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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冲突》[德]拉尔夫·达仁道夫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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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书是免费书籍 2020-06-30

次桓雒挥薪峁够蛘呙挥形幕娜禾濉K鼋鍪且蝗何诤现凇1臼兰?0年代据说也正是发现原子化了的群众是现代精神的人质的时候。古斯塔夫·勒榜(Gustave Le Bon)的《群众心理学》当时还一直拥有很多读者;何塞·奥尔特加- 加塞特(Jose Ortega Gasset)曾经写作他的《群众的起义》。台奥多尔·盖格尔(Theodor Geiger)在他的著作《群众及其行动》里曾试图为很多人辩护,他引用了作为革命希望的载体的无产阶级这个强有力的概念,但是,他后来发表的文章表明,他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许多其他的人,毋宁说,倾向于接受韦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观点,也把无产阶级描写为一种“毫无质的纯粹的量”。“全世界的无产者”,“在伦敦和在罗马,在莫斯科和在巴黎,在柏林和在维也纳,几乎都是同一种毫无色彩的和毫无个性的形象”。从夸张到玩世不恭,相去并不十分遥远。

现实的社会发展对于剩下的无产阶级的信仰者恰恰没有什么希助。在经济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毋宁说是一个马马虎虎、不好不坏的时期,然而却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再分配。因此,一部分工人阶级的生活至少在外表上上升到中产阶级的生活。“资产阶级化”这个词四处流传。无论如何,这必然被看作是反驳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将会变为一个大的本质上无差别的阶级。工业的进步要求新的技能;区分熟练的、刚开始学习的和未学习的工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为了上保险而需履行的手续。

工业的进步和普遍的经济发展也导致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职员这样一种“新的中产阶级”的巨大增长。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已经谈到这种现象,随后在本世纪20年代,很多社会分析学家都研究这种现象。显而易见,迅速增长的新的中产阶级——以及独立的手工业者、小企业家和农业主的“旧的中产阶级”的顽强生存——驳斥了这种的假定:全人类中一个压倒一切的多数或早或迟都将会过着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差别的无产阶级的生活。的确,工人阶级进一步增长;在若干发达的国家里,它占50%的人口,或者还要多。但是,其他的阶层的增长还要快一些,它们的社会地位绝不是十分明确的。

当1926年埃米尔·列德勒(Emil Lederer)和雅可布·马尔沙克发表他们的很有影响的《新的中产阶级》研究之时,他们还能论述,这种把职员描写为“大资本和无产阶级的缓冲地带”以及认为新的服务阶级在工会里与传统的工人一起找到了他们的位置的看法是错误的。然而6年之后,台奥多尔·盖格尔第一个指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所谓的高领无产者在其经济地位上,很多方面与工人相同,但是,他们不仅穿着高领衬衫,而且一般也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导致他们去支持这样一个政党,它既反对资本的统治,也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即支持纳粹党。

仿佛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一些,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开始在它的原先的追随者的头脑里,播种下怀疑的种子。自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就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作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谁若还总是坚持他对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的信仰,那么,他就很难忽视,帝国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Mueller)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将不会带来千年王国。另一种社会主义基于苏联的经验,它提出一些还要更严肃的问题。令人惊讶,有些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识苏联政治制度的真正的本质,然而,在20年代,当首批访问者带回他们的报道并且有些人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之长久和斯大林等方面提出一些问题时,幻想破灭的过程就开始了。自由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分裂愈来愈深刻,首先是共产党人毫不留情地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就引起了人们更深的怀疑。

对于所有那些睁着眼睛和脚踏实地的人来说,不难评估这类事态发展的意义。我曾经把这种意义解释为通过社会压力和战略性的政治改革,逐步把公民权利扩大到从前的不享有特权的人身上。工人阶级绝非是一群毫无结构的乌合之众。与此相反,它“从像沙漠中的散沙听任各种因素摆布的一大群无助的个人”,变成为“社会中强有力的、有自觉意识的、结构良好的一环”。同时,它不仅大大地改善了它自己的生活地位,而且“在重大的方向上根本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的性质”。把这写在他1945年之后发表的回顾性分析里的人,也许理应在我的战略性改革家的万神庙里有他的一席之地。他就是卡尔·伦纳尔,他是20年代居领导地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无疑,他一直睁开双眼,两脚踏着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成为再生的奥地利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其他人还一直感到难以舍弃革命的幻想。有些人使出浑身解数(一小撮人今天仍然这样),竭力想拯救失去的理论。这些人从竭力否定一切现实的变化,到提出关于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一个“被局外化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直至一种纯粹超越凡尘的马克思主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根据最后这个思想派别,无产阶级的概念根本不是描写真正的劳动的人们,而是要抽象得多,即“全体劳动者”,劳动本身,甚至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种对于现实的浓缩,意味着不把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力量。因此,它并不十分令人感兴趣。

然而,如果低估无产阶级的消失在知识分子头脑里留下的真空,那就是错误的,而人们也不应该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感觉到它而把它当作没有这一回事,那些持批评态度的、我们未来的景象和我们的世界观念的卫士们所想的所说的,不仅仅是深奥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无疑,这肯定也是如此。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就形成了一种行话,它的意义毋宁说在于限制而不是扩大听众。在这里,语言成为归属性象征,而不是交际的媒介。因此,哪怕在此之后,知识分子也仍然是社会的演变的地震仪,而且有些时候,他们也是社会演变的酵素或者至少是催化剂。在任何采用自由党人的方式解决现代政治的问题时,知识分子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把各种社会运动的利益变为决策者的语言,使决策能为公众所理解,而且尽管如此,又同领袖及官僚体制的人员和人民的利益保持某种距离,这种距离对于他们的公开性和社会的开放具有重大的意义。

诚然,只有当他们确实保持着这种距离时,这才能适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历史恰恰既是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一段历史,也是非自由党人的政策的一段历史。革命的幻想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背叛的一种形式。过高的希望和乌托邦,正好为意识形态和暴政摇旗呐喊,鸣锣开道。有些人想用其他的历史力量来填补由正在消失的无产阶级留下的真空,这些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善意的。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总是一再有一位作者唤起一个新的群体的革命,不管这是经理们也好,科学家们也好,还是雅皮士们也好。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中,知识分子自身越来越起着一种关键的作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20年代,就以他的畅销书《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开创了这种时尚,他仅留下“自由飘浮的知识分子”作为希望的主体。他本人也许就是一个太过于“自由飘浮的”人物?最近发表的证明材料令人担心,曼海姆这位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社会学家,在他流亡伦敦之前,面对希特勒的制度,还有过短时期的犹豫迟疑。在过分奢望的精神预算里留下的空白,是一种很糟糕的诱惑。当罗伯特·米歇尔1925年发表他的书的第2版时,他就已经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狼狈为伍了。倘若群众不能进行统治,那么,我们至少想让极权的政权统治……这种夸张依然存在,即使是由无产阶级的幻想转移到极权主义的现实上。

2.极权主义

1914年和1945年之间,发生了一些脱离正常的分析范畴的事情。想用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语调来描述这些事情的尝试,同牺牲者和那些不能忘却他们的命运的人的苦难,构成几乎不可容忍的矛盾。难道这是命运吗?对于那些遭受过这种命运的人来说,情况可能似乎是这样的,尤其是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在无限的大沉默中踏上了他们的最后道路的人。然而,对于曾经杀害他们的人也一样。大屠杀是人为的事件,这同样也适用于在乌克兰的“苦难的收获”和古拉格,更不用说历次战争本身,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在这当中的西班牙战争。在西班牙战争中,两种极权主义相互碰撞,这一切还在差不多是人性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这也适用于很多存留的幻想破灭了的地方。

想解释极权主义并非易事。它是从传统的统治向理性的统治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是从专制主义向自由的宪法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哪怕仅仅是对它的特征加以描写,很多人都感到十分困难:“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典型地由一个人领导的统一党,一种恐怖的警察,一种对交际的垄断和一种集中管理的经济。”难道极权主义的确仅仅是一种“国体”或者甚至是一种“合法化的方式”?人们想到希特勒的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苏联的共产主义。两者充满矛盾,它们既是“血与土地”,但是,也是“全面总动员”,既是强调团结互助,但是,也是残暴的政权,既是浪漫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不过,也是一种激起恐惧的“现代精神”建筑,是在看不清脸色的行进纵队里发出的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感伤歌曲。两者也有一些明显可辨的区别。例如,国家社会主义吸引了传统的右派,共产主义则吸引了传统的左派。然而,尽管两者有这种种的矛盾和差别,其通过动员进行全面控制的共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专制的政府制度企图进行控制,但是允许在广泛领域里的隐私和漠不关心;民主政治也进行动员,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非集中控制。在极权主义的政府制度里,动员是集中控制的工具。

我的论点是,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几十年的一种典型的现象。所以如此,有其显然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列宁在俄国掌权,而且也导致凡尔赛条约和导致魏玛共和国的不完善的民主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于极权主义的当权派的征服的图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更早的时代,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在政治上才变得富有传染性。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和在这些地方发生这类事情,其理由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它使得某些人去形而上学地呼唤俄国人的灵魂和德国人的性格。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冥思苦想,想人非非,而是宁愿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内欧洲的政治和社会作更加详细的观察。

这样做时,人们很快就会得到一种令人惊愕的发现。在一些研究极权主义政府制度的社会结构的作者们那里,一种思想居主导地位。按照这种思想,极权主义是通过毫无结构的“群众”社会取代更加古老的和更加紧凑的社会结构的结果。“极权主义”,莱昂纳德·沙皮罗(Leonard Schapiro)写道,“是独裁的一种新的形式,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群众性民主的条件。”(我们已经看见过,对于某些人来说,1918年以后,典型的无产阶级多么迅速地缩减为一群纯粹的乌合之众。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接受了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的主旨,她不仅把极权主义追溯到“群众社会的毫无结构”,而且也归咎于“一种原子化的和个体化的群众的特殊的条件”。诺伊曼在他的最后的(未完稿的)论文里又回到这种理念上,并且通过对“个体的原子化和孤立化”来描述极权主义的技术。他认为,“个体的原子化和孤立化在消极的意义上,意味着破坏或者至少削弱一切社会单位,社会单位是建立在生物学(家庭)、传统、宗教或者在劳动和业余时间里的协作之上的;在积极的意义上,意味着把巨大的、没有等级分化的群众性组织强加于人,这种群众性组织把个人孤立起来,使之较容易控制”。引人注目的是,若干作者就这个主题,赞同地援引了托克维尔的担心:随着一种新的“民主的专制主义”的风险,一种多数的专横暴政可能就会崛起。

这种分析与有关参与者的体验不谋而合。“我改变了信仰,因为我成熟了,并且生活在一个正在瓦解的、渴望信仰的社会里”,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试图解释他改信共产主义时说。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题目。它与现代精神有些关系,与失去根系连结有些关系。实际上,一种反现代的特征,一个对现代精神的反叛,明白无误地存在于极权主义的诱惑之中。然而,我们切勿让这类措词的表面可信性引入歧途。毫无结构的群众社会?在被引用的作者那里,这种说法指的是什么? 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吗?这显然有些对不上号。

当然,托克维尔描写了美国,那里从来未曾存在过封建的结构,而且个人主义的价值被载入宪法。如果说20年代确实曾经有过一个群众社会,那么,这就是美国的社会。然而,美国虽然决定接受了T型福特汽车大批生产模式,和好莱坞的早期作品,也许也决定采取斜眼窥视邻里的态度,几十年之后,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把这种态度描绘为“目光朝外”,但是,它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和俄国绝不是典型的现代的群众社会。魏玛共和国时代,德国处处都显示了从前的社会结构的痕迹,易北河东部地区的庄园领主和工业卡特尔,有等级意识的官员和毫无疑问的对教会的忠诚。在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自觉破坏残存的、现代化之前的结构的时代;然而,没有任何人能把1917年的俄国或1927年的苏联,描写为是单一孤立化个人的、现代的群众社会。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如果从根本上讲有这类群众存在的话),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在他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诱惑》的论文中,用几句话总结了纳粹的纲领,这几句话清楚为这些混合成分勾勒了一幅图像:“阶级斗争将会被消除;人民将会重新团结起来;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将会治理第三帝国;国家的敌人将会被驱逐出境;对德国的苦难负有责任的犹太人将会被清洗出人民的共同体;将不再会有政治党派的存在;元首将作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体现着人民的意志。”这些成分不是现代的社会冲突,而是共同体的母爱许诺,加上一种僵化的认同,以缓解对自由的恐惧,一种特别明显的迫害狂,以保护不受尚存未泯的自我怀疑的困扰,当然,还包括元首。

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首先受到诱惑的是那些选民,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来自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而且也来自那些“保守的和传统主义的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已弃旧又拒新,这种混乱引起失却方向的结果才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它们的问题是:它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

对自由主义价值的背叛并不局限在知识分子当中。很多心智更为脆弱的人,在领袖们的荫庇下,飞黄腾达起来,领袖们允许他们虐待毫无救助的牺牲者。极权主义的时代也是一种怯懦的时代。懦夫们鸣锣开道,摇旗呐喊,为领袖们去犯罪。他们理应受到鄙视,而盲目的积极分子和被诱惑上当的理想主义者却令人不寒而栗。因此,知识分子不仅仅背叛了某些特定的政党的价值;他们也背叛了公民社会,然而,没有公民社会,他们就无法生存。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景象,我们永远也不许忘却它。

至于德国的情况,人们首先想到1933年春天和夏天的几个月,当时少数人能成功地超脱时代的激情,而很多人则陷入一种罕见的、耿耿于怀的对自由的怀疑。在若干人身上,这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惊愕。恩斯特·永格尔(Ernst Junger)歌颂了“全面总动员”,并且粉碎了“工人”的反无产阶级的理想;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把政治归结为朋友-敌人的关系;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郑重其事地要求“右的革命”。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33年在大学校长会议上确实臭名昭著的讲话,颂扬了把“教师和牧师等级”让位于“军人等级”的时代,也就是说,哲学家们把阵地交给纳粹冲锋队去摆布。(甚至连托马斯·曼[Thomas Mann]虽然身居国外,也有过谨慎好奇的短暂的阶段。)他们都不是在纳粹分子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纳粹分子,但是,他们同其他数以百计的人一起,成为纳粹的同路人。

共产主义的诱惑得到了更好的证明,哪怕仅仅是因为落入诱惑圈套的人具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即津津乐道地讲述和写下他们的历史的倾向。里夏德·克罗斯曼在他的著作《不是上帝的上帝)——这是一本凯斯特勒和吉德(Gide)、赖特(Wright)和西伦(Silone)、斯彭德(Spender)和费舍(Fisher)的忏悔录——的绪言里,谈到了“绝望和孤独”是“改信共产主义的主要动机”,然后提出令人惊讶的、然而也许是十分中肯的论断:“但是,不管人们采用什么名称,这种有关一种积极的斗争共同体和同志关系的思想包含了个人的牺牲和消灭一切阶级或种族的差别的思想,在所有西方的民主国家里,都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力量。一般政治党派的吸引力是建立在它能为其成员提供的东西之上的:而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什么也不提供,却要求得到一切,包括放弃精神的自由。”人们不妨看一看受虐狂的要素吧,也就是在这种诱惑中的自我毁灭因素,它把过分的希望与彻底的百依百顺相结合在一起。

人们也许可以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历史描写为一系列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的历史,这里采用路易斯·费舍(LouisFisher)的(只是过于现实的)对那些事件的比喻,那些事件有助于受到诱惑的左派清醒过来。1921年喀琅施塔得大屠杀实际上并未触动很多从前的改变信仰者,因为他们那抽象的、几乎是美学的信仰包含着这样的信念,即认为不把所需要的鸡蛋打破,就不能做出大蛋卷。(即使在同共产主义决裂之后,斯特芬·斯彭德还写道:“也许可以为暴力、集中营、科学和艺术的颠倒曲解辩解,如果这些方法最终导致建立无阶级的社会的话。”)直到最近,乌克兰的消灭富农和集体化这种凶残的办法才被充分地载入文献。30年代的公判大会对好些人有过一些影响;然而,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宣告取消反法西斯同盟,更加强烈地促使幻想的破灭,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向所有的参加者显示了这种同盟,违者往往有杀身之祸的后果。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幻想进一步破灭。但是,有些人仍然顽固不化。显然,诱惑是无疆界的。他们一直坚持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大挑战和否定,坚持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甚至还有某些人,尽管为数极少,直至在1989年革命中共产主义结束之后,还成为殉道士墓碑载入本世纪的血醒历史。

其他的因素补充了在欧洲的极权主义史里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的扭曲、领袖的引诱和知识分子的背叛。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然而在两者之间,也有并非无关紧要的共性。读者们并未忽略,弗朗茨·诺伊曼在谈及有关极权主义时,谈到了“对个人进行原子化和孤立化”时,他把这两个词作为及物动词来应用。换言之,这是指极权主义干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会有极权主义。作为过程的极权主义——汉娜·阿伦特可能会说是“权力上的极权主义”——把人原子化和孤立化,而且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它能采取行动。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单一化的社会的结果,而是它创造着单一化的社会;因此,用托洛斯基(Trotzki)的话讲,它是一种“不断革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汉娜·阿伦特的一种论断具有重大的意义,她立论道,“极权主义的统治者面临双重的任务,这种任务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乃至荒谬的:他必须建立一个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唾手可得的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去发展一种新的稳定性;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和机构的任何稳定化,必然会消灭运动自身,并且随之也会取消所有征服世界的计划。”

值得结合希特勒和斯大林、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苏联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个论点进行思考。倘若汉娜·阿伦特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它也意味着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国家形式;按其本质,它不可能持久。实际上,它很匹配弗朗茨·诺伊曼对国家社会主义巨兽的描绘,这种描绘初看起来是极为不可能的:“一种非国家,一种杂乱无章,一种无法无天、造反和无政府的状态。”

因此,极权的初始状况是没有有意义的前后关系的特权和没有文化根基的公民权利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就是说,是一个既不能向前走进公民的社会、也不能后退到较传统的模式的社会。极权主义的过程排解这种不可调和性,它残暴地破坏一切留存着的传统的或专制制度的结构。然而,它没有用任何持久的东西去取代它们。它实现了现代化的消极部分,又没有实现与之相对的积极部分。极权主义是纯粹的破坏。因此很容易诱使人们用心理病理学的概念,对它进行分析。极极主义的领导人们按照他们的办法残杀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之后,就引导着他们本国的人民进行集体自杀。不太形象地讲,不断的革命也是一种不间断的紧急状态,实际上,极权主义的统治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紧急状态。这样一种状态不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它或者导致墨守成规的形式,从而也导致那种“必然会取消运动本身”的稳定,或者导致灾难,这一般意味着战争。

因此,极权主义是对无组织进行组织的一种极端的可能性,是无政府状态的一种政府制度。人们必然会问,它是否以这种形式确实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在战争期间,纳粹德国也许相当接近一种极权的情势;然而,任何一种战时政府本身都必然会有极权的倾向,也会去干纳粹在短短的6年战争内所干的一切。在斯大林统治时,战争也帮助他巩固一种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在形式上比纳粹统治更为完善,因为在莫斯科比在柏林更加难以预见,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不祥的叩门声会轮到在谁家的门上敲响。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从未超出言词的运用范围太远;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变成为专制制度特征和现代特征的混合体,从那时以来,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一再出现这种混合体。毛泽东要治理一个巨大的国家;但是,他向着纯粹的极权主义的方向上迈出了很多步,并且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任何的稳定化。人们也想起波尔波特、艾地·阿明和一系列其他的战后的统治者,他们所干的规模较小一些,但是其恶果却几乎毫不逊色。

有些人曾经抗御住极权主义的诱惑。能够这样做的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他们的生命。索尔仁尼琴(Solschenizyn)的《古拉格群岛》除了很多其他的感慨外,留下了他对其中那些人物活生生的感情,谁也不再能够回忆他们的姓名,然而他们的行为举止永远不许忘却。索尔仁尼琴本人赞成重建一个较古老的俄国的思想,而不是主张建立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这也同样地适用于德国抵抗的核心思想。1944年7月20日的起义,目的在于争取体面规矩和法治国家,而不是争取自由的宪法。少数人指出前进的道路,他们既不是极权制度的一部分,也没有屈从于这些制度的诱惑。也许他们必然是粗暴的个人主义者。汉娜·阿伦特就属于这种人。在下一章里,将会更详尽地谈到雷蒙·阿隆。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1944年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写作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卡尔·波普尔在流放遥远的新西兰之时,完成了他的大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表达他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一切不能容忍自由的人的愤怒。

波普尔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但却是深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尝试着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犯错误。谁也不能确切知道,哪一条道路会引向前方,而那些自以为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也会犯错误。这种不确定性是难以忍受的。贯穿整个历史,对确定性的梦想一直陪伴着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实。伟大的哲学家们为这种梦想推波助澜。柏拉图描绘了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的景象,在那里,知道真理的人有发言权。黑格尔和在他之后的马克思,要求代表历史讲话,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要么已经是现实的,要么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变为现实。但是,这是一些错误的预言家。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这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在现实的世界上,总是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冲突和演变。实际上,冲突和演变就是我们的自由;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自由:

