草里冒出了火星,草点着了,一刹那间,整个地面燃烧起来。接着她又说,“当太阳下山时,你抓住我的头发,把我从燃烧过的地面上拖过去。”这件事他可不乐意做,但她告诉他,凡是将她拖过的地方,会长出一些象青草一样的东西。他将看到她的头发从叶子中露出来,这时;籽已结好。可拿来食用。他按她说的去做。迄今为止,当印第安人看到玉米秆上的玉米须(头发)时,他们就知道,她还没有忘记他们。    
新石器时代的人对生活的总的看法,对于应当是怎么回事和实际是怎么回事的观念——也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就其重要性来讲,并不亚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世界观是静止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与世隔绝的村社生活。他们把将来看作是最近的过去的翻版。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要按某种原则来改变社会,也没想到,要象今天的学校非常自豪地宣称的那样,训练他们的孩子去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他们眼里,世界过去没发生过变化,将来也还是如此。因此,他们只是培养自己的孩子做他们所做过的一切,就象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先前培养他们时那样。关于这一点,有个名叫克拉欣格·瑟德的温内巴戈人(北美洲印第安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证据。他虽然生活在我们时代,但却出生于一个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环境。他在自传中写道,“父亲往往还是守着过去的老习惯,把温内巴戈人的风俗习惯教给我们。他一清早就把我们叫醒,让我们围着火堆坐下,然后开始同我们谈话。…女孩们单独受教育。现在谈谈父亲和我说过的一些话……。”克拉欣格·瑟德在详尽地描述了父亲按照传统用上述方式对他进行教育的情况后,最后写道:    [!--empirenews.page--]
这些事都是老年人说的;也是我给你们的劝告。我自己从来不问这些事,但是我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祖父,是很关心的。凡是与人们的行为举止有关的知识,他都想知道。等你们长大了,可决不要让自己落入这样的困境:不知道哪些事是正当的、是应该做的。孩子,要听取长辈的教诲。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必须彻底弄懂的。你们也得弄懂。    
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农业革命导致又一次人口爆炸,其规模可与随人类形成而出现的人口爆炸相比。在旧石器时代,正在进化中的人类不断改进工具,使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人口相应增加。约 100万年以前,猿人的人口数还只有125000,可到了距金1000O年时,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的人口数已上升到532万,约增长42倍(见第二章第四节)。现在,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一定地区的食物供应量比过去更多更可靠,因此,人口数的增长也比过去更迅速。在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人类的人口数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00万,与旧石器时代     
100万年中的人口增长数相比,约增长25倍(见图2“世界人口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不是普遍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正如前文所述,在技术革新中领先的各民族,其人口的增长也遥遥领先。因而,就象从前的人类胜过并取代了他们的原始祖先那样,现在的农人胜过并取代了狩猎者。“胜过”并“取代”的确切过程可能如下:由于实行组放型农业,各村庄很快受到了逐步增长的人口压力。于是,过剩的人口散布到周围新的地区,在那里开垦土地,建立起新的村庄。他们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因当地环境而异。如果这些地区有一些边沿地带不适宜农业移民们开发,那么当地人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当作避难所,使自己生存下来。非洲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曾广为分布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被分别挤到了茂密的丛林地带和荒凉的沙漠地区。北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曾广为分布的操绶绶尼语的印第安食物采集者受普韦布洛农人们的排挤,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见图 4“狩猎者的后撤”和图5“农人的扩张”)。    
农业移民和当地人之间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关系,即共生关系。迄今仍在刚果森林区盛行的情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那里过渔猎生活的俾格米人向耕种土地的黑人提供肉类、蜂蜜和其他森林产物,再从黑人那里接受作为报等的谷类和铁制武器。因而,这两个种族能够和平共处,并保持各自的特点。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彼此逐渐融合。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移,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之,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移民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农业由中东向西传入欧洲,由大草原传入非洲南部时,发生了与上述情形类似的迁移和异族通婚。今天存在于赞比亚南部的黑人与布希曼人的混血儿就是对后者的一个证明。    
一伙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 1O000年以前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100O年时,减少到仅占人口的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0000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大致是平衡的。(见图3“全球种族分布。’)但到公元1O00年时,这一平衡遭到了剧烈的变动,此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时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    
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东亚表现得最为明显。东亚地区的蒙古种人牺牲散居各地的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的利益来向四面八方扩张,从而为他们今天在人口数量上占居压倒其他所有种族的优势奠定了基础。同样,非洲的黑人享有农业和铁制工具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冲出原来居住的大草原,穿过雨林地带,扩张到非洲南部。于是,非洲的黑人、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到公元前 4000年还一直保持的相当合理的种族平衡,到公元1000年时,从根本上遭到了有利于黑人的破坏。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给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的优势。         [!--empirenews.page--]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编 (一)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 3500-1000年)    
我们从第一编中已知道,农业革命是人类成为真正的人之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如果太空中的观察员将行星地球置于监视下,定期报道他所注意到的地球上的种种发展情况,他对农业的出现大概会作这样的描述:    
迄今为止一直靠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生活的两足人类,现在开始精心地培育某些植物和畜养某些动物,来生产自己的食物。以这种新方式生活的一群群两足人类,其数量的增长是不均衡的。他们正在某些地方定居下来,在那里建造经久耐住的隐蔽所。通常几十个隐蔽所集中在一个地方,这些地方特别适宜种植植物和畜养动物。    
几千年后,我们想象中的这位观察员也许会注意到,这些居住在地球上的富有进取心的人,有了完全新的发展;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文明。对此,他大概会作这样的报道:    
大多数两足人类仍在狩猎动物和采集食物,但是,种植农作物或饲养家畜的两足人类的百分比现正在迅速地上升。某些地区还有了值得注意的新发展;在那些地区,有一些很大的村落,村落的四周围着高墙,两足人类的成员长期地居住在这些村落里。其中有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从事任何职业的工作,而是劝诱或强迫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生产剩余粮食和手工艺品,为他们服务。这一小撮人虽然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但是却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过去任何人都没有享受过的。    
如果这些有关人类活动情况的报道能继续进行数千年的话,那么不仅有关人类活动的性质方面的基本变化多半能得到描述,而且其活动范围方面的基本变化也将得到描述。因为文明的成就包括技术的进步,而且,正如第一编导事中所述,技术的进步转而又导致人类活动范围的相应扩大。食物采集者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狩猎场地,新石器时代农人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村落附近,而文明人的活动范围则必须扩大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为了保护灌溉系统的水源,他们向上游地区扩展自己的控制范围;为了千方百计地获取建筑工人所需的木材,冶金家所需的铜和锡,工匠所需的金和银,他们向各地派出士兵和商人。因此,古代文明与史前时期原始公社的情况不同,其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发源地附近,而是不断地向外扩展,直到最后把整片整片的大河流域,甚至流域周围出产种种原料的地区,也都包括进去。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     
——柏拉图    
第四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 Land    [!--empirenews.page--]
of 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的、被风乱吹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的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    
公元前 3500年只是个大概的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一年、十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    
一、文明的性质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别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可用作一般的指南。    [!--empirenews.page--]
最终形成的不是同一种文明,而是“类型”极其多样的文明。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是与各特定的环境相适应的;因此,随着各环境中耕种和畜牧所居的地位的不同,随着各环境中栽培的植物和畜养的动物的种类的不同,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也彼此显著地不同。现在,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各种文明由于各自发展时与世隔绝的程度不等而相应地不同。美洲的玛雅人文明、阿兹特克人文明和印加人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因而,可以很清楚地将它们与欧亚大陆上较早形成的那些文明区别开来。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独特性取决于各自的所在地与中东最早的文明中心地相隔之远近。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首先要走向文明,尤其是考虑到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有许多方面是很吸引人的。现代马达加斯加岛的塔纳拉人的经历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塔纳拉人只是最近才过渡到文明阶段,所以人类学者拉尔夫·林顿能把他们的经历全都记载下来。塔纳拉人在过渡到文明之前,是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早稻。第一年他们可以得到丰收,但从第二年起产量逐渐下降。因此,每当田地的肥力耗尽时,他们就得迁移,重建村庄。经常的迁移使他们不可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掌握。村里的长者尽可能公平地把土地分配给每个同堂家庭。每个同堂家庭都由若干家庭组成,这些家庭一起劳动,然后按需分配产品。这是个典型的实行平等主义的部落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没有任何重大差别。    
当有些家庭仿效东面的邻居改种水稻时,这一切全都改变了。天然水田的面积很有限,无须投入整个同堂家庭的劳动力,因而这种新型的农业就由某些家庭单独经营。他们一年到头在水稻田里劳动,不再把田归还村庄,重新分配。由于适合种水稻的田地很少,从前无阶级的塔纳拉社会现在分裂了:少数人成为土地所有者阶级,而绝大多数人则没有希望得到这种更能生产粮食的土地。    
当种植旱稻的农夫被迫定期地向新的地方迁移,而种植水稻的农夫仍留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时,这一阶级分裂更为明显了。战争也由于这种新型的经济而受到影响,那些长期定居的村民现在不惜花费时间,努力建造结构复杂的城堡,来阻挡传统的抢劫集团的侵扰;并致力于俘虏那些流民,把他们变成奴隶,因为奴隶正显示出一种新的重要性。早先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经营农业时,奴隶派不上什么用处,但是现在,可以把奴隶派到田里,让他们一年到头地劳动。早先的民主也由新发展起来的社会取代了;在这新社会的顶端是专制国王,国王的下面是贵族,他们拥有国王分给他们的土地,然后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社会的最底层是奴隶,由战俘和他们的后代组成。最后,随着财产成为提高自我的唯一手段,逐渐形成一系列新的社会准则。人类学者拉尔夫·林顿最后写道,“从塔纳拉村落到塔纳拉王国,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在经常迁移、自给自足的塔纳拉村落,没有阶级,只有牢固的同堂家庭;而到了中央集权,臣民定居的塔纳拉王国,社会由于经济差别而分裂为阶级,门第有如礼仪,被看作是极为重要的…当一步一步地追溯塔纳拉人的整个转变的来龙去脉时,我们可以发现,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种植水稻引起的。”    
塔纳拉人的转变过程,只是公元前四千纪时瓦解中东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最终导致城市革命和文明出现的那个转变过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二、美索不达米亚发源地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峦重叠。在那里,人们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在那里,人们现在又开始第二次伟大的冒险,他们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逐步发展起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从高地迁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如: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木材,不过这些木材的质地不太好;那里的芦苇荡里,有各种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这一新环境中蕴藏了很大的潜力,这种潜力就是一种挑战。最早的农人们以适应环境的非凡本领成功地响应了这一挑战。公元前四千纪时,他们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技术进步。    [!--empirenews.page--]
在山峦重叠的高地种植农作物时,降雨量还勉强够,但到了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降雨量则非常不足。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上,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们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农作物的产量较他们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夺得的产量要高得惊人。公元前 2500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多样,而且,由于实行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又使更多的灌溉沟渠,更多的新农田,更多的食物成为可能。    
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冶金术也被逐渐掌握。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是极其坚韧、可锻的石头,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后来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并能表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而冷却后,铜又变硬。而且其边刃的锋利比得上石头。到公元前 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铜里面加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最后,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接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明显地胜过石头。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头易碎,打仗时不可靠。但是,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所以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未能普遍采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的犁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很尖尖的。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挺高的。到公元前 3000年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已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O0年时,还传入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公元前 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已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最先使用的地点大概是波斯湾和尼罗河上。风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    
车轮的重大发明也是在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 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从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还很早就用于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使用,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朝敌人掷标枪,杀死敌人。轮子这一发明物也为和平时期服务,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粘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    
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为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城市的出现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近来有不少人展开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个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否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empirenews.page--]
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那里找到;圣词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人。如果把祭司看作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现在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这时,社会的成分已日益多样——宗教的显贵们对此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开始破坏宗教显贵们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虽然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屡遭劫掠,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成社会混乱的作用,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建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陶器的成批生产,诸如圆柱形印章和金属器具等物品的普遍使用,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的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仅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象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不过,这里应该指出,这一变化几乎只是表现在生产的量上面,而非技术方面。如果要说这是一种新的变化,那仅是就大量生产这一点而言;在生产方式和技术革新方面,并无新的进展。    
大量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冲材来自伊朗的和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没有被忽视。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领他的军队越过无名山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史诗《好战的国王》问世后不久,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片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到苏美尔”。    [!--empirenews.page--]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市国家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上升的人力物力的支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取代。    
阶级分化随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从墓葬品的差别越来越大,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微小的,但时间愈往后移,差别愈明显。绝大多数坟墓里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平民的贫穷;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金属制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而国王的陵墓较之前者则更是差别悬殊,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的权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乐师、马车夫和一般的仆人。    
三、文明的传播    
先是自治的农业村社,接着是祭司集团控制的小国,最后是由王朝统治的、具备一切文明特征的帝国——这就是以上所述的长达数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    
文明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根,以后又在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其他几个地区生根,那之后,便向四面八方传播。正象农业革命以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为文明所取代。在部落文化到达欧亚的边缘地区时,欧亚中心地区的部落文化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随着文明从大河流域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并跨越邻近的野蛮地区,这一取代过程不可抗拒地继续着;到公元时,文明实际上已毫无间断地从英吉利海峡扩展到中国海(见图 6“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1500年”)。    
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约公元前: 350O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    
一般认为,美洲文明有如美洲农业,没有受到欧亚大陆的任何影响,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回答。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向外传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与其说是由于采纳了某些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毋宁说,是由于接受了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则。有关文字的概念虽说取自苏美尔,但各自独特的文字系统却是在埃及和印度逐渐形成的。国家组织、巨大建筑物,等等的发展情况也同样如此。    
如此发展的最终结果,形成了具有共同的一般格局的各大文明,不过,它们各自仍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或类型。这些不同的类型是在长达数千年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定形的,所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编 (二)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 3500-1000年)    
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    
第五章    
古代文明诸类型     
距今数千年的人类最早的各大文明的发展情况,可以根据技术革新、地理环境和经济组织加以分析。虽然这些因素对了解过去是极为重要的,但对于了解古代人本身——他们是如何看待生与死,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用处甚微、每一较重要的古代文明,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还是黄河流域的文明,都有独特的人生观和实践其人生观的生活方式。古人的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通过艺术、哲学、文学和法律表现出来时,亦呈现了各自的实质和特色。    
由于一些根基本的问题至今尚不能回答,所以许多看法仍属猜测。例如,我们至今仍不清楚,苏美尔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是不是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地区最早的居民,或者,他们是否在更早的居民提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古代其他各民族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更少。不过,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还是可辨明的,这些也就是本章要讨论的主题。    [!--empirenews.page--]
一、美索不达米亚    
古代欧亚大陆诸文明的生活方式,有如它们早先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就美索不达米亚来说,地理位置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这里是指该地区易遭侵略这一点而言,因为该地区自古迄今的发展与一次又一次的外来侵略分不开。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来自北面的入侵者印欧人与来自南面的入侵者闪米特人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展开长达数千年的斗争的历史。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但不管怎样,是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从而创建了第一个文明。到公元前 300O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如其中的乌鲁克,占地1100英亩,人口约达五万。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不休;战争愈来愈专业化,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结果,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使他们臣服于闪米特人。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就是作为第一个帝国的奠立者而在历史上闻名。他以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首先征服了整个苏美尔,然后向远地进犯,最后建立起一个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庞大帝国。    
阿卡德帝国在当时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但它的寿命短暂。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毁灭了阿卡德,使其从历史上消失。于是,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并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这一帝国从公元前 2113到2006年,维持了一个世纪。在这期间,一批闪米特游牧民即阿莫里特人侵入两河流域,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汉穆拉比(约公元前1704-1662年)的率领下,经过长期征战,建立起巴比伦帝国。正如后面章节中将要提到的,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近代,因为继阿莫里特人之后的入侵者还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入、罗马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    
尽管这些帝国额可夸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实质上还是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城市最基本单位,每个城市都尊奉一位主神,城市被看作是属于主神的一个神圣的存在物。寺院和国王是当时最大的富豪,不过也有许多私人资本被投入土地、手工业、商业冒险和放债。大多数平民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代货币。货币通常是很快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其分量。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籽、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们服务的农人。农人则提供劳动、自行经营,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缴纳结寺院、宫廷或地主,作为报答。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的组织纤维。最普通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葱、洋葱、小罗卜、葛苣和黄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帐,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的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帐或记录。管理事项和帐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杆当笔,刻写在泥版上然后将泥版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称为楔形文字,显然不是为了智力活动才发明的;确切地说,这是经营管理时的一种工具。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爱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单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等画下来,也就是说,用这一方式记录所要记录的事物。不久,图形符号固定下来,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应付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苏美尔人还不能系统地、全面地应用语音原则。到公元前 2900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O个左右减少到大约600个。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不过,楔形文字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赘得多。书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书吏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因此,他们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empirenews.page--]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文字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更其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的主要手段。    
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牲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 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有实用主义的目的。他们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天体的运动,弄清了天体运动,人类就能够洞察神的旨意,作出相应的行动。因而,在许多世纪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家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的天文学。    
苏美尔人和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札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常引起特大洪水,不只充满灌溉沟渠,而且毁坏了农田。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中,常可见到这样的词句:    
猖獗的洪水呀,没人能和它对抗,    
它使苍天动摇,使大地颤抖。……    
庄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来将它淹没。    
对每年洪水泛滥的恐惧,加之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使苏美尔人深深地感到,仿佛自己正无依无靠地面对着许多无法控制的力量。有一首苏美尔人的诗写道,“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这反映了自然环境的不安全。他们以为,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神的意志和行为是无法预言的。因而,他们用种种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一个方法是解释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另一方法是剖肝占卜术,就是通过检查被屠宰的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祸福。还有一方法是占星术,如前所述,是以观察星辰运行来预言人的命运,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星辰运行对人的命运是有影响的。最后,每个人都尊奉一位属于他个人的神,把它当作自己的良师。他们以为,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它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直接通话的诸位大神。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减轻笼罩人们的不安全感。汉穆拉比法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后来成为闪米特人其他各族如亚述人、加勒底人和希伯来人制定法律的基础。法典的开头是汉穆拉比的一篇引言,他在引言中说,古时诸神早已预定,巴比伦应是世界上的至高无上者,巴比伦应担负起“让正义之光照耀整个大地,消灭一切罪人和恶人,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的使命。引言下面是法典本文,本文共 300条左右,旨在明确地、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因而,这部法典不仅阐明了古巴比伦的法律制度,也照亮了当时的社会。以下是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    
1.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    
2.阶级歧视;对下层社会的赔偿低于上层社会:“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法典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五条)    
3.施行严格的、保护商业界财产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处死刑。”(法典第六条)    
4.颁布许多“福利国家”的规定,包括:确定基本商品每年的价格,限制利息率在20%    [!--empirenews.page--]
,周密地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的信誉,城市负责对本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作出赔偿。“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如果是一条性命[已失去」,市长或地方长官须付银子一明那给死者亲属。”(法典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5.具有现代人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持静止的观点。法典是作为神的命令,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而颁布的。法典生动、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怨声载道的统治,寿命不会长,将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永远被人遗忘……他的幽魂‘在地狱里’喝不到水。”(法典,结语)    
二、埃及    
第二个文明即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最早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形成的文明。一般认为,使这两个文明的所在地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的地区有两个,一处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那里有吸引苏美尔商人的金矿;另一处在黎巴嫩,那里有埃及人需要的木材。在以后的贸易过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某些已在他们的流域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加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但是,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埃及文明反映了埃及人及其自然环境所独有的特点,因而有它自己的特色。    
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飞流直泻的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无须应付闪米特人或印欧人不时地家洪水似的入侵,因而能使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保持到今天。现在尼罗河两岸的农民与古代神庙和金字塔上雕刻或描画的人物极为相似,都是矮矮的身材、瘦小的体格、笔直的黑发、深陷的眼睛、微带钩状的鼻子。    
埃及这种受到环境保护的生活不仅为种族的稳定,而且也为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埃及没有因不时地外族入侵而引起的万花筒似的帝国更换。相反,尼罗河就象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河流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因而,埃及人拥有对可靠的交通运输极为宝贵的手段,它促进了整个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 3100年时的统一。    
在前几个世纪中,埃及最早的农人象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先驱者在更早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开始在尼罗河两岸进行耕种。肥沃的新农田生产出大量剩余产品,足以供养很快在城市聚集起来的各种有专门技能的人。埃及形成两个独立的王国——下埃及王国和上埃及王国。每个王国由大约 20个省或州组成。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开始了史称的王朝时期。这时,埃及已具备文明的基本特征,不仅有专职的行政官员、士兵、宗教首领和艺人,而且还有文字。    
显著的政治连续性是王朝时期的主要特征。通常所说的古王国包括六个王朝,从公元前 3100到2270年,持续了八个多世纪。象这样长久的政治稳定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编年史上是找不到的。将近第六王朝末期时,国王的权力不再是绝对的,愈来愈受到独立的各州州长的挑战。结果,产生一个骚乱时期,史称”第一中间时期”(公元前2270-2060年)。各自为政的州长以独立的国君自居,互争贵族的支烧来自利比亚和亚洲的侵略者趁机进犯埃及。最后,第十一王朝使埃及又逐渐恢复统一,进入第二个政治隐定期即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60-1785年)。埃及的历史又照过去重演,不过重演的过程明显缩短。过了不到三个世纪;埃及开始经历“第二中间时期”(公元前1785-158O年)。在这一时期,埃及遭到侵略,并且第一次为驾车作战的喜克索人所征服。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公元前二千纪时,一些民族蹂躏了欧亚大陆各文明中心,喜克索人仅是参与这种侵略活动的一个部落。    [!--empirenews.page--]
埃及文明一般是稳定而保守的,但决不是静止的。从国王美尼斯统一埃及到喜克索人入侵的 15个世纪里,埃及的制度和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不过,也有某些特点始终保持着,如:埃及人与苏美尔人相反,普遍地持有自信而乐观的世界观。正象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趋势平缓,从而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苏美尔人把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作恶神,而埃及人则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神。一位古埃及诗人是这样描述给万物以生命的大河的慈善:    
看,这位伟大的君主,    
既不向我们征税,    
也不强迫我们服劳役,    
有谁能不惊讶?    
有谁,    
说是忠于他的臣民,    
其能做到信守诺言?    
瞧,    
他信守诺言多么按时,    
馈赠礼物又多么大方!    
他向每一个人馈赠礼物,    
向上埃及,向下埃及,    
穷人,富人,    
强者,弱者,    
不加区别,毫不偏袒。    
这些就是他的礼物,    
比金银更贵重。……    
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非常复杂,由许多种成分——对自然力的崇拜,崇拜各自的城市之神和州神的诸地方教派,逐渐形成的对祭司集团的信仰,来自国外、尤其是东方的各种影响——组成。现在,至少有 2000个神的名字已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神中没有一个是它们的崇拜者所能完全顺从或敬畏的。埃及人相信,他们可以为了个人或公共的利益而避开神或操纵神;可以为了道德的目的,也可以为了不道德的目的而求助于神。因而,神庙复杂的宗教仪式的奉行是一种崇拜神的活动,同样也是一种念咒求助于神的活动。在较后的王朝统治期间,今世正直善良者可以获得永恒的来世的思想已逐步发展起来。但是,除了某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外,埃及人的宗教中,道德方面的内容很少。而且,他们的神话和神学缺乏连贯性,因为埃及人普遍地对他们诸神的起源、特点和关系不感兴趣。    
关心死亡,为来世——尤其是国王的来世——作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国王的死并不是最终的结局,所以国王死后用香油等药料涂尸防腐,然后将尸体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内。金字塔中以第四王朝法老胡福的金字塔为规模最大。塔底占地 13英亩,塔高481英尺,全塔约用巨石2,300,000块砌成,平均每块重约2.5吨。这一金字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即坡道、滚筒和杠杆建造的;那时甚至连铁滑轮都没有!    
据说埃及的农民们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位能决定他们共同的幸福的神建造宅邸。不管这一说法的理由是什么——也许还可以设想,无论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说法的确有力地表明了尚属于推测的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神王,没有神圣的法老与世俗的法老的区先这一观念确令人费解。由于这个原因,埃及没有任何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相应的法律。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王权通过以“全国的管家”、“国王的耳目”——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加强。宰相之下的官吏有:掌玺大臣(掌管尼罗河的交通运输),赏赐大臣(负责所有的牲畜),财政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分署;每一分署均没有仓库,负责征收赋税,可能年景不好时,还负责分配种籽和牲畜),管辖各州的州长及下属的管理城市和周围村庄的市试和其他帝国的情况相似,地方各州长逐渐积聚起大量财产,成为世袭的官僚阶级:他们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最后公然与中央政权对抗。古三国的分裂及以后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中王国时期的法老们从来没有恢复过他们原先为专制权力。虽然法老们一般仍被罩上一层神圣的光圈,但他们发现,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得与祭司和贵族一起分享。因此;中王国时期有时被称为埃及的封建时代,不过强有力的官僚政治的确也起了抑制贵族的作用。    [!--empirenews.page--]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是埃及文明的最后一个特征。尽管当时已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但不象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普遍。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而且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巨大的国库和政府的粮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实物税:谷物、牲畜、布匹和各种金属;用来支付国家的耗费,也作荒年时用的储备物。据说,“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部由国王负责”。除缴纳赋税地每个村社还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强制性劳役。金字塔就是这些劳工最著名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工还被派去采石、开矿和整修灌溉沟渠。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人们一致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饰物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过。他们的搪瓷制品和象牙。珍珠镶嵌物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玻璃着色,而且是最早鞣制皮革的人,鞣革的方法至今仍为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所采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匀净,不逊于今人所组的。埃及人可能极早就发明了美容品,发展了制造美容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灰白头发的方法。用于化妆的物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作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的头发,等等。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最为时髦的贵妇、淑女们还给自己的乳房涂上金色,给乳头描上蓝色。    
三、克里特    
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以传说中的国王米诺斯的名字命名的。直到 19世纪末,人们才不怀疑这一文明确实存在过。荷马在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叙述的英雄和诸神的故事,早先曾被学者们当作民间神话而不予考虑。但是,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亨利希·谢里曼深信这些故事。他发誓要找到并发掘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为了海伦而进行战争的所在地特洛伊古城。他靠私运茶叶到俄国弄到了必需的资金,于1870年开始探索。他获得了巨大成功,发现了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和伯罗奔尼撒的美锡尼的遗址。虽然他的某些成果对考古学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他热情有余,专业知识不足,令人失望地将若干文化层的遗物不加区分、杂乱地收集在一起——但是,希腊存在过古典期以前的文明这一点从此得到证明。19世纪末,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发现了米诺斯文明的中心。    
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当来自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到达克里特岛时,当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已建立很久了。这些外来移民所发现的这块陆地土壤肥沃,以盛产鱼、水果,尤其是橄榄油而出名。它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中间,周围的海面风平浪静,气候条件较宜于用桨或帆推动的小船航行,因而它的地理位置对商业贸易极为理想。水手从克里特岛可乘风扬帆地北达希腊大陆和黑海,东到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南抵埃及,西至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岛屿和沿海地区;不管朝哪一方向航行,几乎都可以始终见到陆地。一点不用奇怪,克里特岛成为地中海区域的贸易中心。它的地理位置不仅对商业发展,而且对文化发展也是很理想的。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是近的,近到可以受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种影响然而又是远的,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表现自己的个性。这一点使他们获得极大成功,无疑,克里特岛人的文明是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家们并不试图仅仅以艺术品的大小来引人注目,也不关心遥远的、令人畏惧的神或神圣的国王。他们在日用器皿、住宅的墙上和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描绘周围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有模特儿——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角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表示敬意的妇女。克里特岛人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个人的舒适。克诺索斯城的王富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千门百户,曲折相通,显然是在好几个世纪里建成的。里面不仅有国王宝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还有占去了王宫一大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装置的复杂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排水系统安置得非常巧妙,天一下雨,雨水便冲洗下水道,使下水道保持干净;下水道的入口很大,工匠可以入里面进行修理。    [!--empirenews.page--][!--empirenews.page--]
妇女似乎享有与男子同样的自由和社会地位。从某些壁画中可以看到,妇女们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并实际参加与牛角力的活动.有些妇女甚至还参加战争,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古典希腊的情况不同,那些地方的妇女深居简出,以家庭为生活中心。    
克里特岛人似乎没有给他们的神建造宏大的神庙或竖立巨大的纪念碑,而是在家里留出数呎见方的场地作私人祈祷处。克诺索斯王宫规模宏大,却只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作礼拜堂。进行宗教礼拜的主要地点在自然界——山顶、森林或石灰石的山洞。最重要的神是一位女神,即古老的大地之母,祭祀大地之母时由女祭士而不是男祭士充任辅祭。没有任何用人或大批动物作祭品的迹象,最普通的祭品为农产品。    
克里特岛人中种田的无疑占多数,不过确切地说,他们的文明具有水陆双重性。他们掌握了制海权,他们的文明是海上文明。岛上山区盖满森林,提供了建造远航海船的木材。他们驾着单桅海船,满载着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叙利亚的马和木材,爱琴群岛的银、陶器和大理石,塞浦路斯的铜,自己岛上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只要有机会,克里特岛人无疑还大肆进行海盗活动。史诗《奥德赛》中写道,有一次国王涅斯托耳客气地问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强盗?”这两种职业在当时都被看作是极受人尊敬的职业,没有很大区别,只不过是海员获取自己所需物品时可选择的两种方法。    
克里特村社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上,似乎都比大陆上的村社更奉行平等主义。克里特岛不象大陆,在几座宏大的神庙和王宫周围是一片贫民区;克里特岛主要由村庄组成,村庄很大,进行宗教礼拜的地点在室外,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户通常住在用木头和灰泥造的单独的房子里。可能已有家庭奴隶,不过数目不会多,至今岛上还没有发现专门供奴隶住的房屋。所以克里特的单尾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当划手。各城市都不设城防,这表明克里特岛人认为自己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护本岛的安全而且还表明克里特的各个村社和平相处,这与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各城市相互交战的情况正好相反。总的说来,古代作家把克里特岛称作“伟大、富有、衣食充足”的有福人之岛,是可以理解的。    
四、印度河    
公元前 250O年左右,也就是人类第一个文明在苏美尔出现约1000年之后,在印度河两岸又出现另一个文明。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独自存在到约公元前1500年,然后由于一些不十分清楚的原因,逐渐消失。后来,这一文明被完全遗忘,以致印度人以为,他们的历史是从约公元前150O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时开始的,就象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以为,他们的历史起于公元前776年,即举办第一届奥林匹克竞赛会的那一年。20世纪20年代,印度河下游区一块被当地人称为摩亨约·达罗即死者之地的荒凉地方吸引了各地的考古学者。那里有几座古坟,这些古坟已遭到劫掠;进行劫掠的不仅有取用那里无穷无尽的砖的当地居民,而且还有寻找砖块作道碴的拉合尔—摩耳坦铁路的施工人员。尽管摩亨约·达罗已遭到劫掠,发掘结果表明,它是一系列曾十分繁荣的城市的遗址;这些城市的每一个都建立在前一城市的废墟上。随后又对印度河流域其他地方和周围地区进行发掘,结果发现,这一古代文明的分布范围比埃及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要大上好几倍。它地括一块每边长约1000哩的三角形地区,以印度河口以北、以南海岸为底边,朝东北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山麓丘陵地带。    
对这一文明的了解尚处于初步阶段,进一步的发掘也许会使目前的设想完全改变。追溯这一文明的起源可以发现,它是由本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村社与公元前三千纪初叶从俾路支山区向南迁移到印度河流域的外来农人共同创造的,兼备两者各自的特点。一般认为,这些移民的到来使当地人了解到苏美尔的城市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促进了印度河文明的出现,就象早先在尼罗河流域发生的情形那样。考古学者已在这一伟大文明的三角区内发掘出两座大城市、六七十个市镇和村庄。可以预言,随着进一步的发掘,将会有更多的古代居住地被发现。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织布的。已经驯养的动物有狗、猫、牦牛、水牛,可能还有猪、骆驼、马和驴。与外部世界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属于公元前 230O年的废墟中发现了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在波斯湾的巴林岛上还发现了一些别的印度河流域的产品,这表明巴林岛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流域之间进行海运贸易的一个中间站。    [!--empirenews.page--]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当时是独特的,因为这些城市不是象养兔场那样任意建造的,而是按照一个中央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六至七平方英里。城市布局呈格子型,宽阔的主要街道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各街区约长 400码、宽200码,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区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筑物用的是石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太阳晒干的砖,而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做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11x5.5X2.5英寸和9.2x4.5X2.2英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条不紊的组织似乎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区。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IOOO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且,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连续的传统世上从来没有过,即使在埃及也没有,因而,产生这样一种假说: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城防工事,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但是,这一切毕竟只是推测,而且,在发掘更多的古城遗址,并能释读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之前,始终只能是推测。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书法”——“就象牛犁地一样”。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和详情尚不清楚。迄今为止,普遍认为主要由于雅利安人入侵才衰落;不过,最近有人提出,这一文明也许实际上是为泥浆所淹没的。按照这种说法,地下的火山活动使大量的泥浆、淤泥和沙子涌出地面,堵塞河道,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把摩亨约·达罗全给淹了。几十年后,堵塞河道的堤坝渐渐磨损,河水流过堤坝,大河又恢复原来的水道,不过,摩亨约·达罗的城市已遭毁灭。从摩享约·达罗一层又一层的淤泥判断,这一灾难至少发生过五次以上。最后,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害,使北部的边沿地区十分虚弱,不能抵抗雅利安人的侵略,使南部的边沿地区过于衰弱,不能抵挡本土文化的同化。    
五、商朝    
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繁盛约 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养育黄河流域文明的是一片密集的粉沙细土,这种泥土被称为黄土,它覆盖了从华北高原向东到大海的整个地面。一般认为,黄土是更新世时期的北风送来的,有些地方的黄土堆积得很厚,厚达二、三百英尺。由于其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黄土不逊于世界上任何种植农作物的土壤。而且,由于华北的降雨量不足,黄河流域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流域一样,没有茂密的森林来阻碍只有原始的石头工具的早期农人。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西方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游牧部落不仅大肆侵扰劫掠各文明区,而且还起了传播、交流各种文化的作用(见第一章第 2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商朝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土生土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中东的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般人公认的看法。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    
结果。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商人采用的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这种发展形式在中国每遭到侵略之后便重演,在以后数千年中曾重演过多次。商朝文明由诸多成分组成,如大麦、小麦、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无疑将发现,它们最早发源于中东。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东亚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与外来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以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代。    
独特的中国文化有不少特点,一个特点是养蚕和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织品;另一特点是避免将牲畜乳汁供人消费之用——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乳汁和乳制品是欧亚大陆各游牧部落的主食品。祖先崇拜从最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象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堂。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承,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了。    [!--empirenews.page--]
商朝的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商朝崇拜祖先、祭把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礼器的体积大小不等,形状各式各样,有四足大方鼎、各种酒坛、精致的酒杯、奇特的船形调味汁壶,还有动物头像和纪念用的假面。这些青铜制品的表面价有丰富多彩的几何形花纹和许多真实或想象的动物图案。虽然这些花纹图案与西方各地的截然不同,但与南太平洋和太平洋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图案极相类似,因而被公认为是一种太平洋区域的图案。    
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幸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多发现于龟甲兽骨上,过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田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将用火烧得通红的小棒子按在这些切口上,使其产生裂缝。卜人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方向来判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情况。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许多能幸存下来,不仅揭示了商前的文字,并使我们能了解到商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情景。    
商朝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政治机构。商朝在其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是不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好多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机构相比的。因而,管辖各地区的世袭的贵族家族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主要取决于统治者本人的所作所为。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而且,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拿的只是一些轻武器,象两匹马曳引的战车和冲锋陷阵时穿戴的青铜盔甲,只有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其尖锐。只要将结构复杂的宫殿和商王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置放在陵墓里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制的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商王死后还要屠杀许多人殉葬,通常一次要杀死几十人。现在还不清楚,让这些不幸的人——大概是奴隶或战俘——作牺牲品,究竟是为了抚慰复仇之神,还是为了让他们充当死去的君主的奴隶和妃妾。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编 (三)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 3500-1000年)    
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为众多。……     
——伊本·赫勒敦    
第六章    
古代文明的结束     
无论哪个文明中,都有不少诗人和思想家在回顾过去时流露出思慕之情。他们把史前时期的人看作是“高尚的野蛮人”,未占染上文明的腐败影响。很久以前,当人类生存的第一个精采篇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有好些诗书讴歌了美好的过去,说那时的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可以自在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从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直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悲惨时代,勾画出人类命运每况愈下的过程。    
原始人极其幸福的观念是以某些史实为基础的,这一观念普遍、长期的存在也可表明这一点。尽管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其“类型”即看待生活和处理生活的方式彼此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基本方面是极为相似的。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新的阶级社会代替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社会变得极其脆弱,极易遭受游牧部落的侵略。本章的目的就是分析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和公元前二千纪时为后来的古典文明奠定基础的一次次大规模入侵的情况。    [!--empirenews.page--]
一、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    
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论,文明之前的部落成员对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但是,当部落成员成为农民时,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再是不受约束的,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虽然他们须履行的义务因地区而异,但最后结果无论哪里都一样。在向国家、祭司、地主和高利贷者支付一定的劳动成果之后,剩下的几乎总是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因此,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古代文明及以后各时期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    
这两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一位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农人、工匠的不幸与有学问的书吏、官吏的幸福作了一番对比。他说: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史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象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于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卷缩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的功夫也没有。他匆匆地从这家转到那家,兜揽活儿。就象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象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用心学习吧。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学习相比。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    
文明的到来也使政治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们无论就其内部或外部,受到的种种限制都是发展不完全所引起的。但现在,部落首领和年长者已为国王或皇帝和遍布各地的官吏——如宫廷大臣、省或地区的官员、法官、办事员和会计等——所取代。和帝国政府紧密勾结的是祭司集团,祭司集团也是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前的巫师只是“业余的宗教职业者”,而现在替代巫师的祭司则成了“专职的宗教职业者”。这就使官方神学的产生和祭司集团的形成成为可能。神学和祭司集团都是为加强世俗秩序服务的。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领袖以神的制裁力和神的种种属性。美索不达米亚的艾沙库( ishakku)被认为是城市之神的副摄政,而埃及的法老则被尊为“活神”。神权和世俗权力相结合,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现状;因为很少有人敢冒着今世的迅即处罚和来世的永久惩罚的风险而图谋不轨。    
至于文化方面,由文明引起的变革也是根本而持久的。过去,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一向是自发而单一的。所有的村民都有着同样的知识、共同的习俗、一致的看法,所保持的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决定。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新社会。除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书吏的文化——书吏通晓神秘的书写艺术,祭司的文化——祭司知道天国的秘密,艺术家的文化——艺术家懂得怎样绘画和雕刻,商人的文化——商人与在沙漠和大海以外的所有地区交易货物。因而,文化不再象过去那样是单一的。被称为“高雅”和“低俗”的两种文化开始发展起来。高雅文化见于城里的学校、寺庙和宫廷;低俗文化见于各村庄。高雅文化由哲学家、神学家和学者用文字传世,而低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以口语相传。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通常被忽略,因为我们信赖书面资料;书面资料自然只强调各种高雅文化的存在及它们各自的特点,而对各文明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同时并存这一同样重要的事实,则往往略而不提。为了充分了解人类自文明以来的经历,不仅须将各文明综合起来考察,而且还得一个个分别加以考察。用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话来说,必须“从村后溜进村子。……”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到处都会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成员已为农民所取代;而文明世界各地区的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自苏美尔时代迄今,又是完全相同的。虽然他们的肤色也许是黄的、白的或褐色的,种植的农作物也许是稻、小麦或玉米,但是无论哪里都如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所指出的,“农民们保持着稳定的一致性。”    [!--empirenews.page--]
各地区的农民都掌握了大量的与农业有关的实际知识,即关于天气、植物种植、动物饲养、燃烧方法和发酵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各地区的农民也都把从事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好的美德,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他们都渴望能拥有一小块土地、几头牲畜、几样简单的种田、做工的工具,因为这意味着独立和安全为了获得独立和安全,所有的农民都顽强地抵制外来的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来自地主,还是来自当代的集体。不过,村落里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正好与农民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相抵消。好的邻居总是乐于同情和帮助那些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总是乐于参加造房子、生火、庆祝丰收节日和其他社会活动。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矛盾和紧张的。一方面,农民们有一种优越感,认为比较起城市生活和城里的各种职业,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更合乎道德: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都受城市的支配。从城里来的地主、税吏、祭司和士兵,傲慢自大、武断专横,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农民们将艰巨的劳动理想化了,而显贵们则把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卑贱的,只适合于一无所能的平民百姓。虽然显贵们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智力出众、品德高尚的缘故。几千年来,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在欧亚农民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们变得卑屈、顺从。而那些不甘屈从的农民,总是立即在肉体上遭到士兵们的打击,在心灵上受到祭司们的伤害。这一切给人留下的伤痕从下面这段报道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这段报道描述了在荷兰官吏面前,当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打躬作揖,而巴布亚部落民却直挺挺地站着。    
一名荷兰官员走进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巴布亚人的两个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见荷兰官员,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两个巴布亚人却抬起头,微笑着,依旧坐在那里。    
一天晚上,约九点光景,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旅馆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一杯啤酒。过了五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寻思,借这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的习俗的丛林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错。    
丛林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有一人发表意见说:    
“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我们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富有经验的荷兰官员,到了新几内亚就得使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是进入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已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并被当作主人看待。    
在新几内亚,根本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官府。除了各种守护神和神灵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缉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相信,见了长官,弯腰驼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城市革命和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见第三章第四节)。税吏、祭司和地主强征的税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大河流域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证据。“毫无疑问,从新城市的面积比在何原始‘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面积更广阔,从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们所做的惊人工作中,也可得出这一结论。”    [!--empirenews.page--]
生活水平也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教俗君主、高级教士和高级官吏们享有部落酋长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饮食、昂贵的衣服和陈设华丽的宅邸。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吏和教士也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同样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众——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从物质方面看——某些方面的境况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从波斯湾运到拉加希、从阿拉伯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在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    
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的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    
诚然,这些宝贵的成就只是使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归根到底为高雅文化付出代价的多数人,得到的好处则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曾取得不少进步。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现在能与少数人一起受益。在那漫长的中间阶段,村落的低俗文化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各种高雅文化,在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诸方面,都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第三篇和第四篇中论述,以下各节论述古代文明没落、衰亡的情况。    
二、游牧民进入历史    
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    
诸帝国这种大规模的兴亡交替,在历史长河中不止发生过一次。这就提出了原因何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欧亚大陆政治败坏、社会离析,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力量的侵入?要肯定、确切地回答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极困难的。为稳妥起见,虽然可以把内因和外因都说成是决定事态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这样做,要确切地弄清欧亚各地区内因和外因各自所起作用的程度,则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内部的虚弱。由于铜和青铜昂贵而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之顶。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    
铜和青铜的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象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那样经久耐用。技术进步的停滞也阻止了生产率的提高。英国考古学家 V·戈登·蔡尔德写道:“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1000年里,人类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发明和发现,也许多于公元16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1000年里,如前所述,人类学会了利用风力和畜力,发明了轮子、书写艺术、灌溉技术和冶金方面的化学工艺(见第四章第二节)。相形之下,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中、还未爆发过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中,可资比较的发明只有冶铁技术(公元前1400年)和字母文字(公元前1300年)。    
按照 V.戈登.蔡尔德的意见,技术进步趋于停滞的原因之一,在于前一节中提到的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破坏了促进技术改革的因素。因为虽然统治集团可获得大量的佃户或奴隶这种听话的劳动力,但佃户或奴隶在产量的增加只能使其他人得益而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发明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最近,一位印度村民在向美国传教士发表议论时指出,由于社会不平等而阻碍技术改革的情况至今仍存在。他说:    
新来这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多疑、顽固、偏狭、落后,有着拒绝变革的一切持点。其实,这些特点并不是我们自己所乐意具备的,而是先由经验强加于我们的前辈;前辈的告诫,加之我们自己的经验,使我们也具备了这些特点。拒绝变革是我们学会保护自己用的盔甲。如果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接受别人提供的新思想和新习俗,我们也许能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一有进步,贪婪的世界便会把眼睛转向我们。那时,我们的命运将比以前更糟。……去年春天,巴拉的兄弟从你们的展览会上得到的那张犁是比其他犁要好些。那张犁很轻,和我们的犁一样,用来犁田是挺不错的。可是巴拉的兄弟不敢用。因为他很富裕,很怕别人看到他愈来愈富裕。这在你看来也许是愚蠢的,可我们对他的谨慎毫无责怪之意。    [!--empirenews.page--]
除内部的虚弱外,还经常有外来的游牧民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 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 -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以难民的身份,或者以征服者的身份,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亚人进入中亚,以后又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后面向西推进,直到13世纪,侵占欧亚大部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    
由于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西部请民族的种族组成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少在西至里海的地区内,由原先的高加索种人占优势变为由蒙古种人占优势。这一转变自公元前一千纪末叶开始,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此后,操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用西方的技术装备自己,先是凭借滑膛枪和火炮,后又依靠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发展趋势转到相反方向。    
闪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地区。他们最早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他们的历史也是由接连不断的浪潮似的迁移构成的。早先,闪米特人用驴作运输工具,到公元前 1100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象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的文化那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闪米特的许多部落后住到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而且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掠这些城市。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因为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过,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    
马的驯养和较迟的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两个十分重大的发展,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者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5000年前后。不过,在早期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所能得到的动物仅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漫,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做法后又向北传到产有野驴和野马的俄国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这两种动物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成国南部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四吋),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象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元前二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驾车作战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跟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    [!--empirenews.page--]
到公元前二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可以直接骑人。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殴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 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对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来说,骆驼的作用不亚于马。骆驼有两种:阿拉伯的单峰骆驼和大夏的双峰骆驼;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这两种骆驼都能在即便是驴也会饿死的地区生活,都能依靠驼峰里贮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里贮存的水不吃不喝地行走几个星期。最早驯养骆驼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到公元前 1000年时,穿越中亚和中东的沙漠地区的交通运输已全靠这种‘沙漠之舟”。    
铁矿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这一技术直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才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 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冶铁技术之所以出现得晚,主要是由于冶炼铁矿的工艺与冶炼铜和铜合金的工艺根本不同。    
冶铜时,金属溶液沉于炉底,而熔渣浮在上面。冶铁时,至少在古代熔炉所能达到的温度范围内,铁不能完全液化,而是形成一种灰色的多孔体,技术上称之为铁块。反复锤打炽热的铁块,能使其成为熟铁,这一发现来得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新金属比起当时已能冶铸的铜和青铜来,决不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不易铸造,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其锋刃较易失去。后来才发现,将铁反复锤打、加热、投入冷水(淬火),并与木炭即一种不纯的炭接触,可以使其坚硬。当时所须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金属,而且还包括一种崭新的冶金术——对此,凭以往经验行事的早期铁匠毫无准备。    
虽然改进治铸方法后铁比过去坚硬了,但仍然很易生锈。不过,这一缺陷由于铁矿较之铜和锡分布远为广泛、制铁成本相应低廉,而得到补偿,而且,这种补偿已超过缺陷本身。这意味着,现在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业范围扩展到从前石斧所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见第七章第一节)。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象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游牧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三、游牧民对中东的入侵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民发起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 1700至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至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最终结果,除中东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毁。中东例外,并非因为它没有遭到入侵;实际上,由于中东的地理环境使外界易于进入,中东地区遭到入侵的次数最多。虽然中东的帝国一个个迅速地崛起、迅速地衰亡,但中东文明本身依然经久不衰。一个原因是,中东的文明由来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较深。另一原因是,到公元前 1700年,中东已有许多极为广阔的地区达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毁。最后,入侵中东的通常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来的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在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约公元前 2000年时,印欧语系的赫梯人可能是通过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他们与当地请民族联合,在以后若干世纪中,建立起一个包括叙利亚大部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约公元前1590年前后,他们还攻掠巴比伦,不过,从未能在美索不达米亚立足。喀西特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东面扎格罗斯山脉的另一个印欧部落。他们利用赫梯人对巴比伦的攻掠,占领了这个古老的都城,建立起第三巴比伦王朝,达数世纪之久(公元前1600-1100年)。还有一个入侵部落是胡里安人,圣经上称为荷里特人,显然来自亚美尼亚高地。他们在巴比伦帝国的北面即亚述地区创立了米坦尼帝国,约公元前1500年时臻于极盛。胡里安人接受了大量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并将其传布到包括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在内的周围请民族中去。即便是得到环境的很好保护的埃及,在这混乱的数世纪内也未能免遭伤害。从公元前1720年到1570年,埃及为外来的入侵者喜克索人所统治。喜克索人是由一些种族成分复杂,不过主要是闪米特人的游牧部落组成。他们凭借马拉的战车、笨重的剑和护身的盔甲,以尼罗河三角洲为根据地统治整个埃瓦不过,他们一直被视作来自“亚洲的”外国人而遭到仇视。    [!--empirenews.page--]
到公元前 1500年,第一次入侵浪潮在中东平息下来。占压倒多数的土著民族展开了驱逐侵略者的斗争。埃及人采用喜克索人的作战技术和武器,于公元前1570年将喜克索人逐出国境,建立了第十八王朝,从此埃及历史进入新王国时期。经历了这次外来统治之后,埃及人以拓疆扩土的方式来求得自身的安全。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他们控制了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其势力范围甚至还远达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允许当地统治者王位不变,但权力皆由埃及驻军和高级指挥官执掌。同样,亚述的土著领袖也成功地推翻了米坦尼帝国,进而征服喀西特人,建立了第一个亚述帝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结果,在中东形成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 1200年前后,第二次蛮族人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虽然新入侵者的破坏性不及第一次的入侵者,但给中东留下的印记却是永久性的。由于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长年征战不休,财穷力竭,不得不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撤走。所以新入侵者得到了很大好处。有三个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安家落户,并在那里建立了重要的工商业中心。阿拉米人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象腓尼基人发展成为海上商道的主人那样,他们以大马士革为根据地,当上了陆上商道的主人。希伯来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由于他们的宗教,他们注定将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东面的其他入侵者如印欧语系的梅德人和闪含语系的加勒底人正在向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渗入。    
约公元前 1100年,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第二亚述帝国形成。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使亚述人能稳步地扩展他们的统治。到公元前七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向南远至底比斯的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梅德人和加勒底人结成联盟,与北面的西徐亚游牧民一道,摧毁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尼尼微被攻陷之后的短短时间里,梅德人和加勒底人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崩溃后的遗产。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巨人——波斯帝国,它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与梅德人有交往,并受过其统辖的波斯人,首先击败了他们过去的霸主,然后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 550-529年)的率领下,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频频进犯小亚细亚,并蹂躏了巴比伦尼亚的加勒底帝国。在居鲁士死后的十年里,他的后继者们征服了西方的埃及和东方的印度旁遮普。于是,波斯帝国臻于极盛期,其范围从尼罗河伸展到印度河和更远的地区。整个中东处于一国的统治之下,蛮族部落受到有效的抑制。    
尽管在这些漫长的世纪中入侵的骚乱不断,王国和帝国一个个不断地崛起和衰亡,其统治者也换个不休,然而有一个颇有意义的事实始终没变,这就是:文化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如前所述,政治结构的破坏,并不意味着中东文明的灭绝。相反,请入侵蛮族由于受城市奢侈生活的引诱,由于需要当地书吏、官吏和祭司的合作,很快就适应了其臣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亚述人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下面这段分析中可清楚地看出来。 	…亚述人以及继其之后的巴比伦加勒底人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古代文化的保护者。这是他们为自己选派的角色,也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角色。伟大的亚达国王亚述巴尼拔曾搜聚一大批藏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文学名著。这笔有关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重要遗产通过数千片楔形文泥版保今下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今天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神话和伦理方面的知识就是从这样的泥版发掘物中得来的。…文化的连续统一性也在亚述人和加勒底人所信奉的众神身上显示出来。这些神实际上就是过去的苏美尔人的天神、大气之神和土神,它们仍保留着原来的名字。…亚述人在艺术方面有杰出的成就,他们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了先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形式和传统。虽然亚述人石块的来源极为丰富,但他们的建筑物,包括神庙,大多是仿效较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砖块砌成。……亚述人的艺术,尽管是现实主义的,但仍末能摆脱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框框。例如,他们的艺术缺乏透视力,总是从侧面来描绘人物。    [!--empirenews.page--][!--empirenews.page--]
四、游牧民对边缘文明区的入侵    
与中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些边缘地区文化上没什么绝对连续统一的东西。它们的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缺乏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种深度,因而也都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浪潮中被消灭。关于事态的发展过程,现得到的希腊方面的资料比起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地区,要丰富、可靠得多。一个原因是,希腊人和古代中东文明的接触较密切,后者的文献为了解希腊世界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希腊人本身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民族更注重历史,留下了较多的有关他们活动的记录。    
最早侵入希腊的印欧语系的入侵者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 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这些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历未被认为是由多瑙河平原自南侵入希腊地区的,不过,最近有证据说,他们也许是由小亚细亚西北部横渡爱琴海侵入的。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到公元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大量的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由于距克里特岛最近,所以最先进。迈西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迈西尼希腊地区的居留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筑在山顶上,供国王和他的臣僚居住;平民们的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险,平民们便躲入城堡避难。    
迈西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们仿效古时的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可怕的海上力量。他们视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经商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们输出陶器、橄榄油和各种兽皮以换取香料、象牙和珠宝等奢侈品。最后,他们的商品将克里特岛的商品从南意大利、叙利亚和埃及的市场上排挤出去,从而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 15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岛本身。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    
1150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与此同时,迈西尼人在新入侵者多里安人的手下,遭到了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多里安人出现于公元前 120O年前后,他们用铁武器装备自己,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西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复到农业和畜牧的经济状态。黑暗时代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800年造城邦崛起。    
多里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入侵者由此向海外推进,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可能是迈西尼的难民,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渡海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在那里建立起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斯博斯岛,再由此航海到小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希腊殖民地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区,从未能扩张到内地,不过,这些殖民地很繁荣,在希腊人的历史上起了较大的作用。    
现对希腊的这一黑暗时代的了解,比对印度相应的遭受入侵后那一时期的了解,要详尽得多。这部分地是由于希腊人与古代中东文明的接触比印度人要密切。从考古遗物和文献资料中可找到这方面的踪迹,找到了解希腊早期的历史和文化的线索。其中较重要的是希腊人自己留下的宝贵遗产——四大史诗,即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赫希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而赫希奥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这些诗篇展现了那些世纪中原始的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那时的家庭大多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粮食,用羊毛织成衣料。专门经商的都是些外国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岛人。他们时常来,来时总是携带着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贵族用的更为值钱的货物。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有时也为偶尔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弹唱着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    [!--empirenews.page--]
每个公社均由贵族家庭和平民组成。前者居统治地位,并领导战争;后者包括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雇工和奴隶。地位最高的是国王,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指挥战争和领导贵族院会议的才能。偶尔,国王也召集包括全体成年男子在内的民众大会,但召集大会的目的通常是动员人民支持已由国王与贵族们共同作出的决定。这些简单的制度在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印欧语系的部落中具有典型性,表明了希腊城邦的政府机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情景。印度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 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军事上占有优势,即拥有马和战车的部落的蹂躏。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均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其中位于西方的一些部落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而位于东方的一些部落则入侵了伊朗。进入伊朗后,有些部落在那里安居下来,其余的则继续向东进至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的入侵与较后几个世纪里穆斯林发动的有计划有部署的战役不同,确切地说,他们是小群小群地渗入已盛极而衰、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的文明地区。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印度河文明的衰亡,主要是由于雅利安人的猛烈进攻,还是由于地震造成的灾变?目前尚不清楚(见第五章第四节)。但不管原因何在,事实是,公元前二千纪下半期,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情况现了解得很不够,因为雅利安人其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没有大城市,未留下任何有形的废墟和遗迹。因而,可用来设想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据以设想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是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有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而雅利安人留下的是大量以吠陀的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但没有任何别的遗物。    
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于印度教徒来说,正如《圣经》之于基督教徒、《可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也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别的著作也加到这四部吠陀中,获得与后者相似的神圣地位。荷马史诗是了解希腊迈西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资料,同样,《梨俱吠陀》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资料。它共有十卷,收集赞歌 1028首,其篇幅之庞大,大抵与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在一起相当。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暗黑,没有鼻子,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前者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快活地冲锋陷阵,身披金色盔甲,一餐能吃 30O头水牛的肉,能喝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依畜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是国王。同希腊情况相仿,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在某些部落,还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食牛肉,而不将牛作为崇拜的对象;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然无种姓;祭士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之颠。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为社会极为相似,而与较后救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中国    
约公元前 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商文明就是由这种文化发展而来的。外族人侵与商文明的出现,这两者间究竟有何关系,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尚不能给于明确的结论。不过,一般都同意,商文明的出现,不是缘于大规模地移植外来成分,相反,是由于本士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入侵者只是赋予了某种变革性的力量,起了促进的作用。因此,前一章在分析商文明时,说它是世界古代文明之一。可见,战车兵侵入中国北部时,与他们侵入希腊和印度时的情况不同,没有造成明显的文化中止。相反,独特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续地发展为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从商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    [!--empirenews.page--]
这种连续性在公元前 1027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周人曾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所以他们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蛮族”的军事技术的同时,也分享到商的语言和主要文化。因而,当周人侵占中国北部时,中国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中断。文字系统同祖先崇拜、占卜术一起,依旧保存管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武士和农民群众两大阶级;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统治下,变得更为明显。周统治者将所征占的广大领土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们定期到周朝廷觐见述职,不过,这一制度以后渐被废止。随着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日渐衰微,居住在围有城墙的城市里的诸侯们,开始统治周围的农村。    
公元前 771年,周都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继续它的统治。因而,周朝公元前771年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人称为“西周”;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东周”。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仍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的诸侯们要少,所以他们的势力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幸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领导。周正朝还起了高级祭士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当作民族统一的象征。    
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大发展。这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大约同时发展起来。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质是第三篇所要论述的主题。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三编 (一)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 1000年 - 公元500年)    
欧亚的古典文明有几个基本方面和过去的古代文明不同。一是范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欧亚古典文明的范围从大河流域扩展到诸如中国、印度半岛和地中海区域等整个整个的地区。现在,不再是诸大河流域文明被大海般的野蛮状态所包围;相反,是诸地区文明稳步地向外扩展,直到相互连结起来,形成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几乎不间断的文明地带。    
诸古典文明不仅在范围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其特色。和古代文明一样,每个古典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每个古典文明都逐渐发展起一直持续到近代的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诸古典文明的独特风格是如何不同,从下列的中国文明和印度佛教徒文明的不同,点对照表中,可清楚地看出来。     
中国人    
印度佛教徒    
语言    
无屈折变化,表意文字,(书写形式中)主要是单音节;无系统的语法。    
高度的屈折变化,字母文字,多音节,有很复杂的规范语法。    
著作方式    
简洁,隐喻取自熟识的自然界,想象范围有限,具体。    
散漫,隐喻夸张,想象力无限奔放,偏好抽象。    
个人的心理    
不喜欢将人的个性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    
心理分析科学高度发展。    
时间和空间    
有限的,一生,环境,注重一代。    
无限的,注重永世。    
社会政治价值    
家庭主义,世俗权力至高无上,追求美好的社会。    
(在大乘和一般救世主义中)个人主义,宗教权力至高无上,追求非社会的种种利益。     
儒教、印度教、基督教、等级组织和民主政府均来源于古典时代非凡的创造力。这里应特别指出,这种创造力和古代文明时的情况不同,并不仅限于某一地方。古代文明时期,中东是创始力的中心,诸如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生活等重大发明都是从这一中心传播到各地。而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诸文明相互之间则处于均衡状态,它们同等地相互作用。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中东现在落后了,而曾经是边缘文明区的欧洲、印度和中国现在却作出了构成古典时代特色的大部分发明。    [!--empirenews.page--]
从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活动仅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那时以后,一切重大事件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     
——波里比阿    
第七章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首次出现了一个所谓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一个内部各地区正开始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欧亚大陆。拿欧亚大陆约公元前 1500年时的地图与约公元200年时的地图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欧亚核心区的实质(见图6和图10)。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限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地区内,看起来就象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已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不过,即使到古典时代末期,欧亚东端的中国和欧亚西端的罗马帝国仍不能建立直接、正式的联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仍处于早期阶段。这一早期普遍性影响的根源、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普遍性影响的根源    
