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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影响力的书》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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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书是免费书籍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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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能理解姜戎对他祭出的狼图腾的崇拜心理。

  然而个人审美体验是一回事,历史本身又是另一回事。

  古代游牧民族身上热烈奔放原始血性的东西,只在后来者眼睛里才有了审美价值,至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本身,他们一切行动只是出于当时的生存本能而非审美意志。用今人为满足自己审美愿望的眼光去美化那段野蛮屠杀的历史,我想,说其是全无心肝,当不为过。

  我没看出中国古代穷光蛋书生通过意淫狐狸来表达对爱情的向往,与姜戎通过《狼图腾》来表达一种对强悍、刚强性格的向往有何不同。不过,在《狼图腾》的结尾,我欣喜地看到,姜戎终于有了绕到现代自由民主观念的可喜努力,然而,从狼性格扯到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品格似乎远了点,建议作者在下一本书中着力赞美猫与自由主义的联系,最后弄一本《猫图腾》出来,作为《狼图腾》的姊妹篇,一起改造华夏民族糟糕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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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历史小说:写作及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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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历史小说:写作及其范式

  □书评人林扶叠

  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历史小说”是一个偏正词组,它的主体是“小说”,“历史”则是对主体的限制和修饰,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主题的小说。

  这是一个矛盾统一的概念:所谓小说,除了需要具备故事性之外,它的实质则是虚构,天马行空,无中生有——即使面对纪实性的题材,小说所需要做的也是远离事实,重起炉灶,仿佛浪荡子骗小姑娘,为达目的,信口雌黄;而历史,则总是道貌岸然正大庄严,仿佛守寡多年的贞妇,有着自身的面目和立场与价值判断,闲杂人等不可造次,更不可亵玩。将小说限定在历史的范畴之内,类似于拉郎配,乱点鸳鸯谱,将贞妇推到浪荡子的怀中。二者角力,其结局无非有两个,要么贞妇被浪荡子肆意轻薄,要么浪荡子被贞妇束缚住手脚,失去了本来面目,其极端表现,则是浪荡子也跟着贞妇三从四德,面目可憎起来。

  吊诡的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历史的发展规律证明,浪荡子总是要调戏贞妇,使其不再贞洁,甚至跟着浪荡起来,从天上掉到地上,沦落为破鞋。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关于历史的文化,除了浩浩荡荡的二十四史之外,还有林林总总的野史,不可胜数。二十四个正大庄严的贞妇,率领漫山遍野的小贞妇们,宛若穆桂英挂帅,率领着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军团,终至于让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大一统起来。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末流,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端,《三国演义》揭竿而起,变天了。

  作为一部小说,《三国演义》的实质,则是以小说改造历史,以浪荡子改造贞妇。关羽温酒斩华雄,赵云匹马救幼主,诸葛亮草船借箭,都是对历史的上下其手,罔顾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社会既有意志,肆意妄为,张扬小说文本的生命力。可以说,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三国演义》以其对历史的大胆篡改和轻薄,开了一个好头。

  浪荡子调戏贞妇,其形式表现为轻薄,其实质则在于摧毁,轻薄贞妇的身体,摧毁贞妇固守的社会道德和规则。《三国演义》只实现了形式上的探索,放弃了实质上的追求,最终却被贞妇改造成了一个乖孩子。《三国演义》的故事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张扬,而其中心思想,则是对天地君亲师的膜拜,刘备永远是好男人,曹操永远是白眼狼——浪荡子调戏贞妇,原本的目的或者夜奔,或者野合,或者始乱终弃,不意却被贞妇改造,拜堂成亲,落地生根,不做二流子,专心做住家男人;贞妇既获得了身体的快感,又实现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责任和道德追求,并且进而发展出一个新的文学门类:有着浪荡子面目、贞妇实质的小说,承担着对社会中人的教化作用。

  表面是荡妇,骨子里是贞妇,是中国几百年来的历史小说的普遍面目,影响所及,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史学领域。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部浩浩荡荡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写到大汉奸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时候,无法处理李自成、刘宗敏强抢民女陈圆圆这一历史事实,于是笔锋一转,将陈圆圆描述为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地主婆。这种写法,从文学上来说毫无问题,属于“戏说”历史,调戏历史,很得浪荡子的精髓。然而,这位作家如此处理还不解气,索性写了一篇历史考证文章,证明陈圆圆这个人是虚构人物,不存在,李自成、刘宗敏不可能做出强抢“虚构美女”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此这般,历史小说家强行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捞过界,碰了一鼻子灰,也算是中国历史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笑话。