“阻止政治的变化并非灵丹妙药;它可能带来不幸。我们永远不能返回到封闭社会的所谓的纯洁无邪和美中去。我们的天堂之梦不可能在地上实现。一旦我们开始依仗我们的理智,一旦我们开始磨炼我们的批判的才能,一旦我们感到要呼吁大家要负起个人的责任、而且也是呼吁大家要负起促进知识进步的责任,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就再也不能返回到服从部落的巫术的状态中去。对于那些品尝过认识之树的味道的人来说,天堂的乐园失去了。我们愈是企图返回到部落共同体的英雄的时代去,我们就愈加肯定无疑地落在宗教法庭、秘密警察和一种浪漫化的匪帮歹徒的手中。倘若我们此时才开始压制理智和真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以粗暴和最猛烈地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告终。不可能返回到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中去。如果我们扭头向后转,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走完整个路程——我们必然会变为野兽。”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不管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明确地回答它。倘若我们梦想返回我们的童年,倘若我们被诱惑去信赖别人,并且因此而感到幸运,倘若我们面临肩扛十字架——人性的、理智的和责任的十字架——的任务而退缩,倘若我们失去勇气,并对十字架的重荷感到疲倦,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清楚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简单的决定,来增强我们自身的意志。我们可能又将变为野兽。然而,如果我们依旧想做人,那么,只有一条道路,亦即走向开放的社会的道路。”

把整个皮层、整个脂肪和肌肉都从社会契约的纯净的骨头上剥落下来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些提出一些根本问题的时代。有时,它们甚至会得到回答。

3.各种专政和简单的尺度

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是否会再次发生同类事情,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极权主义可能两次肆虐同一个国家吗?如果这里所推荐的分析结果是对的,那么它就不可能这样。如果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才走过了它的破坏性的道路,那么,它产生的条件就因此而一劳永逸地铲除了。也许,这个分析不对。无论如何,它具有若干必须在此道明的含意。其中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已经不受极权主义危险的侵害。这是一句大话。另一个含意是说:斯大林去世之后的苏联不再是极权主义的。那么,如何来描述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体呢?第三个含意听起来几乎如同历史主义的假设一样,即历史是一种单行道:凡是现代精神得到了贯彻的地方,它就不会再被扳倒重来。这个假设能立脚吗?在我们进入到第二次三十年代战争之后的世界之前,必须清理一下概念的多样性和混乱: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民主,官僚体制,专制制度。这是现代的社会冲突借以表现的一些政治形式。人们不必掌握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但是,必须清楚概念。

1979年11月,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发表一篇文章,它不仅帮她阐明美国大使在联合国的立场,而且为里根总统的行政当局提供一个根据,让里根有理由背离他的前任卡特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文章题为《各种独裁制度和简单的尺度》,仿佛是在一场代理人战争中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它是对卡特的安全顾问齐比克涅夫·布热津斯基所代表的政治态度的直接攻击。珍妮·科克帕特里克为了她的目的,采取一种话语尖锐的方式,提醒人们要注意布热津斯基对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的分析(他的著作《两个时代之间》)。布热津斯基认为(她这样说),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进程。因此,它或早或迟必然会摧毁一切前现代化的、专制的政体。这个进程的直接结果往往是累赘的;它甚至可能是共产主义;但是,美国必须在历史的书页上找到它的位置,而不是徒劳无益地企图阻止历史的行进。本来也只有那些真正现代的社会最终才可能是民主,而如果给它们以机会,它们中的大多数也会这样去实现的。

这种模式是熟悉的。现代精神的道路总是从威权主义走向民主,虽然这当中有时也存在着极权主义的炼狱。珍妮·科克帕特里克不赞同这个分析。不管现代化可以做什么,还是不可以做什么,对她来说,世界是按照其他的标准划分的。只有很少的、极少的民主国家。让人民熟悉和掌握一种民主制度的习惯和机构,“一般需要数十年,如果不是说数百年的话”。也许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是惟一的例子。其余的基本上是专制制度。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传统的或者善意的专制和革命的或者恶意的专制。珍妮·科克帕特里克虽然强调这种区分,她对二者的弱点不抱什么幻想。“一般而言,传统的专制主义者容忍社会的不平等、残暴和贫困,而革命的专制制度本来就制造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依照她的看法,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传统生活的弊端更能容忍一些,因为它们是司空见惯的、熟悉的、而革命的专制制度在其建立的过程中,也还要破坏一切众所周知的和习以为常的东西。

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兴趣在外交政策上。根据她的精明的、尽管也是相当玩世不恭的分析,她的结论是再显然不过的。关于索莫查,也许也关于特鲁西洛(Trujillo),据说罗斯福曾经有过评论:“他是婊子养的,不过,至少是我们的婊子养的崽子。”科克帕特里克把这种观点用学者的语言来表达。“一些自己理解为我们的敌人的集团,也应该被作为敌人来对待”,反之亦然。关于她的文章的剧烈的辩论,基本上围绕着这些结论进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读起来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的理由,来为美国对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的腐败家族和将军们的专制提供支持作辩护。它们容易诱使人们把地缘政治的利益,凌驾于一切道义的考量之上。撇开道义问题不讲,科克帕特里克的结论也会导致某些实际的困难,正如自1986年在菲律宾很多地方发生的那样,人民的权力在大街上扫除了华盛顿的独裁、专制的朋友。

不过,对政治体制的基础分析是重要的,尽然人们拒绝它的外交政策的结论。无论如何,这里所暗含的而且有时是阐明的模式是另外的样子。它保持“威权主义者”的概念(这里遵照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老师弗朗茨·诺伊曼的用语),把此概念用于一些有一个相对狭窄的、传统的阶层实施统治的政治体制,因为它历来就一直如此。只要人们不再要求(政治的)参与,一些精英就会去关心他们的福利,不管是在美好的时代,还是艰难的时世,也不管是否有善意的统治者,还是恶意的统治者。这样一种威权主义在现代的世界难以保持下去。无疑,在对科克帕特里克论文的辩论中,人们也正确指出,没有理由为存在“不可逆转的”倾向的断言辩护。在要求得到应得权利和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压力下,一个专制政体的解体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很不彻底。德国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也许是第二个例子。

拒绝不彻底的现代化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然而,并非必然如此。非民主的政府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较为稳定的、首先是较少凶残性的形式,对这种政府,很不容易作出一种深刻易记的一般的描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也在亚洲,我们发现一些政体同时是假专制的和准极权的。没有传统的自诩的精英们,虽然援引旧的价值,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首先是忙于把新的财富引入到少数人的腰包之中。一项增加(经济的)供给的自觉的政策与同样是自觉的、限制多数人的公民权利的行为相结合。这种中间形式可能比极权主义的政体稳定一些,但是,它不是稳定的。它总是摇摆于极权主义的封闭和民主的开放之间。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主意可能比科克帕特里克的主张好一些,他告诫不要上这类政体的当,如果它们讨好美国的话,因为在它们当中,毫无思想的企业家可能损失很多金钱,而毫无思想的政府又会丧失很多善意。

至少在理论上,现代特有的统治形式会令人感兴趣一些。让我们从它们的风险开始吧。纵然有些国家已经跨越了托克维尔的现代精神的门坎,在它们那里平等的种子正在发芽,但是,那里仍然存在风险。实际上,现代政治的任何基本要素——领导,(公民的)参与与行政管理——本身都蕴藏着危险。现代精神并不排除专政;多数派的暴政的旧思想是不容否定的。蛊惑煽动、民粹主义、“雾月18”时期的骄横跋扈,也就是说,统治者——或者女统治者——的专横跋扈,他们都认为自己有权代表多数,同时却践踏蹂躏公民社会的英国式花园,这些都是极为现代的政治形象。这也适用于(公民)参与的更为极端的形式。自从1968年以来,如果不是说更早的话,“民主”这个词常常被滥用。有一种所有的人都持续参与所有事情的形式,它并不促进自由,即并不推动通过冲突促使演变,而是妨碍着自由。其界线不易划分。难道大规模的群体大学是一种永生不变的药方,或者是已俱形态的民主?而且,通过全民公决和全民表决进行统治的情况又如何呢?

然而,最为严重的危险来自马克斯·韦伯的噩梦——官僚体制。它的最极端的形式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后极权主义时期的官僚体制,它尤其与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结合在一起。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最极端的形式几乎未作过分析过。其原因也在于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一些令人简单化的范畴。恰恰不仅仅有专制和民主,更不用说只有极权主义和自由。中国、苏联和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1989年的革命开始之际,早已把文化大革命的、斯大林的以及卫星国里斯大林式的紧急状态制度置之脑后。不再是一个独夫式统治者的灾难性的政体,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层掌握大权。它的手沉重如铅。它组成一个庞大无比的行政机构,控制一切生活领域,自己却不受监督。这个占据最重要职位的统治层首先对它自己的生存感兴趣,甚至是首先对自己的舒适安逸感兴趣。它把其余的一切人都保持在一种依附和贫穷的状态之中。对于多数人来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它借口已经消除了的东西的相当纯粹的形式,即剥削的一种相当纯粹的形式,除非由于这个统治层在经济上没有能力,没有很多东西可供剥削。

这样一种统治形式在现代社会里能够保持这么长久,这是如何发生的?一个原因是,它比它之前的极权主义好一些。这是不容低估的;人们的思维总是相对的。另一个原因是,官僚体制的统治,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保障了某种最低程度的社会生存,无论如何,它们为那些忠于这种政体的人提供了这种保障。第三个原因无疑就在于统治者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尤其是作为克格勃,作为东德那样的国家安全警察或者秘密警察,他们无孔不人,无所不在,当然也作为通过(苏联)老大哥的军队进行威胁,处处都可以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还有其他的原因。然而,首先恰恰是这种统治形式最终同样难以维系,无法坚持。由于它没有提供像现代精神那样的一种选择机会,而是毋宁说封锁了通往现代社会的福祉之道路,于是,人们也在同样的程度上要求这两样东西,即要求享有更多的应得权利和更大的供给,而且要求这是载入一种自由的宪法的。

现在,自由世界的国家看到自己面临着自己的风险。在某些方面,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根本也不是有多大的不相似。带有某种推测,人们首先不得不担心由于官僚体制和民主的错误结合而产生“熵”(Entropie)。倘若把理性管理生活的现实与民主参与的幻想结合起来,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活动的了。马克斯·韦伯在他忧郁的时刻,曾经陷入他自己的不可逆转理论,并称顺从依附的官僚体制的外壳是“牢不可破的”。的确,如果人们的意志和抵抗力没有转化为革新和战略性的变化,它是打不破的。单靠民主是不够的,不足于动摇或监督官僚体制。也许有些人过分夸大了20世纪70年代的硬化症,尤其是夸大了欧洲国家的硬化症,但是,很难否定一些民族的式微和没落与它们没有能力促进演变、探索新的道路息息相关,与它们没有能力既通过增进人人共有的应得权利、又通过扩大丰裕富足的供应来增加生存机会是息息相关的。

这是应该由自由的宪法来完成的事情。因此,仅仅用简单的套语是不够的;当我们在考察现实存在的自由的各种混合宪法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混合得好的宪法是罕见的,如此罕见,以致人们会乐于去理解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关于自由社会的排他性概念。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并不是原谅。断言存在不可逆转的倾向,是历史主义的做法,然而,从一开始就对传播自由的宪法的任务表示绝望,则是不负责任的。“建立和保持民主的机构”也许“特别困难”,而企图“对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各种社会,强加错综复杂的、不熟悉的政治实践”,甚至是错误的;但是,难以看出,为什么一个成功的国家不应该是“世界的助产士,帮助民主的诞生”。自由的宪法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义务。

因此,各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也有幸看到,关键就在于此。在大不列颠和美国,战后的时代,在战争之中就已开始了。各种重要的群体着手思考和平的秩序。从这种思考产生的战后时代的国际体系,被证明不是持久的;由于冷战的开始,它早就开始破裂,而当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对它失却兴趣之时,它就土崩瓦解了。不过,这个体系的思想还是一种重要的标志。联合国作为保卫和平和人权的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作为增长着的经济体之间游戏规则的卫士;世界银行体系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在通往世界公民社会的道路上,这些都是不坏的里程碑。

1945年之后,帮助发展自由的宪法是同样重要的,1989年之后,这种帮助又再次变得重要。无疑,在这方面也犯过某些天真幼稚的错误。昨天的改造说教者也好,今天的民主的某些专利药品的旅行推销商也好,都于自由宪法的事情无所补益。的确,相信现代连同自由的宪法都不可逆转,导致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投入。然而,‘谁不赞成我,谁就是反对我”,持这种目光短浅观点的人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更为糟糕。只有各种独裁专制才会有如此简单的尺度。开放的、自由的社会能够同时既帮助其他的社会、又并尊重它们的自身特点。这就是在极权主义时代结束之际突然闪亮起来希望之一。

[德]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

第五章 30年光辉的岁月

1.雷蒙·阿隆的世界

当第二次三十年战争逐渐给trentes glorieuses即战后30年光辉的岁月留下空间之际,幸存下来的人们似乎感到,他们仿佛经历过冬日里顶着狂风暴雨穿越北大西洋的噩梦,现在正在扬帆驶入加勒比海之春。起初,场景上还雾气茫茫,终究谁也不知道,新的气候能持续多久。但是,太阳很快就照射在碧波粼粼的大海上。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经年累月,历时数载之久,时代的种种湍流把它们的节奏强加给大多数人;骤然,他们发现,更为可靠的环境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回忆所及,求生的要求决定着日常的生活;现在,消费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日益显得重要。生活的供应方面受到重视。

一段个人的回忆尤其印证了这种经历。1918年晚秋,我父亲在汉堡议会前,站在一个桔子箱上,赞扬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德。他当时17岁,因此当他的党随后不久把他派到上西里西亚的一个矿上组织工会时,他很容易激动不安。无论如何,他似乎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因而能在党报《汉堡回声报》得到一个位置,得以进入工人培训班,随后开始成为汉堡议会议员候选人,继而成为德国帝国议会议员的候选人。1933年春,他投票反对希特勒的授权法之后,他同大多数其他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一起被新的国家警察逮捕。释放之后,他决定与他的家庭一起,迁居到他比较默默无闻的柏林。不过,正常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遭到监视和经常不断的刁难,之后,他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有人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第二天被捕,在臭名昭著的人民法院受控告,并且判处7年监禁。他幸存了下来,目睹了战争的结束,被俄国军队解放,随即,他起初被委任负责柏林的燃料供应,后来负责整个苏占区的燃料供应。同时,他成为东占区的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这是在1945年5月。9个月之后,他拒绝赞同强迫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为所谓的统一社会党(SED)之后,英国占领区的军官用飞机送他由柏林返回汉堡,在那里再次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只亲身经历过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开端,他的孩子们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长大的,因为他在1954年就去世了。他的一生的历史也是他的时代的历史。

雷蒙·阿隆比家父年轻4岁。他出生于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不同的阶级和一个不同的“种族”(借用容易引起误解的当时的语言)。虽然只有30年代的环境才使他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他不仅仅是法国人,而且也是犹太人。他与让·保尔·萨特、保尔·尼赞和其他的人一起上过师范学校。不管怎么说,阿隆一生成功地抗拒了极权主义的诱惑。1924年他19岁时,短时间加入了社会党。这是他惟一的一次参加一个政党。在随后的6年里,他上完大学的各个阶段和服兵役。阿隆相信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解,因此,他作为教授法国文化的讲师1930年先到科隆,一年之后去柏林。就在那个时候,他找到第二个职业,成为新闻记者;他开始撰写比如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章。1933年5月10日,他与托马斯·曼的儿子戈洛一起,亲眼目睹了纳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焚书情景。“火焰是权力野蛮的象征。”那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他写了《马克斯·韦伯和德国的社会学》这本很有影响的小书,它表明阿隆是很多想追随马克斯·韦伯的人当中的第一位,然而,韦伯的理论和实践的爆炸性混合体对他和他的接班人们并不特别合适。战争开始之后不久,阿隆逃往英国。有一段时间,他是《自由法兰西报》(LaFrance Libre)的出版人。然而,他从来未能与戴高乐将军和睦相处,戴高乐成为法国战后政治的统治人物。阿隆自己的政治生涯仅仅限于在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私人官哪里的几个月,也许原因就在这里;马尔罗是1945/1946年戴高乐政府的情报部长。在这之后,阿隆也返回到在科学研究和政论之间的生活。

阿隆经历了本世纪的两个30年时期,并且为同时代人描绘了这两个时期。他追随他所崇敬的老师哈列维(Hal6vy),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暴政的时代,同时,他强调极权主义的纽带使得在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约里“两个革命凑在一起”。然而,这仅仅是他的硕果累累的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个主题。他的传记作者也许有点勉强地把他的一生区分为“历史里的哲学家”阿隆(1905-1955年)和“社会里的社会学家”阿隆(1955-1983年)。肯定无疑,阿隆的前40年像很多他的同时代人的40年那样,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而且,后来他始终不渝地对发生在他周遭的事件进行过深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集中精力研究社会,把社会作为进程,这种进程允许理性的理解,因此,社会也作为理性的进程。很典型的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生活就变成为他的著述和讲学的历史,而不再是为同时代的事件所索累的历史(而惟一的一次例外是1968年,他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在1955/1956年他的巴黎大学讲座三部曲里,他赋予“工业社会”概念以一种新的、显著的意义。《关于工业社会的十八篇讲稿》十分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气氛。它们讲述着由于经济扩张而不断增长的供给的历史,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扩张是时代的主导特征。

诚然,增长并非是什么新鲜的经历。现代精神的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供给不断增长的历史。早在16世纪初期,埃拉斯姆斯就写道:“今天,占有欲如此上升,使得在大自然的王国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用来榨取利润了,不管它们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东西。”发现的时代也是扩大商业贸易的时代。不仅大量可支配的金银,而且期待的贸易发展,导致了银行业的早期蓬勃发展。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成为几世纪发明和革新的先驱者。新的企业形式建立了,据此,很多人都能拥有财产股份,全体股东都负有有限责任。农业的生产率提高了。

然而,这一切仍然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仅仅是18世纪的真正戏剧开始的前奏。人们可以说,工业革命表明一个民主增长阶段的开始。因此,这次革命是供给和应得权利的冲突和结构的一个范例。一般情况下,现代历史仅仅作为供给历史来叙述。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汇集了自1700年以来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整个指数,尽管他搜集的数据中不可靠的数据可能要多于体现整个指数的准确性所需要的数目。但是,他的工作所提供的画面是十分明确的,以至于其结论是无可怀疑的。自从1720年以来,贸易增加了500倍,至于生产方面,罗斯托谈到一种“难以想像的数字”:从1820年至1971年的一个半世纪里,“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工业生产产量增加了1730倍”。尽管罗斯托试图压低这个数字,他指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年增长率“仅仅”2.84%,不过,产量增加倍数仍然是很可观的。

然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即“较新近的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20年里”的发展相比,甚至这个数字也是低的。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项福利指数不显示在1945年以后有明显上升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中叶之间,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或4倍。实际收入增长还要高。事实上,这是增长似乎能回答一切问题的时代。增长不仅是一种普遍的信条,而且也是一种扎根于个人和机构的思想的出发点。凡是什么地方有差错,或者需要做点儿什么,第一个回答总是生产得“更多一些”,而不是干点“别的”。

同时,在此人们总是设想,生产得“更多一些”至少在原则上是为所有人生产得“更多一些”。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性的人: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分配里的不平等起初在拉大,随后出现拉平的效果,后来事情的发展就颠倒了过来。人们谈到一种U字形的关系,即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平等的指数首先下降,然后到达谷底,在后来的阶段里又上升。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根据可比较数据,重新审查这个理论,而且基本上证实它是正确的:“只要技术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长期持续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首先是垂直上升,不过随后就迅速拉平,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贝格尔认为,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虽然在增长和不平等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里,政治干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强化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过程。

这当然是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论点,它们与收入的可计量的不平等有关系,而与应得权利的门槛没有什么关系。也可以这样来讲同样的历史,U字形的发展,看起来毋宁说更像一个Z字形的发展。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是基本公民权利的存在。公民身份地位的力量必须发挥作用,以使资本主义能够繁荣昌盛,哪怕仅仅因为现代的劳动契约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Z字底下一笔表明人人共有的经济参与水平,因而也表明了同各种等级特权制度的基本区别。

然而,公民权利的发展能够伴随以极大的不平等,在历史上,实际情况也如此。第一,权利本身是不完善的;很长时间,公民的平等仍旧是一种虚构。第二,那些被吸纳到工业增长的新的进程中的人,要么是事业有成,并因此达到相当的富裕,要么他们处于已经不再存在的过去和尚未存在的未来之间的真空地带,正如今天在第三世界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和铁皮小屋里,这仍然引人瞩目。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里,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公民身份地位的病毒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蔓延。公民权利的这种扩大是前几章的主题。第二个进程在于供给的增长。因此,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里,有着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供分配。这是Z字斜向上的那一笔所指的进程。

彼得·贝格尔通过技术和人口原因来解释这个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进程,首先意味着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同时变得更加短缺和更加要求有熟练技术了。这是一些重要的进程,虽然在这些进程里贝格尔所称的“政治干预”的作用太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这篇随感的一个中心论题:这里并不假定在应得权利和供给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必然的相互关系,或者存在着替换(trade of)的关系。与此相反,自由的胜利则存在于战略性的变化之中,变化会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但是,历史并未显示出十分自由的特征,首先是在20世纪。战争、经济危机和各种极权主义,导致了应得权利结构的明显的变化。整体而言,它们是一些拉平不平等差距的手段。实际上,人们可以谈一谈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一个隐蔽的日程,它的主要议题就是平等。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民主的增长的条件,也就是对大多数人而且原则上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扩大供给的条件,从未像1945年之后这么有利。这些还不是经济奇迹的充分条件,但是,它们为大多数人能够亲身经历这种奇迹作出了贡献。