技术的进步是建立在新的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的基础之上。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真正开始之日起,人类的活动范围就一直取决于它的技术水平。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阶段时,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它的狩猎场所;当人类学会农业。冶金术和造船技术时,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举例说吧,扩大到可包括大河流域的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到了古典时代,技术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和文明的扩展大大超越过去,因而,有了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继续扩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邻接起来,横贯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    
如前所述,冶铁技术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 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见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已经明白,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二千纪末的第二次蛮族人侵浪潮,不过,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器,其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不过,这一阶段来得较迟——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 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经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经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来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    
农业疆域的扩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相应的扩大。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 1000至500年之间的发展,较过去公元前4000至1000年之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率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不仅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欧、季风带的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在构成现成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各种工匠也愈来愈多地涌现,为新起的农业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务,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有不便之处。于是,交换媒介开始发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见的是以贵金属条块,为支付手段。不过,每成交一笔买卖,都须检查贵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贬值。    [!--empirenews.page--]
约公元前 700年,小亚细亚西部的目底亚人开始在贵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物物交换,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其最后结果,大大地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能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如在中国是种桑养蚕,在希腊是生产橄榄油。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较为精良、大型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扩张受到海盗行为的阻碍;那时的海盗行为同陆上的土匪行为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活动。史诗《奥德赛》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半海盗、半经商的探险活动,说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们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渐渐地在经常的大规模航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海路运输比起陆路运输,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在18世纪修筑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是以海路运输为主。    
在公元前二千纪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盛行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到了古典时代末期,情况大为不同,商队的路线已遍绕整个欧亚大陆。除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到中国的次数较少)。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独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后由印度人控制的东南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的社会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级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持,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例如,波斯帝国修筑的所谓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 1677哩。沿途设有111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宫廷信使掉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的全程得化90天时间,而宫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够了。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从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几个世纪后,罗马人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这张驿道网设计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使用中。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精心修筑的交通网是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朝西北方向筑的驿道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长长的丝绸之路相连;有关丝绸之路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提到。主要驿道的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修筑并养护驿道,属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要是他们玩忽职责,将会受到弹劾。印度的御道也很长,从恒河三角洲直达西北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罗,并在那里与西抵中东、北达中亚的商路连接起来。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empirenews.page--]
约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整个文明核心区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因为上述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各自作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各自的发展方向也明显不同。实际上,这些文明的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发展起来的,并在以后数世纪中成为它们各自的特征而一直持续到现代。    
这些观念和制度的特殊性质将在以后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分析。本章余下部分将考察这些文明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考察早期的欧亚核心区的实质。当时的欧亚混血人对各自文明的具体情况相互了解甚少,并未认识到这些文明是平行发展的。不过,他们肯定意识到,历史的舞台正在扩大,生活愈来愈复杂,他们正受到大量的内外各种力量的冲击。因而,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论述从公元前 22O至145年清重大事件的历史时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    
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地区间的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即以下两节的论题。    
二、商业联结    
地区之间的物质联结主要是通过商业,尽管商业并非唯一的途径。这是一个不仅货物往返各地,而且身怀技艺、携带植物的人们也四处漂移的时期。例如,有一封波斯统治者大流士写给他手下一位总督的信可用来说明这一情况。这封信批准了将植物和树从一个地区移植到另一地区的建议。信中写道:“你提出将幼发拉底河对岸的果树移植到亚洲更多的地方,以改善我的国家,这一计划我很赞同。……”当时,交换的范围有多广阔,可由以下事实来表明。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技术方面也发生了相似的交流。水车这一重大发明的传播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西亚的第一部水车是在约公元前 65年、本都国王米思里代蒂兹统治时期诞生的,本都位于黑海南岸;中国的第一部水车是其后不久、约公元前30年制造的。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车无论是从西亚直接传到中国,还是从中国直接传到西亚,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们之间某一未为人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欧亚各地区的这种相互影响和贸易有密切联系,要不是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达到全面繁盛,毫无疑问,这种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会小得多。    
贸易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这两条总的路线决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既靠陆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中的某一条。此外,各条陆路和海路均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通常会使贸易转向其他路线。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岛上那些既能在陆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克里特岛人相比,仅仅是一些外行水手。古代的克里特岛人象希腊神话中的亚尔古英雄,是古代伟大的海上贸易者;他们往来于地中海两端,成为这一内海至高无上的主人。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这一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的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这个操闪语、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来的民族,很快发展起繁盛的中介贸易(见第六章第三节)。他们向东来的商队大宗买进没药、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工艺品,从海外国家进口各种金属、兽皮、谷物、橄榄油和奴隶;而他们自己则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和纺织品运销外地。其中纺织品占主要地位,是用他们自己畜养的羊身上的羊毛织成的,并用从沿岸海生介壳动物中提取的负有盛名的紫红染料加以染色。    [!--empirenews.page--]
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腓尼基人逐渐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越来越向西推进的远航。公元前 11世纪,他们开始与塞浦路斯进行贸易,还在该地建立了殖民地;然后,又从那里向爱琴海扩展。到公元前九世纪末,他们已进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商业据点和殖民地。腓尼基人甚至还大胆地超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的康沃尔,因为那里盛产他们一心追求的锡。胖尼基人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岸的商业据点加的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冒风险的大西洋贸易中的一个小站而建立的。    
从约公元前 11世纪到8世纪后期,眯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大部分。那时以后,希腊人在人口压力的刺激下,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了。他们首先设立商业据点;这些商业据点后来在土地资源许可的地方,都发展成为农业殖民地。尽管殖民地居民们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习俗,但这些殖民地完全不受母邦的控制。因而,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强迫人接受的帝国主义统治。    
希腊的一个主要殖民区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有许多殖民地,以致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在大陆上,希腊人向北推进,远达那不勒斯;在那里,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埃达鲁斯坎人建立了联系。这些埃达鲁斯坎人由于受当地铁资源为吸引,早在公元前九世纪便已前来定居,并发展起意大利最早的城市文明。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虽然受到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腓尼基人的束缚,但还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尬马赛是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殖民地。最后,希腊人发现黑海地区是一块自由地;刚进入黑海地区时,他们曾为事冷、多雾的气候所阻挡,但最终还是大批地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经济上可获得很好的机会: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用自己制造的货物可向居住在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到公元前 5世纪,整个黑海流域已为繁荣的希腊商业据点和殖民地所环绕。    
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正在营建最后从尼罗河流域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曾派一个叫做斯西拉克思的希腊水手率领一支探险队,于约公元前 510年从印度河启航,驶往位于红海入口处的阿尔西诺。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一条运河,似乎还为这一计划的实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大大地繁荣起来,无论就贸易额还是贸易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过了已知的过去。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    
波斯人的工作,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又继续进行下去。他们派出了更多的、地理知识更为丰富的探险队,并在红海沿岸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货物可以通过港口、由陆路运送到尼罗河,装上船,再顺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贸易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诸港口启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再西绕半岛,抵达目的地亚丁或穆哈。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后者用自己的货物交换前者的东方货物,再将东方货物经由红海沿岸请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序幕。这一大发展于公元前不久开始,约持续了两个世纪。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向西面的大力扩张,打通了好几条陆上商路,促进了地区间贸易的最重要一项丝织品的运销。中国在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将在下文阐述陆上贸易时论及。贸易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包括整个地中海区域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绝迹,关税壁垒也几乎全都消除。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    [!--empirenews.page--]
因此,罗马人和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关系都很兴旺。这对欧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影响最为重大的,还是和东方的贸易交往。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公元前一世纪某希腊水手的发现分不开。他发现,季风可用来加快轮船来回横越印度洋的速度(这很可能是一个重新发现,因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知道这情况。季风一词就是从阿拉伯人的季节一词派生来的)。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六月至九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现在,水手们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了,再也无须化费很多时间紧靠宽阔、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 16个星期就够了。    
“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安居下来;这已为印度的文献资料所证实。“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 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诸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即他们时代的马可波罗,还进一步东越印度,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声称自己是罗马的官方使者。这种欺骗,汉朝廷无疑是能察觉的,因为他们带来的帝国“礼物”仅仅是一些早已由商人买来过的、附近东南亚的产品。不过,奉献“贡品”这一行为本身颇讨中国人喜欢,因而,中国人很可能就允许这些西方人装载可致厚利的丝织品而归。    
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似乎预示着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人们也许会以为,在公元 3世纪和4世纪时,欧亚大陆周围诸海上的贸易量会空前增加。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这时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内部动乱迭起,外部遭到了蛮族进攻。不过,虽然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在2世纪以后衰落下去了,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并未因此受挫。在罗马和中国因陷于困境而软弱无能时,印度情况正相反,在笈多王朝(公元320-647年)统治下,正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文明也如同第九章中将提到的,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并对邻近地区和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印度文明对北疆以北地区的影响主要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对孟加拉湾对岸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见下一节)。    
对古代遗迹的考古研究表明,印度和东南亚的交往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公元一世纪时,由于受香料和矿物资源的吸引,前往东南亚诸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印度商人愈来愈多,两地之间的交往也愈来愈广泛。当时的印度文献常提到商人们航海到黄金之地——苏瓦那拜赫米的事,说那地方的人比较原始,主要靠种稻为生,没有复杂的政治组织或较为高级的文化传统:因而,当印度商人和冒险者要与当地的首户通婚,在那里传播印度宗教和习俗,并强行控制他们的经济时,也比较容易做到。这种大好机遇不仅招引来许多商人,也吸引了印度的婆罗门和武士们;结果,印度文化被大规模地移植到东南亚诸岛屿和大陆上,并有许多印度王国在那里建立。    
这一印度化的过程并没有深深地渗透基层。在通常情况下;被印度化的主要是那些受外来移民影响的当地首户;一般村民们除了须交纳新王国统治者强征的苛捐杂税外,他们的生活仍一如以往,没有多大变化。虽然印度的影响有点儿表面化,但范围极其广泛。从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开始,到公元 4世纪时,印度人已在远离印度的婆罗洲和中南半岛站稳脚跟。开始时,那些岛国很先选但将近公元三世纪末时,也许是海盗活动日渐猖撅的缘故,它们落后了。力量中心转移到了印度移民可以沿着经马来半岛到中南半岛的陆路而进入的大陆。    
于是,在相当于今日柬埔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印度王国——坎布贾王国。当时的中国人称它为扶南,他们留下的有关这一王国的记载清楚地反映了它的印度特征。记载中说:“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成员有 1000多个。人们奉行他们的教义,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许多婆罗门成员因此在那里居留下来。他们日夜攻读宗教经典。……他们用青铜制作神像。那些有两张脸的神像,都有四条胳膊;有四张睑的神像,都有八条胳膊。每只手上都拿着一些东西。”    [!--empirenews.page--]
以上所述,可说明东南亚大印度的性质。显然,大印度的情况与早数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区域的扩张颇为相似。都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辽阔的海岸地区设立据点,然后将本国的制度移植到那里。不过,当地居民既没有全部希腊化,也没有全部印度化;最终,倒是那些殖民地全被同化,仅留下了一些地理名称和建筑物遗址作为缅怀往昔事业的纪念品。对于欧亚地区的历史来说,大希腊和大印度的意义在于它们为扩展文明的疆域作出了贡献:前者将文明从巴尔干山脉南部扩展到直布罗陀海峡和俄国南部;后者将文明从印度南部扩展到婆罗洲和中南半岛。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护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国家当局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衰萎。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这些世纪中贸易的发展趋势便可明白。由于技术进步和文明核心扩大的缘故,显然,总的趋势是贸易量上升。不过,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时有升降波动,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例如,在欧亚西部的西徐亚帝国、欧亚东部的中国诸朝代和囊括欧亚大部分陆地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帝国强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贸易获得迅速发展。    
关于最早的陆上贸易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极少。不过,有位生活在公元前 6世纪或7世纪的希腊商人所写的见闻尚有片断保存下来;这位商人名叫阿里斯蒂斯,他声称曾与西徐亚海队一起东行,远至中亚的天山山脉。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写了一篇详尽的、有关西徐亚人的文章。西徐亚人是个挤马奶、住马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700年至200年时,统治着顿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大草原。希罗多德列举了西徐亚人的各个部落,描述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可见,西徐亚人的详细情况他能掌握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徐亚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邻,两者之间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凭借所控制的广阔内地的丰富资源,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腊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    
公元前 4世纪和3世纪时,西徐亚人的势力由于来自东方的新的游牧民入侵而大为衰弱。随着继起的混乱状态,长途贸易不复存在,直到二个多世纪以后才恢复。这一次,促使长途贸易恢复的动力来自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他们正在将自己的统治远远地向所谓的“西域”即中亚扩张。其目的是为了反击他们最危险的游牧邻居即欧洲历史上所说的匈奴人。在那时以前的数十年中,中国人对匈奴人一直是采取宠络的办法,赠送了大批的礼物和金钱;而现在,则完全改变了这一“羁縻”政策,代之以在中亚寻找盟友,共击匈奴。    
公元前 139年,伟大的汉武帝派官员张骞去寻找、联络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定居了下来。由于新地肥饶,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愿东来再与强大的匈奴为敌;汉使者见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国,不过,随身带回了过去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中国随后在中亚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    
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胜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中国人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赛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中国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这样,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 1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组织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    
这时,贸易紧跟在胜利的中国旗帜之后。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证,人们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团的活动而大为发展。各国使团出访时,根据当时的风俗,携带本国特有的物产作为礼品。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习惯和欲望,为私人经商打开了通路。对于中国丝织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 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流浪,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empirenews.page--]
这些货物由商队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运送。“丝绸之路”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逾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王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它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今日伊朗)的中间人。中国人和罗马人对建立直接的联系都很关心,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帕提亚人对阻止这一联系的建立也同样很关心。这可由中国使者甘英的经历得到说明。公元所年,中国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当他到达波斯湾时,据中国官方记载说,那里的帕提亚人告诉他:    
大海烟波渺茫,浩瀚无边。顺风时,渡海可能三个月就够了,但是,碰上逆风的话,也许得费时二年。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备足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还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甘英听说这话,停了下来。    
帕提亚人不仅夸张取道海路的种种危险,而且也不提前往叙利亚还有更为直接的陆路可走,就这样,把那位使者哄骗了回去。从中国的官方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已意识到这一情况;记载中说,罗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国来,但安息人‘    
帕提亚人’    
想用中国的丝织品和他们做买卖,因此,就切断了罗马人前往中国的交通”。罗马人对此进行了报复,为了将牟取暴利的帕提亚中间商排除在外,他们积极开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贸易。于是,愈来愈多的商队不再取道西去的丝绸之路,而是向南经过和田前往印度西北部诸港口。候在那里的“罗马”商人接到货物后,在季风的帮助下,将它们迅速地运过印度洋,至红海诸港口卸货。    [!--empirenews.page--]
这一贸易其规模之大,竟使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宣称:“昔日仅限于贵族使用的丝织品,现已不加区别地扩大流传到社会各等级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级。”无疑,这话言过其实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身居要职的罗马人见到大量黄金因支付受人欢迎的中国丝织品而东流,大为惊恐。    
公元二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贸易渐渐衰弱;不过,并没有完全枯萎。中国仍在生产丝织品;丝绸之路沿途的那些沙漠中的绿洲城市仍在竭尽全力地维持它们曾借以致富的贸易西方消费者的需求仍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甚至在 5世纪罗马陷入蛮族之手以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个伟大的帝国首都一般,需求看惯常的各种奢侈品。据说,公元401年,为年幼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举行基督教洗礼时,“整个城市[君士坦丁堡]被笼罩在花环之下,到处都用丝绸、金光灿灿的宝石和各种各样的饰物装扮起来,其装饰之华丽,无人能加以描绘”。    
不过,罗马政权的衰微使中间人牟取暴利这一多年老问题更为突出。 3世纪时,阿比西尼亚人的阿克苏姆王国控制了红海,对海上交通强征很重的税。同样,公元226年以后,在萨珊王朝而不是帕提亚人统治下的波斯人也充分利用了他们对陆上交通的控制。5世纪时,拜占庭帝国政府对丝织品的进口实行了国家垄断,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集体谈判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中间人。到6世纪中期,这一问题终于由拜占庭人予以彻底解决,他们成功地将一些放在桑叶上孵化的蚕卵从东方偷运回国;于是,丝绸工业在叙利亚开始发展起来,并传播到希腊和地中海西部地区。西方不再依靠来自中国的进口货,丝绸之路渐被废弃。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突然兴起,给陆上贸易以最后的打击。 7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并在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击败了中国人。于是,中亚成为穆斯林的天下;而且,在以后好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随着陆上道路给最后关闭,贸易转移到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时,才有了再一次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empirenews.page--]
综上听述,尽管贸易方向发生过各种转变,但有一基本事实始终未变;这就是古典时代与早先的古代时期大为不同,其贸易范围和贸易量都有了质的提高。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还是在欧亚大草原的某些地带,其贸易范围都不再限于单个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这些构成了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经济组成部分,下面一节将考察这一核心区的文化方面。    
三、文化联结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或者说,不是相互独立的。印度文化移植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印度商人;同样,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印度佛教传布中国的过程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而中国汉朝时期最重要的怫教中心洛阳城之所以闻名天下,则与它是“来自西域的蛮族商人”的聚居地分不开。    
不过,各种文化运动有它们自己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以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美索不达米亚的结构复杂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族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 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形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经过一些改进后,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由拜占庭人向东传播。    
字母文字的意义就在于它打开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从前仅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自然是取回避的态度,他们继续使用传统文字,几乎一直到公元。中国因与世隔绝,也仍然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的,经过几次改进,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欧亚其他地方,都采用字母文字,只是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各自不同的语言。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哪里,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的到来而不断扩大的裂缝虽然没有被完全地或大大地弥合,但多少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种现状一般是支持的,他们在国家中居垄断地位,因而,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书吏们不仅对传统的爱国和知识表示亵渎,而且在国内煽起了某种骚动。    
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带有全盘性的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分解,并入拥有各自独特的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的地区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处可用、悦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性等级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则成了不合时宜、不受人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具有普遍性影响的早期阶段,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更有影响。    
不过,后者的确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如希腊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将近古典时代末期兴起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怫教,也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个团体,而是要求全体人类皈依它们。    
先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人的“ Hellas”意即“希腊”一词派生的。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以后;又为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希腊士兵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从而,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成群地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empirenews.page--]
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并于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 3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还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虽然地统治下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了,都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柯因内语成为整个中东的共同语。这种语言比古典时代的希腊语简单,所以,那些已希腊化的土著学起来也比较容易。中东请民族中受同化程度最高的是小亚细亚的一些民族,它们已忘却自己的本族语,操柯因内语。在其他地方,希腊的生活方式、娱乐活动、铸币和各种艺术也已为城市的上层阶级所采用。    
面对这种情况,希腊人的世界主义日渐发展,他们开始尊重过去一直称之为蛮人的外国人。早先,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国王入侵亚洲,主要是受了希腊学者伊索克拉底的怂恿,想把亚洲诸民族“从野蛮的暴政下解救出来,置于希腊的保护下”。而亚历山大死了几十年后,情况大为不同,希腊的另一位学者埃拉托色尼撰文批评了那些“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蛮人两大等级”的人,他说:“较好的做法是根据善与恶来区分人类,因为希腊人中也有许多卑鄙小人,而蛮人中也可找到不少高度文明的人;只要看看其政治制度极其完善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即可明白。”到公元 1世纪,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声称,亚历山大“是受上帝的派遣,来当所有人的统治者和调解者”,“他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把居住地看成自己的祖国。……。    
希腊文化的影响向东扩展到印度北部和阿富汗的大夏和粟特。如前一节所述,这些王国在沧亡于来自蒙古的游牧部落大月氏之前,曾繁荣了几乎两个世纪。这些深入亚洲中心的希腊文化的前哨基地对周围请民族产生了一种世所公认、范围广阔的影响。首先发生影响的是用高明技术制作的希腊硬币,这些硬币实际上导致了印度铸币的产生;接着是称为《弥兰阳王问经》的佛经(弥兰陀即大夏的希腊国王,统治古印度西北部),它将希腊的对话体裁引入印度文学。在语言方面,有许多希腊词,包括马嚼子、钢笔、墨水、书和矿等单词,被并入梵文。在科学方面,也有一些希腊词作为术语,被收入印度的星占学和医学。    
希腊文化对一个被称为犍陀罗的宗教艺术流派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犍陀罗原是印度西北部一地区的名宇,该地区曾在希腊统治之下。犍陀罗艺术的主要作品是佛陀像和描绘佛经中各种场景的浮雕品。犍陀罗的佛陀像酷似希腊的阿波罗神,与印度其他宗教的佛陀像有显著差别。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强调精确地表现人体解剖上的各种细节,如描绘各块肌肉、添上胡子等。后者是理想主义的,更注重精神的表现而不是外表的相似。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的情况,可以沿着早先由商人以及佛教朝圣者踩出的丝绸之路了解到。佛教雕刻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自然,变得简朴、抽象;但原先的希腊现实主义仍表现在如衣服的裙子一类表面细节上。因而,希腊艺术风格明显地影响了伟大的亚洲各文明。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更不用说亚洲其余地方了。其根本原因是,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仍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未能经过几个世纪仍幸存下来。当中世纪穆斯杯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小岛似的希腊文化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要不足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长远影响,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    
早在公元前 6世纪,罗马人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直到3世纪起,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柔软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主厨。当上层阶级的罗马人听到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雄辩和演说时,眼界大开,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在他们面前展现。    [!--empirenews.page--]
希腊人给那些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 1世纪,送年青的罗马人到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希腊文学作品有极为强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罗马人在文学方面未能有重大建树。开始时,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给优美的希腊诗歌、戏剧和散文所迷住,满足于翻译或模仿希腊原作;渐渐地,罗马贵族要求文学作品能以罗马人的生活为主题,能表现罗马人的生活理想。于是,一个民族文学开始产生,不过,无论是在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的“黄金时代”,还是在塞内加、塔西伯、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的“白银时代”,这一民族文学始终带有源自希腊的印记。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外观有最明显的影响。希腊建筑的特点是设计简单、比例相称、装饰完美。虽然这些特点已由巴罗克式的富丽堂皇和庞大的规模所取代,但希腊的陶立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这三种石柱的形式仍被采用。建筑物都用雕塑品装饰,这些雕塑品最初来自希腊,是作为战利品用货车运回国内的,以后由本地的艺术家仿制。因而,意大利的城镇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影响之下的相同的外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从这一角度看,罗马的“陷落”也可说成是希腊文化在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面前的退却,就象它在中东与穆斯林相遇时的后撤一样。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前者争取到了整个欧洲,后者赢得了大部分亚洲。这两大宗教获取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之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信徒的日常生活施加有力的影响。    
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较后几个世纪里特别吸引人。在那几个世纪中,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中心大城市,情况更是如此。城市里许许多多人感到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对这些人基督和大乘怫教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它们也给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残、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国,在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适合时宜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均没有这些特点。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 12世纪崇泰耶和华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的《十诫》中的第一条。这一条的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说,他是以色列孩子的唯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的、超俗的,不如说是社会的、注重道德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只是,人类应该“追求正义、援救被压迫者,识别生父不明的人、为寡妇辩护”。    
但是,从公元前 6世纪起,犹太教徒在波斯人和其他一些统治者的宗教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此外,他们也受到了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的影响,这些犹太人长期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解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徒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信仰——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将堕入地狱,遭到永久的惩罚。    
不过,基督教在耶稣生前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不久这段时间里,仍然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教徒。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来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宗教,一个既为犹太人,又为非犹太人的宗教。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能吸引少数犹太人,而且能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empirenews.page--]
因此,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迫害,仍稳步发展起来。公元 313年,基督教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受到宽恕,399年,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官方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由传教士在600至800年期间,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中;在800至1100年期间,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中。以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九章第二节将要提到的,它是在印度人明显地反对不公平的种性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过程中产生的。佛教的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约公元前 563—483年)原属释迦族,贵族出身,因苦恼于在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而舍弃优选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飘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澈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佗,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四大真理是:( 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意为“无为”、“寂灭”。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佛陀死后,他的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支配宗教信仰的教团。这些教团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虽然僧侣们对此很满意,但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难以做到。因而,与“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即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是“大”了。它兼容并包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以及人们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它和原先的偏好默祷有点不同,采用了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训条。于是,只要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义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世故不深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天国中的来世,而天国是很有可能进入的,只要乐善好施便行。    
由于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得救,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 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锡兰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其传入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中国皈依者最为得力,他们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国内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    
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以后,又传入西藏和蒙古。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象上述这种情况,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阶段都未发生过,它体现了这一地区历时许多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的一个方面。    
佛教取得这些成功后,在许多国家里衰落下来。在中国,约 700年时,佛教臻于极盛,但此后,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敌视,很快衰歇了。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民族经济,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从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据官方记载,841至855年期间,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庙40000余个结拆毁,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15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个宗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见第九章第二节)。不过,在锡兰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后期和中世纪初期,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为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大陆,从而,使整个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力量的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而且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东西也是由传教士在传布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义,还有罗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以上所述,就是这些强有力的“文化联结”对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empirenews.page--]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创始力的中心。正是中东,在那一段时期里对人类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冶金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犹太教,而且还有琐罗亚斯德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过去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有过很大影响。而且,由于锁罗亚斯德教试图用光明、真理和正义等原则来取代当时盛行的波斯人的粗野习俗和迷信,因而,作为一种崇高的宗教信仰在宗教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不过,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有位权威人士写道,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的入侵浪潮之后,“古代近东的创造力似乎缩小了……大体上,我们看到的,(那时的古代近东)只是在整理和巩固已获得的知识。”古典时代时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留到现在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诸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论述这些地区的文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三编 (二)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 1000年 - 公元500年)    
雅典的学生已成为其他人的老师;雅典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表示一种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第八章    
希腊和罗马的文明     
在论述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最冗长的一章。原因在于,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截然不同但互有联系的文明合在一起叙述,而其余两章则分别叙述单一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笔者之所以这样分,是由于古典时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发展根本不同。确实,这些文明早先都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扩展到囊括整个周围地区——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七章第一节所述,铁制工具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为商业和殖民地拓展扩大到新的海岸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文明的扩展成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从属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区,而西方则不同,罗马由于发展起军事上的优势,因而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上,而且还征服了古代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征服过程中,罗马使西方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然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腊和罗马这对姐妹文明的历史和性质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形成时期,公元前 800-500年    
公元前 12世纪,随着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见第六章第四章)。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限于爱琴海区域。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改变了。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等级起来向贵族阶层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形成时期希腊世界的全面转变,为后来的古典时代打开了通途。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座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来更多为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气勃勃地独立不移。    [!--empirenews.page--]
开始时,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是,到公元前 8世纪初,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事之。到5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见第七章第二节)。    
这些发展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殖民地用部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希腊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因而,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对制造业的促进也是很大的,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地,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确还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 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欧洲 19世纪的经济革命促进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革命。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起也发生了相同情景。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度日。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群众吵吵闹闹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6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缘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报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一起,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 7世纪时,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力而进行统治,并且不感觉到受道德谴责的人。实际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不过并非总是如此。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约公元前 1000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为希洛人。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不过,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且无法避免的。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国家组织得象一个军营。一切都得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遗弃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许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到兵营里受训练。所有年不满60岁的男子都得受军纪约束。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些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一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们对写剧本、雕刻头像或系统地阐述哲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empirenews.page--]
在此期间,雅典人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住宿在怀有敌意的居民中的一伙人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来朝民主化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 594年,所有各派别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梭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是简单而又严厉的。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变成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很有限。另外,还规定富裕商人可担任执政官;还设立新的、更受欢迎的陪审法庭来代替贵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权力。总之,梭伦的贡献在于,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    
梭伦改革之后的 30年里,由于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因而充满了斗争。虽然奴役这时已是非法的,但贫民们发现谋生仍很难。同样,贵族们虽然多少受到些约束,但仍能阻拦人民立法。在这种情况本,约公元前    
5用年,庇西特拉图使自己成为雅典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30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帮助。庇西特拉图死后,他的儿子继位为僭主,昏庸无能,所以斗争更为尖锐复杂,直到约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并握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已出现民主政治,而斯巴达仍是一个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军事化社会。    
二、古典时代,公元前 500-336年    
期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为悼念公元前 431年在和斯巴达人的战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辞中宣称:“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这番自我夸耀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这是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黄金时代,与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同义。    
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居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此外,跟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幸运地发现劳里昂银矿也多少有关。他们得到这笔财富后决定建立海军,建造了 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层划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能争的根源在于,公元前 6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它们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时波斯帝国的对外扩张正穿越俄国南部,从北面威胁巴尔干半岛各国。小亚细亚诸城邦尽管得到来自爱琴海对岸的海军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还是给波斯帝国制服了。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对希腊本上顽固抵抗的希腊人进行惩罚,他派出一支远征军,于公元前490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敌对,几乎是独自作战,但他们的方阵还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在希腊人中,看到波斯服装、看到穿波斯服装的人而敢于勇敢地对付,这些人当属最早;在那时以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来,集结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强大得多,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萨利的陆路。一支由斯巴达人统率的混合部队为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英勇地力战至死。虽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波斯人;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赢得又一次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陆续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成为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战胜者。    [!--empirenews.page--]
希腊人的胜利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使希腊人免于遭到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点,为人类文明作出其独特的贡献。这一点亦为柏拉图所认识到;他写道:“倘若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共同决心未能挡住迫近眉睫的奴役,我们也许已可以说,希腊各城邦已混杂一团,希腊人混同野蛮人,其处境与眼下生活在波斯暴政下的那些民族差不多,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可怜地杂聚在一起。”    
希腊人的胜利,特别是雅典海军的胜利,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划船投入战斗的划手都是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贫民这时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财产的重甲步兵还要重大。这自然加强了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 461-429年)达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 40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作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许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雅典霸权,而斯巴达由于其固定不变的经济和经常受到希洛人起义的威胁,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原先设于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备波斯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动的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 450年,同盟已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兹的话来说,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国主义是比较开明、仁慈的,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来: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对雅典保持忠诚,直到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结束为止;而且,当它们真的发动叛乱时,煽动反叛的都是些主张寡头政治的不同政见者,因为广大人民通常并不认为雅典的公民大会是压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对他们本国压迫者的保护人。不过,由于雅典不断向外扩张,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因而,公元前 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强国,另一方是陆上强国,战争连绵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连接雅典和大海的长城,也不能保证后继物资的供给。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 429年遭受到祸害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乱地攻击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以惨败告终。修昔底德写道:“舰队和军队统统从地球表面消灭掉,什么也未能保全下来。”于是,雅典盟邦纷纷叛离,斯巴达人终于击毁长城;而雅典于公元前404年因受到围困、饥饿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仅保留了一个城邦的地位,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胜的斯巴达强加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失去。    [!--empirenews.page--]
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结果,使整个希腊世界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而存在的问题一个也没得到解决。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护而结成新的联盟。公元前 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蒙受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仅紧接着,血腥的相互争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没在由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这一混乱阶段的存在使外来强国得以征服希腊和用暴力统一希腊。公元前33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是,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实行东侵的计划,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是他那世界闻名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古典时代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即将开始。在论述希腊化时代之前,我们先停下来考察一下古典时代的文明;一般认为,古典时代的文明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个伟大胜利。    
三、古典时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提到 5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所用的一些夸张的说法。    
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文明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过分的赞扬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应得的。这是为什么呢?希腊“天才”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所以,只有将希腊人的历史发展与定居欧亚其他地区的印欧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比较的结果,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战争的结果使希腊人能同时做上述这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    
城邦的出现并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应该指出,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处于较早发展阶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区建立过相当于城邦的组织。约公元前 302年希腊塞琉西王国派往华氏城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曾承认,在他当过大使的孔雀帝国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给并入开始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君主国。只有希腊人能保持他们的城邦达数世纪之久。    
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础(见本章第一节)。另一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享有直接通达大海的便利,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来促进,而且能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确实,希腊人为各自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强加的统一,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但是,作为回报,他们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似乎至少是希腊 5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古典希腊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教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旅行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图在《辩诉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辩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empirenews.page--]
现在,雅典人,我要争辩,可不象你们想的那样,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你们。……因为你们要是杀死我的话,就不易找到另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假如允许我用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只牛虻,总是整天地、到处地钉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象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的损害将超过对我的残害。    [!--empirenews.page--]
这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强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义。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习俗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希腊人把他们的神看作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而感到无忧无虑、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尽管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奥德的《神谱》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从未系统地提出过共同的宗教教义或编出一部宗教经典。拿希腊宗教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对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显得非常明显。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事物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为诸神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的。因而,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构成人类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 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念是多么不同。他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马,午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    
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渗透到城部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许多人专从事于发展某种特殊的技艺,多少是出于偶然的缘故。最先成为有技术的医生的那些奇迹创造者,就是在科斯岛上在崇拜传说中的医神埃斯科技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在论及“圣”病羊癎疯时,他写道:“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    
同样,演员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地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意义深远的悲剧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 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钱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面临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划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的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empirenews.page--]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独特的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处,如雅典卫城的圣地帕台浓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墙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他们的作品与后来的罗马雕刻的现实主义大不相同,带有综合性,即只是强调表规模型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一个个模型照搬。谈到希腊雕刻;也不应忽视希腊硬币,它们为这一时代的雕刻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总之,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浓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或者比较原始的希腊雕像和那时以前中东各族的浮夸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同样的对比也明显地存在于哲学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 6世纪小亚细亚沿海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决策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朴素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神的帮助,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这一时期的希腊人还以同样方式采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观测资料,并将其中的占星术成份加以清除;而且,后者的仍处于经验主义阶段的数学知识,他们也汲取了,并加以发展,使其具有很有条理的逻辑结构。    
约公元前 5世纪中叶,随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中心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就智者派而言,尤其如此。其最杰出的代言人是普罗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界上决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遣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腐败的政治和没有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则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大不相同,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 427-374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引雅典为自豪,可对雅典人民并不信任。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绘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他教导弟子们说,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样事物都是相应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个现实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图认为,善不是变动不尽的现实世界的知识,而是真实的理念世界的知识。    [!--empirenews.page--]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亚里土多德(公元前 384-322年)。他开始时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收集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他将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与自然界的各个等级相对应,从而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    
论述古典希腊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的领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 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不过,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按照通常的做法,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这就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无关大局。评价古典希腊,应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该依据现在的做法,或者更糟,按照乌托邦的标准。    
在公民权这一问题上,雅典人和其他所有希腊人一样,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外邦人居留时间再长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客籍民都是自愿前来的移民,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离开,但许多人还是长期地居住在雅典,为收养他们的这座城市慷慨地贡献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雅典的满意和忠诚。同样,奴隶制度尽管造成许多不好的后果(本章最后一书将予以分析),但并没有象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广泛。绝大多数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没有奴隶,靠当农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谋生。常有人说,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隶来养活,能够整天看戏、担任公职、讨论哲学和政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empirenews.page--]
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336-31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七章第三节)。公元前 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思恶性虐疾病逝,终年33岁。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 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四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见第九章第三节),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诸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行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虽然它们常给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实际上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没什么权力的同盟。它们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诸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们内部由于希腊移民和土著民族间的区别而分裂。而且,它什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大会作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作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于是,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为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全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前所述,这些母邦曾与 19世纪的欧洲相似,经历过早期的繁荣;而现在,它们的发展已受到它们从前殖民地的阻碍,正象19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受到美国和苏联的阻碍一样;而且,这两种情形实质上都起于同一原因。    
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但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如今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作出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营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结果,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获得相应增长。不过,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当。虽然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但奴隶数目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日渐加剧的时期。伊索克拉底写道:“那些占有财产的人宁可将财产抛入大海,也不愿资助穷人。那往最贫穷的人不满足于夺取富人的财产,而要剥夺他们的全部财富。”    [!--empirenews.page--]
希腊化时代的普通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受到冲击。随着许许多多的人被逐出传统的环境,他们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过去,在旧城郊,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统治者采用诸如救世主和保护人一类的称号,努力培养个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地解决问题。每个人都仍然面临着面对当时压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该如何处世立身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反应倾向于摆脱俗务,由理性转向神秘主义。这反映在当时颇为风行的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和乌托邦的文学中。作者们描述理想社会时,描绘的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尽头五彩缤纷的仙境。这一时代的小说中,描写印度洋岛上的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特别受欢迎。这些乌托邦社会有幸享有能满足一切物质需要的天然财富,居住在岛上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没有妒嫉和斗争”。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也反映在当时诸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一类哲学中。这些哲学虽然有许多方面殊为不同,但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政治上软弱无力的人能顺从这个经济不稳定、充满战争的世界中的变化无常的生活。    
如果说哲学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宗教,那么下等社会的宗教则很不相同。下等社会信奉源自东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诺斯替教、埃及的母亲神伊希斯和加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的灵魂得救;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遭蹂躏的群众的感情上的需要。因而,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现在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 考虑到哲学和宗教的这些趋向,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这部分地是由于亚历山大征服提供了经济良机。大大扩展的市场激发人们改进技术、增加产量。后起诸王国间以及它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继不断的战争产生了对较复杂的武器的需要。希腊科学与中东科学(不仅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科学)间的直接交流也同样起了促进的作用。最后,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是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实际上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50万至70万册的图书馆。当时,曾发生早级“人材流失”的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受适意且激励人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水的吸引,纷纷来到埃及。    
数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欧几里得。他的《几何原本》从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叙述平面几何学,使大部分数学知识系统化。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有名的一部权威性著作。最有独到见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的宏大规模,认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他的观点,支持的人寥寥无几,被看作与日常经验相违,是邪恶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天文学的进步促进了科学地理学的发展。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地球的周长,得出地球圆周为 24700哩;这距实际数值仅相差250哩,直到18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诸海相连,欧洲、亚洲和非洲组成一个巨大的岛屿。    
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卓越贡献多半在医学和力学方面。博物馆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因而医生们现在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人脑的脑回。这方面的知识,大都是通过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医学家加伦传布开来;他的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以致医生们不敢对他表示疑问、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直到近代。力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静力学即后用来检验金属纯度的浮体定律的创立者。他还发明了精巧的战争中用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关于后者,据说他有一句豪言:‘给我以支点,我能翻转地球。”    [!--empirenews.page--]
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模型,使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西方,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    
五、早期共和国,至公元前 264年    
公元前 217年,希腊举行一次和平会议,试图结束诸城邦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埃托利亚同盟的一个代表在谈到罗马和地中海西部迦太基之间的巨大斗争时警告说,无论谁获胜,都会成为对希腊的威胁。“因为即使对于我们中间那些不很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来说,也是很明显的:在这场战争中,不管迦太基人打败罗马人,还是罗马人打败迦太基人,战胜者绝不可能满足于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统治权,他们肯定会来这里。”这一警告有先验之明。和平暂时获得了,但不出五年,战争又爆发了。在以后的百年里,罗马击败迦太基,转而东进,先是强迫马其顿和希腊城邦,最后是强迫整个希腊化东方,接受它的统治。    
这一如此深远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意大利城市的起源是什么呢?若观察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早期历史,会注意到它们两者间实际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均起于同一种族,正如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那样,印欧语系的拉丁人是沿意大利半岛抵达台伯河的南岸了罗马是那时形成的拉丁社团中的一个,位于可以在台伯河上方便地架桥的地势最低处和小船能够抵达的地势最高儿其战略位置颇同泰晤士河旁的伦敦,使罗马从一开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易于经营商业和接受外来影响。    
主要的外来影响来自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见第七章第二节)。埃特鲁斯坎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于公元前 800年前后移居台伯河北面,然后征服南面的拉丁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之前,他们将自己所信奉的男、女诸神,有关拱门和拱顶的知识,以及通过检查动物内脏来占卜的典型的东方习俗传给了罗马人。希腊人出现于埃特鲁斯坎人之后不久,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广包括塔伦坦、叙拉古和那不勒斯。他们对拉丁人的贡献有字母表、若干艺术和神话、某些宗教观念和习俗,其中还包括识别罗马神和希腊神——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弥斯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约公元前 500年,罗马驱逐了它的最后一个埃特鲁斯坎国王,开始了独立城邦的生涯。在短短几年里,它征服了周围请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市的制度相似。最初,国王拥有帝权即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民众大会对国王具有一定约束力。后来,如同在希腊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帝权这时转到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甚至在接纳若干平民后其性质仍然不变。    
当罗马完成了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整个半岛之后,罗马和希腊城邦的发展出现了很大不同。罗马能够制服意大利半岛,而诸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统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两者地形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山峦重叠,实际上,“巴尔干”这一名字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因而,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地更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例如,由于没有象巴尔干那样的山脉,罗马公路网,尤其是尾随意大利靴子从罗马通到布朗迪西恩的阿庇乌大道,将整个意大利联结成一体。实际上,阿庇乌大道现仍存在, 1943年英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时还使用过。    [!--empirenews.page--]
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开明。早先,雅典征收贡物,且从不扩大其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而罗马,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仅在于不能控制外交事务,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这一政策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性几年里,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    
最后,罗马人获胜还由于他们拥有优势的兵力,发明了高明的战略。在与邻邦作战时,他们认识到,传统的由 8000人组成的方阵过于庞大,难以指挥,尤其在多山地区作战时。所以,他们将军队组织成120人一支的“支队”;30支支队,即3600人,组成军团。军团还配有骑兵保护其侧翼。除传统的头盔、盾、长矛和剑之外,罗马人还用有效的进攻武器即铁尖标枪装备军团。作战时,军团士兵先从远处将标枪掷向敌人,然后巧妙地利用敌人队形的缺口进攻逃跑者。    
到公元前 295年,罗马人赢得了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兵临地处半岛“胸背”、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塔伦坦城下。塔伦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被汉尼拔誉为其将才仅次于亚历山大。皮洛上获得两次“皮洛士胜利“,但是他承担不起为此付出的重大损失,而罗马人虽然损失更为惨重,却有75万意大利战斗人员作其后备。所以,皮洛士于公元前272年撤退,临走时,他颇有见识地说:“我为罗马和迦太基留下一个多好的战场!”仅过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岛交战。    
在论述布匿战争——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词叫布匿克斯( punicus),故名——之前,须先提一下罗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由于平民们曾为得胜的军团提供人力,所以他们处于要求政治上得到让步的有利位置。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罢工这种新颖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平民们运用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个好处是,有权选择被称为保民官的官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平民大会还关心有关群众的其他事务。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让步包括:写下法律条文,公诸于众;限制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数量。    
因而,到公元前 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想象,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实际上是存在的,由于现把罗马卷入其中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也会被有力地消除。战争将罗马改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国内的制度,民主化趋向的夭折是许多灾难中的一个。    
六、后期共和国,公元前 265-27年    
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共和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这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马其顿和罗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来解释它们的暴发性扩张。它们都发展起优良的军用器械和军事技术,而且,与波斯帝国和清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同,后者社会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却都享有社会生气勃勃、团结成一体这一极其重要的优势。    
罗马的劲敌迦太基原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但是当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32年击灭提尔时,它已发展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由于迦太基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运输贸易,它逐渐变得富裕、强大起来。它倚仗活动范围广阔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最初,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冲突,原因很简单:一个是陆上强国,另一个是海上强国。但是,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时,冲突发生了:西西里岛距罗马人新获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迦太基对西西里岛的影响日渐增长,使罗马人深为忧虑。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241年)迫使罗马人第一次转向海上。他们建立起一支海军,通过变海战为甲板上的战斗,顽强地挫败迦太基人,夺取了西西里岛。这时,两大强国间的殊死斗争已不可避免。罗马花了20年时间征服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从而增加了农民士兵的后备军。迦太基为了补偿西西里岛的丧失,就加强对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汉尼拔干公元前218年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大胆入侵意大利,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尤其在伟大的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击败罗马人。可是,罗马同盟军对罗马的忠诚使他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当罗马军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奉召从意大利返国驰援,在本国终遭失败。罗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对手。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和约,结果,仅保留一小块本国领土、城墙和十艘舰只——仅够驱逐海盗。迦太基人尽管道到这一灾难性的失败,可在经济上却获得非凡的复苏。但是,这只能使罗马惊恐,无情地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结果,迦太基被攻占,城市遭到彻底的毁灭,残存人口悉数沦为奴隶。    [!--empirenews.page--]
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罗马进入一个连锁反应:征服导致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是罗马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后,它成了地中海头号强国。此外,征服能带来明显的好处,从每个新行省可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物。最后,挑战和投入战斗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辽阔的帝国疆域相联系。例如,马其顿的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援助汉尼拔,所以,罗马灭掉迦太基后。就转而攻击马其顿。接着而来的马其顿战争只是罗马人在中东几大强国——马其顿、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之间巧妙地挑拨离间所引起的一系列战争中的头—场。    
这样,罗马人迅速地接连蹂躏、并吞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亚和西利西亚,然后是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于公元前 31年并吞埃及。罗马人还以这一方式接管了东方诸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过在亚洲,他们仅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得若干行省。整个内地则沦陷于帕提亚,因而帕提亚成为罗马在东方的主要对手。当时,尤里马斯·凯撒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58一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最后,公元1世纪时,罗马开始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并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修筑一道防御工事,巩固占领地。罗马人在北欧的统治范围大抵如此。    
罗马对待新获得的行省并不象早先对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样宽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诸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本国送交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引起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敲诈勒索。西塞罗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总督盖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岛(公元前 73-71年)的恶政,这种恶政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并不罕见。他说:    
通过新的、无原则的管理,从农民钱袋中榨取无数的金钱;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就象对待民族之敌一样;折磨和处死罗马公民,好象他们是奴隶一般;罪大恶极的罪犯可以用钱买得无罪释放,而最正直、最诚实的人却未予审问即被判罪、受到放逐;听任设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盗和冒险家的攻击。让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给活活饿死;尤使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耻辱的是,装备精良的舰队被击毁,化为乌有。著名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富有的国王们的礼物…全被这位总督劫夺、掠去。他不仅如此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掠夺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一个神,其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决不会留给西西里人民。    
罗马本国几乎和外部属地一样,受到这些政策的不利影响。意大利许多小农由于汉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战争期间长年在海外服役,而遭到破产。廉价谷物和成群奴隶又源源不断地从征服地流入罗马,故农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新的极其富有的阶级。那些富人们急欲积聚大地产,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经营农业仍是有身分的人的唯一体面的职业。所以在意大利,公元前 2世纪时,为不在地主所有、由奴隶们劳作的大庄园不断增加。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住在肮脏的屋子里,再一次与奴隶们竞争可能得到的工作。官方关心的只是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马戏”,以免发生骚动。城市生活尽管也不安稳,但至少是令人兴奋、有吸引力的。虽然诗人们大声赞美乡村生活的种种美好,可农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仍继续成群结队地涌向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称之为“公共厕所”的罗马。    
罗马帝国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济方面一样,也是苦涩的。早期的民主化趋向团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成为民众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答应解脱他们困境的煽动者。此外,军队的性质也起了变化,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帝国的职责要求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征召有产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所以,凡是志愿当兵的皆可入伍,破产农民开始长期服兵役。结果,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现在,士兵们首先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指望从指挥官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将军们愈来愈开始把交给他们指挥的军团看作自己的附庸军,利用附庸军来大发个人之财。    [!--empirenews.page--]
帝国的扩张也给文化带来破坏性影响。原先,罗马人传统的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给遗忘了。疯狂地争夺金钱,暴发户故意炫耀的挥霍浪费,以及对人类一切社会准则的冷漠无视,成为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有人曾抱怨说:“罗马已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于耕地人。”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明白,从公元前 146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不断增多的军人对政治的干预——的时期。开始时,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他们试图利用店已由竞选获得的保民官的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300人一起被杀。过了12年,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它的统治。    
格拉古兄弟的结局说明,任何领袖人物若无优势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获胜。因而,现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那些在长期边境战争中赢得民众喝采和支持的将领们。战胜北非努米底亚部落的将领马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与在小亚细亚打败米特拉达悌国王的苏拉相对立。在苏拉使自己成为罗马唯一的主人之前,他们两大派展开事实上的内战达数年之久。苏拉于公元前 80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复元老院在历史上充当的政治裁决者的角色。实际上,此时的元老院已势力强大、大权独揽,使罗马仅仅是名义上的共和国。不过,拥有最高权力的元老院并未能稳定局势。公元前73年,伟大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爆发,并一时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不过,最后还是财力雄厚的帝国获胜。斯巴达克在战斗中阵亡,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达克的追随者。    
罗马及其帝国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建立了能吸收社会各分子的力量的个人独裁统治。虽然这一点现回顾起来很明显,但尤里乌斯·凯撒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当时已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凯撒作为高卢的征服者而声威显赫,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忠实的军队。公元前 49年,他渡过把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开的鲁比孔河,在一系列辉煌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现在,凯撒成了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凯撒得到统治权后,原本会做些什么,我们不清楚,因为公元前44年,他被旧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谋杀。    
凯撒死后,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 13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公元前31年)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他一人总揽政权。那时他才33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则又活了44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200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七、早期帝国,公元前 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 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象。    
游览者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替代它们的是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结果,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是常见的,罗马法中多处提到这一习俗。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盲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当时的诗人尤维纳利斯嘲讽说,谁要是外出吃晚饭而不立下遗嘱,就会受到别人的指责,说他粗心大意。    