  如今,没有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然而,中国历史小说的问题,自《三国演义》身上遗传下来的“白化病”,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帝王将相、忠臣节妇、红透亮高大全、皇上是好的大臣是坏的等等,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范式,晚近河南作家所写康雍乾三个皇帝的大传,不过是这一文学创作范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的又一例证。历数中国的历史小说写作,受的影响小的,大概还要算台湾的高阳和湖南的唐浩明,然而,在他们身上,《三国演义》的根子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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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不变的批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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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切:不变的批评立场

  “库切小说文库”

  作者:[南非]库切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

  □书评人涂志刚

  和很多小说家不一样的是,库切喜欢为他人的作品写书评,很可能他是写书评最多的小说家之一,这显然与一般人出于种种原因要写些书评文字很不一样,我们从库切的书评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批评的爱好,这里说的批评绝对不仅仅是文艺批评,其实,从库切的作品来看,他是那种真正批评社会的思考者。而且他思考的已经不是社会的表面,而是世界的根本。

  在库切的早期作品《幽暗之地》和《等待野蛮人》中,居于他写作中心的是文明与人之间的冲突,库切没有对《幽暗之地》中殖民者对待土著的方式提出任何批评,他所做的只是呈现,在他几乎冰冷的笔下呈现出来的殖民图景令人不寒而栗,而蕴涵于这部小说中的主题也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人是被分开的。当《等待野蛮人》中的那位长官疯狂爱上被俘的野蛮人盲女,企图打破被分开的命运时,等待他的就只有同样成为阶下之囚。

  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库切把镜头对准当代南非这片土地,那时的南非还处在种族隔离时代,人们的斗争也还有目标,而库切描写的却是一个孤独的飘泊者,他只想离开。然而被命运锁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不可能离开的,迈克尔·K的流亡过程令人崩溃:库切描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然而最后的结局都是孤独,特别是迈克尔·K在人群中的孤独,让读者触目惊心。

  恺蒂曾经在一篇关于库切的评论中说,读库切,让她想到的是中国的作家——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不向任何人妥协。很多人都会有和恺蒂相同的感受,以至于他们开始认为,库切不会出席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因为诺贝尔奖虽然是文学界的最高奖项,却始终难免有被政治等其他因素把持的嫌疑,作为批评者的库切是不该与之妥协的。

  然而年底的颁奖礼上,人们看到了库切,库切不但前来领奖,而且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在这篇小小的寓言中,“他”和“他的人”互为依存,却又互相不能理解:他们像两只航向相反的船,一只驶向东,一只驶向西。没有人说得清楚“他”和“他的人”到底是谁,然而透过这篇寓言骨子里面的孤独,库切延续了他的一贯立场,对整个西方文明世界进行反思。

  恐怕不会再有人无视诺贝尔奖了,库切也不会。但是通过他的演讲,人们似乎看到,库切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在这篇现代寓言中,库切继续着他的反思与批判,而其中的冷峻与孤寂,与他其他的作品并无二致。

  其实库切真的和鲁迅很像,不只是从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到那种只有在鲁迅作品里面才有的淋漓尽致的痛快,更多的,是他对事物进行整体思考的方式。很多人曾经猜想鲁迅如果更加长寿会在晚年有什么表现,或许库切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任何一个独立的思想者恐怕都会像库切这样:例如在《冒犯:论审查制度》这样的散文中,库切对当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和严厉的批判,而从风行一时的《耻》,所有读者都了解到库切对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社会痛心疾首。所有思考者都会相信,批评会促使一个社会进步,库切显然也相信这一点。

  似乎每个社会的批评者最终都将成为流亡者,或者在身体上,或者在精神上。《耻》的出版给库切带来了第二座布克奖的奖杯,更给他带来了当时的南非总统姆贝基的公开指责。新南非的建设者们或许很难理解库切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他们也不愿正视库切描绘出来的南非现实图景,于是库切只好选择自我放逐,因为南非已经不再是家园。