对于从那时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很多人已经作了描述,虽然其解释仍然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很久以来,按收入最高的1/5人口与最低收入的1/5人口来比较计算,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变小,对于这个显然的事实,人们的意见仍旧是一致的。(甚至有些数字表明,最近一个时期有一种“新的不平等压力”,虽然它们仅仅表明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有微小的增长。)社会差别的这种不变性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它表明深刻的社会对立是持续长久的,社会的对立只能从政治上化解;另一些人从中看到这是表明依然存在的收入差别是可以容忍的一种迹象,甚或断言,这种收入差异对于人们的上进和普遍的进步是一种必要的刺激。在这篇随感里应用的概念为对这类意见分歧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标准。倘若不平等设置了应得权利的藩篱,因而剥夺了大的群体的权利,那么,它们极有可能成为急剧纷争的契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门槛是否是单纯的统计值,像“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或者是对于人的流动构成实际障碍。小学教师(比例说),既不能成为校长,也不能离开教师的薪资档次,同小企业家相比,小学教员的活动自由受到更强大的力量的阻挠,小企业家虽然钱不多,但是如果他卓有成就,他可能成为一个富翁。无疑,在一个没有藩篱的整体之内,程度上的不平等也会造成问题;然而,这类问题可以用一般的政治手段加以解决。用T.H.马歇尔的概念讲,它们是“量的”阶级冲突,因此并不导致“质的”阶级冲突。在两者之间划分界线,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区分界线往往要求有关当事者方面作出判断。美国的梦想看上去似乎是一些现实的可能性,实际上,也许由于存在看不见的应得权利门槛,这些可能性仍然是实现不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某一种广泛传播的阶级思想则可能会阻碍人们去利用他们的实际机会。马歇尔的论点意味着,在现代社会里,曾经有过一种从质的不同到量的不同的演变。至于这种演变是否是现实的和可能持久,这个问题将伴随我们,贯穿本书的后半部。

像雷蒙·阿隆一样,T.H.马歇尔描写了20世纪50年代和那个时代能够认识到的工业社会。对于阿隆来说,工业社会可以“干脆界定为把像由雷诺和雪铁龙这样的企业所代表的大工业作为典型的生产方式的社会”。某些其他的界说从这个定义中产生,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分离,进一步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合理的簿记,当然还有增长。增长是“现代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因为现代的国民经济“其核心是进步的”。阿隆补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都伴随着某一种更好的分配”。这是他典型的谨慎措词之一。如果它应该针对历史的平行发展而言,那么,在好些方面,它是对的;如果应该为它确定因果关系,那么,它是错误的。增长本身并不带来“更好的”分配,即并不带来更公平的或更公正的分配。

阿隆对工业社会的分析的一个显著的和引人瞩目的特点,是他把增长假设为不言而喻的分寸。而并不是他为增长着了迷:“我不相信增长是一种绝对价值。”然而,他把增长看做在现代社会里是既定的,而且他喜欢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性”概念,来强调这种假设。当然,这并不总是对的。在一个世纪之前,现在毋宁说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理性的自动实现还是不够充分的。在19世纪,“乐观主义在其核心是自由主义的;人们相信,财富作为科学、自由的首创精神和竞争的结果,将会增长”。那个时代的“悲观主义”是社会主义者的悲观主义。“与此相反,今天的乐观主义,例如福拉斯蒂(Jean Fourastie)的乐观主义,既非是自由主义的,也非是社会主义的;它基本上是技术性的。了解现代经济史的关键是技术进步……”

正如我们还将看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想法。它绝不仅仅局限在阿隆身上,或者仅仅局限在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和让·福拉斯蒂身上。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技术-科学变化的结果,而时至今日,很多人还相信,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的共同原因。笔者在这篇随感里对这类因素给予较少的关注。这并非是由于疏忽。毋宁说,是基于一种疑虑,在这种疑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简单的(也许是太过于简单的)观察。技术的演变并非自动进行,并非是孤立和自动的过程。至少在研究与开发中的开发,即研究的开发,总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回答,而发明则必须得到应用才有意义。技术治国论者——正如官僚体制的人员——执政治理世界,既没有民主的后援,也没有政治和经济领袖们的明确的方向意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然而,这类统治者只可能违背意志地采用外推法根据过去推知未来,与此相反,却不能改变方向。倘若事关方向的改变,人们就必须找到社会的力量和行为主体,让他们负责应用科学和技术,或者也运用官僚体制,由他们确立应用这类工具的目的。仅仅理性永远不足以勾画自由的道路。

这一点,阿隆当然知道。他不仅读过他的韦伯,而且也读过他的熊彼特。“为了让一种经济能够持久向前发展,必须存在一些条件,让经济主体能作出增长所必需的决策。”犹如要有技术进步一样,需要有企业家,犹如要让行政机构来落实政策一样,需要有政治家。事实上,阿隆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业社会的未来。关于静止不前状态的风险,关于资本主义的自毁,关于欧洲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化”(他把社团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结合称之为“社会主义化”),关于增长的放慢,等等,他都曾经作过沉思。他的大学生们以及他那些忙碌的同时代人,对似乎毫无激情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日益感到阴森可怖,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迫使他对这些忧虑表明态度。然而,这些问题既未使他放弃他的结论,也未使他离开他的基本思路。工业社会具有一种“向着中产阶级的形式发展和缩小收入差异的倾向。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程度上,也许会有一种缓和专制主义的极端形式的倾向,而且要求增进社会福利的呼声会变得更加强有力。”无疑,并非总是会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所以,经济增长并非就是一切,并非就万事大吉。阿隆仍然是所谓的波普尔主义者,无论如何,他是开放社会的辩护士。“无论如何,不管情况是好是坏,我们根本无法预言未来。”

2.趋同,社会主义和现实的多样性

在为所有的人争取更多的富裕和福利的和平道路上,工业社会不断向前迈进,基于若干原因,它那田园牧歌般的景象容易把人引入歧途。原因之一就在于国际背景。阿隆对他的讲座三部曲最后又增补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第四个系列。不过,冷战为他提供了直接的背景画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不超过两年时间内,美国领导的一方和苏联领导的另一方的两种制度的冲突,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阿隆不仅机敏地意识到这个冲突,而且对他自己选择西方及其价值不容有丝毫的怀疑。而且,他成为有关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政治规律问题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家之一,因此,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都绝不是天真幼稚的。

然而,《十八篇讲稿》把一个值得注意的分析性因素带到这场辩论中去,关于这个因素,人们可能会认为,它违背作者的整个初衷。这一讲稿集不仅论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而且论述了整个发达国家,阿隆把苏联也纳入发达国家之列。“现代经济史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在阿隆的一段语录里是这样说的,我没有整句引用,因为接下来的话语是:“技术进步或者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政体里实现,或者可能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政体里实现;这是同一种转型的两个不同的例子。”阿隆从克拉克和福拉斯蒂关于从第一产业的经济活动过渡到第二产业的、然后继续过渡到第三产业的经济活动的命题出发,而且怀着疑虑的赞同态度联系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因此,如果他发现东西方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若干相似之处,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他把他称之为“社会主义化”的东西与社会主义相互混淆起来,这有助于形成这样的观点:至少西欧的社会正处在一条与东部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不无相似的道路上。他的这种混淆,部分是从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继承来的。人们回忆起关于“专制主义的极端形式的温和化倾向”的引语,它同样也是不完整的,但是,接下去的一句补充道:“现在,苏维埃俄国正在经历一种正在产生的要求富裕的初步困难。”

这段话产生于1955年,而不是1985年。也就是说,它不是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改革的早期希望的反应,而是联系到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大叫大嚷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赶上美国的信誓旦旦的保证。今天我们知道,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后,仍然还有漫漫的长路要走,才能去哪怕是犹豫不决地轻轻叩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的门户,才能去争取其成员的资格。在50年代,这条道路还要长十万八千里!肯定无疑,所有的工业社会、甚至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人口统计和技术与这类共同性有关系,尽管甚至在这方面仔细观察时,也是差异比共性更加引人瞩目。整体而言,在作较仔细的观察时,首先是经济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别特别引人注目。阿隆把“像雷诺和雪铁龙那样的企业”作为工业社会的体现,因为其中一个是国有的,另一个是私有的,但是,它们看起来却十分相似。不过,甚至那时以来的历史本身也给这个例子投下怀疑的阴影,因为其中一个企业停滞不前,直至其生存受到威胁,而另一个企业在各种不同业主的手里却繁荣昌盛,兴旺发达。如果说,这在一个国家都可能发生,那么,俄国和美国之间、或者波兰和法国之间或者德国的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别,又要比这大多少啊!那些忽略这类差异的概念和分析,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于好些人还在这之后很长时间内,有一种对工业社会的理解还很流行,今天这种理解至少会使人提出一些严重的疑问,如果不是说会使人对之作出激进修正的话。

也许,人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放弃把苏联纳入一般范畴的尝试,尤其是在它承认自身缺乏统一并从中得出某些结论之后,就不应该再进行这种尝试。然而,倘若人们还想做这种尝试,最好把苏联作为在特别困难的环境下推行后发展的一种情况来描述。一个国家,它的上层是西方化的,然而是狭隘的和专制的,国内的社会动荡日益扩大和尖锐,这个国家输掉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领袖们从在本国和国外的流亡生活中回到彼得堡;革命的解剖工作在进行着。革命使一个集团掌握政权,这个集团许诺要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参与政治和人人都富裕的世界。然而很快就证明,人人都富裕比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所预见的更难以实现,而人人都参与也比他们所预见的更加威胁着稳定性。因此,维持政权的政策就优先于一切其他的目标,很多次,看起来这种政策完全像似就要失败,也许如果没有斯大林,它就完蛋了。但是,虚拟的历史总是不能令人满意。斯大林来了,与他一起而至的是极权主义和官僚体制的、占据最重要的职务的特权上层,当斯大林死的时候,江山就留给这个特权官僚上层。

在这里,谈的显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词语,它要求进行一些区分,尽管今天所有这些区分都成问题。于是就有社会主义的幻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当以一个幻景的名义所创造的现实的如此一大部分导致理想的反常变态时,对于这种幻景并不很有利,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我父亲在德国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之时,或者当雷蒙·阿隆1924年短暂地成为法国社会党的党员之时,这种幻景支撑着人们想在自由中实现正义的希望。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之内,有必要作进一步区分,即区分社会民主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本章下一节还将谈到;对它来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而不是通过革命、并且在经济和政治多样化的条件下,扩大公民权利的进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制度,尽管在这里再次进行区分是必要的。在有些国家,这种制度是由一个帝国主义的苏联强加的。在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国家里,人民一旦揭竿而起,苏联的坦克就不得不碾压暴动的人民,以维系这种不受人喜欢的政府制度。当坦克留在兵营里之时,当西纳特拉主义(Sinatra-Doktrin)取代“勃列日涅夫主义”之时,当每个人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享受极乐之时,这个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政府制度证明是一层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结构之上的、薄薄的和能迅速破碎的贴面板。无论如何,在苏联的各卫星国里,官僚体制的专制,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不管人们怎么想,远离社会主义的梦想十万八千里。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几个国家,它们发展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独立的形式,其中有苏联和中国,也许还有古巴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这个或那个国家。

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模式完全背离一切意识形态的论断和要求,并非是一种有别于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替代选择。毋宁说,它们是受到扭曲危胁的后来发展的一种现象。按照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关于世界政治的观点,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荣膺民主的圣杯,他们可能要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得到它。即使人们与她的有关世界政治的精华观念不一致,但是,仍然可以坚持认为,只有很少数的国家能成功地既提高了公民的身份地位,也增进了经济的富裕,既增进了应得权利,也扩大了供给,使它们达到生存机会的一个经得起严格考验的水平。这篇分析就是以这种严格考验为基础的。大多数很晚走上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的社会,被困扰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痛苦矛盾之中,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犹如这篇随感开始时,一方面根据索莫查政权,另一方面根据桑地诺主义者早年的情况,对这类社会所作的示范性描述的那样。

有其独立形式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困境在于,它所囊括的国家起初从政治方面来界定它们的问题。一个主要对保持敏权感兴趣的、政治的阶级,压制公民的一切自发性的行动,并且动员公民作为(被委婉地称之为同志的)臣仆。当然,专制者们和官僚体制的人员都乐于看到经济的繁荣昌盛,但是,这种愿望总是一再退让,让位于政治的必要性。政治的必要性与组织控制息息相关,与接班人问题和招募机制、与顺从和教义化、与规范化和调整息息相关,也与马克斯·韦伯生动描绘的官僚体制化的种种手段息息相关。建立这样一种统治意味着经常斗争,去对付外行、理想主义者、批评者和竞争对手,去对付首创精神和独创性。任何放松控制都包含着高度的风险。然而,这就意味着、不可能产生一种现代的、有适应能力的、自身经常不断更新的经济。占据最重要领导职位的上层享有外汇支付的特权,外汇支付特权使这个上层能够过着相当于西方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很多人生活在一种灰色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基本物资的供应都没有可靠的保障。社会主义成就的巅峰就是两种现象的结合。

1989年以来,一切形式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明显可见的崩溃,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提出了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国,鼓励经济上的首创精神,又没有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最终导致为争取民主的游行,尔后又导致在天安门使用武力。在苏联,鼓励发表政治意见和进行政治活动,毋宁说,更加深了经济的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扩大二者都受到危害。因此,为了扩大人的生存机会,二者都必须抓,而且要同时抓,平行地抓。是否存在着能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战略性杠杆,这个问题也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关键问题。

不过,抢先作这类观察是操之过急了;我们还在讨论50年代的世界,还处在分析各种制度趋同理论的思维错误之中。现在,一个中心结论是无可辩驳的。社会主义不是另一种工业社会,而是一种引入发展进程的方法。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现象。在那些在专制制度统治下实现初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地方,社会主义特别有它施展身手的机会。显而易见,对少数人的供给会提高,而大多数人却未能赢得经济和政治参与的机会。而且,少数人还能长期保持对他们的统治所必需的结构,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经常地满足人民的某些基本需求,甚或能够促成某种轻微的、现实的增长的话。这样一种进程还能持续多久呢?抗拒既往的理论的诱惑尽管十分重要,但是十分困难的。勃列日捏夫的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很棘手的古代政治制度(ancient regime)的很多特征,即使不是一位喜欢冒险的总书记给它致命一击,这个制度也会变得日益不稳定。

因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充其量是通往现代世界的次优道路。而且作为这种次优道路,它本身没有效率。倘若它坚持政治的控制,那么,经济就仍旧不发达;倘若它严肃认真地对待经济进步的要求,那么,它的政治基础就受到威胁。如果从根本上说有诸如制度趋同这类东西的话,那么这种趋同的成因就在于自由的各种变化形式里。自由的变化形式可能不会实现;并不存在着一条人人都必然会生活在富裕和自由中的历史规律。也许,大多数人两者都想要,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也都得到它们。在充其量是次优的经济和政治状态下生活,极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命运。然而,有时地平线上会出现一丝光明。因此,在时代的意识和行动中,1989年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半道上两种制度相互趋同的思想既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把工业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既应用于美利坚合众国,也应用于苏联,是没有什么合理的意义的,更不用说关于这两种制度的要素相混合的理念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来说,根本无关紧要,倘若前苏联各个部分或者中国在数十年间建设为发达的国家,那么,它们也将会找到它们自己的形式,犹如在它们之前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所做过的那样。

在一个方面,阿隆是一位关于两种制度趋同的非凡的理论家。他处理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时,几乎把它们彻底分开。于是,他能够把他对法治国家和民主的无限信仰,与期望一切工业社会都将会发展出经济和社会的完全类似的——如果不是说相同的——结构结合起来。这里所建议的对这类假设的修正,适用于阿隆的立场的两种因素。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过于高估了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而过低地估计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在50年代的社会学著作里,情况是这样的。

然而,阿隆并未犯过一个这里不得不谈一谈的错误,即认为制度趋同是好的,值得去追求的。有一些人要求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一条共同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道路,能够为一种和平秩序奠定一个具有坚实的基础;另外一些人基于种种原因,认为两种制度据说都有其好的和坏的方面,因此认为最好是把两者的好的方面结合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里。直至能确保相互消灭、亦即直至美国和苏联有能力相互消灭并消灭世界的其余部分的核威慑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谈判的历史,表明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为国内事态的发展所取代。这也适用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赖以为基础的、更为广泛的题材。因此,和平秩序和制度趋异是完全可以相容的。

关于把趋同作为纲领的问题,人们也可能会认为,由于80年代下半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还值得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种纲领从其胚胎开始就是畸形的。只有一种自由,尽管在现实的社会里,自由的表征形式变化多端。此外,用制度进行思维,本身就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如果在现实社会里解决现实的问题,要求扩大应得权利,以便拓展人的生存机会,那么,就应该扩大应得权利;另一方面,如果必须扩大供给,那么,为此就必须创造条件。关键是要有些机构,它们许可做在某种既定的情势里认为必要的事情,而倘若多数人不再想要了,它们又许可放弃不干。至关重要的是开放社会。

这不是相对主义。开放的社会,人的生存机会,公民权利,富裕,自由,这是一些毫不含糊的价值。实现这些价值的现实社会的特殊条件,以及因而也包括其方式、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开放社会的一部分。50年代的冷战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短暂的开放阶段,冷战阻挡住很多人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这种前景。它导致了价值的物化,因而也处处危及了自由的条件,包括在自由世界亦如此。肯定有善有恶,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恶的王国和善的王国。但是,通往这种发现的道路曾经是漫长而痛苦的。它也曾是现代社会冲突的一个主题。

3.民主的阶级斗争

现在,是我们回头论述战后时代发展进程的时候了。现代的社会冲突与在一个日益丰富多彩和日益富足的选择机会的世界里为所有的人争取公民权利息息相关。冲突要用社会的归属性来阐述,它在政治的舞台上展开,又以多姿多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又打上了特殊的文化条件和历史情势的烙印。为了理解这些条件和情势,必须谈谈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隐藏的再分配日程,谈谈各民族的经验的丰富多样性。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捡起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进行政治-社会分析的线索。它们可以描写为这样一类国家。1948年,为了管理马歇尔计划和协调欧洲的复兴重建,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当这个目标得到实现和欧洲变成为富人俱乐部的一部分之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改建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当在1961年创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时,它承担的使命是,“在成员国里实现最高的和稳固的增长和就业水准,实现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这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欧洲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下述分析是否在同样的程度适用于所有这些成员国,我没有把握;日本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数国家里,为争取公民权利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实。

此外,20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是一种十分违悖马克思预言的现实。S.M.李普塞继承了D.安德森(D.Anderson)和P.戴维森(P.Davidson)早在1943年提出的概念,1959年,他谈到了“民主的阶级斗争”:“在任何现代民主政治里,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政治党派里,政党原则上体现了阶级斗争的民主转换……政党或者建立在下层阶级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基础之上,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基本普遍化的。”这种观念是简明而中肯的。有些社会对立会导致政治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非变得日益诉诸暴力和日益具有破坏性,而是通过各种组织和机构得到抑制,通过组织和机构,冲突可以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政治党派、选举和议会,使得冲突成为可能,又不至于爆发革命。

有些人提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这种提法是否还适当的问题。例如,雷蒙·阿隆(在巴黎大学讲座三部曲里的第二个系列讲座里)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一种“无法消除的斗争”,而且与此相反,谈到了在处境较好的人和处境不那么好的人之间的一种健康的“抗争”,虽然他也强调,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并非是为了平息冲突,而是为了避免让它们以暴力的形式来表现”。相互区分为争取应得权利、尤其是为争取公民权利的伟大斗争和让那些已经享有充分公民地位的人逐步得到再分配的要求,这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因为更深刻的对立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辨,为了民主的抗争也还要坚持阶级概念,这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50年代,很多作者忙于研究令事物达到这种新的水平的进程。当特奥多尔·盖格尔写作《熔炉里的阶级社会》时,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民主的进步。资本和劳动原先是相互间不可调和地对立着的;但是后来,它们愈来愈多地建立起它们的相互关系。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谈判,包括关于调解和排解对立的程序的谈判,被纳入一个完整的、由劳资双方协定的或者由法律规定的规则体系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被承认为劳动市场上的合法原则。盖格尔把这个进程称为“阶级对立的制度化”。

对于战后的一代人来说,这种制度化的过程具有某些政治后果,其特点是人们所熟知的。两个政治集团,在边缘状态下是两个政党,相互为争取多数的选票而搏斗着,人们对此业已习以为常。一方毋宁说是改良派,而另一方毋宁说是保守派,一方毋宁说是应得权利派,而另一方则毋宁说是供给派,双方的任何一方原则上都没有攻击对方的偏好,或者哪怕是企图撤销对方的决定。大不列颠提供着最明确无误的范例。工党1945年获得竞选胜利,并且进行了广泛的改革;1951年至1964年,保守党执政,四位首相当中的一位告诉人们,“你们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最后,工党又掌权,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提出一项“技术革命”的纲领;1970年,保守党人获胜,爱德华·希思提出了经济计划和欧洲纲领;1974年工党又上台,而且一直掌权,直至撒切尔夫人战胜哈罗德·威尔逊的继任者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han)。李普塞指出,这个模式也可以应用到美国身上,在那里,1952年、1960年、1968年、1976年和1980年,美国总统的党派属性发生变化。法国的经验没有这么清楚明确,部分是因为戴高乐的角色不能直截了当地归入传统的党派范畴进行描写,部分是因为法国有过几届联合政府(以及最近一个共同执政阶段),然而,在法国这里也发生了变化。1969年德国的“权力更迭”具有比所有提到的变化都更加富有戏剧性的特色,在这里,最初在1949年至1953年阿登纳的几届政府里,以及后来又在1982年“转折”之后,一个小党,一个第三政党,通过它决定参加联合政府实现了多数;然而,德国的经验也表明民主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变化形式。