不过,我们想象中的游览者也会发现,罗马还有一些其他特点,尤其是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悬殊差别,是他们所熟悉的。例如,西塞罗虽然并不是元老院议员中最富有的,可是他拥有六幢别墅,每幢别墅都配有全套班子的家仆和花匠。如果游览者对战争英雄卢库卢斯发表议论,说他夏天用的某幢乡间别墅设计得很好,可不适于冬天居住,卢库卢斯就会哈哈大笑道:“你难道认为我的感觉还远远不及鹤和鹳,不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而改变住处吗?”另一方面,通常认为罗马富人贪婪、腐化的看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上流社会传统的行为规范和礼仪是谴责那些公开炫耀其生活腐化、行为无节制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流社会最普遍信奉的是斯多葛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忠于职守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相处、因而,罗马上流社会的普通成员并非老是沉湎于纵酒宴乐之中,而是追求奢侈、欢乐而又不失理智的比较恬静的生活。    [!--empirenews.page--][!--empirenews.page--]
然而,不管富人们过的生活有无节制,反正和穷人的生活很不同。穷人们住房缺乏、房租高、工资低。他们那挤满人的住房都是些东倒西歪、易遭火灾的建筑物,尤其是楼上,虽然房租较低,可得不到水。供给罗马大量水的渠道有 11条,可是大部分水都由管道输送到富人的住宅、公共澡堂和喷泉。住后楼下的街道人来人往,嘈杂极了。小贩大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着硬币,修补匠敲打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也不两样。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太阳一落,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起马车人组成的队伍。据尤维纳利斯说,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他曾问道:“住在这种地方,有可能睡觉吗?沿狭窄、弯曲的街道行进的马车声、赶牲畜人吃喝牲畜停下的咒骂声,使海豹或者皇帝克劳狄本人都无法入睡。”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所以尚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大竞技场有 14万个座位,是罗马六个赛马场中最大的一个。虽然驾驶赛马的人出身微贱,通常是奴隶,但如果他们能一直得胜,也可获得巨大声誉和大量财产。街道和住房墙上贴着他们的无数张画像。角斗赛在有5万个座位的罗马大斗兽场进行,角斗形式多种多样,场面残酷。有些人让各种凶猛的动物如熊、象、犀牛、狮子等互相拼斗或与持有武器的人相斗。还有些人让通常装备各种武器的角斗士互相格斗,直至倒地死去。特别使人震惊的是规模空前的大屠杀。在提留斯为罗马大斗兽场举行落成仪式的那一天,杀死了5000头牲畜。图拉真曾让10000名达契亚俘虏互相角斗至死。    
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 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这种公共浴室当然比结构简单的浴池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没有锻炼身体的设备、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令人钦佩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思想。    
最后,罗马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出希腊,尤其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领域(见第七章第三节)。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为爱好实践,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地造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建造得好,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使用到现在。同样,罗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 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遇上这种情况,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罗马人发展的最终的法律观念也就是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不是起源于司法实践,而是从斯多葛派关于有一个理性之神统治宇宙的思想中产生的。或者,用西塞罗的话来说,自然法超出于单纯的风俗习惯或公众舆论之上,“是由大自然确立起来的,通过健全的理智方能发现,而且对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样有效”。虽然法律专家们并不认为自然法无形中对罗马民法起了限制作用,但是他们确实把它看作是人类立法应当顺从的楷模。这一基本原则是罗马的一个伟大贡献,至今仍在起作用。实际上,罗马法是后来公元 6世纪中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系统化的,从而构成欧洲拉丁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魁北克省和路易斯安那州现存法律制度的基础。    [!--empirenews.page--]
八 、后期帝国,公元 284-467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 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公元193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掌权。从公元235年至284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近24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公元 3世纪时,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317年)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是其中的三项,是应种种急需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等“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被认为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各行各业。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一划为二,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个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选择这一地点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引以自豪的首都。    
较后的数世纪里,给后世以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关。君士坦丁作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阶段,多变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见本章第四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义,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广为传播的一种教的东方崇拜对象。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暧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是,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星光灿烂的来世,而是通过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的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基督教在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友谊。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empirenews.page--]
到公元 64年罗马城遭大火时,基督徒已数目大增,以致使尼禄相信,谴责基督徒为祸患、开始历史上对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但是,这仅仅使殉难者死后得到神圣的名声,驱使人们努力改变宗教信仰。在4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还是基督教占居统治地位。    
正象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付神圣的架式。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镇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只是暂时的。他们作巨大努力的最后结果是延缓而不是避免了帝国的灭亡。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的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军官奥多亚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充当应对“陷落”负责的工具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这一判断可找到一些理由证明其正确性,尤其是如果至今还记得:在较早世纪中被称为日耳曼人的无数小部落后来合并成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较大的政治单位。然而,即使那样,也不是不可抵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扫除一切。历史学家们估计,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有 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开德人也只有    
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    
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机质性病是经济。”实际上,这一“机质性病”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技术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象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象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自然是正当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令罗马圣皮特罗广场坚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可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 1世纪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缩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empirenews.page--]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是同样有害的。古希腊散文家普卢塔克说,伟大的阿基米德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是他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锡腊库萨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动转向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后来备受推崇的一门学科——力学的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们通过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各种工具进一步证实,某些问题以当时的理论根据是不可解决的。但是,柏拉图却极为愤怒,痛斥他们,说他们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结果,力学与几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    
奴隶制度通过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不断地阻止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对国内市场也起了抑制的经济影响,因为奴隶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    
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遮蔽。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或开始缩小,于是,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到了收缩时期,证明是难以忍受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例如,在埃及,公元 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的小麦的价格为六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200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9000个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78000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涨为200多万个德拉克马。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物物交换。物物交换的趋向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传播而加速。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刀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而且有各种工匠,因而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帝国的疾病是“机质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没有用的。不过,严格管制不是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危机先于严格管制”。    
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象中东冲积土流域的农业那样多产。意大利的谷物产量“平均不过是播种量的四倍”。所以,中欧和北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得比较迟,普遍落后于东部的工业。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高卢的情况更是如此,高卢是西部唯一的另一个曾有工业根基的行省。所以,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机质性病”而毁灭,但帝国的西部最不坚固,首先屈服,而东部则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罗马帝国尽管灭亡了,可确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最显而易见的是物质方面的遗迹——圆形剧场、竞技场、庙宇、导水管、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曼诸语言。罗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欧洲和南北美洲许多同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要大大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最后,“罗马和平”曾带来长达二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一个代替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的传统。在此以后的数世纪里,正是这一传统做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empirenews.page--]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三编 (三)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 1000年 - 公元500年)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考底利耶     
我认为,我的职责是为全世界谋利。     
——阿输迦     
第九章    
印度文明     
当我们的研究从希腊和罗马转向印度时,我们便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差别并不只是对比它们的自然环境后自然呈现的差别,即在职业、饮食、居住和服装等等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要根本而广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诸如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再生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等基本观念和制度有细微相似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的抽象观念。更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持续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将其与其他一切欧亚文明区分开来的明显特点。    
正如下一章将要说到的,这种独特性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不过,这是在假设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都空前未有的与世隔绝的条件下才这样说的。而印度,其早期阶段似乎与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区——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早期阶段基本相似。如前(第六章第四节)所述,约公元前 1500年前后入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拥有与诸如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同样的生理特征、同样的畜牧经济、同样的社会制度、同样的诸神和同样的史诗。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他们的次大陆上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也远不及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脉不是不可逾越的,所以军队、商人和朝拜圣地者来来往往地翻山而过达许多世纪。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超过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现可得到的证据很少,不足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回答。但是,最简单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释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与定居不太开化地区的亚该亚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遭到征服、受到鄙视,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不能被灭绝、赶走或同化,使原先的文化留存无几。相反地,当雅利安畜牧者在那里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下去。这样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达救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是文化融合。这一文化融合的情况、性质和结果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有大片草地供放牧牲畜的多雨地带。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史诗《梨俱吠陀》中,旁遮普的河流经常给提到,而恒河仅被提到过一次。不过,渐渐地雅利安人开始扩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约公元前 800年时,铁得到采用,扩张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时,主要活动由畜牧业改为农业。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也使栽稻成为可能。在旁遮普,栽稻比种小麦和大麦时的产量要高很多。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最初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从畜牧业转向农业,促进了建立新村庄所必需的各种行业,如木工业、冶金业、纺织业和制革业等。随着以河流充当运输剩余粮食的天然交通干线,农业也促进了贸易。贸易刚开始时,通常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母牛为大笔交易中的价值单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铸币出现时,最早的度量衡恰恰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所实行的度量衡。城市由原为贸易重地或专营某些行业的村庄发展而来。    
经济发展转过来又促进政治上的合并。原先,印度雅利安人象他们西方的亲族那样,由得到长者议会和部落大会帮助的部落首领组织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铁矿丰富地区,故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孔雀王朝最初两个皇帝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说的一段名言。他说:“宝库建立在开矿的基础上,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可以征服整个地球。”    [!--empirenews.page--]
公元前 4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有条不紊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王朝。他们开筑沟渠,织组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阳王们现被说成是印度最早帝国的创造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际建成第一个帝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险家,他于公元前321年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国。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相平行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如世袭职业、限于同一等级内通婚的规定、宴请同伴时的禁忌,等等。但是,到公元前 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起作用。关于种性等级制度的起源,虽然现已提出许多种理论,但普遍同意,肤色是一个基本因素。其实,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黑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故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签上(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诺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为了切合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四大划分内,现已成长起令人迷惑的各式各样的种姓。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会种姓。另一特征是有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履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可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沾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材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拍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贱民们今天还进一步遭受心理上的伤残,这种伤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    
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结合,使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应该指出,种姓制度还有关于相互帮助的种种规定,使一个人只要遵守其规定便可获得安全。所以,种姓制度现在仍是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虽然它现已受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并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发挥作用。    
二、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报应和再生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的组成部分。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罗为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为神圣的令人致醉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神对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新的神。因而,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与在印度河流域的遗址中的发现物惊人地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园为那时,雅利安人自然会占用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在数千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些宗教思想和习俗。    [!--empirenews.page--]
与这些新的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主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这一变革可能也是来自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传统。婆罗门在某些地区与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领导人发生交往,在交往中,大概学会了后者的巫术和习俗;那时留下的一些遗迹也显示了祭士集团统制一切的浓烈气氛。不管在遥远过去的历史原型是什么,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时被大声朗诵。它们通过口头代代相传而留传下来,由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分,宣称并实施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随着时间的流逝,婆罗门甚至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与支持祭士种种权利的精明方案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个较世俗的水平上,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而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世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巴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它们也许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卑微,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什么个人作决断的机会了。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 6世纪和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因素是上文提到过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它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最后,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士居支配地位很不满。现在一般认为,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属于蒙古种族。这些因素相结合,促成了那些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乱。对自由的要求提出了——自由是一种比规定的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展了种种训练(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发展起许多改革运动。其中只有两个改革运动一直存留到现在,这就是耆那教和佛教。这两个宗教的创立者可能前面已提到过,开始时都是苦行者,后来以较重实际、更有组织的方式向婆罗门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 7世纪就已传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并成为一个有制度的组织的,是教主大雄(约公元前540-467年)。他出生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30岁时,抛弃物质世界,出家为一个赤身裸体的苦行者,漫游12年后得道。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员称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称号。耆那教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而且还有“木石和树”,都各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士去履行职责时,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虫。虔诚的耆那教教徒还要用布盖住鼻子,以防止小虫吸入鼻孔。今天,大约有100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比其人数所预示的要大得多。杀戒即非暴力主义这一主要教义的提出,应归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这一教义最后为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圣雄甘地虽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员,但他受该教教义的影响极深。    [!--empirenews.page--]
耆那教从未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但是佛教则不同,在欧亚中部、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古典时代欧亚核心区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见第七章第三节)。就印度而论,佛陀教义的意义在于,它比起耆那教,向印度教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佛陀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而且象后来的新教徒那样,认为圣典也应为俗人所理解。因此,他用恒河平原的方言传教,并避开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    
佛教除了在外部世界获得惊人成功外,在印度本土也成为印度教的重要对手达数世纪之久。但是它从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从公元 600年起,渐趋衰落。到12世纪末,也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到达之时,它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并处于没落状态。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个原出是,它未能为应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机作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对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事实保证他们尽管道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去。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们教导说,弥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灵魂和无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为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经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于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够抛弃世界。    
虽然佛教作为一个在从事活动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印度教的反改革所以获得胜利,正因为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实行自然崇拜、献祭和权力赎罪的原始印度教已为《奥义书》的哲学、杀戒的怜悯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变。    
三、孔雀帝国    
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如本章前面所述,当雅利安人迁居恒河流域时,也就把重心转移到该地区,特别是转移到该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当时,西北地区正独自行动,凭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而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实际上,约公元前 518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块辖地。    
依照希罗多德的看法,这样做是大有好处的。他说:“印度人的人数比我们所了解到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所以他们交纳的贡物也超过了别的每一个民族。”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公元前 480年,当泽尔士入侵希腊时,他的军队里还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铁头竹箭”的印度人。希罗多德的这些叙述很有意义,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仅仅根据外国入侵和外国人留下的历史报道,我们今天就可以掌握到有关印度早期历史的真实具体的资料。可以理解,一个把整个物质世界看作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文明,对如时间和地点一类细枝末节是不会感兴趣的。印度历史关心的仅仅是能否使印度哲学中的永恒真理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因而,在现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印度原始资料中,历史、神话和想象思是难分难离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较注重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外国来客留下的叙述也就显得分外重要。    
波斯人入侵之后,历史的迷雾又降临了,直到二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 327年亚历山大到来之时。亚历山大的入侵与其说是一次正式的侵略,不如说是一场袭击。他在印度仅待了两年,而且在他去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旁遮普的希腊政权就完全消失了。在当时的印度文献中,迄今未发现有任何提及亚历山大之处。不过,他发动的战争确实对印度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亚历山大的同伴们留下的有关印度的印象记。当属最不重要的。不幸的是,这些东西也全未存留下来,只有其中的部分见闻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著作支离破碎地流传下来。这些东西描述了港口、买卖的商品、城市的外观、土著的服装以及诸如一夫多妻、种姓法规和死人火葬一类奇风异俗.但是,这些注重事实的报道也用讲故事的形式说些离奇的事来增添趣味,说什么有身高十呎、肩宽六呎的人,靠蒸气维持生命的无嘴人,下铜球的雨,恒河里长 300呎的蛇形鱼,等等。    [!--empirenews.page--]
亚历山大的陆海军在开辟或增加陆海商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较有实效的。它使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东西向贸易迅速发展。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作出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国家促进这一贸易达二百年之久。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322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因而连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而当上中东的国王,并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毫不费力地击退了希腊军队。    
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区让与孔雀皇帝,并将一位希腊公主嫁给他。作为回报,塞琉古得到500头象,他利用这些象,成功地击退了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对手。塞琉古与孔雀皇帝之间的媾和标志着孔雀帝国已作为当时的一大强国立足于世。有一位名叫麦加斯梯尼的希腊使节曾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住过好几年,他的观察报告虽然现在只能以第二手的形式得到,却是些很有价值的资料。旃陀罗笈多的儿子频头沙罗(约公元前298-273年)似乎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在后者的统治下,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孔雀帝国的结构和履行的职责已在旃陀笈罗多的私人教师老底利耶所著的《 Arthashastra》——《政治经济理论》一书中予以阐明。考底利耶是一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献身于“成千上万的国王所拒绝接纳的财富之女神”。他的目的是要将“象不好的母牛那样不结果实”的荒原改变成一个“美好的国家”,他对美好的国家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王国的中心区和边围地区拥有首府和省会……力量强大,足以压服部近地区的国王;没有一片片泥泞的、多岩石的、凹凸不平的荒芜的土地,也没有阴谋家、虎狼之徒、野兽和大片的旷野……拥有肥沃的土地、矿山、树林、成群的大象和牧场……用水不靠下雨……商品丰富多样;能够承担起供养庞大的军队和交纳繁多的赋税的重担;居住的农民都具有乐善好施、积极肯干的品质……这些就是一个美好的国家所应有的优点。    
无论如何,这些优点在孔雀帝国可见到一些。养护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钵僧往来不绝,车辆众多,使正式的公路法成为必需。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进了贸易,一个海事部专门维护航道和港口。许多寺院的题词证实了向寺院捐款的商会和行会的富有和慷慨。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以它的公园、公共建筑物、九哩多长的河边地和吸引国内外学生的教育制度而闻名于世。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 70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0000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在《Arthashastra》》【政治经济理论】一书中列有18种,常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惩罚的科学。”    
阿育王的统治表明,传统型的帝国统治发生了根本而独特的变化。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在刻于岩石上的第十三条敕令中这样写道:    
15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十万人被杀死,许多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为诸神所爱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现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因为征服一个以前未被征服过的民族,包含着屠杀、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过灾难的人也由于他们始终热爱的朋友、熟人、同伴和亲属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这,使国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empirenews.page--]
从此以后,阿育王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他渴望有一个“安全、理智、所有人内心都很平静、温和”的未来。他仿效波斯的统治者,将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专门建造的柱子上。这些敕命与其说是正式法令,不如说是具有国家训诫的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告诫人们发扬伟的美德——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与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关心的是人民。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治疗,大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并不象现在某些时候所宣称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他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婆罗门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并帮助各教各派的杰出人士。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一般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 41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消灭。    [!--empirenews.page--]
这已成为到现代为止的印度历史的一个模式。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治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这一点所证明的。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公元前 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最初是来自希腊人的影响,希腊人在印度被称为雅瓦纳人,在亚历山大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如第七章第三节所述,希腊人发展了犍陀罗艺术,为印度铸币提供模型,而最重要的是,促进了印度与中东间的贸易。接着来的是取代希腊人,并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向南推进的一批批入侵者。被印度人称为帕拉瓦人的帕提亚人,最早发源于里海地区,他们先从塞琉西王朝手中夺取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然后,从约公元前 140年起,一伙伙地渗入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腊人北去,并最后占据了印度河下游地区。    
继帕提亚人而来的是西徐亚人,即印度人所称的沙卡人。他们在月氏人的逼迫下离开中亚,于公元前 130年前后,制服大夏的希腊人,然后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最后在古吉拉特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与土著居民相混合,形成后来在印度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马拉塔民族。    
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贵霜人原是月氏中的一支,他们成功地统一了月氏游牧民族;然后于公元前 1世纪时,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在后面一个世纪里,他们将自己的统治向南扩展,可能扩展到远至印度斯坦与德干之间的纳巴达河。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迦腻色迦(他的统治自约公元130至160年)的领导下,他们的帝国包括旁遮普、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恒河上游地区、阿富汗和今中国突厥斯坦的部分地区。这一帝国跨越当时最热闹的几条商路,所以国内诸地区深受印度人、希腊化国家、波斯人的影响,并在较小程度上受到中国人的影响。贵霜铸币现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埃塞俄比亚、罗马各行省以及亚洲诸国家中被发掘出。这些铸币上都刻有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所倡奉的众神中某些神的名字和雕像。迦腻色迦既在他的铸币上雕出佛陀和波斯诸神,同时又毫无偏袒地保护耆那教和婆罗门教。同样,他既采用印度皇帝的称号     
maheraja(“伟大的国王”),又采用帕提亚人的称号,即梵文中的叫ajatiraja(“王中之王”),还同时采用中国人的称号,也就是梵文中的devaputra(“天子”)。    [!--empirenews.page--]
3世纪时,贵霜帝国渐渐衰微。其直接原因似乎是由于在波斯出现了强盛的萨珊王朝(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展到阿富汗,这就割断了贵霜人原在中亚的根据地与他们在印度诸行省之间的联系。3世纪末,贵霜帝国土崩瓦解,于是,在恒河流域与波斯边沿地区之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这就为印度第二个伟大帝国笈多王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正象早先与此相似的真空状态曾是孔雀帝国的先导那样。    
现在回顾起来,印度与外部世界在公元前 200年至公元300年这500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相互影响显然是很突出的。至少,希腊人、帕拉瓦人、萨卡人和贵霜人的帝国都既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都促进了沿着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路线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这也是一个使罗马商人来到印度南部和西部、使印度商人来到东南亚的对外贸易欣欣向荣的时期(见第七章第二节)。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些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以乞讨为生的祭司们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诸民族中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为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唯一的报答只是有可能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并在传播过程中,使一切文化获得大发展(见第七章第三节)。文化的交流决不只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随身带来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种种影响。公元 1世纪时,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传入印度。据传说,圣多马于52年前后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那里他建立了许多教堂。然后从那里经陆路旅行到东海岸,不过到东海岸后,他的布道遭到强烈反对,并于68年在马德拉斯附近被人杀害。但是,他在马拉巴尔地区的工作结下了丰硕成果,那里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一直存在至今无。    
五、笈多古典时代    
公元 4世纪时,伟大的笈多时代——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潮流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开始了。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比。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开始再一次将势力扩张到由贵需帝国溃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    
笈多时代开始于约 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登基之时,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至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盛。旃陀罗笈多二世极力扩张,直到将他的帝国从印度河扩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纳巴达河为止。这些疆界构成印度斯坦传统的边界线——这是值得强调的一点。在政治上,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包括整个半岛。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在许多方面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一隔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语。这样,形成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笈多帝国似乎享有过引人注目的繁荣,而这一繁荣由于旃陀罗笈多二世实行货币改革、采用标准的金币和银币而又得到进一步的促进。当时,无论半岛内的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其贸易量均达到新的高度。没多统治之际,安全的程度也有了提高,这在对外贸易贷款的利息率的降低这一点上反映出来:孔雀时期,贷款的利息率为 240%     
;笈多时期,降为20%。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工业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组细布、印花布、亚麻布、毛织物和棉布。这些东西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被大量生产。其他重要的行业有治金业、制陶业、雕刻业和宝石切割磨光业。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温和。法显曾在 401至410年间在印度逗留,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虽然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乡村是—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象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法显还注意到:    [!--empirenews.page--]
人民众多,都很幸福;他们无需登记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们订下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纳(一部分)收益。如果他们想去,则去;如果他们想留,则留。国王的统治不依靠砍头或(其他)肉刑。罪犯只是被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各企图进行万恶的叛乱活动的人,也只是将他们的右手砍去。国王的警卫人员和随从都有薪水。……市场上没有肉店和卖酒的商人。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从前婆罗门学者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梵语,现又卷土重来,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诗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资助而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婆的著作,他把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和抒情诗。 18世纪后期,他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被译成英语,从此以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喝采,并被搬上外国舞台。将《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虽然在公元前的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已完全失落。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赋予的样式出现的编定本。这些编定本仍是印度文学的经典和印度传统的宝库。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中大量的故事为世世代代作家所采用,书中的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的成就也是很杰出的。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发生有益的交流。公元 476年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它围绕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阳年的长度为365.3586805天——这一计算的误差极小。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彘田精通希腊科学,而且极有天赋,他实际上对所有各门自然科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疑,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 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基点可以是任何数;印度人选取10大概是因为他们靠10个手指计数。有了十进制,需要的单数仅为0,1,2,…9。而古代希腊人则不同,对他们来说,888中的每一个8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就是DCCCLXXXVIII。若应用这些进位制,要进行乘、除法运算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尽管这些数字具有明显的优点,却长期受到藐视,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而且太易伪造了,因为短短的一划可以把0变成6或者9。直到15世纪后期,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顾起来,印度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这些发明相媲美。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三编 (四)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 1000年 - 公元500年)    
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孔子    
第十章    
中国文明     
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复杂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一开始都是蒙古种人,他们在向东扩张至太平洋、向南扩张到越南的过程中,同化了那些游收入侵者和较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 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    [!--empirenews.page--]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国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    
以上所述的这些历史背景情况,可用来帮助说明本章所要阐述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一、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 771-256年),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见第六章第四节)。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决定而且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     
1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铁发生影响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新的、更有效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原先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流域地区大批的排水工程、为长距离施运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巨大增长,生产率增长又转过来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后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在较早时候就已开始使用,通常以贝壳的形式出现。现在又出现了铜币,并日趋广泛地使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象过去那样依靠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新的货币贵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象过去那样向村社头领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当时还新开垦了不少土地,这些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这一点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源。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俟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述秦朝。    
二、哲学家和经典    
我们前面论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思想象,迫使他们重新估价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这里,我们将探讨存在过许多世纪、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家学派。    [!--empirenews.page--]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黄金时代不仅存在于中国作品中,也在《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和《吠陀》中得到描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与儒教相联系的《五经》。按照通常论述它们的次序,第一部是《易经》,即占卜用书。这部书充满民间流传的预兆和占卜术。例如:    
如果一只公羊冲撞树篱,而且回不来或进不去,那么,你要做的事将完全失败。    
第二部是《书经》,即历史书。此书由周朝早期的历史文件和演说辞组成,不过其中有些材料据现在所知,是后人伪造的。第三部是《诗经》,即诗集,由约 300首诗组成,其中大部分诗始于周朝初期。第四部是《礼经》,即仪礼书,由最广泛的哲学见解至最详细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汇编而成。最后一部是《春秋经》,是一部简短的编年体历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481年间影响鲁国或在鲁国发生的诸重大事件。鲁国是孔子的祖国,这部编年史是孔于按照传统,依据较早的地方记录整理而成的。    
从这些经典转向研究、利用它们的哲学导师,比较起来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极度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 2O00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可以公正地用一个词即“儒教”来表示。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师)于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下等贵族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个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他的教导和他个人的品格都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此书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于他去世约一百年时。这书不是一部以殉难结尾的充满自我牺牲的史诗,但是它记录了一个人的迷人的个性——明智、仁慈、为其成年时的愚笨而苦恼;这些记录使人相信,他能够恢复平静,此外,他还具有一种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于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    
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坚信梦在预言方面的重要性、种种占卜术以及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其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认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帝国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    
公元前 2世纪,孔子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宪对象。直到200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总司令蒋介石权力主张要献身于孔子学说,要运用孔学的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台湾的民族主义政权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国家节日——教师节来庆祝。    [!--empirenews.page--]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胳、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是“清心寡欲地治理人民……填饱肚子。…无为而治。”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要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的美德,而应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需求,不管这些需求的内容是什么。    
法家的这些原则为秦统治者所采纳时,其效能显示了出来。秦统治者利用这些原则开始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一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信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如前所述,被长期推崇为官方的教义。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诚然,胜利了的儒家学者从未掀起过官方正统思想守护者所特有的迫害异端的狂热;相反,他们满足于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这样,其他学派被渐渐淡忘了;道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宽容。    
三、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革命,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 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的领导人。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难进易守。秦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钢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 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使秦与中国其他国家的关系有点如同早先马其顿与诸希腊城邦的关系那样。最后,秦统治者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凭借上述这些有利条件,秦统治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做“蚕食”。到公元前 221年,秦统治者成为全中国的主人,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将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新皇帝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把秦原来的卫戍部队派到全国各地。此外,新皇帝还通过绞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行经济集中化。    
从后来的历史看,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弃了早先在请王国发展起来的写法众多的语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国都能理解的统一文字。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性质,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统一的粘合剂。这种文字不是以表示一个词的语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戍,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这种方法正同于西方的数字表示法。尽管西方人可以把“ 5”念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号“5”的意思是什么。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有意义而无声音。它们和数字一样,可以表示既念,但每个读者念的时候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发音。因之,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它经过数次修改后一直存在到现在〕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基于同一原因,这种文字也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朝鲜人或越南人都能阅读汉文,但不会说一个汉字。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    [!--empirenews.page--]
从后来的历史看,当时的这些改革不管其理由多么充分,却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就文人学士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法家的学说和政策是他们最憎恶的。因此,始皇帝决定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于是,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给保存了下来。但是,“焚书”计划实际上失败了,因为那些文人学土不惜冒一切风险把书藏起来,或者在交出之前将它们整本地背下来。后来,秦王朝覆灭之后,传统文献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于先前藏下的书和老人们的回忆而恢复原状。不过,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知识方面的损失由于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而得到抵销。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发展。修筑的驰道网以首都为中心,向各方伸展到大部分边远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驰道,皇帝统一了中国两轮车的车轴长度——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车轮在松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车辙,使每一辆车子要么循着现有的车辙走,要么以新的车轴来适应之。皇帝还利用国家的统一和力量将疆界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在西北面,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还修筑了世界闻名的长城。长城西起内蒙古,东至大海,延袤 1400哩。为了完成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20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要谈起这一事实:有100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正如文人学上诅咒皇帝“焚书“那样,老百姓都为筑长城的事咒骂皇帝。    
正是这种普遍的憎恶,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干的继承人,说明了民众奋起造反和公元前 207年、也就是始皇帝去世才四年时秦王朝覆灭的原因。不过,秦的统治虽然如此短命,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记。中国已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一直存在到     
2O世纪。如果说中国的西方名宇(China)由秦(Ch’in)而来,那是恰当的。    
四、汉帝国    
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度,不过,继秦而起的汉皇帝更重实际且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开头时,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从前周时期的封建国家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行政区之间。后来,公元前 127年时,汉皇帝又下了一道法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又渐渐恢复,只是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因之,汉帝国繁荣了四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汉帝国就其辽阔的领土来说,也和罗马帝国相似。在最初的 60年间,汉统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1—87年)时期,帝国的疆界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不过在帝国的这一部分地区开始由操汉语的人居支配地位之前,经过了长达好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移居该地区和当地诸民族被同化的过程。最大的扩张发生于西面,在西面,中国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取道丝绸之路的贸易量(见第七章第二节)。    
游牧匈奴在骑兵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取之不尽的马匹。事实上,中国人为了他们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也只好与游牧部落进行贸易交往。但是,中国人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在封建战争后期发明的弩。弩上装有钩弓弦的机括,一板扳机,就射出矢来。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大帝国可调度的种种资源,汉朝时期的中国疆域已开始初步呈现现在所具的规模。    
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汉帝国也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 1年的人口调查(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    [!--empirenews.page--]
居汉帝国之首的是皇帝,他不仅被授予全部的世俗权力,而且还要对其臣民的实际的幸福和繁荣负责。对皇帝本人尊严的强调体现在他日常活动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主持的朝廷或神殿的长时间的仪式中,体现在为每一种场合所规定穿的长袍上,体现在有大群的官吏、朝臣、太监和妃妾侍侯在他身边,有漂亮的马车供他去旅行,还有宏大的陵墓供人们日后用庄重的仪式去安放他的遗体。    
居皇帝之下的是两名高级官吏,相当于现代的总理和首相。他们经常与皇帝接触,负责政府的实际工作。在他们之下的是九卿,分掌如下职责:宗教礼仪,宫殿警卫,照管御用车马,惩处罪犯,接受外国领导人的敬意和贡物,记录皇族、宗室的名籍,征收国家税收,管理帝国财政。    
除中央政府之外,还有往下依次管理州、郡、县、乡的地方官僚机构。基层官吏分派到如下任务:征收捐税(包括谷物、纺织品或现金),捉拿罪犯,维护公路、运河和粮仓,提供驿马和一连串的驿站来维持帝国的邮政。    
据说,公元 1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个居民仅摊到一名。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够小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这也很典型,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颇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治理国家犹如煮一条小鱼:不宜过分”。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职责可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时期,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公元前 124年,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学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3000人;在汉时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已达30000人。当考试这种形式后来获得充分发展时,考试分三种级别举行;通过任何一级的考试均可获得三种学位中的一种。这三种学位大致相当于西方大学中的学土、硕士和博士。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参加考试,可实际上,由于投考者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备资格。不过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会的捐赠也常常使穷人的孩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由于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所以帝国实际上是由儒家学者根据德家原则进行治理。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个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以前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实际上,文职人员的选拔视功绩而定,是中国帝国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 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考试制度还有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虽然中国跨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损害,但在汉时期,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 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象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虽然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对后世来说具有无可估价的重要性,但从保存中国文学作品的角度看,这一发明也许过早了。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历史著作是一个指望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中国的五部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里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但是公元前 1世纪时,出现了一部其内容比那时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复杂得多的历史著作。    [!--empirenews.page--]
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周游期间,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所以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    
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另一方面,它确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史记》总共约 15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章,包括编年史、清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的各种论述。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帝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帝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之,中国史学家虽然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五、帝国的衰落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 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这实质上是汉朝初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武帝(公元前 141-87年)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过程中,使帝国的资源耗粮过度。为了应付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甚至在朝廷,各种预兆也被解释成是上帝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empirenews.page--]
实际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公元 9-25年)。王莽原是很有权势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约30年。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位篡位者。在这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驱使破产的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洗劫首都,并于公元23年在首都杀死王莽。继承王莽王位的是前汉朝皇帝的一位远亲。    
后汉(公元 25-222年)的历史基本上与前汉相同。在前、后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184年,中国东部和四川爆发大起义,直到215年才被镇压下去。王朝经过这次打击再也恢复不过来了。    
当时的形势与罗马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象。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的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庄园改变为要塞,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地衰落,城市相应地缩小。公元 222年,汉朝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正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相似。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三编 (五)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 1000年 - 公元500年)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罗伯特·洛佩斯    
第十一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核心区后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从而根本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使古典文明在 3至6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游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因地而异。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保持了各自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遥远而幸免于难;拜占廷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侵略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金人的侵略,因此,其旧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中,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将叙述古典文明的意义及其衰落,阐明西方开始走向世界统治地位的情况和原因。    [!--empirenews.page--]
一、古典文明的历史意义    
明确地说,古典文明同上古文明一样,都是建立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归根到底,它们都依赖于农民群众的劳动,正是农民群众的劳动,提供了维持统治者生存的剩余产品。    
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尽管在细节上彼此不同,但总的社会结构还是相似的。社会的顶层是统治一切的国王和皇帝。下一层是贵族和高级官吏——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伊朗的武士贵族、印度的王子和中国的诸侯和大臣;另一特权阶层是祭司集团,如:印度的婆罗门、伊朗的祅教增、基督教教士以及儒家世俗文人。再下一层是遍及各地、从事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及施放高利贷的贸易者和商人。而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和手工业者,他们中间有些是自由民,其余都是农奴或奴隶,两者间的比例随地区和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empirenews.page--]
在这一般模式中,希腊最初是个例外,它由各小城邦组成,没有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和以市民大会及议会为基础的政府。希罗多德把这些共和制城邦和同时代的波斯帝国作了鲜明的对照,后者由专制君主统治,下设地方总督管辖各行省。然而,希腊的这一例外是短暂的。的确,泽尔士未能征服希腊,亚历山大却征服了波斯。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城邦的胜利,因为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采用了波斯专制统治的方式、方法和制度。同样,在罗马,专制君主取代了共和派,他们通过希腊化王国,以波斯和埃及为模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君士坦丁时期,罗马帝国与其说象伯里克利的雅典或西塞罗的罗马,不如说更象波斯帝国。    
与社会阶层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是经济差别的形成。贫富悬殊比比皆是。特权阶级穷奢极侈,城乡广大劳动者则贫困悲惨。下面这段话,选自公元 1世纪中国汉代的一篇散文,它是当时古典文明国家中广大农民贫困处境的典型而又真实的写照:    
赌客偶然遇见一位正在除草的农夫,只见他头戴草帽,手拿一把锄头,脸膛黑黝黝的,手脚布满了老茧,皮肤粗糙如树皮,双脚笨拙象熊掌,蹲在田里,汗水淋淋滴在泥土上。赌客便对他说:“炎暑盛夏,你却在耕田种地,瞧你背后满身汗碱。你双腿象烧焦的树桩,皮肤犹如皮革,就是鞋锥也戳不进;你步履蹒跚,腿脚畸形且疼痛。说你是树木吧,你的身体和四肢却能动,说你是禽兽吧,你分明生就一张人脸。生来如此卑贱,真是命苦啊!”    
我们不妨将人民大众这种艰难贫困的生活,与下文中所描写的富人的优裕生活作一番比较,此文根据汉代一份资料改编而成:    
富贵人家住着高楼,房屋梁椽交错,梁椽经过精雕细刻,外表装饰富丽堂皇。……内室寝床选用头等木材精制而成;华美绣幅悬挂窗前;片片屏风相互交搭,以保幽静。质地优良的绫罗绸缎大批充斥富人家庭。……显贵阶层身着上等狐裘、鼠裘和野鸭绒羽衣。……宴筵中常有一道道烧肉、鱼片、小羊肉、鹌鹑、柑桔以及泡菜等各类美味佳肴。……    
自然,那些富贵人家还需要适当的交通工具,来往于长安城(汉朝首都)的各条街道。只见街上停放着一排排马车,银闪闪、金灿灿,配有各类器具。马匹收拾得整洁干净,蹄上钉着蹄铁,身上备有马鞍,悬挂着珠宝,并由镀金或上漆的嚼子以及金色或镶嵌的缰绳予以控制。……除这些奢侈品外,还应记住饲养马匹所需的相当大的费用:一匹马所吃的谷物,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六口人的口粮。    
富人们还有许多娱乐:他们常以观看动物、斗虎和异国伎人的表演自娱。演奏不再限于民间节日这样的特殊场合,乐曲和舞蹈也比过去更加精彩。富人家这时还拥有配备铃鼓的五人乐队和家庭歌唱队。……    
在各文明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水准,必然意味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随着古代文明的到来,乡村的低俗文化和城市的学校、庙宇及宫廷的高雅文化,取代了新石器时代的同一的文化(见第六章第一节)。古典文明时期,文化上的分歧仍在继续,这时,欧亚大陆所有高雅文化的核心是那些“圣书”——伊朗《亚吠陀》经解合刊、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诸子经典,以及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全书》。由于这些经文是知识的基础,因此它们统治着教育,而这种教育往往带有死记硬背和一味墨守成规的特点。中国的考试、印度的辩论、希伯来人和基督教的师生对话,都是用来测验学生对某一指定的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    
这些圣书还用来向人们灌输忠诚和服从的思想。任何拒绝接受官府训令,或反对社会制度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不恕之罪,今生来世均将受到惩罚。在所有高雅文化中,“地狱”占据着极为突出的地位,是那些敢于反对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们的永久集中营。一般说来,来世受惩罚的威胁极其有效地维持着社会现状。不过,各地农民的戏谑话表明,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盲目的信徒。印度北方就流行着这么一句俗语:“世上三个吸血鬼:跳蚤、臭虫、婆罗门。”    
古典文明的低俗文化,和古代文明的文化基本相同;与农田、作坊及家庭的日常工作有关的经验知识,大体上还是一样。为平息或控制可怕的超自然力量,各处都有相似的仪式、典礼和迷信活动,而这些东西与高雅文化所信奉的正式的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例如:印度农民对破义拟中富有哲理的玄虚阐述一无所知,但都知道残忍的妖怪、食生肉的吸血鬼和夜间出没人世、嘴里喷火、吞噬死尸腐肉的魔鬼。同样,有位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这样评论道:    [!--empirenews.page--]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不应分成儒、佛、道三家,更确切地说,应当分成两个等级。即:普通百姓为一个等级,学者为一个等级。    
普通百姓崇拜古代的、佛教的、道教的及其他来源的诸神和自然物。……学者们却只信奉上帝和祖宗,有时也敬奉孔子、佛陀、老子和几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从不信奉其他神灵。……普通百姓相信占星术、历书、释梦、泥土占卜、巫术、骨相学、手相术、招魂术、各式算命、符咒、魔术以及各种迷信;学者们很少相信这些玩艺。普通百姓经常出入各类庙宇和神殿;学者们则回避这些地方,只光顾圣堂、孔庙和词堂,有时也去历史伟人的庙地。无知的人认为宗教仪式是神秘的;学者们认为纯属形式而已。无知的人多是宿命论者,认为祸福均由神灵直接支配;学者们却不相信命运。……无知的人们敬神,主要是为了求神赐福,尤其是为了求神保佑他们的子女平安,保佑他们生活富裕,长命百岁;学者们的崇拜,并不企求神灵恩赐,只是为了表示敬意。    
除这一共同的阶级基础外,诸古典文明还都具有一种持久性和永恒性。尽管这些文明相互作用,反映了欧亚大陆新的普遍性影响,但实际上,这几个世纪中,它们依旧保持了各自的特征,从未有过一种文明统治另一种文明,或一种文明将其特征永远强加于另一种文明的情况。事实证明,希腊文化对中东的影响是短暂的,佛教在中国也未能取代儒教,相反,在其传播过程中却被汉化了。    
造成地区独立性的原因是,近代之前,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缺乏技术和经济资源,无法将其控制扩大到外部地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地区间的霸权是行不通的;科学和工业革命赋予西方不仅控制欧亚大陆,而且控制全球的能力和动力。由于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农业基础相同,因此,谁也没有占绝对优势的能力和组织来战胜各地所形成的地区自尊心和自我意识。看看中国佛教高僧玄奘的情况,便知这一点是何等强烈。玄奘在 629年到645年的十几年中,参观了印度许多佛寺,然后,他决定回国。    
那烂陀(佛寺)的僧侣们听说他要走,都恳求他留下,说道:“印度是佛陀降生之地,佛虽离开尘世,但却留下许多遗迹。我们依次朝觐,崇拜他,赞美他,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幸福的呢?你既千里迢迢而来,又为何要走呢?况且,中国是个…微不足道的蛮族的国家;他们鄙视宗教和(佛教)信仰,这就是佛陀为何不降生那里的原因。那里的人们思想狭隘,秉性极为粗暴,圣贤之人都不去;那里的气候寒冷,国土崎岖,你应三思。”    
法师(中国僧人)答道:“佛祖既然创立了教义,就应传播于天下,岂能独自享有,而忘却那些无知的人呢?此外,在我的国家里,法官享有尊严,法律处处受到尊重;君主贤明,臣民忠诚;父母慈爱,子女孝顺;人道和正义被推崇备至,年高望重之人受到尊敬;而且他们知识渊博,其智慧不亚于神明;他们以天堂为楷模,知道如何计算天体七星的运动;他们发明了各种器具,确定了一年四季……你们怎能说佛祖未去我的国家,是因为它无足轻重呢?”    
这件事清楚地说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于西方的分裂扩张主义,古典时期的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才开始在欧亚大陆各地区衰退。即便如此,这些宗教、哲学和社会制度今天仍富有极大的生命力,罗马法律和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印度教及种娃制度在印度延续不断的生命力,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二、衰落的根源    
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为它们都是农业文明。或换句话说,几千年来,它们始终处于生产技术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约翰·梅纳特·凯因斯察觉并着重强调了这一停滞状态:    
史前至近代初期,使本上缺乏重要发明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开始时,世界拥有的每一项重大成就,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而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不复存在。    
凯因斯这一论点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发展随即受阻。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意味深长的是,这三者都不是发明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发明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empirenews.page--]
除这三大发明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早期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容易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在此之前,马匹仅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塔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最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 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长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时,也较为罕见。    
意味深长的是,唯有战争提供的动力,能稍微抵消这一普遍存在的技术上的萧条状态。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合,以及所谓的“希腊火”(公元 8世纪),即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机械的汽油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不能解决文明古代的基本经济问题。    
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增加财富。但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上所述,当时开始了恶性循环,尤其在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衰亡之际,这种情况更有证可查。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的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性质。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它的技术落后。他说: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技术上比中世纪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双田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只得用牛耕地推车;水磨虽已出现,但似乎为数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担负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中世纪,没有一个王国家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一支专业常备军和拿薪水的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技术已濒于崩溃,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开发新的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庙、天主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显然可见,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需有力的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原因。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便利宗教仪式。公元 1世纪,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建造了一种能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同一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石柱的机械,并说:‘为百姓们提供食物吧!”尽管盛情可嘉,但实际上,正是这种观点使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产业中心。    
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存在。在中国,人们热中于蓄长指甲就是例证。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缺乏高贵的色彩,与美好的名声背道而驰。”公元 65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垂目,毕恭毕敬”,他写道:    [!--empirenews.page--]
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克发的阳光透过一块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下层结构及其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便池内上下水温相等。……还有速记,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手舌并驾齐驱。但所有这些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训练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她决不是一个仅仅为生产日常必需品而制造工具的工区。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相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也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下层工匠缺乏动力。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说明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的兴亡,情势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加以突破,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通然不同。 W·W·罗斯托在以下商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以工业革命开始划时代的、开拓性的“起飞”以前农业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规定了农业文明无法突破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确实缺乏系统的理解;这种环境能使发明成为多少有点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 75%,甚至75    
%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或其它性质的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和葬礼上。当时的社会准则与人们易得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    
三、蛮族的入侵    
3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人侵的时期,这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二千纪使用青铜和铁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至6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预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    
游牧民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见第六章第二节)。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游牧民族同周围文明中心的互相影响日益增进,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这种经济、军事力量,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提供获胜希望时,总是被采用。侵略还常常是一个冲击力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中国长城前的失败,或蒙古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的形成管往往使游牧民这支具有平缓的冲击力的队伍向西编斜,最终形成了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袭;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 -斯拉夫人、维金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如同入侵者成份,多种多样。在中国,公元 222年,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败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抵达南京,由此统治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从此,中国出现了两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    [!--empirenews.page--]
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南半部由中国皇帝相继统治;北半部则由各突厥 -蒙古征服者管辖。中国人视南方皇帝为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而否认北方统治者的帝王称号。实际上,这几个世纪中,南北两部都支离破碎,只是北方由于长期连遭蛮族侵略,受到的破坏最为惨重。“在蛮族的冲击下”,一位权威人士说:“不难想象,牧畜经济可能代替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阿尔泰语可能取代汉语。”    
我们将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确实经历了这一根本变化。不过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因为这里的中国人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即使游牧民大批涌进,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逃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由北方移居南方。因此,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国化了。这样, 589年,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在鼎盛时期。然后, 5世纪,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有关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现在知道得很少。但可以推测,或许发生过许多战争,或许进一步遭受侵略。    
7世纪前半叶,封建领主局利沙兼用外交、军事手段,成功地统一了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从而暂时揭开了印度历史上这层模糊不清的面纱。但曷利沙帝国组织松散,由一些独立强大的藩王组成;他们之所以承认曷利沙的宗主权,与其说是对帝国权力的归顺,倒不如说是对他个人的尊敬。因此,曷利沙经过41年英明统治,于647年去世后,其摇摇欲坠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印度历史再次蒙上一层模糊不清的面纱,直到13世纪穆斯林突厥人出现,并逐步强行统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区。    
这几个世纪的特征是侵略和分裂一再发生。象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那样拥有庞大官僚机构的帝国没再出现,只有过一些以个别人物所作所为为基础的昙花一现的氏族霸权或王国。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拉杰鲁特人,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杰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杰普特人属军事贵族,不久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 19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杰出的民族。    
拉杰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尽管印度经受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她在古典时期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的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四、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然而,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不是轻微的变动。这一地区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听懂。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象反对罗马人一样,相互之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    
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注定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事实上,偷牛是引起他们内部争斗的主要原因。定居莱茵河沿岸的法兰克人,最早完成了从畜牧业向农业的过渡,因此,人口和总实力的增长也最快。相反,分布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较大程度上仍以畜牧为生。不过,这给他们以更大的机动性,至少最初弥补了人数不足的缺陷。    [!--empirenews.page--]
这些部落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单独出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先驱。    
部落的主要权力来源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如此。塔西陀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选举“王”,但选举军事首领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便获得了佩剑的权力,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塔西陀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他还强调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日耳曼人知道织布,制造金属器具和带轮子的车,但不知道书写,这就是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    
早在公元前 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挑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但出于无奈,还得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边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进攻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他们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象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    
很明显,是一支新崛起的联盟,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 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两年后,即378年,西哥特人认为他们受到了罗马官员的虐待,大为恼怒,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军,杀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而,打破了罗马人战无不胜的神话。随后数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意大利、高卢以及巴尔干半岛。    
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于 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当时轰动整个帝国,不久后再度发生),最后,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万幸免于难。这虽不足为信,但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empirenews.page--]
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坏,粉碎了罗马帝国对西部诸省的控制,实际上,这时日耳曼部落可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迁渡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此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新建的基地出发,他们转而由海上进攻, 455年,一支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深深扎根于那里;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三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崩溃了。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见第八章第八节)。    
欧洲事态的发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同汉王朝和发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 6世纪时,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相同。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 5世纪由此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年),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结合在一起,形成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君主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天然力量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位于欧亚两大陆间的海峡的岬角上。蛮族的侵略虽摧毁了罗马城,君主坦丁堡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在 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500年。这几个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称为拜占廷帝国,如此命名是因为,首都君主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西部诸省成为各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眼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 527—565年)所不能接受的。查上丁尼血统上更是伊利里亚人,感情深处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文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授我们以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    
五、蛮族对西方的继续入侵    
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又是蒙古的一个联盟,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这些阿瓦尔人开始为西方所知晓,他们象前匈奴人那样,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    
这些袭击导致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迁移。阿瓦尔人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八起到了意大利( 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从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把那里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赶进了孤立的山区。新来的斯拉夫人作为农业劳动者,从此扎根于巴尔干半岛北部,被赶走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则湮没无闻,直到近代,才作为阿尔巴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作为罗马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多瑙河北岸。因此,7世纪时,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分布已形成现在的格局:希腊人在南部,阿尔巴尼亚人在西部,罗马尼亚人在东北部,斯拉夫人则居住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empirenews.page--]
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职、意志坚强的宫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查理·马特最为杰出。“马特“意即“铁锤”,他从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并已挺进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见第三章绍三节)。    
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不甘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宫相,于 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国王,在765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斯拉夫人诸国,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800年圣诞节,教是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书记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给海上贸易以严重破坏。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扎尔人,于 895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周围各国。    
北欧人,即维金人的侵略范围最广,他们是与陆上游牧民相同的海上游牧民。维金人制造了一种船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金人正是乘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林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两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金人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顺流而下,经入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这样,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起初, 8世纪末和9世纪,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北欧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幸免于难。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10、11世纪时,维金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无论他们定居何处,最终都被现存的基督教国家所共吞。例如,法兰克国王为进一步防止维金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    
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 10世纪为最不佳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如此凄凉的前景。    
六、西方历史的独特性    
纵观这些标志着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侵略活动,很明显,欧亚大陆各地区所受的影响迎然不同。由于地理上相隔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扰。拜占廷帝国因擅长外交,财源丰富,海军强大,几个世纪内成功地击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公元 226年,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人王朝。萨萨尼亚人唤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复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组织穿戴沉重的铠甲的骑兵部队,统一了全国。因而,波斯能击退奥克苏斯河沿岸游牧民的进攻浪潮;但同拜占廷的战争,弄得双方两败俱伤,使即将到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掠夺易如反掌。    [!--empirenews.page--]
如前所述,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并非太好。两者均遭到蛮族的蹂躏,不过都保存了各自在古典时期形成的独特文明。因此,一个生活在公元前 1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5世纪初复活,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会注意到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这使西方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显得更为突出。如果公元前 1世纪的罗马人,于1000年、1500年或1800年在欧洲复活,他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诸日耳曼民族,为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他将会发现有几种新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新兴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罗马诸神;他还会发现,罗马的帝国结构已为一群新的民族国家所替代,古老的谋生之道正受到新的农业技术、新的贸易、新的行业的挑战;这种新贸易是与世界上一向无人知晓的地区进行的贸易,而种种新行业则是使用一些无需传统的人力畜力驱动、可节省劳动力的奇特机器。    
这无疑说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或是击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廷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无法复原,尽管在这几个世纪内,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但也无济于事。    
恰恰是这一独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它的起因必须予以重视。如本章第二节所述,技术停滞不前是诸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唯独西欧的文明会垮掉呢?    