  库切的批评显然并不只是针对南非,其实更多的,是对历史与当下的双重思考,即使在自我流放的途中,即使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库切依然还是库切,继续着对世界的批评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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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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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野蛮人》(1980年)

  定价:19.00元

  《等待野蛮人》是作者第一部为自己赢得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部有意隐去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寓言作品中,库切显示了对当代生活的真切把握,从根子上抓住了文明的痼疾。此书一出版即摘取费柏纪念奖,英国最老牌的企鹅出版社将此书选入该社“20世纪经典”系列。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年)

  定价:20.00元

  纳丁·戈迪默称这本书的出版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小说描绘了内战爆发后一片荒凉的战争场景下的大南非,一方面谴责了种族主义,一方面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做出了质疑,力图表现人在混乱环境中内在的精神生活以及人和他所生活的外部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彼得堡的大师》(1994年)

  定价:22.00元

  一本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人公的小说。采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的大量史料。当年《纽约时报书评》的题目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普敦:J.M.库切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库切选择这样一个文学人物来作为小说的素材是耐人寻味的。

  《青春》(2002年)

  定价:19.00元

  一本用小说的方式追溯自己青年时代经历的书,颇有自传性质,发表于库切62岁的那年。小说回顾了一个50年代的青年人在伦敦寻找自己的文学梦想,又在无比的失意中重返南非的一段经历。书的副标题为“外省生活场景之二”,和《童年:外省生活场景之一》构成一个完整的成长故事。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年)

  定价:24.00元

  本书是作者获诺奖前两个月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被称为是最复杂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全书以复调小说的对话关系为叙述核心。整部小说的结尾,科斯特洛念叨着“文学的,太文学的”,戛然而止——她在寻求冥冥中的一个声音来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做出价值判断。

  《政法笔记》:

  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书评人王小山

  但凡一本书是说道理的,能把要说的说清楚,是头等难能可贵的。我读书也有近30年了,却依然有些书读不懂,总觉得有些遗憾——我指的是我本以为自己应该读懂的那些,不包括一看书名就知道读不懂的,比如《线性代数》或者《相对论研究》。忽然找到一本能读懂的说事的书,自然很高兴,我指的就是冯象先生的《政法笔记》。

  《政法笔记》是冯象先生25篇文章的结集,这些文章讲的大都是跟法律有关的道理(只除了最后介绍自己读书经验的一篇和写2000年美国大选的一篇,没兴趣的可以不读)。一般说来,他喜欢从一个具体的事例入手,分析事例背后的法理学意义,无非是从法理、类似案例、约定俗成的解决办法等方面相对照,把事情说清楚而已。比如其中一篇名为《取名用生僻字该不该管》的文章,从国家语委的一项名为《人名规范字表》的“工程”谈起,最后得出“不该管”的结论。其间反复论证,涉及到的文本有《汉语大字典》、《康熙字典》、《同源字典》、《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辞学》、《红楼梦》等等,甚至有《性心理学》;人物有毛泽东、圣奥古斯丁、蔡文姬和她的三个丈夫、王熙凤等等,可谓融古今为一炉,收中外为己用了,虽然有嗦的嫌疑,但道理确实是讲清楚了。

  书中的文章大多都是这个套路,涉及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从婚前财产公证到鲁迅的肖像权,从性贿赂到官员的名誉,好就好在作者一般都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婚前财产公证没有实际意义,性贿赂不是贿赂……对于法律,如我这样的门外汉实在太多,汗牛充栋的法律条文书和律师资格证考试辅导一类的书对我来说,读起来与《线性代数》也没什么两样,同样都是看不懂,需要的就是这样有明确结论的书。

  这也就引入了另外一个话题:这本书是给什么人看的。简单的结论上面已经有了,这本书是给一般对法律有兴趣的普通读书人看的——在“普通”和“人”中间加上“读书”两个字,意思是,如果不经常读书的人,看本书也会有障碍,因为作者实在太爱掉书袋了,引用很多前人的话,讲很多古今中外的典故,但有时候并不试图去说清楚这些典故之间的内在联系,须仔细考虑才能明白他的“深意”,如果一个不经常阅读的人看本书,会存在一些障碍。也就是说,《政法笔记》讲的是法律,能够深入浅出,但虽然不高,也还是有个门槛的。在读本书时,跳过作者设置的这些障碍,直接读论证过程,也是一种办法,我试了试,这么做并不会把作者的意思理解得太歪。