这类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值得一提的理论上的外推法的运用。首先在美国,约瑟夫·熊彼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政治上去赢得了一些追随者。借助肯尼斯·阿罗的社会选择(sozial choice)理论,民主的经济理论得到发展,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政治党派的几乎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治领袖们和他们的组织仅仅是一些企业家和企业,他们行动在一个特别的市场上,这个市场里的成就就是用选票而不是用美元来衡量的。各个政党把各种可能期望赢得多数的纲领拼凑在一起;如果它们当选了,它们就把纲领付诸实施;同时,它们必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触犯某些特定的利益;这就为反对派提出一种与新的情势相联系的、因此是一种不同的一揽子纲领计划提供了机会。舆论研究取代着思想意识的位置。政治归缩为争取选票的竞争。原则上讲,这种游戏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在缺乏群体团结约束、即阶级约束的地方,还只有各种个别的主题,把这些主题结合起来,是一个实际效用问题,而不是社会必要性问题。

这种理论的创始者们也许也不会否定,它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政治进程的描绘总是一种夸张。甚至在美国,虽然很久以来政治就为经济或者供给主题所控制,也有一种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的强硬派核心和一个鼓吹自由的共和党人的强硬派核心。在欧洲,还一直允许人们根据公民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处境对选举行为作有用的预测。此外,民主的经济理论有重要的副作用,它对控制旧的阶级冲突不得要领,而且夸大新的情势的稳定性。

在特奥多尔·盖格尔的分析里,已经展示这些副作用之一种。在他描述阶级冲突的制度化之后,他转而提出一个在他的时代(1949年)听起来令人惊愕的论点。即他断言道,那些把他们的对立关系制度化的人,不仅因此而使对立关系丧失锋芒,而且同时建立了一种卡特尔,以便捍卫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关于应该如何瓜分供给这块大蛋糕,缔约的对手双方可能会依旧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蛋糕是他们的,他们要瓜分它。因此,那些不属于这个卡特尔的人,是真正的牺牲者。“与收入获取者同货物生产的差距相比较,贫困在增长着。”这显然是一种受时代约束的论断。盖格尔也不得不进行一些显然的曲解,才能找到他所谓的“纯粹的消费者”。如果他已经认识到“生活各领域的差距”的思想,那本来对他会有所帮助的。后来有些作者发展了这种思想,他们想挽救阶级理论废墟的若干残余。即他们断言,重要的新的冲突既不太触及所有的社会群体或者社会范畴,也不太触及一切人或者很多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空气和水受到污染,那么,对使它们纯净感兴趣的就不仅是一个阶级,而是这种兴趣会导致很多人提出采取共同行动的要求,这些人在其他方面可能有根本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一种涉及课题、而不是涉及阶级的政治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盖格尔的分析提示我们注意一种到处都伴随着阶级斗争的制度化或者民主化的事态发展,即社团主义的发展。民主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就是组织,方法就是意见一致。人们不是作为单一的个人行动的——在这方面,民主的经济理论也是不够充分的,而是作为多种形式的政党、工会、社团的成员参加行动的。斗争是由这些团体开展的;然而在实际上,这并不是斗争。毋宁说,这是一种某些组织多层重叠在一起的卡特尔。这些组织不断发展新的程序,把它们的特殊利益纳入政治进程。同时,它们发现,把大蛋糕置于监督之下是它们共同的利益。这当然是一块供给大蛋糕,不过在它的背后是通过所有权利要求者之间的协议对权力进行监督。最后,政治党派、经济团体、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包括要求代表“纯粹的消费者”的团体)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机构,构成一个惟一的、令人捉摸不透的大麻团,它们发现,如果它们不参与,将对它们不利。公民再也不知道,谁得到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的,虽然对于那些一定必须知道的人来说,有高工资的参谋顾问,对于那些很乐意知道的人来说,有政治学家。

民主阶级斗争的社团主义的反常行为的风险在于,这种反常颠倒会带来僵化,而不是灵活运动。社团主义太过于容易同官僚体制进行结合,而二者均剽窃自由的宪法的本质核心,即不必革命也能实现演变的能力。时不时地会有一个新的角色,成功地挤进这个有组织的利益的卡特尔。因此,很多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把环境保护者排除在外。然而从根本上讲,社团主义从民主进程中获得生命。协议取代了辩论,意见一致取代了冲突。

这样一类提示可能引导我们走得太远,走向不同的方向。毫无疑问,这里所描绘的情况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有吸引力的。事实上,他们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好的日子。传统的阶级冲突退居幕后,即使对它们的回忆、而且有些地方它们的现实还继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由各种有组织的团体来代表,各种团体在事物的秩序里都有它们的位置,它们想方设法,只让少数人被完全遗忘。事物的运动虽然缓慢,但是,也没有大声疾呼,要求更迅速的转变。关于游戏规则和内容的广泛的意见一致,占据主导地位。对于这种意见一致的主要特征,民主的经济理论作了很好的描绘。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应得权利政策的日子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还了。诚然,过去和现在都还一直有着把公民权利扩大到迄今为止一直被忽视的群体的热烈要求,不过,即使这类群体的边缘地位也还证明,已经谈不上进行伟大的历史性斗争,更谈不上存在一种革命的潜力了。通过夸大和夸张而竭力把统计上的不平等变为政治的大辩论,这类企图补益甚少。雷蒙·阿隆的世界是一个供给的世界;在它发生各种冲突时,所涉及的是多得一些,或少得一些,然而并非是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代表这种大的意见一致的政党中,哪一个政党执政,从根本上讲,并不十分重要。

这类说法可能会使思想更加激进的读者感到震惊。他们也可能会认为,在前面要求有一个精确的阶级定义之后,我在这里谈“阶级”时所采取的方式是宽宏大量的,如果不是说不准确的话。阶级是一些范畴,其成员们在统治结构里拥有一种相同的地位。它们典型地或者当权掌政,或者没有,因此,它们相互间处于一种冲突的关系之中。如果冲突涉及到应得权利的话,这类冲突在政治上就具有传染性。公民身份地位的历史同时也是阶级冲突的历史。这适用于资产阶级为争取法律面前平等的斗争,这同样也适用于最近为争取社会的公民权利的斗争。倘若人们睁着眼睛,洗耳恭听,看看世界,谁也不会严肃地论断,认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这些权利都确实普遍得到保障了。更为重要的是,还有新的应得权利问题。然而,如果有人不愿承认,在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种伟大的、历史性的变革力量业已丧失其能量,因为它想确立的原则已经被广泛接受了,那将是奇怪的、扭曲的看法。

公民的身份地位是进入这个进程的关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成为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公民的那一时刻,社会的不平等和政治对立就具有新的形态。人们再也不必同其他处于同样状态的人一起,去为他们的基本权利而斗争了。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在派系林立的、然而混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团的代表,扩大、至少保持他们的生存机会。不仅是旧的阶级归属性退居次要地位,而且产生了新的团结,这种团结囊括了社会的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如果不是说五分之四或者更多的话。在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别,包括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获得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进入平等。新的阶级是公民阶级,如果允许有这种荒谬的措词的话,不过,至少是多数派阶级。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章是以深刻的和潜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为开端的,在经历了严峻的和痛苦的时刻之后,它导致了民主的或者制度化的阶级对抗的受到约束的冲突,结果是形成一个多数派阶级,那些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因此能够抱有希望,不必根本改变现存的结构,就能实现他们的很多生活意图。

4.1968年

在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最近的政治史上,有一个年份特别引人注目——1968年。这个年份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象征的;而且,它与在不同国家里的不同经验相结合在一起。在美国,约翰逊(Johnson)总统在社会成就、国内动荡和政治不安定的爆炸性的混合气氛中,结束他的任期。他出任总统,推行了经受时间考验的“伟大社会”计划,但是,他使国家愈来愈深地陷入越南战争之中,越南战争把美国推入到一次最危险的宪法危机之中。在欧洲,在1968年,是否能由政府治理,或者用欧洲大陆人的更具戏剧性的语言来说是政府治理是否有合法性,成为公众讨论的题目,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合法性首先与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能力相联系起来。在法国、德国和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里,这个题目首先被冠之为“民主化”。这一部分意味着要实现赋予所有人公民权利的许诺,但是一部分也意味着人们迫不及待的固执坚持必须也能行使参与权利,认为这样才是切切实实的。“我们必须敢于推行更多的民主”,1969年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他出任联邦总理时的第一个政府声明里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民主不仅是一种状态,一部宪法,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和美德。

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1968年都与大学密切相关。大学生骚乱是政治骚乱的先兆,学生骚乱从伯克利蔓延到伦敦经济学院,继而蔓延到巴黎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有些地方,高等学校改革似乎是主题,至少对于那些误解时代特征的人来说,是议论的主题。雷蒙·阿隆也属于他们之列。他从未彻底从他在5月巴黎的激荡的日子里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其原因可从一句惟一的、悲哀的说法中看得一清二楚:“古老的巴黎大学是应当寿终正寝了,然而不应当像1968年5月那样把它置于死地而后快。”有些时候,人们的确不能立即对事物的进程表示赞成或反对。变革的能量十分强大,以至于它们必然会启动事物的进程,甚至连改革家们本身都不能控制这类进程。也有可能,1968年的革命,用阿隆的话讲,是introuvable,即不易发现和捉摸的,难以作详细的描写,但是,它具有那些大雪崩的很多特征,一场雪崩如果开始发生,任何人都再也无法加以阻挡。

阿隆本人感到遭受1968年的打击,甚至几乎被伤害。当他说出,巴黎大学应当寿终正寝了,也许他心口不一,别有所指;他想说的是巴黎大学会在改善了的形式下重新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对于他来说,旧的大学的死亡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个人的损失。这也适用于很多欧洲人,尤其适用于那些在经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之后才在大学找到一席之地的人。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虽然在德国有些人认为,对于谋杀旧的大学,我也一起负有责任。从历史上讲,这是错误的。当我主张把“教育作为公民权利”和参与制订高等学校向此前受忽视的群体开放的纲领时,对我来说,这只事关进入机会。我的目标是民主,而不是民主化。不过,在实际的政策上,这类区分无法坚持立脚,至少在欧洲大陆无法坚持下来。大浪淘沙,改革的浪潮很快就冲刷掉那些改革派,他们曾经相信,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界线能够保持久远,相信可以存在没有民主化的民主。

阿隆对这些事件的经历,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中,一直在折磨着他,这个经历是一种承担义务和保持距离心态的奇特混合。当1968年5月第一周骚乱的大学生们占领了大街之时,他沉默不语,未发一言,这很不符合他的性格。他甚至拒绝在电视台上露面。“面对人们的精神状态,我根本没有把握该说些什么。”5月14日,他启程前往美国讲学。(戴高乐于同一天赴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然而,他很快就不再能够坚持滞留远方,而是飞回了法国。(戴高乐也缩短了他的访问,并且开始他自己若明若暗的哑谜,包括匆促飞往巴登-巴登,以确保马舒将军及其部队的忠诚。)阿隆返回巴黎之后,首先感觉到的是他后来所描写的愤怒,一种粗暴的愤怒,“愤怒程度比我从前所亲眼目睹的还要大”,这有几分说明了这位伟人的品格,无论如何,他在1933年成为柏林焚书的见证人。他试图把在他眼前展现的“精神病闹剧”,作为一种“革命的闹剧”而不屑一顾,而不去承认其中含混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变化;不过,即使是这种低调处理的尝试也仍然是不很可信的。在他的稍晚的年代里,人们越是经常向阿隆谈及这些事件,他的痛苦回忆就越是沉重。也许在1968年5月的那些动乱日子里,阿隆的世界就到了它的尽头。

这说起来容易,要说明理由阐述清楚可能就不那么轻巧。时至今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里的很多地方,人们对1968年的看法还众说纷坛,意见不一。它曾经确实有过什么样的含义?它是经济奇迹所造就的、新的富裕阶级的娇生惯养的孩子们所进行的暴动吗?它是公民揭竿起义,反对那些还不理解臣仆时代已经终于一去不复返的政府吗?它是那种随后很快就席卷西方各国社会的价值演变的初次爆发吗?它仅仅是使得太久保持不变的机构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的现代社会改革的一个阶段吗?对于这些问题,不可能会有最终正确的答案,不过,有了一段时间间隔,今天也许可能作出一个令人半信半疑的和保持一定距离的分析。

战后的时代是一个让更多的人有更多选择的时代。倘若在为大家争得的公民权利里没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就不可能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反过来,人人都拥有公民权利,这部分是从前斗争的遗产,部分是战后年代社会契约的结果,以及部分也是供给迅速增长的平行产物。不过,量的和经济的进程开始愈来愈甚地主宰着局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变成为一些“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这使得好些人希望得到另外一些东西。在60年代,很多人要求进行改革。“建设之后要改进”,这是当时的口号之一。要求社会变革呼声越来越高,虽然并不总是很清楚,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担当着这种要求。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不仅用言论和文章来表现60年代的改革运动,而且他们也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并且把它引导到一些目标上,同从前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相比,这些目标具有一种毋宁说是学院式的性质。

在各种要求都集中到大学身上的地方(这适用于很多欧洲的国家),上述这种情况变得特别明显,而在涉及此前受到忽视的少数人的权利的地方(例如在美国),这种情况起的作用最是微乎其微。公民权利的最后一次大扩展,可能是60年代社会运动力量所实现的最重要的变革。其他的一些变化更微妙一些,我们把这些变化描绘为学院式的,但绝不应该因此而小看它们的意义。在很多欧洲的大学里,权力无比的教授们从他们的台座上被请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平等者之间的协作原则。在德国大规模的群体大学里,这种原则在机构设置上得到表现。至少有一段时间,有关教师、大学生和其他的从业人员属于同等级别的幻像,像幽灵似地在德国的群体大学里游荡徘徊。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追随这一事态的发展,变成为辩论的场所,而不是教堂的布道。天主教的现代化改革(aggiornamento)受到梵蒂冈宗教会议的强有力的推动,天主教的现代化改革对类似的压力作出反应,直至把圣坛从它的遥远的高处移到某些现代教堂的中央,以免忘却信徒们对普世教会主义的希望和困惑。所有的国家对刑法和刑罚执行的通过,进行了严肃的审查,在很多国家里,人们希望受过刑事处分的人重返社会,以此取代较早的惩罪和威慑原则。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思想,即认为个人是社会力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不能让他们个人来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人格化的统治丧失了它的光芒,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失去了存在理由,甚至在像军队(“穿军装的国民”)或者工业企业(实行“共决制”)这类难以想像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机构设置里也同样如此。

时代精神浸入到其他的政治领域。在很多国家里,社会政策又被继续向前推进一步,直至由对共同体承担义务取代个人的首创精神。至少在欧洲,这证明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所走的最后一步。特别是在好些国家里,是在已经再也不能承受它的时候,才迈出这一步的。在我们今天在这里归纳到的1968年这个年份的东西当中,有很多并非必然在那一年发生。它们在较早就开始了,而且继续深入到70年代。社会国家的值得骄傲的大厦在日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风暴威胁着它的基本结构之际,被涂上最后一抹灰浆。(目标)实现的岁月同时也是威胁日增的年代。只有在少数的国家里,通过70年代的试验,成功地挽救了“1968年”所推行的国家调节和系统性再分配的措施。

这里所说的(目标)实现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实现。这种意见一致是多数派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建立这种一致,持续了一个世纪,犹如形成这个阶级所需要的时间一样长。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一切成分,都涉及到在一个富裕的世界里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它们首先包括在一种受到社团主义抑制的民主制度里的一个强大的、然而是善意的国家,包括一种受到政治影响的、然而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这种经济除了得到若干的支持和保护外,听任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去摆布——以及包括一个广泛团结一致的社会,广泛团结一致是通过应得权利和累进税实现的,两者体现了人们在普遍自由的状态下对平等的一部分普遍偏好。这听起来很复杂,而且要求很高,然而,这也还符合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社会民主主义意见一致的本质包括它寻求一种合理的均势平衡。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魅力之所在。因此,它满足着很多不同的利益。因此,多数派阶级对它是满意的。因此,它是易受伤害的。

因为我们的分析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的终结。有些人认为这些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我能理解他们。“我一再扪心自问”,维利·勃兰特在他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告别演说》里说道,“那些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世纪已经过去了的同时代人,他们记住的是什么样的数十年啊。难道他们对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经济大危机和新的生存威胁,都视而不见吗?”写这篇随感录的同时代人,肯定没有忽略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他也并不怀疑,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提供着一种人道的和合理的政治前景。要阐明未来属于这种前景的一边,那就更为困难了。社会民主主义寿终正寝的命题,并不意味着多数派阶级的意见一致突然丧失其意义,更不是说,各国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赢得选举(虽然很多社会民主党已经感到在80年代要得胜比60年代和70年代更困难了)。毋宁说,这个论点意味着,一股历史的力量业已丧失了它的能量。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它主宰局面已经长达一个世纪,而是因为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之后,它已最后胜利了。伟大的社会力量死亡于它们胜利的时刻。如果未来不再属于它们那一边,它们的寿终正寝就临近了。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哈罗德·威尔逊企图剥夺英国保守党人认为他们是“天然的执政党”的要求。之后不久,工党就输掉了选举;然而,威尔逊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是对的。一切政府不管它们的执政党的组成状况如何,有一个时期都显示出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在国家、混合经济和从摇篮到棺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行善角色方面,它们也统统都体现了多数派阶级的意见一致。1968年象征着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然而同时表明是结束的开始。仰仗多数派阶级和社会民主政治十分合理的意见一致来进行统治,被证明是不稳定的。它们可能还会伴随我们一段时间;在那些刚刚为自己获得了自由机会的国家里,它们甚至是伟大的希望之所在;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必然希望自己不会让80年代和90年代的片面的、而且往往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所碾碎。然而,1968年以后出现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现代的社会冲突的场景和题材。

[德]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

第六章 增长的极限

1.一种世界秩序在支离破碎

在20世纪,想要论述社会的发展,又不想联系国际的压力。作用和影响,其可能性是罕见的。数十年的战争、经济危机和权力的专横拔扈,把一切民族都吸入它们的漩涡。即使在1945年之后,对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来说,这种情况也丝毫没有改变。一系列国家,尤其是中欧和东欧国家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内部发展遭受帝国主义强权干涉的残暴宰割。最近,若干中美洲国家也有类似的经验。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其他地区从殖民统治中觉醒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又不得不适应它们的外部地位的变化和解决内部发展的问题。除此而外,冷战无不影响到所有的有关当事者。冷战划分了界线,在集团内部以及在集团之间,这些界线都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人们可以断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内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有1/4世纪之久,相对而言不受外界影响。而且,一种稳定的世界秩序对于它们有所帮助。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这种秩序开始支离破碎之时,其后果是到处明显可感。早在冷战结束之前,战后时代就已一去不复还了。

一种有组织的国际关系的体系是30年光辉岁月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产生就已令人惊愕不已。当时,尤其是美国对国际联盟幻想的破灭,而且1944年和1945年盟国显然集中精力于作战任务上,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策划者和政治家还有时间自觉地草拟一项有关国际机构的方案,并且将其重要的各部分付诸实施,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诚然,必须说明,这些机构的普遍的意图,在实践中并未超出联合国组织很远。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自莫斯科的著名的“长篇电报”,证明斯大林缺乏接受经济合作规则约束的诚意。它特别指出,大国总是喜欢把国际体系作为一种本国特殊利益的工具加以利用。基于类似的理由,甚至连那些仍然坚持一种世界秩序的辩护士们,都很难就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达成一致。不过,这部分是一个形式问题。实际上,人们已经为货币、贸易和发展等问题建立了合作体系,它们在长达25年之久的时间内,一直运作得相当好。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银行成员国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人们甚至可以指出,稳定的货币、自由贸易和慎重的发展援助,也给这些组织的非成员国带来了补益。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里,区域合作也相当繁荣。它的产生要求付出某些代价和痛苦,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安第斯国家的卡塔赫纳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柜架内,区域合作仍然是发育不充分的。另一方面,欧洲共同体则是一段颇有成就的历史,尽管它不得不建立在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废墟和从前的若干一体化尝试的空壳之上。在贸易、热核研究和发展援助等领域里,以及在社会政策的各方面(人们也可以把共同的农业政策算作是属于这些方面),早在1992年的计划之前,欧共体就是一个由成员国共同行使主权的持久的楷模,起初是6国,后来9国、10国和12国共同行使主权。欧共体始于1952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又增设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这三个共同体融合为欧洲共同体。两年之后,它们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第一个伟大的工程,即建立一个共同市场的工程,至少在形式上处于作出决定的前夕。共同体(在1969年12月海牙首脑会议上)同意的下一个工程是它的扩大,让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加入。这一点也实现了;然而,合作的内容深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种合作应该通过第三个工程加以深化,即通过在10年之内建立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加以深化。在欧洲共同体重新关注这个目标的时候,此时此刻回忆一下第一个这类尝试,可能不会有什么害处。在经过彻底的准备之后,1971年春天,欧共体作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决定。它们持续不超过几周时间。当世界体系开始支离破碎之时,这首先把欧洲共同体的日程搞乱了,虽然欧共体不是惟一的牺牲者。