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其他地区如中国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象中国那么富饶。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每英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能中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几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进攻中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邻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因此,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北方曾一度面临畜牧业取代农业,阿尔泰话语言代替汉语的危险。隋朝重新统一中国,恢复了正常秩序,才使这一危险化为乌有。但在西方,侵略活动连绵不断,阿瓦尔人摧毁了查士丁尼和克洛维建立的功绩;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推翻了查理曼帝国。因而,西方出现了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一结果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规模的消亡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这里所说的“文化”,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并无差异。因为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它们能设法从这些侵略中幸存下来,得庆重生。但是,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出现一个崭新的开端。    [!--empirenews.page--]
回顾历史,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便十分明显。古代时期,中东曾是创始力的中心,几千年中,许多主要发明由此传播出去。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落在后面。其原因恰恰因为中东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侵略中得以幸存下来,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所有地区的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empirenews.page--]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编 (一)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时期也是以各种侵略——前者是以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后者是以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拉开序幕的。然而,与古典时期不同,中古时期的各个世纪,都是以相似的、连绵不断的侵略宣告结束的;这些侵略实际上波及欧亚各地区。 7世纪初,伊斯兰教武士的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更为广阔,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他们占领了自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大半陆地。    
这些巨大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规模宏大,却并不象前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来。在庞大的穆斯林世界里,土生土长的希腊 -罗马人、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湮灭,反而溶汇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又以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继续生存了整整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称自己为“罗马人”。    
如前章所述,在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起。因此,唯独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完全不同,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    
正是西方的这一独特性,使西方能发展经济力量,推动技术进步,产生向海外扩张、控制世界诸海路的社会动力。这一重大发展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但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不是以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为结束,而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险宣告终止的。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活动,标志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罗马时期和汉朝以后所出现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种项目的双向交流;其交流量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交流十分困难,但至少东半球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要承认的更加统一的交流的王国之中。     
——小林恩·瓦特    
第十二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正如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典时期和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中世纪和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见第七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但这几个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仅象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象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数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empirenews.page--]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在印度,只有一个很不稳定的据点。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 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疆土如此空前辽阔,使欧亚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络、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一、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大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的继续存在,促进了贸业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 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渡过夏季,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时需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象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758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缎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宋朝( 960-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     
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明朝( 1368-1644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不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可说明这一点。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韵,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更加遥远,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    [!--empirenews.page--]
1433年,皇帝突然下谕旨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朝廷的威望,或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前辈。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日本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复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发展成中国人短期内就建立起来的强大海军。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便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上霸权。    
二、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 14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时商业的重大意义。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 60个人同行,也会感到如呆在家里一样安全。    
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北京,无意之中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商人通常沿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到忽必烈新朝廷来的欧洲人,并非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由两条路线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进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防运到这些港口。第一条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足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沿领河而上,或许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亚人便可到达波斯湾,直接去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非常便宜,而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经纪人在东南亚生产者和欧洲消费者之间撮合经售,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陆上贸易的恢复只是短暂的。原因之一是, 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蒙古帝国全面崩溃,从而使中亚再度分裂,导致欧亚大陆间的贸易瓦解。更重要的是,伊儿汗国的合赞汗(1295-1304年)改宗伊斯兰教,无意之中切断了欧洲人去香料群岛的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航线,用船运输,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经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是他们现已知道香料的产地及其价格,从此开始寻找避开穆斯林这一障碍的新道路,结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三、技术传播    
穆斯林帝国和蒙古帝国,不仅影响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影响了技术的传播,三角帆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一直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这种帆船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不过,阿拉伯帆船操纵更加灵敏,能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由于这一点,它不久便在地中海东部诸地区代替了横帆帆船。到 11世纪时,它已成为正式的运输工具,遍及地中海。尽管这种三角形的帆船是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入地中海的,但今天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empirenews.page--]
穆斯林帝国横跨北非、中东和南亚,同欧亚大陆各地区保持联系,从而疏通、调顺了知识、技术以及商品的相互交流。 850年至925年,居住在巴格达的一位阿拉伯医生和科学家的下面这段叙述,可作为说明这种相互交流的一例。它告诉人们,中国人是怎样从穆斯林那里得知加伦;加伦(公元130-200年)是希腊一位名医,他的许多著作早被译成阿拉伯语。    
一位中国学者来到我家,并在镇上住了大约一年。五个月内,他学会了用阿拉伯语说话、写字,而且,的确达到了口才流利、书法精通的程度。后来,他决定回国。临行前一个月左右,他对我说:“我要走了。走之前,如果有谁愿口述加伦的 16部著作,让我笔录下来,那我将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时间不够,顶多只能笔录一小部分。他却说:“我恳求你在我走之前,用你所有时间,以最快速度为我口述。你将看到,我记录得比你口述还要快。”于是,我和一个学生一起,以最快速度为他口述加伦的著作,但他记得更快。我们不相信他记得都对,后经核对,才发现完全正确。我问他为什么能记得这么快,他说:“在我国,有一种书写方法叫速记,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想要快速记下某些东西时,使用这种写法,事后,可以随意将它们整理成原来的文字。”但他又说,即便是位敏于学习的聪明人,要掌握速记,至少也得20年。    
这段叙述所描写的情况较为独特,因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确,早些时候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和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 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见表1)。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表 1技术和发明的传播     
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与发明    
大约与现在相隔的世纪    
方板链泵    
15    
轮式碾磨机    
13    
水力轮式碾磨机    
9    
水力冶金鼓风机械    
11    
叶片式旋转风选机    
14    
活塞风箱    
14    
拉式纺机    
4    
手摇纺丝机械( 11世纪出现的一种纺车上的均匀捻线锭翼,14世纪水力已应用于纺机)    
3-13    
独轮小车    
9-10    
航海运输    
11    
车式碾磨机    
12    
有效耕畜挽具;胸带(左马驭者)    
8    
轭    
6    
石弓(单臂)    
13    
风筝    
12    
直升飞机螺旋浆(用绳索旋转)    
14    
活动连环画转筒(靠上升热气流转动)    
19    
深钻孔法    
11    
铸铁    
10-12    
卡丹式悬架    
8-9    
平圆拱桥    
7    
铁索桥    
10-18    
运河船闸闸门    
7-17    
航海制图法    
10    
船尾舵    
4    
火药    
5-6    
火药用于战争技术    
4    
磁罗盘(磁石匙)    
11    
磁针罗盘    
4    
磁罗盘用于航海    [!--empirenews.page--]
2    
纸    
10    
雕版印刷    
6    
活字印刷    
4    
金属活字印刷    
1    
瓷器    
11-13     
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与发明     
螺钉    
14    
液体压力泵    
18    
曲轴    
3    
钟表装置    
8     
培根正确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书的每页分别刻在每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 868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艺人试制成功; 1041到 1049年间,这位普通艺人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以后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从中东传入欧洲。在欧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 618-906年),中国就用火药制造烟火。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武器,即“突火枪”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 240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铁。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南针仅用于泥土占卜者的巫术活动。1125年,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很多。 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帯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115O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它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O张羊皮。    
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 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身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最后,应该指出,这些及其他一些发明的传播,显然与政治事件有关。因此,人们认为, 12世纪指南许、船尾舵、造纸术和风车的广泛传播可归因于十字军东征。同样,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也促进了14世纪火药、丝绸制造、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的大量传播。    
四、欧亚大陆的宗教    
中世纪不仅以欧亚大陆间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为特征。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们于古典时期末开始传播,中世纪时期继续流传(见第七章第三节)。但中世纪诸世纪中,最为著名的宗教革新运动则是伊斯兰教的出现。除其教义(这将于下章叙述)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 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以后叙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632到750年,伊斯兰牧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阶段,从1000年到15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保护区。    
伊斯兰教领土的巨大扩张,自然使被围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一点,也是 13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者的反应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杀使他们丧魂落魄;这些屠杀、劫掠显示了蒙古骑兵的挺进好象是不可抗拒的。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他的训令(Clamat     [!--empirenews.page--]
in auribus)中,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团结起来:“……采取有远见的行动,抵抗日渐迫近、显然要降临的危险……愤怒的上帝将惩罚这些野蛮的鞑靼人,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里突然冒出来的鞑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景并非一片漆黑。蒙古人虽征服了基督教俄罗斯人,即希腊正教教徒,但给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打击最具毁灭性。当绝望中的穆斯林请求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提供援助时,温切斯特的主教的话,表达了人们通常的反应:“让这班畜牲们互相残杀去吧!”有些西方人还认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督教事业的天赐的干预者,是反对宿敌伊斯兰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们甚至希望,新蛮族能象前马扎尔人和维金人那样皈依基督教。由于对文明一无所知,没有高级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组织的教士的支持,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并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时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亚洲争雄。其中,伊斯兰教最富有侵略性;他们从波斯渡过奥克苏斯河,扩张到中亚,争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从发源地印度没突厥斯坦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已为蒙古人所熟悉。最后是聂斯脱利斯派教徒;他们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会议( 431年),当时他们被指责为异教徒,于是,聂斯脱利斯教徒从罗马帝国撤回波斯,后来,在不断挺进的伊斯兰教的逼迫下,沿陆路穿过中亚进入中国。因此,他们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当蒙古帝国扩张时,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员、文字或口头翻译和使节,为蒙古人服务。    
正当这些聂斯脱利斯教徒渴望着蒙古人皈依时,天主教徒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个传教团( 1245—47年)由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约翰·卡皮尼·皮阿诺率领;第二个传教团(1253-55年)由佛兰德方济各会的修道上威廉·鲁伯鲁克率领。两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并发现可汗们对所有外国宗教都很感兴趣。威廉修土应邀以西方方式吟咏赞美诗,并解释《圣经》中的插图。但是,几天后,他发现大汗正专心致志地研究被烧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们完整无缺,大汗就认为他可以筹划发动一场肯定能获胜的战争。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纹,他则会按兵不动。传统术士,即巫师,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修道士们不可能争取皇家任何成员。“我们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蒙哥汗对威廉修上说,“但如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手指一样,他也赐给人类各种不同的方法。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基督教徒不应违背。……上帝赐给我们占卜者,我们就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和睦相处。”同样,要组成反伊斯兰教联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需要别人向他们屈服,而不是和他们合作。“毫无例外”,蒙哥汗声明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为我们服务,并效忠于我们…我们所告知给你们的,就是上帝的诫命。”然而,传教团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关这一新蛮族的形成、习惯和军事战术等第一手可靠的资料。    
威廉修士刚刚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 -蒙古胜利联盟、永远结束伊斯兰教威胁的希望再次出现。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助长了这一希望。旭烈兀是个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古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1258年到1260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人们满怀信心地期望,他将轻取埃及和北非,然后同天主教国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终从地球上灭绝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 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鲁特(缴利亚发源地)的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这次失败显然给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伊斯兰教,反而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关这些战役的详情,见第十四章第四节)。    [!--empirenews.page--]
在西方,对伟大而又神秘的中国仍抱有希望;众所周知,中国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皮尼和鲁伯鲁克都没到过中国,但他们听说,只需 20天便可以从哈拉和林到达中国,而且,这是一个无比富饶的国家。1264年,当忽必烈迁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时,欧洲人首次进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就提出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马教室只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大但因路上动乱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经验的传教士。约翰修士走海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坎富(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到达大都(北京)。他被允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1292年到达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拥有一支150个男孩的唱诗队,他们唱的格列高利圣歌皇帝非常爱听。罗马教皇得知这一成功后,又派出了一些传教士,使约翰修土能前在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到1328年修士去世时,已在中国大地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    
这一进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他们深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从皇帝的金库里获得大笔津贴,从而建立了一座带有“高级教土房间”的修道院。然而,外国教徒意外的汇集中国只是短暂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教徒。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外国人。”因此, 1368年,当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时,受他们保护的所有外国人,也一起彼赶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16世纪,达·伽马的航行,开辟了一条直接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航线,为耶稣会的到达铺平了道路,直到这时,天主教才又在中国获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扩展中的视界    
尽管欧洲人未能争取蒙古人为盟友,未能使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对欧亚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中世纪早期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崩溃,隔断了古典时期欧亚大陆间的联系。教区制度开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条又着重强调了这一制度。《圣经》成为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于是,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则被认为是发源于同一源头伊甸园。    
七、八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筑起了一道横穿北非和中东的有害屏障,进一步缩小了欧洲人的视野。直到 12世纪,十字军带着种种传说,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返回西方时,才使欧洲人重新得到有关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地中海那时仍是世界的中枢,但他们对东面和南面地区的了解却非常贫乏。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正如后来的哥伦布和达·伽马使人们的视野相应地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商人、传教士和战俘的旅行告诉人们,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另一方面,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马可·波罗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局地;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受雇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本·巴尔·索玛, 12788年曾旅行到伊儿汗国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里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对伊斯兰教。他于1287年出发,去过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中世纪时期,游历范围最广的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拨图塔(1304-1378年)。他从自己的家乡摩洛哥出发,去麦加朝圣然后,继续旅行,取道撒马尔罕前往印度,作为法官和使者从印度派往中国。回到摩洛哥后,他又继续向北旅行,到达西班牙,随后南下,进入非洲内地,到达廷巴克图。当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至少旅行了75000英里。    [!--empirenews.page--]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当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国时,他也一同前往,于 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以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他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径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居民和资源,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象别的石头一样,从山里挖掘出来,但却象木头一样可以燃烧。”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1295年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在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下面这段话便是书的开头,它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    
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家这位海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马可叙述的故事,确实和这一介绍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 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编 (二)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论海滨旷野的默示。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的地方而来,象南方的旋风猛扫而过。     
——《以赛亚》    
我们把阿拉伯《古兰经》降给你,好教你警告“城市之母”麦加及其周围的人们;好教你警告他们“末日审判”无疑来临。那时,一些人将永居天堂,一些人则堕入火狱。     
——《古兰经》第四十二章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600年至1000年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的出现,是欧亚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穆斯林军人的惊人征服,和大约1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一样,再度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罗马人最终强行统治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使中东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由伊朗和伊拉克构成,是波斯文明的中心;西部包括巴尔干诸国、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北非,成为拜占廷文明的所在地。7、8世纪,伊斯兰教的征服结束了这种分裂状况,在伊斯兰教的星月旗下,统一了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    [!--empirenews.page--]
比这些军事扩张更为显著的是伊斯兰教文化上的成就。尽管被征服的地区曾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然而,到 11世纪时,它们语言上已阿拉伯化,文化上已伊斯兰教化。阿拉伯语成为从波斯到大西洋广大地区的日常用语,新出现的伊斯兰教文明是前犹太教文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独创性的综合体。这种语言和文化的转变一直存留到现在,因此,伊拉克人和摩洛哥人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在语言和文化上至今仍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半岛    
穆斯林入侵前的中东由两大帝国统治:拜占廷帝国和萨珊王朝。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为都,控制着地中海东部地区;后者定都泰西封,统治着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流域和伊朗高原。两帝国长期不和,一个是具有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督教国家,另一个是具有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国家。603至629年,波斯和拜占廷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战争,使双方两败俱伤,无力抵抗阿拉伯沙漠聚集的风暴。    
这时的阿拉伯半岛,在文明邻邦的眼中,是游牧蛮族的偏僻之壤。然而, 6世纪后半叶,由于商路的改变,它已成为经济要地。埃及的混乱和拜占廷-波斯战争,使传统的红海至尼罗河流域和波斯湾至红侮的道路无法通行。商人们因此转向更加艰难,但却较为安全的道路,即从叙利亚经阿拉伯半岛西部到也门,再从也门用船只往返于印度洋之间运输货物。麦加因商路的改变而获利,它地处商路中段、阿拉伯半岛沿岸,是北往叙利亚,南通也门,东到波斯湾,西至红海吉达港和走水路前往非洲的交通枢纽。    
除从事农业和实行君主专制的南方外,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都处于游牧和部落状态。酋长,即当选的部落首领,只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年高德望的人,受统治一切的传统习惯的约束。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战时指挥打仗和领导人们保卫圣地。大多数部落信奉多神教,崇拜树,泉水和石头;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无形的诸神的居住地。他们还信仰更多的属于个人的神;并认为它们从属于一个称为“安拉”的更高级的神。犹太教和基督教曾从北面传入阿拉伯半岛,争取了边界地区所有部落以及半岛其余地区的孤立的部族。同这些宗教信仰相比,阿拉伯半岛的多神崇拜、部落战争和政治分裂,对富有思想的阿拉伯人来说似乎太原始,是一种耻辱。据说, 7世纪初,确实出现过几个“先知”,反映出当时正在朝发展本土的神教方向努力。门每个成功的传道士一样,穆罕默德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愿望,满足了当时的要求。    
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生于 569年,是麦加一位商人的遗腹子。六岁母亲去世,先由祖母,后由伯父抚养长大。有关他青少年时期的情况知道的很少。传说他12岁曾随伯父跟商队去过叙利亚,在这次旅行中,可能获得一些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识。穆罕默德25岁同一位富孀结婚,她为他生了几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儿子都早年夭折了。    
穆罕默德 40来岁时,经历了一段精神极度紧张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相信上帝选他为先知,选他当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经过,他回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在天国里,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而这时在他身边的其他人,既看不到这位天使,也听不见他讲的话。穆罕默德的痉挛可能是癫痫病发作,尤其因为他说他听到了铜铃般的声音,一种通常在癫痫病发作时才能听到的声音。无论如何,穆罕默德这时认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证实安拉的唯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们“末日审判”终将来临,去告诫他们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    
穆罕默德的教诲,在他死后不久被记录成书,成为伊斯兰教这一新教的圣典。“伊斯兰”意为“顺服上帝的旨意。”穆罕默德更没有建立教士组织,也没有确定专为拯救灵魂的具体圣事,但却要求信徒们履行一定的仪式,即伊斯兰教“五功。”它们是:( 1)念功:信徒一生必须完全理解、绝对接受地背诵“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2)拜功:信徒应每日礼拜五次,分别在晨、晌、晡、昏、宵五个时间内举行:脱掉鞋子,跪在一张地毯上,头叩地,面朝麦加万向祈祷。(3)课功:穆斯林应慷慨施舍,作为献给安拉的贡品和虔诚的行为。(4)斋功:穆斯林必须在赖买丹月,每日自日升前到日落,斋戒禁食。(5)朝功:穆斯林一生如条件允许应朝觐麦加一次。    [!--empirenews.page--]
这些仪式极大地加强了信徒们的社会结合。他们一起祈祷、斋戒,一起为不幸的兄弟们承担责任;他们——富人和穷人,黄种人、白种人、棕种人和黑人——一起到麦加去朝觐。而且,《古兰经》还对信徒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风俗和卫生、结婚和离婚,商业和政治、犯罪及惩罚、和平与战争等予以指导。因此,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体系。它不仅为信徒们提供宗教戒律,而且为个人和公众生活提供了明确的教训。如在基督教世界一样,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间,现世和教会之间并无差别。在伊斯亚教中,凡属于凯撒的就是上帝的,而属于上帝的也就是凯撒的。“沙里亚”即圣典,直到近代仍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国法,至今在各个国家里,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    
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人们皈依这些教义。首先是他的直系亲属和私人朋友,这些人后来作为“先知的同伴”,享有崇高的威望。随着这一小股皈依者的发展,麦加的富商开始感到惊恐,害怕穆罕默德的教义将削弱过去的宗教信仰和阻止朝拜者对麦加圣物“黑石”的礼拜。由于反对势力的增长,穆罕默德应邀前往麦地那。这是麦加以北约 300英里处的商路上的一座绿洲城市。这里杂居着阿拉伯部落和犹太部落的居民,因此,穆罕默德被当作仲裁者受到欢迎。622年,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阿拉伯人称这一事件为“希吉拉”,伊斯兰教历则以事件发生的这一年为纪元。    
由于他的教义主要基于犹太教的教义、传说和经典,穆罕默德希望他能作为麦地那犹太人的先知的继承者受到他们的欢迎,但麦地那犹太人嘲弄了他的要求。于是,穆罕默德转而反对他们,最终将他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了他的信徒。从此,伊斯兰教具有更加鲜明的阿拉伯民族的色彩,麦加取代耶路撒冷,成为穆斯林必须朝拜的方向。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了麦地那的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并以他的教义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神权政治国家。    
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组织了对麦加商队的袭击。这种袭击是阿拉伯游牧民普为接受的经济活动。如今,他们聚集在“先知”的旗帜下,希望获得战利品,并顺便得到灵魂的拯救。到 630年时,穆斯林已十分强大,完全可以占领麦加;在麦加,穆罕默德使收藏在天房克尔白中的黑石成为伊斯兰教的朝拜圣物。于是,他实现和解,以此维护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并使其扎根于传统的阿拉伯习俗之中。到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虽不是全部——已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    
过去,在他本国,穆罕默德见过一些崇拜偶像的仪式。现在,他给它带来了一个宗教和一部天启的经典,带来了一个具有良好的组织和武装、统治了整个半岛的社会和国家。一个世纪内,他的信徒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并传播了他的教义。如今,这一宗教在世界上拥有 5亿信徒。如果以对事态发展的影响为标准,那么,穆罕默德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三、征服时期    [!--empirenews.page--]
正因为穆斯林社会是穆罕默德天才的结晶,所以他死后,这一社会的各组成部分报可能分裂。部落酋长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随他的死一起完结。于是,他们停止纳贡,恢复行动自由。这一撤回,伊斯兰教历史上称为“变节”,即叛教,引起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战争。这些战争制服了“叛教的”部落,迫使他们回归伊斯兰教社会。但是,被征服的部落成员愠怒不满,显然一有机会还会叛离。理想的瓦解办法是,以每个贝都因人所喜爱的战利品为许诺,实施对外袭击,故这些袭击开始时并非宣传教义的宗教战争。穆罕默德并没想到,伊斯兰教会成为世界性信仰,也不认为上帝选派他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其他人传教。确切地说,让骚乱的贝都因人一心忠于麦地那这一需求,是导致阿拉伯人袭击的原因。    
率领这些袭击的首领为哈里发,即代理人,他受选代替先知的世俗地位。哈里发无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但主要还是社会的世俗首领。因此,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只意味着他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而不是宗教领袖。正是在艾卜伯克尔的领导下,叛教的部落被迫重新回到信徒行列中,阿拉伯人开始了最早的对外侵略。    [!--empirenews.page--]
634年,欧麦尔继承文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在他的领导下,早期的侵略发展成正式的征服战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貌似强大的拜占经帝国和波斯帝国不久便暴露出外强中干的实质。它们不仅被两国间的一系列战争所削弱,而且它们的人民对繁重的捐税和宗教迫害极为不满。此外,当整个整个的部落被有关财富的迷人传说所吸引,从阿拉伯半岛各地向北迁移时,穆斯林军队也就由小股袭击队变成大规模武装部队,任何想让他们返回贫瘠的家园的企图,都将引起新的、很可能是致命的“变节”。结果,穆斯林首领率领贝都因军队进入叙利亚。因此,随之而来的巨大征服表明,它们并非是伊斯兰教的侵略,而是阿拉伯部落的扩张。最初几个世纪中,这些扩张多次向北进入“肥沃新月”地带。当时,这一扩张规模空前,部分是因为两个帝国异常虚弱,部分是因为新的伊斯兰教信仰所促成的团结和力量。    
阿拉伯人一旦开始侵略,便充分利用他们沙漠作战的经验。他们不象拜占廷人和波斯人那样骑马作战,而是骑骆驼作战。这样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正如后来的维金人,因控制着海洋而能劫掠欧洲沿海一样,这时的阿拉伯人则利用他们的“沙漠之舟”,进攻富庶的帝国。无怪乎阿拉伯人在被征服的省份里都选择沙漠边缘的城市,作为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当形势安定的时候,他们就利用现成的城市,如大马士革;在必要时,他们就建立新的城市,如伊拉克的库费和巴士拉,埃及的伏斯泰特,这些军事重镇满足了正在形成的阿拉伯帝国的需要,就象后来的直布罗陀、马尔他和新加坡满足了不列颠海上帝国的需要那样。    
636年,阿拉伯人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河谷,决定性地大败拜占廷人。他们乘迷眼的沙暴发动进攻,几乎全歼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基督教混合部队。皇帝希拉克略逃进君主坦丁堡,将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哈里发欧麦尔随之转而进攻富裕的邻邦伊拉克。那里的闪米特人已部分地皈依基督教,他们对波斯和琐罗亚斯德教统治者不满,这有助于阿拉伯人的胜利。637年夏,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波斯皇帝仓量撤离位于卡迪西亚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东逃窜。    
耶尔穆克和卡迪西亚的惊人胜利,给穆斯林带来了前所未闻的财富,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大批来自南部沙漠的贝都因人。边境的压力不可抵抗,阿拉伯军队如洪流滚滚向前,他们向西进入埃及,向东进入波斯。两年内( 639-641年)他们占领了整个埃及,但在波斯,首次遭到顽强抵抗。尽管帝国统治软弱无能。不得人心,然而,全民族人民为了自由,为了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已做好准备,决心同始终被视为“沙漠之害”的阿拉伯游牧民作战。随着穆斯林的推进,当地的抵抗力量组织起来,迫使侵略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651年,波斯才被征服。而在此之前,即644年,欧麦尔被一个波斯俘虏暗杀了。    
欧麦尔的哈里发继承者们,在宗教热情和游牧民贪婪之心的驱使下,继续举起伊斯兰教的旗帜,乘胜对外征战。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得到当地柏柏尔皈依者的增援,迅速进入摩洛哥,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 711年,他们战胜西班牙的最后一个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然而,732年,在法国的图尔,他们却被查理·马特打败。这场战斗通常被认为是西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即使穆斯林取胜,他们是否继续向远离家乡的地区挺进,还值得怀疑。穆斯林向东面的扩张也是如此。715年,他们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但直到几个世纪以后,当信奉同一宗教的突厥人从北面入侵印度时,才得以进一步推进。同样,751年,穆斯林在中亚的怛逻斯,战胜了中国人,但也未能再向中国进军。于是,怛逻斯、信德和比利牛斯山,便成为穆斯林在其当时的军事技术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扩张的最后界限。    
这清楚地表明了阿拉伯人围攻一年( 717—718年)未能占领君主坦丁堡的特殊意义。由于君士坦丁堡紧挨帝国的中心,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势必有可能占领东欧大部分地区。当然,15世纪时的穆斯林土耳其人正好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这一事件约早10加年发生,那么东欧大部分地区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教化,并成为今日穆斯林中东的一个组成部分。    [!--empirenews.page--]
尽管有这些失败,事实仍然是:开始于沙漠中的一个宗教,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已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到 750年,伊斯兰教统治了从比利牛斯山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的广大地区(见图13“1500年以前伊斯兰教的扩张”)。    
四、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教帝国    
第一阶段的扩张完成之后,阿拉伯人便安顿下来,享受胜利果实。他们实际上是其属国的占领军,大多数居住在军事重镇里,由此控制着周围的乡村。由于哈里发欧麦尔曾有规定,他的追随者不应在被占领的行省里享有封地,因此,他们这时享受政府津贴。支付这些津贴的资金来自伊斯兰教国家没收的土地和征收的捐税,向非穆斯林征收的捐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实际上,皈依伊斯兰教极不受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因此,信奉伊斯兰教,其实是统治绝大多数属国臣民的阿拉伯骑士贵族享有的特权。    
不久,日益增长的“麦瓦利”,即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这些新教徒成群结队涌入城市,充当雇员、工匠、店主和商人,为阿拉伯责族的需要服务。作为穆斯林,他们要求与阿拉伯人平等,但未得到承机。“麦瓦利”在伊斯兰教军队中服役,通常只能作为步兵参加战争,因为步兵得到的薪俸和战利品低于阿拉伯骑兵。    
随着帝国的扩张,以及财富从属国行省源源不断流入城市,“麦瓦利”的人数和财富也不断增长,但他们仍被拒绝在统治集团之外。于是,他们成为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决心取得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等的社会地位。人们开始理由充分地认为,阿拉伯伍麦叶哈里发王朝是征服战争完成后毫无作用的一个寄生集团;伍麦叶王朝曾于 661年,从麦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因此,对阿拉伯贵族的抵抗运动,既是民族的,又是社会的反抗运动。    
为争夺王位而突然爆发的十年内乱,以 750年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宣告结束;阿拔斯王朝建立的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改朝换代。“麦瓦利”,尤其是波斯人,这时代替了过剩的旧贵族。阿拉伯军人不再是享有薪俸的特权阶层,而被皇家常备军所取代;皇家常备军开始时主要由波斯人组成。从前的军事重镇,如今在“麦瓦利”的控制下,变成了巨大的商业中心。一部分阿拉伯人开始加入市民和农民的行列,另一部分则重新返回到游牧生活。    
帝国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 762年,首都从大马士革东迁到巴格达。这实际上意味着,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开始放弃地中海,接受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哈里发不再是阿拉伯部落的酋长,而是一个神权君主,即“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地的权力并不依赖于部落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享有薪俸的官僚和常备军的基础上。因此,同前泰西封、波斯波利斯和巴比伦的许多村主政体相类似,哈里发统治已成为东方的君主政体。在这一君主政体所提供的秩序与保护下,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伊斯兰教不再仅仅是上层骑士贵族的法典,而成为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文明。    
五、伊斯兰教文明    
哈里发曼苏尔选定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在地,并预见到这一选择的辉煌远景:    
这个东濒底格里斯河,西滨幼发拉底河的岛屿,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从瓦西特、巴士拉、乌本拉、阿瓦士、法尔斯、阿曼、耶玛麦、巴林以及更远的地方溯底格里斯河而上的所有船只,将在这里停泊。由摩苏尔、迪牙个 -拉比阿、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地顺底格里斯河而下的货物,以及从迪牙尔-穆迪尔、拉卡、叙利亚边境沼泽地、埃及和北非沿幼发拉底河运来的也货物,将停卸于此。这里将是山区、伊斯法罕和霍拉桑请地区的居民的交通要道。感谢安拉,为我保留了这块地方,并使在我之前来这里的人们忽略了它。真主啊,我要在这里建筑城市,并终居住在这里,我的子孙、也将居住此地。无疑,它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    
曼苏尔的期望很快得到全面实现。一个世纪内,巴格达的人口约达 1O0万。城市中心是一座城堡,直径约两英里,里边有哈里发的宫廷,官员们的宅邻和禁卫军的营房。城堡外围建立了巨大的商业中心,由富绕的两河流域地区提供充裕的产品。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稻米、椰枣和橄榄。阿拔斯王朝通过排干沼泽地和发展灌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了产量。和前统治者相比,他们还降低了税收,减少了强加于农民的劳役。不过,这一改进很快就由于富裕商人和地主的投机,由于许多大庄园引进奴隶劳动而被取消。    [!--empirenews.page--]
各省还提供了丰富的金属资源,如来自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来自努比亚和苏丹的黄金,来自伊斯法罕的铜以及来自波斯、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蕴藏着宝石,波斯湾水域还盛产珍珠。工业也很繁荣,就从事生产的人数和产值而言,纺织业是最为重要的。许多地方生产亚麻布、棉花和丝绸商品,既用于地方消费,又提供出口。地毯制作几乎随处可见,而以塔百里斯坦和亚美尼亚的产品最为出色。 751年,许多中国人在怛逻斯战场被俘;从这些俘虏身上学到的造纸术,迅速传遍伊斯兰教世界,900年,传入西班牙。其他工业还有陶器、金属制造、肥皂和香料等。    
如此繁荣的经济,遍及辽阔的阿拔斯帝国,激发了地区间空前广泛的贸易。如前章所述,穆斯林商人,或走陆路经过中亚,或从水路同印度、锡兰、东南亚和中国经商。他们还同非洲进行广泛的贸易,由此获得黄金、象牙、乌木和奴隶。在斯堪得那维亚半岛上发现的、大批 7至11世纪的穆斯林硬币,证实了穆斯林商人同北方国家的贸易。他们就用这些货币换取了毛皮、蜡、琥珀、蜂蜜和牛。如此广泛的贸易,促进了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结果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分行,在巴格达开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    
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阿拔斯哈里发们便在其奢侈豪华的宫殿里纵情享受。《一千零一夜》描写了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 786—809),作为放荡而又有文化素养的统治者,他的身边簇拥着一批诗人、乐师、歌手、舞女、学者和才子。室内常见的游戏是象棋、骰子和十五子棋;室外的运动有打猎、鹰猎、放鹰、马球、射箭、击剑、掷标枪和骑马比赛等。哈伦与查理曼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各自的首都,巴格达和艾克斯拉沙佩勒简直无法相比,如同今天的巴格达无法同巴黎相比一样,不过两者的位置需颠倒一下。10世纪初,有位拜占廷使者虽然熟悉君主坦丁堡的繁盛,但在巴格达的所见所闻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谈到了这里的23座宫殿,每座宫殿都拥有成千上万张地毯和挂毯;大批仆人身着闪光的制服;妇人们穿着用丝绸和锦缎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华丽服装;宽敞的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家畜和野兽。    
阿拔斯王朝不仅以富裕和豪华著称,而且以一段时期内宗教信仰较为自由闻名于世,很明显,这在当时的西方是绝对没有的。伊斯兰教教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神圣法律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是《圣经》的信徒,就象穆斯林是《古兰经》的信徒一样。两者都有一部圣典,即成文的启示书。他们的信仰被认为是真实的,不过还不完整,因为穆罕默德已代替了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尽管宽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但却带有某些限制和处罚。    
例如,哈里发哈伦命令,所有在穆斯林征服后建立的教堂必须拆毁,所有非穆斯林,即迪米人必须穿规定的服装。哈伦的孙子也颁布法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必须把木制的魔鬼像贴在住房墙上;只能骑配备木鞍的骡子。伊斯兰教法官还规定,拒绝接受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反对穆斯林的证词。迪米人交纳的税额总比穆斯林重很多。显而易见,他们是二等公民。不过,他们的地位,同西方相类似的异教徒相比要优越一些。他们可以保持原有的信仰,享有正常的财产所有权,属于一定的行会。他们常常受命在国家高等机构中任职,并与在基督教征服西班牙后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遭遇不同,无须参加圣战,也不会被流放。    
阿拔斯王朝还以科学领域的成就享有盛名。诚然,这方面的趋势是保存和发展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最伟大的科学家比鲁尼( 973-1048年)曾说过:“我们应限于从事古人所从事的事业,完善可以完善的东西。”然而,帝国的庞大规模,它同欧亚大陆各地区的实际联系,它从几大文明中心获得的极为丰富的遗产,都大大有助于伊斯兰教科学的真实成就。例如,以“智慧之城”自誉的巴格达,就拥有一批翻译,一个图书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学校。那里的学者们翻译并研究了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以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    
在天文学方面,穆斯林一般接受了前希腊人的基本原则,理论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他们未间断地延续了古人的天文观察,从而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获得了约 900年的记录,为他们的重大发现提供了依据。穆斯林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因为天文学和商业都需要数学。由于巴比伦和印度的影响,他们在数学上,尤其在推广印度十进位算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见第九章第五节)。尽管人们误认为它是阿拉伯数字,但如早先发明的字母用于书写一样,这一系统可用于算术。它使数学大众化,使之适用于非专家的日常用途。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数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780-85O年)是一位波斯人,因出生于里海东部的花刺子模(现基发),故得名花拉子密。他用印度数字编写的一本代数课本,系统地阐述了最早的三角函数表,许多世纪里一直为东西方所使用。他还同其他学者一起,合编了一部地理百科全书。    [!--empirenews.page--]
在地理学方面,如天文学一样,穆斯林理论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庞大的帝国疆土,广泛的贸易范围,使他们积累了有关欧亚大陆的系统、可靠的资料。例如,比鲁尼关于印度的名著,不仅描写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而且描写了印度人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科学成就。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直到 18世纪,才有人能与他相媲美。穆斯林还绘制了航海图和地图。在这些图中,如当时的基督教制图者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一样,穆斯林自然以麦加为中心。    
伊斯兰教医学也以希腊医学为基础,但伊斯兰教地理上的更大扩展,使穆斯林获得了有关新疾病和新药物的知识。他们在古老的药典中增添了龙涎香、樟脑、肉桂、丁香、汞、番泻叶和没药;还采用了新的药剂,如糖浆、药用糖水和玫瑰香水。的确,在意大利船长们在中东各港口装运的货物中,阿拉伯药物居于首位。吸入药物的麻醉法开始在某些外科手术中实行;海吸希和其他药物被用作止痛药。穆斯林首建了药店和药房,创办了中世纪第一所药剂学校:要求行医者通过全国性考试,获得执照,方可营业;他们还开办了设备精良的医院,其中为今日所知的约 30所。被欧洲人尊称为“拉齐斯”和“阿维森纳”的穆斯林著名医生穆罕默德·拉齐(844—926年)和艾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拿(980—1037年),是从天文学到植物学、化学等方面知识渊博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著作在17世纪以前,一直被用作欧洲医学院的教课书。    
穆斯林在化学上所做的贡献,对科学的全面进步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他们在巴比伦人、埃及人和希腊人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上,增添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广泛的化学知识;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才能与精力,寻找古代的两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即:能将贱金属变成贵金属的点金石和无限延长寿命的金丹。然而,穆斯林的论文表明,他们最先发展尖端实验技术,处理药物、盐类和贵金属。因此,他们能够发展地方化学工业,生产出苏达、明矾、硫酸铁、硝酸盐以及其他适用于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盐剂。    
阿拉伯人自认的最高成就是诗歌。伊斯兰教以前的诗,曾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的作用,诗人常以颂扬者或讽刺者的姿态出现。描写战争、崇尚勇敢、歌颂爱情、赞美恩主、咒骂敌人以及颂扬部落或骆驼、马等是诗歌的主题。阿拔斯王朝时期,许多非阿拉伯人、尤其是波斯人的贡献,丰富了阿拉伯诗歌。但是,阿拉伯文学丝毫没有借鉴希腊 -罗马文学,这也就是它一直为西方人所陌生、不知的原因。穆斯林科学家渐渐为西方人所熟悉,但穆斯林诗人却无人知晓。不过,直至今日,阿拉伯人仍能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许多欢乐与灵感;这些诗歌韵律单调,具有令人陶醉的语言效果和催眠力。    
除自身的成就外,穆斯林还在翻译和改编古典著作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伍麦叶哈里发不信任任何非阿拉伯人,对他们的文明也不感兴趣。阿拨斯哈里发则不同。他们曾得到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有力支持,同而心胸也更为宽宏。“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翻译家,其中著名的一位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 809-573年〕则是基督教徒。他曾出访希腊语国家;收集手稿,同助手一起翻译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加伦、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另一大翻译中心在穆斯林西班牙的托莱多市。12、     
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这一活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最后应该强调,两条基本纽带,即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的各不同民族连在一起。阿拉伯语的传播,比阿拉伯人的征服成绩更为显著。到 11世纪时,它已代替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阿拉术语,在从摩洛哥到波斯的广大地区盛行,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一人们共同使用的语言说明,在这一地区,尽管有苏丹黑人以及占优势的闪米特人,有基督教黎巴嫩人、科普特埃及人以及占优势的穆斯林,但却存在着一种彼此相同的感情。甚至在这片已经永久地被阿拉伯化的辽阔地区之外,阿拉伯语对其他穆斯林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语汇在这些语言中,如希腊和拉丁语汇在英语中一样被普遍使用;其中有些语言(乌尔都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和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土耳其语)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    [!--empirenews.page--]
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一条比基督教更有力得多的纽带,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体系以及生活的总方法(见本章第二节)。如同语言为阿拉伯世界打下基础一样,宗教信仰也为伊斯兰教文明提供了基础。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文明在征服后几个世纪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阿拉伯宗教的成分,带有希腊 -罗马、波斯-美索不达亚米的行政、文化和科学各成分的综合体。因此,它不仅仅是古代各种文化的拼凑,而是原有文明的新的综合。它虽然来源不一,但却明显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特征。    
六、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哈伦·赖世德统治时朝,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随即便衰落下去,其情景使人联想起罗马帝国的崩溃。首先存在着帝国疆域广阔这样一个问题,这在用马和船只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边远省份远离首都达 3000英里,因此,不足为奇,西班牙于756年、摩洛哥于788年、突尼斯于800年,首先摆脱了帝国的统治。    
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阿拉伯帝国也存在着开支问题;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而言,帝国的开支显然过大,无力补偿。巴格达朝廷的极度奢侈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浩大开支,超过了技术的发展,结果,财政危机迫使哈里发委派各省总督为当地税务的包收者。这些总督用他们征来的税收,支付地方军队和官员的薪俸,并向国库交纳指定的款额。这一情况使总督兼包税人不久便和军事将领达成协议,两者一起成为各省的实际统治者。到 9世纪中叶,哈里发已失去对军事和行政的控制,并逐渐被土耳其雇用军随意废立。13世纪,穆林斯历史学家邦德里,清楚地描述了由中央集权制帝国向封建自治国家过渡的情况:    
历来的习惯,都是从全国征收赋税,以供养军队,在此之前谁也没有采邑。尼扎姆·穆尔克[ 11世纪的官员]     
已明白到,由于国家动荡不安,再要征收税款已不可能;生产也因社会混乱而毫无保障。因此,他将土地分封给士兵,指定产量和税收。这样,他们开发土地的兴起大大增加了,很快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    
毫无例外,帝国的衰弱导致了蛮族的入侵。正如罗马帝国遭到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侵略一样,哈里发统治这时也遭受了来自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进攻。十字军由北入侵占领了西班牙。西西里和叙亚利,而这三个地区穆斯林的不和却便利于这一入侵。在西西里岛; 1040年,当地王朝灭亡后爆发了内战,这对诺曼人从意人利南部入侵该岛十分有利。到1091年时,整个西西里岛被征服,混杂的基督教-穆斯林居民沦于诺曼底国王的统治。    
同样,在西班牙,伍麦叶王朝于 1031年被推翻,整个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由各“党派”即代表各民族的宗派统治。这些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当地前穆斯林伊比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即欧洲奴隶,主要来自中欧和东欧。他们同突厥人受阿拔斯王朝雇佣一样,被伍麦叶王朝雇来充当雇佣军,并象突厥人那样,最终统治了他们的主人。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使北部基督教国家能向南扩张。到1085年,他们占领了重要城市托莱多。到13世纪末,穆斯林只剩下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    
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失陷于基督教国家是长期的,但叙利亚的情况则不同。这里,几个穆斯林国家自相残杀的战争,使十字军从 1096年起迅速向前推进,抵达叙利亚海岸,进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四个国家:埃泽萨伯国(1078年)、安条克公国(1098年)、耶路撒冷王国(1O99年)和特里波利伯国(1109年)。这些国家都以西方封建方式建成,然而,它们缺乏根基,从未同化穆斯林阿拉伯臣民。它们的存在依靠欧洲零星到达的援兵的支持。而且,这些国家都位于沿海地区,很容易遭受内地组织的抵抗运动的袭击。但只要周围的穆斯林世界处于分裂状态,这些国家就能生存下去。萨拉赫丁,即西方人所称的萨拉丁,结束了这种分裂状态。他统一了穆斯林叙利亚和埃及,包围了十字军公国,于1187年开始反攻。他在1193年逝世以前已收复了耶路撒冷,把西方人从所有地区驱除出去,只剩下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区。随后一个世纪中,这一地区也被占领,穆斯林的再征服宣告完成。    [!--empirenews.page--]
除北面这些十字军的猛攻外,哈里发统治还遭到了来自摩洛哥南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以及上埃及地区的希拉勒和苏莱姆两个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的进攻。这些部落席卷利比亚和突尼斯,到处劫掠破坏。正是这一入侵,而不是更早的 7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摧毁了北非文明。14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历史学家、北非人伊本·赫勒敦,这样记载了他的祖国所遭到的破坏:    
伊斯兰教纪元 5世纪初(公元11世纪中叶〕,当希拉勒和苏莱姆达两个部落经过突尼斯和西部,并蹂躏了这些国家之后,那里所有的平原荒废了大约350年之久。而过去,从苏丹到地中海,所有平原都是一片良田,那里残存的石碑、建筑、农田和村落的遗迹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最后,第三股侵略军是来自东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的入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所侵略的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欧亚大陆,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范围及其影响,完全可以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征服相匹敌。实际上,这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突厥人和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又将池们的信仰扩张到遥远的新地区。下章将叙述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过程及其意义。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编 (三)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箭,除了最终爆发的歌革和玛各之战外,人类不可能看到与这相类似的灾难。因为,即使是假基督,也会宽容跟随他的人,只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然而,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别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穆斯林历史学家, 1160-1233年)    
第十四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显著最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广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这些游牧民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    
在这几个世纪中,游牧民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000—1200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1200-1300年)蒙古人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00-1500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伊斯兰教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一、突厥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优势    
突厥人操同一语系的语言,但不是同一种族集团,他们因都说一种或另一种突厥语而共同联结在一起。尽管他们种族上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象高加索种人,而不象蒙古种人。到 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的伟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与此同时,如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由于他们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因此,很快就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由原先的仆人变成了主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 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通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这里的政权。1055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君主”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empirenews.page--]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 1071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塞尔柱人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廷是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它随即引起了拜占廷敌对派系间的内战。事实上,曼齐刻尔特战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派系间的斗争;如今这种派系斗争的继续,又使突厥人未受到任何抵抗便进入了小亚细亚。为在突厥部落酋长的行政部门中谋取职务,彼此不和的拜占廷官吏和军官相互竞争,将许多城镇和要塞奉献给了侵略者。而且,农民因不满拜占廷官吏的腐败和剥削,虽不信任,但却屈从地接收了他们的新主人。因此,11至13世纪,小亚细亚的大分部地区,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廷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如今就象一个架在枯瘦的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年其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1071年。    
曼齐刻尔特的胜利,对塞尔柱人来说,是前进中的一大步,使他们重建了即将灭亡的哈里发统治。马里克沙( 1073—1092年)在位时期,塞尔杜帝国达到鼎盛,统治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在塞尔柱人的支持下,文化事业极为繁荣,以波斯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最为显著。但塞尔杜的优势只是短暂的,马里克沙死后,继承人之间你争我夺,封地成为世袭,帝国开始分裂(见第十三章第六节)。帝国的这一分裂,使12世纪十字军征服圣地成为可能。另一个结果是,小亚细亚西部出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继续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兵临维也纳城下,并在20世纪前,统治着整个中东地区。    
正当塞尔柱人向西挺进,追求名望,寻找战利品时,其他突厥人也在东部扩张,向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 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成为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们被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所激发,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12世纪,马哈茂德的继承者们被另一个以廓尔为基地的突厥王朝所取代,廓尔也在阿富汗境内。在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人的领导下,廓尔突厥人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的首都。在这次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不甚费力地在一个人口绝对超过他们的国家里安置下来,之所以能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古老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 1500年前反对亚力山大时的战术一样,是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其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能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象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二、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 Chinggis,Chingis,Jenz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7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12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它需要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混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战胜早年的地位低下,在转而反对他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统一。120s年,在“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empirenews.page--]
现在,他能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颇为吸引人,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收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 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000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成吉思汗从各游牧武士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入手。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作战演习的不断训练。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 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在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居民生活,然而,如有必要,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这时,敌人很可能会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 600呎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出所配备的30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钓的长予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这虽使得它们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即使今天”,一位权威人士说:“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连续骑100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但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好几天才行。”这对蒙古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备有大批新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    
成吉思汗为游牧民族传统的技术增添了新的技能和装备。这些技能和装备,绝大多数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其中包括强有力的石弩、攻城槌和坑道工兵;坑道工兵能将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然后用火药把城墙炸掉。这样,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战斗中,他们采用残酷的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土气。战俘被迫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攻城时稍遇抵抗,便将全城居民屠杀殆尽。    
最后,成吉思汗的伟大战略独具一格:他在进攻强大的帝国之前,十分注意征服他的游牧邻邦.他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战略,或如中国人所说的,“以夷制夷。”过去,许多游牧部落的酋长,因同时遭到帝国军队和敌对部落的进攻而被消灭。因此,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制围墙的帐蓬里的人们”。    
三、早期征服    
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 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开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刺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投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empirenews.page--]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属国。1211年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他的总战略,这时,成吉思汗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6年满洲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灭亡。    
完成上述地区的征服后,他已接近花刺子模边境,并于 1219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中国一位道士当时旅经此地,这样记载道:“我们经过伟大的城市巴尔赫,这里的居民前不久因反抗成吉思汗而惨遭屠杀,不过在街上,我们仍能听到狗叫声。”其实,巴尔赫已变成一座鬼城,而且是遭到如此厄运的许多的城市中的第一个。花刺子模的受侵害的统治者躲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避难,并死于那里,而他的儿子则向东逃到印度。但在印度河上游沿岸,他又被无情的蒙古军打败,于是逃亡德里;这里的突厥人苏丹因被残杀吓呆,准许他在此避难。    
蒙古人并不满足在中东和印度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胜利。他们转而向北进攻高加索,在那里打败了格鲁吉亚人。随后,继续向乌克兰挺进, 1223年,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80000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功绩,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家乡,他生前选择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四、蒙古帝国    
王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 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被彻底消灭。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15万,被派往欧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他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两年以后, 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利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汙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的骑手影响甚大,以致在遥远的、伦敦附近的圣奥尔本斯,马修·帕里斯修立在其编年史中这样记叙道:    
象成群的煌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经过萨拉森人的国度后,他们铲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蔓藤、捣毁公园、屠杀市民和农民。如果他们偶尔饶恕了某些哀求者,还要强迫这些沦为最低层的奴隶站在队伍的前列,去同自己的邻邦作战。那些假装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鞑靼人追回后统统杀个掉;而〔为他们」勇敢征战的人,却也得不到任何酬谢。可见,他象对待牲口一样虐待俘虏。他们野蛮残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他们酷爱喝血,撕吞狗肉人肉,身穿牛皮,手持铁盾;他们身材矮胖,体格健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他们的背后毫无遮盖,胸前披挂铠甲;他们非常喜欢喝纯羊血,骑高大健壮的马;这些马吃树枝树叶;他们由于腿短,只有借助于三级阶梯才能骑上这些马。他们没有人类的法律,不懂得任何安慰,比狮子熊罴还要凶猛;他们拥有牛皮船,一般 10至12人一条;他们会游泳,又会驾船,因此,他们能无阻碍地渡过最宽、最急的河流;他们在没有血[作饮料」时,就喝浊水、泥水。他们配有单刃剑和匕首,是出色的弓箭手,当遇到敌人时,不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一概不予饶恕。他们除本族语言外,不懂得其他任何语言,而他们的语言也无人知道。因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途径可接近他们,他们也未曾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所以,无法通过人类的普通交往,了解他们的习俗或人们。他们同妻子一起,带着羊群到处游牧;妻子们也象男人一样学习打仗。因此,他们闪电般地攻入基督教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empirenews.page--][!--empirenews.page--]
这些令人惧怕、带来灾难的人是否会撤退是欧洲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蒙古的政治发展过程回答了这个问题。窝阔台去世五年后,其子贵由才继位为大汗。在这一动荡时期不可能有较大的远征,而在嗜酒如命的贵由统治的短短两年间。远征也不可能。贵由之后,王位又空缺了三年,最后,成吉思汗的有才能的孙子蒙哥( 1251—1259年)继位。鲁伯鲁克的威廉曾谈到这位新大汗打算继续入侵欧洲。他说蒙哥的大臣曾问过他“法兰西王国的情况,那里是否有许多羊、牛和马,他们是否最好立即进攻那里,并完全占领它。”最后的决定是,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攻占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蒙哥把这两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前者被派往中国,后者派往中东。    
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在对中国的征战中,蒙古人再度显示了他们从事大规模战略包围战的完善战术。除沿长江推进并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还从西、南两翼包围宋朝。经过大规模战役,他侵占了四川、云南、安南和东京,从四面八方将来王朝团团围住。 1277年,占领南方大港广州,三年后,在海南岛沿海消灭宋朝海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    
1259年,在进攻四川期间蒙哥去世,忽必烈当选为继承人。作为大汗,他将帝国首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他忠实于成吉思汗最初提出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在战胜宋朝后,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难怪侍奉忽必烈17年的马可·波罗这样写道:忽必烈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    
与此同时,旭烈兀已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 1258年,阿拔斯首都巴格达沦陷,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该城的80万居民被屠杀殆尽。按照成吉思汗的禁令,为了不让皇族的血沾污战刀,不幸的哈里发被裹在一张地毯里被马活活踩死。在以同样的方式攻克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以后,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政利亚发源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折。 1260年,埃及马木鲁克军队在那里大败蒙古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1259年,蒙哥大汙的去世使团结的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旭烈兀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继承空缺的王位,但却遭到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歼别尔克的反对。实际上,别尔克已皈依伊斯兰教,对旭烈兀消灭哈里发政权极为愤慨,以致两人渐渐开始公开对战。作为防御措施,旭烈兀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而在巴勒斯坦只留下一支精疲力尽的部队,其中绝大多数是非蒙古人。这支军队的失败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古帝国衰亡的开端。    
五、蒙古帝国的衰落    
尽管在巴勒斯坦吃了败仗,但这时的蒙古帝国仍是一座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建筑,除成吉思汗最初征服的地区外,它还占有俄罗斯、中东和中国南方。蒙古陆军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缅甸一带活动,而海军则在进攻日本和爪哇。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这时确已开始崩溃,实际上仅几十年后,它便不复存在。    
当然,其原因并不仅在于败给了马木鲁克军队。卷入那场战斗的蒙古军队很少,蒙古人仍在期望能迅速前去报复;这种报复,是以往少数赢得个别战斗胜利的对手所逃脱不了的。然而,这种情况这次却未再发生,其原因是帝国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崩溃与过分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扩张到欧亚大陆两端之后,即使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蒙古人,这时也发现他们正陷入困境。除在歌利亚发源地的失败之外, 1285年至1303年,蒙古人对印度的进攻也被德里的突厥人苏丹所击退。在缅甸和越南,蒙古人还发现森林作战完全不同于平原上的骑兵袭击。蒙古海军的海外征服也未能奏效。     [!--empirenews.page--]
1291年,派去进攻琉球群岛的舰队甚至连这些岛屿都没有找到;一支派往爪哇的远征部队,两年后,损失惨重地撤了回来。最大的海外征服是进攻日本,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向日本派遣了大批远征军。日本人顽强抵抗,最后被一股西南台风所营救;这股台风吹毁了敌人的船只,日本人感激地称它为“神风”。这样,在海上如同在森林里一样,蒙古人的扩张受到了限制。    
然而,不仅仅是欧亚大陆两端和海上诸岛难以征服,对蒙古人来说,更严重的是他们发现无法保住已经征服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同属国人民相比,他们人数太少,太不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从马上下来,在征服的地区居住,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你为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示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必将成为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地的权力仅限于中国。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堂弟,控制着突厥斯坦的海都也与他争位,于是,爆发了长达 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    
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 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着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事,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式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上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在那里,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从此变得湮没无闻。    
六、穆斯林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与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所占据的地位相同。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这时一批批军事冒险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塔米兰。他于 1369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等。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得多。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扩张。 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的逼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然而,帖木儿的侵略,使当时的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与此同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廷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 50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empirenews.page--]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廷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 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于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的相互竞争,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国家已经分裂,它们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和东正数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它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并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0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终于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从而结束了长达1000年的帝国历史。15世纪末,除几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垒外,他们已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详情见第十五章第四节)。    
七、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其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后期,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而且,伊斯兰教正向欧亚大陆核心区的遥远的边缘地带推进。在非洲,伊斯兰教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内地。它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见第十七章)。    
阿位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所有要成为穆斯林的人,只须反复念诵这句话即可:“找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新增加的伊斯兰教仪式,通常接受并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他们的习俗,同他们的妇女通婚,改变他们的新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他们。下面这段话,描写了这些商人传教士所使用的方法,虽说是在菲律宾,但也能说明早期其他岛屿的类似情况:“这些穆斯林采用当地人的语言,按受他们的许多风俗,同他们的女子结婚,购买奴隶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成功地挤进了地位最高的首领的行列;这些对于他们将自己的宗教传入这一国家较为有利。”    
1292年,马可·波罗访问费莱克(今亚齐)时,发现那里有许多穆斯林。“众所周知,费莱克人民过去都是偶像崇拜者。但是由于同经常乘船来此的萨拉森商人接触,现在,他们都改信了穆罕默德的教义。”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马六甲的穆斯林国家,是著名的商业中心,控制着经过海峡的所有贸易,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吸引着来自印度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人,而且通过提供指导富裕的赞助人的机会,吸引了著名的教师和经师。马六甲最大的成就是,使爪哇皈依伊斯兰教;爪哇的穆斯林君主,推翻前印度教的麻喏巴歇王国的胜利,正是这一皈依的标志。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穆斯林主要的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五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7、8世纪,在初期扩人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湖。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995年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是沿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水路运输的。1240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如今印度半岛之所以分成两部,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人们的信仰,原因就在于此。    [!--empirenews.page--]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还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中国发明的大批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人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影响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据了解,中国炮兵曾去过波斯,在蒙古军队中服役;另外一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提出了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们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最后,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其他各文明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却非常善干接受已形成的伟大文明,创造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这引起了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的必然、内在的紧张关系。哈里发马蒙( 813-833年)早年曾大力支持古典名著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他的继承者则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指责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测,认为这将导致异端和无神论。    
在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这一点意味着经院哲学的胜利。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后,这种经院哲学在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统治了文化生活,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济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机。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追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 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 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争辨说,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应用于摧毁信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亚里土多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挑战。伊本·路西德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西方人称为阿成罗伊。他在《矛盾的矛盾》一书中宣称:认识应服从理性的判决,哲学对伊斯兰教并无害处。但他决不是一个唯理论者,他强调民众应接受“神学”教育,因为他们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备哲学推理的能力。然而,他所认为的能接受“哲学“教育的知识阶层,却拒绝他的主张,指责他虚伪,怀疑他是无神论者。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 1332—1406年),在其著作中反映了这一正统派反应的广度。他最先将历史看作是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作品。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认为哲学和科学是无用、危险的。他说:“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物理学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对此不必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学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事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有害面的侵蚀。”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极度活跃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 800至1200年,穆斯林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面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这两个世界间的差别:“白昼逝去了,伊斯兰教医学和科学却反射出古希腊文化的太阳的光芒,它象一轮明月,照亮了欧洲中世纪漆黑的夜晚;有些明亮的星星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但在新的一天——文艺复兴——的黎明,月亮和星星却都变得暗淡无光。”    [!--empirenews.page--]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别。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廷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 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0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因此,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术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十一章第六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的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编 (四)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拜占廷的 1000年产生了灭绝;中世纪1000年的努力[在西方]产生了文艺复兴、现代社会,最终产生了自由世界。     
——威廉·卡罗尔·巴克     
第十五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爱德华·吉本认为,拜占廷生存 1000年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衰弱、悲惨的故事”。但长期以来,人们重视和正确评价了它对人类文明的多方面的贡献,从而忽视了吉本的这一论断。不过,介绍拜占廷历史的准确方法和背景多少仍是个谜。这1000年应描写成罗马帝国历史的尾声,还是斯拉夫文明的背景,或奥斯曼帝国的序幕呢?    