  前面说过,这是一本容易读懂,但多少又有些障碍的书。除了一些转文外,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障碍来自作者的文字,因为作者的文字并不那么晓畅易读。虽然在法学博士之外,冯象先生还是文学博士,但我个人觉得,他的法学知识超过了文学能力。

  同类书中,林达先生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就基本没有文字问题,林达先生的文字感觉很好,节奏感强,甚至可以读出声来;类似的讲事的文章中,王小波的文字也是好的,自然通畅,不矫饰不造作。不同的是,王小波先生不习惯给出个明确的结论,总是希望他的文字能“其义自见”。这两种风格,并无高下之分,但作为一个还算经常读书的人,总希望看到的书内有更平淡从容的文字,这要求并不过分,而冯象先生文字的书卷气则偏浓了一些。当然,只是个人喜好,冯象先生这种近似典雅的文风也许很多读书人会喜爱。

  其实,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冯象先生得出的很多结论与我们想象中“应该”的结论完全相反,但沿着他的思路跟踪下去,你会发现他的道理。这等于给读者提供了思维的另一个方向——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并不总是对的。

  有人可能会说:可是,这是从来如此的。

  但“疯子”们考虑问题会有另外的方式——我说的是鲁迅笔下的狂人,他反问道: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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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始终不缺席的克里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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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始终不缺席的克里玛

  □高兴

  “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

  ——伊凡·克里玛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几乎所有捷克以外的读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米兰·昆德拉。阴差阳错,在世界各地无数人的心目中,昆德拉已然成为整个捷克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一些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捷克人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谈到昆德拉,他们往往会耸一耸肩膀说:噢,就是那个早就跑到法国并已加入了法国籍的捷克人。

  许多捷克评论家和作家甚至已不承认昆德拉是捷克作家(实际上,昆德拉本人也早就把自己当做法国作家并直接用法语写作)。这里面自然涉及到不少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尊,更为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等等。捷克人最最推崇和喜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伊凡·克里玛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让捷克读者着迷的一位。

  伊凡·克里玛(IvanKlima,1931—)算得上捷克当今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他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有过三年多时间的集中营经历。中学毕业后,到著名学府查理大学攻读捷克语言文学。1969年,应邀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当访问教授,本来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可第二年,重又回到祖国,从此一直在布拉格生活。

  同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他对集中营经历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视角。他认为,除去恐怖,那段极端的经历还给他带来了对幸福和自由的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甚至觉得:“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也正是在集中营里,他首次听从了写作的召唤:“当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一一死去时,我却幸存了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于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去变成他们的叫喊,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世上抹去的死亡的叫喊。”这样的出发点实际上很容易让人走向偏激和狭隘。但让人惊奇的是,在克里玛的作品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仇恨”两字,因为,克里玛及时地悟到: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我们若是和自身的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种开悟在将他的创作引向一种更高境界的同时,也激活了他内心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已出版了《我的初恋》、《我快乐的早晨》、《我金子般的生意》、《爱情和垃圾》、《风流的夏天》、《被审判的法官》、《一日情人》、《爱情对话》、《绝对亲昵》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此外,还写下不少剧本以及《布拉格精神》、《在安全和不安全之间》等随笔集。尽管“布拉格之春”后,他的作品在捷克遭禁,他本人也迫于生计,当过急救站护理员、土地测量员、小商贩等等,但他的大量作品依然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不少还传到了海外。因而,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重返捷克文坛时,实际上已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作品被译介到了五十多个国家。只不过当时昆德拉正在中国迅猛走红,让我们对其他捷克作家视而不见。而欧美文学评论界早就将克里玛和移居法国的昆德拉、当上总统的哈维尔以及已经故世的赫拉巴尔相提并论。

  但同这几位同胞相比,克里玛走的显然是另一种路子。他不像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像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更像他的前辈哈谢克:随意、散漫,有将任何悲剧化为幽默的天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哈谢克更能体现捷克文学的传统。