关键的日期是1971年8月15日。那天,尼克松(Nixon)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康纳利(Connally)单方面宣布废除战后时代的货币和贸易秩序。他们宣布停止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加征进口附加税,并阐述他们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有权把它自己的利益,置于为他国承担责任之前。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大国,因此也是国际体系的保障力量,声明它对自己的了解无异于所有其他的国家对自己的了解。之所以作此宣布,有一段前史,所以直接的当事者对于这些宣布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它们也带来后果,因此在谈判中又撤消了最粗暴地违反一切规则的若干措施。然而,由浮动汇率取代把美元作为对一切货币的稳定尺度的固定口率制由此造成损害,直至今天,布雷顿森林体系尚未从中复元过来。而且自从1971年以来,关贸总协定的贸易体系一直受到重重压力。

回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归咎谁是谁非。在1971年8月15日以后的紧张的几个月之内,指责已经够多的了,从8月底关贸总协定特别会议的初步讨论,直至12月底华盛顿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相互指责甚烈。争端给所有的参加者留下遍体鳞伤,然而并未使他们变得聪明许多。在当中,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显然已经变为幻想的国际秩序的支离破碎,使世界各国得不到保护,听任大国更直接实施强权的厉风洗劫。有时候,风似乎减弱一些,但是,它们很快又变得强烈起来,而且不止一次地上升为飓风。1971年10月的斋戒日战争和由它引起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仅仅是其中的两例。很难准确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通货膨胀开始的日期,但是归根结底,通胀的深刻影响不会小于那两次石油大涨价。两次石油价格大暴涨反过来又直接关系到那些对第三世界发放的、不负责任的信贷,这些信贷构成80年代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1971年,还有几个人把放开汇率看做是一种市场药方。他们认为,货币最终体现着在其背后的国民经济的真正实力。20年之后,只有少数人愿意为这种论点辩护。相反,浮动的货币促成了币值和实际经济增长相背离;在这里存在着使80年代的赌赛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诸多因素之一。

从根本上讲,80年代在很多方面使这里所描述的进程更加尖锐了。美国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对一切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采取愈来愈消极的态度。美国离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骤然结束国际海洋法会议的谈判,对国际法院的判决不予理睬,降低它在很多国际组织里的代表级别,威胁要退出关贸总协定,如果后者不能更好地考虑美国的利益的话,限制世界银行的自由,让全世界知道,这些机构是多么令人不屑一顾,哪怕它们是由它在战后亲手创建的。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况下,美国持这些态度可能都有一些可以谅解的原因,但是,首先是世界被其后果激怒了。原因就在于美国从康德哲学又回到霍布斯哲学;民族之间发生的事情,是由权力而不是由法来决定。人人都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他的利益,哪怕这样做要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布什总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背景下,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机会。

诚然,直至80年代,还有一种稳定的要素,它恰恰是那场冷战,冷战在开始时就充当了战后时代的事实秩序。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在回976年赫尔辛基的最后公报里,仿佛把各种冷战假设都制度化了,因而消除了它们的可能恶果。战后的边界为大家所承认;德国和欧洲的分裂被视为协议的一部分;两种持久打算的体系在尊重它们的势力影响范围的条件下,开始了它们的关系的正常化。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打这种算盘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参与进来,或者也许是当时还是共产主义世界的那些国家的人民也没有参与进来。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就任之后,后来在1989年这个命运攸关的岁月里,赫尔辛基的协定开始以令人窒息的速度迅速起伏波动。此前显得似乎很稳定的世界体系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起初陷入动摇,随后就崩溃坍塌了,其中包括德国的分裂,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华沙条约。在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宣布废除由它控制的世界秩序,因而结束战后时代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之后,苏联就着手开始摧毁这个时代熟悉的世界形象的最后的紧身胸衣托架。末了,它自己也成为这个瓦解过程的牺牲品。

想从这类发展中得出广泛的结论,为时尚过早。而且首先这也不是一篇论述国际关系的随感。只要世界秩序决定着各国内部的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世界秩序就在其间发挥影响。于是,作出两点结论是可能的,根据人们的口味不同,它们听起来或者会令人欢欣鼓舞,或者会令人忧心忡忡。

结论之一是从康德到霍布斯的道路,走得比在80年代早期可预见到的要更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里,因此在这里,权力关系起着主宰的作用。而且,因为仿佛美国和俄国两个强权的霸权统治首先反映了热核战争的临界状况,因此,形形色色的较小的强国能够决定着人的生存机会。在欧洲,分崩离析的中央集权国家制造着显然的动荡不安。伊斯兰教作为宗教进行着巨大的积极行动,旨在回复到一些原教旨的和往往是现代之前的价值中去,这给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前苏联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三大经济力量中心,即美国、欧洲和日本,在进行市场竞争,同时却很少关心规则。

这是足以令人深感不安的,尤其是这仅仅是一段要长远得多和复杂得多的历史的开始。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令人心情沉重。像今天这样需要有世界范围的规则,这历史上是罕见的。在经济上,随着大型跨国企业的建立以及伴随着它们一起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它带给很多人以富裕,然而也呼唤要求与新的经济市场活动范围相适应的游戏规则。贸易巨人的战争是对旧秩序的瓦解的最坏的回答。在军事上,集团的不稳定化意味着一种控制核武器和核知识的扩散的手段变得不灵了。人们不得不担心,“有限的”原子战争今天比以往更加可能了。而且,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具有新的紧迫性。有可能我们正在把我们所赖以生活的星球,变得无法居住。于是,只有世界范围的行动能有所帮助。最后,我们必须亲眼目睹第三世界各国正在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贫困、疾病、战争和独裁暴政的泥潭之中。

因此,对于世界范围的协作,不乏明显可见的任务。不过,这里是抢了后文中的话题。当本书结尾再次谈到世界公民社会之时,我们将会回到这个题目。在这里,首先是为理解70年代的内在发展准备场景。70年代中叶,雷蒙·阿隆的世界已经烟消云散了。持续增长比较可靠的、国际的前提条件,开始崩溃。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由它的缔造者宣告废除了。于是,一个进程启动了,它导致了在80年代末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范。这样一个没有多边规则的世界,对于生存机会具有种种后果。它首先是一个只能很少去促进人的应得权利的世界。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南非的种族隔离,但是却没有国际手段可以改变它;一位果敢的总统必须从内政方面去实现这种改变。还有赫尔辛基协定有关人权的一揽子规定,证明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有些国家的“赫尔辛基小组”还在援引它们。严格地讲,并没有国际法,只有少数的思路和开端,如在欧洲共同体里面,也在欧洲人权公约里面,它们许诺为将来提供国际的应得权利的保障。

然而,战后秩序的支离破碎也冲击了生存机会的供给方面。在国际关系中,总是首先涉及到经济的供给。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哈瓦那回合谈判的结果,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对于战后时代的经济奇迹,作出了它们的贡献。因此,国际经济机构和货币机构的软弱,其结果是损害着增长的机会。美国1971年8月15日开始推行的多元主义,到头来既未能报效于它的发起者,也未能服务于任何其他的人。毋宁说,它引发了10年的危机。

2.关于经济增长的争论

在70年代,各种夸张议题一直排在日程上。大多数是牵涉到一些最黯淡的黑色画面。自从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群众的起义》和《西方的没落》发表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那样出笼了这么多书,其书名诸如:《我们的世界有什么不对劲儿?》,《走出富裕陷阱的途径》,《未来的震荡》,《现代世界的没落》,《各民族的兴衰》,《现代精神里的不适》,《没有增长的社会》,《我们能在未来幸存吗?》在这些著作里,某些单词经常反复出现,所以诱使我们现在稍微进行一些社会心理学分析,因为现在能够把70年代置之一旁并保持某种距离对之加以观察。当时最重要的流行单词是“极限”(“Grenze”)这个词。“极限的理念”,一本书名为《未来的极限》的德国作者说,“已经进入那些决定历史的理念圈子”。另一位作者也是德国人,他把自己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历史的激情看做是在于显示人的克服极限的能力,但是今天,“人类正走向一些它在上两个世纪没有认识、也不想认识的极限。”也许没有任何一本书比丹尼斯·梅多斯等人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更好地切中70年代的气氛,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报告的题目是:《增长的极限》。

当1968年意大利企业家和人道主义者奥雷里欧·贝凯(Au-relic Peccei)开始在罗马召集一批重要的商人、学者和政治家之时,他的意图是从很多在可见到的事件的表面之下找到可以认识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关联的事实的共同点。贝凯本人(在他1976年即在时间上已经有某种间隔之后提出的报告里)列举了一系列这类事实——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不公正,失业和能源危机的冲击,货币危机和保护主义,文盲和异化,恐怖主义和贪污腐败,等等,等等,随后阐述了他的论点。“这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似乎无法解决的困难,罗马俱乐部称之为困难问题。对这些困难问题的解决,或者毋宁说,罗马俱乐部对梅多斯报告的较为沉闷的回答,是简单而富有影响的,即使不令人信服:“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当前的增长趋势保持不变地继续下去,那么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候,我们的行星,将达到增长的极限。”

梅多斯的报告1972年才出版。即使说它不能令人信服,也不应该忽视它所提出的问题的意义。罗马俱乐部自己很快也就发现,它借以运算的总数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情况都并不确切;因此,在米哈伊洛·梅萨罗维奇(Mihailo Mesarovic)和爱德华·被斯特尔(Eduard Pestel)撰写的第二个报告里,对这些数据又重新进行分解计算。不过,这两个研究小组都低估了世界粮食生产的能力。在任何一点上,没有哪怕是暗示一下在富裕之中可能会存在饥饿现象,即存在应得权利的问题。(罗马俱乐部与一些人的定量分析癖好不谋而合,然而它却想持反对他们的态度。)20年后,我们能够更好地估计可供支配的资源。节约、新的方法、替代性资源被推至首要地位。环境问题到处都被提上日程,无疑,这部分是由于罗马俱乐部公布这两份报告、引起传媒舆论重视之缘故。当然,世界人口的增长还继续不减地增长着,虽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新的死亡方式令人不寒而栗,并且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类前途问题。

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弱点在于它的极限观念。对于预见更加遥远的未来,外推法并非十分明白易懂的方法,假设问题会指数式地而不仅仅是直线式地恶化,可能会吓坏一些思想较为简单的人,使他们惊慌失措,但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谁若把极限作为他的分析的中心,他的思维是单向的。人们只能一直向前开车,急刹车和挂上倒车档。很多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思维的。各种习惯限制着幻想。尽管前进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障碍,建议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和要求彻底掉头返回,这是在既定的情势下,两种最为可能的反应,恰恰在人们面临意想不到问题的时候,会做出这两种反应。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直至80年代,正好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在黑暗中吹着增长的老调;另一些人则要求永远不能再做50年代和60年代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两者都很少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实际上,历史以别的方式继续前进,也许像国际象棋中的马,先向边上走,再向前走,或者变换题目,或者采用一些使昨天的极限显得无关紧要的新的进攻方法,犹如在空战时代使得马奇诺防线变得无关紧要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地安静等待,听任事物自己发展就够了(虽然我也同样怀疑人的计划的可能性,并偏好市场,这两方面给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也并不意味着,在70年代没有发生后果累累的变化。与此相反,70年代的经验标志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尚为时太早,不能十分肯定这个转折点有多么重要。有可能它就像100年前自由主义的世纪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一样重要。不过,同时代人总是喜欢赋予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以异乎寻常的意义;想在重要时代生活的刺激,对于知识分子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在17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看到戏剧性地推行了公民权利的原则;1889年即在大不列颠《费边评论》发表和非技术工人工会成立的一年,(这样或者那样地)标志着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开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随后导致了制度化,更往后则导致多数派阶级的形成;19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由于在共产主义世界里的革命,再次提醒人们记住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他一些尚未给予名称的世界性变化。

经济增长与这种变迁关系密切。当罗马俱乐部预言了经济增长之极限时,很多人可能会感到这是不必要的悲观。不过,一年以后石油危机的大冲击产生了一些值得回忆的画面。突如其来的动力原料短缺,使得很多高速公路空空如也;很多房屋电力定量配给;整个工业似乎受到危害。这无疑是过去了,而且毋宁说,部分具有象征性质,然而,这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一些象征,有些可能性是意想不到的。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至少一年的“负增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平均增长率大大低于过去的几十年;如何适应新的时代环境,成为政治的主题。政治家们发现他们的职业艰辛,工作难搞。很多政治家输掉了选举。甚至经济学家们起初也感到困惑,目瞪口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抛砖引玉,提出一些理论来辩论,这些理论值得回味,尤其是因为它们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提供了背景。这些理论应该用以解释新的增长问题,并帮助找到一条途径,走出明显的两难困境。它们当中的最简单的理论原来根本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呼唤所谓的“长周期”,仿佛这些周期是一种自然规律。沃尔特·罗斯托明确指出了发明这类周期的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后者列举了过去200年内的一系列“带有经济下行趋势的时段”:1790-1815年,1843-1873年,1896-1920年,1936-1851年。根据人们考虑的国家的不同,毋宁说,这些时段中的这个或那个时段会令人感到惊讶。然而,罗斯托的论点首先是,倘若一个新的这样一种时段于1972年开始,那是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它将会继续下去,并在25年后在一次经济高涨中结束。到2000年,“稳定的高增长率将与稳定的物价并存”。

不过,另一些人感到这样一些未作解释的规律性是不够的。阿尔伯特·希斯曼(Albert Hirschman)以典型的幽默和怀疑态度谈到了“失望”的周期,“失望”的周期是人对非个人的矛盾的回答,而且是难以避免的,虽然人们必须设法别让它们使人完全丧失采取理智行动的勇气。曼柯尔·奥尔森走得更远。为了解释70年代明显的经济现象即解释滞涨,他引入了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他认为这种逻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和国民经济越是能够长久地发展,不受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干扰,就越是可能发生这样情况:它们会僵化凝固,既没有能力适应,也没有能力革新。特殊利益集团的卡特尔压制着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整个体制在沙滩上搁浅。如何才能使它重振旗鼓,扬帆航行?奥尔森的结论招致了许多批评,尽管在他的分析背景下,这些结论可能似乎是可信的。他援引杰斐逊(Jefferson)的话:“进步之树必然会一再要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施肥。”只有战争和革命能够打破经济的停滞和扭转各民族的败落衰微。

7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核心并不太具有戏剧性,然而同样值得注意。它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个在于问题的提出令人眼花缭乱,含混不清;一些人怀疑,从根本上讲,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是否还能够达到,另一部分人则怀疑,这样的增长是否值得希望的。第二个特征在于提供非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的奇特的倾向。问题提法的不明确,特别表现在米香(Ed Mishan)和威尔弗雷德·贝克曼(Wilfred Beckerman)之间的意见相左之中。早在1967年,米香就发表了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代价》,后来又把它放入《关于经济增长的辩论》一书出版。1974年贝克曼以他的论文《捍卫经济增长》来回敬米香。米香从来就对经济增长不甚看重,或者说,从根本上说不太看重现代世界。“私人汽车肯定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灾祸之一,如果说不是最大的灾祸的话。”这样一些浪漫主义的偏好,典型地说明他处处猛烈抨击“增长派人物”。与此相比,贝克曼采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不增长的代价高于增长的代价;要为所有的人提高福利,尚有很多事要做,任重而道远;当然,“整个收入的增长是收入分配的增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令人更加感到有趣的是,贝克曼也说:“在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在经济迅速增长是否值得希望问题上,也许比从前的任何时代有着更多的缘由令人不快。”因此,他丝毫没有反对探讨福利指数,福利指数包含着其他的因素,而不仅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和实际收入。事实上,公开辩论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这是70年代辩论的存留结果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身从前曾经是增长哲学的学院,现在也鼓励除了传统的经济学的测定值外,也应用社会指标。政治家们、甚至各国政府开始谈论“平衡的增长”或者“质的增长”,宣布他们的信念,认为简单地在50年代和60年代很多人走过的崎岖小道上继续慢行是不够的。

无疑,并非人人都跟随那些还已经走得更远并要求对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作根本改变的经济学家。蒂博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其《悲哀的经济学》里)区分了新事物的刺激和习惯事物的安逸,并且贬低物质生活水平对于两者的意义。弗雷德·希尔施(在其《增长社会之极限》里)要求实行一种“新的社会政策”,它要能促使人们把他们渴望的目光,从一种他们不能达到的供给上引开,因为增长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开始,就会破坏着它的固有目的。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在《人的节度》一书中)把希望寄托到在较易把握的经济活动规模范围内发展“新的忠诚”,当经济活动造成了增长时代的巨大狂热之后,理应如此。在这类和那类有关新的价值的建议中,一些特异反应要素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指出,根据这些一般带有严肃理性之烙印的社会科学学科代表人物的意见,70年代危机要求的不是经济政策的一般药方,而是另有所求。

在80年代后期,在危机中能幸存下来、劫后余生的人中,有些人对回顾他们在70年代撰写的文章,肯定不会特别感兴趣。旅行商人在悲观气氛中的景气证明是短暂的。事实也只能如此;然而,依旧残留着有益的怀疑。在经历80年代的10年赌赛资本主义之后,这还是值得回味的。当70年代危机开始云开雾散之时,一种新的供给前景豁然开朗了。增长似乎不再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而是同时也作为难题。它也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一方面,在某个地方,总有一个哈德逊研究所(Hudson-Insti- tut),许诺要在地上建设(供给的)天堂,另一方面,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经济学家们对于预言变得慎重起来。现在人们明白,增长总是困难的。正因如此,世界经济对于所的的参加者来说,也正在变得更加重要了。

康德拉捷夫周期肯定不是有益的政治工具;这永远不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在70年代,广泛传播着这样的印象,仿佛过去的成就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从另一种立场观察,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似乎是工资的附加费用(和税收),这些额外开支损害着国际竞争力。过去数十年之久,规模似乎在保证效益;现在新投资的代价和缺乏灵活性的代价变得明显了。有一些从民主的阶级斗争产生的社团主义因素,现在很显然,这些因素对适应过程造成困难,因而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损害着增长和就业的机会。

因此,各国政府和公民们必须作出决定。有些人干脆打退堂鼓,甩手不干了,摇身变为绿党。这是一种奢侈,很多人承受不了这种奢侈,因此它也长久不了。另一些人企图重新复活最粗糙的、数量形式的经济增长的精神。他们想迅速发财致富。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转移到供给方面,即转移到对企业家友善的降低税收、激励就业人员和对新技术的补贴上来。人们很容易看出来,80年代的政策产生于70年代的困难,关于这一点,我马上将作更详尽的论述。于是事情也就变得很清楚,这种变迁的破坏性方面,比起它的建设性对立面更加引人注目。为了使改变成为可能,人们不得不撤消很多社会民主主义的机构,但是,从它们的灰烬中涅盘升起的社会,迄今为止只能初见轮廓,而且可能不会持久。

3.新的漫无头绪

要描写留存下来的改革结果,并非易事。我把改革与一个其确切性毋宁说容易把人引人歧途的年代即1968年等同起来。这些改革中的有些改革仍然仅仅是空话,虽然语言的变化为价值的演变铺平了道路。在那些以改革意图推行的措施中,有些措施只不过是为社会国家的大厦增添最后几处美丽的装饰;在有些情况下,以为是改善,但实际上被证明是一滴让水桶漫出水来的水滴,简直多此一举;在德国员工生病时,工资继续支付到生病的最初一些日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一来,一种本身很有意义的制度就为被滥用敞开方便之门,最终变成为过分昂贵,无力支付。不过,倘若人们想要对那个时代的改革进行量化,那么,一个事实尤其引人瞩目。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公务人员数目在猛增。1968年的革命(如果它是革命的话)是一次公共服务的革命。

这种情况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但是,它首先说明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改革有着持久影响。1984年,在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460万德国人直接或间接在公共服务部门就业;另外有30万人处于类似的劳动关系中,120万人接受公共服务部门的退休金。如果把家庭成员人数也算进去,那么至少有1500万人的生计靠公众机构,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不到6000万。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这个数字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在此之前的10年即1965-1975年,它增加了35%以上。而且大部分增加人员是所谓的较高级的官员,他们享有特殊的优待和应得权利;较高级官员的数字在10年之内翻了一番。

德国的情况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例外。(诚然,瑞典的舆论研究所[SIFD]在1985年全国议会选举前计算,全部瑞典选民的54%从国家获得收入,28%为公务员,26%是转移支付收入的领取者。)在德国,教师、铁路员工、邮差和飞行员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处于异常相似的位置上。不过,在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如果人们把所有那些由地区、乡镇、卫生保健机构、学校和其他部门获得工薪的人都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也不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在这些地方就业,他们几乎是不能解雇的,他们得到实际上指数化的收入,而且在疾病和年老时还享有某些优先选择权。只有在美国,情况明显不同;然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国家里,70年代中叶,所有的人当中,约有1/4从事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职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在过去的10年中得到这种身份地位的。

发生这种过程的种种原因是再显然不过的。根据各人的喜好,它们可以以或多或少带有嘲弄的口吻加以描述。60年代后期的某些改革能量,来自于高等教育制度迅速膨胀的产物,即高校的毕业生。他们需要职业。同时,他们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的改革,在他们看来,社会都被私人的经济利益所控制。对于他们来说,“公共的”就是意味着“值得争取的”。因此,他们必须在公共的领域里找到他们的职位。实际上,整整一代的高校毕业生都轻而易举地混进公共服务部门的计划、教学、监察和行政管理等职业中去。紧接在他们之后,这个进入通道同时被双重关闭起来,一方面是职位编制膨胀的结束,另一方面是新的官员比较年轻,这种情况与80年代的政治气氛息息相关。