如果从某一地区的角度观察拜占廷历史,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假如与本书所持的观点一样,从全球的角度予以观察,那么显而易见,东正教拜占廷是欧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从古典时代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见第十一章第六节)。    
然而,这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最终意味着被废弃和灭绝,尤其是从政治上说。因为拜占廷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这种命运。例如,中国仅西北部面临蛮族的侵略,它地处遥远的欧亚大陆东端, 19世纪中叶之前,连好战的西方都一直无法侵入。拜占廷则相反,它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西方的进攻,以及复兴的东方的袭击;蛮族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侵略相类似,西方的进攻是以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为形式的进攻,而东方的袭击首先指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明持续到     
1912年,而拜占廷先于 1204年崩溃,后又于1261年部分地得以恢复,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直到1453年最终灭亡(见图18“拜占廷帝国的衰落”)。    
一、拜占廷的出现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廷首都君主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 330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此城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应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廷是它的拉丁名字。尽管拜占廷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1000年中,它只是一座第二流的商业城市。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威胁还存在,并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地位。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这种不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廷变为君主坦丁堡,即君主坦丁城时,它的陆疆及水域已非常稳固,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在导致第一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进攻的面前,它岿然不动。    
君主坦丁堡扮演拜占廷帝国首都这一新角色历时 1000年,直到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此后,君士坦丁堡又成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其疆域随着奥斯曼军队的征服而扩展,即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君主坦丁堡统辖着这一广大地区直到近代;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使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安全地带。    [!--empirenews.page--]
君主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这座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陡峭的岬角上;岬角从海峡的欧洲一面向对面的亚洲沿岸伸出,仿佛要挡住从黑海流入马尔马拉海的急流。因此,君主坦丁堡南有马尔马拉海,北有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 然,其他城市也有良好的港口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但君士坦丁堡的显著特征是,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这座城市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拜占廷皇帝为了加强这些天然防御,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四英里;第二堵墙长40英里,宽20英尺,位于第一堵墙西面约30英里处。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进口。因此,在拜占廷长达十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是遭受围攻的要塞,但却得以保存下来。    
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罗马帝国阶段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拜占廷帝国阶段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罗马帝国的结束,并不以公元 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皇帝被废黜为界,因为那时以后,帝国统一的传统又持续了几个世纪。即使意大利、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北非全都丢给了蛮族,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仍认为他们是凯撒的继承人。落后、保守的查士丁尼(527-565年)一心想将恢复帝国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他征服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还编纂了罗马帝国的法典(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查士丁尼宣称,“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尽管其价值现已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查土丁尼在恢复帝国方面所做的努力是短暂且代价沉重的。他在地中海西部发动的战役使帝国的国库耗之殆尽,使巴尔干和亚洲各行省被忽略、易受攻击。他死后不到十年,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样,在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同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臣民一起,进入巴尔干地区,取代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削弱了帝国的控制。在东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波斯人因受贿曾与拜占廷媾和;现在,他们在野心勃勃的大皇帝科斯罗埃斯二世的率领下,开始全面消灭东罗马帝国。到 615年,他们已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安营扎寨。    
伟大的希拉克略皇帝( 610—641年)的继位,使拜占廷得以调动一切资源,唤起人们的意志,以防止日益逼近的灾难。虽然阿瓦尔-波斯联军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却采取攻势,并于627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大败波斯人;早1000年,亚历山大大帝也正是在这一地区战胜过波斯人。第二年,波斯人被迫取消所有征服活动,缔结和约。    
在消除东方的危险之后,希拉克略才发现,斯拉夫人这时已占领并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他只得将就现实,为他们指定一定的地区。作为回报,他们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居者。几个世纪以后,这些散居在巴尔于半岛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发展,具体形成了四大种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在黑海剩余地区,不久采用保加利亚征服者称号的斯拉夫人。后两个种族,借鉴拜占廷文化,建立了短暂但却伟大的中世纪王国。而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则由于地处半岛西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在文化发展方面,深受罗马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的影响。    
反对阿瓦尔人和波斯人的斗争,只是同穆斯林阿拉伯人进行更大、更决定命运的争夺的一个序幕。如第十三章第三节所述, 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伊斯兰教军队迅速占领了中东大部分地区。拜占廷和波斯之间的长期斗争,使得两个帝国财资耗尽,十分虚弱。在单一性灵论的问题上,东部请省人民所表现的宗教上的不满,进一步削弱了拜占廷;单一性灵论认为,基督只有单一的神性,而正统的拜占廷教义则认为,基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当时的争论十分激烈,以致许多东正教教徒宁愿接受伊斯兰教的统治,而不愿受君主坦丁堡的宗教支配。因此,这时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长达1000年的希腊-罗马统治,20年内便宣告结束,尽管年迈的希拉克略拚命努力,还是无济于事。    [!--empirenews.page--]
7世纪较后阶段,就连拜占廷帝国的生存都受到穆斯林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的双重威胁。发展海上力量,是阿拉伯人在适应环境方面所取得的功绩。、他们以此征服了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然后,从669年起数次围攻君主坦丁堡。与此同时,拜占廷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这是一支亚洲民族,最初受拜占廷人利用反对阿瓦尔人。但这时的保加利亚人,正占领着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威胁着君主坦丁堡。    
拜占廷这次再度被受神启示的帝国首领,伊索里亚王朝的统治者利奥三世( 717—744年)所拯救。利奥原为叙利亚军事指挥官,趁阿拉伯人围攻君主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政权。他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在他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同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缩小。意大利已丢失给伦巴第人;巴尔干北部丢给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丢给了阿拉伯人。    
然而,这一缩小的帝国却是一个民族更加单一的帝国,因为东部诸省主要是单一性灵论者和非希腊人。在这种情况下,撤回到托罗斯山脉,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拜占廷;托罗斯山脉是希腊人的小亚细亚和正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地区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因穆斯林世界的内部骚动而得以加强。阿拔斯王朝的建立( 750年),伊斯兰教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巴格达,结束了这种骚动。但这时,伊斯兰教的扩张方向是向东,而不是向地中海。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廷帝国和穆斯林帝国能和平共处。    
拜占廷和西方之间正形成一条同拜占廷和伊斯兰教之间相类似的分界线。由于伦巴第人的侵入,罗马教是曾向君士坦丁堡寻求保护,但未能成功,因为拜占廷当时正在全力对付阿拉伯人。因此,教皇又转向法兰克人,结果双方合作; 500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举行世所闻名的加冕礼。而君士坦丁堡到812年才勉强给查理曼以“罗马人的皇帝”的称号,从而承认了西方的政治统一体。但以后几个世纪里,拜占廷与西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语言、教会事务和普通文化上也都疏远了。    
8世纪时出现的拜占廷帝国,比查士丁尼时的短暂的帝国小得多,但它的民族更加同一。东、西方诸省的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已被抛弃,剩下的核心基本上是希腊的东西,只是,并非绝对如此。以这一方式,完成了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廷帝国的转变。8世纪时的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文化上既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又与西方的新欧洲截然不同的帝国。    
二、拜占廷的黄金时代    
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各省由主管行政和军事事务的将军统冶。这一行政军事化,是作为外来危险迫近时的一项应急措施,由希拉克略予以实现的。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由于农民承受着巨大的捐税负担,这种分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军需储备,填满了国库。    
拜占廷的经济也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农民村社的基础上,这种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发挥着作用。自希腊 -罗马古典时期以来,在残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阿拉伯作家描写了拜占廷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质量,认为只有中国的工艺品能与之相媲美。自欧亚大陆各地区经由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很重要,它们是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熟铁产品、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廷皇帝们能够发动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不象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较为实际。他们重新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制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一直是帝国的威胁, 1014年,巴西耳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这一时期文化上是一个稳定、同一的时期。拜占廷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是帝国通用的语言。随着持异议的东部诸省丢失给伊斯兰教,随着反对崇拜偶像者和崇拜偶像者,即圣像破坏者和圣像崇拜者之间猛烈、持久的争论的消除,宗教的同一性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解决争端的折衷办法是禁止宗教雕塑,但允许宗教绘画,这一点至今仍是东正教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empirenews.page--]
被再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的皈依,以及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也使拜占廷教会显得生气勃勃。 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为报答帝国对他的征服的承认,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以后几年,拜占廷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筹备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象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见本章第六节)。然而,再往西,罗马天主教却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中盛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仿效邻近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皈依了天主教, 皇帝和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附属国教会的原则是因袭的、公认的,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按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 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然后,在就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的关系,拜占廷是稳定、强大、富裕。自满和相当注重内部的。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明朝的中国(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实际上,拜占廷同中国一样没有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官僚机构培养官员。不过,君主坦丁堡的大学时有时无,其作用也不正规,因而缺乏中国大学那种连续的有效性。 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有关神性问题的长期争论所作的儒教式的评论,也使人联想到中国。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神性的争论都是荒谬的、愚蠢的。人们连自己的本性都无法知道,因此,应该放弃对神性的一切评议。”    
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 1355—1450年),对一个深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显得无可争辨的稳固,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该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巴西耳二世十分强大,足以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军事领将带利用为保卫边疆而征慕的农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改为交付现金。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其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帕齐纳克人和亚美尼亚人。但与前农民军相比,这些外国雇佣兵显然不可靠,在支付给他们的军饷尚来筹得时,他们经常转而反对表面上由他们保卫的帝国。    [!--empirenews.page--]
社会封建化的政治问题,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军事将领和地方地主们积聚起巨大的地产,使诸行省整个地落入少数家族的控制之中。皇帝们经常颁布阻遏这种趋势的命令,以下这条由君士坦丁七世于 10世纪初颁布的命令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经常得悉,色雷斯的富人们无视皇帝颁布的、由天赋的人权中导出的法律,拒不服从我们的命令,继续侵入农村。他们压迫穷人,购买授予权和遗嘱,把穷人从属于穷人的土地上赶走。因此,鉴于这些情况……尽管我们的前辈已有令在先,禁止购买穷人的土地,但我们仍再制定一条法令,……所有胆敢侵入农村或抢占穷人土地的人,必须立即交出占有的土地,不再拖延,不得申辩;无权要求赔偿任何损失。……    
这个命令以及其他类似的命令都未生效,原因很简单,贯彻执行命令的阶级正是命令中所针对的阶级。巴西耳二世去世后,甚至连这些努力都基本停止。相反,皇帝开始准许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享有国家所有地用益权。这些赐地同服兵役连在一起,于是,开始形成了与西方的采邑相类似的东西,只是没有效忠和封地。的确, 1204年,拉丁人征服拜占廷后,将它分成了若干采邑希腊贵族承认,这种来邑就是他们的赐地的拉丁翻版。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危害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耳的继承者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骑兵袭击,危害也很严重,它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不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廷金币索里达,这时也连续贬值。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廷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在西方是诺曼人冒险者。他们最初是拜占廷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保留下来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在东方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从家乡中亚进入伊斯兰教帝国,在那里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变为主人,于 1055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得以复兴,重新统一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兵临将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边境。    
这是 1071年拜占廷帝国发生两大灾难时的背景,这两大灾难标志着南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开始了。一个灾难发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在那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廷喉一残存的一个据点。另一灾难,也是更为决定性的失败,发生于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在那里,塞尔柱人在一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廷皇帝,这一战役使小亚细亚开始由希腊人的基地变成突厥人的根据地。这一战役之后,两位敌对的皇帝为争夺拜占廷王位而开战,他们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于是,突厥人能随意进入小亚细亚,渐渐将小亚细亚从东正教拜占廷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精明顽强的皇帝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 1081-1118年),挽救了似乎即将灭亡的拜占廷帝国。他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反对威胁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他还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但他得到的不是所希望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大批涣散的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十字军是由亚历克塞极有理由不信任的诺曼人领导。这两个社会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怀疑和公开敌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各自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    
亚历克塞机敏地怂恿十字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在那里,阿拜占廷军队一起收复了塞尔柱人占领的部分领土。但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另外,在小亚细亚中部,当拜占廷人轻率出击,进攻塞尔柱帝国的首都科尼亚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们在中途的密列奥塞法隆战役( 1176年)中被突厥人打败。这一失败使拜占廷在小亚细亚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化为乌有。与此同时,威尼斯人由于早先从财政紧迫的皇帝手中获得的商业特权,正在破坏拜占廷的经济基础。他们获准在全国各地免交一切捐税,这一特权使他们对遭受苛捐杂税的拜占廷商人占绝对优势。因此,意大利人不仅束缚了帝国的贸易,而且使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威尼斯人的富裕和拜占廷人的贫穷之间的悬殊差别,导致了1183年的暴动;暴动中许多拉丁人被杀死,其财产被掠夺。    [!--empirenews.page--]
这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背景。这次东征被恰当地称为“商人的东侵”。威尼斯商人的经济计划,西方冒险家对财富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廷觊觎王位者的奉承,拉丁人心中对所谓的狡诈、柔弱、贪婪和异端的希腊人的长期不满,所有这一切,使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改变了方向,从解放耶路撒冷这一最初目的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 1204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连三日遭到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即使是萨拉森人”,一位拜占廷编年史家说,“也比他们仁慈。”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结果却是为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尽管1261年拜占廷帝国得以恢复,但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而是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empirenews.page--]
四、拜占廷的灭亡    
获胜的拉丁人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主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热心商业的威尼斯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的道路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然而,这些新的国家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虽死对他们满怀敌意。而且,拉丁征服者仅在巴尔干半岛的边缘地区占有几块孤立、不稳的小地盘,四周都被敌人包围着。他们不仅面临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相继建立的三个希腊国家,一个位于伊庇鲁斯的阿尔塔,一个位于黑海南岸的特雷比藏德,还有一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其中,第一个国家非常贫穷,难以提供有效的领导,第二个国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有尼西亚,能凭借它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有力的领导,组织希腊人抵抗拉丁人的统治。    
凭借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结果, 1261年,拉丁皇帝和威尼斯殖民者未进行任何抵抗,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庄严地迈入首都,在公众欢呼声中,住进帝国皇宫。    
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 1261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始,到1453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同突厥人作战、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这两个世纪中,恢复的帝国仅由君主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撤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雷比藏德。    
这个可怜、残存的帝国的前景,并不比前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所面临的是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残留在希腊的诸拉丁小国,被北面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包围着。除这些外部威胁外,还有内部危机。这时,帝国的经济已经破产;意大利人对贸易的束缚仍在继续。因此, 14世纪中叶,君主坦丁堡热那亚居民区的收入是帝国政府关税收入的七倍。皇帝们被迫使自己的货币贬值,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不断增长的捐税对政治上有权势的言人通货无效。为反抗出身高贵的富有贵族,穷人们举行起义,结果,社会冲突使城市四分五裂。    
1342年1349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派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寺院的土地,分给穷人;他们采取分享民主制,让市民参加民众会议,由公众选举官吏。他们的政治纲领似乎受意大利共和制城邦的纲领的影响。但垂死的拜占廷帝国,不能忍受蓬勃发展的西部所自然形成的这一政治和社会改革。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消灭了他们的共和政体。然而,这一事件表明了当时深刻且普遍的冲突,以下这段同时代的叙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起义象可怕、残酷的时疫席卷全国,冲击着许多过去曾是温和、稳健的人。……于是,所有城市都起来反对贵族。……整个帝国处于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斗争的痛苦之中。……人民动不动就发动武装起义,行为凶暴,因为他们憎恨富人。…    [!--empirenews.page--]
除这一社会经济的脆弱之外,帝国还因宗教纠纷而受到削弱。为了得到西方人的援助,反对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皇帝曾分别三次( 1274年在里昂联合王国;1369年在罗马;1439年在佛罗伦萨)许诺,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教皇。但这些许诺毫无意义,因为西方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廷则因民众激烈反对向可僧的拉丁人作任何让步而进一步四分五裂。“伊斯兰教比罗马教皇更好,这就是人民大众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对意大利商人的剥削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认为土耳其人更好的呼声过去时常听到,但 15世纪中叶情况独特,当时的土耳其人已能够接受邀请。如第十四章第六节所述,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廷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减少到 50000至70000。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9000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摧毁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80000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主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却侵略者;但君主坦丁堡终于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纵兵屠掠,连续三日。当时的拜占经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写了拜占廷帝国1000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他 [ 穆罕默德]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数不清的东西和物品。在这些野蛮人中,只见一个人穿着大主教的法衣,另外一个人身着神父的金色圣衣,他们都领着狗;这些狗不象往常那样带着颈圈,而是身穿金色锦缎衣服(基督教教土制服)。其他人坐在宴席上,面前摆着盛满水果和其他食物的大圆盘以及大酒杯;他们吃着圆盘里的水果、食物,喝着酒杯里的葡萄酒。他们将数都数不清的各种书籍装上大车,运往东、西方各地出售。一个诺米斯马能买到十本书,这些书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神学书和其他各种书籍.福音书多得数不清,都有各种装饰,他们撕下书上的金银饰物,有些书出售,有些书则扔掉了。他们将所有的肖像付之一炬,用这种火烤肉吃。    
五、拜占廷的遗产    
回顾历史,拜占廷显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一,它起到了保护盾的作用,使盾牌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点的全部意义,在 1453年君主坦丁堡沦陷后变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仅在半个世纪内便抵达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纳。同样重要的是,拜占廷还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动力,而它的货币则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文化领域中,拜占廷挽救了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同她自身的遗产一起传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廷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只是近来才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的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和希腊文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最后,如下节所述,拜占廷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伟大的引导者、宗教和文明的源泉。    
这些成就与吉本有关拜占廷的历史意义的著名论断不相符合。然而,与此同时,拜占廷明显缺乏古典时期雅典的生气和光辉,尽管相比之下,后者在领土和年代上显得微不足道。原因是拜占廷的作用是绝对保守的。这并不是说它静止不变。它自始至终都在使自己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但命运注定它只是保存。而不是创新。它诞生在一个古老的国度,生活在过去的势力和荣誉的阴影之中,这种势力和荣誉正是它所试图维持和恢复的。它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行政官员、军事将领、学者和神学家,但由于处在上述环境之中,他们很少有人真正具有创造力。    [!--empirenews.page--]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东罗马帝国整整生存了 1000年,这一点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5至11世纪,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显得原始、无足轻重。但正是这几个世纪中,恰恰因为西方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西方为新的文明打下了基础;而拜占廷却一直躺在光辉灿烂、占压倒优势的遗产上。这就是从11世纪起,西方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君主国崛起、新的知识水平出现、扩张主义生气勃勃——首先是地方的十字军东侵,然后是向海外推进,在数世纪内导致全球性霸权——而稳步前进的原因。故而,相比之下,拜占廷很可怜,在较后的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无力冲破过去的桎梏,因而,变成了一个陈旧的、与时代不合的存在物,它进行着一场勇敢且注定持久的斗争,直到1453年遭到耻辱的但却不可避免的灭亡为止。    
六、拜占廷和斯拉夫人    
尽管拜占廷的历史已经结束,但拜占廷的制度和文化,仍在北方的斯拉夫人中继续生存,正如它们很大程度上仍存在于已属土耳其人统治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中一样。斯拉夫人起源于今俄国和波兰的多沼泽的边境地带,他们以巨大的弧形向四周颇有吸引力的平原扩散。    
向西迁移的矫拉夫人形成了今天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他们都称为西斯拉夫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他们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因此,他们信仰的是天主教,使用的是拉丁字母。那些渡过多瑙河、移居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如本章第一节所述,这些南斯拉夫人中的前两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而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文化发展,则受到了君士坦丁堡而不是罗马的影响。最后,向东迁移的是苏联斯拉夫人的祖先,这些东斯拉夫人就是个苏联北部的大俄罗斯人、南部地区的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和西部边境的白俄罗斯人;西部边境显然是斯拉夫人的最早发源地。    
东斯拉夫人居住在北起北冰洋沿岸,南至黑海,东到乌拉尔山脉的广阔的平原上。在北部平原,移住民一直以森林为居住地;在这里,他们未遭到分散、组织松弛的芬兰部落和立陶宛部落的什么抵抗;这些人不是同他们通婚,就是被他们轻易排挤掉。相反,在南部平原,森林逐渐让位于空旷的草原,移民们总易遭到其他民族的袭击;这些民族常出没于从中亚经乌克兰到多瑙河流域的漫长的游牧道路上。    
这些东斯拉夫人,即今天所谓的俄罗斯人,从事渔猎和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因此,他们通常以分散的家宅和小村落,而不是以人口密集的村庄和城镇为单位。出现的城镇,很少发展成为主要河流沿岸的贸易中心。只有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是当时的贸易中心;前者担负着南北运输,后者控制着东西贸易。    
正是这种长途贸易,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基础。据传说,彼此不和的斯拉夫诸派别曾邀请北欧人的首领留里克为其统治者。“我们的国家富饶辽阔,但却没有秩序,快来管辖和统治我们吧!”于是 862年,留里克成为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任王公;不久以后,他的追随者们南移基辅。有关这些北欧人,即东欧所谓的瓦朗吉亚人的确切作用,至今仍有争议。过去的猜测认为,他们独自创建了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创造了最早的俄罗斯文化;现在普遍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上,瓦朗吉亚人在文化领域中所做的贡献,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而他们对早期俄罗斯人的政治体制的影响程度,至今也不明确。    
不论确切情况如何,基辅已成为沿漫长的第聂伯河航线的、俄罗斯各公园自由联盟的中心。基辅的卓越是建立在同南面诸古老文明中心——拜占廷、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穆斯林世界——所进行的繁荣贸易的基础上。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等汇集基辅,以换取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细纹衣料、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早期俄罗斯人不仅同南面请文明中心进行贸易,而且还借用了它们的某些主要的文化,尤其是拜占廷的基督教。在此之前,异教的俄罗斯人一直崇拜各种自然力量,将这些自然力量化身为某些神,如热光之神达什伯格、雷电之神佩鲁恩和风神斯特里伯格。当时既没有寺院,也没有僧侣。宗教仪式仅限于向广阔天空中的诸神的天然形象献祭。据 11世纪末至12世纪基辅僧侣编纂的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为,斯拉夫人的原始的众神崇拜很不合适。他—一考虑了诸宗教代表所阐述的各自的论点,甚至派使节前往信奉这些宗教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汇报。最后,弗拉基米尔拒绝了天主教,因为“我们在那里看不到荣誉”;拒绝了犹太教,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太不强大,无法使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还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它戒肉禁酒,而他认为,“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我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尔决定赞成东正教;他的使者们为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看到的仪式而倾倒:“……我们不知道是在天空,还是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如此壮观、如此美丽的景象,简直叫我们难以形容。”    [!--empirenews.page--]
大约在 988年皈依东正教后,弗拉基米尔命令捣毁所有异教神像,佩鲁恩的像被挂在马尾上,拖进了第聂伯河。另外,基辅公国的全体居民,都到第聂伯河去集体洗礼,如《编年史》所述:“…看到如此众多的人得救,天堂、人间一片喜悦。”同几个世纪前欧洲西北部的天主教一样,皈依是统治者及其顾问们的决定,人民大众只是服从命令而已。虽然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过去没有教士阶层,避免了有组织的抵抗,但人民大众仍坚持他们的传统信仰,相信巫术和预兆。因此,1274年,教会发现有必要颁布一条规定:不得任命过去从事巫术的人为司祭。    
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它对俄罗斯人的风俗及其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普遍、深刻的影响。以拜占廷为模式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经组成,首领是基辅大主教,由君主坦丁堡最高一级的主教伍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大主教都是希腊人,不过,由大主教任命的主教,除最初几任外,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基督教还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宗教文学和法律文学,其中包括《圣经》、拜占廷收集的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的译本。石造教堂、镶嵌工艺、壁画、油画、尤其是肖像画等拜占廷艺术,这时也被介绍进来。而且,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更胜一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俄罗斯 -     
拜占廷风格。另外,东正教过给俄罗斯带来了拜占廷教会的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等各个方面的案件。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加强了大公的权力。如在西欧,罗马教皇曾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廷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例如: 13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安东尼曾写信给莫斯科大公瓦西利,抱怨大公不尊敬他及他的主人拜占廷皇帝:    
非常遗憾……我听说,你不允许大主教在礼拜仪式中提到神圣的皇帝的名字,甚至还说,“我们有教会,但没有皇帝,而且也不想知道有皇帝。”这是不恰当的。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与其他统治者——地方王公和君主不同。当初,皇帝为整个世界创立并进一步确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们召开了全基督教会会议,还通过法律进一步确定了要遵守的东西,即要遵守那些崇高、神圣的教规宣布为是教会生活的真正教义和正统观念的东西。……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有教会而没有皇帝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会和帝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将这两者分隔开来。    
拜占廷及其皇帝被消灭后,东正教的这一顺从性在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皇帝的屈从中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具有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拜占廷灭亡后的沙皇帝国。    
综上所述,对俄罗斯来说,拜占廷的影响显然是一大促进因素,但同时又是一种麻醉剂。俄罗斯人所借鉴的,不论是教义、仪式、音乐,还是建筑,都已完全形成且相对稳定。在这一意义上说,拜占延对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的影响是毫无价值的,它只能阻碍,而不是鼓励这一民族的创造力和独创性。此外,俄罗斯人在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的同时,还继承和维持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从而,在他们和西方之间设置了一个障碍。这无疑是一种倒退,因为在此之前,俄罗斯人已同欧洲其他国家取得了多种联系,即贸易的、朝廷的和外交的联系。例如, 11世纪,雅罗斯拉夫大公曾同欧洲一些主要王朝联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廷的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国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不仅是宗教争端,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蒙古人的侵入和占领,终止了俄罗斯同西方的这些联系。基辅因地处森林和平原交界处,总是最易遭受袭击。游牧民进攻的威胁如即将临头的危险笼罩全城,这种危险于 1237年终于降临。当时,蒙古人象他们席卷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那样,横扫了整个俄罗斯领土。除诺夫哥罗德因地处遥远的北方而幸免于难外,基辅和其他俄罗斯城市均被夷为平地。用一位编年史家的话说:“没剩下一个能为死者流泪的人。’    [!--empirenews.page--]
七、第三罗马    
蒙古人虽自愿撤离欧洲中部,却愿意继续留在俄罗斯。他们在此建立了金帐汗国。其首都萨莱地处伏尔加河折向西流的拐弯处,是伏尔加河畔的战略要地。随后两个世纪的蒙古统治,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人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被迫放弃平原上的小块居留地,撒进安全僻静的森林之中。在那里,只要他们承认蒙古大汗的宗主权,每年纳贡,便可自行其是。的确,大汗们颁布了某些豁免权,准许俄罗斯教会免交捐税,承认大主教对东正教的管辖权。作为回报,俄罗斯牧师为大汗及其亲属祈祷。大汗及其亲属虽然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教徒,却欢迎这样的祈祷,因为它可以减少可能发生的反抗。    
俄罗斯人渐渐恢复了他们的实力,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远离危险的平原,位于森林深处。莫斯科除了游牧民难以接近它外,还具有其他一些优点。它是从第聂伯河到东北各地区的两条重要干线的交通要冲;几条来自各方的河流也都汇集于这一地区,使它能利用内河水系得益。它所拥有的一系列统治者也是它的一个优势;这些统治者爱好和平、勤俭节约、善于算计,他们耐心而又无情地增加自己的属地,直到莫斯科成为新的民族核心。    
伊凡三世( 1462—1505年)在“兼并俄罗斯各国”方面尤为成功,因此,他被认为是俄国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他征服了邻近几个公国,如雅罗斯拉夫、特维尔和罗斯托夫;这些公国过去曾比莫斯科强大,但后来衰落下去。伊凡三世征服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公国的胜利最为著名;诺夫哥罗德过去曾建立了自己的庞大的贸易帝国。伊凡三世到他统治本期,已使其疆土大大扩展,从距波罗的海几英里处向北扩展到北冰洋,向东扩展到乌拉尔山脉的北部地区。    
伊凡还通过利用蒙古人内部出现的分裂,在彼此敌对的各派别之间徘拔离间,成功地向蒙古人的统治挑战。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人与蒙古人截然不同,他们从西方进口了大炮和小型武器,并且拥有制造这些武器的兵工厂。由于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伊凡便正式拒绝承认金帐汗国的宗主权。为此, 1472年,金帐汗国大汗派出一支军队北进奥卡河;但伊凡在河对岸聚集军队予以抵抗,并坚守了三个星期。最后蒙军撤退,从此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结束。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伊凡 1472年同索菲娅的婚姻。索菲娅是1453年在君主坦丁堡城墙上被杀的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她曾逃亡罗马,皈依了天主教。因此,罗马教皇竭力赞同这一婚姻,希望这能导致天主教和俄罗斯教会的联合。结果相反,索菲娅立即恢复了对东正教的信仰;莫斯科宫廷的宗教仪式和信仰日益拜占廷化和东正教化。    
早期的俄罗斯教会和宫廷,坚决反对在佛罗伦萨( 1439年)达成的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联合的协议。无疑,俄罗斯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后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是上帝对东正教向天主教无原则屈从的惩罚。君士坦丁堡沦陷五年后,大主教约拿尖锐地评论了他所认为的这一事件的原因:“我的孩子们,你们都知道,都城君士坦丁堡被保加利亚人和波斯人团团包围达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曾有许多灾祸降落其头上,不过只要希腊人那时坚持他们的信仰,君士坦丁堡是不会蒙难的。”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罗斯人将莫斯科视为真正信仰的中心。他们受上帝之命保卫它,维护它原有的纯洁。 15世纪末,修土菲洛修斯写信给伊凡,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深刻信念:    
古罗马教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阿波利那里斯的异端那说;至于第二罗马教会,即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被以实玛利的后代的斧头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罗马教会——神圣使徒教会——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烛照整个世界,比太阳还明亮。整个东正教世界都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听呀!哦,虔诚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决不会再有第四个。    
伊凡完全理解地接受了这一信条,它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地位,夸耀了他的使命。在索菲娅的怂恿下,伊凡采用了拜占廷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廷的双头鹰为他的徽章。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为沙皇和专制君主,他的头衔也相应地变得崇高辉煌:“感谢上帝的恩赐,伊凡是全俄罗斯人的皇帝,是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维尔、彼尔姆、乌格拉和波尔法以及其他公国的大公。”    [!--empirenews.page--]
这样,拜占廷在作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领土上继续生存。这一第三罗马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坚固的根据地——它包括了辽阔的欧亚大陆平原及不久之后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地区。这完全不同于 1453年前苟延残喘了几个世纪、缩小了的拜占廷。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所提倡的维新,丝毫未在注定灭亡的、与时代不合的拜占廷引起过任何反应。(见第十七章第三节)但在俄罗斯,某些沙皇却以贝萨里翁的角色出现。作为庞大帝国的专制君主,他们拥有将自己的愿望变为现实——不过是不完全地——的权力和财力,从而,如修土菲洛修斯所预言的那样,保证第三罗马不会遭到第二罗马的厄运。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编 (五)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邵雍(新儒教徒, 1011~1077)    
第十六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汉朝最终由隋、唐继承,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这种情况与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所发生的独特变化形成鲜明对照(见第十一章第三节)。随后 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从 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这1000年中,中国社会比世界其他任何社会,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正是这种成就和舒适,使中国虽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然而,在这同时,如下章所述,西方由于技术发展早、经济繁荣以及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推动力,最终导致世界性霸权。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的不可阻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但这一点不应抹杀: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一、隋朝统一中国    
隋朝( 589—618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八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过程中,它们都沉重地压迫人民,都遭到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致都几乎是其创立者一死便崩溃。    
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和开挖运民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穷极民力财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的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后来,一位中国作家评论道:此项工程的发起者隋炀帝“虽使他的朝代缩短了许多年,但给子孙万代却带来莫大的好处。他虽实行暴政,但其统治将被认为具有不朽的功绩”。    
拓疆扩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疆域扩大到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朝鲜最北部领土的企图却惨遭失败;当时的朝鲜分成三个王国。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的朝鲜军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 618年被暗杀。几个觊觎王位者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    
二、大唐帝国    
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个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东北的朝鲜和满洲等广大地区,这时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中国人的胜利,不应完全归于其优越的物质力量,下面这段东突厥人关于他们与大唐帝国的关系的叙述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empirenews.page--]
送来黄金、白银、小米和丝绸的中国人,总喜欢使用奉承话,随意处置其日渐减少的财富。他们用奉承话和其日渐减少的财富来引诱居住在遥远地区的民族,使这些民族更接近他们……由于显要人物“王子”和人民之间关系不融洽,由于中国人阴险、狡猾、诡计多端,由于兄弟们乐意接受于他们彼此间不利的劝告,引起显要人物和人民之间的冲突,中国人使突厥人古老的王国土崩瓦解,使守法的可汗灭亡。贵族的儿子成为中国人的农奴,纯洁的女儿变成了奴隶。    
国内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对外征服成为可能。如前所述(第十章第五节),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服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大地产,在这上面建造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佛寺的出现促进了国家的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其面积不断增长的土地,也向帝国政府提出了挑战。    
解决这一政治分裂的方法,在改朝换代间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并由隋、唐官僚加以完善。它由“均田制”组成,即: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大约 19英亩土地。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且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产的增长。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前隋朝恢复了汉朝的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据儒家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典型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的一系列考试组成。首先是地方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 8%的考生能通过地方考试,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     
的人能通过这一“篱笆”,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学和政治时事等。渐渐地,这些考试集中于文体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给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上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 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京城设有三个最高管理机构,它们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节省直接在皇帝的领导下工作,制定政策;门下省审议中书省的决议,必要时,将决议驳回中书省重新考虑;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决议。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礼部被授权掌管文职人员的考试。    
京城长安是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机构的所在地,是一座约 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empirenews.page--]
这种开放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见第七章第三节),汉后王位空缺的混乱时期,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道和家庭忠诚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因此,王位空缺时期,佛教影响迅速增长,唐朝初期,其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信赖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一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    
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象在印度本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见第七章第三节)。这种迫害同西方的情况相似,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了中国社会。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佛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宗教,但决不是唯一的一个。这块适应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适应其他宗教,鲁宾的经历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鲁宾是一位聂斯脱利派教徒,中国人称他为阿罗本。他于公元 635年到达后朝,受到了皇帝的接见。皇帝下令将他的书译成中文。由于这位使者及其信仰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颁布了下列敕令:    
“道”(一般真理或宗教的道)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世上圣人不止一个。教义也随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它们给全人类带来好处。阿罗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来自遥远的大秦(罗马帝国),从那里带来了他的偶像与经籍,在我们京城传播。经检查我们发现,他的教义深刻而又温和;经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原理着重强调好的、重要的东西。他的说教简洁,推论合理。这样的宗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特允许它在我们帝国自由传播。    
在其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开支超过税收。同样,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搜刮农民,扩大其地产。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因此,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    
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日渐把人头税改为土地税。这虽使税收增多,却无法阻止自由农民人数的下降。这一下降意味着自卫军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帝国防卫日益依靠外国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过去的自卫军可靠。所以, 751年,中国军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后一战役尤为重要,因为它使胜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够让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    
唐朝皇帝又设法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不适当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朝廷虽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无视皇帝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斗争。结果, 907年,一位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四分五裂,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所谓的“五代”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样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960-1279年)。    [!--empirenews.page--]
应该指出,唐、宋之间仅相隔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已成为中国以后历史的模式。国家再也没有象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起,中国文明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长期分裂的状态。如果帝国的统一被西方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所取代,或许这一文明会变得更富有革新精神,更具有创造力。这只是历史上必须加以思索的一个“如果”。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中国人自己认为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话说道:“犹如一个天空不能有两个太阳,中国不能有两个国家或两个皇帝。”    
三、宋朝的黄金时代    
同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然十分被动。他们并没有发动大的战役,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民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但他却惨遭失败。他的继承者便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满洲的东北领土,也没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可提供到达西方的陆上通道。    
这是宋朝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使游牧民入侵十分容易。“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降临了。来自满洲北部的新入侵者,击败了在东北地区居统治地位的游牧民,宋王为之鼓舞,决定收复此地。他利用这一表面上的机会,派兵进入满洲。结果,非但没有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入侵。宋朝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即从 1127到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即960至1127年被称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沿诸省,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印和发行大礼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见第十二章第三节)。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 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这一点比国内贸易更为显著。国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当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快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亚洲诸海的伟大创业者。    
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生产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生产了爆炸性的影响(见本章第五节)。    [!--empirenews.page--]
四、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南宋的统治尽管只限于半个中国,但这半个中国却格外地安宁、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北部则由满族的一支女真人统治,称为金。大约 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反对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并不知道蒙古人的强大力量,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予以援助。1234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归他所统治。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国南部以示报复。自于蒙古人先要占领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但是,1279年,当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时,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统治;这些游牧民并非因早期同帝国的交往两部分地中国化了。这些蛮族征服者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不久便有人向他们提出功告,说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更有利的选择:    
既然你们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产品中获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 50万盎司的白银、8万匹丝绸和40万担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    
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与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在语言、习惯和法律方面与其臣民相分离。他们还有意雇佣许多外国人任职,以与可疑的多数中国人相抗衡。马可·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是中亚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的帝国仪式,基本上变成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法,来抚慰他们,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实际上是在一个国际行政机构中任职的许多外国人不满,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各种外国宗教不满;这些外国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教等(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和第五节)。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性质和持续的时间较短,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记。可能选择北京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个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到满州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行政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括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收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    [!--empirenews.page--]
有才干的忽必烈死于 1294年,终年80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具有才干的铁穆耳。但铁穆耳死的很早,他之后的大汗们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生活。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因起义领袖间的竞争,才使蒙古人的统治能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象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于是,1368年建立了中国人的明朝,且一直统治到1644年。    
五、明朝的民族优越感及后撤    
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 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两代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出现这一空前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新儒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empirenews.page--]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 1129-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但对两者都不满意,又转而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杰出的综合才能,他发展了一种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法综合了佛教、道教诸成分,更令人满意地适应他那个时代。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旦抹去灰尘,将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忽视和缺乏教育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不久将亚里土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成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并入新儒学综合体。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前外来的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已明白地显示于世界。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    
自来票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直至 19世纪后期。其结果是用理性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强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这十分有利于无可比拟的中国文明的持续性,但其代价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新儒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兼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缺少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含义。但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在外省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区分官僚和贵族虽有意义,但明、清两代的中国却是由他们联合统治的。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一直合作到最后。以前,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尽量避免同贵族霸权发生任何冲突。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见本章第三节)。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象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述,是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 1912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由师傅领导的地方行会,但这些行会师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许可的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师傅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师傅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束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可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    [!--empirenews.page--]
中国统治集团的另一对内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对对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且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 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0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祖坟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马尼拉的中国人及其东南亚的中国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同样,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的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同西方国家洽成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在 15世纪早期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中,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范围,明确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而,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命令(第十二章第一节)。这就是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一个最鲜明、最重大的表现。    
下这一诏书的确切动机虽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值得注意:颁布这一诏书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制度结构上和向外推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难以置信但却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西方蛮族在几个世纪里使伟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六、中国文明在日本    
因为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以不间断的连续性持续到近代,所以,它们控制了东亚,而西方却没有一个国家能控制西方。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在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所盛行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是不可能的,因此,游牧民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国巨人的支配,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到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发展。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然而,日本诸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大陆 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只有五英里宽。 日本人在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 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舍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需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empirenews.page--]
施行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而且,他们是在与前氏族组织相比较后才这样做的。但实际上,日本天皇离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当然首脑相差甚远。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而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是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星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 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上同样改变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偎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后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十分清楚,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 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见卓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那时,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七、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的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对日本长期有效。但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优美的京都,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住居在那里的虾夷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因此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是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这一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 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但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担任,只是挂挂名而且。结果,反对虾夷人的战争则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到 12世纪,日本已由相互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一段时期内,藤原氏通过利用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帮助一方或另一方,还能维持势力均衡。最后,源赖朝在这些封建领主中获胜。1192年,天皇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征服蛮族大元帅),并有权指定他的继承人。作为大将军,赖朝是全军的总司令,负责王朝的内外防御。赖朝定镜仓为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控制全国;天皇则继续留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正是在镰仓幕府时期,蒙古人分别于1274年和1281年两度入侵日本。两次入侵,蒙古人都登上了日本领土,但均遭到日本人的顽强抵抗,后被大风暴击溃;大风暴消灭了远征军。日本人认为,是神的干预解救了他们,故称这些风暴为“神风”。    
1333年,主要由于朝廷的阴谋诡计以及武士阶层中不断增长的不满,镰仓幕府灭亡。这时,足利尊氏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他们的权力始终只限于京都及其近郊。在日本其他地区,地方封建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结果,是大地主即“大名”的兴起。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empirenews.page--]
八、日本的后撤与孤立    
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 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进行。早在 12世纪,富有进取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到15世纪后期,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如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消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进程。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立足点。然而这时,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以及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各岛上的惊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 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九州岛上的长崎港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不象中国,没有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 19世纪西方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能作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编 (六)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中世纪后期主要可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这是史无前例的。     
——小林恩·怀特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 1561-1626年)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复杂多样、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结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革命的新社会的有力的扩张主义降临时,改变了整个世界。    [!--empirenews.page--]
一、西方社会的多样性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本质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却是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资金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的给养。当时选择的办法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接受者,即封臣们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政权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剥夺。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应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 40天。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在迅速地进行。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名义上来自皇权,所以,封建主选择国王非常谨慎,即使他们无意尊重他的统治权。但是, 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停止而安顿下来时,统治者渐渐能够维护他们的封建权力,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因而,采邑是靠农奴经营的自足自给的村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并以其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极不相同,其居民的人数少者二十,多者数百。农奴与奴隶不同,他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得到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必需耕种耕地中留给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任何来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他。    
由于远距离贸易、中央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实际消失,采邑必须为自身提供几乎所需要的一切。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来邑的技术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相比,一点也不原始。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自给自足的村庄,恰恰因为它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发挥作用。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铁匠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如本章第三节所述,取得了更大进展,超过了希腊 -罗马的水平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发展,即恰恰因为罗马的灭亡,教皇变得更为强大。他无需象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德里亚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 492-496年)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断言,“是主教,而不是俗权,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更重要的是,教皇进而声称神权优越于俗权:“两者之中,神权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他们甚至须对统治人们的君主们传达神意。”    
查土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他及其继承者们能控制罗马教皇的职位,结果, 678室752年间的13任教皇中,至少有11位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和伊斯兰教征服埃及、叙利亚和北非,拜占廷皇帝干预西方的能力大大减弱(见第十五章第一节)。罗马教皇的职位如今从受困的君主坦丁堡转入法兰克人手中,教皇还同法兰克人缔结了盟约,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与此同时,教皇的传教团改变了异教的北部地区的宗教信仰,使教皇的至高权力在西方得以进一步加强。由于他们的成功,新的教会相继成立:597年成立了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了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这些教会都接受了教皇的“天主教的”即“全世界的”教规。    [!--empirenews.page--]
当时西方新的多样性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以下这些:代皇帝的命令而起的独立教会,代替帝国当局的一群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各自开垦荒地的自治的来邑,不久后以其来自城市的独特有效力而于贵族、高级教士、最终于君主颇为不利的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一社会,这一全欧亚大陆独一无二的社会,在 1000年后的500年中如何发展和适应,以及最终怎样发展起对外扩张的力量与动力,将在以后几节中予以叙述。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中世纪欧洲跑到其他地区前面去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处的有利位置。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 1000年后未曾遭受侵略。西欧相隔遥远的意义在13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和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免遭这种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西盛行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区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士地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河流终年无冰,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锯齿形的海岸线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便的通道。某些高原和山脉虽中断了连绵不断的大平原,但它们不是很高很大,没有严重影响交通运输。相反,这些山脉矿物资源丰富,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然,千万年来,这些自然资源一直是人们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这一对适当的技术的要求在各地和各时代都起作用。例如,上个世纪,美国从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萨比岭铁矿区获得巨额利润,但印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渔猎了几千年,却没有利用这些矿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中东、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开发的贮量丰富的油田,情况同样如此。中世纪的西欧也是这样,在那里,先进技术首次使当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结果,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    
三、技术的格外早的发展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而奴隶制往往阻止技术革新。另一原因是,边远地区的环境普遍地促进了节省劳力的发明。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社会阶层的范围并非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隶,而是从具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庄园主为了对举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因此,体力劳动获得了一席地位,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没有的。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老的帝国社会的无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土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们十分有助于技术的进步。一个叫罗杰·培根的修士在 13世纪就已预见到未来的许多技术成就,这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可制造机器,使用这种机器,最大的船只需一个人驾驶,而且比那些乘满划手的船跑得还要快;人们能制造运货车,它们无需牲畜牵引,而且速度惊人;人们能制造飞行器,一个人乘在飞行器上,可以用机械翅膀拍击空气,就象鸟一样……;人们还能制造使人能潜入河底的机器。…    
培根的见识不仅反映了他自身的天赋,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正如在当时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找不到与此相似的陈述一样,这一陈述恐怕也是古典希腊和罗马所难以理解的。它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发源于中国的许多发明和希腊 -罗马人所知道的许多发明,只是在西欧人手中才得到全面发展和充分利用。    [!--empirenews.page--]
西方特有的技术成就包括原始农业方面的基本发明。其一是“三田”轮作制;“三田”轮作制从 8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时,任何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闲,而使用过去的“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着。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展;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这样装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这种犁使耕种杂草丛生、难以耕作的肥沃的洼地成为可能。无疑,这是一种与原始的扒犁完全不同的农具;扒犁通常用于耕翻地中海盆地的贫瘠的砂土。    
更有效地利用马力也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在古代,由于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牲畜拖拉重物时往往会被勒死,所以,马很少用于农业。然而,到 10世纪时,人们发展了一种挽具,这种挽具套在马的肩上,马拖重物时不会被勒死,从而将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马同过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力源。马蹄铁的发明也很重要,它使马施重物以及耕地变得更为容易。    
最后谈谈十分重要的水车和风车。水车和风车在希腊 -罗马时期就已为人们所知道,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北部地区因不存在着这两大障碍,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个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般性的原动机。于是,水力开始用于银锤和锻炉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捣矿机。的确,英格兰1086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例举了5000家磨坊。这就是说,每50户人家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西方这一独特的进步,也反映在同近邻传统的拜占廷文明的正在变化的关系之中。 1203年,当西方的十字军开始围攻君主坦丁堡时,他们对这座古都的富有和豪华充满敬畏之感:    
那些未曾见到过[君士坦丁堡]的人,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富丽的城市。当他们看到高大的城墙和城楼,看到豪华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看到城市的长度和宽度时,无不为之悚然惊骇;城墙和城楼用于围城;宫殿和教堂如此之多,若不是亲眼目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城市的长度之长,宽度之宽是其他所有城市无法比拟的。毫不奇怪,他们都吓呆了;料想不到,自世界创造以来,人类竟从事过如此巨大的事业。    
对比之下,两个半世纪后,希腊学者、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在一封信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位红衣主教因在罗马住过多年,所以对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印象极深。 1444年,他写信给伯罗奔尼撒(摩里亚)半岛的拜占廷自治省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建议他派“四个或几个年青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学习意大利的手工技艺,并学习意大利语,“以使精通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消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谈到“木头被自动锯锯断,水车轮转得又快又匀称”。写信时他还想到了水力风箱:“熔炼和提炼金属时使用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需用手推拉,能将金属从无用的、泥土似的现存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人们很容易获得有关炼铁的知识,而这一知识对人类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的”。这一陈述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如此巨大,以致历史上第一次有东方人建议,派学生到西方去学习“实用工艺。”    
四、发展中的经济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 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这些因素是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其他斗争。粮食歉收和饥荒在1315和1316年期间尤为严重。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多次周期性地发生。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经济的全面发展自然同技术进步有关;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率的提高。这几个世纪未曾遭受任何外来侵略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另外, 10至14世纪,人口大约增长了50%    [!--empirenews.page--]
这一增长率在全球性人口爆炸的今天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无法与其相比的。人口激增促进了维持人口增长的农业的改进;而食物供应的增加反过来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著。新的采矿法提高了中欧和北欧地区的盐、银、铅、锌、铜、锡和铁矿石的产量。同样,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丰富的水材和松脂的开采范围这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北部地区的渔业的产量,尤其是爱尔兰和挪威的鳕鱼、波罗的海的鲱鱼的捕捞量也大大增加。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的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农民首次开垦了村庄周围的荒地。这是一个惊人担却千真万确的事实: 12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地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到1300年时,法国的耕地面积比今天还要大。    
农民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荒种地,而且随人口的增长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的西迁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的东迁运动。例如,到 1350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1500个,由15万到20万移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渡过易北河,排挤东欧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而且其他移民也随着征服进入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人挺进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10世纪时,虽然欧洲各地已可见到商人,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奢侈品。到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外国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当时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等。尽管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作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了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另外,定期大集市对商品销售也很重要;这些集市出现在商路两旁,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再从头开始,而且处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定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这一点在下面这个惯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统一体。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 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阿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empirenews.page--]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及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欢迎的人:在西北欧,商人则拥有社会地位,其财富和政治权力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器、骑马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将商品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被认为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活动,他们被置于社会底层。同样,在印度,由于印度教强调放弃财产,商人毫无声誉。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赚钱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垫子、吃大蕉叶、无物质财产牵累的神秘主义者。因此,在东方诸帝国中,商人毫无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学者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西亚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管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    
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在欧洲,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正稳步增长他们正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    
五、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到 10世纪时,西欧已变成封建小国的聚集之地;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获取巴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教俗封建公国揭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诸城市有时结成象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无限多样、不断变化。    
广义地说,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一般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反对与罗马教皇的权力相对立的拜占廷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职,罗马教皇的权力开始达到顶峰。为争夺日耳曼主教的叙任权,教皇和皇帝发生冲突,结果格列高利获胜,从而削弱了帝国的行政和皇帝的权力。到13世纪,教是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两个多世纪以来,尤其由于虔诚的法王和英王相继即位,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颁布《教皇训令》( 1202年),坚定地阐明教皇权力至上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这时却不再合人心意。诸君主及其议员们把国家繁荣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教皇受制于法王,失去了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待、监工、帐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最初,这些人组成国王的王室,主管国王私人事务。如今,随着王室成员被派去管理整个王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更明确地说,它与某些代议制议会一起,为官僚机构、法院和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 14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35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60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售价的一半。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随着是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到15世纪,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empirenews.page--]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决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empirenews.page--]
六、信仰的时代    
西方中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到约 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在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确,修道院的修土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教会是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    
11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其管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这是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此外,它们不象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建立了一些大学。    
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这一培养重点是自然的、适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但是, 12世纪,当有人将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的著作和其他古典名著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后来直接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这一限制受到了挑战。这些著作的翻译使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唯理论的自然哲学,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大动荡。如今,他们的问题是要使这一哲学同传统的基督教的设想和教义相一致。    
实质上,早些时候,穆斯林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加扎利和阿威罗伊就已遇到相同的问题(见第十四章第七节)。他们的方法出自二难推理,是“双重真理”论,即较高的神学的真理和较低的理性的真理。在寻求亚里土多德和基督教神学相一致的方面,著名的人物是巴黎大学杰出的多明我会修道上托马斯·阿奎那( 1226-1274年)。在其主要著作《神学大全》中,他阐述道,亚里士多德详述了理性的真理,教会的箴言详述了宗教的真理;这两个真理虽在信仰的基础上被争论不休,但最终必须相一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真理必须支持和赞同最高的、基督教信条的真理。这也是他在《反异教大全》中着手论证的观点;《反异教大全》是一部经院哲学综合思想的名著。他用论述每一论点的正反引证和最终总是支持正式教义的观点,构成了一个综合结构:“……人们临终时自然想知道第一推动力。上帝就是第一推动力。因此,人类最终是要知道上帝。……”于是,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存在不可知论者,因为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在人民的脑海中萦绕。    
这一神学展示出中世纪世界的等级性。社会、自然界和宇宙以相似的等级关系表示出来。土在下,水在上,空气再上,最贵重的元素火在顶层。教皇和主教、皇帝和国王、贵族和普通百姓在自然界中都能找到各自的位置。宇宙也是如此,月球和太阳在下,行星在上,恒星更上,万星之上是天堂,出于神学的需要,与天堂相反的是地狱。这幅世界图画一直流行到科学革命时期; 16世纪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17世纪牛顿的世界机器论推翻了地球中心的宇宙观。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4至10世纪,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金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从10世纪到14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各个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国。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随之,德意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反对异教徒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东侵。他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15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empirenews.page--]
有个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侵实际上对促进中世纪后期的各项富有建设性的发展,其中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侵基本上是这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军南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 14世纪大萧条后加快了速度,结果,使扩张主义的征战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 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地,希望他们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美洲偶尔发现了新的、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归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    
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了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显然比中世纪观点更有助于对外扩张。关于人类本身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观念,一种对其高贵和创造力的新的信任。人们无需再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需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首先发展他的思考能力。德西迪里·伊拉斯谟在其名声达到顶峰时,表达了他的信任和欢乐。他大声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见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现!我为什么不能再变得年轻呢?”    