  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结构松散,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如果说昆德拉的笔触最终是朝天的话,克里玛则是向地的。昆德拉总是不断地从小说背后跳出来,打断读者并引领读者去沉思、去发问,自觉地扮演起导师的角色。这可能也是我每每读到昆德拉,就会首先感到他的骄傲,他的炫耀,甚至他的自私的缘由。昆德拉是个文学野心很大的作家。他也的确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文学成就。而克里玛却要谦卑得多,只诚恳地给你讲几个故事,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去琢磨。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琢磨、可回味的话,他也一点不在意。他有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距离的本事。他的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昆德拉就时时担心自己的民族随时都会灭亡。克里玛相反,他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对付生存的超级本领。读读哈谢克,认识一下那个胖乎乎的帅克,你就会同意他的看法。他在谈到布拉格这个城市更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时,也正是在谈论捷克这个民族。

  克里玛作品中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昆德拉有着相同的策略。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的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这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抓住这两个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克里玛的小说,也更容易理解捷克民族。此外,克里玛在捷克以及其他国家的畅行,恐怕也同这两个点有关联。

  许多小说家认为,小说仅仅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并不提供答案。克里玛更加干脆:提出问题后,连讨论都显得多余。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他的那些有关爱情、婚姻、良知、忠诚和背叛、灵与肉等等主题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有评论家称他讲述的故事“触及了人类心灵极为纤细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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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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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六十年代!

  □书评人肖锋

  作家兼记者出身的曼彻斯特以长达近2000页的《光荣与梦想》给美国上个世纪的四十年画了个像,他借这个人间喜剧式的宏大文本,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巴尔扎克。历史在细节中。人们惊叹于曼彻斯特的蛮力,他像个超级搜索引擎,将社会变迁中发生的一切搜集起来,再抽丝剥茧般抖搂出来,而且一抖落就是2000页。

  当初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这四大本,却“意外”地教会了一代中国传媒人如何新闻写作。之前,有报社甚至将之列为编辑部的必读书之一。曼彻斯特的语式和写作角度招来一批模仿者。比如,曼氏有关时代英雄的盘点——“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三十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四十年代是美国大兵,五十年代是被母亲误解的青年人”——被我们《变化》的作者直接转化为对民族主义的盘点:“民族主义不同年代代表不同含义,民族英雄也拥有不同身份: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是颠覆满清的海外留学生;30年代是强迫老蒋抗日的军阀;40年代是反对内战的文人;50年代是抗击美国的志愿军;60年代是红卫兵;70年代是独立自强的劳动模范;80年代是自卫反击战的战士;90年代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年轻人……”于是,惹得出版社以再版的方式再一次向威廉·曼彻斯特致敬。

  在这个速读时代,我们习惯于读图和读题。我怀疑新的小记小编们是否有耐心将这2000页纯文本的东西读完——毕竟,那是在遥远的上个世纪、发生在别国的事情。所以,按网络化阅读方式,我们跳到该纪实最能引起兴趣的部分——我推荐第四册即关于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部分。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年轻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声音。六十年代青春已“形成为一种崇拜对象,人们立意加以延长、享受它,而且从商业上空前地加以迎合……。”青春期有的是幻想,是崇拜,是适合幻想和崇拜生长的年龄。1960年,14至24岁的美国人达到2700万,1969年这样年龄的人达到4000万,只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集中到某一件事上去,就马上会形成风行一时的风潮。其代表就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年)。“如果他们集体怀旧,那么整个社会就会跟着怀旧,如1971年的怀旧风。”

  青年文化形成的关键是所谓社会认同感(socialidentity),即我们是一群人,我们很重要,我们要表达,我们要改变世界。比如,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愤青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压迫。比如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式的怀疑及迷茫者,这种情绪在《毕业生》中被达斯汀·霍夫曼以喜剧形式表现出来。再如,两个年轻人不经意的一个念头,引发了伍德斯托克40万乐迷的狂欢——以后的各类版本再也未能达到它创下的这个高峰。

  历史往往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加以重演。威廉·曼彻斯特所叙述的历程正在中国发生。阅读这部分时我们会产生强烈的亲近感。中国现时的青年人不是4000万,而是它的十倍。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正为解救地球上三分之二受苦人忙活着,王小波们正蹲在中缅边境上犹豫:去,还是不去?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提问使一些人退却,另一些人则奋勇向前,一去就是不归途——这种切·格瓦拉精神甚至激励着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都市愤青们。