用不太玩世不恭的口气讲,当时的很多改革需要更多的政府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改革需要有人去管理。这也适用于使“民主化”这一口号流行起来的那种事态发展的无意的后果。这个口号不得不受到种种责难,代人受过,但是,荒谬绝伦的是,它多半是不得不替那些与其说导致人民掌权不如说导致官僚体制化的倾向背黑锅。民主化意味着建立新的决议机构和召开很多会议;然而,决议机构和会议不仅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也需要消耗很多纸张。民主化意味着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建立上诉机关,因而也意味着文件的生产。民主化也意味着个人的决断为深入的和明确阐述的理由所取代;这类例行公事要求要有报表、档案和管理人员。那么没有统治的交往和要求充分为一切价值判断申明理由的理想的追随者们可能会相信,他们可用所有的人参与所有的事情,来取代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他们首先把大家都置于官僚体制的难言折磨之中。

改革年代公共服务部门膨胀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重要的。一种官员心态与多数派阶级的偏好和信念密切相关。即使在多数人不靠国家的静脉滴液维持生命(不像在瑞典那样)的社会里,安全和有条不紊的升迁、可靠又不太紧张的职业工作和一种可预计的公事公办的统治关系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变成为人们在很多生活领域里的优先的期望。这里嘲讽又是不合适的。公共服务的生活可能不太会令人激动不安,或者哪怕是令人兴奋不已,它可能没有为革新和不寻常的生活旅程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然而,它是一种能满足很多要求的、相当重要的社会结构。

这也是有关现代精神的矛盾的又一个例子。马克斯·韦伯似乎用他的理性概念的模棱两可特性,充分阐明了这类矛盾。理性地实行统治,可克服从前的统治形式的一知半解和随心所欲,但是,如果它得到极端发展,它也构成顺从依附的外壳的威胁,在这个外壳里,一切首创精神和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都被窒息。这个抽象的比喻具有十分特殊的关联,尤其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话。它首先证明,什么东西被描写为善良意图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昂贵的。福利国家体现着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为了达到一种充分的公民身份地位的目标,正式的应得权利、收入转移支付、医疗健康保险计划、教育计划,等等,都是必要的。这样产生的一揽子计划是必须花钱支付的,必须进行管理的。这本身丝毫没有什么令人惊讶或者成问题。但是,社会国家的机器破坏社会国家的意图的时刻就来临了。

在开支方面,社会政策计划要求几乎无限制的义务。教育或保健医疗福利永远是没有够的时候。医学技术愈来愈复杂和愈来愈昂贵,人口和社会的因素导致更高的需求,这个时候,保健医疗福利尤其超出一切现实的费用水平。在收入方面,除了很多人有着不再进一步提高国家开支的愈来愈强烈的愿望外,也有种种问题。如果退休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培养教育的时间变长,而且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那么,对现有的就业人员和企业的征税,必然会超过一切合理的界限,有时会超过可能承受的界限。罕见的荒谬出现了。人们的实际收入在上升,而他们的转移支付收入也在增长。它们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基本的应得权利,而是多数派阶级的成员们所期望的供给的一部分。在这当中,很多人发现,他们从国家拿回来的,实际上与他们先前交纳的一样多;税收作为应得权利又返回它们原来从中掏出来的腰包里。

这是一些不充分的陈述。人们还可以补充:至少得补充这个过程的行政管理费用。还有应得权利款项流通的摩擦损耗费用,它们的名称就叫做“官僚体制”。官僚体制是社会国家的最大的矛盾。它意味着,那些应该关怀他人的人,如教师和护士,俺没在行政工作中。此外,它还意味着,接受服务的人不能要求简单的和明白易懂的权利,而是不得不经受忍辱屈尊,他们必须填写表格,公开他们的具体生活情况,排长蛇阵等待,才能在某些机关办公室商议和讨价还价,到底国家哪个部门应该负责为他们提供一份大锅饭。作为一种起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可能确定如此的官僚体制化的结果,个人的问题被普遍化、格式化了,并被归入档案卷宗或计算机磁带,变成为非个人的事例了。这种结果是不恰当的,并导致不快和恼火。很多人没有行使他们的应得权利;整个程序令他们厌烦,或者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他们不想知道,因为它会令人厌烦。一种公正的体制变成为一种不公正的现实。

无疑,这是一些夸张说法,不得误解它们,不得把它们看做是在要求要给社会国家的拆台。然而,在这里,我们借助它们应该能够强调70年代的发现:事物不能简单地再像以往那样继续发展。这个发现甚至也不局限在政治权利方面。当约汉诺·施特拉舍尔(Johano Strasser)撰写他的著作《社会国家的极限吗?》之时,他对他自己的问号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主张更多一些社会的福利,而不是更少一些。人们熟悉的社会国家借以界定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他这样立论道),实际上制造着新的社会难题。贫困化的老人,社会边缘化的客籍工人,年轻的吸毒者,“文明病”患者包括心理障碍患者,事故受害者,他们都生活在窘迫困顿之中,然而却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施特拉舍尔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左派对善意的国家的信仰,不过,他在寻找增进人的“自决权和负责任的参与”的精神的可能性,因此要求更多的自助,强化社会福利网,一种新的团结互助。

这类解决办法固然可以讨论,然而困难的问题是一清二楚的。70年代的危机之一是国家的危机。社会国家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在民主的共同体里产生过分强大的国家的例子。国家公共开支的发展情况说明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占有份额在70年代增长到50%,甚至更多。官员情结的根基不仅在于就业结构,而且也在于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凯恩斯主义,或者不管它叫其他什么名字,征服了世界。各国政府到处、而且在任何一方面都要求让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这也是它们所期待的。这既适用于经济不景气,也适用于自然灾害,从最小的村庄,直至整个世界,皆无不如此。

一方面期望在上升,想一步登天,另一方面,失望虎视眈眈,就在下一个街角等待着人们。70年代也是一个“民主处于危机之中”(这里借用1975年致由欧美日首脑们组成的三边委员会的一篇报告的标题)的时代。倘若要在参加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经济学家之后,再加上一个长长的政治学家名单,这并不难,这些政治学家们在70年代对关于政府能否执政的辩论作出了贡献。此外,两种争论的链条至少在一个方面相互衔接。如果民主对于多数派阶级来说,成为政治的企业家们争取选票的一种竞争,而在这个竞争中的成就则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至少提供若干许诺过的物品,那么,供给的增长也是这种博奕发挥作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正在变成一种正数和博奕,倘若经济数字相加不再能够正好得出正数和,这种博奔就有危险。

我已经试图指出,民主的经济理论哪怕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有严重的缺点,不过,尤其是在大多数的政治文化里,它是不能应用的。然而,经济状况对于政府能否执政的问题、甚至是合法性的问题,有着显然的影响。英国作者詹姆斯·阿尔特(JamesAlt)观察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民意测验数据。他发现,人们认为虽然人们对直接和遥远的东西有着不可调和的观点,但完全有可能在一起生活,并且会相信,他们本身虽然情况很好,但是他们的国家却在经历着一个毋宁说是很坏的时期。虽然个人是满意的,但是政治上是不安定的。这在正常情况下,也是很有趣的。不过在70年代,这种正常的时代已经结束。人们骤然发现了在他们个人的舒适和他们国家的舒适之间的一种相互联系,而且两种舒适似乎同时在减少。当时,通货膨胀是各国政府软弱无力的最明显的象征。如果我们附和阿尔特的看法,结果“并不是一种抗议的政策,而是一种令幻想悄悄破灭的政策”。人们不再对政府期望很多。他们压低自己的期望。庞大的国家不是被拆毁,而是被它的公民们所离弃。

在一些乐于使用分量更加重的词汇的文化里,这类观察导致这样的论断,即认为各种民主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或者现代的)社会处于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这是一种令人压抑的和投人以把柄的表述,因此我避免使用它,不过也由于内容的原因,我避免使用它。合法性危机描写的是一种对各种政治机构的怀疑使得这些机构本身的生存成为问题的情势。在30年代初期的魏玛共和国里有过一次合法性危机。在50年代末期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许也经历过一种这样的危机,虽然法国危机的确切本质提出的问题,比1959年建立第五共和国令人揣想的问题还要多。在70年代,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在美国导致人们对总统职位设置的广泛怀疑,但是,宪法危机很快就过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里会发生类似戏剧性的事件。因此,如果像罗马俱乐部预告那种未作具体说明的灾难那样来谈论合法性危机,这同样也是会把人引入歧途的。有新的问题,也会有变化。在90年代的执政意味着有些不同于80年代的执政,后者又不同于70年代的执政。本过,这些变化的特征,毋宁说,是不动声响、悄然而至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难于给所描写的各种进程命名的一个原因。于尔根·哈伯马斯急中生智,干脆称这种现象是新的漫无头绪;至少在这一节里,我在这一点上附和他的观点。19世纪的守夜人国家面对扩大公民权利的要求失灵了。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这样彻底的国家,至少在德国不曾有过。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拉萨尔怀着论战的意图,提出这个概念。不过,国家愈来愈多地接受新的任务,新任务要求愈来愈高的税收和愈来愈多的官员,这种看法仍然是正确的。守夜人守护着法律和秩序,公民——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资产阶级?——则睡安稳觉,毋宁说,国家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为施主。施主没有一时一刻不把眼睛盯住他的公民——或者他们最终是臣仆?这就导致了被米歇尔·克罗齐(Mishel Crozier)和其他一些人称作为国家职能“超负荷”的状态。这种庞大国家能否完成它所承担的一切任务,这永远不是十分可能的,更不用说,既要让它完成这些任务,又要它维护自由的宪法了。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尽管有社团主义和附属于社团主义的一切东西,完成这件事情比所能预见的还好一些。然而,后来它发现自己身陷于我们这章里所探讨的种种问题的泥潭里。一种恶劣的世界气候与对经济增长的怀疑、动荡的社会国家和公民参与的种种矛盾相互结合在一起了。

对于好些人来说,对这一切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它就是:少一些国家干预。然而,即使这种趋势转折的追随者们,当他们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未曾去实践这种转变。例如,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干预主义的方案,特别是如果系统地支持大的研究和技术项目也属于该政策的组成部分的话,不管它们是否属于军事项目。另外那些把约翰诺·施特拉舍尔的建议推崇到作为一种替代性生活变迁高度的人,同样也没有多少贡献;在作用方面,他们听任统治的权力去发挥,也就是说,听命于多数派的利益和生存机会。因此,漫无头绪起初曾经是(而且也许现在还是)日常的主题。庞大国家还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伴随我们一阵子,虽然公民社会及其固有的人的活动的中心可能日益重要,使国家的任务重新减缩为定定基调和作为仲裁法官发挥作用。在国家充当守夜人和施主之后,要给国家取一个名字并非轻而易举。它将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位能给人们以良好的感觉的鼓动者?成为一位假装控制一切、不过人们偶尔也能甩掉他的导游?或者也许是一位运动员的教练,他同时是比赛的一部分,又负责分配角色和关照运动队的情绪?

4.后工业社会?

在这本书里,我一直优先注重分析社会和政治的结构,而不是去推测诸如各种价值之类并不十分明确的情况。决定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在价值的世界里,几乎一切东西都是适用的,很容易作出一些论断,同样也很难赋予它以实质,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反驳了。我们越来越接近直接面对的当前,当然就越不容易回避要去研究人们能有什么意见、什么感觉、因此能做些什么。很多结构尚不十分清楚,因此,人们不得不在一种从前的物态中观察它们。“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与这种无定形的状态有些关系。

而且,这种状态并非是完全没有明确的形式。早在70年代初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就业结构的某些变化就已经很大。在整个战后的时代,从事农业的人数在日益减少,在工业中的就业人数起初还在不断上升,随后就达到和超过了顶点;扩张主要发生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在这方面,国与国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里,这些情况的发展在70年代具有一种还要更加戏剧化的形式。凡是在还有可能的地方(如在日本,意大利,法国),从事农业的人数再次明显地下降,到1980年前后,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农业人口已在10%以下。在很多国家里,在5%以下。同时,工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也开始下降,而且在像德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下降十分明显,从占就业人数的一半降到40%,或者更少。也就是说,现代的服务业在进一步扩展。1980年左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整个从业人员的50%以上是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工作——应该承认,服务行业职业这个范畴有些混乱——也就是说,既不是在第一行业里工作,也不是在第二行业里工作。这种趋势又继续发展了。

这种趋势只能在技术的意义上,为“后工业社会”的说法辩解。如果工业意味着生产,而社会是以占主导地位的职业活动来表示其特征的话,那么,工业社会已经为服务社会取而代之了。多数派阶级也是一个服务阶级。但是,“后”字的辩护士们的语言则有别的意图。它与认为职业结构里的变化伴随着价值演变的论点有关。对于价值演变,我们已经采用若干方式描述过了,这些方式是不能毫无困难地调和起来的。

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首先感兴趣的完全是在就业结构的变化上。现代的社会逐渐疏远货物生产,新生的进步力量在同等程度上出现了。这些新生力量首先与知识与信息有关。而且,这些力量及其科学基础已经经过了试错阶段,并且达到了一种标准化、系统化的程度。反过来,这意味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业已变成了一种扎下根基的和不可或缺的社会范畴;正如贝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表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原则的出现”。他们的世界是一种很自觉的世界,如果不说是一种理性的世界的话。“计划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决策场所,它同市场较为非人格的和非集中化的作用恰恰相反。”倘若人们重新阅读贝尔的书,那么,他的基调特别引人注目,毋宁说,它基本上是一种工业社会的语调,尽管是一种由生产向着由信息推动经济增长发展的社会。

虽然这部著作发表于1973年,《后工业社会》也是一部60年代的作品。(有些人将会认为它是一部80年代的作品,在80年代,信息社会作为新的可能的经济增长火车头已经成为时髦用语。)它诞生于某种对2000年怀抱的偏执观念,然而这种偏执观念从来没有超出对从前的趋势的外推分析。贝尔是当代最敏感和最杰出的社会分析家之一,他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1976年,他又为从前的研究增添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这里,他立论道,社会结构虽然可以称作一种“技术-经济秩序”,但是,西方文化取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勤俭节约、艰苦劳动和先苦后乐等新教伦理,决定了数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最后却毁灭于一种直接消遣的文化。不是生产,而是分配,不是创造,而是销售,主宰着生活,而销售会鼓励铺张浪费。经济还建立在效益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文化则是由松弛的(和毫不紧张的?)乐趣和娱乐决定的;文化已经变成为“基本上是享乐主义的,与玩耍、逗乐和炫耀性娱乐相联系着”。

这些由贝尔在70年代所暗示的发展,80年代达到顶点。10年的赌赛资本主义是靠负债滋养的。必须拿未来作抵押,而不是花销过去积攒的储蓄。在股票交易所里,还在进行期权和期货的交易,而这类未来的价值可能永远不会成为面前的东西。推迟消费意味着人们今天劳动,为了以后某个时候享受成果,而现在新的气氛是先享受、(也许)后劳动的气氛。而且,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气氛,甚至是一种时髦。倘若没有缔结愈来愈复杂的信贷协议,个人的生活也好,整个国民经济的成就也好,都将无法维系。于是,一些新的外推法分析专家看到在这条道路的尽头会有更多的灾难。他们以企业破产、银行丑闻、和股市暴跌的例子为证,然而,他们最终很可能将会同他们在罗马俱乐部的先驱者们一样走入歧途。无论如何,有迹象表明,文化态度会有所变化。

而且,由新教伦理向着享乐主义的转变,不是一般与“后工业主义”相结合的惟一的演变。不如说,还有罗纳德·英格尔哈德(Ronald Inglehart)的整个“静悄悄的革命”,它同样也发生在70年代。英格尔哈德喜欢把他的各种结论与罗马俱乐部的难题和丹尼尔·贝尔的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在其核心,他干脆断言道,在西方的社会里,有一种缓慢的、然而肯定无疑的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向“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转变。“西方社会公众的价值业已从占主导地位的强调物质舒适和人身安全转向更多地强调生活的质量。”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区别。不过,一种现象特别突出。老的工人阶层“资产阶级化”了,并且在政治上向右移动,年轻的中产阶级的人之中的一个新左派变成为一支社会和政治力量,它赞同“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这也许是建立在雷蒙·阿隆的世界的富裕与和平之上的,因此,这是一种价值模式,这种价值模式在迅速传播,在可预见的未来,完全可能主宰天下。

英格尔哈德没有用这些话语,然而,这是他的论点。人们可能怀疑,他的民意调查数据是否足以作为证明的手段。事实是,英格尔哈德的“物质实利主义”(Materialismus)和“后物质实利主义”(Postmateriasmus)的关键概念仅仅各自涵括和归纳了6个调查项。而且按照英格尔哈德的理解,“物质实利主义”既包括偏爱法律和秩序,也包括经济稳定,而属于“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不仅有对爱美,而且也有言论自由和更强烈参与政治进程的愿望。此外,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里,既在欧洲共同体的9个成员国和美国,“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在等级排列上排在“非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之前并保持若干的距离。在1973年,除了丹麦和卢森堡以外,反对通货膨胀到处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在丹麦,秩序的必要性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在卢森堡,经济增长排列在第一位。平均而言,经济增长处于第二位,虽然在抽样调查中,意大利人认为同犯罪作斗争十分重要,而法国人则首先渴望一种“不一点无人情味的社会”。一种后工业的社会。

按照英格尔哈德的观点,一种新的趋势开始了。“经过长期的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之后,政治辩论的主轴从各种经济主题向着生活方式主题推移,其中包括一种那些寻找改变的人的社会组成的变迁。”他的材料与其说是令人信服的,不如说是发人深思的。他一再重提1970年、1973年和1976年的问卷调查,从中显示出,在一系列国家里,在1973年(估计在该年10月石油危机冲击之前)人们比1976年少些“物质实利主义”。换言之,我们在与摇摆无定的价值打交道,这些价值处于更为转瞬即逝的影响的之下。也许,“后物质实利主义”的气氛不太像70年代的一种特征,不太像是一种新的趋势。它完全可能是一个年代的危机的征兆,而不是事物有一种新方向的迹象。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20世纪70年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对于某些人来说,这10年正好带来了那种目标的实现(我在这里已经把那种目标的实现与战后光荣的30年岁月联系在一起),即带来了公民权利和相当的富足。事实上,有些人回忆起70年代,总是把它看做首先是在应得权利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的一个时代。妇女运动的女性积极分子们作这种估计肯定有其道理。另一些人有着不太令人满意的经历。实际工资被通货膨胀钉住不动;就业变得日益困难。在这10年中,这种情况开始触及到1968年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后物质实利主义”与其说产生于一种偏爱,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虽然他们的基本情绪有助于唤起保护环境、为少数派争取权利和争取裁军的新的社会运动。

到了70年代,政治家们有了特殊的困难。在德国,改革政治家维利·勃兰特让位于实干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施密特的社会民主党在这10年末尾之时,越来越摆脱离弃了他。在法国,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徒劳无益地通过中间派,把手伸给了左派,他首先失去公众舆论的支持,随后于1981年的选举中败北。在1970年哈罗德·威尔逊出人意料地竞选失败之后,爱德华·希思1974年在大不列颠也遭受同样的命运(“谁治理这个国家?”),在经历了1979年的“令人不舒服的冬天”之后,威尔逊的接班人詹姆斯·卡拉汉的日子也没有好一些。在美国,早在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辞职就把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置于动荡不安之中,之后,两位在职总统于1976年和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在这些事件的每一件的背后,都有一段特别的历史,然而在70年代,人们可能经常会听到那些有权势者说,在艰难的时代,重新当选连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多的期望落空了,令人失望。在80年代,执政者们总是、而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在选举中就当选,80年代是多么不同啊!