西方思想的活跃和丰富,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所投有的。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继续统治着社会(见第十六章第五节)。它尊老鄙少,厚古薄分注重既成极力,忽略革新发明,成为在各方面维持现状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样,在穆斯林国家,学校忽略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着重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见第十四章第七节)。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同儒家学者一样,对西方的事情既一无所知,又不感兴趣。因此,突厥人仍处于宗教蒙昧主义的深渊,并象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以其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他们所发现的美洲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的主人。    
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对外扩张。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 1200至1500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600吨到800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150吨到200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13世纪开始使用的船尾舷,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14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明,这时的船只综合了北欧、地中海和中东早期船只各自的特点。其结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100到200个划手及其食物和装备,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尤其同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携手并进的;这些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明显重要的领先地位。过去,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战。 16世纪的前20年,佛兰德和德意志治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300码内的船只。海战发生了变化,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从此,欧洲人占领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达四个世纪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全歼俄罗斯人,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    [!--empirenews.page--]
伴随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军装备的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经营方面的重要的新技术。意大利复式簿记的发明使随时确定商业上的财务情况成为可能。另外,货币的日益广泛的使用和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硬币的铸造,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的发展,商业证券的出现,中世纪基督教逐渐放弃对贷款利息的谴责和排斥,也有利于商业经营。最后,欧洲人开始对外扩张后,合股公司的兴起极大地加强和促进了商业经营。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能与几个东印度公司和东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现存的哈得逊湾公司相竞争而最终获得成功。    
最后,上述诸因素使欧洲富有激励人的、独特的活力。这一活力究竟如何独特,在欧亚大陆对 15世纪穆斯林世界的扩张的各种反应中显而易见。如第十四章第六节所述,当时的伊斯兰教以扇形从中东向四面八方扩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随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匈牙利,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样,在东方,富有魅力的巴布尔率领突厥人,正从阿富汗问南推进,开始建立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直到19世纪英国人接管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兰教正从东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稳步传播。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    
由于伊斯兰教的军人、商人、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它占领了这片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无止境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理视界和商业野心,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给他们以沉重打击,留下了深深怀念。同样,十字军失去地中海东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国在波斯实行伊斯兰教统治,突厥人征服巴尔干诸国,所有这些都使欧洲人无法到达黑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因此,他们实际上被困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诚然,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继续同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交往,将货物转船运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仍很繁荣。这使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作为经纪人获得厚利,他们为此非常满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并非如此幸运,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法,到达东方,分享财富。    
只要给他们专门技术、经济实力和允许他们政治上自主发展,他们的寻找必定成功。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狂热的竞争。另外,欧洲确实需要并强烈要求外国产品,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即将起飞;而它一旦起飞,必将扫清海路,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五编 (一)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此编之前,我们在论述 1500年以前的几千年历史时,全部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欧亚大陆部分。其原因如第一章第三节所述:欧亚大陆在这几千年中一直在世界事务中居首位;而且事实是,人类1500年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历史,而不是全球范围的历史。一旦人类分散到各个大陆,其原始的技术水平就严格地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范围。随后几千年,人类生活、活动在孤立的地区中。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各民族被完全地隔离在它们各自的大陆上,而非洲人,虽不是完全,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empirenews.page--]
在人类历史主要是地区性历史的几千年中,欧亚大陆的居民占世界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他们生活在相互邻近的地区中,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程度不同地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促进了欧亚大陆的较为迅速的发展。相反,与世隔离和缺乏外界的促进因素,阻碍了非欧亚大陆地区的发展。这就是 1500年以前,人类文明中绝大多数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发源于欧亚大陆,以及当今世界其实质上必然是欧亚大陆世界的原因所在。因此,本编之前,我们着重研究了欧亚大陆的民族与文明。    
15世纪,随着欧洲的海外扩张使各地区的民族相互发生直接交往,世界历史的地区性阶段宣告结束。传统上,西方人的观点认为,这是外力冲击的结果。他们着重强调了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强调了他们的发现以及随之产生的影响。然而,这种态度对全球历史来说是不适当的。全球性的观点不仅要考虑扩张中的西方,而且要考虑西方扩张所至的诸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尽管没有历史上更杰出的欧亚人那么不辞劳苦,但他们毕竟构成了人类不可低估的部分,因此,其发展必须予以考虑。另外,非欧亚大陆的国家、民族和制度在决定西方扩张主义的结果方面,同西方人一样,是十分重要的。鉴于这些原因,本书后两章将叙述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历史。    
在非洲地图上,地理学家用野生动物填补空白;因此,对于那些无法居住的开阔的高地,就填上大象,以弥补城市的空缺。     
——迪安·斯成支特     
第十八章    
非洲     
如果受外界促进因素的影响的程度,是决定某一地区发展速度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随便看一眼地图即可明白,非洲所处的位置还算不错。它北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狭窄且容易渡过的水域,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其说是个障碍,倒不如说是一条大道。东面的西奈半岛是通向亚洲的桥梁,而红海比地中海更狭窄、更易通过。最后,季风抵消了印度洋的浩瀚无垠,便利了东非和南亚之间的来回交往。    
然而,历史上,非洲与欧亚大陆隔绝的程度,比根据上述情况得出的印象要严重得多。这一与世隔绝至今仍是非洲大陆发展中的一个首要而又持久的因素。本章将首先论述导致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然后叙述非洲大陆的民族及其历史发展的性质。    
一、地理环境    
本章将要研究的非洲,是指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如此限定的原因如第一章第三节所述,在于撒哈拉沙漠是一大屏障、一大分隔者,而地中海相比之下却是一条连接的大道。历史上,北非人与地中海盆地周围其他诸民族的相互影响之所以超过他们与沙漠屏障以南地区诸民族的相互影响。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本章研究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实际上是一座岛屿,它的北岸是撒哈拉沙漠,而不是地中海。    
撒哈拉沙漠决不是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唯一障碍。大沙漠的东面,沿尼罗河上游的是巨大的苏德沼泽地。这些沼泽地在历史上构成了一个可怕的障碍。而未被港湾、海湾和内海破损的、平直的海岸线,也使非洲大陆难以接近。因此,尽管非洲的面积是欧洲的三倍,但海岸线却比欧洲的短。缺乏与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相仿的海洋,意味着非洲内地对外部世界来说是比较难以进入的。    
沿东、西海岸的 100O英里长的沙洲,以及东、西两岸的巨大的隆起地,也是有力的障碍,它使乘小船登陆十分危险。即使成功地躲过了沙洲和激浪,仍然还有另一个障碍,即滚滚河流由内地高原顺着一道道悬崖向低洼沿海倾泻而下时所形成的急流和瀑布。非洲大陆的外形象一个翻过来的茶托,这在今天能提供巨大的水力发电的潜势。但在历史上,沿海岸的瀑布意味着,非洲既没有象圣劳伦斯河和亚马孙河那样的为进入美洲内地提供通道的、水流平缓的河流,也没有象莱茵河和多瑙河那样的为进入欧洲内地提供通道的河流。另外,低洼的沿海地区炎热、潮湿的气候,以及由这种气候引起的热带病,也挡住了进入非洲的道路。内地高原通常气候凉爽,益于健康,但沿海地区的气候却严重影响了要到内地去的人们的健康。    
与外部的难以接近同样重要的是内部的难以进入,这就是说,从非洲某一地区到另一地区也很困难。综观非洲大陆,其南北两端是小而肥沃的狭长地带。这些狭长地带很快让位于广阔无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再往下是绵延起伏的草地或大草原,北部以苏丹草原最为著名:“苏丹”这一阿拉伯词意为“黑人之国”。然后是热带雨林,在其最稠密的地区,比沙漠还难以穿越。    [!--empirenews.page--]
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海岸附近缺少出口、内地缺少不受阻碍的河流网一起,阻止了非洲大陆各地区间的相互影响。这必然阻碍非洲各民族的全面发展,从而解释了草原上的复杂的大帝国和遥远的沙漠、森林地区的狩猎团体问时并存的原因。    
这一地理环境还有助于说明,欧洲人侵入非洲较其侵入美洲,在时间选择上何以存在着反常的差别。非洲与美洲不同,几千年来一直同欧亚大陆保持着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有时很微弱。但是,欧洲人侵入邻近的非洲却比侵入遥远的美洲要迟缓很多。在美洲被开发、被殖民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非洲仍是一块“黑暗的大陆”。到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非洲还只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几个不重要的地区为人们所知晓。甚至到1900年时,大约还有四分之一大陆未被开发。非洲之所以不受欧洲推动力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它的各种地理条件;这些地理条件结合起来,使非洲大陆有力地抵抗了外界的入侵。然而,地理环境决不是唯一的因素。车少,非洲黑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普遍的发展水平也很重要;这一发展水平甚高,足以有效地阻挡欧洲人达数世纪之久。但在论述黑人的文化之前,我们将首先考察他们的种族成份。    
二、民族    
与人们通常的设想相反,非洲诸民族决不是属于同一种族。仅撒哈拉以南地区就可发现各种种族,这些种族存在于整个历史阶段。不过,他们的起源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谜,而且权威们的观点也大相径庭。有一种种族的分类至少目前遭到的反对最少,它认为主要有四大种族:( 1)布须曼人,他们操科伊桑语;     
(2)俾格米人,他们原先的语言不知道,因为他们接受了后来征服者的语言;(3)黑人,他们操尼日尔-刚果语;(4)高加索人,即卡普萨人、库希特人和含米特人,他们操亚非语。这四大种族似乎起源于维多利亚湖地区,从那里,布须曼人向南迁移到南非;俾格米人向西迁移到刚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区;黑人向西迁移到西非,向西北迁移到当时肥沃的撒哈拉地区;高加索人则向西北迁移到埃及和北非,以及向东北迁移到阿拉伯半岛和西亚。    
这里应再次强调,上述分类和迁移的情况,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实际上,有位权威人士已将当前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的缺乏,概括如下:    
……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如果一个人站在苏伊士运河旁,面朝南和西南方向,那么,越往前走人的皮肤就越黑。人们一定、甚至笼统地把布须曼人排除在外。……其实,就经验而论,埃及人或多或少属于地中海高加索种人;而当一个人朝南和西南方向走时,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几内亚沿海地区或刚果森林里,黑种人居支配地位。不过,没有一条能标在地图上的明确“界线”,或者说,无法在部落之间(用统计学以外的方法)作出区分,声称一个部落明显属于高加索种人,另一部落属于黑种人。甚至在黑种人占绝对优势的部落里,还会发现白皮肤绿眼睛的人。……    
三、农业和铁    
同美洲和澳大利亚可能存在的情况相比,非洲文化更大程度上是与外界相互影响的结果。例如农业,它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于公元前五千纪在埃及生根,可能从那里传到其疆界从埃塞俄比亚高原伸展到大西洋沿岸的苏丹。应该指出,有些权威人士认为,农业是由这一地区,即尼日尔河上游地区独自发明的。不论情况是否这样,事实是,最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栽培的绝大多数植物,是由外地传入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经尼罗河而来的大麦、小麦、豌豆和小扁豆;来自东南亚的香蕉、甘蔗、薯蓣和新型水稻;从美洲由葡萄牙人及后来的奴隶贩子传来的烟草、玉米、赖马豆、菜豆、南瓜和番茄。铁器出现之前,这些植物已在苏丹草原大量地种植。雨林地区很少从事农业,因为那里能得到各种可吃的水果和蔬菜,无须用石制工具伐树耕地、花费艰巨的劳动,便可获得足够的食物。    
对非洲来说,与农业引进同样重要的是冶铁术的引进。冶铁术肯定是从外地传入的,它可能有三个来源。其一是迦太基,这门技术可能从那里经商人向外传播。公元前 500年,或许更早些时,商人们开辟了两条正式的、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如我们从已发现的商路沿途的岩石雕刻品上所看到的那样,当时的撒哈拉沙漠并没有象后来那么宽、那么可怕,因此,商人们能用驴和马拉着大车和马车穿越而过。后来,当沙漠变得更难通过时,罗马人从中亚引进骆驼,解决了这一问题。    [!--empirenews.page--]
冶铁术的第二个来源是库施王国;库施王国位于尼罗河上游,首都设在喀土穆稍北的麦罗埃。库施人以黑人为主,古埃及人称他们为努比亚人。他们最初曾遭到埃及法老军队的袭击,后来渐渐地建立起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于公元前 751年征服埃及,并统治了这个国家达一个世纪之久。此后,亚述军队由东侵入,迫使库施人退出埃及。然而,正是从这些亚述人那里,库施人学到了冶铁术。    
库施人能使他们的知识得到充分利用,因为他们国家与埃及不同,有着丰富的铁矿石和燃料资源。麦罗埃很快成为巨大的产铁中心。首都遗址旁至今仍能看到的大铁矿渣堆表明,麦罗埃曾是中非的匹兹堡。铁和文明地区的其他产品,可能用来换取非洲的传统商品,如奴隶、象牙和鸵鸟羽。库施王国在生存了 1000多年之后,于公元4世纪衰落,在此之前,冶铁术已传入遥远的南部和西部地区。    
库施王国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埃塞俄比亚是冶铁术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第三个来源。现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人的祖先,大约在公元 50年建立了一个帝国,以阿克苏姆为都。这些阿克苏姆人是在印度洋各国、中东和东非从事贸易的商人。尽管详情还不知道,然而,是他们将冶铁技术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引入东非。    
在向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广泛传播冶铁术方面,迦太基人、库施人和阿克苏姆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到约公元前 50O年前后,当地居民已开始制造自己的工具和武器。到公元前200年,这项技术已向西一直传播到尼日利亚中部,到公元1世纪,向南传播到赞比西河。于是,非洲进入铁器时代,其影响和前面提到的铁器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一样深远。    
早先,铁锄和铁斧曾使农业伸展到中欧、恒河和长江流域的森林地区,如今,又使农业扩大到非洲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结果,农业产量增加,出现可用于经商的剩余产品。如在欧亚大陆一样,这又转过来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使人们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从而取代了从前简单的亲属关系。因此,约公元 9世纪前后,出现了明确的国家组织,它拥有军事机构、行政机构和维持国家组织所必需的税收来源。    
对非洲的另一影响是使非洲大陆的种族成分发生根本的变化。采用农业和冶铁技术并从中得益的,是苏丹草原的易接近的黑林人和高加索种人,而不是雨林地区和南部地区的不易接近的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种人和高加索种人;他们凭借铁制的工具和武器,在损害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的情况下向南推进。这种扩张主义在班图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班图人是一个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他们从中心发源地喀麦隆高原出发,于公元初侵入刚果盆地,消灭或征服了人口稀少的俾格米狩猎者。公元 600至9O0年间,一部分班图人从刚果盆地向东南推进,到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继续向南穿过热带大草原,征服了布须曼人;布须曼人遭受了和俾格米人相同的命运。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班图人沿大西洋海岸直接南下,最后遇到了一个新的民族霍屯督人。现在认为,这些霍屯督人就是布须曼人,他们早些时候学会了牲畜饲养,从而改善了他们的饮食,变得比其他布须曼人更加高大,但在其他方面却同布须曼人很相象。这些迁移说明,为什么欧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种族集团;而早1000年时,他们却同高加索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非常公平的分享着这块大陆。    
四、伊斯兰教    
发源于欧亚大陆的另一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力量,即伊斯兰教,加强了农业和冶铁水的影响。 7世纪,伊斯兰教迅速传入北非时,几乎未遭到拜占廷统治者的抵抗,但却遭到当地柏柏尔人的顽强抵抗。不过,柏柏尔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伊斯兰教;然后,他们同阿拉伯人一起征服了西班牙,并越过撒哈拉沙漠,将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传入苏丹。柏柏尔商人改变了他们沿横贯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所遇到的非洲商人的信仰。宽容的黑人统治者允许穆斯林享有从事宗教活动和宣传其信仰的充分自由。因而,大约9世纪时,伊斯兰教首先出现于苏丹西部诸商业中心。到13世纪时,它已成为当时大马里帝国的国教,并因官方的支持而稳步传播。    
伊斯兰教还在东非取得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立足点;在那里,很早就建立了穆斯林阿拉伯社会。阿拉伯移民同班图妇女通婚,创造了一个新民族“斯瓦希望人”,即“沿海居民”,其语言成为东非的混合语。在东非,他们仅以沿海飞地或岛屿为居留地,因为这里更安全,不受大陆部落的侵扰。伊斯兰教并不试图征服内地,所以,在东非与在北非和苏丹不同,伊斯兰教从未获得大块基地。    [!--empirenews.page--]
伊斯兰教对非洲的影响是深远而又多方面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生活的表面,即姓名、服装、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方面。此外,也明显表现在随着与外界的交往范围扩大而来的农业和技术的发展方面。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水稻和甘蔗。据记载,大约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同时代的博尔努王国的国王海·伊得利斯·阿娄马曾说过:“在宽容、仁慈、慷慨、永恒的上帝赐给苏丹的恩惠中,有难得的土耳其滑膛枪手和许多擅长滑膛枪射击的家奴。”    
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穆斯林比起罗马人,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并相应地增添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珠宝、贝壳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盐;盐是整个苏丹的急需品。作为回报,非洲人向他们提供象牙、奴隶、鸵鸟羽、制作香料的香猫和最重要的、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的黄金。这些黄金最终多数流入欧洲,其数量很大,对于调整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这就是苏丹经济同国外贸易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因此,到 1400年时,整个西非商业道路纵横交错,贸易中心星罗棋布。    
与此同时,一种相类似的商业模式正在东非形成。沿海地区的穆斯林经纪人派代理商前往内地,购买罗得西亚的象牙、奴隶、黄金和加丹加的铜。这些商品是通过当时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业航道运出去的。以后几个世纪中,他们还从内地获得了铁矿石,用船装运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反过来,非洲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了中国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区还能发现这些瓷器的遗迹。这种贸易是东非沿海一些繁荣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础。到 13世纪时,其中两座城市基卢瓦岛和桑给巴尔,已建立了自己的造币厂,铸造出大量的铜币。    
现在,谈谈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兰教还大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愈来愈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为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一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穆斯林旅行家利奥(非洲的)曾于 1513年访问廷巴克图,他发现,这一兴盛的学习状况应归功于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的支持。“这里‘廷巴克图’拥有大批医生、法官、教士和其他学者,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充足的生活费用。各种手稿或书籍从巴伯里‘北非’运到这里,它们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卖钱。”    
信奉伊斯兰教还加强了苏丹各王国政治上的团结。传统上,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亲属关系的集团或家族,以及有亲属关系并承认血统上同属某一伟大祖先的其他集团对自己效忠。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大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显然不能胜任。帝国扩展的疆域越大,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关系就显得越不合。地方首领不可能被当作忠实的封臣予以信赖,相反,他们往往领导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穆斯林学校和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联盟的支配,他们的切身利益同帝国权力控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一权力服务的人。    
五、苏丹诸帝国    
农业和冶铁术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地区间贸易的繁荣,伊斯兰教的促进因素,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说明了自 8世纪起非洲大陆上的国家建立的过程。毫不奇怪,苏丹出现了最复杂的政治组织,在那里,长途贸易发展得最快,伊斯兰教的影响最为强烈。因此,这个地区出现了三大帝国;加纳帝国(700-1200年)、马里帝国(1200-1500年)和桑海帝国(1350-16O0年)。    
这三个帝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首先,它们都以商业为基础,因此每个帝国都将其权力范围向外扩展,向北控制食盐进口,向南控制黄金买卖。每个帝国的岁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对这些和其他一些商品买卖的征税。当时的一位学者贝克里,列举出在加纳帝国向出入边境的“每头驴所驮的盐,”以及驴和骆驼所驮的其他商品所征收的税。他说:“在这一帝国中所发现的每块金子都属于加纳国王,而国王留给人民的只是金子上的灰尘。……”    [!--empirenews.page--]
来自这些捐税的岁入渐渐地使帝国的行政管理更为复杂完善成为可能。因此,桑海帝国比前两个帝国更复杂。全国明确划为几个省,每个省设一名长期任职的省长。帝国还有早期职业军队,甚至还有几个部,分管财政、司法、国务、农业、林业以及“白人”,即帝国撒哈拉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马里和桑海帝国之所以能发展贸易,提供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阶层和促进文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还将苏丹从非洲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改变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拨图塔将马里包括在他的旅程之内;这一旅行东面最远到中国。1353年6月,拨图塔到达马里的首都,帝国的行政和人民的习惯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    
黑人们具备一些极好的品质。他们很少是不公正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憎恨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的苏丹不宽恕任何犯有最轻罪行的人。他们的国家绝对安全。在那里,不论旅行者还是居民都无须害怕强盗或暴力者。在他们国家去世的白人,即使有数不清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相反,他们将其财产交给白人中可信赖的人代管,直到合法的继承人前来继承为止。他们小心地遵守做祷告的时间,专心致志地聚众祈祷,并以此教育他们的孩子。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里十分拥挤,若不一大早去,便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进行祈祷。    
在苏丹诸帝国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尽管伊斯兰教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应该指出,它主要还是一种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变成了穆斯林,而乡下人基本上仍忠实地保持传统的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许多皇帝及其帝国行政机构对伊斯兰教的依靠,既是强大的原因,又是衰微的根源。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教曾有过很多贡献,但它的基础比当时去过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过的观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狭窄。因此,危机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会突然分裂,迅速崩溃。    
苏丹诸帝国的另一个弱点是,易受北方柏柏尔人的攻击;这些柏柏尔人或是寻找非洲黄金的发源地,或是企图将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强加于别人。 1076年,狂热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同样,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毁了桑海帝国。桑海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苏丹帝国时代的结束。用17世纪廷巴克图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危险代替了安全,贫穷代替了富裕,不幸、灾难和暴力代替了和平。……”    
六、王国与部落    
上面提到的三个帝国,是非洲中世纪最著名的政治产物。不过,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例如,在东南非,存在着某些同苏丹相类似的情况。正如苏丹以出口黄金闻名于地中海盆地一样,东南非也以同样原因闻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某种商业养育了苏丹诸帝国和北非诸国一样,到 15世纪,另一种商业也供养了内地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和沿海的基卢瓦岛城邦。    
莫诺莫塔帕一词,由葡萄牙人用国王的称号“姆瓦纳莫塔帕”改变而成。这个帝国包括今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因而,同苏丹诸帝国一样,控制着产金区和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正是莫诺莫塔帕的君主们建造了津巴布韦大神庙;这座神庙四周的围墙高达 32英尺,为皇家举行正式的礼仪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基卢瓦岛的商人统治者,以苏丹自称,是贸易的经纪人,控制着莫诺莫塔帕和穆斯林商船之间的商品的交流;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远航到中国海。“基卢瓦岛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的建筑都是第一流的,”伊本·拨图塔这样写道。后来,马里帝国又给这位拨图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苏丹请王国被北方的柏柏尔侵略者劫掠一样,莫诺莫塔帕和基卢瓦岛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伪破坏。在瓦斯科·达·伽马于 1497年绕好望角航行后的十年内,葡萄牙人洗劫了东南非许多沿海城市,并继续留在印度洋,好象它是一个葡萄牙湖似的。达·伽马首次航行时并未发现基卢瓦岛,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曾在此避过难。五年后,另一支舰队用无情的掠夺报答了这里的好客。一位远征队员描述说,他们没有遇到惊愕的居民的反抗,使占领了这座“有许多坚固的高达数层的房屋”的城市。然后,“代理主教和方济各会的一些长老带着两个十字架,唱着感恩赞美诗,列队登上岸去。他们走进宫殿,放下十字架,船队队长做了祷告。然后,大家开始抢劫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粮食。”    [!--empirenews.page--]
后来,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进入上游地区,以相似的方式破坏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他们先占领了沿河各战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其影响,直到 1628年发起不可避免的最后的进攻为止。凭借他们的火器,葡萄牙人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莫诺莫塔帕的两支军队,结果,在前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几个小王国。    
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东南非转向东北非,那么,非洲舞台上的多样性便十分明显。在东北非,在埃塞俄比亚人和努比亚人中,存在着一些默默无闻、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王国。公元 4世纪以前,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人一直是异教徒,他们信奉的诸神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神。公元333年,叙利亚人弗鲁孟提乌斯将基督教传入这里,并使国王皈依基督教。从那时起基督教—直是官方的宗教信仰,并渗入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7世纪,穆斯林的征服切断了埃塞俄比亚同地中海的联系;8至10世纪,红海各港口丢失给穆斯林,使这个国家同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但是,埃塞俄比亚拥有由山脉和高原组成的极为辽阔的内地,实际上一直与世隔绝地幸存到现代。在此环境中,形成并持续下来的是一个独特的社会,一个拥有朝廷和国王的基督教封建社会;朝廷由牧师、官员、军事将领组成,而国王同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国王一样,由于经济需要和政治压力,被迫将其宫廷不断地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如本章第三节所述, 325年,努比亚库施王国被阿克苏姆所击灭。随后相继兴起的国家,通过来自亚历山大的一个传教团,于6世纪皈依了拜占廷或科普特基督教。大量教堂的建立反映了对这一新宗教的信仰;有些教堂由于被沙埋没而得以保存,其精美的壁画至今仍呈现出原有的色彩。几年前,波兰的一个考古团发现了这些壁画,将它们从埃及新建的阿斯旺高坝的不断上涨的大水中抢救出来,分别珍藏在喀土穆和华沙博物馆中。    
同埃塞俄比亚一样,这些基督教努比亚王国因 7世纪伊斯兰教征服埃及而与世隔绝。尽管努比亚边境地区同穆斯林的战争不断,但努比亚的基督教却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又生存了六个世纪。13世纪,埃及归顺了好战的萨拉森人的统治;这时的萨拉森人正在圣地同西方十字军作战,不愿意宽容家乡邻近地区的其他基督教徒。因此,13世纪后期,他们蹂躏了努比亚大部分地区。不过,那些与世隔绝的地区又生存了两个世纪。    
在对非洲各种不同社会的个别考察——这仅仅是个别考察,而不是全面调查——中,有些最原始的社会不应被忽视,因为它们的长期存在反映了非洲大陆在地理上被划分成几个部分的情形。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被限制和隔绝在难以进入的沙漠和雨林地区中,故仍停留在食物采集的发展阶段。当他们作为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以人类原始的生活方式继续存在时,世界却忽略了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没有意义或影响。少数几位仔细地观察过俾格米人的人报导了他们在舞蹈、合唱、表演、模仿和讲述故事方面的高度发展的才能。同样,布须曼人也以其岩石绘画和雕刻而闻名于世;这些绘画和雕刻用自然、流畅、富有韵律的线条绘制而成,一般描绘动物、打猎和战争场面,以及伴以舞蹈的仪式活动。    
七、结论    
如果考虑到穆斯林和基督教文化潮流之间的差别, 14世纪廷巴克图的一位市民可能会发现,自己呆在14世纪的牛津城里时也感到比较安适。16世纪,他或许仍能找出这两座大学城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但到19世纪时,两城之间的鸿沟则变得很深了。    
英国的非洲问题专家托马斯·霍奇金提出的这一论点,描述了一个肯定不是非洲所独有的进程。从前几章看,它显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进程。原因很简单:西方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因而跑到了其他所有社会的前面。不过事实仍然是,西方和非洲之间的差距比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君主坦丁堡、德里和北京,相对伦敦、巴黎和柏林而言,的确是衰落了,但它们并不象廷巴克图那样,衰落到实际上已经灭绝的地步。有关西方为什么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并突然跑到其他地区前面的问题,第十七章已作了论述。但是,这里又面临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非洲总的看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还落后于整个欧亚大陆呢?    [!--empirenews.page--]
这一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过,更不用说回答了。前几章在分析欧亚大陆各文明的发展时,提出了某些可能与之有关的因素,这里暂且提出来予以考虑。这些因素的相对意义;如果它们确有意义的话,不作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是不能评价的。    
人们立即想到的非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农业、冶金术和长途贸易引起的普遍的促进力不久便开始停滞不前,未能进一步发展下去。非洲没有出现过在用铁制工具开发和利用北欧、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时在这些地区所出现的连锁反应的高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非洲缺乏相应的肥沃的、具有潜在生产率的地区。土地贫脊、气候恶劣和舌蝇等因素,使非洲的农民和工匠不可能象欧亚大陆的农民和工匠那样,进行卓有成效的生产。即使是条件优越的苏丹,也主要依靠出口黄金和贩卖奴隶,而这不可能为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十分广阔的基础。    
第一节所述的外部和内部的与世隔绝似乎也阻碍了非洲的发展。例如;非洲既没有能与欧洲相比的河流和沿海出口,也不象欧洲那样,享有接近先进的拜占廷和伊斯兰教文明随有利条件。相反,这里内地多沙漠、多雨林,而外部是烟波浩渺的海洋。这阻止了甚至是自然资源所允许的、有限产品的有效利用。确实,与美洲不同,非洲距欧亚大陆很近,近到足以从加农业和冶金术这样的基本技术的传播中获得好处。但是,非洲距欧亚大陆又很遥远,远到无法接受数千年中欧亚大陆各地区一直在相互交流、使彼此得益的长长的一系列发明。    
最后,非洲很容易遭受外界的进攻,因为发展停滞便意味着软弱,而无论何地,软弱将招致侵略。前面我们已叙述过柏柏尔人入侵苏丹和葡萄牙人进攻东南非所造成的灾难性的结果。它们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对比之下,西欧在 1500年上升到世界领先地位之前的关键性的五个世纪中,没有遭到任何侵略。这种易受攻击的因素,后来以痛苦的奴隶贸易这一极为致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奴隶贸易不仅减少了广大地区的人口,而且导致了经济和政治混乱。    [!--empirenews.page--]
这些不同的因素可以说明,为什么非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欧亚大陆各社会所达到的水平。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继续,城市中心未能控制非洲任何地区的经济,反映出这种迟滞状态。另一方面,这种迟滞状态又转过来维护了诱人的平等主义和缓慢的生活步调;而这后两者在仍很有效地保持亲属关系和土地公有制的地区是很普遍的(见第三章第四节)。英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巴西尔·戴维森曾推断:“……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比较可能对非洲有利。……就这种比较所能有的任何价值而言,欧洲中世纪的日常生活,对一般人及其妻子来说,可能更加危险,更让人讨厌。”    
这一明确的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非洲社会引人注目的特征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就因为它缺乏欧亚大陆各社会的推动力和不断的发展。只要非洲人与外界比较隔绝,他们就能维持和享有一种在欧亚大陆诸文明中早已消失的生活方式。但是,当西方的扩张主义抵达非洲沿岸时,非洲人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地区越不发达,越容易遭受侵略,结果遭到的破坏也越大。班图农民牺牲“不发达”的狩猎民族的利益,向全非洲扩张,这是事实在近代,工业化的西方的代表牺牲“不发达”的农民的利益,尤其是牺牲那些仍停留在新石器阶段的人们的利益,间向全球,这也是事实。    
最后,应该指出,尽管非洲人没有赶上欧亚人,但却超过了更与世隔绝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士著居民。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欧洲人进入非洲内地比进入美洲和澳大利亚晚得多的原因。如第一节所述,这里也包括地理因素,但更主要的是非洲人,尤其是那些同欧洲人做买卖的非洲人所达到的较高的发展水平。这些人自然是最先进的,因为这也意味着他们是最具有生产能力的,因此,他们为有利可图的贸易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而发展起来的商业,仅在规模方面使这些先进的非洲人感到新奇。商业活动本身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同遥远的摩洛哥和埃及地区保持着贸易关系。因此,非洲人对葡萄牙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这时的美洲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的态度。确实,森林里的居民由于同阿拉伯人没有直接的接触,对欧洲人的白皮肤、对他们的火器所产生的巨大声响、对这些新来者从海上而来——沿海居民对此十分崇敬——感到非常惊奇。但事实仍然是,葡萄牙人的到来并没有在非洲引起象西班牙人在美洲所引起的混乱和分裂。因此,非洲人按他们自己提出的条件同欧洲人进行贸易。几个世纪以来,沿海地区的酋长不准欧洲人进入内地,因为他们想继续保持他们作为欧洲买主和内地生产者之间的经纪人的有利地位。 1793年,一位英国官员写道,非洲之所以仍是一块未知的大陆,“是由于沿海居民在允许白人旅行他们的国家方面所存在的猜忌,而不是由于伴随进入非洲而来的危险或困难。”他把这种猜忌归因于经纪人的害怕——“害怕同欧洲贸易的利益被减少,害怕同欧洲的贸易从他们一边转移到邻居那里,害怕内地王国”因得到欧洲武器而成为危险的竞争者。    [!--empirenews.page--]
亚当·史密认识到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在抵抗欧洲人入侵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差别,他于 1776年写道:    
在非洲沿岸和东印度群岛,各管欧洲人拥有许多重要的居留地,但在这里的任何一国里,与在美洲大陆及其周围岛屿上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建立那么众多而又繁荣的殖民地。非洲以及属于东印度群岛的几个国家由野蛮的民族居住着。但这些民族并不象可怜、孤弱的美洲人那样软弱无助;而且……他们的人口也稠密得多。……因此,在非洲和东印度群岛,欧洲人更难以取代当地人,难以将其殖民地扩大利原居民居住的大部分地区。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五编 (二)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不过,对东印度群岛和面印度群岛诸民族来说,所有由这些事件“欧洲的扩张”产生的商业利益已沉没和丧失在由这些事件引起的可怕的灾祸之中。     
——亚当·史密    
第十九章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     
11世纪,维金人偶然发现了北美洲,在长达约100年的时间里,他们试图在那里保持居留地,但没有成功。15世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这次结果完全不同。随发现而来的不是失败和撤退,而是对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大规模的、势不可挡的入侵。这一对比反映了这500年间欧洲努力和活力的增长程度。    
欧洲人对美洲的迅速入侵和开发,与迟至几个世纪后才得以侵入和开发非洲,构成了同样引人注目的对比。一个原因是地理环境;美洲大陆在地理上更易接近,更吸引人。另一原因如亚当·史密所述,是印第安人“可怜、孤弱的”困境。虽然他们并没有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印第安文化的总的发展状况是,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如果说这一点符合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仍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来说,就更是如此。本章将叙述哥伦布登上西印度群岛和詹姆斯·库克船长登上新南威尔士之后请重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    
一、大陆和民族    
同非洲相反,美洲向欧洲移民彻底开放。这里没有阻碍接近海岸的沙洲;美洲锯齿形海岸线上的港口,常常比非洲平直海岸线上的港口更易进入。此外,美洲拥有发达的、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障碍的内河航道,为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的通路。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密西西比河和圣劳伦斯河气势雄伟。水流平缓,这样的河流是非洲所没有的。探险者们不久就学会了使用当地桦木独木舟。他们发现只需携带少量物品,便能划船从大西洋顺圣劳伦斯河进入五大湖;由此南下,沿密西西比河到墨西哥湾,或者北上,沿马更些河到北冰洋,或者西进,沿哥伦比亚河或弗雷泽河到太平洋。    
一般说来,美洲的气候也比非洲的气候更有吸引力。确实,亚马孙河流域气候炎热、空气潮湿;南北美洲两极地区气候非常寒冷。但英、法移民在其殖民地格兰德河北部地区却很兴盛。同样,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也感到安适;墨西哥和秘鲁是他们的两大中心,那里的气候同西班牙的气候相差无几,无疑与气候闷热、流行疫病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可喜的对照。    
几乎美洲所有的本土民族都是从西伯利亚东北部渡白令海而来的移民的后裔。这句话必须用“几乎”一词加以修饰,因为还有少数民族是在白令海移民到达之后从南太平洋诸岛抵达南美西岸的。这些南太平洋的亚尔古英雄“发现”过南美洲多少次虽无人知晓,但仅从所培植的植物这一证据,足以确定他们横渡大海远征美洲的事实。当在太平洋两岸发现相同的、高度驯化的、离开人的培植就无法生存的植物时,它们的分布只能由人类的迁移这一点来解释。    
不过,有一点确凿无疑:欧洲人在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至少有 99%是渡白令海而来的种族的后裔。在近代之前,人们认为印第安人首次渡海来到美洲大陆是在约10000年以前。考古新发现和碳14年代测定法的使用,彻底修正了这一估计。现在普遍同意,人类肯定在20000年以前,很可能在20000年或更早些时候就已生活在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大迁移大约发生在3000年以前。接着来的是爱斯基摩人,他们不停地往返于海峡两端,直到现代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这一边或另一边为止。总之,在离亚洲最近的美洲地区,这时的人口已十分稠密,从而阻止了进一步的迁移。    [!--empirenews.page--]
对这些早期的移民来说,过海到美洲大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冰河时代末期,封冻了大量的海水,海面下降了 460英尺,于是露出了一座宽1300英里、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桥。如此大的“桥”实际上是一块大而新的次大陆,为当时动植物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范围。而且,这一地区由于猛然低落下去,不是被冰覆盖着,而是被湖泊、沼泽、草地和冻土带的各类灌木所覆盖;这些植物为当时的大型哺乳动物如乳齿象、猛犸、麝牛、騣犎、驼鹿、麋山羊和羚羊、骆驼、狐狸、熊、狼和马提供了牧场。由于这些动物越过陆桥来到美洲大陆,因此,随之而来的便是以捕捉它们为生的猎人。    
即使在气温的回升使海面增高、淹没了这块连接地之后,最终形成的海峡也很狭窄,可以在看到对岸的情况下乘粗制小船毫不费力地渡过。后来的更先进的移民可能是乘船从亚洲来到美洲,然后沿西北海岸继续航行,直到最后在今日所谓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登陆和定居。    
渡海来到阿拉斯加的大多数移民,越过育空高原中部冰封的山峡,继续进入北美内地。他们被促使他们移居美洲大陆的同样的力量——寻找新的狩猎场地的动力和后方部落不断向前挺进的压力——推动着向前迁移。这样,分散的狩猎部落不久便布满南、北美洲两块大陆。人们发现,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到 11000年以前,亚洲移民已到达南美洲的南端。    
关于种族特性,所有印第安人都属于蒙古种人。他们以颧骨高凸、头发硬直粗黑、脸上和身上汗毛稀疏、小时候脊骨背后带有蒙古种人的斑点为特征。不过,不同的部落变异甚大;美洲最早的印第安人比后来的印第安人更不象蒙古种人,因为在今天所谓的蒙古种人完全进化之前,他们就已离开了亚洲。移民以近亲繁殖的小集团散居各地带,也说明了诸独特生理类型存在的原因。    
二、文化    
迁居美洲大陆的移民几乎没带来什么文化,因为他们来自欧亚大陆最落后的地区之———西伯利亚东北部。当然,他们都是组成小集团的猎人,仅拥有粗糙的石器,没有陶器,可能除狗外,也没有其他已养驯的动物。由于他们进入一块无人居住的大陆,因此,能毫无约束地形成自己的风俗,而没有雅利安人迁移印度河流域或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移居希腊时所受到的当地居民的影响。    
在以后几千年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确发展了丰富多彩的种种文化。他们不仅适应了所面临的范围广阔的自然环境,而且他们彼此间也已相适应。有些印第安人仍停留在狩猎集团的阶段,而另一些印第安人则发展起王国和帝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包括所有已知的种类,其中还有一神教。他们使用约 2000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有些语言相互间的差异就象汉语和英语间的差别一样。这表明在这里如同在整个东半球一样,语言的变化极为丰富;据悉,1500年,存在于东半球的语言约3000种。这些语言不论在词汇,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并不原始。莎士比亚使用了大约24000个词,钦译《圣经》使用了约7000个词;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语使用了27000个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之一的火地岛上的雅甘人至少也拥有30000个词。    
鉴于各类制度和习俗,人类学者将美洲大陆分成大平原地区、东部森林地区、西北沿海地区等现个文化区。一种更简单的分类法是以获得食物的方式为标准,将其分成三类:渔猎采集文化、中级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这种分类不仅更加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也更富有意义,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入侵的各种反应。    
高级农业文化存在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级农业文化一般位于高级农业文化的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位于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和北美洲西部和北部。    
这种文化上的地理分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同非洲相反,美洲最先进的地区并不位于离欧亚大陆最近的地方。一个原因是,与对非洲人起重大作用的中东地区和地中海盆地不同,西伯利亚东北部不是伟大的文明中心。另外,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极区的气候条件,与苏丹草原地区的气候条件也不相同,明显无助于文化的迅速发展。因而,美洲的发展速度并不取决于离欧亚大陆的远近,而取决于适合农业发展的程度。因此,农业首先在美洲那些与欧亚大陆的农业发源地中东极为相似的地区,即高原地区发展起来,是有重大意义的。在高原地区,无需为准备农田而大面积地砍伐森林,那里有足够的降雨量使各种作物得以生长,而且还拥有大量可培植的、具有潜在高产特性的土生植物。    [!--empirenews.page--]
第三章第一节叙述了约公元前 7000年中美洲地区的农业的起源,以及至公元前1500年,即食物种植最终成为社会决定性因素之前的漫长的“早期农业”阶段。印第安人培植了100多种植物,与整个欧亚大陆所培植的植物一样多,这确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国50%以上的农产品都来自由印第安人驯化的各种作物。    
玉米几乎是所有地区的主要产品,最初只是一种杂草,其穗还没有一个人的拇指甲大。印第安人将它培育成一种长棒子上长满一排排种子的作物。他们彻底培植了玉米,使它变得只有依靠人类才能生存;如果人们不种它,它就会灭绝,因为培植后的玉米已不能散播自己的种子——玉米粒。印第安人利用大量有毒植物的技术,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木薯属植物,即美国的木薯淀粉;印第安人去掉其中致命的毒素,保留了淀粉。印第安人种植的其他重要植物有:南瓜、马铃薯、西红柿、花生、可可豆、烟草、以及含有大量蛋白质的豆类植物。印第安人留传下来的药用植物有:药鼠李、可卡因、山金车花、因皮卡克和奎宁等。在这些发现最终证明两半球的农业有其独立的起源之前,美洲种植的植物没有一种是在东半球培植的。    
印第安人的农业发源地,也是他们最早进一步发展农业、并逐渐形成“高级农业文化”的地区。这又转过来深深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总的看来,其结果和在欧亚大陆一样,大大增加了定居的人口和那些与最低限度的生存没有直接联系的文化活动。换句话说,正是在这些高级农业文化中,有可能发展起在某些方面可与西非相比较的庞大帝国和复杂文明。不幸的是,美洲本土的这些文明突然被西班牙人所制服。结果,除他们培植的宝贵的植物外,几乎没留下什么东西。    
三、文明    
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是: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英属洪都拉斯地区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从厄瓜多尔中部到智利中部、延伸 3000英里的印加文明。(见图21“美洲印第安人的帝国”)玛雅人以其艺术和科学的显著发展而闻名于世。他们独自发展了表意文字。用字母或记号作为表达思想的传统符号。为了计算时间、预言未来和为献祭和主要的丧葬事宜推算吉日,他们还研究了天体的运动。由经过专门训练的祭司搜集的天文学知识非常广泛,据认为,至少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不相上下。玛雅人的复杂的圣历以共同周期为基础;这种周期在其倍数与时间相一致时便并入更大的周期。他们的有些历法计算跨越几百万年——这是一个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时间范围方面的观念,如果我们回想起最近在欧洲,世界的创造是如何被确定在公元前4004年的话。    
玛雅人的城市,如果它们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举行仪式的中心,而不是要塞、居住地或行政首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玛雅人从事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这种农业在两、三年内便耗尽了土壤的肥力,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迁移村庄驻地。为了平衡这种暂时的生活方式,玛雅的耕种者们在主要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以此来表承他们的社会的统一。这些建筑物是巨大的金字塔庙宇和公共住宅,祭司和新教徒可能就住在这里。这种建筑物完全靠石制工具建成,用雕刻加以装饰;这些雕刻在美洲是无与伦比的。现被列为世界伟大的艺术之一。    
4至10世纪期间,玛雅文明非常繁荣,但随后便衰落下去,其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由于土壤的肥力耗尽,或疫病流行,更可能是由于反对供养包括祭司集团在内的宗教中心的农民革命。总之,这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被废弃,被周围的森林所吞没,近几十年才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来。    
同爱好艺术、富有知识的玛雅人相比,阿兹特克人显得粗野好战;这一对比使人联想起东半球的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悬殊差别。实际上,阿兹特克人是后来才进入墨西哥的。几个世纪内,这里相继形成了一系列高度发展的社会。这些社会很容易遭到来自干旱的北方的蛮族的攻击;自然,这些蛮族是被肥沃的土地所吸引而迁移南下的。最后一批入侵者就是阿兹特克人。他们在特斯科科湖的一些岛屿上定居下来,然后,占据了阿纳瓦克谷地的大部分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岛屿变得非常拥挤,阿兹特克人通过建造“浮动园地”来扩大耕地面积。“浮动园地”是一些在湖底丛生的杂草上面铺垫上湖土、由生长的杂草固定在湖底的浮岛。直到今天,某些地区仍使用这种耕作方法。每次播种之前,农民们都要挖些新的湖上,铺在“浮动园地”上,因此,其表面随着一次次耕种而不断增高。然后,农民们再挖去表层的泥土,用于建造新的“浮动园地”,于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    [!--empirenews.page--]
“浮动园地”使阿兹特克人的人口和财富剧增。 15世纪早期,阿兹特克人与湖岸诸城镇结成联盟,并从他们的驻足点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经常对外远征袭击,迫使其他民族以实物向他们进贡和为他们服劳役。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阿兹特克人的统治西至太平洋,东达墨西哥湾,南几乎到尤卡坦半岛,北抵格兰德河。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这时已成为拥有20万到30万人口的大城市,通过几条道路与海岸相连,征服者科尔特斯将这个首都同威尼斯相比。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当他的副手贝尔纳·迪亚斯·德尔·卡斯提略从大庙宇的顶端观看全城时,也为首都的壮观而感到敬畏:    
在我们登上大庙宇的阶梯之前,孟特库苏玛正在顶端向他崇拜的神献祭;他派了六名祭司和两位主要官员领科尔特斯登上阶梯。通向顶层的台阶共有 114级。……的确,这是一座地狱般的庙宇,从其最高点可以俯瞰四周近邻的全景;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三条通向墨西哥的大道。……我们还看到了来自查普特佩克的水渠,它向全城供应淡水。另外,我们还清楚地看到一座座桥梁横架在水渠上,道路和水渠纵横交钱湖水通过水渠涨落。湖面上,小船星罗棋布,它们将粮食、制造品和其他商品运往城市。从这里我们还发现,在这座城市和建立在湖上的其他所有城镇里,家家户户仅以吊桥或小船作为交通工具。在这些城镇中,一座座涂有白色胶泥的美丽的庙宇,从小建筑群中拔地而起,犹如我们西班牙城市中的许多宝塔和城堡。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壮丽的景象。    
饱览这一壮丽景象之后,我们又将目光转向大集市,看到那里群集着许许多多的买主和卖主。由这一庞大人群产生的喧闹声和嘈杂声,大得连四英里以外的地方都能听到。我们中有些人曾去过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旅行过整个意大利。他们说,从未见过系墨西哥这里的集市:地盘这么大,管理得这么好,拥有这么多的人。    
阿兹特克人的势力建立在持久备战的基础上。所有男人都要携带武器;国家军火库始终备有武器,供需要时使用。凭借有效的军事机器,阿兹特克人从其臣民那里榨取到数量惊人的贡物。据其现存的资料记载,除其他各种物品如军服、盾牌和宝石之外,他们一年还征集到玉米 1400万磅、三类和苋菜各800万磅、棉花200万包。    
首都的壮丽和源源涌入首都的大量贡物,自然使西班牙人断定,孟特祖玛是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其实并非如此。仆从国在履行国家职责方面仍相当独立,并实行完全的自治。它们同特诺奇蒂特兰的唯一的联系是纳贡;它们所以纳贡,是因为害怕阿兹特克人的远征。除秘鲁印加人的国家外。没有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国家组织得比城邦更大。阿兹特来人与印加人不同,并不试图使他们的臣民受阿兹特克人的生活方式的同化,为所有人都享有公民权作准备。    
西班牙人不仅为阿兹特克国家的富有和豪华而眼花缘乱,而且也为其宗教仪式上大肆屠杀一排排献祭用的人而毛骨悚然。西班牙人不久便认识到,金字塔是人们献祭用的祭坛;而就在这些到处可见的、用于宗教仪式的金字塔的顶端,献祭用的人遭到屠杀。祭礼在中美洲很普通,但没有一个地方象阿兹特克人那样,实行着魔似的大屠杀。实际上,阿兹特克人的侵略目的就是去捕捉俘虏,用以献祭,以及去迫使仆从国向其首都纳贡。    
阿兹特克人认为,第—个目的比第二个目的更重要,因为祭司告诫他们,世界经常处在被洪水淹没、尤其处在太阳熄灭的危险之中。因此,需要用人来献祭,以抚慰天上的神灵。但这一做法使阿兹特克人陷入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之中:为防止普遍的灾难,需用人来献祭,而献祭用的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只有用人献祭才能进行成功的战争,但转过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献祭用的人。贝尔纳·迪亚斯是这一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的见证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镇区“索科特兰”中位于庙宇附近的那块地方。这里十分整齐地堆放着许多人的头颅——可以肯定有 10万多个,我再重复一遍,10万多个。同样,在这个广场的另一角落,你还能看到整齐地堆放着许多残存的人的尸骨,这些尸骨是数不清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头悬吊在两旁的柱子上。……在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镇区,我们都能看到同样可怕的情景。……    [!--empirenews.page--]
最后谈谈秘鲁的印加人。应该指出,“印加”是其君主的称号,因此,虽然习惯上称印加人为印加印第安人,但严格地说,这样称呼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们是擅于饲养美洲驼和种植马铃薯、操克丘亚语、属于克丘亚种族的许多部落中的一个。 12世纪,他们在库斯科谷地定居下来,不久便统治了这个地区。在早期阶段,他们的战争首领逐渐建立起一个王朝,而他们的部落成员则成为其他部落中的贵族。世袭王朝和贵族阶层相结合——这在美洲大陆是独一无二的——构成了建立帝国的有效工具。由于一代一代印加即国家首领的杰出才能,这一点尤其符合实际。印加唯一合法的妻子是他自己的亲姐妹,因此,每个印加都是兄弟姊妹通婚所生育的后代。这种近亲繁殖大约持续了八代;而最早的祖先一定非常强健,因为正如西班牙人所看到的那样,王子们都是些英俊、精力旺盛的人。    
印加人从座落在秘鲁高原上的帝国首都库斯科城向外派出军队和使节,向西到沿海地区,向南和向北沿大山谷前进。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他们已将版图从厄瓜多尔扩大到智利中部,南北长约 2500英里。这样,他们统治的领土比阿兹特克人的领土大得多,而且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    
这一帝国在地理上由完整的道路系统紧紧地连接成一体;这一道路系统包括用芦荟藤编织成的索桥和用有浮力的芦苇制成的浮桥,其中有几百英里道路至今仍可通行。大面积的灌溉系统同样很重要,它使印加帝国成为繁荣昌盛的农业国;其中部分灌溉系统至今仍在使用。当时的通讯靠由驿站和信差组成的综合系统维持;信差迅速地将信件送往全国各地。    
复杂的朝廷仪式和基于太阳崇拜的国教,进一步促进了帝国的统一;这一宗教认为“印加”是太阳的后裔,在太阳礼拜中,他起着重要的作用。帝国统治的其他方法还包括:土地、矿藏和牲畜归国家所有;为了税收和军事上的目的,编制详细的人口调查表;废黜世袭的地方首领;为同化被征服的民族,强迫居民在新地区定居;在国家的主持下,举行集体婚礼。毫不奇怪,印加帝国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一。    
四、结论    
美洲印第安人的这些成就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仍然是,仅一小撮西班牙冒险者便能轻易推翻和彻底消灭美洲大陆的这三大文明。墨西哥和阿兹特克帝国各自至少有人口 300万,有些人估计,它们的人口多达这个数字的五倍,这是一个至今仍未解决、争论不休的问题。西班牙单方面取胜的原因,最终应归于美洲大陆的与世隔绝。应该指出,这种与世隔绝和非洲的情况一样,既是外部的,又是内部的。这就是说,不仅美洲清印第安文明同其他大陆诸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被切断,而且诸印第安文明彼此之间也很隔绝。    
“关于秘鲁和中美洲的相互关系,”一位考古学家说,“从形成时期 [约公元前1000年]到西班牙人入侵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没有一件实物或一篇记录足以证明这些地区之间确实存在着影响和接触。……”换句话说,在2500年中,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可证明中美洲和秘鲁诸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这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各地区以及撒哈拉按漠以南非洲正处于频繁的、成果累累的接触之中(后者在程度上要低一些)。因此,最终结果是,美洲印第安人——甚至是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远远落后于欧亚人,尤其是落后于技术发展格外早的欧洲人。到1500年时,美洲大陆刚进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约公元前2500年就已达到的文明阶段。    
当西班牙人入侵美洲、双方发生对抗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印第安人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远远落后于侵略者所代表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宗教,不应掩饰他们在物质领域极为落后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悬殊差别在中美洲最为明显,而在安第斯山脉地区也普遍存在。农业上,印第安人虽在培植植物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却很少生效。他们的耕作技术从未超过养活全体居民这一最低限度,而他们的人口很少达到东半球的人口的密度。他们的工具仅用石头、木头或骨头制成。印第安人不会冶炼矿石,尽管他们也使用金属,但几乎只用于装饰目的。他们所制造的船只有独木舟和远洋木筏。至于陆上运输工具,印第安人还没有利用轮子;他们虽已知道轮子,但只是用作玩具。除美洲驼和羊驼外,人的背是唯一的运输工具;美洲驼和羊驼虽用于安第斯山脉地区,但不能运载重物。    [!--empirenews.page--]
这一技术落后的直接意义不应夸大。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显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但在经历了最初的打击之后,印第安人渐渐习惯了火器和骑兵。此外,西班牙人不久便发现,印第安人的武器非常锋利耐用。他们开始更加喜欢印第安人的棉制盔甲,而不喜欢自己的盔甲。一位征服者叙述道:阿兹特克人有……两座军火库,里面装满了各种武器,其中许多武器用黄金和宝石子以装饰。这些武器包括不同规格的盾牌、军刀和一种大砍刀。这种大刀需用双手挥动,刀刃用燧石磨制而成,因此,极其锋利,比我们西班牙人的剑更易于砍杀。此外,长矛也比我们的长,全长一噚,一端装有尖头,也是用几种锋利的燧石制成的。这种长矛非常锋利坚硬,能利穿最坚固的盾牌,刺杀起来象剃刀一样便利;墨西哥人甚至用这种石头刮脸。另外,还有极好的弓箭、单头和双头长枪、专门用于发射的皮条,以及为他们特制的圆石投石器和一种大盾牌。这种盾牌结构非常精巧,不用时可以卷起来,只是在战场上才展开,能从头到脚将整个身体遮盖住。    
这说明,除技术上的悬殊差别外,促使西班牙人获胜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一个因素是,印第安各民族之间缺乏团结。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能利用对库斯科和特诺奇蒂特兰的暴虐统治不满的附属部落。印第安人还被过于严格的统治所削弱。他们的头脑里被灌输了绝对执行命令的思想,并对此习以为常,因此,当其首领被推翻后,他们不能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抵抗。    
这种服从思想回家教的禁锢而进一步加剧。墨西哥的科尔特斯和秘鲁的皮萨罗最初都被当地人认为是返回大地、实现古老的预言的神。库斯科的阿塔瓦尔帕和特诺奇蒂特兰的孟特祖玛之所以会出现自取灭亡的动摇,原因就在于此。对阿塔瓦尔帕来说,西班牙人就是造物神维拉科查及其追随者。为此,这位统治者温顺地等待着皮萨罗的到来;皮萨罗和其手下的 18O人迅速控制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同样,对孟特祖玛来说,科尔特斯就是神灵魁扎尔科亚特尔;他正返回大地,要求他的合法王位。因此,这位统治者也无精打采地恭候着西班牙人在其首都安营扎寨。    
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观念同样使他们蒙受灾难。他们认为,战争是短期的,是为宗教仪式尽力;而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捕捉俘虏,用俘虏的心祭神。因此,他们发动的战役常常是出于礼仪的争夺;战争中,以最低限度的混乱和破坏捕捉俘虏。这种军事传统显然是一大障碍,因为西班牙人—心想获胜,而阿兹特克人只想捕捉俘虏。    
如果说美洲大陆各大文明缺乏抵抗欧洲人的力量和内聚力的话,那么,发展程度较低的食物采集文化和中级农业文化地区就更是如此。正因为它们发展程度低,其人口也就较少,不过各种估计大相径庭。以历来较低的数字为例,印加帝国有人口 300万,而南美洲其他地区仅有人口约100万。同样,居住在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人口有300万,而居住在格兰德河以北地区的人口仅100万。当欧洲人到来时,那些发展较差的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简直没有足够的人力守卫他们的家园。而首批探险者传给他们的疾病,更加深了印第安人的这一弱点;他们由于缺乏免疫力而大批死于流行病。因此,早期殖民者常常发现被遗弃的田地和无人居住的村落。于是,他们便接管过来。    
后来,当大批移民开始从欧洲移居美洲时,印第安人被绝望地击溃了。最早到来的是商人。他们几乎未遭到任何竞争和抵抗便遍及整个美洲大陆;因为美洲不象非洲,没有与之抗衡的土著商人阶层。其次是移民。他们被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淹没了不幸的印第安人。当印第安人在绝望中偶然拿起武器时,由于他们缺乏团结和基本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注定要失败。于是,这种不相等的争夺很快便告结束;获胜的白人占有上等土地,印第安人被赶进居留地或新主人不感兴趣的、不大吸引人的地区。    
很明显,美洲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于非洲的力量对比。地理条件,人口较少,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较低,所有这些都对印第安人不利,使欧洲人能占领南北美洲;而这时在非洲,欧洲人仅在沿海地区占有几个不稳定的小立足点。亚当·史密称印第安人为与非洲黑人不同的“可怜、孤弱的美洲人,”是完全有道理的。    [!--empirenews.page--]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大陆,其与世隔绝的程度比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的与世隔绝更加严重。这一与世隔绝使古代的生命类型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诸如桉树属的植物和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的哺乳动物。在澳大利亚,古人类型也幸存下来; 18世纪后期,当首批英国移民来到这里时,他们仍处于旧石器阶段。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土著居民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尚未确定。考古发掘渐渐将这一日期向后推。最新发现表明,土著居民到达这里的日期至少在31000年以前。当时,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仅由狭窄的海峡隔开,有三个不同的种族集团渡海来到这里。这三个种族在今天的土著居民中仍可辨别出来。其中大多数属于身材细长、四肢较长的民族,他们皮肤棕色,身上没什么毛,头发、胡须卷曲如波。他们之所以大批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对白人没什么用处的沙漠地区。在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生存着一个人数不多、完全不同的土著民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浅棕色,身上多毛,胡须浓密。而沿东北海岸,在澳大利亚唯一稠密的热带雨林地区,居住着第三个种族集团。他们是黑人民族的一支,身材瘦小,鬈发蓬松,皮肤黝黑。    
这些民族的文化并不相同。最先进的是居住在东南部的民族的文化这里雨水充足,适合长期居住。但整个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由于完全与世隔绝,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他们的停滞不前,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除为了装饰外,他们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住房,在干燥地区由简单的露天防风林组成,而在潮湿地区,则是低矮圆顶的小棚,这种小棚由任何可得到的材料拼凑而成。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梭镖、梭镖发射器和飞镖,所有这些都是用木头制成的。他们不知道制造陶器,所使用的器皿只有少数编织的包和篮子,以及偶然用树皮或木头制成的碗。作为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他们技艺高超,非常机灵。他们以范围广泛的植物及动物为食,熟悉这些食物的种类、习惯和特性,并竭尽全力地维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的繁殖率。但土著居民不是食物生产者,他们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的方法是举行宗教仪式,而不是耕种。其中典型的仪式是:在希望增加猎物和植物的地方,将血和土混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政治织织几乎与技术同样落后。象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转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此,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不过,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生活。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一天归来的妇女,要按严格规定,将其所获分给本家族所有成员。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当一个人打喷嚏时,所有听到的人都要用手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打的具体位置随他们同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亚社会这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以致对专门研究原始风俗的学者来说成为一件乐事。但这些事物的过早发展,在 18世纪后期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对土著居民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如果说具有繁荣的文明和广泛的农业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无法抵抗白人的话,那么,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人显然也同样如此。他们的人数极少,在欧洲人来到时总共约30万。这意味着在有利的沿海或大河流域地区,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两个人,而在干旱的内地.每30到40平方英里才一个。除人数少这一弱点外,土著居民还缺乏进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组织。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他们不大想获得和使用白人的“火棍”。因此,大批不幸的土著居民惨遭英国移民的屠杀;在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从拥挤的监狱用船运往此地的违法的囚犯。疾病、酒精中毒、肆意屠杀和大批没收土地,使土著的人口下降,减少到今天的45000人,外加同异族通婚所生育的80000混血儿。1853年,一位维多利亚的移民在下面这段典型详述中,暗示了澳大利亚人所受的待遇:“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同莫希坎人和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仿佛是天意注定要他们在文明进步面前从其本上消失。”    [!--empirenews.page--]