  传媒给了六十年代生人一个特指,即所谓“六八”代——在六十年代生,在八十年代受青春期教育。有精英杂志将之宣扬为一群社会精英。他们在八十年代喊出了变革之声,在九十年代对帝国主义说不。只是在商品经济利器的冲击下,这种理想主义马上被务实的享乐主义替代。喊出“一无所有”的人现在已功成名就,他们小腹隆起,成了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当初的反叛者如今成了被反叛的对象——正如六十年代热读《滚石》的美国青年现在成了当红公司的CEO。面对新一茬挑战者的叫骂,他们开始怀旧。在一个急行军式的上升社会中,这种怀旧显得是如此不合时宜。但这种怀旧的确有它的现实基础。这种情绪甚至感染了七十年代生人。

  我们且听崔健在《混子》中是怎么唱的:“前几年你穷的时候/还挺有理想的/你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工具了/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你说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掉了……”有人说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变聪明了,人们不再做傻事了,人们发现了最实在的东西——钱。就像崔健在另一首歌《春节》中所说,“老老实实地挣钱/这是光明的前途/搞好那人际关系/这是安全的后路”。考托福和GRE的热情胜过上街作秀。成功主义成为整个国民的意识形态。而这个过程,与《光荣与梦想》描述的竟如此相似。

  美国六十年代与我们这个时代相似的,除了摇滚乐和青年运动,还有汽车时代的来临,并伴随城市居住的郊区化,以及观光旅游的盛行,它现已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典型的周末度假方式。而当初的嬉皮士如今变种为波波族。这种六十年代以大麻、性自由为旗帜的做派被一股脑地延续下来,只是表现方式有所变异罢了。嬉皮士当然有其警世意义,提醒人们对强迫消费、被动接受和极端物质主义的警惕。还有,曼氏在书中详述的色情文化的泛滥——“一个小老太太要爬过一大堆色情杂志才能够到一本厨房与园艺之类的读物”——如今你在街头和网上不是随处可见?

  曼氏针对“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金斯伯格的同性恋秀写道:“充其量只不过是有几个浪漫派诗人,他们要躲开流行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那倒是真的。他们只不过是要求与大多数人分开,他们所宣传的不过是由来已久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而已……”根本无须给他们加什么神圣的光环。这种清晰的社会学洞察在书中随处可见。

  今天再读威廉·曼彻斯特的意义似乎在于,向六十年代和它所代表的一切说拜拜。新生代的青年人更生猛,更放肆,更堕落、也更幸福。只是,我们什么时候会产生一个威廉·曼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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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后重温《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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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后重温《光荣与梦想》

  □书评人许晖

  仅仅是出于行规,新版《光荣与梦想》原文收录了1979年商务版的“出版说明”。隔着二十多年的光阴看这段出版说明,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是看得惊心动魄——在重温本书的过程中,在每每惊讶于“历史相似性”的时候,读到这样的文字:“书中通过大量事实暴露了美国经济、政治、军事的矛盾和弱点及其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以及美国社会的离心离德、精神空虚和浮游无根的丑恶面貌。”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隐喻,是一个反转的镜像吗?“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以今视昔,正如作者威廉·曼彻斯特时常在写作过程中拿当时比以往一样,当我们重复了、经历着类似的历史进程,当某些意识形态的僵硬面罩撕下之后,我们会发现:也许,历史不仅是当代史,而且是人类生活的常态。

  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这些幻觉破灭的一代人,为寻找参照而疯狂阅读包括《光荣与梦想》和《伊甸园之门》在内的西方经典的过程。今日重读《光荣与梦想》,已经不复当年历史启蒙的震撼,讲述历史的手法也已经不新鲜了,如今我更关注的是——本书起始便描述的出生于经济大萧条时期(1932年)的一代人,他们的子女们在六十年代的所作所为,以及本书没有涉及到的,六七十年代结束后这一代人的命运。

  美国的六十年代被威廉·曼彻斯特称为“必得恶果”的时代——作者在书的末尾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突三分之一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并且引用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话说:“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冷战的冰凉铁幕,国外干预(越战)的尴尬结局,使那个时代的美国人获得了一种伤感的历史观。正是在这种伤感历史观的作用下,作者才奠定了本书的结论和结构:伟大的美国梦的破灭,“美利坚分裂国”的哀鸣。六十年代还没有显露它的伟大遗产。