如上所述,对于过早地评价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应该小心谨慎为好。也要小心一些东西,如颠倒事实关系的、因此也会把人引人歧途的具体性。1970年1月1日也好,1979年12月31日也好,在我们论述的上下文关系中,都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必须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在一个漫无头绪、扑朔迷离的阶段中结束的。过去的成就制造了一些新的困难问题,这些新难题不再能够采用那些久经考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结合为一种不安定的综合病症,有些人开始相信,末日已在来临,咄咄逼人。假如70年代靠本世纪末更近一些,从这10年中也许已经诞生出一个新的千年王国之统治(Chiliasmus)。很多人看到停下来好好思考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说在这一种价值观念的讨论中,含有某种嘲讽,那么,它并不意味着这个题目没有现实意义。当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时受到了压力之时,价值也受到了挑战,而且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曾经多次要求要有某一种趋势的转折。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并非来自左派,而是来自有派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创新性的思想。此外,很多混乱的思想出自政治派别。人们从这类观察中得出的各种结论,必然会有某种个人色彩。我的基本出发点是,返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甜蜜现实之路是不存在的,虽然由于缺乏可信的替代性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起初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次优答案。而且,返回到前天的痛苦的梦幻去的道路更是不存在的,即不能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代价之中去,这种代价为整整一个世纪的演变提了契机。前进的道路要求重新确立公民权利、生存机会和自由的内容。

[德]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

第七章 阶级斗争之后

1.失业

滞胀是70年代及其种种难题的症候:除了人们愈来愈高的期待外,似乎什么东西也不行了,这一矛盾变得令人有切肤之痛。80年代有另外一些症候。其中之一人们似乎可以从中窥见,似乎一切都行,而且直至能做的都做,有时还超出这个程度。赚得很多,但是,也冒了很多风险,而最后也损失很多。在引起轰动的崩溃之后,随之在那些过于大胆猛冲勇闯的人当中,出现一些不太能够看得出来的恐惧。供给的曲线变化迅速异常,几乎无法观察全貌。但是,这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应得权利上,即注意在雷蒙·阿隆的时代之后,在那些改革和新的漫无头绪之后,是否产生了一个可能决定着未来冲突的、新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必须转向80年代的另一种症候,即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和居高不下、而且持久的失业之间的奇特的矛盾。

在70年代,失业就已经上升。谁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初看起来,这是经济活动放慢的一种正常的伴随现象。因此,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开始从70年代的危机中复苏过来之时,失业人数也下降了。然而,下降幅度比人们预期的要小一些,而且很快就完全停止,不再下降。还在80年代景气很好的时代,失业率几乎到处都很高,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有所上升。在像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政府起初相信,100万失业人数会使它们的落选成为不可避免,但是,很快这类担心就被忘得一干二净。2%和3%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把人们的视线引开,使他们不去注意在一些5000万到6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失业人数超过200万大关的事实。5%的失业率开始被视为正常的,而10%的失业率开始被视为可以忍受的。

这并不同样适用于美国。在这一章里,首先特别要讲一段欧洲的历史(而且也不包括像瑞典和瑞士这样的欧洲国家,无论如何,还不描述他们)。如果对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和失业作比较研究,将会清楚地发现令人目瞪口呆的差异:欧洲的僵化性,美国的流动性和日本的家丑不外扬的做法。不过,我们还是暂时留在欧洲。

在一个经济增长时代的高失业,向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劳动和公民身份地位的历史的问题。为了从经济发展问题开始分析,首先必须再次强调80年代增长的特殊品质。这种增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令人惊讶的。奥尔森不是已经给我们讲过,要打破滞胀的僵化,必须有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革命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的一种向供给方面的转折,而战争则用民主的手段进行,针对工会,也针对福利国家的某些利益。转折的发起者首先根本不是在严格熊彼特的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些政治家,如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其他一些在经济政策上追随这两人的不同政治色彩的人。

80年代增长的历史发展绝不是直线型的。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个10年开始于一个深深的低谷。1982年之后,才可以在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谈论高度景气。这10年行将结束之际,首先是在1988年和1989年,景气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比如在大多数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人们考虑到这里谈的百分比对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当于1950年的4倍。倘若把增长率折算回每年增加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那么,这个数量比在50和60年代大多增长得快得多。80年代是经济奇迹的10年。

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奇迹?苏珊·斯特朗提出了已经多次引用的“赌赛资本主义”的概念。80年代的奇迹是靠债务和大胆冒险的资金运作滋养的,如果不说是靠投机的话。华尔街和伦敦的股市打破一切记录并非偶然,其他股市稍事犹豫后也紧随其后。有些人赚得的、然后又投入的钱,其规模超出一切想像,首先是从前闻所未闻的。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一切高度景气阶段;然而,80年代似乎是特别棘手的年代。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分析家,例如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或者彼得·杰伊(Peter Jay),早已看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已经处于“深渊的边缘”。1987年春,一本未来学派的著作《1990年的大萧条》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这年10月,股市经历了第一次大危机,两年后又一次大危机紧随其后。股市崩溃不一定意味着衰退;有时候股票的市值似乎脱离了企业的发展业绩。然而在这10年临终之际,现实的国民经济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10年间,究竟可持久增长的成分有多大?奇迹到头来是一种视觉的错觉吗?无论如何,暗中的怀疑伴随着飞黄腾达者们刚刚得到的财富。

其中有一个原因,肯定在于明显存在的不成功者们,因而也存在于失业。在欧洲,80年代的增长对失业者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也许,认为它在某种方式上是建立在失业之上的论点,甚至也能说得过去。是的,有两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同样数目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东西;另一种方法是:由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同样数目的产出。在80年代,后一种方法非常广泛传播。各国政府为其国家竞争能力忧心仲忡,它们允许雇主们把他们的就业人员缩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减肥后的企业的产量与从前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劳动量(用劳动的总时数来衡量)之间的关系,德国有令人信服的数字。直至50年代后期,两者都在提高,虽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已经比劳动量的提高快了。不过自那时以来,两种曲线就分道扬镳了;今天它们呈反向发展关系。如果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00,1986年上升到400,而人均劳动量起初上升到110,后来在同样这个周期内则下降到66。从少得多的人的劳动中,产生了高得多的供给。

根据这类观察进行外推法分析,历来就已有过。因此,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几乎还不能为它们所动。特别是认为技术的发展会使人的劳动成为多余,这种思想在过去的200年间已经是老生常谈,经常重提,比起50年代关于自动化大辩论时,今天这种思想更难找到官方的追随者。然而,那些认为他们对这一切已经至少听过一次的人来说,应该小心谨慎为好。劳动的本质和作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天,劳动不再是对社会问题的公开回答,而是本身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劳动是工业世界的普遍的主题。一些重要的作者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这种情况。他们也发现了一种荒谬现象。现代社会是一些劳动社会,是围绕着劳动伦理和职业角色构建的,但是,它们也被一种幻素推动并向前发展,甚至可能是被一种日益变为现实的没有劳动的世界的前景推动向前。人们在成为公民之前,有职业,至少有临时性工作,无论如何,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是作为消费者的。通往供给的世界,有别的道路可走,有各种歪门邪道,但是,正常的道路是从事职业工作。职业工作决定着收入、包括转移支付收入、社会威望、自尊自爱,以及决定着人们组织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从事很长时间的多天数的连续沉重劳动的日子被视为无法忍受的重荷,自从几世纪以来,尤其在工业社会里,享有特权的阶级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很多人带着惊奇和嫉妒的眼光注意这种特权阶级。

这种荒谬现象以某些方式发展着,有着令人惊讶的影响。在劳动的社会里,人的生活有一种清楚的结构。在那里,孩子们正式进入职业世界之前,是生命的早期阶段;在那里,在每天、每周、每年,从事职业的人员都有一些时间不必劳动;最后是生命的黄昏到来,即从职业上退休。在100年前,甚至在50年前,生命的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与一个第四个方面相联系着,即职业劳动。童年就是通过学习技能和熟悉各种价值,为劳动作准备;闲暇就是为了从劳动中得到休息,体力恢复和精力,为了能够接着劳动;退休是对长期的劳动生涯的奖赏。今天,这三个不必劳动的阶段,统统都有其自己的意义。它们的范围都增加了,而且他们往往被作为独立的范畴来界定。教育和培训的世界有着它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有些人认为,教育和培训世界之所以主宰着现代社会,恰恰是以牺牲劳动为代价的。闲暇产生了一个自己的。新的经济部门;不少人从业余活动中至少得到与从职业工作中得到的同样多的个人满足和社会承认。退休业已成为生命的第三个年龄段,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将持续20年之久,或者更长,产生了它自己固有的结构,而且从“第三个年龄段的大学”直到政治舞台上的“头发灰白的豹子”,都是这样。

这种事情的发展对于劳动已经有了意料不到的后果。烦躁不安的新的保守派在赞扬劳动的美德方面,与惊吓得目瞪口呆的社会党人携手结为同盟,而同时,二者都不能为所有的人提供就业。实际上,他们关心的是社会和政治控制,迄今为止,除了职业劳动纪律外,还没有发明其他的机制可以进行这种控制。劳动骤然成为不太像是一种重荷,而是一种特权。最近,甚至连上层的各种群体都很难描写为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毋宁说,它们是一个因怕遭辞职而过度劳累的工作狂阶级。它的很多成员经常抱怨,说他们的工作日和星期天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好几年没有真正度过假;然而事实上,这类埋怨只不过是“炫耀性消费”的一种形式,即公开炫耀在劳动方面的新富。

一个小小的数字游戏能说明已经发生的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会里,今天20%的人口未达劳动市场向他们开放的年龄,另外20%处于退休的状态。10%在教育机构里度过他们的时光。(这些平均值当中,有些毋宁说,定得太低。)所剩下的50%当中,有些人找不到真正职业活动意义上的工作;另外一些人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总是不能工作;如果设想这两部分人共计占15%,极可能是不会错的。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还有10%失业,那么就只剩25%的人口了。这25%的人口一年大约有一半的日子在他们的劳动岗位上度过的,而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的职业要占用他们清醒时间的一半。我们还真正生活在一个劳动的社会里吗?

回答是:“是的”,而且失业者的命运提供了证明。他们是一个不适合于放进我们的计算里的群体。我们丝毫不反对有人是大学生,或者是养老金领取者,或者是在世界各处旅行度假的职员,或者甚至是在无授课任务的年份中的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当家庭妇女,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侮辱性的,哪怕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很舒服的;作为智力或体力残疾者,不能参加劳动是很悲伤的,然而又不可避免;但是,失业又当别论。这是不能接受的。它损害人的自尊,使他们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乱,使他们依赖国家的救济。它把他们排挤出公民的共同体,因此又制造着新的应得权利问题。

这一分析的命题意味着,在80年代的失业,在一些重要点上有别于同一现象的从前形式。很久以来,人们就曾为他们的工作岗位而忧忧忡忡。他们往往是季节性变动或者企业家任意专断、随心所欲的牺牲品。在19世纪晚期,第一次发现经济上系统性的失业原因。充分就业变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主题。充分就业被解释为值得希望的,并且采取措施,争取实现充分就业。尽管在这当中所应用的是应得权利语言,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健康的增长会带来充分就业的假设之上的,而且反之亦然。从以前要求把临时工作正规化,到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和公共劳动工程来进行需求管理,直至广泛的“在自由社会里充分就业”计划(而在大不列颠,所有这些措施都与威廉·贝弗里奇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时毫无疑问,都认为失业不仅是有失尊严的,也是浪费劳力的,而宏观经济的扩张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自从1980年以来,这一切就不再是十分清楚明确的了。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与就业发展脱钩。因此,一种充分就业的政策也许必须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很多事情可做了。而是应该意味着,工作的分配已经变成了困难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在一种能使大多数人维持体面的生活标准的收入水平上,也许没有足够的职位。这种事态发展的种种直接原因是技术性质的。几十年来,人们发明了越来越新的、越来越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装置,不断取得进步。不过,似乎缺乏职业岗位的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新的发明转化为产品,其原因在于新发明能降低成本和增加可靠性;而这些原因又与有组织的雇员们捍卫实际收入(有时凭借立法的帮助)息息相关,与难于控制和稳定人的行为举止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还更深入地挖掘,那么,我们很快又遇到现代劳动历史。

这肯定是一部成功的历史。以更少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东西的能力,创造着很多新的生存机会。自从1870年以来,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经济的总产值也许至少增长为10倍,然而同时,人均劳动工时的数字却下降了一半。建立一种他治性劳动和自治活动的新关系是可能的,它将克服工业劳动社会的较麻木的做法。劳动的质本身可以得到改善。劳动世界里的上下级关系中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要素,可以通过从业人员的代表制和共决制加以缓和。有些人工作狂热,劳动成瘾,另一些人则可能在他们不必在其劳动岗位上度过的很多小时和日子里,施展他们的天才。不管在劳动世界之内和之外,到处都有更多的活动空间。然而,这并非对大家都适用。用较少的人力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个事实意味着劳动是可以变得短缺的。这反过来也有这样的结果,即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有些人最终会被挤出劳动力市场。

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要求“自然”失业率为6%或者另一百分比,不会有多少帮助,尽管“自然”一词意味所理解的失业率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危险的也不可能再降低的失业率。在最近发表的出版物中,经常谈到劳动力市场是细分为两个或者更多的相对孤立的局部市场的,这些孤立的局部劳动力市场有着它们自己的技术资格要求和进入通道。这类进入障碍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个完善的劳动市场,为什么某些特定群体在景气波动发生影响之时,总是首批离开劳动力市场和最后一批返回工作岗位,但是,它本身却并不能解释长期失业。与此相反,实际工资是否存在灵活性却能提供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工资在实际上富有刚性,不可能创造在一种其收入水平大大低于现有各种职业普遍收入水平的就业,那么,在一种狭义的货币的意义上,失业(对于整个社会)就比充分就业更便宜一些。

不过,还有其他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失业并未触动经济的很多核心功能。很久以来,农业已经是一个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就业的部门。在作为货物生产的第二产业意义上的工业,紧随农业之后,也迈步在这条道路上。工业生产在增长,工业就业则在萎缩。在第二产业里仍然留下来工作的工人们,从合理化的某一个特定点上开始,拥有相当可靠的工作岗位;无论如何,他们的报酬不菲。然而,其他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于是,首先有一个必要的第三产业,我们需要在那里工作,以保持第一产业的生产和第二产业的运转。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和分配部门里的就业增多了,而且它也必须增多,以满足人们的日益错综复杂的变化多端的趣味和需求。外加某些其他的活动,尤其是与组织收入转移支付或者社会方面的给予权利有关联的活动。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生产率是一个比在农业或工业里更为复杂的概念;新的领域的扩张迫使一般生产率指数向下降,然而,这并不十分重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传统的第三产业里的工作,构成可以称之为社会经济核心领域的东西。这个核心领域在明显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情况下,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充分就业,就必须创造一些比较无关紧要或者可有可无的职业。这显然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想法。谁来决定,一种职业在严格意义上是否有必要?个人的服务职业曾经大量存在过,随后它们又几乎完全消失;最近,它们又作为有组织的服务行业重新兴起,作为洗衣公司,“在轮子上供餐”的企业,或者也包括擦鞋店铺。不过很显然,这种企业并非处处以同样的规模存在。倘若人们编写整理出一份维持一个现代国民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职业的清单,那么,人们不必收入这类明显具有社会特异性质的服务。

其他的一些例子还要复杂一些。有人说过,“信息社会”产生了太多的信息,超过任何人能够利用的数量,然而,这里包括各种需要相当高技术资格水平的职业。人们一再听到关于公共服务机关职位明显过多的报告;人们只要想一想帕金森规律以及在英国海军中船舰数目和从业人员数目之间的反向关系。有时人们也提出疑问,经营管理咨询公司的繁荣是否大大改善经营管理,更不用说改进生产了。因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职业,它们在时世兴顺之时为那些拥有富裕的人的富裕作贡献,而在时世艰难之际,它们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其中有些职业会首先被裁减掉,如果不得不严肃对待竞争能力的话。

然而,提供这类形式的就业可能也是值得追求的,虽然还将谈到它们的社会代价。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派阶级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一方面,它的成员们睁着敏锐警惕的眼睛,关注那些“真正的”职业或者至少如此装点的、仿佛就是“真正”职业的职业,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喜欢失业的无序。无论如何,在那些拥有可靠的、高工资的和显然很有意义的就业工作的人和那些不拥有这一切的人之间,开始形成一道新的界线。在那些存在实际工资刚性和多数派阶级目光短浅的国家里,长期失业就是症候之一,虽然真正的分界线与其说划在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之间,不如说划在低收入的那一半从业人员的中间位置。

由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应得权利问题是严重的,它绝不简单。工作岗位作为劳动社会里的生存机会的关键,很长时间不仅作为进入供应世界的入场券,而且也是公民身份地位的前提条件。职业仿佛就是通往应得权利世界的针眼。例如,选举往往是以人们是纳税人和后来又是某些特定的职业等级的成员为前提的。一般地,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过去是(而且今天仍然是)与职业工作相关联的,尤其是由于为了社会方面的应得权利而规定的保险原则,是与职业活动相联系的。在给公民的身份地位下定义时,我曾经强调指出,公民的身份地位不是一种交换契约的结果,因此也是不能够出售的;公民的身份权利是不能交易的。基于这个原因,公民的身份地位同职业分开意味着进步,尽管劳动世界的主人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扭转这种进程,使之倒退。不过,应得权利派在企图建立某一种劳动权利时,它很快就开始犯着它的固有的错误。这既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滥用“权利”一词。为所有的人找到工作,这可能是值得争取的,而且对此作出许诺,政治家们可能也会认为是有益的,然而,没有任何一位法官能够强制雇主去雇佣失业者。无论如何,在自由的国家制度下,情况就是如此。而且,为就业而就业,就是一剂没有经济效益的药方。为了自由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不劳动的权利,因此,政府就不能强迫任何人,陷入一种他或者她想摆脱的依附关系之中。这样说绝对不是开玩笑;毋宁说,它是明确一方面是权利和应得权利、另一方面是政治和供应的概念的结果。

因此,持续长久的失业就提出应得权利问题。只要通往市场的进入通道、因而也是通往供给的进入通道仍然取决于就业,那么,失业就意味着这条进入通道仍然被阻塞着。哪怕失业救济金和失业补助保护人们不受极端贫困化之苦,情况也还是如此。在欧洲,已经开始了关于劳动和公民身份地位日益分开的辩论;有些作者和政治家,把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视为在通往解放道路的必要一步。在美国,也有一些激进的作者持针锋相对的立场,并且论证道,劳动、包括它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和依附关系,是文明的一个前提条件。辩论拾起古老的话题,而且由于劳动世界发生了那些我已暗示过的变化,辩论具有现实的意义。不过,对于失业者来说,它很难令人感兴趣,对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可预见的冲突来说,也不会令人感兴趣。

2.关于定义(1):下层阶级

新的社会问题的历史尚不完备;尤其是还缺少美国方面的历史。诚然,在美国也有长期失业。而且,经济学家们把他们在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失业方面的假设作了更正,往上调高了,即调至6%或7%,然而在最近几十年内,美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的工作岗位,谁也不谈工作岗位的短缺,或者仅仅是理解这一概念。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人的生活里劳动伦理及其语言的普遍适用;它尤其与我已经提到过的失业和工作岗位短缺的条件之一息息相关,即实际工资作出灵活下调的反应。美国的实际工资事实上是下降了。这就意味着,虽然不少人找到工作,然而依旧贫穷。长期贫困是美国对欧洲长期失业的对应物。

美国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始于70年代中叶。这样一来,一个持续长久的趋势被打断了。自从50年代以来,对于全时制工作的男子来说,平均工资总是不断提高。在60年代,靠工资为生的人当中的1/4低收入者的平均工资开始下降;在80年代,在所有美国的男子中,不少于80%的人在他们实际收入方面,遭受相当可观的损失。(在这段时间里,就业妇女的平均收入保持不变,或者略有上升。)在同一时间内,自从4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在官方贫困线之下的人数,又从11%上升到15%以上。而且,这些数字绝不仅仅反映那些在这个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时都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就业的人的收入下降;后者在美国不是一般规律。毋宁说,这些数字是裁减收入相对较好的职位,并且创造新的、较低工资水平的职位的结果。如果考虑到没有同时计入附加开支——诸如医疗供应的应得权利或者劳动场所安全的应得权利——那么,这种趋势就还要更加严峻。

这种进程的影响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果有大量的人必须预计到在今后的10年里收入会下降,那么,有关的当事者就不会非常乐观地展望未来。(弗朗克·列维计算过,自从开始有统计以来,平均年龄为40岁的美国人,不得不预计到在他的生命的其后10年里,他的实际收入会下降14%。)当然,总体情况掩盖着一些特殊的发展情况。有些人日子过得很好,而且他们可以期望,好日子会保持下去。另一方面,相当数目的人处于下层的边缘。他们有时可以忍受,有时十分艰难。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贝弗里奇曾经建议采取“正规化”来作为对付失业的药方,即定期雇用部分计时制工人或者临时工,来对付失业,那么,今天可以观察到一种与此背道而驰的发展情况。这种发展情况从就业者的立场上看,并非总是不自愿的;然而,它提供着引起人们广泛感到不安全的契机。在美国,就业情况对于人的一般经济地位的影响比在欧洲要强烈。很大的一部分人徘徊在穷困线上下,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其中有很多人有工作;他们是“有工作的穷人”。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描写他们。对他们来说,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显然是困难的;同时,他们并非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不仅回忆更加美好的日子对他们有所帮助,而且技能资格也于他们能有补益,借助技术技能,他们就会摆脱穷困。

这不再适用于那些情况还要糟糕的人,即下层阶级。美国的“贫民窟”下层阶级已经变成为优先的研究项目和公众讨论的题目;但是,还存在着些许怀疑,它究竟是一个由社会学家构想的范畴,还是一种社会现实。没有任何一个工业社会不残存着没有劳动能力者、好逸恶劳和四处游荡的流浪汉。然而,巴黎的无家可归者及其在伦敦的相应的同路人,并非是一个下层阶级。要产生一个下层阶级,就必须有招募其成员、确立与其他阶级的界限和形成其行为举止特征的系统进程。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仿佛存在着这类东西。对这种现象的描绘,细节上千变万化,但是,都集中在“少数群体”的广泛相同的特征上,“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的贫民窟里,其特征是与劳动市场的联系脆弱,滥用毒品和酗酒,私生子女,长期依赖社会救济,以及——至少在男人当中——有犯罪行为的倾向”。换言之,这里谈的是一种社会范畴,社会病理学的特征集中表现在这个范畴里,以至于形成一种异化的持久状态。它的特征是缺少技术技能专业资格,居住条件恶劣,依赖国家帮助。下层阶级的很多成员属于少数民族,而且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里。他们的举止行为多暴戾。

有不少作者曾经企图确定下层阶级的规模。显而易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的问题。理查德·内森(Richard Nathan)曾调查过美国的百大城市。他的最狭义的定义仅仅包括贫困的黑人和伊斯帕尼亚人的群体,它们生活在集中的穷人区里;这总还是已占8.7%的城市人口,或者说超过400万人。大多数的估计数字在10%和5%的总人口之间摆动,虽然有些数字比这高得多。如果包括所有那些在诸多社会或经济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摆脱国家政策掌握的人,那么在实际上,5%与其说是一种过高的估计,毋宁说是一种过低的估计。