更悲惨的是大约 2500名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巴斯海峡将他们同澳大利亚隔开,澳大利亚土著所缺乏的东西,塔斯马尼亚人也缺乏,而且情况更加严重。他们没有梭镖发射器、飞镖、渔网和其他所有捕鱼的工具。英国向塔斯马尼亚岛运送了最残酷的罪犯。1803年,这些罪犯登陆之后,象猎杀动物一样大肆屠杀当地人。几十年内绝大多数人被消灭。最后的一个男子死于1869年,最后的一个女子死于1876年。这位女子名叫特鲁格尼尼,生于1803年,即白人入侵塔斯马尼亚岛的第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被灭绝的整个时期。她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但连这一可怜的请求也得不到满足,她的骨骼被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这是一个恰当地展现这一民族命运的纪念馆;而塔斯马尼亚人之所以毁灭,是因为他们恰好居住在地球上难以接近、未受到促进的地区。一位名叫雪弗伦德·托马斯·阿特金的人,目击了当地人的灭绝,从而推断出某些不仅与塔斯马尼亚岛有关,而且也与所有这类地区——在那里,欧洲人遇到了物质技术发展受阻碍的民族———有关的结论:    
的确,从所归纳的大量事实来看,这似乎是天国里一条普遍性的法则:当以渔猎为生、靠地上野草、块根和果实过活的野蛮部落同以畜牧业、农业和商业为正业的文明种族发生冲突时,野蛮部落在文明种族进步的面前消失了……。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五编 (三)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一场西方借以发迹的技术革命战胜了当时所有其他文明,并强行将它们联合成一个差不多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的西方人的发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利用海洋,统一了整个有人居住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美洲大陆。     
——A·J·汤因 比     
第二十章    
后记: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中世纪 500到1500年的1000年中,全球的势力均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时,西方是欧亚核心区的一个多骚乱的前哨基地,因帝国的崩溃和一再发生的侵略而遭到毁坏。迟至12世纪时,英国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还表达了这样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其中一部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等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枝,所有的使徒除两人外也都在这里死去。但现在,这些地区若还有基督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土地勉强维生,并向其故人纳贡;他们在默默地期待着我们带给他们已失去的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用武力占领了它 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威胁更大,因为非洲人从前曾供养过这些最傲慢的、精灵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谁愿将基督徒的名声给予那些居住在遥远的海岛上、象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但那时,潮流已开始转变。西方正在开发内部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首先在长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侵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对比之下,明朝的中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毫无成效之后,屈从地断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教徒的。”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下面这一事实: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在其著名的《自传》中,从未提到过葡萄牙人;莫卧儿海军也未曾试图恢复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优势。这样,世界的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他们迅速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世界事务的重要性在 1625年一位奥斯曼帝国的观察家的下述评论中清楚地表示出来:    [!--empirenews.page--]
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将船只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常常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发往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再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在伊斯兰教国家,黄金和白银变得越来越少。奥斯曼帝国必须控制也门沿岸地区和从那里经过的贸易;否则,不久以后,欧洲人将统治诸伊斯兰教国家。    
如果将这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早 500年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分析作一比较,世界结构的根本变化将显得十分明显。确实,这一变化是如此根本,以致它标志着西方占优势的近代的到来。    
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文明中心。对比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的海洋上活动,并进而无阻碍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    
除公认的海上优势外,西方人还拥有更为重要的、全面的技术优势——这一优势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稳步增长。因而, 16世纪时,欧洲人凭借航海帆船和海上大炮,享有象铁制武器化于铜制武器那样的优势,而到19世纪时,他们的轮船、制造工业和机枪,又使他们拥有如同农民优于猎人那样的更加有利的优势。因此,犹如班图人取代布须曼人、蒙古人取代阿依努人那样,欧洲人无情地建立了他们的全球霸权。在这过程中,欧洲人首次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直接交往,从而结束了世界历史中的欧亚大陆地区性的阶段,开始了全球性的阶段。    
地图    
人类在整个历史上的活动范围是由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的。技术愈原始,活动的范围愈有限;相反,技术愈先进,活动的范围愈广阔。因而,,据有原始的卵石工具、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温暖的非洲大草原;持有良好工具、穿有衣服并能支配火的直立行走人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欧亚大陆的温带;而拥有更复杂的技术的人类则将活动范围进一步推进到欧亚北部、美洲和澳大利亚。    
技术进步不仅使活动范围扩大,而且还导致人口增长。技术愈先进,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就愈有效,因而,能在一定地区内生存的人口也就愈多。    
人口爆炸自然仅限于那些参加技术革命的种族。因而,有些种族人口增长,上升到现在所居的统治地位,还有一些种族人口减少,沦于湮没无闻的境地。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人口增长方面的悬殊差别不仅使一些种族兴旺、另一些种族衰落,而且还引起从事农业者的增长和狩猎者的减少。拥有较先进技术的农业者的人数远远超过狩猎者。    
农业革命使文明的出现成为可能。文明最初仅出现在最适于农业生产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因而,早期的文明如图 6“公元前3500-1500年的欧亚古代文明”所示,是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中的几个小岛。公元前二千纪期间,操印欧语和闪语的游牧部落的入侵制服了这些古代文明,从而为继其而起的古典文明扫清了场地。    
这些古典文明区和帝国包括的不是与世隔绝的大河流域区,而是一个个完整的地区。例如欧洲、印度和中国的诸地区性帝国的发展情况。这些地区性帝国一起构成了欧亚核心区,即一长条由诸文明区和诸帝国组成的连续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地带。    [!--empirenews.page--]
古典文明同古代文明一样,在许多情况下为新的欧亚范围的入侵浪潮所推翻。在欧亚大部分地区,一个个帝国组织最后被重新建立,并得到巩固,但是在西方,短命的加洛林帝国由于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新的入侵浪潮而被推翻。还有另外两次大的入侵浪潮也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时的欧亚大陆,这就是始于 7世纪的伊斯兰教的入侵和13世纪的蒙古人的入侵。    
这些入侵虽然开始时具有破坏性,但确也起了联结的作用,创立了一个比在古典时期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欧亚核心地。这一新的中世纪核心区已有商路网和周游范围广阔的旅行者。    
中世纪后期,西欧不再实行自卫,转而采取攻势。这一扩张主义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口激增和宗教好战诸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其结果是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促成东侵的有宗教方面的考虑,也有世俗方面的考虑;东侵向四面八方展开。    [!--empirenews.page--]
由于西欧在全球探险中起着领先的作用,所以人们常常忽略 15世纪初期中国人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这一系列探险活动比起同时期西欧的探险活动,要雄心勃勃且范围广阔得多。    
与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在航海方面的差别同样惊人的是,东欧的拜占廷人和俄罗斯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拜占廷帝国在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下曾地括整个地中海流域,但在以后数世纪里,疆域不断缩小,只是个别时期里恢复过原状;到 15世纪时,仅剩两个很小的立足点,一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个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北面,情况正好相反,俄罗斯人正在俄国的领导下四处掠取土地。    
在这同时,与欧亚大陆类似的发展正在非欧亚世界展开,只是其速度比较慢。农业和冶铁技术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后,促进了当地经济、商业的发展和帝国的建立。在美洲,农业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而且非常成功,因为那里驯化、栽培了大量的植物。但是,由于美洲与世隔绝,冶铁技术从未象它从欧亚大陆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那样,到达过美洲。不过,繁盛的农业为建立可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帝国相比的国家,提供了基础。    
作为上述所描绘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到 1500年,也就是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第一次使所有地区相互发生直接交往之时,世界各地区已达到各种不同的发展水平。发展水平的不同具有根本的历史重要性,因为它决定了欧洲人在以后数世纪里进行扩张的路线和速度。海外地区的发展愈迟缓,欧洲人的侵入就愈迅速、愈具有压倒之势;相反地,海外地区愈先进,他们对欧洲人的抵抗则愈有效、愈持久。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后记   
本书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1913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克拉克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教授、西北大学的荣誉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曾因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荣获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他的著作甚多,主要有《1815-1914年的巴尔于各国》、《巴尔干联盟:现代巴尔干统一运动史》、《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现代人的史诗》、《人类的全球史》、《希腊:美国的困境和机会》、《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即将来到的黑暗时代的前途》、《全球历史: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充分发展》等。    
本书是作者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两册。由于作者在本书中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即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本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本书原文厚达一千余页,上起人类的起源,下迄本世纪7O年代多极世界相待时期,上下数十万年,一气呵成。本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人口、移民、种族关系、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本书吸收了近二十年来肚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并以较大篇幅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历史,故全书读来颇觉新颖爽朗,有强烈的现实感。从文字内容来看,作者对庞杂的史料取舍恰当,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文字生动;从编写技巧来看,每章前冠以简明提要,承上启下,便于掌握线索,每章末附有选读书目,便于进一步研究(全书各章后所附选读书目,我们没有翻译,仍以原文排印,以方便读者查阅和研究),全书条理清晰,结构完整,可与一部小型的世界史百科全书相媲美。    
本书的译校和出版,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同志的具体关心和大力帮助。他还为这一中译本撰写了导言,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mpirenews.page--]
书是分头译出的。前十章和地图部分为吴象婴所译,余下的后半部分和插图说明为梁赤民所译。第十一章前四节曾由许企平初泽,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7年7月29日于北京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中文版前言   
当然,我很高兴,也很满意我的《全球通史》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不过,我也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担心中国读者在阅读时将不会给予足够的批评。人们阅读任何东西都应提出批评,这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纯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时代。    
环顾 20世纪后期的世界,我们将意到一个陷入重重困境之中的世界,看到一个一切都被弄得乱七八糟、一切都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界。不仅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制度如此,全球如此,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也是如此。如今,这三个世界都在转动着它们的车轮。    
由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日益落后,因此,尽管在“联合国发展的几十年”期间,我们作了种种努力,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正在加大。联合国那几十年的发展失败惨重。以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今天的处境比它们过去作为殖民地时更加恶化,因而,它们现在进入的不是“发展的几十年”,而是“生存的几十年”。    
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同样面临着种种严重的问题。 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夸口说,到198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将超过美国。但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在当今新的尖端技术方面,并不是一位领导者,而是一位追随者。所以,它的工业产量已越来越落后于美国,实际上也落后于日本;苏联不但没能赶上美国,而且落到了日本的后面。因此,苏联现在在全球工业等级中名列第三。今天,我们之所以听到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洛夫以及领袖人物米哈尔·戈尔巴乔夫作出这样的宣布:根本的问题在于苏联的社会和实际做法需要彻底检查,原因就在于此。    
在富有想力的美国,我们发现太阳并不明亮,人民也并非幸福。相反,今日的美国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许多严重的问题日益加深。在过去的几年中,它已从世界上第一债权国下降为第一债务国。工人失业,农民失去农场。美国报纸上尽是这样的报道:无家可归的人们露宿街头;营养不良和饥饿的现象不断增长、遍及全国;酒精中毒、吸毒成瘾、少女怀孕和青少年自杀的比率与日俱增。    
19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的危机之中。当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学习某些独特的技术,但就总的社会模式而论,却没有一个可鉴用。或许,我们应该记住毛主席的劝告:我们能从反面经验中学到某些东西。的确,全世界有许多值得我们观察、考虑、并可以从中得益的反面经验。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当今世界所做的社会实验和社会改革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有前途的趋势。人类过去历史中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变化,色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但是,人们却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必需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今天,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人民已发觉自己陷入困境,当今技术革命与技术革命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例如,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世界目前生产的食物多于它的需求。如果林这些食物平均分配,我们将拥有一个人民过于肥胖的世界,但是,这些食物并没有平均分配。由于我们拒绝接受社会的变化,每个民族中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全世界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古老的生产率问题首次得到解决之后,营养不良和忍饥挨饿的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样,科学家警告我们,现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威胁着人类。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在继续装备自己,继续备战,仿佛我们不是在用氢弹、太空武器和毒气,而是在用长矛和弓箭打仗一样。上述例子说明,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多么严重,多么可怕。    [!--empirenews.page--]
爱伯特·爱因斯坦既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警告我们:“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不幸的是,爱因斯坦告诫我们所要避免的向大灾难的陷入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有责任使人们警觉并认真考虑爱因斯坦对我们的警告。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的觉悟程度;我希望,我的书能对人们的觉悟有所贡献。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序言   
见是序言,就应该写得简明扼要;然而,本序言应是一个宇宙容器、一艘飞船,它将载读者登上月球,使他能观察到地球全貌,就象本序言之后的篇章使读者了解到地球上诸重大事件那样。    
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它表示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又得到恢复;在启蒙时代,对世界历史的意法如同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是与关于进步的流行观点相适应的。在启蒙时代之前,西方历史学家由于需要使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符合于僵硬的《圣经》框架,受到了束缚。他们习惯将过去划分成与《但以理书》中所预言的亚达、波斯、希腊和罗马这四大世界帝国相对应的几个历史时期。但是,到 17世纪后期,这一传统的划分面对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新的历史资料而愈益显得不适当。首先明确打破这种世界史编纂旧模式的是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这两部书不仅论述了《圣经》中古代的几个传统地区,也论述了中国、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 18世纪末,对全球历史的兴趣开始渐渐消失。而更科学的历史观念的产生,确立了资料须真实可靠的标准,这类标准是那时在论述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时所没有的。历史编纂视野狭隘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它推动了民族国家历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历史的编纂。这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的历史编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不过,在过去数十年里,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开始恢复。历史研究的不断进步现已大大扩大了可靠资料的范回,而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随着通讯联络的飞快进步,迫使人们普遍承认“一个世界”的事实。表明这一新的历史编纂趋向的是 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19年)、拉尔夫·特纳的《伟大的文化传统》(1941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社会史》(1963年)以及当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历史杂志》和《人类史》。    
这种新的兴趣之所以迄今对课堂教学未产生什么影响,显然是由于对世界历史的教学法是否切实可行这一点存有疑虑。倘若按通常的看法,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所有文明的历史的总和,那么上述疑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当然,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就欧洲近代史课程而言,它毕竟不是依次讲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家、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诸国家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它虽然要讲述诸主要国家内部的基本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探讨那些曾对整个欧洲大陆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世界近代史课程与此相同,虽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诸主要地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历程,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因而,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世界历史课程涉及的史实繁杂,而是观察角度不同,即世界历史课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    
如果考察从哥伦布航海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近代初期阶段,观察角度不同的含义也许可得到具体说明。在欧洲历史课中,对于近代初期阶段,通常主要讲述的不外乎是: 16世纪的王朝冲突、新教反抗、海外扩张;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专制君主国的兴起、英国革命;18世纪的王朝战争和殖民战争、启蒙运动、开明专制君主。    
世界近代史课常常保留这些传统课题,同时还增加其他有关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发展的课题。最后结果是,世界历史课负担过重,成了一门既不是专门讲述欧洲历史又不是专门讲述世界历史的课。因此,从新开始,将这门保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础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样做了,显而易见,西欧的崛起是近代初期阶段中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展。在 15世纪末,欧洲仅仅是欧亚大陆四个文明中心之中的一个,而且,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到18世纪末,西欧已控制了外洋航线,组织起遍及全球、可谋取暴利的贸易,并征服了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因此,这一阶段作为从1492年以前的诸地区彼此隔绝到19世纪西欧建立世界霸权的过渡时期,在世界历史上据有突出地位。    [!--empirenews.page--]
如果以这一观点评价近代初期阶段,那么显而易见,有关欧洲历史的传统课题与世界历史是不相干的,必须抛弃。因此,本书中取代欧洲历史课的传统课题并予以强调的是以下三大课题:    
1.欧洲扩张的根源(为什么进行扩张的是欧洲而不是欧亚其他文明中心)。    
2.欧洲扩张前夕的儒家世界、穆斯林世界和非欧亚大陆世界(它们的基本状况、制度及其影响欧洲扩张的性质和进程的方式)。    
3.欧洲扩张的阶段(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西伯利亚的俄罗斯阶段)。    
这一结构使这些世纪里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显得十分清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结构不比欧洲历史课通常所遵循的截然不同的结构更难于理解。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西欧在近代初期阶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强调,并不是因为本书偏向西方,而是因为从全球观点看,这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 19世纪和别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世纪,世界历史的主要特点是欧洲在全球占支配地位;在20世纪,非西方世界开始反对欧洲的霸权。事实就是,从1500年以来,西方一直是在世界事务中起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因此,在近代,世界历史以欧洲为中心,正如出于同一原因。在公元前数千年里,以中东为中心,在中世纪的若干世纪里,以蒙古帝国和伊斯兰教帝国为中心一样。为什么本书的结构实质上以欧洲的崛起、居支配地位、衰落和胜利为基础呢?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和本书的章节标题所反映的那样,以欧洲为中心并不排除全球性的观点和范围。后两者是富有意义且能立足的世界历史课所必不可少的。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一章   
第一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本篇谈了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研究世界史应从 1500年开始?为什么是西方人在16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叶作出的巨大发现和惊人探险中起了主要作用?前一问题在第一章中予以回答;后一问题是本篇余下各章要讨论的题目。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作出那些改变人类生活道路、开划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发现。这种观点是完全没道理的,尤其是如考虑到中东的穆斯林和东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伟大的航海传统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会率先从事至今仍可感到其影响的海外事业呢?第二章将分析西方社会的推动力,其后各章将考察穆斯林世界、儒家世界和非欧亚大陆世界的不同类型的社会。     
第一章    
导言:从地区史到全球史     
综观世界历史,我认识到:世界史截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它不会成为记忆的负担,相反,将照亮人们的灵魂。世界史连续不断地朝请民族均附属于它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将根据诸民族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作出贡献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程度来讲过它们的故事,但不是为了诸民族本身,而是与一个高级的系统有关,且服从于这一系统。     
——阿克顿勋爵    
世界史若就其确切意义而言,并不是由所有各自独立、彼此间缺乏普遍联系或共同目的的民族史和国家史汇集而成的,也不是由大量时常以枯燥无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事件堆积而成的。……尽管世界上诸民族或者为时间、事件所分隔,或者为高山、大海所分隔,但世界史必须将所有民族的历史集合为一体,将它们统一成一个协调匀称的整体,并将它们谱成一首壮丽的诗。     
——尼古拉·果戈理    
为什么世界历史应从 1500年开始?人类及其祖先已在地球上生存了二百多万年。为什么要挑选这仅占人类全部历史的百分之一的一小片断历史,予以特别注意呢?    
回答是, 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从那时起,它们才终于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南非的布须曼人、有教养的中国官吏,还是原始的巴塔哥尼亚人。    [!--empirenews.page--]
因此, 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    
实际上,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如果关于人类起源的一元发生说是正确的,那么,在人类历史开始时,就存在一种统一性或共同的起源。但是,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数百万年中,人类逐渐分散到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陆地上。后来,冰期的结束使各大洋的海面升高,从而将非洲和欧洲隔开,将南北美洲和东北亚隔开,将澳大利亚和东南亚隔开——这里仅提及几次主要的分隔。    
从此以后,人类生活在不同程度的地区孤立中。有些人沦于完全与世隔绝的境地,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他们最后几次由东南亚移居澳大利亚到詹姆斯·库克船长抵达澳大利亚,他们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达3000多年。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几乎同样与世隔绝,他们最后几批从西伯利亚渡海至美洲的时间是在哥伦市航海之前约10,000年时。其后,虽然挪威的探险队曾抵达北美洲的东北海岸,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曾到达南美洲,但都没有对印第安居民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约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沦于与世隔绝的境地,因为那时的撒哈拉沙漠已变得非常干燥,成为阻止人们迁移的一个巨大障碍。不过,尽管如此,非洲黑人实际上仍与外部世界有着有限的、断断续续的联系。多半是由于这些联系,他们享有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所没有的某些有利条件。东南亚的航海者带来了甘薯和香蕉,中东人传来了开矿、冶炼和锻铁的技术,而阿拉伯人则将其文明以及宗教从他们在北非和东非的根据地传播给黑人。这些和另外一些进步使黑人能更有效地开发自然资源、更大量地生产食物,从而使其人口相应增长、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世界的其余部分由欧洲、亚洲和北非组成。北非在整个历史上与地中海北岸地区的联系比起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联系要密切些。为了方便起见,这块从摩洛哥到堪察加、从挪威到马来亚的大陆可称为欧亚大陆。正是欧亚大陆,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地带”。它占有世界陆地的五分之二,囊括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是人类最早、最先进的文明的发源地。 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实质上正如这里所阐释的,是欧亚大陆的历史。只有欧亚大陆,才存在各民族、各文明之间的巨大的、持续的相互影响。虽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中、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人生活在半孤立状态中,达数千年之久,但欧亚混血人却相反,在这期间一直在不断地相互交流各种技术、思想、制度和物品。    
欧亚大陆内部的相互影响在 1500年以前比1500年以后要小得多,因为1500年以后,各地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联系。在1500年以前,欧亚大陆内部的相互影响因时代而异。一般说来,早期数千年里,这种相互影响最受限制,以后,其范围渐渐扩大、速度渐渐加快。公元前的数千年中,在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繁盛起来的诸古代文明,大部分局限于各自范围有限的所在地。当然,它们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交往;实际上,这些地区的文明的真正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各种技术的传播来说明。不过,事实仍然是,这些早期文明象沙漠中的绿洲,四周为大片大片的野蛮状态所包围,越过野蛮状态而发生的交往是很有限的。    
在古典文明的数世纪里,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公元 100年即古典时代臻于极盛时,罗马帝国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帕提亚帝国伸展到整个中东地区,贵霜帝国征服了印度西北部,中国汉帝国囊括了东至太平洋的所有余下的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实体占有的是完整的地区而不仅仅是大河流域;文明世界象一条连续不断的带子从苏格兰高地伸展到东南亚。结果,各地区间出现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的交往。在这一时期里,各种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开始传播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宗教影响,还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这时,以希腊文化著称的混合的希腊-中东文化也从地中海东部向四面八方传播——传播到西欧、北非、印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中国和日本。在这一时期里,地区间的贸易也大大增加。贸易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交换的货物有:罗马帝国的亚麻布、铜、锡和玻璃,印度的棉织品、香料和宝石,东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其中,丝绸居首要地位。    [!--empirenews.page--]
后来,到中世纪时,欧亚大陆诸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甚至比过去更大,因为这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跨地区的庞大帝国。 632至750年间,穆斯林攻占广大地区,建立起一个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的大帝国。在以后数世纪里,伊斯兰教还进一步扩张到中亚、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内地。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13世纪的蒙古帝国,它囊括朝鲜、中国、中亚的全部、俄罗斯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    
这使人们大开新的眼界,当时一些著名旅行家的业绩可表明这一点;他们利用穆斯林市国和蒙古帝国境内的和平与安全,来回横穿欧亚大陆,周游各地。西方最闻名的旅行家是威尼斯的马可·波罗( 1254-1324年)。他曾为蒙古统治者忽必烈汗效劳,任中国某城市的总督,那城市有居民百万;当他出游25年后返归故里、将自己的种种奇遇告诉同胞们时,他们都惊讶不已。游历范围更广的是穆斯林伊本·拔图塔(1304—1378年)。他从老家摩洛哥起程,去参拜圣地麦加,然后经撒马尔罕旅行到印度;在那里,他当过法官,也出使过中国。后来,他回到摩洛哥,又继续旅行,先渡海北上西班牙,再泛舟南下中非,最后抵达延巴克图。景教僧侣拉班.    
巴·索马的闻名程度要低一些,他出生于北京,他的旅行是由东往西,横穿欧亚大陆。1287年,他抵达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蒙古朝廷,然后经君主坦丁堡前往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他曾受到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接见。    
在欧亚大陆内部,这种一体化和相互影响的进行并不是连续不断的。诸帝国盛衰不一,时兴时亡;交通渠道的情况也是如此,有时畅通,有时阻塞。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曾繁荣一时,但随着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崩溃,衰萎成一道涓涓细流。同样,欧洲商人由于蒙古帝国过早的四分五裂,也不能长久地步马可·波罗的后尘。不过,事实仍旧是,在整个 1500年以前的时期里,与非欧亚世界诸分散、孤立的地区相比,欧亚大陆是一个生气勃勃、不断自我更新的整体。    
欧亚大陆内部各地区与世隔绝的程度与世界其余地区相比,具有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对世界历史来说,最为重要。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曾发表评论,指出这种根本差别的意义。他说: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换言之,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    
如果将这一假说应用于全球,那么,所有较大集团中发展最迟缓的应是遥远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其次是美洲的印第安人,然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后是发展最不受阻碍即最先进的欧亚大陆各民族——它们相互间不断交往,而且交往的范围日益广泛。当然, 1500年以后,欧洲探险者所发现的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正是如此: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水平高低不等,既有加利福尼亚的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又有高度发展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非洲黑人呈现了相似的多样性,不过其总的发展水平更高;最后,处于完全不同水平上的是欧亚大陆的非常先进、复杂的文明——中东的穆斯林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东亚的儒家文明。    
如果博厄斯的假说仅应用于欧亚大陆,那么,它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东会在历史上居首位。中东正好地处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实际上,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一直是开人类进步之先河的地区。除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以外,农业、城市生活和文明也都发源于中东。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在中东发展起来的时间早在约公元前 3500年前后,在印度生根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而在中国和西欧开始生长的时间则在最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因为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东端,西欧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西端。    [!--empirenews.page--]
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孤立的、脆弱的;12世纪英国编年史家威廉(马姆斯伯里的)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亚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相当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除两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这里死去。但现在,亚洲一些地区如果还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务农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自己的敌人纳贡,并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已用武力占据了它 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为非洲从前曾供养过这些犹如最有心计的精灵一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教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有谁愿意将基督教徒的名声给予那些住在遥远的海岛上,仿佛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现在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这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这些胆怯的、中世纪的欧洲人是多么不同于他们那自信的、敢作敢为的后代啊!他们的后代从被围困的半岛出发,赢得对外洋航线的控制,由被围攻者成为围攻者,从而决定了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这一出人意外的结局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起这一重大作用的是西欧人?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阿拉伯人或中国人将世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始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尤其是若考虑到他们早先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仅一般而已?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     
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     
—— 阿诺德·J.汤因比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就是西欧所具有的新动力的一个表现。    
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的 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    
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到世界历史上的欧亚阶段结束、全球性阶段开始以前,地区间的联系——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联系——已经形成;这种形成最初虽颇缓慢,然是平稳的、不可阻挡的。    
这些重大发展有一个似乎有悻常理的特点,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出乎意料的惊人转变呢?为什么西欧会突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原动力呢?仅从任何单独的因素或事件——如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 11世纪时,维金人偶然发现北美洲;他们花了约一百年时间,试图保持在那里的拓居地,但失败了。与此相反,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各国的人步其后尘,大批地、势不可挡地侵入南北美洲。两次事件的结局全然不同;这表明:在11世纪至15世纪的500年中,欧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并能够向海外扩张的发展。这些发展的性质及其进行的方式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题目。    [!--empirenews.page--]
一、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 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 13世纪时,基督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足点相继沦于穆斯林手中,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约1100年前后,诺曼底人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到1250年,已收复了除局促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以外的整个半岛。条顿骑士团在12和13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部分地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想到达印度和中国;自 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那里有一些大国。欧洲人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所以希望它们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此外,中世纪时有关约翰牧师的传说也在人们中间长期流传;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块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约翰牧师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好几个世纪里,基督教首领一直向往能同约翰牧师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没有找到约翰牧师,但是,他们确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见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北欧的新教徒之所以从事海外冒险活动,也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亚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为美洲的殖民地进行宣传时这样写道:    
他们将得到的是有关我们宗教信仰的知识,    
而我们将得到的是这一地区所拥有的那种财富。    
这种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确实,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辽阔的地区;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彿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条主义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人们互相容忍的态度,都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 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杰出的意大利耶稣会会上利玛窦曾在1582至1610年间居住中国,他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样大为惊异。他写道:    [!--empirenews.page--]
现在,我们对话宗教教派的探讨即将结束。中国人中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于一个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    
……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世界诸宗教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这一点至今仍显而易见。 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卫理公会主教马文·A·富兰克林在论述控制宇宙的问题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很难想象,这种立场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员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采取的。他说: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这些“别的羔羊”彰显自己,然后才能确定基督教会对他们负有什么责任。猜想出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如何、是否对上帝赞美得不够、走否需要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对灵魂的拯救,是件颇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许会发现:基督教会必须将我们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经验告诉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能引导他们赎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发现的外界状况需要什么,基督教会将一马当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欧扩张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使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增长。神学和基督教会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人类无须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须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兰的司铎兼学者伊拉斯谟曾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人类既非野兽又非野蛮人这一认识。他说:    
现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树木或者野兽在成长,那么真的,人当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从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律作指导,仅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体内部绝无秩序可言;因此,与其将他们看成人,不如把他们当做野兽。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当时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疑和客观的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 16世纪时,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类孤弱无助和腐败堕落的观点,正如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颂扬,是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其影响较后者要大得多。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表一种只是在16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观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时代的人描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和测绘人员,但是,对于学问和各种技艺并不感兴趣。人们传说,他曾在萨格里什兴办一所教授天文学和数学的学校,那仅是一则虚构的故事。有位研究欧洲扩张的著名历史学家说:“不管对文艺复兴作何解释,……地理大发现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从事他那举世闻名的冒险事业时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    [!--empirenews.page--][!--empirenews.page--]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释的与其说是 1500年以前欧洲扩张的起因,不如说是1600年以后欧洲扩张的动力和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的缘由。不过。对后者加以解释,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实依然是,在西欧,曾有过一场思想骚动,而在欧亚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一根本的不同之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    
欧亚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学院为了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不惜舍弃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对西方正在做些什么一无所知,而且也毫无兴趣去弄清楚。没有一个穆斯林土耳其人会相信,一个信基督教的异教徒能教给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某个富有远见的人,警告人们要注意这种将奥斯曼帝国与邻近的基督教世界隔开的思想的铁幕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但这样的人极为难得。土耳其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和百科全书编纂者卡蒂布·切莱比是其中的一个。他生活在 17世纪上半世纪。因出身于贫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不过,结果是塞翁失马。他可不必对穆斯林的圣学进行表面的、析理过细的专门研究,而这种研究当时已成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点。他靠自学成材,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会对西方的学问毫无偏见。    
切莱比一生著述颇多。在土耳其舰队于 1656年遭到惨败后,他编了一本简明的海军手册。在该书序言中,他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他写道:    
对于负责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地理学是一门必须掌握的学科。他们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们至少应当熟悉奥斯曼帝国及其邻国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军队作战时,就可以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入侵敌国和守卫边疆也就会成为一件较容易的事。与那些对地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商议,是决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取代地图的效果的,即使他们是当地富有经验的人。这类富有经验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异教徒们因尊重地理学一类学科并加以应用,故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能横行于印度市场;这一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地理学的必要性。    
切莱比抓住了欧洲在思想方面的进步和其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切莱比死于 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预言颇有先见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并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凭借自己的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德教帝国的主人。    
三、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西欧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争辩、显而易见的因素。西欧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资源和生气勃勃的活力使西欧能对哥伦布发现美洲作出巨大反响。这种反响全然不同于早先对维余人探险所作出的反应,因为后者是微不足道、毫无成效的。这里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 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14世纪时,出现衰退,这由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这些因素包括: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至1349年,夺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欧经济除了在 14世纪曾衰退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为止。在那些世纪里,东欧对西方起着减震器的作用,从而大大帮助了后者的发展,这一点至今未得到充分认识。    [!--empirenews.page--]
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在 10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的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那里的人口约增长了50%    
;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们努力改进灾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的增长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 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以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没有钉固蹄铁,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地区。 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然而,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的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亚已有1500块新拓居地,由15至20万名殖民者耕种。    
新开辟地的召唤力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危险。确实,后来在 15和16世纪时,农奴制曾被强加给易北河以东一向自由启在的移民们。那时,粮食和林产品价格上涨、市场扩大,农奴主要趁此机会牟利,就必须确保劳动力的供应,为此,他们强制推行农奴制。但是,在此期间,西方的农民们大体上已自由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只是种种约束的最终解除须待到    
18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因此,欧洲诸国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的成功的程度与其摆脱封建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并非偶然。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剩余粮食由船从新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开辟地区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种发展极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欧开始崛起;这一趋向后来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而且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金人终止劫掠活动而开始;维余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曾在 9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再一次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商船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和妥善护养的道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哩,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七节)。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一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由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empirenews.page--]
四、技术的发展    
与经济的扩展有密切联系的是技术的发展,它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适当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欧洲人在发展航海装备方面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恩 .怀特教授评论说:“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汙苦干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可代表这种”非人力”的动力之源。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确实,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上成就极高,但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却还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所取得的。这大概是因为欧洲较缺乏人力,而那种不发达的新开辟地的社会也颇需劳力,从而促进了发明的缘故。由于中世纪的欧洲人从奴隶或农奴经济开始转入由机器力量推动的经济,西方的文化发展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    
希腊语学者兼天主教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曾在 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时西欧人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作了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原先在罗马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给拜占庭摩里亚自治省当时的统治者君主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去信,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并学习意大利语“以熟悉他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排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锯木头用的自动锯机和运转得极快、极整齐的水车”。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他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松弛,将金属从原先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    
就欧洲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在 1200至1500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一倍或二倍。载重量为150至200吨的狭长桨帆船让位于600至800吨的圆体帆船。13世纪时采用的艉舵迅速取代了旧时效率较低的侧向操舵装置。另外,同样重要的是,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船的构造和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示原先在北欧、地中海和中东发展起来的船的一些优点已结合成一体。最后结果是,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此外,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    
与造船方面的进步紧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在航海水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那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磁罗盘,但是,至今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磁罗盘。也许欧洲人的磁罗盘是 12世纪时由他们自己独力研制成的,地点可能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无论如何,虽然罗盘对航海者来说,是一种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被结构较简单、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经度测定引起的问题不只一个。虽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计时间,但要精确地计算时间,只有待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额准确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到 14世纪时,绘制地图的技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发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热那亚和马霍卡。中世纪时,一些博学的教条主义者老是争论着人能否在赤道经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腾的海水;与这些教条主义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纪的航海图注重事实、客观,使人耳目一新。以下这两段话引自15世纪的航海图,可作为图上那些如实、精确的文字说明的例证:    [!--empirenews.page--]
驶入港口时,请当心暗礁浅滩。船的航行须贴近水道中间,但航向应朝着东北海岸,因为那里可以抛锚泊船。谨防船航行时过于靠近最近在东面发现的暗礁浅滩。驶入港口时,应保持船离大陆的两船头之距,因为那里水深 6至6.5寻。……    
从帕拉莫萨可以到方位东、东东北 12哩处的阿克卡弗雷达的抛锚泊船处。船离陆地的距离不得近于由信标标志的1.5哩。这一港湾的陆标是陡立于海边的光秃秃的高山和远处的岛屿。    
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清高度发达、军事上强大的国家时,他们具有一叫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造一优势大约只是在他们开始海外扩张时才取得,因为中世纪的海战主要表现为攻入敌船和进行甲板上的肉搏战。 15世纪时,欧洲人的船舰已配备着火炮,但火炮体积很小,射出的石头不是重达几磅,而仅数唡而且。它们能杀死人,但不能击毁船舰。因此,他们对于攻入敌船这种传统的海战战术不是予以排斥,而是加以补充。当时,陆上已在使用大型火炮,1453年,土耳其人在成功地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些火炮非常笨重。无法吊到船上,更不用说架置在船上、进行发射了。    
在 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虽然更易操纵,但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5至12呎,能发射重达5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如此重量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    
这些发展给欧洲人以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夺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东方的统治者也赶忙装备自己的船,但他们的船并不是为梁置火炮而设计和建造的,在他们能重新设计自己的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迅速发展,以致它们两者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增大。因此,日本人于 1905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时代的胜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无人挑战的主人。    
五、新的经商技术    
造船、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的进步,对于欧洲的海外扩张,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不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处理商业事务的新技术的发展,也同样重要。这方面,颇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发明的复式簿记。方济各会修道主兼数学家卢卡·佩西奥利在 1494年发表的《数学概论;几何学及比值比例》,是一部专论复式簿记的经典著作。佩西奥利在这部曾用作全欧洲的教科书的著作中,极力主张商人们应将每笔帐在借方与贷方均登记一次。这种簿记方法使欧洲商人任何时候都能确定商业经营的财务状况,并进一步激发他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其有货币观念。    
商业方面的另一重大发展是,铸造出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其起因:部分在于商业增加,部分在于矿产量上升,为铸造货币提供了更多的金银。佛罗伦萨城于 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纷纷仿效。具有标准的、可靠的价值的货币的出现,对商业极为有利。    
这时,还出现了原始而重要的银行和信用票据。虽然支票、汇票和有限公司如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那样,直到 17至19世纪间西北欧大举扩张时,才发展起来,但是,意大利人开始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为时要早得多。他们早在12世纪时,便已研制出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到1408年,热那亚的圣乔治公会已担负起银行的职责,使帐单和票据流通。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如果将下述三个世纪里一些杰出的金融家族的财产(折合成1958年的美元)加以比较,可清楚地看出财富的数全及其位置方面的发展趋向:    
1300年——佩鲁齐家族(佛罗伦萨)$ 1600000    
1440年——梅迪契家族(佛罗伦萨)$ 15000000    
1546年——富格尔家族(奥格斯堡)$ 80000000    
金融活动的惊人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基督教放弃中世纪时它对利息的强烈谴责和排斥。本来,在一个贸易.活动不多、投资牟利讥会相应少的社会里;对利息持嫌弃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到中世纪后期,情况起了变化,随之,教义也有了改变。在早先数世纪里,教士们一直猛烈抨击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说它“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但是,到 1546年,法国的法学家查尔斯·杜穆林却在恳求承认“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贷”。他说:    [!--empirenews.page--]