  所以,在威廉·曼彻斯特关于这个“必得恶果”时代的细节化描述中,带着他惯有的亲切嘲讽的腔调:“在六十年代中期慢慢度过的时候,半裸体已成了时髦社会的风尚……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六十年代已经来临。”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在作者笔下呈现出斑斓的复杂面目,置身其中的某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甚至被漫画化和小丑化。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人口的半数都在30岁以下。随后半数都在27岁以下。”“来到大学校园的学生往往正是麦卡锡时代那些饱受凌辱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子女。”正是这些人,正是他们,是整个六十年代“所特有的反对一切束缚的总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他们和大学当局对抗,和警察对抗;或者离开校园,在广袤的美国大地上游荡;或者参加任何一次反战游行。对既成体制的反感和疏离,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狂欢,甚至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卷入了“黑色权利”运动和反战运动的阔大背景。并非只有和平和鲜花,也同时伴生着黑人暴力革命(马克西姆·X、黑豹党)和校园暴力,伴生着18岁的琳达服用LSD后在一个嬉皮社区被强奸致死的悲惨结局。这一切,都在六十年代结束后沉淀下来,等着对遥远的时代显露影响。

  而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个人,在退潮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当时代的因素隐去,观察曾经历历史的个人的自由抉择,应当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我就在美国导演马克·基切(MarkKitchell)的纪录片BerkeleyintheSixties(《嬉皮年代的乐与怒》)中看到过十余位当事人的自由抉择——无论如何,更多的人仍然坚定地站在年轻时的立场上。

  这个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又一代人出生了。同样的,经历了成长和成长中的挫折,经历了质疑和辩护,这一代人也开始选择。李皖在上个世纪末宣称:“你们过去的理想不是理想,只是理想的幻觉。你们早都变质了,早都换了一个人,所以你们要追忆……看来时代真的是要转季了。那喜剧式的结尾表明经历的痛苦已然抚平,过渡的时代终于要走到结束的关口。嘿!21世纪,请等一等,我们马上要脱壳了。”(《罗大佑是一种什么病》)“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这种加速度终于在今天赶上了这一代人,汇合上了这一代人。是的,理想的幻觉,想像中的辉煌;是的,喜剧式的结尾,结束的关口。但是,经历的痛苦真的已然抚平了吗?

  当世纪轮换的廉价乐观土崩瓦解,“代”的概念的确失效了,个人和个人的团结取而代之。那么,脱壳而出的人儿,你将走向何方?你的痛苦果然抚平了,还是根本就认为创伤不过是幻觉?你所宣称的“你们”和“我们”,谁是被加速度落下的落伍者,谁是乘着加速度快感如潮的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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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我看到的只有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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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连科:我看到的只有苦难

  □记者术术

  阎连科的最新长篇小说《受活》在《收获》2003年第6期发表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评论家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受活》将于2004年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是“布老虎丛书”改版后的抗旗之作。而此次春风社还推出了《受活》的珍藏版,珍藏版限量发行9999册,只要读者认为有不满意之处,即可退货,充分显示了该社对《受活》的信心。

  “受活”的意思是“爽”

  记者:小说的题目《受活》是什么意思?

  阎连科:小说絮言里的第一个注解就是解释“受活”的。“受活”是河南方言,方言的指向不是很明确,很难用普通话里的某一个词来概括。在普通话里“爽”字可能最接近它的意思,另外,它还有自由、忍耐、苦中作乐的意思。

  给小说起这个名字很随意,因为是用方言写成的小说,整个叙述的过程是展示方言的过程,我觉得小说的名字用方言可能更好一点。

  另外,小说里写的那个村庄叫受活庄,一个女主人公就叫受活婆,“受活”这个词跟小说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

  记者:小说里柳县长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对现实和社会的概况性也很强,你是出于什么构想?

  阎连科:我对农村、军队都非常熟悉,放之四海去考虑,“往上爬”是许多体制内的人的共同心理,无非表达方式不一样。现在一心走仕途的人都觉得,当官是一种事业,把当官美化得没法说了。

  柳县长只是其中一个颇具代表色彩的小人物。第二点,柳县长还有中国人的另一个特点,他考虑到生前,还考虑到死后。这的确是中国固有的,中国一个小村长、老百姓,都有可能考虑他死后如何。

  记者:以柳县长为代表,小说里的人物有很多荒诞的行为,是对社会现实构成了反讽吗?