不过,这类从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的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依旧必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说“下层阶级”这个概念应该有某种含义的话,那么,这个含义就必须描绘出一种社会地位和社会行为的可以辨认的范畴。实际上,内森谈到了一种“牢固的残余群体,它很难把握,很难用关系与它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n Julius Wilson)。他是下层阶级这个科学概念的真正的发明者,虽然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里更乐于谈到“真正受到歧视的人”,并把社会因素估计得高于民族或者种族因素。他原来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部分作为公民权利运动的后果,部分作为相对有利的经济条件的后果,很多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成员离开了美国城市的城区。这样一来,他们就仿佛铲除了在包容与排斥之间的桥梁,因为随着他们的离开,较缺乏专业技术的人和较缺乏参与动机的人的“角色模式”也消失了。留下来的人处于一种“社会孤立”的状况。很快就出现一种(歧视对待的)“集中效应”,它使得在“贫民窟”和其他城区之间的界篱越来越难以克服。下层阶级不是站在一个角色阶梯的底部,也不是至少在一个行进队伍的末尾被拖着一起前进,它发现自己在社会方面已经脱了钩,而且处在一种越来越不能避免的受歧视循环之中。

在欧洲,下层阶级迄今为止受到较少注意,哪怕撇英国不谈,在英国,这种现象在某些方面与美国的经验相类似。然而,即使在英国,威尔逊所描绘的脱钩进程也还远未走得像在美国那么远。各种观察和报告几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英国的内城的受歧视区域里,人们尚有很多毅力、技术素质和参与动机;缺乏现实的可能性是一个比歧视的“集中效应”更大的问题。在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地区,这种属于下层阶级定义的组成部分的有形的集中,毋宁说是罕见的,无论如何,远远没有像在美国的百大城市里那么明显。即使是长期失业者,也往往是分散的,如果不说是零零星星的话。这不会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变得轻松些,但是增加了把他们描写为一个阶级的难度。

诚然,对于美国的下层阶级,也有概念的问题。自从这个概念变为普遍流行以来(也许是1982年肯·奥利塔[Ken Auletta]在《纽约人》上发表系列文章的结果),大多数人应用它,并没有太多考虑术语的准确性。理查德·内森试图克服这个缺点。他说,他得出下述结论是相当犹豫的,“下层阶级这个词描绘着一种我们必须解决的、现实的和新的社会状况。这是一种用阶级的概念恰如其分描绘出来的状况。”内森这样说,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能是对的,即种种现象表明,被描写为下层阶级的社会范畴与社会的其余部分是由一些界线分割开的,人们必须把这些界线称为应得权利界线。官方的、国家的正常措施,到达不了这些人身上。当整个经济景气蓬勃向上之时,他们仍然滞留在后面。即使在他们的住宅区有学校,孩子们也不上学;学校关闭并非罕见。甚至工作位置,原则上讲往往也是存在的,但是,它们并未被接受。在这种地方谈应得权利的藩篱,有些人就迟疑难决了;官方的社会还一直指责穷人的生活状况。不过实际上,我们看到一种定义的过程;人们划出一条界线,把某些人放在界线的外面。

这并不是说,下层阶级不要任何提供补救、帮助它摆脱困境的尝试。美国的特点是:在总是出现问题的地方,试验各种解决办法。美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劳动,因此,大多数治疗药方最终的结果是如何把下层阶级的成员吸引或者挤迫到劳动世界里去,这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威尔逊告诉我们,把社会救济和劳动相结合的所有这些形式,在这个群体身上都不灵;“集中效应”太过于强烈。首先必须打消这种效应。在社区一级上的工程和首创精神至少部分显示出有成效。(尽管在一个有问题的群体里,只要对25%或者哪怕仅仅是10%的成员产生效果,也就不至于使美国人丧失勇气。)我有时也建议过,建立一个企业,把它叫做“魅力有限公司” (Charisma GmbH)。魅力有限公司将鼓励各种能够在地方层次感化和激励其他人的人。这可能是教师,或者医生,或者物业管理人员,或者足球教练,然而,他们必须有能力找到和争取那些对大多数人都不能企及的人。也许有一些别的方法,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不能简单地动用宏观过程。新的失业也好,新的贫困也好,都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消除。补充性的和最广义的政治行动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可靠的迹象,表明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应得权利问题,而不是一个供给问题。

也许这还没有做到必要的事情。另一种评论是重要的,它冒着这样的危险:这种评论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加剧阶级概念的不明确。多数派阶级对于打破歧视那些降至下层阶级地位的人的圈子感兴趣,这绝不是虚构的。与此相反,多数派尤其在社会经济不安定的时候,乐于把他们周围的几个人挤出圈子,使之呆在外面,以保护在内部的人的地位。无论如何,多数派的机构和组织很少帮助下层阶级。教育机构对于所有能够企及的人都有益处;技术资格证书是进入现代的、由高技术决定的经济的最有效的人场券,然而,那些不能获得教育机会、缺乏动力或者屁股长刺、缺少坐功的人,仍然完全留在外面。有时,其中有很多功能性的文盲,他们没有能力做有规则的工作。工会虽然喋喋不休地抱怨失业和贫困;于是,回忆过去也发挥作用,过去就业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直接取决于经济增长;但是实际上,工会很少为下层阶级做事。在有些国家里,失业者自动丧失他们的工会会员资格。民意测验往往指出,失业居很多人的忧虑之先,谁也不喜欢贫穷,但是,如果进行选举,那些许诺给从业人员多几个马克、英镑或美元的政党,比那些要求作出牺牲或者进行再分配以帮助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政党,获胜的机会更大。

多数派阶级保护着它的利益,犹如其他的统治阶级在它之前所干得那样。区别在于范围的大小。马克思认为,打着资产阶级烙印的社会是第一个被压迫阶级——即有前途的阶级——包括着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因此,被压迫阶级能够把自己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并且把统治的少数派从他们的宝座上推翻下来。在某种方式上,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进行政治革命,却找到了一种完全可以忍受的生存。无论如何,大多数人发现了生存机会,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对这种生存机会连做梦都未敢去想。但是,对于美好的日子是否将长期持续下去,他们绝没有把握。他们开始设栏划界,把有些人留在外面挨冷受冻。像他们之前的统治阶级一样,他们有种种可能的理由来这样划界设栏;他们也准备让那些接受和实践他们的价值的人进到里面来。而且他们也拍着胸脯满怀信心地断言——尽管并不十分令人信服,认为不该再有阶级的藩篱了。他们想看到藩篱被拆除;然而,他们并不采取任何步骤来拆除它们。一个阶级生活在供给世界里,因此认识不到其他人的应得权利要求,这样一个阶级缺乏幻想,这是与关心保障自己的地位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尚不至于这么糟糕,但是,长期失业和严重的贫困现象标明着一种凶兆。

3.关于定义(2):公民和分裂主义者

如果说在探讨美国的下层阶级时,我仅仅是附带地提及种族和民族属性的问题,那么这并非有意认同“政治的正确性”;毋宁说,这个题目很重要,它要求作专门的讨论。如果说多数派阶级划定属性的界线,那么,它不仅向下划界,而且也向侧面划界。有些人丧失他们的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但是,另一些人则从一开始就被拒绝,不能享有这种权利。这个进程有深刻的根源。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它也是痛苦的。关于这一点,在前面几章里,尤其在引入公民身份地位的概念时,已经作过论述。在公民社会的希望一再被唤醒又破灭的一个世纪结束之际,寻求同质性——即部落思维——重新变得具有现实意义。现在有一种社会的保护主义的迹象,它像一团丛林野火,四处蔓延,不仅引起很多人的苦难,而且也带来一些暴力的形式,这些暴力形式无法用解决冲突的通行方法来克服。

对于这种现象,还没有任何人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因此在这里,我不得不局限在几个暂时的和小心谨慎的说明。首先,我们联系社会排斥的问题来谈。美国的下层阶级肯定不单单是美国黑人的一个特征。诸如农村地区的贫困具有类似的后果,从这角度看,它主要是一种白人的现象。伊斯帕尼亚人移民在城市的穷人当中占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然而,“贫民窟”基本上是黑人区,或者按最近的叫法,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居住区。传统家庭的崩溃和单独抚养教育子女的母亲占统治地位,这在美国的黑人当中,比在其他的群体当中更加明显。这两种情况导致很多人显然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接受凌驾于这一涵括了所有群体的社会的各种价值。随着60年代公民权利运动的推动,出现了大的社会分类进程,一些黑人在这个社会分类过程中踏上了中产阶级生活的道路,然而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他们仍然是局外人。由于这个事实,区别变得尖锐了。那些走上中产阶级道路的黑人已经变为市长和经理以及别墅和游艇的所有者,但是仍然有很深的文化的藩篱。很少人谈到他们的体验,也许如果人们谈及这种体验,也不会有很多补益。显而易见,公民权利是一回事儿,而充分的参与则是另一回事儿。要持续很长时间,人们的观念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因此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如果我们谈论社会病理学以及社会疾病四处泛滥,我们就不得不认为黑色的肤色是受歧视的一个因素。

英国从前殖民地移民的经验,历史较短,在某些方面,方式也有所不同。从最重要的说起吧:亚洲人和西印度群岛人是自愿到大不列颠的,不是作为奴隶而贩运来的。(有明显迹象表明,在美国,较晚时期的西印度群岛移民的日子比老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孩子们好一些。)然而在大不列颠,一个下层阶级的种种因素也有明显的社会病理学特征,其中种族也起作用。而且多数派阶级划下了敏感的和不那么敏感的界线。这尤其适用于传统的工人运动,表现在人住社会住宅、加入俱乐部和协会的成员资格上,甚至也表现在工会会员和工党党员的地位方面。诚然,根本没有必要“血流成河”(用右翼保守党人伊诺克·鲍威尔〔EnochPowell]的话讲),但是,“多种族社会”的魅力并未赢得多数人的欢心,多数人宁愿划定边界,而不愿意开放为怀。

对于全体公民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退步。它要求重新活跃公民权利的力量。这也包括某种程度上的正面的歧视(用一种令人不快的德国的表达方式),即试图通过正面的行动和有意识的规则,以保障参与,来遏制那些由于其历史长久已经变成为牢固的社会结构的歧视。这类耳熟能详的药方虽然没有丧失其任何价值和紧迫性,但是,它们忽略了一个新的要点。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是这样的)不愿意在一个多种族的或者哪怕是多文化的社会里生活。而且,这不仅适用于舒适的多数人,而且也适用于有关受害的少数人。他们要求有自己的“小安乐窝”,如果不是说他们自己的地区、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话。“分开,但是平等”,这是60年代自由党人提出的、受到很多指责的要求;在80年代和90年代,它变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了,同时,更经常强调的是分开,而不是平等。有一种对同质性的要求,它反对首先建立各种公民社会,然后让不同的文化在它们之内能繁荣发展,企图以此建立文明化的共同体。

由此引发的冲突有时是微妙的,而往往是激烈的,然而,它们是历历在目的。倘若在比利时佛兰德地区的一位当选的市长被政府罢免,因为他只说法语,这可能会使遥远的观察家们感到很有趣,但是,这并不是滑稽。瑞士最终不得不接受汝拉地区从老的伯尔尼州分割出去。在加利福尼亚,一次公民表决以微弱多数决定,坚持英语为惟一的官方用语,但是很显然,很多加利福尼亚人继续操西班牙语,而且操西班牙语的加利福尼亚人在下一次公民表决时将会获胜。(作为少数的积极分子获胜的可然率,也属于这个题目。)爱尔兰的内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最近变得更糟糕,因此,权力分割的前景是极不可能的。巴斯克人的自治要求伴随着爆炸和枪炮的隆隆响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之内没有某个群体要求过承认某地区的分开生存。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之外,特别在1989年的革命之后,这种要求具有一种新的质。要求“自决”一词的含义模棱两可,施展其固有的活力。在过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稍加改变莱比锡星期一大游行时的口号,就可很好地显示这种自决的模棱两可:“我们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不想被奴役和被压迫,而是想由自己决定谁来管理他们,首先是谁不能统治他们。“我们是一国的人民!”这是召唤民族的感情,而且也很快招致复仇。在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在土崩瓦解的苏联,这种“自决权”的位移变化不仅引起形形色色的有争议的独立声明,而且首先是引起对少数的压迫,随后又引起暴力。我们突然面临着公民社会的大堆破碎玻璃,然而,自由的种种希望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

倘若重新发现民族特性,即各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共性的群体的文化特性的话,本来可能会是文明进程中前进的一步。它意味着越来越了解这样一种事实:共同的公民权利与文化差异并不矛盾,而是相反,会为文化差异开拓新的回旋空间。然而,幸运的和谐不会持久。很多地方利用差异作为武器,来对付公民的身份地位。这种武器由于社会的感情冲动而强化,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种社会情绪称为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意味着,属于某一个群体的归属性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获得一种几乎是宗教的重大意义。在以色列,作为其生存的理由,许诺凡是回到这里来的一切犹太人,都给他们提供一处住所。甚至在那里,人们探讨正统概念上的犹太教,而正统是排斥改良派犹太人的。(以和平的方式维系以色列这样一个多文化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当前富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不仅在四分五裂的前共产主义的帝国里,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征兆在扩散蔓延,而且在西欧也一样,人们可以听到“请买英国货!”,“法兰西属于法国人”,“中欧”等口号。在各种社会里的成员资格,不是被理解为一宗有关各种可能扩大的权利的事情,而是被理解为一些不可改变的、被赋予的特征,这些特征必须得到保护,使之不受外人的任何污染。

一种新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自由飘荡,它具有类似的影响。50年代和60年代的倾向是好大狂,认为要有效率就得要求规模越来越大;此后,与此相反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在70年代,各种要求符合人性、有节有度和以小为美的口号听起来很悦耳。不过,很多人打着这些口号,不仅放弃了不必要的大规模,而且背离了一种正处在通往世界公民社会道路上的国际共同体的力量,最后甚至连由民族国家保障的公民权利也沦为改变了的气氛的牺牲品。一种新的、对真实可靠性的渴望,滋养着一种对“现实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形式的”联系的浪漫主义的寻求,即一种对通过热烈感受不断的讨论、而不是通过法和根据法设置的机构而得到合法性的寻求。

这样一些观察使人回想起现代精神和根系联结的题目。在某些方面,现代世界似乎也是一个冷静的地方,它提供了新的机会,因为它砸碎着旧的约束关系,然而,没有旧的约束关系却很难生存。“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前面有一章节里,由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语录的“拼凑”描绘了这种情况。在这里不应该认为,对于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其他的虚假的神明的产生,只有惟一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我仅仅认为,它们当中有许多在一方面是共同的,即同围绕着公民的身份地位和生存机会的现代社会冲突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以一种被错误理解的自决权的名义,主张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自治,对公民权利的促使文明化的力量进行攻击,甚至是以少数的要求的名义进行攻击。此外,有些人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他们过去曾经为公民的身份地位斗争过,他们至少也部分地对这种攻击的卓有成效负有罪责。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广泛传播,它把为一切人争取到的公民权利和应得权利的共同基础的伟大成就孤注一掷,以迎合少数人的分离主义。于是,少数的权利首先被误解,然后一反常态,变为少数的统治。最后,这样一种态度甚至不再反抗积极分子们的原教旨主义,因此,吵吵嚷嚷的少数可能要求沉默的多数的所谓的支持。

这是在公民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大倒退,我们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代价首先在于一些冲突,谁也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能解决这些冲突。在民主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组织、制度化和调节的经验中,没有任何一个经验能应用到积极活动的少数身上,他们或者要求脱离一个现存的整体,或者企图把他们的原教旨主义的信仰强加给所有其余的人。恐怖行动和内战的威胁,一般都伴随着这个进程,如果二者不是糟糕到没有任何遏制的希望的话,二者也会浪潮般出现,这些浪潮似乎是不可能中断的,是不可预见的。这一切并非偶然。

最昂贵的代价在于损害生存机会方面和阻止全世界迈向公民社会。显然,只有当一切有关参与者都能理解,普遍的公民身份地位并不消除一切差别时,迈向全世界公民社会的目标才能达到。拓展公民身份地位的进程并不使机会变得均等,而是创造机会。它使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不平等变为可以容忍,因为它把它们约束在一个共同的公民之家里。(而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对发生的改变,可以以公民资格原则的名义提出指控。)公民身份地位以类似的方式使文化的多样性变得可以忍受。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权利,是各种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之一,但是,它也包括放弃一些会危害共同公民身份地位原则的贯彻方法。经验表明,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分离主义者与公民权利拥护者不同,他们有其他当务之急的事要办。他们首先想要一个拉脱维亚人的拉脱维亚,或者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很久以后才会想要有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的公民自由或者在爱尔兰的新教徒的公民自由。分离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想要同质性,然而自由党人需要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是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通往普遍公民权利的惟一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做的选择是明确的;它令人回想起卡尔·波普尔为开放社会所作的辩护:我们可能返回到部落生活中去,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迈向公民社会。

4.社会失范的风险

现实的冲突总也是看得见的冲突。事后议论有些社会结构有深刻的分裂,如果没有由于这种分裂而引发明显可见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纷争,那么这种事后诸葛亮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在当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在概念的经典意义上的阶级冲突。无论如何,大多数观察家看不到在权力和应得权利的一般障碍两边的各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无疑,存在着一些旧的冲突的残余。多数派阶级继续进行着他们的小规模的再分配战斗。有些地方,还在应用阶级冲突的语言,而人们理解这种种原因,如果人们想到某些差异的话,诸如意大利的南北差异,或者大不列颠的南北差异。不过,即使在这些国家里,阶级也不再是冲突的占主导地位的基础,倘若开始形成新的分界线和对抗,它们暂时也并不导致新的有财产者和新的无财产者之间的有组织的纷争。

之所以如此,有其一些原因。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个压倒性的多数的规模实在庞大、因而具有沉甸甸的分量。对于相对强大的群体来说,不值得建议它们接受多数派阶级,对于被排斥的人来说,接受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开放的社会里,社会冲突的个体化提供着另一个原因。也许在任何时代,在有组织的群体里,团结一致的行动仅仅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次优方法。它是十分耗费力量的,需要付出高昂的感情的代价,它要持续很长时间,其后人们才能有所收获。因此,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试图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在美国,很久以来,这已经就是排解冲突的占主导地位的方式。今天,在大多数国家里,至少在发达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这也是适用的。个人的流动取代了阶级斗争的位置。

只要人们在有组织的群体里采取行动,那么,这些群体与其说是阶级政党,不如说是特殊利益集团或者社会运动。正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见到过的那样,这种分割可以用社会的演变来解释。在公民权利几乎变为普遍的时刻,生活领域的不平等取代了普遍要求公民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权利的位置。人们为要求承认妇女同工同酬而斗争,或者反对某些特定形式的环境污染,或者要求裁军,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建立在公民身份地位的共同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运动完全是在公民社会的界限之内形成的。甚至也只有在有可能以一个稳定的公民权利总架构以及服从法律的义务为前提时,公民的不顺从才有意义。

然而,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长期失业者和长久贫困的穷人,不集合在一起,进军他们各自的首都,在那里要求他们应该充分分享公民的身份地位?为什么没有诸如失业党或穷人党之类的东西?而如果这种要求太过分,为什么下层阶级不至少借助暴动,去捣毁那座多数派阶级在其中过得舒舒服服的房子里的动产呢?

有时,他们也确实这样干。可怕事件的画面经过多年之后,还令人记忆犹新,令人痛苦。当1985年在布鲁塞尔海泽尔体育馆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变为凶残的暴力冲突之时,甚至连那些如醉如痴的足球球迷们也转而离开“体育运动”。斯卡曼勋爵(Lord Scarman)撰写的关于1981年“布里克斯顿骚乱”的报告,富有人道精神,发人深思,但是,它不能抹掉电视画面上怒气冲冲的脸孔,袭击警察的石块和燃烧弹,抢劫和破坏。在美国,暴力和暴乱具有悠久的传统;不过,1984年费城一架警察的直升飞机轰炸好斗的占领房屋者,依然令人记忆犹新。头戴钢盔、身背盾牌、全副武装的警察对付示威者,这种画面已经几乎成为晚间新闻的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成立组织,冠以辞藻华丽的名称,诸如“红军派”,“玫瑰旅”,他们绑架企业家和政治家作为人质,直至人们最后在被抛弃的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人质的尸首。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谈到在大城市街头袭击、破门而入和谋杀的日常习见的暴力。巴巴拉·图季曼(Barbara Tuchman)用14世纪那面“遥远的镜子”映照20世纪时,她找到了很多读者,而这就不会令人惊讶了:“瘟疫,战争,苛捐杂税,拦路抢劫,政府腐败失治,反叛起义和教会分裂”,是当时“堕落沉沦的奇特的和巨大的源泉”。人们对这份清单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更新:艾滋病,战争,苛捐重税,恐怖主义,政府腐败失治,起义暴动和历历在目的核威胁。

这里我想起了另一种思想。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附带地提到他们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的情况。犹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友善地表达的那样,“这种社会的渣滓”(正如有些人也把“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词转换成其他的语言那样),是“旧社会的消极的腐化”。无论如何,这不是搞革命的材料。流氓无产阶级的成员虽然最终也被卷到革命的洪流里,但是,他们的社会状况毋宁说使他们成为搞反动阴谋勾当的一支后备军。特奥多尔·盖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又抬起这个题目。社会的最下层“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没有立足之地”。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会导致建立有组织的利益代表机构,而是导致无阻无挡的造反。在这个群体里,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比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的现实政策更容易与之打交道。“众所周知,在工人中”,有“一种沉淀渣滓,[它」不能在职业生活中立足,心理上不能适应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按照地道的雇佣兵受雇的方式去进行冒险、去战斗,而是没有太多过问,[它]就把拳头、棍棒和指节连环铜套随便借给谁”。

然而,这一切并未说明20世纪末的社会冲突。这仿佛是人们把1+1总计起来,然而惊奇地发现,并没相加为4一样。实际上,有很多情景冲突(正如人们也许可以这样称它们一样),即没有相互联系的公众暴力行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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