……日常的商业实践表明,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在使用之后所带来的效益,不是微不足道的。……这,并不有助于说明,钱独自不会生钱:因为即使田地,假如没有钱财的花费、劳动和人的勤奋,也不会独自给出果实;钱,同样如此,即便钱是借来的,过一段时间后仍须归还,但在此期间,由于人的勤奋,它也会生出相当多的钱。……而且有时,钱借出后使债权人的所关与债务人的所得正好相等。……因此,对高利贷的一切憎恨、谴责和惩罚,应被理解为:仅适用于过度且不合理的高利贷,而并不适用于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贷。    
最后,欧洲的扩张在最初的伊比利亚阶段之后,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强,其速度也大大加快。这些新组织是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的最有效的工具。东方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而欧洲则组织起在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合股公司。东印度诸公司(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成立后,其他许多公司也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种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    
这些合股公司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合股性质限定了投资者的责任,使投资所起的作用与经营管理的职责相分离,同时,也使人们有可能动员大量资本以从事种种商业投机。任何想用少量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他们来说,有风险的仅在于他们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们不用进一步负责任。而且,各投资者无须相识,无须彼此信赖,也无须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因此,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使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的财力的限制,由于是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    
六、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中世纪后期朝强大的民族君主政体发展的政治趋势,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战精神、思想骚动、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这四股力量结合成一体,并指向外部世界,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欧的扩张。    
814年,查理曼去世后,欧洲进入一个四分五裂、政治混乱的时期。当时,起作用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教俗封建公国提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诸城市国家有时结成教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的势力,即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程度的无限多样、不断变化的同盟和联盟。    
概括地说,查理曼以后,西欧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携手合作。教皇帮助皇帝制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则支持教皇对付公开对抗罗马教皇的权威的拜占庭对手。1073年,随着格列高利七世继位为教皇,开始了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格列高利在教皇与皇帝争夺主教叙任权——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权力——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从而削弱了皇帝的权力和帝国的行政管理。在两个多世纪里,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认为天主教世界的首脑;对此,13世纪中叶相继即位的法、英国主们起了尤为重要印作用,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结束于1296年即法国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征税的问题上战胜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时。那一年,教皇发布敕令,申明俗人对教士没有任何权力,并威胁要把任何试图向教士征税者逐出教会。腓力四世拒绝了教皇的要求,并完全成功地实施了自己的政策。他甚至还强迫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迫使教廷与法国君主公开合作。    [!--empirenews.page--]
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君主们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他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 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活塞纳河行驶B00哩,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君主们还保持了一些比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整个的手工行业,象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此外,君主们还发特许证给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话,还用皇家海军作它们的后盾。    
最先的伊比利亚人的海外冒险事业就是王室鼓励和资助的直接结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为哥伦布和达·伽马取得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朝廷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只是时间上稍晚些;不过,它们的关注和支持与前者相同。实际上,在西北欧,商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比在伊比利亚半岛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对穆斯林的长期斗争使君主和封建主联合起来,而少数大城市则往往反对他们,要求完全的自治权。相形之下,在西北欧,商人阶级逐渐赢得在欧亚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声望和国家支持。    
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下等人,没人瞧得起;在西北欧,商人却很有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政治权力逐渐增强。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服穿着、武器佩戴、车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运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他们被置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由于印度教强调抛弃财产,商人不可能有任何声誉。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因此,东方任何帝国的商人都绝无上升为当权者的机会。在中国,学者进行统治;在日本,武士进行统治;在马来亚诸国和印度拉杰普特人的一些土邦里,地方贵族进行统治,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统治的。    
所谓没有一个地方,是指除西北欧以外;在西北欧,商人不仅经济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稳步增长。在那里,商人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诸自由城市的参议员和荷兰高贵的养老金领取者。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在西北欧,对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险事业有较多的关心,而且,国家予以较始终如一的支持。    
七、处于前夜的西欧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的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可得到有力的说明。 1405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内宫监太监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般服船组成,共载28000人。当时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舰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筑有四层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和公用房间。有些船舱设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没备,而且舱门上安有锁,居住者可以用钥匙将它们锁上,可以携带妻妾一起住在里面。打些船舱的船员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木桶里种上供烹任用的香葱、生姜等。    
一般的船宽 150呎,长370呎,但是最大的船宽180呎,长444呎。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呎、长120呎的“圣马利亚号”相比,是名符其买的浮动宫殿,而“圣马利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达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达佛得角。    [!--empirenews.page--]
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 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使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要实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    
总之,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如果当时欧洲有什么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这些远航,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是由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的命令便会完全地、无可挽回地停止。那时的西欧是无可匹敌的,它拥有向外猛冲的推动力——宗教动力、思想骚动、经济活力、技术进步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    
中世纪后期,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欧人中间的发展已给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欧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倾向。那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请国的据点已丧失;蒙古帝国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已占有巴尔干半岛,并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欧洲商人因为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它政变成穆斯林独占的区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关闭。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个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取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获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劳出现许许多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象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裂缝喂养的巨人”。但是,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三章   
西欧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H.布朗特,1634年     
尽管西欧 15世纪时的推动力是由多种力量结合而成的,但是,这一推动力并非促使西欧在以后数世纪里进行前所未有的扩张的唯一因素。要充分了解这一扩张,还须考察欧洲即将侵入的世界。海外诸社会的状况深深地影响了欧洲扩张主义的趋势和种种结果。本章和以后两章将论述这些海外社会 —— 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东亚的儒家世界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非欧亚世界。    
在回想大约 1500年前后的世界时,西方人通常想到的是哥伦布、瓦斯科 · 达 · 伽马和麦哲伦。回顾起来,那时的西欧乃世界之富有生气、积极扩张的部分。当时,敢于从事性命相关的航海探险的不是中国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而是西欧人;是他们,驾着前程远大的浪潮 —— 最终将吞没整个世界的浪潮 —— 前进。    
然而,如果当初火星上有一位观察者,在观察约 1500年前后的世界,那么,给他印象更深的将是穆斯林世界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在某些方面,穆斯林确实比欧洲基督徒更先进。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由西欧据统治地位。那种设想只有在作历史的回顾时才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用当时人的眼光米看1500年时的世界,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    [!--empirenews.page--]
一、约 1500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    
如果当初火星上真有一位神话中的观察者,那他首先得到的印象是穆斯林世界的范围之广和它不断进行的扩张。穆斯林于 7和8世纪在中东进行了最初的迅猛扩张后,又在1000至1500年间进行了另一时期的扩张。到末尾阶段,他们已向西进入中欧,向北穿入中亚。向东突入印度和东南亚,向南深入非洲内地;因此,穆斯林世界扩大了一倍,其面积远远超过欧亚大陆西端的基督教世界和东端的儒家世界。    
不仅 1500年左右,穆斯林世界是占地面积最为广阔的,而且那一时期以后,它还继续大力向外扩张。那一时期里,向外扩展疆域的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有西欧。在基督教世界抵达海外的同时,穆斯林世界也正在陆上进行扩张。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获取立足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征服一个帝国。不过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正在闯入中欧,蹂躏匈牙利,并于1529年围攻哈普斯堡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同样,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杰出的皇帝也正在稳步地向南扩展自己的帝国,直到他们成为几乎整个半岛的主地在其他地方,穆斯林信仰继续在非洲、中亚和东南亚诸 “ 原始 ” 民族中间传播。    
伊斯兰教的不断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有力地改变了非穆斯林的信仰,不过,穆斯林并不象基督教徒那样惯于使用强制的手段。然而,有部 15世纪的穆斯林编年史记载道,突厥斯坦的穆罕默德可汗 “ 是一位富有的王子和地道的穆斯林。他坚持走正义和公正的道路,而且不懈地作出种种努力,以致在他神圣的统治期间,蒙古人的大部分部落都成为穆斯林。他在使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时所采用的严厉措施非常有名。例如,如果蒙古人有谁不戴穆斯林头巾,那就将一根蹄钉打入其头部。愿真主赐福酬报他。 ” 同样, 18世纪末叶考察尼日尔河的苏格兰人芒戈 · 帕克也叙述道,有位穆斯林酋长给他的异教徒邻居送去这样一封信: “ 如果达梅尔信奉穆罕默德的信仰,阿卜杜勒卡德将屈尊用这把刀给他剃头;如果达梅尔拒绝信奉,阿卜杜勒卡德将用另一把刀割断他的喉咙。何去何从,任你们选择。 ”    
但是,比起这些强有力的措施,穆斯林商人和传道士的温和的布道说教要有效得多;他们在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尤为成功。常常是,商人先露面,他把劝人改宗和推销商品结合起来。商人的职业使他与所要劝服的人们建立起经常而密切的联系。商人到达异教徒村庄后,由于他一日数次按时祷告和跪拜,而且祷告跪拜时,似乎正在和某位隐身人交谈,所以总是很快就引起异教徒们的注意。他只要摆出一副在智力和道德上非常优越的样子,就引起了他们的尊敬和信任。此外,没有种族歧视,因为即使商人与村民们不属于同一种族,他多半还是会娶土著女子为妻。这种通婚常常导致该女子的家庭成员接受伊斯兰教。很快,为了孩子们而需要有宗教教育,于是,学校建立,不仅穆斯林的孩子常去上学,异教徒的孩子也一样。他们学习《古兰径》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及礼仪。其中有些孩子甚至还进而去伊斯兰教的高等学府求学,然后成为传教士,回到本国的异教徒居民中传经布道。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伊斯兰教自它创立之时起,在争取皈依者方面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远为成功。基督教目前在信徒数目上的优势仅始于欧洲海外扩张时,这一扩张为基督教打开了整个非欧亚世界。尤其在 19世纪,基督教从西方技术所提供的无可比拟的物力中获得了巨大动力。然而,即使在今天,伊斯兰教在非洲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也不仅仅是做到不被打败而已,因为它不只极好地顺应了当地人普遍接受的基督教站在外来白种主人一边的认识,还独特地适应了非洲的土著文化。    
除了不断扩展疆域外,约 1500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还以它的三大帝国 —— 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 而闻名于世。这些帝国当时都已臻于强盛,统治着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    
为什么它们会在这一特定阶段里崛起,现在并不完全清楚。火药的发明以及利用它造火器和火炮,似乎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是发明、应用火药的先驱者,不过,为了军事上的目的而率先对这一发明作出种种改进的则是后来的欧洲人。各种新武器大大地帮助了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君主政体的发展,因为此时封建贵族再也不能躲在石头建的城堡里公然反抗配备着火炮的王室军队,而且,这些新武器很昂贵,只有金库充裕的王室才购置得起。    [!--empirenews.page--]
火药和火器不仅加强了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力量,也加强了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力量。奥斯曼土耳其人能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获胜,主要因为他们是最先大规模地向西方借用火炮和开炮能手的穆斯林。在波斯,萨菲帝国杰出的统治者阿拔斯一世效法土耳其人,在英国冒险家安东尼·谢利和罗伯特·谢利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支火炮部队。莫卧儿帝国的创建人巴布尔干 1523年侵入印度时,也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榜样,将火炮排在自己军队的前面,用牛皮拧成的绳条将炮架连接起来,以粉碎骑兵的冲锋。    
不过,火器决不是可以说明这三个穆斯林帝国何以会崛起的唯一因素。建立王朝的首领极有才干,当时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他们去征服各自的帝国,这两点与火器同样重要。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结合起来、使这三个穆斯林帝国得以崛起。    
二、近代诸穆斯林帝国的崛起    
奥斯曼帝国 建立这一以他们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是原先来自中亚、广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早先数世纪里,突厥部落民一批一批、不断地徙入中东富饶地带。他们早在 8世纪时就来到中东,渗入伊斯兰教帝国,最初是当雇佣兵。10世纪时,蒙古西征的压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徙入中东,其中包括一支塞尔往突厥人。这些新移民于1055年攻占穆斯林首都巴格达,从而建立了一个辉煌然而短暂的塞尔柱帝国。    
这些塞尔柱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恢复活力。他们再一次将这片东起印度边界、西至地中海海岸、中间穿过波斯的广阔地区统一起来,并在圣地成功地击退了十字军的进攻;而最重要的是, 1071年,他们在决定性的曼齐卡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庭军队,突破了小亚细亚的沿托罗斯山脉的传统边界 —— 这条边界已保护罗马和拜占庭达 1400年。这一胜利成为小亚细亚的历史转折点。大批突厥移民尾随着他们得胜的战士向北迁移,而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则接受了伊斯兰教,并突厥化。到13世纪,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塞尔柱帝国的一部分,只有西北角留给了拜占庭人。    
不过,塞尔住帝国后来也经历了与较早的伊斯兰教哈里发统治区相似的衰落。它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公国或苏丹国。 13世纪后期,一伙伙新来的突厥移民使局面愈益混乱;其中有一伙人定居在塞尔扶帝国的西北最边缘地带,那里距分隔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地达达尼尔海峡还不到50哩。1299年,这伙人的首领,一个叫做奥斯曼的人,向塞尔柱帝国最高统治者宣布独立;从这一低微阶段开始,以这位原无名气的奥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曼大帝国发展起来。    
这一令人目眩的成功的第一步,是在小亚细亚夺取剩余的拜占庭地区。较为原始的突徽部落民之所以能战胜历史悠久的拜占庭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宗教的重要影响。奥斯曼及其后继者的力量大部分来自源源而来的伊斯兰教勇士,他们不断地从中东各地前来与伊斯兰教的基督教敌人作战。而信基督教的农民因受到不法地主和教会官员的残酷剥削,也大为不满,他们接受这些土耳其人,甚至向土耳其人欢呼致贺,把他们当作将自己从无法忍受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救助者。    
到 1340年,整个小亚细亚已在伊斯兰教势力的控制下。1354年,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在加利波利设置要塞,从而获得了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恰好一个世纪后,他似成为包括君士坦丁堡这一堂皇的帝国首都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主人。在那以后,他们又耀武扬威地闯过匈牙利平原,逼抵维也纳城下。    
奥斯曼帝国对拜占庭的胜利是十分惊人的。这些土耳其人为数较少,如何能保持进攻的锐气、长驱直入欧洲的中心地区呢?回答是: 14世纪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已非常衰落,分裂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整批整批地夺去了许多基督教国家的居民的生命;灾难性的百年战争使英、法两国无力动弹(这场冲突的起讫日期颇值得注意:战争开始于1338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正在完成他们对小亚细亚的征服;战争结束于1453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诸国因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长期争斗,也无力反对土耳其人;巴尔干半岛则由于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异教的鲍格米勒派三者间的宗教斗争以及全都早已过了全盛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相互间的竞争而被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而且,在巴尔干半岛与在小亚细亚一样,基督教农民的不满情绪已达到使他们对土耳其人的猛烈进攻很少抵抗甚至不加抵抗的程度。    [!--empirenews.page--]
土耳其人如要侵入欧洲,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此时更有利的时机。到 1362年,他们已夺取阿德里安堡城,进而侵占了马其顿平原。1384年,他们攻占索非亚,其后不久,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5年后,他们在历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南斯拉夫人的军队,致使塞尔维亚帝国灭亡。这些胜利使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的领地所团团包围。1453年,这座经围困的首都被攻占,从而结束了长达千年的拜占庭帝国的历史。    
接着,土耳其人又南下进犯穆斯林富国叙利亚和埃及。经过一场旋风似的大战,他们于 1516年占领了叙利亚,次年占领了埃及。土耳其人最后阶段的征服是在中欧进行。他们在著名的苏丹苏里曼一世的率领下,渡过多瑙河,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中,一举击溃匈牙利君主国。3年后,苏里曼率军围攻维也纳,但被打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骤雨阵阵,使他无法将笨重的火炮运至前线。土耳其人尽管受到这一挫折,但以后仍取得了一些不大的进展:1570年,攻占塞浦路斯岛;1669年,夺得克里特岛;在此后10年中,又占领了波兰的乌克兰。    
奥斯曼帝国臻于鼎盛时,确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帝国。它地跨三大洲,拥有人口 5千万,而那时英国只有人口5百万。无怪当时的基督教徒对这一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是 “ 一团日益增长的火焰,不管遇上什么,都紧紧抓住,并进一步燃烧下去。 ” 萨菲帝国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穆斯林大帝国是波斯的萨菲帝国。前面提到过,波斯和小亚细亚一样。曾为塞尔柱突厥人所征服。但是,小亚细亚突厥化了,而波斯却依然保持了波斯即伊朗的种族和文化。结局之所以不同,很可能是因为波斯与从前曾为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之一部分的小亚细亚不同,早已接受了伊斯兰教。因此,波斯没有象小亚细亚那样遭到穆斯林武士的蹂躏,波斯社会也没有在人数较少的突厥行政官员和士兵的统治下发生根本的变化。    [!--empirenews.page--]
塞尔柱突厥人对波斯的统治从约公元 1000年维持到1258年蒙古人入侵时。这些新来的蒙古统治者称为伊儿汗,起先是佛教徒或基督教徒,但约1300年前后,变为穆斯林。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城市和灌溉工程,使波斯遭到相当长久的破坏;但是,这一苦难到1500年伊儿汗王朝为萨菲王朝所取代时,也终止了。    
萨菲王朝的君主们是数世纪里波斯最早的土著统治者;沙·伊斯梅尔一世是这一新王朝的缔造者。他在位 24年,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宗教政策统一了整个波斯。他宣布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为国教,并无情地镇压敌对的逊尼派。穆斯林这两派之间的分歧早在穆罕默德生前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即哈里发时就开始了。由穆斯林内部选举产生的最初的三任哈里发都不是穆罕默德的亲属;直到第四次选举时,穆罕默德的女婿(也是堂弟)阿里才当选为哈里发。什叶派坚持主张选举必须在天赋之权属于穆罕默德家族的基础上进行,他们认为只有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哈里发的合法继承人。而逊尼派则相反,他们认为哈里发只是 “ 信仰者社会的首领 ” ;凡是由穆斯林内部选举产生的哈里发,他们都接受 —— 因此,他们承认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几位继任者。教义上的分歧也使这两派相对立。逊尼派将传统的《古兰经》教义和由该派学府中有名望的阿匐们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作为他们行使宗教权力的依据。而什叶派则予以拒斥,认为这样做就是提倡凡事都依赖穆罕默德以后几代人的互相矛盾、难免有错误的意见。对于《古兰经》上未阐明的问题,什叶派以独立的个人判断来代替传统。    
这种教义上的争论对于当时的波斯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为统一波斯、发展某种民族感情奠定了基础。波斯人认为自己是什叶派;这就将他们与基本上是逊尼派的土耳其人和周围其他穆斯林民族区别开来。实际上,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一系列战争,是由这简个相毗邻的强大王朝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竞争引起的,同样,也是由它们宗教上的分歧引起的。    
萨菲王朝的统治者中最杰出的是国王阿拔斯一世( 1587-1629年在位)。他建立火炮部队,使波斯军队现代化。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别的人以外,他还雇佣了两位英国冒险家谢利弟兄。当时有位作者描述了这一政策的结果:    [!--empirenews.page--]
这位颇有势力的波斯人 [阿披斯一世]学会了谢利弟兄的战略和战术。以前,他不知遣使用大炮;现在,他已拥有    
500 门大炮和6000名滑膛枪手。 …… 因此,这位阿拔斯已从土耳其人那里夺得七个大行省,包括从杰尔宾特到巴格达之间的地区;现在,他仍瞪大着眼、张大着嘴、展开着双手,企图搜寻、吞咽和获取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波斯在萨菲王朝的统治下确已成为一大强国。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派使节前往波斯,请求与波斯结成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联盟,就是一个明证。实际上,那些年代里,这两个穆斯林国家在欧洲各国的外交上据有突出地位。例如,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曾与苏里曼一世合作,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开战;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又与波斯人合作,反对他们的这两个共同敌人,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之间的这些关系在当时被谴责为“不虔诚”和“渎圣”;但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和萨菲帝国已成为欧洲任何外交家都无法予以忽视的世界强国。莫卧儿帝国 正象萨菲王朝两位杰出的统治者在波斯创建了一个 “ 民族 ” 王朝那样,莫卧儿王朝两位杰出的统治者巴布尔和阿克巴也在印度缔造了一个 “ 民族 ” 王朝 —— 这对在印度教占优势的地区中的穆斯林统治者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穆斯林入侵印度的浪潮共有三次,每次都相隔很长时间。第一次入侵浪潮由阿拉泊穆斯林掀起,他们于 712年侵入印度河河口附近的信德地区。这些阿拉伯人未能深入内地,所以,他们对印度的影响很有队    
第二次入侵浪潮发生于约公元 1000年左右,即突厥穆斯林开始从阿富开境内的根据地不断侵略印度之时。这些侵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个世纪,使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损失。最后结果是:在北印度,有许多穆斯林王国被建立,而在南印度,继续存在着一批印度教国家。但是,即使在北印度,大部分人依然在种族上是印度人,在宗教上信奉印度教。他们并未象小亚细亚的人那样伊斯兰教化和突厥化。其原因仍在于,从北方下来的突厥人与印度原有的千百万人相比,仅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能填满的只是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种田人。商人和大部分官吏要靠他们的印度教臣民来充当。确实,在某些地区,大批大批的居民已改宗伊斯兰教,尤其是一些低级种姓 —— 他们想通过这一新宗教摆脱剥削。然而,当 1500年第三次穆斯林入侵浪潮随着莫卧儿人的到来而开始时,印度事实上仍是一个印度教占压倒优势的地区。    
这些新来的人也是突厥人,他们的首领是伟大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别名为‘跛帖木儿”)的直系后裔、引人注目的巴布尔。巴布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在突厥斯坦的费尔干纳小公园,但他早年便将它丧失。以后,他曾占领帖木儿的华美异常的故都撒马尔罕,但又很快地失去。此后,他又进行了多次的冒险、征服和逃跑,直到他本人承认他对这种“象棋盘上的王在格子之间移来移去”的流浪生活已十分厌倦时为止。 1504年,意外的幸运突然降临,他率领300名衣衫槛褛的部下攻占了阿富汗的喀布尔。从那里,巴布尔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南面的印度肥沃平原。大约20年后,胜利来了:他在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操纵的火绳点火滑膛枪和火炮的支援下,竟奇迹般地以12,000人的小部队打败了印度的10万大军。他乘胜占领德里,作为他的新首都。四年后,巴布尔去世,但他的儿子们继续走他的道路,帝国迅速发展。在巴布尔的孙子、著名的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统治期间,帝国臻于鼎盛。    
阿克巴是莫卧儿王朝最杰出的皇帝。他征服了西方的拉杰布达纳和古吉拉特、东方的孟加拉和南方德干高原上的几个小国,使帝国领土大为扩展。当时,莫卧儿人的统治已从喀布尔和克什米尔扩大到德干高原,后来,在奥期则布( 1658 — 1707年在位)的统治下,更进一步扩大 —— 几乎扩大到半岛南端。除了赫赫战绩外,贝克巴还是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极为了不起的人物。他虽然未受过教育,但多思好问、智力敏捷;对此,就连那些熟识他的耶稣会会士也不得不表示钦佩。他活动范围之惊人,会使人联想到彼得大帝一世。阿克巴同这位俄国沙皇一样,酷爱机械,他在冶金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火力更大的枪炮的设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学习绘画,爱好音乐,是打马球的好手,而且会演奏各种乐器 —— 锅鼓是他最喜爱的一种。    [!--empirenews.page--]
阿克巴对宗教和哲学的兴趣尤其浓厚,他不断地寻找一种能满足他个人及其臣民的需要的教义。最初,他的思考局限在伊斯兰纸范围内;但 1575年,33岁时,他修建了一座礼拜堂,在那里,他与各种宗教的学者讨论神学。阿克巴被印度教徒、印度袄教徒、祆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教徒讲解的教义强烈地吸引住了。耆那教徒使他不食肉、禁止杀害动物。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使他派人将《福音书》译成波斯文、使他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上圣母玛利亚大像章和参加集体圣礼。此时,耶稣会会士认为阿克巴可能会皈依他们的宗教,但最终他却创立了良己的一种全新的宗教 “ 丁一伊拉赫教 ” ,即 “ 神圣宗教 ” 。其主要特点是:含糊的一神论;阿克巴为神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是教义的唯一解释者。这一新家教的教义是折衷主义的,它揉合了许多宗教各自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印度祆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部分教义。    
阿克巴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还想提供一种能使他的印度教臣民和穆斯林臣民联合起来、能锤炼出一个新印度的共同的宗教信仰。无论“神圣宗教”多么满足他自己的宗教需要,它对国家没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宗教过于需要智力,不能吸引群众,甚至在宫廷,也没有多少皈依者。但是,阿克巴借助他的合成宗教未能得到的东西,他在结束对印度教徒的歧视、规定他们与穆斯林地位平等时获得了。他废除了印度教徒前往圣地朝拜时须缴纳的香客税。取消了对印度教徒的人头税——这种税,所有穆斯林国家都向它们国内的非伊斯兰教徒征收。阿克巴还让印度教徒担任国家高级职务;印度教徒不再把莫卧儿帝国看作是敌国。阿克巴梦寐以求的新印度——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由穆斯林主人和印度教臣民组成的分裂的国家开始出现。    
不过,这里应该强调一下:莫卧儿帝国与无疑是穆斯林的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大不相同,其上层建筑是穆斯林的,而基础则是印度教的。统治国家的王朝和宫廷是穆斯林的,一般的艺术和高级文化大多受到波斯模式的影响,波斯语是宫廷、公众事务、外交、文学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可是,在这莫卧儿统治机构和居支配地位的波斯文化的底下,流着一股强大的印度教的潜流。大部分人依然忠于与严格地信仰一神的伊斯兰教极其不同的、刚开始发展的、信仰多神的印度教。乡村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与统治集团的截然不同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外国人所知道。有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说,“ 1700年时,莫卧儿帝国在普通的外国人看来是印度人的,就象19世纪时,满族帝国在居住中国的外国观察者看来,是中国人的一样。 ”    
三、穆斯林帝国的辉煌    
军事力量 这三个穆斯林帝国都是头等军事强国。关于这一点,在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于 1525年12月发给奥斯曼帝国苏丹苏里曼一世的呼吁书中,可找到有力的证明。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是请求土耳其人进攻哈普斯堡王朝的首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苏里曼于1526年作出响应:渡过多瑙河,侵入匈牙利,从而减轻了弗兰西斯所受到的压力。这仅仅是土耳其人多次远征中的一次;这些远征不仅援助了法国(和顺便为土耳其人提供了更多的领土和战利品),而且还援救了路德教异教徒 —— 因为土耳其人的远征使哈普斯堡皇室的注意力从德意志转移到受威胁的多瑙河边界区。穆斯林军事力量竟然大大地有助于正处在关键性的形成阶段的新教事业,确似乎有悖常理。反过来,波斯人通过与哈普斯堡皇室合作、反对他们共同的土耳其敌人,也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发展。波斯为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开辟了第二战场,使奥斯曼帝国无法以全部力量攻击欧洲;这一做法颇同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对付德国的手段。    
穆斯林军队在火炮装备方面通常落后于欧洲军队。他们靠欧洲人供给最先进的大炮和最富有经验的炮手。不过,这种差异仅仅是程度上的。因缺乏火炮而无力抵御进攻的情况,对穆斯林帝国来说,并不存在。穆斯林军队可获得大量装备,只是这些装备并不象当时最好的欧洲军队的装备那样有效和得到很好的操纵。    
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庞大兵力给欧洲观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估计,阿克巴时期,整个印度常备军总数达一百多万人,较 1914年时的印度军队多一倍以上。而且,这些庞大的军队在诸穆斯林帝国臻于鼎盛时,都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由于明显的地理上的原因,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非常熟悉,与他们打交道有大量的直接经验。这种经验使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印象深刻,并很尊敬。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奥吉尔 · 吉斯莱恩 · 德巴斯贝克的报告是颇有代表性的。 1555年,德巴斯贝克参观了一所土耳其兵营,之后,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empirenews.page--]
“象哈普斯堡皇室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不同的世界之间的斗争必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寒而栗。…在他们方面,他们所属的帝国极为富有、资源未受损耗、使用武器熟练、军队富有作战经验、胜利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甘愿忍受艰苦、团结一致、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崇尚节俭、行事谨慎。在我们方面,则是国库空虚、习惯奢侈、资源耗尽、精神颓丧、军队缺乏作战经验且桀骜不驯、将领们贪得无厌、纪律无人注重、到处是胡作非为、人们沉溺于酗酒和淫逸放荡,而最糟的是,敌人们习惯于胜利,我们习惯于失败。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道我们还拿不准吗?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唯一的障碍是波斯;波斯地处这些侵略者的后方,迫使他们须谨慎行事。他们对波斯的畏惧使我们获得喘息时间,但这仅仅是暂时的。    
行政效率 所有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对他们的臣民有着绝对的权力。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的好坏取决于帝国首脑的才能如何。 16世纪时,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是些才能非凡的人。可以肯定地说,苏里曼、阿拨斯和阿克巴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君主。例如,在波斯,有位英国旅行者说, “ 这位国王 [阿投斯]登基后,彻底制服了这一国家;一个人只要手执棍棒,无须携带其他武器,便可安然无恙地在这一国家旅行。 …… 同样,在印度,阿克巴拥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官僚队伍,官吏的品级用骑兵的军衔来表示。在莫卧儿帝国的行政部门任职,待遇优厚,且有希望得到迅速的晋升,因而,吸引了在印度的和从国外来的最优秀的人物。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官吏是外国人,如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余的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官吏去世后,其财产由皇帝继承,其职位成为空缺。这就减少了贪污腐化和世袭占有之类的弊病,这些弊病当时正困扰着西方诸国。税收工作由一位有资格直接觐见皇帝的大臣掌管。税务部门不受各省总督支配,有完全的自主权。它负责估定和征收土地的收益,也负责征收关税和营业税。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官吏们有权在新开垦荒地的地区减少赋税。    
由于阿克巴向所有臣民开放他的官僚机构,所以,任命和擢升官吏的标准是才能而不是宗教。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巴斯贝克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行政管理制度也确切地作了同样证明:    
苏丹在任命官员时,并不重视那些因拥有财产或地位而自命不凡者。……他根据是非曲直来考虑每件事,并仔细调查所要提升的人的品行、才能和性格。在职人员只有立功才能得到晋升;这一制度保证了各种职位仅仅分配给那些有能力的人。……因此,在土耳其人中间,荣誉、重要职位和法官职务是作为对杰出才能和卓越贡献的报答。如果有谁不诚实、懒惰或租枝大叶,他就会继续留在阶梯的最低一级,成为人们蔑视的对象。……我们的思想与此不同,在我们那里,空着的职位决不留给那些立功的人;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出身;显赫的出身才是在公共事业中得到晋升的唯一的关键所在。    
经济的发展 就经济标准而言,近代初期诸穆斯林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发达国家。无疑,当时的西欧人也这样认为;他们为了远远地抵达传说中的印度和香料群岛,愿意面对任何艰难或危险。奥斯曼帝国离西欧人的老家较近,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经济单位。它范围广阔,气候多样,这就保证它实际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匈牙利、瓦拉几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肥沃平原生产了充裕的粮食和原料。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其他古老城市的熟练工匠制造出大量手工业产品。帝国还拥有巨大的木材资源和重要的矿藏,尤其是铁、铜和铅。奥斯曼帝国辽阔的边地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贸易区,所有这些货物都可以在那里畅通无阻地买进卖出。帝国地处陆、海会合处。这一战略位置也大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    
帝国的繁荣也在国库里留有大量的剩余物资上反映出来. 1526至1550年间,苏里曼的岁入总数约达600万个达卡银币;他的岁出总数约达450万个达卡银币。当时,帝国繁荣的另一迹象是,即使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境况也较为不错。他们只须缴纳小额的人头税和约占农产品十分之一的什一税;至于封建领地上的佃户,还须为封建领主尽少量义务,这些义务并不沉重。当时的旅行者常评论说,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负担的税不太重,他们的经济情况普遍地比邻近的基督教国家的农民要好些。实际上,马丁 · 路德也曾说过, “ 一个人在德意志地区会发现,有些人期望着土耳其人及其政府的美好前景,有些人宁可隶属在土耳其人之下,也不愿受皇帝和诸侯们的统治。 ”    [!--empirenews.page--]
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比奥斯曼帝国更令人着迷的是遥远、奇异的印度。印度,能织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纺织品,尤其是细纹棉织品;这种绵织品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印度,还充当从香料群岛向西运送的货物的集散地,有着极为丰富的香料。正是印度,从罗马帝国早期起,使欧洲的金银向外流尽——这一事实是那一时期里注重金银的欧洲人极难以忘怀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的,“所有国家都带来了货币,同样地运走了商品;而这些货币到了印度就给埋藏起来,不再外流。”确实,当欧洲人能直接看到印度农村时,他们不免会注意到实际上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的农民群众的悲惨境况。但是,那时的印象不如今日那么深刻,因为当时,欧洲的农民也过着接近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对那时的欧洲人来说,有关莫卧儿统治者极其慷慨以及朝臣和最高行政官员财产惊人的传说更富有吸引力。这些传说是正确的;后来,当英国人从衰落的莫卧儿人那里夺得对印度的控制时,证实了这一点。罗伯特·克莱夫在到达印度后的几年里,曾写信告诉父亲,他得到的财富使我能在祖国过上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生活。…我已给姐妹们每人汇去 2000英镑,并将在适当时候照顾弟兄们。我想劝拉斯姐妹尽快结婚,她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你没有必要再当律师。 …… 你现在可以吩咐教区长作好修缮旧斯泰克 “ 克莱夫一家在什罗郡的住宅;过去,他们因贫困而被迫离弃了它 ” 的一切准备工作。 …… 如果我能进入议会,我会非常高兴的。 ……    
穆斯林商人对南亚贸易的控制,与穆斯林帝国的财富一样,具有重要意义。香料贸易尤其重要;香料一词在当时包括各种各样的东方物产:芬芳的甘松香;可用以止血和清洗血腥的檀香;妇女们极为欣赏的树胶脂格篷香胶;龙诞香、樟脑、苦艾和象牙;诸如锡兰肉桂、肉豆蔲干皮、肉豆蔻、丁香、多香果、姜和辣椒之类的调味品,其中,辣椒居首要地位。香料在只晓得用盐处理食品、对其他食物保存技术知道得很少的世界里,是极受欢迎的。好几个世纪里,香料与其他许多商品如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织品一起,由人们沿着南、北部的商人路线来回运送;南部的路线是从东印度群岛和印度沿着印度洋、再上溯波斯湾或红海而抵达叙利亚和埃及诸港口,北部的路线是从远东穿过中亚而进抵黑海沿岸和小亚细亚诸港口。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亚的局面变得非常混乱, 1340年以后,北部的商路实际上已堵塞。此后,大部分产品汇集到那时以前受控于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顺海路运往各地。    
这一贸易大大促成了穆斯杯世界的繁荣。它不仅以关税形式提供了政府税收,而且还为与贸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成千上万的商人、职员、水手、造船工人、赶骆驼者和码头工人提供了生活来源。印度商品卖给亚历山大的意大利中间人时,按成本涨价 20成以上;这事实可说明牟利程度。开罗从这一贸易中获取了厚利;15世纪的旅人在描述开罗时说,其规模有巴黎的三倍之大,人口有五倍之多,城内设有街道照明系统、一所很大的公共医院和几家孤儿院,此外,还有学校、学院、庄严的清真寺、豪华的宫殿和宏伟的公共建筑物。    
葡萄牙人于 1498年闯入印度洋,迅即控制了这一可获厚利的贸易的大部分。但是,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的商品优良或者经商技术高明,而是由于他们的海船和枪炮占有优势。实际上,我们将发现,葡萄牙人最初境况窘迫,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换取自己所垂涎的物品,只是不久从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井中源源涌来的大批金银才将他们从这一窘境中解救出来。    
宗教信仰自由 伊斯兰教在基督教徒心目中,通常等于宗教狂热。但 16世纪时,基督教世界中的宗教狂热很可能较穆斯林世界中的更普遍。这是个宗教战争不息的时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老是互相残杀,而且两者都不断地迫害、劫掠犹太教徒。确实,在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也存在着不宽容或残酷的迫害。然而,事实依旧是,印度教徒在穆斯林莫卧儿人统治下享有的自由,比起任何居从属地位的宗教团体在基督教欧洲享有的自由。要大得多。此外,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待遇较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待遇要好些,也是无可怀疑的。    [!--empirenews.page--]
这一点可由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西班牙的命运得到说明;众所周知,他们在那里遭到残忍的蹂躏,不得不逃走。但是,人们不十分清楚,大批犹太难民逃到奥斯曼帝国后,却找到了他们在西方所得不到的宽容。犹太移民常是些身怀技艺、颇有办法的人,因此,他们为自己的新祖国作出了大量贡献。实际上,有位奥斯曼苏丹曾说过,他无法理解西班牙国王为何会愚蠢地准许如此宝贵的臣民离开自己的王国。“这位斐迪南,怎么能说是‘英明的’——他让自己的国家贫困,以便使我的国家富裕。”下面这段话也值得注意,它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夫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于 1717年写的,描述了犹太教徒在奥斯曼帝国的境况:    
我注意到,绝大部分有钱商人都是犹太教徒。在这国家,犹太教徒势力惊人。他们享有所有蒙昧的土耳其人所享受不到的许多特权;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团体,由他们自己的法律管辖;他们控制了帝国的全部贸易——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内部有着牢固的联盟,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人生性懒散、不够勤奋,而他们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每个帕夏手下都有犹太教徒,他是柏夏的管家,参与帕夏的所有机密,经管帕夏的一切事务。不管是订立契约、接受贿赂,还是转让商品,都要经过犹太教徒之手。他们是达官贵人的医生、管家和译员。    
奥斯曼帝国的绝大多数非穆斯林臣民都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犹太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基督教徒一样,可以自行按自己的愿望做礼拜,受到的限制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跟穆斯林一样,是圣经的臣民。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奉有一部暴典——一部成文的启示录。他们的宗教信仰被认为是合法的,只是不够完全,因为穆罕默德已取代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颇为宽容,允许他们在受到某些限制和付出若干代价的情况下奉行其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也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恰当规定。它是一部宗教法典,也是一部民法典。因之,伊斯兰教在宽容非穆斯林的宗教时,也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一政策是通过准许非穆斯林臣民组织成米勒特即拥有自己的教会首领、享有自治权的社团,得到落实。各宗教团体都有各自独立的米勒特:希腊东正教的、由启蒙者圣格列高利创立的亚美尼亚教会成员的、罗马天主教的、犹太人的以及新教徒的米勒特。这样,土耳其人便使他们的非穆斯林臣民能比较自在地管理自己。    
诚然,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享受不到完全的宗教平等。他们不得骑马或携带武器,必须穿独特的服装以和真正的信仰者区别开来。他们的住宅不能高于穆斯林的。他们不可以修缮自己的教堂或敲钟,除非经特别许可;而这种许可很难得到。他们必须缴纳额外的人头税,这种税在印度已为阿克巴所免除。不过,尽管有这种种不公平待遇,不遵奉国教者在苏里曼统治下的境况比在查理五世或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下的境况要好些。他们可以自由地保持自己的宗教,可以去自己的教堂或犹太教堂做礼拜,可以有自己的牧师;他们只要接受苏丹的统治,便可在管理自己社团的事务时很少受到土耳其官吏的干涉。    
处于威尼斯人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及其他一些岛屿上的希腊人,比较起来也都更喜欢早先土耳其人的统治,因为土耳其人让他们的公社享有自治权,并给他们以宗教自由。而威尼斯人则使他们受到中央集权的控制,并让天主教神父不断地劝诱他们改变宗教信仰。 1710年,法国旅行者莫特雷耶在希腊西海岸的莫顿登陆时,发现市民们对他们的统治者即大约11年前赶走土耳其人的威尼斯人,都极其仇视。当地有位居民向莫特雷耶抱怨说, ” 他们的神父到我们跟前来攻击我们的宗教,还老纠缠着要我们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事,土耳其人可从来没想到去做。正相反,他们给了我们本想要的全部自由 ……” 文化成就    
穆斯林世界在文化上和在宗教政策方面一样,取得了很高成就。 16世纪时,诸穆斯林帝国的文化已很丰富、复杂、多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在中东和南亚曾繁荣一时的诸伟大文明 —— 拜占庭文明、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诸穆斯林国家地处中心地区,从来自外界 —— 欧洲和中国 —— 的相当大的文化影响中获益匪浅,促使它们的文化虽然也许不象古希腊或近代西方世界的文化那样生气勃勃、富有独创性,但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empirenews.page--]
尤其是在建筑艺术上,穆斯林留下了至今仍保持其原有地位的精美作品。那时的建筑风格实际上因地而异,反映了地方传统和附近地区的影响。今天,耸立在开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清真寺礼尖塔就和建在北非西部的清真寺礼尖塔大不相同;前者轮廓优美,而后者则呈方形、较厚实。在印度,莫卧儿人将波斯和印度建筑中的一些成分揉成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采用球形穹窿顶(即将其穹隅的顶点支在细长住上的圆屋顶)和高耸的拱门。可代表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杰出纪念物有不少。其中,有阿克巴所建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城中建有瑰丽壮观的清真寺、陵墓、公共浴室和宫殿;还有沙 .贾汗在德里所建的、内庭设有著名的孔雀宝座的宫殿以及这位皇帝在阿格拉郊外所建的更为著名的泰吉 · 玛哈尔陵。    
这一时期的波斯建筑具有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特点:将色彩鲜明的建筑物造在有着池塘溪流、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园里。萨菲王朝的君主的许多宫殿都建在这样的大花园里。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也处于生气勃勃的状态。世界闻名的锡南帕夏的了不起的一生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他最初是一名打仗时负责架桥筑渡口的军事营造官,不久,受帝国统治者和高官显贵们的委托,专门从事建造清真寺和宫殿。在他长达 90年的一生中,他工作起来总是干劲十足、成绩卓著,所以,他赢得了 “ 土耳其的米开朗琪罗 ” 这一国际声誉。帝国各地,从波斯尼亚到麦伽,他都留下了显露自己才华的标记。到 1679年去世前,他至少建造了343座建筑物,其中包括81座清真寺、55所学校、50座小教堂、34座宫殿和33所公共浴室。他有两个弟子还是印度泰吉 · 玛哈尔陵的设计者。    
历史和传记类著作在穆斯林国家也很流行。埃及人在编纂将过去的知识分类编排的百科全书性著作方面,尤为积极。社会科学方面,最杰出的人物要数突尼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他在自己的大部头杰作《通史导论》一书中,试图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论述,概括地提出一种世俗的历史哲学。由于他研究了伊斯兰教帝国的盛衰,所以他能对所有帝国的兴亡作出概括。他特别强调了诸如民族的团结精神、奢侈淫逸的腐败影响以及缺乏过危险生活的机会之类的因素。赫勒敦思考的范围之广泛,使人不免会联想起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文学,是穆斯林国家的人们极感兴趣的又一领域。这方面,波斯人可为世所公认的大师,他们创作了不少受到普遍赞美和模仿的作品。不过,按西方的鉴赏标准,穆斯林的散文和诗歌似乎有些矫揉造作、过于讲究修辞。其作品内容服从于表达形式。主要关心的是许多修饰方法的运用:移字母构新词,同音异义词(发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词,如 reed和read,回文(可顺读、也可倒读的诗句),装饰(诗句排列成几何图案),四边形(诗句排列成矩形,可横读,也可竖读),隐匿(故意避免采用字母表中的某一字母),谜语(一些用数字表示的日期可由某些词中预定的字母数值的总数获得)。除了这些精巧的修辞方法外,波斯作家还忠实地重复某些传统的用语和联系。 “ 圆脸 ” 、 “ 丝柏状身材 ” 和 “ 鲜红鱼嘴唇 ” 都千篇一律地经常出现。如果 “ 夜莺 ” 给提到了, “ 玫瑰花 ” 就决不会在远处。穆斯林作家在这种狭窄的框架内关心他们所熟悉的少数主题,反复不断地用愈益美丽的语言和愈益巧妙的措辞来加以表达。    
除这些主要的文化活动领域外,穆斯林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很出色,其中包括绘细密画、编织地毯和纺织品、烧制瓷器、鞣制皮革和制作珠宝饰物等方面。    
四、穆斯林帝国的衰落    
16世纪的穆斯林世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里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统治的帝国至少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相匹敌。然而,17世纪时,这些帝国开始突然衰落。到18世纪,它们已远远落后于西欧,而且至今仍落后。    
一个解释是,统治这些帝国的王朝都很腐败。 1566年,谢里姆二世继承苏里曼一世。他懒惰、愚钝、放荡,嗜酒如命,其臣民都称他为酒鬼谢里姆。然而,他的腐化堕落还不如他以后的许多可耻的继任者那么严重。这一时期,有位奥斯曼帝国的朝臣曾写道,易卜拉欣一世于1649年成为苏丹后,便“落入后宫的亲信和同伴、侏儒、哑巴、宦官及女人们的手中……他们一道把所有的事都弄得一团糟。”这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波斯;在波斯,阿拔斯的继承人于1629年登上王位后,也受制于后宫的影响。    [!--empirenews.page--]
在印度,帝国的衰落始于奥朗则布( 1659-1707年在位)执政时。奥朗则布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出色的行政官和一位谨慎、勤勉的统治者。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缺点:不能容忍其印度教臣民,尤其是在他漫长统治的后半阶段。他将阿克巴制定的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政策视作恰恰是对伊斯兰教思想的否定。1669年,他下令“废除异教徒的所有庙宇和学校。”10年后,他又向印度教徒重行征收一世纪前已由阿克巴取消的人头税。奥朗则布还尽可能完全地把印度教徒赶出军队和官僚机构。这种种歧视手段自然引起广大印度教徒的强烈反抗。战争爆发了,并延续到固执的奥朗则布91岁去世时。奥朗则布把印度留在紧张、虚竭的状态中,而他的后继者都是些可悲的怪家伙,根本无能力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曾产生过杰出的巴布尔、阿克巴和同样杰出然而误入歧途的奥朗则布的王朝,此时又出现了“无头脑者”巴哈都尔沙和“快活人”即“贪图享乐者”穆罕默德沙。所以,18世纪,随着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自西北部进犯以及欧洲人窃据沿海立足点,印度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    
这种王朝的腐败对穆斯林世界来说,尤为严重;在穆斯林世界,政治权力集中于统治者本人之手。土耳其谚语道:“鱼烂头先臭。”不过,王朝的没落并非造成穆斯林国家遭摧毁的唯一因素。所有欧洲王室都有过昏聩无能、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但他们的国家并未因此而衰亡。    
对于穆斯杯世界的种种不幸,还有一个较根本的解释:它缺乏欧洲的动力。它未经历过前章所提到的、这些世纪中正在使欧洲社会发生彻底变革的种种影响深远的变化。    
例如,在经济领域,无论农业、工业、金融方法或商业组织,均末发生根本变化。如果 17、18世纪中,有位旅行者进入穆斯林国家,那他一定会看到早500年时十字军战士已目睹的经济惯例和经济制度。事实上,17世纪末,有位英国人确访问过君士坦丁堡;他对那里的萧条和衰微作了十分生动的描写:    
在君士坦丁堡,假如哪位远道而来的异乡人需要合身的衣服,需要布置房间用的家具,需要可供学习、消遣的书籍或地图,需要纸、笔、墨水、餐具、鞋、帽子,总之,需要那些几乎在世界各城市都可找到的物品,那么,他将会发现,除了一些质量极为低劣、叫人都弄不清可派什么用场的物品外,几乎啥也没有。摆出来待售的少数商品;要么是英国的、不适宜其他任何市场的出口货,要么更糟,是德意志和荷兰仿效英国造的仿制品。……假如哪位外国人丢逛集市,他能见到的只不过是拖鞋、用烂皮革制的粗陋的长筒靴、粗劣的棉布、烟斗、烟草、咖啡、餐馆、药材、花卉、旧手枪、短剑以及世上最差的制成品。……如果从君士坦丁堡的外表看,它似乎是欧洲最富裕、最繁荣的城市;如果细察其内部,它的惨状和缺陷教人触目惊心,只能把它看作世界上最低劣、最贫困的都城。    
以上引文的作者即那位旅行者,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还下了这样一句评语:“要是隶属英明的政府,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说不定会得到地球上所有商国的财富。”这句话意味深长,因为经济上的停滞不前与穆斯林帝国政府的腐败密切相关,是无可置疑的。正如巴斯比卡所说的,只要统治者精悍、开明,专制帝国就能顺利、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衰弱了,那么,朝臣、官吏和军官们就会勾绪起来,诈欺社会的生产阶级,不管后者是农民、工匠或商人。他们的敲诈勒索无人管束得了,扼制了私营企业和对个人富有激发力的因素。平民百姓中凡是稍微露富的,均为肆意搜刮者的攻击对象。因此,商人们都藏匿自己的财产,而不公开进行投资,以扩大自己的买卖。这一点已一再明确地为外国观察者所证实。例如: 17世纪中叶,法国医生弗朗索瓦·伯尼埃在埃及、波斯和印度呆了几年,他写道:    
农民、工匠或商人受了伤害,却找不到一个能倾听自己诉苦的对象;象法国那种能制止残忍的压迫者“总督、封建主和税吏”胡作非为的杰出的君主、议会或地方法院的法官,在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能鼓励人们去从事商业。经商者若取得成功,生活并不会过得更好,相反,只会激起附近暴君的贪欲;暴君手执权柄。老在伺机攫取任何人辛勤劳动的果实。假如有谁得到财产……他的生活决不会过得比以前舒适,他也决不可摆出付生活优裕自在的样子,相反,他须琢磨装穷的办法:衣着、住所和家具得依然简陋不堪;尤其是,得始终注意看,不可沉迷于饮食之乐。同时,他的金银钱财还须深深地埋藏在地底下。……    [!--empirenews.page--]
农民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暴君也许明天就会来,用贪婪的手夺去我所拥有并看重的一切,连能使我的悲惨生活得以苟延下去的东西……也不留下,我干吗要为一个暴君卖命呢?    
我所提及的一些事实,足以说明亚洲国家迅速衰落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糟糕的政体,在印度斯坦,大多数城市都是用泥土和劣质材料建造的;而且,所有的城镇,只要不是已经毁灭和遭到遗弃的。都具有行将衰微的明显标志。    
得出这些结论的,并不只是外国观察者。有位叫约翰·普里戈斯的希腊商人,离开受土耳其人统治的祖国后,在阿姆斯特丹发了队在那座城市里,人们能够平安、公平地做商业买卖;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过一番很能说明情况的抱怨的话:    
但是、在土耳其人统治下,谁也无法生活。土耳其人不讲秩序,也不讲公道。如果资本为一千,他们就要让它增加 10倍,结果,他们去劫掠其他人,让其他人受穷,他们不明白,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国的财富。……他们是完全不讲公道的,而且,他们什么都创造不了,只会搞破坏。愿上帝把他们毁了,使希腊能成为基督教的,使正义能占上风,使政府能象左欧洲那样得到建立;在欧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权益,不用担心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见,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沙漠滩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是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它在 1500年时便已达到这一境地。因此,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1756年,当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它标志着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立时,还得到草率无礼的通知: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这种态度,在16世纪也许是可理解的;在18世纪,则是荒唐的、自取灭亡的。    
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所带来的最有破坏性的一个后果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作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一无所知。不但他们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他们自己那时什么也没做,也不打算将来做些什么。    
这种无知和唯我独尊不能归因于伊斯兰教本身。据传说,“去寻求知识吧,哪怕远到中国”这句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说的。中世纪穆斯林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不能将伊斯兰教与思想发展的停滞相提并论。所以,穆斯林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不该到伊斯兰教的信条中去找,而应用近代初期伊斯兰教奄奄一息的状况来解释。近代初期,伊斯兰教已没落到它只是意味着履行一系列宗教仪式和熟记天赐教典的程度。这种状况又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为中心,而这种研究颇为肤浅,只是以琐细无意义的分析为主要方法。    
关于这一点,伯尼埃的观察报告和绘论特别有价值。伯尼埃曾受业于法国著名科学家皮尔·伽桑狄,是位训练有素的医生;后来, 1656至1668年,他一直生活在中东和印度——主要是在印度。伯尼埃认为,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科学之所以毫无成效,一方面是因为剥削人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因为极其缺乏从事实验性的、可检验的科学研究的观念或愿望。他写道:    
普遍、极度的无知是我所努力描绘的那种社会状态的必然结果。在印度斯坦,即便有人适当地捐赠基金,难道就能创办起专科学校和学院?我们上哪儿去找创办人?或者,就开院校建立了,上哪儿去聘学者?其财力足以资助子女上学的人又在哪儿?或者,就算有这样的人,谁又敢于露出如此明白的证据表明自己很富有呢?……    
这些异教徒“印度教徒”对于解剖学一窍不通,并不出人意外。他们从未切开过人或牲畜的躯体。我们家里的那些人每当我剖开一头活的山羊或绵羊,以便解释……血液循环时,总要大为惊异,恐怖地逃走。……不过,尽管他们也承认自己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却断言,人体的血管不多不少,正好五千条,仿佛他们已仔细计算过一样。    [!--empirenews.page--]
关于地理学,他们同样全然无知。他们认为:世界是扁平而呈三角形的;它由七块美丽、完善和居民各各不同的独特聚居地组成,每块聚居地都为自己特有的大海所围绕;一个是牛奶海,另一个是糖海,第三个是黄油海,第四个是酒海,等等……最后,这整个世界靠许多大象用头支撑,大象偶尔一动,便是地震的起因。    
可说明穆斯林帝国何以衰落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这三大穆斯林帝国都是陆上帝国。它们的缔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卧儿人都是没有航海传统的民族,因此,他们的帝国都面向陆地、背朝大海。诚然,这些帝国确也包括了某些长期以来一直进行海上贸易的地区。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埃及,作为南亚和欧洲之间交换香料和其他商品的一个贸易中心,在当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莫卧儿帝国疆域内、位于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屡屡派遣船队来抵东南亚、西达中东,在当时也已为时很久。埃及于 1517年为土耳其人所征服,古吉拉特则于    
1572年为莫卧儿人所征服。这些新来的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极不感兴趣,因此,当葡萄牙人开始夺取印度洋上所有的战略位置时,他们未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土耳其人确曾派出几支远征队顺红海而下,但是,这些远征队与他们派往波斯和中欧的陆上远征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在葡萄牙私商夺取对印度洋商船航线的控制时,也未有效地帮助他们的古吉拉特邦臣民进行抵制。    
这种形势的意义在于,欧洲人能在不遭受以往一向控制欧、亚之间大部分贸易的穆斯林的反对的情况下,成为世界商船航线的主人。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对世界贸易的控制使欧洲人极大地富裕起来,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于是,一个恶性循环逐步形成: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愈来愈富裕、愈来愈拥有生产力和动力、愈来愈实行扩张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穆斯林帝国则因很少参与新的世界经济而仍处于静止状态,并愈来愈落到后面。    
后面论述儒家世界。那里的情况尽管与穆斯林世界有些局部的不同,但基本上相似——同样的一般性力量在起作用;较西方而言,同样地处于衰落阶段。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四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伏尔泰, 1764年     
与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穆斯林世界为奥斯曼、萨菲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的朝鲜和日本则独立存在。这两个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它们的变化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变化速度缓慢。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存在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何以会极其不同。    [!--empirenews.page--]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 1400哩的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们的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empirenews.page--]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的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 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    
5950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1953年的人口调查披露,中国大陆的人口为58    
300万;以启,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长1300万至2000万的速度上升。今天,中国人大约已达7亿左右,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象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象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在适合农业的地方,就发展起中国文明;反之,则实行一种畜牧的生活方式,不管它是属于蒙古人、满人还是突厥人的。在农业区,可见到典型的中国农民,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而在北部和西部,因降雨量不足、无法经营农业,存在着非中国的游牧民,骑在马上,牧放羊群。中国同穆斯林世界一样来经历过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反,村庄仍然是中国藉以支撑的基础;而农民,始终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构成中国的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中国不同地区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写下数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语言发音;此时, 8的含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相同。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引自儒家经典之———《中庸》的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的,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 2%的考生能通过地区考试,参加数星期后的州县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人能跨越这一障碍,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间,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 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empirenews.page--]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经过后代人修改和润色的教诲组成。据传说,孔子(公元前 551-    
前479年)——他的英文名字Confucius是 K’ung-fu-tzu即“孔先生”的拉丁语化的词形——原是名小吏,因享有学者的名声,吸引了许多学生。孔子为了寻访到一位愿意实践他的政治原则并委他以与其才干相符的职位的统治者,曾带着弟子们周游中国。寻访落空后,他回到家乡,继续开办私学,直到去世。孔子作为一名他所爱好的注重实践的政治家,完全失败了,但是,作为一名附带而为的教师,他取得了永垂史册、只是姗姗来迟的成功。    
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当有人问起死的意义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来世的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    
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