  阎连科:这部小说跟我以往的小说比起来多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幽默感,但不是那种具体的句子、具体的细节展开的幽默,而是故事本身和人物命运都具很明显的幽默感。

  而《受活》和社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多尖锐、多复杂、多激烈,作为作者我是无法把握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无法停下来思考,只是始终保持着激情把小说写下去。一个人物要做什么并不是我写之前就设计好的,有了性格基础,人物是自然而然走到那个地方的。柳县长这个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做出让自己“永垂不朽”的非凡之举,这才合乎他的性格。

  所有的小说情节、人物的行为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必然。

  文学里看不到现实

  记者:你说过一句很抒情的话: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这表达了你对现实主义的什么认识?

  阎连科:我以前的小说大部分是老老实实地讲老老实实的故事的小说,但后来我发现现实主义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现实主义其实来自于人的内心。

  现实主义强调真实,但对文学来说其实没有真实可谈。任何的真实一旦进入作家的笔下都会是虚假的,作品的真实绝对不应该以生活的细节来核准。

  作家能力应该体现在让虚构抵达真实或者把真实的东西完成到非真实的程度上。所以,对现在的文学强调的真实,我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我觉得生活比小说复杂、深刻、阴暗得多,在文学里看不到现实的真实面目。我们的文学不能永远跟在生活的后面,只有放开想像往前走才有可能与生活同步,或者稍微往前走一点。

  记者: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最易被读者接受的一种表达,是因为如此,才被很多作家选择吗?

  阎连科:很多作家被现实主义束缚了手脚,被它捆绑着无法摆脱。大家认为现实主义是唯一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读者是伟大的,读者也是需要提高的。他喜欢吃巧克力,但我们不能永远给他巧克力吃,没有人给他吃一口黄连。黄连虽然很苦,有另外的效用。巧克力只能让人发胖,还没有一块地瓜的营养丰富。

  记者:有人对你们这些写“黄连”的作家提出质疑,认为你们大写苦难,不知道要带给读者什么,难道人性之美就不存在吗?

  阎连科:人性之美肯定存在,沈从文、汪曾祺都看见了,但它不在我的目光之中,不在我的内心。

  写作是在朦胧状态产生和结束的,一个人能写什么样的小说,是生下来就确定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找到,不是中途可以改变的。作品是内心的一种表达,苦难、疼痛是我能够触及和把握的。

  我的写作是把我认识到的东西公正、诚实地坦露出来,我不认为这是偏激。我看到的生活就是这样,我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我所表达出来的是有限的,我想到十分,只能写到三分四分吧。

  记者:你这样会不会用力过猛,伤到读者?

  阎连科:我觉得大家一直在吃巧克力,吃一点黄连没什么坏处。病入膏肓通常是温补,而我主张恶补,这样会有另外一种治疗效果。就像减肥通常采用运动、节食、喝减肥茶慢慢来,而我选择直接抽脂。

  我想做这样一种尝试,即便它不成功,三年的努力没有被读者认可,我也愿意这样做,愿意给阅读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我坚信读者会觉得他读了一部不一样的小说。我坚信在千百万读者里会有一部分人需要读喜欢读这种小说。

  方言激活汉语写作

  记者:你的小说在故事线索之外,每章后面有一个絮言作为补充,这种结构用意何在?

  阎连科:我是用方言来完成这部小说的,如果没有絮言,读者恐怕不能完全看得懂。有人说它是中国河南乡村的一本通鉴。让我说这叫什么结构我也说不清,但我觉得它和故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有些人特别喜欢这种结构,也有人觉得破坏了故事叙述的线索。我觉得让我一直写下去可能很难完成,读者和作者在这个时候都可以休息一下。

  记者:在你的小说里大量地使用了方言,会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

  阎连科:读者是伟大的,但在写作过程中,我一般是不考虑读者的,我只考虑自己怎么写才会好。现在汉语写作过于程式化,方言几乎被排斥在汉语写作之外。

  过去的一些小说像老舍的作品如果抛弃方言这个特点,艺术价值会大大降低。我认为方言写作对现代汉语是一种激活,读者可以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我没有能力拯救方言,也没有能力让方言走进汉语写作。但我想做这样一种努力,即便成为牺牲品,我也觉得非常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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